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6 章 中共暴动与红色割据

五月指示与汪精卫分共

马日事变后，陈独秀致电共产国际，报告事变原因说：“北伐军官家属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与惩罚，米的运输受阻，向商人勒捐，农民抢米粮，吃大户，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数金钱均被农民没收与瓜分。……这些过火行动迫使出身小地主阶级与豪绅土匪的军人们，结成反共反农民联合阵线。尤其是家人曾遭受压害的军人更感到痛苦”。[1] 而罗易致电斯大林，建议武力镇压反共的国民党军人。

在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行第八次全会上，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再次抨击斯大林的中国革命政策。斯大林在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中为自己的中国政策辩护，主导会议作出了继续将中国的土地革命继续升温的决议，在其中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组织第二次北伐。会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发出指示（五月指示）：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改组国民党，接管国民党及其军队的领导权；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及两湖的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十个师团，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2]

6月1日，鲍罗廷、罗易召集陈独秀、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开会，传达莫斯科的五月指示。陈、张、鲍均感到莫斯科完全不了解武汉的情况，认为指示“荒唐可笑”。因为大家清楚，国民党军官们对杀人抄家的农民运动已经忍无可忍，已经发生了夏斗寅的兵变和马日事变，另一波清除中共和左派的兵变随时可能到来，命都可能不保，哪里可能执行莫斯科“接管党军”的指示。无奈中，鲍罗廷致电莫斯科：“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实际婉转表示“五月指示”无法照办。[3] 但是，新来的代表罗易无知无畏，只知道忠实执行莫斯科的指示。在鲍罗廷和陈独秀均表示莫斯科的指示无法执行的情况下，罗易决定让国民党左派去贯彻五月指示，将《五月指示》电报出示给了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期望汪会支持共产党夺取国民党的权力。

随孙中山投靠苏俄后，汪精卫相信苏俄的工农革命宣传，唯苏俄顾问马首是瞻的左派首领，充当鲍罗廷打击国民党右派的工具。为此成备受国民党内右派反对。对于国民党右派指责，他坚持拥苏拥共说：“我站在工农方面，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随着北伐推进，他见到各地工农运动、土地革命带来的祸害，开始反省数年追随苏俄的选择。在见到莫斯科的“五月指示”他恍然大悟，原来莫斯科几年的国共联合是要从内部颠覆国民党。指示中的“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从内部颠覆瓦解国民党，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等内容更让他觉悟苏俄输入的革命原来带给中国的血腥和灾难，心中的苏俄道路，共产革命信仰轰然倒塌，顿时一百八十度转变，从拥共者转变为反共者。他决定立即与苏俄决裂，下令“分共”。他没有用蒋介石的“清共”字眼，是希望与苏俄、中共和平分手。6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解除了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仑等140位苏俄顾问的职务。

随后，汪精卫向率军加入国民党的冯玉祥寻求支持，率谭延闿、徐谦、孙科、顾孟余、唐生智、张发奎、邓演达等武汉国民党中央文武高层到郑州与冯会谈。会上，汪精卫出示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宣布武汉中央决定“分共”，任命冯玉祥为北伐军第二集团军总指挥，提出北伐军唐生智、张发奎部由河南南撤，一是为应付中共在两湖的暴动计划，二是要让出地盘拉拢冯玉祥。冯玉祥摆出支持武汉方面的姿态，但对武汉方面让出地盘和任命并不满足。他需要的是金钱。财政枯竭的武汉国民政府无力满足冯的军饷要求。6月20日，冯玉祥在徐州再与蒋介石会谈。蒋介石非常了解冯玉祥无所谓政治口号和纲领，唯地盘、军饷是图，开出了每月200万元军饷价码作为脱离苏俄加入“清共”的条件，并提出互换兰谱。二人相利用，拜了把子，按年龄冯为盟兄，蒋为盟弟。冯接受蒋的收买，发表声明支持蒋介石“清共”，向汪精卫和谭延闿发出形同最后通牒的电报，敦促武汉方面驱逐鲍罗廷和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

6月29日，汪精卫在庐山主持军政要员会议，正式宣布和平“分共”，下令中共党员贺龙、叶挺所部军队限期撤回九江，查封中共控制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通缉廖乾吾、高语罕等中共党员；要求拒绝脱离中共的国民党员退党。这时，汪精卫仍抱有幻想，以为亲苏亲共后可以好来好散。他不知道，斯大林已经在指示中共拉出军队暴动了。得知罗易将密电出示给汪精卫后，鲍罗廷致电斯大林，要求将罗撤职。6月15日，陈独秀再致电共产国际，称莫斯科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中共完全同意，但在短时期内无法执行，申请缓行激烈的土地革命和工农运动以缓和国民党人及国民党军官的敌视。他强调中共在现实情况下必须退让以维持与国民党的联合。同时，陈独秀也表达了对罗易将五月指示出示予汪精卫的不满。斯大林接受了鲍罗廷的建议，决定召回罗易，派罗明纳兹（BESSO LOMINADZE）来华接任共产国际驻华首席代表，但拒绝陈独秀缓行土地革命的意见，命令继续暴力“土地革命”，要求中共用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组建自己的军队，指示汉口苏联领事再汇200万卢布给武汉国民政府作为组建中共的军队之用。

6月30日，已被国民党中央解除顾问职的鲍罗廷在家中召开中共政治局紧急会议。陈独秀早已厌倦了傀儡党领袖地位，对罗易为中共五大制定好的一切提纲和决议案，没有商量余地地要求中共代表通过决议并执行已经不满，对意见和申诉屡次被否更加愤怒，在收到斯大林再次的否决复电后决定不再作傀儡，不再向莫斯科唯唯诺诺，向中共中央递交了辞呈后不再听从鲍罗廷、罗易的召唤，拒绝出席中共会议。在没有陈独秀参加的会议上，鲍罗廷根据斯大林的命令部署在湘、鄂、粤、赣四省举行暴动，指示将驻扎南昌的叶挺、贺龙所部拉出来，在南昌发动暴动。7月12日，鲍罗廷再集中共，宣布改组中共中央领导层，撤销不听召唤的陈独秀中共总书记职，指定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7月中，汪精卫在武汉再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通过了“分共”《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中共党员即日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会后，武汉国民党中央将鲍罗廷礼送出国。至此，国民党结束了四年鲍罗廷当家的时代。

南昌暴动

武汉政治局紧急会议后，周恩来、李立三奉鲍之命到南昌部署暴动。到南昌后，周、李在江西大旅社召集会议，宣布成立暴动领导机构——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成员包括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命贺龙、叶挺、蔡廷楷、周士第、朱德所部于1927年7月31日在南昌举行暴动。

7月23日，接替罗易来华的新任共产国际驻华首席代表罗明纳兹和另一共产国际代表纽曼（诺伊曼，HEINZ NEUMAN，德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抵达武汉。罗明纳兹不同意中共议定的31日发动南昌暴动的计划，谓暴动计划尚未经莫斯科批准。罗明纳兹突然表示不同意的背后是因为斯大林对暴动犹豫。指示中共发动暴动后，斯大林又担心暴动会引起列强干预，指示加伦率全体苏俄军事顾问撤离南昌，不参加暴动，指示罗明纳兹阻止暴动。7月26日，罗明纳兹、加伦在汉口召集张国焘、瞿秋白、张太雷等人举行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宣读了共产国际不支持南昌暴动的电报，派张国焘赶往南昌宣布共产国际的指示。30日，张国焘赶到南昌传达了共产国际暂缓暴动的指示。这时，南昌中共的暴动行动已经箭在弦上，张只好默认。

7月31日晚，中共拉出贺龙、叶挺、朱德所部军队举行了南昌暴动，因故未能离开南昌的贺龙部苏俄顾问库马宁(M．F.KUMANIN，库曼宁)被动参加了暴动。暴动军歼灭南昌国民党守军，占领了南昌城。中共指挥部宣布，成立以谭平山为主席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包括张国焘、彭湃、周恩来、叶挺、贺龙、郭沫若、李立三、朱德、高语罕、吴玉章、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及张发奎、黄琪翔、宋庆龄、邓演达、蔡廷楷、陈友仁、彭泽民等国民党人。指挥部散发了重复共产国际《中国问题决议》内容的《八一起义宣言》和《八一起义宣传大纲》。[4]

接到南昌暴动消息后，汪精卫打消了“和平分共”的幻想，宣布中共叛变了国民革命，主持武汉中央通过了“武力分共”决议案，命令张发奎、朱培德率部镇压南昌暴动，下令查封中共机关，解散工会及农会，收缴工人纠察队、农会武装的武器，捕杀共产党人。8月4日，中共暴动军被张发奎部击败，在南昌一番烧杀破坏后撤离，按照预定计划南下汕头港去接收苏俄从海上运来的军火。途中，暴动军在汤坑被陈济棠的粤军部队截击再败溃散，残部在酷暑中远征，士兵因喝田里的污水而大批死亡，到达汕头港时所剩无几。

南昌暴动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斯大林从犹豫转为过分乐观，认为南昌暴动军足够强大，立即批准了加伦在暴动前提出的暴动军南下广东接收军火的计划，命纽曼、斯切潘诺夫和尼洛夫率领一支由五名师级首长、政治、军事工作人员、联络员、机枪手、炮手和工兵组成的苏俄人员团队到南昌去领导暴动军，下令两周内在海参崴备好一个军的军火装备运往汕头。苏共派顾问到南昌暴动军的最佳路线是从海参崴坐船由海路到汕头，这需要至少半个月的时间。至于武器、装备，从准备，装运再由海路运到广东需要几个月。南昌暴动军残部在汕头港等了一周不见苏俄军火船即四散逃亡，谭平山、张国焘、周恩来、刘伯承、贺龙、叶挺等暴动领导人分别逃往上海、香港得到共产国际接应安排，残部中的一支由董朗率领退到海陆丰地区与彭湃的农军会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另一支由朱德率领投奔了驻扎韶关故交滇军范石生部，后移师湘南。至此，没等莫斯科的军事顾问动身来华，中共在潮汕地区的南昌暴动队伍已经不复存在。

1933年，中华苏维埃政府决定以南昌暴动翌日，8月1日为中共建军节。1949年建国后，中共将南昌的“中正桥”、“介石公园”，“中正大学”、“中正路”改以“八一”命名，在南昌市中心建立了“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将纪念塔所处的广场改名为“八一广场”。随着《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中共将原来文件中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等暴动之语一律改称起义。

八七会议

1927年8月7日，罗明纳兹和纽曼召集在武汉的部分中央委员举行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杀人放火命令。中山舰事件后，斯大林减少了对国民党的援助，四一二事变后，斯大林停止了对“南北二赤”的金钱武器扶植。冯玉祥附俄是为了金钱军火，对不提供援助的苏俄立即背离，接受蒋介石收买后声明加入“清共”。斯大林对长期接受扶植的蒋、汪、冯在壮大后同时决裂无比恼火，要求中共以最激烈的行动报复国民党“清共”、“分共”。

根据斯大林的要求，罗明纳兹在八七会议上命令中共“极端严厉、绝无顾惜地杀尽豪绅反革命派”。会后，取代陈独秀的新任中共傀儡领袖瞿秋白主持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在其中要求“尽量杀戮土豪劣绅和反革命派”、“暴动杀尽豪绅反动的大地主”，[5] 瞿秋白另下达指示给福建省委、两湖省委，要求“在暴动中应毫不顾惜的没收地主土地，杀土豪劣绅，杀政府官吏，杀一切反革命”，“尽量施行红色恐怖”，“在极短的时间内组织两湖工农大暴动，实行红色恐怖”。根据中共中央要求，湘鄂粤赣四省的中共省委分别下达了烧杀令。其中，湖南省委提出暴动口号为：“焚毁整个城市”、“豪绅的走狗都是在杀之列，我们并不顾恤！”“烧！烧！烧！杀！杀！杀！”； 中共湘南特委要求“坚壁清野，烧尽郴宜大道两侧五里内民房”，“盲目烧杀”、“使小资产阶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6] 中共广东省委发出指示函说：“我们不特可没收他们的土地，并且要准农民去杀戮他们，不可恐怕冤枉和残忍”；[7] “大杀土豪劣绅，务使其寸草不留，宁枉杀不枉纵”；[8] 中共广东北江特委提出以“杀人、放火、抢物”为暴动原则和革命目标，提出“鼓励自由杀人”和“奖励焚烧房屋”，“把市镇的商铺焚烧殆尽”。

北伐战争开始后，共产国际要求开展的工农运动，土地革命，反帝运动已经将湘鄂粤赣四省祸害得到处有杀人放火了，八七会议使祸害再升级，湘鄂粤赣四省委指挥大规模烧杀，策动了百余起暴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仍嫌四省执行八七会议指示行动不够激烈，批评各省委说：“除海陆丰外，各地农村暴动大多只做到打豪绅，烧房屋，进一步做到烧田契债券，而于没收土地的工作则一点没有做。”[9] 大规模的烧杀引发了众多农民反对共产党的暴动。例如，在湘南特委动员农民烧杀的大会上，到会的几千农民感到如此没了活路，立即举行了反共暴动，把中共郴县负责人杀得精光。随后永兴、耒阳的农民发起了反共大暴动，扯下赤色袖箍、领巾，打出白旗。中共急调其它农民武装镇压、屠杀暴动农民，对农民运动忍无可忍的国民党军再来镇压农民武装。[10]八七会议后几个月内，华南四省遍野横尸，处处焦土。

八七会议的另一结果是罢免陈独秀。召集开会时，罗明纳兹拒绝了临时中央常委张国焘邀陈独秀出席的提议，在会上宣读了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电令和《中共中央执委会告全党党员书》（《八七会议告党员书》），宣布罢免陈独秀总书记职，由自己暂代总书记，作了题为《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八七会议告党员书》的主旨是为斯大林主持制定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问题决议案》辩护，将国民党对苏决裂、清共、分共归咎于陈独秀、谭平山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谭拒绝机会主义罪名，被开除出党）。苏俄在八七会议上引入中国的“机会主义”罪名此后被中共不断继续创新、升级。会后，中共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罪名升级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再升级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此后几十年，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罪名和整肃运动贯穿中共党史。

8月9日，罗明纳兹召集中共高层再开会，宣布将鲍罗廷离华前任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五人临时常委改组，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指示，任命瞿秋白、向忠发（工人出身）、李立三组成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新的大会召开前负责主持党务。其实，中共成立以来，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都是共产国际文件和是共产国际大员朝令夕改的说法，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中共的一切运作由莫斯科决定，高层们听从共产国际代表召集随时开会，全无自主空间，陈独秀因要求自主行事而被撤了职。

共产国际处置陈独秀的方式是革命党不能算是现代政党的一个例证。在现代政党中，加入与退出自由，党员不同意党的决定可以退出。而暴力革命党、江湖会党不然，不容党员退出，只能党将其开除，或指其叛变，采取极端手段处置。共产国际不仅不承认各国共产党的独立地位，甚至连各国支部的相对独立地位也不承认。陈独秀在一个多月前已经递上辞呈，不再参加中共的会议。共产国际称陈“闹独立”，不批准陈辞职，非要宣布罢免。会后，瞿秋白、李维汉向陈独秀传达共产国际的罢免决定及及让陈赴莫斯科当面承认错误的要求。陈独秀表示，在任上的每一行动均是按共产国际指示行事，失败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所致，没有理由将失败归罪中共。他拒绝赴苏谢罪说，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要研究中国的问题，无须到莫斯科去研究。陈独秀不去是对了，他当时并不知道，若去莫斯科谢罪可能会有去无回。和罗明纳兹一起主持“八七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纽曼是德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来华时有“斯大林宠儿”之名，但后来被捕失踪，可信的说法是被杀害了。陈独秀拒赴莫斯科谢罪避免了纽曼那样的下场。

9月，托洛茨基欲借在中国的失败再向斯大林挑战，拟出提纲（《九月提纲》）要求即将召开在苏共十五大上讨论。斯大林拒绝了托的要求，联手布哈林剥夺了托的权力。摆平托洛茨基后，斯大林将鲍罗廷作为其中国政策失败的替罪羊，迫鲍承认犯了错误，然后将其贬到了木材公司。鲍与大多数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大员一样，未得善终，虽然没有像加拉罕一样在大清洗中被枪毙，但还是在1949年惨死在西伯利亚劳改营。罗易是共产国际驻华大员中少有的善终者。被共产国际保卫局特工押回莫斯科后，他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革命的长篇发言，将失败责任归咎于陈独秀未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于被指责泄密，他申辨说共产国际历次指示并未规定向国民党左派保密，自己不清楚在执行国共联合方针时为什么要向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保密。他求见斯大林想当面申诉遭拒，被开除出了共产国际。幸运的是，他没有被失踪，获准回了祖国印度。晚年，他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转变为人道主义者。他说：“新人道主义是世界性的。一个由精神自由的人们组成的世界性联邦将不受民族、国家的疆界限制。”他断言马克思主义强调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将会导致极权主义，革命并不能创造奇迹，真正的革命不能通过阶级斗争或武装暴动实现，而应当通过教育来实现。他劝告人们不要对革命抱幻想。

共产国际在华召开的八七会议是中国历史上耻辱和灾难的一页。后人难以想象，俄人在华召集开会，公然命令中国革命党杀人放火，给整个华南带来血腥恐怖。此后，中共在党史中只提八七会议“纠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完全不提这一会议主旨——部署杀人放火，以及会议结中国带来的灾难。如今，中共仍在以这样的革命宣传欺骗着后辈青年，仍然在以各种方式纪念着这次灾难性的会议。

秋收暴动与井冈山割据

八七会议后，苏俄驻长沙领事马耶尔不顾外交管身分，在长沙领事馆召集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人开会，亲自部署暴动，要求农民武装立即暴动，攻打长沙。参加会议的毛泽东了解到，南昌暴动队伍已被击溃，不能来湘，认为让湖南农民武装的乌合之众进攻大城市没有胜算，在会上建议取消湘南暴动。马耶尔虽指责毛的建议为“临阵脱逃”，但还是批准将暴动时间从8月下旬推迟至9月，改为“秋收暴动”。

根据共产国际“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的口号，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等人提出“秋收暴动口号”为：“杀尽阶级的敌人，焚毁敌人的巢穴！”“暴动打倒湖南省政府！暴动打倒国民政府！暴动杀土豪劣绅及反动派！暴动没收土地！暴动实行农民协会专政！暴动组织革命委员会！暴动没收资本家及银行的财产！暴动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农民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暴动胜利万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万岁”；提出暴动任务为：（１）分土地；（２）没收土豪劣绅反动派大地主的财产；（３）杀土豪劣绅地主及城市富豪；（４）夺取团防枪支，组织工农革命军；（５）烧土豪劣绅及大地主的村庄；（６）抗税抗租，捣毁反动政府的各种征收机关；（７）尽量破坏反动政府的交通机关；（８）恢复农民协会，农协专政；（９）组织革命委员会。[11] ９月９日，在苏俄驻长沙领事馆经费、军火的支持下，彭公达和暴动总指挥卢德铭发动了湘东、赣西“秋收暴动”。暴动军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会同邱国轩等人率领的修水、铜鼓一带的几股会党土匪，向长沙进攻，沿途一路杀人放火，旋即被击溃。

毛泽东对力量对比的判断极为准确，预见到农民武装攻打正规国民党军驻守的大城市必然失败的结局，在进攻长沙的半路上果断抛弃暴动计划，决定率队伍进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选井冈山落草不是草率决定，而是建立在一番“调查研究”基础上。毛泽东自幼喜欢《水浒传》，憧憬占山为王，相信有枪杆子在手才有出头之日，在年初考察湖南五县农民运动时了解到湘赣边界地区山林地形复杂，利于土匪生存，而不利政府军剿匪，政府对的土匪山寨长期无可奈何，匪患几百年不绝，其中井冈山地区西接江西的遂川、永新、宁岗，东接湖南攸县、酃县，山势险要，山上有王佐、袁文才为首的洪江会山寨。[12] 受命领导暴动后，毛泽东有了一支队伍，于是他不怕党的处分，决定到井冈山落草，实现他的宏图大志，表现出非凡的战略眼光。９月中，毛泽东命令几路农民武装到浏阳文家市集中，在文家市召开了前敌会议，宣布离湘入赣，沿罗霄山脉向南寻找落脚点。

９月底，毛泽东在永新县三湾村整编队伍，将号称一个师，实际仅400多人的农民武装改编成两个营，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度，要求党员，战士忠于党，忠于领袖，以确保他通过中共党员控制农民武装。毛泽东的“三湾改编”是对苏俄通过党代表控制红军的“政治部建在军级”模式的改进，提高了党对军队控制力，确保军队遵从党领袖的意旨。他后来将此党控制军队的模式总结为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三湾改编确立的军队效忠党，效忠领袖的党军模式影响深远。改编时被毛泽东发展入党的陈士榘回忆写道：“入党宣誓面对北墙，上面两张纸，上面一张写着CCP，底下一张则写着‘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毛写的这些语句，也是提醒这些宣誓入党的人，要把组织看得比自己更重要。如果有人叛党，党会对之严厉惩罚，主要方式就是死亡。”在后来毛泽东当政时代，无论他作出多么荒唐的决定，党员们都会“服从组织，严守秘密”互相监督，无条件追随。背后原因是入党时大家发了毒誓，知道服从组织就是服从领袖，质疑领袖决策可能被党处死，无条件效忠可以获得提升。参加改编 “三湾子弟”后来成了毛泽东的嫡系，步步高升，其中走出了罗荣桓元帅、谭政大将、宋任穷上将、谭震林副总理、陈伯钧上将、张宗逊上将、陈士渠上将、黄永胜上将、刘先胜中将、杨梅生中将、张令彬中将、韩伟中将、赖毅中将、谭希林中将、王耀南少将、龙开富少将、杨世明少将、余光文少将，刘型农垦部副部长、杨立三部长，其中只有何长工因一度追随张国焘失去毛的信任，官运不顺。

在队伍疲弱的形势下，毛泽东决定率部到井冈山山寨入伙，利用现成的土匪山寨发展，徐图反客为主。10月3日，毛泽东在宁冈县古城镇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古城会议），说服农民武装骨干们接受了落草计划。随后，他派人以百条好枪为见面礼去报山门。毛泽东从《水浒传》等江湖小说中学得的手段在与土匪打交道时大派用场，但成功报山门的主要因素不是因为毛的谋略，而是苏俄军火，是苏俄领事馆提供的枪支。中共后来在党史中只宣传毛泽东创建井冈山红色根据地，隐瞒了成功落草的决定性因素。没有苏俄驻长沙领事馆提供的暴动金钱和武器，土匪山寨不会接纳流窜到此的另一伙人，毛泽东就不可能创建红色根据地。分别盘踞茨萍、茅萍的王佐、袁文才接纳毛泽东入伙不是因为毛的祸福与共保证，不是因为毛率领的几百号人，而是因为毛分别献上的每处两百条好枪的进山礼。王、袁不缺乏人手，不缺乏大刀长矛，而是见好枪而动心，决定迎毛上山。事实上，不仅是井冈山，所有红色割据都是共产国际，即苏俄的钱和枪所创建。这一点是如今遍地的红色纪念馆需要隐瞒的。

11月中，中共临时中央通知毛泽东到上海开会。毛知道中央要清算他擅自行动，索性对开会令置之不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召集瞿秋白等临时中央成员在上海举行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印发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并函命湖南省委派人去取代“犯了严重错误”的毛泽东。临时中央指示发出后，中共湖南省委被国民党一网打尽，指示无从执行。

没多久，莫斯科又下达了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红色武装割据的新指令。根据莫斯科的指示，罗明纳兹和共产国际派来接替他的米特凯维奇在上海再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追究农民武装攻打大城市失败的责任，将忠实执行攻打大城市指示的瞿秋白等人批判为“左倾冒险主义”，通过了罗起草的《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决议案要求，以“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割据地”为首要任务。既然传令攻打大城市的临时中央犯了“冒险主义错误”，拒绝遵行错误指挥的毛泽东就歪打正着地正确了。新一届中央顺势而为，不再翻毛泽东擅自拉走队伍的旧账，转而将毛汇报为建立武装割据的正确代表。

1928年2月18日，毛泽东指挥队伍攻占了宁冈县城，随后召开万人大会，以三叉木架现场刺杀了被俘的县长张开阳和乡绅郭伟谦。此后，“万人大会”现场杀人成了井冈山红色割据地区的常见场面。在建立遂川县红色政权时，毛泽东为庆祝大会写的对联是：“想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看今日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在毛泽东讲话之后，乡绅郭渭坚被“刀上加刀”地处死。书生毛泽东要求民众参加大会，观看杀人。他表现出的残忍、恐怖让袁、王感到甘拜下风。二人决定推毛泽东坐山寨的第一把交椅。接受推举主持山寨后，毛泽东指挥队伍在山寨周边地区打家劫舍。他告诉队伍说：群众听不懂“土豪”是什么意思，说“财东”、“有钱人”他们就懂了。

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暴动军残部来投，毛泽东率部下山迎接。朱、陈部于1月进入湘南，与中共湘南地方党组织配合，发动了湘南暴乱。他们执行“八七会议”的指令，以“杀尽阶级的敌人，焚毁敌人的巢穴”为口号，在郴州、耒阳两县大肆烧杀抢掠，将所到之处的国民党基层政府人员，县、乡、保甲长和有钱人一律杀害。这样烧杀使朱德的暴动军在湘南无法长期立足。困境中，朱德得到毛泽东建立了根据地的消息，于是率军前来。朱德是留洋回国的将领，曾在滇军中官至旅长，年纪四十出头，是几位首领中最年长者，所率军队又是正规军，上山后被推举为司令。但朱与王佐、袁文才一样承认，山寨须由毛泽东作主。5月，毛泽东在宁冈县茅坪的仓边村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民主政府，推原寨主袁文才任主席，自己任副主席。毛泽东运用中共从内部向国民党夺权的策略，势力一天天的壮大，打出了红军的旗号，将军队编为红军第四军。

入主井冈山后，毛泽东时时担心自己的安危，不断完善警卫措施，将警卫人数不断增加。他精心为自己在不同的地方安排了几处有后窗、墙有洞、有小路通向山里，方便逃跑的房子。他在井冈山的主要住宅，位于茅坪入山口的八角楼就是按上述考虑选中的。王佐、袁文才知道毛泽东已反客为主成了山寨首领，决定以联姻的传统办法来维护山寨旧人的利益。袁文才将亲信贺敏学的妹妹，人称“永新一枝花”的贺子珍许给了毛泽东，期望毛真正入伙，代表山寨人的利益。经袁文才操办，毛泽东在离开杨开慧母子仅半年多后即另娶了十八岁的贺子珍。

毛泽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消息给斯大林带来了惊喜。长期扶植国民党后落得“清共”结果让斯大林备受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指责。为证明中国政策正确，斯大林指示在中国南方四省举行暴动，建立中共党军与苏维埃政权。然而，他批准的南昌、广州暴动都迅速失败，指挥广州暴动的的外交官大批被枪毙。虽然他联合布哈林整垮了托季联盟，将托洛茨基流放到阿拉木图，但还是需要找到个事例来证明自己的中国政策正确。听到毛泽东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和苏维埃的消息，斯大林感到有了证明，指示将井冈山红色割据大力宣传，指示共产国际扶植扶植红色割据，向华南运送更多的军火。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中共中央开始大力宣传“朱毛红军”和井冈山红色根据地。

在中国革命史中，井冈山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后辈青年们纷纷到那里朝圣。然而，“红色旅游”的青年们多不知道，毛泽东统治井冈山的十五个月间，红军的主要活动是到周边抢劫，与普通土匪山寨不同之处是烧杀抢劫更为残酷血腥，规模更大，杀人更加残忍，红色割据时期是井冈山地区有史以来最悲惨的时期。1928年，朱毛红军绑架了天主教神父爱德华（EDWARD YOUNG），勒索两万美元未果。爱德华逃走，但中国教民人质多被杀害。[13] 红军军长龚楚在回忆录披露，红军绑了宁冈一乡绅父子三人勒索250元，乡绅家人东借西凑了120元加上妇女首饰珠宝交红军赎人，红军收钱后逼迫乡绅家人再交500元，家人交不出，红军还是杀害了乡绅父子三人。到朱毛红军1929年1月离开井冈山时，红色割据地区人口大幅减少，其中宁岗县人口从1927年的13万减少了一半，全县到处是红军烧毁房屋的废墟。

井冈山土匪山寨存续几百年的主要原因不仅是该区地形易于藏身，而是因为土匪们懂得“可持续性”生存的道理，山寨扩张有度，抢劫适可而止。而红色根据地欲壑难填，竭泽而渔，很快将有钱人及稍微有些钱的人消灭干净，将窝边草也吃干净，仅两年就使该区人口减半，也迫使自己必须转移。广为人知的“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粮”、“紧紧拉住亲人的手”等歌词不是真正的井冈山传统，龚楚等亲历者回忆录中那些鲜为人知又不堪回首的事实才是真正的“井冈山革命传统”和“井冈山革命精神”。“三湾子弟”们在作了元帅将军后不会披露当年的革命真相，他们知道保守党的秘密是不能违反的纪律。1980年代，杨尚昆私下承认，龚楚回忆录中披露的井冈山纪事是真实的。革命党永远只会颂扬革命家，绝对不会纪念革命军烧杀的死难者。中共后来建了文家市会师纪念馆，古城会议纪念馆，三湾改编纪念馆及井冈山红色根据地等多处纪念馆，其中只有颂扬革命，而隐瞒苏俄的操纵，隐瞒红军到处抢劫、勒索，隐瞒红色根据地短短几年人口减半，到处废墟，杀人大会等等。

井冈山原山寨寨主王佐、袁文才没有想到，他们贪图两百条好枪引来了杀身之祸。不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为中共制定的《苏维埃政权组织决议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之一）中要求，在红色武装站稳脚跟后要肃清红军中的土匪。据此，中共派彭德怀将王、袁杀害（1950年代中共追认王、袁二人为革命烈士）。

广州暴动与中苏断交

南昌暴动后，斯大林希望在广东建立一块中共根据地以证明自己的中国政策正确，下令派出军事、政工人员，拨出足够武装一个军的军火运往广东。然而没几天，暴动军被消灭的消息传到莫斯科，让苏共政治局受到不小的震动。这时，如果停止执行原计划会让人感到托洛茨基对中国政策的指责说对了。于是，斯大林决定继续执行原计划，指示罗明纳兹继续在中国发动暴动，并亲自决定在广州举行再次暴动，建立广州苏维埃政权，以证明他的中国政策正确。为此，他批准拨出200多万美元的经费，派纽曼、爱斯拉（GERHART EISLER）、托维诺夫等暴动专家赴广州领导暴动。

1927年11月９日，罗明纳兹在上海召集中共临时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传达了斯大林继续暴动的指示，驳回了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佩佩尔关于南昌暴动失败后共产党在中国的力量削弱，暂不宜组织广州暴动的建议，提出“要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革命胜利”。与此同时，苏俄驻广州领事馆也遵照指示在馆内设立了暴动指挥中心，将南昌暴动后逃到香港的叶挺、张太雷、恽代英、邓中夏以及黄平、彭湃、周文雍等人接来广州作为暴动骨干。

这时，正与李济深正为广东控制权激烈争斗的张发奎数派代表与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接触，谋联共抗李。对张的合作建议，苏俄驻广州总领事波赫瓦林斯基和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部顾问谢苗诺夫认为，虽然领事馆内藏有大批武器，共产党控制了张部的教导团，警卫团，赤色工会和农民武装万余人，但这些武装难以与国民党军队对抗，因此应当联手张的第二方面军。11月28日，共产国际代表纽曼携美元巨款到达广州。他否决了“联张”计划，要求执行莫斯科的指示，单独发动广州暴动。12月10日，斯大林复电纽曼，最后批准了暴动计划。

12月11日晨，纽曼为首的两百多名苏俄外交官及军事人员率叶挺、蔡升熙、张太雷、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等中共党人发动了广州暴动，指挥从张发奎军中拉出的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一部及工人赤卫队、农民武装夺取了北门军械库的武器弹药，歼灭了国民党军千余人，再占了中央银行和省政府，在屋顶挂起镰刀斧头红旗。在进攻南堤的第四军军部时，暴动军遇到了强大的抵抗，双方伤亡惨重。12月12日，暴动指挥部在第一公园召开大会，宣告成立广州苏维埃（广州公社），宣布人员组成为苏维埃委员长苏兆征（因病未到职，由张太雷代理，张翌日在暴动中身亡），人民外交兼内务委员黄平、人民肃清反革命委员杨殷、劳动委员周文雍、土地委员彭湃（赵自选代理）、司法委员陈郁、经济委员何来，宣布通辑蒋介石、汪精卫、李济琛、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陈公博、顾孟余等国民党要人。

“当天，暴动军夺取了公安局及第十二师留守处的武器，攻占了燕塘陆军监狱，释放了囚犯，发给他们武器，召入赤卫队，命颈系红带。暴动军在广州展开了大规模屠杀。单是在第一公园前，被害者已近千人了。公园大门内的喷水池中的清水变成了红色。武装工人到处搜索杀人。四军军部虽未攻下，但四军军部邻近之中央银行，则于是日下午一时，即被共党占领，共党占领了中央银行后，除将行内现金收没一空外，即将银行付之一炬，自下午五时烧起，至深夜尚在延烧中。火光烛天，全城通火。时西壕口尚在国民党军队手中，共党虽极力进攻，+仍不能胜利，不得已，乃纵火焚西关一带民房，于是到处火起，虽在黑夜，竟明如白昼矣。共党所指挥的工人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加上很多流氓地痞，在市内各处捕人及抢夺物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现象普及全市，……广州暴动时，有一件最足说明中共之残暴：原来我军各部回师广州时，共党眼见大势已去，竟不顾广州市全体人民之生命财产，欲将全广州市付之一炬，当时他们已经在南堤珠光里人力车工会集合了五六百人力车工人，各携五加仑汽油一小桶，火柴一盒，报纸一捆，准备在各处放火，把全广州市化为灰烬。幸我军及时赶到，才制止了这一暴行，广州市才免于浩劫。”[14]

在蒋、汪合作之下，张发奎调兵返穗，黄绍竑率军东进，粤军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率军从河南岸渡河，合力镇压暴乱。12日晚，暴动指挥部准备逃跑，下令四处纵火，将广州变成一片火海。13日，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五军主力进入广州，在广州工人自发组织的铲共义勇军的配合下围剿共产党暴动军。14日，共产党暴动军退出广州城，向东江北江方面败逃，张发奎下令将苏俄驻广州副领事哈西斯（A. I. HASSIS，郝西诗，霍希斯）及领带馆外交人员乌科洛夫、波波夫、伊凡诺夫、玛卡罗夫等五名暴动指挥者以及共产国际调来参与暴动的百余名朝鲜人枪毙（纽曼等人潜逃）。短短几天苏维埃暴乱，苏俄指挥的暴动军以反革命罪名杀害了数千国民党军政人员、他们的家属及市民，共产党及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也伤亡数千人，参予暴动的两百多俄人半数伤亡，广州城被焚得到处废墟，大街小巷死尸遍地，尸臭弥漫全城，成了恐怖之城。公安局的临时清洁队载出数十车尸首运往郊外埋葬。[15]

鉴于苏俄将其驻广州领事馆作为了颠覆国民政府的暴动指挥部和军火库，苏俄外交官直接指挥武装暴动，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布对苏断绝邦交令说：“本月11日广东事变，究其原因，皆由共党籍苏俄领事馆及其国营商业机关为操纵指示之地。而其它各省，亦有爆发之虑。为治安起见，应即将驻在各省之苏联领事一律撤销，所有各省之苏联国营机关，应勒令停止营业。”15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向苏俄驻沪总领事馆递交了断交通牒，限苏俄领事（其中包括策动秋收暴动的苏俄驻长沙领事）一周内离境，勒令所有苏俄在华的国营商业机关一律停止营业；详查苏籍侨民总数，苏侨均应领外侨执照。同日，蒋介石在上海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说：“此次广东共产党作乱与外交极有关系，我们不得不重新确定外交方针。我早已看到，在各地方有苏俄领事署作共产党的政治机关，有苏俄远东银行作共产党的金融机关，这种机关不关闭，共产党扰乱是不会停止的……现在急需将俄国领事馆和商业机关一律封闭，以免共祸蔓延。”[16]

在莫斯科，当广州暴动指挥部放火逃亡时，莫斯科仍在为广州暴动叫好，共产国际发表了《为广州暴动告全世界工人兵士及被压迫民众宣言》，声称“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赶快起来，赞助中国的苏维埃，在广州这个革命战斗的光荣城市，工人和农民已经取得了政权。苏维埃旗帜，这面革命红旗飘扬在华南都城的上空。广州工人史无前例的英雄业绩是极其伟大而真正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行动”。[17] 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断绝邦交令后，共产国际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为广州暴动辩护说：“中国革命尽管遭到暂时的失败，特别是广州苏维埃起义遭到镇压，但它仍然存在着，并在积蓄力量，以便重新展开全线进攻。中国革命运动必将在新的基础上重新高涨起来。”[18]

国民政府对苏绝交后，苏俄驻上海、汉口、长沙的领事馆下旗回国。至此，苏俄在中国南北政府的外交机构均被取缔，苏俄在中国指挥颠覆中国政府巢穴——驻北京大使馆和各地领事馆被全部端掉。对苏断交后，吴稚晖等人指责长期庇护国民党内中共党员的汪精卫是共产党的合谋者，指汪表示反共是苦肉计。反对赤化的国民党人纷纷呼吁捕杀汪精卫。蒋介石以关怀为名，劝汪出国避难。已经转变立场，坚决反共的汪精卫在谴责浪潮中百口莫辩，只能吞咽附俄苦果，宣布再次出洋。陈公博、黄琪翔等汪派骨干也被迫辞职。黄琪翔随汪精卫赴法国后，李宗仁派黄绍竑率军入粤，以追究广州暴动责任之名与李济深联合讨伐张发奎，迫张也宣布下野出洋，张的第四军退到赣南，李济深夺回了广东的控制权。至此，国民党内汪派势力被基本清除。

广州民众两度见证了俄人主使纵火屠城：1924年鲍罗廷主持的西关纵火屠城和1927年苏俄驻广州领事馆主持的西关及广州各处纵火屠城。两次大火都是彻夜燃烧，将广州城照得如同白昼，留下一片片废墟。两次广州大火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祸害中国的写照。纵火之外，苏俄报复国民政府对苏断交，将在俄的大批国民党员清洗或送去了劳改营，将在苏俄留学蒋经国等一批国民党元老子女扣为了人质。几年后，苏俄在江西扶植建立了苏维埃国，特地以被国民政府枪决的广州暴动首领，苏俄驻广州副领事郝西诗的名字命名红军大学，显示出苏维埃国的附庸性质。三十年后，参与广州暴动的叶剑英元帅在一篇文章中称：“必须指出：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使起义军处于不利的地位，英、美、日等帝国主义，除了出动炮舰不断向我市区轰击外，还派海军陆战队在长堤一带登陆。法帝国主义也参加了这一干涉，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市内反革命部队向我展开了猛烈的反扑，广州郊外的敌人，也准备前来增援。”[19] 率军平定广州暴动的张发奎抨击叶文说：“叶剑英这一段话，从头到尾，可以说全是谎话。因为英、美、日、法等国当时根本没有用军舰或海军陆战队帮助我们，当然更谈不上替我军作掩护。我记得十二月十一日晨，我准备派人到沙面用无线电命令广州外围各部队回师勘乱，但当时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外国人住的沙面去拍发无线电报，还是托商人谭礼庭先生出面才拍发出去的，由此可见，我们当时并没有得到什么外国的帮助。”[20] 叶剑英的“帝国主义干涉”谎言并不奇怪，中共总要找一些理由将苏俄使馆主持暴乱说成是革命、是反帝。中共后来在广州确定的革命纪念物是革命党颠倒黑白的典型：大元帅府、黄埔军校、广州国民政府、农民运动讲习所等等旧址，个个是外强压迫中国，颠覆中国政府的灾难写照，无一不是广东和全国人民的灾难写照，中共为苏俄策动的暴动建了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作为“光荣的记忆”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了“中苏人民血谊亭”，上铭刻有“中苏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之句，将此亭定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革命纪念物的青年们不知道，这些革命纪念物代表的是外国势力推翻中国政府、运来枪炮祸害中国的历史，当年的广州暴动是苏俄领事馆直接指挥，从朝鲜调来军队参与的暴乱。暴动者杀害了数千民众，将广州焚烧的满目疮痍。广州暴动的诉求是什么呢？中共广东省委发布的下列暴动口号告诉人们真实的广州暴动：

没收一切土地，杀尽地主与富农；

没收一切资本家财产；

杀尽工贼；

农民要求土地，不交租，不纳税，不还债；

没收土地归农民、士兵；

烧尽一切田契、债约；

没收阔佬公馆、洋楼给工人居住；

杀死一切压迫人的人；

杀绝一切豪绅地主恶霸反动派；

赤色恐怖消灭白色恐怖……

其中，“没收一切土地”是暴动领导人张太雷的手笔。他嫌原拟“没收五十亩以上地主土地”口号不够革命，在暴动前改为了“没收一切土地”。[21] 上述口号说明，苏俄操纵的农民运动、广州暴动等祸乱之惨烈超过了闯、献、洪、杨。

第 17 章 北洋政府时代终结

蒋介石下野与国民党内斗

“宁汉分裂”后，双方分别继续北伐，汉方北进河南，与冯玉祥国民军会师；宁方进军鲁南。汪精卫、唐生智根据罗易“消灭南京反革命中心”[1] 的要求，声言讨蒋，任命唐生智为东征军总司令准备进攻宁军。蒋介石急忙下令北伐鲁南的部队改攻为守，准备南撤。张宗昌、孙传芳策划乘宁军后撤之机发动反攻，败宁军于苏北、鲁南。

宁、汉相争的情况下，桂系举足轻重。李宗仁、白崇禧传承了民初以来西南领袖的割据之心，并伺夺取最高权力。在蒋介石下令北进时，桂系按兵不动，趁南京空虚，将旗下第七军布防芜湖至南京一线，掌控南京，形成对蒋逼宫之势。1927年8月，蒋介石在率北伐军反攻徐州再败，又遇到汉方讨伐，中共暴动和桂系占据南京逼宫一系列打击。困境中，蒋介石通电下野（第一次下野），回了家乡奉化，随后赴日本进行私人外交。

逼蒋下野后，桂系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建立起以孙科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再以“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人不能进入中央机构”为由，将汪精卫排斥出南京的权力中枢。然而，桂系取代蒋介石主政南京遇到了强大的阻力。首先，新加入国民党的桂系在国民党中央缺乏根基，李宗仁连国民党中常委都不是，国民党元老们不买桂系的账；其次，拥蒋派抵制桂系主持的南京政府；第三，江浙财团、上海商界拒绝支持李宗仁，宋子文随蒋辞财政部长职，留下了千万元北伐军费巨债，各地的税收也不交给国民政府。在北伐军费每月开支两三千万而财政收入仅区区数百万的财政危机中，孙科政府上台后立即陷入困境；第四，军中黄埔系仍然效忠蒋介石，不受桂系调遣，使桂系无法主持全局。拥兵控制两湖、安徽的唐生智趁各方抵制桂系之机以“护党”名义通电反桂。10月，桂系控制的南京特委发出讨唐令，“桂唐战争”爆发。11月，唐军兵败，唐生智通电下野赴日本养病，“桂唐战争”迅速结束。在部署讨唐的同时，李宗仁利用西山会议派排挤汪精卫。汪以吁请蒋介石复职的方式对付李宗仁，并准备接受张发奎和李济深的联名电请南下广州另立中央。

乘蒋介石下野，国民党内斗，张作霖组织张宗昌、孙传芳、褚玉璞等部先后在陇海铁路、津浦铁路沿线向国民党军发动了进攻。在军事上承受巨大压力的冯玉祥、阎锡山为了保存地盘、实力，联名通电，敦促蒋介石复职主持北伐大计。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五元老也联名通电请蒋复职。在汪、冯、阎及元老联手推动下，国民党全会预备会一致通过了汪精卫提出的《请蒋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案》，决议于1928年1月在南京召集二届四中全会，推蒋介石负责筹备，届时李宗仁为首的中央特别委员和特委会军事常委会同时取消。至此，国民党内各派联手扳倒了桂系，为蒋介石复职铺平的道路。

二期北伐

1928年2月初，国民党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任命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会主席、中央党部组织部长决议案》和《整理各地党务案》、《制止共产党阴谋案》等进一步“清党”的决议。会后，中政会决议任命蒋介石为北伐全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任命冯玉祥、阎锡山为第二、第三集团军总司令。2月中，蒋介石赴开封与冯玉祥面议二期北伐，商定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北进天津；第二集团军攻击京汉铁路以东、津浦铁路以西的奉军，由河南新乡向彰德、河北大名一带北上，与第一、第四集团军会攻京、津；第三集团军自太原沿正太铁路出娘子关，北上与第四集团军会师北京；第四集团军沿京汉铁路经郑州、新乡，保定进攻北京。3月，蒋介石到上海与财界会商北伐的财政支持。

3月底，蒋介石统率国民革命军开始了二期北伐，在豫北的北伐军第二集团军面对张学良部的进攻采取守势，第三集团军开战后遭到安国军第三、第四方面军团的进攻，困守山西。4月中，蒋介石指挥第一集团军取得了突破，与第二集团军配合，击败了向防守鲁西南的孙传芳、张宗昌部，于5月1日进入济南，于5月中越过德州。山东战场的孙传芳、张宗昌被击败后，安国军张作相、张学良、杨宇霆部向北退却，北伐军第二、三、四集团军沿京汉铁路两侧一路追击，至5月底分别追击至保定、大同、张家口、归绥(今呼和浩特)。

济南事件

“南京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奉行“币原”，禁止武力报复以推动蒋介石对苏俄决裂。不久，抨击币原外交软弱的田中义一在日本金融危机的形势下上台组阁，转而实行强硬政策。1927年6月，在北伐军進至山东，日本以保护在华侨民为由出兵占领了济南。英国、美国也担心国民党北伐演致另一次杀洋人的义和团运动，以保护本国侨民为由，出兵天津。为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蒋介石命令北伐军迂迥北上。9月，下野的蒋介石以私人身份访问日本，会见了田中义一首相，了解日本对中国北伐的态度，并希望日本像当年支持孙中山的同盟会一样支持国民党北伐。田中表示反对国民党北伐，希望蒋介石专心致力于中国南方的统一。

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国民党北伐军总司令。为免日本出兵干涉，他在出兵前向日本记者发表谈话，强调北伐的范围将不包括满洲地区。4月，当国民党军继续北伐逼近济南，日军派出三千多兵力在济南城外设立警备区，构筑工事，收容日本侨民。5月1日，北伐军攻入济南。军中的中共党员继续执行共产国际的训令，再次煽动士兵对日本侨民实施暴行，杀害日侨数十人，伤百余人，劫掠日商百余户。5月3日，日军实施报复行动，派兵闯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山东特派交涉使署，枪杀了外交特派员蔡公时等十八人。5月8日，日军向北伐军占领下济南发动進攻。蒋介石一方面避免与日军冲突，命令北伐军撤出济南，绕道继续北上，另一方面循外交途径解决“济南事件”。

煽动士兵施暴的同时，中共利用舆论煽动民众反日排外。中共中央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彻底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包括撤退日本在华一切海陆军，收回青岛及胶济路，对日经济绝交，断绝对日邦交，驱逐日本使领出境。国民党政府是压迫民众运动的，要進行彻底的反日运动，必须打倒国民党及其政府。”[2] 同时，中共在党内发出指示，组织抵制日货运动及日厂工人的罢工与示威，扩大反帝反国民党的宣传，引导商人、学生参加反国民党与反帝的运动等。[3] 根据中央指示，中共各地组织成立了反日会，发起了抵制日货等运动，提出停止两国贸易、没收与处分商家的日货充作反日会基金、对日经济绝交、对日宣战、要求外交部长黄郛辞职等口号。在国民党政府方面妥协处理事件的时，中共通过反日会等民间团体大力煽动仇外、排外，只宣传日本方面杀人，掩盖北伐军屠杀日侨制造惨案的真相（日本后在靖国神社中供奉“五三惨案”亡灵185人），希望挑起中日战争。在中共的推动下，全国反日情绪高涨。

6月，外交部长黄郛在各地反日浪潮中引咎辞职，王正廷继任外交部长，与日方就济南事件善后展开谈判，双方均承诺采取行动避免事态扩大，防止汉口事件、南京事件、义和团运动重演，防止北伐战争转变为中日战争。国民党政府积极制止义和团式的排外情绪，颁布了《排日取缔令》，在允许各团体发表意见的同时，阻止罢工、罢课、大规模反日集会、反日示威及反日宣传演讲，国民党军从青岛及胶济路撤退。国民党政府冷静地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事件的政策奏效，日军释放了在济南事件中俘虏的900余国民党军，事件走向和平解决。中日政府承认，双方对事件起因认定存在分歧，承认双方都有伤亡，决定将各自认定的事实经过和所受损失向国际社会展示，由国际社会来认定事件的责任。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日军杀害蔡公时等十八人以及在济南报复炮击造成了伤亡的情况，日方则在济南医院安排了有日方检尸人员、日军士兵、警察和中方代表参加的对济南事件中被杀害日侨的尸检。尸检照片显示，被杀日侨中，有男性被割去阴茎，有女性阴部被插入异物，部分死者被剜眼剖腹（尸检照片中的一张后来被用作了宣传日军七三一部队活体解剖的假证据）。

经过半年多的调查和谈判，中日两国政府于1929年3月达成了《解决济案协议》。其中规定，日本在两个月内自山东撤兵，中国保证在华日本人的安全。至此，济南事件以外交谈判的方式获得解决。这一协议是民国政府在弱国外交中的成功一例，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获罪洋人”而不以“割地赔款”了结的首例。南京政府对事件的处理虽然理性，但也不得不迎合举国的反日情绪，定日军实施报复的5月3日为“国耻日”，同时掩盖北伐军5月1日杀日本平民的国耻。

济南事件后，田中义一首相召开了讨论中国问题的“东方会议”（自认脱亚入欧的日本称中国为东方）。会上，执政党政友会和关东军的强硬派提出武力解决满洲的主权问题。但田中义一首相和外交部担心武力入侵中国违反九国条约，将招致日本在国际上的麻烦。会议决定，在中国的内战危及日本在满洲利益时，日本将采取“自卫的措施”。会后，苏联情报机关伪造了一份内容显示日本计划灭亡中国的《田中奏折》在中国散布，一方面煽动中国人的仇日情绪，希望挑起中日战争，另一方面转移中国人对苏俄霸占满蒙的注意。1929年2月，《田中奏折》的中文译本在中国的报刊上登出，成功地煽动起了中国人的仇日情绪。日本外务省得知后向国民党政府抗议说在中国流传的《田中奏折》系伪造的（至日本二战战败投降，盟军方面没有发现日文版《田中奏折》文件或副本，让人相信日本外务省的声明真实）。苏俄与日本因争相向中国满蒙扩张而长期为敌。从五四运动，济南事件、南京事件、全国抵制日货运动等等，苏俄借制造事端煽动中国人仇日掩盖自己霸占满蒙。《田中奏折》是苏俄制造中日争端获渔翁之利的策略之一。

皇姑屯事件与东北易帜

1928年5月底，国民党北伐军四个集团军乘胜追击，分别占领了保定、大同、张家口，逼近平津。在讨赤战争败局已定情况下，张作霖下令停战，命奉系军队向关外退却，命张学良主持京、津。6月2日，张作霖发表返奉通电，对讨赤失败表示遗憾，宣布退守满洲以避免进一步流血。6月4日晨，返奉的列车在京奉、南满铁路的交叉点皇姑屯被炸，张作霖遇刺身亡。他因为对抗苏俄向满蒙扩张，抵制苏俄赤化中国而遭暗杀。

俄国“十月革命”后，张作霖积极推动中国政府恢复对满蒙的主权。1920年底，苏俄通知中国红军将进兵外蒙古。张作霖敏锐地感到，苏俄实际是宣布它将继承沙俄在外蒙古的地盘，不承认中国对外蒙主权，认定苏俄不仅要蒙古，更要满洲，其对华宣言是欺人之谈。他强硬地要求北京政府回复苏俄说：“蒙古之事纯系中国内务，无须他国干涉”。根据他的立场，北京政府拒绝了苏俄要求出兵外蒙古剿匪的要求。从这时起，苏俄将张作霖列为了在华头号仇敌。从这时到北伐战争的几年间，苏俄拉拢吴佩孚，扶植孙中山、冯玉祥，提出“打倒军阀”口号和“国民革命”目标，策动冯玉祥与郭松龄结盟，策动郭松龄反奉，发动北伐战争等等行动的目的都是推翻维护满蒙主权的张作霖和北洋政府。

1926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会见了吴佩孚，指出直奉争斗的结果将是助苏俄赤化中国，大家共同的威胁来自苏俄，说服吴佩孚加入讨赤联军，携手抗击苏俄扶植“南北二赤”颠覆中国政府。张作霖牵头组成讨赤联军后，斯大林下达了对张的暗杀令。8月，苏联红军军事情报总局局长别尔金将军与三处(亚洲处)处长研究后，决定派境外工作经验丰富且通晓中国事务的特工站站长К.萨尔嫩率布尔拉科夫、梅德维杰夫、费拉先科等人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执行刺张任务。别尔金在给萨尔嫩的信中说：“萨尔嫩·克里斯塔甫同志，我们的党中央及斯大林同志都认为，中国的大军阀张作霖是我们在远东、在中国，乃至在整个东北亚开展苏维埃革命遇到的最大障碍，也是共产主义运动最危险的敌人。所以，总部决定派你去中国，组织并实施暗杀张作霖的绝密计划。” 9月，布尔拉科夫在绥芬河车站被奉系侦缉队抓获，暗杀计划失败，张作霖躲过了一劫。[4]

12月，张作霖宣布就任安国军总司令，成为中国对抗苏俄赤化的最高领袖。应对苏俄在东北三省策动暴动，他于1927年3月派兵搜查了苏俄在哈尔滨的商务代表处，查封了苏俄在哈尔滨的运输公司代表处。4月，张作霖在列强各国公使团的支持下派军警强行搜查了苏俄驻北京领事馆，逮捕躲藏其中的李大钊等一批俄党，端掉了苏俄使馆内的指挥颠覆与情报特工中心，下令将搜获的苏俄策动颠覆中国政府的大量机密文件公之于众。机密文件中派中共党员从内部夺取国民党党权军权的计划帮助蒋介石下决心对苏决裂。

张作霖公布苏俄机密文件后，斯大林再次下令暗杀张作霖。奉斯大林之命，苏俄特工萨尔嫩、维纳罗夫、埃廷贡等人在哈尔滨会合，开始了另一次暗杀部署。1928年5月30日夜，莫斯科总部密电暗杀行动组：“张作霖拟在6月3日乘火车从北京站出发。你们要秘密行事。同时提醒他们：在实施清除行动时，一定要把人们对俄视线引到日本人或南方的蒋介石集团身上，最好能引到日本人身上。” 6月2日晚，萨尔嫩收到莫斯科传来的张作霖所乘列车时间及车厢情报的密电。[5] 为了嫁祸日军，苏俄特工小组特意把炸弹埋在了由日本关东军警戒的铁路架桥上。6月4日凌晨，张作霖的专列经过时，守候在附近的埃廷贡引爆了炸药。

皇姑屯事件后，莫斯科将萨尔嫩、埃廷贡、维纳罗夫等特工调回国内，在几年后授予萨尔嫩苏联英雄金质奖章、授予埃廷贡苏联政府授予最高奖章——列宁勋章、保加利亚共产党则授予维纳罗夫社会主义劳动勋章。[6] 1933年，国联派出以英国勋爵李顿为首的专家组来华调查九一八事变以及皇姑屯事件。李顿调查团数月调查未能查明皇姑屯事件真相，报告说：“张氏遇害之责任，迄今无法判明。惨案内幕仍在雾中”。二战后，东京盟军最高统帅总部于1946年1月19日发布特别通告，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并重新审理皇姑屯爆炸案。这引起了苏联的极大担心。为了防止真相暴露，苏联国家安全部让早已成为苏联间谍的冈田启介在关东军中物色替罪羊。冈田启介选定了弟子河本大作出面承担。此时躲在华北的河本正走投无路，按照恩师的指示写出了那篇广为人知的《我杀死了张作霖》供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专家调查后认为河本的供词缺乏证据，未予接受，同时决定对缺乏证据的皇姑屯爆炸案不予专门立案。1975年，埃廷贡在写给当时的苏共政治局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的亲笔信中透露，他曾奉捷尔任斯基派谴到中国执行了一项特殊使命。[7] 虽然日本方面始终否认关东军参与了暗杀张作霖行动，但国人被苏俄和国共两党联手长期灌输而相信皇姑屯事件系日本军方所为。

在1920年代初的中国，张作霖最早认清了苏俄继承沙俄对华野心和苏俄赤化中国的灾难性质。经过一番混战，他与吴佩孚相继认识到了武力统一中国之路带来灾难，转而认同联省自治的道路。由于苏俄赤化中国动用的资源极其巨大，张作霖无力对抗赤化，讨赤失败是必然的。国共两党后来长期宣传说，张作霖、吴佩孚得到帝国主义支持。其实，若真有列强像苏俄那样动用巨额资源支持，张作霖、吴佩孚的讨赤联军、安国军也不至于被消灭。张作霖领导的讨赤事业代表中国对苏俄霸占满蒙的抗争，代表着中国对苏俄赤化的抗争，代表着中国联省自治走向共和联邦的道路。张作霖为此抗争付出了生命。几十年后，在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连绵祸害后，国人才能真正认识张作霖、吴佩孚抗争的悲壮。

张作霖之爱国爱民不仅表现在领导讨赤，还表现在热心教育事业。1916年，他出任奉天省长伊始，在一份教育条陈上批示：“学务为造就人才之所，振兴国家之基，关系最重，而奉天又处特别地位，若不从整顿教育入手，更无以希望。”他训令各道尹重申省令，严责各县知事增加教育经费，要求各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占全县岁出总数的40%，并将此标准作为考核各县知事政绩的标准之一。1917年，他致电教育部，请设高等师范学校，提出吉、黑两省已同意协款三万元。教育部谓“于国立学校计划有违”未予批准，他再致函教育总长强调在奉省设立高师学校的必要性。教育部终于同意将计划内最后一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设在奉天。得张作霖特批的奉天省政府资助，奉天的师范学校免收学费，还发给伙食费。

在推动办师范教育的同时，张作霖大力推动出洋留学，下令对奉省二十县的留学生进行调查统计。得知奉省在日留学生有只有68人，他决定增派两批公费生赴日，并派员赴日了解留学生在日情况，推出《奉天省管理留日学生暂行规则十六条》以加强对留学生的管理。1919年，日本物价飞涨使留日学生的生活困难，他下令给公费生增加资助，对学习指定学科的自费生给予额定奖励金。1921年10月，教育部发出文件，将自费留日学生因故要求公家借费者遣送回国。张作霖听说后捐出十万元汇给这些留学生解燃眉之急。司徒雷登在北京办燕京大学，找张作霖筹款，张听了介绍后说：“你办的教育事业本来是应该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现在你做了，我十分感谢”，当场捐出五千大洋。以后，只要司徒雷登开口，张作霖总是慷慨解囊。[8]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在整军经武的同时创办了东北大学。他对奉天省长王永江说：“我没读过书，知道肚子里没有墨水子的害处，所以可不能让东北人没有上大学求深造的机会，一切事我都交给你了，开学越快越好。用钱告诉我，不管多少，我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但东北大学是非办不可。”1923年4月26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1925年，新校舍建成。其规模之大，功能齐全，校园面积之大，国内首屈一指。为吸引一流学者来此任教，东北大学所设定的薪金和待遇高于国内的几所知名大学。以教授为例，北大、清华教授月薪300元，南开240元，东北大学则为360元。东北大学还为教授们盖新村，建别墅，安排宽敞舒适的住宅。教授们回北京探亲，还予以报销往返路费。这与当时国内战争情况下，各校教授欠薪、减薪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东北大学的这些优厚待遇，吸引当时许多的知名教授前来任教。继东北大学之后，张作霖又于1927年以北京交通部名义在锦州建立了“东北交通大学”。张作霖去世时，奉天全省职业学校达到45所，省立6所，县立39所，在校生达到约5000人，东北大学为全国规模最大，经费最多，学生最多的大学，有教授300人，学生3000人，每年经费为北京大学的三倍多。衡量一个统治者是否爱国爱民，一个简单的标准是看他是否热心教育。以此标准衡量，以袁世凯、张作霖为代表的北洋政府是二十世纪中国最爱国爱民的政府。

张作霖遇刺身亡后，奉天省长刘尚清秘而不宣，避免了东北局势陷入混乱。两周后，张学良回到沈阳才为乃父发丧，奉系开始推举东北最高军政领袖的继任人。张作霖生前培养张学良不遗余力。奉系集团成员都清楚张作霖传位于长子张学良之意。郭松龄兵变中，张作霖把前线的一切事务全权交给张学良处理。张学良先是组织部队抵抗，成功地把郭松龄部队阻挡在巨流河一线，再以旧部感情瓦解郭部。因为郭部的军官大多由张学良提拔，张学良在前线一喊话，这些军官大部分自动放下武器。事后，张学良力主对参与兵变的军官既往不咎，一概留用。张作霖装模作样地大骂一通，让儿子作好人。通过郭松龄兵变的处理，张作霖及奉系的老派看到了张学良在奉军中的指挥能力和号召力，不再小瞧张学良。从此，张作霖放手让张学良独当一面，把七个方面军中嫡系的三、四方面军交由张学良指挥。被国民党北伐中败退入关后，张学良指挥的三、四方面军主力基本没受损失。张作相是张作霖的绿林结拜兄弟，深为张作霖倚重，在东北军界、政界深得人心，得到更多将领的推戴。但他无意角逐东北最高权力，支持张学良继承父位。在7月2日的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大会上，张作相力举张学良，当众对张学良说：“汉卿，你放心干好了，我们都会支持你。在公的方面，如果我们不服从你的命令，你只管拿军法来办我们。可是私底下，你还是我的侄儿，如果知道你不好好干，我会在没有人的时候，打你的耳光。”作为奉系中老一辈最有分量的人物，张作相这番话一锤定音。大会一致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司令。7月3日，张学良宣誓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23日，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宣告成立，推举张学良任委员长，统一管理东北各省区所有内政外交重大事务。

蒋介石在北伐战争之初就向日本方面承诺北伐的目标范围不包括东北。占领北京后，他决定停止用兵，只求名义上统一全国。张学良也希望停战，派代表与国民政府展开了归顺中央的谈判，提出了名义上服从国民政府，保持东北军权，财权独立的易帜条件。11月，张学良以贺天皇加冕为名，派莫德惠赴日，征询日本对东北易帜的态度。田中义一首相表态不反对易帜。经过谈判，南京国民党政府和东北当局达成了东北易帜协议。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宣布东三省及热河省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遵从三民主义，东北政府机关全部取下北洋政府的五色国旗，改悬挂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12月30日，奉军改称国民革命军东北军，设立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张学良接受国民政的委任状，就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和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武力北伐名义上统一了全国，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政令只及东南数省，大多数省份仍处于军阀割据或半割据状态。易帜后的东北更是独立于中央政府：行政上，政务独立，中央政府只是名义上补行任免手续；军事上，三十万奉军，包括海军、空军不受中央政府调动；财政经济方面，东北为财政独立，不向南京中央财政解款，东三省流通独立货币——奉票。因此，东北对中央政府的服从只是名义上的。

上台后，张学良实施了铁腕清除杨宇霆的预定计划。杨宇霆加入奉系后深得张作霖信任，在历次奉军出关作战中任总参谋长，负责指挥奉军各部，成为奉军内出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将领们的首领。1929年初，张学良设下圈套，将威胁他权力地位的杨宇霆和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逮捕处决，通电宣布杨、常二人狼狈为奸，阻挠易帜，用人唯亲，动用公款等罪状，是为“杨常事件”。在郭松龄反奉中，杨为了一己私怨怂恿张作霖严惩附郭的将领，得罪了奉军中一大批军官。得到奉军广大将领的支持，张学良清除了杨、常，巩固了东北最高军政领袖的地位，成为二代“东北王”。

北伐战争结束

奉军退出关外，国民党北伐军占领了北京后，蒋介石以北京克复，向国民政府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主席及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职。国民政府和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等人通电挽留。9月，北伐军消灭了讨赤联军张宗昌，褚玉璞余部。随着新疆、东北易帜，北伐战争结束。

北伐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战争。新生的苏俄宣言废弃沙俄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无条件归还沙俄自中国攫取的权益。在与苏俄谈建交的三年中，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要求苏俄履行宣言承诺，自蒙古撤军，收回中东铁路。苏俄背弃宣言承诺，一面在建交谈判中耍赖，一面指挥国、共两党发动拥苏运动，以扶植国民党武力推翻相威胁，迫使中国政府从坚持了三年的立场上一退再退，最后在最后通牒的胁迫下放弃坚持了几年的要求与苏俄建了交。建交的同时，苏俄在中国南方开办了以颠覆中国政府为宗旨的黄埔军校。从1924至1927年，苏俄货轮先后六次运送军火到广州、汕头港口，武装国民党反政府党军，苏俄由陆路经乌兰巴托运送大批枪械装备了冯玉祥的国民军，以近亿的金钱、军火，扶植起了反政府的“南北二赤”， 派出数以千计的千军事顾问技术兵，指挥二赤击败张作霖、吴佩孚为首的讨赤联军，推翻了中国政府。这一屈辱的历程就是苏俄和国、共两党所称的国民革命。北伐战争带给中国的是倒退。清末以来选举产生的咨议局、省议会是中国追随世界潮流进步的成果。而这些进步成果随着北伐军各省而被取缔，代之以国共两党的党部。

在所谓国民革命过程中，苏俄将其驻华使领馆办成了颠覆中国政府的指挥中心，在中国各地策动杀人放火的“三大运动”（反帝运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指挥革命党，指示中共地下党领导北伐军对外国人实施暴行，指示在暴动中采取烧杀等极端措施，将中国广大地区推入了战乱与血腥，留下尸横遍野和大片废墟。了解了北伐战争的灾难性质也就了解了张作霖领导的抵抗赤化战争的正义与悲壮。从苏俄对华宣言到北伐战争，中国的各种“反帝运动”、“爱国运动”都是苏俄金钱资助的产物，各种名目的反帝组织其实与爱国无关，不过是苏俄颠覆中国政府的工具。真正爱国行动是张作霖的讨赤和蒋介石对苏决裂的四一二事变。

国、共在当权后都极力掩盖因苏俄扶植而上台的劣迹，将北洋政府、北洋时代宣传成反动统治和黑暗时代。在二十一世纪回首，人们会发现，北洋政府时代政治进步，人民自由，经济快速发展，政府和众北洋将领之爱国爱民远非其后革命党政府所能比拟，国共给张作霖、吴佩孚戴上的帝国主义走狗帽子戴在它们自己头上才合适。可以说，若无日、俄输入革命战乱，中国立宪共和的目标本应在北洋政府时代达到。

第 18 章 党国时代开始

国民党训政

1906年，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一起制定了推翻满清的《革命方略》。其中心思想是革命党独裁，不给其它政党留下任何活动空间。1924年，孙中山手书了根据《革命方略》和共产国际文件修改制定的《建国大纲》。其中规定：“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在宪法开始时期，中央政府当完成设立五院以试行五权之治，其序列如下：曰行政院、曰立法院、曰司法院、曰考试院、曰监察院。”《革命方略》中的革命党独裁和《建国大纲》的阶段设计是对清末以来立宪进程的倒退。宪政的要点是宪法权威高于一切，而上述方略、大纲规定革命唯一合法，其它党不允许存在，革命党党权不受制约，革命党内领袖独裁。孙中山借用西方“三权分立”说法，再加上传承科举制度的考试权和谏官制度的监察权，提出了“五权”架构，但其五权完全背离了“三权分立”中制约权力的核心理念，只起为革命党权高于一切装点门面作用，倒是与苏俄的党国体制理念相通。在以党权否定宪法权威方面，孙中山和苏俄没有分歧。因此，苏俄改组国民党时保留了孙中山的建国大纲。鲍罗廷将五权构想与苏俄的党国体制结合，制定了“五权”统归国民党，党权由总理独裁的体制，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政府职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就职须宣誓服从国民党党义。

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公布了根据《建国大纲》制定的《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和《国民政府组织法》，宣布“军政阶段”结束，“训政阶段”开始。1928年10月10日，国民党在武昌暴动纪念日这一天在南京举行了国民政府成立仪式，宣布国民政府下设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和监察等五院，任命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戴季陶和蔡元培（后任于右任）分别出任各院院长。《国民政府组织法》体现苏俄引入的党国体制，规定“五院制”只是名义上分权，实际党权一统，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中政会）主宰五院，任命党员出任五院院长、副院长，作出施政决定命行政院执行；议决一切法律由立法院公布，立法院提出复议仅限一次，由中政会决定是否接受复议作出修改；司法院及最高法院、行政法院与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是中政会所定法律的执行者和解释者；考试院和监察院也是中政会的下属机关。国民党发布了《政府机关职员须入国民党令》和《宣誓条例》，要求政府职员必须宣誓“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奉行法令，忠于及努力于本职”，“如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决议：无须召开国民大会制订约法，而由国民党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权利”。６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训政时期为六年，到1935年结束。

虽然国民党在北伐中与苏俄决裂，南京国民政府仍是苏俄扶植的产物。苏俄引入中国的党国体制结束了清末以来政治多元，思想自由，组党自由的时代，开启了党国、党军的时代。对于国民党迁都、改国歌、换国旗、变政体为苏俄引进的一党独裁，章太炎抨击：“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党治国者，皆背叛民国之贼”，“党治主义，民不聊生主义。今日中国民不堪命，蒋介石，冯玉祥尚非最大罪魁，祸首实属孙中山”。[1] 他沉痛宣布中华民国亡了，称自己已经成为民国遗民。章言有道理，民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本质的不同在于多元与专制。对于国民党的“训政”安排，胡适、张佛泉、萧公权等学者指出：宪政本身就是训政的过程。人民需要训练，国民党同样需要训练，因此不应另设一个由国民党训导人民的所谓训政阶段。胡适等人的反对意见被国民党拒绝。

神化孙中山热潮

孙中山逝世当月，鲍罗廷主持国民党高层作出决定，循苏俄供奉领袖尸体之例，将孙中山遗体送到协和医院做防腐处理，然后供奉于“水晶棺”内供民众瞻仰。1925年3月下旬，苏俄政府运来了“水晶棺”。但此时，孙中山遗体因防腐处理不佳变黑，不便再展示。鲍罗廷主持国民党中央决定改为土葬，另制作中式沉香木棺，后又换苏制铜棺，将孙遗体暂厝西山碧云寺，准备按孙遗愿迁葬南京紫金山，因为十几年前孙中山文武百官拜谒明太祖孝陵时曾嘱随行的胡汉民等人说：待我他日辞世后，向国民乞此一抔土，以安置躯壳，实际表示要位列明太祖之侧，据说还有追随先祖孙权之意。

这时，国民党遇到了权力交接的难题。革命党内的权力交接不可能有公平竞争，领袖更替须通过武力、暗杀或政变方式完成。国民党内有机会接任领袖的汪精卫、蒋介石、廖仲恺、胡汉民等人展开了以神化孙中山为方式的竞争。汪、蒋、廖纷纷表示，将来要追随总理随葬左右，没有表示要随葬左右的胡汉民在推动神化孙中山也不遗余力。蒋介石在“东征”前线的黄埔军大会演讲中率先尊孙中山为“国父”，随后在党军中率先推行了“纪念周”，颁布了《总理纪念周条例》。条例规定：“以每周星期一为纪念周永久行之。上午十时向孙大元帅像行三鞠躬礼，如在战地无帅像时向青天白日旗行礼，然后默哀三分钟，随后全体官兵宣读孙大元帅遗嘱，并由官兵长解释其义，最后演说孙大元帅主义及革命历史”，……“对于本条例如有阳奉阴违等行为，一经查觉或举发，除将其应负责之官长撤差外，并另予分别议处”。

1925年8月，广州国民政府将蒋介石在党军中的神化作法推广到全党，开始在政府机关中举行总理纪念周。在众高层神化孙中山的竞赛中，国民党到处以“中山”命名地名，香山县改为了中山县，永丰舰改为了中山舰，在全国各地命名中山路、中山公园、中山广场等等。当时有独立报纸刊文批评神化孙中山说：“孙文死后，什么‘中山省’、‘中山县’、‘中山公园’等等名称，闹得头昏脑痛，……索性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山民国’，……‘亚细亚洲’改称‘中山洲’，……‘国民党’改称‘中山党’，最干脆，最切当。”[2]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修改党章，对“总理”一章增加附注说：“总理已于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十五年一月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总理遗嘱，并努力实行之，保存此章以为本党永久之纪念”，决定此后国民党党章虽有总理的规定而其党内再无新总理产生，将“总理”头衔永久留给孙中山专有。决议还在总章中增加了 “纪念周”一节，规定“海内外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各军队均应于每星期举行纪念周一次”。会后，国民党中央公布了《纪念周条例》。其中规定：“每周星期一上午9时至12时”举行纪念周仪式，“不得无故连续缺席至三次以上，违者分别处罪”；纪念周程序为：（1）全体肃立；（2）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3）主席宣读总理遗嘱全体同时循声宣读；（4）向总理遗像俯首默念三分钟；（5）演说或政治报告；（6）礼成。纪念周仪式的核心“恭读总理遗嘱”，要求由主席带领诵读《总理遗嘱》。5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修订了《纪念周条例》，将纪念周确立为了党的制度，规定党员必须参加纪念周。

北伐军逼近北京时，蒋介石精心布署了“告慰总理”活动，派孔祥熙到北京西郊察看孙中山灵柩，指示文胆陈布雷撰写《祭告总理文》，要求“一定要写得有声有色，有情有文。要使人动心。要把中正这几年的苦心表达出来。”北伐军占领北京后，蒋介石效仿当年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率文武百官祭告明太祖的作法，率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到西山碧云寺，在孙中山灵柩前举行了祭奠典礼，祭告北伐成功。仪式中，蒋介石颂读祭文说：“中正昔待总理，亲承担命之殷切，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李宗仁后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司仪宣布祭告典礼开始，‘向总理三鞠躬’时，蒋介石忽然抚棺大哭，戴季陶、吴稚晖也随之大哭。有些人悄悄说：‘这样才显出他是嫡系呢，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蒋越哭越厉害，大家在旁等着，我觉得这种哭法不大对，劝蒋不要再哭了，蒋哭得不停，至大家走了才不不哭了。”

祭告后，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将孙中山迁陵南京紫金山的正式决议。这时，国家连年战乱，人民极为困苦。据宋子文1928年9月全国财政预算委员会报告，北伐结束时政府每月的财政收入仅为500万元，而支出为900万元。在领袖崇拜的热潮中，高层中无人敢对民不聊生时修建浩大王陵提出异议。国民党不顾政府巨额亏空，在南京紫金山圈占风景区，花费相当于国民政府两年财政支出的民财为孙中山建陵。这样的决定在民国时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议院制约，执政党不可能为所欲为。

与历代王朝一样，国民政府建陵也是各级官僚中饱私囊的盛筵。建陵完工前，国民党成立了总理奉安办事处，再制定了耗费巨大的奉安计划。1929年春，规模空前的现代王陵建成，国民党安排了有史以来最气派豪华的奉安程序：派出以林森为首的迎榇专员携英制铜棺抵北平替换原苏制铜棺，饬令平汉铁路局赶造灵车，向美国订购奉安汽车，训练杠夫百余名，下令七日内全国降半旗，人民佩黑纱，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安排碧云寺起灵仪式，从香山步行抬到前门车站仪式，组织三十万民众护送灵柩，由南京开出专列，出动陆海空军赴北平迎榇，安排沿途各车站地方最高官员车站迎送，蒋介石率众文武到浦口车站迎榇，威胜舰载灵榇过江，三天公祭，蒋介石率中央委员三人一班轮流守灵。6月 1日，蒋介石主持隆重奉安大典，中央大员一律蓝袍、黑褂、白帽、黑履、黑袜，肃立行礼，国民党再组织数十万民众送灵，灵榇抵达紫金山入墓安放，其间礼炮七次大鸣一百零一响。[3] 奉安过程成为国民党高层攀比隆重的竞赛。

国民党内各派军头不甘在神化孙中山方面让蒋介石专美，各展拳脚。冯玉祥在孙中山逝世后即行动，下令所部国民军下半旗致哀，并提出极端主张，建议将北京天安门广场作为国民党的国葬场，安葬孙中山于此，然后再将黄兴、蔡锷均移葬于此，声称以此鼓动革命精神。他还强调“孙中山临死之时，犹言余是其好朋友也”。北伐结束后，冯玉祥在其控制的豫、陕、甘几省地盘也大搞孙中山崇拜，大建孙中山纪念场所，以作为与蒋系中央抗衡。在在其控制的豫、陕、甘几省地盘也大搞孙中山崇拜，大建孙中山纪念场所，桂系的动作也不慢。国民党二大会后，桂系立即在梧州北山举行了中山纪念堂奠基典礼。北伐胜利后，桂系在其控制的新老地盘也大建孙中山纪念场所。一时间，国民党各派系以神化孙中山为争权夺利手段，将全国各地搞得乌烟瘴气。有识之士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不乏谴责。其中章太炎做挽联抨击国民党奉安道：“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然而，在党国体制之下，国民党为所欲为，几年后又为廖仲恺搞了气派豪华的迁葬，耗费巨资将廖迁葬孙陵之侧。革命党口口声声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而国民党高层们心中理想是求追随专制残暴的明太祖，要求在紫金山麓排列出新一代的汉族王朝，而且要求规模超越历代王陵。

在神化孙中山热潮中，著名報人王芸生披露了孙中山1914年5月11日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4] 将孙中山倚日卖国的部分劣迹曝光。在日本压迫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时，黄兴、陈炯明等革命家宣布放弃推翻政府的革命活动以支持政府对日交涉，但蒋 介石等人追随孙中山“倚日”，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奉孙之命到山东、满洲日军占领区从事颠覆政府的活动；在苏俄提出通牒压迫北京政府承认满蒙被占时，追随孙中山的国民党众高层集体投靠了苏俄，充当苏俄颠覆中国政府的工具。国民党众高层清楚，为了党国的利益，大家必须齐心协力维护孙中山的形象。于是，国民党控制舆论，极力掩盖孙中山在日本、苏俄以最后通牒压迫民国政府拆台卖国的事实，隐瞒孙中山倚日、投苏、卖国、暗杀革命同志，先作日本傀儡，再作苏俄傀儡的劣迹，将日、俄操纵的革命活动尽量篡改为是孙中山领导，以革命纪事中大量加上“奉孙中山之命”字眼。

在隐瞒孙中山卖国、祸国劣迹的同时，国民党在全国扩大“总理纪念周”会党仪式的规模，强迫全国、全社会参与神化孙中山的会党仪式——“纪念周”。一时，国民党控制的《中央日报》、《民国日报》、《申报》、《大公报》等报刊充斥《委员长蒋主席国府纪念周训词》、《胡汉民先生在中央纪念周的演讲》等关于“纪念周”报导。国民党在《纪念周条例》中将“纪念周”程序和内容规定得复杂烦琐。例如，《纪念周仪规》对会场规定：凡举行纪念周的地方均需悬挂总理遗像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联及“天下为公”横批，并左右配有党旗和国旗；对仪式程序规定：“全体肃立”、“唱党歌”，“向总理遗像和党国旗行三鞠躬礼”、“静默三分钟”、“全体随主席循声朗诵总理遗嘱”，然后是“主席讲话”或请其他人作报告。讲话后，全体宣读党员守则：“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信义为立身之本”，“仁爱为接物之本””，“和平为处世之本”，“勤俭为廉洁之本”，“助人为快乐之本”，“清洁为强身之本”；对“向总理遗像俯首默念三分钟”仪式规定：第一分钟是让人们“默默地想着总理底遗教，默默地思维着总理给我们的关于国民革命的目的、方法、工具和手段”；第二分钟是“将过去一周的工作检阅一下，究竟有无违背总理遗教的地方；……如果有的，应如何面着总理遗像切实地忏悔，如果过得去，应如何分外的努力以实现总理底主义？”第三分钟则是“严密地计划一下，究竟未来一周的工作，要如何才能不违背总理的遗教，要如何才能算是一个党忠实信徒的工作，……要如何才能发扬总理的主义”。参加的学生们后来承认他们在长达三分钟的静默中忍不住要笑；对着装规定：“参加纪念周人员之服装，除已有规定之制服外”，男性须穿礼服（素蓝色黑褂）或中山装，女性须穿长褂或衫裙，而且“服装材料，一律用国货。其颜色以适合时令、整齐划一为主旨”；对参加人员的站位与次序规定：参加人员“排列次序，依照礼堂之大小，按男左女右，酌量规定”。这样不断重复的烦琐形式引起人们的厌烦。对此，国民党不准精简烦琐，安排“纠仪员”检查到场情况，对无故不到者和失仪者均须报告主席纠正，在学校强制推行“纪念周”，向学生们灌输孙中山神话，否定思想自由。

为营造孙中山传人地位，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执会作出决议，将孙中山诞辰日、伦敦蒙难日、第一次暴动纪念日、就任临时大总统纪念日、就任非常大总统纪念日、广州蒙难纪念日、逝世纪念日统统规定为法定纪念日，强迫全民在纪念日参加纪念孙中山活动，随后再将“总理纪念周”升级为“国父纪念周”，将孙中山作词的黄埔军校校歌规定为国歌，规定“总理就任非常大总统纪念日、总理诞辰纪念日全国放假一天，悬旗庆祝；总理逝世纪念日全国放假一天，全国下半旗并停止娱乐。”

“纪念周”表面上是对孙中山的纪念，实际是国民党推行专制、独裁、扼杀自由思想的工具。1948年，在政权行将垮台时，蒋介石同意了机关团体停止举行纪念周，停读《国父遗嘱》。但是，他并没有放弃神化孙中山，而是将神化运动带到台湾，在台湾建造了气势宏大的“国父纪念堂”，安排几十位空军士兵长年为大厅中的孙中山雕像轮换站岗，还规定站岗的两个士兵要纹丝不动，派军官去摆正他们的领带、军服，测量士兵两脚之间的距离。这种情景之荒诞比国民党在大陆推行“纪念周”更甚。蒋介石毕生神化孙中山的用意是神化自己。通过在军队中大力推动“总理纪念周”、神化孙中山的活动，他达到了训导军队效忠于党国、效忠自己的目的。晚年，他在《苏俄在中国》一书指出：“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的产物，乃是苏俄共产帝国的螟蛉”。他没有反省的是，同盟会、国民党也不是中国的产物，而是日、俄扶植的产物。袁世凯临终承认称帝错了，而国民党人没有袁的那份坦荡，不会反省追随孙中山先投日、后投苏给中国带来的祸害。蒋介石去世时，国民党按照蒋介石神化孙中山的套路，在修改《国民党总章》，在“总理”一章之后又加了“总裁” 一章，规定不再产生新总裁，将“总裁”头衔永久留给蒋介石专有，变相承袭了太祖、太宗，然后列祖列宗的帝制传统。清末民初，中国政党林立，没有哪个政党刻意强调领袖独裁，对领袖顶礼膜拜。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是对清末民初进步的反动，革命党隐瞒投靠外国势力，充当外国势力颠覆中国政府工具等等劣迹，大搞党领袖崇拜，这就是所谓革命传统。

人权运动

对于国民党剥夺人民思想自由，大搞“纪念周”的倒退，胡适带头在中国公学公开抵制举行纪念周仪式，并抨击说：“月月有纪念，周周做纪念周，墙上处处是标语，人人嘴上有的是口号，……中国遂成了一个‘名教’的国家”，[5] “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6]

1929年3月，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叶公超、丁西林等人以《新月》杂志为阵地，发动了捍卫思想自由的人权运动。胡适在《我们走哪条路》一文提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是中国的“五大仇敌”，“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针对“五大仇敌”，他主张进行一点一滴改良。针对革命带给国家和人民的巨大祸害，他提出要“不避反革命之名”，反对“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扰乱国家社会的安宁”、反对“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等招牌，便没有人权保障，身体可以受侮辱，自由可以完全被剥夺，财产可以任意宰割，都不是非法行为了。”[7]

1930年1月，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人出版了中国的人权运动的宣言书——《人权论集》。在序言中，胡适挑战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国父神话说：“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他指出：“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蒋介石、冯玉祥诸公也需要入塾读书；人民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与党部诸公需要的训练是法治之下的政治生活。先知先觉的政府诸公必须自己先用宪法来训练自己，裁制自己，然后可以希望训练国民走上共和的大路。不然，则口口声声说训政，而自己所行所为皆不足为训，小民虽愚，岂易欺哉？”[8] “在思想言论自由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在对文化问题的态度上，我们也不能不说国民党是反动的。……一个当国专制的政党的思想若含有不合时代的反动倾向，他的影响可以阻碍一国文化的进步。所以我们对于国民党的经典以及党中领袖人物的反动思想，不能不用很诚实的态度下恳切的指摘。”[9]

罗隆基提倡人权说：“人权简单说就是做人的权利。言论自由是人权。言论自由所以成为人权，不因为他可以满足人的欲望，不因为他是天赋于人，不因为他是法律所许，根本原因是他的功用。他是做人所必须的条件。是一个人，就有想法。有思想就要表现他的思想。要表现他的思想，他非要说话不可。他要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说旁人要他说的话，这就是发展个性，培养人格的道路。”“从政治哲学上立论，国家不是一个强迫人民服从其意志的团体。国民之所以为国民，就是他有检查政府一切行动的宗旨及性质的责任。政府的行动，不能以其出诸政府，即成为天经地义。国家不能产生人权，只能承认人权。国家的优劣，在任何时期，即以人权得到承认的标准为准。”[10] 他在其“三十五条”“人权宣言”中宣告：主权在民：任何个人或团体未经人民允许不得行使国家权力。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享受国家政治上的一切权利，不得有宗教、政治信仰、社会阶级及男女的限制；国家保障国民私有财产：凡一切不经法定手续的没收及勒捐，均为违法；同时，国家也必须保障人民就业，保障人民思想、言论、出版、集会自由，普及教育，不得将教育机关作为政治信仰的宣传机关；政府与官吏对全民负责：任何家庭或团体不得包办政府多数高级官吏；司法独立，法律至上：法律对全体人民负责，不向一党一派负责。法律应该约束政府，限制执政者的特权。任何人或任何团体不得处于超越法律的地位。军政长官无权解释法律、执行司法职权。法官人选不得有宗教及政治信仰的歧视。无论何人，不经司法上的法定手续，不受逮捕、检查、收押。不经国家正当法庭的判决，任何国民不受任何惩罚。未经法庭判处，国家任何官吏不得以命令处任何人以死刑；军队对全体人民负责：不得以军事法庭代替普通法庭。非经政府的许可，任何军人不得在任何地点宣布军法戒严。他指出，国家是全体国民彼此合作以达到共同幸福的工具，人民是主人，国家为人民而存在，人民对国家的服从是有条件的。当国家不能为大多数人谋福利，蜕变为某一家庭或某一集团的私有物时，人民就可以终止对它的服从义务，“民主政治，重要的条件是国家的统治权在国民的全体，不在某特别团体或特别阶级身上。”他批评国民党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说：思想不能统一也不必统一。而且以人类的经验论，自有政党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党外无党”这回事，更没有过“党内无派”这回事。政党本来是与民主政治交相为用，相辅进行的。以民主主义治党，就不怕“党外有党”，民主的功用就在于调剂党内的派系、党外的党，使一切意见主张的纷争，走上光明正大轨道，而不趋于革命流血一条狭路。[11] 他批判马克思主义说：“物质条件没有改换，单单用暴力杀尽资本家，创造不了新的社会。……在社会的改造上，暴力的功用是有限的，恐怖行为在心理上或者有片时的效力，但物质社会没有根本的改变，暂时变换了的心理是立脚不住的。有甚么样的经济条件，产生甚么样的思想，支配思想的经济条件没有改换，杀人放火，除了报复作用外，是没有高深的意义的。可靠的方法应该是‘和平的演变’。”他直指马克思主义是“无逻辑的、愚呆的主义”，“共产党所谓的干部人才，大部分是中小学的青年男女学生，这些青年男女，做宣传，喊口号，甚而攻城掠地，杀人放火，有他们的勇气。然而，要打倒一个旧的国家，建设一个新的社会，这一班中小学的学生一定是心有余力不足的。即使中共革命成功了，这一班‘流氓、土匪’，如何来安置？怎样来叫他们‘各尽其能’，怎样能限他们‘各取所需’？……凭借‘流氓、土匪’来谋共产革命，一定有可放而不可收的结局。”[12]

梁实秋指出：“别种自由可以被恶势力所剥夺净尽，惟有思想自由是永远光芒万丈的。一个暴君可以用武力和金钱使得有思想的人不能发表他的思想，封书铺，封报馆，检查信件，甚而至于加以反动的罪名，枪毙，杀头，夷九族！但是他的思想本身是无法可以扑灭，并且愈遭阻碍将来流传的愈快愈远。”他疾呼：“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我们主张自由教育！”[13] 他主张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各种思想并存，独立思考，反对依附国民党。他批评共产主义：“我最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对于民族精神的蔑视。共产党的理论，重视阶级而不重视民族。他们的革命的策略是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国内的一个单纯革命党，它是听命于第三国际的，它是世界革命的一环，它是为阶级斗争。第二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的对于私有资产的仇视。我自己不是资本家，我也不依靠资本家维持生活，并且对于一般资本家大地主之剥削民众，我也深恶痛绝。但是对于私有资产这个制度，我仍是拥护的。我至今还以为私有资产制度不应废止，而资产之应加以限制，贫民之应加以救济，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们要的是公平，不是平均。共产党所采取的是报复手段，要造成恐惧，这是我所不能赞成的。第三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他们的反民主手段。在政治方面，他们是要一党专政的；在思想方面，他们也是要排斥异己，定于一尊。此种不容忍的态度，与民主的理想背道而驰。所以，我站在民主的立场，便觉得法西斯蒂之专政，共产党之专政，国民党之专政，都同样的不是妥当的办法。议会制度，也许是不能成为最有效率的政治制度，但民主的精神，即服从多数意见，尊重少数人之权利，最大量之个人自由，公开讨论的风气等，是任何国家所不可少的。只有民主的国家里，才有个人自由之可言。民主精神是人类几千年来付了很大代价才获得的一点智慧，凡反民主的姿势，都是开倒车。”[14]

人权运动的自由主义主张与国、共两党武力统一，暴力革命，革命党独裁，否定自由的信条根本对立，因而遭受共产国际和国民党政府的双重打击，被国、共两党共同斥为“反革命”。国民党指责胡适“违反党义”、“诋毁党义”，发布了矛头针对公学校长胡适的《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强调公学教职员每日至少自修研究国民党党义半小时。高压下，胡适被迫辞职，只是因崇高声望而得免入狱。但于人权运动的另一领袖罗隆基因主张人权而获罪，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在人权运动遭受打击时，罗隆基寄语未来写道：“百年后的读史者，当记住民国十八年的一段言论自由史，胡适因对《建国方略》和党义的批判，被认为大逆不道、罪不容诛”。[15]

在二十一世纪，回望1930年的权运动，人们倍感《人权论集》的思想光辉，倍感罗隆基早于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与《国际人权公约》许多年的人权宣言之前瞻。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中国人权运动先驱们不可能想象到，在二十一世纪中国，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空间比他们出版《人权论集》时更加狭小，批判革命党党义更加“大逆不道、罪不容诛”。

第 19 章 新军阀混战

第一次编遣会议

辛亥革命中，日本扶植的会党革命军遍地兴起，全国军队从清末的40万人翻番。之后，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叛乱、“护法”叛乱，苏俄扶植“南北二赤”，使中国军队数量再翻一番，达到300师220万人。北伐战争结束时，各路国民党新军阀成为国家的首害，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成立后立即陷入每月6000万元的军费开支带来的危机。全部财政收入不够养兵，国民党新军阀们在地盘、税源和裁兵问题上冲突，南京国民政府与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一样，处于兵祸的严重威胁之中。

北伐军占领北京后，蒋介石邀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及白崇禧在北平碧云寺和小汤山两次讨论裁兵，提出了大规模裁军的《军事善后案》和《军事整理案》，设想削减军费，统一编遣全国部队，精兵简政。《军事整理案》的主要内容为：1、撤消各集团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到京师供职；2、军队以师为单位，留国防军50至60个师，从各集团军中抽调精锐师直辖中央；3、编宪兵26万人，直隶中央。由于没有谈到裁谁的兵，会议没有出现反对意见，大家都同意成立“编遣委员会”主持全国裁军事宜。

这时国家名义统一，实际呈新军阀割据局面：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的占有南京、上海和江浙山东一带富庶地区，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占有河南、陕西、甘肃、宁夏等贫瘠地区，阎锡山第三集团军占有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及平、津两市；李宗仁第四集团军占有广西、两湖，支持桂系的李济深占有广东。各路军事领袖都清楚必须裁兵，但谁也不允许裁自已的兵。因为，各路军队都是私家军。日本消除了私家军，建立起了国军，军力迅速强大而无内战之忧，但裁军时仍引起军人不满。在中国，私家军是各路军阀的命根，裁军就更难。

1928年8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二届五中全会，讨论消除割据和裁兵。关于消除割据，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两种主张在会上激烈冲突，双方均援引“总理遗教”为依据。孙中山当年在野时主张地方分权，主政时又主张中央集权。这种援引“总理遗教”的争论不可能讲清道理。在讨论裁兵时，李宗仁提出，裁兵不难，裁官难，建议由政府提供经费，将各军中的高级将领分批派遣出洋考察军事，作为裁兵的准备步骤。李的建议与撤政治分会的笼统决议一样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无力支付庞大军费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不可能拿出巨额经费供大批军官出国旅游。实质问题无法解决，会议只能走形式，将蒋介石在汤山会议上提出的《整理军事案》再通过一次。其中笼统规定：“军政军令必须统一，全国军队数量必须裁减，军费预算不得超过财政收入的50%。”对国民政府财政而言，《整理军事案》提出的裁兵50万的目标即使能够达到，减半后的军费开支仍无法负担。因为，东北、西南的大部分省份不受中央染指，税收不上缴中央财政。中央政府无论怎样搜刮东南数省也无力供养全国暴增的国民革命军。全会能通过《整理军事案》是因为，该案它只说裁兵，不说裁谁的兵。全会没有取得实质成果。另外，蒋介石主导全会通过决议：在年底前撤消代表割据的各地方政治分会。与会者都知道，一纸决议并不可能消除地方独立状态。

1929年1月1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各集团军高级将领在南京举行专门商讨裁兵的全国编遣会议（第一次编遣会议）。他采取几项举措作为裁军的铺垫。第一，他安排全体与会者向孙中山像宣誓：“敬以至诚，宣誓于总理灵前：委员等遵奉总理遗教，实行裁兵救国。对于本党之一切决议，竭诚奉行，不敢存丝毫偏私、假借、欺饰、中辍之弊，如有违反，愿受本党最严之处罚，谨誓”，要借仪式要求各派系服从党权；其次，他作了“关于国军编遣委员会之希望”专题报告，要求四个集团军效法明治维时的日本四藩于大功告成后“化除藩兵，改编国军”；第三，他主导会议决定成立以自己为委员长的编遣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总务、编组、遣置、经理四部；第四，让宋子文向编遣会议作财政状况报告，坦言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仅来自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要求会议通过决议：各省不得截留应解中央款项，裁减兵额。

经过半个月的讨论，会议提出了《国军编遣进行程序大纲》，其中规定全国军队归中央统一指挥；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总司令部及海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官；设编遣区；全国设七个编遣区，通过裁兵使总军事支出不超过政府财政收入的41%。然而上述一系列铺垫还是没有涉及裁谁的兵。蒋介石知道，不涉及实质问题的几次会议没有意义，于是硬着头皮切入主题，提出以汰弱留强为裁兵原则。蒋的黄埔系是当时最精锐的军队，汰弱留强显然是要多裁其它派系的军队，暗示首先“编遣”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冯知道蒋的用意，针锋相对地提出裁无功留有功，要求先裁蒋的第一集团军所收编的十几万军队。当涉及触动私家军的关键问题时，会议陷入僵局。没有任何派系山头甘心被裁减。冯玉祥、李宗仁分别因所占地盘贫困、狭小而心怀不满，认为蒋介石是在借裁兵削弱异己，在会议中途离开了南京以抵制编遣。地盘实惠的阎锡山保持沉默。冯、李一去，蒋介石主持了近一个月的编遣会议不欢而散。几大军头各自准备兵戎相见。

蒋桂战争

编遣会后，李宗仁、蒋介石不约而同派要员，带着优惠条件去拉冯玉祥作盟友。蒋派邵力子到华阴见冯，洽谈联手讨伐桂系，开出推冯出任行政院长，山东、安徽省地盘归冯的条件。李宗仁一面以巨资拉拢冯玉祥联合反蒋。冯玉祥对蒋、桂两方均虚与委蛇，准备见机行事，讨更大便宜。1929年2月，蒋、桂双方在两湖调兵遣将。李宗仁与广东的李济深暗中结成反蒋联盟，决定首先清除桂系势力范围内听命于蒋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然后以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作出决议：将鲁涤平撤职，委任何键继任，派叶琪等部进军长沙。蒋介石了解到二李勾结，电邀李济深北上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兼调停中央与桂系的矛盾，将李调虎离山。冯玉祥乐于见到蒋桂要开战，印好了大量未指名的讨逆布告，准备见机行事。

3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电命广州、武汉、开封、太原等几个代表地方割据的政治分会立即接受裁撤。3月21日，蒋介石将到宁的李济深软禁，任命李的部将陈济棠为第四军军长兼广东绥靖委员掌管广东，瓦解了桂粤联盟。3月26日，蒋介石宣布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叛乱，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下令讨伐桂系，宣布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参谋总长；任朱培德为第一路总指挥，令由江西进攻武（汉）、长（沙）铁路沿线，阻止桂军南逃；任刘峙为第二路总指挥，令由皖鄂边境沿长江西攻武汉；任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令由河南沿平汉路南下夹击武汉；并以海军和空军配合作战，蒋桂战争爆发。

冯玉祥看清力量对比后接受蒋介石200万银圆和山东地盘的收买，通电讨伐桂系，将讨逆布告填上了桂系首领名到处张贴。此前已接受蒋收买的唐生智、何键、桂系将领李明瑞、杨腾辉也同时行动，唐与旧部动手将桂系白崇禧逐离了河北，何通电拥蒋，脱离桂系控制，李、杨前线倒戈，迫使桂系将领胡宗铎放弃武汉，退守鄂西。

5月初，中央军占领了武汉，蒋介石一面命张发奎、朱绍良、夏斗寅率部追击桂军，一面派人招抚桂系将领胡宗铎、陶钧、夏威。5月中，何键协同粤军夹击梧州，陈济棠在广东芦苞、白泥一带击败桂军主力，桂系大将胡、陶、夏通电下野出洋，部队听候改编，战局胜负趋向明朗。李宗仁不甘失败，在梧州通电组织“护党救国军”讨蒋，指挥白崇禧、黄绍闳分两路进攻广州。蒋介石任何键为第四路总指挥，由湘南攻桂林；任陈济棠为第八路总指挥，由粤西取梧州；任龙云为第十路总指挥，由滇经黔攻柳州。5月25日，何键攻占了桂林、平乐。6月2日，何、陈的湘粤联军攻陷梧州。12日，倒戈桂将李明瑞、杨腾辉两师奉蒋之命南下协助粤军击败白崇禧、黄绍闳。27日，李明瑞占领南宁，李、白、黄等分别逃往香港、越南。蒋桂战争结束。

蒋冯战争

1927年宁汉分裂时，蒋介石为得支持与冯玉祥拜了把子。北伐中，蒋介石战败，被桂系逼迫下野。冯玉祥看到桂系无力主持大局，通电迎蒋复职，并提出要在郑州为蒋造铜像，蒋则赞冯“一柱擎天，唯公有焉”。北伐胜利后，冯要求控制京津，蒋担心冯势力过大，将京津交阎锡山控制。冯对地盘不满，在编遣会议上拒绝裁自己的第二集团军，中途称病离宁，乘预先准备好的铁甲车回到自己地盘。蒋桂战争爆发后，冯玉祥背弃与桂系密谋的反蒋协议，通电拥蒋。

冯玉祥知道蒋介石击败桂系后会对自己动武，于是打算把依仗苏俄，利用苏俄的游戏再玩一次。他知道斯大林痛恨蒋介石“清共”，希望推翻国民政府，相信要打出反蒋旗号就会重获得斯大林扶植，于是暗中与苏俄方面联络。冯玉祥这次判断错了。因为第一，斯大林不仅痛恨蒋介石得援助壮大后决裂清共，也痛恨他冯玉祥得援助壮大后跟随蒋清共，即使他是礼送苏俄顾问回国，斯大林仍然对他怀恨；第二，斯大林对他反复倒戈的习性充满厌恶；第三，苏俄国内饥荒，政权虚弱，暂时无意介入国民党军阀间的战争；第四，斯大林需要先对付准备收回中东铁路的张学良。这一次，轮到斯大林利用冯玉祥了。虽然无意再次扶植冯，但斯大林不明确拒绝，而是指示制定一份援冯的计划，让冯抱着俄援幻想去发动战乱以配合苏俄在满洲对国民政府动武。

蒋介石在讨桂时对冯的收买只是个个击破的缓兵之计，开出的大洋、地盘等条件也只是空头支票。1929年5月中，蒋介石在讨伐桂军胜券在握后着手收拾冯玉祥，公布了一份苏俄支持冯玉祥向天津、浦口发展，消灭阎锡山，将中国西北与苏俄连成一片的文件，暴露冯玉祥再次投苏的同时离间冯、阎，然后通电开除冯的国民党籍，撤消一切职务，下令通缉。冯玉祥立即回应，在陕西华阴召开了第二集团军高级将领会议，宣布组成自任总司令的“护党救国军”讨伐蒋介石，命山东、河南各部军队撤至潼关集结，命韩复榘、石友三从信阳、襄樊撤退，并炸毁武胜关隧道，以绝蒋介石进兵之路。应以冯的反叛，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宣布冯玉祥“勾结苏俄、背叛党国”，将冯永远开除出党，将冯及其属下高级将领撤职查办。

长期以来，冯玉祥将西北军看作是自己的王国，对部下采取家长式统治，责骂惩罚甚严，曾对迟到的旅长宋哲元军棍责打。北伐战争胜利后，刘郁芬、孙连仲、门致中、宋哲元、韩复榘、孙良诚等西北军高级将领分别当上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河南、山东等省主席，但冯玉祥对他们仍然动辄责骂，甚至在韩复榘提出不同意见时逼韩到门外去站岗。以如此方式统治庞大军集团和地盘，土崩瓦解是早晚的事。蒋介石了解西北军部将们对冯的不满，暗中以封官许愿加赠款策反了韩复榘、石友三。冯对韩等已有疑心，派心腹李兴中接管韩的军权。韩充分了解冯的反复无常，在华阴军事会议后立即回军，逮捕了李兴中，将部队拉到洛南，与石友三一起通电拥蒋反冯，宣布“维持和平，拥护中央”。倒戈将军冯玉祥这一次尝到了当年吴佩孚被他倒戈的滋味，痛哭失声，责骂自己瞎了眼，认错人了。韩、石通电反冯后，蒋介石通电委任二人分别为河南、安徽省主席并奖励军费。在部将倒戈，中央大军向西北军进逼，苏援无望的形势下，冯玉祥只得承认失败，于5月27日通电下野。至此，蒋冯战争在开战后不久即迅速结束。

第二次编遣会议

击败桂、冯后，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第二次编遣会议，提出了《全国编遣实施会议宣言》，要求全国设立八个编遣区，其中四个由中央政府控制，实际是要求各实力派交出军权，暗示否则武力讨伐。各地军阀谁也不肯削减自己的私家军，会议仍然无法达成裁军和削减军费的目标。财政部长宋子文因巨额财政赤字无法应付请辞。

国民党武力统一全国，除了依赖苏俄提供金钱武器之外，唯有向民间搜刮战费。四一二事变后，苏俄停止了对国民党的军费支持，蒋介石靠向上海、江浙的商界勒索军费完成了北伐。国民党的搜刮、勒索使弱小的民间资本不堪重负，其中主要被搜刮的上海的民间资本已近枯竭。宋子文知道勒索难以为继，因此选择辞职。蒋介石不批准宋的辞呈，主持会议通过议决，在编遣期内全国军费每月1884万元，财政统一中央。宋子文因编遣费用不足再请辞，蒋介石再挽留。无奈之下，宋子文只好收回辞呈，在上海宴请银行界，商讨再发编遣公债5000万元，由海外华侨认购1000万元，其余的由上海银行家负责筹募。

由于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均未出席，会议通过的编遣大纲、裁兵方案还是无法落实。蒋介石只能继续以武力征服各地军事割据。这样，军队膨胀问题无法和平解决，国家陷入军队多，战祸多，军队再多的恶性循环。蒋介石可以武力击败一个个地方割据首领，但所有地方领袖都有割据的倾向，仗是打不完的，蒋介石始终无法摆脱各种反蒋联盟的困扰，始终无法达到真正的统一。裁军无疑是中央政府必须采取的举措。阎、冯、李等反对中央削权也有地方自治势力的道理。两次编谴会议的失败证明了苏俄为中国安排的武力统一道路无法包容各种政治势力和地方势力的诉求，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中原大战

李宗仁、冯玉祥下野后，阎锡山感到自己将是蒋介石的下一个收拾目标，暗中联络落败的李、冯，结成反蒋同盟。冯玉祥战败后宣称“洁身引退，以谢国人，从此入山读书，遂我初衷”是假，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是真。得阎召唤，他立即出山加入反蒋。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和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也积极声援反蒋同盟。一时，国民党内的反蒋派齐集阎锡山旗下。

1930年2月，阎锡山通电促蒋下野。3月15日，鹿钟麟领衔第二、三、四集团军57位将领联名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拥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阎锡山通电接受拥戴，在石家庄设立了总司令部，宣布自兼第三方面军总司令，由河北向山东进兵；任李宗仁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广西向湖南进兵；任鹿钟麟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由陕西向河南进兵；任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由鲁西南向济南进攻。

蒋介石对阎起兵早有准备，宣布撤销阎锡山本兼各职，任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在鲁西阻阎军南下；任刘峙为第二军团总指挥，由徐州沿陇海铁路西进；任何成硙为第三集团军总指挥，在许昌以南地区牵制冯军；任陈调元为总预备兵团总指挥。在蒋与阎、冯势均力敌的形势下，坐拥东北军重兵的张学良成为双方争相拉拢的对象。双方均委任张学良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蒋介石另许以河北、山西地盘。张学良暂时沉默，等待时机获得最大利益。

5月11日，蒋介石下达进攻令，中原大战（蒋阎冯大战）爆发。蒋军占河南归德（今商丘），冯军再夺回归德，阎军占领了济南，蒋军撤守鲁西南和豫南漯河地区，南方桂军占领了长沙。经过几个月相持，蒋介石逐步取得军事优势，迫桂军退守广西，挫败了冯玉祥的“八月攻势”，迫使阎军放弃济南。9月，蒋军在两湖、津浦、陇海、平汉各战场取得全面胜利，阎、冯军节节败退。

战局明朗后，张学良接受蒋介石千万元的收买出价，通电拥蒋，率十万东北军入关，迅速占领了平、津、河北，与中央军配合击败了阎军主力和冯军残部。阎、冯部将纷纷倒戈，阎军残部逃往山西，桂系军退回广西，反蒋联军瓦解，冯、阎相继通电下野，中原大战结束。大战的最大赢家不是蒋介石，而是坐收渔人之利的张学良。张入关收编了大批阎军、冯军，接管了华北，节制晋绥，势力极大扩张。

1928至1930年，中国北方经历了严重的旱、蝗、瘟疫灾害，陕西、甘肃、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等北方八省饥荒，灾民死亡一千多万。旱灾最严重的河南九成地区受灾，灾民约1600万人，全省日均饿死千人。国民党新军阀在这样的大灾荒中不断开战，四个多月的中原大战造成双方三十万军队人伤亡和更多的灾民死亡，使北方八省灾荒范围扩大至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全国灾民上亿。大战后的中原，战沟纵横，尸骨遍野，十室九空，瘟疫流行，满目凄凉。

北伐胜利后，国库囊空如洗，裁兵失败，新军阀战祸连绵。人数暴增的革命军必然残酷搜刮百姓，勒索军费，为地盘开战。苏俄扼杀中国联省自治运动，将中国引上了武力统一道路，埋下了北伐战后必然的新军阀混战祸根。编遣会议涉及的国民革命军四个集团军中，三个半是苏俄扶植的产物，证明了张作霖关于苏俄祸害中国论断之正确，证明了张领导讨赤战争的正义性。革命党史书中的国民革命（大革命）、北伐战争、“底定全国”等等篇章的背后都是国人的累累白骨。新军阀混战的灾难让国人不能不念推行地方自治，和平改良，军队少，不穷兵黩武勒索商民的清政府、北洋政府，不能不怀念革命前的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