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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 24 章 围剿与长征
四次反围剿
取得中原大战胜利后，蒋介石于1930年11月调大军对迅速扩张的苏区展开了第一次围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根据情报率军主动退却，在赣江东岸布下了埋伏，取得了龙冈伏击战的胜利，毙伤国军数千，活捉国民党江西剿匪总司令，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在对湘鄂西苏区围剿方面，国民党军采取“分区重点围攻，步步为营，逐步清剿”的策略。红军一样凭借共产国际提供的国军围剿计划准确情报避强击弱，取得了双桥镇战役的胜利。结果，国民政府对江西和湘鄂西苏区的围剿两边都败，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大胜。
1931年2月，蒋介石调集大军，任命何应钦为剿总司令，开始了对江西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蒋介石在南昌行营的动员演讲中称：“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由于参加围剿的各路国民党杂牌军认为南京中央欲借围剿红军削藩而各取自保对策，使何应钦指挥不灵，围剿难以奏效。5月，国民党内部宁粤之争升级，蒋介石从围剿前线调兵应付粤军，国民党各派系军队争相后撤，红军乘机反攻，连打五个胜仗，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各苏区进一步扩大，逼近各省府，使国民党政府面临更加严重的威胁。
7月，蒋介石再调集十几万大军，聘请英、日、德等国的军事顾问随军策划，并出动空军配合，兵分三路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由于潜伏在国民党机要作战部门的间谍钱壮飞身份暴露逃离，中共失去了前两次反围剿中制胜的情报法宝，加之两军实力悬殊，政府军一路攻克要塞，深入苏区。中央红军被压迫于兴国、宁都之间方圆二百里的山区，陷入困境。8月初，国民党宁粤之争再度升级，粤、桂军北侵入湘，讨伐宁方，蒋介石急忙从围剿前线抽调国军主力赴湘应付粤军，红军乘机追杀，却高估了自己力量，被国军蔡廷锴部击败，损失惨重。在中央苏区面临不保之时，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停止围剿，调军北上应付日军。红军再度追杀，大量歼灭国军，缴枪万余，并成功策反了江西宁都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两万多人加入红军，取得反围剿的空前胜利，中央苏区范围空前扩大，赣南、闽西两块苏区连成了一片，地盘从五县扩大到二十一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苏区也扩张至数十县。对国民政府而言，中共的苏区恰与日军在北方的压迫形成了南北夹攻的局面。蒋介石痛感有苏区的心腹之患没有办法对日开战，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中共的三次反围剿胜利不是胜在军事，而是胜在得到共产国际在华情报网提供的准确军事情报。在策划各地武装暴动，扶植建立中共红军的同时，共产国际建立了在华的情报网，帮助中共建立了特科情报系统。1929年，共产国际派德国人左尔格、美国人史沫特莱来华潜伏上海，从事情报活动，同时提供巨额经费，安排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人打入了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等机要部门。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围剿时，共产国际通过安插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间谍钱壮飞获取了国民党政府部署对红军第一次围剿的作战计划，通过左尔格打入了蒋介石南昌行营的德国顾问团偷出的行营与作战部队联系密码及其它机密，将这些国军围剿的机密情报转给了江西苏区。有准确情报，毛泽东才得以取得龙冈伏击战役的胜利。第二次反围剿时，钱壮飞在逃离前向共产国际再次报告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共产国际再次将情报转给了中央苏区，再次帮助毛泽东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三次围剿期间，左尔格领导着近百人组成的，分为国际组和中国组的共产国际在华间谍网，还向苏联保送了大批青年学生去接受间谍培训。被周恩来介绍给左尔格的共产党员中有后来成为毛泽东亲家的张文秋（张一萍，当时与共产国际第四局负责人之一的吴照高假扮夫妻）。左尔格作向莫斯科发回了597份急电，其中的335份通报给了中共各苏区及红军。1932年夏，南京国民政府在对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筹划了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左尔格将所窃取的有关情报通过宋庆龄转达给了中央苏区，使红军在国民党围剿之前做好了准备。[1]
由于苏区扩张逼近省府，严重威胁着国民政府的安全，蒋介石不得不在北方热河吃紧的形势下对南方苏区再次围剿。1933年2月初，蒋介石再到南昌布署，自兼赣粤闽边区剿匪军总司令，任命陈济棠为副总司令，开始了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陈济棠认为蒋介石调粤军离粤去剿共是为夺取广东，采取保存实力的策略，只派余汉谋率六个师在粤赣边界虚张声势，并不真正配合蒋介石的剿共行动。尽管如此，何应钦、蔡廷锴、罗卓英等部仍然取得对红军作战的节节胜利。
2月23日，日本关东军及满洲国军兵分三路向热河进犯，三天就逼近了热河省会承德与南部的长城防线。3月4日，没等蒋介石北上，日军轻取了热河省会承德。承德失守后，蒋介石不得不匆匆抽调围剿红军的部队北上保卫平津。红军再次趁国军北上一路追杀，歼灭了北上的罗卓英部第五十二、五十九师主力，逼近南昌、抚州。蒋介石再从北方飞返南昌督师。在南北两面不得兼顾的局面下，国民政府军南北两面作战都败，中央红军再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空前胜利，歼灭国民党军近三个师，缴枪万余，中央苏区范围扩大到四十五县，红军扩大到近三十万人，赤卫队发展到二十万人。在川北，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乘国军北上之机，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三县为中心的川陕苏区。中共的第四次反围剿也不是胜在军事，而是胜在日军北方入侵，平津吃紧，胜在日俄同时压迫中国政府。
福建事变
《淞沪停战协定》签定后，蒋介石根据协定将擅自开战的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剿共，任十九路军首领蒋光鼐为福建省主席。到闽后，十九路军与红军彭德怀部打了几仗后，双方互表停战意愿。十九路军的前当家陈铭枢派前中共党员陈公培携蒋光鼐的亲笔信前往中央苏区，寻求结盟反蒋。同时，陈铭枢与桂系李宗仁、陈济棠等反蒋派联络，推胡汉民出面另立政府，实行粤桂闽大联合，共同倒蒋。李、陈、胡一直都在进行反蒋活动及谋求另立政府，但他们看到认为十九路军未获日本或苏俄的强力支持难以成事，于是采取观望态度，对十九路军的联络不置可否。
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得知十九路军结盟反蒋的意向后指示苏区接受结盟请求，共同反蒋。但是，博古的表态并不算数。这时斯大林因希特勒上台而迅速改变中国政策，从扶植中共反蒋转向促中日开战，推蒋领导对日开战。他不再支持国民党内的倒蒋活动，拒绝扶植邓演达在俄推销的“第三党”，对十九路军的倒蒋活动持反对态度。根据斯大林的政策转变，共产国际表态称十九路军闹独立的背后有日本人肢解福建的计划，称十九路军不是真正“反帝”。根据莫斯科的表态，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上海远东局书记埃韦特指示中共：“不应当与十九路军进行任何谈判”，只有“当他真正开始与国民党和日本人进行斗争时，才有可能建立统一战线，现在与他们谈判会成为陷阱”。共产国际表态后，博古改变立场，指“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对民众带有更多的欺骗性”，拒绝接见来到瑞金的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指示军事联络员张云逸说去福建的目的只是设法争取点队伍过来”。
这时，毛泽东积极推动与十九路军展开谈判，称可以利用十九路军反蒋转移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围剿的压力。刚刚转移到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与十九路军展开虚与委蛇的谈判。1933年10月，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与中共苏维埃国代表潘汉年（潘健行）在瑞金签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协定中的“反日”是幌子，真正内容是双方停止军事行动，恢复贸易，释放共产党员等等。徐回闽复命后，蔡廷锴对协定没有明确“共同反蒋大计”感到失望，认为中共对十九路军的意图不够了解。蔡不知道，中共谈判的立场取决于莫斯科，而莫斯科已不再积极反蒋，也不允许中共再签署反蒋协定。
11月20日，十九路军主导的福建省府在福州市南校场（今五一广场）举行了“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以“生产人民党”及“中国第三党”的名义宣布另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是为福建事变（闽变）。十九路军没有想到，他们反蒋和另立政府的旗帜不获响应。全国各界和各地将领一致谴责十九路军趁北方外强压迫搞分裂，国民党内的胡汉民、李宗仁、白崇禧、萧佛成、邹鲁等反蒋派也通电谴责事变为背叛分裂，招引外寇，煽动赤祸；广东实力派陈济棠接受中央政府的收买，宣布不支持闽变。中共中央背弃与福建方面的协定，发表宣言，斥“福建人民政府”为“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取第三条路者的敌人”。
应付闽变，蒋介石从剿共前线抽调九个师组成“讨逆军”，自任总司令，指挥大军分三路入闽。在中央大军压境和粤、共两方背弃支持承诺的形势下，十九路军内部分化，戴戟、黄强（十九路军总部中将参谋长）、毛维寿（六十一师长）等将领宣布脱离事变，十九路军五个军中的四个倒戈归顺中央，叛军迅速土崩瓦解，被中央军缴械。
平定“福建人民政府”分裂闹剧后，国民政府宣布取消十九路军的番号，将叛军收编。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李济深等事变主谋得日本驻福州领事接应，安排船只假道台湾送到了香港。这让人相信，福建事变与二十年前国民党“二次革命叛乱”一样，具有日本背景。共产国际说对了，日本长期策动福建、西南独立，陈铭枢、李济深、胡汉民、桂系李、白进行反蒋活动时都曾寻求日本方面的支持。
第五次围剿
四次围剿苏区失败后，国民政府与日军签署了妥协的《塘沽协定》，暂时缓解了华北和平津的危机，得以腾出手来应付南方苏维埃国的心腹之患。为再次围剿作准备，国民政府派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出访欧美，与美国订立了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进口了一批先进武器装备，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开办了陆军军官训练团，聘请德国前国防军司令塞克特 (HANS VON SEECKT)将军为首的德、意、美军将领为军事顾问和教官，分期分批训练中级以上军官。根据国军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情况，塞克特为第五次剿围制定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碉堡战术，逐步缩小包围圈的方针。围剿开始前，蒋介石在训练营训话说：“匪区数年以来，农村受长期之扰乱，人民无喘息之余地，实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严密封锁，使其交通物质，两相断绝，则内无生产，外无接济，既不得活动，又不能鼠窜，困守一隅，束手待毙。”“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2] 1933年9月，国民政府军开始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采取塞克特制定的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术，从苏区外围开始筑碉堡，开建公路，步步为营，逐步紧缩包围圈，向苏区中心压迫。在国民党政府军第五次围剿进展中，国民党内反蒋派发动的福建事变使围剿行动被迫停顿。平定福建叛乱后，蒋介石指挥大军完成了从东、西、北三面对中央苏区的包围，并步步为营地不断缩小包围圈。
这时的中央苏区掌握最高领导权的博古和李德。顾顺章变节后，共产国际决定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移往江西苏区，派周恩来先到江西中央苏区主持中央局，任命从莫斯科受训归来的博古为中共临时最高负责人，由博古、洛甫（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等六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根据博古的请求，共产国际任命莫斯科伏龙芝军校毕业德国共产党员李德（奥托•布朗，OTTO BRAUN，LI TEH）为中共中央军事顾问。年底，李德由中共特科成员董健吾陪同，从上海经汕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成了中共最高军事领袖。中共中央在瑞金城郊专为“洋钦差”李德门盖了三居室的独立住宅，安排伍修权为翻译，还为他安排了女人。
1934年1月，从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两会与建党以来的历次大会一样，也是以宣读莫斯科各项决定为内容。博古在会上宣布莫斯科决定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层为：总书记博古，[3] 政治局成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项英、王明（陈绍禹）、张国涛为常委，康生、任弼时、张国涛、毛泽东、王稼祥、顾作霖为政治局委员，刘少奇、朱德、关向应、邓发，凯丰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宣读了共产国际制定的《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其中要求“直接革命”，取得反围剿胜利，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批判“富农路线”等等。 博古宣布的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中有斯大林、加里宁、莫洛托夫、台尔曼等外国人，宣布成立毛泽东、项英、张国焘等十七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成立张闻天为主席的人民委员会及人民委员会下设的十一个人民委员部，宣布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上述会议内容显示，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从名称到内容完全苏俄模式。
为救牛兰送美金来华的李德没有想到自己成了中共领导人，没有想到会来到苏区，更没想到到苏区后立即挂帅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重大战事。前四次围剿中历时最长的第三次围剿不过两个多月时间。而此次围剿，国民党军采取持久消耗的新策略。代价高昂的堡垒战术击中了苏区的命门，将苏区对外交通和物资供应线切断，使苏区范围被不断压缩，红军游击战、运动战使红军诱敌深入个个击破战术无从发挥。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将区内和周边稍微有钱的人都打光，将苏区经济搞到崩溃，须靠深入国民党统治区抢劫维持生存。堡垒战术使红军无法再到外围抢劫，苏区内粮食和物资供应立即短缺，米价暴涨到“十七块多一担” ，[4] 整个苏区陷入了财政和物资供应的全面危机。博、李搭档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成立苏维埃粮食人民部，下令正常粮食征收之外以“借谷”名义向苏区百姓另搜刮60万担粮食，严令各地“派出的突击队不到任务完成不能调回”。[5] 红军缺少重武器，无力攻坚，在国民党军的碉堡连公路组成的严密封锁网中无法机动作战，以往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国军一支的战法更无从施展。李德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下令采取“短促突击”战术。然而，在力量对比悬殊，国民党军稳扎稳打、步步推进战术面前，突击的红军进入国民党军控制区后处处受制，不仅调动不了对方，自身后路都难保，突击战术也不可行。毛泽东后来批评李德指挥失误说：“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6] 其实，李德未尝不知道与优势的国民党军打阵地战对红军不利。他后来分析当时的困境说：“只要敌人不放弃堡垒战，就不可能诱敌深入到我们区域实施行歼灭战。”[7] 确如李德所言，塞克特的经济封锁加步步为营战术是专为对付红军运动战而制定的，这一战术使毛泽东所说的诱敌深入套路根本无从施展。在自己地盘尚且不能打赢的情况下，放弃苏区，跑到外围作战只是毛泽东专为打击博古、李德的随便说法。当时，不经莫斯科批准，博古、李德无权放弃苏区到转移到外线去。中共后来为证明毛泽东一贯正确而将运动战，诱敌深入的战法过分吹嘘。实际上，前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并非胜在毛泽东会指挥运动战，而是胜在共产国际的红色间谍提供了准确的国民党军事布署情报，胜在国民党内斗和和日军在北方用兵。
经过对中央苏区外围长达半年的清理、压缩，陈诚、薛岳、汤恩伯等部国民党军主力于1934年4月向中央苏区腹地的广昌挺进。广昌是由北路进入中央苏区的第一个县城，距苏维埃国中心瑞金仅百余公里，是防守瑞金的要冲。博古、李德只能在要么弃守广昌、瑞金放弃苏区，要么只能打阵地战防守广昌两策之间选择。他们无权放弃苏区，只得下令坚守广昌，任命彭德怀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总指挥，指挥红一方面军一、三、五、九军团筑垒与国民党军展开阵地防御战。至此，塞克特“避免游击战，采取正规战”战术达到了逼红军主力阵地决战的目标。阵地战中，国民党军的装甲车、德国山炮等装备的优势得以发挥，红军无法招架。粟裕后来回忆说：“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部队一见到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8] 经过两个德国人指挥的十八天阵地战，红军伤亡5000余人，全线败退，国民党军攻陷广昌，苏维埃国门户洞开，中共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广昌战役的结果反映出人心向背。苏维埃政权几年来抢劫为生，红军烧杀抢掠，为人民痛恨。中共在国民党军新一轮围剿中实施的抢粮暴政使民怨更加沸腾。而政府军对苏维埃暴政的围剿得到人民支持，国军士气高昂，经过庐山训练及部队整训的国民党军中高级军官身先士卒。这一点从国民党军主攻部队第三路军官兵伤亡比例高于部队实际官兵比[9] 的事实得到证明。时任红五军团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回忆说：“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在红军阵地前倒下了一大片，但后面敌人还是一股劲往前冲”，[10] 李德回忆说，整个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几乎没有起义者，只有很少被俘者”。[11] 相比之下，红军方面士气低落，逃跑严重。几年来，中共的查田运动、强摊公债、扩红运动、肃反运动使苏区成为恐怖绝望的世界，大批苏区民众冒着杀头危险出逃。由于苏区农村青壮年男子全被征用，农村劳动力丧失，土地被弃耕。第五次反围剿时，苏维埃政权再度下达根本无法完成的扩充红军（扩红）指标，逼得基层“硬要全体干部去当红军，结果干部都上山躲避逃跑，甚至自尽”；[12] “召集群众大会，把前后门关起，一个简单的号召以后，就要到会的一致报名加入，有一个不报名即不散会（反正大门关上了，群众要跑也跑不了）”。[13] 这样强迫征来的兵一有机会当然溃散。例如，“一军团补充到区1663人，到补充师的只有728人，路上跑了935人。这还没有计算在乡村报了名根本未集中以及从乡到区逃跑的人数。大概算起来我们只集中了报名人数中的十分之三、四”。[14]
广昌失守让人们看出了苏维埃国失败的前景，红军中出现了叛逃潮。例如，湘鄂赣军区红十六师和独立第四团成建制向国民党军投降。不光士兵逃跑，红军将领中也出现了投降、叛逃的浪潮。叛逃者中包括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陈洪时、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闽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彭祐、新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等四十多位高级将领。对于红军中出现的叛逃浪潮，中共发出追杀令以警效尤。苏区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对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的捕杀令。
红军叛将中地位最高的龚楚（时有朱毛龚红军之说）选择脱离红军的心路历程具有代表性。他因对苏区肃反和土地革命的残酷提出质疑而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遭到批斗，受到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批斗中，红三十四师政委（龚曾任该师师长）黄苏揭发龚生活腐化，在广西红七军时期花千元代价娶妻。会后，龚楚质问黄为何无中生有，黄答：“这个消息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人人都知道我和你是老同志，在这次斗争会上我若不批评你，便是我缺乏无产阶级的意识。所以我不得不将这件事说出来，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老同志还是老同志，何必介意？”这事让龚楚更加怀疑共产革命的正义性。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期，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疑，彼此防范，除了听从中共的命令之外，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人性毁灭了，人道毁灭了，人格也毁灭了，自由平等，更谈不到，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中的婴孩也不免于死……。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及工农群众积极份子，造成恐怖现象，人称之为白色恐怖；赤色代表中共，中共杀人放火，手段残忍，造成恐怖现象，人称之为赤色恐怖。赤色恐怖包括两个部分：肃反与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我的老部下杨遇春，黄埔一期毕业，早期参加共产党，参加过南昌暴动，转战南北，英勇善战，二十岁出头就当上了红军独立师长，因家庭是地主而全家被杀，自己被清算，愤而投降国军，终生与中共为敌。”“原广西省主席俞作柏，其弟俞作预，其表兄李明瑞，均同情革命，在中共策反下，参加了广西百色暴动及后来的红军革命，暴动失败后红七、八两军转战千里，来到江西苏区。当时苏区正在开展肃清‘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等运动。广西来的很多同志被冤枉整肃。当时李明瑞已预感快要杀到自己头上，不得不率部出走，被预先布置好的警卫员杀害。……我睡在床上，反复地想着，越想越想不通，使我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开始发生了怀疑，决定脱离中共，离开红军，立刻逃亡。不过，这时候国民党方面已出了二万元赏金通缉我，势成骑虎，不得不继续跟着共产党走。”广昌战役后，龚楚不再犹豫，避开身边政治保卫局派来的特务员，只身逃离。他留下一份给政治部何主任的声明说：“何同志，你回来的时候，我已到广东去了……。诚然，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来责骂我，这是我错的。但我要告诉你们，中国共产党已不是一个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真正革命党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在苏俄役使下的卖国党。它走向毁灭国家、毁灭人民以及毁灭世界人类文化的道路。近三年来，中央苏区的措施，你们是知道的；人民得到了革命的利益吗？红军主力西窜时对党内干部的大屠杀，你们难道不寒心吗？” [15]
西逃
广昌失守后，博占、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中共中央最高权力核心“三人团”向莫斯科报上了李德拟定的《5—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计划》，申请放弃中央苏区西逃。在等待莫斯科批准的同时，三人团作准备上路部署如下：
扩红：发出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和《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宣言，要求在5至7月的“扩红冲锋季”扩充红军五万人；
筹粮（借谷）、筹款、赶制军需：下达了《关于收集粮食突击的决定》，[16] 要求加大筹粮、筹款力度；强调“目前革命战争到了决定胜负的紧急关头，前线上军用品的需要，万分迫切”，[17] 发动赶制军械弹药和军需品的运动，强迫奴工“冲锋劳动”，加班赶制军需；
屠杀：建立苏区的同时，苏俄指示在各苏区设立了保卫局，将撤离时屠杀不信任者的作法传给了中共。准备西逃时，中共中央组织部按照苏俄作法，将苏区的中共干部分为三等：一等随中央机关和红军撤走；二等留在苏区坚持游击；三等为怀疑有可能叛变者，交由中共中央政治保卫局秘密处决。这时负责制定撤离干部名单的中组部长李维汉成了决定高层命运的判官。他拒绝了前中共最高袖瞿秋白的苦求，将瞿划为了二等，注定了瞿不久后被枪毙的命运。博谷、李德本来有意按照项英的建议将毛泽东划为二等，但担心被赞赏毛的斯大林怪罪，不情愿地将毛列为了一等。根据“三人团”的决定，中央保卫局于1934年5月23日发出紧急命令，要求用赤色恐怖办法杀尽所有地主富农，保证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之类事件。[18] 随后，政治保卫局将被认为“动摇干部”与“反对阶级”者押送到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山林深处，让他们自挖墓坑，然后一刀一脚。
收到“三人团”的西逃申请时，斯大林正在进行重大的政策调整。九一八事变后，他最担心的是日军北攻苏联，下令在华南挑起中日开战（淞沪战事），图引爆中日全面战争。在中日美英政府共同的努力下，淞沪战事以签定妥协协定的方式结束，斯大林的计划落空。希特勒上台后，斯大林强烈地感到法西斯德国和日本两面夹击的威胁。为消除这一威胁，他决定苏联加入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承诺协助民主国家对抗法西斯主义，命令共产国际放弃在各国发动革命的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接到了中共放弃中央苏区的申请。他感到中共扩张苏区威胁国民政府都城不再符合苏联的利益，认为红军离开赣、湘，解除对国民政府心腹威胁，有利于推动国民政府对日本开战。1934年6月25日，他复电批准中共中央撤离苏区，指示红军到西北边境去等待苏联接应。
接到斯大林批准复电，“三人团”立即布署战略转移，决定先西进入湘，与贺龙、萧克所部红二方面军会合，再向四川的张国焘红四方面军靠拢。为免军心大乱和叛逃潮升级，“三人团”将放弃苏区的重大决定高度保密。他们知道，十万大队人马长途转移必须多带粮食，下令将筹粮、“借谷”运动升级，要求“秋收后借谷60万担，收买谷子10万担，加上征收土地税共借谷100万担粮食”。[19] 这时的苏区，土豪早已被打光，浮财和存粮食被挖尽，所能搜刮的只剩下了田中的当季谷物。三人团知道，抢这一季新粮必须在两季水稻收获时节，即八、九月间，早了青苗用不成，晚了农民收获了会转移藏匿，于是要求在9月15日之前完成“借谷”。
8月，中共中央战略转移的部署紧锣密鼓：下令将苏维埃政府打土豪积累埋藏在瑞金附近山里的金银财宝和钞票全部挖出；再发布扩红紧急动员令要求突击扩红；安排数千人将中央机关、兵工厂、印刷厂、医院等单位的物资、机器设备打包；下令以最大力度打土豪筹款，“积极查找地主埋的金银窖，制定筹集现款的计划与实施情况，通过多种方式筹集现金。”[20] 在苏区土豪早已被打光，苏维埃政权准备离开苏区的情况下，中央的“借谷”、筹款、“不留任何钱财给敌人”的指令实际是要求“有钱就全部打光”。苏维埃疯狂摊派和借谷逼得农民走投无路，因缴不足“借谷”而自杀的事件大量发生，其中以瑞金、长胜等地为最。也有农民奋起抗争，但农民当然不敌红军，抗争均被镇压。
9月，田中稻谷成熟。月底，苏维埃粮食人民部委员陈潭秋向中共中央报告：秋收“借谷”任务圆满完成。10月初，国民党军相继攻陷兴国、宁都、石城。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训令》，通知红军全体长途行军。10月10日晚，博古、李德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的八万多人大队离开中央苏区，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湘西进发。红军押着强征来的5000多挑夫挑着抢得的100多万担“借谷”和中共中央各机关单位整理携带的大批物资，浩浩荡荡地出发，开始了“战略转移”。中共政治保卫机关断后，在对怀疑对象大规模屠杀之后，再根据苏联红军在部队转移前杀戮伤病员的传统，[21] 将掉队的红军官兵、情绪低落者、被怀疑可能变节的官兵、伤病员“残酷处置”（处死）。保卫局安排给红军各级长官的警卫等人员是 “政治保卫局”特务，负有监视和随时奉命“处置”任务。红军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们了解一些警卫员特务的情况，但他们大概也不知道，政治保卫局内部也互监互督，没有人受到绝对信任，可能还有高层在他们身边安排有特务。红军代总参谋长龚楚在回忆录中写道：“红军准备长征时，为了精简队伍，防止泄秘，清除怀疑对象，保卫局在红军、地方部队和苏维埃政府干部中展开了大规模清洗，被杀者数千人。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 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 [22]
红军西逃的直接原因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背后深层原因是，红色政权在几年间，将苏区及周边地区的民财搜刮殆尽，在这片区域无法再呆下去了。几年间，红军人数由数百人增加到红军加中共中央机关十万之众，为供养如此庞大的集团，苏维埃政权将苏区及其周边的地主、富农打尽，将农民埋藏的金银，存粮挖尽，通过查田运动将中农也打光。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必须像游牧部落逐水草迁移一样转移到其它地方了。三十年后，中共宣传部门将赣南客家民歌《送郎调》曲调改编成了《十送红军》，将原词“一送里格表哥，格只介柜子边，双手里格拿到，格只介两吊钱……表哥哥听妹哇，出门里格郎子，都要爱惜钱……”改为“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山上(里格)野鹿，声声哀号叫，树树(里格)梧桐叶呀叶落完，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三送(里格)红军(介支个)到那山，山上(里格)包谷(介支个)金灿灿。包谷种子(介支个)红军种，包谷棒棒咱们穷人搬，紧紧拉住红军手，红军啊，洒下的种子(介支个)红了天。”中共推出《长征组歌》唱道：“十万百姓泪汪汪，恩情似海不能忘”，“红军主力上征途， 战略转移去远方。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而真实的情况是，红军临走，中共以“借谷”、“筹粮筹款”的口号抢走农民当期收获的口粮、种子，榨干这片土地的最后油水，带着百万担抢得的新粮和几年间抢劫的大批金条、银元、烟土离开了，留下在收获季节失去了一年的活命粮，来春连种子都没有的苏区农民面对饥荒前景。红区农民的灾难还不止是失去钱粮。在中共连年的“土地革命”中，农民被迫参与了斗地主、分浮财、杀地主，手上或多或少沾有地主、富农的血。红军走后，百万参加土地革命的农民、红军家属（红属）要面对被害者家属们组织“还乡团”回来残酷报复。苏区人民的仇恨在红军逃亡时爆发，村民追杀红军的掉队者。
苏俄在华建立苏维埃国的祸害之大可由苏区人口变化得到反映。仅仅几年的时间，红色政权就使江西人口从2000多万锐减到减至1400万。陈诚在晚年回忆录中写道：“历代都有匪患，其为祸之烈，虽在妇孺亦耳热能详的，在唐为黄巢，在明为闯献，都曾创造过空前未有的记录。然以与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以来的中国共产党相较，可就都望尘莫及了。共党已经和仍在制造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他们为害中国乃至为害人类的程度，将不止是空前的，而且可能还是绝后的。闯献荼毒生灵，距今不过三百余年，仍为家喻户晓之事。至今成都少城公园尚存有张献忠所书之《七杀碑》，其文为：‘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以杀人为报天养人之法，是何理性？真是匪夷所思。共党之嗜杀，不但数量上跨越黄巢闯献，其手段之惨毒，也非黄巢闯献所能想望者。他们创造发明了许多酷刑，使受害者虽欲求死而不可得。三十年来关于这类事故的报导，俯拾即是，我们不但不忍卒听，而且也不忍备言。单就杀人之多这一点来说，共党所造成的记录，称得起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江西剿共结束后，中外新闻记者到劫后共区从事实地调查者，颇不乏人，他们都很注意沦为共区之前和收复以后各地区人口的变迁，兹就手边所有资料，摘录数条如后：
一、黎川之新罗墟，原有居民一千五百人，劫后只存千人；
二、宁都县城原有居民约二万人，劫后只有八千人，约有一万二千人被杀害。以上两条均见上海德文日报主笔MR.SIMON EBERHARD所作《赣省收复县区视察记》；
三、南丰全县原有人口十九万余人，现在仅存十一万四千四百余人，其中男子五万六千余人，女子五万八千余人。共区女多于男为极普遍之现象；
四、广昌城外数里许一村庄，有一大屋，约三十间，谢姓。过去可断为一大家，现则荒凉冷落，仅有男丁三人，而女丁则有十一人。其中有一年似十五六岁之小孩，询之则已二十二岁。又另一村家，则只有中年女子三人，并无男丁；
五、宁都全县原有人三十四万，现仅有二十二万四千四百人，包括男丁十万零一千七百余人，女丁十二万二千六百余人。其中壮丁仅三万五千四百九十四人；
六、宁都县属之长胜圩，全圩面积约十余华里，人口原有一千六百余，自民国十九年（一九三○）被共党惨杀三百余人，除裹胁以去者三百余人，现仅存九百二十余人。包括女子五百三十八人，老幼二百九十五人，壮丁仅八十余人；
七、瑞金原为赣南最富庶之县份，俗有种一年吃三年之谚，惟自十七年（一九二八）被共党占据时起，至去（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收复时止，原有之三十余万人口，被杀三分之一，被胁迫以去者六千人，仅余二十一万人左右。尤以知识份子屠杀净尽，办理善后，亦难找得人才。
以上后五条均见中央社特派记者钟贡勋所作之《江西农村视察记》。以上录有的资料，虽残缺不全，不足以见共区人口变迁的全貌，但举一反三，大致的情形，是不会有多大出入的。我们综合起来看，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一、在共党统治下的地区，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普遍的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总计以上七条所列原有人口为八十五万三千余人，劫后人口为五十五万八千余人）减少的原因，主要的就是由于屠杀。
二、共区人口普遍的女多于男，这纯粹是人为的现象。因为男丁非被屠杀，即被裹胁以去之故。
三、共区因缺乏壮丁，劳动力不敷需求，以致田园荒芜，百业俱废。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虽已年届成人，而形态犹如儿童。
共党由嗜杀而造成饥饿，由饥饿而促成死亡，也就等于慢性的屠杀。其被裹胁以去者，名之曰“工农红军”，其实是供给共酋人海战术充当炮灰之用的原料，也还是一种变性的屠杀。所以共党之残忍嗜杀，实在已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何以一为共党，便如此嗜杀，而毫无恻隐之心？原因就是恻隐之心是人性的一部份，故唯‘人’才有侧隐之心。人人皆知共党是唯物主义者，他们是不承认有所谓‘心’的。他们认为‘心’也就是‘物’，人不过是血肉制成的工具罢了。所以把人用在经济生产上就是血肉的机器，把人用在战争作业上就是血肉的武器，而把人用在巩固残暴的统治上，就成了杀之以镇猴子的鸡了。……其所以敢于如此与古今中外一致拥护的‘人道’观念为敌，没有别的凭恃，就因为他们否定人是人，而肯定人也是物。”[23]
红军没有都走，留下的部分如游牧民逐水草迁移一样，转移到周边有油水的地方“坚持打游击”，继续祸害相邻地区。革命宣传中的“烈士方志敏”故事是了解“坚持打游击”的代表案例。1925年，方志敏在弋阳领导农民运动，拒绝祖母和父亲的求情，将反对农运的地主五叔方雨田杀害。1930年7月，方志敏率红十军攻陷富庶的瓷都景德镇，抢劫大量财宝，除了留下赣东北苏区自用的钱财外，解往中央苏区赤金2箱，白银48箱。此次行动中，方绑架了多名在景德镇经商的外国商人，并将他们押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赣东北省省会”葛源，勒索到大笔赎金，杀害了著名瓷器美术大师邓碧珊，抢了邓的家产。1931年，方获共产国际任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等职。1932年，方率红军两次劫掠廿八都古镇，再将两、三百地主、商人及其家属绑架到江西作“肉票”，收钱后将很多人质撕票，将繁华了几个世纪的富饶古镇祸害得一片萧条，再无恢复。《衢州文史资料》记载“过红军”浩劫写道：“街上贴满了‘打倒国民党！’‘打倒土豪劣绅！’‘工农兵联合起来！’‘列宁主义万岁！’等标语。杨益丰、隆兴源南货店和杨元亨、金同顺布店等二十多家大的商号店堂被砸开，门板七零八落，保长谢盛仔带人挑着大洋去红军驻地赎人，只赎回部分人，其余人被撕了票。”[24] 中央红军离赣后，方志敏率红十军团流窜到皖南，其中的红十九师占领了旌德县，施故伎，再绑架了在那里工作的美国传教士师达能（JOHN STAM，又译史坦）、史文明（ELIZABETH ALDEN SCOTT “BETTY” STAM，又译史施蓓蒂）夫妇及他们几个月大的婴儿海伦作“肉票”，逼迫师达能写信到上海中华基督教内地会总部，向教会勒索巨额赎金二万元。师达能在英文信中讲述了被抓捕和敲诈的过程，并引用圣经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方部红军勒索不成，将师达能夫妇砍头，将冒死为史达能夫妇求情的中国基督徒张师圣一起杀害，将婴儿海伦抛弃。惨剧消息传出，中外震惊。方部逃离后，安徽省省主席刘镇华下令厚殓殉道者师达能夫妇，以军车护送他们的灵柩到芜湖。1935年1月2日，基督教内地会为师达能夫妇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国民政府、美国领事馆和其它国家领事馆代表，各界中外人士，中外基督教机构的代表前往参加。在芜湖外国人墓园中师、史夫妇墓碑上刻着十字架，以及圣经“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等句。教会尊师达能牧师和师史文明师母为中国内地会献身于中国的第七十三和第七十四位殉道士，在在上海新闸路内地会总部礼堂为他们树立了纪念碑。[25] 师达能夫妇的殉难震动海内外，吊唁信件和宣教奉献金如潮，还有不少人捐钱捐物给遗孤爱伦，有不少家庭愿意认养她。一位青岛教徒致信师、史亲属表达了中国人的哀痛、歉疚和敬意道：“对于这种毫无人性的冷血谋杀，我们全中国皆为此惨剧而难过。这两位为了把福音传给我们中国人，却惨遭毒手，是我们中国人欠你们家人最大的债。对师先生夫妇甘心乐意、勇敢地献上了生命，我们深深地向他们致衷心崇高的敬意。”[26]
在中外舆论的压力下，国民政府调兵于1935年1月击败方部红军，逮捕了方志敏。国民政府试图让方悔过自新。方拒绝放弃共产信仰，在狱中写下不少文章，在其中记录了政府为劝他改变信仰特将他从囚室普通号搬到优待号。劝方弃恶从善未果，国民政府在半年后以谋杀达能夫妇罪名判处方死刑。建国后，中共将方在狱中所写的《清贫》、《可爱的中国》选为小学课，隐瞒方打家劫舍、滥杀无辜的罪恶，宣传方的“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等等拒绝忏悔的诗句，让无数懵懂少年憧憬追随方烈士，是为革命宣传之可怕的一个例证。方在文章题目中用了爱字。作为被共产宣传洗了脑的革命者，他只知党性，泯灭人性，拒绝为杀人放火忏悔，坚持有权剥夺他人的财产生命，没有资格谈爱。
放行
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时，蒋介石任命“南天王”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陈接受蒋介石每月增加20万元军费，另一次性发给开拨费80万元，机关枪100挺、重机枪50挺、迫击炮40门、弹药1000多箱等优厚条件，通电就任南路军总司令。在派兵入赣参加围剿的同时，他指示部下“不求有功，但求少受损失”，拖延入赣。与新疆的盛世才一样，在赴苏考察期间接受了苏共的策反，与苏联达成了代理帮助中共的协议，在主粤后替苏俄庇护设在广东的军火库，代向中共转交军火、物资，秘密收购苏区出产的钨矿砂，替斯大林转军饷给红军。在政府军步步进逼中央苏区的形势下，中共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与陈济棠密谋达成了停战、互通情报、红军借道过粤等项协议。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从瑞金南下，借道广东赴湘。中共携带的家当中包括，要七八个人抬的大炮底盘、笨重的修枪炮、印钞票、印书法文件的机器设备，军需物资和弹药，医院的X光机等等。“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东西都装在骡子的背上带走，‘大搬家’的红军是一支奇怪的队伍。”[28] 由于携带的物资太多，每个军团都成立了后勤部，押着上千副辎重担子。由于离开时仓促，中共中央装档案文件的担子被挑错，中共早期档案被留在了苏区，不久后在国民党军清剿威胁下，由项英下令烧毁。因此，莫斯科保存的中共从建党到1934年各种会议记录，报告，名册等档案成了完整准确的孤本，其中部分如今已解密。
中共强拉挑夫时只说挑到广东即付银元。入粤后，挑夫们要求发钱回家。中共背弃承诺，拒发银元，要求挑夫继续前行。五千挑夫或罢挑，或四散逃走。红军只好让红八军团的新兵当挑夫。结果，本来五千挑夫挑的东西要近万新兵来挑，红军大队首尾几十里地，防御上也不堪一击，若非有陈济棠明拦暗放根本不可能入湘。入粤后，红军先到南岭苏俄军火物资库补充物资，然后过粤赴湘。其实，蒋介石通过眼线完全了解陈济棠暗助红军过粤的情况，只是佯装不知。苏联的影响力无处不在。不光陈济棠、盛世才在与苏联作交易，蒋介石也在作交易。他要借陈之手放红军入湘，一为解除红军对政府都城的心腹威胁；二要利用西行红军牵制随时可能举兵叛乱的桂、粤、闽地方派系；三要以追剿红军的借口让中央军势力进入西南，打破西南数省的割据状态；四要留着弱小的红军与斯大林讨价还价，赎回被扣为人质的儿子，并争取再获苏援。
11月，挑着笨重设备、物资的中央红军大队到了湘江边。这时，蒋介石完全可以指挥大军在湘江边消灭丧失战斗力的红军，但他虚张声势，放中央红军过湘江。主湘的何键与陈济棠同样考虑，不想与红军作战损失自己的实力，只想赶快离湘，待红军渡过湘江后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虚张声势追击一番。虽然蒋介石、何键有意放行，红军渡过湘江后还是减员六成多，八万多大军只剩下三万多。红军严重减员不是因为血战，而是因为逃亡。“扩红”中强抓来的红军，强征来的挑夫一路都在寻找机会逃亡，在大军趁夜渡江时有了机会，当然四散逃跑。后来，国、共两党联手隐瞒了红军被放行过湘的情况。在国民党方面，湘江守将何键和薛岳编造了“湘江战役”故事交差，蒋介石心知肚明，在红军渡过湘江后不但不追究防守之责，反而下令嘉奖何、薛的战役之功，以向国民党内各路反蒋派隐瞒放红军西进的真相。中共方面则需要隐瞒逃亡潮和国民党放行真相，于是更是妙笔生花，编造出了“惨烈湘江战役”故事。
放红军过湘江后，何键电令贵州省主席毛光翔阻击红军于锦屏、黎平一线。在与王家烈大战中损失了黔军嫡系老本的毛光翔一来指挥不动手下的杂牌军，二来也像陈济棠、何键一样想保存实力，只想让红军离开，同样虚张声势。为借剿共扫除西南割据，也为留着红军与斯大林讨价还价，蒋介石不仅放红军过湘江，更一路放红军到西北。如此，红军长征不过是在蒋介石及各地军阀明堵暗放佯追中的一路西行，并未发生重大战斗。稍有军事常识者都清楚，若真有“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挑着数千担子，有众多中央机关老弱病残拖累的十里长队断难顺利走到西北。中央机关队伍中的毛夫人贺子珍在长征路上两次生产（其中一次流产）而未掉队就是红军长征一路安然前行的一个证明。
遵义会议
博古来到中央苏区掌最高权力后，张闻天、王稼祥对学弟博古当上司心怀嫉妒。宁都会议被免职后一直在寻找机会夺回军权的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感到来了机会，开始怂恿张、王倒博。高层中最恶毛的项英了解到毛的宗派活动，向博古提出警告说毛泽东会伺机夺取军事指挥权。[28] 得项英警告，博古拟将毛泽东留在江西让项收拾，但又没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魄力，最后还是决定带毛一起上路。
渡湘江时，中共中央电台故障，与莫斯科的电报联络中断。博古、李德的权威来自莫斯科的任命。一时失去莫斯科的遥控，书生博古和长征红军中唯一老外李德顿时弱势。众高层越来越大胆地向他们发泄不满。 博古承受不住指责和暗藏杀机的威胁而一度企图自杀。毛泽东感到时机成熟，开始实施夺权计划，在行军的担架上拉拢王、张联手倒博。西逃路上，中共高层们躺在担架上行军，[29] 无疑是以众多士兵生命为代价。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提到，抬担架的士兵骨瘦如柴，一批批地倒毙于道旁，以至于士兵的人数与这些中央直属队的人数日趋接近。躺在担架上长征的事实是了解革命和革命家内心世界的钥匙。因此革命家们都会尽力掩盖这段史实。
一路上，毛泽东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造成，应开会追究失败责任的说词逐个向王稼祥、张闻天、陈云争取支持。得到王、张、陈的支持表态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放弃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改向国民党军力薄弱的贵州西进。周恩来善执行而缺乏决断魄力。从在法国被共产国际选中培养后，他一直唯莫斯科的指示是从，从未自主决策。在三人团中，他完全听命于博古、李德。与莫斯科失去电讯联系后，周恩来与博古一样感到了长征路上兵变的威胁。他虽然不善决断，但长于趋利避害，在判断力量对比后选择了倒向毛、王、张、陈代表的多数派，答应了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行止的动议。穿过老山界后，中共中央于12月12日在湘黔边界的通道县恭城书院召开了紧急会议商量去向。博、李无力否决毛泽东通过“三人团”成员周恩来提出意见，一时处于弱势。挑战博古、李德最高指挥权成功后，毛泽东乘胜继续扩大战果，一路上逐个私下说服动议再开政治局会议“追究错误路线责任”，周恩来抛弃博、李，按毛的意思向博古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的要求。博无力否决周恩来支持的动议，只好同意再开政治局会议。18日，中共中央在湘黔边界的黎平再召开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会上，张闻天、王稼祥按照毛泽东的主意向博古、李德发难，指责他们的军事领导是错误路线，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要求追究责任。按照事先约定，陈云、毛泽东、周恩来表态支持张、王，形成了足以挑战博古、李德最高领导权的多数，主导会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作出决定：放弃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黎平会议后，红军进向贵州。蒋介石命令争斗中的毛光翔、王家烈联手剿共，尽管他知道内战中的毛、王不可能去剿共。12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乌江南岸的瓮安猴场再召开中央局政治会议（猴场会议）。由于“三人团”中的博古、李德在黎平会议上已经说了不算，会议由病中的周恩来主持。会上，博古、李德坚持执行入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原计划。在多数派主导下，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拟出的意见：第一，今后的重大军事行动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决定；第二，通过《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北渡乌江到遵义一带建立黔北根据地。会后，红军渡过乌江占领了遵义。
经过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毛泽东成功瓦解了“三人团”，以“集体讨论决定”策略剥夺了博古的最高领导权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随后，毛泽东向最高领导权发起了冲击，向周恩来建议再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领导权问题。周恩来知道，自己和博、李一样，权力地位来自莫斯科的任命，在莫斯科的影响力暂时丧失时，博、李弱势，自己也一样，出头对抗多数派，对抗杀万人不当回事的毛泽东意味凶险，于是接受毛的提议，再向博古、李德提议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博、李已丧失了独裁大权，只能同意。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会上，博古作了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在其中为军事失败作辩护，强调力量对比悬殊。随后，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批评博古、李德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领导左倾错误。张从未涉足军事，只是在陈述毛泽东的意见。张报告后，毛泽东、王稼祥向博古、李德发难，并按照密谋行事，注意不指责“三人团”成员周恩来，拉周倒博。博古、李德拒绝接受毛、张的指责。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发言，反对把失败的责任全推到博、李身上。周恩来仍保持惯常作风，作和事佬，要求心平气和。一时，两派意见形成僵局，会议无法作出决议。毛泽东在暂时休会时在会下游说周恩来出面提出将会议扩大，让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在博、李与毛泽东为首的多数政治局成员的僵局中，周恩来的意见具有决定作用。博、李知道将一批非政治局委员扩大进会议意味着颠覆政治局，但长征半路没有莫斯科撑腰，无力否决周的扩大提议。
第二天，政治局会议被扩大，毛泽东提议的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等非成员参加了扩大会议。会上，周恩来先作了一番自我检讨，称自己军事指挥执行者对失败负有责任，请求中央撤他职，同时推举毛泽东出来指挥。从长征前开始，周恩来一直抱病，一切决策均出自博古、李德。此时，作为“三人团”一员的周恩来的自我检讨及承认军事失败之责实际是要求博、李对军事失败承担责任。周的讲话宣布了“三人团”解体和博古、李德最高领导权的作废。随后，毛泽东率张、王、陈及扩大进会议的军团领导人要求追究失败责任，博、李不敢否决多数意见，支持博古的凯丰等人也不敢再挺博、李，会议在毛泽东实际主导下作出决定：撤消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最高领导机构，由张闻天代理总书记，报莫斯科批准；[30] 由周恩来、朱德行使最高军事指挥权，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军事指挥方面协助周恩来；张闻天执笔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在其中给博古、李德戴上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帽子。
遵义会议决议中对博古、李德的指责谈不上什么道理。早在1933年春，共产国际就电报指示中共中央采取运动战的军事方针。[31] 蒋介石开始第五次围剿后，共产国际再致电中共中央，强调运动战的作战方针说：“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32] 执行该指示，博古、李德要求复制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中通过运动战，诱敌深入然后打歼灭战的制胜套路。然而，国民党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绝不孤军深入的策略正是针对前四次围剿中红军的套路制定，令红军的运动战术无法实施。李德退而求其次实施“短促突击”，国民党军坚持配合碉堡稳扎稳打的赛克特战术，“短促突击”也无法实施。在国民党军推进到苏区门户广昌时，博古、李德只得下令阵地防御。李德后在回忆录中指出：“我们大家完全清楚，阵地战对我们不合适”，“广昌这个本来不很重要的县城是通向苏区中心的必经之路，党的领导人无法承担不战而弃的政治责任，因此将它视为必须保住的战略要地。”[33] 在政府军吸取前几次围剿中教训，采用逐步缩小包围圈的战术，且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红军的败退是必然的，换了毛泽东指挥结果也一样。毛的博、李要求打正规战，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中央苏区丢失，犯了“左倾错误”等指责只是一种有效的夺权手段。李德晚年在回忆录中指出，遵义会议是毛泽东一路上搞宗派活动的结果。事实确实如此。项英关于毛泽东伺机夺取军权的警告说对了。从离开瑞金开始，毛泽东一路精心策划，分步实施，看准了与莫斯科联系中断的时机，利用张闻天、王稼祥对年轻同学博古的嫉妒获得了最初的支持，然后再拉陈云，再拉周恩来，通过几次会议剥夺博古、李德的领导权，推举无意掌握最高权力的张闻天接任总书记，以张的“国际派”背景来争取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结果的认可，推举缺乏军事决断能力，又抱病无力指挥的周恩来主持军事，自己作周副手掌握军权。会议的结果显示出毛泽东的眼光。他不在乎头衔，只在乎军权，相信只要军权在手，夺取党权将不成问题。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分别商量接管最高领导权事宜，让周恩来出面找博古交接。博古对苏区和红军在他领导下遭到重大损失感到痛心，而对失去最高权力却很淡定。因为，他本无个人野心，成为中共最高领袖也非他本意。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共产国际远东局派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派周恩来赴中央苏区，决定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六人在上海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指定由博古总负责，并报请莫斯科批准博担任总书记。二十四岁的博古对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甚感突然，再三推辞，强调自己年轻，不懂军事，不熟悉国情，连中央委员都不曾担。但莫斯科批准了远东局的任命，博古只好从命。来到中央苏区，他立即领导了第五次反围剿，经历了接连失败。与莫斯科电讯中断后，博古意识到随时可能兵变，提心吊胆。因此，当周恩来在遵义找他交权时，博古如释重负，坦然将中央委员会印章、中央政治局印章和中央书记条形章交给周恩来，并立即命人把文件担子挑送代理总书记张闻天处。
博古交权后，毛泽东立即走出了关键一步棋——派人去莫斯科汇报，取得斯大林对会议结果的认可。这时，博古的坦荡帮助了毛泽东。王明赴莫斯科前与博古约定，万一电讯联系中断只认潘汉年为双方联络员，别人一概不认。这一约定只有博古知道。毛泽东提出找人赴莫斯科汇报时，没有私心权谋考虑的博古向毛说明，交权不仅仅是交三颗印章和文件箱，还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共产国际不承认，会议决定的权力交接是不算数的。博古找来潘汉年，向潘交待了遵义会议的经过与结果。这时，博古若不提潘汉年，毛泽东寻求莫斯科认可的努力就通不过王明这一关。毛泽东对博古指定潘汉年为赴苏代表充满疑虑，要求派陈云同去以作耳目。张闻天接受了毛泽东的要求。于是，潘汉年、陈云中途离开红军大队，分别携带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到了上海，经宋庆龄安排去了莫斯科。
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县苟坝村召开会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成立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作为中央红军最高指挥机构。这时，病中的周恩来与全无指挥经验的王稼祥只是毛泽东掌权独断的陪衬，毛泽东正式夺回了在宁都会议上被剥夺的军权。从此，他紧抓军权再也不放，直到去世。遵义会议的策划中，毛泽东运用了两大制胜招数：其一是在休会时进行会下活动，单独谈话，个个击破，取得关键的支持，然后在复会时达到目的；其二是将会议变为“扩大会议”，将支持者“扩大”进来，绕过规定程序，绕过代表资格，表决权的限制，不按规定人数表决，使自己原本通不过的议案非程序地成为政治局决议。这两大招数所体现的都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在此后当权的四十多年中，毛泽东在权力斗争中反复应用这两招，逢政治局会议一定扩大，将非政治局委员的亲信扩大进来，在两派意见相持时休会，在会下施展非会议密谋手段，虽非堂堂正正，但在权力斗争非常有效。凭这样的招数，加上军权紧握，毛泽东在一次次权力斗争中胜出。
建国后，中共在神化毛泽东的热潮中将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说成是确立毛泽东为全党最高领袖，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中共最重要的会议。影响了一代人的《长征组歌》将 “遵义会议放光辉”作为的组歌的核心段落，在其中唱：“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 王明在回忆录中对遵义会议结果作不同评论说：“毛泽东篡改、伪造党史，他力图篡夺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和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但没有成功。”在红军的官兵记忆中，占领遵义与占领其它城市一样，只是兴高采烈地享用当地物产，并无欢庆遵义会议的记载。
云贵转圈
在1934年底的猴场会议上，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北渡乌江到遵义一带建立黔北根据地。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政治局多数认为贵州人烟稀少，红军难以生存，会议决定到四川建立根据地。会后，中央红军分三路向川黔交界的赤水北进，于1935年1月24日轻取了赤水河中游东岸的入川要冲——土城。进城后，红军战士兴高采烈地畅饮茅台酒。26日，毛泽东指挥红一军团在附近的复兴场与万余川军开战遭到惨败，损失了两千多人。随后，毛泽东以土城败仗和川军强大为由，向中央提议改变入川计划。这时，博古、李德已无权，张闻天、周恩来不作决断，政治局接受了毛的提议。随后，毛泽东指挥三万大军二渡赤水退回遵义，再三渡赤水至川南，再四渡赤水返贵州，这就是后来被中共宣传部门吹嘘为“毛泽东用兵如神”的“四渡赤水”。转圈时间长了，高层们开始质疑毛泽东坚持不入川的理由。毛泽东以辞职要挟，企图压制质疑声音，不料，张闻天当真以最高领袖身份主持会议批准了辞呈。在毛下不了台的困境中，周恩来出面打圆场，让毛泽东检讨一番收回辞呈。由于周恩来主导会议作出迁就毛的决定，大军继续黔转圈。
“四渡赤水”其实是毛泽东指挥红军在黔北兜了四个月的圈子，用意是回避入川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师。遵义会议决定北上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无疑最有利于中共和红军。但毛泽东有如下的权力斗争考虑：中央红军只有两万多的残兵败将，而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兵更加强大；虽然他通过遵义会议实际掌握了中央红军指挥权，但名义上只是周恩来的副手，并未成为正式的中央红军统帅，更非党的领袖，而张国焘是中共创始人，是中共高层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在党内、军中资历在自己之上，会师后，不管凭资历还是凭兵力，张国焘都可能成为中共和红军的领袖，中央红军完全可能被红四方面军收编；张国焘不像周恩来那样在军事上和权力竞争中缺乏自信，而是与自己一样杀人立威，紧抓军权的人。基于上述考虑，毛泽东极力避免入川与张会合。但是，他不能将自己的考虑摆上台面，又想不出不入川有什么更好的去处，于是带着红军在贵州转圈，期望在拖延中碰到好的去处或机会。
然而，在转了几个月圈子后，越来越多的将领提出质疑，毛泽东无法向众将解释为何要如此转圈。他清楚，高层们已经普遍不满，再这样转下去他的指挥权可能会被多数意见剥夺，于是决定离开贵州。离开贵州何去又是个难题，往东是退回，往西是天险绝路，往南出国是也是绝路，唯一的出路是北上入川。毛泽东决策不从大军的处境出发，而从保住自己军权出发考虑。为避入川，他决定到云南去碰运气，希望在拖延中得到张国焘被蒋介石消灭的消息，或是找到类似井冈山的地方再建一块割据。1935年4月，毛泽东率中央红军经会泽渡过金沙江，进入了云南。在云南转了半个月后，高层们都看出，入云南比在贵州转圈更加荒唐，军事将领们对转圈子忍无可忍，林彪，彭德怀以及李德公开质疑毛泽东为什么由黔入川的好路、近路不走，却指挥大军跑到云南转更大的圈子，更有人表示怀疑毛泽东率军转圈的用心。毛泽东感到再一意孤行引发兵变的威胁，不敢继续犯众怒，只好结束转圈，于5月中率军由会理北进入川，穿过了凉山彝族地区，硬着头皮去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会合。
红军西逃以来，蒋介石借追击红军打破西南各省长期的割据局面，收获巨大。随着红军进入贵州，蒋介石命薛岳率中央军进入贵阳，将黔军改编成中央军五个师，分驻各地，将贵州军阀王家烈和毛光翔免职，调任军事参议院任中将参议，任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扫除了清末以来的贵州割据状态。红军进入广西时，中央军尾随而至。有福建事变被平定的前车之鉴，桂系不敢再对抗中央，被迫执行中央的编谴决定，自我裁军。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在贵州、云南转圈时，蒋介石期望红军北上入川，好复制贵州举措，收拾四川的割据。因此，红军从云南北上入川时一路顺畅，没有战斗。
会师与分裂
1932年秋，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离开了被“打土豪”和肃反祸害到无法立足的鄂豫皖苏区，开始西征。趁四川“二刘”开战无暇北顾，红四方面军于年底翻过秦岭，进入川北，建立了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到营山、渠县，北至陕南的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入川时认为“这是一块天然的养兵、用兵之地……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长东西，山里的飞禽走兽不少，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比较好办”。[34] 入川后，中共在民生凋敝，生产力低下的川北地区搜刮十万大军和机关的庞大军需供给，很快将区内民财搜刮殆尽。红军战士后来在回忆录中披露筹粮写道：“一打、二征、三借、四买。打，就是打地主、土豪，没收他们的粮食，这是游击队的主要任务。征，就是征收义务粮。基本上按照《公粮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广大劳苦群众由于翻了身，对党和红军充满了无限的感激之情，因而纷纷献交公粮，不少人除交够公粮外，还把自己的口粮也献交出来，宁愿自己吃野菜、喝稀粥，这种情景着实感人。借，就是打借条向富有的人家借粮。买，就是用银元和苏区的票子向群众买粮。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仍不能满足前方部队的需要。当时，从北川每天要派几千人回中坝来运粮食。怎么办？好在这时正值麦熟季节，我们便采取了‘割借’的办法。所谓‘割借’，就是对富农、地主的麦子，我们组织人到地里去直接收割。参加割麦的人划片包干，规定任务，连割带打、晒，由苏维埃政府派人去收秤，然后打个借条，盖上大印，确定今后成立政府时再偿还。用这种办法搞粮食来得快。我们割了地主、富农的麦子，老百姓高兴得很……当时，江油和彰明两县人口将近30万，平均每人大约献出了30斤口粮。在这里，我们前后共筹集了900多万斤粮食。”[35]
搜刮之外，中共在川继续开展土地革命，将鄂豫皖苏区的打土豪暴行复制四川。中共的口号是“赤化全川”[36] 和“消灭发财人”，[37] “只要当过保长的都要杀掉；认定是地主、富农的也要杀掉，将中农也剥夺，使他们失去了生产积极性；把小经纪人当资本家打倒，搞得根据地商业凋敝，连日用生活物资都很难买到。俘掳政策上，要兵不要官，放兵不放官，尤其是对营以上被俘军官，杀掉不少。”[38] “红军发展到五万人，而各县难民约三万余人，啼饥号寒，望赈甚殷。到夏天，嘉陵江两岸烽火频惊，富户逃空，普通人家也出走五分之三，川北百万难民跑红（逃避赤祸）逃往成都重庆。”[39] 1933年11月，安抚委员会调查组和记者进入红军退走后的川北地区调查，将见闻发表于《商务日报》、《新蜀报》和《四川月报》。其中的《破坏屠杀远胜闯献惨伤心目罄竹难书》一文写道：“通南巴三县之文物典章经济器用，均已破碎靡遗，人民生机，丧失尽净，此其现象，近与东省之倭寇，远比明季之献贼，无或殊异”。“查通江县城，总计户口二千三四百家仅有数十家完整，未遭杀害，余无幸免，查赤匪屠杀人民，无论富绅非富绅，及文学有德之士，均用非刑处死，其最著者，城内有符孔昭，城外有吴士珍两君，系前清廪膳，品学兼优懿行堪述，家不大丰，生平无妄，全县文献，专赖主持，吴年七旬五，符年六旬二，其德寿至此，家家被抢劫，人拉数次，终不免于杀戮之苦，闻者无不痛惜伤感，再有何熙周者，当匪入城时，曾任匪部宣传员，后以智识分子，亦被杀，其他类似何者，与匪效力，未有不走狗烹者矣，甚而全家杀绝，约计城乡内外不分男女老幼以至年不满岁之孩子，其被惨杀者，二千余人，加入各乡间及由乡拉入城内惨杀者，综在一万六千以上，城内诺江公园，尸堆栉比，行政机关及富绅住宅，均窖有尸，东南西北各城门外横尸遍野，垒垒然河山变色，每堆少者六七人，多者百余具，军队未入城时不准收尸，军队入城后逃难民众归家，始组织一寻尸队，到处发掘，时间较久者，已腐烂不辨，新近杀害者尚能认识，然亦只能以木匣篾席单埋而已，最可恶者，赤匪杀人艺术多种，分大杀小杀，大杀如切瓜，小杀如杀猪鸭，大杀在白昼，小杀在夜间，又有用火烧死，冷冰死，辣子面兑水入鼻孔内灌死，又用石头木棒乱击死者，其埋人亦男女各别，故掘出之尸，男者满坑皆男，女者全是女尸，尤惨者是每女尸下体皆被刀伤”。“巴中桑园计十余坑，共杀四五百人，清江渡女学堂侧及渠之周围，大小凡数十坑，共约杀千余人，因该处设政治部，故杀人较城内为多，但所杀者大半系由别区捉来，本地又捉往他处屠杀，故每发掘出尸具，多不认识。全县已发现的尸窖据各方记载，通谓在五百窖以上，合计被杀人口在十二万以上，至城区户口全家绝口者一千八百余户，家主见杀者五千余户，花丛垭即有四十九坑之多。恩阳河方面，附近数十里中，亦杀三万余人，文治寨上，且有万人坑甚巨。”[40] “在第一次被红军占领时，约计南江全县被杀在二千人以上，但城内，仅二十余人，城内收支所文庙街河坝北城后大堂考棚等处，均埋有尸堆，此皆显著而易于发觉者”。“入城则见满目疮痍，怨声载道。共匪占据营城时，将无辜之男女老幼，黑杀约五百余人，活埋约三百余人，均埋入万人土坑中，余到北门外北观寺见挖有两处，深约二丈，宽约三丈，比时正由当道派人，将坑内尸具挖出，则见无数男女死尸，纵横颠倒，如堆砌墙壁一样，臭气难堪，人皆掩鼻叹惜，多为泪流，其中死尸，有手无足有足无耳者，有身为两段者，有缺左右耳者，有左右手无指者，有身无肺腑者，男女阴具不全者，有挖眼睛者，有拔舌者，有女子两人，又活埋一老人，胡须俱白，约七十余岁，又男童女孩亦甚多，又到县府看守所内，亦见挖有埋人坑两处，深宽同前，县府正派人将尸迁移，掘一女子，年十六七，手足俱无，有一人约三十岁左右，系乱棒打死，两乳也被割去，有一妇人怀孕约六七月是用标子由胸腹刺死的，小孩子亦同时突出”。“据一老妇人说，赤匪来城清查户口，有任公事及绅粮者，无论老少，均杀无赦，至更深夜静，乃行此种手段，又东门外，亦有万人坑一处，一二三四五坑中，所埋的人，为数不下一千人”。“据难民讲，最近赤匪杀人，更加凶残……匪区各乡村中，俱设有乡村苏维埃，同政治部，那政治部好像是鬼门关，若有不慎犯事者即捕将部考讯，凡到政治部者，十有九死，多不生还，至杀人情形，多系活刮，或用火烧，嚎啕震天，稍有良心人道者，皆不忍视忍闻，该匪等反以为嬉戏娱乐，残酷极矣，乡无辜遭此惨死者，已数百人”。“在宣汉城内及附廓者各官署公所俱有尸坑，至少数十具，多者数百具，约二十余处，人口损失在一万左右。学校操场内，发现深坑一所，内有女尸百具，皆着女学生服”。“在绥定城内如北门操场，及沿河沙坝，及前督办公署，各较大之公地，在收复以后发见尸窖约二十处，其中由数十具到百具，此外傅家湾西山等地，以及尹家祠之石门桥，文家梁，发见赤匪所埋尸之窖，约五十余处。绥定据一般估计及其已知之数而论约二万余之众”。“全川在这次兵灾中死亡人口达111万之巨。”[41] “苏区内各集镇上，冷淡萧条，赶集的人大大减少了，市场上的货物，更是寥寥无几，人民的呼声，不是疾病和死亡的哭泣，便是物质匮乏的呻吟”。[42] 经过红四方面军短短两年的祸害，川北流失劳动力60%，田地荒芜70% ，只剩下贫农，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一样，很快榨干了苏区的民财油水，到了必须转移的时候了。
1935年1月，红四方面军修好了一部电台，收到了遵义会议后新中央的电报，获悉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和巳经离开瑞金根据地，即将入川。张国焘清楚，红四方面军无法单独对抗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的联合进攻，在川陕抢劫收入迅速减少的情况下，根据地难以为继。于是他决定，去与中央红军汇合。3月底，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从苍溪渡嘉陵江西进。与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时一样，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时也展开了屠杀，保卫局奉命将关押的数千地主、富农和受到怀疑同志杀害。第三十三军为全军殿后，奉命实施坚壁清野，烧毁民房。老百姓嚎哭连天，跪求红军不要放火。被强征入伍的巴山子弟新兵不忍动手，但军令如山，只好放火，将千佛岩到威州一百七十余里内的民房全都烧光，留下一片废墟和红云崖上的巨幅“赤化全川” 石刻和无数“拥护苏联”、“实行共产主义”等红军石刻、标语。
5月，张国焘在绥靖城（今阿坝州金川县城）宣布成立自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当月底，他接到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的电报，于是将红四方面军总部移到杂谷脑（今理县政府所在地），派余天云、李先念率红三十军西进迎接中央红军。6月12日，红一、四方面军前锋部队在懋功(今小金县)会师。6月14日，两军高层见面。四方面军在关帝庙里举行了欢迎大会，以大碗鸡肉、猪肉、牦牛肉、熊猫肉和土酿青稞酒款待中共中央领导层，并向中央红军提供了大量粮食、盐巴、炊具等物资装备，还调拨几千人给中央红军补充兵员。短暂欢聚之后，双方的紧张关系显现。为避免磨擦，两军相隔几十里安营。
6月26至28日，两路红军高层在懋功两河口镇（小金县城北70公里）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两河口会议）。中央红军方面在政治局中占有多数，主导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拟定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其要点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进，经甘北宁夏北进向外蒙古去获取苏联援助；一、四两方面军统归中央军委指挥，任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这时的中央红军是一万多衣衫褴褛的残兵，而张国涛、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是八万强兵。张国焘对中央红军挟政治局多数优势指挥四方面军的安排不满，但下不了对中央红军用强的决心，在会后不情愿地率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共同北进。张的手下对追随中央红军残兵败将的安排不满，两军会师之初的亲密关系不再，发生发生互相谩骂，四方面军的官兵称一方面军是叫化子部队，一方面军称四方面军是军阀部队，“四川跑出来的土匪”，接着是互相抢粮、抢枪、打人，甚至发生了武装对峙的摩擦。
7月5日，张国焘在杂谷脑召开了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杂谷脑会议）。会上，他指责毛泽东的北进的方针是“逃跑主义”，指责“两河口政治局会议是一个早已策划好的阴谋，是毛泽东这位土游击专家和张闻天、博古等留俄派联合起来不将四方面军当作自己人，意在控制我四方面军”，“他们丢掉了中央苏区，把中央红军也搞得来只剩下万把人，难道这仅仅是一个军事路线的错误就能够解释的吗？造成中央红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四方面军将领们一致认为，现在四方面军人多枪多，向中央红军提供给养，岂有被一方面军收编之理，一致反对一方面军挟中共中央以上级自居指挥四方面军。更有将领提出应当果断收编中央红军。7月18日，陈昌浩代表四方面军将领致电朱德，提出由张国焘任中央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给予军委独断决行之权；[43] 追随张国焘的中共川康省委也致电中央要求由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
收到红四方面军和川康省委的电报后，中共中央于7月21日至22日在黑水县泽盖乡芦花村举行了有红四方面军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芦花会议）。毛泽东利用一方面军在政治局中的多数优势主导着会议，对红四方面军关于分享领导权的要求作出一定妥协，免去周恩来的红军总政委职，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同时主导会议通过了他的《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和一、四两方面军混合整编的方案。混编方案内容为：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四方面军的陈昌浩、周纯全任总政治部正副主任，刘伯承任总参谋长，成立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分别任总指挥、政委、参谋长的前敌指挥部，一方面军一、三、五、九军团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四方面军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的番号依旧不变。多年后，张闻天夫人刘英在回忆文章中披露毛泽东的权谋说：“恩来同志发高烧，病中仍为此事烦心。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说得很具体。毛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位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44] 毛泽东安排张国焘取代周恩来任红军总政委，安排病中的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可谓一石数鸟的权谋：在军权方面向张国焘作一定妥协，将红四方面军分拆，剥夺了张国焘部分指挥权，还降低了周恩来在军中的地位，为自己摆脱周恩来助手地位作好了准备。
红军北进到卓克基时，张国焘命红四方面军停止前进，向中共中央发出了措辞强硬的电报，要求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增加红四方面军九人入政治局（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八人），要求中央红军全面检讨错误，实际迫中央交出红军最高指挥权。8月4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沙窝会议），不顾张国焘、陈昌浩的反对意见，重申两河口会议决定的中央军委对两路红军的领导权，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否决了四方面军九人进政治局和张国焘掌握最高军事指挥权的要求，只同意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同时通过了毛泽东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和《夏洮战役计划》。前者体现毛泽东的权谋，要点是分拆红四方面军，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从卓克基经阿坝北上，利用朱德的声望牵制张国焘，使红四方面军将领难以轻举妄动；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从毛儿盖攻班佑，党中央机构随右路军行动；后者要点是北上靠近苏联去接受军火。张国焘、陈昌浩未敢在会上拒绝政治局多数的决定，接受了毛泽东制定的会议决议和计划，实际是接受了红四方面军被分拆。会后，红军按照《夏洮战役计划》，分成左右两路分头北进，经甘肃的夏河、洮河去“接通苏联”。
北进中，中央机构和右路军经班佑穿过大草地北上的路极为险恶，而张国焘所率左路军的北上路线是一条坦途。毛泽东意识到这样走的话张国焘将率先进入苏联控制区，获得苏联的接应，可能被斯大林任命为中共新领袖，于是说服张闻天同意，于8月20日在毛儿盖再召开没有张国焘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决定改变沙窝会议决定的左右两路北上的计划，作出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要求张国焘率军跟随中央机构走。会后，毛泽东以中央名义电命张国焘率左路大军向右路军靠拢。
张国焘拒绝接受红一方面军控制政治局推翻原定路线的决定，召集四方面军干部会议，决定“审查中央路线”。这时，毛泽东安排朱德任左路军总指挥的权谋奏效。在张国焘要“审查中央”时，声望崇高的朱德表态拥护中央，使四方面军将领陷入意见分歧，无法达成对一方面军用强的一致意见。在四方面军众将分歧、犹豫中，张国焘无法作出对中央用强断然决定，只得服从毛泽东的电令，率左路大军向右路军靠拢，跟在右路军后面走。
进入草地后，左路军陷入困境，野菜、灌木被前面的部队吃光、烧光，大军没柴烤火，士兵患上脚病，行走困难，部队越走越慢。张国焘意识到跟在中央红军后面走草地是在走入绝境，于9 月初作出决断，命左路军停止北上，掉头南下过冬，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电令陈昌浩与徐向前所部右路军也停止前进再定行止，并再次致电中央，提出南下川康天全、芦山、道孚、丹巴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毛泽东复电否决了张的计划，坚持要求张国焘率左路军跟随北上。9月8日、9 日，张国焘两电陈、徐，命二人率所部南下与左路军会合。陈、徐决定奉张国焘之命，停止北上。毛泽东见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服从张国焘的命令，感到处境危险。
9月9日夜，毛泽东率中央机构和中央红军残部（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脱离右路军不辞而别，单独北上向甘肃急进。第二天，红四方面军前卫部队向陈、徐报告：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不知去向，只发现被抛弃的数百伤兵。陈、徐致电红一方面军不见回复，四方面军众将领们认为红一方面军是叛逃，请求追击。陈、徐否决了追击请求，遵张国焘电令，率三万多右路红军掉头南下，再走入大草地。当天，张国焘召开红军将领联席会议商讨如何应对红一方面军出走。会上，四方面军将领对毛泽东率军不辞而别群情激忿，原一方面军红五军团和红十二军的将领们也一致谴责毛泽东和中央的行为是制造分裂。会议决定，推选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等人组成新的临时中共中央，是为中共党史所称的另立中央事件。
乘夜逃跑后，毛泽东与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会合，然后北进。由于蒋介石放行，红军除在川甘边界的腊子口遭遇冷枪袭击外，一路通畅。9月12日，毛泽东在甘南俄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俄界会议），在会上作了《关于张国焘的右倾分裂错误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议决定，以最快的速度北进苏联去获得支援。会后，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进，并以中共中央名义电令张国焘“即率左路军向巴西、班佑开进，不得违误”。9月27日，中共中央与红一方面军到达了甘肃通渭县榜罗镇。在那里，中共中央见到了久违的报纸，意外地获悉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高岗率领的陕北红军会合，占领延安、延长、保安、安塞、靖江五县，于是召开了高层会议（榜罗镇会议），决定改去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合。
陕北红军也是共产国际所创建。1925年，苏俄扶植冯玉祥，前提条件是派共产党人编整、控制国民军。国民军占领西安后，苏俄在西安、包头、银川、兰州等城市开办了“中山军事政治学校”等十多所军事学校，培养了8000多听命于苏俄的军官。“八七会议”后，共产国际发动了清涧等暴动，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将游击支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随后再将同盟军改编成红二十六军，组织成立了习仲勋为主席，刘志丹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并在红二十六军之外再建立了红二十七军。
榜罗镇会议后，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西保安吴起镇（今吴旗县城），与徐海东率领的陕北红军军会合。急需陕北红军支持的毛泽东了解到陕北根据地仍在执行共产国际指示肃反，立即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为代表，奔赴瓦窑堡接管中共陕甘保卫局，下令停止肃反，释放被关押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杨森、杨琪、马文瑞等一大批中共陕甘领导人和红军将领。随后，中共中央落脚陕北。
斯大林选定毛泽东
1935年9月，潘汉年、陈云到了莫斯科，向王明汇报了遵义会议的情况。王明见到潘，知道博古本人认可了会议结果，认为由国际派张闻天接任总书记可以接受，将遵义会议的结果报斯大林批准。斯大林敏锐看出，长征半路上挑战莫斯科权威的政变非张闻天、周恩来所为，背后主谋应是敢于自作主张的毛泽东，目前中央红军真正的领袖不是张闻天或周恩来，而是毛泽东，派潘汉年来汇报应是毛的安排，毛是在寻求对遵义会议结果的认可。
建立中共以来，斯大林一直在提拔毛泽东。共产国际大员马林不喜欢具有独立政党意识的陈独秀、张国焘，欣赏不讲教条，支持钻入国民党内夺权的毛泽东，斯大林同意马林的汇报，对毛泽东有了最初好感。北伐战争期间，斯大林对毛泽东积极推动暴力农民运动，为杀地主叫好的表现非常满意。国民党清共后，毛泽东独断敢行，率军脱离必败的暴动，上井冈山落草，建立了红色根据地，为斯大林有了个反击托洛茨基对中国政策指责有了个证据。于是，斯大林在中共六大上指定缺席的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从此，毛泽东的名字开始在苏联共产党的机关报《真理报》上频繁出现。中东路战争后，斯大林指示中共开展肃反，毛泽东率先大规模屠杀异己。斯大林赞同杀人立威，驳回苏区领导人对肃反屠杀的投诉后，拍板支持毛泽东，任毛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1932年，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根据投诉对毛泽东肃反中滥杀无辜展开批判，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斯大林感到毛泽东仍然有用，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前将毛泽东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政治局委员，指示在莫斯科出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单行本和题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的毛泽东文集。长征前，项英多次向博古警告毛泽东正在进行私下活动，目的应是伺机夺取军权。博古知道斯大林欣赏毛，没敢将毛留下来让项英收拾，不情愿地带毛长征，结果项英的警告应验，毛泽东在长上发动政变夺了权。斯大林知道，而张国焘率领着一支更强大的红军，张与毛的两支红军呈一山二虎之势，有必要在毛、张之间确定谁为中共领袖。对于张国焘，斯大林早有不满。斯大林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不喜欢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不是无产阶级。在建立中共时，斯大林与马林一样，对张国焘、陈独秀表现出来的独立政党意识极为反感。因此，他要求从工农中选拔共产党领袖，指示由工人出身的党员主导中共六届新中央，将张国焘排除出了中共领导层，并将张留难在苏联反省了两年多。虽然张在苏联一再表态驯服，但斯大林对张没有打消疑虑。此时，在毛、张之间，斯大林选择了毛泽东，批准了遵义会议的结果。
王明并不清楚斯大林在毛泽东和张国焘之间所作的选择，还以为斯大林选定“国际派”张闻天为中共最高领导权。可以想象，王明若早知夺博古权的是毛泽东就不会那么痛快地将遵义会议的结果上报斯大林了。不过，王明怎样向斯大林进言不具决定意义。无论王明怎样报告，斯大林都会选定更加不择手段、更加残酷无情的毛泽东。理由很简单，斯大林自己因此而胜出，他也会为中共作出这样的选择。根据斯大林的决定，共产国际派林育英即赴陕北，传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方针及对遵义会议结果的认可。
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张国焘与毛泽东一样清楚，谁能取得最高党权、军权胜出取决于斯大林的认可。张国焘自信以中共创始人资历及红四方面军实力，获得莫斯科的认可不成问题。但是，他漏了一招，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及早派代表赴莫斯科寻求认可。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后，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白莎寨）宣布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的党籍。1935年12月5日，张国焘致电张闻天，通知新的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已经成立，要求原中央改称北方局，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张不知道，林育英已经带着斯大林批准遵义会议结果快到陕北了。
12月中，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听取了林育英传达莫斯科对张闻天、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的认可，以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12月22日，林育英以个人名义致电张国焘，表示赞同张召开中共七大的提议，建议把一、四方面军的分歧交共产国际或中共七大裁决。[45] 张国焘复电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46] 1936年1月16日，林育英二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过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 [47] 张国焘复电质疑：“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为何不将国际决议直告？”[48] 林育英三电张国焘、朱德：“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49] 与此同时，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宣布“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林育英代表莫斯科的来电在红四方面军中传开，极大地打击了张国焘的权威。张国焘决定一搏，对林育英和中共政治局的电报置之不理，率军南下，并电令陈昌浩率编入右路军中的红四军、红三十军以及原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南下与他会合。
中央红军入川时，川军没有死战，只想驱赶红军离川。如今，红四方面军返回四川想再建红色根据地，川军决心死战保卫家乡，川人深怕红军再来祸害，积极支援川军作战，众志成城。重新入川的红四方面军经过北上、南下，两次走草地折腾疲弱不堪，严重减员，士气低落，被川军大败，人马损失过半，余部在川流窜几个月无法立足。建立根据地割据一方的计划破灭，张国焘只好承认没有苏联支持的红军没有前途，于1936年6月致电林育英表示服从共产国际，取消另立的中共中央，率红四方面军北上，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在国民党军围剿之下于1934年11月由湖南桑植北上。毛泽东得知张国焘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赶紧下令将红二六军团升格为红二方面军，使之与张的红四方面军平起平坐不受张国焘节制，并强调莫斯科已经认可他主导的中央，要求贺、任听命中央。
长征结束
1936年7月，红四、二两方面军会师甘孜，然后继续北上陕北。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甘肃会宁，长征结束。在毛泽东、张国焘分而再合的尴尬中，林育英出面作和事佬，保安赶到宁夏同心县城，以共产国际代表名义迎接张国焘、朱德和红四方面军，陪同张国焘体面地到达保安。至此，中共和红军取消了分裂，重新团结在了共产国际的旗下。几年后，林育英在延安病故，毛泽东亲为林执绋并题写墓碑，以感谢林在关键时刻来到陕北传达裁决，代表莫斯科匡扶之恩。
经莫斯科裁决认可毛泽东、张闻天的中央，张国焘号召力衰落，他的红四方面军八万强兵在三走阿坝大草地后剩下四万残兵，从此无力再挑战毛泽东。有人说，两河口的张国焘对毛泽东如同鸿门的项羽对刘邦，因为不忍和“妇人之仁”而走向失败。这种比喻不准确。项刘背后没有操纵者，而张毛对决胜败不取决于二人或王明，而取决于斯大林。斯大林不喜欢张，即使张在两河口采取军事行动将中央红军收编也没有前途。
不仅毛、张领袖之争结果不取决中共，红军长征能顺利到达陕北也不取决于毛泽东如何领导，而主要取决于苏联的影响力。在日军华北压迫，全面抗战随时爆发的形势下，蒋介石与当年的李鸿章一样，有了“联苏制日”的想法，于是决定不歼灭红军，只把红军赶到西北边远地区，以留下联苏通道。另外，蒋介石还有不能明言的考虑。那就是他想救儿子回国。他知道，如果坚决消灭红军，他扣为人质的儿子就会在苏联消失。解密后的俄罗斯档案显示，蒋介石在红军长征期间通过各种渠道多次与斯大林作交易，图以红军的生存换回他的儿子。[50]
红军长征能到陕北的另一决定因素是蒋介石与西南军阀斗法。蒋介石要借追击红军之机扫除西南割据；西南诸省则各自保存实力，既不想与红军开战，又不想向中央救援，只虚张声势地打几枪应付中央政府，实际礼送红军过境，甚至送大洋，送补给以让红军尽快离开地盘。蒋介石利用追剿红军收获巨大，迫走了贵州军阀王家烈，迫使云南军阀龙云和四川诸军阀服从中央，为西南日后成为抗战大后方奠定了基础。他在峨嵋训练团对川、滇、黔三省各级干部演讲表达为抗战作准备的考虑说：“哪怕失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失地，复兴国家”，反映他利用剿共经营西南的意图。
了解了斯大林、蒋介石之间的交易就会明白，影响几代青年的“突破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飞夺泸定桥”、“腊子口战役”等等系中共宣传部门编造的故事。红军长征是平安走过来的，在泸定桥、安顺场、腊子口等地都没有战斗，因此红军将领们的回忆录中关于“飞夺泸定桥”、腊子口战斗的记载互相矛盾，漏洞百出，编造痕迹明显。几十年后，人们在红色旅游中才知道，没有木板的铁索桥并无可能爬过，“十八勇士冒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等长征战斗故事系虚构，五百米高的腊子口峭壁根本无法攀援。多年后，英国作家李爱德和马普安在亲身重走红军长征路后指出：“出于自身的需要，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歪曲了长征故事。毛泽东的作用被神化了；好象整个长征中，就是他一人在挽救红军，瓦解蒋介石的重重封锁。毛泽东夸大了长征的距离，实际路程可能还没有二万五千里的一半。”[51] 需要说明的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中有一大部分是毛泽东为避免与张国焘会师而带着红军在贵州、云南兜圈子的冤枉路。林彪在长征中就对毛泽东率军在云南兜圈子提出质疑，直指长征是 “一场败仗后的溃逃”。[52]
九一八事变两个月后，中共成立了以推翻国民政府为宗旨苏维埃国，与日军形成了对国民政府的南北夹击之势。在日军压迫中国的华北事变期间，红军完成了长征，但不是“北上抗日”，而是去西北边境“接通苏联”获取军火，继续致力于推翻准备抗战的国民政府。在大敌当前之时，站在国家民族立场而言，红军长征是不义的，是苏俄祸害中国的一个篇章。
建国后中共大力宣传红军长征艰苦卓绝，靠吃野菜，草根完成长征，而隐瞒了高层们躺在担架上长征的事实。一些老红军回忆录显示，红军在长征途中吃得不差，至少高层吃得不差。老红军李一氓多年后在谈饮食的文章中写道：“1934年秋天，开始了长征。一路上，有时供给好，有时供给不好，这主要看地区了。湖南、四川都不错，广西、贵州、云南差一点，当然更差的是川西北和甘肃。长征的路线大半是产米地区，每天每顿都是米饭。有时想办法换口味，假如寻到猪油、面粉，又能从老百姓家中借得平锅，就自己做锅贴。我们都是南方人，不知吃水饺是件大事，无论如何，一样的材料，一样的做法，经过煎烤，锅贴比水饺香。愈做手艺愈纯熟，我们的锅贴甚至出了名。过云南宣威时，弄到大批火腿，可惜的是炊事班把它剁成块状，放进大锅，掺上几瓢水，一煮。结果火腿肉毫无一点味道，剩下一大锅油汤。有的同志很精，申明不向公家打菜，分一块生火腿，自己拿去一蒸，大家这才知道宣威火腿之所以为宣威火腿也。在这点上，肖劲光同志收获甚大，他的菜格子除留一格装饭之外，其他几格全装了宣威火腿。生活最苦的一段当是在川西北的两三个月。那时把口粮包干了，不开大锅饭，每人分的口粮规定吃五天，实际上我两天半、三天就吃完了。准备大饿两天。可是天无绝人之路，行军到一个地方，有村落，地上有新的豌豆苗，有萝卜干，还找到酥油，即牛奶油，我分得一大茶杯，这可救命了。吃了黄油，不禁精神抖擞，我相信它的营养价值极大。那时，董必武同志同我们一路行军，有个同志送他半只野羊腿，他知我们有点烹调本事，就交给我们做，讲明平均各分一份，我们当然乐意接受这个小任务。冲过腊子口之后，进入甘肃。有一晚在甘肃临洮县属的哈达铺，几个人合资共得银元一枚。我们遵从这里回族的风习，杀羊的事请卖主照规矩办，有个方向问题，我们全不懂。羊皮归卖主，我们只要羊肉，所以价当如此。我们几个人把羊分为若干种做法，当然有羊肉锅贴。只须一顿，我们几个人当晚就把一只整羊消灭了。”[53] 老红军何涤宙记载，红军将士在遵义十几天中的主要活动是下饭馆，做皮衣，打篮球，跳舞联欢。[54]
长征红军不错的物质生活背后是沿途人民的深重灾难。从古至今，远征大军一路上解决军需无非靠抢劫，红军长征更是如此。苏俄对中共的援助主要是军火，红军离开苏区时所带的金银、大洋、烟土均是打土豪、打周边、打漳州城抢来的。上路时携带的盘缠对于浩大的长征军需来说是杯水车薪。大军必须一路席卷民众钱粮才能继续前行。红军每到一站，总是占据村镇中最好的房子，逼村民交出银元、粮食、用品、草料，将当地资源尽量享用，并将剩余钱粮席卷而去。就掠夺百姓维持军队而言，红军的作法比历史上的流寇更加残忍。例如，长征红军到云南某县，县长将红军认作了国军，率领当地绅士百多人迎接。毛泽东也就将错就错，吩咐他们备好粮食军饷，安排民夫、向导。休整后离城开拔时，毛泽东下令将这一百多人全部杀掉，并说：“如果敌人都像云南那个县长那么蠢，中国革命早成功了！” [55]
红军西行路上人烟越来越稀少，粮食越来越短缺。数万红军通过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抢劫就空前残忍。在藏区，红军为了生存和行军抢走大部或全部粮食，屠杀部分或全部牲畜，甚至连田里未熟的青稞也大量割走。少数民族区多不是农业区，村民存粮不多，气候恶劣，被红军抢走粮食、牲畜的农牧民难免冻饿而死。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人说，那个时候吃了藏民百姓的东西，有的留了钱，有的留了借条。不过据我所知，绝大多数情况都不是这样的，因即使想留钱，我们那时候也没多少钱。有的人倒是留了条子，说是以后还，可谁都明白，这是‘老虎借猪，一借不还’。以后，那是什么时候啊！后来有的干脆连条子也不留了。哪里还还，不可能还了。所有的部队都一样，见到了就吃，找到了就拿，把藏民的东西吃光，既不给钱，也不留条子。” 采访了几十位长征老红军的孙淑芸在《长征》一书中披露，红军长征时与藏民交战的次数远多于与国民党军交战的次数。真正的战斗不是对军队，而是对民众或村民武装。革命家们都会自觉地隐瞒红军长征一路抢劫的实情，只说长征一路播下革命的种子，最多只说亏欠藏民，但不会为残忍抢劫忏悔。因为，像龚楚那样反对烧杀抢掠的红军将领早就离开革命队伍了。至今，藏民中仍传承着对长征红军的仇恨。
第 25 章 建设与备战
整顿财税
1922年，中国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了关税自主的要求。列强各国同意中国关税自主，但要求撤销各地重复征税的厘金关卡。厘金制度始于太平天国之乱。当年，清廷无力剿灭太平天国匪患，靠湘军去镇压，允许湘军设卡收取厘金（千分之一，即一厘）自筹战费。匪患被平定后，厘金制度没有取消，反而蔓延。各路军队看到如此来钱容易，纷纷效仿，在全国水陆交通要冲遍设关卡，敲榨勒索过路商民，祸害社会。辛亥革命带给中国的一大祸害是军队倍增，收取买路钱的厘金关卡倍增。林立的厘金关卡成为中国经济领域里的首害。列强提出取消厘金的要求合理，是引领中国走向文明进步的建议。
在1925年的关税特别会议上，中国政府承诺于1929年1月1日以前裁厘，会议通过了中国关税自主案。段祺瑞政府宣言裁厘无疑正确。但厘金制度并非是单纯的经济弊端，其背后祸根是泛滥的军队和军阀割据。厘金是各省地方军阀的重要财源，军阀割据局面不改变，政府的裁厘宣言只是一纸空文。1926年4月，段祺瑞政府垮台，关税会议案就此搁置。这时，苏俄扶植“南北二赤”使全国军队数量与厘金关卡再度翻番，全国厘金关卡遍地，“无物不税，无地不税，一物征之于甲省者，复征之于乙省；而省内厘卡林立，重迭课征”，货物流通和社会经济发展被窒息。
南京国民政府与段祺瑞政府一样推动裁厘与关税自主，外交部向各国宣布，所有不平等条约未满期者应行重订，旧约满期、新约未订者，依临时办法处理。美国率先承认中国关于关税自主的原则，同意与中国另订新约，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与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在北平签定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在美国带动下，到1928年底，德国、挪威、比利时、丹麦、荷兰、葡萄牙、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相继承认了国民政府和中国关税自主权（日本要求中国承认无担保的西原借款才与中国签订新关税条约）。为配合关税自主的新关税税则实行，财政部于1928年12月在南京召开了苏、皖、浙、闽、赣五省裁撤厘金、实行新税制的会议，推行裁厘改“特种消费税”。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开始实行《海关进口税税则》，以按进口货物不同类别等级实行的差别关税代替进口货物不分种类一律值百抽五的均一关税。裁厘后，商品流通显著通畅快速，各地政府还节省了厘卡的行政开支，工商业者普遍欢迎，但造成财政收入大幅减少，国民政府只好开征“统税”作为“中央国税”。裁厘改税，提高关税，设立中央银行等整顿财税金融举措对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步显现，1928至1931年，中国新设立的厂矿企业662家，资本总额2.5亿圆，发展速度超过了欧战期间民族工商业的黄金时代。
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
1919年4月，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Y)应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中国教育文化界知名人士的邀请来华讲学。杜威特别关注教育领域，提出了“经验就是生活”，“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新型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杜威、胡适师生的推动下，美国朝野积极捐款资助中国平民教育运动。
1923年8月，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北平成立了资助中国平民教育的专门机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聘请晏阳初等一群留美学人任职平教会，负责主持该基金会的资助项目。1926年，平教会选定河北定县为平民教育实验区，晏阳初提倡“博士下乡”，并身体力行，举家迁往农村，许多留学归来的博士、硕士同事也放弃大学教职来到农民之中，探索农村建设、民族自强道路，由此开启了中国乡村平民教育运动。
晏阳初认为：中国的教育须担负改造社会和人民的生活的责任。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是农民，大部分文盲在农村，普及中国平民教育，应当到农村里去。他提出以文字教育、生计教育、公民教育和健康（卫生）教育（四大教育）来医治“愚、穷、弱、私”四大问题。具体办法为：
以文艺教育救“愚”：通过学习文化、艺术教育和普及科学知识开发民智。平教会编写了备受欢迎的“千字课”等600多种平民读物，选编了包括鼓词、歌谣、谚语、故事、笑话等60万字的民间文艺资料，搜集民间实用绘画、乐谱等，组织歌咏比赛、农村剧社，举办各种文艺活动。
以生计教育治“贫”：进行农业科学研究，举办实验农场，改良猪种和鸡种；对农民进行“生计训练”，如农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科学养猪、养鸡、养蜂，组织农民的自助社、合作社、合作社联合会，开展信用、购买、生产、运输方面的经济活动。
以卫生教育救“弱”：卫生教育内容包括保持个人、家庭及周围环境的清洁，防治传染病，改良习惯；还包括创建农村医药卫生制度，村设保健员，联村设保健所，县设保健院等乡村建设的内容。1934年，平教会在定县全县建成乡村保健系统，让农民每年人均负担大洋一角，享受基本保健。这一系统在控制天花流行，治疗沙眼和皮肤病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以公民教育救“私”：平民教育应将识字教育和公民教育相结合，培养人民的公共心与合作精神。
定县平民教育的探索引起海内外各界的重视，晏阳初与杜威、爱因斯坦一起当选为“全世界为社会贡献最大十大名人”。他说：“我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一个产儿。我确是有使命感和救世观；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我是革命者，想以教育革除恶习败俗，去旧创新，却不主张以暴易暴，杀人放火。”美国朝野对中国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的支持没有因抗日战争中断。1948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的《援华法案》特别规定，援助款项的10%用于中国农民的乡村建设方案，美国称此条款为“晏阳初条款”。
平民教育救国的另一探索代表是儒家学者梁漱溟。他探索以儒家传统引领乡村建设的民族自强之路。他反对西方思想，认为近代中国农村凋零的根源在于儒家传统道德被败坏、农村社会的失序和中国文化的失调，中国改良和乡村建设的出路在于发扬儒家传统道德伦理，重建儒家的“伦常关系”、“伦理本位”，通过“孔孟之道”代表的儒家道德复兴农村，实行“乡治”。1929年，他在河南辉县百泉村创办河南村治学院，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且身体力行，亲自到乡村去考察研究。1930年，梁漱溟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所作了题为《中国问题之解决》的演讲，提倡改良，反对搞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提出要想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有一种农民运动来替代。他的乡村建设号召得到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响应，也得到了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1931年，梁在韩的支持下在山东邹平县创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以邹平、菏泽两县为实验区，推广其乡村建设理论，探索通过乡村建设改造中国之路。他以北宋《吕氏乡约》为范本，以乡约的形式推行儒家伦理教化，以“乡农学校”作为实行乡村建设的自治组织，继续清末民初地方自治运动，提出以村学代替以往的乡公所，乡学代替区公所，在对乡民实行教育，让乡学担负行政管理的责任。他的乡村建设实践得到了国民政府的肯定。
平民教育运动中的一个跑偏案例是陶行知和他的晓庄师范。接受美国民间资助，陶行知于1928年在南京城郊成立了一所将教育与劳动结合的试验学校——晓庄师范，组织师生自己动手建校舍、图书馆，开荒种地、烧饭、盖草房、说书、演戏、办农民学校和“联村自卫团”。陶行知提出了生活教育论。其中三大主张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经传媒介绍，陶行知和晓庄师范的影响渐大，前来参观考察者中包括蒋介石、吴稚晖等国民党政要和美国著名教育家克伯屈(WILLIAM HEARD KILPATRICK)教授。经过克伯屈教授介绍，陶的教育探索斐声海外。但是不久，陶行知抛弃教育救国的初衷，加入了共产国际外围组织“中国自由大同盟”，变身外围俄党，将晓庄学校办成了中共上海地下党散发反政府传单和破坏京沪交通的颠覆据点。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勒令该校停办，通缉陶行知。
探索通过乡村建设救国的最成功范例是山西的村政建设和模范省建设。清末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县以下的城镇乡为地方自治团体，播下了基层地方自治的种子。1918年，阎锡山在督军兼任省长任上继承清末的地方自治未竟之业，推行“村政建设”，在村一级推行自治，主持颁布了山西省《村编制现行条例》和《各县村治简章》。前者规定在村下设闾，以二十五家为闾，设闾长一人，满五十家则设闾长二人，人口多的村子闾数增加；后者规定村长、村长副资格为：朴实公正，兼通文义，年三十以上，无不良嗜好，有一千元以上（村长副五百元以上）不动产者；规定村长、村长副由村民推举，县知事选任，报省道公署备案；另外还规定村长代行警察职务。
联省自治运动中，阎锡山提出“行政之本在于村”的村政建设理念。他指出：“一省以内，依土地之区划，与人民之集合，而天然形成政治单位者，村而已也。村以下之家族主义失之狭，村以上之地方团体失之泛，惟村则有人群共同之关系，又为切身生活之根据，行政之村舍此莫由”，[1] “在中指出：“欲使人民从事于民治之练习当如何，实行民治主义之村本政治而已。村无活体之组织，民即无施治之实际。村禁约，村宪法也；村公所，村行政也；息讼会，村司法也；保卫团，村武力也。此活体之组织也。试行此种种者，即民治之练习也。但此尚是少数人，如欲使村中全民练习，非实行村民会议不可。”[2] 他要求实行民治，“让好人当政”，拒绝“党人当政”，依靠乡绅而非依靠党人，通过教育和公共道德由上而下推行地方自治，由村民自己商量出办法，而不是由外部强加，以达到乡村复兴。他在《五台县河边村，村政十年建设计划案》的序言中写道：“日前余归家省亲，村长李君复天，持其编就之河边村政十年建设计划案，请阅于余。余正以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业经脱稿，县村计划案亟待分别编拟，尤应赶速编拟村计划案，以为编拟县计划案之张本。因见其所拟，政治经济，相辅并进，尤以经济方面，就本村实况，虽迁就现状，规定增进生产之普遍办法，而纲举目张，应有尽有。各项章则，尤大致齐全，苟能确实循序进行，不难日起有功。兹为全省各村编拟计划便利计，将河边村计划案作为榜样，印发各村，以资各自编定计划案之参考，所望全省各村，分别各就本村实况，就应兴应革，编拟十年建设计划，并脚踏实地，照所定计划确实办理，将来村建设必能有成也。”
在阎锡山领导下，山西省颁布了《改进村制条例》，要求设置村公所、村民会议、村监察委员会、息讼会、保卫团等机构，在省长公署内增设村政处，全省划分为十二个考察区，每县加派整理村范员一名，专门办理和考察村政。在军阀混战，南北分裂背景下，山西省奉“闭关自治”，村政建设按部就班，大力推行“六政三事”：水利、蚕桑、种树、禁烟、剪发、放足和种棉、造林、畜牧，省署颁行了《县地方设区暂行条例》、《人民须知》、《家庭须知》、《村禁约》，推动乡村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自治机构，对贩卖和吸食毒品、窝娼、聚赌、偷盗、斗殴、游手好闲、忤逆不孝等坏人进行感化教育和处罚；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随着村政建设稳步推进，山西的乡村普遍制定了名为“村范”、“村禁约”的村规民约。“村范”为村民的言行规范，“村禁约” 按各村习惯，自行规定的村法。其中通常列举禁止事项，如禁女子缠足，禁毁坏树木，“某某村公议禁约如下，不准贩卖金丹洋烟，不准聚赌窝娼，不准打架斗殴，不准游手好闲，不准忤逆不孝，不准儿童无故失学，不偷窃田禾，不准毁坏树木，不准挑唆词讼，不准缠足，不准侵占别人财产”等等。阎锡山评价村政建设的上述举措指出，“村范”与“村禁约”相辅而行，以村范开其先，以禁约善其后，这样“既足补法官检察所不及，又可省警察渗设之繁费”，并能收到“坏人者畏社会制裁之力，日见其少”的效果。
阎锡山故乡的《河边村组织暂行章程》是山西村政建设方案的典范。该章程类似村的宪法，强调对权力的制约，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西方宪政理念。其中规定，村民大会是村的最高权力机关，下设家长会议，闾邻居民会议，闾邻长会议、村公所，调解委员会，考评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保卫团及公安团，经济建设董事会等基层自治组织。章程还规定，村民大会的权力由村民推选出的监察委员会制约，凡常住村中之士绅，年高望重能主持公道者，皆得当选为监察委员，但现任村公务人员不得任监察委员。邻长闾长村副监察委员之任期，均为一年，并得连选连任。一闾之事，由全闾居民会议解决。一邻之事，由全邻居民会议解决，但不得与村务会议之决议案抵触。监察委员会设委员五人，掌管纠察弹劾审计事项，监察村公务人员溺职等行为，初审村预决算，审计村财务事项。村财政收支及事务执行有不正当时，监察委员应提出弹劾于村民大会。监察委员有探询村公所所处置之一切事件经过及列席村公所会议之权。[3] 比较阎锡山的山西模范省建设和陈炯明的广东模范省建设可以看到，二者均强调民间自治，基层自治，依靠乡绅，即依靠有财产、学识、有责任心的好人，反对依靠政党、党人，强调基层人民自己管理，制定民约，除恶扬善，专注发展经济，注重教育。在阎锡山主持的1917年到1927的十年山西发展黄金时期，山西省在中国历史上率先构建了县以下的区村闾三级行政网，全省呈现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的良好局面，成为当时享誉全国的模范省，吸引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
国民党统一全国后，阎锡山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将山西村政建设的模式向全国推广。接受阎锡山的建议，参照山西和江苏作法，国民政府于1928年9月公布了《县组织法》，其中规定，县以下实行四级制：县下划区，区下设村和里，村里下编闾，闾下编邻。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确定地方自治之方略及程序以立政治建设之基础案》，要求在1934年底前完成全国的县级自治。学习山西经验，云南、浙江、江苏等省也推行了村制。
陈炯明、张作霖之爱民表现于热心教育，阎锡山也一样。模范省建设中，山西的教育事业也是全国的典范。阎锡山从三个方面入手启迪民智，一是普及国民教育，二是创办职业教育，三是推行以改良社会风俗、开通知识为宗旨的社会教育。他主持颁布了《山西教育计划进行案》、《山西省实施义务教育程序》等，对各地完成义务教育的时间、要求以及师训、经费筹措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在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中，山西儿童入学率超过80%，领先世界。
可以说，如果陈炯明、阎锡山的模范省建设不被外国枪炮扼杀，能在中国各地得以推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1920年代就起飞了。随着后来国民政府被推翻，阎锡山，梁漱溟、最初等人的乡村建设运动成果被摧毁，联省自治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中所依靠的有财产，有学问，有责任心好人——乡绅阶层不仅被新政权剥夺了治权，剥夺了财产，更被大规模屠杀，好人乡绅阶层不复存在，农村的基层由“党人”当政，大批地痞流氓执掌了乡村的基层权力。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乡村村治百病丛生，1920年代山西村民自治的水平仍遥不可及。
从国防设计委员会到资源委员会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有识之士认识到中日必有一战，胡适、蒋廷黻、丁文江等学界领袖捐资创办了《独立评论》杂志，在“讨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专栏文章中敦促政府早作战略应对。蒋介石阅后邀请胡等商谈救国大计后决定成立规划备战的机关。为延迟全面战争的爆发。1932年11月，国民政府秘密成立了以“对国防经济进行调研，以此为基础工业建设作规划，为经济动员作准备”为宗旨的“国防设计委员会”。蒋介石亲任设计委员会委员长，授权丁文江决定委员会人选。丁文江与翁文灏（秘书长）、钱昌照（副秘书长）提出了包括的各学科专家的委员会成员名单。其中包括曾昭伦（化学工程）、李四光（地质）、竺可桢（地理、气象）、吴有训、钱昌祚（军事航空）等四十多位中国各学科最著名的专家。科学家们在民族危亡时刻响应国家召唤出任设计委员会委员，自愿接受每月100元的低标准经费以为国家节约开支。[4] 蒋介石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秘密经费中每月拨款十万作为委员会活动经费。为尽量推迟抗战，国民政府将这一机关对外保密。
翁文灏主持制定的《国防设计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委员会主要工作是“拟制全国国防之具体方案、计划以国防为中心之建设事业、筹拟关于国防之临时处置”。委员会下设七个组：
军事组：负责对三军力量、防御工事与设防区域、兵工厂及其辅助力量全面考察，制定抵御外敌入侵的计划，对现有兵工厂之整理与扩充、新厂设立，国内兵器、弹药种类及数量、战时军队编制、装备、海空防、江防等提出计划；
国际组：根据蒋介石“于调查之外，应负责建议计划外交策略之责”的要求，负责研究日本、苏联、美国的国内政治及对华政策；
经济及财政组：负责调查财政现状，筹划战时维持财政支持的管理办法，参照国外经验，为国家货币改革提出意见；
原料及制造组：负责对国防主要原材料的国内蕴藏量作全面调查，并就特种矿产利用、兵工用钢制造、煤和石油的开采、冶金工业发展等制定具体计划和实施方案；
运输和交通组：主持对全国的运输能力、铁路、公路、航运、通讯的现状进行普查，提出相关方面的备战计划，主持对落后器材改造及新器材的试制与购买，尤其注重引进新式军用通信器材；
人口、土地及食粮组：负责调查全国农业及粮食、农村金融状况，制定战时粮食供应计划；
文化组：负责修订教科书，普及国防教育和军训，制定精确地图。
七小组成立后立即启动了众多的有关国防、备战的重大课题研究。其中包括：陕北油田地质调查，华北硫矿调查，黄河水力测定量，燃料研究，试探陕北石油矿计划，调查四川油田报告，津浦路沿线煤矿调查，四川盐产调查，勘察长江上游水电进行计划，上海钢铁厂调查报告，平汉、平绥、正太三路沿线及长江沿岸煤矿状况调查，桐油及锑矿调查，固定式直立炉碳低温蒸馏试验，各省工业调查，军事电气设备之筹划运用，化学战争攻防器材制造，兵工用钢制造问题，军工制造能力之预算及扩充办法，兵工制造推及民营之办法，首次工业普查等重大项目。到1934年4月，委员会各组完成了156项课题，提出了实用报告和全国国防工业实施计划。工业普查结果显示，关内华资工厂共 2，435家，雇用工人49万人，总资本4亿元，总产值11亿元，与满洲200多亿工业产值比较极为薄弱，预示了中国抗战的艰难。国民政府采纳了报告中的大部分建议，着手实施。
1935年4月，国民政府将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称“资源委员会”，直属“军事委员会”，仍由翁文灏主持实施国防战略资源开发、军工基础的计划。资源委员会加紧改造和迁移军事工业，在完成四川綦江铁矿和南桐煤矿的调查的基础上，拆迁了汉阳钢铁厂，在重庆建立起了钢铁基地（今重庆钢铁公司前身），成为战时后方主要的兵工用钢供应厂家。该基地中张之洞购于英国的大型轧钢设备一直用到1980年代末。在交通运输业方面，资源委员会根据国防设计委员会几年的调查结果制定了“铁路调查”、“铁路军事运输”、“各铁路近三年来各站上、下货物详细统计”、“利用外资大规模修筑国内铁路及整理已成铁道外债方法”、“国防铁路和公路初步动员和建设计划”等方案。根据这些建议，国民政府加紧建设公路铁路，在至全面抗战爆发的一年半中相继建成了粤汉、浙赣、陇海、同蒲等铁路重要干线。军政部次长陈诚报告说：“1932年至1935年4年的国防建设的成效相当于民国以来二十年的总和；1936年一年国防建设的成效超过了1932年至1935年4年的总和。”
在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战爆发的几年中，中国一代最著名的归国学者们胸怀报效祖国信念，在科学与工业领域默默进行着全面抗战的准备，为国家民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国防设计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主持的许多基础性的调查是中国近代首比较系统和大规模的国情调查，所制定的“重工业五年计划”、“战时燃料及石油统制计划”、“粮食存储及统制计划”等众多计划对后来的持久抗战功不可没。其中一些计划在战后，直至1950年代台湾的工业经济发展中仍在继续发挥着作用。
币制改革
清末以来，国际银价长期下跌，使中国本已破产的历届政府更难以偿付以黄金计价的外债。实行银本位的中国却产银有限，银价的波动严重影响着中国经济，冲击着中国的币制体系，历届政府都想改革币制，均因政治动荡与战祸连绵未能实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国内货币流通极其混乱，银两、银元并用，本位的银元有“袁头”、“孙头”等，成色各异不能通价交换，辅币规格成色不一，纸币种类繁多，发钞的中外银行多达三十家，纸币流通范围狭小，偏僻城乡流行着商家、钱庄及其它非金融组织发行的私票。这种“每埠为一国”的货币流通混乱局面严重阻碍着商品的流通。1933年3月，在日本步步进逼华北的形势下，国民政府趁内地银元大量涌入上海，银根相对宽松，发布了《废两改元令》，以形状、重量和成色划一的银元为正式本位货币，强制在全国流通。币制改革扭转了长期以来的货币混乱局面，为进一步施行法币改革铺平了道路。
“废两改元”后不久，国际上发生了白银风潮。美、英等国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先后放弃了金本位制，导致国际上美元贬值，银价上涨，中国白银外流，通货紧缩，银根紧张，工商企业因资金周转困难而大量倒闭，失业激增，物价暴跌，外贸巨额逆差，人心恐慌。为摆脱财政经济危机，维护币值稳定，也为全面抗战作准备，国民政府根据设计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实施进一步的币制改革，废除难以为继的银本位制，以法币制取代银元。根据币制改革决定，财政部先发行一亿元的“金融公债”，拨给中央银行3000万元，中国银行2500万元，交通银行1000万元充实三大银行资本，为三行发行法币作准备。
1935年11月3日，财政部长孔祥熙主持颁布了《改革币制令》及《兑换法币办法》，宣布在全国立即实施法币取代银元的币制改革。改革内容包括：除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外，其它银行不再享有发行权；逐渐收回现行流通纸币，停止使用；废除银本位制；强制将全部银元、白银收归国有以充作法币准备金；规定法币为全国唯一通行、不予兑现的货币，与英镑实行固定汇价。英、美两国对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积极支持，分别派出了李兹·罗斯、甘末尔、杨格等经济专家来华协助策划。《改革币制令》颁布后，英国驻华大使援引“国王规章”和中国法令，规定英国在华侨民必须停用白银、银元，接受法币，美国则以继续按每盎司0.45美元价格收买中国白银的行动支持中国政府的币制改革。日本清楚中国币制改革的备战意义，阻挠改革，日军向宋哲元施压，禁止银元南运，以防止南京政府通过币制改革控制华北金融。
币制改革得到民众和工商界的欢迎，法币在南方发行顺利。新币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迅速显现，通货紧缩得到缓解，全国物价平稳回升，百业复苏，在不久后带来了少有的外贸顺差。币制改革后，全国近七亿元白银被收归国有，不再流通，法币与现银脱钩，中国货币不再受世界银价涨落的影响。币制改革的次月，美国停止在伦敦收购白银，国际银价在一周内大跌一成，国内金融得免动荡，与英镑固定汇价的法币起到了稳定汇率，促进对外贸易发展和国际收支的平衡的作用。
通过法币改革，国民政府将金融权力集中于中央，极大地扼制了地方割据。在不久后的全面抗战中，币制改革的巨大作用显现，在国家经济被蹂躏，财政收入枯竭的形势下，国民政靠发钞票弥补战时的财政危机，以法币贬值为代价坚持长期抗战。抗战胜利后，中共发动了抗议国民政府滥发钞票的运动，称是搜刮人民之举。这种说只具煽动作用，谈不上道理。因为，若无在1935年实施法币改革和抗战中增发钞票，国民政府断无可能长期抗战坚持到胜利，抗战中增发钞票和战后的通货膨胀是国人必须为长期抗战付出的代价。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新生活运动
在日军进逼华北的形势下，国民政府既要加紧备战，又要尽量推迟战争，于是决定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名义备战。1935年春，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等国民政府高层分别发表了号召开展“建设运动”的谈话，名流学者们纷纷响应政府的号召，发表文章、讲演，推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年底，国民党五大通过了《请积极发展民营重工业以充实国力案》，五届一中全会通过了《确立国民经济建设实施大纲案》、《请兴筑滇省通江通海通缅铁道以应国防需要而辟经济泉源案》等重要提案，在其中强调：“在中日战祸一触即发之秋，沿江沿海随时有被封锁之虞。交通系国防至巨，为适应国防需要……确有及时兴筑通江通海通缅铁道之必要”。与大纲相配合，国民政府颁布了《工业奖励法》，鼓励发展重工业，将重工业发展和重要战略资源项目交直属军事委员会的资源委员会统筹，以为战时工业动员作准备。资源委员会设立了钨业管理处和锑业管理处，严格管制最重要的出口换汇资源钨和锑，并拟定了限制铁砂出口办法，规定凡出口铁砂须持有实业部颁发的出口许可。
1936年3月，资源委员会拟定了《重工业五年建设计划》，其要点是引进德、美等国的资金、设备、技术，迅速扭转中国重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的情况。6月，国民政府成立了蒋介石、孔祥熙任会长，实业部长吴鼎昌、秘书翁文灏为委员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筹委会，提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宗旨为“自救救国”。筹委会提出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内容为：实行保护和奖励工业的政策以振兴工业；开发矿产：调查各地矿产，改进采掘方法，禁止地方政府与任何特殊势力把持矿产，与民争利；设立征工制度，动员老百姓为筑路治河，修整堤坝，培植森林，开辟疆地义务劳动；以推行农村合作、活泼农村金融、流畅农产运销、鼓励垦牧等举措振兴农业；流畅货运：发展全国各处的道路交通，改进水陆货运的办法，在各地设立主要农作物的公共仓库和运输机关；调节金融：鼓励储蓄、活泼资金之融通，设置完备之农村借贷制度。国防方面，国民政府于1935年在南京召开军事整理会议，制定国防规划，确定国防区域，将全国划分为三道防卫线和四个大区，在武昌成立了陈诚为处长的陆军整理处，负责全国陆军的整顿训练。蒋介石在指挥围剿红军的同时视察了川、滇、黔三省，确定“四川应作为民族复兴的基地”，并开始建设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抗日大后方的工作。1936年，国民政府大力发展空军、海军，修建江防、海防要塞，包括江阴、南京等要塞区，从德国购买了重炮。在外有世界经济危机、日本步步进逼，内有中共武装颠覆威胁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困难形势下，全国工业、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中取得了年增10%的巨大成就，[5] 备战的几年成为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黄金时期。国民政府财政顾问杨格评论说，经济建设运动成效显著，若无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国民党政府应可引领中国走上快速现代化的富强之路。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举行的扩大纪念周上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说，发起了“以唤起民族意识，复兴民族精神，御侮自卫” 为主旨的“新生活运动”。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在全国开展“新生活运动”的决定，行政院长汪精卫在南京主持了新生活运动的启动仪式，主持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响应国民政府号召，北平、广州和其它城市也举行了启动新生活运动的仪式，各地最高行政长官纷纷成立了亲任会长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分会。在南昌，蒋介石亲自推动运动，在十万市民大会上发表演讲，宣传“新生活”。会后，南昌当局组织了数千人的盛大游行。南昌新生活运动第一阶段的两项中心工作是整齐、清洁，主要宣传：城市卫生建设，宣传“不随地吐痰，预防疾病，消灭苍蝇老鼠”；公共设施建设；市容整顿；公共场所治理；加强公务员管理；组织各种新生活团体和讲习；生活风俗改良；募捐救困。当时的报导说，南昌“全市皆充满新生活精神，本市之街道码头、车站及公共场所，关于清洁规矩方面，皆有显著进步。”新生活运动还开展了识字、体育、守时、节约、禁烟、禁赌、提倡国货、造林、放足、举行集体婚礼、呼吁保护中国的文物和历史遗迹等数十项活动，这些健康、文明的社会活动，对净化社会空气，改善公民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蒋介石推动下，南昌新生活运动轰轰烈烈，为全国运动树立了榜样。各地发动学校、机关组织新生活运动服务团，进行宣传、服务，配以警方的督促和检查。例如在山东，省长韩复榘积极推动，以身作则，使山东市容整洁，行人车马秩序改观，新生活运动成效显著。
1935年3月，国民政府颁布了《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初步推行方案》（《劳动服务团组织大纲》），新生活运动进入到以实现“三化”为中心的第二个阶段。“三化”方案模仿当时世界流行的法西斯主义作法，提倡“全民备战，奠定中华民族复兴之基础”。其中，军事化要求重组织、尚团结、严纪律、守秩序、知振奋、保严肃；生产化要求节约、刻苦，反对奢华浪费怠惰游荡；艺术化要求持躬接物，容人处事，肃仪循礼，整齐清洁。蒋介石要求以日、德国民生活军事化、刻苦耐劳习惯为榜样，改变国人懒散的习惯。各地新生活劳动服务团按此要求组织团员和中、小学生参加军训，组织起童子军，培养尚武习武风气。
“新生活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禁毒。在江西，中共苏区以鸦片买卖为重要财源，使鸦片交易泛滥。蒋介石决心在新生活运动中树立禁毒成功的典范，亲任全国的禁烟总监，主持颁布了禁毒令，宣布处决制造、贩卖和运输鸦片者，成立戒毒协会，勒令吸鸦片的国民党和政府官员戒毒或接受强制性治疗，处决拒绝接受戒毒治疗的官员，要求六年内根除贩毒、吸毒，宣布以1936年元旦为吸毒者自愿登记最后期限，违者将受到严厉惩罚。他推动新生活运动禁毒的成就受到设在日内瓦的国联有关委员会的表彰。
1936年国庆日，蒋介石发表专文继续推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强调通过新生活运动奠定民族的精神基础，通过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奠定民族的物质基础，两者互为表里，相辅为用。
中西本位论争
北伐胜利后，蒋介石按照历代开国传统，率众文武赴曲阜朝圣，主持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规定以儒家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为教育宗旨。1931年，国民政府行政院规定学校须制蓝底白字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匾额。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提出“攘外应先安内”的方针，同时提出以儒家道德伦理抵抗共产革命学说，发起了新一轮尊孔运动。
尊孔运动中，曾在岳麓山崇古学堂读经的湖南省主席何键在湖南掀起了读经复古运动，要求官员、军人以《八德衍义》、《靖国本治大纲》为守则，要求青年信仰儒家的五伦八德，“南天王”陈济棠在广东也掀起了尊孔读经运动，成立了以“实践道德，改造人心，阐扬国粹，奖励学术”为宗旨“明德社”以推动尊孔读经。陈济棠主张在生产建设方面，可以尽量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用外国工程师，至于做人须以中国传统为本，必尊孔读经。他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民国十五年到莫斯科去研究，我是预备回来做红军总司令的。但我后来觉得共产主义是错的，所以我决心反共了。”[6] 对于当时各地领袖推动尊孔读经，胡适批评说：“五千年的老祖宗，当然也有知道做人的。但就绝大多数的老祖宗说来，他们在许多方面实在够不上做我们‘做人’的榜样。举一类很浅的例子来说罢。女人裹小足，裹到骨头折断，这是全世界的野蛮民族都没有的惨酷风俗。然而我们的老祖宗居然行了一千多年。大圣大贤，两位程夫子都没有抗议过，王阳明、文文山也没有抗议过。这难道是做人的好榜样？”他提出，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陈济棠反对胡适的批评说，做人方面不能学外国人，不能忘五千年老祖宗这个本。二人谁也说服不了谁。
新生活运动中，北大学生申寿生发表了《我们要有信心》一文，提出中国落后于日本是因为中国的固有文化太丰富了，因而接受性较为迟缓，不比日本文化根基肤浅，只会一味摹仿。只要我们恢复民族自信心，努力苦干，就可以复兴。对寿生文章代表的当时青年人中普遍的看法，胡适指出：“鄙薄日本和日本文化的恶习是最要不得的。创造不外乎摹仿功夫深时的一点新花样。日本不仅善于摹仿，其文化中有很多伟大创造，成绩远胜于中华文明。我们到了今天，若是还看不见日本文化的长处，反而抹煞事实，笑人摹仿，那真是盲目的夸大狂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我们如果平心研究希腊罗马的文学、雕刻、科学、政治这四项，就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我们文化的贫乏。尤其是造型美术和算学两方面，我们不能不低头愧汗。《几何原本》的作者欧几里得和孟子先后同时，在二千多年前，我们在科学上已落后太多！从此以后，我们所有的，欧洲也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试举一个例子：欧洲有三所一千年的大学，有许多个五百年以上的大学，至今继续存在，继续发展，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却没有一间四十年的大学，甚至没有一间真正的大学。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扳子夹棍的法庭……虽然‘丰富’，虽然‘在这世界上无不足以单独成一系统’，究竟都是些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即如寿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芒万丈’的宋明理学，说起来真正可怜！讲了七八百年的理学，没有一个理学圣贤起来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只见大家崇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礼教。请问那万丈光芒究竟照到哪里去了？” [7]
胡适指出：中西文化有两方面的不同：从理智（科学）方面说，中国文化自暴自弃，不思不虑。求知是人类天生的要求，但中国不但不想满足它，且还要制裁和断绝它。比如中国文化中的“绝圣弃智”、“断思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已”等。西方文化则不断的寻求真理，其第一特色是科学，而科学的根本精神在求真理，比如，古希腊学者亚基米德的故事。从情感、想象力（道德、宗教）方面说，中国文化安分、知足，其主要特征是非理智化、非人化、非社会化，所以科学不发达。西方文化不安分、不知足，其主要特征是理智化、人化、社会化，所以科学淘汰迷信，科学抬高人的能力而增加其自信，科学提高物质生活而有余力照顾别人的需要。他认为，中国文化有两大弊端：其一，内容太贫乏：在古代，中国文化的内容已不及西方文化。单从文学、雕刻、科学、政治四项，古代西方的希腊罗马文化已将中国先秦文化比下去，特别是造形美术与算术方面；其二，造孽太深：我们的老祖宗造孽太深了，祸延到我们今日。中国文化的病痛一大堆，它独创出了鸦片、小脚、八股等“三大害”，贫、病、愚昧、贪污、纷乱等“五鬼”和仪文主义、贯通主义、亲故主义等“三个亡国性的主义”。这些病痛，“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何况我们竟是兼而有之，种种亡国灭种的大病都丛集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身上。他不由悲叹“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他肯定西方文化说：西方文化主要为自由主义的民主观，这种民主观最大的特点，是将民主与自由并举，以为民主与自由是一物的两面，不容分割。如少数服从多数，其实它最精彩的一点是不抹煞少数，不敢不尊重少数，更不敢压迫少数，毁灭少数。民主政治须以尊重人的权利和自由为基础（多年后，他进一步提出了“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的论断）。基于西方文化在整体上优于中国文化的看法，胡适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他解释说：第一步，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第二步，要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我们必须学人家怎样用铁轨、汽车、电线、飞机、无线电，把血脉贯通，把肢体变活，把国家统一起来。我们必须学人家怎样用教育来打倒愚昧，用实业来打倒贫穷，用机械来征服自然，抬高人的能力和幸福。我们必须学人家怎样用种种防弊的制度来经营商业，办理工业，整理国家政治。
“全盘西化”主张立即引来围攻。上海的何炳松、王新命、周佛海、章益、陈高佣、陶希圣、孙寒冰、樊仲云、武育干、萨孟武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反对西化。胡适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回应说：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只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中国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他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挥光大的。在这个我们还只仅仅接受了这个世界文化的一点皮毛的时候，侈谈‘创造’固是大言不惭，而妄谈折衷也是适足为顽固势力添一种时髦的烟幕弹。”卫道教授们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我们的文化并不仅仅是“小脚、太监、姨太太”，我们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向上的力量。正是这些优秀的固有文化在重利逐乐的西方物质文明冲击下失落了，才使得我们走入岐途，堕落了。对此观点，胡适再发表《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两文指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道德品质是人类共有的理想，不属于哪个民族所特有。考察一种文化，更重要的要看她怎样来实践这些理想。在中国，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好名词，不曾阻止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地狱般的监狱、板子夹棍的法庭的存在。后者的崩溃，全不是程颢、朱熹等圣贤的功劳，乃是与欧美文化接触之后，那由科学民主造成的新文明叫我们相形之下太难堪了，这些东方文明的罪孽方才逐渐崩溃的。七八十年来我们与西方文明的接触，虽然还不曾整个学到其精髓，终究已经替我们的祖宗消除了无数的罪孽，打倒了小脚、八股、太监、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夹棍扳子的法庭的一大部分或一小部分。这都是我们的数不清的圣贤天才从来不曾讥弹的；这都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固有文化从来不曾引导向上的。说我们在这七八十年来走入迷途了，堕落了，这真是无稽的诬告。在几十年中，废除了三千年的太监、一千年的小脚、六百年的八股，五千年的酷刑，这是向上，不是堕落！可惜我们向上得还很不够。八股废除了，但八股训练的思维习惯还流毒无穷。小脚逐渐绝迹了，夹棍板子、砍头碎剐废止了，但裹小脚的残酷心理、上夹棍打屁股的野蛮心理，都还存在于无数老少人们的心灵里。今日还是一个残忍野蛮的中国，所以始终还不曾走上法治的道路，更谈不上仁爱和平了。”“中国人只有放弃一切本不该有的傲慢心态，承认自己既不如人家古老，也不如人家文明，更不如人家先进，虚心地重新书写被盲目放大了的历史，才能用最好的心态面对西方文明、学习西方文明。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不要怕模仿，因为模仿是创造的必要预备工夫。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惰性已尽够保守那旧文化了，用不着你们少年人去担心。你们的职务在进取不在保守。”
胡适承认，“全盘西化”确有语病，建议改用“充分世界化”说：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而“充分世界化”的说法则可以避免“全盘西化”一词所引起的一切琐碎的争论。其实，胡适早前提出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现代化主张正是中西文化结合之意，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比革命党人有更多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