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4 章 反右运动

“引蛇出洞”

在中共实施无偿剥夺私产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中，农民要求退出合作社、城市市民请愿抗议失业的浪潮遍及全国。毛泽东拒绝改变政策，称农村中反对合作化运动的“闹社”，城市中反对公私合营请愿和胡风批评共产党言论互相呼应，目的是要推翻共产党政权。他决定运用他在延安整风中用过的“引蛇出洞”办法，号召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和对共产党政策不满者发表批评意见，然后实施整肃。1956年5月，毛泽东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开始引诱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开放，还有几种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根据毛的讲话，中宣部长陆定一在中国科院和文联的会议上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专题报告，号召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国几年来，中共的镇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判《红楼梦》、“抓小胡风”、肃反等整肃运动没有断过，知识分子们充分领教了中共整肃运动的恐怖，没有人相信“百花齐放”鼓动。

这时，东欧民众掀起了反抗共产党统治的浪潮，波兰波兹南工人罢工请愿，匈牙利举行了华沙人民起义。华沙起义者推倒了斯大林广场上的斯大林像，焚烧马列书籍，占领广播电台，播放反苏声明，向西方世界求援，改革派领袖，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上台重组政府，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呼吁联合国支持匈牙利人民的选择。毛泽东比赫鲁晓夫更积极地要求镇压匈牙利人民起义，指示秘密访苏的刘少奇、邓小平促请苏共出兵匈牙利武力镇压，帮助赫鲁晓夫作出了武力镇压的决定。[1] 在苏军镇压匈牙利人民起义后，毛泽东再派周恩来到布达佩斯，向匈共表达中共支持镇压立场。[2] 匈牙利人民起义的消息鼓舞了中国城乡反抗“三大改造”的勇气，请愿者们喊出了“来一个匈牙利”的口号。年底，中共召开八届二中全会讨论应对，访苏归来的刘少奇在《目前时局的报告》中提出调整政策缓和民众不满。毛泽东拒绝改变暴力剥夺民众私有财产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同时继续实施“引蛇出洞”策略，在讲话中称：“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高层们对各地的抗议、请愿浪潮忧心忡忡，对毛泽东鼓吹允许罢工，鼓动向共产党提意见感到不解。1957年1月，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向党内高层透露“引蛇出洞”计划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3]

3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完全另一套说法，再次号召各界“大鸣大放”，向共产党提意见，帮助中共整风。根据毛泽东的策略，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推动“大鸣大放”的举措：《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号召提意见，声言“目前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4] 周恩来在题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报告中号召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向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5]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外各界人士向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用民主方法处理“党群矛盾”；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出面邀请民盟领袖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名人士到中南海开座谈会，动员“大鸣大放”，保证中共“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绝不秋后算帐。在布署大鸣大放的同时，毛泽东运用延安整风套路，成立了中共中央整风运动（第二次整风运动）领导小组，任命邓小平、彭真任正副组长，以运动名义架空了政治局，迫使刘少奇、周恩来向邓小平的领导小组汇报工作。

中共中央“大鸣大放”鼓动还是没有获各界的积极响应。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们清楚胡风因言获罪，被打成了反革命，知道批评共产党可能被加上反党、反革命罪名，除少数人试探提些意见外绝大多数人沉默。针对各界不敢提意见的情况，毛泽东起草了《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内部指示，要求整风领导小组加大力度鼓动各界“大鸣大放”，放胆批评中共和政府的缺点错误，要求组织报刊刊登引所提意见以造“大鸣大放”的声势。根据指示，中共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指挥中央统战部、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光明日报》编辑部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九大城市召开了上百次座谈会，邀请民主党派、工商界、新闻界、文艺界、科技界、教育界、出版界、卫生界的知名人士出席，动员“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人民日报》发表了邓小平授意、胡乔木执笔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呼吁社会各界打消顾虑，向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的整风。

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经不住中共一再的鼓动，开始在座谈会上批评共产党。批评言论被各大报迅速刊登出来，吸引了更多人发表批评意见。各界的批评意见主要围绕反对剥夺私有财产权，质疑“胡风反革命集团”罪名，要求追究中共几年来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的责任等等。通过在全国各地数百次座谈会，中共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收集了近四十万条批评意见，将意见汇编为《情况汇报》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是不是还要再上井岗山？”同时，他在《走向反面》一文中写道：“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6] 当毛泽东准备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走向反面》一文作为“收网令”时，邓小平建议说，“大鸣大放”正在兴头上，收网为时尚早，建议将文章改名，不在《人民日报》发表，而在最高层中秘密传阅，逐级扩大传阅范围，慢慢作“收网”准备。毛采纳了邓的建议。

5月15日，邓小平将《走向反面》一文改名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改为“中央政治局研究室”，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等政治局委员和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政治局候补委员传阅。同日，毛泽东在《我对局势的几点看法》指示中部署准备整肃的比例说：“看来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15——20%，可能是保守的。党内知识分子约占5——10%。民主党派中右派可能高达20%以上。高等学校中的右派也不会少于10%”。随后几天，邓小平一面将毛泽东的“收网令”文章逐步扩大传阅范围，先扩大至中央委员、再十级以上高干、再十七级以上干部，一面指示全国整风领导机构加紧收集“反右斗争”的定罪证据。邓小平指示各地领导说：“现在的时间比金子还宝贵，要书记们赶快回去收集右派言论，晚了就收集不到了”。[7] 时任《文艺学习》杂志负责人的黄秋耘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5月18日，到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家中串门，邵接一电话后脸色苍白地说：‘周扬来的电话，转了！’随即匆匆出门开会。倘若我早些就知道了这个‘转’的消息，该有多好啊！我可以挽救许多人……”[8] 运动实际情况的确如黄秋耘所言，数十万知识分子在中共秘密传阅“收网令”时加入了“大鸣大放”，成为毛泽东所谓的“自己浮到水面上来的鱼”、“出洞的蛇”、“出洞的蚂蚁”。

5月19日，《人民日报》以《继续争鸣，结合整风》社论（五一九社论）继续推动“大鸣大放”。几个月前，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曾到北大动员向共产党提意见，向师生传达毛泽东的话说：“要发扬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以助共产党清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三害’（除三害）”。陆的讲话没有在北大掀起“大鸣大放”高潮。然而，在《人民日报》五一九社论发表的当天，北大学生掀起了民主运动（五一九运动）。几天内，学生们贴出了要求民主的大字报。大字报内容包括：质问北大团委，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是怎样产生的，是谁选举了他们；要求取消大学中的中共党委领导制，实行大学校长独立负责制；要求取消政治课必修制度；要求取消留学生内定制，实行平等竞争的选拔制；要求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自由；批判中共中央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等等。学生王书瑶在题为《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大字报中指出：“正是苏联人民对共产党可能发生的错误领导丧失了任何警惕性，认为斯大林就是一切，再加上苏联政治制度本身的重大缺陷，就促成了斯大林的全部错误和犯罪得以实现，而中央权力极大这点起了重大作用。由此可见，今天在我国广泛流行着的对共产党的某种崇拜，是十分有害的。” 学生谭天荣、张元勋等人发起成立了“百花社”，并立即油印刊物《广场》寄往各地。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希翎在北大学生辩论会上演讲说：“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加给他反革命罪名的根据是很荒谬的。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这是肃反扩大化。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有很多问题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铁托演说中很多是好的……一个政党也好、一个人也好，进步的标准是能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发展的要求，能不能推动社会进步。不能的话，就是反动。斯大林在后期阻碍社会发展，因此是反动的。他杀了那么多人” 。

与北大的民主运动同时，四川大学女学生冯元春在演说中指出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后的统治阶级组成的政府，借用军队、警察、监狱去镇压老百姓，他们不给人民任何民主自由的权力，也不遵循法律去依法办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通过的宪法仅是一纸空文，毛泽东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关押谁就关押谁，这决不是马列主义者，是彻头彻尾的独裁。”“农民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自已不能支配，大部分被国家统购去再无存粮，今后要是发生一点灾害便会饿死人。再看共产党的各个单位都豢养了一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毛主席经常说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什么胡风先生公开向共产党中央上书三十万言就成了罪人了呢？而且还把别人朋友之间的来信公布出来，说是反革命罪证。这是毛泽东公然破坏法律。”她准确地预言了政府将农民存粮全部统购走将导致大饥荒。对于“高铙事件”，她指出：“根据已发表的材料观察，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我们请问，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对吗？这不是出于个人崇拜是什么？高饶没有反人民，他和暴力集团也没有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这是违反宪法的。报上公布高饶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妇女，但为什么被侮辱的妇女却没有提出控诉呢？因此，毛主席犯了错误，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在中共高层秘密传阅毛泽东的“收网”文章期间，“民主党派”们真正开始了“大鸣大放”。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 构想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他以各党派都有权设计中国的政治道路和政策，有权“轮流坐庄”的提议婉转地要求打破一党独裁；罗隆基针对中共在建国后短短几年中大规模屠杀地主，国民党军政人员，逼死大批工商业者提出了“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暗示应追究中共背弃《约法八章》、《共同纲领》和宪法的屠杀、剥夺的责任。他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的委员会，接受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中受害者的冤屈申诉，并明确要求平反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主持机构分开。[9] 罗的平反机构须与整肃运动主持机关分开的主张富有远见，揭示出执政党不可能追究自己的道理。二十多年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回避”条款体现的正是罗的道理，只不过在一党专制下回避只能局限于刑事；储安平抨击“党天下”说：“把国家当作共产党所有，全国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共产党做头，事无巨细都要党员点头算数，成为共产党一家天下……共产党专政，把党外人士看成异党分子，这样，不出宗派主义就很奇怪了。一党专政，民主党派如何监督？毛主席在延安整过主观主义，愈整愈厉害，无产阶级专政是个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将越反越多”；[10] 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说：“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11] 座谈会中的其它意见包括：中共党委应退出学校、农民生活困苦、苏联对中国不友好、反对“外行领导内行”等等。

收网

5月下旬“大鸣大放”座谈会后，中共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将葛佩琦在大鸣大放座谈会上的发言删改编造，断章取义，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将葛的“载舟覆舟”老生常谈发言宣传为了“杀共产党人”论。葛读报后抗议报社篡改原话，要求更正。邓小平主持整风领导小组，拒绝葛的更正要求，将编造出来的“杀共产党人”论用作在全国镇压右派的借口。结果，葛佩琦成为最早落入陷井者，被中共定为右派分子代表人物，以反革命罪判处了无期徒刑。逮捕葛后，中共在全国报刊上掀起声讨“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运动，开始了预定的“反击右派猖狂进攻”行动。

6月6日，邓小平向中共各级机关秘密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匿名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毛泽东在社论中将6月6日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邀请费孝通、钱伟长、曾昭抡、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六教授举行的“大鸣大放”座谈会定性为“右派分子策划向共产党进攻的阴谋活动”，称民盟“利令智昏”， “企图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通过6.6内部指示和6.8社论，毛泽东、邓小平正式下达“收网令”，将运动从“大鸣大放”、“引蛇出洞”阶段转为“聚而歼之”的“反右”阶段。已经传阅“收网”指示的中共各级组织闻风而动，对“大鸣大放”者展开了清算。

6月10日，毛泽东发出党内通报，在其中说：“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6月8日开始反击反动派。”“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丢脸出丑。”6月14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再发表匿名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在社论中称：“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6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了布署全国反右运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邓小平作了《如何领导当前整风运动反右斗争》的报告，一面要求北方各地开展“反右”，一面要求南方当局、工矿和农村基层“放长线钓大鱼”，继续收集“右派言论”，以便抓出更多的右派。

对中共出尔反尔，设局陷害的行径，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的骨干们展开了抗争。学生谭天荣在《对目前形势的看法》一文中直指“6月8日以来，《人民日报》社论煽起人们最卑劣的情感”；学生陈奉孝在大字报《如此伎俩》中谴责：“反右运动采取造谣诽谤、破坏别人名誉、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等卑鄙的手段来打击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以期达到威吓和欺骗群众的目的”。学生的抗争遭到当局镇压，北大“五一九运动”中贴出大字报、小字报、组织“百花社”的师生中有1500多人被逮捕，北大学生在“五一九运动”中创办的《广场》杂志随着主要创办人被逮捕在创办仅一个月后即夭折。这唯一的一期《广场》反映出了当时青年对自由民主的追求。

“民主党派”中的整风与反右

被毛泽东点名抨击后，民盟紧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全盟开展反右派斗争并开始盟内整风的决定》，组织盟员揭发、批判章伯钧、罗隆基“反党联盟”。民盟高层明知章、罗二人素来不和，不可能结盟而只管胡乱开展 “批判章罗联盟运动”以向中共表态效忠。6月25日，民盟中央再发《关于盟内整风运动的补充指示》，宣布成立由沈钧儒和胡愈之领导的整风领导小组，要求根据中共宣布的“辨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批判和揭发盟内右派言论。盟友们和章、罗原来的支持者们纷纷与章、罗划清界线，反戈一击，揭发二人以洗清自己。被毛泽东的《不平常的春天》社论批判的民盟常委费孝通发表了题为《向人民伏罪》的检讨书，为在“鸣放”中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谢罪，表示“有决心和右派份子划清界线，要跟着共产党走，不跟野心份子走”，对罗、章反戈一击说：“罗隆基最讨厌的是盟内的中共党员，在背后打听谁是党员”， “章罗反党联盟在为垂死的资产阶级作最后的挣扎”。其它几个“民主党派” 和知识界也赶紧以反右行动争取中共宽恕他们的“大鸣大放”言论。顿时，各大报刊上“大鸣大放”的文章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鸣大放”参加者们的认罪检讨文章和对“右派”的谩骂文章。其中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检讨文章有：章伯钧的《向人民低头认罪》、罗隆基的《我的初步交代》、龙云的《思想检讨》、陈铭枢的《自我检讨》等等。长期反蒋不低头的龙云、陈铭枢等将领在中共统治下成了检讨者，这是几年前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都想不到的事。

报刊大量刊出谩骂文章是新中国一大特色。其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喜欢此道。毛捧鲁迅的原因之一是鲁以谩骂见长。建国后，毛泽东将《人民日报》办成了谩骂园地，以评论员、编者名义对文艺，思想、教育界名家展开精神迫害，使谩骂成了报纸主流风格。知识分子们、文艺家们、民主党派们逐渐领悟，不谩骂就不能让当局满意，纷纷以骂自己和骂别人来表态效忠。于是，反右运动中出现了谩骂文字的竞赛。例如，《人民日报》刊出的有：《章乃器吃了咸肉骂火腿》，《右派大学生成了落汤鸡》，《学生中的害群之马》，《灵魂深处长了脓疮的林希翎》，《为资产阶级叫嚎的猫头鹰——穆木天》（穆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章伯钧——一条带保护色的毒蛇》，《终于露出了孤狸尾巴——揪出河南省副省长、民盟河南省主任委员王毅斋》，《在前进路上的一堆垃圾——西安市西北大学教授刘不同、程元斟等肮脏的一群》，《一群狂妄之徒碰得头破血流——内蒙古设计院总工程师高公润等》，《斩断章伯钧伸进戏剧界的魔爪》，《挖掉章罗联盟在江西的巢穴》等等。知识分子、中共宣传干部们争相以恶毒谩骂让运动主持者满意。

“民主党派”反右的共同特点是互相陷害。反右开始时，章伯钧在检讨中说自己的错误是“为右派分子所利用”[12]，以积极批判储安平自保[13]；史良向周恩来揭发章伯钧的私下牢骚话；剧作家田汉积极揭发剧作家吴祖光有右派言论；沈钧儒、陈叔通、郭沫若、周建人、胡厥文、许德珩、何香凝（侨委主任）、史良（司法部长）、朱学范（邮电部长）、胡子婴（商业部副部长）、胡愈之、朱蕴山、高崇民、邓初民等“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反右讲话、指示和文章比中共反右更极端、更激烈。[14] “民主党派”的积极反右未能让中共对他们手软，长期公开或暗中为中共效力的“民主党派”人士、“民主人士”们在“大鸣大放”后惨遭整肃。其中，民盟中央成员的三分之一被划右派分子。

“民主党派”反右中受害者中包括台湾“二二八事件”中的暴动领导人谢雪红。国民党镇压台共暴动后，谢雪红奉中共之命到香港组建了自任主席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致力于迎接中共“解放台湾”。1949年，中共安排台盟代表团出席了政协会议，认定台盟为合法的八个“民主党派”之一，并安排谢出席开国大典，站在毛泽东近旁以表达“解放台湾”的决心。然而不久，中共开始清洗地下党，谢在肃反运动中遭受迫害。反右运动中，她在“民主党派”反右运动中遭盟内同志陷害，被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共产党叛徒”、“二二八逃兵”等罪名批斗，然后被定为右派，开除出人大。

农村中的反右

6月，“大鸣大放”转为反右运动后，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如何领导当前整风运动反右斗争》的报告，要求在机关、高校开展“反右”，同时在工厂和农村基层“放长线钓大鱼”，继续收集“右派言论”，以便抓出更多的右派，在会后主持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组织农民就合作社、统购统销、工农关系等问题“大鸣大放”。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共利用报刊管制、消息封锁，居然能够一面在城市整肃落入“大鸣大放”陷井的知识分子、学生和“民主党派”，一面在农村再设一次“大鸣大放”之局。

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不知道城市知识分子、学生、机关干部和“民主党派”已经上了“大鸣大放”的当，纷纷发表反映农民困苦，反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意见。其中的代表性的言论有：“清朝时农民生活最好”；“现在的农民不如过去，生活很苦”；“过去给地主做长工不悉没饭吃，现在社会主义弄得人没饭吃，牛没草吃，猪没糠吃。这样下去，宁可蒋介石回来”；“人民政府死要粮”；“共产党好是好，三顿稀饭吃不牢，蒋介石坏是坏，三顿白饭不用忧”；“粮食统购统销是官逼民反的政策”，“杂粮农民一贯来当菜吃，芋艿从封建时代以来就不当口粮；现在要抵口粮，使农民实际留粮减少，吃不饱饭”；[15] “农村有四死：卖粮逼死，买粮等死，买不到粮饿死，卖粮再买粮亏死”；“过去农村是‘大口小口一年二石六斗’，可是现在是490斤原粮，怎么叫农民够吃”；[16] “国家对农民的粮食限制得太死，农民无米下锅，种田饿肚子，种棉花没有衣服穿”；[17] “梁漱溟说的‘工人生活在天上天，农民生活在地下地’，是完全正确的”；“河南统购太狠了，都统到人民肉里去了，因此河南人民很不满”；“解放初期粮食够吃，物资不紧张，可是实行统购统销后粮食不够吃了，物资紧张了”；[18] “中央说农业合作化成绩是基本的，这是睁着眼说瞎话，我看缺点是基本的”；[19] “把口粮全部搜去，逼死了好多人”。[20]

中共的“统购统销”强迫农民交出所有余粮，是制造饥荒的政策。为了证明统购统销的优越性，中共命农民基层干部证明农民家里有余粮。于是干部就到抱怨统购统销政策的农民家“翻粮食”，找出有余粮当场没收。例如，江苏省宝应县射阳区桥楼乡四个农业社“从九月四日夜里起、至七日下午翻查了九百九十五户，占四个社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九，从中农毛洪才家（八口人）翻出五百八十斤陈稻，一百九十四斤麦子，全部用印子盖起来，不准该户食用。中农葛锦老俩口子带一个孙子，从他家里翻出六百十七斤陈稻，一百九十五斤麦子，老奶奶哭着说：‘这个粮食是我出去帮寒工省下来。’葛庄社韩学周家夹板墙里翻出一千九百四十七斤陈稻，全部装上船要运走，当时周妻睡在船上，并说，‘你们把船撑走，我就跳河。’”[21] 当局“社会主义大辩论”主要围绕“统购统销”政策展开。名为辩论，实际强迫农民称颂统购统销政策，对任何说出统购统销政策害农民、造成饥荒的者展开残酷斗争，逼到讲真话者自杀，仅1957年9月在湖南、四川、山东、河南等八省农村大辩论中农民自杀的统计数字，其中湖南400多人，四川217人， 山东93人，河南77人，河北58人，贵州181人，广西276人，青海11人。[22]

1957年底，中共将在农村开展的“大辩论”、“大鸣大放”转为“收网”、反右，将两百多万在“大鸣大放”中诉苦的基层干部和农民打成“坏分子”、 “反社会主义分子”，将反右之前要求退社单干，反对合作化的请愿骨干以“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分子”等罪名再逮捕、判刑了一大批。

工人中的反右

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企业大批停业，工人大批失业。生活困苦的工人、店员对中共的政策强烈不满，在中共号召“大鸣大放”时纷纷请愿。在上海，仅1957年5月就有数十家工厂的工人到中共市委请愿，抗议失业和贫困。在高校、机关开始反右运动时，中共仍在工厂中鼓动“大辩论”，要求工人，店员向共产党提意见，控制《人民日报》以工人名义发表《工人说话了》等社论，称“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工人阶级说话了，工人不答应”。参加“大鸣大放”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见到这样的社论感到四面楚歌，被迫检讨、认罪、互相揭发，而工人们还蒙在鼓里，仍在“大鸣大放”。

1957年底，中共中央发布了《在企业中进行整风的指示》，将工厂中的“大辩论”转为反右运动，将数十万参加请愿的工人，在“大辩论”中发表批评共产党言论的工人、工厂干部和工会干部定为了“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坏分子”。

中共党内的反右

在1957年5月的“大鸣大放”阶段，毛泽东声称：“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有内应”，“请各地注意党内的鲨鱼”，“党内知识分子约占5—10%。民主党派中右派可能高达20%以上”[23] 按中共八大时党员1800万计，他准备在党内抓出90至180万的右派。在7月的青岛省委书记会议上，他威胁说：“匈牙利事件会不会在中国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五年、十年，也可能不用五年。纳吉式人物有可能在会场内”，“所有的人都要过社会主义关，某些老干部特别重要，其中有些人是过不去的。实际上这次整风在党内就是清党，但对下不说。” 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有几重目的。其一，他要整肃知识分子。苏共揭露斯大林罪行和匈牙利人民起义极大地震动了中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让毛泽东恐惧。他认为，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高干，搞过学生运动的地下党干部最有可能接触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在中国发动“匈牙利事件”的潜在力量，比党外的右派更危险。其二，他要借反右运动继续清洗那些原白区地下党、游击队干部、知识分子干部以为军队干部腾出官位；其三，他要整肃一大批有自治倾向的地方干部，以及有民族自治倾向的少数民族干部。为这些目的，他把形势说得非常严重，要求错反右在党内来一次清党。

反右运动进行半年后，毛泽东发动了针对党内干部的“反右补课运动”。与社会上的反右派运动不同，党内的反右采取“关门打狗”方式进行秘密批斗，整肃清洗。根据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内务部印发的《关于清除党内的右派分子决定汇编》，党内反右、反倾整肃了行政十三级以上高干上千人，其中省部级以上高干一百多人，划出了数十个反党集团、右派集团及大批右派分子，不戴右派帽子的“内控右派”、“中右分子”。其中，毛泽东亲自定案的反党集团有：以浙江省长沙文汉为首的沙、杨（思一）、彭（瑞林）、孙（章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右派反党集团”，以安徽省委书记李世农为首的李、杨、李、陈“右派反党集团”，以甘肃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孙殿才为首的孙、梁（大钧）、陈（成义）“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区党委常委陈再励为首的陈、王、骆、王、廖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以青海省省长、省委第二书记孙作宾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河北省委常委刘洪涛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以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热赛拉夫、常委伊敏诺夫为首的“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广东省委副书记兼副省长冯白驹、古大存为首的“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等等。原白区地下党成员，知识分子党员，各地的原地方干部是党内反右的主要整肃对象，例如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与丈夫，浙江省长沙文汉被指为“沙陈”反党集团首领，被划为“极右分子”，他们领导下的数百南京地下党员被开除出党或受到整肃；“一二九”运动领导者袁永熙等人在反右补课中被打成反党分子；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因赞成美国国会两院制言论被部长陈毅称为“外交部右派的首领，是露骨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足够定为右派”，被定为不戴右派帽子的“内控右派”；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因抵制反右运动结果他自己被划为了“内控右派”。党内反右的重点之一是反“地方主义”、反“民族主义”。例如在广东、云南，数以万计的本地干部被以“地方主义”罪名整肃，被划为右派分子或反党集团。在各少数民族自治区，党内整肃以反民族主义形式进行，重点整肃要求履行建国之初民族自治承诺的干部。

9月，中共召开八届三中全会讨论反右。会上，邓小平在作了《关于整风运动报告》，宣布反右运动分为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和整改（反右补课）阶段，显示所谓大鸣大放是毛、邓反右计划的“引蛇出洞”、“引蚂蚁出洞”、“放长线”部分。会议决定，将此前局限大城市、民主党派和高校、机关的反右运动推向全国，在全国工厂农村也开展反右。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制定的《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通知宣布划右派分子的主要标准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划极右分子的标准为：“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者，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者，一贯反共反人民者”。右派本来是政治派别，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的一种划分。毛泽东在它后面加了“分子”二字，把它变成了罪名。中共的通知通篇践踏宪法。宪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中共《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中，每一项罪名都是无从界定的欲加之罪。在镇反、肃反的恐怖中，中共以一党文件制造出了 “右派分子”罪名，以违反宪法的随意罪名对数百万提意见者治罪，将响应号召向共产党提意见的高校师生，知识分子划为右派分子重则逮捕判刑，轻者开除学籍、开除公职、流放到边远贫困地区。

反右运动中，中共召开了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开除了一批被中共定为右派的人大代表。1958年2月，中共再召开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宣布罢免罗隆基等三十八位被中共定为右派分子的全国人大常委和人大代表。人大不仅未能保护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自身倒成了侵犯人民权利的工具，会议成了右派人大代表的批斗场。由于人大代表非由民选，而由中共任命，人大根据中共决定罢免代表也就不足为奇。

不仅人大权力被废，经过反右运动，司法部、监察部、法制局等也被撤销，仅有的法制装饰和保障公民权利的象征性部门也被废除。建国之初，李济深、黄炎培、马寅初、邵力子、黄绍竑、陈名枢、李书城等“民主党派”人士还曾婉转地批评中共的镇反，肃反运动。但到了反右运动时，他们自身不保，须向中共“交心”，微弱的批评声音就此绝迹。

交心运动

对于中共突然将“大鸣大放”转为反右运动，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等曾经中共老搭档分别致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表示对反右运动不理解。李济深在信中写道：“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毛泽东认为这些人已无利用价值，对他们的信不予理睬。随着反右运动持续，越来越多的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等“民主党派”领袖开始后悔写信置疑反右运动。十年八年前，他们感觉自己的党派有相当地位，要求与中共平等对话。随着建国后一次次政治运动，他们领教了中共的利害，认识到唯一的生路是表示驯服。1958年1月，毛泽东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每个人要把心交给别人，不要隔张纸，你心里想什么东西，交给别人。”“民主党派”们闻毛之言发起了“向共产党交心运动”，争相贴出“交心”大字报，自我批判、相互揭发 “不符合六条政治标准的错误言行和思想”，在其中捕风捉影，互揭隐私，扣帽子，打棍子，“上纲批判”，党机关则为“交”出问题者“排队”、“梳辫子”，组织大辩论和各式各样的“交心竞赛”，甚至相互攀比“交心”大字报的数量。一些地方的“民主党派”更提出“苦战几昼夜，交心多少多少条”、“交黑心，换红心”等口号。在“民主党派”的影响下，高校和机关都掀起了 “向中共交心”运动，知识分子们争先恐后地表现自己是左派，不是右派，展开了“引火烧身、（批判自己），放火烧别人，大家互相烧，互相揭发”的互相整肃运动，造成了互相监控，互相出卖，谁也不敢写读书笔记、日记，生怕像胡风一样成为反革命的精神恐怖环境。“右派学生”被要求制订加紧改造规划，争取早日摘掉帽子。非右派学生制定“争做左派”计划。知识分子们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曾感叹恐怖，而在反右运动中他们才知道恐怖还会升级。

在反右恐怖中，他们感到光是表现驯服是不够的必须献媚才能自保。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向毛泽东申请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交心”誓师大会。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批准誓师大会申请说：“可以搞，交心可以。另外要帮助他们动员知识分子参加。”申请获准后，“民主党派”联合知识界，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上万人的“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号召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上来个大跃进”。年迈的民盟主席沈钧儒代表众人致词说：“我们万众一心，在首都天安门前，向毛泽东主席、向共产党、向全国人民表示我们最大的决心。我们决心跟共产党走。”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跟随讲话，向中共保证说：“我们决心把民主党派成员的千颗心，万颗心，联成一颗心，把这颗心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社会主义！……我们请党、请毛主席、请全国人民作我们的监誓人，随时考验我们的忠诚和决心，督促我们向前再向前！跃进再跃进！”[24] 大会推出了内容为“改造政治立场，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向工人、农民学习，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加速根本的自我改造”的《自我改造公约》和致毛泽东的效忠信。信中写道：“敬爱的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国家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全国各方面出现了大跃进的新形势。我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祖国的新形势的鼓舞下，社会主义觉悟有所提高。现在，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加强思想改造，已经成为我们一致的、迫切的要求。”天安门誓师后，沈钧儒、郭沫若率领一支队伍高举贴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的木牌沿着长安街向西走；民建主席黄炎培、民革主席李济深率另一支队伍高举 “把心交给党”的巨大红布心造型牌向东走。

轰轰烈烈的“交心”誓师表演背后是恐怖。 “民主党派”领袖高调誓师作给毛泽东看，以期免除可能的右派帽子。带头誓师之外，李济深激烈批判龙云、黄绍竑、陈铭枢的“右派言论”；黄炎培致信统战部表态与右派儿子划清界线说：“北京日报载黄万里写‘花丛小语’，当时就认为这篇文字太荒谬了，是反社会主义的，将会造成很坏的影响。我立刻严正地告诉黄万里，必须坚决站稳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深刻地公开检讨自己的严重错误，并将这严重错误快快地彻底纠正，不许再犯。”[25] 通过积极表态和带头誓师交心，李济深、黄炎培成功获毛泽东发话不给他们戴右派帽子。二十年来的反蒋派们在新中国几年就沦落到摇尾乞怜的地步，两位所谓党派领袖成了向共产党“交心运动”的领袖，众“民主党派”作表态效忠的环京城游行，这在几年前的国民政府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事。这不禁让人想起黄炎培与毛泽东的“窑洞谈话”。1945年，黄与章伯钧、傅斯年等七参政员前往延安说服中共同意国、共、民盟三方共同执政。回重庆后，黄炎培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在其中盛赞延安与中共，记述他与毛泽东“窑洞谈话”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篇《延安归来》影响了国统区的无数青年投奔中共。建国时，黄炎培在政协开幕时带头喊了“毛主席万岁”。然而不久，他见证了中共不向政协打招呼就出兵朝鲜，发动暴力剥夺私产的土改运动和屠杀旧政权人员的镇反运动，以及拖延制宪。他不敢质疑，只能参与一次次整肃运动。他不会想到，自己“窑洞谈话”十几年后非但没有成为民主的参与者，倒成了“交心誓师”游行带头人。黄的蜕变早在傅斯年的预料之中。傅在延安与毛泽东彻夜交谈发现，毛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小说在内，都看的非常熟，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他离开延安后指出中共“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反自由、反民主”，指毛是“宋江一流”，并抨击民盟成员没有出息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把毛送给他们的土织毛毯视为皇帝钦赐的陀罗经被一样，大概是想把这当作护身符的。”[26]

八百万人遭迫害

1958年5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同时对外隐瞒了整肃右派的人数。作为中共机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了下列数字：定性右派集团22071个，右倾集团17433个，反党集团4127个，右派分子318万人，中右分子144万人，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27] 上述整肃数字之外，还有更多的人被中共以其它罪名迫害，如数目庞大的准右派——右倾分子、 “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坏分子”、“反党分子”。这些其它罪名的受害者的遭遇比戴帽右派更惨。加上在1957年至1959年的反右补课运动被戴“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坏分子”、“反党分子”帽子的340万工农右派，20多万中共“关门”整肃的“内控”干部右派，[28] 以及“右倾分子”，中共以反右运动名义迫害了800万人。

右派分子遭受的迫害包括：判处徒刑、劳动教养、开除党籍、军籍、公职，遣送农村，遣送边疆贫困地区，没收私房、查抄财物，和开除公职，长期接受监督改造等等。此外，反右运动受迫害者家属子女也长期在生活、工作、升学等方面受到几十年的迫害。在当时，政府垄断了公职，城市人除了公职已经没有了其它谋生出路，被开除公职意味着无法生存，仅此一项迫害已经难以承受。

“夹边沟” 右派劳改营是右派遭遇的一个缩影。位于甘肃戈壁之中的夹边沟自然条件恶劣。建国后，中共在夹边沟开办了劳改农场。反右运动中，当局将三千多右派分子押送到这里。在随后三年的饥荒中，夹边沟的右派分子们被饿到吃老鼠、吃蜥蜴，吃别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吃死人。到1960年冬，三千多右派分子被饿死到只剩下三百多人。饿死者有三位从美国归来参加建设新中国的科学家。他们是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傅作恭、哈佛大学医学博士董坚毅，留美农学博士沈大文。三人为报效祖国回来，不久被动员“大鸣大放”，然后被定为右派分子，遣送到了夹边沟。董坚毅妻子来到夹边沟，见到丈夫遗体已经被割食得仅剩头颅骨架。随着夹边沟农场在1961年被撤销，那批右派的惨剧湮没在荒漠中。甘肃兵团知青杨显惠听说夹边沟右派苦难后，查阅官方档案无所获，花了三年走访河西走廊的百余位的夹边沟右派幸存者和见证者。接受他采访的每一位幸存右派老人都是在哭泣中讲述死里逃生的故事。多年后，杨的《夹边沟纪事》一书出版，让人们了解了夹边沟右派，以及他们代表的全国数百万右派的苦难。书中写道：“1960年春播的时候，死亡开始了。每天死人。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1960年的冬天，在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进入了生命的绝境，最为骇人听闻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一位夹边沟右派死难者的儿子读到自己父亲的苦难篇章边跪读边痛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死得这样惨。住在甘肃临洮的夹边沟幸存者裴天宇老人说，他的学生给他寄来了四册《上海文学》，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才读完那四篇关于夹边沟右派的文章。因为他一读就禁不住老泪纵横，无法继续。

反右运动的特点之一是手段卑鄙。毛泽东、邓小平利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天真，以“大鸣大放”号召设局，“引蛇出洞”，“引蚂蚁出洞”，“放线钓鱼”，然后实施“聚而歼之”，陷害了数百万人。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右派中的绝大多数是中共高层传阅“收网令”期间加入“大鸣大放”的；工农“坏分子”右派的绝大多数是在城市知识分子被“聚而歼之”时才加入“大鸣大放”的，善良的人们想象不到当局会卑鄙到如此程度。

有人奇怪，毛泽东设如此毒辣的陷害之局怎么下得了手。如果了解了毛泽东一生最钟爱的书是《水浒传》，将《水浒传》从小读到老就不会奇怪了。《水浒传》表达的游民思想与行为准则，其是非善恶与主流社会准则完全颠倒，将罪恶称为义举，将法律，游戏规则、道义、诚信视为愚蠢可笑。在梁山好汉看来，为赚人上山杀他一家老小很正常。毛泽东的思想与行为准则与梁山游民完全一致。在他看来，设局达到“聚而歼之”目的很平常，很有效，不值得大惊小怪，你上当说明你愚蠢。他在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人民日报》社论中为设局陷害辩护说：“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他在武汉会议上又说：“蛇不让它出来怎么能捉它？我们要让那些王八蛋出台唱戏，在报纸上放屁，……然后一斗一捉。城里捉，乡里斗，好办事。”

毛泽东、邓小平大规模逮捕、关押所谓右派分子的代表性理由是“杀共产党”论。多年后人们才知道，这一论调是毛、邓为镇压需要联手编造出来的。当时，《人民日报》是毛泽东亲自控制的，毛以《人民日报》、新华社名义撰文，看中要发表的文章加以修改、增删是经常性的，反右运动中的《人民日报》头版社论只有毛泽东有权修改定稿，报社编辑、社长，甚至陆定一、陈伯达等人都无权篡改座谈会发言。经过《人大周报》改过的葛佩琦发言大体符合毛泽东的找镇压借口的需要，毛再作些些重要的增删，篡改了葛的原意，“杀共产党”论就是这样出笼的。“杀共产党”论见报后，葛佩琦致信《人民日报》指出所刊“葛佩琦发言”不是他的原话，要求更正。《人民日报》编辑部对葛的要求不予理睬，但将葛佩琦的来信与原稿一起归档妥善保存。显然，编辑部无权决定，有难言之隐，因此立此存照。作为中共中央整风运动领导小组长，邓不平在运动中掌控着舆论，也有头版的修改之权。毛、邓二人共同设局，共同“引蛇出洞”，共同把握从“大鸣大放”转为镇压的时机，也共同制造了镇压的主要理由——“杀共产党”论。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在二十多年后仍以“杀共产党人”论作为反右运动不能平反的理由。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披露：1957年11月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席庆典时与赫的交谈中说遍了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等中共高层的坏话，唯独对邓小平赞赏有加。[29]满意邓主持1954至1955年的整肃高岗运动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毛从此视邓为最可信赖的亲信。

反右运动不仅是毛泽东、邓小平联手策划实施的运动，还是中共高层一致支持的运动。“大鸣大放”中，毛泽东写出“收网令”文章，邓小平献计暗中传阅以多抓右派，全体高层在报纸大力鼓动批评共产党时暗中传阅着“部署收网”文章，除陈云、李富春、刘伯承、张闻天四人阅后没有在“收网令”文章上写“已阅”，流露出一丝保留之外，众高层全体支持了“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阴谋，没有一个人对出尔反尔，设局陷害提出不同意见。这就是二十多年后邓小平拒绝平反，坚持反右运动正确时众高层都服从决定的原因。因为大家都想隐瞒自己的那份罪责。

反右运动的特点之二是目的反动。毛泽东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独立的思想，民众的思想整齐划一，行动军事化，所有的财产由共产党控制，由他一人支配，所有的人听从他一个人的指挥。为建立这样的社会，他要消灭独立思想、批评的声音和批评的勇气。在政治多元的清末、民国时代，一个党要求全国、全民服从自己意志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党要逮捕、镇压所有批评者必然遭到举国反对，是更加不可想象。而在新中国，中共作到了。通过反右运动，中共逼迫人们指鹿为马，逼迫全体国人服从毛泽东一人的臆想，将敢于讲真话，敢于批评当局者一网打尽，消灭了所有反对声音。这样的运动反文明、反进步，其后果是紧接着发生的全民吹牛撒谎和大饥荒灾难。长期以来的中国自由思想领袖胡适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谴责反右运动说：“有些人说中国共产政权已经抓住了青年人的思想和感情，那是绝对不确的。……最近中国学生的抗暴运动，给了我们最好的证明，就是经过八年的绝对管制和思想改造，中国青年学生还是几乎一致的反对中共政权。”[30] “我对于这些受到共产党的新的残害的牺牲者，对于成千成万胆敢公开指责并且与共产党暴政斗争的同胞表示钦敬”。“在今天中国大陆，凡是想做一个独立的人，不分男女，都正被任意逮捕、拘禁、处决，或消灭。千百万农人都正在被放逐或遭受到最残酷的奴役。千百万无辜的人民，都正在驱作奴工，——共产党美其名为‘劳动改造’。儿女们被逼着控诉父母，家庭没有温暖与私人生活。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已被剥夺净尽。没有任何基本人权，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31] 胡适所言是事实。反右运动的受害者是因思想后言论被陷害获罪，其中不少思想先驱因在反右运动后继续抗争而被杀害。例如，北大西语系学生顾文选，在当局高层秘密下达“收网令”之后的1957年5月25日，响应中共“大鸣大放”、“帮助整风”号召，抨击当局存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之三害”，结果被当局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劳改，在文革中以“反革命”罪杀害；北大哲学系学生黄立众，因加入“大鸣大放”，被北大开除回乡，目睹饥荒惨状后秘密组党准备武装反抗，被当局杀害。被杀害的右派学生还包括黄宗羲（北大哲学系调干生， 1958年被枪毙）、刘文辉（上海沪东造船厂工人右派，1967年被枪毙）、林昭（1968年被枪毙）、冯元春（1970年被在斗争大会上打死）、张春元（兰州大学历史系调干生，1970年被处决于兰州）、沈元（北大历史系学生，1970年被枪毙）、任大熊（北大数学力学系教师，1970年被处死）、张锡锟（北大化学系学生，1976年被处死）、吴思慧（北大物理系学生，1970年被处死）、黄宗奇（北大哲学系学生，1957被处死）。他们中的刘文辉刑前带着手铐写下了 “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32] 可以说，这一绝命辞是那个抗争群体的集体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