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8 章 袁世凯当国

清帝退位

1912年2月初，袁世凯上奏清廷与南方达成的赞成共和、优待皇室条件、皇族，及满、蒙、回、藏待遇条件共十九条。隆裕太后授袁世凯全权成立临时共和政府，与革命军协商统一办法。2月12日，清廷颁布了最后一道上谕——退位诏书。第二天，北京各家报馆全文刊登了这一清廷的最后诏书。

退位诏书体现了末代清廷顺应民心，避免生灵涂炭、民族仇杀和国家分裂的胸襟。当时，汉族会党“驱除鞑虏”的宗旨使国家走向分裂。鞑靼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通称，革命党驱除鞑虏的口号意味着迫长城以北的广大满蒙族地区分离出中国。革命党人在“汉族十八省”建立大汉军政府时，蒙人理所当然地要求分离，建立独立国家。1911年底，库仑活佛哲布尊丹巴宣布独立称帝，将汉族官员驱逐。1912年1月，呼伦贝尔盟在俄国支持下宣布独立，哲里木盟郡王乌泰也预备独立。在满蒙回广大区域独立趋势迅速蔓延形势下，若无清帝宣布和平退位及袁世凯政府及时公布对满蒙各少数民族的平等的待遇承诺，北方满蒙回地区分离出中国在所难免。由此可见，同盟会长期以来“反清复明、驱除鞑虏”宗旨是分裂回家的口号，清廷和袁世凯在革命中选择和平向新国体过渡道路，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南北方达成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和《优待皇室条件》的主要内容为：

保留清帝尊号，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民国政府拨四百万元岁用予清废帝；清帝辞位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清王公世爵仍旧；皇族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同等；皇族私产受保护；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与汉人平等，信仰自由；王公世爵，概仍其旧。后来，革命党对退位的满清王室享受优待忿忿不平，认为是革命不彻底。须知，与清帝发布退位诏书避免北方满蒙回地区分裂出去的的贡献相比，上述优待条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必要而合理。而且，清废帝从未得到上述优待，民国政府因财政困难从未履行优待承诺，小朝廷只得靠卖宫中宝物维持生活。

清廷覆亡不是因为其保守，专制，而是因为不敌日本金钱武器的颠覆力量，不敌会党代表的专制力量，因为其推动的地方自治瓦解了自己的中央权威，以及因为财政破产的拖累。拳乱后，清政府财政赤字每年在3000万两以上，[1] 几乎所有省的财政都入不敷出。以1909年的东三省为例，奉天岁入580万两，岁出940万两；吉林岁入180余万两，岁出450万两；黑龙江岁入90万两，岁出200万两。贵州、江苏、安徽、福建、广西、湖南、云南、江西、湖北、四川等省均支大于收在百万两以上。[2] 财政破产的局面使中央与地方在财源问题上尖锐冲突，中央不得不推行铁路国有政策以对外借款，使冲突爆发。

末代清廷的主要政策都顺应了进步潮流，没有暴政，堪称一代开明、进步的统治者。摄政王载沣积极推进立宪改革，主政后所颁书均顺应进步潮流，如申明立宪国策诏书曰：“国是已定，期在必成。内外大小臣工，皆当共体此意，翊赞新猷。言责诸臣，亦应于一切新政得失利病，剀切敷陈”；大赦诏书曰：“戊戌政变获咎，及先后犯政治革命嫌疑，与此次被胁自归者，悉原之”；推行地方自治诏书重申以宣统元年九月初一日各省召咨议局开议的时间表；颁诏第一、二届各省咨议局筹办宪政事宜，要求“内外诸臣应竭诚负责，并命宪政编查馆稽核所奏成绩，有因循敷衍、措置迟逾者，甄劾以闻”。面对全国性的赴京请愿运动，摄政王宽容应对，宽容处置革命党刺客，下诏开放党禁。革命爆发后，他发布了“罪己诏”，检讨过失，承担责任，主动请辞监国摄政王位。隆裕太后同样爱民大度，在革命中懿旨发帑银20万两赈湖北遭兵难民，发帑银24万两设立慈善救济会。革命党后来神化自己的同时尽力将末代清廷妖魔化。然而，在开明、宽容、推动立宪、顺应进步潮流方面，革命政府无法与末代清廷相提并论。

清廷覆亡并不影响清末十年新政变革的伟大成果。新政十年改革使中国从封建专制走向了现代化，催生了中国首部宪法大纲，是中国迄今空前绝后的伟大体制变革。孟子曾说：“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 但中国两千年的秦制根本不容有听从民意的制度设计，也没有听从民意的代议机关。新政中，清廷效法西方“庶政公诸舆论”的议院体制，在京城设立了资政院，在各省设立了咨议局，以资政院为议院之基础，各省咨议局又为资政院之基础，开始向代议政治过渡。清廷承认皇帝也要遵行宪法，否定了统治中国两千年的秦制，显示出抛弃皇权专制，向宪政民主变革的决心。

资政院和咨议局虽然只是预备机关，还不是正式的代议机构，但是从章程和实际运作进程来看，已经具备了现代代议机关的主要职能。根据《资政院章程》，资政院应行议决事件包括国家岁入预算、国家岁出决算、税法及公债、新定法典及嗣后修改等等，拥有了立法与财政之权，除选官用人仍由皇帝决定外，资政院已拥有现代代议机关的基本权力。所以说，清末十年的社会变革是中国的“光荣革命”，它和平地改变了几千年来的传统制度。美国汉学家任达（Douglas R·Reynolds）指出：“粉碎两千年中国帝制政府模式及其哲学基础的，不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而是1901至1910年以晚清政府新政为中心的思想和体制的革命。理解近代中国在学术上的主要障碍，是对革命的定义规限得太狭窄。这蒙蔽了学者们的眼睛，使他们难于理解中国近代革命、静悄悄的新政思想和体制革命……晚清时期不仅有推翻政府的政治革命，而且有更具深远影响的思想和体制的转变。1911年后，置身舞台中央的激进分子和革命者改写了历史，借清王朝的崩溃索取荣誉。他们是清朝的对立者，或充其量只是沾了点边的人，对晚清改革既无认识也不感兴趣……在因循袭旧的历史上，那些站在‘孙的1911年革命’之外的人们，总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或敌人。头号敌人是袁世凯，他是新政改革的骨干人物，从1912至1916年的民国总统。他没有大吹大擂，却在结束帝制后的中国继续进行改革。在历史上有过重大成就、使人惊叹的中国新政变革，就这样被遗忘了。……事实上，我们所认识的今日（而且在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正是完全以新政年代的思想和体制为基础。离开新政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3]

《临时约法》

在同盟会内部讨论抢先成立政府的会议上，孙中山与宋教仁围绕临时政府采取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展开了激烈争论。宋教仁认为，总统制易导致集权独裁，需要以内阁制约束最高权力，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地方对中央的约束大，而中国有两千年中央集权专制传统，故应实行内阁制，“大总统尊其贵而虚其位，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此吾国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孙中山要求大权独揽，称议会制不适合中国，“在此非常时代，吾人不能对唯一置信推举之人复设防制之法度……而误革命之大计”。黄兴劝宋教仁服从总理孙中山，宋力争不让，与孙争到“面红耳赤，几至不欢”。作为几成定局的临时政府大总统和内阁总理的人选，孙、宋二人的主张都有自谋之嫌。僵局中，宋、黄专程赴南京，与各省代表商议。各省代表根据南北议和期间仓促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否定了宋教仁的内阁制主张，决定临时政府实行总统制。

1912年2月6日，孙中山获悉日本方面否决了他的借款要求，在辞职前赶紧要求南京临时参议院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无限扩大国会权力，剥夺总统权力，制定专门限制袁世凯总统权力的约法。根据孙的要求，南京临时参议院十几个人儿戏般地起草、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于3月8日公布。修改后的《约法》规定参议院垄断政治权力，剥夺总统代表的行政权和对参议院的制约之权，使总统沦为参议院的傀儡，为日后国会与总统冲突、“府院之爭”、议员腐败等等埋下祸根，成为民初政治动荡的灾难源头。孙中山要当总统时极力主张总统集权制，总统作不成了，立即要求剥夺总统权力。这种利用大法服务一党之私，一己之私的作法是会党不讲规则，不择手段的特点的典型表现。

与宋教仁起草《中华民国鄂州约法》一样，《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只是照搬了西方法律中的三权分立、人民权利的词句，对各项权利全无保障条款。律师章士钊评论约法说：《临时约法》规定了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有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之自由、居住迁徙之自由、书信秘密、信教之自由等项权利，却没有规定如何切实保障这些权利不被侵犯，《约法》曰：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则如之何？以此质之《约法》，《约法》不能答也。[4]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

清帝宣布退位后，孙中山为袁世凯就任总统提出了定都南京，须到南京就职，须遵守他制定的《临时约法》等为难条件，声称要在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后才辞总统职。孙的为难要求不仅为国内各界和列强各国反对，连革命党人组成的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也反对。2 月14 日，南京参议院通过了定都北京的决议。孙中山、黄兴召集参议院中的同盟会员开会，要求在第二天复议重新投票决议定都南京（如此革命党通过党员开内部会议操纵议会的情况此后持续了百年）。次日，黄兴威胁参议院说：“议院须于今日自动的翻案，否则吾将以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2月16日，黄兴再威胁参议院说：“过了正午十二时，参议院再不改过来，我立即调兵冲入参院强行通过。”[5] 临时参议院在武力胁迫下屈服，更改表决结果，通过定都南京。上述行径显示，孙、黄没有丝毫共和素养。

袁世凯当然拒绝孙中山的为难条件，北方各地商会、咨议局、团体、报馆纷纷上书、通电，反对袁世凯南下就职。中华民国联合会、民社、国民协会、《民立报》、《神州日报》、《时报》、《时势新报》、《大共和日报》等各界舆论一致谴责南方参议院“立法为行政所侵，不能保其独立，民国开此恶例，尤为寒心”，[6] 段祺瑞等北洋将领通电：“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这时，孙、黄在财政枯竭，革命军随时兵变的形势下无法在南京继续撑下去了。在举国反对声中，孙、黄被迫放弃定都南京的要求，也不敢再武力威胁南京参议院。没有了孙、黄的威胁，南京临时参议院重新作出定都北京的决议。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次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公布了剥夺总统权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免民国政府成立受阻，出现无政府状态，袁世凯接受了孙记《临时约法》，但坚持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南京方面拒绝袁世凯的任命，南北双方又为内阁总理人选争执不下。经张謇出面调停，南北双方达成妥协：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的同时加入同盟会。后来的事实证明，袁世凯对革命党妥协，接受革命党服务私利的《临时约法》是一场政治灾难。

4 月 1 日，孙中山宣布辞临时大总统职。次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孙中山再提出派一万革命军护送议员北上，并长驻北京的要求。对此，黎元洪通电称孙的要求是亡国之举，要求唐绍仪与南方阁员迅速北上，不得一误再误，北洋“军界统一会”通电声明，如果南方革命党阁员再以各种理由拖延，请袁世凯先行派员署理。在北方政界军界一致反对声中，孙中山只得放弃无理要求。4 月 20 日，唐绍仪偕蔡元培、宋教仁等同盟会阁员到达北京。21 日，唐主持主持内阁成立会议，宣布阁员为：外交总长陆征祥，内务总长赵秉钧，财政总长熊希龄，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交通总长梁如浩（未获同意，由唐暂代）。

就任大总统后，袁世凯发布了对蒙古族待遇的特别通告，申明奉行“五族共和”，禁止“驱除鞑虏”口号，禁止歧视满人蒙人，发布总统令确认蒙古王公、喇嘛的封号、特权，申明蒙古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而不是藩属，申明保证优待各族人民，宣布汉、满、蒙、回、藏五族组成亲邦，共享共和政府。对于前朝旧人，袁世凯强调，民国由清廷禅让而来，要“饮水思源”，确实遵守优待清室承诺，“优容前清耆旧”，“政非旧不举，人非旧不用”，民政长须由在清朝做过州县官吏者担任。他亲自打电报邀请各地遗老到北京作官，对应邀前来者尽量接见，“礼敬如宾”。

袁世凯的民族和睦政策和善待清廷旧人的政策有效扼制了满蒙回族地区走向分离，也使清室复辟派受到鼓舞。以恭亲王溥伟和肃亲王善耆为首的宗社党积极推动清廷复辟。溥伟、刘廷琛、陈毅、王宝田、温肃等人会聚青岛，商谈武装复辟计划。溥伟将自己北京房地产和书画文物出售抵押筹得了百万军费策动忠于清室的张勋济南举旗勤王。袁世凯获悉复辟计划，下令加强济南戒备，使张勋不敢轻举妄动，挫败了溥伟的“癸丑复辟”计划，同时对复辟活动采取了宽大政策，定出清室“别嫌明微”的七项办法，对倡言复辟的宋育仁、劳乃宣等人“既往不究，申戒将来，宽大为怀”，发川资回籍养老。袁世凯“饮水思源”，信守优待清廷的承诺的怀柔宽大政策安抚了前朝遗老，调和了政权更迭带来的冲突，维护了国家统一，消除了种族仇恨，赢得了国人的尊敬。各界和舆论一致盛赞袁世凯为缔造民国的伟人。这种赞扬恰如其分。因为，若长期鼓吹“驱除鞑虏”、民族仇杀的孙中山政府继续存续，满蒙地区定然独立出去，民族仇杀不会停止。

1913年2月22日，积郁成疾的隆裕太后病逝，仅享年46岁。史书记载：“二月二十一日，隆裕后已是弥留，到了夜间，回光返照，开眼瞧见宣统帝在侧，不觉呜咽道：‘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国已亡了，母又将死，汝尚茫然，奈何奈何？我不能再顾你了。’”[7] 接内务府大臣世续报闻，袁世凯立即派荫昌、段芝贵、孙宝琦等人前往宫内帮助料理治丧事务，指示国务院发出通告：“兹逢大清隆裕皇太后之丧，遵照优待条件，以外国君主最优礼待遇，议定各官署一律下半旗二十七日，左腕围黑纱。自二月二十二日始，至三月二十日止，以志哀悼，特此通告！”参议院除下半旗外休会一天。2月14日，民国政府在大和门前广场隆重召开了国民哀悼会，参议院议长吴景濂主祭，恭读祭文，盛赞隆裕太后有逊位之德，以尧舜禅让之心赞同“共和之美”，大会决定为皇太后建立铜像以表彰功勋。哀悼会期间，各使馆均下半旗致哀。祭奠之日，袁世凯臂带黑纱举哀致祭，并特备赙仪三万元。民国各地军政要员，也纷纷向清室发来唁电。副总统黎元洪唁电：“德至功高，女中尧舜”；山西都督阎锡山唁电：“皇太后贤明淑慎，洞达时机，垂悯苍生，主持逊位。视天下不私一姓，俾五族克建共和，盛德隆恩，道高千古”。国民哀悼会的发起者吴景濂发表公启说：“隆裕太后以尧舜禅让之心，赞周召共和之美，值中国帝运之末，开东亚民主之基。顺天应人，超今迈古。佥谓美利坚之独立，受战祸者或七八年；法兰西之革命，演惨剧者将数十载，虽伸民气，实苦生灵。前清隆裕皇太后，默审潮流，深鉴大势，见机独早，宸断无疑。诏书一下，化干戈为坛坫，合五族为一家，大道为公，纷争立解。盖宁可以敝屣天下，断不忍涂炭生民，所谓能以私让国。”各大报纸均刊载了悼念隆裕太后的文章。其中《亚细亚日报》载文云：“隆裕太后去岁，不为亲贵浮言所动，力主共和，实为有造民国。今一日崩御，我五族国民，当同情哀悼。”祭奠之后，袁世凯召开了国务院特别会议，按照《优待清室条件》第五款之规定，决议“隆裕太后祔葬崇陵，更兼赞助共和，有助于民国，故所有丧礼，务须从优，费用亦归民国政府负担。”参议院立即通过了国务院提案。袁世凯复令各部、院长官亲往致祭，特派赵秉均等政府军政大员与逊清御前大臣共同在太和殿侍班守灵，步军统领衙门亦设值班官员轮流护灵。还专派了民国的仪仗队、军乐队及守卫人员前往参加丧礼。

隆裕太后一生充满不幸。由慈禧太后作主成为隆裕皇后后她才知道，光绪本来看上的是德馨家的二女儿，婚姻是慈禧强加于她和光绪的。婚后她长期受光绪冷落，成为光绪与慈禧矛盾的牺牲品。戊戌政变后，光绪被囚瀛台，心情不好，动辄拿隆裕出气，甚至殴打，隆裕只有压抑心中委屈，哭怨老天对自己的不公，每天早上还是照例要去问候光绪，陪光绪吃饭。后来，光绪有所反思，开始同情隆裕。但隆裕从进宫当皇后就没真正快乐过，既不得光绪宠爱，也不得姑母慈禧的欢心，在经济上窘困得时常命人将首饰等值钱物品送至宫外典当。革命中，她发布了清王朝最后的上谕——《退位诏书》。退位后隆裕的心情可想而知。溥仪晚年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我给太后请安时，常看见她在擦眼泪。”

中外舆论对隆裕太后的评价公正。她决定退位是为形势所迫，也是因爱国爱民。她在最后诏书中说：“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在国家将分裂，革命党挑起战争的形势下，隆裕太后的退位决定确有使国家免于战火之功。若清室拒不退位，听从个别王公劝说，退归忠于清室的满洲，则全国将陷于分裂与战火。隆裕太后与袁世凯携手达成了历史上流血最少的改朝换代。随着革命党当权，末代清廷和袁世凯被长期丑化。多年后，当国人见证了长期战争的政权更迭，见证了新中国政权大规模屠杀旧朝人员，长期迫害与旧政权相关人员时才能体会隆裕太后避免生灵涂炭主动退位之爱国爱民，才能体会袁世凯强调饮水思源，遵守优待退位皇室协议，重用前朝旧人胸怀之伟大。

孙中山办铁路

辞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离开南京，在周游中大力鼓吹建铁路。他在上海演讲说：“实行社会主义，以建设铁路为先”；在北京演讲说：“鄙人之意见，现在政治之事，已有袁大总统及一般国务员担任。鄙人从此即不厕身政界，专求在社会上作成一种事业。……鄙人所计者非他，即建筑铁路问题是也”；[8] 在接受西报记者采访时强调此后中国将采社会主义，以建筑铁路为先。得知孙中山鼓吹铁路国有与大办铁路，袁世凯投孙所好，成立了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任孙中山为会长、黄兴为副会长，发布总统令“授孙文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每月拨三万元为办公经费，让孙考察铁路，首先安排孙中山去参观他在清末新政中修建的“京张铁路”。精于操办实务的袁世凯对孙中山的“大炮”（吹牛）之名早有耳闻，深知建铁路的里程不能乱吹，但为让孙中山不在政治上拆台，不再搞暴动而委任孙中山为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委任黄兴为汉粤川铁路督办。

1912年7月，《纽约先驱报》记者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在上海采访孙中山后写信给莫理循说：“孙拿出地图，随心所欲地在各省和各属地的位置上画满了许多线路，用双线表示沿着海岸线从上海到广州的铁路干线，又从那里穿越崇山峻岭通往拉萨，再向西绕来绕去伸到西部边界进入新疆，再穿出去从戈壁沙漠的边缘进入蒙古，在各省划了很多支线。这幅地图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国西部最边远的地区。他煞费苦心地用毛笔在各省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图上画了许多线条，用双线标出从上海到广东沿海岸方向的铁路线，方向一转，铁路线越过崇山峻岭直抵拉萨，然后穿过西部直抵边界，又蜿蜒曲折地进入新疆，到达蒙古。他画的另一条铁路线是从上海经四川到达西藏。他还画了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的许多线。无数细线遍布各省。看着席地而坐，向我介绍铁路计划的孙，我在想，这个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竟会演出这么愚蠢的一幕，简直不可能。从这张地图完全可以看出，他不仅是个疯子，而且比疯子还要疯。他丝毫不讲实际，缺乏普通常识，而且对他自己目前所倡议的事业缺乏最基本的概念。他所描绘的这幅地图只不过是一幅怪诞的中国之谜。这比什么都更能说明这位中华民国首任总统之不称职了。我真想花一百美元请人给孙画张像，他坐在地板上，旁边摊着一张地图，幻想着十年后中国布满铁路线。从越南老街到中国云南的小铁路就花了800万英镑。老天爷！一条从云南到拉萨的铁路要花多少钱呢？这条铁路究竟有什么用？除非要举办到世界屋脊去的夏季旅游，或者供达赖喇嘛逃跑之用。……请您原谅我的愤怒情绪。因为我一想起这个狂人认为他一挥手，全世界的资本家都会打开钱包，把金币抛洒在中国我就怒火中烧。” 在上海的铁路工程师H•T•福尔德有着同样印象。他写道：“听说孙逸仙有一套修建铁路的计划，于是我就主动与他结识。在我的印象中，他缺乏政治家的才能；与他交谈之后，这种印象更加强烈。我发现他头脑简单，只是个徒有虚名的党魁。[9]

10月，孙中山宣布中国铁路总公司成立，提出了集资60亿元、建350万里铁路（绕地球40圈）的计划。他在谈话中说：“凡立国铁道愈多，其国必强而富。如美国现有铁道20余万（英）里，合诸中华里数，则有70万里，乃成全球最富之国。中华之地5倍于美，苟能造铁道350万里，则可成全球第一强国。他主张“批给外人修筑，凡有资本者皆准包修一路，届四十年期满，由我收回。”[10] 中外国记者们闻此都与端纳一样，认为孙疯了。因为60亿元相当于列强的岁入总和。一位美国人评论孙中山的铁路计划说：“他是如此的不切实际，幼稚得不值得重复，他不适合担任任何需要常识的工作。”[11] 宣布成立铁路总公司后，孙中山率大批失业的党人，乘坐袁世凯当年为慈禧太后回銮特制的豪华花车先后到湖北、福建、广东、山西、山东、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巡游。

袁世凯花钱让孙中山玩铁路以免除政治麻烦的安排没有奏效。孙中山的真正心思并不在铁路，在铁路豪游中筹划着造反，以考察铁路为借口赴日寻求支持，于几个月后发动了“二次革命”叛乱。当孙中山叛乱失败逃到日本后，民国政府清查发现，孙中山在豪华视察中挥霍了120多万两公款。这笔巨款对当时破产的国家政府来说是个天文数字的亏空。当年张之洞办官办铁路公司因管理不善而巨额亏空；晚清新政中各省办商办铁路公司也因管理不善而巨额亏空，但张和各省商办的公司多少还是建了一段铁路。而革命后，孙中山光吹牛考察一番即造成了巨额亏空，可见革命家败家的规模和速度空前，超乎想象。九十年后的2002年，中国铁路的营运里程也只有7万公里。这时人们才理解端纳采访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孙中山后为什么如此愤怒。

国会选举与孙陈刺宋

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孙中山、黄兴周游各省，宋教仁成了同盟会的主持人。为与共和党竞争，他决定解散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促进会合组新党——国民党，取服务国民之意。他指出，会是秘密斗争的产物，已不合于现代政党政治，在共和政体中，政党政治是最基本的民主政治形式，即是由两大政党通过合法手段进行竞争，或“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或“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己处于监督地位”，通过“相摩相荡”的党争达到政治日益向上，共和制度确立，政党自身完善和发展。[12] 1912年8月25日，宋教仁主持召开了五政团联合的国民党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宋起草的《国民党政见宣言》及政纲。在宣言中，宋教仁借鉴美英经验提出“一国政党之兴也，只宜两党对峙，不宜小党分立”。在国民党纲领中，他放弃同盟会恐怖主义、种族主义的宗旨、口号，加入了追随进步潮流的妥协、包容、依法行事等内容，为国民党参加国会竞选奠定了基础。大会推举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芝祥、王人文、吴景濂、张凤翙、贡桑纳尔布为理事，孙中山为理事长，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胡汉民、柏文蔚、李烈钧、阎锡山、谭延闿、赵炳麟、陈锦涛、张继、孙毓筠、尹昌衡、于右任、蒋翊武、马君武、田桐、胡瑛等30人为参议。

同月，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公布了根据《临时约法》规定制定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和《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等三法案，启动了国会选举。《国会组织法》参照美国架构，分国会为参、众两院，参议院议员274名，具体分配为：每省10名、蒙古27名、西藏10名、青海3名，由各省和地区议会或选举会选出；中央学会8名、华侨代表6名；众议院的议员按人口比例每80万人选出1位（人口不满800万之省，亦可选出众议员10名），总计议员596名，参众两院合计议员870名。《选举法》虽没有对参议员候选人文化、财产的资格限制条文，但规定参议员由地方议会选出，而地方议会议员有资格限制规定，如此保证了议员有责任心和议政能力。由于当时对各省人口未作调查，故在国会组织法中规定了各省众议员名额为清末省咨议局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并具体规定了清末未设咨议局的蒙古、青海、西藏的众议员名额。众议员选举人条件为：在选举区内住满2年以上、满21岁、小学以上毕业男子，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有值500元以上之不动产者。当时，大多数国民文盲，妇女文盲率更高，无业游民数量庞大，全民普选既难于操作也不利国家进步，对候选人文化、财产的资格限制是进步的体现。《临时约法》与《国会组织法》公布后，各主要党派开始竞选，宋教仁离京南下，将竞选与在各省建立国民党支部相结合，巡回各省宣传宪政民主和政党政治的主张，演说极具魅力，轰动一时，在国民中取得了极高的声望。

11月，梁启超结束了十四年的海外流亡归国。他捐弃前嫌，支持袁世凯实行“开明专制”。“开明专制”思想是梁启超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时提出的。他指出：“今日之中国，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13] 他认为，中国尚不具备民主共和的条件，也不具备君主立宪的条件，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须先经过一段时间的开明专制，创造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各种社会条件，才能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革命爆发后，梁启超设想以袁世凯为首的军政官僚实力派不搞政党，立宪派改组形成的改良派组织政党，将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改造成政党，形成两大政党为主的政党政治局面，实行责任内阁，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通过改良主义的道路逐步推进体制革新，以达到立宪民主政治的目标。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梁启超从海外致信袁世凯，建议举外债渡过财政难关，集合立宪派清朝旧官僚组织政党，以共和之名，行开明专制之实。归国后，梁启超推动以汤化龙为首的民主党、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和章太炎为首的统一党联合，与国民党形成抗衡局面。他感到可以由此实现“一党在朝，发展其政见，必有一党在野批评其得失，研究其利害，监督之以使政府不敢为恶”的政党政治局面。梁的两党制设想与宋教仁不谋而合。二人联手致力于实现两大政党互相制约的宪政格局。

1912年12月至1913年3月，新生的民国举行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国会议员选举。这次选举的登记选民约40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0%。宋教仁国民党在选举中赢得大胜，获得参、众两院40%以上的议席，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政党。选举结束后，宋教仁在南京发表演说，申明主张政党内阁，国会制宪，中央地方分权。3月22日，应袁世凯之邀赴京任内阁总理的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遇刺，次日身亡，年仅32岁。中国政党内阁，国会制宪之路就此中断。

宋教仁遇刺是对二十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刺案。其来龙去脉须从同盟会内的山头之争说起。清末，湖南领全国风气之先。宗方小太郎在调查中国数省情况后指出，湘军集团在“同治中兴”中作用巨大，“今后主宰爱新觉罗命运者必为湖南人”。他建议日本政府“及时经营湖南，收揽其豪杰，怀柔其民心，他年中原鼎沸之时，能为我所用者盖不鲜也。”接受他的建议，日本朝野首先开始联络湖南会党。召集中国各路会党和留学生成立同盟会时，日本黑龙会没有从势力最大，人才济济的湖南会党选领袖，而指定在国内会党和日本留学生中影响不大的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作为平衡，黑龙会决定，指派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湘派会党领袖起草同盟会章程。[14] 黑龙会没有从势力最大的湘派会党中选领袖的原因是，湘派领袖们有爱国主义观念，宋教仁、陈天华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在发刊词中有“吾人之主义，可大书而特书，曰爱国主义”之言，所刊文章在关注日战争的同时也揭露日本向中国扩张的野心，因此被日本当局以手续理由迫令停刊。显然，湘派会党的爱国主义观念与日本向满蒙扩张的目标不相符。

同盟会成立后，湘派与孙派不可避免地出现领导权之争。在会旗问题上，孙中山与黄兴发生分歧。孙要求以青天白日旗为会旗。这一要求背后是黑龙会的意思。青天白日旗源于日本的旭日旗。黑龙会扶植孙中山成立的兴中会、同盟会，孙中山有必要通过旗帜表达服从。他不能明说是源于日本旗，而坚称是早已亡故的陆皓东设计。黄兴对孙坚持日式旗帜不以为然，指责孙中山“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必速毁之”，[15] 要求以华兴会的井字旗为会旗，并声言如必用青天白日旗则退出同盟会。不过，抗争的湘派们端的也是黑龙会饭碗，在黑龙会支持孙中山现实下只得妥协。宋教仁日记中表达对孙的不满道：“其盖孙文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怀坦诚以待人，做事近乎专横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今既如是，则两者感情万难调和，且无益也，遂不劝止之。”同盟会内的另一大山头浙派（光复会）也对孙作领袖不满。1907年中，日本政府礼送孙中山离日，浙派借经费问题发起“罢孙”。虽然黑龙会出面迫使浙、湘两派服从大局，让黄兴出面维持了孙中山的总理地位，但“罢孙”风潮使孙中山在同盟会总部中的独裁地位被实际废除。

孙中山远走美国后，宋教仁主持成立了另一会党组织。为得到黑龙会的继续支持，他沿用了同盟会之名，称同盟中部总会，但强调中部总会独立，废除总理独裁制，采取“合议制”，宣布“总理暂虚不设，留以待贤豪，收物望”。他批评“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16] 批评孙中山在沿海打了就跑的策略，主持制订了以湖北为中心，策动长江中部各省实行武装暴动的计划，重点在新军官兵中发展势力，促成了湖北两大革命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为武昌暴动创造了条件。

由于宋沿用了同盟会之名，孙中山得以同盟会总理的名义归国抢先坐上总统大位。宋教仁对孙中山归国途中以未来元首的名义发表一系列谈话颇为不满。当北一辉从上海到南京去劝他拥护孙中山时，宋教仁气愤地说：“你的大元帅主张误了事，黄兴的优柔寡断又误了事，孙中山的空想再来误事的话，革命将怎么办呢？黄兴食言不来也无所谓，我有兵力，决不允许孙派的人踏进城门一步！”宋教仁所言只是气话，他不能扳倒日本人支持的孙中山，只能在张继等人相劝时顺势下台阶，到上海参加孙中山欢迎会。[17]

到沪当晚，孙中山在同盟会高层会议上与宋教仁围绕新政府组织形式发生了激烈争执。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孙中山等多数人主张总统制。孙因自己要当总统，坚持实行总统制以大权独揽，称内阁制不适合国情。二人激烈争论至不欢而散。宋的防止总统独裁之词触到了孙中山的痛处，让孙忍无可忍。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联手陈其美暗杀了浙派领袖陶成章以报复陶两次“倒孙”及推举临时大总统时对他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

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宋教仁反对孙中山武力推翻袁世凯的北伐计划，反对孙中山以迁都南京制袁的无理要求，指迁都南京即为放弃蒙满。宋此言不光让孙中山怨恨，也引起了日本方面的不满。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主张合法参政党政治，提出政党以“选举”为要务，推动立宪共和。在五党联合组成国民党的系列会议的最后一天，孙中山出席了会议。虽然仍被推举国名誉上的国民党理事长，但这时国民党众望所归的领袖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宋反对起兵造反，合法参选参政的主张得到国民党人的普遍拥护。竞选活动中，宋教仁在湖北国民党支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讲说：“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我们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我们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的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我们要在国会里，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如不能达成政党内阁，宁甘退让，如可改组政党内阁，虽他党出任总理，亦赞助之。”[18] 宋教仁以他符合民意的主张，出色的组织、演说才能和理论素养赢得了各地民众和革命党人的一致拥护，演讲会场面壮观，所到之处，支持者人山人海，风头声望一时无人可及。

孙中山坚持暴力推翻民国政府的计划，不容有人挑战他的权力地位，对宋成为实际党领袖忍无可忍。在宋教仁领导国民党竞选期间，孙中山以全国铁路公司总理名义带领一批会众乘火车在全国考查铁路，被舆论界披露出不利新闻。同行的澳大利亚记者端纳记载：“随行的有卫队、参谋人员以及许多美女。”张謇对此抨击说：“及见所谓志士，所谓伟人者，风云涤乎，荣悴顿殊。宫室车马，子女玉帛之奉，过于昔日之王侯”。孙中山在国家财政破产的情况下公款豪游不仅为进步党人抨击，也令国民党内同志极为不满。宋教仁在各地巡回发表的竞选演说中讲到创建民国贡献时只提袁世凯、黄兴、黎元洪，同时批评孙中山的“十年十万里铁路”计划说：“孙先生对于内地经历尚少，必须考验测量乃能得其要领。”[19] 孙中山难以忍受丧失领袖地位的痛苦，对报上宋教仁演说轰动、宋教仁批评他的铁路计划的报导极为愤怒，认为宋教仁对自己的威胁已经超过了早前的陶成章。作为会党，孙中山虽然知道三权分立、民权等字眼，但并不接受合法竞争、政治多元、妥协包容、权力过渡、领袖更替等理念。他信奉“如有二心，甘受极刑”的会党准则，认为以暗杀对付挑战者理所当然。考察铁路期间，他并没有象袁世凯希望的那样醉心于铁路，淡出政治中心，而是盘算着起兵造反。1912年底，曾长期扶植孙中山的桂太郎第三次上台组阁。得此消息，孙中山感到有了造反的底气，于是制定了暗杀宋教仁，嫁祸袁世凯，制造借口起兵造反的计划，派陈其美实施暗杀。

帮助孙中山杀掉陶成章后，陈其美得以收编浙派人马，势力膨胀。他也对宋教仁解散同盟会极为不满，认为宋教仁改会为党坏了帮规，因此愿意为孙中山再次效命。得孙授意后，他指使应桂馨在上海刺宋。作为上海青帮大老，陈其美的青帮党羽遍布上海、江浙。应桂馨是青帮“大”字辈头目，受陈提拔重用。暴动前后，陈帮应摆平了宁波强占民房事件，应助陈暗杀了政敌张献贞，陈再帮助应摆平命案，派应担任孙中山卫队长。临时政府解散后，应在陈支持下成立了自认会长的青洪帮及哥老会的联合公口——中华国民共进会，在上海的酒楼、饭店、妓院、赌场等布下的眼线，替陈搜集情报。接受刺宋的任务后，应桂馨安排了栽赃袁世凯及总理赵秉钧的伪证——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赵秉钧的往来函电多件。

在国民党取得国会选举胜利时，宋教仁的同乡刘白（字羹臣）风闻会众中流传宋另组新党坏了帮规之言，提醒宋防范加害。宋在复信中说：“闻本党有内哄，前日兄来电警告弟以危象，然弟总料其未必有如是之甚，纵小有波澜，当不至于成大风潮，放眼观察人才之高下，有此能力者固不多也；且目下之形势，未必能于将来亦可包括，吾人既不争目下，则将来自有将来之局面，又何足忧，请兄不必怀杞人之念也。”[20] 孙中山得知宋教仁要从武汉来沪与黄兴“商议一切”，向陈其美交待后于2月10日匆匆离沪，以考察日本铁路的名义赴日寻求支持，同时避免见宋。

3月22日，应桂馨、洪述祖安排的刺客武士英在上海沪宁火车站对宋教仁行刺。刺案发生后，袁世凯电吊宋教仁，严令江苏都督缉拿凶手。在日本的孙中山反应迅速，一面通电要求严究凶手，一面要求日本外务省勿助袁世凯，同时动身回国。三天后，孙中山回到上海，接收了国民党的领导权，召集国民党高层开会，在会上提出“联日讨袁”，起兵讨伐北京民国政府。不明真相的黄兴主张循法律程序调查，谓“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21] 孙中山阻止司法调查程序，谓对付袁世凯只有武力讨伐。黄兴不知道，孙中山此时担心的是司法调查程序将使他与陈其美策划的刺宋案真相败露。由于陈其美事先早有栽赃布置，江苏警察厅迅速查获了凶手与洪述祖之间往来电稿。司法调查程序开始后，江苏都督程德全将查获证据公布，法庭破天荒地传唤国务总理赵秉钧到庭。就在此时，凶手武士英在上海模范监狱被人灭口，使调查程序无法继续。

宋案达到了栽赃目的，总统袁世凯和国务总理赵秉钧顿成声讨的对象，原本进展顺利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举袁世凯、黎元洪、梁启超分任总理、协理的计划泡汤，连推动三党合并的梁启超也因拥袁而备受责难，三党的不少党员改变支持袁世凯的立场，三党合并后在议院争得多数的希望落空，袁任命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成杀人嫌犯，声名狼藉。不久，嫌疑人应桂馨和赵秉钧也被灭口，公布所谓证据的程德全遭到国民党人追杀。随着主要嫌疑人被灭口，宋案司法调查程序不了了之。各界根据栽赃资料的指引，指袁世凯、国务总理赵秉钧为宋案的幕后主使，国民党人控制的《民立报》、《民权报》充斥讨袁檄文。

国民党人后来神化孙中山，编造了袁世凯因怕宋教仁控制国会使他无法当选正式大总统而杀宋的故事。然而，明眼人不难看出制造宋案嫁祸袁世凯的设计：第一，国民党虽为当时国会第一大党，但只控制四成议席，袁世凯得到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三党合并组成）和其它党派的绝大多数议员的支持，当选总统并无悬念；第二，若说袁世凯和赵秉钧蠢到留下一系列关于谋杀的往来函等待下台，再派刺客到上海监狱将刺宋案凶手灭口殊不可信，况且，这些“取证”、灭口等行动对袁世凯而言力不能及，但对控制上海地区的陈其美则易如反掌。从栽赃角度来看，陈其美预先伪造函电证据，在调查审判程序开始后灭口阻止调查是合理的设计；第三，宋教仁与孙中山在理念上存在重大分歧，在日记中多有指责孙中山人品之词；

第四，宋将袁世凯看成是自己的知己和事业同路人，在信中和竞选演讲中盛赞袁世凯而不提孙中山，临终前最后的遗嘱是口述电文致袁世凯：“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捭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第五，孙中山在宋案前就提出过“二次革命起兵”之说，了解情况的共和党人曾指称国民党向日本借款购械，准备谋割据东南”。[22] 宋案后，孙中山极力阻止司法调查，迫不及待地发动武装叛乱。梁启超分析说：“宋案确与政府无关，系同盟会人自屠”。[23] 而一系列事实让人相信，宋案不仅是“同盟会人自屠”，更是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计划的一部分。

宋教仁的日本挚友北一辉也得出与梁启超一样的结论。北一辉长期任宋教仁的助理，与孙中山身边有宫崎滔天，黄兴的身边有萱野长知一样，负有代表日本方面支持之责。北一辉对宋遇刺极为悲痛，展开独立调查后提出了宋案系孙中山与陈其美所为的结论。[24] 还有一些事实支持梁启超、北一辉的结论。例如，《孙中山年谱》1912年的记载几乎详细到了每一天，而从孙中山从宋案前在沪活动到案后由日返沪，即1913年初至3月27日期间记录空白。[25] 显然，这期间的记录是因后来神化孙中山的需要被隐瞒。

会党之间没有妥协精神，有了冲突互相暗杀并不奇怪。宋案之前，孙中山、陈其美曾合作杀了反对派领袖陶成章，宋案后不到两个月，陈其美又暗杀了拥护袁世凯政府，反对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叛乱的扬州军政分府都督徐宝山，显示出孙、陈合谋暗杀与“二次革命”叛乱间的关系。宋案十年后，孙中山有言道“自己当年不甘心被宋教仁、黄兴等一般旧革命党人所制”；他的信徒戴季陶后在《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中抨击宋教仁“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26] 这些言论是梁启超、北一辉结论的另一注脚。

4月8日，第一届国会在宋案的阴影下开幕。梁启超代袁世凯致词：“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四千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四万万人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子同深庆幸”，并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随后，国会进行了参众两院议长、副议长的选举。国民党为一方，拥袁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为一方展开了竞争。国民党要求记名投票，三党要求无记名投票。由于国民党带有恐怖组织的特性，记名投票对国民党的政治对手意味着的人身风险。结果，国民党在宋案阴影的投票中再胜，国民党籍议员张继、王正廷当选为参议院正、副议长，国民党人控制了参议院。众议院选举在共和等三党议员坚持下采用了无记名投票选举，结果民主党的汤化龙、共和党的陈国祥当选正、副议长。两院选举让人相信，国民党在国会选举大胜除了宋教仁领导有方外，国民党的恐怖威慑力是决定原因，有暴力恐怖组织参与和竞选还谈不上民主。

“二次革命”叛乱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革命党人表面上拥护北京政府，实际拥兵割据南方。副总统黎元洪反对革命党割据，带头在湖北取消军政府，并发出“十害”通电，呼吁“军民分治”，废除各省革命军自封的都督，由中央政府任命各省民政长。梁启超响应黎的呼吁，撰文抨击革命党控制南方四省割据是以专制手段反对中央，反对共和。[27]

1913年1月，袁世凯颁布了《新省级官制》和《都督府组织令》，将黎元洪在湖北实施的“军民分治”推行全国，规定大总统任命的“民政长”为一省行政最高长官，各省军政受中央陆军部领导，各省都督的设撤兼任由国务会议决定。孙中山坚持割据，指示国民党都督抗拒中央政府政令。根据孙中山的指示，江西的李烈钧、广东的胡汉民、湖南的谭延闿、安徽的柏文蔚民等国民党都督通电宣布不承认中央政府任命的民政长，不容中央政府染指势力范围，秘密联络南方各省联手对抗中央，将国家拖入南北分裂。

被迫辞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没有放弃举兵北伐推翻袁世凯计划，相信日本还会提供金钱武器支持他推翻袁世凯。1912年底，他在铁路考中得知日本西原寺公望内阁辞职，前首相桂太郎第三次上台组阁，感到机会来了。桂太郎长期致力于向中国扩张，积极扶植孙中山。庚子年，时任陆军大臣的桂太郎与首相山县有朋、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策划趁中国内乱肢解粤闽，派出大陆浪人和孙中山策动两广独立和惠州暴动。由于美英等列强的警告，日本政府被迫停止实施肢解计划，致孙中山和日本浪人的“三洲田暴动”失败。不久，桂太郎上台第一次组阁，在任内主持缔结了英日同盟，推动日本对俄开战，夺取满洲，同时积极扶植在日本的中国会党反清，支持黑龙会召集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指定孙中山为中国革命领袖。在桂太郎第二届首相任期内，日本积极支持中国会党颠覆清政府的革命活动，促成了辛亥革命。武昌暴动后，桂太郎接受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的建议，推动日本政府在关键时刻向南方革命党提供了大批日本军火，帮助革命党人顶住了北洋军的武力镇压，使孙中山得以抢到了临时大总统位。辞任首相后，桂太郎积极推动革命党武力讨伐袁世凯，支持孙中山出卖满洲主权、汉冶萍公司矿山产权、轮船招商局产权、苏路路权等等一系列借款案。由于西原寺公望新内阁担心美英干涉而最终否决了向孙中山提供军费北伐的计划，导致孙中山被迫下台。

得到桂太郎第三次上台组阁的消息后，孙中山立即策划了连环套计划：自己离沪赴日避开，派陈其美暗杀国民党内对手宋教仁，然后回沪国民党的领导权，将刺案嫁祸袁世凯作为起兵北伐的借口。到东京后，他面见桂太郎密谋武力北伐推翻国民政府的计划，并与桂太郎发起成立了中日同盟会。然而，桂太郎内阁上台不久即在护宪运动中垮台。孙中山赶紧求见日本新内阁成员。获得新外相牧野伸显和日本军界要人的支持承诺后，孙中山在日本购置军火，准备国内起兵。

3月，孙中山在宋案发生三天后回到上海。这时，宋案凶手已抓获在押，司法调查已经展开。孙中山召集陈其美、黄兴等人开会，定了袁世凯是称刺宋主使人的调子，要求立即起兵北伐讨伐袁世凯，致函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等人，告诉他们将有日本军火源源而来，要求他们通电以宣布独立，起兵讨伐袁世凯政府。见孙中山执意起兵，黄兴一百八十度转弯，放弃循法律途径解决宋案主张，转而主张行刺，召集汪精卫、黄复生、参议员谢持、宋教仁秘书周予觉等人成立“血光团”，计划携带炸药进京行刺袁世凯，声称“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

4月，民国政府与五国银行团签署了“善后借款”合同。江西、湖南、广东、安徽四省国民党都督李烈钧、谭延闿、胡汉民、柏文蔚按孙中山的要求，通电指责政府借款的目的是用作对付革命党人的军费。“善后借款”合同是辛亥革命前清政府与英、法、美、德四国的银行所签订，因革命爆发而被搁置。清帝退位后，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与四国银行团续谈借款。四国银行团愿借款给袁世凯政府作日常费用，以维护北方的秩序，后因南方临时政府反对而被搁置。袁世凯政府成立后，四国银团借款合同涉及东北三省税收，被迫邀日、俄两国加入组成了六国银团。对此，美国新任总统威尔逊发表声明说，六国银行团的借款条件过于苛刻，损害了中国的行政独立，有违“门户开放政策”。根据美国政府的立场，美国银行退出了六国银行团。美国的行动极大的改善了中国的谈判地位。英国为首的五国银团担心美国单独以更优惠的条件对华贷款，修改苛刻条件，与袁世凯政府签订了总额为2500万镑（合两亿银元）的《善后借款合同》和《善后借款垫款合同》。借款合同规定的归还庚子赔款和对外旧债占去借款之半，实收借款额仅为合同借款额之半。财政破产的中国政府长期陷于借新账还旧账的窘迫，这一半借款额也只能应付政府半年的行政经费。梁启超指出：“夫以今日而理中国之财，虽管仲、刘晏复生，亦不能不乞灵于外债固也”；张謇指出：“大借款为吾国命脉所关，断无终止之理”；财政总长熊希龄指出，辛丑条约后，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中赔款和外债负担沉重，国家财政赤字每年以亿计，财政破产，民国政府成立后库空如洗，“南京库储仅余3万，北京倍之，不及6万”。[28] 革命前，中央的收入来自各省的解款。革命后，各省几乎全部截留了原应解归中央的税款、赔款（庚子赔款）、洋款（外债），使中央政府失去财源。革命中，南北方都扩张了军队，全国兵员由清末的50万人膨胀至110万人，军饷每月近千万元，较宣统年间中央军费膨胀了四倍多。而裁兵须清还欠饷，发给恩饷，没有钱裁不了兵。革命带来军费开支以亿计，任何人当政，舍大借款别无它法。事实上，孙中山、黄兴在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以出卖满洲领土、铁路路权、汉冶萍公司矿权、设立中央银行及财政管理之权换取对日借款，宋教仁也曾计划将锑矿权出卖予日本换取经费支持。因此说，国民党人指责大借款没有道理可言，只是为自己起兵叛乱制造借口而已。

对于国民党数省的叛乱意图，副总统黎元洪致电黄兴和谭延闿、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四都督，呼吁“各守秩序，静候法庭议院解决，以保育共和，维持统一”；北方诸省都督与北洋军将领一致通电谴责破坏共和；蔡锷领衔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四省都督联名通电，声明反对用兵，主张宋案应组织特别法庭，由法律解决，谓“正式总统选举在即，则袁之将来当选与否，宜取决于全国人之同意，自有国会解决，不能诉诸武力。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西南军民将坚决捍卫艰难缔造的民国”。

由于国民党控制的几省都督已公开抗拒中央政府，袁世凯下令罢免对抗中央的粤汉、川汉铁路督办岑春煊和江西李烈钧、广东胡汉民和安徽柏文蔚等人的都督职，调兵南下准备平叛，北洋集团冯国璋等八十二将领再通电，决心武力维护共和。孙中山将日本提供的军火弹药自上海运到九江，策动李烈钧、陈炯明分别在江西、广东发动叛乱。奉孙之命，李烈钧在湖口成立了自任总司令的“江西讨袁军”，通电讨袁，正式发动了武装叛乱。在孙中山的指挥下，国民党人控制的江西、江苏、安徽、广东、福建、湖南等省及陈其美控制的上海先后宣布独立。黄兴也积极策动叛乱，到南京迫江苏都督程德全也宣布独立，宣布自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同时致书策动北洋系将领张勋倒戈讨袁，致书豫匪白朗策动其配合攻取河南，拆毁铁道。反袁派岑春煊也借机谋反，宣布自任讨袁军大元帅。

国民党人控制的数省宣布独立后，袁世凯下令解散江西、江苏、广东、湖南等发动叛乱各省的省议会，调北洋军由京汉、津浦铁路南下平叛，命海军在长江加入平叛。政府军与国民党叛军在江西、南京一线发生了激战（即国民党史所称赣宁之役、癸丑之役）。7月25日，政府军李纯部击败叛军，占领了湖口。孙、黄的叛乱没有得到武昌暴动时那样的响应。各界民众和绝大多数军队将领反对国民党人破坏初建的民国法统。在国民党内部，相当部分党员也反对武装叛乱。政府军南下平叛时，梁启超、蔡锷师生发表了声明，支持政府平叛，反对任何人以任何借口武力破坏共和。不得人心的叛乱迅速失败。7月底，黄兴寻求日本后台保护，乘日舰离宁赴沪。北洋将领倪嗣冲致函日本驻南京领事，要求派兵到日本商船搜捕李烈钧等人，被日军拒绝。孙中山与以往一样，遥控造反，自己早早安排了退路。见日本没有出兵支持，弃众先逃。8月4日，当四川第三师长熊克武在重庆宣布独立，自称四川都督兼讨袁军总司令响应叛乱时，孙中山已率叛乱骨干逃往了日本。首领先逃，各省叛军作鸟兽散，被动响应叛乱的各省纷纷宣布取消独立和“讨袁”旗号，宣布效忠政府，持续月余的国民党叛乱在国人唾弃声中结束。通过平叛，政府军扫除了国民党人在南方数省的武装割据。北京政府总检查厅发布了对孙中山、黄兴、岑春煊、陈其美、李烈钧、许崇智、陈炯明、谭人凤、张继、熊克武、钮永建、廖仲恺、朱执信、邓铿等叛乱首领的通缉令。

与庚子年三洲田叛乱一样，孙中山此次叛乱的败因还是日本政府退缩。在孙中山赴日寻求支持时，日本的大陆扩张派和军界表态支持，也提供了金钱、武器。但真到要出兵支持叛乱时，日本政府与庚子年准备出兵占领闽粤时一样，担心对华出兵招致美国为首的其它列强联手干涉，新内阁禁止日军向国民党人提供援助。日本军界虽服从了政府命令，但相信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仍有利用价值，出动军舰接应国民党叛乱首领。至8月底，除陈炯明等人逃往南洋外，孙中山、黄兴、胡汉民、李烈钧、柏文蔚、陈其美、居正、谢持、许崇智、田桐、廖仲恺、熊克武、李根源、钮永建、林虎、程潜、方声涛、邹鲁、谭人凤、李书城、戴季陶、朱执信、邓铿等一众叛乱骨干全被日本军舰接到了神戶。

长期花费扶植孙中山的黑龙会首领內田良平对孙中山失望，不願再到神户去接应孙等。因为，十几年前测试时，孙中山满口承诺革命成功后将满洲划归日本，然而将孙捧上临时大总统位后，孙要求将满洲再卖一次，再索要一大笔钱，拿了200万首付后下台。内田对吞并满蒙计划和合办汉冶萍公司等协议落空的结果极为不满，指责孙“忘恩负义”、“恩将仇报”。[29] 内田良平是黑龙会的首领，但不是大陆扩张派的最高领袖。大陆扩张派的首领犬养毅、头山满认为孙中山仍有利用价值，日后还会上台，[30] 将国民党叛乱骨干由神户接到东京，安排生活，继续豢养。其中，头山满将孙中山接到自己家中住下，供应一切。头山如此决定，内田也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扶植孙中山等人。孙中山等国民党叛乱骨干得日本军舰接到日本，被日本大陆扩张派继续豢养扶植的事实显示，“二次革命”叛乱是日本大陆扩张派颠覆中国政府计划的一部分。孙中山后在《中华革命党宣言》中解释他所谓的二次革命说：“以宋案、借款之故，促起二次革命”。按他这一解释，对某事不满就可以接受外国金钱武器颠覆政府。有这样的革命家在，国家永无宁日。袁世凯平定叛乱，捍卫了新生民国，无愧当时各界“缔造民国伟人”的赞誉。

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

《临时约法》规定由国会制宪，然后根据宪法产生正式政府和总统。新国会选出后，梁启超推动民主党、共和党和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该党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以建设强善政府、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为党纲。梁启超在进步党成立会上阐述政纲说：“对于总统问题，主张仍推袁世凯，对于宪法问题则主张先定宪法，后选总统”。根据进步党和国民党的一致意见，国会于1913年6月底议决先制定宪法，按《国会组织法》的规定，由参众两院分别选出三十人，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于7月开始制宪。然而，制宪刚刚开始，国民党人在南方发动了武装叛乱，以参议院议长张继为首的部分国民党籍议员南下附孙叛乱，制宪进程受阻。

平定叛乱后，袁世凯下令在北京实行戒严。由于制宪没有完成，正式总统无法选出，成立已年半的民国政府仍是临时政府，总统仍为临时总统，不获列强外交承认，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外交。梁启超上书袁世凯，要求发布“尊重国会”令，速发议员薪俸，以安国民党籍议员之心，勿使离散，以便尽快完成制宪，选出正式总统。袁世凯依梁氏的建议，发布了保护国会和议员的命令，对国民党人承诺宽大，将通缉范围限制于孙中山、黄兴及暴动各省国民党领导人。8月，黎元洪领衔十九省都督、民政长发出通电，要求速选总统，再定宪法。因应各地要求，进步党改变主张，提出了由众议院先制定《总统选举法》，据此选出大总统，然后再制定宪法的议案。议案获众、参两院表决通过。10月4日，国会通过了宪法起草委员会拟定的《总统选举法》。其中规定：大总统应由国会议员组成选举会选举。选举会的法定人数由议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二构成，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候选人必须获得总票数的四分之三的绝对多数，才能当选。如投票两轮尚无人当选，则进行第三轮投票。第三轮投票时候选人只限于第二轮投票中领先的两人，并以过半数即可当选。10月5日，中国第一部《大总统选举法》正式公布。

1913年10月6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国会在这一天根据《总统选举法》举行了中国首次总统选举，开创了民选总统的新纪元。众多新闻记者和普通民众前来见证了总统选举。当天，经过三轮投票，袁世凯、黎元洪当选总统、副总统。多数国民党籍议员投了袁世凯的票，间接表达了反对孙中山、黄兴叛乱的立场。当众议院议长、选举会主席王家襄宣布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时，在场的各位议员，进步党、国民党，以及一些小政党的党员不分政见地为第一次选出国家最高领导人而欢呼。虽然初生的民国在很多方面还没有为民选总统作好充分准备，首次总统选举在诸多方面不如人意，存在胁迫、捣乱和政府派出警察维持秩序的情况，但选举基本顺利，结果众望所归。黎元洪在革命中被迫登上政治舞台中心，但在随后的南北和谈，民国建立过程中作出重大贡献，在民国政府成立后率先提出裁减军队，在孙中山发动叛乱时坚决维护共和，通电谴责叛乱，代表了维护民国法统的民意。在他影响下，部分革命党人放弃了造反，转而维护民国法统。他当选副总统也反映了国人珍视民国法统的主流民意。

10月10日，中华民国在太和殿举行了正式大总统就职典礼。世界各国纷纷发来贺电。袁世凯在就任大总统的宣言中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须恪守。前政府与外国公司、人民间所订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又各处外国人民在中国按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而保和平。”日、英、俄、德、奥地利、瑞典、丹麦、比利时、挪威、瑞士等国立即宣布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美国、秘鲁、巴西三国在4月国会正式成立后已宣布承认民国政府），并致贺电。各列强驻华外交官均出席了当天的总统就职典礼。典礼后，袁世凯接见北京外交团的全体成员，并与他们合影留念，显示民国融入国际社会，不再是暴力排外的愚昧中国。

当国的几年中，袁世凯在外忧内患，政府财政枯竭，革命党叛乱的逆境中领导民国取得了政治经济快速进步。政治方面，民初延续了晚清的宽松局面，成为组党、办报最自由，舆论最自由、人民思想最活跃的时期。翻开当时的报纸，骂总统的文章多不胜数。例如，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筆名天仇）在《民权报》（1912年4月19日）以《杀！》为题，刊出“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 袁世凯坦然面对这样的暴力文字，表现出大政治家的胸怀。

在经济发面，在清末地方建设中建树良多的袁世凯领导民国在逆境中造就了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袁世凯当国的民初是中国历史上私人开办企业最简便自由的时期。从清末到民初，袁世凯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诀窍很简单：一是保护私有产权；二是保护经营自由；三是注重立法，以法律维护私人产权和经营权不受侵犯。在晚清十年新政推动商业立法的基础上，他推动颁布实施了关于企业注册和开设公司的法令。从1912年到1914年，新开的工厂为4000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都有长足发展。在币制方面， 民国政府根据梁士诒的建议铸造形式、重量、成色都严格划一的银元。这种币面铸袁世凯头像，被民间称为“袁头币”（袁大头）的新银币在全国流通无阻，很快就取代了其它银币的地位，是为中国铸币史上最成功的银币。

在教育方面，袁世凯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后被称为《壬子癸丑学制》的教育制度法规，包括《小学校令》、《中学校令》、《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师范教育令》和《实业学校令》，对课程设置、学校设备、入学条件、教职员任用、经费及领导管理都作了具体规定。《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小学教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设修身、国文、算术、本国历史、地理、理科、手工、图画、唱歌、体操，视地方情形加设英语或其他外国语，取消读经课，女子加设缝纫，男子加设农业；中学校以完成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中学课程为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女子中学加课家事、园艺、缝纫，外国语以英语为主；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分政法、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术、音乐、商船和外国语各类；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分文、理、法、商、医、农、工等七科。与1904年的癸卯学制相比，《壬子癸丑学制》缩短了学制，规定初小为义务教育，取消了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贵胄学堂，提高女子在教育方面的地位，除大学还不招女生外，普通中学、中等实业学校、师范学校中的高级师范学校，都可设女校，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所规定的课程设置增加了算术课的比例；将手工、家事、园艺、缝纫等实用科目正式列入课程，这就加强了生产知识技能训练。清末民初取得的教育成就后来被革命党刻意埋没，不为后辈青年知晓。张元济、陆费逵、范源廉、沈颐诸等教育家1914年编成的《女子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反映了民初教育水平之高。这部女子高小教科书内容包括：《礼记》、《左传》、《国策》、《论语》、《孟子》以及历代名家诗文，《亚衣丹》、《记某法人事》、《鲁滨孙》、《英民之特性》、《述奈端轶事》、《斯密亚丹》、《海伦》、《达尔文》、《苏彝士巴拿马两运河》、《斯巴达妇女之美谈》、《立那》、《盲女》、《巴黎观画记》等及西方历史文化的课文，有讲述美国“丧明失聪”的残疾女孩儿罕伦（即海伦·凯勒）自强自立、学有所成的感人故事（感动了世界上无数人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愿望），有《民族之演进》、《社会》、《政体》、《爱国》、《我国地图》、《我国之交通》等常识，有培养爱国情操的课文，有《赋税》、《国债》、《资本》、《公司》、《保险》、《专利》、《通商》、《国货》、《币制》、《股份》、《慈善事业》等介绍经济学的课文，有《习劳》、《蚤（早）起》、《慎微》、《惜阴》、《友爱》、《和睦》、《自立》、《诚实》、《忍耐》、《退让》、《礼貌》、《崇俭》、《交友》、《爱护古物》等关于伦理、审美，倡导良好生活习惯的课文，有《国文》、《文字》、《小说》、《诗歌》、《书信》、《阅报》等介绍语言、文体知识的课文，有《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四篇介绍主要宗教的课文，每篇二三百字，简要介绍该宗教的创始者、教义、传播、影响等，有《蚁》、《蜜蜂》、《象》、《狮》、《鹰》、《稻》、《麦》、《色》、《热》、《热与色关系之发明》、《火山》、《纺织》、《机器》、《纺纱机之发明》、《制麻》、《毛织品》、《育蚕》、《种痘》、《利用废物》、《利用天然力》等介绍大自然，启发蒙昧，激发学生求知欲的课文（课文中甚至涉及了今天绿色环保、低碳生活的理念），还有《裁缝》、《烹饪》、《浣濯》、《造花》、《俭妆饰》、《婚姻》、《良妻》、《婴儿之保育》、《教子》、《姑舅》、《家计簿记》、《女子职业》、《看护妇》等专为女生编撰的家政课文。课本中竟没有选李白、杜甫的作品，所选是白居易的《赎鸡诗》、《放鱼诗》等感发恻隐，培植同情心的诗篇。其中，国文（第一册第二课）的课文这样写道：“今人之言曰：不习外国文，无以周知世界情状，固也。然本国文尤当注重。盖国文者，国粹之一也。相传至四千余年，通行及二十二省。苟国文不达，微特寻常应用扞格滋多，抑且蹈忘本之讥矣。俄裂波兰，禁用波文。英亡印度，专教英文。日本县台湾、并朝鲜，亦废汉文、谚文，通令小学校用和文课本。推其用意，无非因国亡而文尚存，则其遗民虽屈伏于势力之下，而腃怀故国，耿耿不忘，终难泯恢复之想也。然则求国之强，而蔑弃其文，有是理乎？”[31] 一部民初的普通教材，内容之丰富，理念之先进，无党派之私，在一百年后令二十一世纪的学子羡慕不已。与当今宣扬斗争、仇恨、一党之言、一党之私的党化教材对比，人们不能不怀念更加进步的民国初年。

《天坛宪法草案》与《中华民国约法》

在任临时大总统上，袁世凯接受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推荐，聘请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F· J· Goodnow）教授为政府的宪法顾问，批准成立了杨度、马良为正副会长的宪法研究会，以向制宪机关反映政府的意见。1913年2 月，国民党、统一党、共和党及民主党等四大党的议员18人组成了宪法讨论会，开始磋商宪法原则和内容。4月，古德诺来华，受命草拟民国宪法。他认为中国有君主集权的传统而向无议院传统，普选制暂不适合中国，行政之权归于中央政府的总统制更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强固政府，维持政局稳定，以改良财政、修明法制、厘定政府与人民的法律关系，等若干年后再采用内阁制较为有益，建议民国宪法在形式上应是具有弹性的纲要，以便日后修正；在内容上宜采用美国式总统制以强化总统的地位。6月，古德诺拟就了以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强化行政权力为主旨的宪法纲要，交宪法研究会。

7月，国会参众两院各推选出三十位议员组成了宪法起草委员会，以北京天坛祈年殿为会场开始制宪。六十位宪草委员中，委员长汤漪率二十八位国民党籍委员控制了制宪。起草刚一开始，孙中山在南方发动了“二次革命”叛乱，于是出现了国民党人一面在南方武装叛乱，一面又在北京主导制宪的荒唐局面。为早日完成制宪，袁世凯接受梁启超的建议，暂时容忍荒唐局面，派官员将古德诺草拟，宪法研究会通过的“宪法大纲草案”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宪法大纲草案”共二十四条，主旨在于打破临时约法中国会垄断权力的规定，要求“大总统有任命国务员及驻外公使之权，无得议会同意之必要”，“大总统得参议院同意，有众议院解散权”等。国民党人主导的宪法起草委员以政府无权干预宪法起草为由拒绝接受宪法大纲草案，将袁派来的官员逐出了会场。10月，在南方的叛乱被平定后，国民党员控制的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向袁世凯提交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天坛宪草）。

国民党人制定的《天坛宪草》服务革命党一党私利，其破坏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破坏了三权分立，互相制约的宪政原则，将总统代表的行政权置于国会控制之下，规定总统行政的决定均须经革命党控制的国会批准，没有国会认可什么也办不成，而国会的权力不受制约。按照西方三权互相制约的设计，国会通过不信任案或弹劾案来制约总统的行政权，总统也可以以解散议会来制约国会，当国会对政府的提议通过不信任案，内阁又不愿意辞职时，内阁可以提请总统解散并重选国会，让选民作出判断。例如，英国的责任内阁制度规定，解散议会权不必经国会同意。但是《天坛宪法草案》规定总统解散国会须获得议会多数同意，实际废除了总统对国会的制约，使国会得以滥用权力，形成多数暴政。对于天坛宪草中革命党控制国会剥夺总统行政权的设计，古德诺指出:“在用内阁制者，行政权以解散议院为最有效力之武器，议院有恶意，或轻率之举动，惟此足以制之”。参议院秘书长林长民对天坛宪草表达同样批评说：“总统解散众议院之权如得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始能解散，不免为有名无实之权。若惟议会有武器，而政府毫无武器，其结果会出现议会专制之奇观，不可不防也。”其次，天坛宪草根本违背了代议制度原则，制定了寡头政治的框架。它规定设立四十位委员的国会常设委员会，在国会休会期间，这个常设委员会代行宪法解释权、国务总理同意权、请愿权、建议权、质询权等等。对此，袁世凯一针见血地指出：“仅仅四十委员，但得二十余人之列席与十八人之同意，便可操纵一切。试问能否代表两院意见？以少数人专制多数人，此尤侮蔑立法之甚者也。” 进步党的法律专家张东荪也抨击国会常设委员会权力的合法性说：“国会之补助机构，自不应与国会有同等之职权，且其职权非自国会委任而来，乃宪法上直接赋予者也”。国民党籍宪草委员张耀曾承认，设置国会委员会提案目的明显是要架空袁世凯的总统权力，以为党派斗争服务。第三，宪草中规定众议院可以通过不信任决议倒阁，但没有明确说明在何种情况下行使不信任权，实际规定国会有随意倒阁权。按照天坛宪草，议员总数过半就可以开议，过半出席议员同意即可倒阁。这种条文明显是服务国民党人操控政府的专制条款。第四，天坛宪草规定了国会权力不受制约，国会立法权凌驾于司法、行政两权之上，总统处处受制于国会，成为国会傀儡的框架。它将国会权力尽量扩大，侵入行政领域，将人事任免权、解散国会权、紧急命令权、军事权、外交权、法律公布权、戒严权、赦免权等总统权力架空。

对于天坛宪草，古德诺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毫无代议制经验的国家，国会目前只应作为咨询机构。而国会推出的宪草使总统“徒拥虚名，不能有所作为”，将导致政府不稳定。总统应对国会通过的宪草等议案拥有否决权。他建议将原来的两院制构想改为一院制，赋予总统钦定议员及解散国会的权力；[32] 袁世凯的日本法律顾问有贺长雄与古德诺意见基本一致，认为中国若采用“法国式议院共和政体，对富国强兵诸事殊多窒碍”，惟有由大总统决定政治方针，不问何党派，只要“有愿依此方针行其政治者则举之组织国务院”，才能致富强；进步党的法律专家张东荪指出，《天坛宪法草案》的根本问题是立法（国会）至上，国会权力不受制约。

袁世凯反对国民党人主持制定的宪草，指出：“国会不信任权必使各部行政，事事仰承意旨。国务员即使不违法，议员喜怒，任意可投不信任之票……在众议员少数人之手，直成为国会专制矣”。他向国会提出咨文，指责国会侵犯了总统的法令公布权，提出《增修约法案》，要求大总统行使制定官制、任命官吏、宣战媾和、缔结条约等行政权时无须经国会同意。对于袁世凯的《增修约法案》，国民党人控制国会以宪法已在起草过程中为由予以拒绝。袁世凯不能容忍发动武装叛乱的国民党继续专权国会，要求各省对国民党控制制宪局面表态。直隶冯国璋、刘若曾、浙江朱瑞和屈映光、河南张镇芳、湖南汤芗铭、广东龙济光、江西李纯、广西陆荣廷、云南唐继尧、贵州刘显世、湖北黎元洪等各省都督、民政长迅速复电表示，发动叛乱，危害国家的国民党人断无理由继续盘踞国会，主导宪法起草，要求取缔国民党，解散国会，重新选举议员。11 月，报刊披露出徐秀钧等国民党籍议员与南方叛乱骨干李烈钧与密谋策动推翻政府的往来密电，各界对国民党人控制国会的不满爆发。袁世凯顺势发布命令，取缔国民党，取消国民党人的议员资格。随着国民党垄断国会局面打破，宪法起草委员会因法定人数不足而解散，《天坛宪法草案》被废弃，国会因法定人数不足而停会。1914 年 1 月，袁世凯据政治会议决议下令解散第一届国会，成立“筹办国会事务局”筹选新国会。至此，孙中山发动叛乱使国会在开幕半年后被解散，制宪受阻国。这种局面是孙中山胁迫南京参议院制定出国会专权《临时约法》带来的必然灾难。袁世凯上台之初接受了孙中山的恶法，使自己陷入了要么作国民党人国会的傀儡，要么背毁法恶名的困境。

应进步党人的请求，袁世凯指定中央和各省官吏所派代表组成了前云贵总督李经羲为议长的政治会议作为政府咨询机关。5月1日，袁世凯政府提名57位议员组成的约法会议公布了《中华民国约法》（新约法）。新约法规定：改内阁制为总统制，规定大总统对国民之全体负责，不对任何民意机关负责；大总统具有召集立法院，宣告开会、停会、闭会之权，经参政院同意，有解散立法院之权，改国会两院制为一院制，其立法机构称为立法院；仿美国，设国务卿职位等等。新约法的主旨是纠正《临时约法》中国会专权，凌驾行政权的弊端。

中华革命党成立

被日本人接到东京安顿后，孙中山、黄兴发生了争执。孙中山将“二次革命”失败归因为党众不服从领袖命令，指责黄兴在宋案后反对起兵“贻误了战机”，在起事后不坚守南京，“贸然一走，三军无主，卒以失败”。他在致黄兴的信中写道：“宋案发表之日，立即动兵，则海军也，上海制造（局）也，上海也，九江也，犹未落袁氏之手；况此时动兵，大借款必无成，则袁氏断不能收买议员，收买军队，收买报馆，以推翻舆论。此时之机，吾党有百胜之道，而兄见不及此。及借款已成，大事去，四都督已革，弟始运动第八师营长，欲冒险一发，以求一死所，又为兄所阻，不成。此等情节，则弟不满于兄之处也。”[33] 黄认为孙是将自己的失败之责推给他人。在革命前途问题上，孙主张再举“三次革命”，黄兴主张缓行革命。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党人之间出现冲突全由背后的黑龙会决定局面，此次也不例外。奉黑龙会之命，宫崎寅藏“在1913年9 月间几乎每天往访孙、黄，以缓和两人对立”。他在信中写道：“孙先生的态度有这种味道：‘其他的中国人都不行，只有我一个人行，我是中国的救星，服从我者请来。’”[34] 宫崎的调解未能消除孙、黄分歧，在日本的国民党人分裂为了两派：陈其美、戴季陶、许崇智、廖仲恺、朱执信、谢持、居正等人追随孙中山；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熊克武、李根源、钮永建、林虎、程潜等人支持黄兴，反对再举“三次革命”。黑龙会认为坚持颠覆民国政府的孙中山更有利用价值，决定扶孙弃黄。孙中山最清楚日本支持的重要性。他指出：“日助袁则袁胜，日助我则我胜”，“第三次革命成功的前提是寻求日本的支持”。[35]

这时，内田良平、黑龙会和日本企业界、军界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不再向十年前那样慷慨了，因为第一，日本朝野对扶植中国革命党多年而未能在革命后达到取得满蒙而感到失望；第二，日商们大都握有孙中山的革命借款欠条，对在中国革命后获得偿还感到失望，不想继续被冤大头；第三，袁世凯致函日外务大臣牧野伸显声明：“中国乱党运动日本实业家合办中国内地实业，政府概不承认”。孙中山从日本商人处搞钱困难，于是转向其它列强筹款，例如向美国商人戴德律（James Deitrick）提出以中国百货业、矿业、钢铁工业、兵器工业、运输业等各项经办权利换取向1000万美元的革命经费。列强不相信孙中山有资格出卖商业经营权利，无意提供资助。从东西方列强都没有得到慷慨资助，逃亡日本的革命党们生活开始艰难，除拥孙派骨干得黑龙会资助仍衣食无忧外，普遍党众得到的资助微薄，甚至根本得不到，生活穷困，一些党员只得向官费留学生乞贷，“买点红薯充饥”。[36] 孙派革命党人尚且困窘，不愿再举革命的黄兴一派对日本朝野缺乏利用价值，就更得不到资助，在日本难再立足，纷纷为了温饱四散世界各地，无所作为。其中，黄兴离日赴美，寄身美洲洪门会党。

不久，在日生活困窘的流亡革命党人时来运转。1914年7月，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元老、陆军、财阀纷纷向外务省递交意见书，主张乘欧洲各国无暇东顾之机，采取强硬路线，夺取德国在华势力范围。黑龙会立即决定，重新成立以孙中山为首革命党，作为压迫袁世凯政府的工具，于当月在东京召集革命党人大会，宣布成立以孙中山为总理的中华革命党。孙中山宣布新党采取党魁独裁制，沿用他的《革命方略》，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党旗，党员必须对他个人效忠，宣布陈其美为副党魁兼总务部长、居正为党务部长、许崇智为军务部长、胡汉民为政治部长、张人杰为财务部长。两年前，宋教仁将会党同盟会改造成了公开的现代政党国民党。如今，孙中山将党又改回为会党，要求加入中华革命党者“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37] 要求会众用黑社会语言在他面前宣誓“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服从命令、尽忠职务、严守秘密、誓共生死。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并当面按上指印，宣誓承认孙对自己有生杀之权。

党众对孙盟誓后，孙自己也宣誓立约，只是把“服从党魁”改为“统率同志”；把“服从命令”改为“慎施命令”。[38] 居正后来回忆：“有人对打指模服从个人的仪式有异议，孙中山寸步不让说：一、革命必须有唯一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三、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对‘服从个人’有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见识有限，应该盲从我……。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同志。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煞，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39] 孙中山、陈其美坚持首领对会众有生杀之权立场是了解宋教仁刺案的钥匙。

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孙中山将人民划分为几等：“凡中国同胞皆有进本党之权利义务”，“凡于革命军未暴动之前进党者，名为首义党员；凡于革命军暴动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以前进党者，名为协助党员 ；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进党者，名为普通党员。”“革命成功之日，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40] 他认为自己有权指定谁有资格作公民，有权剥夺绝大多数民众的公民资格，有权将中华革命党之外的全国三百多政党取缔，显示他的革命理想其实是变相帝制。流亡在美的黄兴批评说，宣誓附从一人，加盖指摸“迹近污辱”。曾奉孙之命带头叛乱的李烈钧说：“国内之国民党机关，虽被袁氏解散，而海外之国民党，居留地政府，从未有干涉，而中山先生又新发起组织中华革命党，岂不是将海外已成立之国民党取消，是以绝不赞成。”黄兴等人离开并不影响孙中山“毁党造党”。有日本人提供的金钱，孙中山的新党不愁没有中国留学生和原同盟会员来投。

成立新党后，孙中山沿用老套路筹款，具体行动包括：与日本陆军省经理局局长过村进行了商谈，与坂野吉三郎主持的“精神团”订立盟约：“一、孙文为改变中国现状，在进行时期，与贵团体协力合谋；二、中国现状改变后，若在借款或其它政治上必须与外国交涉时，当先通告贵团而后行”，[41] 通过坂野运动日本军界；成立中日实业协会，承诺出卖中国商业特权，换取金钱支持；签署发行中华革命党债券集资，承诺推翻袁世凯政府后由国库偿还等等。9月，日本出兵占领了原德国租界胶东半岛，日本军部以中华革命党为颠覆民国政府的工具，开始向孙中山提供金钱军火。有了军部的强力支持，中华革命党号召力倍增，流亡海外的失业革命党人和留学生纷纷向孙中山宣誓打指模，参加革命。孙中山组建了由日本浪人、日本军官为骨干的“中华革命军”，分赴东北、山东日军占领区，招募扩充武装，充当日本中国政府的别动队。在山东，中华革命军以山东日军占领区为后方，向民国政府管治区大举进攻，占领了山东昌乐、安邱、高密、益都、昌邑及寿光等县。

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的黄兴、李根源、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谭人凤、熊克武、龚振鹏、白逾桓、刘大同、汪精卫、于右任等原同盟会员以欧事研究会为名另组新党，多年搭档革命的孙、黄就此分道扬镳。没有列强资助的欧事研究会无所作为，挂名成员四散各国。中华革命党和欧事研究会的不同命运说明，中国革命的原动力来自外强。外强颠覆中国政府的计划造催生了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党，外强的内定造就了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坚持向外强出卖领土主权和颠覆政府，因此总能得到外强的金钱、军火扶植，总能召唤到大批想通过造反实现野心的游民，总可以“毁党造党”。孙的行径虽在当时为民国政府和国人所不齿，但名声是可以通过宣传改变的。后来革命党控制宣传工具，将当初的卖国、叛乱行径都宣传成了革命举义，将负责扶植孙的日本大陆扩张计划执行者都宣传成了革命友人。

《恰克图协约》与蒙古分离

随着汉族会党革命兴起，蒙古人感到了“驱除鞑虏”口号的威胁，强烈地要求独立出中国。1911年7月，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派杭达多尔济亲王代表四盟，率代表团赴俄京圣彼得堡，请求俄国支持建立内、外蒙统一的独立“大蒙古国”。俄国吞并蒙古的愿望强烈。十七世纪，俄国征服西伯利亚，开始了向蒙古和黑龙江流域扩张的步伐，经过《尼布楚条约》、《恰克图界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塔城界约》、《伊犁条约》，将中俄边境步步向东、向南推进，侵占了中国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确定了将边界推进至长城脚下的“黄俄罗斯计划”，要求将蒙古、新疆和满洲吞并。其它列强不容俄国吞并满蒙。在其它列强的强烈警告之下，俄国被迫承诺遵循“门户开放政策”，承认中国的领土主权。俄国清楚，自己的“黄俄罗斯计划”与日本的“大陆扩张计划”冲突，要避免再次的日俄战争就不能将外蒙霸占为属国，而只能以蒙古自治的形式间接控制，于是在讨论蒙古人要求远东问题特别会议，俄国政府决定：“帝国政府……不承担以武力支持喀尔喀蒙人脱离中国之义务，而是居间调停，通过外交途经支持蒙人捍卫独立之愿望，勿与其宗主国君主清朝大皇帝脱离关系。”[42] 会后，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答复外蒙古代表团说：“蒙人彻底脱离中国之愿望此刻不能实现，但俄国将支持蒙人捍卫喀尔喀之独特制度，同中国人进行斗争”。双方协议，俄国以武力支持外蒙独立，蒙古独立后给予俄国特权。

武昌暴动后，革命党在全国掀起了“杀鞑子”狂潮，使蒙古人更加坚决地寻求独立。11月，蒙古军队在俄军的支持下解除了清军的武装，将清政府驻库伦的办事大臣及随从人员押送出境。12月，哲布尊丹巴在库伦发表了独立宣言，宣布成立国号“共戴”的大蒙古国。袁世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迅速采取了一系列避免国家分崩离析的行动：发布大总统令宣告：“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该各地方，同为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或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将来地方的一切政治，俱属内政”；[43] 致电哲布尊丹巴：“前清以统治权让于民国，民国人民已经总揽政务权，举付与本大总统。承前清之旧地域内有外蒙古一部分，本大总统受全国托付之重理应接管。至库伦独立，前清并未允行，中华民国亦断无允准之理”，劝哲布尊丹巴“勿再听信他人唆使”；派北京蒙古王公联合会会长那彦图为代表前往库伦申明优惠安抚的民族政策；公布《蒙古待遇条例》，其中规定：“嗣后各蒙古均不以藩篱待遇，应与内地一律。各王公原有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蒙古王公俸饷从优支给”；大批加封的蒙古王公，优待脱离库伦“大蒙古国”回归中国的外蒙高级官员，亲自接见回归中国的库伦贝勒，晋封其为郡王等等。但是，在中国南北分裂的形势下，袁世凯无力阻止沙俄策动蒙古独立。

1913年7月，俄、日签订了第三次《日俄密约》，以东经116度线为界瓜分内蒙为各自的势力范围。10月，沙俄驻华公使与“大蒙古国”代表展开谈判。民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沙俄干涉中国内政。沙俄不理会中国的声明，与“大蒙古国”签订了《俄蒙协约》和《俄蒙协约专条》。《俄蒙协约》规定，俄国支持蒙古自治，帮助蒙古练兵，不准中国军队进入蒙境，不准华人移殖蒙地，蒙古无论与何国订立任何条约，未经俄政府允许不得违背本约及附约内之各条件，实际否定了中国对外蒙的主权。《俄蒙协约专条》（附约《通商章程》）规定，俄国人在外蒙享有自由居住、往来、经商、租地、买房、开垦，经营矿产、森林、渔业等事业，进出口免税，开设银行，设立邮政，设领事及领事管辖的贸易圈，享有治外法权等一系列特权。俄蒙签约消息传出，全国政党团体纷纷通电斥沙俄侵略，各地纷纷成立“救蒙会”、“抵制团”等，抵制俄货，不为俄人服务，索兑俄币，导致华俄道胜银行纸币“不能流通市面”。在舆论压力下，北京政府外交总长梁如浩辞职。新任外交部长（前驻俄公使）陆徵祥向俄国声明：“中国万难承认《协约》，因蒙古为中国之一部分，凡有关蒙古之协约均须与中央政府，而不能同库伦缔结，外蒙之事非经中国承认者，一概无效。” 沙俄强硬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声明，提出居中蒙之间进行调停，以让蒙古当局接受俄国提出的外蒙古“自治”方案，放弃立国为条件，交换中国政府保证不在蒙古驻军，不向蒙古移民，不在蒙古设置官方机构。由于在外交承认、缓付赔款和善后借款等问题上有求于俄国，袁世凯政府被迫同意了俄国安排的外蒙古“自治”，承诺不向外蒙古移民，同意俄人享有俄蒙《商务专条》所规定的在外蒙古的各项侵略特权的《六条草约》。

在中俄达成《六条草约》之际，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叛乱。沙俄乘中国内乱推翻《六条草约》，拒绝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袁世凯政府无力用强，被迫对俄妥协，承认俄国在外蒙古的特殊地位与权利的要求。1914年9月，中、俄、蒙三方代表根据《中俄声明》在恰克图开始谈判。这时，孙中山在日本军部扶植下组织了中华革命军派回山东等地日军占领区，声言开展推翻民国政府的“三次革命”。孙的叛乱及背靠日本的颠覆活动使民国政府在对沙俄交涉中处于腹背受敌的软弱地位，被迫一退再退，接受俄国的安排，与外蒙代表坐在了一起谈判。谈判中，俄国代表得寸进尺，拒绝任何让步，强硬地驳回北京政府提出的收回唐努乌梁海的要求，多次以停止谈判相要挟。

中、俄、蒙三方谈判期间，日本出兵强占胶州，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要求在华一系列特权的《二十一条》，同时策动中华革命党以山东、东北日军占领区为基地开展颠覆政府的行动。俄国想乘日本压迫中国之机支持蒙古代表拒绝中国政府的宗主权等要求，但这时俄国深陷欧战自顾不暇，与中国一样的谈判地位软弱，也被迫软化立场，同意了中国坚持的“蒙古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要求。1915年6月，俄、蒙、中三方在恰克图签订了《中俄蒙协约》（《恰克图协约》）。该协约共二十二条，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中俄蒙协约》签定后，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致电北京政府，宣布取消大皇帝称号及共戴年号，采用民国年历；袁世凯宣布册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所有外蒙王公喇嘛的爵职名号一仍其旧，赦免所有参加库伦独立之人。

《中俄蒙协约》使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丧失，仅保留名义上的宗主权。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在给日本外务省的报告中指出：“（外）蒙古无疑已沦于俄人之手。其独立全系俄人所操纵，三倍于东三省之土地、矿产等天然富源，尽为俄人囊括而去”。[44] 对中国来说，承认沙俄在外蒙古各种特权的无疑丧权辱国。但它是俄日两强同时压迫，中华革命党在山东为虎作伥发动军事进攻的局面下，袁世凯政府通过外交努力所能达到的最好结果了。袁世凯主持恰克图谈判与主持随后的对日《二十一条》谈判一样，体现着弱国爱国领袖的悲壮。在日、俄两面压迫，革命党为虎作伥，内乱外患的逆境中，袁世凯领导民国政府艰难对俄、对日交涉，维持了清朝遗留版图的大致完整，为国家民族作出了重大贡献。时任袁世凯英文秘书的顾维钧在多年后拒绝革命党人的宣传，评价袁世凯为爱国者。

《二十一条》与《中日盟约》

在南京临时政府存续的一个多月中，孙中山、黄兴与日本方面同时展开多项出卖国家领土主权的借款谈判。担心其它列强联合干涉，日本政府最终决定停止资助孙、黄北伐。没有了日本提供金钱军火，孙中山被迫下台。随着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三井公司应內田良平之请借给黄兴的30万日元、森恪通过萱野长知借给黃兴的15万日元、以及藤濑政次郎付给孙中山满洲借款和汉冶萍公司借款的200万元首付都打了水漂。日本朝野对未能得到满洲、汉冶萍铁矿和铁路路权且损失巨款的结果强烈不满。黑龙会写道：“中国一次革命因袁世凱之出现，变成种瓜得豆之结局。我国志士原期待革命成功后，日支国交可得以調整，满洲问题可以解決，故而不惜为革命党付出大量援助。值此际却不得不对以往之对支政策加以重新检讨。……革命之结果以枭雄袁世凱独得渔翁之利而告终，受我国志士多方援助之革命党一派，竟甘於不彻底之妥协。……我国志士吟味以不妥协之妥协而完成革命之经过，不由生出意犹未足之感叹。……历来即给予革命党以几多同情之我国志士，于是不得不重新返回冷静自我之立场，以之考察中国问题。”[45] 日本朝野对袁世凯上台后不承认孙中山出让满蒙承诺不满，因此支持反政府的革命党发动叛乱。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叛乱时，山本权兵卫内阁顾虑英美干涉决定继续奉行与英美协调的政策而下令不准日军介入，但在华日军不顾政府命令，派军舰将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国民党叛乱骨干接到了日本。日军这样作是因为，日本大陆扩张派准备推翻袁世凯，要留着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作为推翻袁世凯的人才储备。

孙中山不甘坐等日本起用，主动向日本政府提出反政府计划。1914年4月，他致函第二次上台组阁的大隈重信首相，向大隈建议：“日本地力之发展已尽，殆无盘旋之余地，支那则地大物博，而未有以发展之。今使日本无如英于印度，设兵置守之劳与费，而得大市场于支那，得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然而日本若仍用目前对支那之政策，则决不足以语此。何也？现在支那，以袁世凯当国，彼不审东亚之大势，外佯与日本周旋，而内阴事排斥，虽有均等之机会，日本亦不能与他人相驰逐。近如汉冶萍事件，招商局事件，延长煤油事件，或政府依违其议，而嗾民间以反对，或已许共权利于日本，而翻援之他国。彼其力未足以自固，又惮民党之向与日本亲善，故表面犹买日本之欢心，然且不免利用。所谓战国时纵横捭阖之手段对待日本。设其地位巩固过于今日，其对待日本必更甚于今日，可以断言。故非日本为革命军助，则有袁世凯政府在，其排斥日本勿论。夫惟民党握中国之政柄，而后中国始有治安可言也。民党（国民党）抱有主义，为求其之必达，生死以之……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支那不能以一日安。要之，助一国之民党颠簸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窃意阁下为非常之人，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46] 大隈正在考虑以逐孙中山离日为筹码，换取袁世凯承认孙中山临时政府答应日本的各项在华利益，得到孙中山的建议函后改变了逐孙想法。

7月，欧战爆发，日本决定趁机向中国扩张，同时决定起用孙中山为首的流亡革命党。根据政府决定，黑龙会召集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作为推翻袁世凯政府的工具，在《备忘录》中说明：“从袁世凯迄今为止的态度来判断，我们知道他在外交交涉方面往往采取权宜的策略。虽然在外表上可能对我们表示友善，实际上他将依靠不同列强的势力作为对我们最方便的牵制而拒绝我们的要求”，[47] “日本帝国政府既然认为支持中国人是无可推诿的，那末我们应该使中国革命党人、宗社党人以及其它失意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骚动。整个国家将陷于混乱，袁政府将因之垮台。那时我们将从四亿中国人中选择一位最有势力、最著名的人物，帮助他组织新政府，统一全中国。同时我国军队必须协助恢复全国的和平与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这样中国人便乐于顺从新政府，而新政府自然信任并依靠日本。”“我们认为目前是我们唆使中国革命党人及失意分子起事的最适当时机。这些人目前之所以不能进行积极的行动，是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如果帝国政府能利用这一事实，给他们以贷款，并教唆他们同时起事，极大的骚乱和混乱必将普及全中国。我们就能出来干涉并轻易地调整关系。”[48] 8月，在日本对德宣战，出兵占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胶东半岛及其胶济铁路的背景下，孙中山向头山满提出了发动颠覆北京政府的“三次革命”计划，再向犬养毅寻求支持說：“此时若在中国内地发生动乱，必给日本外交带来极大好处，为此日本政府务必支持中国革命，此点请阁下予以关照。”“如若此次仍不能筹足所需资金，即便附加任何条件，也靠阁下在日筹款。”[49] 10月，内田良平向元老及大隈内阁提出了《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在其中提出，日本应强硬要求中国政府兑现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上作出的承诺，聘请日本军事、财政、教育等顾问，采用日本兵器，将福建海港租借给日本，给予日本铁路建筑权和矿山开采权等等。依据孙中山致大隈重信函、内田良平的《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中日交涉事项觉书》及日军参谋本部的《中国问题处理大纲》等几个文件，日本外务省整理出《对支政策文件》（《二十一条》草案），报大隈内阁会议获得批准。

11 月，驻山东德军向投降，日军占领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及其附近区域，日本攫取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中国政府无力拒日，只得按照1904年日俄战争先例，宣布龙口、莱州、胶州湾及其附近一带划为“交战地区”。加藤外相认为时机成熟，命驻华公使日置益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日置益提出两项压迫建议：“将出征山东之军队留驻现地，显示我国威力，以使其感到我方之军事威胁；煽动革命党和宗社党，显示颠覆袁政府之气势，以威胁之。”[50] 加藤外相批准了日置益的附加建议。当月，在美国的黄兴通过北美洪门的冯自由向孙中山传话：反对与日本黑龙会合谋压迫北京政府，“慎勿驱虎进狼”；李根源、程潜、熊克武、林虎等前叛乱骨干也在东京发出联名通电申明：“吾人第一主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若不成，政于何有？”冯自由、林森、谢英伯、钟荣光等人响应黄兴、李根源等人的主张，联合致电孙中山要求“暂停国内革命运动，实行一致御侮”。

1915年 1 月，袁世凯政府照会日本政府，要求日本从山东撤军。日本拒绝了中国政府的撤军要求，日使日置益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二十一条》（《觉书》）。日置益刻意在交涉细节上表现对中国的倨傲与高压，不通过中国外交部，坚持在袁世凯总统接见时直接面交，选用印有机关枪和军舰的水印纸书写《二十一条》，并威胁说：“奉政府训令，面递条款，愿大总统迅速商议解决，并保守秘密，否则须对后果负责。中国革命党与日在野人士过从甚密，势力甚大，倘袁政府不表示友好，则日政府实难控制革命党不在中国行事。”此言道出了日本朝野豢养孙党的用意。

《二十一条》分为五号：第一号内容为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第二号关于“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共七款；第三号关于汉冶萍公司权益共二款；第四号关于“切实保全中国领土”，规定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一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第五号共七款，规定日本在华享有一系列特权，包括中国政府须聘日本政治、财政、军事、警察顾问，设立日中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采买日本材料等等。《二十一条》内容是日本对中国的强权压迫，但条条都是孙中山主动向日本方面提出的内容。1897年，孙中山在接受内田良平测试时就承诺革命后割让满蒙予日本；在同盟会总理任上，他长期靠出让满蒙予日本的承诺向日本朝野筹款；在南京临时大总统任上，在与日方多项借款谈判中承诺予日本汉冶萍公司权益及中国政府须聘日本政治、财政、军事、警察顾问等一系列在华特权。事实上，日本的《二十一条》主要内容是孙中山信函中的内容。正因为如此，三年前代表日本方面与南京临时政府谈判的三井物产会社职员森恪、《顺天时报》的龟井陆良、《大阪朝日》的神田正雄、《大阪每日》的丰鸣舍松、楢崎观一、《时事新报》的小川节等名记者，以及大谷光瑞师的幕僚渡边哲信、正金银行支店长实相寺贞彦等人为首的日本民间人士积极支持政府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51] 以他们为代表的日本民意认为，孙中山十几年来反复向日本人作出让满蒙，予日本在华特权等各项承诺，换取了日本巨额金钱，在临时大总统任上又重申了这些承诺，又收了钱，日本不能一再受骗，要强硬完成交易。

对于日置益当面递交的刻意压迫与威胁，袁世凯恰当应对，并不当场阅看，回应说：“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愿，但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汝霖）次长带回外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 在日置益离去后，袁世凯在《二十一条》文件上批下：“荒唐荒唐！实堪痛恨！”，明确表示其中第五号没有讨论的余地。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后来披露：“总统保证说，决不同意那些条款，即使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他表示，有消息说日本以30万日元资助中华革命党军攻打政府军。”[52]

随后几天，袁世凯连续召开内阁会议商讨应对。他在会上说：“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牛马奴隶，万劫不复。予见此四条，曾向在京文武重要各员誓，一息尚存，决不承诺；即不幸交涉决裂，予但有一枪一弹，亦断无听从之理。”[53] 考虑各方面的意见后，袁世凯采取了五项对策：其一，拖延开始谈判，让外交部长孙宝琦称病请辞，指派总统府外交顾问陆征祥接任外交总长，以新任总长须对案件加以研究为借口拖延，以便摸清日方的意图；其二，亲自向日本军事顾向坂西利八郎表示：“日本竟以亡国奴视中国，中国绝不作高丽第二”，以试探日本的态度；其三、请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回国，向元老松方正义侯爵和山县有朋公爵探询日本政府意图；其四，密电冯国璋联合十九省将军发通电，声称拒绝日本要求，不惜一战，以增强谈判地位；其五，不理会日本的保密要求，向中外报界透露《二十一条》内容，动用民意拒日。会议期间，外交部成立了外长陆征祥、副外长曹汝霖、参事顾维钧等人组成的最高规格研究小组，征求英美国际法专家的意见，紧张研究对策，并向中国驻外使团发出指令，要求他们群策群力，帮助政府应对。 2 月 2 日，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与日本方面代表日置益、参赞小幡酉吉、高尾亨开始了秘密谈判。按照预定的拖延对策，外交部将原定的每周谈判五次减为三次，后再减至每周一次，谈判代表顾维钧每次长篇开场白，然后用茶，尽量占用谈判时间。与此同时，曹汝霖秘密电令驻日公使陆宗舆面见日本外相加藤高明，要求日本“留亲善余地”。

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时，日本仅以一至四号通知了英、美、俄、法四国，而将《二十一条》中最重要的第五号对四国隐瞒，要求中国政府将第五号保密。袁世凯派顾维钧化妆进入英、美使馆，直接将“第五号”透给英美，[54] 同时将《二十一条》内容泄露给报界，冀通过列强施压日本及借助国内民意和舆论对日周旋。《二十一条》被披露出来后，各地民众掀起了请愿，要求政府拒绝日本的强权压迫，上海民众成立了“国民对日同志会”、“外交后援会”、“救国急进会”，杭州民众成立了“爱国会”，山东民众成立了“救亡团”，江西妇女成立了“妇女救国会”，广东商界成立了“中华商务救亡会”，四川民众成立了“国事研究会”。一时，抵制日货运动席卷全国。欧美列强也猛烈抨击日本的行径，英国驻日大使葛林赴日本外务省声明：英国政府对日本“漏告”要求条款之第五号深表遗憾，同时照会日本政府声称：长江流域铁路，中英已有成约，“请勿相侵”，美国国务卿拜兰针对日本的《二十一条》提出“不承认主义”，即不承认日本以武力改变中国现状的一切行为与政策。日本政府对美英的立场回应说： “可以降低要求，第五号为希望条件”。对于袁世凯不理会日本保密的要求披露《二十一条》全部内容之举，日本方面按照日置益的建议，以换防为名增兵东三省、山东、天津等地相威胁。

日军在华威逼升级之际，孙中山在日的卖国活动也在升级。他担心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条件后，日本将抛弃他和他的中华革命党，于2月5日与日方代表，日本满铁株式会社的两个重要人物犬冢信太郎、山田纯三郎等签订了与《二十一条》内容相近，规定日本全面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中日盟约》。作为回报，犬冢信太郎先是拿出几万元现金由山田纯三郎转交给回国组织革命活动的陈其美、刘大同、蒋介石等人，随后又经山田纯三郎之手交给孙中山三十万元。[55] 孙中山订立《中日盟约》的消息传出，海内外华人一致谴责，黄兴、李根源为首的欧战研究会谴责孙中山助日亡华。2月25日，黄兴、陈炯明、钮永建，柏文蔚，李烈钧等五位“二次革命”叛乱骨干联名发表了“不倚赖他族”长篇通电（有电），在其中为叛乱（癸丑之役）自责并谴责孙中山“倚日”道：“兴等无状，与父老兄弟别亦既两年，前此粗疏缪戾，国人所以切责兴等者，皆一一深自引咎。……至言假借外力，尤为荒诞。兴等固不肖，然亦安至国家大义蒙无所知？窃览世界诸邦，莫不以民族立国。一族以内之事，纵为万恶，亦惟族人自董理之。依赖他族，国必不保，殷鉴未远，即在平南。凡此所谈，五尺之童可以具知，乃烦兴等言说短长，实为遗憾！……须知革命者，全国心理之符，断非数十百人所能强致。辛亥已事，即为明征。国人既惩兴等癸丑之非，自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决不轻言国事。今虽不能妄以何种信誓宣言于人，而国政是否必由革命始获更新，亦愿追随国人瞻其效果。夫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曰不宜？重以吾国元气凋伤，盗贼充斥，一发偶动，全局为危，故公等畏避革命之心，乃同人之所共谅。” 发表有电的同时，黄兴连发两电给孙中山，斥孙“效法平西（平西王吴三桂），以图一逞”。[56] 孙中山拒绝黄兴的劝告，于3月14日致函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催促将《中日盟约》稿送交日本外务省，并表示：贵政府与袁政府的交涉手段，只能暂时给日本带来收获，却必定会使日华之疏隔日益扩大，而《中日盟约》，则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两国友好问题。孙中山签署《中日盟约》虽然声名狼藉，却极为实惠，签约后再次获得了日本朝野的大笔金钱资助，其中包括实业家久原房之助提供的140万日元和三井物产联络孙的中间人犬冢信太郎经手的百万巨款资助。[57] 孙中山收钱后给日本的资助者提供了签名收据，保证借款由他主政后的中国政府偿还（久原在1965年去世时仍保留着孙中山签署的多张巨额收据）。孙中山在日的筹资行动还包括，请求日本财界元老涩泽荣说服陆海军省，向他的讨袁革命提供援助；[58] 会见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要求日本军方向他的中华革命党提供支持；向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商讨出让中国商业经营特权事宜，谋求金钱援助。

孙中山在日本的卖国活动为日本迫中国政府接受《二十一条》的谈判增加了筹码。日置益向中国方面主动透露了孙中山的《中日盟约》动议以迫袁世凯从速签订《二十一条》，暗示否则日本将与孙中山展开谈判。日本的孙中山筹码确实让中国政府谈判代表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内阁阁员们一致斥孙中山“效法吴三桂，引外兵扰乱本国”。[59] 袁世凯因应黄兴等“二次革命”骨干为叛乱自责的通电签发命令，取消对黄兴等人的通缉，表示欢迎他们回国效力，并许以政府高职。黄兴再声明与孙中山决裂，“从此决不轻言国事”。[60] 不过，革命党人在日本外侮压迫面前与袁世凯政府达成的和解只是假象。黄兴等人只就癸丑叛乱忏悔，谴责孙中山倚日，没有对自己长期倚日忏悔。后来的事实证明，革命党人都怀有强烈造反之心，“决不轻言国事”只是得不到外强扶植时的失意之言，一旦得外强金钱武器之水浇灌，他们的造反之心立即发芽。就在当年底，除抱病在美的黄兴外，李烈钧、李根源为首的一众欧事研究会员重新“倚赖他族”，响应日、孙的召唤，加入了讨袁“三次革命”，证明革命党人不会真正忏悔。

在军事上无力抗争的情况下，袁世凯在不与日本摊牌的前提下据理力争，拖延谈判时间，采取各种手段对日周旋，包括将日使所递交《觉书》刻意写在几页“有兵舰和机关枪水印的纸上”的细节也泄露给了新闻界，以利用民间力量和抵制日货的浪潮协助对日交涉。曹汝霖次长后在回忆录中披露，袁世凯特派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打探日本天皇会否因谈判破裂而决定出兵。当得悉日皇尚未获悉《二十一条》内容，大隈重信首相以政府名义提出《二十一条》有先斩后奏、事成邀功之意时，袁世凯说：“得要领了，得要领了。满洲以外的要求，当然半个字也不能答应。”对于中国政府将《二十一条》内容泄露，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指中国政府对舆论采取不加管制的宽松态度。陆征祥答辨道：“现在国人已经享有新闻自由。”[61] 这里，陆总长讲的是实话。民国政府刚刚于1914 年 12 月公布了《出版法》。这部《出版法》继承了清政府1908 年《大清报律》的办报自由原则，规定“出版之文书图画，应于发行或散布前禀报警察官署，将出版物以一份送该官署，以一份经该官署送内务部备案”，明确宣告办报无须政府批准。

在中国政府就 《二十一条》对日艰难周旋的四个月中，民众掀起了全国性的爱国运动：十九省都督表示坚决支持中央政府对日交涉，要求拒绝向日本武力屈服；商民开展抵制日货运动，上海商会成立了虞洽卿、董少严、王正廷为正副会长的“劝用国货会”，推动全国抵制日货，使日本对华出口减少过半；绅、商、学各界联合在张园举行了有四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总统府每天收到大量表达支持政府对日交涉信件、电报。日本在华各大商行向东京施加压力，指责政府向中国提出侮辱性要求导致了中国人仇日。爱国运动极大地帮助了政府的对日交涉。在国际上，陷于欧战的协约各国为争取日本支持而默认其对华压迫，没有加入欧战的美国一面对日采取较为强硬的立场，提出抗议备忘录，声明“对于中日两国政府间已经缔结或行将缔结的任何协定或约定，凡有损害美国及其在华公民的条约权利、损害中华民国之政治或领土完整、损害门户开放政策一概不予承认”，[62] 一面向中国政府暗示对日施压到此为止。尽管如此，美国的声明极大地帮助了中国政府，迫使日本删去了袁世凯表态没有谈判余地的第五号及列强各国申明不接受的部分内容。

多年后，陆征祥披露袁世凯就《二十一条》对日交涉的艰难写道：“袁世凯总统于接到日使这份要求文书后，曾苦心研究，逐条亲批讨论的办法。双方虽不断会谈，但一直拖延至3月8日，仍无结果。日置益遂于是日往见曹汝霖次长，带着恫吓的声明道：‘会议迁延，使日本国军民，势难再忍耐，若于数日内对于重要各条无满意之承认，恐生不测之事！’。但彼时我方派赴日本游说之有贺长雄，正奔走于元老派之间，日本内阁之凶焰，似已稍戢。事态僵持到4月26日，日置益提出了日方最后修正案24条，务请我方同意，同时，日本于山东、奉天增兵，在渤海沿岸亦派军舰游弋，关东宣布戒严，日侨准备撤退，一时空气紧张，人心惶惶。我方在此最后关头，亦于5月1日也提出了一项最后修正案，静待日方答复。不料到了5月7日，日置益终于向外交部递送了最后通牒，内容如下：‘帝国政府因鉴于中国政府如此之态度，虽深惜几无继续协商之余地；然终眷眷于维持极东和平之局面，务冀圆满了结此交涉，以避时局之纠纷。于无可忍之中，更酌量邻邦政府之情意，将帝国政府前次提出之修正案中之第五号各项，除关于福建省互换公文一事，业经两国政府代表协定外，其它五项可承认与此交涉脱离，日后另行协商。因此中国政府亦应谅帝国政府之谊，将其它各项，即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之各项，及第五项关于福建省公文互换之件，照4月26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记载者，不加以任何之更改，速行应诺。帝国政府兹再重行劝告，期望中国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行认为必要之手段，合并声明。’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宣称除第五号各项允许以后再行协商外，限四十八小时完全应允，否则‘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颁布关东戒严令，命令山东和奉天日军备战。日商纷纷回国，日舰队游弋于渤海，进行武力威胁。8日下午，袁世凯总统在总统府召集会议，商讨对策，副总统、国务卿，左右丞，参谋总长、各部总长，各院院长、参政院议长、参政、外交次长、府秘书长、院秘书长等皆列席。会前，英驻华公使朱尔典曾来访我，劝我国最好接受日本之要求，以避免危机，日后整军修政，埋头十年，可与日本一算旧账。我往列席袁总统所召集之会议时，特将英使朱尔典之言面告袁氏，袁氏聆悉后，显得万分痛苦，并沉痛地说道：‘今日只有忍受奇耻，接受日本要求，誓与国人群策群力，不做亡国之民。’”[63] 顾维钧披露袁世凯5月8日主持决策会议的情况说：“袁世凯问陆军总长段祺瑞，日本如果出兵我们能抵抗多久？段回答：最多48小时。袁世凯沉默。”[64] 最后，袁世凯通告接受最后通牒决定说：“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尽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后通牒已将第五条撤回，凡侵主权及自居优越各条亦尽力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归还中国。在南满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警察法令及课税各条亦与中国人一律。因此，与初案相比已挽回许多……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故权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65] 参加会议的梁士诒后来回忆说：“袁总统悲愤陈词，衣沾涕泪。与会者或怨愤填胸，或神气惨沮。”[66] 5月8日会后，陆征祥、曹汝霖、施履本三人奉命将修改后的《二十一条》送往日本公使馆。曹汝霖回忆当时的情景写道：“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弱国外交，言之可叹。”

政府准备接受最后通牒的消息传出，国人不了解《二十一条》交涉的艰难，不相信政府的解释，指责袁世凯卖国。各城市爱国团体纷纷集会，反对承认《二十一条》。上海各界召开国民大会，到会数万人，一致表示拒日到底。各地青年学生尤为悲愤，有的愤而自杀，有的断指写血书，有的要求入伍杀敌。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各学校每年以５月９日为“国耻纪念日”。北京各学校学生议决，每日课余诵最后通牒一遍，以示不忘国耻。汉口、镇江、汉阳、福州等地，相继发生反日运动。这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发表《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写道：“就我看来，我们留学生在这个时候，在离中国这么远的地方，所应该做的是：让我们冷静下来，尽我们的责任，就是读书，不要被报章的喧嚣引导离开我们最重要的任务。让我们严肃地、冷静地、不顾骚扰、不被动摇地读我们的书。好好准备自己，等到我们的国家克服了这个危机之后 ——我们深信她必须克服这个危机——好去帮助她进步。或者，如果必要的话，去使她从死亡里复活过来……”

5月25日，陆征祥与日置益在北京签订了包括十三件照会的《中日新约》（《民四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为：第一，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允借款建造烟台至潍县铁路，山东加开商埠，境内及沿海岛屿概不租借或让与他国。第二，中国允将旅顺、大连租借期，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均延长为九十九年。日人得在南满商租土地，居住往来，经营商、工、农业，得在东蒙与华人合办农工商业，允于东蒙开置商埠，允日本在南满采矿，允借日款建造南满、东蒙铁路，允在南满聘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警察顾问教官。第三，中国允与日本合办汉治萍公司。第四，中国不准他国在福建设造船所、军用贮煤所、海军基地及其它军事设施。国人多不清楚，在军事上无力抗拒压迫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利用列强和民意经过艰难地讨价还价后接受的已不是《二十一条》，而只是“十二条”，第五号七条、第四号全部、第三号一条被删除，另外关于山东和满洲的条款作了修改，与日本原提出的条件大为不同，全部条款不是加了“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的条件。经过艰难的周旋，袁世凱达到了接到《二十一条》当天的保证：第五号没有商量的余地。当时在美国的胡适在《日记》中抄录了《二十一条》条约全文，称赞民国政府的对日交涉说：“（一）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上所未见。吾国外交其将有开明之望乎？（二）此次日人以青岛归我……余之乐观主义终未尽销。”[67] 他从《二十一条》交涉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学生抗议政府签署《二十一条》为卖国条约之时发表了《致留学界公函》，批评学生们是“理智失常”，是得了“爱国癫”。[68] 在题为《提议废止国耻纪念》的演讲中，胡适批评“把签订《二十一条》的五月九日定为国耻日这种机械的纪念毫无意思。”[69] 名记者陶菊隐披露：“外界传说他与日本人订立‘二十一条’另有密约，实在是没有这回事情。袁世凯被迫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他常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了。’” [70]

当时的国人不知道，袁世凯在日本的《二十一条》说帖上逐条朱批、黑批达76条之多。其中，在外交部送交的《二十一条》卷宗的封皮上批示：“各条多有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开议”；针对合办矿业批示：“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予国人自办”；针对建铁路批示：“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针对开商埠批示：“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针对汉冶萍矿厂批示：“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针对福建让与批示：“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针对限制中国主权的第五号条款批示：“简直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针对日本要求的内蒙古借款、课税、开埠、合办农工业等项批示：“办不到”；针对日本臣民在满州可租赁或购买土地圏出“或购买”三字，批：“购买有碍完全领土”；最后指示：“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71] 他拒绝了日本的保密要求，将关键内容对外披露，利用媒体、民意和列强施压，迫使日本无奈地收回了军方认为最重要的第五号七条，非但没有卖国，反而最大限度了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在日强我弱，英美列强主张中国妥协的现实下以灵活外交手腕化解了日本军方诉诸武力的计划，取得了弱国外交所能取得的最好结果。可以说，袁世凯政府整个《二十一条》对日交涉中的表现无懈可击。在交涉期间，袁世凯策划领导的长达八个多月的全国性爱国运动极大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高速增长，启动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是为几年后“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民国政府就《二十一条》对日交涉期间，孙中山多次通过《中华革命党通告》诬陷袁世凯向日本方面提出了《二十一条》。北京政府签定《民四条约》后，孙中山一面在日本遥控指挥中华革命党东北军进驻山东、大连的日军占领区背靠日本进攻中国政府军，一面借国内抗议政府卖国浪潮对袁世凯展开攻击，污蔑称：“袁氏以求僭帝位之故，甘心卖国而不辞，祸首罪魁，岂异人任？”[72] 多年后，国共两党为维护革命和革命家的名声，联手歪曲历史，隐瞒袁世凯在日本以最后通牒的压力下批准签署删除了关键第五号的修改条约的事实，根据孙中山的上述污蔑之词，将民国政府签署的“民四条约”作卖国论，给袁世凯扣上卖国帽子，同时极力掩盖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上向日本主动向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框架内容，推动日本武力压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在中国政府对日交涉期间与日本签定《中日盟约》等等劣迹，将助日亡华的孙中山神化为国父。国共两党的上述宣传说明，革命党所写的历史基本由谎言构成，其中的“卖国”、“爱国”字眼是服务一党的私货。

在黄兴、陈炯明等革命家放弃革命，支持政府对日交涉时，蒋介石追随孙中山、陈其美，登上了历史舞台。奉陈其美之命暗杀陶成章后，蒋介石跑回老家躲了起来。1913年，他奉陈电召到上海参加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叛乱，在孙中山、陈其美逃亡日本后再回乡躲避。1914年，蒋介石由张静江介绍加入了中华革命党，被孙中山派到日本人在大森为中华革命党建立的“浩然庐”军事学校学习。1915年，孙中山得日本人提供军费，建立了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在山东和东北建立起了背靠日军的根据地，从事颠覆民国政府的活动，被孙中山任命为东北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奔走于日军占领下的青岛、大连。他了解孙中山向日本政府提出卖国建议和签署《中日盟约》的过程，也了解黄兴、陈炯明等人支持政府对日交涉的立场。他坚持写日记，妥善保存日记。但是他加入中华革命党，任职中华革命党东北军期间的日记却没有留存。原因显然是，这一时期的日记内容有损“国父”和他自己的形象，与他后来在领导抗战时写下的抗倭日记不兼容。在孙中山逝世之初，蒋介石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推动神化孙中山情有可原，但他在1930年代孙中山向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二十一条》内容的信函公之于众后继续神化孙中山就只能说明，会党中人打指模发誓效忠的结盟关系高于一切，革命党人不会忏悔。

第 9 章 日本推翻袁世凯

袁世凯称帝

辛亥革命中，倪嗣冲、段芝贵等北洋将领曾劝袁世凯乘天下大乱黄袍加身，袁拒绝说自己世受清室恩遇，不能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天下，另外，北洋军力未达长江以南，即令称帝，亦是北洋半壁，尚须对南方用兵，“国民中有十分之七仍系守旧分子，愿拥戴旧皇室，进步一派不过占十之三耳。若今次革命推倒清室，将来守旧党必又起而革命，谋恢复帝制，似此国中扰乱不已，人人将受其害，数十年间中国将无太平之日矣。”[1] 就任总统后，袁世凯对革命党人把持国会剥夺总统行政权，政府任何决定都无法通过的局面极为失望。根据两位洋顾问的建议，他向国会提出了《临时约法修正案》。修正案遭国民党控制的国会拒绝。在平定国民党人的叛乱后，他被迫解散国民党人控制的国会，同时也开始怀疑没有帝制是否中国之福，感到慈禧太后时代高效决策的机制更适合中国。这时，美国顾问古德诺提出，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君主制行之有效，中国在改革政体和制定法律时，如若借鉴西方国家，德皇威廉二世所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是最有价值。“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者也……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 [2]。古氏提出改行君主制的三条件为：一、改制不可引起国内人民与列强的反对以免招乱；二、君主继承法应明白确定，以解决嗣位问题，否则改制无益；三、政府应预为计划，使人民得与闻政事以发展爱国心，使人民知政府为造福人民之机关，使人民知其得监督政府之动作，以求立宪政治之发达，否则改制未能有永久利益。[3] 日本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建议，中华民国并非由民意成立，实系清帝让予统治权而成，议会政体对中国并不理想，中国应把君主制和共和制融合在一起以保持秩序和进步，使新旧两种势力谐调。不光法律顾问建议恢复帝制，列强也在推动袁世凯实行帝制。日本公使日置益先是向袁世凯公子袁克定建议恢复帝制，随后向袁世凯捎话：“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英国也在推动称帝。英使朱尔典在怀仁堂国宴间开始称袁世凯“陛下”。

在这样的推动下，袁的幕僚杨度串联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筹安会六君子）发起成立了致力推动改行帝制的“筹安会”（后改组为宪政协进会），在宣言中将民国以来的政治动荡归咎于民国政体。援引古德诺的文章，筹安会主张实行君主政体，杨度、刘师培等人先后发表了《君宪救国论》、《君政复古论》、《国情论》、《唐虞揖让与民国制度之不同》等一批鼓吹帝制的文章，推动“讨论国体”，实行君主立宪，通电各省征求会员，派遣代表来京。杨度在《君宪救国论》中指出，国家必须定于一，才能安定；在安定的环境中才能立宪，才能致富强。中国人程度低，共和决不能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与其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行君主，共和国选举总统时容易发生变乱，“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 响应筹安会号召，杨士琦、钱能训、陆徵祥、朱启钤、章宗祥、梁士诒、周自齐、王士珍、刘冠雄（海军总长）、冯国璋、龙济光、陈宧、汤芗铭、倪嗣冲、段芝贵、陆荣廷、阎锡山、朱瑞、赵倜、孟恩远、李纯、张作霖等等文官武将通电“赞成君主”，促袁世凯实行君主立宪，早登大位。

动荡的政局使袁世凯转向赞同有贺长雄和古德诺关于君主立宪可能更适合中国的国情的意见。在筹安会和众文武劝进声中，他派人就改行帝制询列强各国的态度。英使朱尔典、美使芮恩施、德皇威廉二世均表示，实行帝制与否系中国内政，不会干涉。为争取中国倒向同盟国，德、奥两国暗示实行帝制后将立即予以外交承认，德皇还答应给予财政、军事援助。驻日公使陆宗舆、日本顾问有贺长雄传来大隈首相支持中国实行帝制的口信。得到列强各国支持的表态后，袁世凯决定改行君主立宪制，派左丞杨士琦向参政院转达声明说，改变国体听之国民。10月，梁士诒、沈云沛为会长、那彦图、张镇芳等人发起成立了“变更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两次向参政院递交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筹安会、变更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全国商会联合会、教育会联合会等团体一再向参政院递交请愿书，要求参政院“另设机关，征求民意”，“立法贵简，需时贵短”，“以定国体，而固邦基”。

劝进潮中，一些非北洋六镇的地方诸侯也积极参与，以图打消袁世凯的猜疑及稳固地盘。例如，山西的阎锡山不仅积极劝进，还安排父亲住到北京，以让袁世凯放心；东北的张作霖向袁世凯保证：“关外有异样，唯作霖一人是问，作霖一身当之；关内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本部以平内乱。”而一些袁世凯老搭档对帝制不以为然，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骨干，汤化龙，张謇等立宪派纷纷以辞职或称病抵制称帝，黎元洪、周学熙等人则密函袁世凯反对实行君主立宪。12 月，国民代表大会举行了国体公决投票，通过了推戴书，请袁世凯“早登大宝”。袁以无德无能婉拒，申令“另行推戴”。参政院二上推戴书，袁世凯接受，在居仁堂接受了百官朝贺，众多官员循旧制，行三跪九叩大礼。1916年1月1日，袁世凯恢复帝制，改纪年为“洪宪元年”。

讨袁战争

1884年，朝鲜开化党人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发动了甲申政变，袁世凯率清军击退了日军，维护了中国对朝鮮的宗主权，迫使日本驻朝公使竹添一郎仓皇逃回日本，也迫使日本将吞并朝鲜的计划搁置了十年。甲午战败后，袁世凯在朝鲜降下龙旗，率残兵退回天津。屈辱中，他痛感中国若不变法图强将步朝鲜后尘沦为日本殖民地，从此成为朝廷中最坚决的改革派。拳乱后，他成为领导清廷变法图强，预备立宪的主将。得知中国预约变法后发生深刻而迅速的变革，日本首相山县有朋直言不讳地说：“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那里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所希望的是一个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为向中国大陆扩张，日本通过半官方组织黑龙会扶植在日本的中国会党，召集各路会党联合组织成致力推翻满清政府的同盟会。如此，袁世凯领导的立宪运动与日本扶植的会党种族革命展开了竞赛。袁世凯当然不敌日本，革命会党势力日益壮大，在辛亥年发动革命推翻了清王朝。革命中，日本大陆扩张派不但出手支持革命党造成了南北对峙局面，还准备支持孙中山北伐推翻袁世凯，准备建立一个亲日的中国政府。顾虑引发与其它列强的战争，日本政府最终否决了大陆扩张势力扶持革命党武力北伐的计划，使孙中山被迫下台。

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袁世凯积极维护满蒙主权，使日本通过策动中国革命吞并满蒙的计划落空。在《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袁世凯在军事上无力抗拒的情况下利用列强牵制和民意最大限度了维护了中国主权，使《二十一条》变成《民四条约》。日本朝野对主要要求被拒绝的结果极为不满，决定扶植孙中山和中国的各路反袁势力推翻袁世凯。精明的袁世凯一时糊涂，没有想到在日本政府支持帝制表态的同时，日本军部在积极部署着“讨袁”之战，扶植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各军，派日本军事顾问扶持，提供武器弹药。在日本金钱、军火的扶植下，孙中山派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许崇智、廖仲恺、张继、蒋介石等人在日军控制的大连、青岛设立了司令部。[4] 与七八年前派骨干到各省策动辛亥革命一样，黑龙会和孙中山派中华革命党骨干赴十数省成立分部，策划推翻民国政府的“第三次革命”。其中，陈其美回到上海老地盘建立起了反政府武装，吕志伊到云南建立起了中华革命党云南支部，策划反政府暴动。

在袁世凯接受推戴之时，日军参谋本部在中国的倒袁活动分南北两方面在加紧进行：土井市之进大佐、小矶国昭少佐在旅顺与关东都督府配合，策动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青木宣纯中将（驻上海武官）和松井石根中佐在上海策动南方各省倒袁。青木是日本在中国特务机关的创始人。日俄战争中，他奉参谋本部之命，在北京组织“特别任务班”潜入西伯利亚及满洲地区，破坏俄军运输线。从此，特务一词传入了中国。接到倒袁指示后，青木密晤梁启超，说服梁及其弟子蔡锷加入讨袁，随后安排蔡锷以治喉病为由，穿和服离京，将蔡接到日本与孙中山密谋南北呼应推翻袁世凯，再安排蔡锷经越南回滇举兵。与此同时，日本方面安排在日的反袁派领袖岑春煊回国策动西南独立。

袁世凯决定称帝后，日本政府突然改口，联络英、俄、法、意等列强发出反对称帝的警告，令袁骑虎难下。12月22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日本归来的革命党人在云南歃血为盟，兴师暴动，由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具名，电请袁世凯永除帝制、惩办杨度、孙毓筠等六位筹安会发起人和朱启钤、段芝贵、梁士诒等七位通电各省劝进的发起人，限于25日前答复。12月25日，唐继尧、任可澄、蔡锷、李烈钧、戴戡等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成立唐继尧为都督的云南都督府，组织两万“护国军”起兵讨袁。蔡锷率第一军兵出四川，李烈钧率第二军兵出桂粤，唐继尧率第三军总司令（辖六个梯团）兼云南都督，留守云南，打响了讨袁战争。袁世凯急令北洋军和川、湘、粤等省军队从川、湘、桂三路攻滇围剿护国军。原本完全不是北洋军对手的云南军队得日本经越南转运到滇、川的精良武器和军需物资扶持，所向无敌，杀得北洋军节节败退。几个月前登报声明反对“倚日”和颠覆政府的李烈钧、李根源（任护国军驻粤港代表）、熊克武等人在日本和孙中山的召唤下回到“倚日”阵营，证明他们的“决不轻言国事”之言只是得不到扶植时的气话。

在护国军迅速北进时，日本政府向袁世凯再发严重警告，若实行帝制则武力干涉。袁世凯知道，云南起兵背后有日本人策划，于是宣布缓行帝制，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支持护国军。大隈重信内阁拒绝了袁的请求，主持作出了“要注视南方动乱的发展”的内阁会议决议。[5] 除未直接出兵外，日本方面各种倒袁手段同时并举：政府说服列強各国同意拒付北京政府盐税款，从财政上扼杀袁政府；派日本广州总领事馆书记藤村赴云南，在蒙自设领事馆，负责扶植护国军事宜和策动云南独立；派嘉悦大佐和今井嘉幸分任护国军军事、法律顾问；派驻肇庆领事官太田、书记米内山策动两广独立；日军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与情报部长福田雅太郎、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频繁举行对华政策研究会，研究讨袁战争进展；日本朝野向中国各派反袁势力提供巨款支持，其中：富商大仓喜八郎贷给宗社党领袖，前清肃亲王善耆100万元；富商竹内和久原房之助向向孙中山、陈其美提供了80万元（孙中山承诺以四川矿权作抵押）；[6] 日本政府承诺支持副总统黎元洪接替袁世凱，策动黎辞职以打击袁世凯；日本军部指示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司令居正、顾问萱野长知在山东通电全国讨袁；日军与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兵分两路，沿胶济路西进向民国政府军发动进攻，威逼北京政府，与云南护国军形成南北呼应；日军帮助中华革命党东北军组成东北军航空队，提供潍县飞机场，由飞行学校教官坂本寿一任航空队司令，直接参与中华革命党东北军的军事行动；日军派出野战医疗队帮助护国军和中华革命党东北军战地救护；青木宣纯安排日本邮船将梁启超、汤觉顿、黄溯初、黄孟曦、蓝志先、吴柳隅一行从上海经越南送到广西，成功策动了岑春煊、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

1月底，蔡锷率护国军在四川泸州大败北洋军张敬尧部，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索性倒向革命阵营，宣告贵州独立。2月，护国军在滇桂边境击败政府军。3月，日本内阁决定“袁氏掌握支那之权力成为帝国完成上述（日本在华权益）之障碍。为完成帝国的上述方针，要袁氏退出支那权力圈是适宜的，日本将承认南方的反袁军为交战团体，对帝国民间有志者同情以排斥袁氏为目的之支那人的活动，并援助资金物品之举，政府不负公开奖励之责任，但默许它是符合于上述政策的”。[7]

在护国军开始北伐时，北洋大将冯国璋、段祺瑞采取袁世凯当年的对策，按兵不动，索饷索械。在护国军北伐胜利在望时，在冯国璋、张勋、李纯、靳云鹏（山东）、朱瑞（浙江）联名致电多省督军（五将军密电），要求速行取消帝制。3月下旬，袁世凯在举国声讨中宣布将推戴书发还各省，取消帝制，废止“洪宪”年号，复归民国五年年号。4月1日，袁世凯命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致电蔡锷、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陈炳焜、梁启超：“公等举兵，原系反对帝制，今目的已达。而国家大局危急，不宜同室操戈，应先行罢兵，然后商量善后之办法”，并要求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护国军拒绝了袁世凯的停战呼吁，提出推翻袁世凯政府“六条方案”：一、袁世凯于一定限期内退位，可免其一死，但须逐出国外；二、诛帝制祸首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三、帝制大典筹备费及此次战争军费6000万元，应由查抄袁世凯及杨度等十三人财产赔偿之；四、袁世凯子孙三代，剥夺公权；五、袁世凯退位后，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六、除国务员外，文武官吏均照旧供职，但关于军队驻地，须接受护国军都督指令。紧接着，在日本領事和梁啟超、岑春煊、李根源等人斡旋下，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省再宣布独立，刘显世、陈宦、汤芗茗、陈树藩、程潜、刘存厚等各省少壮军头宣布讨袁，唐绍仪、梁启超再通电促袁世凯辞总统职。

讨袁战争期间，孙中山在日本极为活跃，与福田雅太郎、田中义一等日本军方人士密切联络，接受日军的武器金钱支持，指挥各省的中华革命党暴动反袁。5月，孙中山在日军参谋本部中国班长本庄繁中佐安排下从日本回到上海，发表宣言讨袁，指挥居正和中华革命军山东司令长官吴大洲向政府军进攻，同时与青木宣纯、山田纯三郎密切联系，致函田中义一要求日军再提供两个师的装备。[8] 山东将军靳云鹏知道自己不是中华革命党军背后日军的对手，弃职出走。同月，在日本领事的支持下，接受日商巨款的岑春煊召集滇、黔、桂、粤等省实力派在广东肇庆成立了对抗北洋政府的西南割据政府——军务院。至此，多数省宣布独立，袁世凯政府垮台。

日本寺内内阁外务大臣后藤新平在其《日支冲突之真相》一文中承认，日本“出扰乱全国之策，卷起各地讨袁运动……凡上海民党夺取军舰，山东起事，云南举兵，无非我国间接左右于其间”；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在1916年1月16日致外交部电中指出：“日本欲倒我政府，计划已非一日”；日军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向冈市之助陆相提出：“现在，应采取让袁彻底退出之手段。同时采用扶植我方政治势力（指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之手段为有利”；[9] 孙中山在1916年4月自东京致居正电中要求“凡百举措，表面宜避与日人有关系”；[10] 云南革命党人在宣布起兵讨袁时委任中华革命党的副领袖陈其美为云南都督府顾问；袁世凯去世，日本人目的达到，立即停止了对护国军和中华革命党军的支持。一系列事实和文件证明，袁政府因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拒绝《二十一条》而被日本布署推翻，讨袁战争是日本报复袁世凯拒绝《二十一条》要求而策动颠覆中国政府的战争。战争前后，日本人同时利用着孙中山、梁启超、蔡锷师生、岑春煊等反袁派，以及陆荣廷等西南独立派。了解日本的倒袁计划后就会明白，日本政府在中国推戴潮中声明支持袁世凯改行帝制的表态是“欲擒故纵”之计，袁世凯称帝是上了日本人的当。

“让中国陷入分裂对日本有利”是当时日本朝野的主流思潮。基于这一思潮，日本朝野策动辛亥革命，支持南方革命军造成南北对峙，支持国民党人在南方四省割据，支持孙中山发动所谓二次革命叛乱。让日本人失望的是，袁世凯平定了国民党人的叛乱，消除了南方的割据。于是日本再策动讨袁战争。袁世凯代表清末民初中国的立宪、进步与统一，讨袁战争的实质是扼杀中国的立宪，分裂了中国。与三洲田暴动、“二次革命”一样，日本所策划、指挥的讨袁战争是的外强推翻中国政府的战争，是推翻护国的袁世凯的战争。这样的外强祸害中国，欲肢解中国的战争居然被革命党宣传成了护国战争，并且宣传到尽人皆知，深入人心，是为革命宣传颠倒黑白的代表案例。

袁世凯逝世

在冯国璋等北洋五将军联名发出促取消帝制的密电后，袁世凯命秘书张一麟起草了撤销帝制的文告。张一麟记述袁世凯对他说：“我糊涂，没能听你的话，以至于此。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欲者，乃真国士也。仲仁在予幕数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严修）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11] 1916年 6月6日，袁世凯病发在北京去世。至此，护国军所提的袁世凯退位问题不复存在，讨袁战争结束。

袁世凯清楚自己是被日本人推翻的，临终前自挽一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表达不忘他和国家在一年前蒙受日本最后通牒的奇耻大辱。这一自挽联正好点出了他一生的两大功绩：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缔造民国。

甲午战败，袁世凯得中日签署《马关条约》的消息后写道：“大局至此，唯有痛哭而已。”他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痛陈战后危局，力主变法自强。他认为中日虽然议和，但中国将来之危，实甚于未和之前，如果我们不奋发自强，“似不但奉、吉、闽、浙非我所有，即燕、齐各省恐亦保全无术。大局之危，必有大甚于今日者。”“惟望以今此之款为喘息之计，仍即卧薪尝胆，厘庶政，修战备，决不可顷刻歇手，必须时刻存一恢复之志，务期蓄一恢复之力。”“处今日之势，欲弭衅端，杜外侮，舍亟求富强之道，讵有他策？”他明确指出，中国的出路除变法自强外别无他法，而自强之道，首在练兵。1895年，经刘坤一力荐，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令条陈变法事宜。早对变法图强周密系统思考的袁世凯很快呈上了变法图强的实施纲领《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呈》，力主效法日本，变法自强，建议：1、设立馆院，罗致各地通晓中外情势之才，并聘请精通各种学问的西洋人和旅外华人入馆，令其专研西学西法，作为朝廷施政依据；2、改革八股取士制度，摒弃寻章摘句之学，选士以讲求实学为标准，使旧式八股章句之才“尽变为经济应世之才”。为西学、新学人才开设特科，分西律、技艺、军务三途，仿照正科，按生员、举人、进士逐等考选； 3、开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4、注重外交，慎选驻外使节。“必须能胜其任，素知彼国情形者，始可派以前往”；5、裁汰冗员，精简吏治，创办新法，挹用洋才。在振兴经济理财方面，他建议：铸银钱、设银行、造纸币、振商务，设立商会、修铁路、开矿藏、办邮政、造机器，鼓励、扶助开设工厂、饬厘税，以海关管理方法清理厘卡。袁世凯提出的条陈对局势分析透彻，所提改革内容广泛，比当时闻名天下的公车上书更务实可行，为清末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后来清末的十年新政基本是袁世凯上述建议的实施过程。

经李鸿藻、翁同龢、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联合举荐，袁世凯被任命为新建陆军督办大臣。1895年底，他奉旨在天津小站督练清廷的第一支新建陆军，聘请德国、日本、美国军事教官教学，成立了陆军督练处，下设参谋、执法、督操三个营务处及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局、教习处等，订立各种章程，完善军队的组织制度，采用德、日军队建制，督练出中国的第一支现代军队。他主持编撰了适合新军的《行军歌》、《对兵歌》、《劝兵歌》等，融军规、军令、军纪及教育于一体，通过通俗、易懂、易记的歌词，对士兵进行了潜移默化的教育。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在参观新军操练后写道：当各队操练之时，各兵类皆年轻精壮，身材适中，操法灵熟，步式整齐。先在本营操场操演阵式，后至旷野操练两军攻击阵式，各将弁与兵丁等皆娴习口号，熟谙行阵，可想见该军纪律之严明矣。惟炮队则尚待整顿。若照现在情形，只能操演之时聊备一格，未足以为临阵之用也。中国兵弱源由于发饷之多克扣，此弊几于通国皆然。但我观袁公发饷之情形，而叹袁公之清廉为人所不能及矣。袁公于发饷之日，亲自督率委员，按名给发，无丝毫克扣之弊。假使中国统兵大臣皆能效法袁公之发饷，则兵无缺额，饷不虚糜，华人何尝不可成劲旅耶？[12] 1897年，在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占旅顺的危亡形势下，袁世凯连上说帖促变法维新说：“中国目前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力陈当务之急是“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提出“不以文例相绳，不为浮言所动，仿行西法，试行变革”。

1898年，袁世凯携“瓜分中国画报“进京面见翁同龢再促变法。慈禧太后批准了变法，光绪皇帝在康有为的引导下开启了百日维新。袁世凯积极支持康有为、严复的变法活动，捐款加入康、梁发起的强学会，率先捐款500金用于学会开办图书馆和报馆。维新中，光绪诏令一个接着一个，百日颁布了180多道新政上谕，大批罢黜守旧臣，代之以激进维新党人，招致官僚阶层的强烈反弹，使改革失去了地方大员的支持。在大多数派官员要求慈禧太后“重新训政”的呼吁声中，维新党人向手握兵权的袁世凯提出“诛杀荣禄，围园劫后”极端主张，将袁世凯推到宫廷斗争的风口浪尖。袁世凯认为这样激进的维新不可行，反对孤注一掷的计划和死亡威胁。在维新党人必败的形势下，他对谭嗣同“设词推宕”，[13] 选择了趋吉避凶，在慈禧太后政变后顺势告密。应当说，百日维新缺乏必要的准备和支持，举措过于极端，没有成功的可能，袁世凯的选择对维新的成败不具决定作用。在后来民国大总统任上，袁世凯下令对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予以“从优奖恤”，建立祠宇，宣付清史馆立传，以此表达了对告密的歉疚。

变法新政中，袁世凯在推动新政的各个方面领先全国。他推动赴日留学不遗余力，曾表示要亲赴日本访问参观，强调“此项官绅游历为目前行政改良之渐，即将来地方自治之基”，安排未赴任之州县实缺官员赴日本游历数月，回省后予以重用。为解决对新式军官的迫切需求，他从自己每月的薪金中取三分之一（200两）作为奖学金，资助由北洋所创办的新式军学堂中的学生和东渡留学日本的学生。这些得袁资助的学生中走出了蔡锷、孙传芳等著名将领。袁世凯从北洋大学堂中选出王宠惠等八人赴美留学，从举人或秀才中选拔吴鼎昌等二十人赴日留学。在他推动下，直隶官费留日学生占到全国两成。在推动地方自治、发展实业等方面，袁世凯领导直隶为全国树立了榜样。

辛亥革命中，革命党鼓吹大汉族主义“驱除鞑虏”，推动民族仇杀，使满、蒙、回、藏地区强烈要求独立分离。在国家走向分裂之时，袁世凯力主优待清廷，谴责民族仇杀，提倡各民族平等与和睦相处，采取恩威并施的两手策略说服统治东北的张作霖放弃独立承认民国政府，说服北方各省赞成共和，任命贡桑诺尔布为民国的蒙藏事务局总裁，晋封亲王，对其他蒙族上层人物也大量加封，成功说服内蒙王公们放弃独立，吸引逃往外蒙的贵族也陆续返回内蒙，代表着因清廷被推翻而丧失的国家凝聚力，避免了种族革命造成中国版图只剩下汉族十八省的分裂。他因维护国家的统一，开创五族共和，而成为民初中外各界一致认同的中华民国缔造者。

袁世凯败于、死于拒日护国，他之后的北洋将领败于、死于拒赤护国，这就是清末民国的历史主线。在袁世凯垮台后，革命党制造了连年战乱，南北分裂，革命党再转投苏俄，带给中国遍地血腥。后来，国、共两党利用宣传工具掩盖清末民初的改革进步，为袁世凯和北洋政军领袖们贴上反动标签。在二十一世纪，人们对比袁世凯与革命党，才了解袁的伟大、爱国、爱民与进步：袁推动立宪，革命党实行一党独裁；袁推动地方自治，革命党扼杀地方自治和联省自治；袁推动经济建设，革命党搜刮军费挑起战乱；袁保护私有产权和经营权，革命党以革命的名义谋财害命；袁注重立法，推动法律建设，革命党废除清末以来的法律建设成果；袁尊重新闻出版自由，革命党废除新闻出版自由，党化一切传媒；袁办教育不遗余力，革命党党化教育，在教材中塞满一党之私。经历数十年革命暴政后，人们怀念袁世凯，和他代表的进步、自由的清末民初时代。

革命党后来丑化袁世凯主要在签署“二十一条”和称帝两点上做文章。事实是，袁世凯并未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关键之处都作了修改，实际是拒绝了“二十一条”。正因为袁的拒绝，才有日本发动的讨袁战争。袁的称帝，不应简单与倒退、祸国划等号。袁世凯代表着清末民初中国追求进步潮流，走向共和、立宪方向。在当时中国，没有人比袁世凯深切、急迫地希望见到中国实现共和。袁的期望受阻于革命党把持国会，拥兵叛乱，以约法为斗争工具阻挠立宪。无奈之下，袁决定效仿英、日，走君主立宪之路，因此号洪宪，寓意开启宪政时代。法皇拿破仑带来共和，日皇明治带来立宪，俄皇彼得带来改革，“中国华盛顿”袁世凯尝试君主立宪无可厚非。倘无日本颠覆，袁世凯真能称帝二十年，完全可能领导中国早早实现地方自治，立宪共和。

临终的袁世凯表现出了革命党人不具备的品质——认错。他在遗书中写道：“今万方有事，皆由我起。帝制之误，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群情惶惑，商业凋零，如此结果，咎由自取。误我事小，误国事大，摸我心口，痛兮愧兮。”其子袁克齐回忆说：“记得我父亲死的那一天，曾把我大哥叫到里屋去，我们在外屋听见我父亲说：‘这个事我做错了，你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袁世凯在废除称帝时和临终时两度坦然认错。相比之下，革命党家们心中有太多革命之恶，不可能坦荡认错。瑕不掩瑜，就对国家民族的贡献，迎合世界进步潮流和爱国爱民而言，袁世凯无愧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

黎元洪继任总统

讨袁战争结束时，既非北洋系，也非国民党人的副总统黎元洪成为南北双方均可接受大总统人选。国务总理段祺瑞请黎元洪“依据约法，出任重寄，维持大局”。6月7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这时，讨袁战争的灾难性质显现：南方形成割据，国家陷入分裂，中央政府空有其名。日本扶植唐继尧、岑春煊成立的西南军务院提出以恢复革命人制定的《临时约法》和革命党人垄断权力的国会为拥护新政府的条件。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政府拒绝革命党人重新利用旧《约法》和旧国会专权。于是，孙中山动用日本金钱策动海军宣布脱离政府。6月25日，接受孙中山资助的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通电宣布独立。海军主力第一舰队的叛离瓦解了北洋政府对沿海各省的权威，同时使革命党人可从海上迅速运兵北上，使北京政府面临被推翻的威胁。为免国家再陷内战，段祺瑞政府被迫妥协，同意废弃袁世凯制定的新《约法》，接受革命党制定的旧《临时约法》和国民党人控制的旧国会，使革命党利用约法和国会祸乱国家的灾难重演。

北京政府接受旧《约法》和旧国会专权只换得的南方名义上通电撤销西南的军务院，西南撤销割据局面依旧，中央政府徒具空名，政令依然不能通行全国。一场日本背后策动的讨袁战争给中国带来巨大和长期的祸害，政府被颠覆，西南数省形成割据局面，中国统一被摧毁，革命党重新盘踞国会，利用旧约法垄断政权，阻挠立宪，此后分裂割据局面延续了二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