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 《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纪中国纪事》

第 10 章孙中山破坏法统

对德宣战案与府院之争

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总统府顾问莫理循建议中国加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停付对德庚子赔款，通过参战与各大强国结成联盟，在确定媾和条件的会议上得到一个席位以利摆脱财政困难。总统袁世凯接受莫的建议试图参战，但因不获列强支持而无法实施。1914年10月，日军出兵击败驻山东德军，占领了胶州湾地区。1915年1月，中国政府两次照会日本要求从山东撤军。日本拒绝撤军，并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当天，袁世凯指示外交部立即研究参战与收回山东主权问题。外长陆正祥、副外长曹汝霖、参事顾维钧等人组成的参加和会问题研究小组，征求国际法专家意见后向袁世凯汇报，阻止日本人进一步对华侵略及解决山东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入协约国参加欧战。根据外交部研究小组的结论和莫理循的建议，袁世凯决定加入协约国集团，对德宣战，派莫理循游说俄、英、法、美等公使支持中国参战。各国公使表态支持，唯日本反对。日本担心中国参战后将成为战胜国一员会影响其在华的利益因而阻挠中国参战。财政上依赖日本借款的中国政府无力抗争，被迫搁置参战计划。

袁世凯去世后，段祺瑞政府也希望对德国宣战，同样由于日本的反对而受阻。1917年初，德国开始无限制潜艇战，对航行在德国指定海域的船只一律击沉，美国随即对德绝交，并照会中国政府促采取一致行动，表示愿意提供借款作为参战经费。苦战中的英、法、俄等协约国一面促中国参战，一面与日本达成秘密协议，以承认日本在山东权利换取日本派海军参战。有了与英、法、俄的密约，日本改变立场，支持中国政府对德宣战。

为扭转战场困境，德国政府采取金钱收买手段影响战局，在欧洲以8000万马克巨款资助流亡欧洲的革命家列宁回国发动革命以迫使俄国退出战争；在亚洲以100万元巨款贿赂留德归国的总理段祺瑞以阻止中国参战。段祺瑞拒绝了德国公使辛慈（Paul Von Hintze）通过中间人的贿赂，坚持为战后收回德国租界而对德宣战。3月，段祺瑞主持政府照会德国政府，宣布对德绝交，收回天津和汉口的德国租界，解除中国境内的德军武装，对德停付赔款、欠款，同时申明对德国侨民友好，在中国各部门服务的德国人一概留用，各地德国商人照常营业，传教士照常进行宗教活动。政府对德绝交后，梁启超在《绝交后之紧急问题》一文中指出：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利于在战后和会上取得国际团体成员的资格，利于解决一系列外交悬案，利于营造举国一致对外的气氛，也利于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他的主张得到了国内各界的普遍拥护，也得到了汪精卫、蔡元培等国民党人的支持。但是，总统黎元洪出于权力斗争考虑与段祺瑞作对，不顾宣战对中国收回主权的好处，反对对德宣战。北京新政府在讨袁战争后向南方革命党人妥协，同意遵行旧约法，总统与总理权责界定不清，本已存在的总统府与国务院之争（府院之争）在对德宣战问题上白热化。黎元洪、段祺瑞在对德宣战问题上的冲突让孙中山感到有了兴风作浪的机会。“倒袁”目的达到后，日本军界、商界立即停止了对孙的金钱武器支持，孙旗下的中华革命党军军饷不济，纷纷接受北洋军收编。孙中山希望通过反政府行动重新赢得日本朝野的扶植，多次发表通电，反对政府对德宣战，指责段政府对德宣战是为了对日借款，指示把持国会的国民党籍议员阻止对德战案通过。

段祺瑞政府谋求对日借款是事实。自从辛丑条约签定后，清末民初的历届政府只能以主权抵押对外借款维持，其中主要是向日本借款。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北京政府、段祺瑞政府都不得不谋求对日借款以维持政府运转。所不同的是，袁、段借款并不出卖领土主权。段祺瑞政府从日本取得的借款主要是“西原借款”。欧战期间，日本乘大战中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迅速占领亚洲市场，与俄国等协约国家大做军火生意，对外贸易从入超转为出超，外贸额、工业总产值、现金保有量均翻番，国内经济一片繁荣，大量购买英、俄、法等国公债，一跃成为资本输出国。1916年10月，寺内正毅内阁上台。新内阁大藏相西原龟三提出改变对华侵略压迫的政策为“彻底亲善”政策，建议举措为：“以有余的资本、智能与中国勤勉的劳力和无尽的富源相结合”，帮助中国振兴实业，同时帮助日本获得原料；效仿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作为中国发展棉花、羊毛生产，进行地质调查（主要是找石油）的经费；贷款一亿元给中国办国营铁厂，以使日本获得生铁和矿砂；对华借款不以资本主义经营为目的，不收手续费、不打折扣、十足交款，抵押条件宽松优惠。西原希望通过亲善作法使日中像德、奥两国那样，由经济同盟开始，最终达到消除经济国界，实现日中合并的梦想。寺内首相赞同西原的主张，决定改变大隈重信内阁武力压迫中国的政策，派西原主持向中国提供贷款事宜，仿效美国的“金元外交”推行“日元外交”。在随后寺内内阁的两年任期中，西原六次来华谈判贷款，通过日本兴业银行、朝鲜银行、台湾银行另组财款团以规避四国（英、法、俄、日）银团限制单独对华贷款的协议，对华提供优惠贷款约4亿日元，相当于此前日本对华贷款总额的三倍。欧战尾声时，寺内内阁总辞，继任的原敬内阁决定停止执行西原的亲善政策，“西原借款”大半成了无法收回的坏账。

张勋兵变

收受德国贿款后，孙中山指示国民党籍议员阻止段祺瑞的参战案通过。由于讨袁战争结束时被迫接受了旧约法，段祺瑞政府像袁世凯政府一样成了国民党国会议员的傀儡。1917年4月，段祺瑞召开各省督军的联席会议，向督军们解释对德宣战并非要派兵出国作战，而是为着战后收回德国的在华权益。督军们了解了对德宣战的国家民族的好处后一致支持对德宣战。5月，国务院再向国会提出对德宣战案，国民党人控制国会再次拒绝通过。段祺瑞被迫与几年前的袁世凯一样，以武力对付国会专权，派军警包围了国会，强迫议员通过了议案。

出于权斗考虑，黎元洪拒绝督军会议的决定，下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的职务。段不承认黎的免职令，通电各省，要求表态。督军团在徐州召开会议，联名通电，要求黎宣布废止旧约法，解散旧国会。要求被黎拒绝后，督军团决定“兵谏”，派兵北进。黎元洪电请徐世昌、梁启超进晋京调解而不得，电召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张勋晋京调停时局。张勋复电黎元洪表示拥护总统，率十营“辫子军”以调停之名由徐州开赴北京。

进京后，张勋邀保皇派康有为等策划清帝复辟。7月1日，溥仪在张勋、康有为为首的复辟派拥戴下在紫禁城宣布复位及恢复宣统年号，任命张勋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冯国璋为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王士珍等为内阁大臣。一时间，京城的大街小巷又都挂起了龙旗，清朝遗老把盘在头上的辫子又放了下来。黎元洪逃入日本使馆避难，宣布反对清廷复辟，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请冯国璋代行总统职务，电令各省出师讨伐张勋。7月3日，段祺瑞于在天津马厂召集军事会议，组成自任总司令的讨逆军，宣布讨伐张勋，命段芝贵率北洋陆军第8师和第16混成旅为东路，沿京津铁路北进；命曹锟率北洋陆军第3、第20师为西路，沿京汉铁路北进，两路会攻北京。7月12日，讨逆军攻入北京，张勋逃入荷兰使馆，战事结束，溥仪颁布第二次“退位诏书”后逃入英国使馆，清王朝复辟被粉碎。如同讨袁战争一样，清廷复辟的背后也有日本的扶植之手，日本富商大仓喜八郎向前清肃亲王为首的宗社党提供了百万巨款支清王朝复辟，证明了日本推翻袁世凯并非是为反对帝制。

8月中，段祺瑞重新主持的北京政府对德、奥宣战。此举受到协约各国热烈欢迎。经过几年大战，殴战双方死亡千万，人力资源的消耗使协约各国的战事难以为继。中国对德宣战后，协约国军最高指挥官，法国福歇元帅请求中国政府派出劳工援欧。接受协约国请求，北京政府在威海卫成立了华工招募事务局，在天津、青岛、上海等港口城市设置招工点，协助英法两国招募华工。几个月后，华工分批乘船抵达法、英、俄等国，担负运送军用物资，修筑工事、道路，上火线抬送伤亡士兵等等任务。其后，约五万华工在大战中葬身异国或失踪，在欧洲留下了无数写有中文姓名，或仅有死亡日期、编号、“万古流芳”、“鞠躬尽瘁”之类的墓碑。

以外国贿款分裂国家

孙中山希望通过反政府行动重新赢得日本朝野的扶植。他反对对德宣战及反英的通电没有打动日本朝野，却引起了德国人的兴趣。中国政府宣布对德绝交后，下旗归国的德国公使辛慈在离华前指示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里平（Hubert Knipping）以段祺瑞拒绝的100万贿款收买孙中山采取行动阻止北京政府对德宣战，或者干脆颠覆决定对德宣战段祺瑞政府。孙中山是筹款高手，知道一国政府不会在乎百万元，张口就要求克里平将贿款增加一倍。他判断对了。德国资助了列宁8000万元，不在乎多一百万，痛快地答应了孙中山的要求，但以采取切实行动阻止中国对德宣战，或制造中国内部分裂为条件。孙中山痛快答应了德方的要求。随后，德使在上海向孙支付了部分现款，余款在德国支付给了孙的代表曹亚伯。[1] 孙用两百万德国贿款中的五十万元收买了海军总长程璧光和海军主力第一舰队的主要将领。接受孙的收买，海军总长程璧光和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联名通电宣告海军独立，追随孙中山“护法”。孙中山再以三十万元收买了大批因张勋解散国会而失业的国会议员南下，将德国贿款的余款由荷兰银行与日商台湾银行汇广州备用。

在段祺瑞平息兵变，举国称颂段“再造民国”时，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维护约法”（护法）宣言，通电策动西南各省宣布独立。经日本人在西南策动讨袁战争，西南数省已呈半割据状态。控制两广的两广巡阅使陆荣廷陆和控制滇、贵，插手四川的云南督军唐继尧出于互相利用和维护地盘的考虑复电欢迎孙中山南下。然后率章太炎、陈炯明、朱执信、廖仲恺及接受收买的旧国会议员政客，乘海军第一舰队的“海琛号”军舰南下广州。离沪前，他坦承分裂计划说：“此行主要目标是保持广东作为军事基地，邀请整个舰队到广东来，组织国会，建立政府”。[2] 1917年8月下旬，在北京复辟兵变被平定，“护法”已是师出无名的背景下，孙中山在广州召集接受贿买南下的220余国会议员举行了“国会非常会议”（议员人数只有总人数的四分之一），通过了他制定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其中规定：“护法军政府”设大元帅作为国家元首兼行政首脑，不设内阁总理；大元帅独裁一切政权、军权，决定一切重要政务，全权调动指挥所有军队，决定政府机关的组织、增设与裁并，决定官吏之任免，发布军政府条例、法令，无须对“国会非常会议”负责，任期与权力均为无限。这一大纲显示，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其实是变相帝制。

9月1日，孙中山召集91位议员举行了所谓国会非常会议，操纵议员们选自己为陆海军大元帅，选云南督军唐继尧、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为元帅。会后，孙中山导演了授印的仪式，自封为海陆军大元帅，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广州护法军政府)，任伍廷芳、唐绍仪、孙洪伊、程壁光、胡汉民等人为各部部长，任戴季陶为大元帅府秘书长。随后，孙中山履行对德国人的承诺，纠集滇、黔、桂、粤等省军队和程璧光指挥的海军组成“护法军”，分别从湘、川和闽、浙向民国政府军发起进攻，同时派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员分赴各省起事。在孙中山指挥及金钱策动下，黎天才等人组织了“湖北靖国军”、高峻、郭坚等人组织了“陕西护法军”、河南、山东等省中华革命党人组织了“靖国军”，各地革命为纷纷以“护法”为名再次叛乱。段祺瑞主政的北京政府一面通电宣布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非法，一面急调北洋军和湘、粤、闽等省军队镇压叛乱。至1918年初，护法军程潜、谭浩明部占领了长沙、岳阳，唐继尧指挥滇军、黔军及川军罗佩金部组成的靖国军联军攻占了重庆、成都，段祺瑞为镇压失败引咎辞职，国家再次陷入南北分裂。

迎孙中山南下的西南实力派唐继尧、陆荣廷本想利用孙保自己的一方地盘，没想到孙南下后成立大元帅府，宣布自己独裁。他们当然不可能臣服于没有军队的孙中山，于是宣布拒绝接受“国会非常会议”选举的大元帅和孙中山任命的元帅职。陆荣廷会同广西督军谭浩明致电孙中山和在粤国会议员申明：“总统存在，自无另设政府之必要，元帅名称，尤滋疑义，易淆观听……此举不敢轻为附和”；唐继尧也通电申明：“中山举动，本嫌唐突，惟既已发表，有彼在，对内对外亦有一助力，将来取消，亦有一番交换，故此间仅辞元帅职，未言其他。”[3] 陆荣廷任命的广东督军陈炳锟在记者会上申明：“建立临时政府不符合宪法。在有总统行使职权的同时，没有必要要选一个非常大元帅。因此，有普通常识的人都会认识到这些行为是不合法的。”[4] 随后接替陈任广东督军的莫荣新也拒绝承认孙中山任命的省长朱庆澜、胡汉民。双方在招募军队、官员任命和财政控制权等问题上冲突日趋尖锐。孙中山决心以武力教训桂系督军莫荣新，令海军炮击位于广州观音山（越秀山）的广东督军府。但这时，程璧光也不再听命于孙中山，转而支持控制广东的桂系。程为了海军军晌而附孙，孙到广州后不再支付海军军费，而桂系陆荣廷却承诺向海军舰队每月支付十万元军饷，程当然不再听命孙中山。孙感到程不再有用，采取几年前对付陶成章、宋教仁一样的帮会手段，派亲信朱执信等人将程璧光暗杀于海珠码头。[5] 对于暗杀事件，《华字日报》在社论中披露：“孙中山当众宣布程璧光因不奉命而处死刑。”[6]

德国在东西方的两笔巨额贿款虽未能挽救其欧战败局，却改变了世界历史。在西方，接受贿款的列宁回国发动了十月革命，开启了共产革命时代；在中国，接受贿款的孙中山先趁张勋兵变收买议员和海军南下广东，破坏了民国法统，造成了南北正式分裂局面，开启了军阀混战时代。二十年前，日本“大陆经略”势力满意孙中山“革命后割让满蒙”承诺，扶植孙为中国革命领袖，十年前，日本金钱造就了同盟会和孙总理，如今，德国金钱造就了广东军政府和孙大元帅，也造成了中国长期的南北分裂局面和军阀混战。

以外国贿款分裂国家孙中山希望通过反政府行动重新赢得日本朝野的扶植。他的反对对德宣战及反英的通电没有打动日本朝野，却引起了德国人的兴趣。中国政府宣布对德绝交后，下旗归国的德国公使辛慈在离华前指示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里平（Hubert Knipping）以段祺瑞拒绝的100万贿款收买孙中山采取行动阻止北京政府对德宣战，或者干脆颠覆决定对德宣战段祺瑞政府。孙中山是筹款高手，知道一国政府不会在乎百万元，张口就要求克里平将贿款增加一倍。他判断对了。德国资助了列宁8000万元，不在乎多一百万，痛快地答应了孙中山的要求，但以采取切实行动阻止中国对德宣战，或制造中国内部分裂为条件。孙中山痛快答应了德方的要求。随后，德使在上海向孙支付了部分现款，余款在德国支付给了孙的代表曹亚伯。[1] 孙用两百万德国贿款中的五十万元收买了海军总长程璧光和海军主力第一舰队的主要将领。接受孙的收买，海军总长程璧光和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联名通电宣告海军独立，追随孙中山“护法”。孙中山再以三十万元收买了大批因张勋解散国会而失业的国会议员南下，将德国贿款的余款由荷兰银行与日商台湾银行汇广州备用。

桂系议和

发动内战的孙中山没有自己的军队，宣布讨伐政府军后依靠陆荣廷的桂军，唐继尧的滇军与北洋军作战。陆、唐附孙起兵只是想趁乱扩张西南的割据地盘，并不想作孙的战争工具，经过几个月的“护法战争”后认识到西南数省不具备武力北伐的实力，开始寻求与北洋政府停战议和以保存实力。1918年初，陆荣廷、唐继尧宣布组成桂、滇、粤、湘等省的“西南自主各省联合会”，公布了《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条例》，联名通电响应北京政府的和谈建议，与政府方面达成了停战两周的协议。南北和谈的阻碍来自孙中山。由于孙中山拒绝取消非法军政府，重新主政北洋政府的段祺瑞只好派北洋军第3师代师长吴佩孚、第11师师长李奎元、第1路张敬尧等部组成援湘军武力镇压叛乱。经过3个月的战争，张敬尧、吴佩孚率部大败护法联军，占领了湖南大部，迫护法军退到湘桂边境。

5月，陆、唐宣布改组广州“护法军政府”，废除大元帅独裁制，代之以岑春煊（主席总裁）、陆荣廷、唐继尧、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林葆怿七总裁合议制，宣布放弃武力推翻北京政府的所谓护法战争，息兵议和。孙中山对不能独裁的军政府不再感兴趣，像以前抛弃日本同盟会、抛弃民初的国民党一样，抛弃了广州军政府，离粤赴日。黑龙会派宫崎寅藏，泽村幸夫接船，仍然安排孙等的一切，以备后用。

孙中山的护法叛乱不仅制造了南北分裂与混战，更大的祸害是拆散了国会，破坏了法统，使第一届国会留京议员不够《大总统选举法》规定选举总统所须的总数三分之二的议员人数无法选出合法总统，也无法举行宪法会议。接受梁启超的建议，段祺瑞效法辛亥革命初期的作法，成立了临时参议院，制定新的国会组织法，举行全国大选。由于粤、桂、滇、黔、川等南方五省加入“护法”叛乱，不承认北京政府，湘、鄂、陕三省成为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的战场，无法举行选举，大选只能局限于十四行省举行，选出了中华民国第二届国会。

1918年8月，第一届国会期满，临时参议院解散，新国会（第二届）开幕。168名参议院议员选“交通系”领袖梁士诒、朱启钤为正副议长；406名众议院议员选“安福系”（皖籍官僚为主的政治集团，因成员常在北京宣武门内安福胡同活动得名）领袖王揖唐和刘恩格为正副议长。在代总统冯国璋任期即满，不会连任，安福系在新国会中占得多数的情况下，段祺瑞当选新总统没有悬念。但梁士诒、朱启钤倡导冯、段一同下野，推超然派系的元老徐世昌为总统，以调和北洋直、皖两系冲突，推动南北早日和平统一。冯、段顾全大局，接受了倡议。同月，北洋军将领吴佩孚通电主张和平，意在反对段祺瑞“武力统一”的政策。桂系接管的南方军政府立即以总裁主席岑春煊的名义复电吴佩孚响应和谈。

9月，新国会选徐世昌为中华民国总统。10月，徐世昌宣誓就职。为推动南北议和，徐世昌下令免去主张武力平定南方叛乱的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任命钱能训代国务总理。这时，海内外各界一致呼吁消除分裂。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等名流为首的和平期成会、全国和平联合会、总商会、教育会等有影响力的民间团体呼吁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上海《字林西报》则呼吁列强各国共同斡旋。响应呼吁，英国公使朱尔典再次出面斡旋北南双方议和，警告分裂损害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国际地位。美国总统威尔逊也电劝南北双方息争统一，派其顾问韦洛贝为南北统一拟就了调和意见书，在华英美协会促请两国政府向中国南北双方调停。英、美、法、意根据日本原敬新内阁的建议，通知中国政府，在实现南北统一前停止对北京政府提供借款，迫北京政府停战和谈。因应国内外的斡旋、呼吁，大总统徐世昌声明“以诚心谋统一，以毅力达和平”，钱能训总理致电南方军政府总裁主席岑春煊，谋求和谈。岑春煊复电响应政府和和平期成会的呼吁，声称支持推进和平统一，双方分别向军队发布了停战令。

1919年2月，北方发起的南北和平会议在上海举行。北京国务院派朱启钤为总代表，广州军政府派唐绍仪为总代表，双方达成几项初步妥协：南北两个国会均停会，另召开新国会；西南各省取消独立，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成立弼政院，南北各推弼政80人，民国六年七月以后的对外条约交弼政院审议；任命陆荣廷为湘、粤、桂巡阅使，唐继尧为滇、黔巡阅使；拨补西南各省军费积欠。

南北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还是自孙中山。孙中山坚持分裂，拒绝和平统一，拒绝放弃他贿买另立的非法国会。几个月后，他趁五四运动中国人谴责北京政府之机，指挥南方革命党人提出了北方无法接受的“完全恢复国民党人控制的旧国会”、撤换南方指定的北方督军、省长等要求，使和谈破裂，内战继续。多年后，国民党史家称孙中山南下另立政府，发动“护法战争”为“第一次护法运动”。其实，国民党所谓的护法战争、护法运动是在执行外国势力颠覆中国政府的计划，是破坏民国的法统祸国殃民之举，给中国带来了长久的分裂混战灾难。

关余款催生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在政治舞台上的巨大影响力来自他的筹款能力。从1897年到1916年，孙中山的革命经费主要来自日本朝野。讨袁战争结束后，日本朝野停止了对他的资助，使他的影响力顿时低落。这时，他因反政府立场被德国相中，获得德国的巨额贿款。运用德国贿款，他收买海军和国会议员南下，另立了政府。自封大元帅后，他通过日本记者河上清再向日本朝野推销满洲说：“希望日本方面给予武器、军火和大量贷款”，“一旦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7] 这时，日本政府正与控制北方局面的段祺瑞政府洽谈借款，对孙的老调兴趣不大。

寻求日本资助受阻后，孙中山开始打关余的主意，派他的外交部长伍廷芳与北京公使团交涉分享“关余”。根据《辛丑条约》以关税作庚子赔款担保的规定，列强控制中国海关，代征关税抵庚子赔款及其它外债本息，将所余款项，即关余，交还中国政府。随着列强对华贸易的增长，关余数额也逐年增长，成为中国政府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孙中山非法另立广州军政府虽然受到举国谴责，却获得列强同意从1919年6月起分享13%的关余（粤海关、江门关、三水关、九龙关、拱北关、潮海关、琼海关、梧州关、龙州关等两广九海关的关税收入）。孙中山以政府首脑名义秘密向列强搞钱的策划极为成功，在军政府被桂系改组，他自己离粤赴日再回沪后，他通过代表伍廷芳在1919年内收取到了数百万元的关余。按说，关余款是国库重要收入项目，其动用应由国会议院决定，13%的关余实际应是两广地方的财政收入，但孙中山将收取关余之事对国人秘而不宣，将关余巨款变成了自己的私款。得知孙、伍廷芳以军政府名义收取关余后，主政军政府的岑春煊、唐继尧、陆荣廷等人合议解除了伍的总裁职。伍廷芳携带列强承认的收取关余印信和185万关余款离粤赴沪投孙。

有了关余巨款，孙中山决定再次“毁党建党”，重建国民党。国民党是宋教仁在民初所建立。宋抛弃会党黑社会的一套体制与习气，抛弃了领袖独裁制，将同盟会为首的几个会党脱胎换骨地改造为公开，现代的政党，以理事长代替了个人独裁的总理制。此时，孙中山在国民党名称之前加上“中国”二字以区别宋教仁合并五党创建的国民党。1919年10月，孙从上海向中华革命党各部发出通告：“从前所有中华革命党总章及各支部通则，一律废止；所有印章图记，一律照本规约所定，改用中国国民党名义，以昭统一。” 有关余巨款在手，孙中山一呼百应，建立了更大规模的党，设立总部和各地分部，创办一大批党刊。金钱吸引之下，大批失业政客和会党来投，远在福建呈割据状态的陈炯明也为了军费听孙调遣。孙中山恢复了总理个人独裁制，将国民党倒退回了会党模式。但为适应发展党员的需要，他不得不放弃打指模、当面向他个人宣誓效忠的帮会仪式。此后，国民党史家不提合并五党创建国民党的事实，称国民党系由孙中山改组自中华革命党。

自封总统

1918年，孙中山利用北洋军从福建驰援广东，以广东告急为由游说服桂系军阀拨出二十营粤籍军队，交陈炯明率领征闽（国民党后来称援闽）。从此，孙中山算是有了听命于自己的二十营军队。陈炯明击败了福建督军李厚基指挥的北洋军，占领了闽西南的汀州、漳州、龙岩地区共二十余县，与北洋军划界停战。1920年8月，桂系主持的广州军政府发兵攻闽，造成广东空虚。在上海的孙中山乘直皖战争之机，以关余拨军费为条件，命陈炯明回粤。为了军费，陈炯明再次附孙，兵分三路向广州进军，中路叶举部攻饶平，左翼邓铿、洪兆麟进潮汕，右翼许崇智部由上杭、永定至梅县、兴宁。广东人民憎恨桂系在粤四年搜刮军费，欢迎粤军回师。粤军势如破竹，于8月底占领潮汕，于9月初三路会师合攻惠州。广东警察厅长魏邦平，广惠镇守使李福林通电反桂，率部在省城河南岸通电宣告独立，促桂军回桂，迎陈回粤。广州各团体组织的”全省各界联合和平维持会”筹足二百万元，作桂军离粤的开拔费。消息传出，桂军军心动摇，防线崩溃。岑春暄，陆荣廷，林葆怿，温宗尧四总裁通电“取消军政府，拥护南北统一”，桂军残部逃回广西，桂系在粤的统治结束。1920年11月2日，陈炯明回到广州，受到各界搭牌楼挂“欢迎粤军凯旋，还我广东自治”旗帜欢迎。粤省议会决议推举陈为广东省长，希望他继续早年在粤省咨议局议员任上的地方建设的大业，让粤省人民过上太平日子。为了军费，陈炯明电邀孙中山回粤。孙中山在上海以军政府总裁的名义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废除广东督军一职。

回粤后，孙中山在1921年元旦演讲中表示要举兵北伐，推翻北京政府，[8] 随后召集部分三年前贿买南下的部分议员组成了“国会非常议会审查委员会”，以“附逆”罪名将随他南下的两百多议员中的半数开除出“非常议会”，增补一批追随者，使 “国会非常会议”成为听命于自己的机关。[9] 2月中，孙中山无视他自己操纵旧国会通过的《大总统选举法》中关于“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870名）的三分之二才能举行总统选举”的规定，要求“国会非常会议”选自己为总统。对孙此举，云南的唐继尧、湖南的赵恒惕、广东的陈炯明等各省的主政者明确反对，连为孙中山收取关余巨款的伍廷芳及蒋介石、吴稚晖等追随者亦认为不妥。粤军将领们抨击孙说：南方选出总统，无异自树目标，招引北方来攻，广东现时军力粮饷不宜支持战事。他们要求孙中山“就此作出答复，以释群疑”。[10] 虽然反对者众，但握有关余巨款的孙中山不愁没有支持者。他下令广州地区的报刊不得刊登反对选总统的报导，只许报导拥他任总统的文章。于是有独立报刊报导：“连日华侨请举总统之电，皆以国民党名义拍电，声言正名定分，速举总统，其词若出一律……其在国内，则以国民大会为表示……向国会请愿。”[11]

4月4日，孙中山宴请部分非常国会议员，“演说选举总统之不容缓……当时议员吕复起而置驳，孙愤极，至以席上之酒壶掷击。”[12] 4月7日，广州“国会非常会议”在林森主持下胡乱通过了特为选孙为总统制定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这一伪大纲中规定，政府体制为总统制，非常大总统总揽政务，不设内阁，总统任命部长，决定无需附署，总统不受国会制约，无明确任期，总揽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孙中山挟持“国会非常会议”自封总统的消息传出，举国反对。其中，湖南教育会、农会、工会联名发表庚电，反对选举总统；湖南省长赵恒惕在致电广州国常议会（青电）：“查国会再集广州以来，法定人数不足，无可讳饰，大总统选举原有成宪可循，今以非法手续，卒予变更，既启纷扰，尤损尊严。况此种恶例一开，尤而效之，祸伊胡底!”

4月10日，孙中山不顾各界反对强行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命议员以记名投票方式选自己为大总统。众议员清楚投记名反对票可能招致会党手段对付而不敢投反对票，于是选举过程在两小时内胡乱结束。结果毫无意外，孙中山得218票，陈炯明得3票，废票一张。香港《华字日报》报导暴力胁迫加贿选的情况说：“按孙氏之谋得总统，酝酿已久，此次忽成为事实，闻亦系金钱魔力之作用。国会议员领款最少者亦有千元，多或至三五千，总共费去不下二三十万元。持反对意见的议员被张继、田桐、居正率暴徒棍棒交加，甚至被殴到重伤。”[13] 《申报》报导：“各议员在东园聚会，其反对选举之议员，在园中亦为人所扑击。”“众议院议长褚辅成向来为会中最负责任之人，此次对于选举总统，非常反对，所议既不行，今已决意离粤……又白逾桓、狄楼海亦因反对选举，在东园议员俱乐部，被殴至重伤，闻狄氏伤势甚重，恐有生命之虞也。”当事人白逾桓描述暴力胁迫情况说：“六日与同人(指反对选举总统的议员)在新世界宴客，商议进行方法，席散外出，即有张继、田桐、居正等率领暴徒百余人，暗伏两旁草地，用铁杆乱击来客，狄君楼海被击伏地下，身受重伤，至今性命堪虞，桓次出，亦被暴徒围击头面胸臂，血肉横飞，幸得洪(兆麟)师长兵士营救，得以不死，时方晚间十时”； “7日，林森趁隙发出通告，开两院联合会，是日张继率领七八百暴徒入场，多不带旁听券……复有人动议，议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案。此案内容无国会，无内阁，无时效，只有一长生不老、孤峰突出之总统。求之古今东西各国，罕有其匹。按照法律手续，应付审查乃不审查，只经林森读数遍，即做通过。通过后应公布，乃不经公布，即有人动议即日选举总统。田桐且动议用记名投票法，以威吓之。记名投票乃权要用以压迫选举人之武器，学者每有訾议，吾国大总统选举法订于袁世凯铁骑纵横之下，犹不录用此制，而田桐竟开口成宪……一日三小时竟通过如许重案，破坏民国之根本，儿戏国事至此，独不令人痛心乎!”[14] 议员记名投票后，孙中山立即以军政府名义通电宣布自己当选为非常大总统。《华字日报》报导：“此次选举总统，固藉华侨电报以为鼓吹。近日复以华侨名义，组织锄奸团……谓选举总统实为应付时局的必要，如有意图破坏者，即是北方奸细，决以强硬对付云云。[15] 5月5日，孙中山在举国反对声中宣布就任非常大总统，国民党组织了号称十万人的广州市民的庆祝会。

孙中山不顾举国反对坚持作总统的重要目的是搞钱。他要复制另立军政府获享关余的运作，以总统之名争取列强承认，获取更多的关余。他自封总统的行径造成了南北两总统对立的局面，破坏了民国的法统，也使桂系与北方达成的停战，走向和平统一的形势逆转，是当时中国的最大祸害。对于孙中山的分裂之举，曹锟、张作霖、王占元、陆荣廷、陈光远、卢永祥、齐燮元、田中玉、赵倜、张文生、李厚基、阎锡山、孙烈臣、吴俊升、蔡成勋、杨增新、刘镇华、陈树藩、姜桂题、张景惠、马福祥、吴佩孚等各地将领以及湖南省教育会、农会、工会立即通电反对广州选举总统，宣布不承认所选的总统，北京公使团也声明不承认广州所选大总统，不资助广东政府。与当年不顾南北议和的共识抢先宣布就任总统时一样，孙中山的任命也遭到抵制，陈炯明拒任陆军部长和内政部长，唐绍仪拒任财政部长（由次长廖仲恺代理）。

孙陈决裂

1913年，孙中山在发动“二次革命”叛乱时多次促主政广东的陈炯明起事。陈犹豫再三后附孙加入了叛乱，宣布“广东独立”，结果原来拥护他的广东省议员们纷纷表态拥护中央政府，声言“急盼中央派兵痛剿”，陈统率的万余粤军顷刻瓦解。叛乱失败后，陈炯明没有追随孙中山去日本，而是逃亡南洋。流亡中，陈炯明苦思广东和中国的出路，认为应当走地方自治，粤人治粤，建设广东为模范省，后建立联省政府的道路。1917年，孙中山再次发动“护法”叛乱。陈炯明更加犹豫。他知道所谓护法的分裂性质。但作为多年的会党，他摆脱不了服从领袖的帮规，再次附孙叛乱。

陈炯明是会党，也是绅士。与永远造反的孙中山不同，陈炯明怀有搞好家乡地方建设的理想。在广东法政学堂期间，他倡办了海丰地方自治会，设立了戒烟局、育婴堂和义仓，创办了《海丰自治报》。在广东咨议员任上，他大力推动地方建设，发起“禁绝赌博案”、“停止就地正法案”、“裁撤警保总局案”、“设立游民教养院案”。辛亥革命后，他在代理广东都督的一年中曾积极推动禁赌禁烟、关闭娼寮，推行新政。再次附孙叛乱后，他对“护法”祸害家乡感到痛心。率军占领闽南二十多县地区后，他决定在这里实践地方自治理想，搞起了地方建设的“漳州试验”。

“漳州试验”的内容之一是办教育。陈炯明发布《振兴教育令》，禁绝私塾，要求在农村普遍设立现代学堂，达到“一乡一校”，提出教育支出“占岁出额之强半”。在他的推动下，漳州地区建立了各类学校数十所，夜校近百所，在漳州成立“新闽学书局”， “计龙溪一邑，学生数约有12000余人，较去年又增加三倍”。[16] 他还计划在南方创办大学，制定了派遣当地青年赴法、美、英、日留学的计划。

“漳州试验”的内容之二是办报自由。陈炯明鼓励在控制区内办报和宣传各种学说。在他推动下，区内报纸刊物大量涌现，其中著名的有《闽星》、《闽南新报》、《闽锋周刊》、《军事日报》、《云中周刊》等。他在为《闽星》撰写的发刊词中写道：“闽星，闽星！我有一句话勉励你：你虽起在闽南，但是你的星光还射着国内。国内欲黑暗，你的星光欲了亮！”办报自由、言论自由和注重教育的环境必然带来思想进步，使原本文化相对落后，思想相对闭塞的漳州地区一跃成为影响全国的新文化运动重镇。

“漳州试验”的内容之三是基础建设。在陈炯明推动下，漳州的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建成了第一座钢筋水泥桥梁、第一条四车道石板马路、第一个现代公园、第一片城乡公路网、第一家银行。访问漳州的美国驻华使馆武官艾利森说：“漳州到处在建设，道路被拓宽，大批新屋建成，街道清洁，治安良好。几大市政工程包括：公园、公共菜市场、屠宰场、河堤、漳厦公路。美国侨民对陈之施政大为称赞。”经过两年的地方建设试验，漳州成为举世瞩目的“模范城市”。国内学者名流，外国记者纷纷慕名到漳州参观考察。美国领事凯利顿（A.S.Carleton）在报告中写道：“陈氏在漳州施行了各种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极佳，结果人民都感满意。这令中国人看到，事可办成，不必需要过度辛劳与重税”。[17]

1920年秋，陈炯明为了军费率驻闽南粤军回粤，将桂系逐出广东。被广东各界推举为省长后，他将“漳州试验”的经验在家乡推广，继续清末地方自治的未竟之业，推动发展实业，改实业科为实业厅，设立了“经济调查局”，推动成立了广东总商会，继续实施在咨议局议员时推动的禁烟、禁赌改革要务，出台了一系列禁赌的条例，严厉打击烟赌，对私吸私售鸦片，聚赌者一律施以重罚。

在教育方面，当时广东省总人口约3000万，300万学龄儿童中九成失学。1920年12月，陈炯明邀请陈独秀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接受了陈提出的教育独立，不受政府干涉，以广东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拨作教育经费，不受地方财政干预，不得挪用等上任条件。在陈炯明有钱先办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广东省政府推出了普及义务教育的六年计划：即自1922年8月起，至1928年7月止，在六年的时间内，分期推广义务教育，使300万适龄儿童入学；同时制定了对教师的优厚待遇：公立学校老师月薪最少在36元，每年可加薪，至125元为限；公立学校全部免费，原来每个学生每月3角的学费取消。[18] 广东省议会于通过的《广东省宪法草案》中规定：“本省人民无分男女，由满七周岁起，皆有受六年教育之义务。每年预算不能超过十分之三用在军事上，而最少要有十分之二为教育经费”， “本省划定之教育经费，由教育机关保管之，无论何项政费，不得挪用”。

陈炯明还特别重视女子教育。早在他任广东省咨议局议员时，他就提出：“女子为教育上之根本，尽人而知，乃我省之女子小学寥寥无几，而于外州府尤甚，风气未开故也。为开通风气计，则女学宜先从小学人手，盖年龄在十二岁以下，其教师尚可以男子充之，阻力已少，经费无多，较易办理。若无经费，则每县一区责成地方官办理，亦自易易。……现在风气未开，恐师范未易举办。然余为办女子师范者，非谓不宜办师范，其能办师范者亦听。……非谓师范不宜办，不过须先办小学以开风气：且今年办小学，明年未尝不可办师范。其所以先办小学之故，因女师范风气未开，人未肯来，而女师范之师范，亦难得其人。”

在市政建设方面，省政府在各城市成立市政厅，按照漳州经验，将省公署、交涉署、财政厅、市政厅、高等及地方检视厅、县公署、图书馆、大会堂合建一地，成为广州的政治中心，把东山一带的丛墓限期迁走，将梅花村、竹丝岗一带建成了广州模范新式住宅区，大兴道路、路灯、公园，疏通改造排污沟渠，铺设排水管等市政建设项目，建成了广州市第一、第二、第三公园，兴办公共儿童游戏场、公共体育场、美术学校等，举办美术展览、运动会；省府颁布了卫生规则，卫生局雇用清道夫清扫饭馆、旅店、戏院等公共场所，设立新式屠场，监督检查肉类卫生，举办卫生知识展览，印制宣传卫生的小册子，挨家派发；省政府出台各项注册规定：要求所有医生（不论中西医）均须注册，方能执业；所有机动车、人力车、汽船、民船，亦须注册；实行市民生死婚嫁登记注册制度，赢得市民颂扬。对于陈炯明领导将广州建设成为漳州之后的另一模范城市，胡适赞扬说：对中国的现实问题，要一个一个去研究，一个一个去解决。陈炯明在闽南、在广东的地方建设中正是逐一地研究具体的问题，尝试去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地推动国家进步。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教授在中国讲学时称赞陈炯明说：“他在一个以做官而得享受豪华生活为报酬的国家里，过着极度俭朴的生活”。[19] 黄炎培参观广州后盛赞 “模范省建设”带来的新气象写道：“一、尊人道。如严禁警察无故鞭打人力车夫。二、言论自由。广州市日报有33家之多，虽有指斥当局，甚至倾向北洋政府的，也从未加以干涉。三、整风纪。如严禁妓女私入旅馆卖淫，厉行禁吸鸦片。四、一方面提倡工会，一方面劝戒罢工，同时积极推行工人教育，设立工人补习学校。五、卫生行政方面，特聘专门人才，以科学的方法，锐意改革。如对医院、化验室、屠场、市场、浴场，以及药品、食料、饮料、茶楼、酒馆、牛奶房、剧场的管理，对妓院的检查和取缔。”[20]

在陈炯明推动广东模范省建设时，孙中山在忙着发动讨伐桂系的战争。被逐出广东的桂系希望息兵，请湖南督军赵恒惕出面调解。赵通电呼吁两广息兵，陈炯明通电响应。桂系首领陆荣廷表示同意息兵，但指回粤的孙中山是西南战乱祸根，谓有孙中山在粤，两广不可能和睦，战争不会休止，息兵须以驱孙离粤为条件。陈炯明意识到孙中山的四处讨伐计划与建设模范省计划的冲突，内心同意陆所提条件，且不满孙中山收买加暴力胁迫地通过非常国会选自己为大总统的自封之举，但他多年附孙造反，没有勇气逐孙，拒绝了陆的要求。1921年6月，孙中山收买粤军许崇智、李福林、滇军朱培德、黔军谷正伦、赣军彭程万等部组成讨陆（荣廷）联军，兵分三路进攻桂军，任命陈炯明为“援桂”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第三次附孙，率军伐桂，与桂军决战于梧州。桂军守将刘震寰接受孙中山的关余款收买临阵倒戈宣布独立，致桂军全线动摇，陈炯明率粤军乘势长驱直入，于9月攻占了桂军的最后据点龙州。桂系首领陆荣廷、谭浩明通电下野，经越南逃往上海，讨陆战争结束。

粤军在贫脊的广西无法筹措到足够的粮饷，陈炯明履行开战时作出的 “桂人治桂”承诺，率粤军撤回广东。孙中山不准返粤，电命陈率粤军再北伐入湘，并命陈在广东搜刮军费400万元。陈炯明对伐桂战争造成粤军万余伤亡和粤省财政800万元巨额亏空极为痛心。他明白了，陆荣廷的孙中山是西南战乱祸根之言正确。于是，他不再奉孙的电令，拒绝再充当孙的炮灰，也拒绝继续在粤省向家乡父老搜刮军费。陈炯明拒筹费，孙中山只好另想办法，向张作霖提出奉、皖军阀秘密结成三角同盟，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要求张作霖提供300万元的军费资助，获张口头答应。

12月，孙中山在桂林设北伐大本营，纠集滇、黔、赣军北伐入湘。对于陈炯明抗命及公开反对北伐，孙中山再次使出会党手段，派人暗杀了陈炯明的亲信、粤军参谋长邓铿（不久再暗杀了陈达生、陈永善、关国雄等粤军将领），[21] 并在杀邓后按当年杀害陶成章、程璧光的套路作足厚葬题词之类的功夫，追授邓铿为陆军上将，厚葬邓铿于黄花岗，并亲书碑文。[22] 在亲信遇害的警告面前，陈炯明于1922年4月宣布辞职下野，离开广州退居惠州，命粤军第一军不参加北伐，布防于石龙、虎门等地。孙中山不接受陈的辞呈，宣布罢免陈炯明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及内务部总长三职。至此，孙、陈正式决裂。

4月下旬，直奉战争爆发。出乎孙中山意料，开战仅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退回关外。孙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随之泡汤。在陈炯明拒绝参与，北伐军费没有着落，粤、湘两省人民一致反战，赵恒惕宣布湖南保境安民的形势下，孙中山只好搁置北伐计划回师广东，将桂林大本营迁到广东韶关。这时，在广西的粤军前敌总指挥叶举率军回师广州，与回师广州的孙军形成对峙。

粤军逐孙

击败奉系控制北京后，吴佩孚通电倡议恢复民国法统及第一届旧国会。贵州袁祖铭、云南唐继尧、广东陈炯明、四川刘湘、熊克武、湖南赵恒惕、江苏齐燮元、湖北萧耀南、浙江孙传芳等各省领袖，以及叶举、洪兆麟、关国雄、李炳荣、熊略、邓本殷、翁式亮、杨坤如、钟景棠等粤军将领通电响应，电劝徐世昌、孙中山同时引退，请黎元洪复职，恢复民国统一法统。1922年5月31日，徐世昌回应各省督军的电劝，通电表态“一有合宜办法，便即奉身而退，决无希恋”。6月1日，旧国会议长吴景濂、王家襄召集两百多位旧国会（第一届国会）议员在天津开会，宣言民国六年黎元洪解散国会命令无效，民国七年由新国会选举产生的徐世昌大总统亦无效，旧国会即日行使职权，取消南北两政府，由合法大总统依法另组合法政府。6月2日，徐世昌通电宣布辞职，吴佩孚及曹锟领衔十省区通电促请，旧国会议长吴景濂、王家襄面请黎元洪复任大总统。

由于此前孙中山曾一再承诺会与徐世昌同时下野，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北、南两个非法总统并存局面将结束，旧国会将恢复，制宪将重新开始。6月3日，蔡元培，胡适，沈士远，高一涵，尹炎武，李建勋等各界人士联名致电孙中山及广州国会非常会议：“乃者北京非法总统，业已退职，前此下令解散国会之总统，已预备取消六年间不法之命令，而恢复国会，护法之目的，可谓完全达到。北方军队已表示以拥护正式民意机关为职志，南北一致，无再用武力解决之必要。敢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倘国会诸君，惠然北上，共图国家大计，全国同胞，实利赖之！蔡元培等二百余人叩。[23] 《申报》社评说：“旧国会复活问题，酝酿已久。故洛吴（佩孚）徵求意见，既得豫，鲁，奉，晋，陇，湘，鄂，苏，川，滇，黔，桂十二省督军及陈炯明（时广东废都军）之赞成，此事当然可以解决。徐既退职，孙中山护法之主张，得以达到，其自行告退，恬淡如中山，谅不难视总统如敝屣，至继任之人，现在趋势，自倾向于黎黄陂（元洪）复职。”6月4日，广东省议会决议：通电赞成统一、推陈炯明为临时省长，请陈回省主持、举行“送孙”大会。

然而，孙中山背弃承诺，从韶关返回广州后指使“国会非常会议”（民八国会）通电宣布不承认吴景濂、王家襄议长在天津复开的国会（民六旧国会），要求粤军将领服从他的“大总统令”，继续实施武力推翻民国政府的北伐计划。粤军将领们痛恨孙中山连年挑起战端，在粤横征暴敛，祸害家乡，纷纷促总指挥叶举武力逐孙。因应粤省各界呼吁，叶举通电响应北京各界结束南北分裂的呼吁，要求孙中山与徐世昌同时下野，同时宣布广州戒严。6月12日，黎元洪宣布暂行大总统职权，撤销他在四年前同日的发出的解散国会令，下令各省停战，任命颜惠庆署国务总理。旧国会议长王家襄、吴景濂随黎元洪入京，宣布在天津的旧国会移往北京。紧接着，吴佩孚分别电劝孙中山、伍廷芳、李烈钧，停止北伐，北上共商国是。经过孙中山制造分裂几年，民国法统已难以恢复。有倡议恢复民国六年（1917年）国会者，有倡另召集新国会（新新国会）者，有倡国民会议、协同制宪、联省自治者。吴佩孚在保定召开各界会议，商讨“恢复法统”。会议决定，采纳梁启超、熊希龄、蔡元培、王宠惠、林长民、汪大燮、钱能训、王芝祥、孙宝琦、张耀曾等名流“谋统一当以恢复民国六年国会完成宪法为最敏速最便利之方法”的建议。

在举国盼望停止内战，恢复民国法统和国会，和平统一时，孙中山拒绝放弃非法总统称号，坚决阻止国家走向和平统一，强硬拒绝粤军将领们的电劝，向广州报界宣布继续武力北伐，并在招待广州记者茶话会上威胁说：“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粤军若不于10日内退出广州市外三十里之外，他将用八寸口径大炮之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之内，把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24] 6月14日，粤军总指挥叶举，第二师师长洪兆麟，第四师师长关国雄率粤军旅、团长军官联名通电劝孙中山：“今幸天心厌乱，旧国会已自行召集，徐氏复引咎退位，南北用兵累年，所志无非护法，今目的已达，自无用兵之必要。况粤自桂莫（荣新）入据，民主已慨凋残，自主已还，以一省当西南之重，财力更形竭蹶，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举等同属国民，同隶粤军，为国为粤，不忍因一人以祸天下，为此合吁请孙中山先生实践与徐同退之宣言，敝屣尊荣，翩然下野，我海内明达，救国同具热心，望治当无二致，应恳一致敦劝，同抒国难，我海陆军前敌同胞，爱护国家，尊重法治，亦恳即日罢战，共表同情。民国前途，实嘉赖之。”同日，叶举、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粤海军部长汤廷光共同签署布告张贴于广州，促孙下野。孙中山再次拒绝粤军众将领的劝告，威胁武力镇压粤军。粤军将领们忍无可忍，决定武力解决。

在逐孙还是杀孙问题上，粤军将领们意见分歧，就此向陈炯明请示。陈禁止部下杀孙。粤将们从陈之意，通过陈、孙之间的中立派魏邦平和孙的秘书林直勉通知孙中山将炮轰总统府。6月15日晚，孙在林等的护送下登上珠江上的“楚豫”舰避难。6月16日凌晨，粤军炮轰了总统府，占领了省市机关，通电要求孙中山下野离粤，停止北伐，南北妥和平统一，是谓六一六事件（粤军炮轰总统府事件）。6月17日，孙中山指挥海军战舰炮轰大沙头、沙河、观音山等地报复，炸死广州平民百余人，摧毁了天字码头、东堤一带众多商铺，随后率舰队退到黄埔，电令李烈钧、许崇智率入赣的北伐军回师镇压粤军。海军海圻、深深、肇和三舰响应和平统一通电，拒奉孙中山之命。服从孙中山的海军余部在广州城外四乡大招民军，在珠江截米截煤以供给养，“宝璧一舰所截夺由香港运入广州的米粮，则共值十二万元。广州市内米价膨胀，纸币低跌，人心浮动”。[25] 这时，被围困于黄埔军舰上的孙中山生死操于粤军之手，是陈炯明的禁杀令保了孙中山性命。6月29日，陈炯明捎信给孙中山请求和解，天真地以为孙会放弃战争计划与他捐弃前嫌。孙中山拒绝和解，要求陈写悔过书才不再追究，同时布置对陈实施暗杀，交手枪予粤军将领黄大伟，命黄刺杀陈炯明，并表示：“我已立誓不与竞存（陈炯明字）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26] 黄大伟晚年证实，他因不忍而未从命。

7月初，广东省议会等团体于通电赞成统一，请孙中山下野。7月中，粤军在韶关、翁源一带击败了回粤的拥孙北伐军，广东议会与叶举等粤军将领电请在惠州的陈炯明返广州主持政局，在上海的章太炎也电劝陈炯明出山，继续推动“联省自治”运动。8月，在永丰舰上避险的孙中山得知接受收买的北伐军战败退到粤赣、粤湘边境只好离粤，乘英舰“摩轩号”经香港赴沪。英国派军舰接孙离穗并非支持孙中山，而是希望像粤人一样，想让他早点离开减轻粤难。8月中，陈炯明接受各界促请，返回广州复任粤军总司令，主政广东继续联省自治大业。9月，国会以第一届国会第二期常会之名开会，五年前接受孙中山贿买南下的“护法议员”中的大多数人承认广州的“非常国会”（民八国会）非法，邹鲁、谢持等少数孙中山亲信“非常国会”议员赴沪投孙，“非常国会”散伙。国民党史家后来称孙中山和少数亲信议员在举国谴责声中离粤为“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

六一六事件的一个重要结果是蒋介石成了孙中山的爱将。孙、陈决裂之前，蒋介石支持陈炯明，也反对北伐。陈炯明辞职后，蒋介石也于4月辞去了北伐军第二军参谋长职。返乡途中，蒋介石致函陈炯明促其出山。6月，蒋介石在溪口接到孙中山从永丰舰上发来的护驾电命，动身回粤救驾，于6月29日登上白鹅潭的永丰舰。在随后的四十多天，蒋介石随侍孙中山左右保驾，还拍下了戎装站在孙中山侧的威武护驾照片。孙离粤后，蒋介石将孙两个月避难期间的活动辑成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小册子，在其中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然后请孙作序。作为回报，孙中山一年后派蒋率团赴俄谈俄援，使蒋介石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如今，在中正纪念堂中，蒋介石与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的画像摆在了主要位置，显示“六一六事件”对于蒋介石崛起的重要性。然而参观者多不知道，粤军为结束内战、分裂，恢复国家法统，同时也为阻止孙中山出卖领土主权（粤军截获了孙中山密谋以海南主权作抵押换取军费的卖国密约），再三电劝孙中山取消非法政府而再三被拒，不得以才开炮逐孙，并且只驱逐不加害，整个炮轰行动是维护广东安宁和国家安定、统一的正义之举。

第 11 章苏俄输入共产革命

新文化运动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中学生辅导读物《青年杂志》。与绝大多数赴日留学生一样，他两次赴日留学仅数月，在日主要从事排满、革命的活动。在《青年杂志》发刊词中，他表达激进思想说：“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将在日本“暗杀团”中结识的陈独秀聘为了北大文科学长（系主任），并在给教育部的公函中造假，称陈“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就职北大后，陈独秀将《青年杂志》迁到了北京，更名为《新青年》。

1917 年1月，《新青年》刊登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胡适在文中向中国数千年的旧文化、旧思想提出了挑战，对积习千年的矫揉造作、压制自由思想的古文套路，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为写作工具，强调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用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提出了需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需讲求文法、不做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八事”，号召以“情感”与“思想”为文学的“灵魂”，写作摆脱“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

十年新政中，清廷开创了舆论自由环境，发起了地方自治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清廷播下的进步种子在民初开花结果。袁世凯政府对日交涉“二十一条”期间推动起了全国性的爱国运动，使将舆论自由和思想解放进一步提升。在舆论自由的环境中，《文良改良刍议》得以引发了自由地讨论，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相继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响应胡适的“思想解放”号召。钱玄同在《随感录》中写道：“我要敬告青年学生：诸君是二十世纪的人，不是古人的话匣子。我们所以要做文章，并不是因为古文不够，要替他添上几篇；是因为要把我们的意思写他出来。所以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话，写成我们自己的文章。我们的话怎样说，我们的文章就该怎样做”。回应国内的讨论，胡适再提出通过创造国语文学建立起真正现代民族国家的统一语言——国语，[1] 呼吁“国文科必须改为国语科。十岁以内的小孩子，绝对应该专读白话的书; 什么‘古文’，一句也用不着读”。胡适的白话文号召得到青年的热烈响应，一场新文化运动就此开始。茅盾描述当时的情况说：“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 随着新文化运动展开，发行量和影响力不大的《新青年》名声鹊起，发行量增加了十倍，成了思想界引领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刊物，北大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1918年1月，《新青年》从第四卷第一号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登白话新诗。根据胡适的主张，北大校长蔡元培及教育部将白话文教育，白话教科书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不久，教育部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开始编写白话文中小学课本。至此，由学者讨论开始新文化运动改变了教育国策。对此，胡适评论说：“它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 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

新文化运动在汉语发展史和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使现代文学进入了中小学教科书，使白话文作为新思想的载体进入课堂，成为人们思维、表达、交流的工具，促进了国民的精神解放。通过推动白话文和白话文学，新文化运动打破了知识、教育是少数人专利的局面，打破了文言文对思想和创造力的禁锢，将西方以人为本、白话交流的先进文化引入中国，让学子摆脱古文的束缚，自由地思想，方便地表达，使下层民众得以接受教育和知识，掀起了对精神束缚的一次“放足”运动。胡适后来说明：“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

然而，新文化运动在思想启蒙方面却不成功。中国传统文化极为专制，缺少宽容、多元并立的精神，禁止自由的思想，不容异见。新文化运动原本号召冲破专制思想的牢笼，但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骨干自己却表现强烈的思想专制。《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陈独秀嫌改良不够，发表了激烈、极端的《文学革命论》。在纽约的胡适读后心中不安，致信陈独秀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独秀对胡适所持的宽容态度不以为然，在复信中说：“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钱玄同赞成陈独秀说：“此等论调虽若过悍，然对于迂缪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主张宽容异见的胡适在《新青年》论坛中日益孤立，《新青年》从“平等讨论” 走向了拒绝“平等讨论”，“不容匡正”，最后到了与同盟会革命党人一样的“骂人有理”的地步，与宋明理学宣扬“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两极思维没有区别。

在民国宽松、自由、多元的环境中，人们不用担心因发表见解，或极端言论，而被整肃，不用担心砸饭碗，不用担心被逮捕，陈独秀得以自由办杂志，发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号召；鲁迅得以谴责中国历史满纸仁义道德背后是“吃人”，得以主张不读中国书；钱玄同得以否定旧文化说：“二千年来所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所谓《四库全书》者，除晚周几部非儒家的子书外，其余则十分之八都是教忠、教孝之书。‘经’不待论，所谓‘史’者，不是大民贼的家谱，就是小民贼杀人放火的帐簿……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那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此等书籍，若使知识正确、头脑清晰的人看了，自然不至堕其玄中；若令初学之童子读之，必致终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药。欲祛除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之办法；欲祛除妖精鬼怪、炼丹画符的野蛮思想，当然以剿灭道教为唯一之办法；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何以故?因中国书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这两类之书故。中国文字，自来即专用于发挥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故。……所以我要爽爽快快说几句话；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2] 学界，政府，国人平静接受了陈独秀、鲁迅、钱玄同们的激烈言论，允许他们自由地表达思想，但以陈独秀等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却不容许争论，不容异见，拒绝德先生（民主Democracy）、赛先生（科学Science）所要求的宽容异己精神。新文化运动期间，梁启超考察了英国的代议制民主制度，目睹了论辩双方 “虽是丝毫不肯放让，对于敌党意见，却是诚心诚意的尊重”后感叹：“我想一个国民若是未经养成这种精神，讲什么立宪共和，岂非南辕北辙！” 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但作为崇尚种族主义与恐怖主义的会党，他不可能引导新文化运动走向自由与宽容。

在新文化运动的同时，共产革命学说传入中国。新生的苏维埃在建立政权后立即建立了向欧亚各国输出革命的专门机构。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出来的专制特色正好适合暴力革命说的传播，成为中国走上暴力革命之路的重要原因。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骨干没有成为共和宪政的推动者，而是接受共产革命学说，纷纷投身暴力革命，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大没有成为共和宪政的摇篮，而是成了暴力革命的摇篮。一年后，北大学生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得与义和团暴民同样野蛮，北大的学者、精英们为暴行欢呼，显示新文化运动在思想启蒙方面的失败。

共产学说的由来

民国初年，共产学说经日本被介绍到中国。这时，该学说只是极少数知识分子的一个讨论话题，没有人要根据这一学说建立政党。新文化运动期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列宁组建了以向世界各国输出暴力革命为宗旨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派人到世界各国建立共产党。在共产革命主宰中国和世界的二十世纪，由于资料披露与学术研究不充分，没有人对马克思其人、列宁其人、共产主义学说的起源、苏俄革命的起源有清楚的了解。经过各国学者的几十年研究，人们在二十一世纪才了解到真实的马克思、列宁其人，才了解共产主义学说、共产革命的来龙去脉。

共产学说的源头要追溯到十七、十八世纪犹太教的假弥赛亚（Messiah基督、救世主，拯救者）运动。十七世纪，一位名叫沙巴蒂‧萨维（Sabbatai Zevi，或Shabbetai Tzvi，1626-1676）犹太教信徒在二十岁时出现精神异常，破坏教规，亵渎犹太教神灵，公开声称自己是弥赛亚，因此被开除犹太教籍。事件让强烈期盼弥赛亚的犹太人感到有了希望。各国犹太信众相信沙巴蒂将开始统治全球，自己流浪世界的苦难日子就要结束了，纷纷变卖财产回到以色列，等待弥赛亚降临。由此，一场关注沙巴蒂的弥赛亚运动席卷世界。然而，沙巴蒂心中的上帝并不是《圣经》中的创世者上帝，而是魔鬼撒旦，他相信的弥赛亚、救世主是魔鬼撒旦。当时，犹太人控制着土耳其的商业活动。弥赛亚的狂热严重地影响了当地商业，土耳其当局逮捕了沙巴蒂。信徒们涌到监狱朝拜沙，贿赂监狱。有了钱赚，当局把监狱城堡的很大一部分给了沙巴蒂，允许他妻子、许多拉比和仆人和沙巴蒂生活在一起，使监狱成了沙巴蒂的小宫廷。但来此信徒越来越多，引起了社会动乱，当局指控沙巴蒂谋反，下最后通牒要求他通过奇迹来证明自己是弥赛亚，如果不能产生奇迹就须皈依伊斯兰教或受死。沙巴蒂展示不出神迹，求土耳其国王允许皈依伊斯兰教，摘下犹太教拉比的帽子，对着它吐了一口唾沫，公开亵渎犹太教。土耳其国王接受皈依，给沙巴蒂起了新名字。沙巴蒂的叛教让全世界的犹太信徒们希望破灭。部分信徒不愿承认上当受骗，坚持尊沙巴蒂为弥赛亚，由此发展出了以秘密崇拜魔鬼为基础的假弥赛亚运动邪教，即沙巴蒂主义。按照犹太教的说法，在两种情况下弥赛亚要来临，一种是所有人都变成了好人，一种是所有人都变成了坏人。沙巴蒂主义声称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变成好人，只有让所有人都变成坏人，让所有人都堕落、犯罪才能让弥赛亚来临。以这样的说法，沙巴蒂信徒发展出的魔教公然把罪恶神圣化，颠倒几千年来的传统善恶标准。

沙巴蒂死去的五十年后，另一邪恶假弥赛亚，雅可比‧弗兰克（Jacob Frank,1726-1791）出生在波兰（现乌克兰镜内）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童年深受沙巴蒂主义影响，在十几岁时即组织和领导了一个孩子组成的抢劫团伙。长大后，弗兰克亵渎犹太教，自称是沙巴蒂的转世，是活着的弥赛亚，是以色列的王，将要统治全世界。他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宣称几千年的人类文明都是坏的，要终结一切法律（法规），摧毁和败坏一切人类文明，直到人败坏到不能再败坏为止，然后拯救人类，要通过犯罪找到通往上帝的路，要不受任何法律、法规、道德的约束。他和信徒们搞性狂欢活动，称要回到共夫共妻的状态。他以邪说赢得了沙巴蒂信徒们的拥护，成为波兰、乌克兰、匈牙利等国沙巴蒂信徒的领袖，于1759年在一个小镇建立了一个公社。他要求公社成员把所有钱财都交由财政统一管理，消灭私有财产，打造出了共产主义公社雏形。逐渐，弗兰克的邪说在各国沙巴蒂主义信徒中流传，形成了弗兰克主义。其要点为：无神论；拒绝法律和秩序；否定任何道德底线；恐怖主义；摧毁现存世界，推翻各国政府和社会制度，夺取各国权力；消灭私有制，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共产）等等。弗兰克的弥赛亚设想是，推翻各国政府，进行一场世界大革命。

1770年，以银行家梅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Mayer Amschel Rothschild，1744—1812）为首的一伙沙巴蒂—弗兰克信徒在法兰克福开会决定，组织起来，集中资源形成强大的力量，来实施弗兰克摧毁人类文明和信仰道德体系的弥赛亚梦想，指派神学教授信徒亚当•魏萨普（Adam Weishaupt，1748-1830）筹划成立一个秘密的政治性颠覆组织，谋求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推行共产主义和无神论，要求最终实现沙巴蒂—弗兰克的弥赛亚使命。根据银行家们的授意，魏萨普在巴伐利亚的因格尔施塔特大学创建了秘密组织——光照帮（光照派，光明会，光明帮，Order of the Illuminati ，The Illuminus Organization）。光照帮信奉撒旦为“指向光明的启蒙者”，其名称的拉丁语意思是“受到特别启示者”。1776年5月1日，亚当•魏萨普推出了世界革命《核心计划》，将这一天定为光照帮的诞生日。《核心计划》的要点是下列八项政治纲领：人类几千年的文明是个错误，是人类不幸福的原因；废除所有王朝和各国政府；废除所有的宗教信仰；废除私有财产；废除财产继承，把所有私人和国有财产转移到光照帮手里；废除爱国主义，提倡国际主义；废除家庭、婚姻，以及与家庭相关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通过摧毁现存社会秩序的世界革命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取代所有国家和民族，达到“人类幸福繁荣大家庭”。 [3] 光照帮的帮规包括：核心领导机构是“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uncil），帮主魏萨普任最高委员会领袖；下级服从上级，帮会成员无条件服从，无限忠于最高委员会和帮主；会员相互监视，并监视会员的亲戚、朋友；对叛变者以极端手段处置；入帮须发毒誓承诺把生命献给帮会等等。由于光照帮的目的不可告人，魏萨普要求会员保持高度的秘密性，寄生在神秘共济会组织里，所有会员都用化名，魏萨普给自己起的化名叫“斯巴达克”（奴隶造反领袖）。在光照帮中，魏萨普建立了一个严密的特务系统（秘密警察系统），让会员之间相互监视，定期向上级汇报以控制会员。1782年7月，世界各国的共济会领导人在德国法兰克福市郊区召开一次对世界历史影响巨大的秘密会议。会议的结果是，共济会与光照帮结盟，承认光照帮的领导地位。至此，光照帮秘密控制了在全世界拥有三百万会员的共济会，只不过共济会的低级会员不知道他们已经成了撒旦邪教的工具。

1786年，弗兰克、罗斯柴尔德、魏萨普在法兰克福举行了三巨头会面，决定弗兰克为沙巴蒂—弗兰克主义的精神领袖，提供渗透到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这西方三大宗教广泛人脉，罗斯柴尔德所代表的弗兰克主义银行家财团负责提供资金，魏萨普负责领导光照帮负责具体策划世界革命。三巨头会面后，光照帮和共济会领导人召开了执行世界革命计划的秘密大会，策划在法国举行大革命，并在会上宣判了法国皇帝路易十六和瑞典国王的死刑。会后，光照帮控制的法国大东方共济会创立了雅各宾俱乐部，开始实施法国大革命计划。操纵雅各宾党人，光照帮引爆了法国大革命，发动暴民推翻了国王路易十六，建立了巴黎公社，以法国国民议会名义发布声明，号召欧洲的无产阶级暴动推翻政府。通过罗伯斯比尔、马拉（1743-1793）等秘密会员，光照帮假雅各宾党人之手实施了《核心计划》的一系列步骤：恐怖专政，展开大规模屠杀实施其 “消减人口计划”；指挥暴民摧毁科学、文化、艺术和教育，烧毁图书馆，摧毁文学和艺术品以摧毁他们认为是个错误的文明；宣传“阶级斗争”、“人民统治权”（即无产阶级专政）、煽动对资产阶级的仇恨等等，以实施其“摧毁旧世界”计划。

让魏萨普失望的是，雅各宾的号召没有获得广泛响应。1847年5月，光照帮在法国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在1848年春天实现《核心计划》，将其外围组织——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这时，光照帮因策动法国大革命的事实被揭露而声名狼籍，不便再以自己的名义发动革命，它更不能公开其毁灭性的《核心计划》，于是派成员摩西•赫斯（Moses Hess，1812－1875）出面雇佣《莱茵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将《核心计划》改写成共产主义纲领文件。根据光照帮的要求和魏萨普的《核心计划》，马克思改写出了《共产党宣言》，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名义发表，共产主义学说，即“马克思主义”由此问世。

一百多年后人们才知道，共产主义的思想源头不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而是沙巴蒂—弗兰克主义中“人类文明是个错误，须将其彻底摧毁”的思想，各国共产党的组织源头不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或正义者同盟，而是光照帮。上述渊源关系体现在：共产主义摧毁旧世界的信条源自沙巴蒂、弗兰克的妄想；最早的共产主义者（后来的共产党称他为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1760～1797）是光照帮会员，其共产主义主张直接来自光照帮，其取消个人财产，土地公有，消灭私有制，建立“普遍幸福、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公社的思想来自弗兰克及其后的光照帮，巴贝夫《平等宣言》的中心思想是弗兰克主义和光照帮“人类文明是个错误”的思想；《共产党宣言》以巴贝夫的思想为的理论基础，后来的“正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宣言要推行巴贝夫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称巴贝夫为共产主义政党的奠基人，再后来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第一次宣言清楚说明传承巴贝夫主义，而巴贝夫上断头台之前承认自己是幕后组织（光照帮）的代理人；共产党的标志颜色红色源自沙巴蒂用红色代表鲜血、复仇；共产党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思想来自弗兰克及其后魏萨普的《核心计划》；共产党旗帜中的锤子、镰刀图形来自光照帮旗下的共济会；共产党人互称的“同志”一语是共济会第二级别会员间的相互称谓；五月一日成为“国际劳动节”不是共产国际的偶然决定，而是因为那一天光照帮成立纪念日；1872年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前言中清楚地表明，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年11月的伦敦会议决定委托马克思根据光照帮的理论撰写宣言，因此《共产党宣言》第一版中并没有马克思的名字（二十年后马克思的名字才署名《共产党宣言》）；受命写《共产党宣言》之前，马克思在其《黑格尔法哲学次批判》、《哲学经济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没有表述过《核心计划》八项纲领的观点，《共产党宣言》的主要观点来自《核心计划》，《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摧毁旧世界、建立一个独裁的世界政府，建立共产主义天堂的思想源于光照帮帮主魏萨普的理论；后来共产党的组织结构，章程，入党发毒誓，要求党员互相监督，对叛党者处死，以夺取政权目标，剥夺私人财产，继续革命，改造、控制人思想等等理论、实践都源自光照帮帮规和毒誓；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宣传品的国际歌传承的也是沙巴蒂—弗兰克主义中“人类文明是个错误，须将其彻底摧毁”的思想。

光照帮后来把马克思推到前台是想掩盖《共产党宣言》是撒旦派《核心计划》改头换面的产物。[4] 巴伐利亚当局从没收的通信记录中发现，光照帮会员多是社会上层人物，其中包括几个德国王子。光照帮有内部五人委员会领导机构，成员为：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卡巴拉学者考尔麦，神学教授魏萨普，法国贵族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1740-1814），英国弗朗西斯•戴史伍德爵士（Sir Francis Dashwood，1708-1781）因此，英国首相本亚明•迪斯雷（Benjamin Disraeli）指出：“共产主义不是穷人发动的改革运动，而是一群富人野心家的运动。”

马克思学说的代表作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前者是光照帮纲领的表述，后者是马克思的理论。《资本论》的核心是“剩余价值”说。这一学说称，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是剥削了工人。资本主义初期，资本家占有了过多份额的剩余价值使工人处于贫困状态的情况不是马克思的发现。在马克思之前有众多学者、思想家指出了这一事实，并提出资本家应当减少占有份额。后来的经济学成果告诉人们，在私有制下其实是不可能有剥削的。工人和资本家获利多少是由可能的替代选择决定的。资本家付工人100英镑是因为工人在别处能挣得100英镑，资本家按5%的利率而不是8%的利率去借钱是因为在别的地方可以按5%的利率借到钱。在人身自由、产权清楚界定情况下，工人和资本家得到的总是他们应得到的最高收益，并不存在所谓剥削。没有人身自由才有剥削的可能性。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人身自由和产权清楚，因此在私有制下不存在剥削。相反，在公有制下倒存在剥削，或干脆是暴力剥夺。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短期的、对单一产业（棉纺）与单一城市（曼彻斯特）的片面观察后得出了资本主义越发展，工人工资越下降，工人会越来越贫困的错误结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以前的经济学贬为“庸俗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将建立在政治平等权基础上的自主资本和自由劳动结合的生产关系，以及商品交往、经济运动方式简单描绘成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全面否定工业革命以来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秩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新观点是，资本家分享剩余价值即是剥削，只要资本家分享剩余价值，劳动者的处境就只能越来越悲惨。从这一错误观点出发，马克思提出了灾难性的主张：解决工人贫困的唯一办法是暴力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马克思据以提出学说的曼彻斯特工人悲惨生活状况不是因为资本家剥削残酷，而是由于英国1840年代的饥荒。在马克思提出其学说不久，英国的饥荒结束，进入了“维多利亚繁荣期”。在持续了三十年的繁荣期间，英国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工人组织了全国性的工会保障自己的福利。不仅是马克思侨居的英国，他的祖国德国和其它工业化国家的政府都采取了改进工人福利的措施，代表工人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在议会选举中得到愈来愈多的议席，推动政府制定出越来越多的民众福利政策，包括失业保险法、健康保险法。马克思、恩格斯非常了解各国工人生活状况迅速得到改善的事实，但他们拒绝认错，拒绝承认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的荒谬，批评英国工人“狭隘”，坚持以“解放全人类”相蛊惑，煽动英、法、德等欧洲各国工人“联合行动”，“同时暴动”，发动“世界革命”，以服务的撒旦教的《核心计划》纲领。

马克思于1841年4月在柏林完成了他的大学学业。然而，他在大学毕业的当月即取得了耶拿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5] 前东德著名历史学家Hermann von Berg指出：“马克思知道自己的学术水平无法达到柏林大学的要求，当1841年母亲停止提供费用后就把没有完成的文稿寄往耶拿大学。仔细读马克思的所谓博士论文会发现，其中除了描述古希腊历史学家Plutarch反对Epicure的论争和比较了Epicure 和Democritus的自然哲学之区别外毫无学术价值。马克思从未去过耶拿城的耶拿大学（就读）。”[6] 以假学位欺世的马克思当然不可能严肃治学。《资本论》不是严肃探讨经济学的著作，而是马克思接受光照帮金钱作写手，宣传撒旦教纲领的政治宣传著作。二十世纪不少专家学者研究《资本论》后指出，该书唯一资料来源是恩格斯于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该书带着极大偏见选取资料，故意扭曲事实、弄虚作假。剑桥大学学者威廉‧亨德森和威廉‧查乐勒对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书进行了新的翻译，检查其资料来源，发现恩格斯选取的是从1801年到1818年的资料，已经过时了（但恩格斯却没有说明），其中错误引用资料和弄虚作假总共有23页（全书354页）。亨德森和查乐勒得出的结论是，恩格斯做研究不诚实，其书没有学术和历史价值，只是政治宣传，基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资本论》同样是学术造假，水平低劣的政治宣传之作。[7]

《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热潮中出版后并没有受到英国工人的欢迎。当时，只有英国等几个工业化国家有工人阶级。人数最多的英国工人阶级恰恰不认同花花公子马克思有资格以工人阶级代言人的名义发表宣言，更不认同《共产党宣言》中摧毁社会秩序的煽动。英国工人们认为，《共产党宣言》中的描写不合事实，“只有暴力革命才能解决工人贫困”的说法是危言耸听。正经的农民反对杀地主夺财，因为他们相信只要勤劳，自己也机会作地主；正经的工人反对暴力剥夺资本家，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可能有一天也会作工厂主。正经的欧洲各国工人们只要求得到切实的，逐步生活改善，对“砸烂整个旧世界”、“得到整个世界”的光照帮理论不感兴趣，不想破坏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更不会计划暴力剥夺资本家。因为，工人、农民都怀有致富梦想，不想自己成为富人后被穷人暴力剥夺财产或杀害，他们认为只有流氓、暴民才会想“摧毁旧世界”，他们不相信共产党取代资本家后工人的生活状况会更好，“得到整个世界”等等宣言不感兴趣。

马克思在学生时代初期是虔诚的基督徒。自从加入了宣传仇恨上帝与人类的撒旦教会，他思想彻底改变，开始崇尚毁灭。他在毕业论文中六次使用“毁灭”一词，以至同学给他起外号叫“毁灭”。他在剧本Oulanem中写道：“我年青的双臂充满力量，将以暴烈之势，握住并抓住你——人类。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下去，我将大笑着尾随。毁灭，毁灭，我的时候已到，时钟停止了，那些微小的建筑倒塌了，很快，我将拥抱永恒，并伴随着一声狂野的嘶吼，说出对全人类的诅咒。”马克思的父亲是律师，一家人尽管衣食无忧，但也算不上富有。马克思读大学后花费无度，常常欠债，从不体贴父亲养家的辛苦。他的父亲表达对儿子的绝望写道：“必须告诉你，你给你的父母带来了许多烦恼，而很少，甚至完全没有给他们带来欢乐。” [8] 马克思的个人生活展示他伪善的一面。他创立学说抨击剥削，以劳苦阶级代言人自居。但在生活中，他极端鄙视体力劳动，从未打工挣钱，毕生不劳而获，不承担养家义务，靠父亲供养，靠资本家朋友恩格斯的“剥削”收入供养，靠遗产生活，毕生是个剥削者，且奴役了女仆海伦一生。马克思终生信奉撒旦魔教，宣言“向上帝复仇”，选择了撒旦教女婿、选择的撒旦教徒墓地。莫斯科马克思研究所保存了百卷马克思、恩格斯文字，其中的二人通信中充满了猥亵下流之语，并非像宣传的是在交流人道主义和改良社会，提高人民福祉。[9] 苏联将这些马克思、恩格斯文字长期隐瞒，不敢公之于众，只选择性地允许出版了百卷中的十几卷。未出版的八十多卷马克思、恩格斯文字所表达的主要是对魔鬼撒旦的崇拜、对人类、对上帝的仇恨，以及妄图主宰世界的狂妄。

马克思学说是灾难性的。它不是主张通过合法斗争谋求改善工人福利，不是主张收益分配合理化，而是宣称革命党有权剥夺他人的财产和生命，号召以革命的名义践踏人间一切法律、秩序，杀人夺财，号召以暴力夺取资本家的全部财富甚至生命，以暴力革命摧毁资本主义制度。英国哲学家罗素评判马克思主义说：“一个工人要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可以节储几年工资去上大学，何必参加集体抢劫？”罗氏这一语道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不劳而获，集体抢劫，谋财害命。在二十世纪，苏联、中国等国共产党将马克思的共产学说想付诸实践，以共产革命的名义剥夺了天文数字的私人财富和人民生命，给全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经历了这些灾难后人们才知道，《共产党宣言》开篇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是沙巴蒂、弗兰克、魏萨普、雅各宾党人和马克思心中的撒旦。这些共产主义思想先驱们将罪恶神圣化，且身体力行地作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们与上述共产主义思想先驱们一样崇尚毁灭，自私，作恶，没有道德底线，伪善，漠视他人痛苦。沙巴蒂、弗兰克都曾在自己的监狱宫廷中聚众淫乱，这是后来欧洲换妻、滥交的源头，也共产主义“共产共妻”的源头。共产主义者们口口声声为解放全人类，实行的是暴力剥夺他人财产供自己享用挥霍，视他人生命为蝼蚁，发动连绵不绝的屠杀和整肃运动。从沙巴蒂、弗兰克、魏萨普、雅各宾党到马克思，到各国共产党领袖，这个群体将罪恶不断升级，造成的灾难规模也不断升级。在二十一世纪，美国《人事》杂志（Human Events）邀请学界和公共政策领袖组成评委会评选十九、二十世纪全世界“十本最有害的书”（Ten Most Harmful Books）。评选结果，马克思学说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高票上榜。

列宁与十月革命

与马克思一样，列宁也是魔教信徒，也崇尚毁灭。十六岁时，他曾从颈上扯下十字架，向它吐口水，再将它踩在脚下。[10] 这是撒旦教的仪式。与列宁合作多年的斯特鲁威（Struve）评价说，列宁的个性特征是仇恨。1891—1892年伏尔加河地区大饥荒，列宁是当地知识分子中唯一反对向农民提供人道救援的人，声称“饥荒是一种进步，因为它毁灭了旧的农民经济，为社会主义铺路”。他的革命热情不是源于对穷人的同情或正义理想，而是基于对权力的欲望和社会的仇恨。他的这一思想特征对二十世纪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基于对社会的仇恨而革命，这一点在各国会党革命家、共产革命家身上具有普遍性。

列宁的另一个性格特征是崇尚恐怖主义。十九世纪末，恐怖主义浪潮席卷世界。法国总统卡尔诺（1894年）、西班牙首相卡斯基略（1898年）、奥匈帝国皇后伊丽莎白（1898年）、意大利国王温伯德（1900年）、美国总统麦金利（1901年）、俄国教育部长博戈列夫（1901年）、俄国内务部长西皮亚金（1902年）、俄国内政部长普列韦（1904年）、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大（1906年）、俄国总理斯托雷平等各国政要遭到暗杀。[11] 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是以“破坏与恐怖活动”为宗旨的民意党敢死队员，因涉嫌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被处死刑。成长于这个时代的列宁深受其兄的影响，确立了恐怖主义思维，对民粹派的集中、秘密、纪律、限制等组织模式十分欣赏，称民意党是模范的组织。1896年，列宁因煽动工人罢工被捕并被判流放西伯利亚三年，被逐出上层社会。从此，他仇恨社会，怀着强烈的报复心理。

1903年夏，俄国社会民主党在布鲁赛尔举行的第二次代表会上分裂成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多数派）和以马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派（少数派）。两派的主要分歧是如何“获取经费”和“使用经费”。孟什维克主张合法获取和使用经费；布尔什维克主张不择手段。革命党筹集经费不外四种来源：一是党员交纳的党费，其数额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其二是国际资助；其三是反沙皇的商人、企业家捐款，如巴库石油大王马·伊·斯柯别列夫的赞助；其四是抢劫国家或私人的财产。前三项来源并不足以维持日益扩大的革命需要，革命须靠抢劫，即布尔什维克党员们所说的“没收活动”。“没收活动”最初还比较温和，以“革命很快就会胜利”说法让银行出纳员放弃抵抗，劫走钞票。因为革命经费需求无限膨胀，布尔什维克成立了以列宁、波格丹诺夫、克拉辛、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等人为首组成的“剥夺”和“游击行动”组织，展开了大规模贩毒、印伪钞、杀人、抢银行、绑架富豪等犯罪活动。[8] 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历史其实就是恐怖活动、武装抢劫的历史，斯大林不否认这一点。[12]

1905年，沙皇颁布了《十月十七日法令》，推行宪政改革和普选，申明尊重公民的信仰、集会、结社等自由，任何非恐怖主义政党都可以通过选举在国家杜马中公开活动。按照改革法令，俄国社会民主党只要放弃恐怖主义和犯罪活动就可参选，也可以公开合法地发展党员。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主张停止犯罪与恐怖活动，参加杜马选举，布尔什维克派则继续从事抢劫、绑票。

在1906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斯德哥尔摩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派主导会议通过了《关于游击活动的决议》，要求解散抢劫组织。会后，列宁发表《告全党同胞书》称：“没收活动不是原则问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心理素质就是雅各宾主义，就是不惜采取任何果断行为为达到目标而斗争，不是戴着白手套从事斗争。”[13] 至1907年，列宁、斯大林、卡蒙和克拉辛等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恐怖组织犯罪上千起，其中包括大规模伪造钞票、暗杀格鲁吉亚著名作家恰夫卡瓦泽亲王、抢劫第比利斯一家银行的34万卢布和财政部的20万卢布、绑架勒索巴库石油大亨、洗劫了“尼古拉一世”号客轮、抢劫了众多邮局和火车站。[14] 孟什维克派对布尔什维克不理决议继续抢劫，让社会民主党人背上劫匪恶名感到愤怒。社民党领袖普列汉诺夫指出：“列宁败坏了党的名誉。两年来，我们没有向全党报告布尔什维克的犯罪活动。现在，我们必须同他们决裂。”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再次决议取缔布尔什维克的犯罪活动，并对第比利斯和巴库发生的罪案进行调查。1907年底，列宁在当局的追查、孟什维克派调查及社会各界一致谴责的压力下流亡欧洲。

流亡中，列宁以颠覆本国政府，支持俄国乌拉尔地区独立为卖点得到了光照帮分支组织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资助。1830年，光照帮帮主魏萨普去世。同年， “邪恶天才”马志尼加入了意大利光照帮通过共济会控制的分支组织“烧炭党”。不久，马志尼成为光照帮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人，按照光照帮的行动计划召集会议策划成立第一共产国际，派秘书沃尔夫负责筹备。经过几年筹备，“第一共产国际”（简称第一国际）于1864年成立。创立共产第一国际的同时，马志尼还创立了黑手党。马志尼去世后，雷米（Adriano Lemmi，1822-1896 意大利银行家）接任，负责光照帮在欧洲的运作。雷米在瑞士日内瓦建立了一个总部，训练列宁成为俄国共产革命的领导人。欧战爆发后，德、奥政府向鼓吹“击败邪恶的俄国”、“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的列宁提供了秘密津贴。随着德国在战场走向失败，德皇威廉决定，扶植列宁的革命党作为德国的别动队，从内部瓦解沙俄。1916年11月，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受民众谴责沙皇政府的影响哗变。将军们怕哗变的消息传出去影响欧洲战事，劝尼古拉二世退位以挽救俄国危局。1917年春，沙皇尼古拉接受劝告签署了退位诏书，杜马（议会）选出了委员会组成临时政府，实行民主改革，开放党禁报禁，释放政治犯，着手建立民主国家。在沙皇与改革派联手完成和平结束罗曼诺夫王朝的“二月革命”的同时，社会民主党在彼得格勒成立了工人、士兵代表委员会苏维埃（soviet）监督临时政府，使俄国陷入两个政权并存的分裂局面。4月，德军护送列宁、克鲁斯卡娅、季诺维也夫一行从瑞士至德国经瑞典抵达彼得格勒，将在美国的托洛茨基也送回了俄国。

回国后，列宁与托洛茨基联手，按照与德国人的约定发表了《四月提纲》，在其中了提出俄国退出战争，不承认二月革命后各党一致拥护的临时政府，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全部权力归苏维埃，没收地主的全部财产，全部土地国有化，将俄国金融机构合并成苏维埃控制的单一全俄银行，由苏维埃控制生产与分配，创建新的共产国际等项纲领。在5月的全俄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列宁以结束战争和“无偿分得土地”的口号赢了厌战士兵、农民和无业游民们的支持。几个月后，他用德国最高司令部源源不断提供的汇款 [15] 收买拉脱维亚雇佣军，成功发动了“十月革命”政变，武力推翻了临时政府。

夺取政权后，俄国举行了立宪会议（制宪会议）选举。自十九世纪初十二月党人提出召开立宪会议主张之后，召开立宪会议成为包括包括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内的所有反对沙皇专制政党的主要口号。自信布尔什维克党能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获胜，列宁在政变成功次日召开的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上信誓旦旦地保证“布尔什维克如果在选举中失败将服从人民的选择”。然而，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惨败，只得到不足四分之一的议席。获胜的其它政党理所当然地提出“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要求布尔什维克交出政权。这时列宁露出真相，从鼓吹“制宪会议是人民意志完美的体现”来了个一百几十度转变，宣布“立宪会议是人民的敌人，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的口号，立宪会议如果与苏维埃政权背道而驰就注定在政治上死亡”，然后主持推出了“关于立宪民主党领导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暴动的政府公告”，取消了民众通过“二月革命”争得的民主权利，展开了所谓对资产阶级叛乱的镇压，逮捕了全俄立宪会议筹备委员会中的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成员，武力镇压了立宪民主党组织的“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请愿”游行，捕杀当选的立宪会议代表。1918年1月4日，立宪会议召开的前一天，苏维埃政府宣布对彼得格勒实行军管，禁止公共集会。布尔什维克党报《星火报》发布公告称：任何在立宪会议附近集会游行者将被武力镇压。1918年1月5日，俄国人期待了百年的立宪会议在首都彼得格勒的塔里达宫如期召开。列宁调集军队武力驱散了立宪会议，开枪打死百余抗议民众，由此开启了一党专政的极权时代。

对列宁的专政之举，第二国际领袖罗莎•卢森堡抨击说：“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经强烈地要求召开立宪会议，而十月革命后的立宪会议选举又是根据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是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的第一次人民投票，布尔什维克却毫无敬畏之念，干脆宣布投票结果毫无价值。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第二国际领袖考茨基谴责：“苏维埃以赤裸裸的专政代替了选举，把一切它看着不顺眼的组织排除在外。”苏共后来将此次血腥镇压宣传为“人民起义”。苏共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在晚年《访谈录》中披露革命实情说：“十月革命只是一场未放一枪的宫廷政变，不曾有阿夫乐尔巡洋舰的炮声，也不曾有工农武装攻打冬宫的激烈战斗。列宁挥动手臂说宣布‘工农革命实现了’是共产党宣传部门编造的故事。真实的十月革命只是列宁的卫队长带领十几个人逮捕临时政府部长们的一场恐怖主义者的政变。政变成功后，列宁按照与德国人的密约，派托洛茨基与德国签署了《布列斯特和约》，不仅退出欧战，还出卖了俄国百平方公里的领土。直到几十年后德奥档案解密，人们才知道列宁接受了德国数千万马克的巨额贿款，对俄国犯下严重的叛国罪。” 事实上，列宁、托洛茨基接受的革命金钱不仅来自德国政府，还来自沙巴蒂—弗兰克主义银行家们。沙巴蒂—弗兰克主义者们在继续推行光照帮的世界革命计划。

武力镇压立宪会议后，列宁废除了宪政议会，紧接着取缔独立报刊物，实施红色恐怖屠杀，成立了由捷尔任斯基主持的“全俄特别委员会”（契卡），负责屠杀新政权认为的“反革命”、“投机倒把者”和“消极怠工者”。“十月革命”的另一领袖托洛斯基与列宁理念相通。他说：“无产阶级彻底消灭没落的阶级，没有道德可言，这是无产阶级的权力。我们不仅要将敌人关起来，还要把他们送上断头台。”[16] 当时，俄国是农业国，工人人数很少，占总人口只有约百分之一。尽管百分之一的产业工人中只有极少数人听信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布尔什维克坚称自己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为掩盖犯罪起家的真相，苏共将沙皇暗探局、临时政府保留的列宁等人恐怖活动、犯罪活动的档案销毁灭迹（这些档案只是布尔什维克犯罪记录的一小部分）。

苏联解体后，历史学家们从资料中找出线索，披露了列宁统治的几年间布尔什维克犯罪惊人的史实。十月政变时全俄流通货币量仅196亿卢布，至1921年暴涨到160000亿，卢布贬值率是法国大革命时货币贬值率的40倍；几年间，俄国工业生产值，煤、铁产量均比布尔什维克统治前下降了八成，谷物产量减少了一半，大饥荒蔓延全国，上千万人死于布尔什维克的暴政。《二十世纪俄国史》的主编安德列.鲍里索维奇.祖波夫评价十月革命说：传统的俄国社会教诲人们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布尔什维克要彻底砸烂祖辈父辈创造的“旧世界”；人们熟知要热爱祖国，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布尔什维克否定“行善”、“和为贵”、“积德”、不要偷窃、不要抢掠等公认道德信条，要求彻底消灭私有制，剥夺私有财产，以革命的名义可以偷窥、抢掠，声称无产阶级要对资产阶级展开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有权杀死他们认为的敌人。[17]

五四运动

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根据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胜利”理论，决定组建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向世界各国输出暴力革命，派人到匈牙利、德国等欧洲国家发动欧洲革命及到亚洲各国建立共产党。根据列宁的决定，俄共在海参崴的地下组织开始在中国物色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联络人，其中一个发展对象是李大钊。李几年前赴日本短期学习，在那里受到马克思学说的影响。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发表了《俄国大革命之影响》等一系列文章，歌颂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因此被俄共确定为了发展对象。1918年秋，俄共在哈尔滨的地下组织派出海参崴出生的柏烈伟（S.A.Polevory，又译鲍立维、鲍立温、布鲁威、百禄威、波列伏依）到北京大学俄文系任教，与刚刚来到北大主持图书馆的李大钊联络，将李发展成了共产国际在华最早的党员。“李大钊与柏烈伟来往密切，柏常能供应一些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18] 苏共革命依靠的是德国巨额金钱，向中国输出革命不是靠小册子，也是靠巨额金钱。当时，中东铁路当局虽未被苏俄接管，但中东铁路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掌握着铁路的部分资金。哈尔滨俄共奉命与李大钊建立了联系和资金输送渠道。当年孙中山因得日本金钱扶植而能量巨大，如今李大钊因有苏俄的革命经费扶植也能量巨大，一呼百应，组建了众多的革命团体，创办众多的革命刊物，包括 “少年中国学会”、 “学生救国会”、“国民社”、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避免当局的注意，研究会以马尔格斯研究会为名，使当局误以为是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团体）、工余法文夜校、学余俱乐部、北大教职员会、俄国灾荒赈济会、新知书社、新潮社、《少年中国》月刊、《国民》杂志、《新潮》月刊等等。[19]

1918年11月，全国学校放假三天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活动。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搭台举办了演讲大会。蔡元培、胡适等社会名流在演讲中赞协约国的胜利是正义、平等的胜利，是公理战胜了强权，赞美国为主持正义、打败强权作出了贡献，唯李大钊称“不应该为帝国主义集团协约国胜利而欢呼，而应为俄国的革命胜利欢呼。”[20] 这里，李是站在苏俄“世界革命”的立场宣传苏俄“小册子”中的列宁理论，而不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会后，北京各校学生到美国使馆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北大学生提灯游行到段祺瑞宅前表示祝贺，陈独秀撰文赞颂美国总统威尔逊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公理战胜强权例证”。[21] 而李大钊撰文称：“应当为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庆祝。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胜利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声。”[22]

这时的李大钊不仅仅是发表演说的学者，还是执行列宁“开展反帝运动”、“直接行动”指示的指挥官。他召集北大激进学生成立了北大学生会和学生南下宣传团，发经费资助学生们赴天津、济南、南京、九江、武汉、长沙、上海等地以“救国会”的名义发展组织，采取行动反对巴黎和会。“学生救国会”的名称和李大钊手中的革命经费对青年学生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通过苏俄金钱的召唤，李大钊迅速建立起了以北京的黄日葵、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刘仁静、张申府，天津的马骏、郭隆真、周恩来、张太雷，武汉的恽代英，江西的方志敏，南京的张闻天，上海的邵力子，湖南的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等人为骨干的全国网络，为发动全国运动作好了准备。同时，李大钊组织成立了“平民教育团”，派邓中夏等人率北大学生组织进工厂、上街头，以平民教育之名在各地开展起了苏俄策动的所谓反帝运动。

1919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的战后“建立世界和平纲领”的和会在巴黎开幕。英、美、法、意、日五国政府首脑与外交部长组成的十人委员会主导着大会。中国代表团由外交总长陆征祥率领、成员有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及广州军政府代表王正廷。会上，中国代表团提出了赴法前向民众承诺的收回德、奥在华权益，取消领事裁判权、列强在华租界等要求。法国总理克里门梭代表“五强”答复说，这次和会主要讨论战前德国的殖民地处置问题，领事裁判权问题不属于本次和会讨论的范围。对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权利的主张，日本代表称中国的要求涉及1915年5月的中日新约（《二十一条》）和1918年9月的《中日换文》，《中日新约》可因中国参战而作废，但《中日换文》则是在中国参战以后签署，应属有效。

《中日换文》是北京政府为取得“西原借款”与日本签定的密约，其中有“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特此奉复”的条文。国人不知道政府曾与日本签署了这一密约，中国代表的顾维钧也不知道，但英、法政府代表知道。因为英、法为争取日本参战与日本密约，承诺支持日本接管所有德国在山东利益。美国总统威尔逊、国务卿蓝辛一直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利益的立场。威尔逊倡议和会时提出的“十四点原则”体现着美国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贯政策。在日本出示中日1918年《中日换文》后，他询问中国代表说，1915年的中日新约是日本以最后通牒胁迫签订，而在1918年9月大战即将结束，日本不可能再压迫之时何以中国仍以密约形式“欣然同意”。中国代表团无言以对，威尔逊建议由英、美、法、意、日五国组成的国际联盟暂时托管德国在华权利，以备归还中国。无奈之下，中国代表团同意了威尔逊的建议。日本拒绝由五国托管德国在山东权利的提议，并以退出和会要挟。

应对苏俄组织共产国际，美国总统威尔逊致力于筹组旨在防止共产主义革命蔓延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为不使和会破裂，达到成立国际联盟目的，威尔逊总统在海上自由原则上对英国做出让步（他的“十四点原则”中的海上自由原则直接威胁到了英国的海上霸权），在德国在山东利益问题上对日本作出了让步，以换取英、日支持建立国际联盟。4月30日，英、美、法三国最高会议同意了在对德和约内订明将德国在山东租借地、铁路、矿产等转让予日本的要求。

和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在从法国密电北京政府，陈述了代表团倾向接受和约的如下考虑：

1、对德关系：《凡尔赛和约》草案中毕竟规定了一些有利于中国的条款。例如其中的第120条、第129条、第131条、第132条、第133条、第134条、第八章第一附件等款项，废除了德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取消了中国须向德国支付的辛丑赔款，要求德国归还在庚子战争中掠走的天文仪器，归还山东以外的租界地，赔偿一战期间给中国造成的人力、物力损失。如果中国拒绝签署协约国共同对德《凡尔赛和约》，那么中、德在法律上仍将被视为处于战争状态，中德两国需要依照国际惯例另立新约，而中国对于与德国直接订约到底能否获得《凡尔赛和约》中规定的权益并无把握。

2、对日关系：尽管《凡尔赛和约》草案将德国原在山东所取得的权利无条件转让给日本，但英、法、美三国最高会议让日本声明嗣后由中日两国另行磋商，由中国收回政治权利，这一点比较中日1915年订立的《民四条约》以及1918年订立的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还是有所修正。即便中国拒绝接受山东条款，中日之间的既成事实并不会因此发生变更。在中国政府认为自己没有能力使日军撤出山东，直接收回以前德国在山东取得的各项权利的情况下，日本不但可以单方面依据《凡尔赛和约》继续享受它在山东已经实际取得的权利，而且还可以借口中国不接受巴黎和会最高会议的决定，推翻它在最高会议上所作的各种承诺，那样，中国将有可能连收回政治权利的希望也落空。

3、对英、法、美关系：英、法、美毕竟在远东与日本存在着利益冲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只有借助英、法、美对日本的牵制才有实现的可能。既然日本已在英、法、美三国最高会议上发表了将山东政治权利交给中国的声明，而且英国外交大臣复函中国时又留下了文字证据，因此中国签署《凡尔赛和约》后，倘若日本食言，不履行最高会议决定，英、法、美三国也不可能坐视不管。但如果中国拒绝承认上述三国在和会上作出的决定，以后再要求三国出面干预，它们就有可能因为与中国感情不洽而找种种理由袖手旁观。

4、与国联的关系：《凡尔赛和约》的第一部分就是《国际联盟盟约》。如果中国不接受《凡尔赛和约》，那中国加入国际联盟就不能以《凡尔赛和约》作为法律依据，中国成为国联成员的机会就要大为减少。倘若中国不能加入国联，中国的外交就要陷于孤立，国联给予成员国的各项权益，中国就没有资格享有，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必将受到损害。

5、舆论未必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虽然国内舆论和国际舆论都对山东问题的处理表示不满，但是舆论不一定能主导国际局势，国际事务的最终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取决于国家实力。

6、国际社会的外交压力。[23]

北洋政府接受了陆的意见，倾向于签署《凡尔赛和约》。

巴黎和会期间，列宁在莫斯科主持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成立大会，宣布要在世界各国都建立共产党。俄共从35国选定的54名建立共产党联络人参加了大会。俄共在其制定的《第三国际组织法》中规定：“此新国际劳动者联合会之成立，所以组织各国无产者之共同行动，其目的则在推翻资本主义，设立无产阶级专政，并组织国际的苏维埃共和国，以扫除阶级而实现社会主义，此为共产社会之第一步”（第一条），“凡属于共产国际之党，应名曰某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第二条）”[24] 俄共在《新共产党宣言》说：“现在我们国际共产党就是要推翻以前的秩序，实行新社会党的新秩序。我们谨盼各国男女，同会于现在得遇第一次胜利的共产党旗下”。会后，共产国际派代表分赴各国建立共产党。其中，共产国际派远东局东方民族部委员纳乌姆•格里戈里耶维奇•布尔特曼（Hюма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уртма）从哈尔滨来到天津，与李大钊一起策划了中国的反帝运动，并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国际支部事宜。1919年来华的苏俄军官缪勒尔回忆说：“早在我到达以前，布尔曼特已经与天津和北京高等院校的进步学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也与李大钊教授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苏共没有安排李大钊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成立大会。这一方面是因为，苏共已经在中国率先发动了所谓反帝运动，派李大钊领导着运动；另一方面是因为，苏共要淡化中国反帝运动背后的苏俄操纵色彩。

与布尔特曼密谋后，李大钊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五一节May Day杂感》一文。李大钊在5月1日发表该文并非偶然。这一天是共产党始祖——光照帮的成立纪念日。光照帮将这一天规定为行动日子。根据这一帮规，刚刚成立的共产国际决定5月1日在中国“直接行动”，启动中国“反帝运动”。两天后，巴黎和会上英、法、美三国最高会议认可日本接收德国原在山东权利的消息传到国内。李大钊和布尔特曼指挥北京的学生组织在5月3日晚召开了开展反帝运动的会议，否决了多数学生的和平举行示威、守法游行的主张，要求采取暴力行动，操纵学生们制定了暴力殴打或杀害外交官的计划，安排骨干准备了汽油、火柴等放火的工具；收集了负责办理对日交涉的交通总长曹汝霖（签订《二十一条》的代表之一）、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等政府文官的照片。[25]

5月4日，北京学生组织按照李、布部署，召集十三所大学三千多学生在天安门举行了“反帝运动”大会，随后举着“保我主权”、“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标语牌和旗帜，先赴使馆区，向英、法请愿，然后按计划奔向曹汝霖私宅赵家楼，砸开门窗，将曹家砸烂，再放火将中西合璧三大院五十多间房的赵家楼焚毁，将正在曹家的外交官章宗祥拖出来砖砸围殴至浑身是血，伤数十处。警方遵行政府“文明对待学生”的命令，取下刺刀，退出枪弹，对学生们打砸烧暴行保持克制，只是将其中三十多名学生逮捕。

5月5日，李大钊指挥学生组织在北京各高校开始了罢课。北大学生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学生领袖罗家伦、段锡朋等人反对暴行，宣布退出学生运动。傅斯年直指北大学生行径如拳匪，建议将北京大学迁到上海去；首创“五四运动”说法的罗家伦后来反省说：五四运动是一次失败的运动，“罢课、三番五次的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街，都是无聊的举动，学生的优点固然是一律表现出来，但是弱点也一律暴露出来了！”罢课运动中，胡适劝学生复课说：“单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罢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5月6日，大总统徐世昌在各界“支持学生爱国行动”的舆论压力下下令释放被捕学生。被捕学生在爆竹、军乐和欢呼声中返回校园，成了英雄。民国政府再退一步，派代表到北大向被捕的学生道歉，但颁令禁止学生干政，声明政府不可能按学生的要求处理外交。

五四运动中，李大钊的北大图书馆主任室是全国示威运动的指挥中心，各地学生代表穿梭来此接受指令。李大钊向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学生、工人团体南北发出指令，要求将运动扩大，派黄日葵、许德珩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联合学生运动；派邓中夏先到长沙再到上海。[26] 在李的指挥下，北京的学生罢课请愿运动持续，全国各地学生罢课声援北京学生，听命于李的各地学生代表在市民中散布“日本人在水中下毒”谣言，发动仇日罢工罢市运动。在李的指挥下，学生们以反帝名义对二关门的商家实施打砸抢，逼迫手段包括将纸包大便扔到尚未关门的店铺内。商人为了自保被迫加入罢市。5月18日，李大钊发表了《秘密外交和强盗世界》一文，指政府卖国，号召推翻军阀统治，“我们的目标是要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27] 5月21日，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学生2000余人游行到总统府请愿，要求废除与日本的军事协定。6月3日，李大钊指挥北京学生散发了自己撰写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这一完全没有征求北京民意的宣言威胁政府说，若不“从市民之希望”，工农群众“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鼓动之下，示威请愿升级，北京城陷入混乱，政府逮捕了数百闹事学生以维持秩序。李大钊的指挥部不仅指挥着北京的学生运动，还指挥着上海、天津、杭州、武汉、九江、济南、芜湖等地的工人罢工和各界声援北京学生的示威游行。各地政府惊呼“二次义和团已经发生”。

6月8日，北京政府在全国示威运动的压力下释放了所有被捕学生。6月10日，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将被学生指为卖国贼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撤职，自己也向参、众两院提出辞职。参、众两院议长登门将徐的辞呈退回。段祺瑞也亲至徐宅挽留，各地报刊挽留徐世昌的电文铺天盖地，因为各界清楚，徐大总统在内外应对中无可指摘。徐世昌接受各界挽留，同意留任。6月13日，政府总理钱也提出辞职。

6月28日，陆征祥从巴黎发回电文，其中写道：

（1）“大总统钧鉴：和约签字，我国对于山东问题，自5月26日正式通知大会，依据5月6日祥在会中所宣言维持保留去后，迭向各方竭力进行，迭经电呈在案。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另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岂知直至今午时，完全被拒。此事于我国领土完全及前途安危，关系至巨。祥等所以始终不敢放松者，固欲使此问题留一线生机，亦免使所提他项希望条件生不祥影响。不料大会专断至此，竟不稍顾我国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之可言。内省既觉不安，即征诸外人论调，亦群谓中国决无可以轻于签字之理，详审商榷，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当即备函通知会长，声明保存我政府对于德约最后决定之权等语，姑留余地。窃惟祥等猥以菲材，谬膺重任，来欧半载，事与愿违，内疚神明，外惭清议。自此以往，利害得失，尚难逆睹，要皆由祥等之奉职无状，致贻我政府主座及全国之忧。乞即明令开去祥外交总长委员长及廷、钧、组等差缺，一并交付惩戒，并一面迅即另简大员，筹办对于德、奥和约补救事宜，不胜待罪之至。祥、廷、钧、组。二十八日。

（2）分送唐少川、朱桂莘两议和代表鉴，并请转全国务团体、各报馆鉴：吾国对于德约仅争保留山东三条，乃直至今日，穷尽方法，卒归无效。祥等因此次和会当谋世界永久和平，论是非不论强弱，故不畏强御，提此主张。不幸事势中变，难遂所期；然吾国仍不能迁就，致成自杀。祥等已拒绝签字。惟外势迫切如此，吾国若再长此鹬蚌相持，则亡将无日，此不绝如缕之国命，今即悬诸上海会议。当此创巨痛深之下，谨痛哭陈词，一致呼吁，务求双方牺牲，从速解决一切纠纷，而一以维持国本为前提，庶几种种问题无难立决。全国一致对外，卧薪尝胆以救危亡，否则国将不存，争于何有?临电怆痛，诸希明察。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胡维德、孔祥柯、许宗汉、郭秉文、徐谦、汪兆铭等。俭(二十八日)。印。”[28]

北京政府同意了陆总长的意见，授权陆部长相机处理。中国代表团决定拒绝签署在巴黎订立包括山东问题在内的对德和约（凡尔赛条约）。7月22日，李大钊指挥学生联合会宣布停止学潮，历时两个多月的五四运动结束。

五四运动结束后，北京的报刊掀起了一场关于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暴打章宗祥事件涉及的法律和道德问题的辩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各界舆论袒护学生侵入私宅、砸烧住房、打人致伤的暴行，称学生行动出于爱国，政府和法律应该服从爱国的口号，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反对暴行。其中，北大讲师梁漱溟指出：“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在事实上讲，试问这几年来那一件不是借着国民意思四个大字不受法律的制裁才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学生去遵判服罪。”[30] 他预见到，打着目标正确的旗号随意施暴将带来灾难。然而，梁漱溟等人法治呼声和胡适希望学生回到学校，作一点一滴改良的呼声被激进革命口号和爱国口号淹没。

按共产国际的要求，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推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连续推出鼓吹苏俄革命、“布尔什维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系列文章。针对李大钊鼓吹外来主义为解决中国问题灵丹妙药的宣传，胡适撰文回应，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李鼓吹在中国推行苏俄的共产主义写道：“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抨击胡适的和平渐进的改良主张，称问题与主义密切不可分，解决中国的问题须靠马克思主义，必须进行阶级斗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不能搞阶级调和。李大钊、陈独秀的暴力革命与阶级斗争的宣传赢得了大多数学生的拥护，“新文化运动” 就此烟消云散。学联停止学潮后，李大钊又领导了一场维持半年之久的宣传共产革命和苏俄的热潮，为学生暴行，为“平民征服政府”叫好。

胡适只知道五四运动闹出了乱子，但不可能知道五四运动的来龙去脉。直到二十一世纪人们才知道，五四运动不是中国国民自主的运动，而是苏俄操纵的运动，五四运动的诉求不是民主，而是暴力，它是苏俄操纵中国走向的首秀。“五四运动总司令”李大钊在运动一年多前就开始接受苏俄的指示和金钱。五四运动期间，俄共（布）在鄂木斯科秘密举行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成立了旨在“建立和加强同东方及美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联系”，即对东方各国进行渗透和寻找代理人秘密特务组织——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情报宣传局和专门负责向中国等东方俄国输出革命的共产国际东方局。在威尔逊总统致力建立扼制共产革命蔓延的国际联盟时，列宁针锋相对，制定了建立共产国际，开展世界革命和世界反帝运动的战略。执行列宁的战略部署，共产国代表布尔特曼到天津与李大钊密谋了开展全国性反帝运动的计划，然后二人一起在北京号令全国，发动和领导了五四运动。运动中，李大钊、陈独秀以全体北京市民的名义发表《北京市民宣言》，要求解散政府，由市民掌权；呼吁民众非得“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鼓吹 “直接行动”加“牺牲精神”，“对於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持，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29] 这两位全国运动的总司令一面代表着恐怖主义，鼓动学生放火甚至杀人，颠覆政府，一面也代表苏俄引入中国的反帝运动，他们散布的民族自决说法和“日人置毒”谣言的策划来自苏俄，全国各地铺天盖地的市民团体通电，声明的背后也是苏俄金钱的推动。毛泽东后来称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其实，李并非总司令，而是苏俄的传令兵。五四运动的幕后总司令是共产国际，是列宁。参与指挥五四运动的不光有布尔特曼，还有运动期间在中国活动的柏烈伟（鲍立维、布鲁威、百禄威）、伊万诺夫（伊文、伊法尔）、波波夫、阿格辽夫、波塔波夫、荷荷诺夫金（霍乐勤）、阿加廖夫（在上海活动，联络李汉俊、吕运亨（1885－1947）办俄中双语《劳动》杂志）、缪勒尔（苏俄军官，1919年初来华）等等二十多位共产国际间谍、特务活动于中国各地，收买各阶层精英，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进行着准备，[31] 是他们在幕后操纵着五四运动，将运动从一伙北京学生的示威扩大为全国性的罢课、罢工、罢市，推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将矛头指向威尔逊总统倡议成立的国际联盟。苏俄操纵的五四运动的真正目标并非中国的山东主权，而是向中国输出革命和开展世界反帝运动。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中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是学术研究组织，而是苏俄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筹备组织。五四运动后不久，苏俄派员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骨干们基本全体变身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

与同盟会靠日本金钱成事、布尔什维克党靠德国金钱成事一样，李大钊、布尔特曼因有苏俄的金钱而建立起能够号令全国的舆论网络和组织网络，能在全国众多城市发动起全国性运动。运动中，李大钊派学生骨干去各地联络青帮组织举行罢工，其中包括派张国焘等人赴上海联络青帮领袖李凤池，发动了“六三同盟罢工”。[32] 五四运动后，苏俄加大力度向中国投入革命经费，使宣传革命期刊在一年中猛增至四百多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上海的《星期评论》、《建设》、《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北京的《少年中国》、《曙光》、《新社会》，天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湖南的《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武汉的《武汉星期评论》，浙江的《浙江新潮》等。一年中，苏俄资助的社团如雨后春笋，遍布全中国，数量猛增至近四百个。其中著名的有：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湖南的“新民学会”、“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湖北的“互助社”、“利群书社”、“共存社”，广东的“新学生社”，天津的“觉悟社”等。中共后来称五四运动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这些说法没有错。五四运动是苏俄东方反帝战略的一部分，即李大钊所说的“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它的意义是苏俄向中国输送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它标志一个重要的分界。从日本人1897年决定扶植孙中山开始到一战结束，日本的影响力主导着中国的走向；五四运动是苏俄主导中国走向时代的开始。

苏俄属性之外，五四运动还具有暴民属性。从巴黎和会到五四运动，北京政府在弱国外交中尽了全力，无可指摘。当时，中国政府在签不签和约的问题上处于两难困境。外交总长陆征祥所指出，和约中德国放弃辛丑条约所得权利，交还天津、汉口租界等项条款对中国有利，倘不签字，中国既无力收回日据山东租界，又不能加入国际联盟，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地位，且将来就山东问题与日本直接交涉时反可能招致日本进一步的侵略，对中国更不利；拒签和约虽能显示中国走向自主外交，照顾国人情绪，但无助收回山东权益。胡适指出：五四学生运动并没有帮助中国取得什么外交成果，中国代表团拒签《凡尔赛和约》无助改变中国的屈辱地位。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们应当明白，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屈辱地位是国家长期贫弱内乱，外强颠覆中国政府所致，并非北洋政府及其外交对策所致。但是，青年们很容易接受反帝运动口号的煽动，不由分说给政府扣上卖国的帽子，又打又烧。这是深植国人心中的暴民倾向发挥着作用。学生们的暴行无助于收回山东权益，与爱国无关，与当年的拳匪无异。从义和团运动到五四运动，国人树立了打外交官、杀外交官以表现爱国的传统。反对暴行，在暴行后退出运动的傅斯年、罗家纶等人不代表五四精神。李大钊及殴打外交官、放火烧民宅的学生们才代表着五四精神。五四精神是共产革命精神和中国暴民精神的混合，说到底它们是一回事。

与五四精神相对立是北洋时代的精神和北洋政府。在北洋时代，不存在政治权力的垄断，不同势力自由竞争，民众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人们可以大胆地否定偶像、批判传统，鲁迅可以将国家形容为“黑暗的铁屋子”，青年毛泽东可以鼓吹分裂说：“既然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那么最好的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二十二个行省参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33] 在那个时代，政府宽容到了极点，学生放火，打人后获释，政府还派人到学校道歉，依学生的要求惩办被指为卖国的官员。北洋时代精神就是自由与宽容的精神。这一精神的代表是批评学生暴行的胡适、傅斯年、罗家纶和梁漱溟等知识分子。他们主张理性地看待政府外交，和平地提出主张，反对暴行。北洋政府在五四运动中的代表着宽容和理性，在五四运动后的十年中代表着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代表着中国对苏俄帝国主义的抗争。

在五四运动一周年时，胡适、蒋梦麟在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一文中写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胡适和蒋梦麟提醒学生，最不可少的精神之一是在团体生活中，要“容纳反对党的意见。现在学生会议的会场上，对于不肯迎合群众心理的言论，往往有许多威压的表示，这是暴民专制，不是民治精神。民治主义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各方面的意见，都可自由发表。”针对五四运动中的激进行动，胡适提醒青年们：对社会制度的思考，要以世界现代文明的成就为参照系，以批判的态度深刻地进行民族自省。他主张学生们应注重切切实实，一步一步的改革，不应动不动就要推倒一切，他反对煽动学生以罢课的形式去参与政治。对于新文化运动伙伴转向指挥暴行，胡适后来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表达忧虑说：“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尽管《凡尔赛和约》让中国受到屈辱，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取得的外交成就不容忽视。通过参加和会，中国签署了对奥合约、对匈牙利合约、对保加利亚和约，作为战胜国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同样的领空权，随后还加入了国联，代表顾维钧成为国联宪章委员会十五委员之一，代表王宠惠成为国际法院法官。与十九年前清廷对全世界宣战举动相比，中国在外交上的进步不可谓不大。

在前往巴黎参加和会的路上，美国总统威尔逊说，美国是在和会上唯一没有利益的国家，美国没有重新瓜分殖民地的要求。威氏此言是事实。美国对其它国家，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长期出面维护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在动员中国参战时，美国国务卿蓝辛和驻华公使芮恩施曾多次发表谈话宣传参战“将有助于保证中国政治的和领土的完整”，美、英、法等国驻华公都曾表示参战后将改变中国国际地位。这使得国人对和会抱有极大期望。和会同意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的消息传到国内，引发了抗议运动，视美国为救星的中国知识分子纷纷转而响应苏俄“反帝国主义”号召，结果，威尔逊总统不惜代价建立国联的举措未能扼制共产主义蔓延，反而助推了苏俄向中国输入共产革命。威尔逊对英、日妥协的决定受到国内共和党人的猛烈批评，曾向中国承诺参战有助于收回山东权益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愤而辞职，参议院否决了威尔逊主持达成的，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的《凡尔赛和约》。威尔逊总统对日妥协的政策成了美国民主党人在次年大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

宣传五四运动的史家们称帝国主义在和会上瓜分中国领土主权并非事实。美国没有背弃动员中国参战时的承诺。新总统哈定上台后宣布美国不参加前任威尔逊总统倡议成立的国际联盟，也不加入《凡尔赛和约》体系，并倡议在华盛顿召开有美、英、日、法、意、中、荷、比和葡萄牙等九国举行远东太平洋问题的会议，其中一项要求是纠正美国在中国山东问题上违反承诺对日本妥协的错误。为阻止将山东问题纳入华盛顿会议的议题，日本向中国提出略作让步的《青岛节略九条》（《山东善后处置大纲》），要求与中国直接交涉。北京政府拒绝与日本直接交涉，要求华盛顿会议主持公道，帮助中国收回山东主权。1921年11月，美国在华盛顿召开了九国会议（太平洋会议），在会上向日本施压，迫日本与中国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将胶州湾原德国租借地和胶济铁路交还中国，日本军队撤出山东，帮助中国收回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对于这一中国外交史上的大事，中国代表顾维钧指出：“在任何外交谈判中都不会百分之百地如愿以偿，这次与日本谈判，中国所获已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事实证明，莫理循在大战之初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参战有利提高中国的际地位、有利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建议正确，美国国务卿蓝辛和驻华公使芮恩施关于参战有助于维护国领土完整的谈话也没有错。

李大钊为首的俄党宣称五四精神是反帝爱国精神。反帝说是苏俄编造出来欺骗中国人的说法。它声称，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是中国灾难的原因。革命要打倒以美英为代表帝国主义。事实上，中国最大的领土主权威胁来自俄国。若无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照会，满蒙、华北早已被俄国吞并。在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致力帮助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同时，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远东劳工大会）。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中共代表张国焘、国民党代表张秋白、社会党代表江亢虎、工会及无政府党代表黄凌霜及中国各界代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瞿秋白、刘少奇、彭述之、王荩美等30多人，以及日本（片山潜）、韩国（金奎植）、印度（鲁易）、蒙古、爪哇等国代表。大会回避美国为中国收回山东的主权作出的巨大贡献，回避苏俄霸占中东铁路地区拒不交还中国的事实，要求东方各国服从莫斯科指挥，开展所谓反帝运动。共产国际书记季诺维也夫在报告中提出了中共与“非无产阶级之革命党”联合以对抗帝国主义者，批评中国和朝鲜把美国当成亚洲解放者是错误倾向，要求亚洲各国成为反帝，即反对英美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的先锋。在大会召开之时，苏俄外长齐切林（C．V．Chicherin）通知英美法日等国，要求华盛顿会议不得讨论满洲中东铁路问题，表达了苏俄继承沙俄在华权益，要求霸占满蒙的立场。参加华盛顿会议的政府代表们清楚，苏俄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领土主权的最大威胁。而参加远东劳工会议的代表们则接受苏俄的革命经费，听从苏俄的指挥，开展矛头针对帮助中国收回山东权益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所谓反帝运动。列宁提出反帝说时，苏维埃政权尚在生存危机中，还没有机会继承沙俄的在华权益。到了华盛顿会议时，苏俄在政权巩固，势力达到远东后立即继承沙俄的对华野心，给中国带来了最大的帝国主义压迫。历史证明，不仅苏俄幕后操纵的所谓五四运动不是真正为了中国的利益，其后几十年的反帝运动全都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

五四运动中被撤职的曹汝霖后来回忆道：“国人既怀恨日本，遂益迁怒于亲日之人。甚至张冠李戴，谓《二十一条》由我签字；其后巴黎和会失败，亦归咎于我；于是群起而攻，掀起五四风潮，指我为卖国贼，大有不共戴天之概。然而事实经过，何尝如此！清夜扪心，俯仰无愧。徒以三人成虎，世不加察，以致恶性宣传，俨如铁案，甚矣，积非成是之可惧也！”[34] 曹先生所说的“三人成虎，世不加察，恶性宣传，俨如铁案”不仅是五四运动的特点，也是此后百年革命宣传和革命党史书的特点。革命党史书中的革命运动、爱国运动基本都如五四运动一样，以爱国口号煽动国人颠覆政府，制造暴行，运动背后都是外国势力的金钱、军火操控。从义和团烧教堂、烧翰林院，五四运动烧赵家楼，到农会的烧杀，到红卫兵烧杀，一脉相承。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时，一群前北大学生发起了重走五四之路的活动，要求“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显示中国的暴民土壤深厚，火烧赵家楼，欧打外交官那样的暴行还会重演。

苏俄创建中共

五四运动前，共产国际代表布尔特曼来华，与李大钊策划发动中国反帝运动，同时传话共产国际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五四运动后，俄共中央政治局派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威廉斯基）到西伯利亚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负责向远东各国输出革命。维连斯基上任后立即着手在中国建立共产党，派荷荷诺夫金为代表来华再与李大钊商量建党，同时从海参崴派员先后接触了五四运动学生联合会骨干姚作宾（建国后被中共枪毙）、黄介民等人的“大同党”，俞秀松等人的“社会共产党”和胡鄂公、熊德山等人的“共产主义同志会”等组织。[35] 经过一番评审，苏共决定以李大钊这一路人马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基础。对于拟建的中国共产党领袖，苏俄有着一番考虑。它知道在中国成功发动五四反帝运动是因为得到了中国人民族主义情绪的帮助，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还需要继续这种情绪，因此要淡化五四运动的苏俄色彩，于是决定不让共产国际党员李大钊出任中共领袖，而任在新文化运动中名噪一时的陈独秀为中共领袖。在苏俄看来，中共领袖名义并不重要，因为各国共产党均须接受共产国际领导，最终由苏共政治局领导。

1920年1月，柏烈伟奉命为荷荷诺夫金作铺垫，在天津与李大钊、陈独秀作建党事宜的预先商谈。这时，陈独秀因与妻妹同居及“在八大胡同嫖娼斗殴抓伤妓女”丑闻被北大开除，正在谋生计。困境中的陈独秀得柏烈伟传话共产国际许以经费请作党领袖，欣然同意，随后离开天津南下，应陈炯明之邀去广东办教育。当月，荷荷诺夫金来到天津，与李大钊面谈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事宜。会见后，二人分头行动，荷回伊尔库茨克向维连斯基报告，李致信陈独秀通报建党计划。[36] 李荷的会见被天津一家报纸披露，报道说李大钊与俄人密谈“图谋不轨”。报馆的消息来源是北洋政府的一份通告。北洋政府在破获俄共哈尔滨地下组织时掌握了李大钊与苏俄的勾结的情况，在通告中指出：“俄过激党在天津设立了机关”。

3月，因故延误了半年才传到北京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被北京报刊发表。新生的苏俄政府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消息在中国各界激起了强烈反响。一时间，中国知识分子奔走相告，热情赞颂苏俄革命。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们不知道，俄共中央政治局根据维连斯基的建议，成立了俄共（布）远东局和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不久后再升级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设在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组织庞大，下设中国部、朝鲜部、日本部、蒙藏部、情报部，其中网罗了不少“中国通”，与华侨中的俄共党员组成的的“俄国共产党华员局”携手，致力向中国输出革命，颠覆中国政府。

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格利高里·维津斯基（Grigorii Voitinsky，吴廷康，胡定康）携夫人库兹涅佐娃，翻译杨明斋（俄籍华人、旅俄华工联合会负责人）、秘书马迈耶夫等人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华建立中国共产党，先与李大钊接上头，然后携李的介绍信到上海再与陈独秀面谈。维觉得光是陈独秀及其《新青年》阵容不够大，设想将主持《星期评论》的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和主持的《时事新报》的张东荪拉来联合组织中国共产党，或是按照欧洲国家流行的名称，叫中国社会党。维的这一设想颇似黑龙会拉各路中国会党建立同盟会的作法。然而，张东荪等人并不同意共产学说。张与考察欧洲后归国的梁启超组织了倡导欧美民主制度的讲学社，反对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张东荪在《现在与将来》一文中指出：“劳动阶级，除了交通埠头有少数工厂才有工人以外简直是没有”，“党是代表那阶级的，若无那阶级，党必不成立，中国现在离劳动阶级的完成与自觉尚早”。他反对在中国宣传社会主义说：“工人听了不过是罢工，没有什么要紧，农民不识字，他是不听的……独是兵与寄生阶级之贫困者，一听便可入几分。真的劳农主义决不会发生，而伪劳农革命恐怕难免。至于伪劳农革命发生，不消说不能福民而必定是害民……不过是在已过的许多内乱上再添一个内乱罢了。” 梁启超支持张东荪的观点，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他在复信中指出：中国没有形成真正的工人阶级，故不可能有真正的工人政党，更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现实的中国只有“流氓无产者运动”。他主张先发展工业，并达成劳资协调，然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致力于教育和福利事业，而不是搞暴力革命。[37] 梁启超、张东荪之外，无政府主义者也反对马克思主义。北大学生，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黄凌霜指出：马克思所根据来做演绎的统计有许没有待证明，“他前头的社会党和社会学者早已说过了，例如蒲鲁东在他《什么是产业》一书中已屡言了”，马克思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分析社会经济“会弄坏了科学”， “按各个劳动的多寡来给报酬，那么强有力的将享最高的幸福，能力微弱的将至不能生活……结果如此，还说什么幸福呢？”[38] （黄因发表上述观点不久后被开除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经过几次座谈，张东荪、戴季陶等人对马克思学说及俄人主持中国政党的打算均不认同，决定退出，[39] 维津斯基只好放弃合组社会党构想。

5月，维连斯基作为远东共和国商务使团（优林使团）成员参加与中国政府谈建交。中国政府不可能知道，使团成员维连斯基还肩负着四项秘密任务：第一，俄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要求他总政策要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第二，同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第三，通过出版铅印刊物、小册子和传单来加强鼓动工作，唤起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摆脱外国资本家压迫的自觉行动；第四，最重要的一点，必须积极帮助朝鲜人和中国人建立游击队组织。[40] 在北京谈建交期间，维连斯基召集在北京的俄共党员举行秘密会议，在会上宣布正在在中国建立共产党。这时，他的代表维津斯基已经奉命赶赴上海设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6月，维津斯基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指定陈独秀和张国焘为负责人，提供金钱用于在中国各地建立共产党支部，宣布来年召开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俄人建党对穷困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个好消息。有俄人提供的津贴优厚，加上在当时宣传共产主义并无危险，各地穷困知识分子纷纷变身职业革命家。例如，穷教员毛泽东成为《共产党月刊》湖南发行人后收入倍增。苏俄的革命经费点石成金，迅速在北京、上海、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建成了中共支部，再创办了一大批刊物，其中有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工人月刊》，济南的《济南劳动月刊》，广州的《劳动者》等等。有了钱，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不再依靠销量维持，从八卷一号开始改为《共产党》月刊，在各大城市秘密发行。与此同时，维津斯基在主要城市开办起外文学社，作为培养中国的革命骨干的人才基地，在上海开办了印刷厂，组织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以及众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向各地派发。

在建立中共前后，共产国际派代表分赴各国，建立了保加利亚、南斯拉夫、荷兰、丹麦、美国、墨西哥、西班牙、英国、法国、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印度、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葡萄牙、瑞士、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新西兰、加拿大、南非、日本、巴西、智利等4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要求共产国际“渗透到各国的群众团体中去”， “遇有必要可以欺诈，不择手段，隐瞒事实真相。”[41] 共产国际撒豆成兵，迅速建立数十国共产党的法宝是金钱。苏俄信使，或外交官将布尔什维克从俄国东正教会、商人、地主处掠得的珠宝、钻石、鸦片等等带到各国。各国共产党收到这些贵重物品后变卖为现金。为了将贵重物品带到中国，优林使团和格克尔等苏俄外交代表都执行转交经费的任务。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通信中的重要内容是送钱问题。例如，“我们需要皮子是为了做鞋掌用。我们要把贵重物品（主要是钻石）藏到鞋掌里”；[42] “至今东方民族处未从中央机关得到一个美元或者其他货币，而没有钱就无法在东方工作……确实，从西伯利亚局得到了一些贵重物品（钻石），已经拿到东方去出售，并且答应给10万美元，但是出售钻石需要花费很长时间”；[43] “拨出一大笔款项（中国货币）及相当大数量的鸦片，作为往中国南方派遣谍报员的费用”；[44] “您是否已经收到我们托付优林带去的20000美元，请尽快答复”。[45] 苏俄以鸦片的方式向中国输出革命是革命祸害性的注脚之一。

共产国际送钱的另一办法是汇款。比如，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从上海发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密电通知上海接收汇款地址为：“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塔拉索夫收”；1922年，苏俄在哈尔滨开设了远东银行（主要办事处在哈巴罗夫斯克）哈尔滨分行和西伯利亚远东对外贸易局，作为莫斯科向中国汇款的代理机构，将莫斯科的款项通过远东银行汇到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转给中共；1923年3月11日维尔德在一封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汇报说：“您通过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州管理局寄给中国共产党的3月份预算经费和电报费用1300墨西哥元已经收到”； 1923年5月22日，维尔德从上海发给共产国际的一封密信解答了这一问题：“昨天收到远东银行9600，我不知道是谁汇来的和作什么用的。盼告。”1923年7月26日维尔德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一封信中提到：“5月底，我收到从莫斯科经北京寄来的3500美元和278英镑。”[46]

了解日本黑龙会、富商、军部巨额金钱资助同盟会才能了解辛亥革命，了解了苏俄向中国巨额资金调动才能了解中国的共产革命。中国革命史就是日、俄金钱、军火输华史。没有日、俄等外强的金钱扶植，中国怀有野心的青年根本成立不起像样的组织，甚至开不起一个像样的会议。日本黑龙会召集中国会党成立同盟会的背后是出钱供养中国各路会党领袖，维津斯基来华召见李大钊、陈独秀的背后是共产国际派人送到上海的美元现金及钻石。有巨额金钱，苏俄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中国建党，指定领袖，召集人马，召开代表大会。与获得扶植的组织迅速发展对照，未获苏共选定与资助的姚作宾的中国共产党（后改名为东方共产党）、俞秀松的社会共产党、胡鄂公、熊德山等人的共产主义同志会（今日派共产党）、吴玉章、杨闇公等人的中国青年共产党（YC团）、旅俄华工联合会的中华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等团体风流云散，不为人知。张东荪的“寄生阶级之贫困者，一听便可入几分”一语道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游民投身革命的规律。

中共一大

操办建立中共后，维津斯基于1921年春离华。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派尼科尔斯基（В.А.Никольский，瓦西里）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荷兰人马林（Maring，Hendricus Josephus Franciscus Marie Sneevliet，斯内夫列特，菲力普斯）来华主持召开中国支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来华主持中共大会尼克尔斯基公开的职务是赤色职工国际书记，真实身份是苏俄特务（2006年，俄学者А.И.卡尔图诺娃在俄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帮助下查到了尼克尔斯基的真实身份：“1921—1923年在远东共和国革命人民军情报部服役，然后在第五集团军参谋部下属的情报部服役”）。[47] 马林在其手稿中记录：“1921年6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尼科尔斯基到上海工作，我也同时到达那里……在上海期间，我只局限于帮助尼科尔斯基执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来不独立工作，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尼科尔斯基同志从伊尔库茨克接到指令说，党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中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不愿有这种监护关系。”[48] 共产国际派曾长期在中东铁路地区从事情报活动的尼科尔斯基来主持中共一大很自然。因为，苏共向中国输出革命路径经过哈尔滨，苏共的指示、金钱、派员主要是通过俄国在哈尔滨的中东铁路机关来到北京、天津的。

到上海后，尼科尔斯基和马林命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达、李汉俊向各地支部发出了开会通知信，要求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代表大会。通知信中以最具知名度的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邵力子，沈钧儒和戴季陶等六人为发起人（这六人后均未到会）。代表大会能够召开的关键不是通知信，而是随信一起汇出的丰厚差旅费。开一次会赚到150银元（散会另有50银元），这对月薪8银元的教员毛泽东等小知识分子意味一扇幸运之门。

1921年7月23日，尼科尔斯基和马林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李公馆”（李汉俊之兄，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的住所）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者包括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山东代表邓恩铭、王荩美，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广东代表陈公博、包惠僧（代表陈独秀出席）、留日学生代表周佛海。由于尼科尔斯基的英语不好，与中国代表难以交流，会议由精通英语的马林主持，由李达、李汉俊担任翻译。

一年前与荷荷诺夫金、维津斯基商谈建立中共的“北李南陈”都没有出席中共一大。关于李大钊不出席的原因，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张的解释经不起推敲。召集人已经考虑到会议代表多为教师、学生，才决定在暑假召开“一大”。1918年初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以来，李大钊频繁往返北京、天津、哈尔滨，会见苏俄代表兼领取经费，创办了众多刊物，成立了众多的团体，领导了五四运动，基本脱离了校务。因此，张国焘所言的校务繁忙无暇参加会议说应是内部约定的托辞。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的首次全国会议应是共产国际的决定。他是两年前五四运动的领导人，苏俄要掩盖操纵五四运动与中共建党的关联。另外，李、陈一年前在天津已与共产国际代表商讨过成立中共事宜，此次会议只是照本宣科，李出席与否不重要。被马林指定为大会主席的陈独秀当时正在帮助陈炯明办教育，委托陈公博、包惠僧为代表出席。陈独秀没到上海开会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不满外国人突然发通知包办会议。

因为开会的经费由共产国际支付，会议理所当然地由尼科尔斯基和马林主导一切。会议的内容并非讨论，而是听马林宣读共产国际依据苏共文件为中共预先制定的理论一生一系列文件。包括《中国共产党纲领》在内的大部分文件只有俄文本或英文本，连中文本都没有。与会者多数不懂外文，对纲领、宗旨、宣言、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等外来说法完全陌生，对翻译解释似懂非懂，无从发表意见。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具有一定政党独立意识，对被动地接受外国人制定好的一系列文件和组织安排感到不满，在会上提出通过预定文件之前应该先派人到俄国去实地考察，另外也派人去德国考察比较。马林对周等的提议感到愤怒，认为下属支部无权提出这样的动议，拒绝了周、陈的要求。这一分歧注定了周、陈等人不适合继续作中共党人。

会上，马林宣布中共中央的组织安排为：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李达任中央委员，陈独秀为委员长（书记），周佛海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陈独秀未到上海前由周佛海代理委员长；[49] 设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张国焘主持，并按照苏共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宣布了中共的工作机构和计划，由中共领导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周佛海后来解释“劳动组合书记部”名称的由来说：“‘劳动组合’是日本名词，‘书记部’则是俄国名词的翻译，把一个日本名词和一个俄国名词合并起来，做一个劳工运动组织的名词是费了许多心思想出来的。”[50]

宣读组织安排后，马林宣布通过了决议案、宣言、党纲等全套预定文件。决议案中规定，中共每月应向共产国际呈送报告一份；必要时，应派代表去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与远东各国共产党代表，商讨联合阶级斗争之事。宣言根据苏俄向中国扩张的需要宣称：西藏、新疆、蒙古都可以从中国分离出去；可以加入现在世界上的某个民主联邦。这里，“民主联邦”显然指苏俄。宣言中有如此表述并不奇怪。苏俄花钱召集一群穷困的中国知识分子开会，文件当然表述苏俄利益，收钱开会的代表们也只能举手同意陌生的文件。

共产党的纲领源于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的理论则源于撒旦教毁灭性的纲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是一个不很重要的错误理论，但作为政治纲领，马克思学说是个极大的灾难。它不是主张通过合法斗争，和平地谋求工人福利，使收益分配合理化，而是宣称革命党有权剥夺他人的财产和生命。根据这一纲领，苏俄在国内已经在大规模地暴力剥夺人民的财产与生命了。通过建立中共，苏俄将暴力剥夺他人财产生命的纲领引入了中国。这时的中国，各地各界一致地选择了联省自治、和平统一、走向联邦、实现立宪共和之路。但由于苏俄对中国施加强力影响，中国被推上了血腥、暴力的革命之路，将二十世纪中国推入了血腥恐怖之中。中共一大会议上宣读的“推翻资本家阶级的专政”、“消灭私有制”、“没收土地等私有财产归社会公有”、“无产阶级专政”等纲领后来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两位洋人召集一群中国书生开会引起了上海当局的注意。会议中，有密探推门而入，尼科尔斯基和马林决定立即休会，按照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建议，改到嘉兴南湖继续举行。马、尼认为自己已被警方注意，上火车易被察觉，决定不去嘉兴。马林的判断正确。他4月在维也纳领取来华签证时曾被捕。来华后处于警方的监视之下。日本警视厅6月底得到情报说，“上海支那共产党”近期将召集各地代表开会。法租界当局也提前侦知共产国际要在租界召开会议，加强了警戒，在上海报纸刊出了《取缔集会条例》。7月30日，中共一大会议在嘉兴南湖上的画舫继续进行。没有洋人主持的会议变成了无所作为的船游。船游结束时，代表们根据马林的交待，高呼“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等口号，[51] 随后每人再领50银元差旅费解散。

陈独秀后来在狱中透露中共一大情况说：“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我因事在广东，没有参加。叫我当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叫维经斯基的到中国来转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我”，[52] 自己成为中共的领袖是“历史的误会”，中国当时患贫，而不是患不均，无产可共。[53] 代表陈独秀来沪参加会议的陈公博对作洋人的开会傀儡不满，在会上提议应派人到俄国先作考察。提议被马林不客气地驳回后，他感到继续开这样的会没有必要，决定不去参加南湖继续的会议，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他在后来回忆录中写道：“短短会期四五日，使我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其中有几件事，最使我极端不满。第一件事是开会地点问题。当日原议开会均须更换地点，以免被人注意。但一连四日都在李汉俊的贝勒路家内开会，我觉得有些诧异。那天恰恰早上张国焘来找我，我问他为什么与原议不符。他说，李汉俊是有问题的，他的主张不是列宁理论，而是柯茨基（考茨基）理论，他是黄色的，不是红色的，我们在他家开会，他似乎有些恐慌。他愈恐慌，我们偏要在他家开会。我听了这句话，默然不答，心想，呵，原来如此！我以为同志之间应当相见以诚，相规以义才对，国焘这样作法简直是与汉俊为难，连同志的安全都不顾。现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便有这些倾轧现象，以后恶果可想而知。我看上海俨然分为两派，互相磨擦，互相倾轧，我内心冷然，参加大会的热情顿时冷至冰点，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第二件事，因为张国焘去过俄国的关系，故推他作大会主席，国焘那时不免趾高气扬，然而国焘那里是没有主见的，一切都唯俄国代表马林的马首是瞻。当时有几件提案竟把我气得差不多退席。其中一件是禁止共产党员参加政治，甚至乎不许当校长。我争辩共产党员是应该斗争的，为什么连校长都不可干，国焘硬要通过，而多数居然赞成。可是到了第二晚开会，国焘提出取消昨夜的决议。我质问为甚么大会通过的议案可以取消。他说是俄国代表的意见。我真气急了，说昨日我本来不赞成，而会议否决我的意见，今则议案通过，只由一个俄国人反对，又取消方案。这样不必开大会，只由俄人发命令算了。这次冲突，两俱不欢。而当时此类事不一而足……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现在有了警报又张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对他有这样的恶感……”[54] 一年后，马林命令中共党员全体加入国民党，实行所谓党内联合，陈公博拒绝接受这样将一个政党派入另一政党秘密活动的安排，声明脱离中共，选择出国留学。

与陈公博一样，暂代陈独秀任中共临时总书记的周佛海也不满须完全听命于苏俄的安排，于不久后脱离了中共。他在二十年后反思参加中共的经历说：“现在回顾起来，真如做梦一样。当时万万想不到我们几个年轻的学生，会闹出这样的大乱子。二十年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村庄，损失多少元气，都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种下的祸根。我现在想起来，真对不住国家，对不住人民。国家弄到现在这样危险恶劣的情形，我们不能单责军阀和官僚，当时在嘉兴南湖船中的几个青年，也要负很大的责任。”[55] 周有反思忏悔的素质，这是他不能继续作共产党人的重要原因。不过，他在反思中包揽了过多的责任。乱子并非是一群年轻人闹下的。外强要输入金钱军火影响中国，中国政府抗拒不了，外强有钱召集人开会建党，年轻人抗拒不了诱惑，要召集多少人都可以做到。

一大会后，马林与陈独秀之间发生了冲突。冲突起因是，马林为中共工作人员规定了月薪标准，命张国焘拟定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并申明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必须服从领导，必须向共产国际报告和申请经费。陈独秀反对说：“这等于是雇佣革命。中国革命是我们自己事，我们不需要向所谓国际报告，没有国际的钱我们也可以革命。中共没有必要戴上共产国际的帽子，也没有必要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我们有多大能力就办多大的事，要保留独立自主，不能让外国人牵着鼻子走。”然而不久，陈独秀自粤返沪，在上海租界被捕。马林花费数万元巨款为陈支付了律师费、保释金和对《新青年》的罚款，保陈出了狱。被苏俄金钱“捞出来”后，陈独秀想明白了：有苏俄金钱才有中共，要继续当这个领袖，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于是收起了自己的领袖脾气，按照马林的要求，定期向莫斯科写工作汇报和经费申请，接受共产国际的按月拨款。陈独秀等人不知道，他们收取的金钱大部分是俄国东正教会的财产。十月革命后不久，新生的苏维埃政府颁布了没收东正教会财产的法令，暴力剥夺了几十亿金卢布的教会财产。苏共是在国内大饥荒，每天饿死人的背景下将金钱输出到几十个国家建立共产党的。中共党员们收取的优厚经费是以俄国饿殍为代价的。几十年后，解密的《马林档案》（《斯内夫利特档案》）中有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等人在俄国大饥荒时领取美元、墨西哥元（即当时在中国流通的“鹰洋”）、港币及中国元的收条，有赤色职工国际一次次向中共美元汇款各种签字收条；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工作档案中有莫斯科一次次向中共巨额付款的记录。

召开中共一大的同时，苏俄在莫斯科开办了为东方国家培养革命骨干“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斯大林大学），在中国开办了外文学社，作为莫斯科东方大学的预备班。学社由维津斯基的翻译杨明斋（共产国际党员）主持，由维津斯基夫妇讲授俄文，袁振英、沈雁冰讲授英文，李汉俊讲授法文，李达讲授日文。学社第一期招收的60名学员中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柯庆施等后来的中共要人。次年，外文学社的学员被送去了莫斯科东方大学成立的中国班。

多年后，毛泽东为将自己宣传为中共缔造者，决定将中共成立日期从1920年改到了1921年7月1日。中共在延安时代并无建党纪念日之说，只是以苏俄国庆日11月7日为党庆日。在那一天，学员们可获加菜，有肉吃。[56] 1958年，中宣部找包惠僧写有关中共一大的材料。包奉命写了《中国共产党一大会议前后的回忆》一文，在其中吹捧毛为“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突出的天才，卓越的智慧，山岳一般不可动摇的毅力，艰苦卓绝奋斗到底的精神，把三千年来的封建势力推翻了，把中国拯救出来，复兴起来了”。不过，包文从侧面证实了两点：其一，中共在1920年就设立了临时中央，“工作地点在法租界老渔阳里二号，在中央工作的同志除陈独秀外还有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其二，毛泽东在中共一大会上没有发言。[57] 经办一大代表报到的李达后来披露，一大时毛泽东尚未入党。他对毛说：“既然来了，就参加吧！回去再加入”。[58]

留法勤工俭学

1902年，李石曾（军机大臣李鸿藻之子）随同驻法钦差大臣孙宝琦赴法留学。农学专业毕业后，他出版了法文版的《大豆的研究》专著，在巴黎西郊创办了“巴黎中国豆腐工厂”，从家乡保定高阳县农村招募40多人赴法工作。他在工厂内开办了工人夜校，自编教材为工人讲课，让工人夜间学习中文、法文和科学知识。他的豆腐工厂日益红火，产品参加了“万国食品博览会”，享誉欧洲。

招工人赴法勤工俭学成功后，李石曾致力为国内青年创造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机会，希望通过勤工俭学生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带回中国，推动“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为国家富强尽力。1912年，他与吴稚晖、蔡元培、汪精卫等人在北京发起 “留法勤俭会”。1915年，李石曾等人在巴黎发起成立了以“勤于做工、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为宗旨的“勤工俭学会”。1916年，他们在巴黎再成立了以“普及教育、改良社会、振兴实业”为宗旨的“华法教育会”，接待了100多位赴法勤工俭学生。1917年，经教育部批准，李石曾在保定城乡成立留法预备学校，面向全国招生，“华法教育会”相继在上海、四川、湖南、广东、福建、陕西、山东等地设立了分会，开办了留法预备学校，在全国掀起了“留法勤工俭学”热潮。1919年3月，“华法教育会”安排首批的勤工俭学生赴法。留学生们从上海乘船出发，途经香港、海防、西贡、新加坡、科伦坡、吉布提、赛得港、苏伊士运河，到达法国马赛，绕道英伦再到法国，途中要走四十多天。

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时，李石曾考虑得比较简单，认为按在法国开豆腐厂的经验，留学生可以通过“勤工”资助自己“俭学”。然而意外的是，从1919年底开始，法国经济开始萧条，到法国的1600名勤工俭学生找工困难。勤工俭学生中形成了蔡和森、王若飞、李维汉为首的要求法华教育会或政府定期资助的“津贴派”，和以赵世炎、李立三、陈公培、刘伯坚等人为首的坚持勤工的“觅工派”。“津贴派”组织勤工俭学生向华法教育会请愿。李石曾万没想到，来法的勤工俭学生不去勤工，而要求供养。他的华法教育会只是个组织机关，并无供养勤工俭学生的资金。面对请愿，他好挪借其它款项，以工作后有余款偿还为条件，接济勤工俭学生每人每日五法朗。有了接济，“觅工派”消失，勤工俭学生们全体成了“津贴派”，大家争相借款。李石曾借出的款项有去无回，无以为继，只好发出通告说：“吾人既无基金，公家亦不给经费，所有用费，皆由组织人勉强借贷与捐助而来，且所得之数，远不及所需之数。华法教育会原无资金，又无入款，无法使学生得到最低限度的经济保障”。[59] 通告发出后，勤工俭学生们转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要钱。1920年2月8日，周恩来、蔡和森、王若飞、陈延年等人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生在巴黎请愿游行，以女学生打头阵，围攻中国驻法公使馆要求资助，是为轰动法国的“二八事件”。法国警方拘捕了攻打使馆的闹事学生，李石曾出面保释了被捕学生，同时在中国国内发起了为勤工俭学生募捐的运动，并筹备在里昂大学开办了专门召收中国学生的中法大学，以帮助留学生度过难关，解决出路问题。

后来的情况更加出乎李石曾的预料。勤工俭学生围攻中国公使馆的丑闻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共产国际正要向世界各国输出革命，建立各国共产党，开展反帝运动，感到这批能闹事的留学生正好符合革命的需要，决定选择一些请愿骨干作为培养对象。勤工俭学生中的周恩来因英文较好，可以与共产国际代表沟通，获共产国际首批选中成为职业革命家，从此有了相当不错的革命工资收入，不用再勤工，而是西装革履，住在旅馆里，行踪保密，被共产国际送到德国，然后再转到英国接受特工和谍报训练。

1920年夏天，共产国际通过陈延年、赵世炎、王若飞、蔡和森、周恩来等人出面，在巴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从莫斯科派人到巴黎，通过巴黎的光明社操纵青年团，鼓动勤工俭学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国际共产革命。通过周恩来为首的一批秘密下属，共产国际代表开始训练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们各种从事斗争手段，包括如何煽动、纠集群众，如何指定目标，从事打斗、示威，如何引起多数学生注意、附和，如何吸引学生加入斗争等等。与黑龙会的金钱能轻易将留日学生召集旗下一样，共产国际的金钱也能轻易将勤工俭学生们召集旗下。勤工俭学生们很快因有无革命工资而境况迥异。勤工俭学生们都想成为周恩来那样投身革命，逐渐地，他们根据接受苏俄金钱的多少分化出了“全脱产”（领取全额革命工资不用勤工）、“半脱产”（领取部分革命工资半勤工）、和勤工三个阶层。得到共产国际供给的“全脱产”阶层立即摆脱了艰苦生活，开始了革命生涯。“全脱产”阶层的另一代表是全职从事领导留学生闹事的赵世炎。他表面上与勤工俭学生是一伙，口口声声“觅工”，实际秘密享有革命工资，与闹事学生利益完全不同。勤工俭学生的大多数是“半脱产”阶层。其中邓小平的革命工作是印刷《少年》（即后来的《赤光》）等革命宣传品。[60] 与十几年前赴日留学生们无心学业，争相领取日本人提供的经费从事革命活动一样，留法的勤工俭学生们争相领取苏俄提供的革命工资，几乎没有人再愿意去勤工。

与日本大陆扩张势力将中国留学生当作颠覆清政府的人才储备供养一样，苏俄将在欧的勤工俭学生当作了颠覆北洋政府的干部训练营，也愿意出钱供养这批人。如同当年日本人资助同盟会办《民报》等革命宣传刊物，将报纸大量运回国内分发给会党策动革命一样，苏俄资助的《赤光》等刊物也大量印刷，运回国内策动中国的共产革命。随着共产国际投入金钱的增加，勤工俭学生中的“半脱产”者大批升级为“全脱产”，勤工者大批升级为“半脱产”，勤工俭学不复存在。法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和刊物很多，大多数留法学生成了这两种思潮的信徒。不同的是，作无政府主义信徒不会获得资助，而作马克思主义信徒可以获得资助。勤工俭学生只要常读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就可以每月从共产国际处领到相当不错的津贴，[61] 于是几乎全体走上了既无风险，又有收益的革命道路。

李石曾被勤工俭学生不断索款搞到病倒，不得不回国养病。1921年1月，挂名华法教育会会长的蔡元培借赴欧考察教育之便到巴黎了解勤工俭学生的情况。他惊讶地发现，绝大多数勤工俭学生既没有勤工，也没有俭学，而是像当年留日学生一样，大多数靠索取资助和从事革命活动生活。他意识到，勤工俭学运动已经脱离了“华法教育会”的初衷，靠政府资助和国内募捐供养无以为继。他在给民国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在欧勤工俭学生“既无做工之志趣，又无做工之能力，难以造就”。鉴于“华法教育会”没有财政来源，勤工俭学生对教育会索求无度，蔡元培发出了“华法教育会”破产通告，宣布解除与勤工俭学生之间的经济关系。[62] 正在此时，蒙达尼学校将一些拖欠学费的学生除名。已经在领取共产国际革命工资的蔡和森、王若飞、李维汉、向警予、蔡畅等“津贴派”骨干借机发动请愿运动，于2月28日组织400多的勤工俭学生再次包围了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高呼“要求生存权、求学权、面包权”口号，向中国政府索要金钱。公使馆无法抵挡闹事学生，求助法国警方保护。警方逮捕了部分请愿的勤工俭学生，是为勤工俭学运动中的“二·二八运动”。少数正派的“觅工派”勤工俭学生反对围攻公使馆勒索金钱，提出了“甘做苦工，不希官费”的口号，认为勤工俭学生应信守赴法时的初衷，到工厂去做工，以劳动维持生活和学习。多数勤工俭学生不知道，请愿运动领导者们早已听命于共产国际，享有革命工资，围攻中国公使馆的请愿运动已经成为共产国际策动“反帝运动”的一部分。

勤工俭学生们在法国闹事以求不劳而获，而北洋政府却在尽量想办法为他们安排出路。1921年夏，在李石曾募捐运动的推动下，北洋政府决定以法国放弃的庚子赔款加上陈炯明主政的广东省政府捐款在里昂大学中开办专门招收中国勤工俭学生的中法大学。里昂大学校方了解到中国勤工俭学生普遍没有勤工，其中的蔡和森、陈延年、李立三、李富春等人专职从事宣传共产革命、发行革命刊物，要求从中国国内招收能够支付学费的留学生。里昂大学校方的这一决定公布后，蔡和森、赵世炎等人利用勤工俭学生的不满情绪，组织成立了“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发动了占领里昂大学的暴乱。法国警方没收了暴乱学生的护照，里昂市长下令将李立三、陈毅等104名暴乱骨干遣送回国。共产国际设法使暴乱的主要领导人赵世炎免于遣送，让他留在法国继续领导勤工俭学生中的共产党组织。勤工俭学生中的张若茗在报上撰文披露占领里大暴乱事件真相说：“勤工俭学事业本是以勤工手段达到俭学目的的一桩事，绝没有不勤工而达到俭学的可能，不然便是怠工……当初蒙达尼的学生主张不去勤工，人人要求官费，他们的理由是找工困难。但现在工作位子很多，而他们不去做工，竟有得到工作而辞去的。”[63] 留学生中的曾琦、李璜等人反对勤工俭学生接受赤化，专事闹事，成立了反对赤化的“中国青年党”，通过《救国》杂志揭露俄共指挥中共，每个中共党员每月领取俄共津贴七百卢布为生活费的真相，直指第三国际下属们为“卢布党人”。

如同十几年前日本黑龙会召集在日本的各路会党联合成同盟会一样，共产国际先是在法、德、比等国勤工俭学生中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少年共产党，再将这些组织联合组建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1922年，共产国际在巴黎西郊的波罗涅召开了中国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部署中国革命和反帝运动。代表中的赵世炎、周恩来（柏林代表）、李维汉（“工学世界社”代表）、刘伯坚（比利时代表）郑超麟（后被肃为“托派”）、尹宽（后被肃为“托派”）、袁庆云、王凌汉等人全都脱离勤工俭学成了领取苏俄工资的“脱产”革命家。至此，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名存实亡，勤工俭学生们抛弃了李石曾制定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勤工俭学宗旨，投身苏俄旗下，听从共产国际指挥，攻打巴黎的中国留法学生会馆、攻打中国驻法公使馆、大闹里昂学生宿舍、大闹国庆宴会，成了以闹事为能的群体。如同十几年前接受日本人资助的同盟会引领暴徒暴力对付主张改良的“政闻社”一样，接受苏俄资助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也是以暴力对付没有外国资助，势力孤单的青年党，捣乱青年党的会议，造成了两次流血冲突。[64]

共产国际以巨额资金强力推动，将法国作为了共产革命干部的训练营，从勤工俭学生中培训出了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李富春、许德珩、李立三、陈毅、聂荣臻、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邓小平、蔡畅、向警予、郭隆真、熊雄、高风、罗学瓒、张昆弟、徐特立、肖三、傅钟、李卓然、何长工、欧阳钦、刘清扬、黄齐生、马志远、袁子贞等共产青年。1923年，共产国际开始从勤工俭学生中选拔骨干派往苏俄受训。其中，赵世炎、聂荣臻被送入莫斯科东方大学，邓小平等人被送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聂荣臻再被送入苏联红军军事学校学习。1923年双十节，六百多华侨在巴黎ZATARIA饭店举行国庆纪念会。“入夜，周恩来率领十余名共党份子闯入饭店，高举红旗，并大唱国际歌，意图捣乱。后见众人怒目而视，乃绕场一周后，呼啸而去。”[65] 周恩来最早被选中培养，也最早成为了共产国际的干部。这时的周恩来已经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重要安排，准备回国任职黄埔军校了。

晚清新政改革中，清政府积极派留学生出洋。袁世凯、张之洞为推动留日运动出钱出力，多方奔走。清政府期望学子们带回科技与管理学识领导改革，富强国家。但是，在日本朝野金钱召唤下，留日运动变质，学子们抛弃学业，将革命活动作为进身捷径，拒绝日本文部省出台的约束规则，发动请愿闹事，然后成了领取日本津贴的革命党，再带着颠覆政府的计划回国，成了反清革命的骨干。十多年后，悲剧重演。中国民间与政府合力发起了另一次留学运动——勤工俭学运动，同样期望学子们带回科技与管理学识富强国家。但国人殷切期望不敌外强金钱的影响力，勤工俭学运动同样变质，勤工俭学生们不像李石曾豆腐厂工人那样勤工俭学，而是既不勤工，也不俭学，不去工作，图不劳而获，将才能用在了在欧洲闹事和勒索自己的祖国，不断发动围攻公使馆的暴乱，随后集体接受共产国际津贴，变身职业革命家群体，同样带着颠覆政府的计划回国，成了共产国际属下的别动队。两次留学运动的变质过程展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脉络。

青年毛泽东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在湖南组织者。他与蔡和森组织湖南学子赴法的半路，临时改变主意决定不去了。内中原因在二十一世纪才为人知。1919至1920年间，毛泽东三赴上海操办湖南赴法勤工俭学事宜，请岳父好友章士钊帮忙筹款。章运用影响力，找湖南省长赵恒惕特批拨款及出面向社会各界募捐，筹得两万银元巨款交毛泽东作为安排湖南学子赴法之用。[66] 通过章士钊筹款之事只有一起去取款的毛泽东、蔡和森和彭璜三位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知道。随着蔡登船赴法，彭璜突然离奇失踪，[67] 毛泽东掌握的专款成了不为人知的私款。有了钱，毛泽东决定不去法国了。当时，毛的同学们都奇怪毛怎么一下子阔气起来了。登位后，毛泽东关照了章士钊，在大饥荒中指示周恩来拨给章士钊一所大宅和一大笔钱。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宴请章士钊、王季范、程潜、叶恭绰为自己“庆九”。章士钊女儿在回忆录写道：“毛主席泽突然问：行老有没有告诉你，我还欠了他一笔债没有还呢？……毛泽东却很认真地说：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我见到你，想起来了。早该还了！…… “1963 年起，毛主席以‘还债’为由，每年春节送父亲两千元，父亲坚决不要。我转达他的意思，对主席说父亲当年为他征集的两万银元不是他个人的钱，是社会各界响应他的呼吁，为青年学生赴欧洲深造而募集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主席的还款。毛主席听后大笑说：‘行老就是这个脾气！他这个人真是两袖清风啊！’随即，毛主席对我说：‘你这个共产党员也不懂我的意思吗？我哪里是真的还钱嘛！这钱是还不清的！那时候，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这哪里是用钱还得清的？我是要给行老一点补贴。解放了，没有财主给他钱花了，全靠工资。我知道他缺钱，他爱帮人忙，替共产党接济了不少我们照顾不到的人。我很谢谢他，要给他一点补贴才好。’”[68] 这里，毛泽东所言不实：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生唐铎确认，他和肖子璋等四十多位湖南学子没有得到过毛泽东经手的专款资助；[69] 秋收暴动是苏俄驻长沙领事馆出钱策动的。可以说，湖南各界为赴法勤工俭学生捐出的两万银元巨款去向，与毛同时追求湖南才女陶毅（字斯咏）的同龄青年彭璜的下落只有毛泽东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