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6 章 继续祸国殃民

民主革命补课运动

1960年底，河南信阳饿死百万人的消息在中央高层中传开。毛泽东在“信阳事件”的报告上批示：“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共产党手中……河南其它各地、市委对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县、社、队的整风整社，应该学习信阳的经验……凡是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方，必须首先进行民主革命补课”。1961年元旦，中共中央发出了《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四号文件）。毛泽东在这一报告中写道：“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要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敌人彻底打倒，把坏事彻底揭出来，把领导权夺过来，把局面彻底扭转过来”。毛泽东所谓的“民主革命不彻底”是称有国民党人、地主在破坏，其所谓“民主革命补课”是要求开展镇反、肃反那样的整肃运动，抓出暗藏的国民党人和地主，让他们为饥荒负责。

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被迫默认结束大跃进政策，同时再次要求开展“民主革命的补课”运动，称大饥荒的原因是大跃进中“出了乱子”，是因为阶级斗争搞得不够，有阶级敌人在大跃进中搞破坏，要求将土改斗地主富农的阶级斗争再搞一次。会后，他主持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十二条》）和《关于彻底纠正五风的指示》，要求各地开展“整风整社”（双整）运动，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清五风），夺回党权、政权、军权、财权、饭权（夺五权），抓阶级敌人”（拔钉子）。事实上，所谓“五风”并不是基层干部的创造，而正是毛泽东在“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等运动中逼迫基层执行的政策。在造成灾难后，他将这些政策的罪责都推到了各地农村的基层领导头上，要求从基层干部中抓出一批“阶级敌人”，将已经被剥夺的地主、富农再拉出来斗争一次，要求从中农中再划出一批“漏网的地主富农”作为其阶级斗争的对象。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主持救灾的刘少奇抽调大批党政干部组成“整风整社工作组队”分赴信阳和全国主要灾区，开展整肃农村基层领导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和“整风整社运动”。对于信阳，刘少奇称那里的党政部门完全是坏人当道，派出军队去接管整个地区的党政权力。开赴信阳的军队将县、公社、大队几级基层干部，包括不脱产的队干部、公共食堂会计、司务长、炊事员等十几万人逮捕，关进四周布岗，架机关枪的“特训班”（关押职务高和问题大者）和“集训班”（关押低级基层干部）。刘少奇从中央、各省抽调了近四千干部组成工作队开赴信阳开展“民主革命补课”、“整风整社”运动，从关押中的十几万信阳干部中查找“暗藏的国民党人”、“暗藏的反革命”、“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查关押干部之外，工作队按照土改运动套路，先是扎根串连，了解情况，然后动员穷苦农民控诉作恶的基层干部，根据控诉将基层政权认定为坏人当权，土改不彻底，将作恶的基层干部关押用刑，逼迫交待问题。运动的另一内容是“土改补课”（二次土改），将大饥荒灾难嫁祸土改中幸存地主富农，将“摘帽地富反坏”重新“戴帽”，同时按当年苏区“查田运动”的套路，查中农和基层干部的祖宗三代、社会关系，设法将土改时划定一大批中农和“大跃进”中作恶的基层干部“查”成“土改漏划的地主富农分子”，将他们“补划”为“漏网地主”、“漏网富农”。

基层干部们在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运动中搜刮粮食，打骂群众、逼死人命，作恶多端不假，但他们的作恶恰恰是因为执行中共中央政策。他们“放高产卫星”，按“卫星”指标征粮，迫害讲实话的干部，组织征粮队挨家挨户搜粮食等暴行全是因为中共中央的命令逼迫，不干不行。他们中的一位县委书记坦言：“我们县里饿死这么多人，把我们枪毙一百回都不冤枉。但是，我们执行的政策没有一项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土政策，都是省委的政策，我们可按省委指示干的。” 工作队不听申诉，只管按中央要求整肃作恶的信阳基层干部。结果，数十几万信阳干部遭受整肃之残酷与他们在土改运动、“反右倾”、“反瞒产”运动迫害百姓同样惨烈，被逼得大批自杀。

在信阳开展“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同时，毛泽东主持发布了《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的指示》，要求在饿死人多的省开展同样的“整风整社”和“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根据指示，信阳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模式被推广到了所有饥荒严重的省，各地对基层干部整肃与信阳一样惨烈。在河南南阳地区，工作组称唐河、淅川、邓县、方城、新野等五县委“烂掉了”，将五县的大部分基层干部定为“蜕化变质分子”，残酷批斗。唐河县委书记毕可旦在1958年底农民断粮时曾为民请命，向地南阳地委请求拨粮救灾，被地委斥为“反瞒产”不积极和右倾。他只好执行“反瞒产”政策，组织征粮队搜查农民的粮食。“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毕可旦自知民愤极大，率全家一起自杀。在四川大邑，整风整社工作组从120户人家的安仁公社金光大队补划出地主15户、富农8户，按照土改运动中的作法，将他们“扫地出门”（不留生路地赶走）。[1]

在全国的“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数十万执行中共中央大跃进政策“放高产卫星”、吹牛撒谎，在饥荒中执行“反右倾”、“反瞒产”政策的农村基层干部被逮捕，关押，刑讯，打死，被逼自杀或判刑。运动造成的农村基层干部自杀潮规模直追土改时的地主、富农自杀潮，是为大饥荒灾难后的另一场灾难。经过一年多的“民主革命补课”和“整风整社”运动，中央工作组没有从信阳和其它主要灾区的百万基层干部中查出国民党人，中共自己证明了大饥荒中作恶者都是共产党的干部，都是毛泽东各项指示的忠实执行者。

在基层干部被整肃时，中共高层们都在玩推卸饥荒罪责的游戏。刘少奇在主持救灾之初声言“严肃查处饥荒大省和最严重地区领导人”。河南大员吴芝圃闻讯，赶紧动手在信阳基层领导中展开清洗，下令信阳地区地委书记路宪文及多数地委常委停职检查，向中央建议将信阳地区地委书记和十个县委书记以“阶级敌人”罪名枪毙。正当刘少奇准备将河南吴芝圃、山东舒同、甘肃张仲良、青海高峰等“大跃进”骨干大员逮捕惩办时，毛泽东传话说“要与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呼吸、共命运”。刘少奇只好住手，将吴芝圃官降半级调任中南局书记，保留中央委员。省级大员不受追究，对信阳地区大员的严惩也难以实施。于是，刘少奇指示杀一批县级干部平民愤，要求在信阳地区大县杀800人，小县杀400人，每个大队杀3—5人。当刘少奇准备批准将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和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等一批县级官员处决时，毛泽东再传话说不得杀县委书记。于是，刘少奇下令杀了一大批县一把手以下的基层干部及个别边远地区的县委书记，例如一大批信阳公社一级的基层干部，贵州湄谭县、金沙的县委书记、县长等等。

其实，刘少奇并没有资格主持整肃大跃进运动中作恶的基层干部。因为，他自己是“大跃进运动”、“反右倾”运动、“反瞒产”运动的推动者，基层干部作恶是执行中央的指示，也是执行他的指示，没有他从南宁会议到庐山会议的支持，毛泽东发动不起“大跃进”运动、“反右倾”运动、“反瞒产”运动，也不会有信阳事件和大饥荒。刘少奇要追究各地大员，但不会罪已。率工作队进驻信阳，整肃基层干部的陶铸、王任重等大员其实是“大跃进”、大饥荒的重要责任。他们没有罪已，反而到信阳整肃基层干部，接受农民控诉扮演“青天”，难怪受整肃的信阳基层干部都说“死不瞑目”。信阳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吴芝圃声称自己“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不过他这番话不是河南说的，而是在平调中南局，确认不受追究后才在检讨报告中说这番便宜话的。

“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是中共高层找基层干部替罪的运动，是饥荒灾难后的另一灾难。毛泽东发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用意就是让基层干部承担饥荒灾难的责任，运动的作法是将农民对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的仇恨引到作恶的基层干部身上。其实，作恶的不止是基层干部。华东的柯庆施、河南的吴芝圃、西南的李井泉、甘肃的张仲良、广东的陶铸、湖北的王任重、安徽的曾希圣，贵州的周林等一众大员都一面揣摸圣意邀功，一面残酷打击讲实话下级干部，逼迫基层干部作恶，而大员们作恶都是奉了中央的行事的。毛泽东不准追究大员，甚至不准追究县委书记，因为这些高层干部手中有很多中央指示。于是，那些在大跃进中根据口头通知行事的基层干部，那些在新一轮整风运动中自杀或被枪毙的基层作恶干部成了毛泽东的替罪羊。 由“整风整社”运动可见，毛泽东的整风运动不光是整人运动，还是将人逼到自杀的运动。

批判包产到户

合作化后，被剥夺土地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支配权的农民希望作回自耕农，希望回到合作化之前的勤劳致富环境，于是私下实行包产到户。中共视农民这种恢复自耕权利之举为“破坏集体经济”罪行，对私下承包的农民进行整肃。人民公社化后，农民丧失了包产的可能，同时也丧失了生产积极性。

大饥荒中，兼管山东、安徽两省的曾希圣被数百万人农民饿死的惨景震撼。他在调查中听闻，安徽宿县农民刘庆兰父子在饥荒中悄悄开荒种粮渡过饥荒，还向生产队交了余粮。在1961年3月的中共中央广州会议上，曾希圣向毛泽东建议在安徽推行包产。这时的毛泽东正担心被追究饥荒责任，感到制止饥荒有利缓解被追究的威胁，表态同意试行包产。回到安徽，曾希圣指示推行“包产到组”，随后再推行“包产到户”。为免政治风险，安徽当局将包产称为“责任田制”。“包产到户”唤回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瓦解了人民公社对农民的控制。7月，毛泽东路过安徽，在专列上听取了曾希圣关于责任田的汇报。在党内高层和各地大员呼吁召开九大背景下，毛泽东再次表态同意包产。得到毛的两次表态支持，曾希圣放手在全省推广责任田制。包产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迸发，使安徽当年秋粮丰收，率先走出了饥荒。摆脱饥荒的安徽农民称“责任田”为“救命田”。

与曾希圣同时，刘少奇在湖南也推动“包产到户”。广州工作会议后，刘少奇回到湖南家乡作调查研究，亲眼见到大饥荒惨状。基层干部向他直言，要想不再饿死人，只有包产到户。刘表态，只要能恢复生产，什么办法都可以试，可以包产，也可以解散公共食堂。根据刘的表态，宁乡县立即解散了公共食堂，推行包产到户，使生产很快恢复。湖南其它县闻讯立即效仿宁乡，其它省闻讯立即效仿安徽、湖南。1961年秋收后，“包产到户”席卷全国农村，很多地方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农村集市贸易重现。在城镇，小型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也自发地推行了包工包产，自负盈亏经营。与农村一样，企业恢复生产经营权和分配权后，生产积极性随之恢复，经济生机重现。经过半年多的包产包工，全国农村走出了饥荒，城市工商业恢复了活力。

包产到户不仅得到刘少奇的支持，也得到多数中共高层的支持，邓小平提出要使包产到户法化，原本反对包产到户的田家英到农村考察后转而赞成。刘少奇支持“包产到户”，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一大批高层支持刘少奇的消息让毛泽东难以忍受。1961年底，毛泽东改口说：“生产已经恢复了，粮食增产了，要把指责任田的办法变回来”。曾希圣请求毛说，农民刚刚尝到包产的甜头，能不能让再试一段时间。毛知道自己几个月前两次表态支持，现在突然变卦解释不通，对曾的请求暂时不置可否。两个月后，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抨击安徽推行包产到户是“复辟资本主义”，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他知道以“包产到户”、“责任田制”的理由整肃曾希圣等于是反对救灾，将犯众怒，于是以安徽、山东两省饿死数百万人为由对曾希圣展开整肃。毛这一招让所有的大员都有口难辨。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后，曾希圣像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潘复生一样，立即失去了会场中的座位，须自搬凳子坐在会场中央接受批斗。毛泽东要整肃谁时，上去批斗与否成了效忠毛泽东与否的测试。众高层明知“包产到户”对国家与百姓的好处，只管落井下石对曾展开批斗。最能代表中共高层心态的是刘少奇。他清楚“包产到户”的好处，更清楚党内的生存法则，在会上不争辩“包产到户”的好处，不为曾希圣说情，高调提出严惩包括曾希圣在内的几个饿死人最多省的大员。曾希圣与 “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被整肃的基层干部一样感到冤枉，认为自己负责的省饿死这么多人应受惩处，但我执行的政策全是你们第一、二把手强令推行的，要惩办也应先惩办你们，如今你们不负责任，拿我们执行者开刀是无天理。不过，他知道这话不能明言，说出来可能命就没了，于是遵循党内规则，不作申辩，只管检讨，承认对省内饿死人负有责任，但拒绝为推行“包产到户”、“责任田制”作检讨。会后，毛泽东将曾撤职，任李葆华为安徽省委负责人，下令取消“责任田”，禁止农民包产以维护人民公社制度。

对于取缔责任田政策，各地基层干部纷纷上书中央，力陈责任田制对促进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好处，请求中央允许继续实施。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写信给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恳请中央派人前来调查。邓派人到当涂、宿县调查后携调查资料向毛泽东转达基层干部的呼吁，面陈责任田制的好处。1929年，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被剥夺军权后到闽西闲养，患上虐疾，时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的邓对毛多方关照，找医生医治，派人买牛奶、白糖，炖肉汤、鸡汤，帮助毛走出了困境。邓相信，凭自己曾帮助毛泽东于患难之中，毛泽东能够改变收回责任田的政策。毛泽东并非不知道责任田对农民的好处，他不能对邓明言取消责任田制是为了权力斗争目的，听邓陈述后不置可否。

1962年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半年前“七千人大会”的结果展开清算，离开会议原定的农业、粮食议题，大讲阶级斗争，批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指责“七千人大会”怀疑“三面红旗”，指责“包产到户”是“右倾机会主义回潮”，是否定社会主义方向，以“两条道路的斗争”、“修正主义”等罪名打击支持包产到户的大员。会上，邓子恢、田家英根据手上有调查结果的争辩“包产到户”有利于国家，有利于农业及有利于农民。毛泽东严斥邓子恢“带头刮单干风”，是“资本主义的农业专家，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反对社会主义”，斥邓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十年没干一件好事”，斥秘书田家英为“右倾分子”。一年前表态支持“包产到户”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圆滑转向，跟随毛泽东批判“包产到户”。结果，北戴河工作会议原定的农业、财政等经济议题被搁置。会后，广受农民欢迎，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的包产到户被禁止。

八届十中全会与“大讲阶级斗争”

1962年9月，毛泽东再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会上先营造了危机与肃杀气氛，称敌我斗争严峻，有阶级敌人在暗中威胁，然后继续大讲阶级斗争，接着转入预定题目，对纠正大跃进政策的八届九中全会和“七千人大会”展开清算，将批评大跃进的言论斥为右倾，是刮“黑暗风”，斥支持包产到户是刮“单干风”，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瓦解人民公社。他将彭德怀写给他的申辩长信（八万言书）公布，作为“右倾分子”搞翻案的证据，要求继续开展“反右倾”运动，并提出开展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准备再借运动整人。

在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曾提出给几年来在反右倾运动被错划为右倾分子者平反，并表达平反彭德怀意向说：“彭的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 然而，在此次会上毛泽东清算“七千人大会”时，刘少奇不敢坚持意见，再次转向，以打击彭讨好毛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此，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2] 这种不讲道理的随时转变立场，随时抛弃主张不刘少奇特有的处事方式，而是暴力革命党内众人的普遍生存方式。暴力革命党诉诸暴力，党人间只讲武力，没有讲道理的空间。进入高层者都是不讲道理地整肃别人地一路走来，最不讲规矩，最不择手段者才能作领袖，像彭德怀那样直来直去，为民请命，像曾希圣、邓子恢、田家英那样拿查结果说事者必然被淘汰出局。

中共建国后的全国代表大会不像延安时那么讲究议程。初到延安时，毛泽东没有独裁地位，受制于“国际派”。知识分子张闻天开会讲究议程，不容毛泽东不着边际地东拉西扯。随着毛泽东独裁地位确立，中共开会越来越没有议程。建国后，中共的全会完全不讲议程，毛泽东随时，随地召集高层开会，是工作会还是政治局扩大会全由毛泽东说了算，会议内容根据毛泽东的发挥随时改变，会议越开越长，手下拟定的讨论内容多被毛泽东搁置而完全不议。八届十中全会也是如此。会议原定要讨论恢复经济问题，结果被毛泽东随口改成了“大讲阶级斗争”。毛泽东不是扯远了忘记回到正题，而是故意将恢复经济的议题搁置。他心目中只有个人的领袖梦和权力斗争，对恢复经济、救灾等等不感兴趣，并要求对以恢复经济、救灾为中心内容的八届九中全会和“七千人大会”展开清算。在他阶级斗争论调的威胁下，为赢回毛泽东的信任，刘少奇放弃原先主张，支持毛泽东取缔“包产到户”，支持开展阶级斗争和整肃运动。会议决定，取缔 “包产到户”（责任田制）；成立以贺龙为主任的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继续审查彭德怀的历史问题和“里通外国”问题；成立另一个专案委员会负责审查习仲勋“为高岗翻案”的问题。

全会的另一内容也是毛泽东临时决定的。他离开原定议题，发动了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将支持这部小说写作的原陕北红军领袖习仲勋等人打为“为高岗翻案的反党集团”。当年中央红军到陕北后，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及亲信杨琪、杨森等人相继神秘死亡。刘志丹死后，毛泽东题写了“群众领袖，人民英雄”的颂词，周恩来写诗颂扬：“上下五千年，英雄千千万；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并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歌颂了刘志丹和及其领导的陕北红军的贡献。这些追颂功夫与孙中山杀陶成章、程璧光后送匾、塑像的套路如出一辙，让人相信刘志丹是死于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间的山头之争。高岗倒台后，毛泽东已经对陕北红军干部清洗了一轮。此次会上，毛泽东称小说《刘志丹》是“反党集团的政治纲领”，指责陕北派系“利用小说反党”，借小说继续对陕北红军山头的残余势力清洗。十年前，毛泽东曾经利用电影整人，此次他再发明了“利用小说反党”罪名，利用小说扫除异己山头。毛泽东发明的这一罪名令文艺家、作家们不知所措。例如，正在创作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的作家老舍闻此罪名放弃了这一创作。

全会后，毛泽东感到取缔“包产到户”还没解气，撤了邓子恢的副总理职，并将邓原先负责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也一起撤销。彭德怀得知刘少奇在全会上的落井下石之言后给毛泽东、刘少奇、林彪等中央常委分别写信，申明自己决无通外国和组织小集团的活动，要求中共查自己的历史。[3] 毛泽东指示：“里通外国什么时候也不能平反，彭德怀是搞颠覆的，对彭德怀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他知道，平反彭德怀会带来追究他制造大饥荒灾难的问题，相信在庐山会议上一起举手参与整彭的众高层不会支持平反彭德怀。不久，贺龙主持专案审查委员会提出结论：“彭德怀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中国代理人和篡党篡军的头子”。

中共八届十中会是另一次灾难性的会议。这次会议在大饥荒灾难后又制造出了“阶级斗争”灾难。毛泽东扭转被动局面的惯用办法有二，一是发动整肃运动，二是发动战争。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将这两招同时运用，在全会公报中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毛泽东大讲斗争是要借此对刘少奇展开清算，强化被刘的纠错，恢复经济、救灾等举措削弱的独裁地位。从所谓土地革命开始，中共长期煽动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建国后，中共妖魔化地主、乡绅、资本家、工商业主的宣传没有停止过，经过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民主革命补课”等历次整肃运动和大饥荒，被中共划为阶级敌人的乡绅、工商业主阶层被基本害死光了，幸存者已经成了城市、农村最贫困的群体。毛泽东没有道德底线，没有半点怜悯之心，继续推动阶级斗争。

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共推出的文艺作品几乎全部是煽动阶级斗争和阶级仇恨之作。大型泥塑《收租院》是煽动仇恨和斗争的一件代表性宣传品。刘文彩是乡绅阶层的一位代表人物。他捐资办公益事业不遗余力，个人出资兴办了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文彩中学。建学校过程中，刘每天到工地监督，检查质量。学校建好后，刘还花重金聘请最好的老师来任教，减免贫困生的学费，并刻碑明示：学校成立之日起，刘家不再对校产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抗战时期，他捐资修建了成都至大邑的公路，万成堰水利工程，地方发电厂和水电厂。在刘家当过长工的谷能山说：我在他家吃得很好，三天一个小牙祭（有荤菜），七天一个大牙祭，肉随便吃。唐姓农户佃了刘文彩十几亩田，有一年天旱收成不好交不起租子，收租的管事把父亲带到安仁镇见刘文彩，刘文彩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明年交明年的，还送了一头牛给该佃户。佃户李福清说：去交租子高兴得很，那里摆了十几张桌子，交了就吃饭，管饱，有些人把自家的小孩也带来了。当地百姓称他为“刘大善人”。[4] 土改运动中，中共要求农民控诉大地主刘文彩。压力之下，农民冷月英胡乱编造，称被因欠租被刘家关进水牢七天七夜。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中共大邑县委根据冷月英的“诉苦” 编造，在刘文彩庄园中假造了水牢、地牢、行刑室对外展览，在解说词中编造说刘在水牢完工后将参与建造的工人全部被杀害，劳动模范冷月英是惟一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人。1958年，大邑县当局在假造的水牢中再假造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用于阶级斗争展览，派冷月英为专职解说员。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四川省当局不顾灾民仍然遍地，按照中央的大讲阶级斗争要求拨出巨款将刘文彩的庄园重新装修为宣传地主欺压农民的展览馆，组织人创作了大型泥塑“收租院”，在其中将刘文彩宣传为恶霸，编造了许多地主压榨农民的场景。中共安排此作品全国巡展，轰动一时。几十年后，刘文彩庄园展览馆馆长吴宏远承认：真实的刘文彩所雇长工住房条件很好，为证明刘文彩欺压农民而被故意打烂、改建，降低了房屋的高度，故意布置得凄惨。四川当局为证明刘文彩奢华，重金装修了刘文彩很平常的两间房子，将原本青砖铺地加铺了木地板，谎称是刘的逍遥宫，找了几个本地木匠，雕匠用一年多时间打造了一张龙床，谎称是刘文彩的，以煽动阶级仇恨。

中共的阶级斗争煽动给国人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灾难，将国家变成了斗争之地，仇恨之乡。以泥塑《收租院》，电影《青松岭》、《千万不要忘记》为代表的铺天盖地的阶级斗争宣传作品向青年们灌输阶级仇恨观念，将一代青年教唆成了没有同情心，内心残忍的斗争狂、迫害狂。几年后，这些青年在文革中成了新一代纳粹，对人民实施了空前残酷的迫害。

中印边界战争

中印边界全长约1700公里，中隔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脉，自然条件恶劣，多为无人区。1914年，西藏代表团与印度政府外交秘书亨利·麦克马洪爵土在德里以秘密换文的方式，签署了关于中印边界东段边界线（麦克马洪线）的协定，将传统边界线与麦克马洪线之间的藏南9.2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到了印度一方。被划归印度的藏南的九万平方公里位于的雅鲁藏布江下游，喜玛拉雅山南坡，海拔高度为在2000米以下，有印度洋暖风的滋润，属亚热带生态环境，土地其肥沃，植物茂盛，自然景观奇异，矿产、物产极为丰富，拥有西藏80%的森林资源，是西藏最美，最富饶的地区。雅鲁藏布江在这里的“大拐弯”落差达2230米，水利资源极为丰富。虽然中国政府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为中印边界，印度依据换文开始向九万平方公里地区移民。

1950年，独立后的印度趁中共出兵朝鲜之机，出兵占领了藏南富庶城市达6106;（TAWANG），驱逐了当地的西藏地方政府机构，实际控制了 “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在国际上不获承认的孤立中，新中国政府为拉拢印度作为反帝盟友，多次向印度方面表示愿接受麦克马洪线为中印边界。[5] 中共抛弃民国以来有关主权领土事宜经国会批准的传统，毛泽东、周恩来秘密决定有关领土主权事宜，配合严格新闻管制，将秘密操作对国人隐瞒。

1959年，藏人在史无前例的饥荒中举行了反抗合作化、要求独立的暴动，印度向逃亡的达赖喇嘛提供了政治庇护，中印关系转向对立。赫鲁晓夫指责中共将达赖喇嘛驱逐到印度让印度共产党为难，破坏了国际反帝运动的格局，损害了共产主义阵营的利益。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指责怀恨，决定武力教训印度兼向赫示威，同时制造临战局面以压制刘少奇在党内日益上升的影响力。1962年10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宣布对印度开战。根据毛的命令，中共数万大军向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印度占领区发起了进攻，迅速占领了传统边界与麦线间的九万平方公里地区。

战争爆发后，印度呼吁国际調停，苏共警告中共止步，各国共产党跟随苏共抨击中共发动战争，国际社会一致支持不结盟运动领袖国印度。在苏共的强大压力下，毛泽东只好服软，下令停火撤军。记者马克斯韦尔写道：“当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单方面无条件撤军，这与其说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不如说是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世界战争史上还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胜利的一方在失败者还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无条件撤军，实际上也就是让自己付出巨大代价的胜利成果化为乌有。”[6] 中共对国人宣称：“这次自卫反击作战沉重打击了印度扩张主义的野心，维护了祖国的尊严，给中印边界带来了数十年的安宁”。 由于中共将这场儿戏战争的真相长期隐瞒，国人和这位记者不知道，毛泽东命令的不仅是撤军，还命令将缴获的武器、军车和军用物资和全部战俘交还印方，命令从“麦克马洪线”全线再后撤二十公里，实际是向印度赠送上千平方公里的国土。如今，国人在中国地图上看到的中国境内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广大富饶地区已是印度数百万移民几代定居的家园了，而在“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印争议地区建立的“阿鲁纳恰尔邦”与藏南地区并不完全重合，中国再无可能收复这一地区。

藏南领土不是毛泽东出卖中国领土的全部。中共为避免中印边境战争后西部邻国与印度结盟对付中国而拉拢巴基斯坦，在边界谈判中主动退让，通过签订《中巴边界问题协议》（1963年3月）使中国再丧失了2000平方公里（750平方英里）的领土。此外，毛泽东还向朝鲜赠送了领土。1963年9月，金日成以“建立朝鲜革命圣地”为由，要求毛泽东将长白山划给朝鲜。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与朝共签定密约，将长白山一半划归朝鲜，使长白山、天池（图们江、鸭绿江源头）由中国领土变成了中朝界山（朝鲜将获赠部分改称白头山）、界湖。

四清运动

毛泽东的生活中不能缺少整肃运动与战争。在“反右倾”运动还没有宣结束时，他又发动了“民主革命补课”和“整风整社”运动，在“民主革命补课”、“整风整社”运动仍在进行时，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又发动了以抓阶级敌人、搞阶级斗争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 各地领导人都在忙于救灾和恢复生产，对不间断的整肃运动不那么积极，并且谁也说不清各种名目的整肃运动有何不同，特别是说不清“整风整社”运动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区别何在。

八届十中会后，毛泽东南下周游，批评各省领导人只顾救灾，忽略了“抓阶级斗争”，要求以阶级斗争和社教运动为工作中心。1963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二月会议）上宣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再次要求开展“社教运动”。刘少奇清楚自己在七千人大会上出手制止灾荒扩大招毛不满，以为积极支持整肃运动即可赢回毛泽东的信任，在会上顺着毛泽东的意思发挥说“超过三分之一的基层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上”。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的社教运动，在农村追查基层干部在大饥荒中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的“四清运动”（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又称小四清），在城市开展新一轮“五反运动”（新五反运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会后，毛泽东再南下周游，督促各省开展整肃运动。

5月，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在杭州举行工作会议（五月会议），推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作为社教运动指导文件。在这一文件中，毛泽东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称“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结论是要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刘少奇附和毛泽东，主动出面担任全国社教运动总负责人。根据会议决定，中共各级机关组织干部进行开展四清运动前的集训。集训内容主要是灌输“阶级斗争”思想，训练整肃不手软等等。其中，广东省委抽调千余省直机关干部组成了省委书记赵紫阳为团长的四清工作团，先安排在揭阳县城闭门学习一个月，要求“人人过社会主义关”，阶级斗争中不能手软等等。各地集训后，刘少奇复制“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作法，派出百万各级干部组成“四清工作队”，进驻各地农村及城市，开始了全国“社教”（四清）运动和“新五反运动”。

向全国派工作队的同时，刘少奇派夫人王光美率领一支四清工作组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开展四清“蹲点”，以便“抓点带面”。进驻桃园后，王光美将大队党支部定性为是 “反革命两面政权”，要求桃园大队干部“洗澡”（接受批斗）， 互相“搓澡”（互相揭发批斗）。工作组将党支部书记开除党籍，戴上“坏分子”帽子，宣布查出五户“漏划地主”和两户“漏划富农”。经过一轮延安整风和土改运动模式的迫害整肃，王光美为首的工作队总结出了一套 “桃园经验”。其内容与土改运动经验大同小异，主要为：组成工作队，先绕开原基层领导秘密进村，秘密“扎根串连”，找村里最穷的人作为重建中共基层组织的积极分子，鼓动他们控诉及斗争现任基层领导，然后开展“对敌斗争”的“大兵团作战”，造成高压态势，对原基层干部“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查到“四不清”干部时要求他们交待指使作恶的上级，向上“挖根子”；运用“逼、供、信”等等。

1964年夏，刘少奇成立了自任总负责人的中共中央“四清”、“五反”指挥部，带着夫人王光美全国巡回演讲介绍“桃园经验”，并主持下达了另一“四清”运动指导文件——《后十条修正草案》。刘少奇的“后十条”要求扩大整肃规模，将毛泽东已经危言耸听严峻形势估计进一步升级，称基层政权基本上被“阶级敌人拉拢腐蚀，成了反革命两面政权”，“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要求向全国农村增派工作队，推行中央——省委——地委——四清工作队的运动模式，暗示县级以下的农村领导层“已经烂掉了”，需要全体整肃。人民公社化后，农村财产的大权操于政府之手，小权操于基层干部之手。大饥荒中，全国农村饿死的数千万人，但基层干部依靠手中控制的仅有粮食没有挨饿。在“反右倾”，“反瞒产”运动中，敢于为老百姓讲话的农村干部被以“右倾分子”罪名整下去，甚至整死，留在任上的基层干部都是“反右倾”、“反瞒产”政策忠实执行者，是大饥荒中搜粮、扒房，打死人，逼地人，私设公堂，实施酷刑的主持者。此时，中央要查基层干部在饥荒中的罪恶，号召农民控诉他们，顿使这些人陷入人人喊打的绝境。工作队要求农村基层干部自己坦白交待，互相揭发。经四清工作队动员，农民对基层干部的愤怒爆发，纷纷要求枪毙这些饥荒中的恶霸。然后，工作队将数以十万计的基层干部关押，实施与土改运动、“反右倾”、“反瞒产”中同样的残酷整肃，无数在大跃进中执行上级政策的农村基层干部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遭受工作队的酷刑。运动造成了与土改运动自杀潮、“民主革命补课”运动自杀潮之后另一波农村自杀潮。

原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回忆四清运动情况说：新庄大队有七个生产队近两千人。在“大跃进”年代，一些大、小队干部作风十分恶劣，打骂欺压群众，老百姓苦不堪言，全大队饿死五百多人，有六户人家死绝。工作组进村前，民兵连长和一个生产队长自知问题严重，外逃下落不明。“四清”工作组进村后，通过一个多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另组新的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揭批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多数“四不清”干部在刑讯逼供式的高压批斗下，低头认罪，愿意退赔多吃多占的粮食和钱财（实际根本退赔不出来）。可支部书记马某被批斗十几次，就是不认罪。工作组仲组长亲自迫马交代罪行。马回答说：我有错，但是没有罪。刮共产风，扒房子，没收社员家里东西，反瞒产私分，搜社员家粮食，把社员家里锅碗盆勺拿走，强迫吃食堂，都是根据县委布署，在公社干部督促下干的，不干不行。大队饿死那么多人，我心里也很难过，可是没有办法，粮食被国家调走了，1960年我们大队有三个生产队连种子都没有，地也没有种，哪有粮食给社员吃？食堂只好停伙，饿死人主要在那时。我向公社反映多次，要求发放救济粮，公社书记叫我到社员家搜，说一定能搜到粮食，我们搜了十几家，一粒粮食也没搜到，公社书记还骂我无能，要打我的右倾。多吃多占我确实有，可是不这么干，我家里人也要饿死……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仲组长走上前去，斥责道：“你贪污盗窃还有理”！狠狠抽了他两个耳光，踢了他一脚，将他踹倒在地鼻子流血不止，再叫民兵把马反捆起来，拉到外面罚跪五小时。……有人上来继续控诉马书记，拳打脚踢。当晚，马书记上吊身亡。愤怒的群众，尤其是那些饿死人的家庭，并不因为马书记自杀而善罢甘休。仲组长决定开会斗尸，派两个年轻社员从羊圈里把马书记的尸体拖出来扶起站立。批斗发言中，扶尸体者人摔倒压在人身上，群众四散，批斗会在混乱中收场。

马书记是新庄大队土改中最早被发展入党的土改积极分子，先后担任过互助组长，初级农业社副社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副大队长，执行了中共从合作化到反瞒产的全部农村政策。现在死了这么多人，中央不承担责任，老百姓在“四清”运动中斗干部像土改时斗地主一样，有人形容这是第二次土改。笔者参加了“四清”运动的全过程，从1963年秋天青海省第一期“四清”运动试点单位湟中县平安公社开始，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撤销“四清”工作团结束，看到当时青海省农村的实际状况是：经过 “大跃进”共产风一刮再刮，家家户户一贫如洗；不少人家墙倒屋塌，难避风雨，连铁锅和切菜的刀都没有，用土瓦罐煮食物。人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十几岁男孩夏天光腚，女孩没有遮羞的衣服，不能出门。[8]

事实正如马书记和尹厅长所指出的，中共中央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下达了高指标向农民征粮，下令对完不成征粮指标的基层干部展开反右倾批斗，下令在农村展开反瞒产私分运动，组织征粮队挨家挨户搜刮农民粮食，将农村粮食搜刮一空造成了大饥荒。饥荒后，中共中央派“四清”工作队进入农村，随意整肃执行“大跃进”政策的基层干部。马书记为代表的农村基层干部除了对饿死乡亲的愧疚之外，还有一肚子委屈，且在运动中投诉无门。被关押，批斗的基层干部承认他们有“多吃多占”的行为，但他们都强调，残害农民的都是上级强令之下干的，如果说有罪，罪不在已，而在上级。这就是他们不认罪的道理和自杀的冤情。

在城市，“四清”和“新五反”运动工作组接管所到之处的基层领导权，将几年前的肃反运动再来一次，在机关，学校，企业中开展查“小台湾”，查“反革命两面政权”，将划阶级成分再来一次，对镇反、肃反运动后幸存旧政府人员以“阶级异己份子”的罪名再迫害一次，将延安整风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洗澡”整人运动再来一次，将一大批干部“请上楼”（宣布有问题），逼迫他们自污、交待“历史问题”，组织对他们批斗（小盆洗澡），宣布其中一部分人检讨或交待不获通过，对他们组织升级规模的大会批斗（大盆洗澡），再宣布其中部分人交待不获通过（不予下楼），性质转变为“敌我矛盾”，将他们隔离审查，投入私设监狱。其中，李井泉甚至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名义展开了针对中学中的整肃运动。工作组将中学生作政治排队，分成进步、中间、落后、反社会主义四类，成千上万的中学生遭到批斗、侮辱，甚至导致学生自杀，将数千中学生送去劳教或押回农村劳改，[9] 留下了政府大规模迫害未成年学生的黑暗记录。

“四清”（社教）运动的迫害手段与延安整风、土改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倾、反瞒产等迫害运动大致一样，都是造成不交待出问题过不了关的局面，使被整者陷入极度的精神恐怖。这些迫害手段包括：大会斗争，强迫弯腰、低头、游街、挂牌子、戴高帽、燕飞（喷气式）、跟踪、盯梢、以集训为名关押、捆绑，罚跪、各种体罚、殴打、刑讯、假枪毙、吊人、冻刑等等。运动中，“专政”隔离室、拘留所遍布全国农村公社、大队，城市机关、企业。在刘少奇、王光美的试点河北抚宁县，中共的“四清”运动就整肃了两千党员、干部，害死了两千多人；斗争管制及新“划”出了一千多户地主、富农。[7] 由抚宁看全国，四清运动的受害人数极其庞大，造成的自杀潮比“民主革命补课”中的自杀潮规模更大，甚至造成学校学生自杀，甚至小学生自杀。[10] 人们都知道后来文革中的迫害残酷，其实，“四清”（社教）运动已经残酷之极，打死、逼死人无数。整肃基层干部之外，四清社教运动还将镇反、肃反、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中斗争过的对所谓黑五类人员（地富反坏右）拉出来再斗争一次，施了“二次迫害”。与土改经验一样，四清运动、“桃园经验”也是为所欲为、任意迫害人的教科书，所推出的跟踪、盯梢、大会斗争，强迫弯腰，低头，罚站，游街、挂牌子、戴高帽、燕飞（喷气式）迫害手段成为不久后文革运动中整人的示范。可以说，领导四清迫害运动的刘少奇夫妇在不久后受到同样迫害并不冤枉。

刘少奇积极推动社教四清运动的一个动因是在探亲中了解到基层干部在饥荒中“吃小灶”，酒肉不断，决心整肃“多吃多占”的基层干部。饥荒中农村基层干部靠多吃多占生存下来不假，但与高层相比，基层的“多吃多占”是九牛一毛。大饥荒中，中共“七大领袖”在各地的行宫照样开工，建成，高层们照样到北戴河避暑。中共早在延安时就建立的高层吃“小灶”的制度，规定了毛泽东等高层享受每天吃鸡的待遇。大饥荒中，中共高层们都享受着特供的鸡鸭鱼肉，高档烟酒。在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中共中央出台了高级干部和指定的“民主人士”享受“特供”的一套规定（饥荒过后，中共将“特供”扩大至17级以上干部），中南海的春藕斋重新粉画装修后成为毛泽东的专用舞厅，舞会由每周一次增加为两次，有从文工团选出女演员为毛伴舞、侍寝。[11] 毛的情人陈惠敏（陈露文）多年后披露：高层除陈云身体衰弱，林彪抽白面外个个都玩女人，周、邓、朱、叶都不例外，他们当这是最高的特权享受。她坦言，去中南海跳舞是为了吃一顿外面是吃不到的丰盛晚餐，富强面和美味的炒菜，舞场由空政、公安文工团负责，专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三首长服务，百余人乐队伴奏，女孩子一排坐在一侧等候邀请上场。[12]

刘少奇在《人民日报》推动放“高产卫星”时没有提出批评，在视察中也没有拆穿各地明显的造假，在饥荒中与众高层一样享受着特供，避暑。他对大饥荒中的茅台生产大跃进，对从饥荒省调粮食去酿茅台酒不置一词，却痛斥《人民日报》的负责人说：“你们《人民日报》上登的新闻，有多少是真的？你们天天用大字登头条新闻，今天说那里生产如何好，昨天说那里的公共食堂办得好，究竟有多少是真的？……你们搞了这么多错误的东西，影响很坏。”[13] 他很清楚，“放高产卫星”是毛泽东推动的，报社总编只是奉命行事。从“放卫星”到“反右倾”、“反瞒产”，他不敢批评毛泽东，不自责对饥荒的第二位责任。在饿死数千万人后，他向基层干部大兴问罪之师，同时没有为自己在饥荒中享乐忏悔过。

毛泽东、刘少奇比谁都清楚，基层干部在“大跃进”、大饥荒中的恶行与国民党、地主、富农无关，是中央政策造成的。他们联手发动“民主革命补课”、“整风整社”运动、“社教四清”运动有着各自的打算，都在想整肃掉一批干部换上自己的人马。通过主持“四清社教”运动，刘少奇整肃了一大批“大跃进”中作恶的干部，杀了一大批民愤极大的基层官员，声望日增。随着肖像开始与毛像并列悬挂悬挂，他在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时插话。按中共高层的规则，上级可以在下级讲话时插话，下级不得插上级的话，插话至少是平级才不算冒犯。在毛泽东看来，他可以在任何人讲话时随意插话，而任何人在他讲话时插话都属于冒犯。毛泽东对各地干部“贯彻刘主席指示”的说法难以忍受，对刘少奇插话感到愤怒。联想起邓小平在会前劝他不必参加会（当时毛泽东感冒），毛泽东认为刘、邓代表的中央“一线”要对他夺权。散会后，他发火说：“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结果，回到各省的大员们被召回接着开会，毛泽东讲话说：“新生资产阶级有的在党内，也有的在党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后台的”，“有人搞独立王国”。[14] 大家都在猜毛泽东所言谁指，并感到恐怖。

1965年初，毛泽东主持推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王力，许立群、邓力群等执笔）作为新的四清运动指导文件，宣布城乡四清运动从“小四清”进入“大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阶段。毛泽东在《二十三条》中提出：“全党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他们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他期望通过“四清”运动清算刘少奇及其支持者，但是因刘少奇主持着“四清”运动而无法达到目的，于是对“四清”运动不再感兴趣，转而布署另一场更大的整肃运动。

这场“社教四清”运动是毛泽东在制造大饥荒灾难将责任推卸给基层领导，让基层领导作替罪羊的整肃运动，是一场高层整肃小吏以掩盖自己罪责的运动，是饥荒中住行宫、享特供的中共领袖们整肃基层干部“开小灶”，吃馒头的运动。以“社教”、“四清”名义，中共在全国城乡大饥荒后整肃了城乡五、六百万基层干部和平民，整死了近十万人。这样的运动是了解革命和革命家的钥匙。革命家们就是这样生存过来的。大饥荒中，毛泽东提出了“民主革命不彻底”说，发动“四清社教”运动时，他声称有20%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随后，他将形势越说越严峻，说有30%，再说有40%的政权不在共产党之手。事实上，在风调雨顺的太平年代发生全国大饥荒，正是因为百分之百政权在共产党手中的结果。毛泽东将大饥荒罪责嫁祸国民党，而同期国民党在台湾领导着经济起飞，台湾的农民享受着和平、有偿土改的实惠，台湾当局在饥荒中在向大陆沿海地区空投物资救灾。十几年后，中共宣布“四清”（社教）运动中“挖出”的所谓反党联盟、“漏网地主”、“漏网富农”、“敌我矛盾”等等全部是冤假错案，自己证明了“四清运动”的灾难性质。从肃反运动到“反右倾”、“反瞒产”运动，到“民主革命补课”、“整风整社”运动，到“四清社教”运动，中共以阶级斗争名义的整肃运动害死人数极其巨大。由于中共将有关档案保密，或销毁，真实受害人数无从知晓。

从“民主革命补课”、“整风整社”到文革，整肃运动接着整肃运动，大运动套小运动，祸害人民的运动没有间断，灾难没有间断。毛泽东时代的多数整肃运动不是正式结束，而是在新运动中不了了之。例如，肃反没有正式结束，在反右中不了了之，“反右倾”运动没有正式结束，在“民主革命补课”、“整风整社”中不了了之，“民主革命补课”、“整风整社”没有正式结束，在“四清社教”运动中不了了之，“四清社教”运动也没有正式结束，随后的文革运动中不了了之。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二十世纪的中国强人都抓枪杆子，都整肃对手。但他们都愿意看到民众安居乐业，愿意兴办教育，改善民生。而毛泽东对改善民生没有兴趣，享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要求永远有整肃运动。

农业学大寨运动

禁止包产到户后，农民生产积极性丧失，农业生产衰退，集市贸易消失，在“包产到户”热潮中刚有好转的国家财政状况再现恶化。随着农民摆脱苦难的希望破灭，边境地区出现民众冒死逃亡潮。例如，广东宝安，新疆伊犁、塔城等地的边民逃得十室九空。

1964年2月，新华社发表了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在华北洪灾后重建房屋和梯田的事迹总结为“三不要”“三不少”（国家的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质不要；卖给国家的粮食不能少，社员口粮不少、劳动日分值不少）。毛泽东感到大寨事迹可以作为人民公社优越性的证明，决定将大寨树立为先进典型，让全国农民都像大寨人那样“三不要”、“三不少”。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农业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这时，“四清”工作队查出大寨大队的粮食实际产量少于村支书陈永贵报告的数字。按照“四清”的作法，要顺势追查，将陈永贵关押。周恩来知道毛泽东要树立大寨典型，亲自出面干预，责令山西的“四清”工作队不得为难大寨。8月，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农业学大寨”号召，要求农民不向政府要救济，多向政府交粮食。随后，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中共向全国推广的“大寨经验”其实是毛泽东制造“大跃进”灾难的一套作法。其一是“政治挂帅”，搞阶级斗争，抓阶级敌人，将“四清”运动的政治高压与精神恐怖扩大。奉毛泽东的指示，陈永贵在大寨和昔阳县大搞“阶级斗争”，要求人们互相监视，查“思想动向”，打击他认为的“资本主义”思想，甚至指使孩子监视他们的富农父亲，将接受指使的孩子表扬为“家庭内部的社会主义钉子”。在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时，大寨本身一片阶级斗争恐怖，昔阳全县开展的“抓阶级斗争”、“实行全面专政”，犯下了累累罪行，迫害致死141人，致伤不计其数。被害死者中，有百余人是因为不堪忍受酷刑折磨而上吊、投水、跳崖自杀。[15] 其二是“穷过渡”，收回农民自留地，将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的过渡，穷队“共”富队的产。运动的结果是，全国农村再次实行“一平二调”，使贫富不均的生产队再共产一次。其三是根据毛泽东的“大跃进”思想，开展“向荒山要田，要粮”，的开荒运动，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各地照搬“大寨经验”，“向荒山要田”，“向草原要田”，“向湖区要田”，毁林开荒，毁草原开荒，围湖、填湖造田。例如，湖北在“农业学大寨”中填湖数百，毁了“千湖之乡”；浙江、上海市郊填池塘十几万亩造田；内蒙大规模毁掉草原造田；南方的基层领导们为了政绩，下令在本地毁掉山林，大建大寨式的梯田，结果是劳民伤财，将南方的绿水青山变成了荒山秃岭，使大片蓄洪区、湿地消失。如此学大寨运动的结果是全国快速沙漠化，是为中国有史以来对草原、山林最大规模的破坏。其四是另一次“大跃进”式的兴修水利运动。其特点是不讲科学，胡乱开工，粗制滥造，破坏环境，劳命伤财，大量无偿调用农村劳动力，给农民带来连年徭役，和大规模的伤病死亡。

在树立大寨典型的过程中，中共运用了造假手段，向全国宣传大寨人不向政府要一分钱，全靠自力更生，实际政府无偿向大寨向每个农户平均提供了万余元的资助，为大寨无偿建设了水利设施，空中运输索道，喷灌滴灌工程及农业机械等，帮助大寨村一举脱贫。各地农民对于学大寨运动的祸害很清楚，农民总结的实话是：“农村两大害：人民公社，学大寨。”[16]

第 47 章 中苏分裂

1954年，赫鲁晓夫率团来华参加国庆五周年庆典。这时，他需要中共在共产主义阵营中带头支持他的新领袖地位，因此愿意改变苏联长期以来对中国的帝国主义野心和斯大林长期也来对中共的家长态度，换取中共的支持。在与毛泽东会谈中，赫主动向中国示好，表示苏共愿意放弃《中苏友好同盟特别协议》中斯大林规定的大部分在华特权，愿意提出将旅顺口海军基地归还中国，将四个中苏合股公司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准备为中国提供五亿两千万卢布的长期贷款，援建中国156项工程，赠送中国农机设备和在中国展览的机器设备等等。

毛泽东感到长期受斯大林的气，如今熬出了头。他从前就不关心收回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现在也不为苏联放弃在华特权而高兴，而更关心的是与赫鲁晓夫争共产阵营领袖之位。赫鲁晓夫的平等态度更助长了毛泽东争当共产主义阵营老大的雄心。不过，毛泽东知道坐共产阵营领袖位须有苏联那样的军事实力。自从苏共有了原子弹，毛泽东确定了掌握原子弹的目标。为此，他主动提出出兵朝鲜，讨斯大林满意以便从苏联获取军工援助和核技术。在与赫鲁晓夫会谈中，毛泽东提出要核技术，赫以提供核保护伞的说法拒绝。会谈后，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在其中宣布苏联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军，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国政府。要核技术被拒绝后，毛泽东将炮击金门的台海危机升级，利用结盟关系让赫鲁晓夫面对被卷入与美国全面对抗的难题，同时再要求苏联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赫鲁晓夫不顾军方的反对答应了毛的要求，批准逐步向中共提供核技术。毛泽东苏联提供核技术的进度不满，感到按这样的进度总无法达到作世界领袖的目标。

1958年8月，赫鲁晓夫秘密访问中国，毛泽东以在中南海的游泳池里与赫会谈的安排表达轻蔑。会谈中，毛说：“赫鲁晓夫同志，你怎么想？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军事实力，你就能看到我们显然比我们的敌人强，因为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在一起能动员更多的师。我们同你们拥有的师比美国人多，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打一下，不立即解决世界革命的问题呢?”赫：“怎么能这么说呢? 这是什么革命，这是战争！现在已经不能按师、而是按原子弹来计算了。一颗原子弹就可以毁掉整整一个城市。”毛： “听我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你们需要用多少个师来打垮他们，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一百个，两百个，一千个都行。”赫鲁晓夫怒言：“我国人民永远不会同意这样做的。我们不会同意，也不允许任何其他人这样做！”[1] 会谈不欢而散。赫鲁晓夫刚刚回国，毛泽东再次下令炮击金门，以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拉苏联下水的方式要挟赫鲁晓夫。赫认为毛完全不通报开战的的作法是对盟国的蔑视和侮辱，意识到向毛提供核技术极其危险，决定停止执行《国防新技术协定》。同时，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政策展开严厉批判，抨击中共放“高产卫星”、抨击宣布在四个月内实现钢产量翻番是胡闹，强制推行人民公社制度破坏了农村经济，大跃进使中国的经济陷入了混乱，中共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抨击中共武力镇压西藏暴动，并警告“剥夺农民财产将造成饥荒”。 [2] 不久，赫鲁晓夫的警告应验，并且饥荒灾难比赫所预言的更加严重。

毛泽东咽不下被赫鲁晓夫多次公开批评这口气，指示理论班子对苏共展开论战。他知道，不能就赫鲁晓夫对人民公社、“大跃进”的批评与苏共论战，因为大跃进导致饿死数千万人的真相只能对国内老百姓封锁消息，在国际上根本瞒不住，赫鲁晓夫批评之言已被事实证明正确，于是毛泽东指示理论班子搬弄马克思主义词句，提出苏共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是“修正主义”。按毛泽东的要求，中共中央成立了以总书记邓小平为首，康生、吴冷西、廖承志、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许立群、乔冠华、王力等人为成员的写作班子，开始起草“反修正主义”文章。1960年4月，在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之际，中共连续发表了《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借批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向苏共挑战，批判苏共奉行和平共处政策是背离了暴力消灭资本主义的马列信条，成为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在6月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回应中共说：“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不必依靠世界大战，只有疯子和狂人才想再打一次世界大战。毛泽东的大跃进运动带来灾难，使人民没有裤子穿。”会上，除了毛泽东以无偿援助收买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支持中共外，其它数十共产党均支持苏共的和平共处政策，谴责中共鼓吹战争。苏共在会议中向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递交了一封逐一驳斥中共三篇文章观点的信函，在会后即停止了对中共一百多个项目的援助，撤走了技术专家，同时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援助。至此，中苏两共的蜜月关系结束，共产主义阵营走向分裂。

苏联停止援建对中国老百姓是好事。因为，按毛泽东的要求，援建项目基本都是军工项目，且苏联的援助不是无偿的，需要中国以粮食偿还。中共为这些军工项目拨出配套资金也数额巨大。这些军工项目是中国连年财政亏空和发生大饥荒重要原因。为还军工债，为了军事工业化和核武器研制，毛泽东不断增加搜刮粮食的指标，在农村大饥荒中继续要求按高指标征购粮食，发动了武装搜粮的“反右倾”、“反瞒产”运动，造成了大饥荒。

为向苏联示威，毛泽东在国内千万人饿死的形势下向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承诺补足苏联停止援助的部分，其中包括能够立即在中国救活灾民的粮食，甚至命令货轮直接将西方国家人道主义救灾粮运去阿尔巴尼亚。[3] 1961年初，在中国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时候，赫鲁晓夫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帮助中国缓解饥荒建议，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50万吨糖，主动提出中国对苏十亿卢布的贸易逆差分五年偿还且不计利息。毛泽东不在乎百姓死活，为与赫斗气拒绝苏共的人道援助建议。

1961年10月，苏共在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开了列宁反对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的遗嘱，宣布将斯大林遗体迁出红场火化，宣布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党、全民国家（三和两全）为国策，批判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路线，号召阿共党员起来推翻霍查的领导，以此方式间接批判中共坚持斯大林主义、鼓吹战争的立场。以周恩来、彭真为正、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表示反对火化斯大林遗体。赫鲁晓夫回应：“你们要斯大林，可以把尸体搬到北京去”。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率团向斯大林墓献花圈后提前离会回国，毛泽东率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中共高层高调到机场迎接以示对苏共决裂。

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提出了缓和与苏共关系，接受和平共处，对外援助量力而行，争取国际和平环境等务实建议。中共高层们都清楚在大饥荒中坚持对外无偿援助意味着更多饥民被饿死，知道王的建议虽然没有直接要求废除搜刮民粮对外援助的暴政，但符合救灾需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纷纷表示赞同王的建议。毛泽东拒绝与苏共息争，但在下台危机中暂时默认。半年后，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七千人大会大会展开清算，斥“包产到户”等一系列恢复经济的作法为“右倾机会主义”，声称中国出了修正主义，要求在国内和国际同时“反修”，斥王稼祥的几项笾建议为“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刘、周、邓一同转向，改口支持毛泽东，王被迫向毛作检讨，在会后被迫搬家离开了中南海。

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发动了中印边界战争。苏共发表了形同通牒强硬声明，表态支持印度，警告中共止步。毛泽东服软，不仅下令撤军，还命令从战前分界线全线再退二十公里，以赠送领土的方式结束了在中印边界的战争。大概由于长期处于群臣指鹿为马的环境，这时的毛泽东思想行为荒诞，失常，既反“美帝国主义”，又反“苏共修正主义”，要求同时与全世界主要国家为敌，整天鼓吹战争。被苏共强硬声明教训后，毛泽东窝火愤怒，决心报复，指示对苏共展开论战。按毛要求，中共中央于1962年底开始连续发表了《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等系列“反修”文章，借批判意共总书记反对战争的讲话抨击苏共“三和两全”政策为“修正主义”。苏共不想让共产主义阵营的分裂公开，致信中共中央呼吁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两党会谈。毛泽东拒绝息争，发布内部指示说：“赫鲁晓夫提出停止公开论战，但他自己却在进行论战，公开批评中国党和其他兄弟党。对于所有这些批评，我们都得回答，有来有往，你们可以骂人，我们也可以回骂。这场论战是不可怕的，打笔墨官司，天塌不下来，西山的草木照样生长，女人照样生孩子，鱼照样在水里游。中苏之间骂来骂去，中间总要停一下嘛！所以我们赞成休战。”[4] 按说，对毛这样又说要回骂又说赞成休战的指示应当有人敢于问个明白，但这时的中共内没人敢与毛泽东正常对话，大家都习惯接受这种不知所云的指示。1963年3月，苏共再致信中共建议息争，但要求以中共改变错误政策为条件。毛泽东拒绝认错，指示邓小平起草针锋相对的复信，并寻求亚洲小共产党的支持。

共产党崇尚暴力，不懂妥协，但各国共产党人在核对抗的时代也知道核战争没有赢家的道理，不想家园再变废墟，一致拥护苏共的和平共处立场，反对中共鼓吹世界大战。鼓吹战争的中共在共产阵营中非常孤立，只与少数亚洲共产党还有往来。赫鲁晓夫为坐稳共运领袖之位不得不拉拢中共。毛泽东想坐共运领袖位，也必须争取一些小共党的支持，其拉拢办法唯有以提供无偿援助收买。他在对苏决裂前已花大本钱收买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论战中，他采取一系列秘密拉拢办法争取到缅甸、马来西亚、泰国、新西兰、北朝鲜、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共产党支持中共对苏复信稿的立场。这些支持的背后都是规模巨大的秘密交易。例如越共的支持背后是，正在布署挑起越战毛泽东派邓小平带着“反修”文章草稿和提供200亿元人民币经济援助的承诺赴越南，所得到的不过是越共表态支持中共的“反修”文章。[5] 在国民生活极为困苦的1963年，这200亿元相当于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财政收入60％。相比巨额援助所得，小共党们当然觉得表态支持无所谓正确的论战一方是值得的交换。得到小共党们的支持表态后，中共《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对苏共展开了另一轮论战。苏共只好接受挑战，组织了数百篇文章批判中共的主张。

7月，邓小平、彭真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共会谈。会谈期间，苏共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公开信就中苏两党分歧的由来、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问题、民族解放运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国际共运的团结、和平过渡和建设共产主义等问题逐条批驳中共的政策、主张。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主持“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写出了“九评”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等九篇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在１９６３年秋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由于中苏两党论争的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无从界义的概念，论战无所谓道理，只是互相攻击而已。中共在文章中指责苏共“复辟资本主义”更是无稽之谈，因为两共均未经历资本主义时代。

从双方论战文章看，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分歧主要为：赫批判斯大林主义和个人崇拜，毛坚持斯大林主义和个人崇拜；赫主张与西方世界和平共处、缓和关系，避免战争，特别强调避免核战；毛反对缓和，坚持暴力摧毁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鼓吹世界大战；赫淡化阶级斗争，毛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上述分歧之外，二人间还存在共产主义阵营的领袖之争。中苏两共论战期间，苏联与美、英签订了部分禁止核武试验条约，承诺防止核武器扩散，不支持中国发展核武器，推动世界在和平共处方面取得进步。在核对抗时代，苏共的“和平共处”政策无疑代表着理智。毛泽东批判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政策违反了列宁主义，主张发动世界大战摧毁西方世界，背后是发动核战争的打算。应当说，论战中中共的主张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基本信条是否定生命权、财产权、否定和平改良，否定妥协与共处，主张你死我活，崇尚血腥、暴力与毁灭。毛泽东坚持这些信条，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赫鲁晓夫也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但因应核对抗形势放弃以战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教条，主张和平与妥协。他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抨击毛泽东挑起核战争的疯狂言论，顺应了文明进步的潮流，同时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教旨。当人们了解到两共论战中的上述分歧后就会明白，毛泽东在论战期间写的“梅花欢喜漫天雪”诗句是在呼唤战争，呼唤世界大战，呼唤核战争，“冻死苍蝇未足奇”诗句表达的是反对和平共处，否定人民的生命权的心态。

中共中央在全国反复广播，要求老百姓收听的“九评”文章，在今天读来让国人感到羞愧。因为这些根据毛泽东“你们可以骂人，我们也可以回骂”指示撰写的文章通篇不讲道理，乱扣帽子，充斥“嬉皮笑脸”、“泼妇骂街”、“信口雌黄”、“大肆谩骂”、“大肆咆哮”、“耍赖”、“狡辩”、“陈词滥调”等贬辱谩骂，成为全世界的笑料。将“九评”文章与清廷对世界各国的宣战诏书比较，看不出六十多年的革命带来任何进步，看到的是更加强词夺理。这种被西方世界称为“新华社体”的“九评”文章毒害了一代青年。受“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教育成长青年们在几年后的文革大批判中继承了“九评”文章的谩骂风格，在标语口号和文章中大量使用辱骂、暴力，血腥的字眼，是为毛泽东时代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