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 章 辛亥革命

会党泛滥

清代，全国人口从清初的一亿暴增到道光年间的四亿多，人均耕地面积迅速减少，清廷继续实行海禁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失业农民没有出路，纷纷投身会党。当时奏折中这样报告会党情况：“夫会匪者，其初固无业之游民耳。无业则游荡，游荡则无赖，无赖则凶横。无业则饥寒，饥寒则贼盗，贼盗则奸宄。会匪者，凶横奸宄之所聚而成也。”[1]会党与黑社会、土匪无大区别，其生存均是以非法所得为主要来源，成为社会的毒瘤，严重威胁着社会安定。清末，会党势力遍布大江南北，山堂林立，各霸一方，开设香堂，霸占码头，勒索绅商，迫使不少绅商加入会党以求保护，土匪、会党普遍合流，主流社会黑社会化。

陶成章介绍会党情况写道：“中国有反对政府之二大秘密团体，具有左右全国之势力者，一曰白莲教，即红巾也，一曰天地会，即洪门也。凡所谓闻香教、八卦教（一名天理教）、神拳教、在礼教以及种种之诸教，皆为白莲教之分系。凡所谓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以及种种之诸会，亦无一非天地之支派。”[2] 天地会系乾隆年间五位南明遗臣（后被尊为五祖）在福建云霄县创立，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会党。其三十六誓之第一誓为：“自入洪门以后，须孝顺天地，奉敬神明。但看清朝江山改变，转朝之日，众英雄举起旗号，兴兵同心合胆，夺回明主江山，登基龙位。如有不依，五雷诛灭”。两百年间，天地会发展出了三点会、三合会、小刀会、仁义会、江湖会、串子会、汉留、忠义会、公义会、情义会、面子会等众多派系，其中仅在江浙支派就有伏虎会、白布会、终南会、双龙会、龙华会、平阳会、贬私党，关帝、玉泉、千人、古城、红旗、黑旗、白族、白莲等等。[3] 天地会要求入会者要交三十六之数的会费，取三六一十八，代表一百单八条好汉之意。天地会众互称兄弟，两百年来发展出一套高度机密的互相识别暗语和手势，会内流行“开口不离本（指天、地、人、神、祖五本），出手不离三（以取大指为天，小指为地，接递茶烟俱用三指）”口决，对上了暗语就是自家兄弟，须接待食宿。其暗语“打鷓鸪”（拦路打抢）也与土匪无区别。三合会为洪门的一支，取天地人合一之意，据说由广东籍肇庆人士严贵邱创立于嘉庆年间。入会仪式与天地会大同，要摆上香案拜关二哥，斩鸡饮血酒结盟。三合会“首领称总理、元帅或大哥，以下有香主或二哥，白扇或三哥，再有红棍，最下级称草鞋”。[4] 哥老会（红帮）也发端于乾隆年间，太平天国暴乱期间在湘军内迅速发展。攻陷天京后，三十万湘军被裁撤遣散，难以归农，以非法活动谋生，蔓延各省成为规模最大的帮会。哥老会融合了天地会，白莲教的特点，也有反清复明的宗旨，与义和团一样敬五祖、关圣、桃园结义、瓦岗寨、梁山泊、少保忠武王岳爷爷、杨再兴、牛皋等众多偶像，会众结为兄弟，首领“龙头”对会众享有绝对权威。青帮是清代三大帮会之一，其渊源比天地会，哥老会要早。道、咸年间，清政府开始兴办海运，造成了江浙一带的漕运水手大批失业。数以万计的水手纤夫聚集在两淮盐场，与当地青皮结合，以贩私打劫为业，多成为青帮会众。[5]

遍布大江南北的会党有一些共同特点。特点之一是专制残酷，视杀害异己为天经地义。例如，天地会会仪式有“歃血、饮酒、钻刀”的拜盟程序，先向“五祖”牌位跪拜，再从刀剑下钻过，然后立誓：“入会后如有异心，死于刀下”、“一人有难，大家相帮，如若悖盟，刀下身亡”、“如有负心，不得好死”、“不忠不义刀下亡”等等，各人姓名开单焚化，斩鸡头后取血滴入酒内分饮以壮胆气；洪门二十一则中规定，私行毁坏香主之名声，或对香主作邪曲之言语者，剁其两耳；入会后一月内不纳会费者，剁其两耳，并加笞七十二下；洪门十禁中规定，不可私授外人以会章，犯者处死；洪门十刑规定，无事诈为有事者，笞一百八等等。会党的残酷专制可从洪门入会仪式中得到反映。新会员须由老会员介绍，介绍人问：“进我会后，为敌人所知得杀你，犯我会条款亦杀你，你愿意吗？”答：“愿意，决不连累兄弟。”盟兄告诫洪门的十条十戒、三十六誓、七十二例、二十一则、十禁、十刑后问：“你如违犯了条款应当怎样？”答：“死于刀枪之下”。盟兄令管事斩凤凰，管事斩鸡后喊：“有如此鸡！”[6]会党特点之二是体现游民思想，其特点一是无所谓是非，反对秩序，期望天下大乱。拳乱中，南方会党与北方拳匪遥相呼应，围教堂，杀教士，发动暴乱，只是以张之洞、刘坤一为首的南方的封疆大吏采取了东南互保，出手镇压，才使得南方免于会党暴乱。会党特点之三是不择手段，其弄钱方式与历代强盗、各国黑社会没有区别，生计主要靠贩私盐、贩鸦片，开场聚赌，经营妓院、烟馆，贩卖人口，绑票勒索，抢劫敲诈等等，毫无正义性质。庚子拳乱后，北方会党被大批剿灭，南方会党因局势稳定而更加蔓延。例如，哥老会在湘鄂黔蜀赣等省势力遍布州县，山头人数少则百人，多则数万，很多地方从官到兵均被会党控制，入会者从流氓无赖到官员绅商学界，无孔不入。时人描述会党泛滥的情况为：“红帮西溯江，青帮南入湖，率其群丑，分道而驰，贩盐则为枭，无盐可贩则聚赌，赌不胜则为盗，盗不足则掳勒索诈，无所不至”；[8] “长江一带，自蜀至苏数千里，其中只哥老会一种，已不下数十万”，[9]“沿江之九江、安庆、芜湖、大通、金陵、镇江、仪征、瓜扬一带，五方杂处，往往藏垢纳污……哥老会匪、安清道友，遗迹诡秘，支党蔓延”；[10] 以湖南为例，哥老会山堂林立，派系错综复杂，主要有金龙山、腾龙山、泰华山、锦华山、金凤山、天台山等，每个县均有山堂，先后出现王秀方、马福益、龚春台、焦达峰等四位省内“龙头大哥”级的首领。在闽、粤，主要会党势力为的三合会，在皖、豫主要为“大刀会”、青帮，直隶山东主要有“在理会”、青帮，上海等地主要为“青帮”。在“广东惠、潮、嘉三府，其人民十居八九已入反清复明之会”。[11] 海外会党情况与国内大致相同，华侨十之八九加入洪门，仅美国旧金山一地就有二十多个洪门堂所。冯自由在《革命党与洪门会之关系》中指出：“旅英华侨挂名致公堂者逾十万人。”海外洪门的生存依靠商人成员捐献之外还有“卖猪仔”，收保护费等黑社会收入。

会党虽然人数众多，遍布各地，但门派复杂，无统一的组织，互相隔阂，只能扰乱一方，不能形成政治力量。然而，庚子拳乱后情况不一样了。日本玄洋社、黑龙会扶植孙中山为会党革命领袖，召集中国各路会党成立了以颠覆清政府为宗旨的中国会党的联合阵线——同盟会，将各路会党联合到了革命与排满的旗帜之下作为颠覆中国政府的工具，使中国会党登上了政治舞台。同盟会、光复会也是会党，也具有会党的上述特点，也以恐怖暗杀为反清和消灭反对派的手段，也期望天下大乱，例如会党团体文学社（后武昌暴动的发起者之一）的《大江报》所刊《大乱者，救中国之良药也》、《亡中国者，和平也》；它们也是为了弄钱不择手段，例如，两湖会党领袖焦达峰、居正等人或盗金庙里金菩萨，或对有钱人下蒙汗药，江浙会党领袖徐锡麟、陶成章等人谋抢银行，或计划在武备学堂成立大会上把绍兴当地官员都找来，然后一举歼灭。[7] 海外会党同样不择手段，其特色是组织革命公司，邀引信众入股，承诺革命成功后分钱。

黄花岗暴动

同盟会成立后，中国各省的会党领袖穿梭往来于日本中国，策动种族革命。在各省代表赴京请愿运动高潮中，同盟会在广州两次策动暴动。第一次新军暴被镇压后，孙中山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召集同盟会骨干及南洋、东南各省代表策划第二次暴动。1911年4月，黄兴，谭人凤、朱执信，陈炯明，赵声等同盟会首领在广州再次发动暴动，率会众攻入总督衙门，迫两广总督张鸣岐逃走，纵火焚烧了总督衙门。清军击败了暴动军，黄、朱等暴动骨干逃到了香港。清政府将七十二具暴动者遗骸收殓合葬于城郊红花岗。

几年后，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时下令将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树立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碑，随后国民党将此次“黄花岗之役”暴动宣传到家喻户晓。但历史事实是，黄花岗暴动是日本操纵的，暴动军是以留日学生为主的雇佣军，经费、军火来自日本。作为辛亥革命的先声，同盟会的两次广州暴动均是日本阻挠中国立宪、颠覆清中国政府计划的一部分，既非正义，也非进步，更与爱国无关，中国人没有理由纪念这样的暴乱。国民党大力宣传、纪念黄花岗暴动是为了掩盖自己作为日本雇用革命党的起家历程。

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

1910年，章太炎、陶成章、张继等人发起了日本同盟会第二次“倒孙风潮”，要求撤孙中山，改选新总理。虽然得黑龙会帮助保住了总理地位，孙中山也只好离开玩不转的日本同盟会，被迫到南洋另起炉灶，成立独立的新组织，只是沿用同盟会之名，称同盟会南洋分会。倒孙不成功，章太炎、陶成章抛弃同盟会招牌，在东京以光复会名义活动。在此同盟会总部人心涣散之时，宋教仁吸取孙、黄在边陲举事多年失败的经验，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上策效仿法国大革命，攻占北京，实行中央革命，然后号令全国；中策是召集长江流域各省庞大的会党势力在中部举事；下策是孙、黄长期坚持的边陲暴动。他认为，“革命地点宜居中不宜偏远，革命时期宜缩短不宜延长，战争地域宜狭小不宜扩大”。在日本同盟会群龙无首的形势下，他提出成立独立的新会党组织以领导中部的革命，获得同盟会各分会负责人的一致拥护。在各分会负责人的会议上，多数人主张抛弃同盟会之名。宋教仁也想抛弃同盟会旗号，但他知道，同盟会是黑龙会的机关，抛弃同盟会将失去黑龙会的支持，于是决定新会党沿用同盟会之名，称同盟会中部总会。

1911年7月，宋教仁、谭人凤、于右任、陈其美等一批苏、浙、皖、闽、湘、川、滇的同盟会员在上海举行了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宋教仁制定的在中部各省暴动的计划，发表宣言指责旧同盟会总部“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指责孙中山“惟挟金钱主义，临时招募乌合之众，搀杂党中，冀侥幸以成事，岂可必之数域”，声明另立新组织是因为广州暴动失败后总部领导人“一以气郁身死（指因游说南洋同志抛弃孙中山的路线而被胡汉民毒死的赵声），一以事败灰心，一则燕处深居，不能谋一面，何以对死友于地下？迫于情之不能自由，于是乎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声明中部总会独立行动，废除总理独裁制，“机关制取合议，救偏毗，防专制也。总理暂虚不设，留以待贤豪，收物望，有大人物出，当喜适如其分，不致鄙夷不屑就也。”[12] 会后，中部总会派成员分赴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四川、陕西等省设立分会，策动新军暴动，促成湖北两大革命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为中部暴动奠定了基础。

保路运动

甲午战败后，中国被迫签定《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从此陷入财政困境，只能靠向列强借款维持财政。当时，清政府可用作向列强抵押的只有修建铁路的路权。路权抵押借款合同通常规定，如果清政府到期不能还本付息，铁路所有权归外方所有。因此，对外借款的历程也就是出让路权的历程。庚子拳乱后，《辛丑条约》赔款数额更大，清政府财政破产，只得继续以路权抵押借款。从《马关条约》到预备立宪的十几年中，列强通过合办或贷款取得了万余公里的中国路权。其中包括：俄国修建的东省（东清）铁路（满洲里到旅顺，全长2,500多公里）、法国修建的滇越铁路、德国修建的胶济铁路（青岛至济南）、日本修建的安奉铁路、京汉铁路（芦汉铁路，1904年比利时贷款获路权，后俄、法加入组合股公司）、正太铁路（太原至正定，法国巴黎银行取得贷款权修建）、关内外铁路（京奉铁路，英国与俄国激烈争夺后夺得修建贷款权）、沪宁铁路（上海至南京，英国贷款获路权）、津浦铁路（天津至浦口，英、德资本集团贷款获路权）、沪杭甬铁路（英国贷款获路权）、广九铁路（英国获贷款权修建）。

拳乱中，义和团以大肆破坏铁路发泄仇洋排外情绪。拳乱过后，国人明白了铁路之利，开始想自己建铁路。1903年，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在新政热潮中奏请设立川汉铁路公司，从洋人手中收回路权，由国内绅商集资建铁路。商部、户部、外务部赞同锡良的奏请。清政府顺应绅商的呼吁，决定停止执行出让川汉铁路修筑权换取英国贷款的计划，颁布了《铁路简明章程》，改变只准官办或外国人办铁路的政策，允许民间集资商办铁路，宣布无论华人、洋人均可向督抚衙门递呈请办铁路，华人投资50万两以上实有成效者，朝廷给予奖励。[13]

1904年，四川成立了半官半商的川汉铁路公司，打出爱国旗号向百姓集资，在集股章程中声言：“不招外股，不借外债，是以专集中国人股份”。在粤汉铁路方面，清政府向英国借款675万美元，以原借款额近倍的高价从美国合兴公司赎回了1898年出让的粤汉铁路路权以支持粤、湘、鄂三省绅商自办粤汉铁路，任张之洞为粤汉铁路督办。张之洞在武昌召集三省绅商会议，决定三省“各筹各款，各修各路”。会后，三省绅商分别成立铁路公司筹款。在苏杭甬铁路方面，清政府支持浙、苏两省商民自建杭州至嘉兴段铁路，两省成立了浙江铁路公司筹款。几年中，清廷先后收回了粤汉、川汉、苏杭甬、津浦等铁路路权和部分已经出让的采矿权，各省绅商成立的十几家铁路公司自建铁路。

各省督抚和绅商只看到列强建铁路赚钱，不懂得自身在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三方面都不具备建铁路的资质。资金方面，商办铁路公司宣称不招洋股、不借洋债。实际上，外国银行或公司不会借钱给毫无信用的民营公司。不借洋款，商办铁路公司的资金来源只有靠“官股”与“民股”筹资。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均破产，绅商没有雄厚资本的情况下，所谓官股、民股、商办等等都是痴人说梦。商办铁路公司的实际运作是由各省官府以“按亩派捐”，或在税收项目下附抽米捐股、土药股、盐茶股，房捐股等等向穷困百姓强制摊派搜刮。例如，湖北咨议局决议提出的拒洋款方案中包括，强迫房主以两月房租收入购买铁路公司股票，开设铁路彩票，向各县摊派五至十万元购股，向全省教育会成员摊派薪俸十分之一购股，向各地商会、军人会、及其它团体购摊派股份，声称可以集资数千万元。[14] 尽管各省当局以办铁路的名义想尽办法向民众摊派、搜刮，无奈百姓穷困，各商办铁路公司筹集到的资金均不足建路所需的两成。在技术方面，各省铁路商办公司声言不聘洋技师。但国内除了詹天佑之外全无有合格的工程技术与经营管理人才，各省铁路各自为政，对重大技术问题完全无知，既无统筹规划，又无设计能力，根本不具备建铁路的资质。在经营管理方面，半官半商的铁路公司与洋务运动以来所有官办企业一样，任人唯亲，缺乏监督机制，各铁路公司筹集到的股本都因挪用、贪污呈巨额亏空。其中亏空最严重的是川汉铁路公司。四川、湖北间的川汉铁路改由商办后实际集资不及建路所需资金一成，所收股款账目混乱，被经办人员层层贪污挪用，其中在上海招股收到的300多万两股款存放钱庄亏空了200多万两。

经过几年铁路商办，标榜爱国的收回路权民间商办的灾难浮现。各省商办公司建路全无进展。川汉铁路公司只建成几十公里运料车通行的路，对外谎称是建成的铁路。粤汉铁路司的情况与川汉铁路公司大同小异，高层职员浪费贪污严重，在铺设了几十公里不合格的铁路后，1600万元实收资本金就花去了约1000万元。几省的商办铁路公司向当地民众按亩加捐搜刮来的股款被挥霍、侵吞得所剩无几，公司资不抵债，信誉扫地，造成民怨沸腾。

在清廷颁布《铁路简明章程》，推行铁路商办时，先进国家都已认识到铁路事业国有化的重要性，德国、俄国、墨西哥、比利时、荷兰、意大利、日本等国都在实行铁路国有化。梁启超在《外资输入问题》一文中批评铁路商办政策说：拒洋款“既不衷于学理，又乖于史实，徒为识者所笑。”[15] 曾大力支持铁路商办的杨度在反省后向邮传部上书坦承，商办后，粤汉铁路三省各自为政，不仅没有建成铁路，反而陷入纠葛。这样下去耽误的不仅是铁路建设本身，更是错失发展机遇。他建议效法先进各国，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向外国银行借款筑路。国内舆论界也开始抨击铁路商办政策。《商务官报》指出：“用一刀切的方法抵制外资对办铁路非但无益，反致国民经济之压迫，不若借外债，资以开利源，而助国民经济之发达，巩固国家财政之基础之为优。”[16]《东方杂志》指出：“如放任民有，就以其筹款的艰窘而论，铁路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修筑完毕，而政府是没有时间去等的”。

清政府意识到了商办铁路政策有误，于1908年任命盛宣怀为邮传部右侍郎，负责研究先进国家铁路国有化的经验及核查各省商办铁路的工程款项收支。盛宣怀是朝臣中最懂实业者，对商办铁路几年带来的问题最为清楚。他在邮传部奏折中指出：欲使铁路纵横四达，则非国家出全力，断难办到。数十年前，德国民间亦要求自办铁路，聚讼多年，一路不成。德国政府认识到如此重大要政，决不能因民间牵制而受到耽误，于是决然定策，铁路路权全部收归国有。如此才有今天德国铁路的四通八达。民办铁路有着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难。各省商办铁路如能集款兴建，至今六七年也多少应有所成就。粤汉铁路赎回已有三年，商办筹款一无成效，湘、鄂两省设立拒款会，鼓吹不借外债，筹款自办只是徒托空言。事实证明，那些主张铁路商办的绅商们清谈误国。由于民办铁路缺乏国家控制，经理之人结党营私，虚不务实，将从老百姓处搜括来的巨款虚糜坐耗，甚至侵挪倒账，结果是“路工濡滞，耗费浩繁，皆出意料之外”。铁路不能完工，则所入必不能敷所出，亏损必使民众受苦，“是欲利地方，而适所以害地方也”。按目前拒款摊派的办法，即使再过三十年，所集之款也不足建造铁路。向外国借债虽然并非万全之策，但是对现实财政困难，资金严重不足的中国，只有靠政府出面举债与统筹。在开矿、修建铁路等兴利事业中，只要政府在与外国谈判并签定合同时“严定限制，权操于我”，使外人只有投资得息之利，无干预造路用人之权，则借洋款办事业利大弊小，是可行的。根据上述分析，他建议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17]

接受了梁启超、杨度、盛宣怀等人的意见，清政府得出结论：各省绅商没有能力建铁路；铁路必须由政府统一协调；中国经济与商业不发达，国内资金缺乏，无法从民间筹集到足够的铁路建设资金，建设铁路只能向外国银行举债；外国银行不可能巨额贷款给任何私人，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和信用为铁路事业举债；从贷款建路还本付息的情况看，国债用于铁路事业可以十几年偿还本息；为避免商办铁路的种种弊端，中国应效仿俄国、日本、德国、墨西哥等国，将铁路路权收归国有，由国家统一筹划，向西方银行借贷所需资金，并聘请西洋工程技术人员帮助建造铁路。1909年，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干线）国有，“由官借款”，“准商民买股”的政策。据此，张之洞与德、英、法三国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550万英磅（五厘起息）用于粤汉与川汉铁路。清廷尚未批准借款合同，张之洞在各省反对声中带着未能建成粤汉铁路的遗憾去世。1910年7月，清廷在各省反对铁路国有的浪潮中任盛宣怀为邮传部尚书，负责推进铁路国有的既定国策和对外借款谈判事宜。在张之洞与英法德三国所定铁路借款草约的基础上，盛宣怀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代表进行了二十多次艰苦谈判，向四国争得了中方在借款期间有权将借款之半数存于交通银行与大清银行（原先规定只能存于四国银行）、删除了四国有权参与建造的若干枝线条款等项重大让步。1911年5月，清廷颁布了“干路国有、枝路仍许商民量力酌行”的上谕，宣布废除推行六年多的商办铁路政策，将全国各省集股商办的干线铁路一律收为国有。上谕指出，以往路政，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导致路政的错乱纷歧，在粤“收股及半，而造路无多”；在川“倒帐甚巨，参追无着”；在湘、鄂“设局多年，徒资坐耗”，这种状况旷日持久，民累愈深，后果何堪设想。收路谕旨颁布之初没有受到强烈反对。在四川，总督王人文认为停止收取租股以充铁路建设款可以减轻人民负担，表示支持。在川汉铁路公司召开的讨论铁路国有上谕的大会上，与会者承认商办公司建铁路陷入困境，铁路工程耗资巨大，靠收取田租入股杯水车薪，三十年也修不成，同意政府收为国有。

紧接着，邮传部公布赎买商办铁路公司股民股票的具体办法为：对亏空不太严重的湖北、湖南公司按两省商办铁路公司股票的票面价额，以国家保利股票换取商民持有的商办铁路股票；对亏空已经过半的广东铁路公司股票，从优发给六成的国家保利股票，其余四成，发给国家无利股票；对于亏空最严重的四川商办铁路公司，以国有铁路保利股票换回四川铁路公司股东已用于铁路建设的官股和民股部分，对尚未使用的股款由股东决定取回股本或换取国有铁路保本股票，对因管理不善造成的近千万元亏空（四川商办铁路公司总共募集了1400万元股款，其中近千万元股款已被公司经理作投机生意亏掉）由股东自负，政府不予补偿。应当说，清政府的上述出价对于实际上已经破产的几省商办铁路公司股民十分优惠，合情合理。

赎买办法出台后，全国各省对此政策态度截然不同。云南、贵州、广西这些边远省一致认为国有政策对富强国家有利，支持政府的国有政策；而湖南、湖北、广东、四川等省因本省的铁路公司已经破产，期望通过煽动民众起来闹事迫使中央政府替他们填补亏空。四省商办铁路公司的大股东们对商办铁路资金不足、管理困难与缺乏统筹等三大弊端同样清楚，但为一已私利，向民众隐瞒巨额亏空，以刚刚成立的咨议局和资政院为煽动民众的机关，继续推出“拒借洋款，万众一心筹足两千多万建路款”等决议，组织成立“拒款会”，声称向外国银行借款筑路是丧失了主权，继续以爱国主义口号煽动民众入会捐款，为破产铁路公司填补亏空，欲借民众反对力量迫使中央财政为商办铁路公司填补亏空。民众不知道众多国家向外国商业银行借款筑路强国的成功范例，很容易被煽动起来成为闹事的工具。

四川商办铁路公司的亏空最大，公司股东们反对政府收路办法也最为激烈，要求中央政府为公司补亏空。会后，公司主要股东邓孝可在自己办的《蜀报》上撰文说：“今政府此举，就吾川人言之，尚不无小利。故就愚见所及，吾川必欲争川路商办，甚无味也。以交通便利言，则国有自较速；以股息之利言之，则商办亦难期。况吾川路公司成立之性质，记者始终认为谋交通利益而来，非为谋路股利息而来者，故曰听国有便。但要求政府把几年来已用去之款与上海损失之款，一并用现金偿还。”[18] 与此同时，在京请愿的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向朝廷递交了四川绅民的请愿书，抨击盛宣怀制定的对四川商办铁路公司的赎买办法。

6月初，盛宣怀和邮传部督办大臣端方联名向川督王人文发出“歌电”，告以度支部决定的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申明政府的钱来自全国百姓，无权慷全国百姓之慨替四川商办铁路公司弥补投机失败和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政府将只赎买四川公司已用于铁路建设和公司结存的款项，不会替四川公司填补亏空，催王派员清查铁路公司各地帐目，以便接收。川省绅商和咨议局拒绝接受中央政府不补亏空的补偿办法，拒绝政府派员查看账目，以“政府不但收路，而且夺款”的说法煽动民众请愿。

清政府不接受川商的无理要求，继续推行铁路国有政策。盛宣怀代表清政府与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签署了一千万英镑的铁路借款合同，将《川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寄达湘、鄂、粤、川等省。与张之洞1909年所签草约相比，盛宣怀经过艰难谈判达成的借款合同争取到了更有利的条款，包括：5%的低利率（国内钱庄利率高达 12％至15％）、不以铁路管理权或铁路所有权作为抵押，而以百贷杂类与盐厘捐为抵押、中方委任总办或督办、优先使用中国原材料、中方拥有对采用贷款国产品与原材料有监控权、贷款四国银行并不拥有经济利益以外的政治附加条件等等。盛宣怀在奏折中报告：在中国缺乏铁路建造技术能力的情况下，雇用西方国家工程技术专家是唯一的选择。雇用有经验的外国工程师有利于避免返工，保证工程质量。拒款派要求拒聘洋人工程师是不切实际的空谈。他说明借款谈判之艰难及合同之有利说：“以上各节，磋商数月，会晤将及二十次，辩论不止数万言。于原约稍可力争者，舌敝唇焦，始得挽回数事。实已无可再争”，只要粤汉铁路分段赶造，限定三年内接通，则十年内可以还本。并且，新颁布的铁路国有政策，不会与民争利，只要商民愿意，可以附股，与国家同受利益。

四省的绅商领袖们知道，逼中央政府为自己铁路公司补亏空的打算摆不上台面，不约而同地将敲诈政府的动机向民众隐瞒，以指责盛宣怀借洋款卖国来煽动民众闹事。邓孝可在《蜀报》再发表题为《卖国邮传部！ 卖国奴盛宣怀！》文章，煽动说：“今直将路完全卖给外人外，更以两湖财政作抵。我自信四川非无人性，非属野蛮之血性男子，今可以起矣！”邓与罗纶、刘元声等地方名流联名，抨击盛宣怀说：“一为卖路，二为路线给了外人，三为用款规给了外人，四为工程规给了外人，五为购料规给了外人，六为利息规给了外人，七为夺诸国民，送给外人。斥盛宣怀卖路，借款合同丧尽国权”。[19]

6月中，四川铁路公司的几位名流绅商主要股东召开股东大会，煽动民众说，川路为光绪皇帝批准川人自办，不能收回国有，四国银行条件太苛，要求政府收回成命，如不同意，川人将死争到底，并在会上宣布，成立“保路同志会”，推四川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散发《保路同志会宣言书》等文告，以“路亡国亡，路存国存”的口号召鼓动川民起来“破约保路”。会后，罗纶、邓孝可等人再召开万人保路集会，演说称：“川汉铁路完了，四川完了，中国也完了”，号召罢市罢课，抗粮抗捐，赴京请愿。咨议局首领们散发了《保路同志会公启》，以光绪牌位为招牌，号召“反抗到底，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在煽动之下，现场民众跟随痛哭，痛哭使更多不明真相的民众加入闹事。保路同志会控制的《蜀报》等川报以清廷“不但夺路，并且谋财”的说法煽动民众对抗政府，将盛宣怀艰苦谈判争取有利条款，与四国银行达成的借款合同指为“卖国契书”，将整个事件宣传为清政府从川人手中霸占路权以讨好洋人。在北京资政院，以萧湘为代表的川籍议员与川省咨议局遥相呼应，以爱国口号煽动民众闹事，逼迫中央政府替川省铁路公司填补亏空。

因川省搜刮被动成为铁路公司小股东的民众和青年学生不了解国际通行的惯例和商办铁路的种种困难、弊端，愚昧地认为借款应该是没有抵押的，抵押借洋债，与洋人签合同，聘洋工程师，给外人以优先购货权等等即是卖国，他们不了解上层绅商为一已私利煽动暴乱的动机，抱着与义和团拳匪一样的仇洋心理，被上层绅商煽动起来，成了奸商制造动乱的工具。为了私利，上层的川省绅商名流、咨议局议员，在京的川籍资政院议员们开始联手会党计划暴动。川省会党早已与同盟会串通，准备造反，在与绅商串通后立即以“保路同志会”名义公开活动，会众迅速发展到二十万人。

在川商煽动暴乱的形势下，王人文连发两电，请求朝廷答应川民要求，收回铁路国有成命，并参盛宣怀丧路权、国权，要求治盛欺君误国之罪。对川商和川省的要求，盛宣怀坚持认为，铁路国有政策和补偿办法有理有据，利国利民，在现实国家财政破产的情况下，政府对各省已破产商办铁路公司的赎买办法合理而优惠，是最能保障商民利益的办法，政府没有理由接受绅商的勒索。摄政王同意盛宣怀的主张，认为国库没有理由替川省商办铁路公司补贪污舞弊造成的亏空，决定继续推行铁路国有化政策，下令将王人文革职，派赵尔丰接任川督。

赵尔丰到任后试图以安抚化解冲突，两次亲莅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赞股东爱国可嘉。川省铁路公司股东会坚持要求政府按全部集资额赎买他们手中的股票，实际要求中央政府为弥补他们的投机贪污亏空。赵表示无权答应，川路公司主要股东于是发动成都及周围州县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在街道搭席棚，供光绪牌位和光绪“铁路准归商办”上谕，鼓动民众号哭。为平息本省动乱，赵尔丰只好与王人文一样，请求清廷改变收回川路国有的诏令。清廷重申拒绝为四川商办公司弥补亏空，要求赵尔丰维护秩序。此时，原反对国有政策的川汉铁路宜昌分公司总理李稷勋转变立场，认为要求政府填补亏空过于无理，主张将川路余款纳入国有路款。邮传部奏请派李稷勋继续管理宜昌分公司，摄政王立即批准了邮传部的奏请。任命消息传到四川，保路同志会一面宣传“盛宣怀卖路于前，李稷勋卖路于后，川人必誓杀此二贼”，一面联络会党准备暴动。9月7日，赵尔丰拘押了蒲殿俊、邓孝可、股东会会长颜楷、张澜等动煽动闹事的保路同志会首领。“保路同志会”纠集万余成都民众冲击总督衙门，造成流血冲突。绅商控制川报再以“成都血案”的报导进一步煽动民众暴动。同时，川省咨议局，“保路同志会”与四川会匪哥老会合流，改同志会为同志军，联合发动了武装暴动。

保路同志会煽动暴乱的同时，湘、粤、鄂铁路公司也在煽动暴乱。湖南咨议局领袖们本来就有会党背景，经同盟会联络与会党制定了联手暴动计划。川乱中，湘省铁路公司股东一面煽动民众到巡抚衙门请愿，一面联络会党会武装暴乱，杀害了清兵二十多人；粤省铁路公司煽动商民罢市请愿，不用政府发行的纸币，挤兑现银；湖北绅商咨议局议员们煽动商民闹事，同时与会党首领张伯烈一起策划暗杀建议政府实施铁路国有的杨度。对川、粤、湘、鄂四省对抗国家政策，云贵总督李经羲指出：滇、黔、桂支持铁路国有，川、湘、鄂、粤反对国有只因一省私利而已。此言切中了要害。所谓保路运动与爱国、卖国无关，实质是绅商为了私利勾结会党勒索政府的暴乱。

挑起成都血案后，川省绅商联手二十万保路同志军暴动，围攻成都。清政府急令督办铁路大臣端方率湖北新军三十、三十一标入川查办会党暴动。端方带兵入川在半途被兵变的军中会党杀害。控制湖北新军的会党趁鄂军调川，防务空虚之机发动暴动，辛亥革命爆发，各地督抚趁机分离，保路运动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稻草。

保路运动中首先遇难的清廷要员端方是真正立宪派。庚子拳乱期间，他署理陕西巡抚任上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强力制止了拳乱在陕西蔓延，维护了陕西的秩序，使慈禧太后能有了个安全的避难之地。日俄战争后，他与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联衔奏请革新政体，“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受命出洋考察时，革命党人策划行刺，端方力主考察之事为国家急务，不能因一颗炸弹而退缩。考察回国后，他将考察结果辑成的《列国政要》、《欧美政治要义》奏报清廷，奏请立宪，提出改定官制、仿行西洋的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中央行政统一、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等八项改革建议。革命中，真正的立宪派端方成为暴乱的最早牺牲者，印证了他的“各国立宪无不流血”之言。军中会党不光杀害了端方，还将端方请来鄂处理铁路问题的留日铁路专家弟弟端锦也一起杀害。会党们将端方的头颅砍下送到武昌的暴动革命党指挥部作为投身革命“投名状”，显示“保路运动”和武昌暴动的阻止立宪性质。

保路运动揭示晚清立宪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盛宣怀、端方那样按现代文明规则行事的立宪派相比，领导“拒洋款”运动、“保路运动”的四省绅商、咨议局议员们是假立宪派和真会党。他们打着爱国旗号，煽动百姓闹事为自己谋私利，与会党一起发动暴乱，真实目的是勒索政府，即他们自己所言的“以反对国有为手段，以索还用款为归宿”。他们所提“拒洋款”、“路亡国亡”等口号与拳匪之“扶清灭洋、“刀枪不入”大同小异。就商而言，保路运动是破商业秩序，输打赢要的耍赖运动，是绅商们发动的另一场拳乱。在向中央政府敲竹杠不成的情况下，他们与会党黑社会勾结暴动，既没有进步性，更与爱国无关。保路运动中，绅商与会党黑社会合流的事实告诉人们，他们之前发动的促速开国会、赴京请愿等运动并非真是要推动立宪运动，而是借立宪之名实现一己之私。

各省的“保路”运动能够形成燎原之势的主要原因是日本通过同盟会的策动和资助。以川省为例，保路运动领袖蒲殿俊、张澜等人是留日会党，奉派回国举事的。黑龙会、同盟会将四川哥老会首领畲竟成接到日本，将他发展了成了同盟会员，再被派到四川准备反清武装暴动。保路运动中，同盟会策动暴动的内定方针是“外以保路之名，内行革命之实”，“激扬民气，导以革命”。哥老会的各路首领摇身一变成了保路同志会的负责人，原来处于秘密状态的会党纷纷公开以保路同志会的面目冲击官府。四川绅商、立宪派本来就多有会党背景，绅商领袖罗纶身兼哥老会和保路同志会两会的首领，证明保路运动黑白两道勾结举事的真相。不仅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的保路骚乱的领导人大都有留日会党背景。会党发动的保路运动代表日本推翻清政府的长期计划。

虽然清政府在革命中被推翻，但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是大势所趋，符合世界进步潮流，是正确与进步的。革命之后，民国政府同样顺应世界潮流，宣布“统一路政”，继续实施铁路国有政策，而且仍是以路权抵押“借洋款”。这时，各省绅商们自知“借洋款卖国”、“路亡国亡”等口号难再蛊惑人心，纷纷主动要求政府将商办铁路公司烂摊子收归国有。民国政府交通部仍按盛宣怀制定的收路方案出价将各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不过再是现金收购，而是用无法兑现的中交京钞，分十五年支付，实际大幅降低了出价。曾经成功鼓动暴乱的各省商办铁路公司股东们清楚以制造暴乱的办法向民国政府再敲竹杠不会成功，纷纷接受民国政府交通部的出价。此时，绅商们后悔两年前拒绝接受清政府更加优惠而合理的赎买方案，暗自承认发动保路运动是无理取闹。

民国政府将全国各地商办公司的路权收回国有后，袁世凯任命詹天佑为铁路督办，主持收拾商办公司留下的粤汉铁路烂摊子。粤汉铁路工程仍依革命前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规定，向英国银行借款，委任英国人为总工程师，从英国购买材料。从1912年到1916年，民国政府出让给列强的路权超过了13000公里，是为列强攫取中国路权的第二次高潮。1917年，借洋款修建的武昌至长沙段的铁路建成。袁世凯之后，民国政府的建路运作与清政府一样，仍是借洋款建铁路。革命没有改变出让路权，借洋款，请洋人建铁路的现实，只是延缓了建路的进程，保路运动中的“拒洋款”、“拒洋人”口号只是煽动暴乱的借口。当年张之洞念念不忘的粤汉铁路因革命修修停停，直到1936年才修通，并且仍然是“借洋款”、“聘洋人专家”才得以建成。假如知道四省铁路因保路运动和革命被拖延了二十多年，盛宣怀会怎样叹息？

国民党当政后，为宣传辛亥革命，将“保路运动”宣传为爱国运动，同时尽量隐瞒孙中山办铁路的故事。辞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与保路运动前的锡良和各省绅商一样，大力鼓吹建铁路，提出在五至十年内建成350万公里铁路的目标（这一吹牛目标五十年后都没达到），其建路方案仍是“借洋款”，而且是既出让全部筑路权，又出让经营权。在广州建立军政府后，孙中山再谋出卖路权换洋款，于1919年12月设立八省（军政府控制范围的粤、桂、湘、鄂、川、滇、黔、闽八省）铁路局，任命岑春煊兼总裁，谋求以路权借洋债。孙中山比保路运动前的各省绅商更加胡来。各省绅商将路款大部亏空，总算是用款了一点铁路，而孙中山以建路名义得款完全充作军费。这时，各省绅商知道东征西讨的孙中山厉害，没有人再喊“路亡国亡”的口号，也没有人敢出面斥孙中山卖路即卖国。同样都是以路权抵押借洋款，革命党的史书将盛宣怀斥为卖国，将保路运动和孙中山赞为爱国。可见，革命宣传中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口号是掩盖一党之私和外国势力的操纵之手的把戏。

武昌暴动与各省独立

1907年春，孙中山离开日本，同盟会内发生了“倒孙风潮”。同盟会内各路哥老会、孝义会、三合会、三点会首领决定自立山头，在长江流域起事。8月，刘公、居正、孙武、焦达峰、张伯祥、邓文翚、王武、吕志伊、方汉城、傅梦豪、聂荆、刘玉山等会党领袖在东京青山举行了共进会成立大会，推举资格最高，各地码头最熟的四川哥老会袍哥兼孝义会首领张伯祥为会长（因张未就任，改邓文翚任会长），决定共进会宗旨同于同盟会，军旗为红底黑心，轮角，外加十八黄星的“铁血十八星旗”。铁血象征暴力，十八星象征满清入关前关内汉族十八个行省（不包括清不允许汉族迁居的满洲、西藏、青海、内外蒙古和新疆，十八星想法来自宗方小太郎在甲午战争中起草的号召汉族十八省会党起事的文告）。

会议发表的文言与白话两版本宣言基本是在重复宗方文告的大意，只不过表述更加粗俗和暴力。文言宣言说：“呜呼！吾同胞苦于祖国沦亡，呻吟于异族专制之下，垂三百年矣。以四万万黄帝子孙神明华胄之多，而屈辱于区区五百万腥膻之鞑虏，其可耻可哀为古今天下笑，孰有过于此者，凡有血气皆为奋起，以雪此累世之深仇。此共进会今日成立之原因及其宗旨意义之所在也。共进者，合各党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其事甚光荣，其功甚伟大，其责任亦甚艰巨也。”白话宣言说：“中国自从盘古以来就是汉种人居住，汉种人做皇帝，后来才被满人进来，做了中国的皇帝。所以我们才要这共进二字，增进我们哥弟知识，共拚死力，有进无退的去杀满人鞑子，取回中国，仍旧汉人作主，才算是英雄……到了今天，那满人只顾请洋人来保护它做皇帝，那管得汉人的死活，把中国的各种权益都送给洋人。我们若不早点把这满人打开，再过几年，就会把我们的中国和盘送给洋人，到了那时难道不会把汉人斩尽杀绝吗？所以我们革命，一来是要替祖宗报仇，二来是要早点预备，免得子孙绝种，这岂不是光明正大的道理吗？”[20] 共进会于各省设立分会，按照会党以日后作官相号召的传统会约定分会负责人即为举事成功后各省的都督。共进会另起山头引起同盟会的不满。按会党规矩，拉出人马，另立山头有违帮规。但同盟会自身涣散，无力阻止会员另开山堂。于是双方各退一步，黄兴默认同盟会员们另立门户，共进会同意不设总理，仍承认孙中山为总理。

共进会成立后，在日本的同盟会总部更趋涣散。1908年，共进会的骨干们从日本回到四川、湖北、湖南、江西、两广设立分会，发展会众。会党领袖们从日本带回的不仅是革命纲领和暴动计划，更重要的是日本朝野支援的革命要素：钱和枪。有了这些，会党们回国后一呼百应。孙武、焦达峰等人在武汉成立了共进会湖北分会，联络长江两岸会党，建立了五镇会党军队，在湖北新军中大力发展会员。随后，身为湖南哥老会龙头的焦达峰又在长沙成立了共进会湖南分会，在浏阳、醴陵及江西萍乡等地联络会党，编成几镇会党军。江西会党领袖邓文翚返赣成立了共进会江西分会。1911年初，共进会将总部正式迁回国内，会长刘公带着十八星旗图案回国，在武昌设立了总部。

四川保路运动中，以宋教仁为首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在汉口召开会议，促成了湖北共进会与三年前成立的另一新军中的会党组织文学社会合并，组建了以刘公为指挥部总理，蒋翊武为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的暴动指挥部，定于中秋节起事。9月，四川绅商和咨议局的领袖们与哥老会合谋发动了暴动，以哥老会武装为主力的保路同志军围攻成都。清政府急令督办铁路大臣端方率湖北新军三十、三十一标入川镇压暴动，致湖北防务空虚。

10月9日，革命党在宝善里自制炸弹意外爆炸，孙武受伤入院，蒋翊武出逃，暴动计划泄露。紧急中，下层会党军官发动了暴动，各营响应。革命军推日知会成员，队官（相当连长）吴兆麟为暴动军临时总指挥。经一夜激战，暴动军占领了汉口，湖广总督瑞澂逃上兵舰，暴动军在汉阳门城楼和钟鼓楼上升起了十八星旗。12日，暴动军占领武汉，推举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

黎元洪，湖北黄陂人，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甲午战后被张之洞邀至湖北，三次派往日本考察军事。他起居作息与士兵一致，善待属下，在军中享有崇高声望。在1905至1908年清政府举行的三次秋操中，他作为南军的实际指挥者调度有方，指挥南军击败北军，在全国声誉鹊起，成为湖北新军中唯一能够一呼百应的将领。新军暴动后，暴动官兵群龙无首，强拉黎元洪到会场，拥戴他为湖北军政府都督，与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共同主持临时指挥机构——“谋略处”。黎不赞成会党暴动，坚辞不受。汤化龙主持谋略处，宣布在武昌咨议局设立军政府，改宣统三年为黄帝纪元4609年，以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的名义布告地方和通电全国宣告湖北军政府成立，向海内外发布《布告全国电》说：“今日是我汉人脱离地狱更生之秋，满奴恶孽贯盈之日矣”，“愿我族协力同心，复黄帝衣冠之旧，执戈起义，启中华礼教之源”，“拯同胞于水火，复大汉之山河”，“中国亡于满洲已二百六十余年，我国民而有爱国心者，必当扑灭满清，以恢复祖国。”“深恨胡虏，非我族类”，“……殄灭满族，以雪乃祖乃宗之耻辱，诛戮汉奸，以登亿万生灵于衽席”。[21] 随形势发展，黎元洪看到满清大势已去，自已的军政府都督之名已布告天下，只好同意加入革命军阵营，宣誓就任都督。10月28日，黄兴、宋教仁等人到达武昌，要求废黎取而代之。暴动军将士拒绝了黄、宋的要求。黄、宋单枪匹马，只能顺从暴动军的决定，接受黎元洪的委任。

在日本朝野的支持下，同盟会早在全国各地发展势力，通过会党控制了各省军队。武昌暴动消息传出，各省革命党乘机起事响应。在湖南，焦达峰、陈作新率会党武装攻占了长沙，枪杀了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迫走湖南巡抚余诚格，宣布湖南独立，由二人任正副都督的湖南军政府成立，任命早已与会党勾结的湖南咨议局领袖谭延闿为军政府参议院长；在陕西，哥老会、刀会率新军进攻省府，陕西巡抚钱能训逃走，西安将军文瑞自杀，同盟会在陕西新军中的首领张凤翙、钱鼎、万炳南以秦陇复汉军正副大统领名义宣布成立陕西军政府，封了三正三副六个都督；在山西，会党武装于10月底攻占了巡抚衙门，枪杀了山西巡抚陆锺琦和协统谭振德，联手省咨议局宣布成立山西军政府，咨议局议长梁善济、副议长杜上化推举新军标统阎锡山为都督；在江西，驻南昌新军于10月底占领了南昌，与绅商各界组织了军政府，推原江西巡抚冯汝骙为都督（后江西都督几次易人）；在云南，新军于10月底，占领了军械局，礼送云贵总督李经羲出境，于11月2日宣布云南独立及都督府成立，推蔡锷为都督；在上海，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李燮和组织了光复军，同盟会的青帮首领陈其美（陈英士）也组织了暴动军，两军联手暴动，上海道刘燕翼逃往租界，11月初，陈其美以帮会手段迫走李燮和，成立了自任都督的上海军政府，贴出《军政府布告》说：“满政府者，乃马贼之遗孽，凡我汉族同胞必当仇视者也，……共讨满贼，报我汉族之仇，共建共和民国”；[22] 在贵州，哥老会首领张百麟、黄泽霖于11月初率哥老会会众占到九成的新军占领了贵阳，宣布成立贵州军政府，推杨荩诚为都督；在江苏，江苏巡抚程德全在原抚署门口挂“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兴汉安民”旗，改称都督，通电独立；在浙江，新军、会党攻占了杭州抚署，逮捕了巡抚增韫，驻防将军德济拥浙江立宪派首领、原浙江省咨议局的议长汤寿潜为都督，汤宣布就任军政府都督，宣布浙江独立；在广西，巡抚沈秉堃接受革命党人的要求，于11月7日宣布广西独立；在福建，新军暴动，闽浙总督松寿自杀，将军朴寿战死，咨议局与暴动军联手，宣布军政府成立，推驻福建的新军第十镇统制（师长）孙道仁为都督；在广东，陈炯明、邓铿率新军在惠州起事，于11月9日占领惠州城。广东咨议局议长邱逢甲在广州邀集上层人士会议斡旋两广总督张鸣岐同意，于11月10日宣布广东独立，成立军政府，推张鸣岐为都督，原提督龙济光为副都督，张、龙拒任逃走，会党推举同盟会骨干胡汉民为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后任都督）；在山东，巡抚孙宝琦接受了革命党的要求，宣告成立山东临时政府；海军方面，在革命党人黄仲煊的策反下，巡洋舰队统领程璧光在率舰队访问英、美归途中宣布脱离王朝清易帜。

清廷的中央集权到载沣当政时已极度衰落，受到各省百般挑战。武昌暴动后，各省乘机宣布独立。11月，隆裕太后在多数省宣布独立的形势下颁布了“罪己诏”，承诺开放党禁，组织完全内阁，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任张謇、汤寿潜、谭延闿等人分任各省宣慰使，“迅速分赴各属抚慰劝导，宣布朝廷实行改革政治宗旨”，期望立宪派人士出面帮助解决危机，以求“内外相维，上下一心，共救危亡”。[23] 但这时，多数省的立宪派已变身或投靠革命党，立宪派多已抛弃立宪初衷，转而支持暴动。武昌暴动后的五十天内，原本已半独立的各地督抚或弃官而逃，或与会党的军政府合流，十四省、上海和海军主力宣布脱离清王朝，清王朝走向覆亡。

杀满人狂潮

辛亥革命前，汉族会党在日本编造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故事，煽动民族仇恨，将《革命军》小册子在日本大量印刷，运到国内煽动会党仇杀满人、蒙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充斥暴力血腥的宣传。暴动中，各地汉族会党按照革命宣传的调子，掀起了“杀鞑子”狂潮。“当时局势剧变，人性横决，且因属民族革命，所用口号，乃‘兴汉灭满’四字，故在那三几天内，武昌城内外无辜被杀戮者，不下千数百人”。[24] 据满人记载，种族杀戮最惨烈的广州，长沙，武汉、杭州、西安等地随处可见被砍下的满人人头。无数满人被逼自杀，或隐姓埋名，自称汉人。

各省宣布独立后，新上台的会党军政府不可能制止民族仇杀。因为，民族仇杀是同盟会煽动革命主要卖点。各地会党对满人、蒙人（蒙八旗），和汉八旗的屠杀在推翻满清目标达到后仍然持续，直袁世凯上台后提出“五族共和”国策辅以武力镇压会党才得以令制止。翻开《清史稿》，长串的殉清者名单只是屠杀死难者的一小部分，种族仇杀之惨烈超乎人们的想象。究竟有多少满人在辛亥革命中被杀害永远无法确知。人们只知道，两百年多来的八旗驻地在辛亥革命后不见了满人。鲁迅曾指出：“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可以说，体现暴民思想和鼓吹种族仇杀的《革命军》小册子也体现着辛亥革命的性质。

杀满人狂潮中，湖北军政府颁布了由宋教仁匆忙起草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其总纲规定：鄂州政府由都督为首的政务委员、议会、司法构成，三机关各有权限，互相牵制，三者分别代表的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集会、结社、信教、居住、保有财产、自由营业的权利，享有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尽纳税、当兵等义务；都督由人民公举，任期三年，连任以一次为限，其权限类似于总统，总揽政务，对议会负责；议会有制定法律，议定条约、审理预算、决算，向政务委员提出条陈、质问或弹劾等权。革命党在民族仇杀狂潮中公布的这些外国抄来的“保障人民权利”条文没有意义。如果他们真的信奉“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集会、结社、信教、居住、保有财产、自由营业的权利，享有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那就不会长期鼓吹民族仇杀，也不用暴动了。因为清廷正是以上述条文为目标，切实走向民主、宪政，切实准备保障上述人民权利。而且清廷准备由未来的国会决定国体和政府，准备放弃帝制。

“会党世界”

武昌暴动后，各地会党沉渣泛起，由秘密转为公开，本性暴露，首领自封都督，暴动军倚仗武力胡作非为，抢劫银行、商号，勒派军资，开办赌场，搞得各地社会治安极度恶化，全国陷入血腥与混乱。报刊舆论在革命中惊呼“不意两月之久，竟变成会党世界矣”。混乱中，社会各界一致认为会党是革命后的首害。新成立的军政府也要维护社会秩序，新上台的都督们纷纷下令镇压会匪，遣散会党武装，撤换军队中的洪门、哥老会军官，处决作乱的会党首领正法，用行动承认了清政府长期以来镇压会匪政策的正确，同时也说明了会党革命的祸害性质。

在保路运动策源地四川，新任总督赵尔丰释放了保路运动中拘捕的九位绅士。九位被释放绅士发表《告全川人民请停止战斗》宣言说：由于政局变动，向外国借款筑路的合同当然作废，所以保路同志会的预定目的已经达到，“现在惟应力返和平，以谋将来之幸福而已。若犹冒进不止，必至使祸毒日延日广，大局日坏日甚，川人身家之灾，愈久亦愈惨，则岂当初之宗旨哉！”随后，赵尔丰与蒲殿俊等保路运动首领谈判后同意四川独立，发出文告说：“特与将军、都统、提督军门、司、道以下各官，绅商学界诸人，协商一致，以四川全省事务，暂交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设法自治”；蒲殿俊宣布“大汉四川独立军政府”成立及自任都督。然而，这时被绅商们请来暴动的哥老会武装已不受控制，在十天后将蒲的军政府推翻，另一留日归来的会党首领尹昌衡宣布成立自任都督，原咨议局副议长罗纶为副都督的四川光复军政府，成立军政府后的第一件事是将已经交出政权的川督赵尔丰斩首，将赵的头颅游街示众。尹昌衡不仅自封都督，还自封为大汉公“总舵把子”，在四川军政府的门口挂上“大汉公”的招牌，将军政府办成了哥老会的总公口。受此鼓舞，原来隐密的黑社会猖獗于市，哥老会公口林立，会众头戴珠花，脚插靴花，招摇过市，为非作歹。[25] 光复军政府也不得安稳。哥老会众为主的“同志军”在成都到处杀人放火抢劫，即会党黑话“打起发”，先后抢了大清银行，浚川源银行和众多票号，将被禁止的赌博重开，在军政府门外设赌摊百余处。一时，全城乌烟瘴气，民众纷纷逃亡，或将贵重物品易地寄存。[26] 当时在成都的郭沫若后来回忆说：“兵变后的几天，成都城完全是无政府状态。所谓（保路）同志军，部分是土匪，部分是各地的乡团，持鸟枪、梭标、牛角叉、铁锤、铜锤、铁锏、铜锏，虽然陈腐一点，但总还是军器，但有的却拿着锄头、挡耙、扁担、镰刀，或把一把菜刀绑在竹竿头上”。[27] 哥老会政府不得不面对会众为非作歹的难题。会党首领尹昌衡只得发布“坚决镇压破坏分子”的文告，下令取缔成都市二百多个公口的招牌，以软硬两手策略将几十万同志军遣散，对抗拒者就地正法。

在湖南，哥老会首领焦达峰、陈作新自封军政府正副大都督，会众们庆祝说：“焦大哥作都督，今日吾洪家天下矣”。[28] 于是，都督府成了哥老会的堂口，车水马龙，吃大锅饭，都督身兼龙头老大，忙于应接会众，无暇治事，会众为非作歹，天怒人怨，咨议局议长谭延闿在绅商与各界的支持下迅速发动兵变，杀了焦、陈两都督，在湖南各界的支持下对会党展开了大规模屠杀。在陕西，革命中成立的军政府被不识字的哥老会首领们掌控，各级官员全被哥老会的人取代，陕西“各州县均有一二首领，码头林立，不能悉计，办支应、理讼词，直代县官行政”。[29] 随着会党在革命后肆意作乱，会党军政府不得不下令镇压会党，杀了领导暴动的会党首领万炳南，将会党的暴动军改编。在湖北，共进会首领刘公在暴动后第一件事是衣锦还乡，“把祖传的豪华第宅修葺一新，还修筑四座碉堡，派一营兵把守。[30] 军政府成立后，会党在革命军中组织“香山堂一百零八将会”，密谋再举暴动，推翻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得知后下令取缔会党，搜出旗帜，大印，名册等等后将谋反的军政分府的会党首领李秀昂、张国荃等一批革命中的会党暴动骨干分子处死。大印之外，密谋再举暴动的“香山堂一百零八将会”还制作了上书“替天行道”的飘布一卷，[31] 显示会党革命之陈腐。武昌暴动中的会党首领张振武在军政府成立后不承认黎元洪的都督权威，多次扬言要再举革命，称“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黎元洪在凶险处境中调虎离山，在议和后请袁世凯帮忙在北京将张等处决，然后通电列举张策动全国二次革命，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的罪证。在广东，身为会党首领的陈炯明出任军政府都督后下令取缔三合会，镇压几年前领导潮州黄冈反清暴动的会党首领许雪秋、陈涌波，领导镇南关、云南河口等地反清暴动的会党首领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人及其会众武装，将参加钦廉防城暴动的会党武装改编、遣散、或镇压。因为，“那些进入广州的民军，除少数外，完全不知什么叫军纪，抢劫、赌博、吸毒、奸淫，甚至当街生劏仇人，挖取心肝吃用。为了遣散这些民军，各省不知费了多大劲，财政也不堪重负。”[32] 在云南、江西，革命军政府也不得不如清廷一样，宣布哥老会、洪江会为“会匪”、取缔会党，处决首领。新政府上台后除了杀暴动功臣外别无选择，因为会匪们只认枪不认理，非武力镇压无法制止混乱局面。杀满人狂潮之后是会党自相残杀狂潮，充分显示出会党革命祸乱性质。

袁世凯复出与载沣隐退

革命军控制武汉后，清廷急令冯国璋率北洋军南下镇压。冯南下途中密赴彰德向袁世凯请示，袁告以“慢慢走，等着瞧”，冯心领神会。清政府急派陆军大臣荫昌统率精锐北洋新军赶往湖北镇压革命党人，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军舰配合荫昌。然而，荫昌指挥不动北洋军。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徐世昌、那桐向载沣上奏：应对困局“非袁莫属”，强调请袁出山收拾局面既是北洋军的呼吁，也是“东交民巷”的意向。载沣清楚列强支持袁世凯。革命爆发前，载涛、载洵从欧洲考察归来时曾报告列强多质问中国政府为何不用袁世凯。革命爆发后，著名记者莫里循在《泰晤士报》的评论文章中说：袁世凯是皇室的惟一希望，在中国有好声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惟一可以从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人。迫于内外压力，载沣下诏任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命主持收拾武昌暴动局面，将主持实施铁路国有政策的盛宣怀革职，派杨度到彰德传达任命。袁以足疾未痊，辞不受命。载沣再派徐世昌到彰德传旨。袁世凯向清廷提出了明年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武昌事变诸人、给予指挥军队全权、供给充足经费等项出山条件。载沣不允。这时，两江总督张人骏、直隶总督陈夔龙、云贵总督李经羲等重臣致电摄政王，明确要求调回湖北前线的荫昌，改由袁世凯“一手经理前敌剿抚事宜”，警告如不用袁世凯，指日可亡；如用袁世凯，或可不亡。在朝野强大的拥袁压力下，载沣只好接受袁的出山条件，任命袁为钦差大臣，“督办剿抚事宜”，节制湖北海陆各军，特地在谕令中加了“抚”，以表示同意袁世凯提出的“宽容武昌事变诸人”的条件。10月31日，袁世凯接受任命，离开彰德赴任。11月2日，奕劻率那桐、徐世昌、载泽等内阁主要成员提出辞呈，资政院总裁世续代表议员奏请解散现有内阁，另组新内阁。载沣发布上谕，批准内阁总辞，任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著将应办各事略为布置，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迅即筹划改良政治一切适宜”。[33]

11月3日，清廷在多省宣布独立的乱局中公布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十九信条》）。《十九信条》不再依据皇权特色的日本宪法及《钦定宪法大纲》，而是以英国的“十二条政纲”为蓝本，基本废除了皇权，确立虚君共和议院政治体制，规定宪法由资政院起草，皇权必须“以宪法规定为限”，修改宪法权力属于国会，皇族不能担任总理，皇帝不得干涉行政，只是象征性的元首，重大的决策必须由国会作出皇帝不能干预，甚至连皇室的经费和典礼都需国会讨论。在资政院众议员的的敦促下，载沣在太庙宣誓皇室遵守十九信条。

对于载沣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资政院根据刚刚公布信条中关于总理大臣须由国会公举的规定，要求清廷收回成命，由资政院选举决定内阁总理。11月8日，资政院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袁世凯为总理大臣。[34] 资政院选举内阁总理后，载沣颁布罪己诏，承认三年来的政策有误，希望国家能够恢复正常秩序，向隆裕太后提出辞任监国，并发布了最后一道上谕，根据资政院选举的结果再次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组阁。这时，中外报纸及海外华侨及留学生的报纸都刊出了要求袁世凯作“中国共和国初开幕之第一任大总统”的电报。[35] 11月13日，袁世凯率卫队抵达北京就任内阁总理。11月17日，袁世凯组阁：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严修、学务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萨镇冰、司法大臣沈家本、农工商大臣张謇、邮传大臣杨士琦、理藩大臣达寿。内阁成员中没有皇室成员，但也没有排斥满人。

12月6日，隆裕太后降旨，准载沣退监国摄政王之位，上缴摄政王印章，退居藩邸，并且要求其他王公贵族“恪守家法，束身自爱”。[36] 至此，监国摄政王载沣结束了短暂且备受煎熬的三年当国生涯，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在执政三年中，载沣大力推动地方自治和国会选举等立宪准备举措，要求“分年预备，切实施行”。[37] 革命的严重威胁之下，他陷入了怎么作都错的困境：坚持九年筹备清单的时间表，实行渐进改革遭到立宪派和民众的谴责；迁就立宪派和民众的激进要求，立即召开没有地方选举基础的国会，指定议员，则面临更强烈的谴责。面对促开国会运动的请愿，载沣百般说服，保证立宪国策不动摇，被迫将预备立宪的时间一再缩短。在革命党频频暴动，地方督抚联手向中央权威挑战，立宪派纷纷加入了革命阵营的形势下，载沣向虚君共过渡的计划注定失败。虽然载沣在罪己诏中将暴动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但清廷立宪失败及覆亡不是因为载沣的政策有误，而是因为中国政府无力抗拒日本朝野操纵中国会命党的颠覆。

由于多数省宣布独立，君主立宪的基础不再，《十九信条》不再可能实施。但这并不影响它的进步性。宪法学家陈茹玄说：“《十九信条》深得英宪之精神，以代议机关为全国政治之中枢，苟其施行，民治之功可期，独惜其出之太晚耳。倘能早十年宣布实行，清柞或因以不斩，未可知也!”[38] 还有人说《十九信条》若早半年宣布会赢得立宪派的拥护，可能避免革命。上述早十年、早半年宣布虚君共和能避免革命的说法是一厢情愿。革命与否不取决于立宪派，不取决于《钦定宪法大纲》，不取决于比《钦定宪法大纲》更进步的《十九信条》，也不取决于清廷的施政。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的史书称清廷的“皇族内阁”和“收回路权”两项政策“倒行逆施”引发了革命。实际上，载沣的上述两举措均合情合理，是顺应世界进步潮流之举。日本扶植中国会党推翻清王朝是多年的既定方针，载沣无论怎么作，无论采用日、德那样的君主立宪宪法还是英国的虚君共和宪法都会被赶下台。

正如《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未能实施不影响其进步性一样，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载沣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开明、进步和宽容的统治者。上台之初，他握兄长诛袁世凯的密诏而放弃杀袁；他励精图治，按照《九年立宪清单》积极推动立宪进程，推动地方选举与自治，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自愿放弃专制，接受宪法和国会的制约。他宽容面对绅商全国串联组团赴京请愿、宽容面对追到他府邸的请愿者，宽容对待革命党刺客，派人说服汪精卫放弃恐怖活动，亲临资政院发表开院致词，宽容面对资政院激进议员“弹劾军机”。全国暴动中，他颁布罪己诏，承认施政错误，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彻底抛弃皇权。退位前，他的最后行动是收回任命袁世凯组阁的诏令，再根据资政院选举结果重新任命。就推动共和立宪，保障人民权利，宽容异己，勇于承认错误，不恋权位，回归平民等方面而言，他以后的统治者没有与他比肩者。

载沣称执政三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走下摄政王位时，他平静地说：“这回可以回家抱孩子了。”[39] 溥杰在《父亲醇亲王载沣》中写道：“我父亲虽然成了国家拥有最高权力的人，可是他是个老实人，也和我祖父一样，都把权力看得较淡。父亲喜欢读书，各种书报杂志都看，经常读的是史书，尤其是《资治通鉴》。晚年自号‘书癖’，他有方图章，刻的是‘书癖’两字。他爱看戏，喜欢看杨小楼、梅兰芳、谭鑫培等人的戏。他还喜欢天文学，夏季夜晚给孩子们指认天上的星座。每逢日食出现，他和孩子们隔着熏黑的玻璃片观察太阳，并把日食、月食经过的情况记入日记，附上工笔绘画的图形。我常想，父亲如果不当摄政王，专门读书研究的话，一定会有相当成就的。”离开政治舞台载沣以读书为乐，挂一副对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清帝逊位后，载沣比所有的清朝遗老遗少都看得开，不参与复辟活动。

南北议和

武昌发生暴动后，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向山县有朋和桂太郎等军政元老建议：“此次武昌起义乃制清朝于死命的一大转机。当此之时，使中国本土革命成功，同时防止革命波及满蒙，使满蒙得日本之领导而获独立，方为日本应取之策”，[40] “以中国之辽阔富饶，日本不应只固执将眼光锁定于中国东北；放眼南方，应可见其无限的天然财富。”[41] 他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只卖军火给清廷的政策说：“武汉之革命军纵令为官兵所讨灭，其核心力量革命党仍将健全保存，到底难以铲除尽净。……此际失革命党之情感，将来无论是否对中国进行瓜分，都将大大有所损日本国家之利益。”[42] 同时，他致信三井物产总经理益田孝，要求他帮助革命军。益田孝阅信后，往见担任三井总顾问的元老井上馨，井上答：援助革命军之事须经政府同意。于是，益田与桂太郎一同面见首相西园寺公望，获西园同意援助中国革命党。得政府批准后，三井立即向革命军提供大批军火。10月底，袁世凯离开彰德赴任，同时指示冯国璋加紧进攻武汉。他知道，要达到结束战事目的须有军事上的胜利。冯国璋指挥北洋军击败了暴动新军，攻克了汉阳，迫使黄兴等人逃离湖北。会党革命军乌合之众原本不是精锐北洋军的对手，冯国璋不难镇压暴动。但日本对革命军的军火援助改变了力量对比，也改变了局势。得到日本军火的革命军实力大增，顶住了精锐北洋军的进攻。[43] 在中国变局的关键时刻，内田良平的意见对中国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渡过危机后，革命党内部发生了领导权之争。黎元洪在湖北通电，请各省派代表到武汉商组临时中央政府，而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和上海都督陈其美通电各省，请派代表到上海商组临时中央政府。结果，赣、粤、桂等省代表则到了湖北，浙、苏、闽、湘、直、鲁、豫等省代表到了上海。11月16日，到上海的代表们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并以联合会名义致电黎元洪、黄兴，要求会议在上海举行。对此，湖北方面坚持各省代表赴湖北商讨大计。11月26日，英国公使朱尔典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Herbert Goffe）斡旋南北双方，代表北方向南方各省革命军代表提出了停战、清帝退位、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等三项议和条件。南方独立各省代表一致同意北方的三项条件。12月1日，南北双方签订了《武汉地区停战协定》。随后，南方代表伍廷芳与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在汉口展开议和谈判，达成了清帝退位，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召开国民会议决定未来国体和政府等共识。

南北议和期间，内田良平以革命军上海都督府代理人的身分，与三井物产会社订立了三十万圆武器弹药费借款合同。[44] 根据合同，日本“云海丸”号轮船秘密运送步枪一万支到上海交给了革命军；日本“巴丸”号轮船再运步枪12000枝，子弹2000万发，机关枪6挺，大炮6门，炮弹5000发到南京。[45] 日本的几次军火援助使南北两军力量对比逆转，帮助江浙暴动联军攻占了南京，挫败了袁世凯武力镇压暴动，恢复秩序的计划。

孙中山抢任总统

革命军占领南京后，部分南方革命党人要求撕毁与北方达成的议和协议，抢先成立临时政府，推举江苏代表雷奋、马君武、湖北代表王正廷等三位同盟会员仓促起草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2月中，南方十五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会上，代表们就是否单方面推选临时大总统，发生了分歧。少数代表主张，举袁世凯为总统众望所归，南方应遵守协议，信守拥袁承诺；多数代表则认为，得日本军火后形势有了不同，应当抛弃和谈承诺，抢先单方面推举大总统，并且一致推举黄兴为临时大总统人选。黄兴知道，黑龙会指定的中国革命领袖是孙中山，违背黑龙会的意思不能成事，于是告诉众人，孙中山即归，应留总统位给孙中山。李书城回忆：“黄兴本拟早日赴南京，就任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务，组织临时政府，但在预定起程赴南京的先一天晚上，黄先生忽向我说，他明天不去南京了，我问何故不去，黄先生说：‘顷接孙中山先生来电，他已起程回国，不久可到上海。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致失败。我们要引以为鉴戒’”。[46]

武昌暴动前夕，正在美国犹他州小镇Orden筹款的孙中山收到黄兴从香港发来电报：“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暴动次日，在孙中山从报纸上得知暴动消息，立即致信给美国国务卿诺克斯，以未来中国政府首脑名义求见，并向美国政府寻求财政支持，致电黄兴：“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回国”，随后动身前往华盛顿。美国政府不承认孙有资格代表未来政府进行外交活动，拒绝接见。被拒后，孙中山通过朋友向英国外相爱德华•格雷爵士转交信函，同样以未来中国政府首脑名义寻求资助，在信中以革命胜利后“给英美在华若干优先权利”的承诺向英国寻求借款100万英镑。他的筹款信函在英外交部被传为笑柄。格雷称孙为“大言不惭的政治家”，转告孙 “英国保持对中国革命的中立和对袁世凯的尊敬”。美、英国碰壁，孙中山来到巴黎，在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宴请席间同样以中国未来首脑名义提出向法国借款。西蒙以中立与四国银行团协议理由婉拒了孙的借款请求。[47] 在向西方列强借款失败之后，孙中山转向了日本，致电宫崎滔天和内田良平，说他将回中国领导革命，约他们香港见，然后从马赛登轮船回国。行前，他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呼吁列强勿向清政府贷款，支持以他为首的未来中国政府，并大谈新政府欢迎外国资本到中国开矿、筑路，声称新政府将制定新的海关税则。

12月16日，孙中山在星加坡向邓泽如等侨领表示：“因迟迟而归国者，要在欧洲破坏满清之借外债，又谋新政府之借入。此次直返上海，解释借洋债之有万利而无一害，中国今日非借五万万不能建设裕如。”[48] 到香港后，孙中山得内田良平率大批黑龙会会众迎接。12月25日，孙中山在宫崎滔天、池亨吉二氏等大批日本浪人的陪同下抵沪。下船时，他被记者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您带回来多少钱”。孙中山答：“予不名一钱，所带回者革命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议和可言也”。他回国的第一句话就否定了南北议和结果，暗示将武力北伐。

这时各省自立的军政府均在财政危机中。各省的军政府均面临兑现革命回报承诺的巨大压力。各地的革命军是受升官发财蛊惑投身革命的，在暴动要求兑现承诺，得不到钱即抢劫银行商号，绑架勒索，以兵变威胁闹军饷，成为各省的首害。报纸上关于“孙中山偕大批日本人回国”、“孙中山携巨款归国以资助革命军”的报导使各省的革命党首袖看到了解决财政危机的希望，大家都把孙中山当作财神救星来迎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向外务大臣内田康哉的报告说：“孙中山抵沪后朝夕接待大量内外客人来访，门庭若市……盛传孙氏携回许多活动经费”。

到上海当夜，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骨干立即密谋抢先成立临时政府及推举总统事宜，决定撕毁和谈协议，抢得民国政府之名，同时准备武力北伐。关于总统人选，黄兴一如既往，推举孙中山，孙中山则抱“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之慨”。[49] 各省代表认为孙中山带回了巨款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军费，一致推举孙中山为临时总统候选人。刚从日本回到上海的章太炎听到同盟会内部推举总统坚决反对，称这是破坏南北和谈的背信之举。他特别反对推举孙中山说：“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

12月29日，南方十七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了临时大总统选举。候选人为孙中山、黄兴、黎元洪。由于同盟会已预先开会内定总统人选，并将内定结果传出，非同盟会控制的省份不能提出具有广泛知名度的人选，推选没有悬念。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随即发表通电说：“光复中华，皆我军民之力，文孑身归国，毫无发动，竟承选举，何以克当？唯念北方未靖，民国初基，宏济艰难，凡我国民，具有责任。诸公不计功能，加文重大之服务，文敢不黾勉从国民之后，当克日赴宁就职”。同时，他致电袁世凯称：“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

对于南方代表撕毁和谈协议，不征询海内外各界意见单方面推选总统，袁世凯斥革命党“先组政府，公举大总统，有悖协约本旨”，召回谈判代表唐绍仪，电告伍廷芳不再承认和谈协议。南方独立各省虽然抢得临时中央政府之名，但其单方面选举结果不获国内外各界的认可。南北议和之时，梁启超就指出，真正有能力收拾混乱局面者唯袁世凯。选举袁世凯任民国大总统不仅国内各界，包括相当部分革命党人的共识，英美为首的列强各国也明确表态，认为袁是避免中国大乱的不二人选，而孙中山是空话政治家。在革命党内，黄兴对南方单方面选举大总统也有不同意见，提出只要袁世凯能迫清帝退位，即应举袁为大总统。革命阵营不同意撕毁协议的代表支持黄的提议，于是南方革命党人接受了黄兴的提议，向北方作出举袁承诺。根据南方的承诺，伍、唐再举行会谈，伍廷芳提出了修订后的“关于清皇帝之待遇”、“关于满蒙回藏之待遇”两项提议，双方达成“召开国民议会，听从国民公决；主张共和政体；礼遇旧皇室；以人道主义待满人”等项共识。在此基础上，袁世凯领衔率内阁十大臣奏请召集临时国会公决国体。清廷召开御前会议，奕劻支持公决，载涛、毓朗反对。隆裕太后决定“由内阁迅将选举办法妥拟，协定实行，尅期召集国会。”[50]

1912年1 月1 日，孙中山匆忙赶到南京，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自任临时大总统及各部总长、次长的任命名单，同时将任命犬养毅、頭山滿、内田良平、宫崎寅藏等日本人为政府顾问之事对外界隐瞒。孙中山抢先宣布就任大总统之举被舆论抨击为程序草率，形同儿戏。国内各界和列强各国拒绝承认这种黑箱作业产生的总统和政府。袁世凯致电孙中山，声明“君主、共和问题”须付之国民公决，不承认临时政府，姜桂题、冯国璋、张勋、张怀芝、曹锟、王占元、陈光远、李纯、王怀庆、张作霖等北洋将领通电，声明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被孙中山任命为副总统的黎元洪和被任命为总长的社会名流们无人来南京就任，追随的名流只王宠惠、蔡元培二人，临时政府成了“次长内阁”。

1月7日，犬养毅、头山满等人来到南京就任顾问，向孙传话日本外相內田康哉反对南方革命党与袁世凯妥协，指示孙中山联合岑春煊、康有为共同对付袁世凯。[51] 根据日方意思，孙中山制定了六路大军北伐计划，准备军费借款到手后武力北伐。但是，各界要求袁世凯任总统的呼声强大，孙中山在舆论压力下被迫发表通电，承诺清帝退位后辞去临时总统。犬养毅对于孙中山的通电声明不满，两次致函孙中山，要求孙 “勇往迈进”，“北京已在阁下之掌中”，并谓“袁谲诈百端，心术不测，愿阁下勿寸步去南京也。”[52] 根据犬养指示，孙中山于1月18日再电袁世凯，提出了北京不得更设立临时政府、袁世凯必须公开发表服从共和政见等“五条要约”作为辞临时总统的附加条件。不待袁世凯答复，孙中山将其“要约”公诸报端，陷袁世凯于被动。对于孙中山提出的附加条件，袁世凯指出：所提条件与先前协商的内容不符，如果孙中山非要为议和附加新条件，他只得不再承认与伍廷芳先前谈妥的事项。孙中山直接向袁世凯提附加条件之举实际否定了伍廷芳的南方谈判代表资格，使南北和议陷入停顿。

对于孙中山抢先宣布就任总统，黎元洪指出：“世人对孙逸仙有错误的认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他返回中国时，革命已经结束。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模糊印象外，我几乎没有听说过他这个人。除了听到一些他的煽动性演说外，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观点。我对他的认识只有这么多，我认为他是个空想家。南方党决定以南京为首都建立一个名义上的政府。此举是为了在道义上影响国内外视听。他恰好到了上海，做了名义上的总统。当时真正的革命领袖找各种理由拒绝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因为他们认为这一职位不会存在很长时间。孙逸仙离开中国时间长，与这里的任何势力均无关联。他在国外名气很响，因此他似乎适合这个位置。我从未听说他对革命工作提供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53]

南方革命党推举总统的投票中，光复会代表浙江省对孙中山投了唯一的反对票。同盟会内，光复会与孙中山之间的派系矛盾由来已久。因没有积极兜售满蒙而不获黑龙会信任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章太炎不买孙中山的账，推动了“倒孙风潮”，使孙难以在东京同盟会总部立足，被迫远走南洋。在南洋，孙中山与陶成章因筹款发生了冲突。陶撰文指责孙贪污革命经费，再次发起“倒孙”，带领光复会恢复独立活动，深为孙中山记恨。武昌暴动后，上海的革命党形成了光复会与同盟会之间的竞争。暴动将士推举光复会的李燮和为上海都督，同盟会首领陈其美以暗杀威胁迫李离开上海，宣布自任了上海都督。李燮和转到吴淞宣布自任军政分府都督，使上海出现了两个军政府。孙中山回国前，《民立报》撰文声称孙中山将带回巨款和兵舰若干艘。待孙中山到上海时，却对中外记者宣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对此，陶成章直指是孙中山是利用舆论误导“骗取总统”，声明与孙中山势不两立。两个恐怖组织发生冲突，唯有恐怖办法解决。孙中山、陈其美决定，按照帮会规矩除掉陶成章，指派蒋介石、王竹卿于1912年1月刺杀陶成章于上海广慈医院。杀陶后，孙中山、陈其美同时做戏，分别通电吊唁及下令缉拿凶手，孙再致电浙江都督府，请“优予抚恤，并将其生平之行谊及光复之芳勋详细具报，备付将来民国国史”。在陶成章之前，光复会的另一领袖赵声不明不白地暴亡，被怀疑是孙中山指派胡汉民所毒杀。陈其美惯以暗杀对付异己，在革命中枪杀了民军参谋长陶骏葆，组织暗杀李燮和，杀陶后再暗杀了袁世凯的部将郑汝成，后来自己被两个部下暗杀。如此互相暗杀的会党当然不可能推动立宪共和。几年后孙到绍兴东湖陶社祭陶，称“奔走革命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并题“气壮山河”匾额。这样暗杀对手后的做戏后来被孙中山反复使用。

辛亥革命的属性

一、日本人策动和资助的革命

甲午战争后，日本政府制定了支持中国会党势力从内部瓦解清政府，向满蒙扩张的政策，指定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养毅负责执行这一政策。犬养派遣宫崎滔天到中国专门调查反清会党的情况，[54] 选定了承诺革命成功后划满蒙予日本的孙中山为中国革命领袖。1905年，黑龙会召集在日本的中国各路会党领袖，组织成立了反清革命组织——同盟会，指定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黑龙会只是扶植同盟会的执行机构，其背后有大隈重信、犬养毅、尾崎行雄等“民党”领袖，山县有朋、桂太郎等政界元老，中野德次郎、久原房之助等财界人士，及无数受政党和军方控制和操纵的“大陆浪人”。孙中山身边的宫崎寅藏、黄兴身边的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的北一辉都带有日本政界，军界下达的扶植任务。宫崎寅藏、和田三郎、萱野长知、平山周、池亨吉等人办的《革命评论》专门介绍中国、俄国革命。无数日本人受革命宣传影响向中国革命党慷慨解囊，直接资助、支持孙中山的日本的“革命友人”就有三百人之多。[55] 在日本朝野的扶植之下，同盟会能量巨大，能够指挥各路中国会党，将势力渗透到中国各省的军中，各省督抚身边和各省咨议局。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致函宗方小太郎说：“我将日本视为第二个祖国。只是，近来我国青年志士常误解日本经营满洲对中国不利，真是令人遗憾。”[56] 孙中山说对辛亥革命贡献大的一是华侨，二是留日学生，三是会党。此言误导。酝酿辛亥革命的十年中，华侨的资助微不足道，是日本人的资助使孙中山为首的反清革命党、留学生得以穿梭往来与东京和中国各省之间，得以成立众多的革命组织，办众多的革命刊物，印刷并运送大批革命刊物到中国各省，或是在上海日租界内直接印刷送到各省宣传革命，在各省军队中发展势力。同盟会是日本人召集成立的，武昌暴动的领导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共进会也是日本人扶植成立的，响应武昌暴动的各省革命军领袖、会党领袖大都是从日本回国闹革命的，各省军政府的都督、部长、高级官员，新军中的革命党将领差不多都是在日本培训出来的，如领导云南暴动的四十多位新军将领中三十几位是留日归来的，辛亥革命的旗帜——铁血十八星旗是在日本设计的，其汉族十八行省的说法出自宗方小太郎撰写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告示》。期望向中国扩张的日本人期待中国爆发革命，为此愿意出钱出力，甚至牺牲生命。日本的《东亚志士录》一书介绍了一千三百多位献身中国反清革命日本人，其中七百多人是隶属黑龙会的辛亥革命骨干。后来一手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对辛亥革命的狂热具有代表性。得到中国革命爆发的消息后，时年22岁的驻朝鲜军官石原莞尔激动地带领手下士兵登上山顶对天鸣枪，流泪高呼“支那革命万岁”。日本人推翻清政府的决心是辛亥革命的真正起因。清政府选择了立宪共和的正确道路，但无力抗拒日本朝野策动的颠覆。革命党的“即使清廷领导变革有成效也要推翻”的论调背后是日本朝野不希望清廷改革立宪成功的心态。孙中山不愿暴露自己和同盟会多年接受日本人扶植的实情，因此只提华侨、留学生和会党的贡献而不提日本朝野。其实，若无外国资助，留学生和会党连个像样的会都开不起来，遑论革命。应当说，辛亥革命不是中国人的选择，是日本强加给中国的，辛亥革命之母是黑龙会，是日本朝野。革命党声称辛亥革命是“由清廷的皇族内阁和铁路收归国有等倒行逆施所引发”。其实，责任内阁与铁路国有政策均合情合理，经日本人和革命党歪曲宣传被用作了推翻清政府的借口。

二、种族主义的革命

清末宪政改革的诉求之一是消弭民族裂痕，而革命党视满、蒙、回、藏区为外国，长期号召杀“鞑子”，鼓吹分裂。革命党理论家章太炎声称，光绪皇帝因出身而注定不可能是开明改革的皇帝，声称对于清廷的新政“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57] 汪精卫声称：“如果变革失败，充分说明清政府的欺骗性；如果立宪成功，无非意味着汉人还要继续受到满人的压迫和统治。所以无论立宪成功与否作为汉人都应该竭力反对。”[58] 按照革命党人的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有汉族君主统治其它民族才是正理。因为骂光绪帝，宣扬极端的种族主义论调，刺杀摄政王，章、汪等人成了革命英雄，说明了辛亥革命的性质既非正义，也非进步，只是种族主义运动。

革命中，各省军政府上台后均布告天下，称光复了汉族江山，布告中心内容均是强调汉族报仇雪耻。江西哥老会支派洪江会（六龙山）的誓词为：“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誓，人神共殛”，口号为：“六龙得水遇中华，合兴仁义四亿家，金相九陈王业地，乌牛白马扫奸邪。”洪江会会票上书：“还我河山、忠孝仁义堂”，背书：“一寸三来二寸三，六龙得水遇奇奸，四五连一承汉业，全凭忠孝定江山”；洪江会暴动中的《布告天下檄文》中写道：“夫我辈之起，志在驱满贼耳。……今与我四万万同胞约：有能起倡大义，志切同胞者，则我四万万同胞欢迎爱戴，如手足之卫腹心，来日不惜万世一系，神圣不侵，子子孙孙，世袭中华大皇帝以酬报”。同盟会辛亥广州暴动总指挥赵伯先创作的《保国歌》中写道：“中国汉人之中国，非我族类心不同，民族主义大复仇，二百年后先回头。还我江山归旧主，不逐胡人誓不休。取彼民贼驱异类，光复皇汉笑呵呵！”这些誓词檄文显示，革命会党相比历史上的农民造反没有进步，不同只在于增加了“灭满兴汉”、“光复皇汉”。各地会党打着“大汉”旗号展开了对满人的种族屠杀，造成满、蒙、藏、回各族强烈要求分离出中国。若非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宣布“五族共和”的国策，制止杀满人狂潮，则革命后的中国将只剩下汉族十八省，广大满、蒙、回、藏地区必将分离出去。鼓吹民族仇杀的同盟会、孙中山在革命后根本无法解决民族分离和仇杀问题，无法推动民族和睦。孙中山在1912年元旦《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要了解他所言的“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之言须再看他的《通告海陆军将士文》和《临时大总统文告》。后两文件充斥“吾皇汉民族之精神”、“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满人窃位”、“逆胡猾夏，盗据神州”、“异族专制”、“不为异族效命”、“重睹汉仪”、 “鞑虏”、“野番贱种”等大汉族主义论调，[61] 这不免让人相信他之“民族统一”是杀尽“鞑子”之意。

对于日本朝野推动的汉族主义潮流，康有为指出：“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夫以开辟蒙古、新疆、西藏、东三省之大中国，二百年一体相安之政府，发攘夷别种之论以创大难，是岂不可已乎？若夫政治专制之不善，则全由汉、唐、宋、明之旧，而非满洲特制也。今革命者，曰言文明，何至并一国而坐罪株连之；革命者，曰言公理，何至并现成之国别而分别之，是岂不大悖谬哉！”[59] 梁启超指出：中国只可行政治革命，不可行种族革命，“革命将导致全国糜烂，每一度大革命，长者数十年，短者亦十余年，同道互戕，彼此为敌，每当国内革命时代，即外族势力入侵的时代。”[60] 康、梁的警告后来不幸成真。

三、倒退性质的会党暴乱

作为辛亥革命准备的“十二次暴动”均以反清复明为宗旨。暴动军通知居民必须在门前点一灯，或在门上张贴一“明”字，以示附明之意。按洪门规矩，最高领袖虚位以待朱明苗裔。革命家秋瑾在日本加入洪门，仪式高挂“反清复明”大旗；潮州黄冈暴动中，会党建立“大明军政府”；惠州七女湖暴动中，暴动军告示称：“正面天子，立转明朝”、 南宁、柳州的会党暴动时自称“大明天国军”；钦廉防城暴动中，洪门首领王和顺发布布告称：“奋入洪门，奉其宗旨，以反清复明为职”；光复会在誓词和《光复军文告》中阐明“光复汉族”、“剪灭满夷”为宗旨等等。据冯自由回忆，在海外只能用洪门“反清复明”的名义才得以筹饷。明末极度黑暗，灭亡是天谴，清灭明是历史的进步。在清廷确定以立宪、五族共和为基本国策时，辛亥革命以反清复明为诉求，要求倒退回最黑暗的明朝。在清帝颁布《退位诏书》的第三天，孙中山率临时政府文武百官到明孝陵祭拜。会场悬挂朱元璋像，孙中山在《祭明太祖文》中称：“清室幡然悔悟，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邦人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无已，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敬于文奉身引退之前，代表国民，贡其欢欣鼓舞之公意，惟我高皇帝实鉴临之。敬告”。孙在《谒明太祖陵文》写道：“呜乎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他将革命成功归结为朱元璋的保佑，说明了辛亥革命与共和、民国家精神格格不入。当时，秘书宋霭龄反对孙拜明孝陵说：民国是共和制度，不应一开始就去拜旧朝皇陵。孙答：你在美国呆久了，不明国情，推翻满清依靠着洪门、青帮、哥老会、三合会，他们都打反清复明旗号，同盟会也以此为号召。因此革命成功要去拜明陵，以向会众们交待。此言道出，辛亥革命完全不是革命党后来宣传的“资产阶级革命”，更非“民主革命”，而是会党两百多年来“反清复明”事业的继续。

辛亥革命的动员口号倒退、陈腐。洪江会暴动中的《布告天下檄文》中写道：“大丈夫生逢乱世，攀龙鳞，附凤翼，图像凌烟阁上，列坐凯旋门前，亦云得时则驾，弃逆效顺而已。”四川广安孝义会首领张伯祥的革命号召是：“田土岂是富家物，上山打猎，大家有份。”[62] 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等会党鼓动造反的新意在于成立革命公司，发行革命股票。孙策划的“兴中会”是个“银会”，会员每人出“底银”五元，“股银”每股十元，购买愈多愈好，该会宗旨称，除报国之外“兼为股友生财快捷方式…………比之（向清朝政府）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63] 如此革命动员相比千百年来农民暴动动员并没有进步。孙中山的海外筹款活动是随意许愿式革命动员的代表作。这种承诺高回报的革命股票筹款结果必然是失信海外会党，埋下革命后遍地革命军抢劫闹饷的祸根。190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经人介绍拜盟加入洪门致公堂，被洪门大佬黄三德封为“洪棍”军职。美洲洪门大老司徒美堂、黄三德两大佬为孙中山的暴动出力出钱，贡献良多。1911年，孙中山在广州暴动失败后再赴美国，再靠美洲致公党发展，成立“革命公司”、美洲洪门旧金山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以未来革命军政府名义向美洲洪门会众发行革命股票（分10元、100元、1000元三种面值），作“革命传销”。革命爆发后，他带着筹饷局筹集的万余美金赴欧筹款，然后回国抢任了临时大总统。然而，他的“几万万”筹款计划失败，临时政府陷入财政危机，无法向海外洪门兑现革命股票的高回报，在辞临时大总统后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说法向海外洪门赖账，因此与美洲洪门结怨，被洪门谴责为“过河拆桥板”。[64] 孙中山逝世时，旧金山致公堂总会发铁板通令说：“孙贼背盟，例不能享受洪门荣典，所有分堂不可下半截旗，亦不可派代表往吊”，[65] 可见结怨之深。

从惠州三洲田暴动开始的“十二次暴动”中，基本队伍全是洪门会党武装。三洲田暴动的都督是会党首领郑士良，黄冈暴动的总司令是会党大佬陈涌波；七女湖暴动队伍是三合会众，防城暴动的都督是三合会首领王和顺，镇南关暴动的前线指挥官是会党首领黄明堂。按照温哥华洪门民治党的说法，“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六十八人是洪门兄弟，“保路同志军”是哥老会武装，首领是哥老会袍哥，武昌暴动的主力共进会和文学社是也会党组织，入会形式为开香堂、立盟誓，与三合会无异。辛亥革命的队伍基本为各路会党的联盟，在陕西是三合会、慕亲会、哥老会、匕首会等会党的联盟，革命军分为复汉军和洪汉军两个番号，前者为同盟会武装，后者是其它会党武装；在浙江是二十多个会党的联盟，同盟会以“旧堂号口一律不变”的方式拉会党入伙，共同旗号是“光复汉族”。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谭人凤在《社团改进会意见书》中指出：“革命之成，实种于二百年前之洪门会党。在运动之初，惟洪门兄弟能守秘密。发动之后，亦惟洪门兄弟能听指挥……人无论远近，事无论险夷，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卒有武昌起义，各省响应，不数月而共和告成，军队之功，实亦洪门兄弟之功。”

会党造反的结果是全国暴乱，黑社会沉渣泛起，招摇于市，抢劫，绑票，开娼馆、烟馆，无恶不作。革命中流传“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的歌谣，[66] 道出了会党革命的祸害。章士钊在后来回首辛亥革命时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67] 为维持秩序，新政府不得不镇压会党。会党的首领、龙头们作都督后不得不残酷镇压会众，是会党革命祸害的另一证明。辛亥革命既与资产阶级无关，更与民主无关。梁启超指出，中国尚未形成资产阶级，不存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张謇为代表的绅商立宪派不认同，也未资助会党革命。绅商们积极推动促开国会请愿运动是因为担心会党革命断送立宪。他们中不少人勾结会党黑社会是为了维护商业利益。武昌暴动后，张謇力促朝廷派军镇压暴动，说明了绅商并不支持辛亥革命。

四、恐怖主义的革命

1895年的“兴中会”第一次暴动（广州暴动）就是一起恐怖活动。暴动中，兴中会众们在“四处放火”，“施放炸弹，以壮声势。”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黄兴为首的华兴会、陶成章、徐锡麟的光复会都是从事暗杀满人的恐怖组织。刘静庵、王汉、胡瑛等谋刺铁良，吴樾谋刺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杨卓霖谋刺两江总督端方，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邝佐治谋刺出洋考察的海军大臣载洵，熊成基、黄兴、赵声等再次谋刺载洵…… 革命党的历程就是恐怖暗杀的历程。刺客徐锡麟的一番话代表了恐怖主义者的思维：“我既以排满为宗旨，即不能问满人作官之好坏。至于抚台（恩铭）厚我，系属个人私惠，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 种族主义、恐怖主义之反文明、反进步无庸赘述。在清廷锐意变革，引领国家进步之时，革命党的恐怖活动代表着专制社会抗拒变革的力量。革命后，革命党将鼓吹和从事恐怖活动的邹容、吴樾、徐锡麟、秋瑾、汪精卫宣传成了革命英雄，在各地为刺客们大建纪念碑，传承着恐怖主义和种族主义。如果说，坚持暗杀满人官员的恐怖分子即为革命志士，那么暗杀汉人官员的回人、藏人恐怖分子也是革命志士。这种种族仇杀逻辑只能带来无休止的冤冤相报。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乃是日本人策划的种族主义、恐怖主义革命。它推翻的清廷已不是拳乱时昏庸的清廷，而是推动立宪、自治，推动向民主转型，公布明确的立宪时间表，自愿放弃皇权，接受虚君共和的进步清廷。宣布预约变法后，中国在各方面的巨大变革有目共睹。在清末的变革中，中国政治多元、宽松，组党自由，政党、团体数以千计，办报自由，百家争鸣，报馆数百家。宣布预备立宪后，清廷不断重申恪守《九年预备立宪清单》，积极推进的地方自治，咨议局选举，资政院选举，保证按立宪时间表颁布宪法，召开国会，甚至同意在条件并不成熟时提前召开国会。被推翻的清政府已不再是秦制的专制王朝，而是领导实施脱胎换骨变革的开明政府。至今，清末新政十年仍是中国历史上公民自由度最高的时期，是中国追赶世界潮流在社会各方面进步最快的时期，也是国人最自由，财产权、生命权最有保障和最公平的时期。不幸的是，清廷推动的立宪革新被日本人扶植的会党暴动所断送。

清廷选择的和平改良，走向立宪、共和是中国的正确选择。日本不希望中国立宪成功成为日本的竞争者，不希望中国摆脱被肢解的地位，于是扶植会党推翻清政府。如此输入的辛亥革命反立宪，反共和，带来倒退与祸乱。有人争辩说，辛亥革命毕竟推翻了皇帝，剪掉了中国人头上的辨子。如果只为达到这两目标，则辛亥革命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清廷推动立宪时已明确宣布，国会召开后，国体由国会公决。清廷已经表示不坚持满族皇权，也包括不坚持头上的辫子。只要按清廷的立宪时间表，到期召开国会，民意会决定要不要皇帝和辨子。争辩以推翻满清皇帝论辛亥革命之功者的背后理由其实还是恢复汉族江山。中国的历史证明，最黑暗，杀人最多的朝代不是外族入主的朝代，而是汉族皇朝。

辛亥革命将中国拖离了和平改良立宪的轨道，拖回了暴力专制之路，将中国陷入了长期分裂、战乱的局面。革命后，清廷承诺九年实现的地方自治，国会民选，立宪、共和的目标在一百年后都没能达到。辛亥革命是会党革命，会党的破坏性之一是随时背约，言而无信。革命中，革命党在兵败时签署议和协议，得到日本军火后，立即撕毁协议，单方面制定《临时政府组织法》、《临时约法》等服务一党之私的所谓大法，同时准备发动武装叛乱。辛亥革命使会党的不讲原则，不择手段，随意出卖国家利益，随意起兵造反，暗杀对手，嫁祸政敌，肆意搜刮民财，草菅人命等等罪恶泛滥。后来的革命党都继承的这些恶习。这些恶习是真正的辛亥革命精神。辛亥革命后，军队翻几番，兵祸连绵，民不聊生。这才是辛亥革命的遗产。辛亥革命爆发时，清廷发布《罪己诏》，宣布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民初的主要政党不仅以共和、统一、民主、进步为名，而且确实以它们为宗旨，显示清末改革带来的巨大进步。岂知，在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政府再无清廷那样的罪己认错之举了。仅此一点已让人们怀念清廷。

清廷的立宪和地方自治计划虽因外强颠覆失败，但其伟大意义不可磨灭。清廷将地方自治政作为基本国策的行动表明，它准备彻底放弃两千多年来中央集权的“秦政”，走自治、联邦、立宪之路，准备跳出两千年来通过暴力、流血和连年灾祸改朝换代的轮回，走和平，妥协，平稳向新政体过渡之路，学习日本，走“脱亚入欧”之路。清廷播下的地方自治的种子在十几年后催生了联省自治运动。

第 7 章 孙黄卖国

革命党宣称推翻清廷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实际上，革命带来了更严重的问题。就财政而言，革命带来军队翻番，庞大的军费没有着落。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等省的数十万革命军集结到了南京一带向新政府索要军饷，抢劫民财，为钱财地盘火拼事件每天发生。南京临时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各界和列强不承认，而是没有财源。以当时中国的财政状况，不管谁主政，解决财政困境不外募捐、发债券和向列强借款三途。革命后，各省延续清末作法，截留税收，关余（即列强控制的关税扣除偿还列强债务后的剩余）掌握在列强手中，a革命党成立的临时政府没有财源，孙中山向海外洪门发革命股票圈来的区区数十万元杯水车薪。革命军头们认为孙中山携巨资归国，将孙当作财神，一致捧孙为临时大总统。上台后，孙中山面对发军饷的巨大压力。到南京后，他立即谋求向英美银行协商借款。西方列强拒绝承认未经国民公决，又没有代表性的南京政府，当然拒谈借钱。《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里循写道：“人们普遍认为孙中山随身携带巨额的外币而获得拥戴。但他的巨款是多少颇有疑问。据我了解，实际上他什么钱都没有带来。一旦此事为人所知，人们很可能会对他产生反感。”[1]

革命前，孙中山远走美国，除了同盟会“倒孙风潮”原因之外，筹款是赴美的动因。他从日本人那里已经搞了十几年的钱，愿意为中国革命捐钱的富商们差不多都握有他的借条。他的筹款难度越来越大，于是转去美国搞钱。听到革命爆发的消息后，他立即向美、英、法等西方列强搞钱。因为他知道，坐总统位将面临兑现革命高回报承诺的压力，必须带着巨款回国。被西方列强拒绝承认政府并拒绝借款后，他只好向老后台日本方面搞钱。在三十万军队闹饷的险境中，他接受《东京日日新闻》（1月12日）采访说：“今后两个月内能否得到两干万日元，是件大事，胜负的关键是资金问题”。

由于没有财政资源，南京临时政府的各项任免、宣言之类文件基本不出总统府。外界知道的是，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些禁蓄辨缠足、禁鸦片、禁赌博、禁贩卖人口等表明进步的法令。外界不知道的是，南京临时政府的真正运作是孙中山、黄兴按照多年来的套路，向日本大肆出卖领土、主权、国有资财，以商民私产强作抵押谋取借款。早在孙中山绕道欧洲回国向欧美列强寻求借款时，黄兴已派何天炯为代表赴日本与三井物产交涉借款，并派人在上海与日本大仓洋行交涉，以沪杭铁路作抵押借款400万日元，以招商局财产、汉冶萍公司等国有资产为抵押筹措巨额军费等等。[2] 成立临时政府后，孙中山继续以何天炯为借款谈判代表，同时进行几项借款秘密谈判。

秘密谈判之一是以满洲主权换借款。十年来，孙、黄凭借割让满蒙承诺得到日本人无数金钱。回国路上，孙中山在从香港到上海的船上，通过三井物产会社上海分社职员的山田纯三郎（在庚子年在三洲田暴动中遇难的大陆浪人山田良政之弟）转达，要求三井公司为南方革命军提供一、两千万日元的军费。[3] 得孙口信，三井物产会社将曾在上海多年，与黄兴、陈其美相熟的森恪从纽约支店調回上海支店，负责联络孙、黄。[4] 成立临时政府后，孙、黄决定将满洲再卖一次，由黄兴在上海向森恪提出了以满洲主权换取日本提供巨额军费的意向。三井物产公司首脑益田孝将黄的意向转达给了井上馨、桂在郎和山县有朋等日本政界元老。正策划出兵占领中国东北三省的枢密院议长山县表示：“赞成乘此机会，与革命党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于我。”元老们商议后指示三井财团与南京临时政府展开谈判。森恪得令，开始为孙、黄同时操办“合办汉冶萍借款”、“招商局借款”、“苏路借款”、“满洲借款”。1月下旬，孙中山、黄兴在南京与三井物产签订了合办汉冶萍公司的“南京草约”，主要内容为汉冶萍公司集股3000万元，中日各半，日本借款转股权，日本再借500万元给临时政府，作为购买武器与军火之用。

2月3日，孙中山携临时政府秘书长胡汉民（黄兴卧病不能出席）与森恪、宮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举行了借款谈判。森格传桂太郎的话说：如今世界为黄种人与白种人之战场，为制止白人势力先锋俄国之南下，确保日本存在之安全与东洋和平，日本认为有必要保全满洲。……日本可派军舰接孙中山或黄兴秘密赴日缔结关于满洲的密约。孙中山表示：“余等希望将满洲让予日本，而日本给革命以援助……。如在阴历年底得不到1500万元，则万事休矣，只有把政权让给袁世凯，而政权一旦移于袁氏之手，今后难免有突变，亦几乎无望履行与日本之密约也。”[5] 当天，森恪在孙中山、胡汉民催促下急电三井物产公司理事长益田孝：“中国财政穷乏，在年底（阴历）以前如无1500万元难以作战，革命政府亦将陷于混乱。现因汉冶萍公司之500万元借款业已成立，故又以招商局为担保，向我国邮船会社及英、德、美国等进交涉，拟再借款1000万元。此项借款，如在5日之内仍无实现之希望，则万事休矣；孙、黄即可能与袁世凯缔结和议，将政权转让与袁。关于租借满洲，孙中山已表应允。日本为防止革命军瓦解，如能在汉冶萍公司500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1000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中山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洲之密约。如借款不能到手，则军队大有解散之虞。南京动摇，孙中山必遭变故。故我国如有决心断然实行满洲之事，即请在4日之内以电报示知，续借1000万元。如是，即可使其中止与袁世凯之和议。”[6] 随后几天，孙中山不断通过森格向日本方面催要巨款。孙如此急迫是因为其一，袁世凯正在说服清廷和平退位使南方失去拖延的借口；其二，南京政府在财政绝境中撑不了多少天了，黄兴为应付每日数十起索要军饷寝食俱废，以至吐血，转向主张放弃北伐。

孙、黄秘密借款案之二是汉冶萍公司股权借款。汉冶萍公司是洋务运动的招牌项目。洋务运动中，鄂督张之洞大力推行“湖北新政”，筹官银580万两在武昌成立了湖北铁政局。1891年，大冶铁矿投产，1894年，汉阳铁厂投产。日本贫铁，觊觎中国铁矿资源。甲午战后，日本人将中国东北（满州）和湖北的铁矿作为吞并目标。官办铁矿与铁厂因腐败和经营不善而巨额亏损。1895年6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将民用工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7] 1896年，清政府改官办的汉冶萍公司为“官督商办”，任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由于招不到商股，盛宣怀只得依靠向日商借款维持。1898年，清政府向日商借款开办了萍乡煤矿。1908年，清政府根据盛宣怀的奏请，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改官督商办为完全商办公司，任盛宣怀为总理。

作为清政府惟一的新式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等于当时中国的重工业。从1908年到1911年，日商八次向汉冶萍公司提供了近两千万日元贷款。汉冶萍公司无力偿货款，日债转为股权，日本向汉治萍公司派驻了顾问、工程师、会计师，逐步控制了公司，也即控制了中国重工业。保路运动中，盛宣怀主持实施铁路收归国有政策而被指为国家罪人被迫东渡日本避难，汉冶萍公司处于停工状态。作为私人持股三分之一汉冶萍公司大股东，盛宣怀积极筹划向日本银行借款，使公司恢复生产，同时希望出让的手中的私人股权，以免在战乱被剥夺。

武昌暴动后，黄兴派代表何天迥赴日兜售汉冶萍公司股权换取借款。孙中山在回国途中也通过王勋（孙的亲信、外交总长王宠惠之兄）向盛宣怀传话，要求盛出面与日本三井财团签定借款合同，将得款交他的革命政府。到上海后，孙中山一面与三井物产上海支店长藤濑政次郎会面，正式提出向三井物产借款，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三井方面出500万日元支持南方革命党人；[8] 一面与森恪谈判以满洲主权换取日本借款，其中也包括了出让汉冶萍公司股权借款。孙中山的借款要求通过日本制铁所所长中村雄次郎、三井物产常务理事山本条太郎、外务大臣内田报给了西园寺首相。[9] 与此同时，黄兴致电盛宣怀，以没收汉冶萍公司相威胁，逼迫盛宣怀与日方谈判借款事宜。为保私产，盛被迫以汉冶萍公司的名义与日本银行展开了借款谈判。

1912年1月5日，森恪赶回东京，向总社首脑益田孝汇报了会谈情况。[10] 1月11日，日本外务省出台了由政务局长仓知铁吉起草的《日中合办汉冶萍大纲》。1月12日，西园寺内阁会议通过了外务省起草的《合办大纲》，[11] 决定以日中合办汉冶萍为条件，对南京临时政府提供借款。期间，孙中山、黄兴要求盛宣怀根据《合办大纲》继续对日谈判汉冶萍公司股权借款，威胁若不配合则没收盛氏私产。盛因负责推行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身败名裂，流亡日本，深知承担中日合办汉冶萍意味着更大的卖国骂名，要求孙、黄澄清谈合办是临时政府的意向，新政府对合办后果负责。孙、黄拒绝澄清，要求由汉冶萍公司自借巨款，将得款提供临时政府，摆明勒索盛宣怀和汉冶萍公司。盛回复说，由汉冶萍公司自借巨款无人肯借。1月26日，孙、黄以南京临时政府名义秘密与三井物产会社缔结了与盛宣怀在日本所谈借款合同不同版本《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契约书》，其主要内容为：

（1）公司资本定为日币3000万日元，由中日合办；

（2）中日股金各半，股权相同；

（3）公司已借日债1000万日元之外再借500万日元，总额1500万日元作为日方股金；

（4）前项500万元由公司贷予南京临时政府，部分款项以现金交付余额作为向三井购买军火的费用。[12]

这一契约书实际将部分汉冶萍公司国有股权出卖给日本换军火。契约书签署后，黄兴再电盛宣怀，逼迫盛按“南京草约”速办合办借款事宜。盛为保私产屈服，在神户与日本正金银行董事小田切签署了中日合办汉冶借款萍草约，同时委托三井上海支店的森恪与南京临时政府交涉收回私产事宜，并精心保存了孙、黄发起中日合办汉冶萍谈判的证据。

由于袁世凯正在说服清帝退位，留给孙、黄开战的时间不多了，二人一日数电急催盛宣怀速签正式借款合同，同时在清江浦召开军事会议，部署金钱军火到手后六路大军北伐。在整個“汉冶萍公司合辦借款”谈判過程中，孙、黃以剥夺私产相威胁，逼盛宣怀出面操作，而将借款谈判、草约内容等等对南京临时政府内阁和南京参议院隐瞒。1月31日，革命党在东京办的《民立报》披露了中日合办汉冶萍草约，抨击借款案出卖了国家主权。消息传到国内，舆论大哗，南方阵营领袖黎元洪和章太炎致函孙中山谴责借款案；张謇两度致函孙、黃，表示此事“于国防、于外交皆为大失败。民国政府肇建伊始，纵不能有善良政策，为国民所讴歌；亦何至因区区数百万之借款，贻他日无穷之累，为万国所歡笑？……中日合办之说，万不可行”，[13] 并重申拒任南京临时政府部长职以抗议孙、黄卖国交易；南京参议院谴责孙、黄出卖主权，声明出让汉冶萍权益须提交参议院议决，否则违反《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向临时政府提出质问书，要求临时政府派人到参议院就汉冶萍公司借款案解释；湖北参议员、“民社”骨干刘成禺提出议案：“临时政府押借外债及发行军用钞票，未交院中议决，有背临时组织大纲，計分三项：一、以兵力强迫招商局押借外款；二、擅发军用钞票；三、以汉冶萍合同押借据款，致成中日合办。凡此三端，既失政府信用，又足激变民心，应请公决。警告政府，另议善法。”对参议院的质询，孙中山答复说，借款系以私人出面押借，借得200万元，转借给了政府。刘成禺等再质问：该200万元借款，其条件究竟是什么？私人借款，私人究系何人？孙、黄无言以对。

孙、黄秘密借款案之三是以轮船招商局财产抵押借款。轮船招商局是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创办官督商办公司。日本希望取得对轮船招商局的控制权以在中国长江流域与英国抗衡。革命爆发时，轮船招商局已变身商办公司，属于私人财产。孙、黄指派陈其美武力胁迫招商局董事会同意以该局财产作抵押向日借款1000万元给临时政府。董事会负责人答复，如此重大问题断非董事会议所能决定，须由股东大会决定。陈其美限股东会于1912年1月27日开会决议同意资产抵押借款。股东们拒绝开会以抵制临时政府勒索。2月5日，英驻日本大使就招商局抵押借款案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迫使日本外务省在讨论向南京临时政府巨额贷款的会议上提出了反对意见。

孙、黄秘密借款案之四是以筹建中央银行权换取借款。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任命阪谷芳郎博士（前大藏大臣）、原口要博士（曾任湖广总督张之洞铁道顾问）为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顾问，提出以操办建立中国中央银行之权换取日本提供一亿日元借款。为充革命军军饷和对袁世凯开战军费，孙中山要求日本方面在议案成立后十日内向南京政府提供1000万日元。阪谷芳郎收到孙中山委任函后草擬了《中华国立中央银行设立特许札》。2月6日，原口要携带阪谷芳郎给孙中山的信函和建立中央銀行“特许状”的中英文译本来华，着手建立中国中央銀行。

在谋求从日本借款的同时，孙中山政府采取了以下办法搜刮国内商民。

勒索商会：张謇在其日記中记载：“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初成立，急需军政各费，欲责商会更助五十万，余劝勿扰商，自任为筹。”张謇不愿看到革命后新政府勒索商会，宁可个人担保向日本三井洋行借得30万元充作临时政府的经费，取得了孙中山的欠条。当然，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后再未还款，实际还是勒索到了张的30万元。此外，黄兴、陈其美分头向各地商会勒索军饷；

发行军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各路革命军均在控制区内发行军票，因其信用扫地，遭到商民抵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再以临时政府名义发行了总额100万元的军票，作为军饷发给革命军。革命军士兵领到军用票后立即到商家强兑银元，或强买实物。商民恐慌，“钱业、米店相率停市”以抵制军票勒索；[14]

发行军需公债： 1月8日，孙中山签署法令发行军需公债一亿元，声称以政府将来所收钱粮作抵押。国内商民和海外华侨均清楚这样的军需公债为勒索伎俩，无人认购。海外洪门和华侨们所持孙中山发行的革命股票尚兑现无门，感觉被骗，当然不会再认购其军需公债。与发行军票一样，临时政府将军需公债券发给各省督军作为军饷。各省革命军持公债以武力胁迫商家认购，或以公债强换物资；

动用盐税：公债、之外，南京临时政府还打起盐税的主意。对此，张謇警告：“无论军饷若何紧急，不可丝毫挪移，因所收盐税已经指抵洋债，千万不可擅行挪用，以免引起外交困难”。张无力阻止孙中山动用盐税，只是由于临时政府迅速垮台，孙中山才没有来得及动用。

在国内民间极为困窘的情况下，政府强迫募捐、发债券等也与发军票一样受到抵制，所得数额不大，对解决财政困难杯水车薪。孙、黄与日本方面的几项秘密借款谈判消息被披露出来后，全国各界，包括部分革命党内部人士，强烈反对。章太炎、张謇带头抨击孙、黃卖国。孙中山拒绝与北方重开和谈，坚持等待日本金钱武器到手后展开北伐。对此，章太炎直指孙中山是舍不得大总统位。

最后让孙中山承认北伐无望的是日本军方的立场。孙与森恪达成的出让满洲借款案在日本高层会议上遭到陆军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对。军方认为，日本在满洲的权益是日本军人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以生命换得，无须再以金钱收买。日本各界，包括军方，长期以来向孙中山提供了巨额的金钱，现在不应是日本再付金钱，而应是孙中山无条件兑现出让满蒙的承诺。[15] 军界之外，外务省也对满洲借款案持反对态度。外务省警告借款资助孙中山北伐会引起其它列强干预。根据军方和外务省的意见，日本政府最终决定，放弃扶植革命党北伐推翻袁世凯的计划，停止向南京临时政府提供借款。日本政府的决定使孙中山的几项借款案一齐泡汤。2月8日，日本政府通过益田孝、森格转达，指示孙、黄对袁世凯妥协。同日，隆裕太后决定清帝退位的消息见报，使孙、黄失去了继续拖延取消临时政府的借口。在日本高层否决几项借款案，举国反对出卖主权的形势下，孙中山只得放弃“六路北伐”计划，准备下台。

实际上，拖延取消临时政府，积极准备北伐并不只是孙、黄的主意，背后是日本方面扶植革命党北伐推翻袁世凯的计划。日本放弃这一计划如同十几年前“还辽”一样，不是主动，而是被迫。当年“还辽是”沙俄等列强逼迫的结果，如今放弃资助革命党北伐也是其它列强不容日本操纵革命党北伐推翻袁世凯的结果。宫崎滔天在回忆录中披露日本操纵孙、黄拖延议和准备北伐的内幕说：“这段时间内，袁世凯每次提出妥协条件时，我们便敷衍应付，不置可否，想方设法拖延谈判时间。胡瑛的先头部队来到芝罘，在那里等待这一千万元借到手，但是等到的却是对方的爽约。后来，袁世凯又提出谈判的条件，说是愿意听取你们的任何意见。最后我们提出了让皇帝退位的要求。袁世凯答应下来。这样一来，我们再也没有拖延时间的口实，不必继续谈判下去了。当然，即使再拖延时间，也没有指望得到一千万元了。”

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袁世凯通电全国：“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如章太炎所言，孙中山确实舍不得总统位。但在借款不成，北伐无望的情况下，他只得被迫向参议院提出辞临时大总统职。2月15日，南京参议院举行总统选举会，以全票（十七票）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通电盛赞袁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16]

孙中山请辞后，参议院继续向他质询汉冶萍等借款案真相。孙答复参议院称“合办汉冶萍公司借款”已经废止。参议院继续质询详情。2月23日，孙中山在第二次参议院会议上就汉冶萍、招商局两借款案作答：“汉冶萍之款系该公司以私人资格与日本商定合办，其股份系各1500万元，尚未通过合同于股东会，先由该公司借日本500万元，转借与临时政府，而求批准其事，先交200万元至300万元，俟合办公司成立，交清500万。该款已陆续收到200万元。本总统以与外人合股，不无流弊，而其交款又极濡滞，不能践期，是以取消前令。惟已收支之200万元照原约须为担保之借款。”[17] 事实是，孙中山通过勒索手段胁迫盛宣怀与日方談判出让汉冶萍公司股权换取借款，得到了部分款项。孙与日本谈的是出让满洲换1000万，另有500万来自汉冶萍合办借款。三井物产支付孙中山的200万元银票是这两项借款的首付。在收到200万日元后“合办借款”曝光，参议院质询，孙、黄再逼迫盛宣怀出面办理废约事宜，要求盛替他们背卖国和赖账的黑锅。在整个汉冶萍借款谈判缔约、废约过程中，孙、黄反复以没收盛宣怀私产相威胁。

盛宣怀何等精明，当然不能不明不白地为孙、黄背卖国黑锅。他想披露孙、黄的黑社会勒索手段，以及下列事实：关于汉冶萍借款有两份草纸，一是他与小田切所签的神户草约；二是孙、黄签定的“南京草约”（沪三井之约）；两约内容根本不同。他表示“我若再含糊，袁、孙并力集矢，死有余辜”，准备拒绝孙、黄的出面废约要求。但得知汉冶萍公司借款案已实际作废后，盛宣怀决定为收回几百万私产忍气吞声，放弃公布孙、黄勒索真相，安排召开股东大会，由股东会决定废约事宜，以对日本银行作交待。同时，他在贺袁世凯的当选大总统函中婉转说明了自己在汉冶萍公司合办借款中被胁迫的苦处和无辜。

国人不了解孙、黄勒索盛的真相。如同辛亥年一样，再度掀起了声讨盛宣怀卖国的运动。民社、湖南共和协会、江西联合分会、四川共和协会、河南共和协会、国民协会、中华民国联合会等团体宣言对盛“处以最激之办法四条：私产概行充公、盛氏家族一律逐出民国之外、汉冶萍公司股东应立即反对盛宣怀合办之举，否则将其股票充公、宣布死刑”。[18] 2月24日，盛宣怀分别致电汉冶萍公司董事杨学沂、赵凤昌等人安排召开股东大会废约，同时就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向众股东说明：“所有此事合办缘起，往来电文，特此抄送全分，望即刷印多分，开会之日，分送各股东阅看，便当一目了然”。2月28日，三井物产应盛宣怀的要求出具了南京临时政府批准“沪三井之约”的证明。孙中山怕盛宣怀将汉冶萍公司借款案真相公之于众，向森恪撒谎说盛宣怀与小田切所签汉冶萍公司借款草约与南京临时政府无关。3月22日，汉冶萍公司在上海召开了股东大会，全体股东否决了中日合办汉冶萍案，以仍选举盛宣怀为董事长的决定表达了相信盛氏无辜，间接地谴责了孙、黄的勒索。至此，孙、黄策划的“合办汉冶萍公司借款案”划上了句号。

出卖满洲、出卖苏路路权、轮船招商局私产抵押、出卖建立中央银行权等几项借款虽然胎死腹中，但孙、黄几项借款案谈判得到了200万元巨额首付款，盛宣怀和汉冶萍公司众股东有苦说不出，成了是遭受革命党欺凌的羔羊和南京临时政府卖国的牺牲品，其中盛宣怀在收路权之后再背了一次卖国骂名。辛亥革命后出现的最大的“会党公口”不是尹昌衡的“大汉公”四川光复军政府，不是焦达峰的“洪家天下”都督府，不是陕西的“哥老会码头”军政府，而是孙、黄的南京临时政府。在南京临时政府存续的短短一个多月间，孙中山、黄兴疯狂出卖国家主权、领土、矿产资源、铁路路权，勒索商民财产，制造灾难超过任何一个会党都督府，是“会党世界”中最黑暗者。孙、黄一个多月间的作恶仅是革命政府作恶的开始。中国从些开始了革命党百年作恶的时代。

孙、黄的几项卖国借款案虽然在列强对日压力和各界对南京临时政府压力下废除，但其遗祸持续几十年。如此遗害无穷。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后，袁世凯政府被迫为孙中山抢劫商民的临时政府军票、公债履行偿还义务，以抽签分六年还清。日本方面不甘被孙、黄以割让满蒙一骗、再骗，巨额金钱打水漂，在三年后的《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中特别要求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要求袁世凯政府为孙中山出卖国家权益收钱后赖账的行径付出代价，日本军人在二十年后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满洲，要求强硬兑现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为获金钱扶植而一再的割让满洲承诺。

对同盟会元老们，对国民党革命家们而言，孙、黄在日本和南京的卖国行为不是秘密。但这并不影响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国民党领袖展开吹捧孙中山为“国父”的竞赛。为维护政权合法性，维护自己的革命家名声、爱国名声，革命家们会自觉地联手隐瞒作外国势力工具，出卖主权领土换取革命经费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