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8 章 崇毛运动

在延安，毛泽东营造了效忠他、吹捧他才能获提拔的环境。彭真是最早的受益者。他在所掌管的中央党校率先推出“毛主席万岁”口号，随后在整风运动中获毛提拔进入了最高权力机关——总学委。整风运动中，不赞成崇拜毛泽东，不造成喊毛万岁的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地位跌落，[1] 积极推动崇毛的刘少奇、彭真等人地位窜升，《解放日报》开始刊登“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大标题和“毛主席万岁”口号，中央党校在大礼堂开始摆放毛泽东浮雕头像，党校开始给学员发毛像章，中共中央开始向边区老百姓派发毛的肖像要求悬挂，边区开始唱《东方红》。

整风运动后，中共宣传部门推出了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1948年，毛泽东派刘少奇负责编辑、审定《毛泽东选集》。他接手后发现，所选文稿基本都是中共高层成员和秘书的手笔，毛泽东只是挂名发表、照本宣读，最多对其中作些象征性修改。刘向毛提出在著作后加注释说明执笔者的建议，毛不满地说：“算不算我的著作，你们看着办，我从来不是在代表我个人干革命的。” 刘决定不加注释，将理论班子的文章，包括他本人起草的一些文稿都归到了毛泽东名下。建国后，康生奉毛之命接手《毛泽东选集》编辑事宜，将《矛盾论》、《实践论》等一大批由秘书班子撰写的文章手稿销毁，大量删除不利毛泽东形象的文字，例如在湖南农民运动期间关于“痞子最革命”的论断，在抗战爆发时关于“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等内容，帮助毛泽东去了心病。[2]

与《毛泽东选集》一样，脍炙人口的《毛泽东诗词》也多有抄袭或根本是他人之作。抗战中，受益毛泽东坚持避战方针，中共众高层在延安颇得闲暇，朱德、董必武、谢觉哉、吴玉章、林伯渠等人组织了“怀安诗社”，秘书们投毛所好，争相请毛帮助修改诗词。于是，众多脍炙人口的《毛主席诗词》在“切磋”中诞生，在建国后被倒填日期发表。例如，《菩萨蛮．黄鹤楼》被倒填日期为1927年，当时“沉沉一线穿南北”的粤汉铁路尚未建成。“万木霜天红烂漫……前头捉了张辉瓒”的填词背景是，红军将国民党军师长张辉瓒、旅长王捷俊等人以铁丝穿手反口，实施鞭鞑及各种酷刑，然后点天灯，割下张等头颅放在一块木板上顺河漂到白区，以表达对国民党清共的仇恨， [3]“十万工农下吉安”的填词背景是红军在占领吉安的四十五天中每天贴出布告杀“反革命”，在如此血腥恐怖中填写词章让人难以相信，说是胡乔木等人在延安的宁静中发挥想象，切磋成词倒是可信。关于《沁园春.长沙》，不少词家认为该词与《毛主席诗词》中其它词作功力与风格迥异，不可能与“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不须放屁”等句出自同一作者。将该词的建国后发表版本与1930年代萧三在陕北所得版本有所不同，两处关键改动为：将“肃立”改为“独立”；将“欢歌”改为“偕来”。据此推测，该词应是1920至1921年间毛泽东和许多同学游岳麓山、橘子洲时的联句之作，经功力高深的老师修改而成。[4] 《沁园春·雪》一词显然是文臣颂扬君王之作。其创作日期为1936年2月。当时有率领大军的张国焘竞争，有张闻天任名义最高领袖，毛泽东尚无“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多数词家相信，该词是文臣胡乔木在延安整风后的进献之作（据说胡临终前曾要求恢复此词与“老三篇”的著作权）。

1959年，毛泽东将反对个人崇拜和大跃进的彭德怀的罢官，让亲信林彪掌军，嘱林要解决军队忠于谁的问题。1960年，毛泽东在制造大饥荒而声望低落之时推出了经康生主持修改，自己审阅的四卷《毛泽东选集》。按毛的要求，林彪指示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全军掀起了效忠毛泽东和“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根据总政的要求，解放军各军区开始树立“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典型，其中沈阳军区所树典型最得要领。

按照总政要求，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选中新战士雷锋为“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的包装对象，制定了一个“报大典型”计划，经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杜平批准后开始实施，安排了一位党委常委负责培养雷锋，指定团副政委刘家乐、连指导员高士祥具体负责“雷锋典型”事宜，派政治部宣传处干事于长清任雷锋的理论辅导教员，成立了包括工程兵第十团宣传股长、组织股长领衔的写作班子，代笔写雷锋学习心得、讲稿、《雷锋日记》和雷锋苦难家史，派摄影人员张峻、季增等人组成了雷锋摄影组。1960年底，沈阳军区《前进报》相继发表了长篇通讯《毛主席的好战士》和《雷锋日记摘抄》，新华社、《解放军报》、《辽宁日报》等报纷纷转载。

这时，毛泽东正在困境之中。在全国大饥荒中，各地官员在人相食的情况下纷纷呼吁召开中央全会，间接表达了领袖换人的要求。在下台危机中，毛泽东见到《解放军报》刊出的《雷锋日记摘抄》，对其中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之句高度赞赏。于是，林彪决定将雷锋树立为全军学习的榜样，沈阳军区政治部的“大典型”计划一举成功。在此后的一年中，新战士雷锋基本脱离连队，巡回在各地部队作报告，介绍“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沈阳军区政治部安排了一套人马为他写讲稿，编做好事的故事，安排宣传干事为他设计场景、安排“群众演员”，摆拍“雷锋事迹”照片，安排摄影组随行，拍摄了“雷锋出差行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的系列照片。

1962年初，毛泽东在被迫同意退居二线的被动中决定，将军内的学雷锋运动推向全国，以对自己崇拜运动压制刘少奇上升的声望。这时，雷锋在一年多的巡回演讲中所作苦难家史报告、做好事报告已经破绽百出，不久，雷锋蹊跷牺牲。随后，沈阳军区政治部组成“雷锋日记再整理工作组”，对《雷锋日记》进行了再加工，加入了“把毛主席的话当作粮食、武器和方向盘”、“对待同志要向春天般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作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等名句。

1963年春，毛泽东发表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亲自将军队的“学雷锋运动”推向了全国。他没有说明向雷锋学什么。林彪跟随题词作了回答，照搬《雷锋日记》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周恩来跟随题词强调阶级斗争，已经淡出核心的朱德加入了题词热潮，题了学雷锋运动的效忠要点：“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不敢落后，跟随题词。众高层的联袂题词形成了中共中央决议的效力。紧接着，毛泽东批示：“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思想工作与政治工作，经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后，有了很大的起色……”，以此表扬林彪推动的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

毛泽东发动“学雷锋运动”有几重目的：一是推动崇拜自己的运动摆脱独裁地位危机，二是如周恩来题词所表达的，在全国鼓动阶级斗争和阶级仇恨，三是要求国人像《雷锋日记》所表达的，作“革命的螺丝钉”，扫除独立思想，主动洗脑，成为“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工具。通过携高层一起题词，毛泽东在被迫“退居二线”后仅一年就通过在军队中开展“学雷锋运动”和“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再将运动推向全国，营造出了全国崇拜自己的局面。

众高层的“学雷锋”题词发表后，中共在各行各业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崇拜毛泽东的运动，举行积极分子先进事迹报告会，表彰会，经验交流会，批量推出了崇毛先进典型、标兵人物，林彪指示《解放军报》每天在报头刊登一条“毛主席语录”，要求军区培养各自的“学习毛泽东著作标兵”，各军区政治部纷纷推出自己的典型，军内涌现出廖初江、丰福生、黄祖世等一大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标兵。军队和各行各业推出的标兵事迹大同小异，都是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通读多遍，写下了长篇的学习笔记，其包装推出过程与沈阳军区包装雷锋相似。一时，《学习雷锋好榜样》、《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来自集体创作的《雷锋日记》）等歌曲唱遍全国，强烈地影响了一代青年，《雷锋日记》中“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象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等的警句成了青年的座右铭。青年们不知道毛泽东刚刚制造了大饥荒灾难，效仿雷锋榜样，狂热学习《毛泽东选集》，狂热崇拜毛泽东，争相效仿雷锋，充满阶级仇恨，作“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工具。

1964年，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走捷径、背警句”的指示，在军队中推出了《毛主席语录》小红书。林彪在为“小红书”撰写的前言中吹捧“毛泽东同志天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再次号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要求将解放军不光要效忠一党，更要效忠领袖个人，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在林彪的推动下，军队中推行的背诵毛泽东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和《毛主席语录》的作法被推向了全国。在各地、各行业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中，毛泽东再发出“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典型。报刊宣传的大庆、大寨等先进典型都围绕着一个要点——崇拜毛泽东，“学习毛主席著作”。随着崇拜毛泽东热潮升温，中共八大后形成的“七领袖”说法被效忠毛泽东个人的说法取代，各地办公室、会议室悬挂的中共 “七常委”并列肖像，毛、刘并列肖像逐步被取下，代之以毛泽东一人的肖像。

崇毛运动是毛泽东自己推动的，而为毛贡献最大的林彪和周恩来。周恩来在文艺宣传领域推动崇毛之积极不在林彪之下。为了推动崇拜毛泽东，他把自己入党时间从1920年底（在法国由员张申府和刘清扬介绍入党）改为1922年，以宣传毛泽东缔造中共。他淡化自己参与领导的“南昌暴动”，突出“秋收暴动”，下令取消军装样式中的“八一”图案，亲自策划了为毛泽东歌功颂德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序曲中首创了“毛泽东时代”说法，为毛泽东献上了“在毛泽东时代，祖国的江山多么壮丽！祖国的人民多么幸福”的颂词，在史诗中为演出人员作党史报告说：革命在毛泽东领导下才走向胜利，[5] “从党一诞生，就存在着两条对立的路线。真正能代表党的，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这才是历史的真实”，[6] “从党的诞生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来的‘五四’运动，到大革命，然后又到井冈山，举起了红旗，都贯穿着毛泽东的思想，通过这个表演逐步地体现出来……”[7] 周恩来特地安排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当天将这台节目演给毛泽东观看，安排毛接见三千演员，并当场宣布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指挥全场山呼“毛主席万岁”，让毛泽东感受到了退居二线后最开心时刻。与林彪推出“最高指示”说法同时，周恩来将《东方红》中的“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推向了全国。

推出舞台史诗《东方红》后，周恩来决定把《东方红》拍成电影，[8] 指示“一定要拍好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尤其要突出反映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人民的领袖这一点”，[9] 指示外贸部进口最好的胶片，[10] 还策划推出了以输出革命为主题，专为给其它共产党领袖看的《工人之歌》、《椰林怒火》、《刚果河在怒吼》等剧目。[11] 他计划，再推出以歌颂毛泽东为世界革命领袖为主题的《东方红》第二部。由于各国共产党追随莫斯科，不支持中共，计划中的《东方红》第二部没有市场，只好搁置。周恩来推动崇拜毛泽东的另一杰作是亲自将歌曲《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改词、改名为《大海航行靠舵手》。崇毛运动中，周、林二人还联手推出了以歌颂毛泽东为主旨《长征组歌》，让这部组唱遍了全国，极大地影响了一代青年。林彪、周恩来推动崇拜毛泽东的竞赛对刘少奇形成了压力。刘少奇也加入了竞赛，要求四清运动工作组也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崇拜毛泽东的运动。经林、周、刘的合力推动，中共在大饥荒后迅速将制造灾难的毛泽东捧上了更高的神坛。

1965年，解放军总政治部运用包装雷锋的同样手法，再推出了英雄王杰。《王杰日记》与《雷锋日记》的加工手法大同小异，内容也是记录自己做好事不留名，学习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文章，以及推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与推动学雷锋运动一样，毛泽东再率众高层题词。这次更多高层加入题词，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叶剑英、罗瑞卿等人。毛泽东的题词为：“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周恩来的题词是照抄宣传部门创作的王杰诗：“座座高山耸入云，我们施工为人民。不怕施工苦和累，愿把青春献人民”。高层题词后，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先后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军民开展学习王杰的运动。

文革运动开始后，解放军总政治部批量推出了一个接一个的英雄，先后推出了“舍身抢救红卫兵列车”的蔡永祥、“为保卫红卫兵安全英勇献出生命”的“毛主席的好战士吕祥璧”、“为抢救落水红卫兵而溺水牺牲的支左爱民模范李文忠”、在意外爆炸事故中牺牲的军队干部门合等等。总政推出的英雄都有日记中与雷锋大同小异的口号，要点都是崇毛。其中，李文忠口号带有林彪语录的特色：“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门合的口号为“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如果说解放军政治部推出的雷锋事迹是精品的话，随后接连推出的英雄则越来越粗制滥造。随着林彪集团势力膨胀，毛泽东对解放军总政治部推出的英雄不再感兴趣，众高层相携题词的景象不再。

政治部、宣传部推出假英雄，从真实的新闻中过滤掉不合党利益的部分，加入党需要的情节等等不是中共独有，而是共产党国家和军队的普遍现象。苏军、朝鲜人民军的政治部造出了更多的英雄。在造英雄，联手题词的背后是革命家们在勾心斗角。毛泽东在“黑话信”中谴责林彪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的。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逼上山的，看了不同意他不行了……我猜他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林彪明里积极推动崇毛，背地在散记批注中指毛说：“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捏造是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招。”[12] 周恩来则遵循共产国际特工培训的纪律，绝不白纸黑字地记录真实想法。

中共高层联手推动的毛泽东崇拜运动具有反文明、反进步的特点。毛泽东要求国人像雷锋那样，没有独立思想，成为他的工具和锣丝钉，成为供他役使的奴隶。他要求国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反映出完全不关心他人疾苦，视他人生命如草芥的反人类的内心世界。当年，他躺在担架上长征，不介意抬他的士兵死一路；他策划了长春围城战，为达到克城目的不介意饿死数十万百姓；他发动朝鲜战争，决定不要空中掩护，在前线报告战士冻死饿死，要求停战休整时不准休整，造成数十万战士民工冻饿而死；他准备要打核战争，声言准备死三亿人；他发动“大跃进”，声言准备死五千万人。在他治下，党文艺将他的这种思想宣传歌颂，创作出了“砍头只当风吹帽，洒尽鲜血尽欢畅”、“活着干，死了算”等革命口号。与对民众的死亡与苦难无动于衷相对照，毛泽东为自己安排了众多防核地洞，为了安全随时变更住所与行程，不敢乘飞机，生活上腐败荒淫。事实上，他在统治期间带给人民就是苦与死二字。

第 49 章 越战与三线建设

越南战争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退居二线南下周游，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应对经济危机的“西楼会议”，决定压缩重工业和基本建设项目，以解决吃、穿，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将原定于1963年开始的“三五”计划推迟到1966年再执行。会后，刘少奇亲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西楼会议”决定。毛泽东当面默认了刘少奇的汇报，实际在策划越南战争。他知道，战争一起，主导权自然回到手中，“先解决吃、穿，保证市场供应”的政策自然不算数。

毛泽东向越南输出革命在建国时就开始了。二战结束时，斯大林扶植胡志明在越南北方建立越共（印度支那共产党）政权，法国则扶植保大皇帝在南方的立国。越南北、南两政权在背后苏、法的支持下展开了争夺对越南全境的控制权的越法战争（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1949年底，斯大林与毛泽东敲定发动朝鲜战争后，同意让毛来领导亚洲各国的共产党，命胡志明去听取毛泽东的指示。越共服从中共领导是有条件的，中共必须向越共提供金钱武器。毛泽东与斯大林一样，为输出革命不在乎国内的财政危机和饥荒，在国外朝鲜战争，国内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极端困苦背景下开始向越共提供秘密援助。

1952年，毛泽东效仿当年苏共向中国输出革命的作法，向北越派出了以驻北越大使罗贵波兼团长的中共顾问团，其中包括以韦国清为首的军事顾问团，以乔晓光为首的土改顾问团，以及一大批政治、军事、公安、组织、宣传等顾问。到越后，顾问团成立了由越共党总书记长征为主任﹐党中央执委黄国越、黎文良为副主任的中央土改委员会（下设各土改团，团下设土改队），复制中国的暴力土改运动，将数以万计地主、富农处决、关押，将土改运动扩展到了南越。

暴力土改运动引发了农民的反抗。越共与中共联手镇压了农民暴动，其中包括胡志明家乡义安省琼琉的农民暴动。与苏共、中共建国时一样，越共的土改也带来饥荒，饥荒还蔓延到了南越。土改运动之外，中共顾问团分别在越共、越共军队中发动了“整训”运动和“整军”运动，以右倾罪名整肃反对暴力土改的越共党、军领导人。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不顾长期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困苦，立即出兵入越，与越共联手对法军开战，于1954年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将法国势力赶出了越南。根据日内瓦国际会议达成的协议，越南北南双方沿北纬17度线分治，北部由越共统治，南部由保大皇帝统治。1955年，胡志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北越推行了农业合作化，強迫农民加入农业合作社，将农民的土地充公。在南方，吴廷艳发动政变，在越南南部建立了自由民主的越南共和国。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揭露了斯大林的罪恶，确定了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政策，在会后派米高扬到河内向越共传达苏共新政策。受苏共批判斯大林鼓舞，胡志明决定停止推行中共的暴力土改和合作化运动，迫土改委员会负责人长征、黄国越、黎文良等人辞职。毛泽东得知越共政策转变极为愤怒，认为苏共直接向越共发布指示违约，以停止援助相威胁，要求越共继续推行暴力土改。为继续获取援助，胡志明只好妥协，让长征等人复职继续执行中共的合作化政策。从这时起，越共陷入在中共、苏共不同政策、不同指示之间左右为难的困境。

日内瓦国际会议达成北南双方分治协议后，毛泽东一直谋求让越南再度开战。他喜欢战争。国共战争刚刚结束，他就发动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刚结束，他挥兵入越开战。日内瓦协议后，他制造了第二次台海危机，要求快速发展军工，研制原子弹，在国内外太平环境中盘算着发动战争。为了军事工业化和核武器目标，他下令搜刮尽农村的粮食出口，结果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饥荒中，他对人民饿死无动于衷，仍然盘算着在越南开战。在国内饿死两千万人的1960年，他扶植越共成立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准备武力统一越南。这时的南越政权如同朝鲜战争前的南韩政权一样，军事上无力自卫，处于共产主义阵营推翻的威胁之下。美国总统肯尼迪拒绝印度支那被纳入共产主义阵营的势力范围，支持南越对抗共产主义阵营的扩张，派特种部队进驻南越，支持吴廷艳政府对抗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1962年初，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出手制止饥荒继续，迫使毛“退居二线”。毛不能容忍两领袖并列局面，采取制造危机和对外开战夺回主导权的办法，在发动中印边界战争的同时向来汇报工作的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承诺支持越共武力统一越南。

1963年，毛泽东派总参谋长罗瑞卿率军事代表团访越，与越共签署了《中越两军协同作战计划》和《中国支援越南主要军事装备和后勤物资计划》，拉开越战序幕，也使刚刚从饥荒中复苏的中国经济走上了备战轨道。他知道，刘少奇汇报的恢复经济和解决民生的“西楼会议”方针与自己的越战计划完全冲突，于是干脆派刘少奇率团访越，以便让刘自己否定自己的方针。在毛泽东反复“大讲阶级斗争”，声称内部有阶级敌人的危言耸听威胁之下，在林彪、周恩来大力推动崇毛的形势下，没有军权的刘少奇感到了地位不稳，决定按照以往经验，以追随毛为生存之道，决定抛弃刚刚制定的“西楼会议”方针。在越南，他完全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向胡志明承诺中共将独家承担越战费用，传毛泽东的话说“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驯服刘后，毛泽东再派国防部长林彪率军事代表团访越，与越共签订了军事协议书。协议书规定，中共派军队赴越助越共人民军对南方开战，禁止越共“接受来自于第三国的援助”，即禁止越共听命苏共，只听命于中共。签约后，中共向越共运去了国内紧缺的粮食、物资，以及大批军事装备，在云南蒙自修建了服务越共的空军基地，增调一支空军和高射炮部队到南宁、昆明、思茅等地以服务越战。从1963年到1964年，中越两共领导人往来穿梭，高层频繁接触数十次，中共大规模向越共运送军火、装备、食品和其它战略物资，越共频繁向毛泽东汇报备战进度，战争进入倒计时。

1964年7月，越共在北部湾以鱼雷袭击了美国军舰，制造了“北部湾事件”（东京湾事件）。事件发生后，赫鲁晓夫致函美国总统约翰逊，说明自己是从美国和越南的声明中才获悉该事件的，表白苏共与越共挑衅行动无关。这里，赫鲁晓夫说的是实话。苏共以和平共处为基本政策，没有挑起越南战争的计划，在北部湾事件前与越两共很少接触。8月，美国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动用武力应对共产主义阵营的扩张，约翰逊总统下令轰炸北越海军基地报复，同时增派美军赴越南，至此越战爆发。同月，越共第一书记黎笋率代表团来华要钱要物，要求中共承担越战的全部开销，保证供应。毛泽东对越共领袖来汇报工作感到极大的满足，认为是与赫鲁晓夫较量的重大胜利，爽快承诺负担越战的一切开销，但要求越共脱离苏共指挥。10月，赫鲁晓夫在政变中下台。苏共新领导层抛弃和平共处与缓和政策，转而积极支持越战。苏联政策转变，越共跟随转变，抛弃只听命于毛泽东的承诺，周旋于中苏两共之间。11月，越共领导人范文同率代表团访苏，获苏共经济与军事援助的承诺。1965年2月，柯西金访问河内，与越共签订了援助协定。4月，黎笋率团访苏，与苏共敲定了一亿美元军事装备援助计划。至此，毛泽东要求越共作自己独家属下的计划破产。

毛泽东不甘丧失对越共的独家指挥权，向来长沙汇报的胡志明主动提出派志愿军入越。随后，胡派黎笋和武元甲率越南党政代表团来华与中共商讨中国秘密出兵越南事宜。在会见黎笋时，刘少奇高调承诺：“援越抗美是国际主义义务，是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周恩来同样高调，表示援越是头等任务。这时的中共众高层都清楚国民的困苦，但更清楚高调支持越战是最好的向毛泽东表达效忠的方式。在高层的一致支持之下，中共与黎笋代表团签订了关于出兵支援越共的协议。随后，毛泽东再派出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率与越南相邻各省大员，包括广东省长陈郁，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周兴等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访越，磋商“要什么给什么”承诺的具体安排。6月，中共解放军部队着越共军服，工兵穿蓝色民工服，秘密开赴越南。

如果说毛泽东在1949年决定派兵入朝参战是为讨好斯大林的话，此时毛泽东挑起越战则完全出于个人爱好。他在大饥荒中部署挑起越战没有讨好赫鲁晓夫的意思，相反，是在与赫斗气，与赫争夺对越共指挥权。随着赫鲁晓夫在越战爆发时下台，毛泽东以巨额援助夺得的对越共指挥权的胜利喜悦不再，还添了越共转向苏共的烦恼。苏共也向越共提供援助后，毛泽东不服，以加大援越规模的方式与苏共争夺指示权，向援越操办人发指示说：“越南南方凡是提出需要，我们有可能办到，就一定满足。越方没有想到，我们要主动提出。”根据他的指示，解放军总参谋部在援助越南南方物资清单中增加了压缩干粮、肉松、猪肉罐头、咸鱼、蛋粉、雨衣、蚊帐和医疗器械，中共军队承担了越战中北越的防守，防空，后勤保障，物资供应，物资运输、公路、铁路修建和无数其它军事工程任务。为向南越共游击队输送军火和军需品，中共以巨额外汇收买西哈努克亲王同意使用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运送援越物资，开辟了自北越，绕道老挝重山峻岭和柬埔寨丛林的运输线，将原来人行的“胡志明小道”建成了公路，在云南和广西建立了越战的后勤基地，向越南源源不断地运送军需物资，其中包括国人极为紧缺的大米、服装。在中共解放军驻军北越的支持下，越共将主力军队调往南越作战，越战升级。

四十年前，苏俄大规模向中国输送军火，给中国带来的是战火和废墟。此时，中苏两共大规模援越，同样带给越南战火和废墟。经过几年战争，越南饱受蹂躏，满目疮痍。越共领导人开始明白从中苏得到的不是好处，而是灾难。1969年，胡志明去世。新一代越共领导人拒绝以战火蹂躏自己国土的代价去满足毛泽东的战争嗜好，开始与美国和谈。苏共领导层在积极支持越战也感到持续战争不符合苏联的利益，支持越共和谈结束战争。这时的越战与当年的韩战一样，停战的阻碍来自毛泽东。韩战中，金日成都不想再打了，但毛泽东拒绝停战。这一幕在二十年后重演，越共领导人不想再打了，但毛泽东不允许停战，要求越共“抗美到底”，以减少援助施压，迫越共停止和谈，并一再承诺战争物资“要多少给多少”。越共不理睬毛的威胁，从自己国家的利益出发，继续和谈。这一方面是因为痛感长期战争对越南的损害，另一方面是因为权衡利弊选择苏共，决定接受苏共的经济合作承诺。越共追随苏共，使毛泽东失去了孜孜以求的指挥外国共产党的快感。报复越共倒向苏共，毛泽东大力扶植柬埔寨共产党，以柬共作为打击越共的工具，制造了“红色高棉”灾难。1976年1月，作为毛泽东发动越战的结果，越共推翻了自由民主的南越共和国，宣布建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将西贡市改名为胡志明市。毛泽东在北越推行的暴力土改和合作化已经给越南带来巨大灾难，越南全境赤化将灾难规模扩大。按照中共的要求，越共对南越前政权军政人员展开了中共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的大屠杀，造成了两百多万南越人冒死外逃的难民潮。

越战是毛泽东制造的二十世纪最大的灾难之一。为满足世界领袖欲望和战争爱好，他在饥荒中残酷搜刮中国民财，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持续二十多年地秘密地输送越南。毛的援越带给越南深重灾难，造成越南五百万平民死亡，遍地废墟，地雷区和崩溃的经济。毛的援越也带给中国深重的灾难，使国长期极度困苦。越战中，共产主义阵营向北越提供了约240万吨物资，苏共只提供了50万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东德、朝鲜、古巴等其它共产主义阵营国家总共提供了30万吨，另外三分之二是中国人的血汗钱。中共向越共提供的无偿援助中包括：足够装备陆海空军200多万人的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品；100多个生产企业和修配厂；3亿多米布匹；3万多辆汽车；数百公里铁路；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公里以上的油管以及几亿美元的现金外汇。[2] 物资金钱援越之外，中共秘密派出30多万解放军换上北越的军装轮番进入参加了对南越军、美军作战，为了保密将无数阵亡的中国士兵就地埋在了越南。中国防空部队击落了千余架美机，但由于是秘密参战，每次有击落美机后均电贺越南人民抗美打胜仗。中共向北越派遣了工程兵和防空兵帮助北越抢修美军轰炸的设施。中国在与北越接壤的广西建立了越南战场的后勤基地，那里的野战医院日夜不停地救护中国和北越的伤兵。为了把武器装备运送给越南南方解放军，中共拨出巨款开辟到达越南南方的运输线，建设秘密港口，向越南南方解放阵线提供了巨额美元活动经费。[1] 到1978年，中共对越南的无偿援助不是1963年邓小平向越共传话承诺的200亿元人民币，而是200多亿美元，相当于同期中共的全部军费开支，远远高于同期中国的教育经费。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场倾尽国力在国外打的越战是毛泽东在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中策划的。

“三线建设”

挑起越战的同时，毛泽东还在国内制造了另一大灾难——“三线建设”。在越战爆发的同月，他连续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先制造紧张形势说，在北面中苏关系紧张，在西南面，中印边境局势紧张，工业中心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然后提出将经济政策中心转向“三线建设”和备战。“三线”是中共根据毛泽东的战争臆想创造出来的说法。它称沿海、边疆为一线，即前线，称陕、甘、宁、青，西南的云、贵、川为“大三线”，即大后方，称一、三线之间各省为二线，称二线中靠近三线的地区为“小三线”。在崇拜毛泽东热潮中，中共高层中无人敢对毛泽东的臆想提出不同意见，全体附和了“三线建设”决策，否定了刘少奇主持所定以发展农业，解决人民吃穿用作为首要目标的“西楼会议”决策，也否定了国家计委根据“西楼会议”政策提出的1966～1970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决定将军工建设项目和人力、物力、财力从一线，转向除新疆、西藏之外的中国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三线。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以李井泉为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的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

刘少奇抛弃自己制定的民生政策后，根据“西楼会议”决定制定五年计划的计委负责人李富春也只好向毛泽东写检讨，然后推出以“以重新掀起军工建设热潮”为主要内容的“计划工作革命化十条意见”。毛泽东记恨李在反右运动中阅他的“收网令”文章后不注“已阅”表达保留意见，不接受李的检讨，指责称：“中央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李富春主持的国家计委”。 李、邓之被斥其实冤枉。“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同意退居二线，让刘少奇主持中央收拾局面。为救灾，刘少奇召开了“西楼会议”，当然提出民生优先的政策。分别主持计委和书记处的李、邓当然要执行刘少奇停止大跃进的各项经济政策，结果，李、邓、刘三人都得罪了毛泽东。毛泽东指责李、邓“两个独立王国”，实际是在发泄对刘少奇停止大跃进，下马军工项目的不满。他觉得李富春没有真心拥护他的越战和三线建设政策，以余秋里取代李富春掌国家计委，命余重新制定“三五”计划。1965年6月，周恩来携余秋里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重新制定的“三五”计划提纲。新计划将42％的国家财力用于“三线”军工建设，这才获毛认可。

根据“三线建设”决策，中共在随后的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花费2000多亿元巨资，在中西部建了1100个所谓国防项目，以“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等口号相鼓动，调集数百万建设大军到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大漠，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十几年的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一大批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三线建设”有改变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局面的作用，但与它带来的灾难相比，其正面作用微不足道。“三线建设”的灾难性质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三线建设”将三个“五年计划”的巨额投资的绝大部分服务毛泽东战争臆想，造成巨额浪费规模与“大跃进”、越战相当，耗尽了中国十几年的民脂民膏，是全国百姓长期生活困苦的重要原因；其次，“三线建设”以备战考虑为准则，违反经济规律，不讲经济效益和产业布局，项目选址以“靠山，分散，隐蔽，钻洞”为原则，众多工厂被规划得尽量分散，违背工艺流程，多数项目建成后因生产成本高昂，没有社会依托，缺乏产供销环境和外部协作条件，缺水缺电，或交通不便等原因成为废物，给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第三，三线建设项目普遍不作可行性研究，仓促上马，忽视地质勘探等前期工作，选址不当，设计随意简化，工程质量低劣，很多项目完工时即不合格的废物；第四，“三线建设”是西部自然环境的一场浩劫。根据 “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原则，许多军工厂都建造在山体的坑道中，掏空山体，造成无数滑坡、岩崩。对于中国森林与生态环境而言，“三线建设”是大炼钢铁之后的又一次环境浩劫；第五，“三线建设”一声令下，无数建设者打起包袱就出发，没有选择的余地。根据中共中央的“先生产、后生活”原则，建设中普遍忽视后勤和社会服务，建设大军长期生活艰苦。国家对“三线建设大军”及其家属后代生活方面的欠账是毛泽东时代的一大遗祸；第六，中共以“三线建设”为由，以行政命令方式无偿占据了巨大面积的山林，基本没有给原村民林木补偿，更谈不上土地补偿。对当地农民而言，“三线建设”是人民公社化后的另一场灾难。

西南核基地是“三线建设”的一个代表作。因毛泽东认为由苏联帮助兴建的青海核基地不安全，中共中央决定在大西南的深山中另建了第三个核基地。这个“三线”核基建成后因过于偏僻，离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太远等原因成了废物。仅此一项浪费国人血汗钱已难以计数。湖南临湘的6501工程是“三线建设”的另一代表作。这一称为“天下第一人工洞”、“中国地下长城”的备战工程根据毛泽东“三线建设”密令和中央军委1965年第一号文件开工建造，将整座花岗岩山体挖空，用钢筋水泥做成了上下三层，建有17公里长的人工山洞，25座大厅，17座80米高的竖井，18个圆形的水泥坪和大油罐。修建6501的工程兵是乘坐闷罐车到附近一家矿区小站集结，夜间乘车进入现场。工程兵们在这里施工八年不知身在何处，不知在修建什么。中共作到了建造巨大工程不为当地人所知，甚至不为建设者知。“九一三事件”后，这一巨大工程被废弃。至今，全国建造了多少类似的废物工程，耗费了多少资金等等仍是中共的机密。

备战建设的灾难不光发生在“三线”，也发生在二线。毛时代开建大工程的出发点都不是改善民生，发展经济，而首先是服务毛的战争计划，南京长江大桥是代表性的一例。工程的初衷是为了向越南输送物资。在反右，反右倾运动中，没有人敢冒风险提出东西航运的问题。于是，大桥设计中只考虑南北铁路、公路交通，不顾长江航运，通航净空高仅留24米，使到武汉的黄金水道对万吨轮基本作废。

越战与“三线建设”最能说明中共国防之词的欺骗性质。朝鲜战争后的国际形势是，美、苏均要求和平共处，避免战争，缓和，限制核武器，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来自毛泽东。朝鲜战争刚结束，他接连制造了越南内战和两次台海危机，企图挑起世界核大战。大饥荒中，他挑起了中印边界战争。大饥荒刚过，他又挑起了越战。若无他不断挑起战争，中国的四面边境太平无事。毛泽东很清楚，蒋介石反攻大陆口号只是宣传，《台湾共同防御条约》已经禁止国民党对大陆动武。他在备战会议上制造四面边境紧张局势是为了废除刘少奇的民生政策。他担心刘少奇主持恢复经济声望进一步上升危及他的独裁地位。中共以国防名义与越共签约，由北向南运送所谓国防物资，开工建设所谓三线国防项目，建设三个核基地等等其实都与国防无关，只是在满足毛泽东的战争爱好。越战灾难、“三线建设”灾难与大饥荒灾难一样，不是毛泽东一个人造成的，而是是中共高层全体联手造成的。饥荒未结束，中共众高层轮番会见越共高层，争相通过积极推动越战讨毛欢心，心态与各地大员争相为毛建行宫一样。刘少奇恢复经济举措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暂停超出经济负担能力的军工建设项目。而毛泽东的“备战和三线建设”政策实际上是恢复“冒进”和“大跃进”政策，重新将众多军工发展项目一齐上马。毛泽东没有将饿死几千万人当回事。他以备战需要为借口，否决了李富春制定的，优先满足民生需要的 “三五”计划。中共众高层同样没有将饿死几千万人当回事。周恩来、余秋里重新制定的五年计划将近半国家财力用于备战。他们深知这样的计划让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困苦不堪，但他们更清楚这样的五年计划才能让毛泽东满意。毛心目中只有他的世界领袖梦和战争狂想，饿死数千万人都不在意，当然更不理会民生。中共众高层心中只有头上乌纱，只想着如何讨毛欢心。从韩战到越战，无数灾难都是众革命家联手制造的。改革开放后，军工企业大量破产，政府不得不出台关、停、并、转、迁、换等六种解决办法应对“三线建设”遗留的灾难。至今，三线企业调整改造的难题远未解决，毛泽东的“三线建设”仍在遗害中国。

提起“三线建设”，人们都会想到彭德怀。决策“三线建设”时，毛泽东决定派彭德怀到西南任“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并率众常委为彭饯行。毛对彭说：“我们之间在一些看法上有分歧，这不要紧，但要顾全大局，在大局面前要先将个人的问题放在一边。”刘少奇说：“老彭，你看主席是没有忘记你呀！重新振作起来，去大西南干出成绩来，我们也为你高兴。”邓小平说：“老彭，主席支持你去三线，就是相信你。一定要扔掉包袱，轻装上阵，重振昔日彭大将军的雄风。你去三线，肯定会干出名堂来的！”[3] 临行，毛对彭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4] 温馨场面背后是革命领袖精神世界的龌龊。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大讲海瑞，提倡海瑞精神，抱怨下属“不大批评我的缺点”，送《海瑞传》给彭德怀，让彭提出批评。受毛鼓舞，彭德怀在庐山致毛泽东私人信件，指出“大跃进”带来灾难。这时毛泽东不见彭德怀，不与他讨论看法，将私人信件印发会议，要求众高层表态整肃彭。众高层知道遍地饥荒，知道彭上书是救民于水火之举，但为了自保，大家联手整肃了彭，共同将饿死百万人的饥荒扩大成了饿死几千万人饥荒之最。灾难过后，毛泽东拒绝为彭平反，只说是“看法上有分歧”，众高层不为自己落井下石道歉，也不敢为彭说句公道话，而是促彭“想通”、“振作”、“丢掉包袱”。这一场景让人们看到，革命家之间无是非善恶可谈。鼓励彭德怀“想通”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不知道，这时毛泽东正在布署整肃他们。

毛泽东要求将起用彭德怀对全党、国人保密，以免让人想起彭为国为民上书之举。彭德怀以为他的党还是信任他的，打算为党再干一番。然而一年后，他被红卫兵抓回北京批斗殴打至遍体鳞伤，然后再被长期关押，不准写字，不准听广播，不时被拉出去接受批斗，遭受毒打。他想起毛泽东一年前在颐年堂为他送行时当着众常委说的“有什么事情，可以打个电话，写个纸条”，于是在1967年元旦写字条向毛泽东求救道：“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北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5] 他天真地以为毛泽东对他的处境不知情。他错了。文革中高层受保护或受折磨都是毛泽东的意思，他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高层受迫害的细节都定期报到毛泽东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