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1 章 中期文革

中共九大

中共党章有定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规定，但毛泽东总是以回避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办法维护独裁地位，总是在清洗权力斗争对手后才召开大会。延安时期，他一再推迟中共七大召开以回避王明的挑战，使中共七大与六大相隔了十七年。大饥荒中，他以扩大高层开大会规模的办法无限期推迟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后，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已经被实际摧毁，这时毛泽东才决定召开中共九大。

没有了刘少奇及其支持者的旧心病，毛泽东又添了新的心病，那就是崛起的林彪集团。建国后，林彪病痛缠身，淡泊权力地位，长期养病，无奈被毛泽东一次次拉他出来掌军保驾。庐山会议中，毛泽东半路召林上山，依靠林彪代表军队的支持罢了彭德怀的官。在以林彪接掌军同时，毛泽东派亲信罗瑞卿为总参谋长以牵制林彪。发动文革时，毛泽东再请林彪保驾。林彪提出以“去罗”为条件。毛泽东抛弃了罗瑞卿，但派另一爱将杨成武为总参谋长，继续牵制林彪的军权。在随后的文革巡视中，毛泽东命杨成武随侍左右，负责向军队传达指示。林彪对毛泽东总是安排“监军”牵制不满，再要求“去杨”。在全国混乱中，毛泽东离不开林彪的支持，再抛弃杨成武。1968年3月，林彪以“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革命路线”的罪名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撤职关押，以亲信黄永胜接任总参谋长，改组了军委办事组，任黄为组长，任吴法宪为副组长，以自己班底的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为成员，同时宣布中央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停止向军委副主席聂荣臻等几位军委原领导人送有关文件，以自己的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这时，林彪还没有意识到，随着刘少奇下台，他与毛泽东之间互相利用的游戏已经结束，盟友成了对手。毛泽东与史上众多君王一样，长期生活在失去大位的恐惧中，总是在盘算收拾第二把手。

在筹备召开九大之时，林彪与毛泽东就是否应当结束文革运动发生了分歧。林彪认为，经过两年多的文革，国家政治经济陷入全面危机，清洗刘少奇目的达到后应当结束文革，恢复秩序和经济。陈伯达支持林彪的意见。二人商量后，陈拟出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九大政治报告大纲，在其中提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毛泽东反对结束文革，要求继续“斗争”和整肃，对陈伯达的大纲极为不满，授意由张春桥和姚文元另行起草政治报告。张、姚根据毛泽东的意思拟出了题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报告稿。林彪对毛泽东抛开陈起草的政治报告而另起炉灶不满，反对张、姚报告中没完没了革命的主张。但他没有勇气挑战毛泽东，默认毛泽东决定的报告讲稿。

决定召开中共九大的同时，毛泽东决定在中苏边境打一仗，为九大冲喜。文革中，中共既“反帝”又“反修”，指使红卫兵冲击苏联使馆，造成中苏边界关系紧张。1968年末，两国边防军在乌苏里江中的珍宝岛频繁发生摩擦。1969年3月2日，中国特种部队奉命在珍宝岛伏击了苏联巡逻队，打死苏军数十人。两周后，苏军大规模报复，导弹射入中国境内二十公里，造成中国边防军近千伤亡。得知北京在苏军导弹的威胁之下，毛泽东极为恐惧，想躲到南方去。但在北京召开九大的决定已经传达全党难以更改，于是他下令将“九大”改为秘密召开。根据决定，各省代表秘密集结，不准外出与对外联络，到京后圈禁在几个宾馆内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全部撤消，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

4月1日，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秘密召开。所有代表分批乘坐大车在北京市内转圈后才开到人民大会堂侧门（正门不准出入）。[1] 中共七大时，毛泽东授意会场悬挂自己的巨幅画像，展示独尊地位。八大时，在苏共反对个人崇拜的压力下，毛泽东被迫同意会场不持画像。九大虽在苏军导弹威胁下秘密举行，毛还是安排会场悬挂回自己的画像，而且比七大的更加巨幅。

大会的第一项内容是林彪作政治报告。报告鼓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林彪无奈地宣读了他根本不同意的报告。第二项议程是修改党章，加入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清末以来，中国政党林立，没有一个政党在章程中规定领袖。革命带来了倒退。国民党在党章中规定领袖，拒绝更替，实行改头换面的帝制。中共党章不仅规定领袖，且再倒退一步，规定了副领袖，加入了“亲密战友”这样的荒唐字眼。

大会第三项议程是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这项议程只是走过场。暴力革命党中暴力决定一切，党内不可能有真正的选举。建党之初，党的大会都是举手通过共产国际拟好的名单，议案。延安整风后，党的大会都是举手通过毛泽东拟好的名单和决议。这一次的选举没有例外的是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名单由毛泽东个人决定，但独特之处是，毛决定的名单中只有约五分之一是上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另外八成上届委员出局，不是因为选举，而是因为八届中央委员会被半路政变推翻，大部分委员遭到批斗迫害，甚至已经被害死。毛泽东极不情愿地批准在“三支两军”中掌权的大批军队将领进入中央委员会。因为他发动文革时请林彪保驾，文革中安排军管，只能接受林彪势力扩张的现实。

接下来的一项内容是选举九届中央委员会。这次例外采取无记名投票，其程序是发给每位大会代表一份毛泽东决定的名单，请代表在名单后划圈。代表们多数是中共从基层选派来“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对名单的人名并不熟悉，在崇拜热潮中不敢有不划圈的举动。划圈后的程序是由毛泽东带头，林、周等预定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按排名顺序，依次将划圈名单投入票箱。这样的无记名投票一无辩论，二无差额，三是场面完全再现了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时的场面，整个会场长久地全体高呼“毛主席万岁”，代表们一手拿名单，一手捧《毛主席语录》小红书，投票后再走近毛泽东高喊万岁。紧接着，大会迅速公布了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当选名单，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退场，当选中央委员留下开始九届一中全会，按例选举政治局委员。这一程序也是举手通过毛泽东拟好名单。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和林彪集团的叶群、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黄永胜等人进入政治局，康生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会。权力分配后，中央文革被撤消，林彪集团在政治局中形成了半壁江山。

九大闭幕后，中共才对外宣布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公告称九大是“团结胜利的大会”。而实际上，九大是毛泽东、林彪走向决裂的大会。陈伯达后来披露毛、林在九大期间的分歧写道：“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1969年4月30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着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订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事后，总理见了林彪，也打了电话给我，希望能向主席作检查，缓和政治局常委内部的气氛。为此，林彪给我打了电话，表示理解总理善意，顾全大局；但又表示：主席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比斯大林更专制，国家会有灾难降临。”[2]

“大疏散”与“深挖洞”

在秘密召开的中共九大会上，林彪在政治报告中声言准备与“美帝”、“苏修”的大规模战争。对林彪而言，在九大上发表的准备对“美帝”、“苏修”大规模战争的声言只是在重复毛泽东的决策而完全不是自己的主张。他从建国开始一贯反对挑起战争，反对出兵朝鲜对美国开战。虽然他也参与了挑起越战，率军事代表团赴越，但那是执行毛泽东的决策，他自己对毛泽东挑起朝鲜战争，挑起越战，决策“三线建设”、开展“大比武”、号召“准备打仗”等等从来不以为然。作为中共的头号军事家，林彪认为对美苏挑战无异玩火。

九大闭幕后，中共一改四十多年的俄党立场，抛弃喊了多年的“武装保卫苏联”口号，好像忽然有了民族立场，展开了俄国侵华历史、沙俄对华不平等条约、沙俄在东北的屠杀的宣传，在全国各大城市组织大规模的抗议苏联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的示威游行。8月，中共中央转发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命军队和导弹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开通所有的地面导引站，在布署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出台了比上年增长三分之一的军费预算。

这时，全国人民被毛泽东拖入了核战威胁之中。苏联军方强硬派主张对中国的重要军事政治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以“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８月２０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向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通报了苏联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征求美方意见。尼克松总统反对苏联动用核武器，决定通报中国。８月２８日，《华盛顿明星报》（WASHINGTON STAR）报导：“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实施核打击。”消息震动了全世界。[3] 苏联领导层中的缓和派主张，苏联的战略对手是美国，与中国开战只能使美国获益。在缓和派的推动下，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越南向吊唁胡志明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提出会谈。9月11日，柯西金与周恩来在北京举行了“机场会谈”，达成了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四点临时协议”。然而，苏共领导层内的强硬派坚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９月１６日，苏联记者、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维克多·路易斯在英国《星期六邮报》撰文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以试探美国的反应。回应试探，尼克松总统表态：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美国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将参战。[4] 在美国的强硬干预下，苏联放弃对中国核打击的计划，开始与中国举行边界谈判。

10月17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上称“苏修要开战，美帝准备入侵，蒋介石在部署反攻大陆，印度要侵占西藏”，要求军队进入备战状态，令会场气氛紧张。林彪发表了不同意见，认为暂时没有爆发战争的迹象。毛泽东当场发怒说，看来我和亲密战友不够亲密了，我又变成了少数。我以党主席提议，民主表决。最后经举手表决，决定备战。[5] 根据会议决定，林彪在会后发布了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备战命令（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然后将命令报告毛泽东。毛对林发出命令后才报告极为不满，认为这是林谋求坐上最高领袖位的试探行动，要求将命令文件烧掉。林彪无奈，只好命黄永胜下令撤销一号命令。[6]

根据毛泽东的备战决定，中共中央发出“疏散”通知说：“为了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其他同志作相应的疏散”。毛泽东喜欢战争，多次放言不怕核战争，准备中国死一半人，同时注意自己绝对还冒半点人身安全风险。挑起朝鲜战争，挑起中苏分裂，将国人拖入核战威胁的同时，他注意离开在苏联导弹威胁之下的北京，长期住在武汉、杭州。当年咸丰帝在英法军逼近京城时才躲去热河，让弟弟留京打理，可毛泽东刚刚作出备战决定后立即南下武汉，比咸丰动作更快。林彪是中共层中最不好战者，虽然执行毛泽东的决定发布备战令，但不想在京主持，因此以南下安排备战为由也离开了北京。

主持疏散意味很多具体事项处理，周恩来责无旁贷。在他主持下，中共中央将在京的大批“被打倒”和“靠边站”的领导人流放到外地，其中，没有被“打倒”的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被“疏散”到广州，陈云、王震到南昌，陈毅到石家庄，徐向前到开封，聂荣臻到邯郸，刘伯承到武汉，叶剑英、曾山到长沙，邓子恢到南宁，谭震林到桂林，被“打倒”的刘少奇、陶铸、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等人被专案组人员分别押送至秘密地点。陶铸被押送前对妻子说：“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你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刘少奇更惨，被绑在担架上抬着上路。几十天后，刘少奇、陶铸分别死在了疏散囚禁地开封、合肥。

所有高层的疏散、遣送都是周恩来操办的，但处置决定来自毛泽东。毛泽东对准备将来起用的爱将，如邓小平、杨成武有明确的保护指示。根据指示，邓小平被疏散到江西后有江西省政府的办公室主任接机，以同志相称，谓“毛主席叫你来江西，我们非常欢迎”，然后被安排住在 “将军楼”，在一公里外的一工厂象征性“劳改”。[7] 邓小平知道毛泽东的起用之心，到流放地后定期写信向毛泽东汇报思想，争取宽恕。

中央领导人疏散的同时，北方各大城市均展开了大规模的机关、高校向中小城市或偏僻农村的疏散。其中，北京大学被拆散，师生分别被疏散到北京西郊、陕西汉中和江西鄱阳湖畔，中国科技大学被迁到合肥，中央广播学院到河北望都，中央民族学院到湖北潜江，北京农业大学到陕西甘泉。从9月至12月，中共以疏散名义实施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流放发配，将众多机关强制迁到外地或农村，造成全国城市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兵荒马乱，一片狼藉。一时，旧家具再贱都没人要，无数家庭在备战、疏散中成了难民，两个包袱就是全副身家，各大城市火车站挤满疏散难民，大家都不知道此一去何日是归期，疏散路上看不到笑脸。历史上有无数次难民迁徙，但那都是外族入侵，战争，灾害使然，而1969年的“大疏散”纯粹毛泽东好战所造成。二战后，美国自拆战争机器，无意战争众所周知，苏联也长期奉行和平共处政策。中苏间的战争危机是毛泽东不断挑衅的结果。

毛泽东挑起的核战危机被美国化解，但他制造的备战灾难在中国长期延续。根据毛泽东“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国人民防空工作领导小组，各省、市、自治区成立各级人防领导小组，以“备战、备荒、为人民”为口号，强迫亿万国人展开挖防空洞的运动，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建造了无数是缺少钢筋、混凝土，无备战实用价值的简易地洞。挖地洞备战的巨大工程在全国持续了几年。1972年11月，国务院报给毛泽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请示在战争危机和粮食减产的情况下是否减少挖防空洞的投入。毛泽东批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8] 拒绝少建防空洞的申请，要求将挖防空洞的工程扩大规模和标准。据此，周恩来操办继续投巨资建设所谓人防工程，要求地方政府和集体企业自筹资金挖防空洞。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几年，人防工程向永久性发展，大量使用钢筋水泥预制件支护。这样的挖洞灾难一直持续了整个1970年代，全国挖洞的土石方总量超过了历代建长城的总和。仅在北京就留下了两万多个大大小小的防空洞。这些洞质量低劣，后来都成了“耗子洞”、“水帘洞”。建防空洞运动造成的浪费相当于将“三线建设”灾难再来了一次。

在为自己准备防空洞方面，毛泽东早在建国之初就动手了，早早为自己修建了连接中南海、天安门、人民大会堂、305医院、西山军事中心等地的绝密通道，在北戴河修建了防核行宫。挑起中苏边境冲突后，他下令在中南海为自己紧急修建造了可防原子弹的防空洞。核战危机和林彪集团的崛起使毛泽东陷入恐惧，感到在各地的数十行宫都不安全，对美景不再感兴趣。根据毛的心态，各地大员掀起了行宫改建热潮，加建防空洞设施，或干脆另建能够防空、防震、防毒、防原子弹的防空洞。例如，金华“601别墅”，主体为钢筋水泥框架结构，配有地下坑道，连接地下防空洞与指挥所，入口处设有厚厚的电动钢板门。主房正北面建有一座小型铁路站台，以便毛泽东乘火车可直达行宫后门；南昌“八二八”宾馆一号楼，活动室周围的玻璃有三层，每层都是一尺多厚的防弹、隔音玻璃，其中有长春一汽为毛泽东特别制造的防弹、防水、防毒气的“三面红旗”专用轿车；伊村饭店（省委61工程），有专用铁路连接南京火车站。设计者别出心裁，让专列可以一直开到人工挖凿的山洞里隐蔽起来，让毛泽东下专列即可进入伊村行宫。1971毛泽东南巡“打招呼”经过南京，因担心遇刺而在专列上过夜，致南京军区大员专门为他建造的伊村防空行宫从未启用。

建人防工程热潮中，汪东兴与广州政军大员一起勘察，选定在白云山东北的一块片可比西湖的青山绿水之地建行宫。经过万余步兵、工程兵、汽车兵和数千工人的施工，包括南湖和松园两行宫在内的“705工程”于1972年建成。南湖与松园的湖光山色之美，设计之精妙，工艺之严格，陈设之考究比其它行宫更胜一筹。此外，它们还有特别之处，即建筑极其高大、坚固，主房面积400多平方米，房间高8米，可抗炮弹直接命中，据说在大地震中房子翻转也不会散架。广州行宫还配有数百米防护坑道和大型隐蔽部3个，地下电站1个，各种电缆196公里，道路25公里。工程耗用钢材万吨，木材两万立方米，水泥3万吨，总开支以亿计。行宫建好后，毛泽东已无心无力周游，再也没去广州。

湖北咸宁“131工程”是备战、“深挖洞”另一代表作。在考虑对苏开战时，毛泽东命汪东兴修建防核指挥部。汪与总参谋长黄永胜商议决定选址在黄的老家咸宁。1969年1月31日，黄签署了兴建命令，圈澄水洞为军事禁区，拨出了数亿军费，调动解放军工程部队，开建防核弹、防毒气、防水淹标准的地下指挥部。工程对外高度保密，进山施工部队乘坐车窗封闭的车辆，由不同司机分段驾驶，施工部队无人知道工程方位。经过两年施工，工程部分完工。地上部分有毛泽东和林彪的专用别墅，院内树木参天，看不出庞大地下工程痕迹，地下部分有面积近5000平方米巨大山洞、可以跑汽车的大隧道、大型发电机组、自备水源、大型通风系统、排水系统、湿度温度调节系统、通信中心、可供几百人在内吃住一两年的粮库，8个装有重达数吨厚的铅门的出入口，每个出入口两侧有洞中洞，便于哨兵隐蔽。山洞分上中下三层，其中一层为毛泽东居所和林彪居所。毛泽东居所的布置与他中南海居所一样，卧室有电梯直通山头以供逃生。工程建设的不可思议之处是，外界无人知晓，两年施工挖出来的土石不见踪影，应当是不计耗费地运到遥远处。行宫设计原本还包括飞机场、铁路、高速公路等附属工程。工程尚未完工，林彪事件发生，黄永胜被捕，“131”工程被废弃。没有人知道这一工程的花费，也没有人知道，类似湖北咸宁131、湖南临湘6501这样的所谓国防工程还有多少。

整个毛泽东时代，西方各国经济高增长。共产主义的东欧各国也满足于和平安宁。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想侵略中国。二十多年间，对世界和平的主要的，甚至可以说唯一的威胁来自毛泽东。他挑起了朝鲜战争，两次台海危机，中印边界战争，两次越南战争，印尼武装暴动，珍宝岛战事。他长期鼓吹早打、大打、打世界大战、打核战争、在中国打核战争，一次次将奉行缓和政策的美、苏拖入战争危机，将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拖入战乱。他下令为自己建防核行宫，各地大员争相改建防空洞邀宠，建防核行宫的开支与1950年代建行宫热潮的耗费同样巨大。只要自己安全，他不介意中国和世界“死一半人”。他制造的“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三线建设”、“深挖洞”等灾难每一个都是天文数字的人民生命财产的浩劫。在下达备战、挖洞指示时，他还有心思玩辞弄句，套用学士朱升献计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句，称“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可见他对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是何等漠然。

刘少奇逝世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实际下台。当年国庆节随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即失去了人身自由，沦为了批斗对象。他要求向毛泽东当面认错。1967年1月13日，毛、刘在人大会堂最后一次面谈。刘提两点要求说：“第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第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毛不置可否，嘱刘“好好学习，保重身体”。[9] 几天后，红卫兵闯入中南海批斗了刘少奇，拆除电话，切断了刘与外界的联系。4月，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了30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江青提示红卫兵说“王光美出国访问时穿旗袍戴项链，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作风”。于是，红卫兵在北京的春寒中逼王光美穿上丝绸旗袍，脖子上挂着用乒乓球串成的大项链进行羞辱。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井冈山报》记录红卫兵与王光美的对话如下：“王（拒绝穿旗袍）：反正你们不能侵犯我的人身自由。红卫兵：你是三反分子老婆、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异已分子，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也不给，半点也不给。今天，是对你专政，没有你的自由。王：这是绸子的，太冷了。红卫兵：冻死苍蝇未足奇”。对话显示革命党对人对已的双重标准。王光美在主持四清运动时，在制定“桃园经验”时没有考虑过被整者的人身自由，强调阶级斗争要狠，轮到自己受害时才想到人身自由。7月，红卫兵再斗刘少奇夫妇并抄家。中共中央安排将红卫兵批斗刘少奇的过程拍摄了电影纪录片。影片不是为了公映或作为历史资料，而是供毛泽东观看。毛要观看刘少奇挨斗的场面以解对刘在八大上反个人崇拜，在“七千人大会”上制止大跃进的心头之恨。

批斗之外，刘少奇还遭受了革命党独有的精神迫害。在中央文革的鼓动下，刘的女儿刘涛先后贴出了《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造王光美的反》、《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坚决支持北京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揪斗刘少奇的革命行动》等大字报。王光美见大字报后气得发抖，抱着继女痛哭。刘涛不为所动，再写大字报表示：“不住中南海就不住中南海，断绝家庭关系就断绝家庭关系，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的家庭不要我，党和人民要我！”如此残酷的精神折磨不只发生在刘少奇身上，无数各级中共领导遭受了同样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他们不应有怨。因为，在苏区肃反以来的历次整肃运动中，他们都参与实施了同样残酷的精神和肉体的迫害，一次次举手拥护阶级斗争和整肃运动，参与了迫害地主、富农、旧政府人员，工商业者，响应号召提意见的青年，如今文革把这种精神和肉体的迫害扩大到他们头上，他们不应该觉得冤枉。

9月，中共成立了“王光美专案组”，将王逮捕，将刘少奇的子女逐出中南海住所，将刘单独长期软禁在中南海家中，对刘停医断药。刘再次向毛检讨，承认犯了错误，希望毛手下留情。毛对请求置之不理。逐渐，刘少奇病重卧床不起，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身上长满褥疮，手臂颤抖，穿一件衣服要一两个小时，往食堂吃饭的三十米要走一小时，手抖得难以送饭入口，吃饭弄得满脸满身。这时，没有人敢去扶刘少奇一把，更没有人敢去照顾他。得知刘少奇在走向死亡，毛泽东决定实施抢救为刘续命。医疗组接到抢救通知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掉，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要留个活靶子。”[10]

1968年9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共同签署了《关于刘少奇历史三次叛变的罪行材料》，报毛泽东、林彪。材料中称：“刘贼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现在专案组所掌握的人证、物证和旁证材料足以证明刘贼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周恩来在刘少奇 “罪证材料”传阅件中写道：“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么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11]

10月，中共在北京召开了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这次全会是独裁党内没有规矩和道理可讲的一个证明。因为，中共八大选出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大多数被以叛徒、“走资派”等随意罪名“打倒”、批斗、关押，甚至逼死，只有四成的中央委员出席了这次号称的中央全会，其他参加者都是毛泽东随意决定的亲信。没有党员敢于质疑这样的迫害运动，没有中央委员敢于指出这样的全会不合章程。应当说，毛泽东随意“打倒”多数中央委员，指定另一些人填补，召开全会有其道理。因为，上届中央委员会也不是全体党员选出来的，而是毛决定的，此时毛重新决定并不值得奇怪。况且，毛泽东从来没有按照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的人数开过会，总是将一大批亲信扩大进来以控制会议。这一次不过是扩大进来的人更多些而已。

全会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除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装睡没有举手外，众高层全体举手，共同陷害了刘少奇。文革结束后，胡耀邦认错说：“我们大家都举了手，在这个问题上都犯了错误，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12] 作为中共高层中最勇于认错者，胡耀邦也有必要帮助党回避罪责。岂止是“在这个问题上”，建国以来每次制造灾难的中共中央决议都是众高层全体举手通过的。彭德怀、彭真、刘少奇、邓小平在被罢官、清洗之前也都举手拥护了整肃其他人的各项决议，也都参与了制造灾难，没有人反对过，连没有举手同意开除刘少奇的陈少敏也没有提反对意见。

八届十二中全会后，汪东兴代表中央交给刘少奇一个生日礼物——收音机。中共中央特地选在刘少奇七十大寿时在全国各大报刊出《中共中央关于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为让刘少奇在七十大寿时收听被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毛泽东可谓煞费苦心。他是按照这样的时间表指示医生为刘续命，是按照这样的时间表决定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广播全会公的。历史上，王朝、帮会、派系权争最多是杀掉对手，像中共这样选在领袖寿辰日开会、广播，实施精神折磨者史无前例。

毛泽东达到了目的。刘少奇收到党的生日礼物，收听被党永远开除的公报后浑身颤抖、呕吐不止，血压陡升，病情急剧恶化，此后再也没有说过话。或许，他是以沉默抗议迫害，或许他已丧失了说话能力。从1968年夏被单独监禁开始，他没有换洗过衣服，生活不能自理后没有人照顾，瘫痪在床，满身褥疮、屎尿和脓水。由于疼痛时会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不放，他的手中被塞了一个塑料瓶子。他生命最后六个月是被绑在床上度过的。“大疏散”中，他被绑在担架中押送到开封一秘密地点。几十天后的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病逝开封，去世时白发蓬乱二尺长，嘴和鼻子都变了形，手中仍紧握着那个塑料瓶子。

文革运动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延续。后者是毛泽东、刘少奇联手领导的整人兼造神运动。刘因整人和神化毛泽东而坐上了党内第二把交椅。国共战争中，刘少奇领导了解放区土改运动，暴力剥夺地主，发指示将地主全家不给出路地“扫地出门”，主持了大规模屠杀地主。建国后，他与毛泽东共同领导了从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反瞒产，民主革命补课等一系列迫害运动，害死人千万计。大饥荒后，毛泽东立即掀起了另一波神化自己的运动，号召国人像雷锋那样效忠自己。刘少奇抛弃自己主持推出的反对个人崇拜的八大决议加入了神化毛泽东运动，题词号召学雷锋，支持毛泽东开展阶级斗争，并挂帅主持了四清运动，运用延安整风运动和土改运动的整人套路，逼供，围攻，关押，搜集杜撰黑材料，动员家属施压，人格污辱，精神折磨，造成了另一波自杀潮。他与毛泽东共同推动的造神运动和阶级斗争宣传为文革运动准备了条件。毛泽东以政变手段发动文革时，最有可能阻止文革灾难的刘少奇选择了追随和参与，出面主持了发动文革的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出面领导初期文革的五十多天中，他沿用过去整人的套路，要求再抓出一大批右派。他没有想到，多年来追随毛泽东的生存法则在文革中不灵了，自己成了整肃对象。在中南海被红卫兵批斗时，他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册子，想借宪法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结果当然无效。建国时，中共废除了一切旧法，在颁布《共同纲领》、宪法的同时践踏着这些大法。在党一次次的血腥屠杀和残酷整肃运动中，刘少奇没有想到维护宪法尊严，没有想到维护他人的生命权，一次次支持并领导了迫害运动，号召开展阶级斗争。当自己惨遭迫害时，他想到了宪法。他应当知道，当宪法不能保护普通人的尊严和生命时，也不能保护国家主席的尊严和生命。发明腰斩刑的秦相李斯在自己被腰斩前承认这一刑罚太过残酷。共产党人自认有权剥夺他人的财产与生命。当他们自己惨遭迫害时，不知会否承认，自己的党制造阶级斗争，发动迫害运动太过残酷。

崇毛颠狂

文革中，崇毛运动愈演愈烈，在中共召开九大时登峰造极，出现了全民配戴毛泽东像章，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效忠仪式。“忠字舞”表演形式为随《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满怀豪情迎九大》、“毛泽东语录歌”等崇毛乐曲起舞，模仿周恩来导演的《东方红》舞蹈史诗中和“文革”初期“造反舞”中的动作，以仰望，手捧红书，拍胸口等运作表示崇毛，以跺脚，狠踩、刺杀等动作表示阶级斗争与仇恨。“早请示晚汇报”的意思是每天早上向毛请示，每晚向毛汇报，仪式通常为，单位全体面向毛像，手举《毛主席语录》小红书三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接着唱《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等颂歌，唱完颂歌再宣读一段毛泽东语录，有领读者道：“让我们翻到《毛主席语录》第×页，第×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大家齐声朗读。为了表示重视，有些单位还设置了专为门行崇毛仪式的“忠字室”。崇毛高潮中，一些单位、学校的“请示”、“汇报”多至每天四次，甚至在食堂饭前还来，有狂热者还举行家庭内的 “早请示，晚汇报”。

在“五七干校”，学员们在“晚汇报”的仪式后还要写当天总结。亲历者回忆写道：“早晨比较好办，对着毛主席像，排起队来，念几条语录，不外乎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类，用以规范全天的行动。难的是‘晚汇报’。要写出书面材料，包括今天办了或遇到什么事情，当时有什么作为和想法。把这两条写清楚，已经不大容易。更难的是必须找一条对口的毛主席语录。”[13]

这时的学生不正经读书，上学不背书包，只带一本《毛主席语录》。学校的教学内容以灌输忠于毛泽东、共产党，以及革命、斗争、批判的一套党化观念为主。中共的灌输从小学生作起。翻开当时针对小学生的《红小兵》期刊，内容也“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敢于和一切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对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拿起笔做刀枪，狠狠批判”等等，外加扼杀童真、善良，教唆犯罪的图片。

崇毛活动还泛滥到了外交场合。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塔奈利到天津参观访问时碰上了“表忠心”、“献忠心”的场合，纳塔奈利举手挥动“小红书”配合，天津外办的军代表要求大使也向毛像三鞠躬，大使不情愿，翻译解释说：“人家对自己的领袖霍查都不行三鞠躬礼。”军代表说：“霍查是一个国家的领袖，而毛主席是世界领袖。”[14]

“牛田洋的精神原子弹事件”是崇毛颠狂中的代表性事件。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后，两千多名华南各大学的毕业生和干部来到潮汕沿海的牛田洋农场作 “五七战士”。牛田洋的宗旨为是将农场办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农场通过各种歌颂会、忆比会、讲用会、田头“斗私批修”会以及各种学习班大力推动崇毛运动，设立了“忠字台”（安放毛泽东的石膏像及“红宝书”），领先全国推行“早敬”（早请示）、“晚敬”（晚汇报）仪式，要求“五七战士”们早晚集体在前排队致敬，诵读念“毛主席语录”，每天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称“天天读”，其情景比当年国民党的纪念周更为狂热。在这样的政治气氛和思想灌输下，年轻战士和学生崇毛到了走火入魔程度。

1969年7月28日，台风登陆汕头，巨浪涌入海堤。在不可抗拒的台风面前，牛田洋农场当局不是组织官兵和学生避险，而是以“人在大堤在”的口号鼓动组织人墙保护海堤和稻田。青年们手捧毛像，高呼“毛主席万岁”跳入海中挡海浪。结果，除少数被海浪冲到山上的幸运者外全部葬身大海。台风过后，农场召开了庆功大会，将事件吹嘘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在总结中特别说明有学生为抢救“毛主席像”牺牲。当局控制报纸按照报喜不报忧的规则，掩盖了青年们死伤无数的惨剧，报导事件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赞歌》，宣传“北有珍宝岛，南有牛田洋”，称青年们在台风中放出了“精神原子弹”。[15]

崇毛颠狂中，绝大多数人明知荒诞而被迫随大流，以避免成为整肃对象。当时，不慎打碎“毛主席石膏像”可能成为反革命事件，书写笔误可能成为“反动标语”事件。不少的家庭都有这样的恐怖经历：每家必摆的“毛主席石膏像”不慎被打碎，一家人为如何处理犯难，怕碎片丢进垃圾堆或藏在家里被人发现引来灾祸，只得半夜三更偷偷埋到偏僻处，很多人因此被举报挨整，甚至获罪。当时的国人不知道，崇毛运动是毛在延安自己推动起来的。1950年，毛泽东在中宣部拟订的五一节口号中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口号。[16] 大饥荒中，他授意林彪、周恩来分别在军政两方面推动崇拜自己的运动。饥荒刚过，他发动了学雷锋运动，要求国人向雷锋那样崇拜、效忠自己。文革中，他在警卫部队介绍北京市针织总厂推出了“上班前向毛主席请示，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等崇拜仪式的报告上批示：“看过，很好”，指示转发， [17] 亲自推广了“早请示，晚汇报”效忠仪式。

崇毛运动还是当局草芥人民的借口。1970年1月5日1时，云南省通海县发生了7.8级大地震。中共中央于7日给灾区当局发出慰问电说：“中央相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灾区广大革命群众，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云南省和当地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国家的支持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测知地震的一些国家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政府表示愿提供援助。周恩来在外交部报告上批示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不需要。我们要自力更生重建家园，这是毛主席的思想。”在文革与备战中，传媒按照“报喜不报忧”的原则将自然灾害，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情况封锁。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灾人民，当地军民信心百倍地进行抗灾斗争》新华社消息。这篇不足百字的报导隐瞒地震的具体地点，谎报震级，不提灾情，不提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同日，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根据周恩来“重点应放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舞士气”的批示，[18] 电话要求灾区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生产自救，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公粮照样上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全国各地对云南地震大灾的所谓援助不是灾民最需要的食品、药品，而竟然是十几万册的《毛泽东语录》小红书、数十万枚毛泽东像章和十几万封慰问信。由于当局见死不救，无数灾民在无药无粮无水无衣的寒冬中死去。当局的所谓救灾行动主要是出动军队、军车将遇难者尸体运到附近的山沟掩埋。在地震后的《云南日报》上，在1月9日发了简讯后就再也没有了关于灾情和救灾的报导，在边角位置与震灾相关报导也不提灾情和灾民，而报导称：“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 “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还组织了许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帮助灾区群众开展抗震救灾工作”，“力量的源泉，胜利的保证。受灾地区广大群众从毛主席语录中汲取无穷无尽的力量，争取更大的胜利”，“千支援，万支援，送去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昆明部队广大指战员给受灾地区群众送去最强大的武器，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武装群众，热情向群众宣传党中央的慰问电”。要求受灾民众“用毛泽东思想”抗灾的同时，中共禁止新闻记者进入灾区，将一场大地震灾难掩盖，并且成功掩盖了三十年。

有独裁就有崇拜运动，最恐怖的独裁造就最颠狂的崇拜。文革中国的崇毛颠狂是苏俄崇斯大林颠狂的再现。索尔仁尼琴在其名著中写道：“请看当时常见的情景。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省）正在进行。在会议结束时通过致斯大林的效忠信。不用说，全体起立（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每当提到他的名字时大家也都一跃而起）。在这个小礼堂里掌声雷动，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依然是掌声雷动和经久不息的欢呼。但是手掌已经疼了，手臂已经麻木了，上了年纪的人已经喘不过气来了，连那些真心诚意崇拜斯大林的人也感到这种状况之愚蠢了。然而，谁敢第一个停下来呢？那个站在台上刚宣读过效忠信的区委书记本可这样做。但他是刚上台的，他是来接替入狱的前任的，他自己也害怕呀！要知道，会场里有内务部人员在鼓掌时注视着谁将第一个住手……于是在这个不知名的小礼堂里，在领袖不知道的情况下，掌声持续了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他们完蛋了！他们活不成了！他们已经停不下来了，直到心脏破裂倒在地下！在会场后排，在人堆里，还可以稍稍耍点滑头，拍得少些，不那么使劲，不那么狂热，但是在主席台上，在显眼的地方怎么办呢？主席台上的人明知道这个局面之虚假，明知道大家在走向绝境而继续鼓掌！九分钟！十分钟！发疯了！大家都发疯了！区的头头们面面相觑，同时表现出兴高采烈的样子，继续鼓掌。……造纸厂厂长在第十一分钟恢复平常办事的神态，在主席团里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于是奇迹发生了！全场掌声停止了，大家都坐了下来。他们得救了！……当夜，造纸厂厂长被捕，完全以别的理由给他搞上了个十年。当他在侦查笔录上签名后，侦查员要他记住：‘永远不要第一个停止鼓掌！’（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怎样停下来呢？……）”[19]

苏共崇拜斯大林运动的背后是恐怖，中共崇拜毛泽东运动的背后同样是恐怖。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王容芬感到天安门广场上举着“红宝书”欢呼的狂热场面是当年纳粹向希特勒行举手礼场面的再现，决定冒死讲出真话。她寄出了致毛泽东的“退团信”，在信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声明“退出共青团”，随后服毒自杀。获救后，她被当局关进监狱十三年。不仅反对个人崇拜者受到迫害，积极推动崇拜运动者也难逃迫害。崇毛运动中，颂扬毛泽东的歌曲唱遍全国，然而红歌作者们却大都惨遭迫害。谱写了《浏阳河》，颂扬“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五十里水路到湘江，江边有个湘潭县哪，出了个毛主席领导人民得解放啊咿呀咿子哟”的唐璧光成了右派，坐监七年，劳改五年，出来又继续管制；国歌词作者田汉被关押秦城监狱，被逼喝尿，冤死狱中；《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光未然遭到批斗；创作《游击队员之歌》、改编《东方红》的贺绿汀被逼学狗爬，遭受毒打，浆糊桶套在头上；《我们走在大路上》、《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作者李劫夫，被迫害惨死于“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文革之初获毛接见，几个月后被关进秦城监狱，直到毛死后才出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作者瞿希贤文革中长期坐牢。劫后余生的瞿希贤有所反思，表示希望人们不要于唱她的红歌作品。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建国以来，毛泽东不停地制造阶级斗争，先后发动了土改运动、镇反运动、肃反运动、反右运动、反右倾运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社教四清”运动，制造出无数的阶级敌人，无数的整肃与屠杀。四清运动没有结束，他又发动了文革，制造了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在全国武斗中，他继续制造阶级斗争，在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後分别轻重，酌情处理。”[20] 这里，他所称的“自己跳出来”的阶级敌人包括了响应他的号召起来造反的造反派。

1968年中，毛泽东在全国实行军管的同时，发动了另一场整肃运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队运动、清阶运动），要求在各地“军管会”抓出暗藏的国民党、阶级敌人。在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在主持发布的中共中央全会公报中号召：“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躲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发动运动号召的同时，毛泽东想制定出一套运动样板，派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进驻清华、北大，北京新华印刷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针织总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化工三厂（六厂二校）实行军事管制，指示8341“军管会”开展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整理出抓“反革命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馀孽”的经验。

“二七机车车辆厂”的“清队”是“六厂二校”“清队”运动的代表。以下几例冤案反映了该厂“清队”的真相。铸工车间工人康长解放前曾替国民党员刘某通知人开会，“清队”中，被以“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嫌疑“办学习班”审查，在逼供压力下被迫承认参加过国民党，被全家遣送农村。康长找军宣队申诉被拒之不见，愤而与军代表动起拳脚，被以“阶级报复”罪名判处十五年徒刑；动力车间工人王敬贤，河北完县人。在“清队”中，军代表其他人的档案中发现“易县岭西村王敬贤是日本特务”的口供，认定厂内王敬贤就是易县的王敬贤，将王隔离“办学习班”，并派人向王的家人施压“政策攻心”。王在厂里家里的双重压力下自杀；军代表风闻二七厂曾有过“国民党戡乱救国潜伏小组”，选择了老工人和林为突破口，对和林采取车轮战审讯， 三班轮流“熬鹰”不让睡觉。和被迫承认是特务，并检举了一百多特务。“军宣队”采取同样手段，外加用刑，诬陷出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清队”运动仅在二七厂就造成20人自杀，整出100多“反革命”（在1978年经铁道部工作组调查证实全是冤案）。[21]

按照中共中央要求，各地革委会将“清队”运动升级，大抓所谓漏网地富反坏、特务、叛徒、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同时残酷迫害响应号召造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一些地方提出了“刮红色台风”：“十二级台风”等极端口号，全国的机关，学校，工厂、街道纷纷建立起了名为“群众专政”的“私设公堂”和名为“牛棚”的私设监狱。按照中共苏区肃反、延安整风、“反右倾”、“民主革命补课”、“四清”等整肃运动的套路，各地都采取了隔离（关牛棚），攻心，疲劳轰炸，捕风捉影，屈打成招等手段。一篇纪实文章披露“群众专政”情况道：“1968年7月，淮南市谢家集区‘群众专政指挥部’采取了大规模行动，一夜之间在街区抓走了两百多人。我的父亲也在其中。所有被抓的人一律罚跪在水泥地上，不给吃喝，遭受毒打，一位老人当场倒毙。经过一番甄别，一部分人被宣布执行‘群众专政’——这是最宽大的，允许所在单位领回去游街批斗，其他人则押送监狱，或集中到蔡家岗。我父亲是我和弟弟背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说：‘过去说地狱有十八层，我这回经历了十九层，有的人还在我下面！’从1968年夏天开始，谢家集街区总有人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被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脖颈上挂着大牌子开批斗会。说书的段立山为了保护儿子，竟让儿子在批斗会上痛骂自己，以显示划清界线。”[22]

一张当时判决书的照片显示了“清队”运动大量死刑、有期徒刑判决之随意：

最高指示：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宁波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

68军管刑字第91号

案由：反革命

罪犯：孙礼桐，又名仲慎、陀罗，男，59岁，浙江省奉化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官僚资产阶级代理人，被捕前系市人民银行东门办事处办事员，家住本市志兰巷14号。

本案业经审理完结，查明：

罪犯孙礼桐系官僚资产阶级代理人，解放后仍不接受改造，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但孙犯不甘心死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又公开跳了出来，自1966年以来，孙犯不仅记载了大量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吹捧美帝等反动日记，并公开咒骂我无产阶级造反派。今年2月18日中央关于冻结10种坏人储蓄存款通知下达后，孙犯不但拒绝登记存款1600余元，而且向资产阶级分子陈渭滨等通风报讯，出谋划策，不要登记不记名的存款金额，进行蓄意的破坏活动，更严重的竟多次恶毒的攻击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并用去头除尾手段，篡改林副主席的重要讲话，妄图实行其反革命复辟。

综上所述，罪犯孙礼桐系右派分子，公开的疯狂地攻击和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之精神，特依法判处反革命分子孙礼桐有期徒刑10年，刑期自1968年6月6日至1978年6月5日止。

1968年11月20日 公章

内蒙的“清队”运动以肃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人党）为主要内容。1925年10月，蒙人在张家口成立了以实现蒙古人自治为宗旨的内人党。该党后因党员骨干被共产国际拉去加入中共而解散。1967年，毛泽东调北京军区副司令腾海清到内蒙任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指示在内蒙开展阶级斗争。滕到任后发动了肃内人党运动，指挥各地遍设牢房和刑讯室，实施的酷刑包括：站凳子作“喷气式”、 连轴转审问、钉竹签、揪头发、火炉烤（有人被架在火上烤，直至烤死）、老虎凳、灌废机油、吊打、电击、割耳朵、砍臂、断腿、逼迫受审人乱伦等几十种，运动迫害人数达80万人，害死蒙人超过5万，致伤残无数，[23] 其中在120多户人家巴林左旗八一大队就整死了14人，拷打致残16人。[24]

江西的“清队”运动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的“三查运动”为主要内容。运动实行“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鼓励基层不经立案，不要证据，不经审批地放手杀人。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声言：“杀死一个阶级敌人，就节省了我们一颗子弹。”1968年９月２２日，瑞金县召开了各公社专案组长会议，要求以“三查”成绩向国庆节献礼。会后，律阳公社立即杀了七人。在从省到县各级政府的鼓励下，公社、大队干部以“现行反革命”、 “四类分子”等随意罪名放手杀人，兴国县杀了２７０多人，瑞金县杀死了３００多人，于都县杀了５００多人。[25]

云南的“清队”运动中，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声言“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决不心慈手软”，当局在昆明街头上贴满了枪毙人的布告，打死了人补上告示就了事，刑讯、逼供、监禁迫害了30多万人，害死了37000多人。[26]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执行毛泽东指示，“清队”运动以“抓国民党”为主要内容。在邱县，“革命委员会”和造反组织“三代会”（工人、农民、学生代表会）成立了8个专政组，30个审讯室。“三代会”从县志上关于“刘雷曾是国民党县教育委员会委员”的记载入手，对七十多岁的刘雷酷刑折磨，迫刘承认和前县委书记儿子都是国民党后还是将刘打死，将刘的尸体被浸泡防腐液中，将刘的手指割下来用来按手印造假证据。随后，“三代会”再抓了八位县干部酷刑逼供，将县委副书记史明奎打死，其他几位屈打成招，咬出了两百多国民党员，接着再抓再刑再招，如此持续一年，迫害了几万人，抓出近四千所谓国民党员，将其中七百多人酷刑折磨死，一千三百多人折磨致伤残，另外抄家五百多户，将邱县祸害成了“白天路上行人少，晚上处处闻哭声”的人间地狱。邯郸地区其它县的“清队”和“抓国民党”运动情况与邱县类似。磁全县革委会制造冤案932起，迫害万人，害死288人；[27] 曲周县革委会迫害3万多人，害死360人，害残559人，抄家1447户；[28] 馆陶县革委会在“清队”运动中害死625人，致残990人，抄家1192户，揪斗毒打5500余人；[29] 大名县革委会在“清队”中害死197人。[30] 河北“清队运动”中的酷刑有老虎凳、冻晒刑、点天灯、电刑、剪手指脚趾、屎尿刑（强迫吃屎、喝尿、吃蛆）、割肉剔骨、性虐刑（逼男女受害人表演性交、互相蹂躏、同寝同厕）等四百多种。[31]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给河北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一年运动制造的冤案，平反进行了二十多年。六十年前，袁世凯督直，河北乡村到处兴学，举办自治讲习所，选拔正人君子培养乡村自治和农业发展骨干；民国时，乡绅领导乡村，注重道德规范，教育家晏阳初在河北开展了平民教育运动，从推动乡村中的文化建设入手探索改良的道路；日军占领时期，河北傀儡政府成立新民会，开展新民运动，其主要内容向农民发放贷款和种子，指导收割和农具的使用，为农民提供医疗服务，举办巡回图书馆等等公益活动。而在文革中，河北成了人间地狱，发生了如此令人发指的惨案和如此残酷、下流的刑罚。河北的“清队”运动如此，其它地方的情况大同小异。例如，著名安徽黄梅戏演员严凤英在运动中服安眠药自杀后，军管会头目带领造反派来到严家，不是送院抢救，而对口吐白沫的严凤英现场批斗会直到严死去，再当众将严的遗体扒光开膛，以查“国民党特务工具”为名满足兽欲。从土改运动、“反瞒产”运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四清”，到“清队”运动，中共创造出了登峰造极的下流手段。这些运动说明，暴力革命带来灾难，共产革命带来空前的灾难。

“清队”运动是一场“翻烙饼”式的整肃运动。文革初期残酷迫害人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领袖们在“清队”运动中被大批整肃。“清队”运动还是一场镇压志士的运动。哈尔滨电表仪器厂的工程师巫炳源、王永增因在街头张贴《向北方》传单而被革命委员会以 “向苏修的反革命集团”罪名逮捕，在清队运动中被处死刑。宣判时，巫炳源大喊：“这个世道太黑暗了！”随后就闭上了眼睛，在宣判大会后的游街示众中直到刑场枪毙再也没有睁开眼睛。[32] 记者李振盛出于道义责任冒险用镜头记录了《向北方》案从公审到枪毙的全过程，成为那场运动难得的影像记录。巫炳源紧闭双眼赴死的照片可称二十世纪中国最震撼人的照片之一。这位就义者留下的最后遗言是对“清队”运动和当时社会最真实的写照。

在“二七厂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经验”基础上，8341部队整理出了的一套以“调查组办案与群众办案相结合，以群众办案为主；查档案、搞外调与发动群众、政策攻心相结合，以发动群众、政策攻心为主”为要点的“六厂二校清理阶级队伍经验”。8341部队将这套根据怀疑、揭发定罪的“清队”经验汇报给了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援引8341部队的“清队”经验，声称挖出了不少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称“工厂的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33] 世纪之初，中国政治多元，组党结社自由。按理，党派斗争不过是政党间不同理念、主张之争。清末、民国，党派之争已经是议院中的投票之争。随着革命被引入中国，议院的党派之争变成了黑道暗杀和战场屠杀。国民政府时代，党派之争到战败投降，通电下野为止。而在新中国，在没有人公开申明是对立党的情况下，中共发动“清队”运动，捕风捉影、严刑逼供地挖对立的党人，将人整到致死致残。在共产革命引入中国之前，人们处于哪一阶层，参加过哪一党派、在哪一届政府中任过职就象穿过什么衣服一样无人追究。而在新中国，曾经参加对立党派，曾在旧政府任职，曾受旧政府雇佣都成了不赦之罪，毛泽东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要求无中生有地挖出国民党、内人党，残酷迫害与这些党派有牵连者。他没有说的是，作为曾经的国民党人，他自己该当何罪。

“清队”运动是毛泽东反人类思想和毛时代的写照。如果说毛泽东发动四清运动、文革造反运动是出于整肃刘少奇及其支持者的权力斗争目的的话，在刘下台后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就不再出于权力斗争目的，而毛泽东为满足整人嗜好而制造出来的大型游戏。古代君王中有怪僻者不少，有好粉墨登场演戏者，有好舍身佛门者，而毛泽东以整人为乐，要求国人不停地互相迫害、互相残杀。他不能容忍和平与安宁。在挑起全国武斗，害死几百万人之后，他发动“清队”运动，再迫害人3000万，害死人50万。[32]

文革后，一位死难者遗孀控诉道：在1978年对清队运动平反中，我丈夫单位通知我去领取 300 元抚恤金，但不作任何解释。一条人命就值这点钱？我拒绝去领。我所在单位党支部书记对我说：“你应该感谢党，把你丈夫的问题搞清楚了”。[34] 犯下罪行后不作谢罪，要求死难者家属感谢，这就是革命党。不仅文革时的领导如此，此后的历届中共新领导层都拒绝为前任罪行谢罪，仿佛罪恶没有发生过。

“一打三反运动”

“大疏散”时，毛泽东、林彪都南下躲避，在京主持疏散和挖洞的周恩来一展身手，发动了一场杀政治犯运动。撤离时杀掉不信任者和潜在敌对者，这是苏俄引入中国的革命传统。1920年，青年周恩来刚到法国就被共产国际选中为培养对象，成为勤工俭学生中最早的职业革命家，被安排到英国、德国和苏俄接受系统的特工、情报培训。培训内容中包括对变节者或变节嫌疑者采取极端手段处置。1931年，周遵行了培训指引，率特科红队将变节领袖顾顺章一家二十口灭门，策划暗杀了变节者白鑫。1934年，他在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前主持了对肃反关押者的屠杀。“大疏散”中，周恩来再次按照当年共产国际的培训行事，决定将关押中的一大批政治犯杀掉。1970年初，他亲自批准杀害了遇罗克、王佩英等二十位所谓反革命分子，然后起草了在全国开展杀反革命的指示。毛泽东对杀人从来不嫌多，立即批准了周的杀人请示。1月底，周恩来向全国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1970三号文件，一三一指示）。该指示称：“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场重要的战备工作……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随后，周恩来再发出了两个作为陪衬的文件：《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中共中央1970第五号、第六号文件）。周在后两联袂文件中声称：“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伺机反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向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要打击私设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等搞资本主义的活动。”通过上述三文件，周恩来、毛泽东联手发动了以备战和疏散名义大杀“反革命”的新一轮镇反运动。

与建国之初毛泽东起草的《镇压反革命条例》一样，“一打三反”文件也鼓励处决，规定言论可以作为判处死刑的依据。按照“一打三反”文件要求，各地当局在几个月内连续召开公审大会，每次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林副主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随意罪名处决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被处决者中的大多数是文革黑暗年代的殉道义士，是那个时代思想解放的先驱。

周恩来亲自批准处决的遇罗克和王佩英是文革中为正义献身的代表人物。青年工人遇罗克因为发表了反对以“出身”、“成分”迫害人的《出身论》等文章而获罪。建国后，中共划定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家庭的子女为“出身好”的“红五类”；划定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家庭的子女为“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其中，所谓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以加入中共为标准，投降中共的军人都不能算革命军人。中共将这种出身歧视日益强化，以档案制度相配合，对指定的阶级及其子女实施长期迫害。在长期阶级仇恨、阶级斗争的教唆下，红卫兵在文革中成了迫害狂，残酷地迫害他们认为的阶级敌人和他们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年，辱骂所谓“出身不好”者为 “狗崽子”。北京大兴大屠杀、湖南道县大屠杀、广西宾阳大屠杀兼吃人等事件是这种迫害的其极端案例。上述屠杀中，“黑五类”、“十一种人”、“二十一种人”甚至被不分男女老幼地灭门。在反人类的红卫兵运动中，遇罗克发出了维护人权的呐喊，撰文谴责出身歧视制度。他在《出身论》一文中指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他在《谈鸿沟》一文中提出：“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

王佩英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大饥荒灾难后，中共高层领导联手掩盖毛泽东的罪恶，掀起崇毛热潮。王佩英拒绝这样的掩盖和崇拜，在1964年散发标语传单发出了在那个年代石破天惊的呼吁，要求“让毛泽东退出领导岗位以结束全国性灾难”。同时，她以要求退党的行动谴责中共制造大饥荒灾难。这些要求在五十年后的中国都会让人身败名裂，何况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恐怖年代。1965年7月，王佩英被关进了北京安定精神病院。被关押三年后，她在文革中被“揪回”原单位批斗。在批斗会上，她多次呼喊“打倒毛泽东”口号。在狱中，犯人被要求每天早晚两次跪在毛泽东像前“早请罪晚认罪”。王佩英拒绝下跪请罪，为此反复遭受毒打。在残酷批斗中，当局在她嘴里塞进石头以阻止她呼喊，造成她下颌脱臼。劳改中，她继续散发呼吁正义的纸条，因此再遭毒打。有人劝她别写了。她说，我和你们不一样，你们会出去。她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决心殉道，宁死不跪，宁死不屈。在与遇罗克一起被押赴刑场途中，刽子手们为防王佩英呼喊，用细绳紧勒其喉，将她勒死在赴刑场途中。[35] 当局没有留下对遇罗克、王佩英等政治犯的死刑判决文件，审判记录，剥夺了他们上诉权利、也剥夺了他们留遗言的权利。应当说，这是周恩来按照共产国际培训的作法。共产党有销毁政治犯记录的传统，列宁、斯大林时代都曾这样作。

与遇罗克、王佩英一起为正义献身的“思想犯”还有北大学生顾文选、黄立众和沈元。肃反运动中，正在杭州公安局工作的顾文选见证了大批无辜者受到牵连迫害，替人鸣不平，结果也被整肃，受到拷打，在随后纠“肃反扩大化”，顾获释，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考入了北大西语系。1957年，他响应中共“大鸣大放”、“帮助整风”号召，在控诉会上朗诵诗句“就是这些黑暗的东西，毁掉了多少人宝贵的青春，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了！我要呼出这人间的不平，共同燃起真理的火炬把它烧个干净”，讲述个人遭遇，抨击当局存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之三害”。发言被北大“百花学社”以《一个人的遭遇》之名刊出，他因此次发言获罪，被当局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劳改。文革中，右派劳改犯受到残酷打击。在被打死的生命危险中，他冒死外逃，到了苏联，遭苏联当局装入麻袋，遣返回来。“一打三反”运动中，他被当局以“反革命”罪杀害。[36] 黄立众（又名黄美琦），原北大哲学系学生。因加入“大鸣大放”，讲述农民生活困苦，黄被北大开除团籍。1960年，黄因坚持观点被开除学籍，遣送回安徽无为县家乡。目睹农村饿殍遍野的景象，他拒绝沉默，组织农民上访、外逃，因道路被封锁外逃失败后，他秘密发起成立了中国劳动党，制定了纲领，油印了《告全国同胞书》，号召武装抗暴，事败被捕判处死缓，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中共杀害。[37] 沈元，1955年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56年2月在学校阅览室里读到美国的《工人日报》（《DAILY WORKER》1956年2月16、17日）上全文刊载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对其中关于斯大林在肃反中杀害七十万人的内容大为吃惊，于是借助字典摘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私下供同学们传阅。他质疑，为何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揭露的事实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史》中都是看不到，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斯大林为什么能够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干了坏事为什么能够长期隐瞒？他认为赫鲁晓夫只是谴责个人崇拜，但没有指出制度问题。1957年春，毛泽东和中共各级党委鼓动“大鸣大放”，向共产党提意见。沈元加入鸣放，贴出墙报《准风月谈》，批评党支部压制鸣放。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19岁的大三学生沈元被因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改。文革中，沈元遭到批斗，化妆成黑人进入马里驻华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事败被捕。“一打三反”运动中，沈元被中共以“投敌叛国反革命罪”枪决。

如同土改运动、镇反运动一样，中共在“一打三反”运动也是将杀人权下放基层以鼓励杀人。“地处秦岭的宁陕县人口不足四万，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已拉网式整肃地、富、反、坏、右分子，关的关，开除的开除。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县军管会召开公判大会，宣布破获联系台湾的反革命敌特组织，他们是一批宁东林业局的森林工人和当地农民，年龄都在二十多岁。其中的张学弟初中毕业回乡务农，自制一部矿石半导体收音机，与其它几个人一起收听广播，被以收听境外广播，搞反革命串联的罪名被捕。大会宣布这几个人思想反动，执行死刑。宣判完毕，人犯立即被拉到宁陕中学后面河滩边，一阵乱枪打死。我当时被学校组织到现场观看。一个月后，县军管会又宣布破获了一起历史反革命案，在宁陕中学礼堂召开了公判大会。我与其它几个同学透过礼堂窗户看到，十几个犯人全是农民，个个穿着破衣烂衫，反手五花大绑，在冷风之中浑身颤抖，缩在墙角。公判大会开后，九人被枪毙。文革中有个习惯，被打死枪毙的犯人，不允许家属当场收尸，要展示一天以进行阶级斗争教育，随后就地草率掩埋。一般犯人家属收尸时都是在几星期后深夜悄悄挖出来运回老家去。一个多月后，县军管会再枪毙了第三批六个反革命分子。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全县杀、关、管356人，枪决几十人。因抓捕的犯人过多，县里唯一一个监狱人满为患，只好抓了人快判刑，送往安康地区监狱。据我的记忆，在抓捕及枪决的人中没有县机关、学校及所属各部门的人员，被枪毙、判刑者全是没有文化的农民。1970年是宁陕县有历史记录以来，杀人最多，关押人最多的一年，也是当地老百姓经历最恐怖，最血腥的一年。” [38]

与镇反运动中一样，“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各县军管会也必须杀人以向上级交差，完成指标。如上述篇纪实文字透露，很多地方抓不到思想言论犯，当局就抓一些农民处决向上级交差。运动中，全国受迫害人数两百多万，[39] 几乎每个县城都有了杀人场。处决反革命犯的场面通常是：死刑犯们被五花大绑，脖子上挂着“现行反革命犯”的大牌子，宣判完毕，被推上卡车游街示众，然后绑赴刑埸执行枪决。沿途，反革命死刑犯们惨不忍睹，通常嘴中被塞了木头、竹片之物以防止喊冤，在围观的人群面前示众，在最后关头有口无声。死刑的执行，通常不是齐射，而是一个一个的排号射杀，刑事犯们被先处决，因思想言论获罪的反革命犯被排在刑事犯之后，而“反革命集团”主犯被安排在最后，让他们承受更多的心理折磨。

与“三反五反”、“四清”等运动一样，“一打三反”运动也导致了自杀潮。例如，青海贵德县，14人自杀，宝山县41自杀，河南西平县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举办“一打三反学习班”，刑讯逼供，残酷斗争，被批斗的180人中4人自杀，广西钦州地区发生自杀事件238起，死亡188人，河池地区169人自杀，山东沂水县将公办学校的教师集中，被批斗的173人中3人自杀。[40]

“一打三反”运动中，成千上万遇罗克、王佩英、顾文选、黄立众、沈元那样的思想先驱被以反革命罪名杀害。他们的故事那个时代最英勇的故事。运动镇压的所谓反革命犯绝大多数是暴政中的抗争者，运动镇压的所谓反革命集团主要是读书会、讨论会、思想者沙龙、联谊会，这些团体的所谓反革命罪行主要是谴责新中国以来的土改、镇反、肃反至文革的历次迫害运动，谴责人民公社带给农民饥荒。这些抗争者之外，还有大批的无辜被害者是当局为完成中央下达的镇压指标的凑数冤魂。

“清查五一六运动”

利用造反派达到砸烂政府权力机构后，毛泽东派军队接管学校机关，制止红卫兵的造反运动。激进的红卫兵记得毛泽东三番五次鼓动他们造反，认为是主持局面的周恩来不让他们造反。1967年5月16日，北京农业大学红卫兵在《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之日成立了“五一六兵团”组织，贴出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宣言，声言要继续红卫兵运动。随后，“五一六” 秘密组织扩展到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外语学院，在北京散发了《揪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等传单。公安机关迅速抓捕了“五一六”秘密组织成员，摧毁了这一小组织。

1970年初，毛泽东、周恩来在决定开展杀反对分子的“一打三反”运动，同时决定以清查“五一六”秘密组织为借口，对继续造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展开整肃。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周恩来主持起草，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成立了周恩来直接领导，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等人为成员的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发动了整肃红卫兵和造反派的 “清查五一六”运动。

《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中宣布的“五一六分子”认定标准为“反党乱军”，即：矛头指向中共中央和军队。这一罪名正是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号召的内容。红卫兵“五一六组织”的诉求只是根据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号召继续造反而已。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如同反右运动中先鼓动“大鸣大放”向共产党提意见，然后以反党罪名整肃右派一样，在文革中先鼓动红卫兵、造反派们去向各级党委、政府里、军队里当权派的造反，然后再以“反党乱军”罪名将他们整肃。《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还提出：“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这实际是要求各地以随意罪名抓出更多的“反革命秘密组织”，扩大整肃规模。

主持各地“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军队干部中，不少人在文革初期遭到红卫兵、造反派批斗，然后以 “三结合”名义重新掌权。“清查五一六运动”给他们送来了报复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机会。“清查五一六运动” 专案组组长吴德在回忆录中所谈的整肃理由代表了老干部们的想法：“其一，通过清查五一六解决革委会内部的权力分配问题，把造反起家的革委会成员清洗出去，首先要把北京红卫兵的“五大领袖”打下去；其二，他们迫害在先，现在就要有个名义反击，清理五一六正是借口；其三，认定反对革委会者就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要通过运动整肃他们”。[40] 在江苏，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利用“清查五一六”的机会，“对造反派赶尽杀绝，乘机排除军队中的异己，亲自审问五一六嫌疑人员，甚至动手殴打被审查的军区主任”。[41] 在他领导下，江苏的“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规模大、时间长、斗争残酷，危害极深，从1970年4月发动至1974年5月宣布结束，历时四年多。全市大批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其中迫害致死者达250人。原市级机关160多名部、局以上干部，绝大多数被划为‘五一六分子’。部、办一级负责人17人，被隔离和上了‘大名单’的有13人，占76%。原市委常委、副市长以上干部12人，除生病的以外，10人中有9人被列为‘五一六分子’，占90%，有2人被关进监狱，5人被‘密封隔离’。至于一般职工，在‘深挖’中被搞得精神失常、伤残不愈、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更是为数甚多。1979年，南京市委宣布：南京没有一个‘五一六分子’，更不存在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来对一些受审查同志所作的结论作废，予以销毁。”[42] “六千职工的扬子江机械制造厂，抓二千。盐城专区不少单位清出的五一六占人数的40%以上。” [43] “如此多的人承认自己是‘五一六’是逼供讯的结果。在深挖‘五一六’运动中，不少专案组采用了捆绑、吊打、压扛子、跪瓦片、坐老虎凳，用烙铁烫身体，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穿羊皮大衣等各种酷刑，使许多受害者被毒打致残、精神失常，更多的是屈打成招。在溧水县的深挖五•一六运动中，不堪折磨自杀身亡的就有27人。”[44]

南京“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情况显示出全国的整肃规模。运动中，超过1000万人受到迫害，超过300万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数以十万计的红卫兵、造反派及无辜者被迫害致死致残，逼死逼疯。各地、各单位的两派组织也乘机互指对方为“五·一六分子”，所有文革的积极参加者均难逃“五一六”分子罪名，多数造反派领袖被以“五·一六分子”逮捕、关押、刑讯、“关牛棚”，受到残酷整肃，被毛泽东抛出安抚军队将领的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林彪整肃的解放军高级将领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等人也被以“五一六分子”的新罪名遭到整肃。

“清查五一六运动”、“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是毛泽东、周恩来共同发动领导文革中的三大迫害运动，是当年延安“抢救运动”、“镇反运动”、“四清运动”的延续。三运动手段同样残酷，定罪同样无中生有，严刑逼供，从立案到处置完全随意，迫害无案卷可查。三运动共迫害无辜数千万，害死人数百万。其中，“清查五一六运动”是中共“翻烙饼式”整肃的典型。一些运动初期的主持者，专案人员在运动扩大后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例如，身为中共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组长的陈伯达后来被定为了“五·一六”分子。九一三事件后，林彪被称为“五一六”分子的后台，文革结束后，“四人帮”又被指为是“五一六”的后台。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撤销了五·一六’专案组，所有专案材料移交给了中共中央组织部接管。[45] 在胡耀邦主持的平反文革冤假错案过程中，文革中受冲击老干部基本都得到平反，但“清查五一六运动”迫害红卫兵、造反派的案件基本没有得到平反。其背后的原因是，文革后，复出掌权的老干部们对曾经迫害他们的红卫兵、造反派普遍怀有报复心理，认为红卫兵和造反派是迫害者，受迫害罪有应得。这些元老们不愿承认，青年们是响应他们参与发布的《五一六通知》起来造反的，他们实际陷害了这些青年。

“清查五一六运动”反映了革命中你迫害我，我迫害你的轮回。在这种轮回迫害中没有正义，也无所谓冤案。文革之初受迫害的老干部们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受迫害红卫兵、造反派是两代革命者。两代革命者都自认有权迫害别人，剥夺别人，甚至杀害别人。革命生涯就是迫害别人的生涯，难道不是吗？打土豪，斗地主，镇压反革命，红卫兵、造反派迫害“走资派”， “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走资派”迫害红卫兵、造反派等等，无非革命迫害的轮回。所以，革命者们遭受迫害“不应有恨”。

九届二中全会

建国之初，出任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因习惯白天睡觉，起居无常，喜欢随时出行，隐居各地而无力履行国家主席的行政外交职责，只好同意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职。大饥荒后，刘少奇主持救灾声望上升，党内干部开始流行说“遵照刘主席指示”。毛泽东不能容忍两主席并列，开始盘算整肃刘少奇。刘少奇惨死后，毛泽东、周恩来封锁了刘的死讯。

国家主席在任上消失，毛泽东不得不同意重开人大向国人交待国家主席的问题，批准成立了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 、谢富治、汪东兴等人组成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小组。要向国人交待国家主席之事，就绕不开接任的问题。按理，由新党章规定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党的副主席林彪接替刘少奇任国家主席顺理成章。但是，在刘少奇死后，毛泽东立即将二号人物林彪当作了假想敌，开始盘算整肃林彪，决心不让两主席并列局面重演。自己不当，又不想让别人当，毛泽东想出了不设国家主席的主意。

197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讨论筹备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的工作会议上提出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由于理由摆不上台面，他完全不说明对国家体制作如此重大的变更理由何在。林彪私下对毛泽东此议表示不满说：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他要求吴法宪、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议保留宪法第二章关于“国家主席”的第二节。于是，围绕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林斗起了法。

在4月下旬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林彪提议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以此方式拒绝取消国家主席职位。林彪的提议获得包括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在内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同意。会后，毛泽东在会议情况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他以否决政治局会议的多数意见，坚持不设国家主席方式拒绝林彪出任国家主席。在随后的“五一”节观礼台上，林、毛互不理睬，使摄影师无法按惯例拍摄二人交谈的照片，《人民日报》只好假造了一张两亲密战友交谈的照片刊出。

中共高层无人敢于询问毛泽东变更国体理由何在，但当年因所谓顶撞事件而长期被剥夺教书权利的梁漱溟仍然敢言，在重开的政协会上提出两条意见：第一，宪法的产生是为了限制个人太大的权力，林彪为接班人写入宪法不妥；第二，国家主席不可不设，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应通过宪法程序来选。梁氏的意见在政协会上语惊四座，但这些话放在清末、民国却是任何议员都会说的常识，只是由于长期党国体制和整肃运动使人们丧失了说出常识的勇气。

8月，毛泽东在庐山召开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庐山会议）。上庐山前，林彪向毛泽东打招呼，要在会上批评张春桥。林彪批张不仅要发泄自己的九大政治报告草稿被弃用的不满，更因为他反对张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调，反对毛泽东继续文革。毛泽东知道林对报告稿被弃用有怨气，默认了林的要求，让林寻张出气。在开幕式大会上，林彪，陈伯达联手吹捧毛泽东为“超天才”，高调拥毛泽东任国家主席，然后抨击张春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分组小会讨论林彪讲话时，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等人对张春桥展开了围攻。多数代表们支持设国家主席，并拥护林彪任国家主席，认为由党章中写明的接班人林彪接任国家主席顺理成章，连毛泽东长期以来的亲信康生也明确表示如果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就应由林彪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见到各组的会议记录后极为不满，认为林彪让他兼任国家主席是与他过不去，林彪批张是要否定文革，于是再度使用他的权力斗争法宝，下令休会。

复会时，毛泽东下令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收回有陈伯达发言的华北组二号简报，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在文中将陈支持设国家主席的讲话指为“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使地球停转动之势”，将陈、林的讲话获多数代表支持称为“欺骗了二百多个中央委员”，并指陈为 “不懂马列的政治骗子”。小组发言简报发出去再被收回显示出独裁体制下的会议之无聊。毛泽东有一整套操纵会议的办法，包括：分组开会，指派亲信任分组会的组长，禁止会者记录，指定秘书记录，会议记录保密，只有他有权看全部记录，他有权以删改会议记录，与会者见到的简报不是会议的真实进程，而是毛泽东允许大家知道的进程。这样的会议本来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此次在庐山，毛泽东再有发明，自己审定修改的会议简报发给各组后又下令收回，撤销他不喜欢的会议发言。这样的会议其实不如直接印发他的决定。

林彪抨击张春桥是有道理的。他认为在天下大乱了四年后再鼓吹“继续革命”是居心不良。而毛泽东打击陈伯达则完全无理，于情于理都不通。从在延安任毛泽东秘书开始，陈伯达步步紧跟毛泽东，在整风中参与围攻王实味，在大跃进运动之初发表一系列文章歌颂 “三面红旗”，成为毛的爱将，在文革之初被毛任命为中央文革组长进入核心领导层，为毛起草了发动文革的决议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造反文章。三十年来，所谓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多出自陈伯达的手笔。只因主张结束文革、发展生产经济，支持“设国家主席”之议，陈被毛泽东用作了打击林彪的靶子。毛泽东指责陈伯达“炸平庐山，使地球停转动”之言就不通，指责陈伯达“不懂马列主义”则更加不通。经常鼓吹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其实并没有读过多少马列的书，相反是“满墙古籍，半榻旧书”，而陈伯达从留苏开始主要在研究马列理论，可以说，除毛泽东之外，中共高层和理论家中没有人敢说陈伯达“不懂马列主义”。陈不仅懂马列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作者，单独撰写、参与撰写和修改了《毛泽东选集》中的不少名篇，如《实践论》、《矛盾论》、《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等。[46]

从延安整风到文革，毛泽东整肃亲信时从不因多年鞍前马后而手下留情，对陈伯达也是如此。庐山会后，他下令将陈伯达关押进了秦城监狱，指定周恩来为陈伯达专案组组长，指定叶剑英去福建、广东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将陈定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在全国掀起了“批陈整风”运动，宣称：“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共事三十多年，从来没有合作过，或者说没有很好的合作过”。毛对陈伯达没有像对杨成武、邓小平等人那样，关一段时间放出来起用，而是致死不放陈出狱。吴法宪在晚年回忆录中写道：“毛主席自己也忘了，他两次出访苏联都是陈伯达陪同的，在毛刘的斗争中，毛主席也是几次借助於陈伯达，四清中的《廿三条》、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等，都是委托陈伯达搞的。毛主席还亲自点名陈伯达任中央文革组长，而正是这个中央文革後来在党内代替了中央常委办公会。是毛主席把权力交给了陈伯达，陈伯达也是为毛主席立了大功的。但一有不同意见，一有了错误，就说‘与陈伯达共事三十多年，从来没有配合过’。既然是这样，那为什麽要把陈伯达一直留在身边，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呢？这是怎么共事的呢？一有了意见，就算总账，算老账，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让人心寒哪！”

毛泽东将陈关进监狱，将陈说成“三十多年从来没有合作过”，让同样追随三十年的康生寒了心。康生在会上也明确支持了林彪设国家主席之议，感到陈伯达的今天可能就是自己的明天，下庐山后就称病不再参加开会，从此淡出了政治舞台。换了别人，甩手不干就是反党，也会被关进监狱，或神秘消失。可是康生有本钱甩手不干。从延安整风到这次庐山会议，他为毛泽东操办的机密太多了。他了解刘志丹之死、项英之死、高岗之死，他将乡亲江青带进了毛泽东的窑洞，撮合了毛江结合，他主持推出了四卷《毛泽东选集》，帮助毛泽东销毁了众多见不得光的文件证据，因此被年长五岁的毛泽东称为“康老”。毛泽东知道斯大林之死与贝利亚有关的传闻，知道这位“中国的贝利亚”的厉害，感到康在自己身边可能作了安排，因此默认康生甩手不干，在中共十大时仍给康挂名副主席。追随毛泽东三十年的康生在陈伯达入狱时果断淡出政坛无疑是明智决定。或许，他在用退出的行动表明他也主张结束文革。

批陈整风运动

九届二中会会后，毛泽东主持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和《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派周恩来主持“批陈整风”运动。1971年4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在会上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五位林彪亲信“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陈伯达分裂主义路线上去了”，将运动矛头直指林彪。压力之下，林彪的五亲信都循党内权斗规则，写书面检讨向毛泽东承认错误。毛泽东在黄永胜的检讨上批示：“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分子。混入党内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47] 显然，毛泽东是在将自己煽动“反党乱军，挑动武斗”嫁祸于陈。谁都知道，一介文人陈伯达与姚文元一样，只是起草文章的笔杆子，并无可能“乱军”，“乱军”的动员令来自毛泽东起草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

最能说明“批陈整风”运动之黑暗的是，毛泽东下令批判陈伯达，又不敢将陈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公之于众。毛很清楚，文革已经天怒人怨，响应号召起来造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已有几百万人在“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被整肃、关押、枪毙或被逼自杀，再提造反不可能有人响应了，而林彪和陈伯达结束文革，恢复经济的主张会是人心所向，因此他既要批判陈伯达，又将陈起草的报告稿高度保密。被迫参加批判陈伯达的民众中有不少人猜到，陈伯达反对“继续革命”的报告中可能提出了结束文革的要求。

国人虽能猜到几分陈的主张，但不可能知道，林彪和陈伯达在九大政治报告草稿中提出的九大以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的主张所依据的毛泽东发动文革时的说法。当时林彪问毛泽东文革搞多久，毛答打算搞三年。在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文革声称估计到1969年结束。谁知道到了1969年毛泽东不认账了，要求“继续革命”。林彪知道毛发动文革是要整肃刘少奇，认为刘死了总该结束文革了。他和国人都没想到，毛发动文革不光为整刘，还为了精神需求。在发动文革时的“黑话信”中，毛泽东清楚表明不想让天下太平，要求不停地斗。整死刘少奇后，毛的斗争欲望无止境，又发动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莫名其妙地要求挖出国民党人，以满足斗争嗜好。

随着林彪集团成员检讨，毛泽东、周恩来联手整肃林彪的形势明朗化。林彪以拒不出席会议的方式消极抵制“批陈整风”运动，一如既往地拒作检讨。同时，他与高岗、彭德怀、彭真、刘少奇等人一样，抱侥幸心理，相信毛泽东会念多年追随手下留情。与高岗、刘少奇、彭真等人一样，林彪也几次寻求与毛泽东面谈，希望达成和解。被毛泽东整肃的高层们都犯同样的错误。他们都知道毛泽东整肃别人时从不半路和解，但都相信毛会对自己手下留情。林彪同样判断失误。毛泽东不念林彪在历次整肃运动中的保驾之功，几次拒而不见，拒绝和解。在与林彪较量中，毛泽东军权在握，得周恩来支持，让林彪不知道行踪，同时对林彪集团成员的动向了如指掌，完全控制了局势。林彪这时才后悔自己掌军多年，一直推动军队效忠毛泽东，结果帮助毛泽东巩固了军权，自己却调动不了军队。

南巡打招呼

林彪之子林立果不相信会出现握手言欢的结局，拒绝束手待毙，准备采取行动推翻毛泽东的统治。在林彪发布一号命令时，空军司令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虽得林彪支持，得吴法宪授以空军指挥权，但调动不了军队。毛泽东视军权为根本，抓住军队调动之权不放手，连林彪、吴法宪都无法调动空军，林立果所能调动的不过几架飞机而已。1971年3月，林立果在上海召集秘密团队举行了“联合舰队”会议，制定出了以“武装起义”谐音为名的《571工程纪要》。毛泽东清楚林彪淡泊权力地位，但他担心林彪的虎子林立果，早就通过周恩来布下了眼线，对林立果的行动一清二楚。

1971年8月，毛泽东为布署清算林彪兼避险秘密南下。沿途，他召见各地军政大员，发表讲话说：“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等等。毛泽东不召开会议，不发中央文件，而以“打招呼”的方式要求大员们表态效忠是因为，如果召开党的会议，他难以向全党交待为何要打倒他自己树立的“接班人”、党的副主席，并且他对林彪“急于想当主席”，“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等等诬陷，不能在会上说，更不能当着林彪说。事实上，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讲话中让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和要批评张春桥等内容事先均征得了毛泽东的同意，不存在“突然袭击”。尽管毛泽东整肃林彪没有能摆上台面的理由，各地大员都是毛泽东所任命，经过了历次整肃运动，非常清楚权力斗争无所谓是非的道理，均对谁能胜出就支持谁的生存之道驾轻就熟，他们清楚毛泽东军权在握，全部表态效忠毛泽东，使林彪陷入绝境。

九一三事件

得知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后，林彪明白了与毛和解无望，后悔掌军以来净忙着为毛泽东树立权威而没有抓自己的军权。在毛泽东的清算面前，林彪这个副统帅无计可施，只好作被整死的准备，对部下说：“北戴河的房子不要盖了，反正我活不了几天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48] 1971年9月13日，民航256号专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两小时后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机上九人，包括四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是为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当天，毛泽东、周恩来向各大军区和和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通报“林彪跑了”，向全军发布一级战备命令，下令将早已被严密监控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逮捕监禁。随后，中共中央宣布林彪、叶群、林立果、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等一行“仓惶出逃”，计划逃到广州另立中央，或者逃往苏联“叛党叛国”。

九一三事件后，蒙古外交部抗议中国飞机侵犯领空，毛泽东、周恩来指示答复“不可能”，故意拖延，实际是让驻蒙外交官放弃第一时间赶去失事现场收集资料、了解失事原因。直到苏联人、蒙古方面搜索、清理事故现场后，中共中央才于9月15日允许大使许文益，二等秘书孙一先等人去飞机失事现场。由于没有得到中央的明确指示，中国驻蒙外交机构只得对蒙方提出的侵犯领空抗议支吾搪塞，半个多月不给蒙古方面正式答复。按例，中国外交官应首先要求领回死难者遗体和遗物。但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外交官“保密”、“把政治事件化解为一般的民航事件”， 向中方调查人员和蒙古方面隐瞒坠机死难者名单，实际不允许提出对尸骨、黑匣子和遗物等的要求，将真相对国人隐瞒。

邱会作后在回忆录中披露事件经过说：从（9月）15日晚起就变了，当得到我驻外蒙使馆关于林彪等人全部在温都尔汗摔死的报告，毛主席要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一句话：林彪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汪东兴向大家说：主席知道林彪死了，很高兴！还和工作人员举行了庆祝会，很高兴地喝了酒，为林彪的死干杯！[49] 李作鹏出了秦城监狱之后，对儿子说：想了十年，才想清楚那一夜。中央不是怕林彪跑，而是怕不跑。周恩来在全面掌控北戴河林彪、叶群的动向和企图，全面掌控山海关机场和256号飞机的情况下，未采取果断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外逃。[50] 李德生回忆披露，毛泽东称林彪出逃摔死是最理想的结果。据军队作家舒云调查，当时的广州军区，包括林彪的老部下、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林彪要到广州另立中央一事一无所知。

由于中国没有反对党监督，没有独立的新闻媒体报导、调查，当局公布的“九一三事件”所有情节都值得怀疑。关于林彪之死，民间流传有西山杀害说、[51] 坠机前机杀害说、[52] 导弹击落座机说、驾驶员潘景寅自杀殉职说 [53] 等等。有人说，最能证明林彪从出逃到坠机真相的是飞机的黑匣子，听听林彪在最后时刻说了什么就真相大白了。1992年11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韩国签署俄韩基本条约时，亲手将1983年被苏联击落的韩国民航007客机上的黑匣子交给了卢泰愚总统，使韩国民航机失事事件真相大白。对揭开“九一三事件”真相至关重要的256号飞机的黑匣子，不仅毛泽东、周恩来当时下令不要，毛、周之后的历届中共领导人也不要。中共不想面对“九一三事件”真相或林彪最后的话。还有人猜测，周恩来可能对256号飞机的黑匣子作了预先处置。凡暴力革命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不外是更心狠手辣者胜出，因此都需要隐瞒真相。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谜案都是革命党所为，“九一三事件”是革命党需要隐瞒真相的另一证明。“九一三事件”的真相可能永远不得而知。但事件的脉络基本清楚：毛泽东决定置林彪于死地，与周恩来策划了事件，周恩来全程操办，在256号机升空后下了禁空令，关闭全国所有的机场，逼该机飞往国外，安排了坠毁。

在毛泽东的整肃面前，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彭真、刘少奇在内的所有中共高层无一不是放弃论争，低头检讨，给自己扣帽子，而且绝大多数是写书面检讨，求毛泽东原谅。林彪是中共高层中的一个例外。他拒作检讨，拒绝屈服，留话 “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古人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林彪的最后主张是结束文革，恢复经济与发展生产，是有利国家人民的。但是，相比在建国后带给国家和人民灾难，林彪之善微不足道。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在饥荒已经蔓延十几省的背景下，林彪不顾人民死活，为毛泽东的“反右倾”保驾，使饥荒扩大至饿死几千万人的规模；在大饥荒中，他在军队中推动崇毛运动，使毛泽东有恃无恐，继续横征暴敛并声言不怕农民造反；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提出“交学费”说，将毛泽东制造大饥荒罪责一笔勾销；在大饥荒后，他保证了军队效忠毛泽东，帮助毛泽东制造了越战、“三级建设”、“四清”运动等一系列灾难；1966年，他代表军队高调支持发动文革，酿成了更大的灾难。在帮助毛泽东整死刘少奇的同时，林彪为自己掘了墓。在林彪与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争斗中，没有正义可言。虽然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揭露了诸多社会问题，但从林彪长期助毛为虐，不管百姓死活，为儿子全国选妃，在各地建行宫，林立果的所有活动都建立于特权之上等事实看，林彪父子政变成功也不会改变专制独裁的党国体制，也非百姓之福。

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54] 在全国展开了对林彪余党的大清洗。清洗中，被捕的政治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再次作检讨，与林彪撇清干系，以揭发林彪自保。当年国庆节，中共取消了天安门庆祝活动。12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声称陈伯达与林彪结盟为“林陈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曾准备“篡党夺权”。在随后的一年中，千余名高级将领受到林彪事件牵连被清洗，连同株连者和家属，上万人被整肃。几年前奉毛泽东之命“支左”，主持各地革委会、主持 “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的一大批军队将领从残酷迫害造反派的整人者沦为了被整者，受到残酷迫害。例如，黄永胜在狱中患金森症，行动不便，上厕所没人帮助，只能自己爬着去。邱会作的经历是共产党内“翻烙饼”式来回整肃的典型一例。当年，他在中央苏区肃反中从中央保卫局枪下死里逃生。文革初期，他被军内造反派连续批斗了四十多天，被斗到不省人事。造反派对他施行了八种刑罚，其中三种是：“向毛主席请罪”（弯腰低头，脖子上挂二十公斤的铁牌子，铁丝嵌入肉里）、“向造反派下跪请罪”（脖子上挂大铁牌子）、“向造反派致敬”（喷气式）。同被批斗的赵尔陆被迫害致死时，邱会作写了小纸条设法传给了毛泽东、林彪。得林相救获释时，邱会作遍体鳞伤，剃着阴阳头。重掌总后勤部后，邱对军内造反派展开报复，实施同样残酷的迫害，提出了 “狠斗、狠审、狠专”的三狠方针，主持对造反派实施了五十多种刑罚。其中包括：车轮战、低头弯腰罚站、坐高低凳、“打反骨”（棒打）、“吃元宵”（围殴）、摔劈柴、脖子上挂椅子、“捏羊蹄”（手指曲后猛砸，致使受审者痛得在地上打滚）、吊天棚、逼吃带粪馒头、逼自己打自己、逼喝脏水等等。在他领导下，解放军总后私设监狱、刑讯逼供，残酷迫害了近五百人，将其中八人迫害致死。“九一三事件”后，邱会作再次沦为被迫害者，在秦城监狱遭受冻饿，衣不蔽体，被逼扒在地上写交待材料，受连累的老母亲被取消护理，活活饿死。[55]

林彪死后，帮毛泽东送林彪上不归路的周恩来的罪恶感和成为二号人物被毛泽东整肃的恐惧一齐涌上心头，铁石心肠的他也有承受不住的时候，当众痛哭失声。[57] 毛泽东也难逃内心煎熬，对林彪支持者大清洗没有让他增加安全感，反而更让他陷入军人政变恐惧中不能自拔，如同被冤魂缠住，常在睡梦中呼喊“林副主席”、“副统帅”惊醒。[56] 他拉新亲信整旧亲信的游戏玩到头了，他把党政军高层都得罪光了，没有人再愿意响应他的号召，甚至没有人愿意作他的亲信了，他成了孤家寡人，再也没能走出林彪事件的阴影。作为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常胜者，毛、周二人都无计逃脱内心惩罚，同时健康崩溃。

每一次以阴谋手段清洗对手，毛泽东都面临向全党和国人交待的难题，都需要编造出一些罪名再诬陷对手一次。“九一三事件”后，中共中央向全国宣称林彪搞反革命政变失败，在叛逃苏联途中“自我爆炸”，称林彪曾发出了“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刺毛和武装政变的手令，同时还公布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部分内容和影印件，作为上述指控的证据。按中共中央的说法，《五七一工程纪要》被发现于林立果曾开会的建筑内的一个笔记本上。然而，直至文革后对林彪集团审判时，当局也没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对林彪“另立中央”、“搞政变”、“图谋刺杀毛泽东”等指控，也没能证明《五七一工程纪要》与林彪、林立果有关。

“九一三事件”宣告了毛泽东神话的破产。事件后，“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不能再喊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等崇毛仪式也为国人唾弃。当局公布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内容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当时国人的心声。其中抨击毛泽东的统治说：“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甜言密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的关压，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他是一个怀疑狂、疟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他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他是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农民生活缺吃少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上述抨击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促使疯狂参与文革的一代青年走出毛泽东神话，开始怀疑文革和共产主义信仰。可以说，《五七一工程纪要》为崇毛运动划上了句号，是文革中的启蒙书，是后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