第 14 章 国民党对苏决裂

迁都之争

“中山舰事件”危机中，苏俄暂时退让是在等待适当时机剥夺蒋介石的权力。随着国民党北伐走向胜利，鲍罗廷奉命部署剥夺蒋介石的权力。1926年12月，鲍罗廷率国民党中央机构抵达武汉，宣布成立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及国民党政府将迁都武汉。蒋介石清楚，斯大林在“中山舰事件”中的退让是暂时的，自己的附俄之路走到头了，决裂不可避免，决心不让鲍罗廷主宰国民党的情况重演。应对鲍罗廷成立武汉中央的夺权行动，蒋介石提出中央政治会议留驻南昌，国民政府迁都南昌。至此，国民党分裂出了两个权力中心。

1927年初，蒋介石在军事胜利的形势下致电莫斯科，要求撤换鲍罗廷。共产国际拒绝了蒋的要求。蒋介石再通电国民党中央，以改组国民党中央为同意迁都武汉的条件。鲍罗廷拒绝改组要求，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推出了旨在剥夺蒋介石军权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条例》及全会决议，在其中宣布废除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更换组织部长，解除蒋介石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中的最高职务，削减北伐军总司令权力，中央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由汪精卫为首的七人集体领导。大会推翻了一年前通过的《整理党务案》，重新承认中共在国民党内的主导地位，让已经辞去国民党中央重要职务的共产党人复职，要求国民党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应对鲍罗廷继续独裁和赤化国民党的行动，蒋介石在南昌召开了政治会议，决定清除渗透到国民党内共产党人，并在会后立即采取行动，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江西各地国民党部捣毁。3月10日，鲍罗廷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推出了“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打倒新军阀”、“统一革命势力”、“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等反蒋方案，决定剥夺蒋党权、军权。至此，国民党内的两个权力中心公开决裂。

南京事件

出师北伐后，蒋介石对报界发表谈话说，北伐只针对北方军阀，北伐军将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安全。蒋的声明不能算数，因为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相反的决定。根据政治局决定，共产国际于1926年底召开了指挥中国革命的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推出了《中国问题决议案》，要求在北伐军占领区开展反帝运动、工农运动和收回租界运动。[1] 苏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的公开文件只提了开展运动，苏俄的秘密文件才显示莫斯科的真实指示。一份共产国际下达给苏俄驻北京使馆中的“北京中心”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俄文决议案该文件中写道：“有必要采取所有的措施激发民众反外国人……引导外国军队干涉内政，毫不犹豫使用任何手段，包括抢劫和殴打。为煽动可广泛运用这些事件引发与欧洲军队冲突”；[2]

苏俄驻北京武官向安插在北伐军各军政治部的共产党员发出秘密训令写道：“现时应全力调动中国的民族情绪……利用汉口各种事件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人。…… 为引起各国之干涉，应贯彻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抢掠及惨杀，亦可实行。”[3] 遵照莫斯科“暴行反帝”的秘密训令，鲍罗廷和北伐军各军党代表指挥北伐军在所到之处建立工会纠察队武装，制造针对美英日列强的排外暴行，造成外侨避迁，社会混乱。1927年1月，鲍指挥北伐军和数十万民众冲入汉口、九江的英国租界，将英国军警赶出了租界。美、英、日赶紧增兵上海数千人以表达维护租界的决心。[4]

3月24日，北伐军进入南京，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伯渠和第二军政治问主任李富春立即遵照苏俄训令指挥北伐军士兵对美、英、法、意、日等国领事馆和外国人住宅、学校、医院、商店、教会烧杀抢劫。[5] 在共产党员指挥下，北伐军杀害了英国领事、美籍基督教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JOHN E. WILLIAMS）、震旦大学预科校长（意大利人）等一批传教士，强奸了百余外国妇女，将英国领事夫人轮奸至重伤，枪击并劫掠了日本领事馆，强奸了35位日本妇女，殴打了在领事馆避难的日侨，将其中５人殴致重伤，负责保卫领事馆的日军大尉荒木龟雄为未能阻止暴行而自杀，[6] 当天，列强各国派出170多艘军舰在长江及中国沿海示威。其中英、美军舰对南京北伐军进行了报复性炮击，致南京军民死伤数十人，是为中共长期掩盖真相的“南京事件”。

当晚，蒋介石派人分别向日本驻南京领事森冈正平和日本芜湖代理领事藤村表示他本人将前往南京亲自处理事件，以诚意谈判解决善后，希望日本出面调停。25日，蒋介石乘楚同舰到南京下关，在舰上召见了北伐军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杨杰。杨杰报告说，南京事件是军内中共党员和中共南京党支部所策动。随后，蒋介石亲临南京暴乱现场处理事件，下令将肇事的第六军第三师缴械，将数十名实施暴行的士兵处决，通缉实施暴乱的第六军内的以林伯渠为首的共产党人。他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说，澄清暴行系北伐军中的共产党人蓄意制造，目的是要挑动外国势力与北伐军火拼。他保证，南京的暴乱事件不会扩大，北伐军不会以武力收回租界，国民党将组织专门委员会公开调查南京事件。

3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了《关于炮轰南京事件告全体男女工人、全体劳动者、劳动青年以及全世界披压迫民族书》，称英美开炮“是因为中国革命最近的胜利威胁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号召世界劳动人民“最坚决地抗议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采取一切措施全力支持伟大的中国革命”。 3月29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向日本政府电报：此次南京抢劫事件为北伐第二军、第六军、第四十军中的共产党人及南京地区中国共产党党员共同策划，袭击时有当地的共产党党员专为向导，执行对象与场所都有事先规划，专门针对领事馆、教会、学校中的洋人。[7] 根据各方面报告，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提出：共产党策划南京事件意在引列强介入北伐达成消灭蒋的目的，日本应配合蒋介石处理南京事件。[8] 日本政府决定接受币原的意见，命令日本军舰不得参与报复行动。原本准备报复的日本舰队司令在驶回上海后自杀，留置遗书说：他奉命不准开炮，以至海军保护侨民不周，无面目见国人。

上海武装暴动

1922年，共产国际建立了专门负责向远东各国输出革命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又称共产国际东方部，海参崴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局），任命维津斯基为局长，马林和片山潜为委员。1926年春，为准备配合推翻北洋政府，在中国策动暴动，苏共将远东局迁到了上海，任命维津斯基为主席，拉菲斯、格列尔、福京和中朝日三国共产党代表为成员。[9]随后，远东局立即着手策划暴动，计划效仿十月革命，趁国民党北伐之机抢先建立上海苏维埃政权。10月，北伐军由鄂入赣，击败了孙传芳军，远东局下令举行暴动。由于计划泄露，暴动被孙传芳轻易的镇压。11月5日，北伐军攻陷九江的消息传到上海，孙传芳后方动摇。远东局通过周恩来、李立三、赵世炎、陈延年等中共党员指挥收买的上海青帮发动了总同盟罢工。

1927年2月，北伐军占领杭州、嘉兴，远东局发动了第二次武装暴动，向罢工工人发放枪支，由中共党员指挥暴动军与上海守军与租界警方开战，造成百人死伤。因北伐军止步上海外围，远东局下令停止暴动和总同盟罢工。3月中，国民党北伐军攻占了龙华和苏州，上海直鲁军军心动摇，鲁军全线溃败，远东局再发动了第三次暴动，指挥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中共领导人率3000多工人与青帮组成的武装纠察队破坏上海各区的铁道、电线、电话线、自来水管等，然后占领警察厅，电话局，兵工厂，火车站，再武装进攻租界。3月22日，薛岳率国民党北伐命军笫一师进入上海近郊，中共武装纠察队占领市区，宣布成立上海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北伐军对峙。两天后，南京发生了北伐军暴行事件，蒋介石处理南京事件的同时严令保护上海中外商民的安全。

3月26日，蒋介石来到上海，指示北伐军上海总指挥白崇禧采取果断措施防止武汉冲击租界事件和南京暴行事件在上海重演，并向报界发表声明，保证将妥善办理南京事件善后，国民党军队不会武力收回租界。白崇禧随后宣布上海戒严，武力制止任何暴力排外，收缴工会武装武器。中共领导上海工人武装收编了直鲁军残部，势力壮大，又有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金钱军火扶植，拒绝接受戒严令，发表《为上海巷战告全世界工人》及《告全国工》书，要求白收回缴械命令，否则再行总同盟罢工。3月27日，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召开上海工人代表大会，检阅纠察队，按照苏俄指示提出了“收回租界，肃清一切反动派”等口号，切断了进出租界的交通，推动在上海复制南京的排外暴乱。

搜查苏俄使馆

中苏建交后，苏俄将北京代表处升格为驻华大使馆，以外交官的名义派来了大批情报特工人员及军事人员，在北京大使馆内设立了以颠覆中国政府为目标的“北京中心”，下设情报、特工中心，任驻华大使加拉罕为中心首脑，领导颠覆中国政府行动。苏俄大使馆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使馆，馆内设有兵营和军火库。1925年11月，“北京中心”策动“首都革命”暴乱，通过中共北方区委向暴乱骨干提供枪支弹药。暴乱因冯玉祥北约溃败后，“北京中心”将李大钊、中共北方区委骨干、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骨干等中国政府通缉犯，连同国、共两党机关长期庇护并豢养在使馆西院兵营院内，让指挥暴乱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以大使馆为据点，继续从事颠覆活动长达一年之久。其间，李大钊负责联络“南北二赤”，策划了冯玉祥回国，国民军五原誓师，为冯玉祥制定了出潼关、入河南，与国民党北伐军夹击讨赤联军的战略计划，同时继续指挥着北京城内的颠覆政府活动。

国、共两党反政府骨干藏身苏俄大使馆在列强中是公开的秘密。日本使馆和法国使馆人员早就发现苏俄使馆内军营院中中国人频繁进出，夜间举行会议，将此情况通报给了北京政府。京师警察厅派密探扮作三轮车夫监视侦查，逮捕了帮助李大钊与外界联络的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渤海（黎天才），在李供出苏俄军营内部情况后将其释放。

日本反对苏俄推翻中国政府的计划，支持张作霖对抗苏俄赤化中国。北伐军兵进江浙时，东久迩宫亲王作为日本天皇的全权代表率土肥原贤二等人来到北京，推动北张南蒋联手反赤。土肥原将日本情报网搜集的苏俄使馆内躲藏的中共党人的名单、馆内要图提供给了张作霖，向张解释李大钊为冯玉祥制定的“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八字方针意思是与国民党北伐军汇合，“消灭奉军，饮马黑水”。此外，日本将苏俄颠覆北京政府的计划通报了列强各国，建议使团一致行动支持张作霖。[10] 各国公使商讨决定，支持北京政府搜查苏俄使馆，并向张作霖说明：虽然《辛丑条约》规定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中国军警不得入内，但苏俄政府以使馆为颠覆中国政府的指挥中心，窝藏政府通缉犯，贮存军火，早已违反了国际法和中俄、奉俄协定，并且苏俄曾布废除不平等条约，自动不受《辛丑条约》保护，中国政府完全有理由搜查苏俄使馆。各国公使委托荷兰公使欧登科出面协助张作霖端掉苏俄使馆内的颠覆活动窝点。3月，日本方面再向张作霖通报了蒋介石将出手反赤的情报。在列强各国的支持下，张作霖决定突击搜查苏俄使馆。这时，由李大钊介绍入党的中共秘密党员杨度得知了搜查使馆计划，通告使馆内的李大钊走避。李不相信张作霖有胆动苏俄使馆，对躲避劝告置之不理。[11]

4月5日晚，京师警察厅派出三百余军警、宪兵强行进入苏俄使馆内军营搜查，拘捕了躲在其中的李大钊一家及六十多位共产党、国民党人及十多位俄人，搜出大批枪械、子弹。使馆人员在警察进入时正在焚烧文件，消防队员和军警缴获了百余箱来不及销毁的秘密文件。北京警察厅派人翻译整理了这些苏俄文件。其中包括：

苏俄颠覆北京政府的军事、政治计划及实施细则；

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中共、国民党和其它组织的联系和指令记录；

1927年1月30日军事会议案笔录；

苏俄利用冯玉祥的计划及报告；

1927年3月13日军事会议案笔录；

《苏联大使馆会计处致广东军事顾问加伦函》；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共产国际执行局、苏俄政治保卫局、苏俄红军军事情报局及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等领导机构发给驻华苏俄外交与特工组织的密码电文；

苏俄政府给驻华武官训令：据北京警察厅公布，此件内容关系国际甚大，业已被火，原文上端左角及下部均已焚毁，仅余全文二分之一，其译文为：“兹特附送国际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全体大会通过之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并将根据该项议决案所拟定之训令寄发，仰卽遵照办理可也。①现时应全力注意增长中国革命运动之国民性质，为达到此种目的起见，必须以国民党为中国国民独立党，而为有利国民党之宣传，应扩大利用汉口各种事件，及英国对于各该事件之态度，资为证据。第一可以证明国民党国民工作之进步。第二可以证明欧洲各国对于中国革命战鬪力之显然的薄弱。②必须于张作霖军队所占领之地域内，造成排欧之混乱。③ 破坏张作霖之威信，宣传张氏为国际间各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妨害中国国民党自由工作之受雇者。④激动反抗欧洲暴行之风潮及英国计划（以下被焚）。 ⑤必须设定一切方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为达到此种目的起见，必须设法获得各国对于国民群众之适用武力战斗。为引起各国之干涉，应贯彻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抢掠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遇有与欧洲军队冲突事件发生时，更应利用此种机会，实行激动。⑥现时应暂缓实行共产党纲，因此时实行可使张作霖之地位巩固，并加重国民党之分裂。吾人已向鲍罗廷严重训令，暂时停止对于资本阶级之过激手段。张作霖失败以前，应抱定自己之宗旨，卽在国民党内，暂行保留国民之各种阶级，资本阶级亦应保留。⑦实行此种排斥欧人之运动时，保存各国间之不协调，非常重要。日本能于最短期间派多数军队来华，故令日本与各国隔离，尤为特别重要。为达到此种目的起见，于一切运动之中，必须严加监视，务使日本侨民无被害之人。但于激动排外风潮之时，将日本除外，殊足以引起不愉快之观感。故实行激动排外风潮时，必须假托反对不列颠（英国）运动之名义也。本件抄本，迅速分送各分部及指导人员（以下被焚）”；[12]

《苏俄在华密探局组织法》及《苏俄在华特务组织系统表》：苏俄在华设有军事及政治两种密探系统，而均直接受莫斯科指挥，在华亦通过使馆互相协助。军事密探组织只有纵的关系，而无横的联系。各地共产国际机构，在国民革命军中苏俄顾问人员，均须协助军事密探工作；[13]

《苏俄在华使用之经费》：1925年10月1日至1926年4月1日苏俄在华军政费半年度预算为：（1）对于中国全国之普通经费共美金93,853元，其中中共中央军事指导人员经费50,000元；（2）资助冯玉祥国民军反奉经费共美金148,830元；（3）国民军第二、三军（胡景翼、孙岳所部）经费共美金140,240元；（4）广东经费，因缺乏相当报告，未拟定预算。除广东外，总计半年预算即为美金383,933元，约合中国大洋100万元；

《蒋介石、冯玉祥向苏俄借款的契约书以及苏俄向北伐军提供武器的清单》（此项清单系从燃烧中抢出），其中冯玉祥与苏俄的军械借款协定总额为1090万卢布；

《援助国民党北伐军的财务清单》；

《北京中心在华特工组织的工作指南》等等。

4月9日，苏俄代理外交委员长李维诺夫向中国驻莫斯科代办郑延禧提出严重抗议，称北京政府侵犯了苏俄使馆人员的治外法权，搜查使馆事件系帝国主义的挑拨行动，北京政府是帝国主义工具，要求立即撤退监视之军警，释放所拘俄使馆馆员，交还使馆文件，称否则或引发战争，称苏拟撤回驻北京外交人员，苏俄政府决不屈服任何人之挑衅。此外，苏俄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海参崴等城市组织了抗议中国政府搜查使馆的示威游行。中国政府外交部驳回苏俄抗议说：使馆不得利用治外法权暗藏军火，容留反政府组织和政府通缉犯，不得成为助长所驻国内乱的机关。此次搜查并未包括使馆，仅限于使馆附属房屋。在苏俄使馆附属房屋内查出的军火、宣传物品和反政府党人足以证明苏俄有意扰乱中国治安，破坏中国秩序。苏俄所提要求与事实不符，碍难照办。被中国驳回抗议后，苏俄召回了驻京代表赤尔尼率领馆员二十余人，宣布断交。

张作霖不仅拒绝苏俄的抗议，还批准将部分从苏俄使馆搜查到的文件公开展览，供中外人士参观，分十批陆续公诸报端，以行动表明了坚决讨赤的立场。苏俄大使馆的文件被报纸披露后，国人为苏俄颠覆中国政府计划之周密，对中国政局分析之精到、安插密探之多、动用金钱数额之庞大震惊，各界纷纷谴责苏俄以金钱武器操纵国、共两党推翻北京政府的罪恶。对于中国舆论的谴责，苏俄派外长李维诺夫称中国政府搜获苏俄驻北京大使馆的文件系伪造。

不久，北京政府将从苏俄使馆搜查到的机密文件内容翻译编辑成百万字的《苏俄阴谋文证汇编》一书。该书的《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章显示，苏俄一手建立、训练及装备了国民党军；苏俄操纵国民党北伐军推翻北京政府；苏俄提供金钱策动了所谓反帝运动；苏俄提供了中共经费的全部和国民党经费的大部；苏俄用于扶植中共和国民党的经费和运来的军火数额极其巨大，足以击败中国的政府军，颠覆中国的政府。搜出的苏俄文件内容清楚地说明了中国是如何走上革命轨道的。搜获文件中的一封莫斯科给鲍罗廷的电报暴露苏俄策划北伐，在中国制造祸乱的目的是为了自身安全。该电报：“我们的人帮助南方军队北伐，但却不能让南方军队占领全国；我们的目的，是要用这一个军事行动，来牵制其他帝国主义的力量，使他们不能从东方来打苏联。’”[14] 张作霖将苏俄秘密文件公之于众后，斯大林主持苏共政治局下达了“除掉中国满洲地区的独裁者、反苏反共的北洋政府大元帅张作霖”的命令。8月初，苏俄红军军事情报总局局特工站站长К.萨尔嫩接到了暗杀张作霖的密令，开始行动。[15] 由于张作霖公布的苏俄机密文件暴露了国民党、共产党的受外国扶植起家的老底，两党均惧怕《苏俄阴谋文证汇编》一书流传，国民党攻占北京后立即下令停止公布苏俄文件，国、共两党联手将《苏俄阴谋文证汇编》一书全部销毁（据说台湾南港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有一部该书的存世孤本）。

逮捕李大钊等俄党后，张作霖面临如何处置的难题。审讯中，李大钊对服务苏俄，为苏俄从事谍报活动，领导共产党、国民党颠覆政府，奉苏俄之命策反郭松龄、冯玉祥等所作所为供认不讳，态度上十分配合与坦白。（北京市档案馆藏有当年的《李大钊供词》原件，但供词内容至今被禁止公布）中共推章士钊，杨度，梁士诒等名人出面说情营救，策动北京教育界和政界发起了呼吁宽大处理的请愿活动。一向尊师重教的张作霖犯了难，认为像李大钊这样替洋人作内应的汉奸罪当处死，但又不想背杀教授的恶名。于是，他特致电张宗昌，孙传芳、阎锡山、张学良等安国军主要将领征询对李大钊的处置意见。除了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余高级将领一致主张“将俄奸、赤匪李大钊立即正法”。当时报纸刊载的前方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死者不知若干，今获赤党首要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将士？”在讨赤联军将士一致表态后，张作霖批准以里通外国罪判李大钊死刑。李大钊表示接受判决，提出愿接受绞刑而不愿被枪决。张作霖同意了李的最后请求，批示拨款特为李进口了绞刑架。4月28日，李大钊等二十位俄党被处绞刑，另有十四位被判徒刑。之后，中共地下组织发起将李大钊出殡办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并打出了“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的挽联。李的北大同事们发起了募捐厚葬。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梁漱溟、马叙伦、李四光、鲁迅，国民党要人汪精卫、陈公博、戴季陶等参加捐款。[16]

李大钊的十年红色生涯代表着苏俄对中国的强大影响力，代表苏俄赤化中国的祸害。十年中，苏俄背信弃义，霸占中国领土，将蒙古分离出了中国，将中国推入战火和内乱，李大钊接受苏俄的金钱，在北大成立了无数组织团体，办了无数刊物，组织了学生南下演讲团，领导了全国性的五四运动，指挥学生实施暴行，领导了工人运动，拥苏运动，促无条件与苏建交运动，替苏俄联络孙中山、吴佩孚，领导了二七大罢工、全国性的国民会议运动，策动了冯玉祥政变、郭松龄反奉，领导了“首都革命”暴乱，策划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在政府通缉后举家藏身苏俄大使馆，继续从事颠覆中国政府的活动，策反阎锡山脱离讨赤阵营，策动冯玉祥、阎锡山夹攻北洋政府。十年间，李大钊充当了苏俄颠覆中国的工具，一派苏俄论调地宣称“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统治下，那里的人民也可以生活得更好。”[17] 张作霖指李为汉奸没有错，北京政府对李的判决属维护主权和国家安全的正义之举。北大同仁们厚葬的是学者、思想者李大钊，而中共地下组织发起厚葬的是苏俄特工李大钊。

中共后在纪念、歌颂李大钊时称李之从容赴死是坚信共产主义，多年后将判处李大钊死刑的民国法官王振南以反革命罪处死报复。其实，李大钊在临刑前曾向密友吐露对共产革命的怀疑说：“循着苏俄发展之迹，怕要走上沙皇的老路”。[18] 这句将死之言道出了一个知识分子作了苏俄特工后欲罢不能的内心冲突。因为他知道，走上附俄道路后已经不能回头作回独立学者了。或许，他的内心冲突已经发展至幻灭，以对所作所为供认不讳，服从判决，从容赴死来寻求解脱。

四一二事变

北伐开始后，斯大林命鲍罗廷加紧剥夺蒋介石军权的部署，蒋介石预感摊牌迫近，开始为对苏决裂作准备，秘密派人向日本传话，谓“不久即与共产党断绝关系，尚祈关照”，[19] 派唐生智与张作霖代表杨宇霆接触。日本反对苏俄赤化中国建立亲苏政府，积极推动蒋介石对苏决裂。在北伐军向北推进的同时，日蒋双方频繁接触：1926年11月，日参议员藤村义朗和池田长康到南昌拜访了蒋介石；12月，日本陆相宇垣一成派铃木贞一到九江见蒋介石；[20] 1927年初，币原外相派其亲信、外务省条约局长佐分利贞到上海、武汉、南昌、广州等地，会见了分裂两派的国民党要人，再到南昌会见了蒋介石；[21] 蒋介石派吴铁城秘密赴日会见日本朝野要人，[22] 双方达成了联手阻止苏俄赤化中国，驱逐共产国际势力的共识。

南京事件中，英美军舰炮击南京报复北伐军暴行，日本命令日舰不得采取报复行动。蒋介石在自安庆赴南京途中得讯，立即派黄郛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进行了沟通，向日方通报共产党制造事件的真相，重申他严禁排外的立场，保证采取严厉措施制止暴乱。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认为，共产党在南京实施暴行是欲使蒋介石垮台的政治阴谋，采取强硬措施等于帮助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夺取蒋的权力，建议温和处理，配合蒋介石，各国联手挫败苏俄赤化中国计划（这一政策后来被称为“币原外交”）。接受币原外相的建议，日本政府决定不采取武力报复行动，支持蒋介石处理事件，推动国民党对苏俄决裂。根据日本政府的决定，币原外相训令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循外交途径解决南京事件。在南京事件后的北京公使团商量应对排外暴行的会议上，英国主张武力报复兼经济制裁，币原强调日本相信蒋介石能够制止1900年那样的排外暴行，劝说英、美放弃武力报复，配合蒋氏处理事件。[23] 他解释说，如果采取强硬立场，可能使蒋介石垮台，这正是苏俄所希望的结果，目前，国民党内部已出现追随苏俄与脱离苏俄的两派分裂，各国一致行动支持蒋介石解决南京事件才不致落入苏俄与共产党的圈套。他建议国向蒋承诺将支持反共新政权以推动蒋介石与苏俄决裂。

币原外相的建议与美国政府的立场不谋而合。通过中山舰事件，美国相信蒋介石持反共立场。南京事件后，美国政府主张放弃对北伐军武力报复，而敦促蒋介石镇压各地的工人武装，等待国民党转向。英国政府接受了币原的劝告，奉行与美、日一致的政策。于是，北京公使团会议决定，放弃对国民党北伐的联合干涉，要求国民党当局制止排外暴行，调查南京事件，惩办肇事暴徒，支持蒋介石控制局势。莫斯科对没有引爆列强的联合武装干涉感到失望，对各国支持蒋介石控制局势感到紧张，加紧部署“去蒋”。根据指示，鲍罗廷召蒋赴宁参加国民党中央会议，准备调虎离山实施逮捕。

列强各国的分化政策见效，大多数国民党人呼吁蒋介石出手结束鲍罗廷掌控国民党的局面。1927年3月28日，国民党右派主导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举行会议，通过了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提出的《护党救国案》，要求立即清除党内、军中的共产党。4月2日，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照会国民党政府，要求“宁案（南京事件）必须获得完全满意之解决”，推动国民党下决心对苏决裂。同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再开紧急会议，会议主席蔡元培出示了监察委员整理的《中共自二大以来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决议和通告》和《中共在浙江阻止入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的罪状》等文件。会议列出了国民党中陈独秀、周恩来、毛泽东等一大批中共党员名单，通过了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李宗仁、黄绍竑、陈果夫等委员联名提出的《检举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案》，要求立即“清共”。当晚，黄郛再晤矢田领事，向日本方面转达了蒋介石对币原政策“充分理解”的立场，通报了 “目前正招集将领反复计议，俟准备完成后即付诸实行，四五天之内可见分晓；与共产派分离问题解决后立即着手解决南京事件”。日本方面立即将蒋的通报透露给了张作霖，促张下决心搜查苏俄使馆。

在日、美、英积极推动蒋介石与苏俄决裂的同时，苏俄则加紧制造针对美英日的排外暴行，希望挑起三强出兵与蒋介石开战的局面。根据苏俄的指示，刘少奇指挥武汉共产党人于4月3日在汉口逮捕日商和日本水兵，攻击日侨，引致日水兵登岸开枪报复，事件造成数十华人、日人死伤，是为 “四三事件”。4月4日，中共在汉口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反日集会，要求日本水兵撤离，接管日人的工厂、商店。在武汉，鲍罗廷指挥国民党左派及中共发起了“迎汪复职”运动，冀“以汪压蒋”。4月5日，汪精卫回到上海，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了与陈独秀的《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汪陈联合宣言》）。宣言说：“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携手到底，绝不受人离间。”汪精卫承诺国民党不会制裁党内共产党人的联合宣言遭到国、共党人的一致谴责。国民党人谴责汪精卫亲共附苏；在共产党内，陈独秀的宣言被指责为是右倾投降主义，成了陈在不久后被罢免总书记时的罪状。4月5日夜，北京政府军警端掉了苏俄大使馆中的颠覆指挥中心。张作霖立即将搜出的部分文件公诸报端。这些苏俄文件清楚显示，苏俄指使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实施针对美英日人的暴行，指示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展开对国民党右派斗争，计划操纵国民党北伐军推翻北京政府，让共产党人从国民党内部夺取领导权，清除蒋介石为首的所谓国民党反动派。一时，全国舆论在谴责苏俄的同时，强烈谴责国民党和北伐军充当苏俄赤化中国的帮凶。

4月7日，一批长期以来反对赤化的国民党中执委员发表联名宣言，谴责赤化说：“中国共产党受卢布之豢养，奉第三国际之命令，叫嚣隳突，向为国人所不齿。及民国十一年秋，共产党徒陈独秀等声称愿以个人资格加入中国国民党，信仰本党主义，谨守本党党纲，服从本党纪律，本党总理素抱既往不咎与人为善之怀予以容纳。彼等寄生其中，渐形滋蔓，置本党之主义党纲纪律于不顾，仍惟卢布之豢养是重，惟第三国际之命令是遵，破坏本党之言论举动，层见叠出。各地同志及中央监察委员提出弹劾，力主曲突徙薪，旋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加以严重之训令，彼辈犹怙恶不悛。……同人根据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之决议，及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付托，奔走呼号，不敢告劳，特胪列共产党破坏本党破坏国家破坏社会之罪状如左：

破坏本党之罪状：共党分子既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自有忠于本党之责任。而彼辈何如者，其对于主义也，既借口民族自决，世界革命，以破坏民族主义；借口无产专制，以破坏民权主义；借口阶级战争，以破坏民生主义……

破坏国家之罪状：……共产党辄唱中国革命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吾人须服从第三国际指挥，苏俄是工人的祖国，列宁是我们革命的导师，世界革命成功万岁，鲍罗庭万岁，种种口号标语，缘之而起……

破坏社会之罪状：……共产党以打倒知识阶级、打倒资产阶级为幌，拆散知识阶级资产阶级与农工联合之阵线，复以该党之流氓地痞，把持总工会，农民协会，擅设纠察队劫制羣众，任意骚扰，任意拘捕，任意鞭挞，任意杀戮，任意牵缚游街，任意没收货物，任意敲诈商民，任意压迫自由，贿赂公行，睚眦必报，有绅皆劣，无土不豪，而真正农夫工人，田不得佃，工不得作，复困之以会金月捐，重足侧目，誓与偕亡。国民政府或地方政府，偶尔取缔，则诬为摧残农工，鼓动罢业，以致交通阻塞，商肆停闭，物价飞腾，金融枯竭，军饷拮据，庠序鞠茂草，礼义廉耻荡然无存，革命军甫临上海，各界喁喁待治，及共产党挟伪市民政府与武装纠察队以横行，布流言蜚语以恫吓，租界如遇大敌，市民顿现恐慌。长此以往，固有生产，胥将废辍陵夷，更无产之可共。而乃招摇于众曰共产共产，是不啻先掠人之饼为己有 而画饼以充人之饥也。”[24] 实际情况确如宣言所指，北伐战争带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祸害。随着国民党北伐军占领区扩大，苏俄策动的工人运动、工人武装在各大城市蔓延，总工会和纠察队成了各地恶霸，所谓工人运动就是鼓动工人不干活，结成工人武装敲诈勒索，随意以“工贼”、“反革命”罪名杀人。在工人运动兴起的城市，工会漫天要价地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仅工会向东主勒索一项就令业主难以生存，迫使老板逃亡或自杀。例如，有店员工会章程规定：凡本会会员每日工作时间应自上午九时起至下午五时止，休息时间店主不得过问；休假当与各机关同，春节并应放假半月；每年还应准假三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四个月，最长者可达五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工资还要加倍；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之分红；另凡本会会员月薪还应增加三至四倍，即原有薪水不足20元者应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元。[25] 共产党在各地鼓动成立的工会大多如此。逼迫店东增加工资十多倍的工人运动对各地经济和民生的摧残是毁灭性的。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租界交通断绝，日侨撤退，工厂、商家关门，万余武汉工人失业。社会各界对苏俄引入的恐怖工人运动深恶痛绝，一致盼望取缔工人武装以拯救社会与经济。

4月9日，邓泽如、黄绍竑、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古应芬、陈果夫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再次联名发表“救党护国”的长篇通电，痛斥苏俄引入中国的的工农运动敲诈勒索、暴力剥夺、杀人放火，斥武汉国民党中央是俄人傀儡，号召“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4月11日，英、美、日、法、意五国代表分别向武汉政府外交部长和蒋介石递交了不设时限的《宁案通牒》，要求“惩凶”及“制止一切形式的暴行和骚乱”，保证将来对于外人生命财产不受侵害，赔偿损失，否则将采取行动。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清楚与苏俄的决裂不可避免，等待着决裂的时机。苏俄使馆秘密文件见报后，他决定对苏决裂，分别向美、英、日等列强，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政治部主任黄绍竑和总参谋长李济深征询意见，得到各方的支持表态。4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下达了武力清共命令，命令以武力解散各地的中共武装工人纠察队，宣布取消鲍罗廷主宰的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总部迁至南京，成立负责清查在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的清查委员会，取缔共产党。当天，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南京和上海的国民党军同时行动，取缔中共组织，将工人纠察队、农民武装缴械，解散，将一大批中共领袖、共产党员、工会骨干处决，是为“四一二事变”。在上海，淞沪戒严司令部正副司令白崇禧、周凤岐为免受到 “军队镇压民众”的谴责，请上海青红帮出面查封纠察队各据点，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4月13日，总工会组织示威游行，白崇禧下令武力驱散，将工人纠察队武装残余缴械。在广东，第四军军长兼总参谋长李济琛与古应芬、李福林、陈孚太、邓彦华组织特别委员会，任钱大钧为戒严司令，派海陆军包围了黄埔军官学校和广州工人代表会、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济难会、妇女解放协会、铜铁工会、海员工会、河南驳载工会、酒楼茶室工会等中共下属机关，击败粤省各地的工会纠察队、农团军，封闭工会机关两百余处，拘捕共产党人两百多人。汕头国民党军同时行动，将共产党广东农军总指挥罗绮园及各路指挥彭湃、龚楚等领导的，作恶多端的农会武装缴械，粉碎了彭湃举行暴动及建立广东苏维埃的计划。随着各地工会，工人武装恶霸被打掉，工农武装为所欲为乱捕路人，随意敲诈勒索商家和杀人情况被制止，恐怖局面结束，各界和民众拍手称快，经济生活迅速恢复正常。

梁启超记录从苏俄引入“工运”、“农运”、“土地革命”到四一二事变写道：“近来南北两方同时破获共产党机关——即俄使馆及领馆发现出那些文件（现在发表的还不到十分一、二），真真可怕，真真可恨。现在国内各种恐怖情形完全是第三国际的预先计画，中国人简直是他们的机械。……共产党中央执行会的议决，‘要在反对派势力范围内，起极端排外运动，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手段，一切皆可应用’。这个议案近来在俄使馆发现，已经全文影印出来了。（俄人阴谋本来大家都猜着许多分，这回破获的文件其狠毒却真意想不到，大家从前所猜还不到十分之二、三哩）。”“共产党如此，国民党又怎么样呢？近年来的国民党本是共产党跑入去借尸还魂的……自黄埔军官成立以来，只有共产党的活动，那里有国民党的活动。即专以这回北伐而论，从广东出发到上海占领，那一役不是靠俄人指挥而成功者。（说来真可耻，简直俄人来替我们革命。）党中口号皆由第三国际指定，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阶级等等，那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来。除了这些之外，国民党还有什么目标来指导民众？……国民党简直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了。近来蒋介石们不堪共党的压迫，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利害多少倍。同时共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右派。（前面那几张纸都是十天以前陆续写的，现在情形天天剧变，很有些成了废话了）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党人杀党人——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一万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胡里胡涂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26]

得到社会各界一致拥护的四一二事变标志国民党对苏俄决裂，不再作苏俄傀儡和赤化帮凶，标志斯大林通过扶持国民党北伐建立中国傀儡政府计划的失败。莫斯科、鲍罗廷控制的国民党武汉中央和中共对四一二事变深恶痛绝，称事变为反革命事变，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称蒋介石叛变了革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工人阶级及共产国际的敌人。五月一日共产国际指挥各国共产党各自举行五一游行，谴责中国国民党叛变革命。

国、共两党所谓的“国民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不过是苏俄出钱出枪祸乱中国的“赤化”过程，即“斯大林的中国战略”。这一“大革命”扼杀了清末民初以来中国走向宪政，联省自治的进程。几年前，陈炯明拒作俄人附庸，拒绝祸害家乡，被国民党称为叛变革命；“四一二事变”后，蒋介石也因拒作苏俄傀儡被称为叛变革命。中国革命具有外国操纵性质和祸害中国性质，站在苏俄立场的所谓的反革命正是站在中国立场的正义和爱国。共产国际设在上海设立的远东局是专门从事策动暴动和颠覆中国政府活动的机关。“四一二事变”迫使它暂停颠覆活动，这从侧面证明了“四一二事变”的正义性。

在“四一二事变”一周前，斯大林在的一篇讲话中把蒋介石比喻为一匹仍有利用的价值的老马，可以利用来“反对帝国主义”，…… 利用完这些人后就可以将他们“像柠檬一样挤碎，然后扔掉。”但他没有想到，他发表这篇讲话的当晚，张作霖搜查了苏俄驻北京使馆，使他“用完蒋介石后挤碎、扔掉”的计划曝光，蒋介石跟着动手清共。四一二事变后，苏俄立即下令销毁斯大林这篇露骨的讲话。1９３５年夏，旅居巴黎的著名美国记者伊罗生（H·R·ISAACS）在查阅共产国际的简报《国际新闻通讯》时发现缺少了刊有斯大林１９２７年４月５日关于中国革命讲话的一期。于是他到伦敦大英博物馆寻找，那里恰好也缺少了这一期。回到美国后，他有幸从美国共产党那里找到了全套《国际新闻通讯》，但其中的那篇斯大林的讲话还是被剪掉了。他锲而不舍，终于从一位在纽约的“托派”领导人处找到了刊有斯大林那篇讲话的通讯。这篇被斯大林严令销毁的讲话最好地诠释了革命党斗争术，也是了解中国四一二事变来龙去脉的重要资料。一年前，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果断出手反击，避免了自己被季山嘉清算。这一次蒋介石不上鲍罗廷调虎离山的当，果断出手“清共”，再次避免了自己被斯大林清算。

四一二事变后，日本新首相田中义一和英国外务大臣张伯伦分别表示，造成南京事件的共产党已受到中国政府的处罚，“宁案通牒”的要求已经达到。1928年3月，国民党政府就南京事件向美、英、日、法、意等国道歉，并分别达成赔偿协议，其中，中日间的赔偿协议于1931年4月换文，中国政府为南京事件（宁案）赔偿日方官民损失75万元。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宣布成立与武汉政府抗衡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仪式上，蔡元培代表中央党部授印予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至此，国民党分裂为汉、宁两个中央和两个政府。成立仪式后，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宣告南京国民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清共后的国民党仍不能摆脱俄党色彩，在宣言仍重复 “打到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以促进世界革命”等苏俄制定的口号。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会议通过了决议，取消广州“二大”作出的“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决议，恢复邹鲁等人党籍（此后，“永远开除”后再“撤销开除”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传统）。作为清党行动的配合步骤，会议宣布国民党开始党员重新登记，要求所有党员须接受三个月的调查，每两周向其所在支部报告自己的政治活动。

南京政府成立后发布了第一号通缉令，通缉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林伯渠、谭平山、恽代英、毛泽东、董必武、罗亦农、于树德、张国焘、高语罕、李立三、瞿秋白、侯绍裘、林彪、周恩来、郭沫若、章伯钧、陈启修、詹大悲、李汉俊、方志敏、彭述之、沈雁冰、施存统、张太雷、邓颖超等197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要人。应对国民党对苏决裂，宋庆龄、何香凝、陈友仁、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毛泽东等四十位俄党发表通电，谴责蒋介石“叛变革命”。

南京政府成立后，列强各国立即宣布与武汉政府断绝关系，与南京方面建立外交关系。蒋介石、蔡元培等人电请汪精卫来南京加入国民政府。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通电拒绝，谴责“蒋介石反共、反革命”，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本兼各职，下令讨伐蒋介石。这时，列强各国在武汉江上集结了数十艘军舰，明确表达出为制止第二次义和团排外暴乱不惜一战的决心。为了武汉政府的存续，鲍罗廷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了“战略退却”，改口宣布保护外人商业财产，设法缓和管制区内因开展工农运动和反帝运动而造成的经济崩溃和政府财政危机。苏共中央批准了鲍的“战略退却”建议，变相承认了北伐以来推行的反帝排外、到外建立工农武装、唆使工农武装为所欲为政策的不可持续性。

阎锡山易帜与安国军政府成立

张作霖在审判李大钊时还不知道，策反吴佩孚、冯玉祥、郭松龄之外，李大钊躲在苏俄使馆期间还奉北京中心之命负责策动阎锡山脱离“讨赤联军”阵营。1926年底，李在中共内部报告中说：“关于第三策，此间早已进行，在一个月以前我便托人向晋阎的驻京代表说：‘国民党中央驻京负责的人很想知道晋阎对于国民党的真实态度为敌抑为友？’”[27] 他在致阎的策反信中写道：“现在革命军之势力已足控制长江，国民军亦且雄视西北，倘来岁春深反奉战起，百川果能率其十数万健儿加入我革军方面作战，则榆关以内胡骑全清，易如反掌耳。”[28] 随着北伐军在战场上不断获胜，善于趋利避害的阎锡山看清了国民党的胜利前景，决定接受李大钊的策反，脱离讨赤阵营，派代表南下与蒋介石联系，表达转投意向。1927年3月，蒋介石委任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4月初，阎锡山收到张作霖就如何判决李大钊的征询意见函，沉默不复，准备着易帜反张。6月6日，阎锡山宣布率军加入国民党，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改挂青天白日旗，给了讨赤阵营沉重一击。

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宣布组成安国军政府，就任海陆军大元帅，代理政府元首，发表“讨赤”通电说：“凡我全国同胞，既负保国安民之责，皆有同仇敌忾之忱，自必通力合作，不必功自我成。此后海外各将帅，不论何党何系，但以讨赤为标题，不特从前之敌此时已成为友，即现在之敌，将来亦可以为友。惟对于赤祸则始终一致对敌，决不相容。”7月15日，阎指挥晋军出兵石家庄讨奉。随着阎倒戈，安国军战线开始崩溃。

第 15 章 工农运动

苏俄引入土地革命

建立苏维埃政权后，苏共采取强迫农民迁徙的办法来消灭富农，以暴力胁迫，将富农及其家属迁徙到生存条件恶劣的西伯利亚。苏俄在迁徙过程往往长达几个星期甚至一个月，数十万人在迁徙途中因食宿条件恶劣冻饿而死。抵达目的地的富农及家属也多由于生存条件恶劣而大批死亡。在剥夺富农私有土地和财产的过程中，全苏发生了上千次农民起义，暴动农民杀害了数千苏俄党政人员，十倍、百倍的起义农民被苏共军队屠杀。通过暴力剥夺和强迫迁徙，苏俄基本消灭了富农阶级。

1920年，苏俄建立了中共，计划将苏俄的暴力剥夺地主财产的土地革命引入中国。1924年，苏俄在建立黄埔军校的同时开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培训农民运动骨干。传统中国乡村由地主乡绅、农民和游民等三大社会成分构成。地主乡绅承担着提供农村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财源的责任，是乡村的领袖；游民（包括地痞流氓、二流子）无产、无业、无责任心，为农民和地主所不齿，在乡村中没有地位，也没有资格和能力参与乡村治理。苏俄土地革命培训的要点鼓吹讲阶级斗争，要求将农村秩序颠倒过来，以农村游民为革命先锋和农民运动骨干，唆使农民暴力剥夺地主乡绅的财产甚至生命。正经的中国农民信奉劳动致富，不愿意学杀人夺财，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的学员中没有正经农民，而是以无产、无业、无责任心的小知识分子，游民、流氓无产者为主。

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学内容包括组织学员讨论如何对付“土豪劣绅”，教材内容包括杀人放火的各种教唆。例如， “倘有土豪劣绅最强硬的，便割脚筋和耳朵，戴高帽子游街，甚至打死”，“十六，凡暴动胜利后，各级农会及武装组织，皆应布告准予革命民众自由杀戮反革命，以资鼓励。”“如万不得以退走某地时，必威吓当地民众搬迁一空，俟敌到后，无从觅食；同时并在敌人宿营地方潜入，夜间可任意放火，焚烧居民房屋……”“十四，敌人来到时，我们应将庙宇庵堂等……乘机拆毁焚烧，使人民怀疑是敌人所干，因而讨厌敌人，并设法在敌人范围内随时杀戮人民，使人民人人自危，同时使敌人无地方可驻扎。”“凡暴动胜利地方，各种书籍，图书馆，或人家所藏书籍，纯系养成反革命之知识分子者，应即尽量焚烧之”。[1]

1925年，苏俄在赤化的广东首先发动了暴力剥夺地主财产的农民运动，建立了遍布全省的农民协会、农民武装。1926年3月，随着北伐军入湘驱逐省长赵恒惕，中共在湖南组织成立农民协会，发展了会员数十万。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问题决议案》，要求在全中国开展土地革命。随着“南北二赤”控制区域扩大，农民协会组织遍及粤、湘、鄂、赣、皖、陕、闽、川、豫、浙、苏、直、鲁、桂、热、察、绥等十七省，苏俄引入的所谓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蔓延全国。

农民运动/土地革命的通常套路为：共产党派经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的党员干部到乡村，召集最贫困的游民，以“农民一年到头劳动缺吃少穿；地主不劳动却坐轿子，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等说法煽动游民抢夺地主的财产。这样的革命教唆容易打动仇富的游民。在“农民运动”的开始阶段，正经农民都害怕或不愿出头，而痞子们在农运干部的唆、指使成了打头阵的“革命先锋”，冲进地主士绅家里打砸抢抄，杀猪出谷，大吃大喝，胡作非为。随着斗争地主士绅的声势越来越大，加入的农民也越来越多，农会势力越来越大，正经的农民也被迫加入协会，越来越的人抛弃善良。最后，农民协会随意剥夺地主的土地及其它财产，将他们及家人游街、驱逐、关押甚至杀害。被剥夺、迫害的地主士绅当然会起来反抗，组织武装以暴抗暴。

千百年来，中国乡村自在和谐，地主士绅与农民和睦共处，彼此依赖不存在阶级仇恨与你死我活的斗争。苏俄引入的农民运动、土地革命颠覆传统的乡村秩序，制造乡村贫富阶层之间的仇杀，将平静的乡村变成冤冤相报的仇恨之乡，暴力横行的赤色恐怖世界。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游民造反莫不造成赤地千里。梁启超评论这一次游民为主力的农民运动说：“受病的总根源，在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的权。我所谓上层下层者，并于非富贵贫贱等阶级而言，乃于人的品格而言。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该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完全拿来报私，然他们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旗号，其实真的土豪劣绅，早已变做党人了，所打者只是无告的良民。主持的人，都是社会上最恶劣分子，（报上所说几次妇女裸体游行的确的确是真的，诸如此类之举动，真举不胜举）。半年以来的两湖，最近两个月的江西，（今年年底两湖人，非全数饿死不可。因为田全都没有人耕，工商业更连根拔尽）。凡是稍为安分守己的人，简直是不容有生存之余地。（今日见着一位湖南人，说他们家乡有两句极通行话说道：今年湖南人没有饭吃，只怕明年湖南便没有人吃饭。这句真一点不错）。其他各省受害程度，虽有浅深，然这种现象实日日有蔓延之势。本来军事时代，未遑建设，我们原可以予相当的原谅，但他们完全不是想走好路，简直是认作恶为天经地义，所以一切关于国计民生的建设，他们固然没有怀抱，也并没有往这条路上着想。这种罪恶当然十有九是由共产党主动，但共产党早已成了国民党附骨之疽——或者还可以说是国民党的灵魂——所以国民党也不能不跟着陷在罪恶之海了。原来在第三国际指挥之下的共产党，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牺牲了中国，来做世界革命的第一步，在俄国人当然以此为得计，非如此他便不能自存，却是对于中国太辣手了。”[2]

苏俄不光引入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而且直接操纵着中国的农民运动。广东的农运由共产国际驻广东的代表直接操纵，湖南的农民运动由苏俄驻长沙领事馆直接操纵。1927年3月，共产国际召集湘、粤、鄂、赣四省农协代表和河南武装自卫军代表，在湖北省农协办公处举行了联席会议，成立了毛泽东、方志敏、彭湃等十三人为委员的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执委会是苏俄引入中国的概念和产物，成立执委会是苏俄代表的主意，农民运动背后是苏俄的操纵之手。以湖南为例，湘潭、平江、衡阳等十余县均成立了自卫军，农会武装的绝大部分枪支是苏俄领事馆所发放，只有一小部分是从团防局夺取。在苏俄驻长沙领事馆的操纵和资助之下，湖南农会组织由1927年1月的200万会员激增至4月底的500多万。

彭湃、毛泽东这两位苏俄顾问选定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分别领导了海陆丰农民运动和湖南农民运动。这两地的农民运动是“国民革命”中农民运动的缩影。这样的农民运动带来的是一片焦土。从“国民革命”中的土地革命，到苏区土地革命，到1947年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到中共建国后的土改运动，到人民公社运动，再到文革红卫兵运动，苏俄引入中国赤色革命祸害了中国农村和农民半个多世纪，给中国留下了最残酷血腥的记录。

湖南农民运动

北伐军入湘后，中共按照共产国际中国决议案的要求，在全省开展农民运动，以“一切权力归农会”口号相煽动，指挥农会、农军将地主指为土豪劣绅，没收土地、剥夺其它财产、戴高帽游街、逮捕送监甚至杀害，以及烧屋分地，强奸地主妻女。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介按照列宁的经验培训中共说：“两湖的农民运动太沉静，农民都不愿意起来，我们应该利用地痞流氓来发动群众”。1927年1月，毛泽东回乡指导运动，指挥利用农村的地痞流氓开展农民运动。他记录农运情况写道：“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现在有了权，任意给人定罪……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总之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他表态支持这种颠覆农村秩序的运动，下令将中共湖南省委为约束暴力而逮捕的杀人者全部释放。他在考察报告中写道：“（戴帽子游乡）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日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乌了脸。吓了他结果又不给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他从这样折磨人手段中“觉到一种从未有的痛快”，盛赞农民运动“好得很！好得很！” 3月，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其中为农会的烧杀抢掠叫好说：“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痞子是最革命的，是革命先锋，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有革命的意义，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他要求 “有农民运动的各县，梭镖队便迅速地发展，梭镖——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单相乡一县有十万枝。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以为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东西。若被这种梭镖队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在湖南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提出“有土皆豪”、“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的极端口号。在他的推动和苏俄驻长沙的领事馆提供资金支支持下，湖南农会会员迅速发展到了两百多万人，农会暴虐从乡村蔓延到县城，最后发展至到省城长沙屠杀，全省各地暴力猖獗，村庄被烧成废墟，百里无鸡呜，遍地焦土、尸体。很多地方把拥有田地稍多者，穿长衫马褂者一律当作土豪劣绅镇压，在开大会时不问姓名地带高帽游街，在批斗大会上被直接打死，或用梭镖刺死。按照共产国际要求，南方各省的农民运动领导人照搬湖南农民运动经验，也大张旗鼓地鼓动杀人。

4月，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罗易（M.N.ROY）来华，传达斯大林指示，要求将农民运动进一步升温。5月底，中共湖南省委根据罗易和苏俄驻长沙领事馆的指示组织几万人农会武装向长沙进攻。陈独秀认为农民运动已经过激，指示湖南省委停止进攻长沙，提出“党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称“湖南农运不是我们领导的，而是地痞与哥老会所领导”。中共的另一领导人瞿秋白也批评农民运动侵犯到了革命军官的田产。罗易否决中共领导人的意见，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非常消极，否决了我镇压湖南反革命的建议。”斯大林、布哈林严厉批评陈独秀反对农民运动过火是在对抗共产国际决议，赞扬主张暴力的毛泽东。根据斯大林的表态，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发表了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

体现共产革命精髓和游民精神的暴力土地革命需要依靠游民，或曰痞子，日本人策划的辛亥革命依靠这些人组成的会党，苏俄策划的土地革命也依靠这些人。中外革命领袖如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大都与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一样，从思想到行为属于游民群体。有产者、乡绅和正经农民必然反对杀人夺财的暴力革命，而游民缺乏是非准则、道德底线和同情心，心怀对社会的仇恨和改变社会地位的野心，不会因杀人夺财而感到良心谴责。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毛泽东毕生崇尚血腥、暴力，杀人夺财害死人民数以千万计。不仅他如此，他提拔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门生李井泉和吴芝圃后来也成为害死人最多的地方官员。毛泽东代表的痞子农民运动带给中国史无前例的灾难。多年后，他发动文革，将痞子横行的理想世界复制到了全中国。在策划文革时，他坚持痞子最革命的观点说：“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3] 他的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来成了红卫兵实施暴行的教材。多年后到韶山参拜毛泽东故居者或许不知，那所地主大宅是毛泽东在湖南农运中一面鼓动斗地主、杀地主，烧地主宅子，一面采取措施保护自家宅子才得以留存下来的。这种保护自家，滥杀他人的作法最好地展现了痞子没有道德底线的特点。

海陆丰农民运动

1922年，日本留学归来的青年彭湃投身共产革命，在海丰县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会，宣布与地主家族决裂，把自家的田契、铺约拿出来当众烧毁，被佃农称为“彭菩萨”。[4] 1924年，苏俄在广州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鲍罗廷任命彭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农民部长兼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首任所长。

1927年，接受了苏俄培训的彭湃回到海陆丰建立了苏维埃。按照莫斯科制定的《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指引鼓动农民杀人说：“我们目前的任务第一，须把土豪劣绅大地主贪官污吏军阀寸草不留杀个干净；第二，工农阶级武装起来；第三，一切土地分配给农民和革命士兵的家庭耕种；第四，毁灭一切土地契约和债券；第五，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 “需要使之参加破坏和屠杀的行动，使他们不可能后退或开小差。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 “列宁的法律没有什么详细的，反动的就杀，他的工人农民，不用报告什么工会、农会、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却”，“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5] 中国的土匪历来有“交投名状”入伙的规矩，“但凡好汉们入伙，须要纳投名状，是教你下山去杀得一个人，将头献纳，他便无疑心”。[6] 彭湃同样规矩，要求加入农会者 “大杀特杀土豪劣绅，杀他个干干净净”。 [7] 按他的要求，农会杀人不是一刀下去就算，而是残酷虐死，将地主和被指为的反革命者大卸八块，烹煮吃掉，其残暴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土匪。“例如捷胜地区的一个地方官被关在一个板箱里锯成一块一块，而行刑者们还不时停下来喝茶休息，以延长其痛苦。” 被卷入农民运动者因参与了杀人放火而恐惧复辟。海陆丰苏维埃要求以更严厉的红色恐怖来防止复辟，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处决随意指认的反革命，把砍下的人头穿绳挂在讲台，让人们习惯恐怖，要求农民参与屠杀和吃人以鉴别谁是中立和有保留的，将拒绝吃受害者心肝者斥为假兄弟。经过一段时间的恐怖训练，赤卫队员们习惯了执行杀人任务。那个捷胜的官员曾处决100多位农民。在处决捷胜农会主席时，他的父亲和兄弟被逼亲临刑场，参与杀害，再被逼迫食自己兄弟或儿子、父亲的肉。彭湃和他的共产主义同志们就这样成功煽动起了阶级仇恨。红色恐怖使超过五万居民从这两个县逃到香港、汕头和广州。”[8]

8月，共产国际召开“八七会议”，指示中共 “极端严厉、绝无顾惜地杀尽豪绅反革命派”。根据莫斯科的指示，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在其中要求“尽量杀戮土豪劣绅和反革命派”、“暴动杀尽豪绅反动的大地主”。根据中央大纲，彭湃提出“起义纲领”为：“籍国民党者杀，反土地革命者杀，曾任文武官员者杀，曾充民团警兵者杀，曾充反动政府差役者杀，一切土豪劣绅者杀，讨债讨租者杀，还债还租者杀，藏匿契据者杀，立妾蓄婢者杀，不服兵役者杀，当堪舆命卜者杀，当巫婆媒婆者杀，吸鸦片者杀，盲目者杀，麻风者杀，残废者杀，老朽不能操作者杀，信仰一切宗教者杀。”[9]

11月初，彭湃率领农民武装占领了海丰、陆丰两县城。11月7日，农会按共产国际规定开大会庆祝苏俄国庆。会场布置为一片红色，悬马克思、列宁像，“在开会前先枪决八九个反动派……在会场焚毁田契多达十余担”。[10] 彭湃在会上宣布，建立以莫斯科为“赤都”的苏维埃政府，宣布将城中心的孔庙更名为有俄式花俏大门的“小莫斯科红宫”，东面广场命名为“小红场”，宣布建立苏俄模式的赤卫队、先锋队和共青团等组织，颁布海陆丰苏维埃的《没收土地案》和《杀尽反动派案》。他的演讲和政策充满了这样的语言：“反动的就杀，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掉”， “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把反动派和土豪劣绅杀得干干净净，让他们的鲜血染红海港，染红每一个人的衣裳！”彭湃不愧为苏俄教官的好学生，将农民运动讲习所“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的教唆发挥得登峰造极。他效法张献忠发布“七杀令”的作法，在《海陆丰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规定，凡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主，以及侦探、宣传员、警察、保安队、通信员与在敌各机关办事者，一律拿着枪决，[11] 要求每位海丰苏维埃代表完成杀二十人的指标，下令将一些未按时缴地契的农民和执行烧杀政策“不坚定”的农运干部杀掉，然后组织农会会员们一起吃人肉心肝。在这样的农民运动中，苏维埃政权将 “小红场”变成了屠宰场，地主和所谓反革命被割头剖腹，直杀得“在海陆丰境内没有了豪绅地主的踪影”。[12]

投身共产革命前曾任海丰县教育局局长的书生彭湃经苏俄培训后变成了杀人狂，领导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在农民运动中屠杀了近两万人。这时农民们才知道，投身革命后回乡的不是“彭菩萨”，而是“彭魔王”。彭湃领导的广东农民运动让莫斯科感到满意。布哈林在12月的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向苏共中央委员们宣布：中国广东省有五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那里真正发动了消灭地主的斗争，有三、四百个地主被砍了脑袋，在有几百万居民的地区内，地主已被肉体消灭。”[13] 这里，布哈林显然不清楚广东农运真实的杀人数字。

1928年，彭湃建立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在国民党军“清共”行动中被消灭。然而，杀人农运造成的仇恨无法消除。四十年后，当年被害者的后代借文革运动复仇，按照当年农运的办法，将彭湃的儿子彭洪、侄儿彭科、堂弟彭劲、堂侄彭株等一众亲属，以及当年杀人魔王的后代百余人杀害，按当年农会的作法，将彭湃亲属的头颅挂在城东门的电线杆上示众，残酷殴打了将800多当年农民运动中的杀人者和他们亲属、后人，将其中不少人打成残废，对数千彭湃亲属、战友及其后代属展开血腥迫害。[14] 彭湃认为他有权杀一切他认为反动的人，被害者后人杀他的亲属符合彭湃的逻辑，也符合共产革命的逻辑。共产党人当然不承认革命的祸害，文革后的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将报复彭湃后人事件定性为“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次反革命事件。”这种说法显然自欺欺人。

如今，中共将当年的“红宫”屠宰场辟为革命纪念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纪念馆中立了彭湃的汉白玉雕像，在旁边按照当年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场景排列苏维埃代表们的坐椅，陈列彭湃和农民运动骨干们用过的大刀、长矛、枪炮，组织青年学生们到这里接受革命教育。像中共在各地建立的无数革命纪念馆中一样，“红宫”纪念馆隐瞒当年农会杀人、吃人的革命罪恶，把“彭魔王”宣传成了“彭菩萨”。

夏斗寅兵变与马日事变

杀人放火的土地革命引起全国各界、国民党和北伐军将领的一致反对。中共领袖陈独秀感到了北伐军将领们的不满情绪，主张将土地革命降温，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文中坦言：“北伐军官家属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与惩罚，米的运输受阻，向商人勒捐，农民抢米粮，吃大户，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数金钱均被农民没收与瓜分。”苏俄代表鲍罗廷也向莫斯科提出同样降温土地革命的建议。在苏共高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乘机联手抨击斯大林主导的中国政策。斯大林联手布哈林对抗托、季，坚称中国政策正确，利用国民党武汉中央可以“对抗帝国主义”，驳回了陈独秀、鲍罗廷将土地革命降温的建议，任命罗易接替维津斯基任共产国际驻中国首席代表，负责召开中共五大及继续推动中国的工农运动和反帝运动。奉斯大林之命，罗易起草了中共五大的纲领，政治决议、组织决议等全套文件。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顺应民意和多数国民党人、国民党军将领的呼声，发动了四一二事变，与苏俄决裂。4月中，新任共产国际驻中国首席代表罗易来到武汉。27日，罗易、维津斯基、多里奥召集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八十位中共代表举行了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苏俄代表鲍罗廷、米夫及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徐谦、谭延闿、孙科等人出席了大会。会上，罗易宣读了莫斯科制定的《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要求将暴力剥夺地主的土地革命继续升温。对此要求，陈独秀、谭平山等人向罗易进言说：暴力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已经引起国民党人，党军将领的普遍反对，建议缓行。罗易不清楚武汉国民党中央面临的危机，拒绝鲍罗廷降温意见，坚持要求按莫斯科的指示办。陈独秀表示继续将土地革命升级会影响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罗易严厉批评陈独秀的意见是“失败主义”和“右倾”，申明中共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必须执行《中国问题决议》。鲍罗廷、陈独秀只好表示服从。根据罗易提出的大纲，陈独秀在向大会作《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时承认自己犯了错误。随后，罗易宣布大会通过了他起草的土地革命等决议案，宣布了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瞿秋白、刘少奇等二十九人组成的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名单，宣布按照苏共模式设立中共中央政治局、组织局。由于陈独秀表达了不同意见，罗易在给共产国际报告是称：“中共党的领导状况不佳”。

中共五大会后，鲍罗廷主持武汉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决定继续北伐，派唐生智、张发奎率军北入河南，同时下令禁止管制区内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行动，以缓和武汉周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这里，鲍罗廷是在执行斯大林的指示。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在占领区内针对英美日的暴力反帝运动和工人武装接管政权的工人运动，在农村开展暴力杀地主的“土地革命”。了解武汉政府危机的鲍罗廷根据国民党内多数党员对工、农、反帝三运动日益强烈的不满情绪和列强武力干涉的警告，主张缓行暴力排外运动。斯大林批准了鲍罗廷的主张，指示约束北伐军排外，特别不准向日本人挑衅，以防止引发第二次日俄战争。而罗易在执行斯大林的另一指示，要求中共执行《中国问题决议》，继续在各地发动反帝运动和工农运动。

斯大林将农民运动升温的指示使中国暴力土地革命迅速蔓延，农民协会无法无天。中共举行五大时，与章太炎齐名的湖南名士叶德辉因写对联抨击农会胡作非为而被湖南农会武装处决，震惊社会各界。北伐军将士多为农民运动的受害者，武汉方面所属的北伐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家属大批成为农会的刀下之鬼，军官中的反共情绪爆发。5月14日，国民党北伐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乘武汉国民政府军主力二次北伐时武汉防务空虚，在宜昌发动兵变。他通电要求“清共”说：“我北伐军之昭示于民众者，亦是曰为民众谋解放，为国际求平等而已。不料军事日益发展，而共产党徒乘机窃发，盘踞要津，借口总理容共，而喧宾夺主，以暴民政治扰乱我两湖。斗寅等以耳目所及，仅就我鄂人所受之痛苦言之：我鄂久处军阀铁蹄之下，民众憔悴于虐政者已非一日，望治之殷，百倍于他省。当局者苟措置有方，因势利导，饥而食之，渴而饮之，收效之速，将如响斯应。而共产党徒董用威（必武）、徐谦、邓演达、詹大悲、张国恩、李汉俊辈，一般宵小之徒，把持政柄，操枞时机，以法律赋予政权，为私人报恩报怨之具，不悉官吏为何物，政治为何事，谬托邪说，贪黩败常，举凡军阀所不敢为之箝制舆论，而悍然为之，军阀所不忍行之苛税细捐，而毅然行之，继奸侩横行市场以害商，教流痞扰乱闾阎以病民，诛锄非种，强奸民意，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斗寅等处此，忍无可忍，只有率我将士，为民请命，班师东下，扑杀诸獠，去此害马，重建新政，继续北伐，以竣初功。”[15] 随后，夏斗寅率军进攻武汉，被叶挺的独立团击败。兵变虽被镇压，但夏斗寅为民请命，反抗赤化的义举在军中影响巨大。

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听到军中各级军官对农运暴行的控诉，决定亲自走访湖南农村，了解农民对农会和农运的看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到一个原来很熟的农人张春生的家里去谈天。我问：‘老张，你的东家对你怎样？现在湖南各乡村农民协会都成立了，要向你的东家清算，把他的田分给你们，还要把他扫地出门，活活的饿死，你的感想怎样？’张春生迟疑了多时，将我引入内房，才低声的对我说：‘我与东家相处几十年，素来相安无事，如今农民协会一班地痞流氓横行无忌，只有他们的世界，要我发动向地主清算，把他活活的饿死，未免太残酷了！我不能做，中国固有道德，是讲人道的，农人要吃饭，地主也应该有生路。我们做佃农的只要勤俭，将来都有做地主的日子，共产党这种流血的土地改革，我们农人是绝对不同意的。现在正是春耕时候，田间忙得很，偏要在这个时候，成立什么农民协会和赤卫队，整天整晚叫我们农人去开会，不到会或到会稍迟一点的，就诬为反动派，要受处罚，甚至于挨打和罚跪，共产党这种作法，实在大多数农民的内心厌恶极了！但现在的政权被他们所窃据，我们被它们所胁迫，真是无可奈何，希望你们军人设法解救我们啊！……’说至此时，他形色上忽露出惶恐的样子，他继续的说；‘我刚才和你所谈的话，你千万不要泄漏，以免我遭受意外的祸害。’我便安慰他说：‘你不要性急，好好的应付环境，总有解脱枷锁的一天。’ 嗣后我更暗中访问许多农民，其答复均与张春生所言大同小异。至此我已经彻底明了农人的内心，是绝对厌恶共产党的。”调查后，许克祥决定采取行动。正好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家乡的大宅也被农会抢劫，何父被农会五花大绑游街示众。何因应各级军官的呼吁，决定在湖南动手镇压农民运动。

5月21日（马日），许克祥得到秘密情报中共准备于5月底在长沙发动大暴动，“组织农民协会赤卫队和工会纠察队员大屠杀以造成人与人间的深仇大恨，让队员们再也不能在家乡立足，从而死心塌地地跟着共产党走。”当晚，他率军查封了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机关，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释放了被监押的地主乡绅，处决中共党员及工农运动骨干，民众“万人争睹，欢呼雀跃”，[16] 是为中共史书深恶痛绝的“马日事变”。随后，许克祥发起成立了湖南救党委员会，在得报鲍罗廷、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等人将到湘视察后电令岳阳驻军将鲍等就地枪决。鲍等抵岳州后，得当地驻军团长彭德怀报信立即折回武汉才得保性命。被许克祥释放的地主士绅受尽折磨，对农会恨得咬牙切齿，回乡后变卖家财，组织武装杀中共党员、农会干部和农会会员复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