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段祺瑞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由于南北仍未统一，全国国会选举因革命党人抵制而不法举行，善后会议只能由指定代表参加。条例规定代表资格为：有大勋劳于国家者、此次讨伐贿选制止内乱各军最高首领、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有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者。1925年元旦，段祺瑞电邀孙中山、黎元洪、唐绍仪、章太炎，岑春煊、王士珍等政界要人和各省区法团参加善后会议。这时，政府推动的善后会议和苏俄在背后操纵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会议都期望声望崇高的胡适参加，胡的选择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胡适决定参加“善后会议”，为推动国家和平统一尽力。他写道：“我是不怕人骂的。我此次愿加入善后会议，一为自己素来主张与此稍接近；二为不愿学时髦人谈国民会议”。[87] 北大教授周甦生作出了与胡适一样的抉择。他坦言：“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们对于现在的执政府是很不满意的，我们对于他的解决时局的诚意和能力也是怀疑的。但我们究竟不能因此就连他所准备召集的、而我们认为有召集的必要和成功的可能之善后会议也一概的反对或冷视。”“现今这样的善后会议的前途已经令人怀疑。如果民党和名流等不去参加，那个会议之无信用，无结果，是可以断定的，而时局的解决更是无希望的了……所以为使责任明了起见，民党分子和负时望的名流也应参加善后会议，把他们正大的主张正式的提出来。”[88]

按共产国际的既定政策，鲍罗廷主持国民党发表了抵制善后会议的宣言，下令禁止国民党员参加善后会议，以孙中山名义复电段祺瑞，称“善后会议谬误”，“所有军财大事须由国民大会决定”。这时，孙中山病入膏肓，加拉罕、鲍罗廷主持着国民党，也决定着中国国民会议团体的组成，中国的时局和走向实际操于苏俄之手。鲍罗廷代拟的孙中山电报见报后，社会各界抨击国民党、孙中山抵制善后会议是作苏俄赤化中国的工具和傀儡，是中国的主要危险，连国民党内的右派也反对鲍罗廷主持国民党，反对孙中山奉苏俄代表之命抵制有利中国和平统一的善后会议。国民党右派代表人物冯自由、彭养光等人不顾鲍罗廷的禁令，出任了善后会议委员，劝说党内同志支持善后会议，并抨击廖仲恺、汪精卫等左派包庇袒护共产党，姑息养奸，声言：“本党同志对于该共产及败类分子所把持之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颠倒谬行，大动公愤，指责弹劾，要求改组，早已不承认其有效。”

1925年1月中，维津斯基在上海召集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蔡和森、周恩来、陈潭秋、项英、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王荷波、罗章龙、尹宽、杨殷、汪寿华、李启汉等二十人举行了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传达莫斯科的一系列决定和部署：内容之一是《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决议案》；内容之二是宣布莫斯科关于促召开中国国民会议运动的决定；内之三是鲍罗廷拟定的反对善后会议宣言，其中要点是重复共产国际制定的“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内军阀”等口号；内容之四是传达共产国际对国共关系的指示，要求中共在国民党内部“扩大左派，打击右派，反对中派右倾”，在国民党内大力扩充共产党的组织，宣传阶级斗争的理论，强调工人阶级独立性等等；内容之五是组织任命。维津斯基指定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彭述之五人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任命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彭述之、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项英等九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在随后的四届一中全会上宣布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彭述之、蔡和森五人组成中央局，由李大钊负责设在北京的北方局，由张国焘负责设在汉口的长江局。《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决议案》中说：“托洛茨基同志最近言论上的态度……实际上可以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仇敌所利用。中国共产党大会对于俄国共产党领袖所解释之托洛茨基主义亦为机会主义之一派，完全同意；并且希望托洛茨基同志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完全承受列宁主义……” 苏共视中共如下级支部，将其高层内斗作为中共代表大会的主要内容并不奇怪，只是让中共代表们如坠雾中。共产国际代表宣布的中共组织任命更具苏俄色彩。因为，当时的中共规模不大，二十人开全会，领导层以这些人为主，并无必要搞什么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中央执行委员会。苏俄要将其架构名称搬来中共、国民党，两属党代表们不能有异议，只能接受。后来中共党史中，早期的机构设置混乱，因为莫斯科派频繁换来不同大员作不同的宣布。国民党史机构设置较为连贯，因为鲍罗廷一手打理了四年。

1月29日，段祺瑞复电孙中山，其中拒绝国民党为善后会议设定条件说：“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职权本不相同，无妨各异”。[89] 2月1日，执政府不理会国民党人的抵制，在北京召开了善后会议。段祺瑞发表通电指出：“今之急务莫如防止革命；欲防止革命，莫如速定国是；欲求国是之速定，则舍国民制宪无他途”。站在中国立场，段祺瑞所言极为正确。继清政府之后，北洋政府代表着中国的立宪大业，代表着民选国会和国民制宪的正确方向。在外强不断的阻挠干扰之下，北洋历届政府始终朝着正确的方面艰难迈进。

2月2日，鲍罗廷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重申抵制善后会议，禁止国民党员参加会议，指示上海、广东等各大城市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向善后会议提出人民团体（革命组织）代表人数应占善后会议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等条件。虽然有杨永泰等12名国民党人拒绝遵从俄人作出的中执会决定，坚持参加了善后会议，大多数国民党人还是遵从苏俄决定抵制病后会议，奉系及西南数省未派代表出席，黎元洪、唐绍仪、梁启超、章炳麟、朱启钤等政界、学术界名流也拒绝参加，致参加善后会议开幕式的各省军政和各界代表仅86人，没有达到被邀请人数三分之二的法定人数，从一开始就处于艰难境地。

“善后会议”要解决的紧迫问题首先是贯彻和平主张，止息战祸。由于国民党军阀和西南各省的抵制，会议在“改革军事”“整理财政”等关键问题上无法进展。段祺瑞交议的《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收束军事大纲案》《整理财政案》等三项重要议案无一获得通过。会议期间，受鲍罗廷指挥的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了“反对善后会议国民大会”，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高呼“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包办善后会议”等口号。3月1日，鲍罗廷、加拉罕召集全国一百多个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二百多代表在北京举行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与会代表主要是那些当年接受孙中山贿款南下的“国会非常会议”议员政客。现在，他们不再端孙中山的饭碗，而开始接受苏俄的经费和指令，在北京专门从事反政府活动。贯穿大会的苏俄制定的“召开国民会议”、“结束反动军阀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这些口号中的反动军阀，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等等完全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定义。国人不知道，“反对军阀包办”口号的背后，是苏俄金钱在操控着中国舆论，是苏俄代表鲍罗廷人在决定谁是国民代表，谁是人民团体，是苏俄在包办着中国的内政。

段祺瑞执政府虽能将北京的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会查封，但无力制止苏俄操纵破坏善后会议的活动。在国民党的抵制之下，善后会议虽经延长会期，但无法在裁军，和整理财政等关键问题上取得实质进展，160多位代表在3个月会的会议上讨论了遣散军队、整顿政治、税制、教育经费、查禁鸦片等30多项议案，以不可能有实质作为的《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财政善后委员会条例》等三个象征性条例收场。结果，苏俄指挥国、共两党，通过促国民会议运动成功挫败了代表国人和平统一愿望的善后会议。

第二次东江战事

孙中山、鲍罗廷血腥镇压商团后，广东商民成立了“各界救粤联合会”，促陈炯明率粤军驱逐孙政府，承诺捐助军饷。在粤省商民请求和段祺瑞执政府发出 “联省自治和平统一全国”号召的鼓舞下，陈炯明决定出山。1924年11月，他在汕头召开会议（第二次汕头会议）。江西方本仁，湖南赵恒惕，福建周荫人，云南唐继尧等各地联省自治运动领袖和广东商团代表，“各界救粤联合会”等民间团体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打出继续推动联省自治运动旗号，决定组建“联省自治军”（联治军），发出“平粤难”通电，推陈炯明为救粤倒孙领袖。会后，商界积极筹措“联治军”开拔军费。12月16日，陈炯明通电就任粤军总司令，任林虎、洪兆麟、叶举为右路，左路和中路指挥。

在广州，鲍罗廷部署东征讨陈，任命滇军杨希闵为讨伐军总司令，以杨部为左路，以桂军刘震寰部为中路，以许崇智部粤军和黄埔校军为右路。杨、刘看出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们讨陈的背后的逐个剪除异己计划，消极抵制“讨陈”。许崇智也看出，陈炯明的粤军和客军被剪除后，他的粤军也会成为异己，也不积极讨陈。然而，客军和许崇智的消积抵制未能影响战役的结果。因为苏俄训练、装备出来的黄埔军精锐之师已发展到所向无敌。

1925年2月，蒋介石率领黄埔军校学生军及两个教导团共4000余人由广州黄埔出发向粤东进攻，是为国民党史书所称的第二次东江战事（第一次东征）。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简庆斯报告讨陈情战况写道：“目击者告诉我，每一节载满军队的火车都由俄国军官检查装备后才开赴前线。俄国人特别注重机关枪队，空军全为俄人所控制，铁甲火车也全为俄人设计和驾驶。苏俄的加仑将军亲自到前线阵地观察，制定作战方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和粤省议会致电苏俄大使加拉罕，抗议苏俄导演中国内战，为苏俄大使置之不理。”[90] 香港《华字日报》报导：“此次蒋介石所统率转战东江之学生军，每排有俄人任指挥，故此种学生军，所用枪械均系去年由俄舰所运来者。是此次东江粤孙两军之战，换言之，即粤军与中俄两国共产党之战也。”[91] “俄舰运来的武器，以大炮，铁甲车，机关枪为最有效。大炮共有28尊，所配弹药充足，口径为九生半，而粤军所用者为七生半，口径相差二生的，威力远逊，每次战争均为炮火所迫，不得不退”。[92] 铁甲车队副队长周士第的回忆：“铁甲车队共有150多人，有铁甲车厢几节，有火车头，可以驰骋在粤汉，广九，广三等三条铁路线上，也可作陆军使用到没有铁路的地方。铁甲车由钢板制成，一般子弹打不进去，车上还安装有机关枪，钢炮，可以随时打击敌人，需要时还可拖大炮到前线……铁甲车队的经费不是从大元帅府拨来的，而是由苏俄帮助的。[93] 华字日报》记者从汕头报导说：“连日外报载俄国共产党加仑将军驾驶铁甲车直冲粤军之阵线，汕中人民无不切齿发张，目孙军为吴三桂之继起。又以前次中山招致外省流寇，已吮啮粤民，至于几无完肤，今又利用外人，以延长内乱，可谓绝无人心……昨已联请省议会代表民意，通电北京加拉罕，提出抗议矣。[94] 装备落后的联治军不是苏俄武装并指挥的国民党军黄埔教导团的对手，党军于2月5日攻占了东莞，11日占深圳，15日占淡水，29日占海丰，3月7日占汕头，一直打到兴宁。联治军林虎部退入赣南，叶举、洪兆麟余部退入闽南，杨坤如部仍守惠州城，陈炯明率残部从汕头渡厦门，后赴上海，第二次东江战事结束。

东江战事是苏俄赤化中国的战争，是扼杀中国联省自治，摧毁中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战争，是荼毒中国，祸害中国商民的战争。陈炯明出山挂帅代表着粤省商民维护地方利益、民众利益的诉求，联治军的战争是得到民众支持的正义战争。代表中国联省自治运动的联治军虽然正义，但无力对抗苏俄的飞机、大炮、铁甲战车，失败是必然的。蒋介石率领学生军连战连捷，声威大振，一举奠定了在国民党军中的地位。他晚年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写道：“综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我考察苏俄归来后的结果，使我冷静下来，我深信和断定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主义对于东方民族主义独立运动更是危险。”然而，他没有忏悔受苏俄指挥，持苏俄枪炮镇压商团、镇压联治军的“不堪设想”之事，没有承认过东征中用俄援金钱频频发给攻城“奋勇队”的赏银 [95] 而军力大增，帮助自己崛起的事实。不光蒋介石，所有的黄埔将领都为东征、北伐的革命经历自豪，没有人为充当苏俄工具祸国殃民忏悔过。至今，革命党的史书中对这段历史还是站在苏俄的立场，称苏俄指挥的第二次东江之战是“陈炯明叛变革命”，“革命军消灭陈逆”。

孙中山逝世

1925年2月，孙中山肝病恶化。协和医院确诊为肝癌扩散，挽救无望，建议趁清醒留下遗言。鲍罗廷命吴稚晖、汪精卫拟出孙中山遗嘱和致苏俄书交孙签署。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享年60岁。当日，为促进和平统一，北京政府决定为孙中山隆重操办，下令举行国葬，全国各机关下半旗三日志哀，北京公使团决定跟随下半旗。鲍罗廷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京委员开会，拒绝临执政府的国葬令，决定效法列宁实施防腐剂法保存遗体，按孙遗命以南京紫金山为安葬地。苏俄使馆出面安排，将孙中山遗体移至协和医院施用防腐手术后举行大殓，移灵柩至中央公园社稷坛，组织十万民众吊唁，再送灵柩至北京西山碧云寺暂厝。苏俄方面，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及俄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大林致电国民党悼念孙中山，并赠送水晶棺。

对于孙中山遗嘱，国民党内出现了置疑声音。孙中山的同盟会老友邓泽如在《顺天时报》上刊文指国民党中央发表的孙中山遗嘱为伪造。鲍罗廷在北京主持召开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以决议“此后国民党开会主席恭诵孙中山遗嘱时全场起立，默致哀思”的方式驳回了邓的指责。不过，邓的指责是事实。鲍罗廷主持推出的孙中山遗嘱和《致苏俄书》确实是苏共政治局批准的文件，其中“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与苏俄三次华宣言的欺骗宣传相呼应。

对于孙中山的革命生涯，梁启超评价说：“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如段祺瑞、张作霖等，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孙文病倒在北京时，一切行动都在鲍罗庭和汪精卫监视之下，凡见一客，都先要得鲍罗庭的许可。每天早半天，鲍或鲍妻在病榻前总要两三点钟之久，鲍出后，孙便长太息一声，天天如是。此是近来国民党人才说出来的，千真万真。” [96] “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人人都藉口于‘一时过渡的手段’，结果可以把目的拘向一边，所谓‘本来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97] “我根本不相信一个国民的政治活动可以和别个国民合作；尤其不相信今日的中国有联某国某国之可能或必要。既有两个国家存立在世界，当各有各的利害不相容地方，一国民想改革自己的政治，而借重别国人的指导或帮助，我敢斩钉截铁地说一句，除了甘心做吴三桂、李克用的人，不该有这种丧心病狂的举动。”[98]

事实确如梁启超所评价。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就是外强在中国扶植工具，制造战祸和分裂的历程：1895年，他趁中日甲午战争之机，要求敌国日本提供金钱军火支持发动暴动，从1897年，他以“满蒙可任日本取之”，“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的立场通过测试，被日本大陆扩张内定为中国会党领袖；1900年，他执行日本人趁八国联军出兵之机肢解中国广东福建的计划，策动两广独立，在台湾设立指挥部，在广东发动暴动；1903年，他在河內向法国当局提出划华南大片地区为法国租界，换取法国提供金钱武器助他暴动；同盟会成立后，他在日本金钱的支持下长期在中国东南沿海策动暴动，阻止清廷立宪；1910年，他向美国人荷马李（HOMER LEA，咸马里）、布思（CHARLES BEACH BOOTHE）推销“中国红龙计划”，委任布思为中国同盟会驻外国的财务代表去联络JP摩根等家族要求提供1000万美元革命经费，承诺革命成功后由新政府向美国出卖中国权益来偿还。他的承诺包括：新政府支付高额利息给出钱的美国财团；新政府里安排为出钱的美国财界人士任职；新政府将委任布思购买所有陆海军装备、负责掌握铁路建设的借款；新政府将向美国出让铁路、银行、矿山（割让满洲矿藏）。[99] （2011年 7月30日，洛杉矶南帕萨迪那市ONEONTA CONGREGATIONAL CHURCH教堂首次向华人开放，让世人了解了孙中山1910年3月间在此策划出卖上述国权换取1000万美元的活动）“中国红龙”计划后因为同盟会分裂，光复会在东京重建总部，另竖旗帜影响到孙中山的地位而流产；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几个月中，他与日本订立了出卖满洲、汉冶萍公司的密约，还准备出卖苏路路权，轮船招商局股权；1914年5月，他致函大隈重信，提出出卖国家主权换取日本支持他颠覆袁世凯政府建议。他的卖国建议构成了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基本框架；1915年2月，他与日本方面签订了出卖中国满洲等一系列主权的《中日盟约》，还是以出卖主权要求换取金钱军火扶植，签约后收取了满铁株式会社要人犬冢信太郎、山田纯三郎支付的三十几万元；1916年，他接受日本军部的金钱武器支持，在山东建立了以日军占领区为依托的反政府根据地，背靠日军向政府军进攻；1917年，他接受德国的巨额贿款贿买国会议员南下另立了政府，发动内战；1918年11月，他继续出卖满蒙，在上海向日本实业家松永安左卫门表示：“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100] 1921年，他回粤重组军政府，与法国公使洽谈以海南岛抵押借款，消息被《华字日报》披露引起各界抗议，才被迫放弃；同年，他与美国芝加哥商人乔治·香克(GEORGE H. SHANK)订立密约，承诺给予香克在华组织和开发工业的特权，换取香克帮助他的南方政府发行一亿金元公债；1922年，他与日华林矿工业公司（JAPAN-CHINA FORESTRY，MINING AND INDUSTRIAL SOCIETY）代表签订密约，以出卖海南岛及所有沿广东海岸之岛屿的开发权、从厦门以南至海南岛的渔权、广西之林矿开发优先权等等换取日方金钱武器资助。[101] 这一出卖海南的密约被粤军将领叶举截获，成为粤军发动“六一六驱孙离粤事件”的动因之一。粤军逐孙的一个重要结果是阻止了他出卖海南主权；1923年，孙中山以大元帅府名义继续出卖海南岛。旅港琼州同乡会便发出挽救琼州的通电说：“（孙中山）此次入粤，日以筹饷借债为事，赴澳赴港之使，接踵于道，又以为未足，并派廖（仲恺）向日本政府大借外债，以退让琼州各种权利为条件。现据确实报告，日政府已派池田氏来粤与廖氏接洽。此项借款一成，琼州必为台湾，琉球之续矣。夫琼州处于我国之南，为南方最良好之军港，日人窃视已久，乘我国内乱之秋，对于南方执政诸人，几无日不百端利诱，冀达其目的，今幸廖氏以琼州自献，当然不惜巨资，乐于购买”。[102] 上述不完全记录显示，孙中山出卖国家所有、民族所有、商民所有，没有他不敢卖的东西，他为个人野心可以出卖一切，他的革命生涯就是筹款生涯，卖国生涯，就是以革命成功后中国政府首脑的名义大肆卖国换取军火、军费的生涯。

卖国之外，孙中山是民国法统、制宪和和平统一局面的最大破坏者，是为一党之私将权力斗争之道引入立法的始作俑者。他要当总统，就坚决主张总统制，要求尽量扩大总统权力；他面临下台，就转而主张内阁制，胁迫临时参议院制定出专为限制总统袁世凯的《临时约法》，将国会作为自己的党争工具。民国政府成立不久，他串通日本人发动了“二次革命”叛乱，破坏了民国法统和制宪进程。他自认有权随时推翻政府。1917年，他以“护法”之名另立政府，将国家拖入长期的分裂混战局面。另立广州军政府后，他以金钱、棍棒加暗杀威胁胁迫议员选他为大元帅、非常大总统，实行变相的帝制。从1917年以“护法”名义另立政府到去世，他坚决阻止和谈与统一，章太炎挽孙之“孙郎使天下三分”的评价恰如其分，他的破坏为民国历史留下了无穷后患。

国民党当权后，要求国人必须信奉 “三民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何货色呢？孙的民族主义鼓吹“驱除鞑虏，灭满兴汉”，不承认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与“五族共和”不相容，是使国家永无宁日的宗旨；孙鼓吹民权主义，同时自认对异己有生杀之权，要求党众宣誓“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再打指模。他是将会党黑社会的暗杀之道引入政治斗争的代表人物，留下了兴中会会长杨衢云，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国民党创始人宋教仁，海军司令程璧光、粤军将领邓铿，联省自治运动领袖陈炯明（未遂）、名记者黄远生等一连串指使暗杀的记录。这样跨黑白两道，崇尚暗杀者其实不配谈民权；至于民生主义，孙中山在投靠苏俄前自称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在投靠苏俄称：“三民主义中的第三项是民生主义，世界上行这项主义最新的国家，只有俄国”，“质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可见俄之革命，事实上实是三民主义”。[103] 实践上，孙中山在投靠苏俄前是典型的会匪作法，与黄兴、陈其美等人反复勒索各地商会，以军政府、大元帅府名义残酷搜刮、血腥镇压商民、剥夺社会公产，投靠苏俄之后，他效法苏俄的暴力剥夺。如果他真有一点儿民生同情心也不至于将商民逼到组织武装以自卫，也不至于以黑白两道手法勒索商会，然后撕毁承诺，最后大规模武力镇压商团。他与陈炯明的决裂，分歧在于，陈照顾民生，要地方安宁，要地方建设，要教育经费；孙不顾民生，要讨伐和军费。孙的一生筹款无数，吞款无数，半点也没有考虑民生，相反是疯狂掠夺民财以实现个人野心和独裁梦。

孙中山先是作日本颠覆中国政府的工具，再作苏俄颠覆中国政府的工具，是清末北洋时代中国战乱、分裂的主要制造者，是中国和平统一，立宪共和的最大敌人。他讨逆、讨贼计划无尽无休，对金钱军火的需求永不满足，勒索商民不遗余力，一再武力镇压商民，以军政府名义盗窃国库关余发动战乱，他将会党黑社会的手段引入国家政治，私立约法，开创了利用国家大法服务一己之私的先河，他反复叛乱，以护法为名的另立政府、另立国会，摧毁了民初的和平统一局面，开启了军阀混战的时代，是民国时代最大的国贼、民贼。他将国家领土主权从东北卖到海南岛，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他向日本兜售中国主权和领土的活动是几年后日本侵占东北的重要动因。他助推的苏俄赤化中国进程祸害中国直到二十一世纪。国共两党齐心协力吹捧、神化孙中山毫不奇怪，因为两党革命家群体都与他一样，因得外强扶植，作外国势力颠覆中国政府工具而崛起，两党有必要协手掩盖孙中山的罪恶，通过继续编造伟人、国父神话来维护党的私利与党国统治的合法性。

“二赤”壮大

1924年初，苏俄派切列潘诺夫率第一个军事顾问小组来到广州为国民党筹备军校。10月，苏俄第一艘军火船到达广州。此后两年，数艘俄轮往返海参崴、广州，向国民党输送军火、坦克，拆散的飞机、汽油和煤等物资，派来了大批俄国教官，战机驾驶员和坦克手，向广州国民党政府提供巨额资金，帮国民党政府设立了航空局，海军局。国民党一大后的广州，“船入珠江，看见苏联的货轮迎面而来，又见数艘挂红旗的世轮寄碇江心。上了岸，不时遇到穿革命军制服的洋人从身边经过，东山一带，见中间坐着顾问，两边踏板上站着卫士的汽车急驶……[104] 苏俄武装国民党军新式步枪威力远超吴佩孚，孙传芳，陈炯明军队的汉阳造，拥有先进武器的国民党军成了中国最强大的军事集团。

苏俄扶植中国反政府势力的金钱、军火投入超乎时人想象。在南方扶植国民党军事集团之外，苏俄还在北方扶植起了冯玉祥军事集团，以作为打倒张作霖的工具。俄国“十月革命”后，北洋政府乘列强联合干涉俄国之机恢复了对蒙古的主权，张作霖支持沙俄将领谢苗诺夫、翁格恩军以外蒙古及远东一带为“反苏复国”基地，拒绝了苏俄要求出兵外蒙古剿匪的要求，对苏俄红军进军满蒙提出抗议，推动北京政府明确要求苏俄履行对华宣言的承诺。苏俄将张作霖列在华头号仇敌，制定了南北夹击推翻北洋政府的计划，指派李大钊拉拢络冯玉祥，为推翻张作霖作准备。1922年11月，在吴佩孚表达了反对苏俄霸占满蒙的立场后，苏俄加紧了拉拢冯玉祥的步伐，派李大钊到北京南苑，向冯玉祥当面传达扶植意向。1923年，加拉罕来到北京任全权代表，再派李大钊见冯，策动冯相机倒戈打击吴佩孚。[105] 经李大钊穿针引线，加拉罕亲自出马考察冯玉祥，向冯提出援助计划，条件是冯须承认苏俄占领蒙古和中东铁路，必须接受苏俄向国民军派顾问团，必须接受在军中建立共党员为主的政治部，以及允许国民党组织在国民军中活动。冯以支持驻军蒙古和占领中东铁路，接受苏俄各项条件的表态通过了苏俄的测试。加拉罕对冯的表态满意，向苏共政治局报告“此时奉张之重要敌人即系冯玉祥”，[106] 建议扶植冯作为推翻张作霖的工具。苏共政治局批准了加拉罕的建议。1925年春，以伏龙芝为首的苏共中国委员会提出向冯玉祥的国民军提供2000多万卢布援助的计划，获苏共政治局批准后开始执行。根据计划，苏俄提供给冯玉祥巨额资金、步枪50000余枝，机关枪5000挺，炮160尊，飞机10架，电话400部，价值74万卢布的毒气弹及其它物资。[107] 根据援助协议，苏俄迅速赤化冯军和中国北方，举措包括：安插王若飞、宣侠父等一大批中共党员到国民军中担任政工要职；派共产党员刘伯坚出任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在冯军中发展公开和秘密的党员；选拔国民军军官到苏俄受训；乘着五卅运动煽动起全国反帝运动热情，在张家口开办西北军干部学校，招收京、津大中学生参加国民军，将700多录取的学生编成五个中队；在包头创办了军政干部学校，派王若飞到河南筹办北方联合军校等等。

扶植冯玉祥是为了利用。加拉罕与鲍罗廷为国民军制定了计划，要求冯挑起与张作霖的冲突，支持国、共两党在北京展开推翻段祺瑞政府的系列行动。虽然吴佩孚表态维护主权后被列为了敌人，但因为吴反对张作霖，苏俄仍然要利用吴倒张。苏俄中国委员会主席伏龙芝在中国政策报告中说得明白：要利用通电反奉的吴佩孚，推动冯玉祥与吴佩孚联合打败张作霖，推翻段祺瑞政府，成立一个有吴，冯和广州国民党人的新政府。需要指出，利用吴是暂时的，应准备新的联合政府成立后即发动反对吴的战争，因此须让冯玉祥控制华北，作好反吴的准备，同时要在上海大力建立工人武装，将上海建成中国革命的中心。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伏的建议，指示加拉罕回北京与维津斯基据以执行，全面展开推翻张作霖的行动。[108]

杨、刘、唐抗争

1922年底，孙中山用“关余”巨款收买滇军杨希闵部和桂军刘震寰部入粤讨伐陈炯明，帮助自己回粤重建了大元帅府。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滇桂军长期驻粤，向大元帅府讨要军饷，从广东地方搜刮军费，与国民党的矛盾日益尖锐。在俄援没到之前，孙中山需要依靠滇桂军的武力维护统治，拉杨、刘加入国民党，并委任要职。1924年秋，苏俄扶植国民党的军火船到了广州，鲍罗廷开始主持广东与国民党。1925年初，鲍罗廷发动了东江战事，命杨、刘讨伐陈炯明的粤军，希望借此削弱杨、刘的实力。杨、刘清楚，国民党利用完他们迟早会向他们下手，在东江战事中保存实力。党军在苏俄飞机大炮配合和苏俄顾问指挥下击败了粤军，取得了胜利，鲍罗廷也开始部署收拾杨、刘等异己。作为准备，鲍罗廷先派驻粤滇军范石生部赴桂，联手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歼灭了支持西南联省自治的沈鸿英军，控制了广西，扶植形成了新桂系。

云南的唐继尧也感到将成为鲍罗廷和国民党军的收拾目标，与杨、刘商议决定联手夺取广西，再进兵广东，推翻大元帅府，驱除苏俄势力，在两广继续推行联省自治。4月，唐继尧率领由滇、黔二省组成的“建国军”自贵州东部入桂，杨、刘从东征前线撤回广州，时发表联合宣言指责国民党投靠苏俄赤化两广，表示拥护唐继尧领导联省自治运动，准备与党军决战。鲍罗廷指挥依附国民党的谭延闿、许崇智、程潜通电讨唐。这时，国民党内就应对杨、刘兵变意见分歧。代理大元帅胡汉民主张避免内战，寻求妥协，派邹鲁前往香港劝杨、刘息兵，承诺改组大本营以满足二人的政治要求，对二人既往不咎。鲍罗廷否决了胡的建议，派廖仲恺召集蒋介石、何应钦、许崇智、朱培德、谭延闿及苏俄顾问加伦将军等人在汕头东征右路军总部举行会议，传达武力消灭滇桂客军的决定。没有实权的胡汉民只得服从鲍罗廷的决定。与此同时，杨希闵、刘震寰在香港与唐继尧、段祺瑞、陈炯明、林虎、邓本殷的代表以及广东商团代表陈廉伯举行会议，商讨联合讨伐俄党，推杨为滇桂联军总司令。

5月下旬，蒋介石指挥党军主力向广州挺进，杨、刘集中兵力在广州东郊地区布防。6月5日，鲍罗廷以代理大元帅胡汉民的名义下令免去杨、刘的建国滇军、桂军总司令本兼各职，命党军讨伐滇桂联军。杨、刘指挥滇桂联军攻占了广州国民党机关，发布公告谴责国民党勾结俄人，实行共产，声明兵变目的为阻止苏俄与国民党为害并赤化广东，声言“希闵等断不容彼辈播共产流毒于社会，我军因此喋血疆场，亦所不恤”。6月11日，蒋介石率党军向滇桂联军发起总攻，两日后击败了装备落后的滇桂军。滇桂联大部投降，杨、刘逃往香港。6月13日，蒋介石率师回到广州，被鲍罗廷任命为广州卫戌司令。

在武力消灭杨、刘的同时，李宗仁与范石生奉鲍罗廷之命联手击败了唐继尧率领入桂滇军。唐继尧知道不敌苏俄，寻求英国援助。英国声明不干预中国内政，拒施援手。7月，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迫唐继尧退守云南，控制了广西全境。不久，国民党收买唐的部下将唐暗杀，控制了西南诸省。 国民党史家后来称控制西南战事为“平定杨、刘之乱”、“打倒军阀唐继尧”。其实，“杨、刘之乱”的确有，不是在1925年，而是在1922年底接受孙中山贿买入粤，给粤省带来祸乱。1925年的杨、刘誓师宣言讲得明确，反对赤化，反对苏俄统治广东，要求西南继续联省自治。他们与唐继尧一起，代表着中国联省自治运动在陈炯明之后对苏俄赤化的最后抗争，是正义之师，1925年没有“杨、刘之乱”，只有苏俄扼杀中国联省自治运动的“俄党之乱”。

俄党政府与廖案

消灭“杨、刘”后，鲍罗廷决定成立国民政府以代替大元帅府和大本营，一为削去伐滇桂不积极的国民党内粤系代表人物胡汉民、许崇智的实权，二为使原副元帅唐继尧失去入主广州理由，三为整编军队，将服从苏俄指挥的南方各省军队统编为“国民革命军”。1925年7月1日，鲍罗廷在广州宣布国民政府成立，指定汪精卫、胡汉民、张人杰、谭延闿、许崇智、于右任、张继、徐谦、林森、廖仲恺、戴季陶、伍朝枢、古应芬、朱培德、孙科、程潜等十六人为国民政府委员，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等五人为常务委员，将伐滇桂不积极的国民党内广东地方派首领胡汉民、许崇智削去实权贬为外交部长和军事部长虚职，迫二人出走。鲍罗廷照搬苏俄的党国模式，将孙中山的“五权”、五院统归于党权之下。这一党国模式的特点为：取消国会、取缔学术自由、取缔出版自由、取缔商会等民间团体，全面摧毁清末以来中国改良进步的各项成果。后来，国、共两党津津乐道国民革命，口口声声谴责满洲国为伪政权。其实，所谓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军全为苏俄扶植产物，广州国民政府是最早的伪政权。梁启超点评广东国民政府一针见血：“广东完全变了外蒙古，鲍罗廷即唯一之主权者。”[109]

国民政府由苏俄一手建立，党务、财政、军事、从事大权皆操于鲍罗廷之手，是苏俄在华建立的俄党政府。俄党政府建立后，国民党内呈左中右三派局面。以廖仲恺、孙科、汪精卫、徐谦等人首的左派唯鲍罗廷意旨是从，积极推动赤化；以胡汉民、张继、邹鲁、谢持、戴季陶、许崇智等人为首的右派对俄人把持党权，安插左派和共产党强烈不满；以蒋介石、何应钦等一批将领为首的中派在左右两派间骑墙。国民党右派对秘密共党主持国民党早已忍无可忍，被鲍罗廷排挤的粤军地方将领将矛头指向了左派首领廖仲恺。陈炯明在与孙中山决裂时就指出廖仲恺是秘密共产党，完全听命于苏共，帮助苏俄赤化广东和中国。[110] 这一点在国民党内已是公开的秘密。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遇刺。案发后，鲍罗廷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廖案。周恩来在廖仲恺遇刺当天赶到医院探望，并发表了《勿忘党仇》的纪念文章，指廖案系国民党右派所为，意在破坏两党合作。“廖案检察委员会”公布追查结果为，暗杀系国民党右派所为，参与策划者有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朱草文、林直勉，魏邦平、梁鸿铭、杨金龙、梅光培等粤军将领。鲍罗廷借廖案实施清除国民党内广东地方势力的预定计划，将第四军副军长梁鸿铭为首的一批粤军将领枪决，将胡汉民软禁，将许崇智开除出特别委员，提拔李济深接掌许崇智第四军军长之职，间接剥夺了许的军权。

投靠国民党的粤军将领中，许崇智、魏邦平、梁鸿楷是陈炯明之后广东地方势力的代表。他们支持胡汉民，要求粤人治粤，反对鲍罗廷在广东搜刮北伐军费。消灭陈炯明的粤军和刘、杨的滇桂客军后清除粤派残余势力是鲍罗廷的预定计划。以廖案为借口，鲍罗廷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作出决定，派胡汉民作为中国国民党赴国外代表，逼胡出国，以汪精卫接替胡的中政会主席位，然后再逼许崇智离粤赴沪。许一走，鲍罗廷逮捕了梁鸿楷、魏邦平，派蒋介石率黄埔军与新任第四军军长李济深联手将粤军梁鸿楷部缴械。清除广东地方势力派后，鲍罗廷增补蒋介石、孙科、谭平山为中政会委员。随着粤军首领被逐，黄埔系主导了国民党军，蒋介石确立了国民党内最高军事领袖的地位，成为廖案事件的最大赢家。

五卅运动与省港大罢工

1925年初，斯大林决定在中国发动目标针对美英日列强和中国政府的所谓反帝运动，派维津斯基担任中国反帝运动的总指挥，批准拨出巨额款项汇到上海、香港，作为策动反帝运动的经费。根据莫斯科的决定，中共中央发出了《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文件，声言“扫除极可耻的取消主义与逃避主义”，要求重点在上海、广州发动反帝运动和针对英美的示威游行。中共上海当局组织策动了一系列的罢工、示威游行和“飞行集会”，挑战租界当局的管制底线。5月15日，在示威中被租界巡警枪击受伤的共产党员顾正红去世。陈独秀、李立三、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等中共要员召开会议，决定借此事件掀起全国性的反帝运动高潮。5月30日，中共组织两千多学生、工人到租界游行示威，继续挑战租界警方。英巡捕开枪驱赶，造成死伤。中共通过瞿秋白、郑超麟、沈泽民等人主持的《热血日报》将事件宣传为“五卅惨案”。

6月，苏共电汇巨额资金到上海、香港作为反帝运动经费，苏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了将五卅运动升级的“九条指示”，其中包括“采取措施使现时的中国政府对运动保持善意的中立态度，否则就让那政府分裂和瘫痪……；倘若上一措施不能成功，就以冯玉祥军队和国民党军队推翻现政府，成立新政府”。[111 ] 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组成了李立三为委员长的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作为反帝运动的公开指挥机关，以苏俄金钱收买上海工人举行罢工，学生举行罢课，指挥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商界联合会举行示威，高喊“打倒卖国政府”、“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冲击租界，要求收回租界，收回领事裁判权，撤换上海英、日领事。在镇江、汉口、九江、南京、青岛、重庆、广州等城市，中共成立了无数工会、沪案后援会等组织，组织罢工、煽动对外国人实施暴力攻击，制造了众多巡捕开枪事件。

根据苏共政治局关于在广州、香港同时发动反帝运动的决定，国、共两党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香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等一系列工会组织。6月中，国、共两党在香港发动数万工人举行了支援“五卅反帝运动”的“省港大罢工”，组织工人离港到广州去领取津贴并在广州游行示威，同时发动广州英、美、日商洋行和沙面租界的工人罢工。6月23日，苏俄顾问指挥来自广州、香港的十多万罢工工人、郊区农民、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广州的学生在广州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游行示威，冲击英租界，引英国驻沙基警方开枪，然后大力宣传“沙基惨案”。当月底，共产国际通过国、共两党操办，在北京召开了十万人的“世界被压迫民族国民大会”，派来德国、朝鲜、土耳其、印度等国的共产党代表前来在大会上发表鼓动收回香港的演说。

省港大罢工使香港进口船只减少了九成，工厂关门，商店倒闭，交通停滞，地价跌落，垃圾堆积，广州国民党政府方面配合香港罢工，切断对香港的食物等供应以打击了港英当局。在苏俄巨额资金的支持下，中共每日向省港罢工工人发放所谓救济金，收买罢工长期示威游行。以英、日为首的列强一方面派出数十艘军舰在上海、香港附近示威，一方面谋求和解，组成美、英、日、法、意、比六国人员的“沪案调查委员会”，对“五卅”事件进行调查，与中国政府代表商谈解决办法。北京政府与列强各国交涉容易，但是无力制止沪、粤、港的罢工和全国的反帝运动。在省港持续罢工的同时，苏俄北方同时策动了郭松龄、冯玉祥联合反奉兵变以及国共两党的反政府暴动（首都革命）。

对于“五卅运动”的真相，梁启超写道：“这回上海事件，纯是共产党预定计划，顽固骄傲的英侨和英官吏凑上去助他成功，真可恨。”[112 ] “各地工潮大半非工人所欲，只是共产党胁迫。其手段在闯入工场，打毁机器，或把烧火人捉去……工人因不愿罢工挨打。”“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113 ] “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商业更不用说，现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失业工人骤增数万，而所谓总工会每月抽勒十余万元供宣传费（养党人），有业工人之怨恨日增一日，一般商民更不用说了。”[114]

反帝运动中，共产国际推出的打动中国人的口号之一是收回领事裁判权。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始于1840年的中英战争。很多国人不知道，领事裁判权不仅因为洋人在中国横行，还因为中国当局无理。大清帝国长期闭关锁国，只开放广州作为对外贸易窗口，实行洋行（公行）制度，规定由广州十三洋行经管，以限制地方政府和海关的官员与外国人直接接触。英国需要大量购买中国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而中国不开放贸易，很少购买英国工业品，于是英国对华贸易赤字，黄金、白银流向中国，只好以印度种植的鸦片输入中国作为支付手段。当时，吸食鸦片在全世界合法（英美都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立法限制毒品），英国本土也有鸦片贸易。鸦片之害报到朝廷，道光皇帝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林下令收缴鸦片，英政府代表义律（CHARLES ELLIOT 1801—1875）配合，命令英国商人交出所有鸦片存货。但是，林则徐不光将英商交出的两万多箱鸦片销毁，还采取了一系列无理措施，包括要求外商写保证书，保证永不夹带鸦片，违者受死，要求英商互相担保不贩鸦片，下令砌墙封锁广州外国商馆，对外商馆并断水断粮，禁止中国人与洋商接触，将携带欧洲文字的信件中国船夫处死等等。这时，发生了几个英国水手醉酒后与中国人发生群殴致中国人林维禧身亡事件。义律得知此事，前来调查。林则徐要求随便杀个英人偿命。义律赞同收缴鸦片，但认为林的其它举措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贸易惯例，侵犯了英商的财产权和生命权，拒绝交英人予林用大刑，也拒绝交出一英人抵命。于是，林下令封港，对所有英船实行淡水封锁，默许属下向淡水源投毒。消息传到英国，英国议会就是否出兵保护英商展开了激烈辩论，最后以271赞成，26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决定出兵，战争爆发。中国史书称此次中英战争为“鸦片战争”，而英国、香港史书中称为“淡水战争”。其实，引爆战争的缘由并非鸦片，而是闭关锁国与自由贸易的冲突，以及大清律与国际法的冲突。蒋廷黻评论鸦片战争说：战争之前我们不给他们平等，战争之后他们不给我们平等。英国不接受中国连坐，大刑，戮尸为代表的法律体系，以武力迫使中国接受了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林则徐禁烟没有错，但断水，要求连坐等作法代表着落后，英国迫使清廷接受领事裁判权有其道理。

与中国人认为列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代表不平等，试图赶走列强的想法不同，日本人接受欧美的理念，承认领事裁判权有其道理，认为外国犯人拒绝日本旧司法体制的审判是可以理解的。日本也是被迫开放，与外强签订了“治外法权”条约。开国后，日本迅速变革，“脱亚入欧”，感谢迫使自己开放的佩里将军，以过“佩里节”的方式庆祝开国。1889年，日本在立宪的同时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司法体系。欧美各国接受日本新法，迅速取消了在日本领事裁判权。日本取消领事裁判权的过程告诉人们，收回领事裁判权的正道是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和公正、进步的司法体系，而非煽动民众对外国人施暴。五卅运动中，中国革命党人在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问题上做文章，只说其一，隐瞒其二，以爱国口号煽动排外。国人不了解，苏俄发动中国反帝运动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以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煽动中国人反对美英日等列强，转移中国人对中东铁路和满蒙的主权的关注。

共产国际推出的另一打动中国人口号是收回租界。共产国际通过中共大力宣传租界是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强权压迫中国的产物，收回租界即是爱国。然而事实是，除俄国和苏俄霸占租界之外，其它租界都不是列强武力强占的，而是中外政府协商的租赁。最早的上海英租界是上海道台宫慕久因担心华洋杂处滋事而决定将上海县黄浦江河滩的一部分租给英人作为租界。双方签署的《上海租地章程》写明：“……为晓谕事：前于大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奉到上谕内关：英人请求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许其通商贸易，并准各国商民人等挚眷居住事，准如所请，但租地架造，须由地方官宪与领事官体察地方民情，审慎议定，以期永久相安……”厦门鼓浪屿租界，是清政府出于“引洋人来鼓浪屿，兼护厦门、东防日本”考虑决定出租的。[115] 天津美租界是清政府主动划出租给美国的。美国领事不敢要，请示华盛顿，华府忙于南北战争呢，无暇回复，美国领事又不敢贸然放弃，于是暂时接管。1880年、1896年，美国两次向清政府提出归还天津美租界，清政府未作答复。美国领事将天津租界转给英国，成了天津英租界。[116] 比利时、意大利没有在华军事力量，其租界是与清政府签约租赁的。1843年，英国人想租用广州十三行对岸的河南田地数十亩，但是地地主不同意，英人“未逞”。[117] 列强在华有租界，中国在海外也曾有租界。1871年，清政府与日本签署了《清日修好条规》，其中规定大清国与日本均在对方享有治外法权。随后，大清国在朝鲜取得了治外法权和“仁川清租界”。民国政府继续租地给洋人。袁世凯政府与法国驻上海领事签订条约，将法租界面积扩展至15150亩。[118] 洋人租地要付钱给中国政府或民间地主，中英《虎门条约》规定：英国人在中国租地，租金“以当地市价为准”，中国地主们视列强为大客户。

租界是当时中国境内法治最清明的地方。由于治安良好、没有匪患，租界吸引大批华人涌入。天津英租界开辟时仅住有十几个中国人，到1938年，人口接近8万，除几千洋人外其余都是华人。[119] 几十年间，租界吸引了众多富贵显要、革命家来此居住、活动。鲁迅长期住在上海日本租界，写诗：“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张自忠住天津英租界，天津知名企业家刘锡三将工厂迁到了天津法租界内以获和平的经商环境，使“盛锡福帽厂”品牌壮大。红军劫掠漳州时，商民选择鼓浪屿公共租界避难。[120]保护经商安全而设立的租界促进了经济，带动周边的经济，促进了就业、市政建设。厦门鼓浪屿租界小贩太多堵塞道路，租界工部局没有虐待、取缔小贩，而是与华侨王其华合作建立了“鼓浪屿市场”，将路边小贩安置到市场内，统一管理，不影响小贩生计。[121] 租界实惠商民可见一斑。就促进经济而言，它与后来中国经济特区大同小异。与上述平等、协商而来的租界相反，俄租界倒真正是帝国主义武力强迫的产物。所谓反帝运动，收回租界运动是苏俄策动，当然不会提及收回最大的苏俄租界。

所谓反帝动动的另一蛊惑口号是关税自主。1925年10月26日，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九国及瑞典、挪威、西班牙、丹麦等国代表在北京召开了关税会议。中国政府全权代表王宠惠出席了会议。会上，各国代表同意自1929年1月1日起中国关税自主，实行华盛顿会议所决定之税则，但要求中国裁撤厘金。在当时各地军阀割据一方，靠收取厘金养兵的国情下，北京政府无力裁撤厘金，会议未能达到中国关税自主的目标。会议期间，国、共两党遵照共产国际指示，组织北京大学教职员沪案后援会、北京爱国运动大同盟、北京总工会、广东外交代表团、北京学生联合会、国民党市党部、共产主义青年团、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等团体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关税自主国民示威运动”，在天安门举行示威，挑起与军警的冲突，为正在准备中的北伐推翻国民政府计划造势，将致力于中国关税自主的王宠惠、沈瑞麟、王正廷等中国外交官骂为卖国贼。示威者们不清楚，中国关税自主的主要障碍来自苏俄，因为苏俄扶植的国民党军事集团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军阀，苏俄是中国南北分裂局面的主要推手。

进入1926年，苏俄在中国准备就绪，决定发动推翻中国政府的“北伐战争”。为避免给英、日联手武装干涉的借口，斯大林决定结束五卅与省港大罢工反帝运动。[122] 据斯大林的决定，北京的加拉罕与上海的维津斯基向国、共两党发出停止反帝运动的指令，广州国民政府取消封锁，撤消省港罢工委员和罢工纠察队，恢复省港交通宣布，停止排英，除海关进出口货附加税等事继续向粤港英方交涉外，取消罢工的要求条件，宣布持续长达十六个月的省港大罢工胜利结束。

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集中体现了二十世纪中国反帝运动如下特点：苏共中央决定发动；苏俄提供资金支持；国、共两党（国民党清共后退出）出面操办；苏俄资助的工会，学生会形成听命于苏俄的“反帝大联盟”网络；以革命、反帝、爱国等口号煽动民众，利用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打击美英日等列强，服务苏俄利益；绝口不提霸占中国最大租借地的苏俄帝国主义等等。在几年后的中东路战争中，反帝大联盟奉苏俄之命在各大城市发动暴乱，与苏俄里应外合，喊出的口号不是保卫中国，而是“武装保卫苏联”，证明中国反帝运动服务苏俄利益，中国形形色色的反帝团体、反帝大同盟（大联盟）实际都是俄党。

第三次东江战事

利用廖案清除广东地方派势力的同时，鲍罗廷发起了肃清退守粤军的第三次东江战事（第二次东征），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司令，派苏俄总顾问加仑（GALLENT）指挥第一师，蒋介石指挥第二师，以何应钦，李济琛，程潜分任第一，二，三纵队长。1925年9月，国民党军在广州誓师，然后开始东进。

抵抗党军的粤军极为悲壮，因为党军其实是俄军，有苏俄运来的大批野炮，有清一色俄人机师的14架苏俄战机，有俄人为枪手的机关枪团，由大批俄国军官组成指挥系统，而粤军装备落后，呈必败之势。陈炯明愤怒抨击国民党充当苏俄工具说： “彼等以军权财权托于俄人之手。日本二十一条中之第五项（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袁世凯所不敢承认者，彼等竟自动的让与俄人。彼等若真讲共产主义，犹有可说，所痛心者，专共他人之产以自肥耳，如此倒行逆施，粤省固将断送，而其影响将及于全国。余为粤人，万难再忍，且亦责无旁贷。现正与林、洪、叶诸将准备一切，一俟饷械齐集，即当一举而廓清之。”[123]

月中，党军连续炮轰惠州城。两年前孙军进攻惠州时，粤军凭坚固城墙可长期固守。而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坚固城墙被苏俄野炮轻易摧毁，惠州不幸的成了第一个被外国大炮轰毁的中国城市。重炮轰开城墙后，加仑将军指挥党军从飞鹅岭攻入惠州，振臂高呼“乌拉”。惠州失守后，粤军节节败退，党军接连攻占了河源、海丰、紫金、五华、兴宁、汕头，粤军残部退入闽南。至此，第三次东江战役结束，代表粤省地方自治和中国联省自治运动的粤军被苏俄枪炮剿灭。在11月7日庆祝苏俄革命的大会上，蒋介石讲演说：“我们应该庆祝这个纪念日，因为俄国革命的成功，即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如果俄国革命失败了，我们今日便不可能有这个革命。让我们欢呼俄国革命成功万岁！中国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此时，他需要高呼拥苏口号给鲍罗廷听，以巩固自己军权与地位。一年多前，他因不满孙中山“过信俄人”而弃官离粤，从上海写信给廖仲恺道：“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其词而已。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124] 他不会承认，率黄埔军镇压商团，两次东征绞杀了广东地方建设运动和联省自治运动正是作了“俄奴”。

被党军再次击败后，陈炯明流亡香港。他为官时不置产，无私蓄，在香港陷入穷困，依靠旧属接济过活。在港的穷困生活中，他写出了《中国统一刍议》、《法制产生》两书，阐述他反对党国体制，通过联省自治建立联邦中国的主张。他前瞻性地指出：“夫一党专政，实与民主政治，根本不能相容，前已言之。稍有民治思想，决不涉此妄念。若震惊苏俄专政之成功，则历代帝王之专政，何尝非绝大成功，今必欲尤而效之”，“党外无党，则党之名不立，何有于外？此种蛮横思想，并政党之为何物，亦不知之。盖政党者所以集合同方向之民意，而为有组织之表现，活动于宪政之下者也。无论何国皆有三种方向的民意：一为保守的；一为革新的；一为最新的。散在各方面，不能为有效之活动，故必赖政党以结合之。集中一方向，分疆殊帜，各以其政策为有组织之表现，使一国宪政之运用，一张一弛，皆得多数民意，而为统治之基础是也。”他指出号召铲除专政说：“而根本救国之图，非合五族四万万人之力量，缔造新国，铲除任何专政，实行民主政治……须取销党治，恢复民国，遵奉临时约法，回复五色国徽，以表示再造五族共和的大决心。”他批判党化教育：“至于党化，已属不通。党化教育，更属荒谬绝伦。盖党者不过团体之谓，绝无神妙之说。即凡主义政纲，亦以适应一时之要求，而非为化民成俗之妙用……国民党何故违背真理，以一党之信仰，作宗教式之宣传，尚为未足，并此教育独立之机关，亦必入寇而摧残之，是亦何为者！”

1933年9月22日，陈炯明病故香港。香港《工商日报》时评：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中国死了一个好人，国民党控制的广州《民国日报》报道：“陈逆炯明死于港”。曾经为粤闽地方建设贡献良多的陈因迁葬费用没有着落，灵柩一直寄存于香港东华义庄。其故旧和部下发起募捐，筹集葬费，1934年得陈济棠和惠州各界捐助，陈炯明才归葬惠州西湖紫薇山。

郭松龄反奉与首都革命

1921年，北洋政府“蒙疆经略使”张作霖明确指出，苏俄的《对华宣言》承诺是对中国人的欺骗，在侵略中国方面，苏俄与沙俄没有区别。他要求北京政府坚持以苏俄履行宣言承诺为建交前提条件。张作霖的主张是不容置疑的常识，任何国家也会在建交时先要求收回对方侵占领土，再谈建交。苏共政治局对张作霖的立场无比愤怒，将张列为了在华的头号敌人，确定以向满蒙扩张，推翻张作霖和北洋政府为对华政策目标，在随后的几年中致力拉拢吴佩孚，扶植孙中山和冯玉祥以打击张作霖。

1924年9月，张作霖与苏俄签署了《奉俄协定》。签约后，苏俄背弃承诺，独霸中东铁路。张作霖上当后将负责《奉俄协定》的苏俄间谍杨卓枪毙，以武力捍卫权益，拘捕了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伊万诺夫。斯大林有心出兵满洲武力推翻张作霖，但他清楚，日本不允许它吞并整个满洲，直接出兵满洲将引爆再次的日俄战争，于是决定扶植国民军来推翻北京政府和张作霖。根据斯大林的决定，加拉罕派李大钊于1925年初与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达成了协议：苏俄向国民军第二军派军事顾问团及提供军火援助；胡支持苏俄的立场，承诺对张作霖开战。[125] 协议刚达成，胡景翼去世，加拉罕赶紧再与冯玉祥达成相同的协议。随后，苏共经外蒙古之库伦运给向国民军包括大炮和飞机在内的强大军火，向国民军大量安排苏俄顾问和共产党员。

苏俄推翻北京政府的另一部署在北京。与中国建交后，苏俄在驻北京大使馆内设立了旨在颠覆中国政府的“北京活动中心”。“活动中心”首脑居然由驻华大使加拉罕兼任，成员包括别尔金将军、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维津斯基、苏俄军事情报局派出的驻华武官盖克尔等人。“北京活动中心”指挥情报人员致力于对所在国的外交期刊杂志的收集和研究；重点研究重要阶段、重要事件的当地国印刷品；对重要目标实施监视与追踪；建立侦察、间谍网，其中特别强调在张作霖统治的北京及东北地区发展间谍网，招募间谍和线人。

1925年，苏俄一面发动国民会议促成、“五卅运动”与“省港大罢工”、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关税会议等运动，一面策动反张作霖的部将，通过李大钊联络上了奉系的两位重要将领——郭松龄与杨宇霆。郭是东北军中“陆大派”（陆军大学毕业生派）首领，统率着奉系最精锐的部队，在奉军中享有崇高声望。第二次奉直战争获胜入关后，张作霖获得了江苏、安徽、山东、直隶四省控制权，任杨宇霆、姜登选、张宗昌、李景林为四省都督。加拉罕获悉郭松龄因未得都督职而对张作霖强烈不满，派李大钊策反郭起兵反张。奉加拉罕之命，李大钊将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发展为了秘密共产党员，通过李德全策反了郭松龄夫人韩淑秀，再通过韩策反郭。 “北京中心”采取了几项举措推动郭松龄下决心反奉：一是大力宣传张作霖为反动军阀；二是为郭制定了作战计划，其中包括攻打天津计划；三是由中东铁路局出钱收买驻黑龙江奉军将领承诺配合郭反奉；四是动用遍布华北、东北的苏俄情报网为郭提供情报。[126] 郭松龄知道，李大钊的背后是苏俄，希望像冯玉祥那样倒戈后得苏俄军火支持，于是决心举兵反张，与冯玉祥订立了联手倒张密约。郭、冯再以允诺地盘的办法拉直隶督办李景林结成了反奉三角联盟，约定利益分配为：冯助郭经营东北，郭助冯经营西北，李景林再得热河地盘。在幕后操纵反奉三角联盟的加拉罕计划，策动冯玉祥起事占领北京、直隶，对张开战，策动孙传芳在南方对奉系开战，策动郭松龄起兵反张，命中共和国民党在京城暴动，多方联合倒段驱张，在满洲建立亲苏政府。在策动推翻北京政府的同时，斯大林指示“北京中心”小心行事，不要损害苏日关系，争取在时机有利时与日本谈判。

11月22日，在全国反帝运动高潮中，郭松龄在直隶滦州通电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自任总司令，通电促张作霖去职将政权交张学良，随后率军经山海关、锦州、新民直逼奉天。苏俄“北京中心”决定，由国、共两党配合，在北京直接夺取中央政权，并将行动命名为“清张倒段”的“首都革命”。根据加拉罕的决定，国、共两中共北方区委成员赵世炎、陈乔年组成暴动指挥部，指挥工人保卫队、学生敢死队、农民自卫队组成的暴动队伍展开一系列颠覆行动：攻占了邮电局和警察局；在全城散发“建立新政府宣言”传单；组织学生进行示威游行，打出“打倒晨报及舆论之蝥贼”等标语，将北京大学教授朱家骅和陈启修推在学生队伍前面游行；包围了位于铁狮子胡执政府，唆使暴徒殴打了段政府大员章士钊；包围吉兆胡同的段祺瑞宅；放火焚烧了位于宣武门大街的《晨报》报馆；指使学生于当夜分头到章士钊、朱深、叶恭绰、李思浩、曾毓隽、刘百昭、梁鸿志等段祺瑞政府大员的住宅打砸烧。29日，国、共两党联手在天安门召开了五万人的国民大会，率众高呼 “武装平民”，“打倒段政府”、“打倒奉系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号召武装暴动，在会后再组织了全城大游行。与“北京中心”策动北京暴乱相配合，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为郭松龄举兵反奉及首都暴乱叫好道：“中国的事态在极大程度上改变远东的形势，进而改变全世界的形势，在中国的事态中，已经可以听到遥远的世界革命的声音。”遵照苏俄“北京中心”的指示，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发表了《为郭松龄倒戈反奉告全国民众书》，在其中号召“全国革命的民众，革命的国民党，革命的军人，其速起响应北京的暴动，推倒安福卖国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政权归诸人民”，[127] 指示东北地区共产党配合郭松龄。然而出乎“北京中心”和暴动指挥部意料，反奉三角同盟中的冯玉祥以扩张地盘和保存实力为重，临阵背约，不举兵配合“首都革命”，反而趁乱去夺取李的直隶、热河地盘，向三角同盟盟友李景林开战。为保地盘，李景林宣布与山东军阀张宗昌组织直鲁联军，通电讨伐冯玉祥，与冯军在杨村等地展开激战。冯玉祥的背约使加拉罕、李大钊领导的北京暴动失去支持，迅速溃散。

日本在东北与北京的情报力量不比苏俄差，掌握了苏俄策动郭、冯反奉，指挥东北中共和国民党势力配合倒张、倒段，扶植亲苏东北政权的策划，决定支持张作霖挫败郭松龄的兵变。12月7日，关东军由铁岭、辽阳、海城等地集结于奉天府警戒，警告郭松龄不得扰及满铁附属地及日军守备区域。郭松龄致电日本公使和驻华外交团，声明保护在东北的外国人，尊重既成条约，要求日本不要干涉。12月13日，郭军攻克营口，沈阳震动。张作霖向日军求援，准备逃往大连，文武官员纷纷携眷躲避，商店关门，奉天城一片混乱。15日，日军从朝鲜调兵开来满洲，向郭松龄发出第二次警告，禁止南满铁路两侧以及离铁路二十华里以内有军事行动，否则一概缴械。18日，关东军司令官斋藤义夫少将移驻奉天，指挥日军守城，使张作霖得以将军队悉数调往对郭作战前线。郭松龄听信李大钊传达的苏俄支持保证，相信日军不会冒与苏军冲突的风险出手干涉。令他意外的是，关东军出手干涉，苏俄袖手旁观。22日，郭军与奉军在巨流河激战时，日军出动飞机轰炸了新民一带郭军阵地以配合奉军，出兵扮作奉军从侧翼压迫郭军，掩护奉军吴俊升部骑兵突袭了郭军后方白旗堡。郭军将领们见形势不妙，拒绝再服从郭的命令。郭松龄意识到兵变失败，携妻潜逃营口。日本领事馆迅速将郭的行踪通知奉军。25日，奉军在新民将郭松龄夫妇逮捕。张作霖下令以赤化罪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暴尸三日，对附郭官兵免予追究。至此，苏俄策动的郭、冯联手倒张，发动北京暴动夺取中央政权的计划因日本的干预而失败。整个事变看似是一场奉系内乱，实际是日、俄两强为争夺满洲在中国斗法。

中共在“首都革命”中指使学生放火烧《晨报》馆的起因是该报副刊开辟了《对俄问题专栏》，刊登关于苏俄霸占满蒙是否是帝国主义的系列论争文章。中苏建交后，陈启修教授在《晨报副刊》发表了为苏俄在华行径辩护的《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分吗？》一文。政治学者张奚若发表了《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一文反驳陈文。《晨报》副刊主笔的徐志摩在编者按中指出：“苏俄问题至今是个没开刀的毒瘤。尽管里面脓水已满，却没有一个人去触动它。张奚若敢于捅破这个毒瘤，是这个最无耻的时代里能够挺身而出的，最知耻的人。”响应徐的号召，众多知识界名人士撰文加入了讨论。梁启超撰文指出：“问苏俄是不是帝国主义？我毫不沉吟地答道，他是帝国主义的结晶，他是帝国主义的大魔王！……一国的国民性可以换一面招牌就得转变的吗？俄国人玩的政治，对内祇是专制，对外祇是侵略，他们非如此不能过瘾！”[128] “马克思便是化身的希腊正教上帝，列宁便是轮转再生的大彼得！苏俄啊！你要辨明你是不是帝国主义吗？你哪一天把在中国的活动停息，我们就哪一天立刻相信你！”[129] “第一，我根本不相信万应灵药式的什么什么主义，可以适用于任何国家。……第二，我根本不相信专制政治可以叫做良政治，尤其不相信无产阶级专制可视为得到良政治的一种手段。……尤其是言论、集会、出版、罢工各种自由，若全被禁压──像苏俄现政府所行为，我以为祇能令国民良心麻痹，精神萎瘁，能力减杀，不能不认为是绝对的恶政治。第三，我根本不相信中国有所谓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相对峙。若勉强要找中国阶级的分野，或者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还成个名词。……如其说中国必须有阶级战争吗？那么，祇能有业阶级起而奋斗，打倒无业阶级，便天下太平；若无业阶级得意横行，国家便永沉地狱。至于从‘洋八股’里贩来有产、无产阶级这个名词，在中国我认为绝对不适用。第四，我根本不相信‘全民革命’事业可以用宣传呐喊及其他煽动手段得来。……煽动式的革命论和革命手段，祇是野心家利用群众心理弱点，造成趁火打劫的机会。这些人不惟不是全民政治之友，换一方面看，还可以说是全民政治之敌。第五，我根本不相信一个国民的政治活动可以和别个国民合作；尤其不相信今日的中国有联某国某国之可能或必要。既有两个国家存立在世界，当各有各的利害不相容地方，一国民想改革自己的政治，而藉重别国人的指导或帮助，我敢斩钉截铁地说一句，除了甘心做吴三桂、李克用的人，不该有这种丧心病狂的举动。”[130] 一个多月中，《晨报副刊》 “对俄问题讨论专号刊文近三十篇，反对苏俄的观点压倒了拥苏观点，《晨报》率领一批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舆论界打击了苏俄帝国主义的气焰。苏俄发动反帝运动的目的之一是转移中国人对其占领蒙古、满洲关注，《晨报》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得罪了苏俄，结果被俄党焚毁报馆。

“首都革命”暴乱过后，中国知识界就火烧晨报馆事件及其背后的“对俄问题”继续讨论。学者燕树棠在《爱国运动与暴民运动》一文中谴责暴乱说：“有一派主张激烈的人要假借这几次国民大会的名义，利用青年报复的心理，买动城中无业匪徒，乘政治变动的时机，达到他们扰乱治安，制造恐怖的目的。这种暴民运动破坏社会生存的基础，不减于军阀土匪的行动。” 胡适与中共领袖陈独秀的下列对话代表了当时中国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

胡：此次暴徒火烧《晨报》，难道是争取自由之举吗？

陈：你认为《晨报》不该烧吗？

胡：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竟也不能容忍丝毫异己思想，这使我深感诧异。我怕这种不容忍的风气会使这个社会变成一个更残忍的社会。

陈：说到容忍，我辈无法容忍，共产党被严捕，五卅惨案，又可曾容忍？

胡：君入狱，大家设法营救。君出狱时，我等谈笑一座，君应记得。

陈：你何以参加善后会议？

胡：以和平方式解决南北纷争而已。

陈：段祺瑞是帝国主义之走狗。

胡：何为帝国主义？

陈：你我为不同阶级。

胡慨叹：“你我不是曾同时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唯一的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131] 胡适痛感，《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烟消云散，不容忍的空气充满国中，并且这个不容忍的力量并不是旧势力，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的人物，而且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军人物，以及由他们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没有宽容精神的所谓新青年注定会重拾旧势力的道路。[132] 胡适所怕的后来不幸成为现实——自由被排斥，异己思想被禁止，社会变得更为残忍。

参加首都革命暴乱，烧报馆的学生们不知道苏俄颠覆北京政府、推翻张作霖的计划，但中国还是有有识之士清楚并敢于说出真相的。例如，章太炎直言：“现在的共产党，我们可以直接称他俄党，借着俄人的势力，压迫我们中华民族，这是一件很可耻辱的事。我们应当反对借俄人势力压迫中华民族的共产党。”[133] 章不但直言，还与冯自由为首的“反赤救国联合会”一起致电苏俄大使加拉罕，抗议苏俄在华宣传赤化，“煽惑无知之青年，啖以金钱，授以利器，为虎作伥”。[134] 然而，胡适、章太炎还不知道有更严重的情况：苏俄早就将大批新式武器，装备秘密运入了驻华大使馆，加拉罕大使身兼着推翻北京政府行动的总指挥，“首都革命”的暴乱骨干就是以苏俄使馆提供的枪支枪击了政府卫兵。这成为几个月后卫兵们开机还击造成“三一八惨案”的重要的原因。

在被烧后复刊的《晨报副刊》，徐志摩撰文写道：“火烧得了木头盖的屋子，可烧不了我心头无形的信仰”。[135] 在这时的中国，苏俄在华的势力和影响力大到难以想象，得罪苏俄的后果当然极为严重。《晨报》讨论苏俄问题导致，报馆被烧，主持讨论的徐志摩不屈不挠，在《晨报副刊》继续坚持信仰，更让苏俄记恨。几年后，他乘机遇难，机上乘客仅他一人，让人怀疑是与得罪苏俄相关。

讨赤联合阵线成立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张作霖派代表向吴佩孚提出建议：直奉战争的结果只能使苏俄得利，希望奉直联合对抗苏俄赤化。吴佩孚仍不想对奉系认输，拒绝了张的建议。1925年，吴佩孚组织了湘、鄂、川、黔、豫、陕、晋七省联防，浙江督军孙传芳在南京宣布组成自任总司令的浙、闽、苏、皖、赣五省讨奉联军，随后再与七省联军联合。10月，吴佩孚在孙传芳、萧跃南、周隆人、岳维竣、阎锡山等各省督军的推举下宣布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发表了联合讨奉通电。

吴佩孚打出反奉旗号后，苏共政治局立即开会论中国局势。会议认为：“中国的事态发展进程，越来越把吴佩孚和他所领导的直隶集团推到首要地位。吴佩孚正在成为民族运动领袖，……吴的行动会造成有利的局面，必须加以利用。有必要同吴佩孚联合，联合的结果应当是成立新的中国政府。这种联合不可能有什么牢固性可言，所以在进行现阶段的战争和成立新的政府的时候，必须从建立真正统一的中国必然要继续进行战争的思想出发，不过这时已经是同吴佩孚及其追随者的战争……”。会议决定，支持反奉联盟推翻张作霖和北京段祺瑞政府。根据苏共政治局决定，加拉罕派代表密会孙传芳，承诺为其提供军火，拨给子弹100万发，助孙击败张作霖，条件是保密及允许在其辖区开展反帝运动。[136]

11月，苏俄策动了郭松龄、冯玉祥联合反奉，中共与国民党在北京发动暴动，图一举推翻北京政府。日本人出手帮助张作霖平定了郭松龄的兵变。随后，张作霖挥师南下入关，挺进京津，与李景林、张宗昌组织的直鲁联军及晋军联合讨伐冯玉祥。在苏俄扶植冯玉祥控制华北的形势下，吴佩孚、孙传芳认识到，真正的威胁是苏俄赤化中国的计划，是苏俄扶植的“南北二赤”，认识到张作霖“直奉相争只能有利苏俄赤化”意见正确，决定抛弃直奉恩怨，接受张作霖的联合对抗苏俄赤化建议。12月31日，吴佩孚、孙传芳通电结束讨奉战争，加入张作霖、张宗昌组织的 “讨赤联军”，共同进攻冯玉祥。至此，直奉联合，讨奉联盟转变为了讨冯和对抗苏俄赤化联盟。次日，冯玉祥在奉军和直军包围的形势下通电下野，赴苏俄避难。

吴佩孚加入讨赤后，苏俄再度放弃援吴构想。根据苏俄的政策转变，李大钊在北京召开了“国民讨吴大会”、“反英讨吴大会”，提出了“打倒吴佩孚”、“反对张吴联盟”、“要求国民政府北伐”等口号。1926年3月，加拉罕再致函吴佩孚，劝吴与冯玉祥合作，希望拆散讨赤联盟。吴佩孚拒绝了加拉罕的拉拢，斥苏俄为赤色帝国主义。4月，章太炎与一些士绅在上海组织了“以反对赤化，保障国权，实行民治为宗旨的“反赤救国大联合会”，通电、撰文支持讨赤中说：“赤祸日炽，汉奸公行。以改革经济为虚名，而招致外患为事实”，“反赤之声，洋洋溢耳。人心未死，公道渐昌。吾国一线生机，端赖有此”。 [137]

三一八惨案与段祺瑞下台

1925年底，吴佩孚、孙传芳抛弃直奉恩怨，接受张作霖直奉息争联合对抗苏俄赤化的建议，通电结束讨奉战争，加入张作霖、张宗昌组织的 “讨赤联军”，联合讨代北赤冯玉祥。 1926年1月，冯玉祥在讨赤联军夹击形势下通电下野，赴俄避难，苏俄顾问接手直接指挥国民军，继续致力推翻段祺瑞政府。

3月9日，苏俄顾问根据莫斯科的反帝运动指示，指挥国民军在大沽口敷设水雷封锁了航道。次日，公使团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交照会，抗议国民军破坏《辛丑条约》，封锁大沽海口及阻断铁路交通。12日，两艘驶入大沽口的日舰与大沽炮台的国民军发生了炮战。16日，列强各国在大沽口集结20多艘军舰示威，八国公使就大沽口事件联合向北京临时执政府发出限四十八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提出要求为：国民军停止大沽口至天津战事；解除对大沽口敷设的水雷及水道封锁，并恢复航标；所有作战船只泊大沽口外，停止歧视外轮；除海关当局外任何人不得对外轮搜检等等。当晚，段祺瑞执政府内阁成员紧急磋商，并于午夜派员将复函送达东交民巷外交使团，称政府正在竭力设法恢复由北京通海的自由交通；通牒内容超越《辛丑条约》范围，所提要求应可由中国地方军事长官与驻津各国海军司令协商解决，请各国勿诉诸武力。17日，鲁军青岛舰队司令毕庶澄向列强表示接受所提五项要求，国民军司令鹿钟麟声明遵守《辛丑条约》，愿撤封锁，并向日本领事承认对12日大沽冲突事件负责。

正当危机走向化解之时，苏俄“北京中心”向中共、国民党北京党部下达了对段祺瑞政府的攻击令。3月18日晨，李大钊、徐谦（鲍罗廷拉拢冯玉祥的代表）、顾孟余（国民党宣传部长）、中共北方区委的赵世炎、陈乔年等人实施利用民众爱国情绪组织北京近万学生市民在天安门举行了“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提出将八国公使驱逐出境、宣布辛丑条约无效等与当年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一样的无理要求，计划挑起暴乱，解除卫兵的武装，一举推翻段祺瑞政府。“北京中心”的行动不只是策划集会，还向中共北方区委提供了枪支弹药。中共北方区委也不只是召集集会，还向骨干发放了枪支和带铁钉棍棒。集会后，赵、陈等率暴乱队伍包围了位于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的国务院，向院内抛掷燃烧弹，抢夺卫士的枪支，乘乱向政府卫队开枪袭击，造成卫队死伤。在几个月前的“首都革命”中，北方区委的赵世炎曾指挥暴动骨干开枪袭击执政府卫队，因此执政府卫队知道中共组织的示威队伍是混有持枪暴徒的。此时，执政府卫队被枪击后迅速开枪还击。枪战酿成了47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是为“三一八惨案”。

第二天，国、共两党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在天安门前召再开“国民大会”，发表了《即日解除段祺瑞一切政权，召开国民会议宣言》和《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声称帝国主义制造了惨案，煽动民众加入反帝运动。同日，段祺瑞下令严惩凶手，抚恤死难者，通缉破坏政府和平处理危机，组织学生冲击政府的李大钊，徐谦，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五人。《临时执政令》指出：“近年以来，李大钊、徐谦、易培基等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持武器袭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临时执政令执政府外交部向苏俄大使加拉罕提出了抗议，谴责苏俄以其大使馆为中心，策动暴乱。政府发布通缉令后，李大钊，徐谦等三一八事件策动者躲入苏俄大使馆，顾孟余则干脆逃去了苏俄，显示整个事件系由苏俄大使馆所策划。躲在苏俄使馆的李大钊继续指挥着全国的所谓反帝运动，指挥全国学生联合会借“三一八”死难学生出殡掀起示威高潮，指挥沪、津、穗、桂林、长沙、南昌等地的共产国际外围组织的反帝及“倒段”运动。

“三一八惨案”后，国、共两党借血案掀起了迫段政府下台的舆论攻势。两党隐瞒苏俄使馆与国共两党推动无知学生冲锋在前，地下党员躲在学生中开枪射杀政府卫士引发枪战，造成学生遇难，自己却毫发无损，安然躲入了苏俄大使馆等等事实，一边倒地谴责、栽赃政府。以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人为代表的不明真相的知识分子加入了“倒段”运动。一时，刘半农词、赵元任曲的哀歌唱遍京城。

舆论战中的报人有不明真相者，但其中倒段的主力如《京报》、《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报刊是受苏俄操控的。主持《京报》邵飘萍是舆论战的一位代表人物。他由李大钊、罗章龙介绍，成为共产国际的“特别党员”，是与李大钊一样接受苏俄指示，领取苏俄津贴的俄党。服务苏俄之外，他利用新闻敲诈，过着妻妾成群，挥金如土的生活。惨案后，邵奉命行动，主持《京报》连续发表了百余篇“三•一八惨案报道”，推出了《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在其中歪曲事实，隐瞒暴徒开枪袭击政府卫兵的事实，掩盖苏俄、共产党、国民党制造血案以图颠覆中国政府真相，刻意煽动民众攻击政府和外国人，成为“北京中心”操纵的一员舆论战线大将。

舆论战的另一代表人物是鲁迅。“三一八惨案”后，鲁迅连续发表了《纪念刘和珍君》等七篇谴责政府的檄文，称惨案日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称“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称“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然而，在苏俄蓄意借学生的血颠覆中国政府的文件被披露，众多在三一八惨案后谴责北京政府的知识分子醒悟并发表谈话和文章谴责苏俄时，鲁迅沉默了。三年后，当苏俄为霸占中东铁路与中国东北军开战时，鲁迅对苏俄制造流血不置一词。国人不知道，这时的鲁迅同时与日本在沪间谍和苏俄在沪间谍往来，暗中为双面侦探内山完造传递着消息，他日记中记载的“汉堡嘉夫人”是苏俄间谍左尔格（RICHARD SORGE，РИХАРД ЗОРГЕ）的助手，[138] 他同时得到共产国际在华势力和内山完造的保护，因此当时被谴责是“与共匪互相利用”。[139]

国人不知道，中苏建交后，苏俄将其驻京大使馆办成了兵营、军火库、情报中心和颠覆活动指挥中心，成立了加拉罕领导的颠覆北京政府的“北京行动中心”，领导着大批以外交官身分来华的苏俄情报特工人员，在使馆中储藏了大量军火，其中包括2000支日本新式步枪，2000支德国新式步枪和大批弹药，[140] 中共北方区委发给“首都革命”和“三一八”暴乱骨干的枪支就来自苏俄使馆中的军火库。一年后，张作霖从苏俄北京大使馆搜出的文件显示，苏俄以庞大经费相继发动了“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策划了推翻张作霖的“郭松龄反奉”，以大使馆为基地策划了“首都革命”、“三一八惨案”，借学生和民众的血煽动颠覆民国政府。知识分子们不知道，五四运动、拥苏运动、反帝运动、“首都革命”，以及此次三一八暴乱均是苏俄所操纵，这些运动的前台领导人李大钊是听命于苏俄共产国际党员。三一八惨案后二十多年中，苏、中两共反复使用组织学生挑战政府管制底线，乘乱袭击，制造血案，再借血案展开宣传战，掀起更大规模的反政府运动的颠覆套路。

“三一八惨案”后，执政府被举国声讨，贾德耀内阁在谴责声浪中引咎总辞。随后，国民军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发动倒段政变，率部包围临时执政府，段祺瑞通电宣布引退，仓皇逃离北京。至此，苏俄通过策动反帝运动，“首都革命”、“三一八惨案”达到了推翻段执政府的预定目的。三一八惨案前，段祺瑞在国民中享有崇高声望。这不仅因为他长期坚持维护民国法统和国家主权，还因为他淡泊金钱名利的高尚人格。他有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声名，各政治派系都承认他在私德方面无懈可击。宣布退出政坛后，他不像后来冯玉祥那样口头宣布上泰读书实际为东山再起奔忙，而是真正隐退。1926年12月，天津大雪，冻死不少流浪难民，段祺瑞利用其影响力赈济灾民。与此同时，他因几万元借款而被前总统黎元洪告上法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闻隐居天津的段祺瑞家里揭不开锅，安排了救济。这两条新闻反映了民国政府的清明。下台后的段祺瑞信守了“三一八惨案”后的终身食素誓言，在晚年身体虚弱也拒绝开荤，说“人可以死，荤不可开”，可见他对学生在执政府门外遇难之痛心。对比其后害死数千万人而无谢罪之心的革命党统治者，人们倍感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政府领袖群体之爱国爱民和品格高尚。可以说，若非外国势力颠覆，由段祺瑞这样爱国爱民的人执政，中国完全会更早富强。

中山舰事件

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国民党内形成了反对投靠苏俄的右派。邓泽如、林直勉等人向孙中山提出“弹劾共产党”说帖。在其中指出：“窃以本党改组虽出自我总理之乾纲独断，惟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实多出自俄人鲍罗廷之指挥。……俄人鲍罗廷替我党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陈与苏俄本有密切关系，其所组织之共产党为苏俄给养。……陈独秀此次之加入吾党乃有系统有组织的加入。当未加入之先曾在北方某地（似是海参崴）开大会，议决利用我党之方法，其大前提则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其方略：（甲）则使我党从国际之仇怨；（乙）使吾党在国内断绝实力派之协助，乃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标语。夫此二标语实堂堂正正无可非议，然动之制为具体政纲宣示世界则我党永远获得国际上之同情之一日，更使我华侨党人在海外无复立足之余地。”1924年4月，国民党右派发现了中共在国民党内散发的秘密文件，其中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青团员保持独立的严密组织。[141] 对此，邓泽如指出：“共产党、共青团之决议皆属秘密的，今既为本党查得，诈谋毕露，与准其跨党之旨完全相反……彼等只知有第三国际共产党，何尝计及本党耶！”以张继、谢持、邓泽如等人为首的部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据此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再提弹劾共产党案，声明中共在国民党内保持独立并发展秘密组织是颠覆国民党之举，呼吁“党内不可有党”。弹劾案被鲍罗廷领导廖仲恺、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多数否决。1925年1月，邹鲁、谢持、张继等同盟会元老召集“各省区国民党护党同志驻京办事处”会议，披露了中共计划从内部瓦解国民党的秘密文件，冯自由等人发起成立了“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声明宗旨为抵制苏俄赤化国民党，要求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结束俄党包办党务，取消与共产党有关的印刷所、学校、杂志的津贴，拒绝外国人染指本党事务。应对右派反对赤化，鲍罗廷宣布成立广州国民政府，进一步扶植汪精卫、廖仲恺为首的左派，打压不积极讨伐滇桂的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刺案”发生后，鲍罗廷利用事件清洗了广东帮，然后动手收党内右派，宣布将冯自由等人开除出国民党。

这时，斯大林正在部署国民党军北伐推翻北洋政府。他担心国民党“儿大不由娘”，决定在北伐前尽快安排共产党人接掌国民党的军权。1925年秋将驻广州顾问团团长加伦调往冯玉样的国民军，派季山嘉（古比雪夫V. V. KUYBYSHEV，KISSANGA）来广州接掌顾问团，安排共产党人接掌权力。到任后，季山嘉向国民党军的各个师、团安插中共党员作党代表，使公开的共产党人控制了国民革命军各军的政治部，秘密的共产党人遍布军中，并提供金钱、军火，让中共在广东发展了数十万工会、农会会员和上万装备精良的武装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国民党人对鲍罗廷主持国民党已经强烈不满，对季山嘉到任后推行更加激进的夺权举措忍无可忍。11月，在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森、覃振、石瑛、居正、邹鲁、石青阳、叶楚伧，候补委员邵元冲、沈定一（玄庐）、茅祖权、傅汝霖，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吴稚晖等人在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柩旁举行第四次中央执委会议（西山会议）。委员们对俄人把持国民党，在党内、军中秘密发展共产党组织群情激愤，决定将会议升级为一届四中全会，作出全会决议：一、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之党籍，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会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伯渠，候补委员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国焘等共产党人；二、解除俄人顾问鲍罗廷职务；三、取消政治委员会；四、中央执委会暂移上海；五、停止广州中执委职权；六、推林森、覃振、石青阳、邹鲁、叶楚伧为常务委员；七、弹劾汪精卫；八、定于1926年3月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九、另起炉灶，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与俄人把持的广州国民党中央相抗衡。

应对“西山会议”派反对赤化的抗争，鲍罗廷继续贯彻“打击国民党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准备将西山会议派人士和吴稚晖、孙科为首的虽然没有参加西山会议但支持西山会议派主张的一批国民党人全部开除出党。而负责领导中共的共产国际代表维津斯基反对将吴稚晖、孙科等有影响的国民党人开除，称可以让中共中央将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的公开党员数限制在三分之一以下，说服孙科等人放弃反苏反共。鲍同意让维一试。经维津斯基操纵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在上海与孙科达成妥协：陈、张承诺自我限制在国民党内的扩张；孙科等人同意出席鲍罗廷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随着孙等人转向广州，维津斯基成功瓦解了西山会议派另立国民党中央的计划。这里，孙科等人相信共产党人的自我限制承诺极为天真。因为，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承诺并不算数，中共须听命苏俄顾问，鲍罗廷、维津斯基须均听命莫斯科，决定政策的是斯大林。斯大林在担心国民党人拿了军火不听指挥，明确要求季山嘉加快夺取国民党权的步伐。根据他的指示，季山嘉在加快安排共产党人接掌国民党权力，鲍罗廷也在继续执行让左派在国民党内占绝对优势的方针，向周恩来、陈延年等在广州国民党中央任职的中共党员传达了“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方针，指示。[142]

1926年1月1日，鲍罗廷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减少国民党人对俄人主持国民党的不满，鲍罗廷安排汪精卫出面主持大会。这样的象征性安排并不能减少大会的苏俄色彩。因为，与一大（一全）一样，二大（二全）也呈一派赤化景象。会议开幕时，几架苏俄飞机在会场上空编队飞行，撒下鲍罗廷起草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民众书》传单。会场悬挂着苏俄的镰刀斧头红旗，大会按照苏俄顾问的安排高呼苏式革命口号，唱苏式革命歌曲。另外，大会反映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扩张没有“自我限制”，256名国民党代表中，公开的共产党员超过百人，还有很多代表是秘密的共产党员，呈现世界政治者上绝无仅有的政党颠覆奇观。除了鲍罗廷、维津斯基和季山嘉，谁也不知道共产党渗透国民党的具体情况。国民党人虽然不知道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渗透的详细情况，但清楚按照这样的渗透，国民党很快将被从内部颠覆。

大会上，鲍罗廷宣布了他决定的新一届国民党中委80人名单，其中中央执行委员36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4名，中央监察委员12名，候补中央监察委员8名。在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时期，有常务委员之名而无常务委员会之实。鲍罗廷模仿苏共政治局取代中央全会掌最高权力的模式，宣布设立常务委员会（中常会）掌党权，任命汪精卫、谭延闿、谭平山、蒋介石、林伯渠、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等九人为常委。会议通过了将“西山会议派”骨干邹鲁、谢持等人永远开除出党的《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发表了根据第三国际文献制定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其中有“打倒帝国主义”、“联合世界革命之先进国”、“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次则官僚、买办阶级、土豪”等苏俄制定的口号。与会国民党人都清楚苏俄霸占着最多的中国领土，但无人敢于出声。

国民党二大从策划到结果均由鲍罗廷一手包办，众国民党人如同傀儡，按要求举手通过一项项让中共从内部接管党权的议案。按照维津斯基的要求，公开的中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中被限制在了三分之一以下以安抚国民党人，但中共党员占据了国民党中央的主要领导职位。多数国民党人对成为苏俄属下，党内存在一个秘密异党深为不满，反对赤化呼声没有因《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而削弱，而是更加强大。鲍罗廷感觉到了国民党人的愤怒，在会后开始主张放缓中共夺权的步伐。但顾问团长季山嘉拒绝鲍意见，并将鲍主张放缓的意见报告给了斯大林。斯大林要求加紧让共产党人夺取国民党党权、军权，不满鲍罗廷“照顾国民党人情绪”的意见，调鲍回国，让季山嘉全面接掌广州大权。鲍离粤后，季山嘉更加激进地赤化国民党，让中共更多地夺取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权力，致国民党人要求对苏决裂的呼声高涨。

从国民党一大到二大，蒋介石小心地保持中派立场。对于苏俄的面目，他是国民党内最早有清醒认识者。率团访俄归来时，他因多有批评苏俄的言论而被鲍罗廷排除出国民党领导层。他一怒离粤后，盟兄张静江晓以屈伸之理，致信孙中山力保，才回粤得任军校校长。蒋介石清楚，要想在鲍罗廷掌控的国民党中谋得一席地位，拥苏是必须的，于是改变立场，积极表现出拥苏姿态，注意与国民党右派保持距离，成功获鲍罗廷委以军权。二大上，蒋介石获鲍罗廷任命为中委，中常委、政治委员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国民革命军总监。在鲍罗廷离粤，绝大多数国民党人强烈要求反击的形势下，蒋介石不可能再维持中派面目，必须在左右之间作出选择。他决定顺应绝大多数党员的呼声，反击季山嘉的压迫。他的决断不光是因为对苏俄面目的清醒认识，还因为他意识到，在苏俄安排共产党人夺权的情况下，他可能随时被抛弃，只有利用手中军权反击才能保住军权。

３月8日，蒋介石向汪精卫力陈国民党的实权不可落于外人之手，与共产国际联络应有一个限度，不可丧失自主地位。月中，西山会议派向蒋介石密报：汪精卫将蒋的建议报告给了季山嘉，季已制定了对他下手加害的计划。3月18日，中共党员、海军局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突然率中山、宝璧两舰驶入黄埔，除去炮衣摆出开战姿态。3月20日凌晨，蒋介石宣布广州戒严，派兵逮捕了李之龙及各军的中共党代表，包围了广州东山的顾问团公馆，将苏俄顾问团和苏共派来的布勃诺夫使团软禁，将中共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包围缴械，将第一军中的200多名共产党员全部免职，是为“中山舰事件”（3·20事件）。

缴械工人纠察队是蒋介石早已预定的行动。苏俄引入广东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给社会安定和经济运行带来空前的灾难。苏俄资助成立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俄武装的工人纠察队任意查禁扣货、没收、阻运、封厂、捉店主、对商家敲诈勒索，煽动工人罢工，随意将厂主、地主插标戴帽游街示众，甚至杀害，造成粤省人心惶惶，百业凋零，国民党政府的税源枯竭。赤化不仅给商人、厂主带来浩劫，也威胁到了国民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商家、社会各界和绝大多数国民党人要求打掉纠察队恶霸势力的呼声日益高涨。顺应国民党人和社会各界呼声，也为了自身的安全，蒋介石早有取缔纠察队的计划，因此借“中山舰事件”出手武力解决。

“中山舰事件”中被软禁的苏俄使团来头可不一般，是斯大林派到中国了解中国革命情况的“钦差团”。团长布勃诺夫在苏共党内地位崇高，任苏俄中央书记兼红军政治部主任，团员包括苏共中央委员、远东边区区委书记库比雅克，苏俄工会领导人列普谢，红军将领隆格瓦等高级官员。使团先到哈尔滨了解了奉俄中东铁路冲突情况，再到北京听取了驻华大使加拉罕、武官叶戈罗夫，武官助理特理福诺夫及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副部长索洛维约夫（B. H. SOLOVYEV）关于中国情况的汇报及鲍罗廷、广州苏俄顾问团成员尼洛夫、捷列沙托夫、切列潘诺夫等人关于广州顾问团的工作汇报，然后到张家口、包头听取了国民军苏俄顾问团的汇报，再到上海听取陈独秀关于中共的汇报，于3月中到达广州，没想到刚听了汪精卫的汇报即遭软禁。软禁中，布勃诺夫召开了广州苏俄顾问团会议。会上，第一军顾问斯特彼诺夫承认，中山舰的异动与苏俄顾问团有关。了解了这一情况后，布勃诺夫批评广州顾问对国民党方面发号施令，在国民党军中设立参谋部、军需部、政治部、党代表，是给中国将领脖子上套了五条锁链，这样的作法是导致事件的主要原因。他决定对蒋介石让步，下令苏俄顾问团立即改变作法。[143]

仍需要苏俄的支持蒋介石见好就收，采取缓和策略，通过索洛维约夫向苏俄方面表示，行动只针对季山嘉个人，而非针对苏俄，要求苏俄召回季山嘉，让鲍罗廷复任。软禁中的布勃诺夫建议苏共政治局对蒋妥协，召回华南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副团长罗加乔夫和拉兹贡(奥利金) 等十多位顾问。索洛维约夫支持布勃诺夫的让步建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解释说：“使团决定满足蒋介石的要求并召季山嘉回国是缓兵之计，以便赢得时间除掉蒋将军。……现在我们吃一点亏，作出一定的牺牲是为挽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复过去的形势。”[144] 斯大林接受布勃诺夫和索洛维约夫的建议，决定暂且退让，将季山嘉等一批顾问撤职，指示在北京的鲍罗廷返回广州复任收拾局面。退让的同时，斯大林指示立即削减对广州国民党军的武器供应。

得知苏俄召回季山嘉的妥协决定后，蒋介石解除了对使团的软禁。3月24日，布勃诺夫召开了广州顾问团全体大会，在报告中将“中山舰事件”归因于顾问团过激，要求“只作顾问，不要出头露面，不要发号施令，不要惹中国将领讨厌”。当晚，布勃诺夫使团携季山嘉等被撤职十多位顾问乘“列宁号”俄轮回国。斯大林制拍板决定了“党内联合”，通过共产党人从内部向国民党夺权的策略，指示鲍罗廷、加拉罕、季山嘉等实施。季等切实执行，被指过激，被撤职成了替罪羊。由“中山舰”事件开始，领袖制定的政策失败后将责任归咎执行者过激成为各国共产党领袖们诿过的惯例。

接复任命令，鲍罗廷从北京绕道海参崴乘船，于4月回到广州重新主持国民党。他发现，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赢得了国民党内的一致支持和空前声望，意识到此时犯众怒难犯，否则在广州可能随时有性命危险，于是撇开左派首领汪精卫，根据布勃诺夫向国民党右派退让的意见与蒋介石单独商量事件善后，答应了蒋介石全权调动苏援物资的要求。由于李之龙的舰长职是党主席汪精卫委派，汪撇不清与李之龙和中共的关系，也难以澄清“异动事件幕后主使”的流言，被迫引咎辞国民党名义领袖职，自我放逐，宣布赴法国养病。鲍罗廷以抛弃左派领班的办法来讨好国民党右派。与鲍谈妥后，蒋介石以保护名义派兵护送汪精卫出洋。

5月15日，鲍罗廷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宣布了莫斯科向国民党右派退让的决定，然后推举蒋介石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常务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会议通过了蒋介石、谭延闿、孙科等人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其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的委员比例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其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保存；第三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均须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通过；进行党员重新登记等等。为缓和国民党人的愤怒情绪，鲍罗廷在全会后再任命蒋介石为中央军委主席，使蒋介石同时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人部长，掌握了国民党大部分军、政、财权。

根据《整理党务案》，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恽代英等共产党人被免去了国民党要职，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受到限制。表面上，中共跟随苏俄转变政策，表示拥蒋，宣言“谁要想倒蒋，谁就是破坏革命势力的统一，谁就是反革命”，陈独秀发表文章颂扬 “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柱石”，但在内部，中共对在国民党内处于难堪地位不满，陈独秀通过彭述之向鲍罗廷建议，策动国民革命军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各军以及新桂系军队联手消灭蒋介石指挥的第一军。[145] 武力倒蒋的建议被鲍罗廷否决后，陈独秀向共产国际提出了中共退出国民党，由“党内合作”转变为党外联盟的建议。建议再被共产国际否决。两次意见被否，陈独秀开始厌倦傀儡领袖地位。

一党打入另一党夺权的计谋极为荒唐，在政治史上绝无仅有，违反常理和常识，其结果只能是两党决裂，中山舰异动只是国民党被迫反击的借口。中山舰事件中，《申报》、《时事新报》、《东方通讯社》等报社论称，事件可能是右派与蒋介石联手策划的反击行动。这种推测不无道理。在当时苏俄顾问要通过共产党完全夺取国民党党权军权的情况下，国民党人无路可退，反击是唯一出路，没有中山舰的异动也不难找到其它借口。蒋介石果断出手，在事件中展示了魄力和手腕，分寸把握得当，取得了胜利，赢得了国民党人的一致拥护。表面上，“中山舰事件”以苏俄中共、国民党左派和国民党右派各退一步达成妥协，蒋介石取得了对苏俄顾问团强硬抗争的胜利，但斯大林和蒋介石都清楚，妥协只是暂时策略，二人都在计划着最后利用一下对方，然后决裂并清算对方。

南口大战与党军北伐

冯玉祥下野赴苏后，苏俄顾问指挥国民军主力退守南口附近，继续执行推翻北洋政府的计划。同时，苏俄加大了援助国民军的力度。1926年5月，讨赤联军调集五十个师，分五路向南口、晋北、西安、甘肃等地的国民军发起进攻。国民军撤退到绥远一线后在苏俄的强大援助之下固守。这时，奉系拥兵35万，飞机260架，军舰数十艘和奉天兵工厂；直系拥兵20多万和湖北汉阳、河南巩县两兵工厂；孙传芳拥兵20多万，控制闽、浙、苏、皖、赣等东南五省中国最富地盘。但是，直奉两系加在一起也不具备与苏俄对抗的实力。二十多万国民军名义上由总司令张之江统帅，实际由苏俄顾问直接统帅。赤化与反赤的两军在京西南口、多伦、晋北的千里战线上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大战。“讨赤联军”名符其实，表面是与国民军作战，实质上是在与苏俄抗争，不仅不能同时应付“南北二赤”，连对付苏俄统帅的“北赤”都实力不济，历时四个月久攻不下。

南口大战开始后，苏共政治局认为讨赤联军被国民军拖住，时机成熟，决定发动北伐战争，对“讨赤联军”发动南北夹击的总攻。根据苏共政治局的决定，鲍罗廷于1926年6月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会议，宣布出师北伐，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加伦为总顾问，将国民党各路军队改编为北伐军序列：

总司令部：总司令蒋介石（蒋中正），军事总顾问加伦，总参谋长李济深，总参谋次长白崇禧，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总政治部顾问铁罗尼；

第一军军长蒋介石（兼，后何应钦继任），党代表缪斌，顾问切列巴诺夫A. Z. CHERAPANOV(ZEBROVSKY)，V. A. STEPANOV；

第二军（湘军编成，辖三个师）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李富春，顾问预不罗甫斯基；

第三军（滇军编成，辖三个师）军长朱培德，党代表朱克靖，顾问马赤意利克（G. MATSEYLIK）；

第四军（粤军编成，辖四个师）军长李济深，党代表廖乾吾，顾问V. GOREV, M. G. YEFREMOV （ABNALD）；

第五军（粤军编成，辖两个师）军长李福林，副党代表李朗如，顾问LUNEV；

第六军（湘军为主，辖三个师）军长程潜，党代表林伯渠，党代表黄绍竑，顾问N.Z.KONCHITS；

第七军（桂军编成，辖六个旅，每旅两团）军长李宗仁，顾问马迈也夫Z. K. MAMAIV。

第八军（湘军编成，辖四个师）军长唐生智，党代表刘文岛，顾问F. L. OLSHEVSKY, V. GOREV。

苏俄决定国民党北伐的时机有着重要的财政原因。领导国民党击败陈炯明后，鲍罗廷将西南各省军队统编为国民革命军。众多革命军拥挤于广东，防区、军饷不够分配，主客籍军队矛盾日益尖锐。经过孙中山多年在粤搜刮军费，苏俄开展工农运动，纠集游民组成工农武装，对商家敲诈勒索，使粤省经济一片萧条。粤籍军人均希望客军早日北伐离粤，以减轻各路党军对粤民的搜刮。寄居广东的客军将领如湘军谭延闿、程潜，滇军朱培德均希望通过北伐打仗恢复自己的一方地盘。“中山舰事件”后，斯大林开始不信任国民党人，下令减少援助，使广州国民党当局的财政更加困窘。鲍罗廷与国民党人一致认为，国民党庞大的军队与政府机构已非广东财政所能供养，须尽快离粤，以向外发展来摆脱困境。各路军党军将领也盼望通过北伐谋得一方地盘。

7月1日，鲍罗廷发布了北伐动员令和《北伐宣言》，其中称北伐的目的是消灭“讨赤联军”，武力统一中国。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校场誓师，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孙科手捧的孙中山遗像前接受了国民政府代表谭延闿和中央党部代表吴稚晖分别授予的印、旗，然后率十万党军兵分三路，出师北伐。配合国民党北伐，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推翻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

北伐军离粤没有减轻广东民众的苦难，而是雪上加霜。与孙中山伐桂、“援湘”、“援闽”在粤搜刮军费一样，党军北伐同样加大在粤搜刮军费的力度，强发公债千万元，下令所有军费开支均强制以两成以上的公债支付，粤汉路车费加五征收，并增加了民间勒索的名目，让广东民众无不怀念前清和陈炯明主政搞“模范省建设”的时期。

北伐军首先从韶关攻入湖南。在剿灭西南诸省联省自治运动的同时，苏俄也要求扫除湖南的自治，于1926年春扶植唐生智发动兵变，迫走了赵恒惕，宣布废除《湖南省宪法》。吴佩孚抵制苏俄赤化，支持赵恒惕旧部叶开鑫回湘逐走了唐，省议会通电“迎赵复职”。离湘后，唐生智所部湘军被鲍罗廷编为了北伐军第八军。北伐军7月入湘后，第四军、第七军与唐生智的第八军配合，击败叶开鑫占领了湖南全境，将赵恒惕逐离湖南，至此，湖南六年的自治局面结束，中国联省自治运动，连同中国人和平统一建立联邦制国家的选择被苏俄枪炮扼杀，中国被拖回了武力统一的秦制老路。

8月，吴佩孚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誓言“与赤化党决一死战”。23日，孙传芳在上海各大报上刊出致蒋介石的公开信，谓“如以外国人指挥过激党，则举国所疾，虽欲避舍而不能，如去外国人削除过激党，则不待用兵，无不可商之国事。”在战场上，苏俄指挥的国民党北伐军挟飞机、大炮优势对吴、孙的讨赤军取得节节胜利，相继攻克重要据点汀泗桥、贺胜桥，于9月上旬攻占汉阳、汉口，经月余围困，于10月10日攻克武昌。

南方的国民党开始北伐后，苏共与北赤首领冯玉祥在莫斯科签订了《军械借款密约》。密约内容为：苏俄向国民军提供总额超过1090万卢布的军械款，军械包括步枪数万余枝，子弹数千万发，机关枪数百挺，大炮百余尊，炮弹数万发，飞机十架；冯玉祥承认外蒙共和国，承诺将来建立政府时聘俄人任政府顾问，给予苏俄一系列在华特权。[146] 随后，苏俄派冯玉祥、新任苏俄顾问乌斯曼诺夫（SANGURSKY）、中共产党员刘伯坚、蒋挺松、曾晓园、穆济波等一行秘密回国，实施对“讨赤联军”南北夹击计划。9月17日，冯玉祥率于右任、孙岳、方振武、史可轩、弓富魁、张之江、鹿钟麟、宋哲元、徐永昌、邓宝珊、何其巩、石敬亭等国民军将领和退守绥远的五万国民军在五原（今内蒙）誓师，发布了刘伯坚起草的《国民党中央与国民军共同对全国民众的宣言》、《国民军对全国民众宣言》，宣布国民军全体加入国民党，在五原成立国民党党部。躲在北京苏俄使馆中的李大钊向冯玉祥传达了自己拟定，报莫斯科批准的北伐部署：固甘援陕，联晋图豫，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

北赤国民军占领西安后，苏俄在西安开办了“第二黄埔”（北方黄埔）——中山军事政治学校，任命在莫斯科接受过培训的共产党人史可轩为校长，邓希贤(小平)为政治部主任，任命在黄埔军校受过训的共产党员刘志丹任政治教官，随后在包头、银川、兰州、西安等城市先后开办了十六所军事学校，为不久后中共在西北各地发动暴动作好了人才准备。

攻占领武汉后，南赤北伐军第四军、第七军转入江西，在加伦将军指挥下分三路向南浔路各据点发起总攻，于11月初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了九江、南昌。北伐第一军何应钦部的两个师击败福建周荫人部。败局中，孙传芳在南京召开了苏、浙、皖三省将领的军事会议，部署保卫江浙，然后北上见张作霖。在苏俄赤化中国的威胁面前，张作霖、孙传芳决定捐弃前嫌，共组安国军。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蔡园召开军事会议，接受孙传芳、吴俊升、张宗昌、阎锡山等北方十五省领袖的联名通电推戴，宣布就任安国军总司令，任命孙传芳、张宗昌为副司令。会后，张作霖发表了《反共宣言》（《张作霖宣言》），在其中表达爱国反赤立场说：“吾人不爱身家则以，若爱身家则非灭绝赤化不可”，“冯玉祥，蒋中正等，勾结外援，侵略祖国，是石敬瑭何异？”“苏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是毒蛇和猛兽，安国军要拯救国民，拒绝赤化”。他决心领导各路北洋军对苏俄的赤化坚决抵抗，保卫民国政府。

12月，南赤北伐军占攻了福州，随后分东、西、中三路攻入浙江；北赤冯玉祥遥相呼应，率国民联军从陕甘向讨赤联军发起了反攻，击败刘镇华部后由潼关入陕。安国军孙传芳、张宗昌部无力抵抗党军的飞机、大炮节节败退。国民党军于1927年2月底占领了全浙，于3月占领上海、南京。安国军刘宝题、皖军陈调元、王普，湘军叶开鑫等部相继投降，北伐军兵不血刃占领了安徽。至3月底，南赤北伐军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控制了整个南方，苏俄计划数年的北伐战争胜局确立。

北伐战争不是中国的内战，而是苏俄武力推翻中国政府的战争。与中国建交后，苏俄在广东建立军校，提供数千万元的金钱、巨量而且先进的军火扶植“南北二赤”，将它们扶植成了中国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几年中，苏俄在华肆意横行，指挥“南赤”国民党赤化中国南方，指挥“北赤”国民军赤化中国北方，将其驻北京大使馆办成了颠覆活动中心，相继策动了全国反帝运动，首都暴动，制造了“三一八惨案”。苏俄制定的北伐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这一口号声称，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是美英日等列强。然而，当时中国所受的帝国主义压迫主要来自苏俄。苏俄一面霸占满蒙，一面以发出最后通牒的方式迫使中国政府放弃要求苏俄履行宣言承诺交还满蒙的底线被迫与苏建交。世界历史上很难找到欺压邻国如此猖狂的帝国主义。至于军阀，当时中国的最大的军阀不是直系、奉系，而是苏俄扶植起来的国民党军和国民军这“南北二赤”。北洋政府和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因坚持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中国人选择的和平统一，联省自治，建立联邦制国家，走向宪政共和之路，拒作俄国附庸成为苏俄吞并满蒙，赤化中国的阻碍，被苏俄宣传为反动政府，反动军阀。从北伐军的序列可以看出，南赤国民党军的主力都有苏俄顾问在指挥，北赤国民军同样是俄人在指挥。在北伐战争中，苏俄的军官、飞机、大炮横行中国。因此说，北伐战争是祸害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战争，而张作霖领导的讨赤战争是正义战争，悲壮抵抗苏俄及国共两党仆的讨赤联军、安国军将士明知不是俄人对手而拼死一搏，称得上是人民英雄。

苏俄建立莫斯科中山大学

在准备北伐的同时，斯大林决定，在黄埔军校之外再建立一所专门培养中国革命干部的大学，按照苏俄模式塑造中国的未来。1925年中，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宣布，苏共将在莫斯科建立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劳动大学”，成立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招生委员会，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开始招生。消息传出，各地青年踊跃报考。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录取考试在广东大学举行。考题仅是一篇题为《什么是国民革命?》的作文。“国民革命”是苏俄引入中国的说法。苏俄将其输入中国的革命称为国民革命，其目标是推翻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中国政府和张作霖、吴佩孚，将共产主义制度推行中国。简言之，国民革命即赤化中国。苏俄在华发动国民革命的关键一步是建立以推翻中国政府为宗旨的国民革命军、国民军。因此，作文的标准答案是苏俄制定的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反动军阀”、“推翻反动政府”口号。当然，何谓反动的解释权在苏俄代表手中，凡在作文中提到中国主权、归还中东铁路、满蒙主权者概不能录取，只有按照苏俄要求在作文中写出“打倒反动军阀”、“推翻反动政府”要点者才能通过考试，才算符合苏俄要求的革命人才。

经过这样的考试，第一批录取了300名学生，其中多数是中共党员、共青团员，180人来自广州，50人来自上海，50人来自京津。300人中有20人是内定的国民党要人子弟，其中包括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冯玉祥之子冯洪国，冯玉祥之女冯弗能、冯弗伐，李宗仁之弟李宗侗、内弟魏允成，于右任之女于秀芝、女婿屈武，邵力子之子邵志刚，张发奎之弟张发明，邓演达之弟邓明秋，叶楚仓之子叶南。

苏共将中山大学安排于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的一座俄国贵族别墅中，对外保密，不挂牌子。校园中有花园、篮球场、排球场、溜冰场。1925年11月7，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纪念日主持了隆重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大）开学学典礼。会场并列悬挂苏共党旗和国民党党旗、列宁、孙中山的画像。这时的苏俄正处于内战后的经济危机中，到处是内战废墟，人民生活极为困苦。苏共为输出革命不惜血本，为学校投入一千多万卢布的巨额资金和十分紧缺的外汇，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优于苏联教师的优厚待遇，其中包括西服、大衣、皮鞋、冬装，每人每月十五卢布的生活津贴，还安排中国学生寒暑假夏令营或参观旅游等等。师生以俄文名相称，中文名互相保密。

中大设有中国问题研究所、翻译局和中文印刷厂等三个附属机构，课程主要为：语言（俄语）、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学，军事训练等。历史全部为党化的内容，包括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等课程也是党化，即赤化的内容。军训内容主要为步兵操典、射击、武器维修等。苏俄任命共产国际的代理人邵力子为中山大学的理事会成员，先后安排宋庆龄、冯玉祥、胡汉民等国民党要人到中山大学演讲。1926年，苏共将十位在德国学习军事的国民党学员和二十位中共旅欧支部党员送入中山大学学习，其中包括后来的中共要人邓小平、傅钟、李卓然。

中大开学时，苏共高层内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两派的权力斗争非常激烈，斯大林控制着东方大学，托洛茨基控制着中山大学。中大校长拉狄克和多数教师是托洛茨基的拥护者，托派思想和论点主导着中大，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著作在校内广为流传，造就了学生中的托派群体。

“四一二事变”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声明与莫斯科中山大学断绝一切关系，同时严禁国民党各级组织再向莫斯科派遣学生。国民党与苏俄决裂的事变在苏共党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托洛茨基指责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失败，斯大林发表了《中国革命问题》一文为要他的中国政策辩护。一时，苏共党内和中山大学内两派辩论异常激烈。不久，斯大林联手布哈林发动了反对“托季联盟斗争”，以政变的方式将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整垮，同时将中大的托派校长拉狄克流放西伯利亚，任命亲信米夫接任校长。米夫奉命在中大展开了残酷的整肃托派运动。曾发表拥护托洛茨基理论和主张的中大学生们成了审查、批斗、监禁、流放的对象、甚至被秘密处决。深受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演讲影响的中国学生中有半数在整肃“托派”运动中尝到了共产革命的残酷。（后来米夫自己也被以托派分子罪名枪决）。1927年11月，在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盛大的游行中，部分中国学生呼喊了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斯基的口号，引发流血斗殴，是为震惊了斯大林及苏共中央的“红场事件”。斯大林借“红场事件”在苏共党内和中山大学中国学生中发动了对托派的另一波大清洗，约两百名中国学生被以托派罪名逮捕入狱，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另有很多中国学生从校园神秘失踪。

1928年，共产国际将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山共产主义大学，增设了一个专门培养中共高级干部的特别班（老头子班），学员包括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何叔衡、叶剑英、杨之华、杨子烈、施静宜。当年拥护斯大林而没有被整为托派的学生中走出了王明 、博古、张闻天、邓小平、王稼祥、沈泽民、陈昌浩、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等中共领导人。

经过革命的残酷洗礼，平安回国的中大学生们带回了苏俄的整肃经验和整人套路。例如，夏曦后来主持了“苏区肃反”，将同志几乎杀光。中大新校长米夫上台大力整肃托派， 1930年底，苏共决定关闭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大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五年，但它对中国的影响却持续到了下一世纪。

蒋介石与苏俄决裂后才意识到，两年前斯大林安排国民党高层子女赴苏学习原来是操控国民党的计谋，儿子蒋经国和其它国民党要员在中大学习的子女都成了斯大林手中的人质。这时的蒋经国被迫在中山大学发表谴责父亲，声言断绝父子关系的言论和文章以自保。其实，蒋经国没有从中大神秘消失不是因为他谴责父亲的表态，而是斯大林要留着他来控制蒋介石。斯大林这一招极为成功。此后十年，蒋介石为了儿子人不得不受制于斯大林。蒋经国晚年在其《自述》中谴责他曾经的母校说：“苏联共产党除原有的东方大学、列宁学院及一般军事学校，收容中国左倾青年入学，受布尔塞维克的思想训练之外，并特别在莫斯科创设中山大学，专收中国学生，希图大量地训练和制造各种各式的第五纵队。俄帝对我的阴谋，可说是无孔不入的。”确如蒋经国晚年所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开办与黄埔军校的开办一样，是中国屈辱的一页。苏俄同时在中俄两国开办颠覆中国政府的反政府分子训练营，操纵中国的走向，服务对中国扩张和输出革命灾难，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凶恶的帝国主义了。两校学员投靠苏俄而崛起，不会对依附苏俄反中国政府的经历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