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3 章 从对华宣言到北伐战争

第一次对华宣言

欧战中，德国为使俄国退出战争，以巨额经费扶植列宁回国发动了革命。夺取政权后，列宁立即履行对德承诺，与德、奥、保、土四国同盟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宣布俄国退出战争。1918年，英、法、日、美等协约国联合出兵俄国，帮助旧俄政府平定苏俄革命，协约各国军队先后从摩尔曼斯克和海参崴登陆。受协约国军干涉的鼓舞，顿河地区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白卫军、北高加索邓尼金的志愿军相继起兵反抗苏维埃政权，整个俄国一片混乱。趁俄国内乱，德国、土耳其背弃《布列斯特和约》，攻占了克里木（克里米亚半岛）和南高加索。

5月，中国政府宣布加入协约国对苏的武装干涉，成立了以段琪瑞为督办的参战事务处，与日本签定了共同对苏俄作战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8月，段祺瑞政府发表了出兵宣言（中国海参崴出兵宣言），宣布出兵消除俄国内乱后远的东混乱局面。北洋政府加入对苏武装干涉的考虑符合国家利益，一是要与英、日等列强协调一致以获得贷款；二是希望趁俄国内乱收复被沙俄侵占的满蒙领土。发表出兵宣言后，北洋政府宣布取缔俄共在哈尔滨建立的苏维埃，武装驱逐了盘踞中东铁路地区苏维埃民兵，并派出最精锐的陆军第九师宋焕章支队和海军海容号军舰进驻海参崴。

这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四面受敌，控制区域狭小，不获任何国家承认，俄国在亚洲的广大区域被沙俄将军高尔察克、谢苗诺夫、中东铁路管理局长霍尔瓦特等旧俄势力控制，整个俄国受内战摧残，大部分工厂停工，人民陷于饥俄之中。内外交困中，苏维埃政权一方面扩充红军与白卫军和协约国军队作战，一面在外交上采取对策，打破国际上无国承认的孤立状态。其中一个重要举措是致力与中国建交，以瓦解中、日在俄国远东合作，同时为在建立中国共产党作准备。在1918年夏举行的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C．V．CHICHERIN）在报告中称：“我们要通知中国，我们放弃沙皇政府在满洲的一切占领地，恢复中国在这片领土上的主权。我们同意放弃我国公民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我们准备放弃赔款。”

1919年7月，苏俄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声称：苏俄愿将沙皇政府自中国攫取的一切权益归还中国，将沙俄掠夺的中东铁路及沿线地区无偿归还中国，放弃庚子赔款，取消在华一切特权，放弃俄商在中国境内所有之工厂，并要求中国政府驱逐前俄政府的驻华公使和领事，与旧俄政权断绝一切联系，立即派出代表与苏方谈判建交。[1] 这一宣言只是苏俄争取与中国首先建交，打破外交孤立，配合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一种策略。起草对华宣言的维连斯基按照他对“反帝”口号的理解将归还中东铁路等内容写入了宣言，但苏共中央则按照几百年来俄国扩张的计划，为将来赖账作了埋下伏笔：一是宣言由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LEO KARAKHAN）签署，而不是由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签署；二是在宣言中抛出人民自决论，称“苏维埃政府已放弃了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这些地区的人民愿意隶属那个国家，愿意在自己的国家里建立哪种形式的政体，全由他们自己决定。”

1920年春，北洋政府收到由伊尔库茨克领事馆转来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文本。宣言经《东方杂志》全文发表，引起强烈反响。对巴黎和会结果感到屈辱的国人闻苏俄的承诺欢欣鼓舞。苏俄通过李大钊等人控制的数百团体、报刊掀起了亲苏和要求政府无条件与苏俄建交的运动。北洋政府不会像民众一样，见到宣言中的几句好话就头脑发热。北洋政府清醒地看到：第一，苏俄宣言只是空头支票，因为沙俄侵占中国的150万平方公里领土、中东铁路及一切租让的矿产、森林及支付旧俄的庚子赔款当时均不在苏维埃政权的控制之下；第二，东北地区虽沦为俄、日势力范围，但中国从未放弃主权，苏俄只应承认中国的领土主权，无权宣言放弃中国领土，无权宣言该地区民族自决归属。[2]从财政困境考虑，中国政府需要与协约各国采取一致行动以获得贷款；从主权考虑，中国希望借各国联合干涉俄国之机出兵收复被沙俄掠夺的满蒙领土。基于上述考虑，北洋政府没有回应宣言，但采取了恰当的应对，通过驻丹麦等国使馆与苏俄接触，同时派出了以张斯麟为首的军事代表团赴苏俄进行“非正式之接洽”。[3]

第二次对华宣言

在派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同时，列宁派优林（M.Y.YURIN，伊格内修斯•尤林）、裴克斯(ALEXANDER K．PAIKES)、越飞(ADOLF JOFFE)、维连斯基（威廉斯基）等人组成代表团，以远东共和国商务使团名义来华谈建交。1920年5月，优林一行抵达满州，受到中国地方官员的热情接待。8月，优林代表团到达北京。这时，苏维埃政权的处境有了很大改善，红军进军西伯利亚，击败了白俄势力高尔察克军团和各国的武装干涉部队，枪决了高尔察克等一批反抗苏维埃政权的旧俄将领，控制了俄远东大部分地区后向蒙古和中国东北推进，美、英、法等国承认对苏武装干涉失败，从西伯利亚和远东撤军，日军退到以海参崴为中心的远东滨海地区和库页岛，中国政府退出了联合武装干涉，白俄军退到了中国东北。

当《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无条件归还沙俄自中国攫取的权益”的承诺可以兑现时，苏共政治局决定背弃宣言承诺，继承沙俄的在华权益。根据政治局的决定，优林代表团拒绝中国政府提出的履行对华宣言（《第一次对华宣言》）承诺的要求，拒谈无条件交还沙俄所占的中东铁路和外蒙古，声明只谈建交，并承诺中苏订立商务条约后，苏俄愿将江东六十四屯归还中国。苏俄的归还江东六十四屯承诺是另一张空头支票，因为这时江东六十四屯尚不在苏俄控制之下。北京政府当然不接受以第二张空头支票来注销第一张空头支票的戏耍，坚持要求苏俄先履行宣言承诺。结果，双方谈判未获进展。为表示与苏俄接触的诚意，北京政府在与苏俄谈判的同时停止了对旧俄人员的外交待遇。

1920年9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签署了一份照会，交赴俄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张斯麟带回请北京政府签署。这份后被称为《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的照会要求，中东铁路归属须由两国政府另缔新约决定，中国政府须将中国境内反抗苏维埃的军队解除武装，将反组织成员逮捕拘留，引渡苏俄，把他们的武装、物资、财产全部移交苏俄政府，将旧俄人员驱逐出境。配合背弃一年前宣言中的承诺，苏俄悄悄从俄文版《第一次对华宣言》中删除了关于愿将中东铁路无条件交还中国的条款。在《第二次对华宣言》中，苏俄将《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无条件退出蒙古、无偿交还中东铁路、矿产、林业权利及其他在华特权的承诺改为须“另行签订使用中东铁路办法的专门条约，在订立条约时，除中俄外，远东共和国也参加”。 显然，苏俄照会中的要求成了其第一次对华宣言的条件，苏俄以此办法悄然将第一次对华宣言中的无条件修改成了有条件，以《第二次对华宣言》的一系列要求作为《第一次对华宣言》的附加条件。北洋政府本来就怀疑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诚意，见到《第二次对华宣言》后确信，苏俄宣言中的承诺只是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欺骗之词。

由于苏俄在政权稳固后拒绝履行对华宣言中无条件放弃沙俄在华权益的承诺，霸占了中东铁路及沿线地区，拒绝从蒙古撤军，北京政府坚持要求苏俄先履行宣言承诺，归还中东铁路地区的主权，从蒙古撤军，再谈建交。于是，两国建交谈判破裂。面对苏军占领外蒙后不再撤军的事实，北京政府认识到，在向中国扩张，夺取中国领土方面，苏俄与沙俄并无不同。

考察孙陈

辛亥革命后，日本朝野对捧孙上台后却没有得到满蒙感到失望，在推翻维护满蒙主权的袁世凯后立即停止了对孙的资助。1917年，德国相中了反政府的孙中山，以巨额贿款策动他颠覆段祺瑞政府。趁张勋兵变之机，孙中山以“护法”为名发动了叛乱，收买被解散国会的议员南下广东，另立政府和国会，将国家和国会拖入分裂。在广州建立军政府后，孙中山通过记者向日本朝野重复割让东三省、蒙古和东南沿海地区给日本方老调，希望再获日本扶植。这时，俄国爆发革命，日本政府与段祺瑞政府签署了共同出兵干涉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对远在广州的孙中山及其出让满洲的老调不感兴趣，无意再资助孙。从日本方面弄不到钱，孙中山转而接触美、英、法、德等列强，仍是以出让领土主权相承诺要求提供巨款。美、英认为孙中山不能代表中国政府，只同意让孙政府分享关余，拒绝其它资助。欧战困境中的德国对孙中山拿了巨款却没能阻止中国对德宣战感到失望，也拒绝对孙资助。

遍求东西方列强遭拒后，孙中山想到了新生的苏俄。1918年，俄国在内乱之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能否存续成疑，孙中山抱着不妨一试的心态，通过美国华侨向列宁发去了祝贺新政府成立的电报，在其中写道：“中国的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十分钦佩，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俄国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给了东方人民希望，类似的新制度会在东方建立起来”。列宁在中国辛亥革命时就关注孙中山了，在文章中颂扬他不知道已经下台的孙中山说：“欧美国家的总统都是资产阶级的奴仆、走狗和傀儡，而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民主主义者。”[4] 此时，在新政权不获任何国家承认，十四国联合干涉中的危机中接到了孙中山的贺电，列宁倍感可贵，指示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复信给孙中山的广州军政府。齐给孙发出了热情洋溢的回信，在其中写道：“您，尊敬的导师，在致工农政府的贺信中指出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抱有同样目的，即解放工人。当帝国主义从东西南北伸出魔爪要破坏俄国和中国的工农革命的时候，俄国劳动阶级吁请中国兄弟共同斗争……中国劳动农民万岁！中国工人万岁！俄中无产阶级联合万岁！”[5] 按照向中国输出革命，物色在华的扶植对象的构想，列宁先后派驻上海的俄国劳动社负责人马特耶夫·鲍德雷、波波夫上校和波达波夫(POTAPOFF，波塔波夫)将军于1919年底至1920年春来华考察孙中山和陈炯明。其中，波达波夫将军持列宁亲笔信到上海会晤了孙中山。这时，孙中山对西方列强仍抱幻想，双方只是互相试探一番。波考察孙后报告说：“孙是狂热的反英者，与北京政府和目前垮台的广州政府势不两立，在中国各地有大批追随者”。[6] 随后，波再到漳州考察了陈炯明。列宁考察陈炯明是因为陈发表了社会主义言论。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在华发表后，中国的知识界被苏俄“放弃一切不平等条约”所感动，掀起了宣传苏俄革命学说热潮。新文化运动重镇漳州成了宣传苏俄革命学说中心。受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承诺的影响，陈炯明在《闽星》杂志的发刊词中喊出“全人类社会主义”的口号，引起了苏俄的关注。配合考察，共产国际远东负责人维连斯基亲自撰文称“漳州是中国南部革命的中心”。[7] 1920年7月，苏俄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局，派刘江到上海再联络孙中山。孙请求苏俄从新疆、蒙古和华南分三路出兵侵华，与他在广东的革命武装南北夹击，推翻中国政府。刘江离沪后，孙中山派参军李章达赴俄提出缔结军事合作协定的建议，再度要求引苏俄红军入侵新疆、甘肃、四川，援助他的革命党，帮助他推翻政府。[8] 仍在应付内战的列宁无力扶孙，但更增加了对孙的好感。

1920年9月，苏俄派优林使团来华谋求建交以打破在国际上无国承认的孤立局面。北京政府要求苏俄履行宣言承诺，无条件归还中东铁路和从蒙古撤军。苏俄拒绝履行承诺，双方建交谈判破裂。建交受阻后，苏俄将维护主权的北京政府和要求收回满蒙主权的张作霖确定为在华的主要敌人。奉命来华建立中共的维津斯基在与李大钊、张国焘会谈中介绍苏俄在华的两手策略说：苏俄政府的外交对象是北京政府，有必要与北京建立关系，共产国际则支持中国共产党反对北京政府。[9]

年底，维津斯基与柏烈伟、陈独秀一起南下广州。陈独秀是应陈炯明之邀出任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维津斯基则是奉命再次考察陈炯明。考察后，维将见陈的情况告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书记，俄共派驻广东的情报员索洛科夫·斯特拉霍夫。索洛科夫知道孙中山主张北伐，武力推翻北京政府，陈炯明主张和平统一，联省自治，二人意见分歧，认定反政府的孙更有价值，而陈的主张不符合共产国际向中国输出革命的需要，建议苏共中央政治局扶植孙中山，称“广州政府可以成为我们进行东方民族革命的工具，必须同广州政府尽快建立联系。”[10] 接受斯特拉霍夫的建议，列宁再派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再次当面考察孙中山和陈炯明。1921年底，马林经李大钊介绍，由翻译张太雷陪同，到桂林会见了孙中山。马林向孙表示，苏俄可以帮助国民党建立军官学校和一支国民党党军。孙中山对金钱军火扶植从来是多多益善，表示赞同马林的建议。随后，马林到了广州考察陈炯明和国民党政府。正在推动联省自治的陈炯明向马林坦言：中国只有小贫和大贫，没有显然的阶级区分，用不着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阶级专政、一党独裁、中央集权都不适合中国，中国应走联省自治和平统一，召开国会，人民议政的共和宪政之路；各国有各自达成社会主义的途径，中国的统一不应“依赖外力”。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称陈炯明的立场与苏俄发动中国革命的目标格格不入，同时高度赞扬了孙中山和国民党，提出苏俄推动中国革命应利用国民党的组织和影响，建议扶植国民党。得马林报告，列宁指示进一步考察孙中山和国民党。根据列宁的指示，共产国际指示派驻广州主持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谢尔盖·达林进一步考察孙中山，摸清孙的国内外政策及对苏俄态度。为免引起孙的怀疑，达林以翻译的身分，与张太雷、瞿秋白一起会见了孙中山，并留驻广州继续考察孙。

中共二大

在广州考察国民政府时，马林了解到，国民党在广州、香港、汕头海员中拥有众多党员，与海员工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向莫斯科建议：中国共产党过于弱小，中国革命应依靠国民党，派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去发展。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列宁在1922年1月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指示中共代表团团长张国焘与国民党联合。陈独秀、张国焘为首的中共中央这时尚抱有独立政党观念，反对将宗旨不同的两政党混在一起。陈独秀致信给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维津斯基，表示反对与国民党联合。马林对中共中央抵制他的两党联合计划气愤，离沪返莫斯科，准备说服共产国际下达正式命令。行前，他准备好了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一系列文件，请维津斯基代他召集中共二大。

1922年7月，维津斯基在上海召集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谭平山、包惠僧、高君宇（高尚德）、王尽美、邓中夏、施存统、向警予、张太雷、杨明斋、陈望道、项英等十几人举行了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陈独秀作了一年来的工作报告，介绍了党组织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张国焘报告了参加莫斯科劳工大会（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施存统报告了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大会宣读了马林准备的《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议会行动议决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文件。其中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规定，中国共产党不是独立政党，而是共产国际的下属，须听命于莫斯科的苏共政治局，不得独立决策，决议须得到莫斯科的批准。[11] 马林准备的大会宣言称：“华盛顿会议（太平洋会议）的实质是要侵略，瓜分远东各国，远东各国应联合在苏俄周围”。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迫使日本同意归还山东，制止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苏俄担心美国会采取同样办法迫使它归还霸占的中东铁路地区，因此要求中共站在苏俄的立场反美，开展针对美国的所谓反帝运动。中共代表们并非全不知道华盛顿会议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大家拿接受苏俄的经费开会，必须举手通过马林的二大宣言，跟着苏俄喊反帝的口号。

对于马林建议的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指示，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等多数代表在会上发表了反对意见。维津斯基无权支持他们的意见，只是宣布了共产国际的任命：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张国焘任组织部长。会后，共产国际派代表常驻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共派代表团常驻莫斯科。这种模式后成了苏共中央通过共产国际领导各国共产党的定式。

在中共召开二大的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听取了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局派在上海、广州活动的代表利金（赫尔扎诺夫斯基）的报告。马林在其后被称为斯内夫利特战略的报告中表达了对中共的失望和对国民党的赞扬，提议将中共中央迁至广州，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联合”。而利金向莫斯科提交了与马林战略不同的方案，主张中国革命须以中共为主角。这时，列宁病魔缠身丧失了控制力，开始当家的斯大林认为，派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从内部夺取国民党权力是个好办法，批准了马林战略。

“孙吴合作计划”

苏俄谋求同中国政府建交时，吴佩孚发表了希望联苏制日的言论，同时在控制区内允许中共发展工会组织。苏俄在中国的代表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注意到吴的言行，向苏共政治局建议以吴为扶植对象。接受维连斯基的建议，苏共中央指示维津斯基、马林与吴佩孚建立联系。[12] 马林考察后向莫斯科报告：“伊尔库茨克局的俄国人相信，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13]

与马林考察孙中山同时，苏俄派裴克斯使团来京，继续与中国政府谈判建交。由于裴克斯使团与优林使团一样，只谈建交拒谈履行宣言承诺，拒谈交还中东铁路和从蒙古撤军，建交谈判无法进展。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加紧在中国物色推翻北京政府和张作霖的代理人，在马林考察否定陈炯明后将在华的代理人选锁定为吴佩孚与孙中山。根据政治局决定，共产国际指示李大钊加紧与吴佩孚的联系，推动“孙吴合作”以建立新的北京政府，[14] 同时要求李为苏俄远东领导人维连斯基来华亲自考察吴佩孚预作各项准备。

1922年5月，吴佩孚在直奉战争中击败张作霖，控制了北京政府。6月，维连斯基赴洛阳会见了吴佩孚，随后向切林和托洛茨基报告说：“中国政治中的主要人物是吴佩孚将军，他掌握着军队、财政、交通以及内政部。……经我们中国朋友（指李大钊）长期工作，我访问了吴佩孚的大本营，进行了非常有意思和有益的谈话，吴佩孚委托我转交托洛茨基的信中谈到俄中在远东任务的一致性。我认为这是中国和苏俄之间签订军事政治协议的出发点。”[15] 苏共政治局接受了维的建议，任命副外交人民委员，曾主持对德和约谈判的外交家越飞为驻华全权代表，要求越一面继续与中国政府谈判建交，一面促吴佩孚与孙中山合作，或在二者之间最后确定扶持对象，以达到推翻北京政府，建立亲苏中国政府的目标。

8月中，越飞率随员24人经赤塔、哈尔滨来到北京。北大校长蔡元培，胡适等十余位学界名流在东方饭店宴请了越飞一行，向越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苏俄宣言中承诺的感激和要求苏俄履行对华宣言中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无条件归还沙俄在华权益的期望。越飞清楚，与中国建交谈判无法进展是因为苏俄拒绝履行两次对华宣言中的承诺。作为代表，他只能执行苏共政治局的决定，在谈判中强词夺理，玩弄词令，拒绝履行承诺。但在内部报告中，他吁请苏共中央政治局在蒙古和中东路问题上放弃帝国主义行径，履行宣言承诺，向中国移交中东铁路财产权。他的建议遭到托洛斯基和斯大林的训斥。[16] 斯大林训示：从1919和1920年的宣言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因为中国政府并没有就那个宣言及时作出回答，对于中东铁路问题——务必坚持由苏俄、远东共和国和中国共管，必使俄国在此铁路上享有居于优势的利益保证。在关于外蒙古问题上，不允许排除蒙古国本身。”收到训示后，越飞才明白斯大林的意思，那就是两次对华宣言的承诺不可当真。他在给加拉罕报告中抱怨说：“当然，只消耍上一点手腕，我们就可以把那些宣言里的东西化为乌有。可是我以为，这将意味我们帝国主义者的面目出现，意味我们华政策的失败。”[17] 但在谈判中，越飞只能执行斯大林的训示，在与北京政府举行的关于缔结商约、庚子赔款及外蒙和中东路等问题上“耍手腕以使那些宣言里的东西化为乌有”。 越飞知道这样的建交谈判没有意义，他必须在政治局下达另一任务——物色推翻北京政府的代理人方面取得成果才能交差。在这方面，他在到北京后已立即着手，推动“孙吴合作”。来华途中，他收到莫斯科转来的吴佩孚致托洛茨基的信，知道莫斯科对拉拢吴佩孚极为重视。他派军事顾问格克尔(А．И．ГЕККЕР)和马林到洛阳给吴佩孚捎信，同时派马林也捎信给孙中山。在两封信中，他分别促吴、孙二人支持苏俄在中俄谈判、俄日谈判及外蒙问题上的立场，联合对付抵抗苏俄扩张的张作霖。[18]

越飞从孙中山那里得到了希望的回音。孙中山这时正在困境之中。吴佩孚控制北京政府后，向孙中山发出了“恢复法统，恢复国会，结束南北分裂”的呼吁，要求孙中山取消非法的广州独裁政府，停止武力北伐。孙中山拒绝了吴佩孚和全国各界“恢复国会，结束南北分裂，和平统一”的呼吁，坚持武力北伐，结果被粤军逐出了广州。躲在珠江军舰上避难期间，他通过陈友仁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员谢尔盖·达林捎信，表示要投靠苏俄写道：“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苏俄是我危难之中的惟一的朋友。”他告诉苏俄代表说要离穗赴沪继续斗争，如果斗争失败就去苏俄。[19]

8月24日，孙中山刚到上海，马林找上门面交了越飞的信函，并传越飞的话说，共产国际已经指示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联孙反陈”，但苏俄支持国民党的前提是国民党在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上必须支持苏俄的立场。孙中山毫不犹豫地表态支持苏俄驻军蒙古和接收中东铁路，希望苏俄帮助他建立军队。他通过马林向苏俄提出了“两套计划”：其一是取得俄援后在广东发动讨伐陈炯明的战争，再与张作霖南北呼应从湖南、四川两个方向进攻吴佩孚，如果打到北京，张作霖不交出北京的控制权则请苏军进入中国讨伐张作霖；其二是“西北军事计划”：若第一套计划失败，他的军队将通过四川、广西、山西等省绕过吴佩孚势力范围转移到西北，在蒙古边境，新疆或东土耳其斯坦建立西北军事基地，请苏俄其军队训练、装备，然后经库伦（今乌兰巴托）进攻北京，一举推翻北京政府。孙中山向马林表示，实施上述计划需要苏俄资助大约200万墨西哥元（相当于几乎同样数目的金卢布），再三询问苏俄是否能够帮助他在中国西北部或土耳其斯坦建立军事基地，向他提供飞机、汽车、火炮等等。[20] 越飞无权就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表态，但对孙的立场感到满意。

“两套计划”反映出孙中山思维的两个特点。其一是没有国家民族利观念和主权的底线。为实现政治野心，他反复邀请俄军侵入中国，助他推翻政府，同时主动表示将助俄向中国扩张。在主动而反复地引强邻入侵方面，孙中山无疑是中国历史第一人；其二是妄想症特点。十年前，孙中山提出了集资相当于列强岁入总和的60亿元、建350万里铁路（绕地球40圈）的计划。《纽约先驱报》记者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在上海采访他后家道：“孙拿出地图，随心所欲的在各省和各属地的位置上画满了许多线路，用双线表示沿着海岸线从上海到广州的铁路干线，又从那里穿越崇山峻岭通往拉萨，再向西绕来绕去伸到西部边界进入新疆，再穿出去从戈壁沙漠的边缘进入蒙古。”他直言“孙比疯子还要疯”。如今，孙中山的十万大军通过四川、广西、山西、蒙古、新疆、库伦进攻北京计划与当年的350万里铁路计划一样妄想。

得到孙中山的满意答复后，马林于8月底召集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尚德及翻译张太雷等人在杭州西湖举行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西湖会议）。[21] 会议主题是扭转中共二大上不服从莫斯科指示倾向，消除中共中央的独立政党意识。会上，马林宣读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联孙反陈”的指示，命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仍保持共产党独立和纪律，实行“内部跨党”战略。陈独秀对中共丧失独立性，须一切听命于共产国际不认同，只同意与国民党“党外合作”。马林宣布，中共作为共产党际的支部必须遵守共产国际的指示，如果你是共产党员就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命令。刚刚被马林花重金赎出拘捕房的陈独秀明白了没有苏俄的钱就没有中共的道理，放弃己见。陈独秀表态服从后，会议否决了张国焘、蔡和森等少数反对者的意见，决定党员按共产国际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联孙反陈”，与主政广东的陈炯明决裂。会后，陈独秀与李大钊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去加入国民党，并传达苏共援孙和中共决定党员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同时，陈独秀提出孙中山须废除“按指印、立盟誓，宣誓效忠总理个人”的帮会作法。急于获取俄援的孙中山表示欢迎中共加入国民党，欢迎苏俄帮助改组国民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无须按指印对他个人盟誓效忠，并立即主持仪式接受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陈等宣誓，将入党誓词从服从孙中山个人改为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改打手模为每人签名。

对于共产国际“反陈”的命令，中共广州的组织颇为抵触。两年来，中共在广东的发展得益陈炯明的支持。陈炯明允许陈独秀在广州设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讲习所”，还提供经费支持陈独秀办《广东群报》宣传社会主义，支持了1922年1月发生的香港海员大罢工。[22] 在“六一六事件”前还在劝说陈炯明加入共产党的陈独秀在西湖会议后执行共产国际“联孙反陈”的指示，斥陈炯明为革命叛逆。但中共广州支部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领导人拒绝像陈独秀那样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继续拥护陈炯明保境安民的政策。结果，中共开除了谭植棠，严重警告陈公博。陈公博反对俄人操纵中共，继续发表支持陈炯明的文章。中共中央申令陈公博到上海接受训斥，陈索性声明脱离中共，抛弃曾经热情宣传的共产学说，到国外留学。

物色代理人作推翻北京政府部署的同时，越飞执行苏共政治局的政策，装模作样与北京政府进行建交谈判，抗议中国不向苏俄支付庚子赔款，声称苏俄的两次对华宣言中关于放弃俄国在华利益的承诺并非永久有效，如中国漠视苏俄利益，苏俄将不得不重新考虑以前的许诺。中国外交部拒绝苏俄一面宣言放弃沙俄在华权益，一面又要求继承沙俄收取庚子赔款权利的帝国主义要求，照会越飞要求苏俄从蒙古撤军。越飞不理会中国政府照会，反而照会中国外交部，声明中东铁路为苏俄政府的财产。外交总长顾维钧复函越飞，抗议苏俄声称中东铁路区域属于苏俄主权范围的立场，再次要求苏俄履行承诺，无条件交还中东铁路。越飞回复外交部，再度强词夺理地声称，关于中东铁路，苏俄对华宣言的意思不是无条件交还中国。

几年前，孙中山以叛乱威胁破坏了袁世凯政府对苏、对日交涉。此时，他故伎重演，多次致函越飞要求苏俄助不要与北京政府打交道，而以他的广州政府为中国政府。他在致越飞信中写道：“我现在可以调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希望能得到武器、弹药、技术、专家等方面的援助。你们的政府能否通过乌兰巴托支援我? 如果能够，支援到什么程度?在哪些方面?”[23] 与当年以武力颠覆计划为压迫中国政府的日本送上施压筹码一样，孙中山此时的武力颠覆计划再次为苏俄对北京政府施压送上筹码，使北京政府腹背受敌，谈判地位更加软弱。

越飞一面在谈判中耍赖，一面再派格克尔、苏驻华海军武官贝利和汉学家伊万诺夫到洛阳拉拢吴佩孚，促“吴孙合作”，联手对付苏俄的敌人张作霖。吴佩孚提出，与孙中山合作的前提是孙放弃与张作霖的军事同盟。这时，孙中山等不及俄援，在致力与张作霖结盟，期望等到张的军费援助。格克尔考察后向越飞汇报，“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希望他与孙中山联合建立政府，孙将任共和国总统，吴将任军事部长和总司令。”[24] 为实现“孙吴合作”，越飞建议苏共中央向孙中山和吴佩孚承诺给他们未来合组的亲苏政府提供2000万美元的贷款。[25]

《孙越宣言》与“二七大罢工”

控制北京政府后，吴佩孚了解到了几年来中苏迟迟不能建交的原因在于苏俄拒绝履行对华宣言的承诺，霸占中东铁路，拒绝从蒙古撤军，明白了苏俄促他与孙中山联手对付张作霖是因为张拒绝苏俄吞并满蒙，明白了自己要获得苏援必须同意出卖满蒙和中东铁路主权，及承诺推翻张作霖后建立亲苏的傀儡政府。曾提出“四不主义”（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的吴佩孚当然不会去作苏俄傀儡。1922年11月，他复函越飞，表明了苏俄须从蒙古撤军和归还中东铁路的立场，[26] 并将越飞捎给他的拉拢信函向报界披露，实际是将苏俄一面谈建交，一面密谋颠覆中国政府的行径公之于众。1923年元旦，直系领袖曹锟、王怀庆等北洋将领发表通电，谴责苏军占领蒙古，号召“合内外上下一致力争，务期早定蒙疆，固我藩篱”。[27] 1月4日，吴佩孚发表通电响应曹、王等将领的通电，呼吁“及时准备实力，盖必有以济谈判之穷，方可预操最后之胜”，表达了拒作傀儡，拒绝以出卖国家利益换取扶持的立场，宣言为维护主权不惜一战。

吴佩孚表明立场后，越飞立即抛弃了“孙吴合作”计划，在给苏共政治局的报告中写道：“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的对立关系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一旦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发生公开冲突，我们应该选择谁。我们决不能支持吴佩孚去反对孙逸仙”。[28] 收到越飞报告及得知了吴佩孚通电内容后，苏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决定：“采纳越飞同志的建议，扶植孙中山及其国民党”。[29] 根据苏共政治局的决定，越飞于1月17日秘密到沪，在李大钊陪同下会见了孙中山，对孙作最后面试。在此之前，越飞的代表马林与孙中山的代表张继已经进行了数月秘谈以为越、孙会面作铺垫。越飞在面试后向苏共政治局报告说：孙中山明确赞成苏俄驻军蒙古，赞成中东铁路维持现状。他是我们的人。他提出推翻北京政府的要价不过是200万墨西哥元。我们值得花这笔钱。孙请求我们派一个师去夺取新疆，说那里只有四千名中国军人，不可能进行任何抵抗，要求我们的军队一直打到四川首府成都，帮助他夺权。[30] 根据越飞的面试结果，莫斯科立即决定：扶植孙中山。

得政治局批准复函后，越飞于1月26日在上海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内容为孙中山同意苏俄继续占有中东路及沿线广大地区，同意苏军继续驻军外蒙古，及越飞同意不将共产组织、苏维埃制度引用于中国。宣言不仅沉重打击了北京政府的对苏交涉，更让北京政府感到了严重的颠覆威胁。宣言隐瞒了苏俄与孙中山达成协议的主要内容。那就是，苏俄承诺向孙中山提供军事、财政援助，扶植国民党推翻北京政府。苏俄在《孙文越飞宣言》中关于不将共产制度引入中国的承诺与两次对华宣言中的承诺一样，是欺人之谈。因为这时苏共已经命令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保持独立，苏俄顾问已经准备来华改组国民党，“将共产制度引入中国”计划已经全面启动。苏俄加入如此“不引入”条文只是为了帮助孙中山掩盖投苏事实。这里，孙中山与苏俄在玩互相利用的游戏。孙并非不知道，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同时保持组织独立将使国民党丧失独立性。但他认为，为获取苏俄金钱军火值得作这样的交换。而苏俄打算先提供军事、财政援助扶植国民党，同时派共产党从国民党内部夺权。

扶植孙中山之外，苏共政治局的另一决定是打击吴佩孚。根据共产国际传达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于2月1日在郑州举行京汉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派包惠僧、陈潭秋等中共党员借助湖北哥老会势力发动铁路工人罢工。1月底，吴佩孚在洛阳召见铁路工人代表，劝说不要成立全路总工会。工人代表按照中共决定强硬拒绝。吴佩孚知道铁路工会的背后有苏俄的操纵之手，于是派代表到北京见李大钊，请他说服工人放弃成立总工会，谓若执意成立总工会将以武力解决。李大钊同样强硬拒绝说：“请去问京汉线上的几万名工人吧。”吴佩孚明白，工会与李的背后是苏俄，自己通电要求苏从蒙古撤军得罪了苏俄。

2月1日，共产国际劳合组织（赤色职工国际）不理会吴佩孚禁止举行大会的公告，召集数万工人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宣布2月4日起全线大罢工，并发表宣言，提出将铁路局长赵继贤、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撤职，郑州地方官向工会道歉等要求。2月3日，总工会机关由郑州秘密迁移至武汉，李大钊以南下讲演为名坐镇武汉，与中共中央的张国焘、中共武汉负责人陈潭秋、江岸工会领导人施洋、林祥谦一起指挥京汉铁路开始了大罢工。大罢工直接威胁了吴佩孚的管制和军饷来源。吴调军警包围了工会会场，命令取消罢工，恢复铁路交通，中共调动工人纠察队对抗。2月7日，鄂督萧耀南下令开枪镇压，致数十工人纠察队员及罢工工人死伤。策划“二七”血案的李大钊、张国焘、董必武、林伯渠、中共湖北区委员兼江岸工会书记项英、张源光等中共组织早早避入租界，逃离武汉，安然无恙。达到以罢工工人的血来打击吴佩孚声望的目的后，共产国际代表维尔德通过劳动组合书记张国焘下令京汉铁路工人复工，并向中共支付了“二七”罢工遇难的铁路工人家属抚恤金。为这次大罢工，共产国际破费了数万卢布。其实不仅这次罢工，中国各地的所谓工人运动全部是共产国际的金钱所策动。在华活动的“赤色职工国际”就是苏俄以金钱策动各国工运专门机关。几十年后解密的马林档案、共产国际档案披露出，共产国际每次策动中国工运、农运背后都有巨额的资金调动。

3月，共产国际通过其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等组织举行了为元宵提灯会，以“打倒军阀”，“否认国会”，“推翻政府”，“打倒帝国主义”，“还我自由”等口号煽动民众，再造成民众与军警冲突，致数十人受伤。事件后，曹锟在给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的电报中通报：北京大学管理图书员李大钊设有俄人供给费用秘密机关，请侦查严办。

“二七血案”是苏共政治局打击吴佩孚决定的产物。从策划五四运动开始，苏俄便主导着中国的舆论，中国强人的进步或反动标签全由苏共决定，顺苏俄则进步，逆苏俄则反动。张作霖最早抗拒苏俄霸占满蒙，最早被苏俄认定为反动军阀。在吴佩孚没有表态要求苏俄从蒙古撤军及要求归还中东铁路之前，共产国际控制的中文、俄文刊物大力宣传吴佩孚为“开明将军”、“进步将军”，而在吴通电要求苏俄从蒙古撤军后，共产国际制造了“二七惨案”，给吴贴上反对派、“反动军阀”、“帝国主义走狗”等标签。几年后，吴佩孚被苏俄枪炮击败，退居白帝城。日本第一外遣舰队总司令和海军驻沪特务机关长来来访，表示愿供百万借款和军火助他吴东山再起领导讨赤。吴拒绝道：“过去我曾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可见成败并非决定于枪炮与金钱。我如愿引外援借外债，何必待到今日。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了。”吴佩孚此言不假，倘若他在1922年表态支持苏俄霸占满蒙，那么中国革命领袖非他莫属，也就不会再有“国父孙中山”说法了。在苏俄强大的影响力面前，拒作傀儡的中国强人都难免身败名裂下场。

孙中山投靠苏俄，支持苏俄占领满蒙的立场让长期扶孙的日本朝野感到被骗。斯大林知道，想强占整个满蒙将引发另一次日俄战争，于是派越飞赴日本解释《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并密谈苏日瓜分满蒙。1月底，越飞以疗养为名飞赴日本热海，就《孙文越飞宣言》向日本方面作解释。孙中山派廖仲恺随越飞赴日，在日本与越飞及其秘书谢瓦尔沙龙磋商俄援、建立国民党军校、组建国民党军、向国民党派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等具体事项。经过一个多月的秘谈，越、孙达成协议，内容包括：苏俄向国民党提供200万金卢布的援助，其中70万金卢布用于建立国民党军官学校；苏俄在两年内向国民党提供10万军队武器装备及军事教官；苏俄派政治顾问、军事顾问到华南支持孙中山；参照苏俄制度改组国民党，参照红军制度建立国民党军等等。3月8日，苏共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越飞与孙中山达成的上述协议，[31] 决定成立齐切林、拉狄克和托洛茨基三人委员会负责向国民党提供援助事宜，已掌握苏共最高领导权的斯大林签署了会议的决议。5月1日，越飞自热海电告俄共中央批准了向孙中山提供援助的决定。5月15日，孙中山复电越飞表示感谢及将派员赴俄讨论具体事宜。

中共三大

1923年6月，马林召集四十位中共各地代表（代表党员420人）在广州举行了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得以召开是因为共产国际拨出的数千美元专款。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马林在会上重申，中国的劳工运动和中共过于弱小，目前推动革命运动须依靠国民党，中共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党内合作”。马林的“党内合作”主意是根据他在爪哇推动印尼社会主义运与伊斯兰教联盟合作创建印尼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的前身）的经验。马林不知道，建议获准实施的背后是斯大林与孙中山在斗法。孙中山一贯为获取金钱、军火不择手段，没有国家、民族、主权和道德的底线，什么条件都答应。因为他知道，有钱有枪，夺取政权后他可以不履行承诺。在这方面他有成功经验。二十多年前，他以革命成功后出让满蒙获的承诺赢得了日本朝野的支持，被指定为中国革命领袖，获得了日本朝野的无数拨款、捐款和军火。当日本朝野不再给钱时，他转向了苏俄，打算将满蒙再卖一次，以同样承诺再换取苏俄的金钱军火。斯大林知道孙中山是想利用苏俄援助壮大国民党，建立国民党军，而国民党壮大力量后是否还听命难说，于是安排中共到国民党内去发展，逐步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他解释这一策略说：“我们不能从莫斯科公开地向国民党发命令，我们通过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隐藏的同志发命令，秘密地发。”出席三大的中共代表们不会了解孙中山、斯大林的如意算盘，纷纷表示要求共产党员加入另一政党不合道理，或以沉默表达不认同。这时，毛泽东显示了与众不同的眼光。他不像陈独秀、张国焘那样学者式地考虑问题，而是认为像《水浒》中三打祝家庄那样钻到内夺取国民党权力是个好办法，在会上称党内合作是个好主意。

对于中共大多数代表的反对意见，马林重申，中共作为下属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代表们只好服从，举手通过了马林准备好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保持组织独立，在国民党内秘密发展。最后马林宣布共产国际的人事任命：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谭平山、项英、罗章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汉俊、邓中夏等五人为候补委员中央委员，罗章龙为中央局秘书。共产国际的人事任命其实是马林拿主意。马根据对待共产国际指示的态度调整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将一直反对国共“党内联合”的张国焘排除出了中央委员会。主持中共一后，马林南下桂林广州考察了孙中山、陈炯明。途中，他在长沙参观了毛泽东主持的文化书社和青年聚会，对毛泽东颇有好感。此次会上，他将支持“党内联合”的毛泽东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大会的最后一天，全体代表集中在国民党建的黄花岗烈士陵园，由莫斯科归来的瞿秋白教唱《国际歌》。在大会闭幕时唱《国际歌》是共产国际规定给各国共产党的程序，中共不能例外，在三大后自觉地长期执行。

三大结束后，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写道：“中共现有党员420名，其中工人160名，但应指出以下情况：缴纳党费的党员不到十分之一，整个工作几乎都是依靠外国经费，党内的财政管理状况至今不明，多数党员没有职业，所以党同在职的工人、职员、教师等几乎没有联系。中共是个过早地制造出来的早产儿，它依靠外国的资金维持。”[32] 参与创建中共的李达因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选择了退党，并给陈独秀留话：两个目标不同的党怎么可以合在一起，即使联合，也必然要分手。

蒋介石访苏

1923年5月，在日本的越飞通过马林转告孙中山：苏俄将向他提供200万金卢布和大批军火，并派出的第一批军事顾问五人来华。他要求孙中山严守秘密，因为他仍要装模作样地与北京政府继续建交谈判。孙中山复电感谢苏俄扶植，表示将派代表团赴莫斯科详细磋商。[33] 9月，苏俄代表鲍罗廷(MIKHAIL MICHAEL BORODIN) 来到广州担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主持改组国民党。同月，奉孙中山派蒋介石为团长，率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 赴苏。

抵达莫斯科后，蒋介石一行会见了受到高规格接待。这时列宁已痴呆，最高权力由斯大林与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掌控。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GEORGII CHICHERIN），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E．M．SKLYANSKY），俄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鲁祖塔克（LUZUTAK），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L.B.KAMENEV)，俄共政治局候补委员，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LUNACHARSKY) 等苏方要员分别会见了代表团。蒋介石向苏方转达了孙中山催要援款的要求和孙中山的《军事计划书》。[34] 这一计划书是蒋介石为孙中山拟定的，主要内容为要求苏俄帮助国民党在库仑和乌鲁木齐建立颠覆中国政府的军事基地。八年前，孙中山在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和最后通牒压迫中国时指挥中华革命军进攻政府军，黄兴通电谴责孙“效法平西，以图一逞”。此时，孙、蒋在苏俄霸占满蒙，图谋推翻中国政府时再次“效法平西”，向苏俄提出引狼入室的计划。蒋介石晚年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谴责苏俄侵华野心，但没有对自己请苏俄进兵库仑和乌鲁木齐表示过忏悔。

苏俄对孙、蒋的邀请并不领情，认为苏军占领下的库伦已不再是中国领土。托洛茨基以蒙古宗主国口气说：苏联绝对不允许国民党人染指蒙古，你们要北伐，要进攻北京，只能从蒙古的边境上起兵。为免引发苏日冲突，苏共政治局会议否决了孙中山想中蒙边境建立军事基地的“西北军事计划”，只承诺将运送军火、装备给国民党人，在广州为国民党训练军事干部及组建军队。斯大林、托洛茨基对国民党代表团催要军火要求和所提“西北军事计划”感到不快，于是将代表团晾在莫斯科一个多月不予理睬。蒋介石对坐冷板凳感到愤怒，在日记中写道：求人不如求己，一些人他宣称是你的盟友，但是他考虑问题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35]

11月1日，契切林致函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写道：“新任驻北京大使加拉罕同志希望对孙逸仙的参谋长应该表现得亲热些。可是情况恰恰相反，只有我和斯克良斯基同志在招呼他，结果参谋长认为我们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接受加拉罕的意见，苏俄安排蒋介石出席了苏俄纪念十月革命节的庆祝活动，安排代表团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专门讨论国民党问题的会议，及参观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军事院校、军营和工厂。参见中，蒋介石感到了苏俄革命宣传与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感到了苏俄视蒙古，在革命旗号下向中国扩张的野心，对苏俄革命得出了负面结论。

回国后，他在写给孙中山的《游俄报告书》中表达对联俄政策的疑虑说：苏俄的共产主义，实行起来，一定要为害人类。今日的朋友苏俄，正是我们未来的最大的敌人。他在给廖仲恺的信中说：“苏俄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恺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36]

第一次东江战事

以“护法”名义在广东建立非法政府后，孙中山发动讨伐战争无竟无休，为筹措军费在广东横征暴敛。陈炯明在几次充当孙中山的战争工具后拒绝再附孙北伐。1922年6月，孙中山被反对内战分裂的粤军逐出了广州。8月，孙中山逃到上海，得苏俄代表马林登门，捎来了苏俄新任驻华全权代表越飞的扶植邀请。困境中的孙中山决定投靠苏俄，申明支持苏俄在蒙古驻军和占有中东铁路以争取俄援。11月，孙中山在与越飞达成接受俄援的协议。

在粤成立非法军立政府一遭，孙的最大收获是以军政府名义收取了“关余”。遍向列强寻求金钱扶植而不获时，孙中山手中的本钱用一个少一个，还不敢放手动用关余。得苏俄援助承诺后，孙中山决定放手动用中手剩余的关余款，武力讨伐陈炯明。他以关余款贿买盘踞广西的滇军杨希闵，范石生部和桂军刘震寰、沈鸿英部为雇佣军，派邹鲁，叶夏声密赴香港提取关余款24余万元，派孙科到香港向港商杨西岩、伍学煌卖官，许以夺取广东权力后的商业利益，换取他们出资，作为贿买滇军、桂军的另一部分军费。争取关余时，他不断呼吁驻华外交使团勿将关余交北京政府，称交北京政府关余不啻资助北方的战费。然而，他却将收取的关余全部用作了四处讨伐的军费。

12月，孙中山任命杨希闵为西路“讨贼军”滇军总司令，沈鸿英、刘震寰为西路“讨贼军”桂军第一、第二路军司令；纠集在闽的国民党军许崇智部为东路“讨贼军”，任命许为司令，发动了讨陈战争（第一次东江战役）。杨、沈、刘率“西路讨贼军”出梧州沿西江东进，许崇智率“东路讨贼军”出闽入粤，两面逼近广州。陈炯明不忍在家乡开战摧毁“模范省”建设成果，命四万粤军退到东江、潮、梅避战，通电宣布下野说：“炯明既去，则政争者自无所资以为口实，当然不至再逞干戈。所部请北京政府收编”，[37] 随后离穗回海丰家乡。粤军将领们派代表到海丰劝陈出山统帅粤军对孙开战，陈表态：只要能避免糜烂地方，他不介意部下接受收编，[38] 然后再退居香港避战。遵陈嘱，粤军东退，杨坤如率部守惠州，林虎、陈炯光，翁式亮，锺景堂等部退驻兴宁，五华，蕉岭，大埔一带，洪兆麟率驻潮汕，[39] 滇桂军随即占领了广州。

2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他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重建非法的大总统府，但宣布在河南士敏土厂设立“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由他个人独裁一切政务、军务、任免官员、公布条例之权操于一已之手，权力无限，不受任何制约，没有任期限制。名称虽不同，但大本营与大总统府一样，均是孙中山的独立王国。随着孙中山回粤，陈炯明的广东模范省建设成果被摧毁。

5月下旬，滇桂雇佣军和国民党军对惠州发动总攻。粤将杨坤如率所部6000余人凭借三面环水地利坚守。鉴于孙的雇佣军在此之前攻入博罗大肆烧杀抢掠，惠州绅商民众为免涂炭众志成城，出钱出力助粤军死守。孙军久攻不下，转而对惠州长期围困。7月，孙中山声言如不能攻下将火烧惠城至毁灭，并由虎门炮台调来大炮，轰击惠城。9月，孙中山来到惠州城下，亲自操炮向惠州城内发炮致平民死伤。[40] 退驻兴宁，五华，蕉岭，大埔及福建的粤军见孙军无意停战只好分三路反攻，于10月败孙军于博罗，再攻至樟木头，杨坤如率部出城反攻，孙军败退。11月，粤军进占石龙，广州震动，孙中山再次避上永丰舰，准备逃离。至此，粤省商民与粤军同仇敌忾，挫败了孙中山发动的“第一次东江战役”。

第三次对华宣言与拥苏运动

1923年中，苏俄将越飞召回，派两次签署对华宣言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接任驻华全权代表，派鲍罗廷到广州负责领导国民党，建立国民党军校和国民党党军，筹备武力北伐推翻北京政府。赴北京途中，加拉罕先到了沈阳会见了张作霖，试图利用奉、直之争说服张作霖放弃坚持满蒙主权的立场。张重申支持北京政府对苏交涉，要求收回中东铁路和蒙古主权。加拉罕失望离沈。

9月上旬，加拉罕抵达北京，向报界发表自相矛盾的谈话说：“苏俄两次对华宣言的原则和精神迄今仍是我们对华关系的指导原则”，“我们绝不会放弃我国在中国的利益”。这些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表述后被称为“苏俄第三次对华宣言”。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这第三次对华宣言的话，那就是耍赖——既高喊“无条件归还沙俄攫取的在华权益”收买人心，又坚持继承沙俄攫取的在华权益，霸占满蒙。

9月中，加拉罕与北京政府代表、中俄交涉使王正廷开始了正式会谈。会谈中，加拉罕要求只谈建交，其它一切待建交后再谈。王正廷要求苏俄先履行宣言的承诺，从蒙古撤军及交还中东铁路，以显示尊重中国主权。对中国的要求，加拉罕与越飞一样强词夺理，以流窜白匪利用外蒙古进犯俄国，中国政府未采取措施等等为借口，拒谈履行宣言承诺，拒谈从蒙古撤军，建交谈判无从进展。

在加拉罕与北京政府谈判的同时，苏俄指挥国民党、共产党在全国掀起了拥苏运动。国人不了解苏俄对中国的强权压迫，不知道北京政府对苏交涉之艰难、屈辱，不知道孙中山通苏拆台，不知道苏俄一面谈建交，一面启动了扶植国共两党推翻中国政府的计划，更不知道领导全国亲苏运动的李大钊是苏俄的代理人。在苏俄和国、共两党煽动下，各地大学的教授和青年学生们纷纷上街请愿，要求北京政府立即无条件承认苏俄、抗议北京政府拖延与“唯一真正平等待我”的苏俄建交，北京、上海知识界纷纷举行集会，发表文章，致函北京政府和外交部，敦促政府立即承认“唯一宣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苏俄政府，立即与苏建交。在一浪高过一浪的亲苏运动中，苏俄指挥国、共两党和所资助的报刊给坚持维护国家主权，争取收回满蒙权益的北京政府扣上了反动军阀政府帽子，营造出了拥苏等于进步的舆论潮流。

关余危机

《辛丑条约》规定，庚子赔款以关税（进口税率是按进口货价值百抽五）作担保。此后，列强控制中国海关，代中国政府征收关税后以税款抵庚子赔款及其它外债本息，将所余款项，即关余，交还中国政府。1918年，孙中山派非法任命的军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与北京公使团交涉，成功获得列强同意按13%的比例分享全国关余。唐继尧、陆荣廷联手以七总裁合议制结束了孙中山的独裁，孙抛弃广州军政府离粤赴沪，但仍通过伍廷芳继续秘密收取关余巨款。主政军政府的桂系不容忍伍廷芳继续将关余款交孙中山，经总裁合议后决定解除伍的总裁职。伍廷芳携带印信和185万关余款离粤赴沪。伍离职后，粤海关将粤省关余拨交桂系主持的广州军政府，由新任军政府财政部长陈锦涛接收。通过另立政府，孙中山成功占有了390万元关余巨款。运用这笔巨款，他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国民党，调动陈炯明所部驻闽粤军回粤推翻了桂系在粤统治。

1921年1月，孙中山回粤后向公使团提出了继续收取关余的要求。公使团知道孙中山用关余巨款四处发动讨伐战争，决定支持中国南北统一，以“关余不能被滥用”答复拒绝了孙的要求。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在给国务卿许士（CHARLES E. HUGHES）的报告中写道：孙中山不可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务活动家，他最近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行动特别狂热，他的自负和自信几乎无限膨胀”。[41] 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罗赫德根据报告得出结论：孙中山是中国统一道路上的严重障碍。此外，在美国外交官向国务院汇报孙中山言行的报告中多次出现“精神失常”的描述。[42] 北京公使团决定将1921年的250万元广东关余支付北京政府后，孙中山决定以武力夺取关余，发布军政府令，宣布两广各海关须听从军政府管辖。应对孙中山的威胁，广州领事团从香港派兵至广州西堤“护关”。粤军将领们对孙中山将广东关余巨款完全用于了发动所谓讨逆战争，而完全没有用于广东地方开支强烈不满，通电反对孙中山私占国库，要求孙取消非法总统之名，在孙拒绝要求后发动了“六一六”兵变，将孙逐出了广东。

1922年底，孙中山获得了苏俄的扶植承诺，决定动用手中的关余余款，收买滇桂军和粤军许崇智部组成东西两路讨逆军由桂伐粤，迫陈炯明下野，粤军东退。1923年2月，孙中山回粤建立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第三次入主广东。这时，俄援金钱尚未到手，孙中山手中的关余花得所剩无几，于是他再打关余主意，任伍廷芳之子伍朝枢为军政府外交部长，命其子承父业，继续致力收取关余。

1923年9月，孙中山通过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向公使团发出备忘录两件，要求公使团将1920年3月以来的两广海关关余交给他的军政府，威胁否则武力强收关余，制造了“关余危机”。北京外交使团拒绝了孙的要求，决定武力护关。美国公使舒尔曼声明说：“广州当局是中国政治统一的障碍，并且对外国人利益及条约义务颇为蔑视。孙中山若得关余将延长中国内乱。”12月初，北京公使团调美、英、日、法、意、葡等国军舰23艘开入广州白鹅潭示威，国民党则在广州以爱国和口号相煽动，发动了大规模的示威运动。武力护关的同时，舒尔曼来到广州，先后与伍朝枢和孙中山面谈，然后向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建议，由北洋政府拨出部分关余给广州，供疏浚西江之用，暂时缓和了关余危机。4月底，停留在广州白鹅潭的英、美、日军舰撤离。6月，列强支付了部分粤海关关余给大元帅府，指定用于西江疏浚。孙中山任林森为广东水利督办，作出以关余款修水利的姿态，持续半年的关余危机至此以妥协结束。

此后，革命党将这次关余危机宣传为是孙中山爱国与反帝之举。其实，孙中山制造的关余危机是因为被自己贿买入粤的滇桂军不断索饷，搞得焦头烂额，请神容易送神难，才打起关余主意，与爱国完全无关。在索要关余的同时，孙中山在谋求其它列强的资助，向来广州的美国公使舒尔曼，三井商行，德国驻广州领事提以广州的一座水泥厂、采矿权，沿海捕鱼权等等抵押换取巨额借款。[43] 视广州军政府为中国统一障碍的舒尔曼当然不会与孙中山谈资助，更不认为孙有权出让国有资产和各项主权。日、德方面均已被孙中山骗过钱，也无意与孙谈资助。公使团两次拒绝孙中山分享关余的要求是为中国做了好事。因为，孙中山连年东征西讨，制造战祸，钱到他手中全部成了战争经费与一党经费，完全不会用于民生，甚至关余危机中的妥协办法，指定用于疏浚西江的关余款最终也未被用于西江治理，也被孙用于了“讨逆”战争。事实上，北洋政府时代的历史就是孙中山不断发动战乱，分裂国家，出卖主权的历史。孙三次入主广东，不断发动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无穷祸害。对广东而言，孙中山贿买入粤的滇、桂军截留广东财源，收取买路钱，给广东地方带来了巨大灾难。照孙中山这样无休止地收买雇佣军发动“讨逆”、“讨贼”战争，收买暴徒贿选及暗杀政敌，莫说13%的关余，全国关余、整个国库的钱也不能满足他的战费需求。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的动因就是要求将财政收入尽可能多地用于办教育和地方建设，反对发动战争，反对搜刮广东民财作为北伐战费。伍廷芳携广东关余款离粤附孙时曾声称“拒以国民之钱资民贼”。然而他带给孙中山的关余巨款全被孙用于了组织私党、发动战争和买凶暗杀。伍氏父子为孙中山打理关余真正是“以国民之钱资了民贼”。

关余危机中喊出的反帝口号是苏俄创造出来的。这些反帝口号在二十世纪蒙骗了无数中中国人。根据苏俄的说法，帝国主义是以美英为首的列强，但不包括霸占中国领土最多的苏俄。事实上，压迫中国最甚的帝国主义是沙俄和苏俄，所有不提苏俄帝国主义的中国反帝运动都是苏俄操纵，服务苏俄利益的。被苏俄指为主要帝国主义的美国其实是帮助中国的真正朋友。美国对中国领土没有野心，在世纪之初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扼制了俄、日肢解中国，在庚子赔款谈判中担当了中国利益代言人的角色，首倡了退还庚款的运动。若无美国扼制，中国早被俄日肢解。在北洋时代，美国同样起着扼制着苏、日肢解中国的作用。美国主导的两次拒付关余予孙才真是“拒以国民之钱资民贼”。美国在关余危机中指定关余款的水利用途是对中国、广东民众的负责之举。孙中山在关余危机中声言的 “我们不依赖西方，我们将联合俄国” 之语道出了关余危机的真相，那就是祸国与投俄，既非反帝，也非爱国。

苏俄改组国民党

苏俄扶植孙中山的条件之一是按照苏俄模式改组国民党。孙中山接受这一条件后，苏俄任鲍罗廷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共派驻国民党的政治顾问，负责改组并领导国民党，及建立国民党军。1923年10月，鲍罗廷偕苏俄军事顾问雅科夫（YAKOV GERMAN），弗拉基米尔（VLADIMIR POLIAK）到达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党员重新登记，以及召开全国代表大会。11月，鲍罗廷公布了根据《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等俄共文件制定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章草案》和《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

鲍罗廷制定新党章规定：本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党员须服从总理；党的最高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全代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最高机关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执会）；全代会和中执会并列为最高机关，总理权力不受制约，享有对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任何决议的否决权。这样的文件不像是现代政党的党章，而更像会党帮规。在领袖独裁制方面，革命党与会党没有区别。此后几十年，国民党党章经多次修改，但鲍罗廷制定的独裁框架没有改变。关于建军，鲍罗廷引入的苏俄党军模式与中国古来军队只效忠首领的传统相通，所不同的新事物是确保军队效忠一党的政工组织（苏俄后来也按照这样的模式建立了中共的红军）。这种党军模式后来被中共总结为“党指挥枪”原则。根据共产国际从内部控制国民党军的部署，鲍罗廷预定军队中的政工要员由共产党人担任。

鲍罗廷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基本照搬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1923年11月28日）内容，在民族主义解释中加入了反帝，在民权主义解释中加入了阶级斗争，强调“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各国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众胜利的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盖惟有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能为全国国民尽此忠实之义务故而。”[44]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没有平等观念，本来就与“天赋人权”不同。他将国民分为“民国之国民”与“反对民国之人”，拥护民国之个人及团体得享自由及权利；反之则不得享有民权。他所谓的拥护民国实际是拥护他独裁之意。在否定自由、平等、人权、私有产权、崇尚暴力等方面，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三民主义强调大汉族主义，共产主义否定祖国。重新解释后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基本合流。

加拉罕对孙中山“如此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感到得意，向齐切林报告国民党新党章说：“关于三民主义一条非常有意思，那里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声明精神解释的”，“民权主义也以共产国际的同一项决议为根据。至于民生主义，它也是以共产国际决议为根据的，但是根据本地情况加以改头换面，以便使它能够为党的右派所接受。孙逸仙本人准备完全接受它，但他不希望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当党还没有最终形成，还没有巩固的时候，他对决议作了这些无关紧要的、更多是文字上的让步。” [45] 加拉罕不知，驯服地接受苏俄改组是孙中山的高明之处。作为会党，孙无所谓原则，为获金钱武器什么都可以抛弃，什么条件都答应。当年在日本，他以未来政府首脑的名义将满洲、蒙古、路权，矿权，经营权等等一诺出卖。相比之下，在“三民主义”的文字上作些让步不算什么。

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全）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这时广州已经被赤化得像个苏俄城市，到处是红旗、标语，新主人——苏俄顾问的汽车在大街上奔驰，大会会场悬挂列宁像，一派苏俄景象。大会从筹划、主持到决议案，由鲍罗廷一手操控，主持大会的孙中山成了宣布开会的名义领袖。孙中山在致词中说：这次大会“是本党自有民国以来的第一次，也是自有革命党以来的第一次。……在这三十年中，我们在国内从没有机会开全国国民党大会，所以今天这个盛会，是本党开大会的第一次，也是中华民国的新纪元。”[46] 这里，孙中山说得不准确。不是国民党没有机会开代表大会，而是中国以前根本没有全国代表大会这回事。全国代表大会是苏俄引入中国的新事物。在国民党之前，共产国际召开的三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开了中国的先例。中共党员们对全国代表大会完全陌生与被动，国民党员们当然也一样。当时，中文里还没有“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大会主席团”等词，国民党人当然没听说过，不明白主席团何用、“宣言”、“党纲”、“党章”有何区别，对全国代表大会的形式和规程同样茫然，不明白为什么议事日程上的每个问题都要作出决议。鲍罗廷筹备大会时曾准备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但因国民党人不能理解它的作用而不得不放弃设立。[47]

按照鲍罗廷的安排，孙中山在大会上宣布全面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的政策，接受苏俄指导，接受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要职。他解释鲍罗廷修改后的新三民主义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48] 他解释鲍引入的党国体制说：“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然后将党放在国上，完全以党治”。[49] 国民党人并不都如孙中山一样为了援助什么条件都接受。众多国民党人反对如此投靠苏俄的安排。江苏代表茅祖权提出：“既然共产党人接受我们的纲领，就应该放弃他们的纲领，解散他们的党，否则就不要加入国民党”。冯自由、方瑞麟等人提议，在党章中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以防止国民党员同时成中共党员。邓泽如、林直勉等十一位元老联名上书孙中山《检举共产党文》，反对按苏俄模式改组国民党，揭露“俄人替人党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订定。此次改组，陈独秀实欲借俄人之力，于有意无意间使人党隐为被共产党指挥，成则共产党享其福，败则吾党受其祸。”[50] 检举书所言是事实，苏共政治局在决定扶植国民党之前就决定了派中共打入国民党，从其内部夺取控制权，将共产革命引入中国，《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的表述只是为应付外界的视听和掩盖赤化中国计划。在国民党公布各项改组文件的一年半前，马林已在中共西湖会议上宣布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计划。这些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动议和检举书被鲍罗廷指挥汪精卫、廖仲恺、李大钊为首的左派多数否决。会议通过了鲍罗廷拟定的新党纲、新党章和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接受了鲍罗廷安插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共产党人进入中央执行委员。

经过苏俄改组，国民党在组织机构、基层组织、纪律等方面俄化。1919年，俄共在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了政治局和组织局。随后，两局取代了中央委员会的最高权力地位。不久，政治局权力超越组织局，成了俄共最高权力机构。改组国民党时，鲍罗廷照搬俄共架构，设立了类似苏共政治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中政会），决定孙中山挂名主席，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旋辞职，改任瞿秋白）、戴季陶、邵元冲、伍朝枢等七位左派为委员，以此办法将张继、邹鲁、林森、邓泽如等反对“俄化”、反对鲍罗廷主持国民党的元老们排除出了最高领导层。翘首等待苏俄军火的孙中山一切听从鲍罗廷安排，任由鲍通过中政会掌控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最高权力向独裁领袖和几位亲信集中，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沦为举手走过场的模式是党国独裁的必然局面，苏共如此，国民党如此，后来中共也是如此。国民党一大标志中国传统的专制独裁与苏俄的党权独裁相结合，标志苏俄引入的党国体制在中国确立。政治学者李剑农指出：“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是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开始，之前约法至上，之后党权至上。”[51]

国民党一大之后，俄援源源而来。国民党的财政主管廖仲恺与中共主管陈独秀一样，须每月向鲍罗廷报批预算，再呈莫斯科批准，才能获得每月数万元的经费。鲍罗廷名义上是孙中山的顾问，但作为俄援管理人，实为广州国民党政府的最高主宰。对国民党和广东被赤化的情况，陈炯明痛心地指出：国民党的党国，其经费由苏俄提供，内政外交政策完全由苏俄掌控，军队由苏俄顾问指挥，这比当年日本在“二十一条”中对中国的要求有过之无不及。不同的是，“二十一条”是日本武力强加中国的，广东赤化是孙中山主动引入的。[52]

苏俄建立黄埔军校

鲍罗廷主持一大期间，切列潘诺夫率领的苏俄军事顾问小组来到广州，开始为国民党筹建军校，鲍罗廷向国民党、共产党发出了招生通知。这时，蒋介石访苏归来向孙中山复命，获孙任命为军校筹备委员长。蒋介石向孙中山汇报了访俄不良观感，同时流露出对国民党内左派俄党的不满。鲍罗廷得知蒋介石对苏俄和廖仲恺等左派的不满言论后，在国民党一大上将蒋排除出了中央执委会和中央委员会。蒋一气之下留书请辞到了上海。蒋的盟兄张静江认为蒋此举是不识时务，致信孙中山，为蒋求情，在信中强调蒋与陈其美的结拜关系。张静江多次巨资资助孙中山，说话有分量。蒋也感到一时义气用事，致信孙中山表示悔意。接张、蒋信，孙中山打消了让蒋介石作程潜、许崇智或李济深副手的念头，在鲍罗廷面前为蒋说情。这时，孙中山只有建议权，决定权操于鲍罗廷之手。4月，蒋介石回到广州，反复向鲍罗廷表达亲苏说：“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中的一部分、世界革命不能无共产主义”，“愿为国民革命、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而死”，“直接实行三民主义就是间接实行国际之共产主义”，“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对“共产主义之同志”，“自信为最诚实同志之一人”。鲍蒋的立场转变感到满意，同意由蒋出任黄埔军校校长。[53] 军校招生消息传出后，各地青年踊跃报名。经考试，第一期正取350人，备取120人，其中主要是中共各地党组织向军校选送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

5月，苏俄一面在北京以通牒方式迫北京政府放弃主权要求，一面在广州黄埔长州岛开办了以推翻北京政府为宗旨的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再派来由瓦西里·布留赫尔（化名加伦）将军等40位军事顾问来打理军校。6月16日，蒋介石精心选择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两周年日举行了黄埔军校开学日，以强调自己孙中山的特殊关系。开学典礼上，“五百多个学生一律穿着苏式黄军服，整齐严肃，精神焕发，军容极盛”。[54] 孙中山在讲话中说，军校要学习苏俄经验，俄国革命之能成功，是因为有革命军和革命党，开办这个学校，就是仿效苏俄。名义上，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军校党代表，三人组成军校的最高领导机构。实际上，军校的一切决策大权操于鲍罗廷之手。军校本部之下设有六部：戴季陶、张申府（当时是共产党员）任正副主任的政治部，李济深、邓演达任正副主任的教练部，王柏龄、叶剑英任正副主任的教授部，林振雄为主任的管理部，周骏彦、俞飞鹏为正副主任的军需部和宋荣昌、李其芳为正副主任的军医部。

10月，苏俄军舰伏罗夫斯基号（VOROVSKY）抵达广州，运来了足够装备一个师的军火，包括大炮、机关枪，步枪12000枝，子弹400万发。这批军火武装了黄埔军校的三连学生兵、广州警备部队，及中共控制的工人纠察队。随伏罗夫斯基号军舰又来了一批苏俄军事顾问加入了黄埔军校。军火之外，苏俄还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千万元资金用于建立中央银行，提供了300万卢布作为黄埔军校的建校经费。12月，苏俄再运来9架飞机、步枪弹药500万匣、机枪12挺、大炮58门以及机枪弹及炮弹等。[55]

苏俄向国民党提供金钱、军火、顾问、教官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国民党必须接受向军校和党军内安插共产党员。斯大林在决定出钱为国民党建立军校之初就采取了防范国民党儿大不由娘的举措——安插共产党人，让共产党人主持军校的政治部。孙中山曾试图派亲信戴季陶、邵元冲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结果二人因不获鲍罗廷信任而被迫辞职。鲍罗廷任命了刚从莫斯科到广州的周恩来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青年周恩来并不具备军事资历。虽然军校校长蒋介石的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学历系假造，[56] 但蒋确有军事学历与资历，而周恩来的资历完全与军事无关。他赴法勤工俭学后不久即被共产国际选中，送去德国、英国、苏俄接受特工和情报等方面的训练，得任黄埔军校要职是因为持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季米特洛夫介绍信。这时，孙中山、蒋介石都明白了，黄埔军校的事苏俄说了算，任由鲍罗廷安插共产党人。

就任政治部主任后，周恩来大量增加军校的政治课程。多达26门的政治课中，除照顾孙中山面子安排了三民主义课外，其余都是宣传共产学说的帝国主义侵略史、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的解剖、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等共产主义课程。继周恩来之后，共产国际再安插了包惠僧、邵力子、聂荣臻、恽代英、肖楚女、张秋人、于树德、安体诚、高语罕、熊雄等公开的或秘密的共产党人担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政治部秘书、总政治教官和政治教官等要职，将黄埔军校办成了向中国输出共产革命的据点，同时也办成了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据点。随着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日益扩张组织，国民党内制止共产党人夺权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因应呼声，蒋介石要求周恩来交出军校中共产党员名单。周拒绝了蒋的要求。在苏俄主持局面之下，蒋介石限制共产党人在军校发展的措施无法实施。黄埔军校时期安插的中共秘密党员日后遍布了国民党党政军界，成为中共后来打败国民党的奇兵。

在要求党军效忠一党，效忠领袖个人这一点上，孙中山、蒋介石与苏俄顾问没有分歧。他们都要求培养党领袖的驯服工具。孙中山在对当时广东军政府的所谓文武两学堂——黄埔军校和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的学生的训话中都强调，要取消个人自由。他说：“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自由，然后我们的革命才可望成功。” [57] 蒋介石明确要求学生无条件服从领袖，向领袖个人效忠，向校长效忠。他说：“学生与校长的生命是不相分离的，是整个的。你们既入了本校，对於自己的生命，已经是交给了总理了，交给本校长了”，[58] “在校内，在军中，都要服从我的主张”。[59] 如同袁世凯小站练兵建立起效忠自己的北洋军一样，蒋介石通过学生军也建立起效忠自己的黄埔嫡系。学生军的团长何应钦、营长钱大钧、刘峙、顾祝同、蒋鼎文、副营长陈诚、连长以下的胡宗南、桂永清等人后来成了蒋介石的嫡系班底。

黄埔军校既是一所学校，也是一支军队。继1924年10月第一批军火之后，苏俄又接连运来数船武器弹药，包括日本来复枪4000支，子弹400万发；俄国来复枪14000支，子弹800万发；各种机枪90挺，各种炮24门，总价值将近300万卢布。[60] 在苏俄金钱武器的扶植下，黄埔学生军迅速发展成了数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在全国所向无敌的军队，国民党军一跃成为中国最强大的军事集团。

黄埔军校的开办不是什么值得称颂的事，而是中国极为屈辱的一页。其背景是北京政府维护国家主权，要求苏俄按照对华宣言承诺交还中东铁路，从蒙古撤军，苏俄决定武力推翻北京政府。黄埔军校是苏俄强权压迫中国，武力推翻中国政府计划的产物。最屈辱的是，苏俄一面在北京与民国政府谈建交，一面在广州建立军校，培养推翻中国政府的军官，同时运来军火建立推翻中国政府的反政府军。黄埔军校的开办给中国带来连绵灾难。黄埔第一期学生组成的学生军成为镇压广州商团的主力军，第二期学生军成为“东征”扼杀联省自治运动的主力军，第三期学生军成为消灭反对赤化的杨、刘军和“第二次东征”的主力军。此后二十年间，黄埔军校学生们率领国、共军队在斯大林操纵下杀得中国血流成河。多年后，黄埔师生们都为投身黄埔、参加革命而自豪，感谢军校给了他们出人头地的机会，而无人为附俄推翻维护主权的本国政府而忏悔，无人为持苏俄军火祸害中国而忏悔。

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1919年，苏俄在政权存亡难料，西伯利亚和中东铁路地区完全不在其控制之下的背景下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称无条件放弃沙俄在华的一切权益。1921年，苏俄红军击败白卫军占领了蒙古，扶植成立了人民党亲苏政府，与亲苏政府签订了《苏蒙友好条约》。1922年，苏俄渡过险境，占领了远东地区，同时决定扶植孙中山推翻维护满蒙主权的北京政府。1923年，苏俄击败高尔察克、邓尼金，完全控制了俄国远东地区和中国中东铁路地区，处境与四年前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时已完全不同。虽然苏俄继续与北京政府谈判建交，但已视北京政府为即将倒台的政府，摆出蛮横压迫态度。进入1924年，苏俄迎来了外交上的重大转机，英国工党政府上台，迎合社会主义运动，率先与苏俄建交。紧接着，意大利、挪威、希腊、奥地利、瑞典、日本等二十二国与苏建交，帮助苏俄摆脱了外交困境。在中国，知识界发起了拥苏运动，李大钊率马叙伦等数十知名人士联名致函顾维钧、王正廷呼吁要求立即无条件承认苏俄；胡公鄂等近百各界人士向北京政府同样呼吁，北京大学教授联名发表宣言，要求政府无条件承认苏俄；部分学生为此上街游行示威，抗议政府拖延与苏俄建交；北京教育会等九团体发表抗议宣言，“督促政府立即无条件承认苏俄”；国民党、共产党在广州、长沙、武汉、上海、芜湖、保定、哈尔滨等许多城市发动民众团体通电，要求速与苏俄建交。国人不清楚北京政府对苏俄交涉收回主权之艰难，只知道苏俄宣言承诺了无条件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

各界拥苏是不明真相，但李大钊为首的苏俄在华爪牙则是奉苏俄之命行事，对政府蛮横施压，且肆无忌惮。李大钊亲率北大学生代表团到外交部请愿，要求与外交总长顾维钧面谈，递交北京学生联合会具名信函威胁顾说：“倘先生犹执迷不悟，则敝会一息尚存，势必力争，赵家楼故事可为殷鉴”[61] 声称王正廷与加拉罕所达成的协议草案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好的协议，蒙人享有民族独立的权利有权独立，抗议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外交。在苏俄通过李大钊操纵之下，北京各界民众呼吁无条件与苏俄建交的集会、请愿、游行运动一浪高一浪。在拥苏声浪中，少数了解苏俄压迫中国真相的学者指出，拥苏运动实际服务苏俄利益。例如施存统、李春蕃、沈玄庐等国民党人在《民国日报》发表文章，直指拥护苏俄运动是在“维护俄国人的利益”。[62] 不过，支持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的声音微弱，而苏俄策动的拥苏运动声势浩大，苏俄资助的左派报刊上赞颂苏俄的文章铺天盖地。在赤色宣传影响下，中国青年学生以拥苏为进步，积极投身所谓反帝运动。

在苏俄在北方策动亲苏运动，在南方扶植孙中山武力推翻威胁的情况下，腹背受敌的北京政府被迫软化立场，退而提出中东路财产两国平分，中国政府以中东路财产担保，发行该路半价现值的国库券偿还苏俄，然后收回中东铁路。加拉罕强硬拒绝中国政府的妥协提议，称：“中东铁路完全由俄国出资建成，只能照现有之章程，局长归敝国政府派员，董事会照现有之章程，由中俄两国共同办理，否则无可讨论。”对于加拉罕的蛮横说法，中国对俄交涉督办王正廷驳斥说：“贵代表每次声明主持公道，以刻下之言而论，利益于贵国之事贵代表即愿保存，无利益之事即不愿提议，此种办法毫无公道。况中东路系在中国领土所造。”加拉罕干脆以沙俄强权腔调说：“不论公道与否，不能将东路让予贵国，且不愿敝国在中国势力比他国薄弱。”这时的北京政府与对日“二十一条”交涉的袁世凯政府同样屈辱，被迫再退。1924年3月14日，加拉罕拟就了《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15条、《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草案11条及中俄协定附件7种。该协议草案默认苏俄与外蒙的条约，默认苏俄从外蒙撤军日期由苏俄自己决定。中国政府拒绝签署这一屈辱草案。但是，弱国无外交，随着建交国家倍增，运往广州的军火和筹建黄埔军校准备就绪，苏俄视北京政府的外交承认无足轻重，与九年前的日本一样，以最后通牒相逼迫。3月19日，加拉罕向王正廷和外交总长顾维钧分别发出限四十八小时签署的照会。照会威胁说：“如果中国政府不在所限的时间内给予圆满答复，中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中苏交涉已结束，《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不能修改，此后非无条件承认，不能恢复邦交。” 北京政府被迫再退，要求先谈废弃与沙俄旧约的问题。苏俄拒绝了北京政府退一步的要求。在各地拥苏运动声势浩大，广州国民党羽翼丰满，颠覆威胁日益迫近情况下，北京政府如同“二十一条”最后通牒时的袁世凯政府一样，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无奈地答应先建交，再协商悬案的最后通牒。5月30 日，顾维钧与加拉罕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七件声明书、两件换文，以及一个议定书。次日，两国宣布建交。北京政府坚持了几年的苏俄须先履行宣言承诺、无条件归还中东铁路、从蒙古撤军再谈建交的努力至此彻底失败。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体现了从优林、裴克斯、越飞到加拉罕对华谈判中的耍赖立场，以悬案另行商定的说法将苏俄对华宣言中无条件放弃沙俄在华权益的承诺一笔勾销，将中国方面几年交涉所提要求全部拒绝，规定苏俄完全继承沙俄在华权益，半点都不归还中国。虽然北京政府从收到苏俄对华宣言时就怀疑苏俄的诚意，王正廷、顾维钧也不乏外交才能，但政府在内外交困，自身的法统地位处于苏俄扶植国民党军的严重威胁之下，在遍布全国的苏俄外围组织示威的压力之下，也只能接受屈辱协定，默认苏俄军事占领蒙古，继续霸占中东铁路的现实，默认沙俄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形成的疆界。《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定两周后，苏俄扶持乔巴山宣布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使蒙古正式成了苏俄属国。北京政府发表声明申明不承认蒙古独立的立场以向国人和舆论交待，但无力改变苏俄控制蒙古的现实。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是中国被迫签署的最屈辱条约之一。因为，在与中国政府谈判的过程中，苏俄以一系列手段压迫中国政府就范：公然以金钱武器扶植孙中山为首的反政府势力准备武力推翻中国政府；公然在全国煽动反政府示威，威胁中国外交官，煽动中国民众压迫中国政府在谈判中退让；以其金钱资助众多中国革命刊物控制中国的舆论，将无数中国青年洗脑为欺压中国政府的帮凶；最后以最后通牒的手段逼迫北京政府放弃主权要求。后辈青年想象不到北洋政府被迫与苏建交时的屈辱：苏俄代表加拉罕在北京向中国政府发出限三日签字的最后通牒时，苏俄扶植国民党的大批军火在运华途中，鲍罗廷在南方招收军校学员作为北伐推翻北京政府的人才准备，苏俄在与中田建交同时派大批特工以外交身份来华，将其驻北京大使馆办成了颠覆北京政府的指挥中心，俄轮再不断运军火到广州，将反政府的国民党军武装成了中国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建交仅一年多，苏俄就发动了推翻中国政府的北伐战争。

加拉罕执行莫斯科的指令，在谈判中耍赖加威胁，但仍然获罪。斯大林对他不满，不是因为他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而是因为他两次签署作出放弃沙俄在华权益承诺的对华宣言，认为加拉罕对华不够强硬，损害了苏俄利益，在不久后以“叛国罪”将加枪决。加拉罕经手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已经是最后通牒，已经是武力压迫产物了，但斯大林仍不满意，可见苏俄亡华比沙俄更加凶恶。

废约运动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前后，国共两党发动了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废约运动）。废约运动宣传苏俄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的真正朋友，宣传英美等列强为帝国主义。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连续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号召“全国人民组织起来，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从根本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既得的权力势力”，同时发出内部指示，要求全党推动歌颂苏俄的运动。李大钊召集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联合会等上百团体组成了全国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发起 “反帝国主义运动”周，鼓动学生以义和团手段对付美英人士。

苏俄操纵的废约运动一面以民族主义的“废约”的口号煽动民众仇视西方列强的情绪，一面采取一切办法转移中国人对外蒙古、中东铁路的关注，刻意掩盖苏俄继承沙俄在华权益，占有最大租界，将蒙古分离出中国等事实。在废约运动的鼓噪中，皖、奉两系及北京政府清醒地认识到苏俄赤化中国的祸害，铭记义和团的暴力对付洋人貌似爱国，实际祸国的教训，反对苏俄在华煽动暴民运动，坚持以外交手段谈判废约，显示出中国政府是遵守前政府所签条约的负责任的政府。

多数国人不知道，北洋政府在废除不平等条约方面积极而卓有成效。1921年5月，北洋政府签定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德协约》，废除了德国在华的特权，通过以德国原购中国铁路债券冲抵，中国政府获得了余额1100余万德国战争赔款，其余润延续至抗战初期购买德国军火。[63] 国、共两党在后来的现代史中刻意回避北洋政府的外交成就，宣传废约运动为反帝爱国运动。了解了从苏俄对华宣言到武力推翻北京政府的过程就会知道，当时中国受到的最大帝国主义压迫来自苏俄，废约运动是共产国际领导，服务苏俄利益的运动。

奉俄协定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规定：“中东铁路纯属于商业性质，除该路本身营业事务直辖于该路外，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事、警务、市政、税务、地亩等，概由中国政府办理。苏俄政府允许中国政府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的一切财产。对于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取决，不允许第三者干涉。”上述条款涉张作霖的势力范围，张不认可等于无效，而张作霖抨击北京政府签定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丧权辱国，宣布自1924年5月1日起，“所有北京订立关于东三省、蒙古、热河、察哈尔之条约，未得本总司令允许者概不承认。”东三省各界团体通电支持，反对协定。

1924年7月，加拉罕再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北京政府迫张作霖同意《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称如果大纲协定再被张拒绝，苏方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北京政府被迫派代表与张作霖谈判，无功而返。加拉罕再亲自去东北与张作霖面谈关于中东铁路的细则，以苏俄准备派出红军进入中东铁路沿线清剿白俄军相威胁。正在筹划对直系用兵的张作霖无力强硬拒苏，按照外交帮办杨卓（包青山）的建议，接受了苏俄代表加拉罕和库兹涅佐夫关于“停止援助冯玉祥”等“三原则”的口头允诺，同意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议》和《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9月20日，苏俄与奉系的代表在奉天（沈阳）签署了《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政府之协定》（《奉俄协定》）及《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前者内容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基本一致，后者规定：中东铁路设理事会为最高议决机关，理事会由十人组成，两国政府各派理事五人，理事长由华人担任，副理事长由俄人担任；监事会由五人组成，华人为两人，俄人为三人，监事会会长由华人担任；铁路管理局局长由俄人担任；副局长两人，华俄各一人；在中东铁路归属未有彻底解决之前，所有盈余均由理事会保管，不得动用的规定。出乎张作霖意料，苏俄接管铁路后，但对加拉罕和库兹涅佐夫的口头承诺全不认账，俄方局长独断收支，转移利润，使协定中的中东铁路由中苏两国共管，所有权益中苏双方各半，双方平等的内容成了一纸空文，使协定中规定的中方权益沦丧。不仅如此，苏俄进一步将中东铁路地区作为推翻北京政府和张作霖东北当局的基地，将中东铁路的收入用于支持国民党、共产党、冯玉祥的财源。苏俄控制远东地区之前就开始通过掌握中东铁路资金的哈尔滨苏共向李大钊提供巨额秘密资金，控制远东后，苏俄以中东铁路为向中国输出革命的管道，向中国派遣人员，调动资金，将中东铁路沿线地区经营成了推翻中国政府的基地。

在签约受骗后，张作霖怀疑帮办杨卓通苏，在得到杨是苏俄安插在他身边间谍的证据后将杨枪毙（中共后来将通苏出卖中东铁路利益的杨卓纪念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采取行动反击，依据《奉俄协定》强行接收中东路全路事务，拘捕旧总办奥斯脱罗木夫、地亩局长关达基等人，迫使俄方让步。此后，奉俄在中东铁路上冲突不断。苏俄对张作霖恨之入骨，加大力度扶植冯玉祥以打击张作霖，指示国民党，共产党发动列针对张作霖、吴佩孚的所谓反帝运动，将支持了北京政府维护主权的张作霖、吴佩孚宣传为反动派、帝国主义走狗。

孙中山镇压商团

1922年底，孙中山获得苏俄扶植后贿买滇桂军入粤，逐走了陈炯明。1923年2月，孙中山回到广州，成立了大元帅府。接受贿买入粤的滇桂军为钱而来，不断向孙索要巨额军饷。大元帅府成立后的八个月中，粤省财政收入只有300多万元，财政支出却高达1000多万元。这千万元支出主要是支付滇桂军军饷的开支，是对广东地方的祸害。滇桂军得不到足够军饷，于是就地截夺税收，设卡收厘以充军费，吞噬了粤省税收及厘金收入的大半。

为满足滇桂军军饷及东征西讨的军费，孙中山残酷搜刮粤省商民，办法之一是增加苛捐杂税：加征厘税、招商承办税、房屋租捐、商业牌照税等等；办法之二是向民众摊派；办法之三是剥夺社会，拍卖官产、公产。孙中山任命的广东省长廖仲恺颁布了《广州市民业保证条例》、《惩治妄报-610;承官产条例》等一系列搜刮民众的恶法。其中一条规定，凡有产业者均须缴验契证并按房产价值缴交3%的民产登记费。由于连年战乱，众多私产无法提供合乎大元帅府要求的契约，结果被大元帅府武力剥夺私产；办法之四放开赌禁、烟禁。烟、赌是清末为害广东最惨烈的社会痼疾，每年直接、间接损失数以亿计。陈炯明主政广东时的最大地方建设成果是禁烟、禁赌。然孙中山主政广东后重开烟、赌，官府抽头，将陈炯明时期的禁烟、禁赌之功全部摧毁，使烟、赌重新蔓延，社会毒化，粤省民生凋敝；孙的办法之五是卖官鬻爵，例如在发动讨伐粤军战争时派孙科到香港向港商杨西岩、伍学煌卖官换取讨伐军费，成立大元帅府后任二人为财政厅长和盐运使，让二人利用职权捞回买官开支，并让二人帮他继续搜刮军费；孙的搜刮办法之六是强发军票，债券，例如在1923年4月底由大元帅府财政部宣布推迟两个月偿还一切到期债务，以武力胁迫强制发行面值数百万元没有抵押、没有信用的“军用手票”、“国库券”、“地方短期抵纳券”、“广东省金库券”。

当时粤港报纸关于孙政府横征暴敛的报导不胜枚举。例如：广州市参事员钟锡芬，因提出反对没收变卖寺观、庵堂、庙宇公产的议案，被市长孙科以附逆罪名扣留，勒罚五万元，经人从中调解，罚款一万元，始获释放；[64] 粤籍国会议员马小进在北京发言反对孙中山变卖三院使“盲人老人乞丐流离失所”，被孙指为附逆；[65] 孙中山向新宁铁路索款三十万元不遂，下令征收该路为军用，并援引美国在欧战时期收管民有铁路为先例；[66] 美国归侨李洞云致函《华字日报》：欧战时期，美国政府为便利军事运输起见，确曾收管民有铁路，但对铁路公司的每年收入，照数依法偿还，大元帅府中人，既晓援引美例，必深知无疑。今之车脚补回与否，一字不提，但云收归国有，则非遵依美国先例办理可知矣。或曰：阔人衹知要钱，美例不美例，管他甚则。不过，帅府群彦欲捧出那位西式自由神，吓吓四邑（指广东省台山等四县）金山伯，而不知其舞文弄墨，实无异于欺诈取财也；[67] 1923年6月12日，广州米行商人集会，抗议政府在无抵押情况下向米商借军粮；8月，广州各银行，及土丝各大行商曾幵秘密会议，一致反对政府新增办的营业牌照税，决定不申报，但即被政府探得其事，马上接到大本营命令说：“闻该行等密议反对，此时政府军饷紧急，该商等应勉为其难，为各行倡率，今若此则无异附逆行动，请力劝谕各行众遵行”。各行商接函后，大为惶恐，因为“附逆行动”，严重的可判处死刑。各行商遂改变前议，衹得申报服从；[68] 9月，大元帅府宣布实施《征收广东全省爆竹类印花税暂行章程》，广州市郊的烟花爆竹厂停产或迁出广州地区以抵制强征印花税；10月，广州总商会许多会董因不堪元帅府索款而藏匿或逃亡；同月底，香港南洋烟草公司广州办事处为躲避省财厅提出的五万元借款要求而被迫关门；《华字日报》刊署名“香山老人”来信写道：余自辛亥至今，避乱海外者凡六次，以年垂七十之人，生当乱世，实属不幸。十二年来之纷扰，以今年为最惨。省城与别县吾不知。予香山人试言香山怪状。石岐有国民党分部，各乡镇有分区，一般强徒，藉此包官府，包土匪，无所不为。尤甚者，迫人入党，谓本党系大元帅作总理，入党则受大元帅保护，否则属逆党，属乱民，必遭杀戳。始则少年血气之辈，如蚁附膻，近则农夫粗工，亦受驱迫。余年老居乡，不问世事，本无入党之必要。六月时为势所迫，卒之一家十三口，除小孩外，入党者八人。查入党费富者十元，中人家六元，贫者二元。予初拟纳费而不注册，该分部长不允，谓每年仍要纳常费，予不得已遵缴八十元，但非吾所愿也。吾香山之如吾被迫者，不可数计。闻诸三点会虽猛，亦未常加人以暴力。广东长此以往，恐永无安宁之希望；[69] “粤京以党治国，非党人不能任官职。而番摊公开，鸦片公卖后，摊与烟均为党人办理，固不待言。今某大学筹备处某科长，又兼任鸦片公卖处局长……是为粤京学界之败类，彼等则曰党治之成绩也”；[70] “北京政府非法而尚有法；南方政府护法而实无法。凡到过北京的人，大概总要承认，即未到过的，衹看北京报纸的言论新闻，何等自由。昨日骂黎菩萨，今日骂高凌蔚，其余批评政府，和监督政府，更触目皆然。可怜广州的言论界，战战兢兢，不敢出一大气，报馆则常时被封停版，记者则常怕枪毙和监禁。茶楼酒馆，高标‘莫谈时事’，稍一不慎，就加以逆党的名号，不死于明诛，必死于私剑，用种种的暴力来钳制民口，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道路侧目，约法上言论自由的条文那里去了？北方军阀互相打架，绝没有拉夫充兵，并肆行屠洗的惨剧。可怜在号称三民五权护法政府都城的广州市，日驱市民作炮挡子，大半一去不复返。故常见‘披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惨剧，约法上人民身体自由的条文那里去了？尼庵僧堂，本属法团私产，尽被没收。可怜僧尼多无家可归，约法上信教自由的条文那里去了？剥夺人民生命财产之自由外，又于人民精神上加以种种损害，明开烟禁，公包杂赌，务使祸流数代。试问北京城里有这种黑状么？”[71] “广州市本来是一个庄严璀璨的市区。但自孙政府执政后成恐怖的世界。从前他们未有执政之前，天天的攻击人家怎么样不好，怎么样黑暗，怎么样野蛮，而自家则大吹特吹他们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怎么样好处，怎么样救国，怎么样代人民求幸福。我们脑筋简单的人民一听见这良好的主义，莫不欢天喜地的表同情于他。以为他们是先觉的智者，确具有三头六臂，拯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上的能力。所以出力的有人，出钱的有人，帮着他们，以为他们执了政权，则我们一般人民，必定得无穷的幸福了。而不知他们自执有政权之后所干的事，大大不对，我们不独不能得享有丝毫的幸福，反被他们压迫到不能出气。孙政府在广州的成绩，除了破坏地方，荼毒人民之外，绝对没有一点的好处。重征租税哪，苛抽杂捐哪，强拉夫役哪，变卖公产哪，杂赌公开哪，鸦片公卖哪，白昼杀人哪，掳人勒赎哪，以及压抑舆论哪，大兴党狱哪，凡此种种所为别人所不敢为。日出不穷，犹未已也。搜括人民的脂膏，剥削人民的骨髓，以饱他们的私囊，供给那一班吃人不吐骨的凶狼兵士，而至于掘无可掘，抽无可抽，日暮途穷的时候，则又连他们向日所持以欺世盗名盗利的三民主义，也想牺牲不要，而欲试验共产主义的政策，朝三暮四，可知他们实在没有一定的宗旨，一定的方针，而且没有一点的人格。黄炎培所描述陈炯明主政下的‘一岁之广州市’，与这个孙中山所统治下的广州市，相隔不过两年，广东人民的处境，竟有如由天堂堕入地狱之比，真令人浩叹！孙中山口唱民权主义，而其违背民权最基本原则的行为，莫甚于破坏司法独立，实行党化司法，强迫司法人士入党。孙中山要武力统一全国，给广东人民带来灾难，也为全国人民带来灾难”。[72]

外国领事的报告从侧面反映了孙政府暴政。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简庆斯（DOUGLAS JENKINS）在报告中写道：“孙政府在广州拉夫，强征苛捐杂税，至民怨声沸腾，罢市工潮频发。杂税中包括鱼贩，黄包车夫，戏院，酒店，饭馆等等。鱼税引起鱼场罢市，饭馆税引起全市大小饭馆闭门停业，但政府坚持征收此税，至今仍在谈判中。海关经纪人的工会被罚款十万元港币，该工会认为政府非法罚款，实为藉口抽取军饷之用，现工会会员如码头装货工人等，正在罢工中”；[73] “广州的烟馆赌场继续做繁荣的生意，孙政府所谓的禁烟局，实际上是抽烟税的筹款机关。赌场大都为军队所包办，政府从赌场抽头。孙中山政府以不合法契据为借口没收的私产值达1500万港币，但只能以低价变卖，因买者恐孙垮台后，其产权将不为新政府所承认”；[74] 英国驻广州领事在报告中估计，孙政府于1923年内搜刮广州民财达1.2亿元之巨。[75]

有官府暴政必有民众反抗。粤港报纸关于民众抗税、罢市、请愿的报导同样不胜枚举。例如：1923年3月，北江一带船民因北江重重关卡征收“柴艇费“罢市；7月，广州总商会请愿抗议《商业牌照税条例》；9月，广州鱼贩商行因当局加收鲜鱼税罢市；1924年1月，广州火柴公会10家工厂停业抗议开征“火柴捐”；2月，广州各行商人抵制军人强行使用军用手票，与军人冲突，东莞万顷沙渔民抗议渔税承商征税苛例与军警冲突；3月，广州制鞋商人抗议开征“胶鞋捐”罢市；广东银业公会所属各银号罢市抗议开征“银市买卖捐”；东莞当押行商人罢市抗议驻军强行征收商业牌照费；4月，广州总商会请愿抗议当局提高地方税20%、提高厘金50%；广州各药行商人罢市抗议当局开征“药品特种捐”；北江一带商会请愿抗议军人私设关卡；佛山商人罢市抗议军队开征20%军费及40%印花税附加捐；5月，广东内河船商公会总罢航抗议开征“加二军费”；南雄纸业商人罢市抗议滇军在粤北开征2.5%土产附加捐；广州、顺德丝商罢市抗议厘税承商勾结军人欺压商人；6月，广州烟酒商罢市抗议开征20%附加税；佛山酒楼茶居罢市抗议开征筵席捐；广州糖面业商罢市抗议开征2.5%销场捐；粤北石矿商罢业抗议每担矿石征收3.5元附加军费；7月，乐昌县商会请愿，抗议驻军重复收取百货捐等等。[76]

贿买滇桂军入粤后的两年中，各路军队在广东水、陆设立各种名目的“护商机关”，向商旅征收保护费，强行拉夫，设卡收取买路钱，仅韶关至广州，途中便有二十多处这类关卡。在孙政府和各路军队的祸害下，广东商家关门、工厂停工，物价飞涨，商人频繁罢市，拒绝接受当局发行中央银行纸币和期票，拒绝为孙中山的北伐承担费用。深重苦难中，广东商民不甘被无止境地鱼肉，痛恨作为苏俄附庸的孙中山政府，呼吁组织商团自我保护，扩大商团武装以维持治安和保护商家的利益。

民国之前，商民从未有过集资建立武装这回事，商团武装始于孙中山第一次统治粤省期间，是孙中山的暴政逼出来的。1917年，孙中山发动“护法”叛乱，南下广州另立军政府，挑起西南军阀混战，使商民在政局动荡，各路军阀你来我往，战祸连绵中难以生存。商民被迫组织商团武装保卫自已的生命财产。此次孙中山第三次入主广东，对商民的搜刮更加残酷，粤省各地的小规模商团武装无力自卫，商民不得不召开全省商团公所委员会议，决定在广州商团之外在佛山、江门、石岐等中小城市也组建商团武装，将全省商团军扩充至五万人。商民们宣布成立武装组织的宗旨是：“保卫商场，维持治安，防御内匪，保全生命财产。

巧取豪夺搜刮民众仍无法应付滇桂军和党军军饷，孙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孙中山口口声声民权、民生，其实心中只有他的独裁梦和无休止讨伐战争。财政危机中，他拒绝放弃讨伐战争，大力扩军，变本加厉搜刮军费。1924年5月，广州国民党政府以武力向广东商家勒索铺底捐，商民无奈，被迫酝酿罢市及各城市商团联合行动。5月28日，广州、佛山、番禺、东莞、顺德、清远、江门、香山等百余商埠的代表在广州秘密召开了全省商团代表大会，决定各城市的商民武装“大联团”，组建广东省商团联防总部，推举广州总商会会长陈廉伯为总长，佛山商团团长陈恭受为副总长，决定各埠商会集资统一向国外订购武器弹药，扩充商团武装。会后，各商埠商会集资百万，定购长短枪10000支，子弹300万发，并向国民党政府申领了进口武器运的许可证。得知商团准备扩充的消息后，孙中山要求滇军首领杨希闵、桂军首刘震寰武力镇压。杨、刘反对孙中山投靠苏俄、赤化广东，同情商团反抗暴政，拒绝了孙的要求。

8月，载商团所购武器的哈佛号轮船到达虎门，孙中山令永丰、江固两舰将哈佛号轮船押至黄埔，扣押了商团的枪支弹药。商民数次到大元帅府请愿，要求发还枪械，遭黑白两道反复勒索，支付60万元巨额赎金后仍无法领回被扣枪械。广东的各商会认清了军政府勒索无止境，发动全省商人罢市及停止向政府纳税。26日，广州总商会、商联会等代表七人面见孙中山，要求允许成立联防总部、无条件发还扣械和取消对陈廉伯的通缉令。孙中山拒绝了商会代表的要求，并威胁若不复业将炮轰西关。商团拒绝高压，准备武装暴动，驱逐附俄赤化的国民党政府，宣布粤省独立。官民对峙中，英国代表领事团声明若国民党政府炮击商民，各国决不袖手旁观，随后调集九艘英舰在白鹅潭江面示威。

这时的国民党政府财政全无结余，靠每日税收应付不断扩大的军费开支。商民的罢市与停止纳税对孙中山来说意味财源断绝，动摇统治。孙中山派部分滇、桂、湘军和黄埔学生军开进广州，准备武力镇压商团。滇军范石生、廖行超、粤军李福林等将领反对武力镇压商民，出面调停，与商团达成了六项妥协：“1、陈廉伯、陈恭受通电拥护孙中山大元帅，服从政府；政府即下取消通缉令，发还封产；2、范军长、廖师长担保大元帅将商团所购军械子弹照军政部护照数目发还；3、省团联防改组，受省长节制，其细则于七日内公布，但呈请立案，有不完备被驳之点，由范军长、廖师长出面主持公道；4、商店复业，军队解严；5、商团报效政府军费50万元，于领械时缴纳；6、如联防总部具呈，七日内未能立案，由范军长、廖师长担任于七日内将全部械弹点交商团公所收领”。上述商团与政府各退一步的妥协方案得国民党方面汪精卫、伍朝枢的赞同。8月30日，各城镇商店恢复营业。9月1日，孙中山发出了《为商团事件对外宣言》和《致英国麦克唐纳尔政府抗议电》，指责“英国政府支持商团叛乱”，按照苏俄反帝运动的口径宣称：“扫除完成革命历史任务的主要障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以此为其议事日程的时期已经到来。”

9月3日，皖系的浙江军阀卢永祥和直系的江苏军阀齐燮元之间的江浙战争爆发。孙中山根据与奉、皖订立的联合反直盟约，决意纠集湘、赣、豫军和部分粤军、滇军组成北伐军加入军阀战争，发布《讨伐曹锟吴佩孚令》和《告广东民众文》，下令再向广东商民搜刮北伐军费。9月20日，陈廉伯、陈恭受履行妥协协议，通电拥护国民党政府。然而，孙中山拒绝履行妥协协议，决意霸占扣押的商团枪械用于北伐。10月4日，全省188个商团代表在佛山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再次罢市和停止纳税以抗议孙中山背弃六条协议及搜刮升级。孙中山获知商团佛山会议后下令武力镇压。滇、桂系和国民党军的部分将领拒奉镇压令。就在孙中山预感兵变随时发生，准备再次离粤出逃之际，他等了一年多的苏俄军火船“沃罗夫斯基号”军舰于10月7日抵达黄埔港，运来了山炮、野炮、轻重机枪，长短枪8000支，子弹400万发等苏俄提供的第一批武器弹药和物资。苏俄代表鲍罗廷向孙中山确认，苏俄的金钱与武器将源源而来。有了苏俄提供的钱与枪，孙中山立即强硬，不顾部分将领的反对，下令武力镇压商团和罢市的商会、商民。商团不知道孙中山获得苏俄军火，于10月9日宣布，因国民党政府背弃协议而停止履行向政府“报效”50万元的承诺，警告大元帅府若不发还被扣枪械将第二次罢市。孙中山电令蒋介石率黄埔学生军持苏俄军械镇压商团。

这时，孙中山只是傀儡，广州国民党政府由鲍罗廷主事。苏俄来的鲍罗廷认为武力镇压反抗者很正常，早已拟定了详细的镇压计划，爽快同意的孙中山的意见。10月 12日，鲍、孙成立了苏式“革命委员会”，布署对商团大规模镇压。13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在广州实施戒严，14日，国民党由省长胡汉民下令解散商团。商会仍然不知道国民党获得了俄援军火，拒绝复市，命商团武装集中于西关拒守。10月15日，鲍罗廷、孙中山下达了对商团的总攻击令，指挥黄埔学生军、警卫军、工团军、农团军及粤、湘、桂、赣军，兵分五路围攻商团大本营——西关。、谭平山同情商团的滇军范石生、廖行超见国民党军有了苏俄的强大支持，抛弃先前支持商团的立场，加入了对商团的镇压。在国民党军的大炮轰击下，广州西关一片火海。鲍罗廷、蒋介石、廖仲恺等俄党指挥国民党警卫军和黄埔学生军持苏俄先进武器将万余商团武装消灭。西关的大火一直烧了三天，广州繁华的商业区成了一片焦土，两千多家商户财产被焚毁、抢劫，倾家荡产，商民损失近亿，是为“西关惨案”。至10月20日，广州、佛山、东莞、顺德、江门、清远等地的数万商团被苏俄武装的国民党军、黄埔学生军剿灭，死伤无数。其中清远的起义商团抵抗最坚决，但终于不敌苏俄枪炮，被彻底消灭。随后，国民党军再跟进对各地商团残余实施了报复性搜查清剿。为掩盖镇压商民的惨状，国民党政府在西关大火之后迅速进行了清理掩埋。国民党血腥镇压后，商民的反抗并未停止，又发动了广东驳载工会所有客轮停航抗议军队开征“横水渡捐”、11月的广州当押行商罢市抗议当局以无法使用的军用票抵押借款和12月的南雄县商罢市抗议军人劫掠商店等一系列抗争行动。[77] “广东各界救粤联合会”在国民党镇压商团后在香港发表通电，历数孙中山“祸国祸粤”十一大罪状为：摇动国体，妄行共产主义，纵兵殃民，摧残民治，破坏金融，抽剥民产，大开烟赌，摧残教育，蹂躏实业，破坏司法，铲灭商民团。[78]

古往今来，商人最不敢，也最不愿与官府抗争。但在赤化的广东发生了全省商民被迫组织商团武装，集资购枪，武装自卫，与军队开战的壮举，说明苏俄和国民党在广东搜刮压榨得太惨烈了，商民们在赤化压迫下没了活路，只好冒死与官府抗争。国、共两党在镇压民众后控制宣传机器，称商团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将官逼民反，武力镇压商民的暴行宣传成了“平定商团叛乱”。事实上，商团被轻易镇压正是因为英国等列强对镇压商团袖手旁观。商团幸存者们都感到被英国向孙中山发出的“绝不袖手旁观”警告所误导。多年后，包括蒋介石在内的革命党人没有人对当年受俄人指挥，持俄国军火镇压中国商民的罪恶表示过忏悔。如今，“革命伟人孙中山镇压帝国主义支持的商团叛乱”之类革命党宣传仍在欺骗着的青年。

第二次直奉战争与北京政变

俄国“十月革命”后，北洋政府乘列强联合干涉俄国之机恢复了对蒙古的主权，张作霖支持沙俄将领谢苗诺夫(СЕМЁНОВ，SEMIONOV)、翁格恩（恩琴，EFBIHF，1887—1921）以外蒙古及远东一带为“反苏复国”基地，以利乘俄内乱收回满蒙主权。1920年底，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致电中国外交部，要求中国出兵配合苏俄剿灭翁格恩部，暗示苏俄将进兵外蒙古。北洋政府外交部将电报转给了统治满蒙地区的张作霖。张作霖看清了苏俄对中国领土的野心与沙俄无异，其对华宣言是欺人之辞，拒绝俄出兵外蒙剿匪的要求，让北京政府回复苏俄说：“蒙古之事纯系中国内务，无须他国干涉”。苏共通过共产国际蒙藏部发表声明称：军阀张作霖的在蒙势力及翁格恩匪帮在蒙的军事占领严重地危害了苏维埃政权及共产国际在蒙开展的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事业，苏俄将攻占谢苗诺夫所控制的滨海地区、军阀张作霖所控制的满洲地区、翁格恩所占领的外蒙地区，打破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包围与封锁。从这时起，苏俄将张作霖列为了在华头号仇敌。

1921年6月，苏俄红军由恰克图进军库仑，苏俄致电中国外交部称：“苏俄部队进入蒙古是应蒙古临时人民政府的请求，帮助中国剿匪，保证尊重中国的主权，一俟大功告成，俄军即退出蒙境”。击溃翁格恩的“亚洲师”占领库伦后，苏俄扶植成立了蒙古临时革命政府。张作霖抗议苏俄背弃宣言承诺，无视中国对蒙古的主权，声明拒绝接受苏俄“红军进驻蒙古是应蒙古临时人民政府之邀清剿匪徒”之说。苏俄不理会北洋政府和张作霖的抗议，占领蒙古不再撤军，并与蒙方代表签署了否定中国主权的《苏蒙协议》。年底，苏俄为推翻张作霖作同时采取两方面行动：派马林到桂林、广州考察孙中山、陈炯明；派李大钊以苏俄援助承诺拉拢络直系将领冯玉祥。

1922年，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战败，率奉系退出关外，宣布“东三省自治”，暗中联合皖系，准备与直系再战。苏俄派越飞来华，与北京政府建交的同时物色打击张作霖的代理人。越飞到北京后立即以俄援承诺拉拢吴佩孚，条件是支持苏俄占领蒙古和霸占中东铁路。吴佩孚拒绝出卖主权，通电支持北京政府的立场，要求苏俄从蒙古撤军。于是，苏俄将吴佩孚也列为敌人，通过李大钊进一步策反对吴佩孚不满的冯玉祥。奉苏俄之命，李大钊到北京南苑当面向冯玉祥传达了苏俄扶植意向。1923年9月，加拉罕到北京任苏俄驻华全权代表，再派李大钊去策动冯玉祥反张作霖、吴佩孚。[79] 冯玉祥同时接受张作霖与苏俄的策反，与直系将领与胡景翼、孙岳密谋结成了反吴三角同盟，准备倒戈。

1924年9月初，控制浙江的卢永祥与控制江苏的齐燮元之间爆发了争夺上海控制权的江浙战争（齐卢之战），张作霖通电声援卢永祥，调兵入关，曹锟、吴佩孚通电讨伐张作霖、卢永祥，调孙传芳部由闽入浙讨伐卢永祥，直、奉两系展开再次较量。9月15日，奉军袭击热河朝阳，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6日，孙传芳攻占江山，震动杭州，卢永祥的浙沪联军退守龙华、松江、上海一线。17日，直、奉两军主力在山海关一线开战，双方均伤亡上万，直军现颓势。22日，奉军第二军李景林攻热河朝阳，俘直军千人，奉军推进至朝阳、凌源、平泉一线。10月初，奉军攻克赤峰，但奉系支持的卢军兵败松江。10月中，卢永祥通电下野，逃往日本，吴佩孚任命孙传芳为浙督兼闽浙巡阅使，江浙战争以直系的胜利结束。直系虽获江浙胜利，但在山海关战线不利。为扭转战局，吴佩孚亲赴山海关督战，任命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命冯率军出古北口北上进攻奉军。10月22日，冯玉祥率部从古北口、密云突然回师，在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配合下占领北京，囚禁了曹锟，发动了“北京政变”。10月24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名通电主和，要求曹锟下令停战并下野，免去吴佩孚所兼各职，组织摄政内阁。冯的倒戈使直系军心动摇，奉军乘机出击，直系全线崩溃，吴佩孚率残部逃到天津，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

发动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立即成了讨伐对象。张作霖指挥大军乘胜沿津浦线向南推进，沿途收编直军部队，直逼北京，鄂督萧耀南为首的直系长江各督纷纷通电讨冯。冯玉祥无力抗拒奉军和直军的两面夹攻，按照李大钊传达的苏俄意向，通电请孙中山北上入京共商国事，抛出和平统一口号，以舆论阻止张作霖、吴佩孚的讨伐，并宣布组成黄郛为代总理的摄政内阁，将所部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为副司令，分别兼任第二军、第三军军长。

吴佩孚虽败，直系仍控制着中部各省。在直奉两系不能扳倒对方的形势下，军事实力衰落，但政治声望崇高的段祺瑞成了唯一两系都能接受的主政人选。11月24日，不获直系、奉系和列强各国承认的黄郛摄政内阁辞职，段祺瑞接受直、奉两系和国民军的联合推戴，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兼总理，公布《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制》和内阁名单。与过渡性的临时执政府相配合，国会公布了组织大纲11条。12月13日执政府内阁会议通过了三项决议：撤销1923年宪法、宣告《临时约法》失效、取消国会机关。

逐废帝

清帝退位之时，排满的革命党多反对优待条件，认为既然清帝已无力抗拒，索性逼迫退位，冯玉祥就是这样的主张者之一。发动政变控制北京后，他下令将清废帝逐出紫禁城。11月5日，鹿钟麟率数十军警与警察总监张璧、教育总长李石曾等人将故宫包围。切断电话线后入神武门径趋溥仪住所，逼迫废帝溥仪及全部清室随侍人立即出宫。溥仪提出宽限一个月、或十日、或三天再搬，被鹿拒绝及以开炮相威胁。溥仪只好仓皇收拾私物逃离紫禁城，到后海醇亲王府故宅暂时落脚，太监、宫女四散各奔东西。被逐后，溥仪对记者无奈地表示：“余极愿为一自由之人，长此困守深宫，胥为礼法束缚，余甚难堪。此次出宫，为余夙愿，今始克偿，故并无其他不便之感。” 以暴力和不人道的方式消灭清室小朝廷后，冯玉祥命北京市民全城悬挂五色国旗以示庆贺。

溥仪被逐出宫消息传出，国民中中出现赞扬和遣责的对立声音。赞扬者以章太炎、孙中山和会党革命家为代表。章太炎致电代理内阁总理黄郛，赞逐废帝之举为“第一功”，称溥仪接受张勋兵变拥戴而复辟，导致了内乱，不遵守协议在先，“优待条件自消”；本应追究溥仪的刑事责任，如今只令其出宫，“仍似过宽”。孙中山致电冯玉祥谓“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自固”。会党革命家们不提民国政府在清帝退位后从未遵守优待协议的事实，希望如法国大革命那样将废帝推上断头台。反对者以段祺瑞、胡适为代表。段祺瑞在逐帝次日致电冯玉样指出：“颂闻皇宫锁闭，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清宫逊政，非征服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佐万寿山之条，后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计议。”北大教授胡适亲赴醇亲王府向溥仪表示慰问，再致信黄郛，谴责驱逐方式代表着“东方的野蛮”。胡适写道：“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今日下午外界纷纷传说冯军包围清宫，逐去清帝；我初不信，后来打听，才知道是真事。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指月余前瑾太妃去世），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80] 谴责信函在报刊发表后，同样引来赞扬和抨击。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致信胡适说：“你正是说出了这样一件正确的事情，并且用正确的方式说了出来”。全程操办南北议和谈判的前国务总理唐绍仪指出：“如果中国需要改变民国同清帝的关系，我们就应该公正合理和彬彬有礼地去促进它……我们之所以同意优待条件是因为满洲人的退位缩短了革命的时间、拯救了人类的生命，并给予了我们一个专心致力于建设的机会……不管我们个人发表过什么意见，在新的协议未缔结之前我们一定遵守这个协议。……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这不是中国的政体问题，而是这个国家是否有礼貌观念的问题。”[81] 而知识界针对胡适的信展开围剿。他的朋友周作人发表文章称：“一个新文化的领袖，新思想的代表，竟然发表这种论调”，“觉得非常骇异”，“既然清室复过辟，已经不能再讲什么优待”，以暴力驱逐溥仪出宫是一件“极自然极正当”的事。胡适复信周说：“我以为，此次若从容提议，多保存一点‘绅士行为’，此事亦未尝不可办到。只此一点是你和我的不同之点。”李书华、李宗侗批评胡适说：“中华民国国土以内，绝对不应该有一个皇帝与中华民国同时存在，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所以我们对于清帝废除帝号，迁出皇宫，是根本上绝对赞同的。这是辛亥革命应该做完的事，而现在才做完，已经是迟了十三年了”，“清室优待条件乃非牛非马、不伦不类、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一种条件。这是民国对于清废帝的关系，与国际条约的性质，当然不能相提并论。”胡适对二李批判不再回应，但在日记中写道：“你们两位既屡以民国为前提，我要请你们认清一个民国的要素在于容忍对方的言论自由。你们只知道‘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皇帝的名号取消了，中华民国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一个民国的条件多着呢！英国不废王室而不害其为民国，法国容忍亡党而不害其为民国。我并不主张王室的存在，也不赞成复辟的活动，我只要求一点自由说话的权利。我说我良心上的话，我也不反对别人驳我。但十几日来，只见谩骂之声，诬蔑之话，只见一片不容忍的狭陋空气而已。”

废帝被逐不久，段祺瑞在就任临时执政后下令解除对溥仪的人身限制。被逐回醇亲王府故宅的溥仪逃往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随后由日本人护送到天津，安排驻进日租界张园。

孙中山北上

1924年10月末，刚刚血腥镇压广东商团的孙中山在韶关收到冯玉祥、段祺瑞邀请北上共商国事的电报，复电称择日北上，随即回到广州。这时的孙中山是鲍罗廷的傀儡，重大事项均须征得鲍的同意，北上与否自己不能决定。11月1日，鲍罗廷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孙中山北上事宜。会上，孙中山提出晋京之前先去日本访问，谋求推动实现中、日、俄三国联盟。孙中山“三国联盟”的构想始于鲍罗廷到穗主持国民党。从来要求独裁的孙中山开始感到仆从地位的难受，希望在苏俄援助之外再获日本援助，以在日、俄间玩平衡的办法改变处处受制于苏俄的局面。于是，他致书日本老后台犬养毅，提出中、日、俄、三国大联盟的构想，希望重新得到日本方面的扶植。[82] 鲍罗廷对孙赴日的提议不置可否，同时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孙中山到日本碰壁后就会明白他的中、日、俄计划是个幻想。”[83] 11月5日，孙中山向日本驻广州副领事清水表示：我党除主义外，其余均可牺牲，可拥护段、张以助其统一。故在会议（与段祺瑞、张作霖的会议）中国民党之唯一要求是自由组织政党及运作。清水回应：日本对此次之内乱标榜不干涉主义，中国之统一若是得到日本近年的希望，统一之机运已开。今日希望援助统一之完成。[84]

11月10日，孙中山携宋庆龄、李烈钧、邵元冲等二十多人起程赴日。行前，他接受日本记者采访说：“中日两国就当前世界大势言，非根本提携不可，两国人民尤应亲善携手共御他人侵略政策。近年来中国人民对于日本颇多怀疑，此后日本上下，应切实表明对华亲善政策。……余纯然以国民资格赴天津之善后会议。”[85] 同日，鲍罗廷按与加拉罕商量好的计划行事，以国民党名义发表了《北上宣言》，号召“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指示国共两党发动全国性的国民会议运动。

24日，孙中山一行抵达神户。日本朝野对他投靠苏俄，公开支持苏俄驻军蒙古不满，认为他长期承诺将满蒙让予日本，现又承诺将满蒙让予苏俄是欺骗了日本。犬养毅没有来见孙中山。孙中山想去东京，日本政府也没有给他发来请柬。孙中山只好在神户发表谈话、演说，希望重获日本朝野扶植。然而，他既鼓吹中日苏三国同盟，又鼓吹中日结盟的“大亚洲主义”（即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谈话的结果在三国都引起反感。中国舆论抨击他出卖满洲，神户、大阪的四家报纸发表社论抨击他投苏，而苏共政治局对他脚踩两只船，接受俄援后又跑去日本鼓吹与日本结盟不满。承诺割让满蒙是孙中山革命生涯的主线。凭借重复这一承诺，他先是获得了日本近二十年的金钱军火扶植，然后又获得了苏俄的巨额金钱军火扶植，运作极为成功。但是，游戏到最后他玩过了，企图同时戏耍日、俄，不免让人相信美国外交官指他思维有问题的说法。连东京都去不了，孙中山这才明白，日本朝野已经不愿再听他的老调了，他的“三国同盟”、中日结盟的“大亚洲主义”在日、苏都不受欢迎。11月30日，碰了一鼻子灰的孙中山最后一次离开了日本。

12月4日，孙中山乘日轮北岭丸号抵大沽口，段祺瑞、国民军一、二、三军代表及各团体代表争相登船恭迎。由于直系、奉系、皖系和国民军各派势力正在互相角力，战争一触即发，北上的孙中山一时成了和平统一的象征，各派争相以热捧孙中山作和平姿态，全国各界也通过高喊欢迎孙中山来表达对和平和统一的期望。各派各界的热捧使孙中山的风头达到了顶峰。12月31日，孙中山由天津赴北京，在前门车站再受到各界盛大欢迎。

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运动

1923年6月，马林在报告中建议共产国际“召开有中国实业团体、商会、教育、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反对曹锟、吴佩孚的军队及政党等九种团体代表组成的国民会议”。[86] 这一建议的真实意思是，以共产国际操纵的国民会议取代中国国会。马林的建议立即获共产国际批准。7月，维津斯基向中共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发动促开国民会议运动的指示，要求中共推动召开国民会议和成立新的国民政府运动。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二次对时局主张》，推出“召开国民会议”、“反对帝国主义”和“推翻军阀统治”等口号。按苏共的解释，帝国主义是仅指英、美、法、日等列强，但不包括霸占中国最大片领土的苏俄；军阀指反对苏俄向满蒙扩张的张作霖、吴佩孚为首的北洋将领，但不包括民国以来和平与统一的最大破坏者，不断发动战争的孙中山和苏俄建立的国民党军。1924年11月初，鲍罗廷主持以孙中山名义发表了《北上宣言》，在其中以马林建议的召开九种团体代表组成的国民会议为全国统一条件，要求在中国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将这一运动与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汇合成所谓“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反动军阀”运动。此外，鲍罗廷指示国共两党派出国民会议宣传员分赴各省区，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国民会议运动，宣传召集国民会议的与重要性。中共鹦鹉学舌，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在其中号召展开国民会议运动、废约运动，打倒反动军阀运动。

11月21日，段祺瑞在天津发出“马”电，宣布接受各方拥戴，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宣言“革新政治，与民更始”，于一个月内召开解决时局纠纷、解决军阀割据、中央财政、废督裁兵等紧迫问题的善后会议。加拉罕、鲍罗廷针锋相对，指挥国共两党在上海、天津、北京、南京、杭州、徐州、长沙、武汉、保定、济南、青岛、石家庄、张家口等地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期成会、后援会等组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推动国民会议、反对善后会议的运动，实际拒绝承认北京政府，要求维持分裂局面。12月初，张作霖与孙中山在天津举行了会谈。张提出，只要孙中山放弃共产主义，断绝与苏俄的关系，放弃苏俄策动的所谓反帝运动，他就愿意捧孙上台。会谈后，鲍罗廷主持以国民党名义发表声明说：孙先生与越飞于上海签订之联合宣言主张中俄亲善，声明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显示国民党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坚持国民党自己的党之主义。张作霖明白，《孙文越飞联合声明》的真实内容是赤化中国，国民党的声明背后是苏俄在主事，于是放弃捧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