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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 36 章 国民政府时代终结
国民政府制宪
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宣布1936年召开制宪国民大会。1932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启动了新一轮制宪。1936年，国民政府按照立宪时间表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5月5日公布故称五五宪草）、《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大代表选举法》。
《五五宪草》规定国民大会为中央唯一政权机关，实施“权能分治”，国民大会行使中央政权，总统和五院行使中央治权；总统对国民大会负责，行政院长与各部会长由总统任免，对总统负责。宪草难免有“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党国体制内容，但其主流是走向宪政的进步。《国大代表选举法》也是党国体制和民主进步的混合。它规定国大代表共1200名，凡年满20岁之国民有选举权，年满25岁之选区内居民有被选举权，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及候补执监委为1200名国大代表之外的当然代表，国民政府可以指定240名代表。宪草和《国大代表选举法》公布后，国民党开始筹备各省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和召开国民大会对宪草表决。随着当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和次年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大会召开延期，《五五宪草》被搁置，宪政进程再次中断。
1938年7月，国民政府在武汉会战的烽火中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参政会”，以行动表达了迈向民主与宪政的诚意。国民党指定的200位参政员中，地方公私机关团体代表94位，文化经济团体代表50位，华侨代表6位。参政员中包括毛泽东、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代表，张君励、胡汝麟（石青）、罗文干、张东荪等国家社会党代表，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中国青年党代表。参政员虽非选举产生，但包括了各党派、各民族和各界知名人士，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国民党指定的200位参政员中有156位出席了第一届参政会。大会通过了《拥护抗战建国纲领案》等决议案，决定设立省县参政会，发表了《国民参政会首次大会宣言》，选举张君励、左舜生、曾琦、董必武、博古、王明等25人为驻会委员。按照莫斯科的指示，王明为首的中共参政员在会上表示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恳的态度，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在蒋委员长领导下奋斗。
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在陪都重庆召开了一届四次会议，会议呼吁早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回应参政会的呼吁，国民党在10月召开五届六中全会上决议在重庆兴建国民大会堂，定于1940年11月12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因战事吃紧，国大被迫再次延期。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宣布战争结束后一年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制定和颁布宪法。筹开制宪国大的同时，国民党逐步开放党禁，释放了创建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励、张东荪，邀请他们参与制宪工作。
1946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当年召开制宪国大。因应中共和民盟提出的调整国大代表名额的要求，政协会议决定原选举的1200名代表名额继续有效，取消当然代表及指定代表，增加台湾和东北收复区代表150名，各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700名，共计2050名，分配给各党派名额为：国民党220名，共产党190名，民盟120名，青年党100名，社会贤达70名。根据国共两党代表王世杰和周恩来提议，政协推定孙科、王宠惠、张君励、王云五、陈启天、吴经熊、周恩来七人组成宪法起草小组，邀请宪法专家张君励执笔起草。会后，张君励接受蒋介石出面的邀请开始起草宪法。起草中，他抵制国、共两党的党派私利主张，尽量使宪草超然于政党。一个月后，他将拟就的宪草交宪草审议委员会讨论。5月，国民党宣布将召开首次“制宪国民代表大会”。这时的中共得到苏联军火扶植，加紧准备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以国大为国民党一党包办为由抵制国大。由中共地下党主持的民主同盟跟随中共宣布抵制国大。民盟中央常委张君励反对中共和民盟对制宪的抵制，决定率民社党参加制宪国大。他指出，制宪国大是政协一致通过的，制宪委员会是多党派组成的，中共与民盟抵制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在抵制宪政。作为中共附庸的民盟随即宣布将张开除。
1946年11月，制宪国民大会在国共东北开战的阴影下开幕。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以抵制制宪。大会选举无党派学者胡适为主席，继续民国以来艰难的制宪历程。12月25日，制宪国大三读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1月1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宪法，宣布训政期结束，宪政时期开始。中共、民盟声明不承认《中华民国宪法》。正如张君励所指出，中共与民盟抵制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在抵制宪政。因为，刚刚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超然于党派，通篇没有出现任何党派名称，是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广泛政治参与的成果。它比较全面地规定了国体、政体、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和基本国策，其中虽有“依据孙中山遗教制定”的党治内容，但阐明了主权在民、人权保障、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合法平等宪政原则，规定了各级法官及考试官员必须超越党派，申明“国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申明保障人民之生存权，工作权及财产权，基本表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两座宪政基石。中共以抨击国民党独裁的方式拒绝宪法，真正的原因是它坚决拒绝军队国家化。应当说，中共没有资格抨击国民党的独裁，因为，国民党虽然独裁，但坚持制宪方向，切实走向宪政，而中共在控制区内完全不容忍其它政党存在，根本不容多党政治的局面出现，而且中共根本拒绝宪政。中共抨击国民党限制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等更是纯粹党争手段，与自由认同完全无关。尽管国民党政府治下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程度不如清末民初，但总还是自由度相当宽松。据1942年统计，仅仅在重庆的民营出版机构有130多家，图书出版量在抗战期间照样快速增长，即便在国共两军开战的黄桥战役、皖南事变期间，中共的《新华日报》照样在重庆发行，中共在重庆办的书店未受影响。相比之下，中共在控制区内完全不容独立声音和独立报刊存在。
1946年宪法虽国民政府垮台而未能生效，但这不能影响它代表着宪政进步。国民党战败后，国大和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在中国大陆被废除，并被禁止援引，但它们代表的宪政民主方向在台湾被长期坚持，成为台湾后来民主转型成功的重要原因。
退台准备与二二八事件
甲午战后后，台湾在日本统治下快速发展。国民政府考查团员在参加“台湾四十年博览会”后感叹道：“台湾给人家搞了四十年，就和中国拉开了这么大的差距”。1936年，日本在台湾开始推行“皇民化运动”。其内容包括：推行日语，禁止汉语和方言，改日本姓名，过日本人的节日，从日本习俗，宣扬日本精神，灌输日本臣民思想，消除台湾民众的祖国观念，号召台湾青年加入日军等等。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改变四十年来只在殖民地搞农业和轻工业，不搞重工业的政策，开始在台湾投巨资兴建钢铁、化学、机械和军工产业，将台湾作为“南进”基地。至1939年，台湾工业产值超过了农业产值，成为世界首个工业化的殖民地。经过五十年日据，台湾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铁路港口、工厂电站、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生产力的整体水平远高于大陆，成为亚洲除日本外工业化程度、平均教育程度和技术人员比例最高的地区，台湾民众在心理与文化方面与大陆渐行渐远。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受降及接收台湾，在台北设立了由台湾省警备司令陈仪主持的行政长官公署。陈仪代表中国政府宣布：“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此一极有历史意义之事实，本人特向中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随后，国民党利用所接收的日资产业，建立起公营经济，即党营经济，设立了专卖局和贸易局，对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控制全部进出口贸易，采取措施维持台币。战后交通、工矿的重建需要大量经费，长官公署与抗战期间的国民政府一样，别无选择地增发钞票应付开支，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失业和民怨。
李闻刺案后，美国亲共派大做文章，掀起了谴责中国国民政府的浪潮。在左派压力之下美国国会作出对国民党武器禁运决定。在斯大林武装中共准备推翻国民政府，而美国拒施援手的形势下，蒋介石看清了国民政府被推翻的前景，开始考虑国民政府垮台后退往台湾事宜。台湾回归时，国民政府原定派三万军队和两万公职人员来台接收，后考虑台湾经济无法负担数万军队而仅调5000军队随陈仪来台分驻台北、基隆、高雄、凤山、冈山及台中等地。台共暴动时，台北市宪警仅500人。台湾共产党国民政府派大员接收台湾的同时，共产阵营任命唯一参加长征的台藉共产党人蔡孝乾为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派其返台，决定利用民众的不满和独立倾向，趁着国民党驻军薄弱发动暴动。
与大陆中共一样，台共也是共产国际扶植的产物。在大陆建立共产党的同时，共产国际也将触角伸进了台湾，选中了台湾“农民组合活动”领袖谢雪红（谢阿女）、林木顺等台籍人士作为代理人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培养。1928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召集成立了谢雪红、林木顺、蔡孝乾等人为首的台湾共产党，为台共制定了以台湾独立为主旨的革命纲领。共产国际严禁在苏联境内鼓吹民族自决，却在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鼓吹民族自决和区域自治，在中共和台共的纲领中强调民族自决，以图肢解中国服务其向中国扩张目的。根据莫斯科的要求，台共开启了台独运动。日本当局知道台湾共产党的背后是宿敌苏联，两次发动“台共大检肃”，扼制了台共的扩张。1930年代，共产国际在台湾成立类似“左联”的“台湾文化协会”，宣传赤化。与左联不同的是，“台湾文化协会”不仅宣传赤化，还谋求台湾独立。
1947年2月28日，台共利用台北专卖局缉私队打伤卖私烟老妇事件，率骨干冲入专卖局打死２名职员，殴伤多人，然后与中共制造“三一八惨案”同样套路，安排枪手藏身请愿民众中趁乱枪击行政长官陈仪，引致警卫开枪，造成民众三死三伤。血案后，台共率民众占领了广播电台，用闽南语及日语号召暴动。强烈不满国民党接收当局的台湾民众响应台共，拿起武器，迅速组织了“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大同青年同盟会”，“海南岛归台者同盟”“若樱敢死队”（服役日本海军自杀艇队员）等万人武装。兵力弱小分散的驻台政府军队无力与暴动武装抗衡，行政长官陈仪发表讲话，声明接受请愿者的要求，承诺改革行政机构，成立委员会妥善处理二二八事件。３月１日，台共成立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处委会），提出“台人治台，高度自治”的《处理大纲四十二条》，主要内容是：“制定省自治法为本省政治最高规范；县市长于本年６月以前实施民选，县市参议会同时改选；省各处长人选应经省参议会同意；省各处长三分之二以上须由在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担任之；警务处长及各县市警察局长应由本省人担任；法制委员须半数以上由本省人充任；一切公营事业之主管人由本省人担任。”陈仪接受处委会的要求，宣布考虑将行政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尽量任用本省人士，定于７月１日开始举行普遍直选县市长，承诺“凡是参加此次事件之人民，政府念其冲动，缺乏理智，准予从宽，一律不加追究。此次伤亡的人，不论公教人员与人民，不分本省人与外省人，伤者给以治疗，死者优予抚恤”。台共拒绝和平解决事件，成立了以台共领袖钟逸人为部队长的“二七部队”（以27日缉烟事件命名），召集日军退役军人和学生再次包围警局，夺取武器，打死、打伤大批大陆来台的军公教人员。险境中，中统局台北站紧急电告南京：“此次参加台湾暴动者多属前日军征用之海外回来浪人（海南岛回者为甚），全省约计十二万人。今日之问题，已非陈仪能否统治台湾，而为祖国能否保有台湾。若情势再恶化，后果不堪设想，中央宜速增兵。” 蒋介石不容退路有失，接到中统台北站的急电后立即调兵赴台镇压台共暴动。
3月9日，万余国军登陆基隆、高雄，迅速对“二七部队”展开清剿。3月10日，蒋介石发表台湾事件谈话，指出二二八事件系共产党在幕后策动，国民政府不容台湾被赤化。随后几天，登陆国军镇压了各地暴动，捕杀了数百台共党员和暴动骨干，使台湾秩序恢复。台共残余将暴动武装转进埔里山区，声称化整为零打游击。４月，陈仪引咎辞职，国防部长白崇禧及蒋经国赴台处理善后，宣布处理事变四原则为：改行政长官公署为省政府，各县市长提前民选；调整人事，警备总司令不由省主席兼任，省府委员尽先选用本省人；民生工业之公营范围尽量缩小，现行经济制度与中央法令抵触者分别修正或废止；恢复地方秩序，除共产党外，其他参与此次事变及有关人员免予追究。国民党任命魏道明为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命台籍人士担任了省政府中四分之一职位，并承诺下属各机关尽量任用台籍人士。
“二二八”事件后，率数百台共骨干逃离台湾的台共领袖谢雪红等人在香港成立了受中共领导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与“中共台湾省工委”、“台湾学生工作委员会”协同，准备迎接中共“解放台湾”。不久，国民政府随着战场失败党政军机关陆续退台。在中共赤化台湾的严重威胁之下，蒋介石果断应对，对在台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展开搜捕，于1950年1月逮捕了台共领导人陈泽民、蔡孝乾。二人得知中共在大陆展开大规模屠杀地主和国军抗战将士后抛弃了共产革命信仰与中共决裂。根据二人指认，国民党大批处决中共在台的卧底，其中包括：吴石（中将）、陈宝仓（中将），郭秉衡、刘全礼、朱谌之、许强、郭琇琮、叶盛吉、钟浩东（台共基隆市工委会书记）、李苍降（台共基隆市工委会委员）、唐志堂（台共基隆书记），“寻找祖国三千里”骨干吴思汉、江德兴、谢瑞仁、蔡国礼等人，一举将“台盟”、“台工委”、“台学委”等中共在台组织摧毁。通过铁腕镇压“二二八”暴动、领导国军在1949年的古宁头战役和1958年的八二三砲战中守住台湾，及镇压台湾共产党势力和台独活动等一系列举措，蒋介石挫败了台共赤化计划，使台湾民众避免了大陆发生的暴力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血腥。相比大陆赤化后的土改、镇反到肃反、反右、大饥荒、文革等一系列灾难，“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无疑是台湾民众值得付出的代价。
辽沈战役
1947年，蒋介石任爱将陈诚为东北行辕主任，希望挽回东北败局。然而，国民党军不敌苏联扶持的共军，陈诚在东北也一败涂地。根据史迪威多次提出的意见，马歇尔建议任命卫立煌主持东北，称卫与中共有良好关系。马与史一样厌恶蒋介石，与几年前史计划以陈诚取代蒋介石一样，马有心以卫代蒋。蒋介石顺水推舟将陈诚免职，接受美国人的推荐，任命卫立煌为东北最高军事长官。
卫立煌曾为孙中山卫士，在北伐战争中立了战功，被苏俄顾问提拔为最年轻的师长。在剿共战争中，卫是中央军中最善于用兵的将领之一。蒋介石曾下令将卫率部攻陷的苏区中心金寨地区命名为立煌县以表彰卫。卫立煌虽有与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并称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名，但因不属于黄埔系而未获同样重用而对蒋心怀不满。西安事变中，卫在与蒋一起被扣押期间接受周恩来策反。七七事变后，作为八路军的名义上司，卫立煌向八路军提供弹药给养，多次与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会面，并暗中要求加入中共。中共嘱卫保持国民党面目待机而动。1938年４月，卫应毛泽东邀请绕道延安见毛获毛设宴款待，与互相颂扬。离开延安后，卫将与毛泽东的合影带在身边视为至宝。策反卫成功后，中共顺势扩大战果，向卫的部队派去大批地下党员，成功安插了中共地下党员赵荣声（任天马）担任了卫的贴身秘书。[1] 有了卫的照应，八路军放手在山西扩张地盘，将阎锡山苦心经营的新军拉出去成了共军，反手对国军第二战区作战。阎锡山难以应对复杂局面，只好将作战指挥权交给卫立煌。卫默许中共在山西、河南迅速扩张地盘与军队。“晋西事变”后，卫立煌代表国军与中共谈判，承认了中共扩张地盘的成果。中共大获其利，称此结果为“对顽固派斗争的胜利”。1941年春，卫到重庆述职，受蒋介石训斥后借故逗留峨嵋山不归。结果，第一战区指挥出现混乱，三个集团军二十六万大军在中条山保卫战中损失一半，被迫退出中条山地区。国军晋南惨败后，蒋介石革去卫的上将军衔，撤了他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及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被撤职后，卫立煌接受周恩来的进一步策反，正式投共反蒋，再次申请加入中共。周恩来再次要求卫留在国民党内，暗中配合。至此，卫成了中共在国民党高层的卧底。
蒋介石手上早有卫立煌通共的密报。但是，他清楚，国、共东北决战的结果取决于苏、美两强的中国政策，国民政府拒绝“战利品合营东北”建议后，斯大林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扶持中共决意推翻国民党政府，若美国不改变默认斯大林赤化中国的政策而拒绝援助国民政府政策的话，派谁主持东北或全国的战局都不再重要。于是，他接受美国人以卫立煌接替陈诚主持东北的建议，疑人照用，任命卫立煌为东北统帅以让美国人满意，赌美国会在关键时刻改变政策，出手制止斯大林。他预感到，美国人不会改变政策，并不准备出手制止苏联，准备接受国民党政府被推翻的结果，这样的话东北战场和中国战场都不再重要，他索性让能干的陈诚离开东北去主持台湾，早作退路安排。
接到蒋介石的任命电报后，卫立煌通过侄婿汪德昭经苏联驻法使馆致电中共中央：“为了尽快结束中国内战，我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与中共合作；因个人环境关系，希望绝对保守秘密”，[2] 中共复电“利用目前情况相机行事”（通过德昭转达）。[3] 到沈阳就任东北剿总司令后，卫立煌命令第八兵团（周福成）、第九兵团（廖耀湘）困守沈阳，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十万大军困守长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率第六兵团四个军十五万人困守锦州、锦西至秦皇岛一线，让五十多万大军收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座孤城，造成靠空投补给困守的挨打局面，同时任汪德昭为秘书处长负责与解放军联系。蒋介石感到卫立煌困守三座孤城按兵不动的部署的可疑，电令卫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至锦州，准备必要时弃守吉林、长春，将东北兵力退守华北。卫立煌不理会蒋介石的电令，坚持守三座孤城的部署。1948年5月初，蒋介石再次电令卫立煌打通沈锦线，决心将主力撤退关内，卫以借口拒绝蒋命。[4]
得卫暗助，中共东北的百万大军控制了三座孤城以外的全部地区，在广大农村搞土改运动，获得大批钱粮和兵源，准备围歼东北国军。在国民党困守的长春、沈阳、锦州三城中先攻哪一座问题上，中共高层有不同主张。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不知道有国民党主将暗通配合，不知道有潜伏在国民政府国防部的间谍郭汝瑰提供国民党东北作战计划和部署情报，担心野战军主力从北满千里南下补给困难，侧翼受敌，主张在长春、四平一线与国民党军决战。有卧底王牌在手的毛泽东否决了林彪的意见，制定了先打锦州，切断东北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向关内的退路，切断东北国军与傅作义指挥的华北国军间的联系，然后全歼东北国民党军的计划。林彪感到，在大军围困长春的同时再分兵去攻锦州属于军事上的无理险着，但在毛泽东催逼之下只好硬着头皮执行。
对国民政府东北决战的决策者不是毛泽东，而是斯大林。卫立煌的暗助不具决定意义。从 “三下江南”到击败陈诚，东北野战军背后的强大力量来自苏联。斯大林以缴获日本关东军、朝鲜日军和德军的精良武器扶植中共，使中共东北野战对国民党军不仅有数量优势，也形成了武器装备优势。在准备对国民党军东北决战过程中，斯大林拍板签署了三个协定。协定之一是1947年5月20日中共代表林彪、高岗、彭真、谢觉哉、李富春与苏联代表米高扬、康斯诺夫、 高尔金、哈尔更、巴布诺签订的《哈尔滨协定》。其主要内容为：苏联在外交、军事方面全面扶植中共，协助中共在新疆扩张势力，将缴获日军的军火分批交予中共，向中共提供空军支援，将在东北所控有的军器及军事供应品卖给中共，同意中共军队在需要时取道北韩退入苏境，苏军在国民党军队对东北发动登陆攻势时秘密协助中共军队；中共承认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各项特权，承认蒙古独立，以东北物产包括棉花、大豆及其它战略物资供应苏联还军火债，允诺辽宁、安东等省为特别规定区域，划归北韩军队驻区，并在将来适当时期并入朝鲜。[5] 《哈尔滨协定》基本满足了苏联向国民政府所提“合营东北”的要求。出卖主权换取金钱军火扶植是革命党壮大的必由之路，布尔什维克党是这样，中国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广州大元帅府、广州国民政府是这样，中共和其它各国的共产党无一不是这样。在《哈尔滨协定》的基础上，苏共与中共签定了协定之二——《莫斯科协定》。这一协定是在斯大林挑起柏林危机，杜鲁门总统批准向英国派出六十架能携带原子弹的轰炸机以向苏联示威的背景下苏联为应付可能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而签定的。其主要内容为：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境内矿产的权力，组织中苏共营的中华商业公司；苏联可以在中国东北和新疆驻军；苏联为中共装备、训练11个师，在另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共派遣十万远征军及百万劳工助苏开战。[6] 协定之三是中共与朝共在《哈尔滨协定》和《莫斯科协定》的基础上签定的《平壤互助协定》。其主要内容是朝共派军进入中国东北参加对国民党的决战，助中共统一全国，中共夺取政权后派兵赴朝助朝共统一朝鲜半岛。[7]
《平壤互助协定》表面看没有苏联参与，但其内容是斯大林的决定，中、朝两共都斯大林的下属，都要服从。在《莫斯科协定》和《平壤互助协定》签定后，斯大林将苏军在朝鲜训练、装备的精锐军队调到中国东北，助中共夺取东北。苏、中、朝三共间的上述三项秘密协定不仅决定了东北战局，还预定了几年后的朝鲜战争。三协定全部签署后两个月，中共发动了辽沈战役。共产阵营的系列协定说明，国共东北决战并非中国内战，而是外国势力推翻中国政府的战争。共产阵营的三协定和美国拒援国民党的国会议案一起，注定了国共战争的结局。随后的共军对国民党军的“三大战役”由谁来指挥，怎样打，有无卧底都不改变结局。
1948年9月，中共东北野战军从沈阳、长春抽调六个纵队重兵到锦州作战，打响了辽沈战役，首先切断北宁路，占领了辽西走廊，将国民党军队压缩在锦州、锦西两个孤立的据点。蒋介石命令卫立煌出兵辽西解锦州之围，卫以“沈阳只能固守自保”之词搪塞。[8] 锦州守将范汉杰连电告急，蒋介石再命卫立煌派兵援锦，卫以沈阳兵力不足为由再拒蒋命，并且要求蒋就近从关内调援军解锦州之围。 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沈阳督卫立煌执行命令。卫立煌再抗命。10月2日，蒋介石飞抵沈阳，抛开卫立煌，部署打通沈阳锦州通道，严令廖耀湘从沈阳西进、侯镜兵团从葫芦岛强攻塔山，否则军法从事。此时，若廖耀湘兵团从沈阳强力出击，攻锦的林彪主力将背腹受敌，凶多吉少。但在国民党主帅卫立煌配合之下，毛泽东调长春、沈阳重兵攻锦州的险招成了高招。蒋离沈后，卫立煌下达相反命令，命廖、侯稳扎稳打，不可强行攻坚。[9] 廖、侯奉蒋之命，分别强攻黑山、大虎山和塔山。在黑山、大虎山和塔山激战同时，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主力以五百多门重炮配合的强大火力压倒了锦州国民党军的反击，以人海战术向锦州发起强攻。范汉杰再次向卫立煌求援，卫置之不理。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下了锦州，俘虏了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全歼范部九万大军。
辽沈战役中，最惨烈之战不是黑山、大虎山阻击战，而是长春围困战。1948年5月初，东北野战军向长春发起了进攻。东北剿总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一面指挥所部坚守长春，一面向卫立煌建议弃守长春。建议遭卫拒绝后，郑洞国率十万大军凭借日本人遗留的防御工事坚守。这时，毛泽东决定先打锦州，切断国民党向关内的退路，指示林彪实施最小损失的长期围困战术。
长期围困战术不是毛泽东首创，而是“刘邓大军”首创的。日军投降后，八路军全线出击，抢占东北、华北，在河北永年县遇到了国军王泽民、李孟兆、霍建之所部及三青团、青年义勇队等队伍凭借坚固城池工事的顽强抵抗。强攻不下，八路军冀南军区想出了长期围困方案，其中要点是“三个五”：在永年周围的五个县（永年、邯郸、曲周、鸡泽、肥乡），动员五万民工，修筑五十里的城墙，“困死敌人在城里，消灭敌人在城外”，其中关键一点是不放百姓出城，利用百姓与守军争食的手段逼迫守军投降。经刘伯承、邓小来批准，八路军开始实施长期围困战，实际征调不只五万民工，而是二十万民工，在旧城外再修城墙、炮楼，使城内国民党军外出抢粮比共军攻城更加困难。于是，国民党军凭旧城固守，共军利用城外城长期围困。经过两年多围困，中共于1947年10月“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永年。当共军进城时，城内三万多军民饿死了九成，只剩下三千人多人。
东北决战中，毛泽东决定将永年县围困夺城的经验用于长春，将长春数十万百姓当作了战争工具。根据毛的决定，东北野战军于1948年5月下旬开始对长春实施围困战，在城外设立数里宽的封锁地带，禁止粮食、燃料、蔬菜等一切生活物资运入城内，除放带枪和军用品投降的国军士兵外，不放一个人出城。抗日名将郑洞国拒绝投降，鼓励士兵说，美国的援助将到，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局势将扭转。对他来说，最难的不是率军守城，而是安排长春百姓。他没有那么多的粮食兼顾军民，又不想让长春数十万百姓殉城，于是要求百姓离城。然而，共军不准百姓出城。随着围城持续，长春城内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吃光，长春百姓大批死亡，人相食。[10] 面临饿死的城内百姓纷纷冒死出城，在出城口成片跪求共军放生遭拒，被困在国军守城线和解放军的围城线之间无吃无喝，一批批倒下饿死，尸体一眼望不到边。天热尸臭，饿殍腹部逐渐胀起然后爆炸，入夜长春城内尸体爆炸之声此伏彼起，毛骨悚然。一个奉命阻止百姓出城的解放军连长实在看不下去饿死百姓的战术而拔枪自杀。
原长春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宋占林回忆当年夏天长春城内饿死人的情况说：“死人最多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十室九空。开头还弄口棺材，接着是大柜、炕席甚么的，后来就那么往外拖也没人帮忙了。都死，谁帮谁？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坐那儿就动不了了，也死那儿了，最后也没人拖了。炕上，地下，门口，路边，都是。有的白花花剩付骨架。大夏天，那绿豆蝇呀，那蛆呀，那味儿呀。后来听城外人说，一刮风，十里八里外都熏得头痛。我们家附近没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五口剩一口。西边何东山，也是五口剩一口。前院一个姓曾的木匠，七口人剩个老伴。‘杨小个子’一家六口，剩个媳妇。后边一家‘老毯儿’（东北称闯关东的河北人为老毯儿），六口全死了。旧历八月初，我临出哨卡走到现在胶合板厂那儿，想喝点水。一家门窗全开着，进去一看，十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横躺竖卧。开头见死人掉眼泪，头皮发炸。后来也不把死当回事儿了。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大腿都被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时早见不到狗了。”
围困长春四个月后，铁石心肠的林彪在部下的压力下准备放老百姓出城。9月9日，他与罗荣桓、谭政、刘亚楼共同署名向毛泽东发出请示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卡空），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11] 林、罗建议“酌量分批陆续放出难民”的报告被毛泽东以不予答复的方式“默否”。10月17日，长春城内的滇军六十军的军长曾泽生获悉共军已占领锦州后率部投降，10月19日，郑洞国率其余四万国民党官兵投降。他修建的坚固工事没有派上用场，毛泽东达到了兵不血刃占领长春的目的。
长春曾是曾是东北最美的城市。1932年成为满州国都后，日本人规划了贯穿全城的六线大道，采用平面环状交叉，设计了许多圆形广场，在市内建设了多处宽广的花园，建立了分流制的排水系统，利用天然沟渠建成了最早的绿化带，铺设了煤气管道，将电力、电讯、照明线路沿干道埋入地下，规划了全城的有轨电车和快速公路，使长春成为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花园城市。然而，解放军入城时，美丽的长春成了人间地狱，白骨之城，遍地死尸、白骨，十户九空，树皮都被剥光了、草被拔光了，门板窗框都被拆下来当燃料烧光了，街上到处是伤口化脓生蛆的国军伤兵，幸存的老百姓多已无力行走，全身浮肿，皮肤尸体般苍白，头发脱落，牙龈流血，舌头肿胀，夜盲，失去平衡，意识混乱。宋占林回忆解放入城后的情形说：“熟人见面就问你家剩几口？解放后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给活着的发粮食，埋死人。我参加了埋死，干一天给五斤高粱米，干了个把月。集中一起挖个大坑埋，有的随处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烂炕上了，拿不成个了，唉，别说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长草，那地太肥了。”
10月18日，蒋介石再飞沈阳，任命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命令侯镜如兵团和廖耀湘兵团东西对进，收复锦州，打通退回关内的通道。这时东北国民党军败局已定，蒋介石的命令已无可能执行。11月2日，解放军攻占沈阳，东北五十万国民党军除万余人自海上逃跑外被全歼。11月3日，中共中央向东北野战军发出了祝贺占领沈阳、长春的贺电，中共报纸报导称“解放长春兵不血刃”，同时隐瞒了围城害死长春数十万百姓的真相。长春解围后，全城尸臭数月不散。解放军要求离城者须办理“难民证”，上印的“难民纪律”，其中主要一条是“不得造谣生事及一切破坏行为”，严禁离城者讲述饿死人之事。
五个多月的长春围困战术蓄意饿死人数骇人听闻。原吉林省政府参议兼驻长春代表段克文在其《战犯回忆》中说的围城饿死了六十五万人。日本投降时，长春市人口约五十万，国共东北开战后，大批难民涌入长春，其中包括大批日侨和逃避东北农村暴力土改的农民。宋占林老人回忆说：“1948年春节前后，吉林和周围城镇有钱人都往长春跑，中农也跑，大车、爬犁络绎不绝。长春一下子变挤了，住房紧张，煤柴紧张。稻草最贵，一斤稻草换几斤大豆”。据估计，围城时长春总人口应在八十至一百万间，而解放军入城时，长春只剩下十多万人（段克文回忆说仅剩六、七万人）。如此算来，段克文说的饿死六十五万人数字不是夸张。
长期围困战结束后，入城的解放军发现很多麻袋国军官兵写的信件。其中的一封诀别信写道：
芳：
……生活是这样地压迫着人们，穷人将树叶吃光了……因为国难时艰，人的生死是不能预算的，但在我个人是抱着必死的信念，所以环境驱使着我，我不得不将我剩下的几张照片寄给你，给你做为一个永远的纪念……我很感谢你对我用心的真诚，你说死也甘心情愿地等着我，这话将我平日不灵的心竟感动了，我太惭愧，甚至感动得为你而流泪……我不敢随便的将你抛弃，我的心永远的印上了你对我的赤诚的烙印痕，至死也不会忘记你……我已感到的是我还能够为社会国家服务，一直让我咽下最后一口气方罢。这是我最后的希望……我的人生观里绝对没有苛刻的要求，是淡泊的，是平静而正直的。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尽我做国民的义务。
耕手启 六月一日九时第五十二号
从文笔看，“耕”应是1944年底响应号召从军报国的“十万青年十万军”中的一员。“芳”没有能收到这些封信。多年后，长春发现了一个埋尸万人坑，“很多市民围在长春市绿园区青龙路附近一处正在挖掘下水管道工地，亲眼目睹大量尸骨被挖出……每一锹下去，都会挖出泛黄的尸骨。挖了四天，怎么也有几千具！” [12] 其中或许就有那个青年国军士兵“耕”的尸骨。
在长春围困战后，中共在若干城市攻坚战中推广运用了“长春模式”，[13] 以饿死平民战法收到兵不血刃的克城战果。“永年经验”、“长春模式”之外，中共的“百姓战术”中还有一种是“驱赶百姓打头阵”战法。“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残忍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实已到了最伤天害理的程度，驱市人为战，纵使胜了，又有什么面子？难道真要把全国同胞牺牲了二万万以争胜负吗？请快软软心肠放下屠刀吧！”[14] “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共军三度进攻四平，计有五波攻势。这次共军发动人海战术，把老百姓组成队伍，一波波的往前赶，打得老百姓的尸体堆积如山。国军也不忍心再打下去，共军则踏着死尸，攻进四平。”[15] “解放军攻城时走在军人前头的都是乌压压一片手无寸铁的老弱农民，以至使守城的伪军无法开枪，才让解放军轻易地爬上城来。”[16] “百姓战术”不光发生在东北。国民党将军胡琏回忆说：“当年我在沂蒙山区与共军作战，亲眼看见他们驱使老百姓带两手榴弹来冲锋；我守军用机枪扫射，眼见死的都是老百姓，自然不忍打下去，这时共军正规军就上来了。我知道人海战术，但我们能用吗？我们宁可认输。”“百姓打头阵”战法并非中共首创。苏俄在1920年到1921年的“察里金战斗”中就运动了这种战法。二战中，苏军督战队逼迫平民端枪上阵冲锋送死，其中还包括平民老人。[17] 法西斯也曾运用“百姓战法”。二战中，德军对列宁格勒实施围困战，造成城内平民被饿死一半，死亡人数高达150万。“百姓战法”是战争史上中最耻辱的篇章。革命党与法西斯在不讲人性、使用百姓战法这点上没有区别。
占领东北后，苏联红军在大肆祸害东北的同时在长春和沈阳中心建起高大的，战机、坦克造型的苏联红军纪念碑，在纪念碑上落款为“长春各界人士”。建国后，中共在长春再建立了解放纪念碑，纪念东北野战军在1948年5月初进攻长春城时阵亡的共军将士。其实，解放军攻城只攻了一阵即改用围困战，攻城军人伤亡很少，围城却害死百姓数十万。在建碑纪标榜自己同时隐瞒滔天罪恶方面，中苏两共没有区别。长春解放四十周年之际，中共再建了一个长春解放纪念碑，长春市政府的碑文称“向为解放长春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表示深切的悼念”。按中共说法，革命烈士不包括围城害死的数十万市民。长春政府四十年后在继续掩盖围城罪恶。可见，时间不会冲淡革命党之无良。1990年代，中共推出了电影《大决战·辽沈战役》，其中解说道：“解放军兵不血刃接收长春，这座塞外春城在长达七个月的围困后，终于像一个熟透了的苹果掉落”。晚辈观众不知道，那好听的“熟透苹果”字眼背后是被害死的数十万尸骨，其中很多是腐烂到抬不起来，肉全变蛆。革命党不会为“百姓战法”忏悔，中国没有纪念碑纪念战争中的平民死难者。作家龙应台说，她采访的每个国军老兵在回忆当年国共战争经历时都痛哭失声，“那些不可言说的创伤从未被注视过，从未被抚慰过。”或许有一天，长春解放纪念碑会改建成长春围困死难者纪念碑。
辽沈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内要求将卫立煌“军法从事”呼声强烈。这时，中共公布了国民党战犯名单，特意将卫立煌列在其中，以掩盖与卫之间的合作。蒋介石清楚卫通共，但也清楚，在国民党军心动摇时暗中准备投奔新政权者不在少数，惩办卫只能加速党军将领投共，于是顺势作戏，对卫立煌只是撤职软禁，在不久后故意让李宗仁作好人，放卫逃走。到了香港，卫立煌收到周恩来信说：“你在太原结识的朋友欢迎你回来。”卫给中共发去了建国贺电，用英明领导、辉煌胜利、伟大领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雀跃万丈等词歌颂一番，而没有立即投奔共产党。他幻想美国人会扶他作“第三种势力”领袖与中共建立联合政府。几年后，卫立煌领袖梦破灭后回大陆投奔了中共。中共给了卫与傅作义一样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虚位，但没有了延安和东北时期那样的恭敬。后来毛泽东不屑地对侄儿毛远新说：“卫立煌就是在香港做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这样的人，人家都看不起，难道敌人看得起他？”
淮海战役
辽沈战役结束后，解放军乘胜在陇海线以南、淮河以北地区发起了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内的徐州第三绥靖区的两位副司令官张克侠、何基沣奉中共密令率部倒戈，造成国民党军淮海防线崩溃，中共华东野战军乘机包围了国民党军东路黄伯韬兵团。11月15日，解放军中原野战军攻占宿县，切断了敌徐州与蚌埠间的联系，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随后，毛泽东下令设立邓小平为书记，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为成员的淮海战役总前委。根据毛泽东电令的指挥，解放军以优势兵力包围全歼了死守待援的黄伯韬兵团，再设伏击败增援的黄维兵团，迫使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司令刘峙放弃徐州，退至蚌埠，迫使副总司令杜聿明及西路邱清泉兵团南撤。在国民党大军困于天寒粮绝的困境时，中共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部分国民党军将领率部投降，拒绝投降的部队被共军歼灭，杜聿明被俘，邱清泉自杀，蚌埠不战而下，至1949年1月，国民党军数十万主力被歼灭，中共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决定性胜利。
中共在淮海战役中的法宝之一是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内的地下党员将领。根据中共指示，张克侠、何基沣、王清瀚、廖运周等一大批将领临阵倒戈，使国民党防线崩溃；法宝之二国民党高层中的共谍向中共中央提供国民党军情报。这些共谍包括，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国军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国民党军联勤总部中将视察员张权，国民党中统淮阴地区调查统计主任郑连魁，国民党江苏省中统调统室特情专员徐冠苏，南京军事参议院参议、国防部监察局首席监察官吴仲禧，国防部第六厅第二科科长（中校军衔）许锡缵等人。有他们提供的国民党军动向情报，毛泽东得以指示正在进行中的平津战役放缓使国民党方面下不了从淮海战场撤离的决心，得以向华东野战军下达在何时何地伏击的具体作战命令，指挥出军事史上最大规模的埋伏战。总前委众将领起初对毛泽东电报遥控不以为然，但执行后发现无往而不胜，纷纷赞称“敌人的算盘珠子是由我们来拨动的”，“毛主席胸中自有雄兵百万”。
中共淮海战役的第一功臣郭汝瑰是黄埔五期学生，受蒋介石器重，被提升为直接参与指挥作战的国民党国防部的作战厅长。他定期到蒋介石官邸汇报战况，听取指令，随蒋介石到各战区视察，将国民党军的作战计划、部署等大量情报及时报送中共中央，其中包括：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国军在大别山的调度计划、解围兖州计划、解围长春计划、解围双堆集计划、国军江防计划、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等等。他将蒋介石对山东作战的指示传递给中共中央，成为解放军挫败国民党军在山东重点进攻的幕后功臣。窃取情报以外。他还拟订了让国军损失作战命令，发布了很多假情报，隐瞒中共军队动向，推动蒋介石作出错误判断。如1947年3月，在协同顾祝同指挥中原和山东等地的作战时，郭汝瑰对蒋介石隐瞒“刘邓大军”要向南跃进的战略意图，导致蒋介石决策错误，放“刘邓大军”突出黄泛区直抵沙河。郭汝瑰没想到，率部倒戈后的日子凄风苦雨，在肃反运动中成了“特嫌”，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发配劳改，文革再遭批斗、游街、抄家。毛泽东对国统区的中共地下党尚且要整肃，对卧底间谍更不信任，更要整肃。
中共淮海战役的法宝之三是动员了五百多万民夫担任服务与后勤支援，是为世界战争史上动员民夫的最高记录。建国后，中共长期宣传国民党军抓壮丁，冀鲁豫各省老百姓自觉自“支前”。其实，农民弃家上战场并非自愿，而是不去不行。通过土改运动，解放区的农民不再是自耕农，全都成为受中共基层组织指挥的民夫。他们或多或少参与了斗地主，杀地主，除了跟着共产党没有了退路。土改后上位的农村基层领导提出“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口号，拆农民的房子为解放军修筑工事，强迫老百姓上前线，送子弟参军。中共向农民们宣传的口号是：“没有战争的胜利，就没有一切；战争胜利了，不光有房子、粮食，日子还会越过越好。”经历土改的华北各省农民一方面希望中共赢得战争以保住他们分得的财产，另一方面在胁迫下只得加入支前的运输队、担架队、卫生队、预备役部队、工兵队，冒风雪，忍饥寒，跟随解放军转战南北。解放军一声令下，百万民夫可以一夜挖掘出壕沟让国军机械化部队寸步难行。农民不光出人，更要出粮，出钱。例如，九百万人口的豫皖苏区在淮海战役期间派出民工两百多万人，担架八万余副，献出数十万双军鞋，三亿斤粮食，其中包括农民仅有的谷种。被俘的国民党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在回忆录中写道：“解放军的后方到处都是老百姓，有的给解放军推车，有的给解放军运伤员……我们在战场上哪儿看到过这种场面，国民党的后勤都是自己办的，哪儿有这么多老百姓来支援战争？”
大规模调动民夫不光是淮海战役的法宝，也是中共整个“解放战争”的法宝。在辽沈战役中，国军受到围困而无法补给，但共军在围困战中却可以因旷日持久地保障供给。中共后来长期宣传“农民支前充满喜悦”，而隐瞒支前给农民带来的苦难。例如，苏中靖江县的县志最初记载：“1949年2至4月，刚刚被解放的靖江县人民，沉浸在喜悦中，解放大军在两个月以内，连续两次进行公粮征借，两个月之内，征发公粮650万斤，一次350万斤，一次300万斤。”五十年后，靖江县在修编县志时增加了“老百姓为了打内战而吃野草”的实情。应当说，一句“吃野草”不是百姓战争苦难的全部，没有血腥不可能征到那么多粮食和民夫。
币制改革
抗战中，国民政府靠增发法币维持抗战。抗战胜利后，中共立即开战，国民政府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黄金、外汇结存急剧减少，黄金库存减至不足200万两，中央银行的外汇资产也减至仅3亿美元，政府的货币信用破产。1948年1月至8月，上海物价涨了56倍，法币价值趋近于零。8月19日，蒋介石行使《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的紧急处分权，发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和《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实行币制改革。改革的办法是：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规定金圆券与美元兑换率为4：1），限期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以一元金圆券兑换300万元法币）；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违者严办；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实行经济管制和物价管制（将物价限制于8月19日水平）。根据币制改革文件，民众须将所持旧纸币以三百万比一的比率兑换成新发行的金圆券，在9月30日之前将持有的金银及外汇全部上交给政府，不得私存，违者治罪。蒋介石任命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督导员”，率领“经济勘建大队”在上海推行强制性币制改革措施，以延缓国民政府的金融崩溃。
8月23日，金圆券开始发行。蒋经国在中央银行内设立督导员办公处，调动数万军警、宪兵、政府人员和“青年服务队”在全市的商店、工厂、公司、仓库、车站和码头进行大检查，收集举报，以囤积居奇罪名逮捕了数十位大户商人，要求将物价水平限制在8月19日的物价水平（八一九防线），不允许上涨。他以铁腕手段管制经济，提出“第三次革命”、“建设新上海”、“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等口号，宣称：“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得不到一天安宁的”，[18] 以“奸商”、“不法官吏”的罪名枪毙了一批把存款汇往国外的批商人、官员，强令从外地向上海调运物资，以稳定上海的物价。
蒋经国破坏商业环境，随意治罪的各项举措暂时奏效，物价在一个月内被维持在“八一九防线”以下，赢得了部分上海媒体与民众的喝彩，同时遭到商界和上海市政府的强烈反对。上海市长吴国桢指出政治高压手段无助解决经济问题，请求蒋介石撤自己市长职以维持政府威信，实际要求撤销蒋经国赴沪督导职。蒋经国则指吴反对打击商界是上海官商勾结对抗币制改革。蒋介石拒绝吴的反对意见，支持蒋经国“打虎”。根据举报，“打虎”的运动很快涉及到了孔令侃的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蒋经国下令拘捕了表弟孔令侃，查封扬子公司，成为震动上海滩的最大新闻。扬子公司是官商，囤货不假，但所谓囤积居奇、奸商完全是随意罪名。上海各报刊及上海警方澄清说，在扬子公司查获的大批货物均已向社会局登记，并非孔令侃所有。宋美龄亲赴上海，迫蒋经国放了人。
币制改革与物价管制对上海的工商业者是一场浩劫，大批货物被迫低价出售，存期超过三个月的货物被没收，纸业、杂粮业、糖业公会理事长被扣押当作人质，全市工商业损失以金圆券亿元计，大批商家被迫关厂、关店、转移资金。由于工厂也不敢滞留现金，又赶紧购买原材料，原材料商乘机涨价，上海限价反而引起汉口、重庆、广州等地物价飞涨。在内战持续和中共金融战举措的背景下，政府强制措施控制物价、打击商界的作法无助解决经济问题，只能加速金融系统崩溃。11月1日，国民政府被迫宣布停止“打虎”举措，取消限价政策，同时宣布修改金圆券发行办法，不再限制人民拥有黄金、外汇，但取消了金圆券的含金量和二十亿元的发行限额保证。政府放弃管制后，物价应声报复性飞涨，不仅突破“八一九防线”，更涨至“八一九”限价的25倍，同时金圆券也大幅贬值至一麻袋金圆券换不来一布袋面粉，遵行政府法令将金银外汇兑换成金圆券的资本家遭受浩劫，城市平民更加困苦。同时。
放弃物价管制后，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最后被上海市民与商界称为“只拍苍蝇，不打老虎”，蒋经国为失败痛苦地天天喝到大醉。[19] 在推行币制改革的翁文灏内阁为币制改革与限价政策失败而宣告总辞后，蒋经国跟随请辞，发表告上海人民书向上海市民道歉，随后黯然离沪。吴、蒋这次分歧成为数年后的台湾政坛的“吴国桢事件”埋下伏笔。暴力手段处理经济问题失败的教训和随后的思考成为蒋经国三十年后领导台湾创造经济奇迹的宝贵财富。
1949年1月上海物价上涨至“八一九”限价时的128倍，至4月，大米的价格涨至限价时的6万倍，[20] 国民政府财政金融全面崩溃。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指责蒋介石发行金圆券之举是吸收民财。李的指责有一定道理。蒋介石早就看清了国民政府被推翻的前景，派陈诚经营台湾，发行金圆券时考虑的已经不是维持财政，而是换黄金运台湾了。
关于运台黄金的数量，中共后来宣传称数额极其庞大，是日后台湾经济起飞和大陆人民贫困的重要原因。半个多世纪后，新任民进党籍的中央银行副总裁陈师孟到了位于新店山洞的金库查看，见到了当年运台的大部分黄金。这些黄金多为当年用金圆券从民间换来，形状不一，成色不足。陈估计，当年蒋介石运去台湾的黄金约300万两。有文献记载，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两次下令用轮船从上海运走国库黄金278万两、银元1520万枚、美元1537万元、珠宝以及大量外汇，总价值约5亿美元。[21] 这5亿美元的黄金、白银只相当于中共因出兵朝鲜欠下苏联40亿美元外债的八分之一。陈师孟指出，那些金条对退台之初经济稳定的作用多半是心理上的。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在国民政府即将被推翻时，傅斯年与朱家骅联名，向蒋介石提出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建议将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卓越贡献者，以及珍贵文物资料送往台湾。蒋介石立即批准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决定把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所、北平图书馆的图书文物运往台湾，责成傅斯年、陈雪屏、蒋经国三人具体执行。蒋经国安排了送学者们离开大陆的飞机。
傅斯年提出抢救计划是因为对共产革命有深刻认识。苏俄建立共产党之前，他也曾接受李大钊的共产革命宣传，担任北大的学生领袖，出面召集五四学生示威。当学生运动发展到放火烧民宅、殴打外交官时，他毅然退出学生运动。此后，他支持北洋政府抵抗苏俄压迫的立场，反对苏俄向中国的帝国主义扩张，反对苏俄引入中国的共产革命、共产党和苏维埃。抗战中，他反对中共口头上宣称服从国民政府领导，实际却拒绝交出军权，对日避战。抗战结束后，他反对苏俄扶植中共推翻国民政府的战争，出面领导了反苏运动。他指出：共产党与历史上的土匪流寇并无区别，一旦执政必然剥夺人民的自由会，摧残文化，[22] “马克斯派提倡以无产阶级专政，先是一个根本不平等。个人专政，是一个人有特殊的权能；寡头专政，是少数几个人有特殊权能。一个阶级的专政更不得了，乃是这一个阶级整个有特殊权能。一个人专政已经吃不消，但一个人同他所用的人，终究力量有限，人民还保有若干自由，等到一个阶级专政，那么，到处都是专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绝对没有了，而平等又何在”，“苏联实在是自有史以来最反动的一个政治组织，因为他包含中世到近代一切政治制度中一切最反动的部分。”[23]
在认为共产党将取缔思想与言论自由观点方面，胡适与传傅斯年看法一致。胡适指出：“自1917年以来，所有新兴的极权政治制度，都采取急进而过激的革命方式；他们一切行为，似乎都本着一句话：‘把现存世界摧毁、另建一个新的世界。’……极权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根本不容许差异的存在或个人的自由发展。它永远在设法使全体人民，适合于一个划一的轨范之内。对于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学术生活，以及经济组织等无一不是如此。政治活动一律受一小组人员的统制指导，这小组的编制，类似军事机构，对于领袖绝对服从和信仰。一切反对的行为与反对的论调，都遭受查禁和清除。”“极权主义者为党的绝对正确性而辩护，不允许一切与党义不合的事物存在。”胡适同意马科斯·伊斯特曼 （MAX. EASTMAN）列举的极权主义特征：把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到宗教狂的程度；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政权；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神化领袖；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和欺骗无知的民众，严惩诚实的思想；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使人民陷入文化和信息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鼓励人民陷害和虐待所谓的人民公敌；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法对待所谓的人民公敌；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禁止工人的罢工和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工农商各行各业皆受执政党领袖统制。[24]
然而，绝大多数知识精英对新政权充满期望，选择留下来迎接共产党的新政权，1948年3月选出的81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只有24位选择了离开大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留在大陆，一个因为是对国民党统治感到失望，二是共产党大力宣传，营造民主形象的作用。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他的想法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们的普遍心态。
然而不久，傅斯年、胡适的预见全部应验，共产党建立全国政权后立即实施专政，取缔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甚至思想自由，大规模屠杀旧政府人员和反对暴政者。那些谢绝了傅斯年安排离开大陆的名学者们没有想到，他们三年后就经历了极为痛苦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被迫在报刊上发表检讨自污。在大陆知识分子饱受精神折磨时，海外的数千知识精英纷纷返回大陆准备效力新中国。全体知识分子后来的遭遇极为悲惨。他们在几年后的反右运动和十几年后的文革运动中基本被一网打尽，全体惨遭迫害，多数死于非命。
蒋退李代
徐蚌会战（淮海战役）惨败后，统率三十万大军布防华中的李宗仁、白崇禧再次挑战蒋介石的独裁地位，联合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兵团司令张轸等人致电蒋介石要求停战议和，实际迫蒋下台。在香港打国民党革命委会旗号的李济深趁机与桂系联络，推动倒蒋。蒋介石清楚国民党政府垮台已无悬念，积极作退往台湾的部署：任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政府主席、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宋子文为广东省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下令将中央银行储存的几百万两黄金以及白银、银元和外汇秘密分批运往台湾；派蒋经国在溪口设立电台，以便引退后继续指挥撤退事宜。
1948年12月31日，蒋介石在官邸召集党政高层聚餐，宣布隐退，请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元旦，蒋介石发表了类似罪已诏的新年文告，表达个人引退和停战求和意向说：“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它求……，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同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表达了拒绝和谈的立场。在中共决心武力推翻国民政府之时，李宗仁相信只要蒋介石下台就可以达成国共停战，指挥桂系部下采取了逼宫行动：在武汉贴出了“蒋介石不下野，中共不肯和谈”、“两湖将局部和平”的标语，派人与中共联系，传达逼蒋下野达成和谈的意向。1月4日，蒋介石拜访李宗仁，请李主持局面，与中共和谈。1月21日，蒋介石召集在南京的党政军高级人员会议，宣布引退，请李宗仁当场签署了拟好的代行总统职文告，然后离宁飞杭，转往溪口老家。蒋走后，李宗仁发现文告对自己很不利，其中既未提辞职、引退，也没有明确副总统继任总统职位，只提代行职权，意味着蒋介石随时可以中止“代行”，复职视事。由于蒋介石已将文告发表，李宗仁无可奈何。
在李宗仁迫蒋介石下台之时，新华社公布了两批“国民党战犯名单”。毛泽东亲自确定的战犯名单中包括有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翁文灏、吴铁城、吴国桢等国民党文武官员及蒋夫人宋美龄，还有思想界领袖胡适、出版家王云五、《大公报》社长吴鼎昌、独立党派领袖曾琦、宪法之父张君励。由抗战领袖、抗日名将，自由、宪政的代表人物组成的所谓战犯名单显示，中共的战争是对艰难抗战和清末以来的宪政进程的反动，预示新政权将否定思想、出版、结社自由和言论等自由。
张君励是几次宪草的主笔，代表着清末以来的制宪进程。毛泽东定张为战犯的一个原因是怀恨张在抗战中发表了《致毛泽东一封公开信》，指出绝无一国两军，自设特区的理由，公开呼吁放弃党军和共区割据，履行服从国民政府共同抗日的承诺的。抗战胜利之初，中共参加了国大，周恩来曾表示拥护张执笔的宪草，在张六十大寿时送了《民主之寿》匾，但在政权更迭之际，毛泽东不容独立党派存在，要通过否定张代表制宪大业。毛泽东将胡适列为战犯同样在发泄个人恩怨。新文化运动中，毛泽东与全国众多青年一样，以胡适为偶像。在北大作图书馆助理员时，他求见胡适未能如愿，感到伤了自尊。公布战犯名单之前，毛泽东派中共地下党面劝胡适留下来带头拥戴新政权，并在“对胡适之先生广播”中承诺让胡适担任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挽留被胡适拒绝后，毛将胡列为战犯，称胡为国民党帮凶之首，并在新华社社论中将胡定为“反动文人学者”的代表。
就任代总统后，李宗仁无法容忍蒋介石通过溪口家中的电台继续发号施令，遥控一切，致函要求蒋不再问国事，早日出国，并索取央行库存黄金。蒋回复，请李领导政府，全权调整军政人事，但拒绝出国亡命，谓库存金银已转移安全地点，收支依常规进行，不受任何人干涉和妄支分文。蒋介石宣布引退，专心部署退台是败局中的上策。他精明地在文告中不提辞职，不提继任，为将来复职留下了通道。他知道，李宗仁迟早会投奔中共。下野前夕，为防桂系武力政变，蒋介石密令军统若李先他离开南京无论水、陆、空路均予格杀。[25] 一年后，退台的国民党非常委员会致电李宗仁限三日返回台湾，否则以自动放弃代总统职务论。李宗仁当然没有返台。随后，国大代表通过了对李的弹劾案，联名敦请蒋介石复任总统视事，台湾立法院通过决议，蒋介石在台北复任了总统。
平津战役
国民党军东北主力被全歼后，傅作义统率的六十万华北国民党军面临着中共东北野战军、华北野战军的夹击，军心动摇。当中共军队逼近北京时，傅作义在是否把六十万军队交给中共的问题上非常矛盾。他对共产党并无幻想，认为共产党会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但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形势下也只得与中共接洽，争取停战议和。毛泽东不接受傅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等条件，对傅的和谈请求拖延答复，命令刚刚结束辽沈战役的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守军，命令华北解放军第三兵团在绥东地区截住傅军向绥远逃跑的去路，命令华北第一兵团停止攻击太原，以避免刺激傅作义向绥远逃跑。
中共北平地下党早已开始在傅作义身边安插眼线，策反了傅的把兄弟曾延毅、老师刘厚同、同乡杜任之、秘书阎又文、联络处长李腾九、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北平市长何思源、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等人。傅冬菊抛弃了父亲为她安排的出国留学道路，作了父亲身边的卧底。1948年初，傅冬菊奉中共之命窃取了父亲的机密文件，为中共提供了“解放战争中最重要的军事情报”。
在北平被解放军包围的形势下，傅作义派崔载之、李炳泉（中共地下党员）为代表到三河县平津前线司令部与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谈判。毛泽东拒谈条件，要求傅投降。在傅的代表与中共谈判往来期间，解放军在康庄、怀来地区歼灭了傅军第十六军和第一0四军主力，将傅系部队主力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两地，截断了傅军西逃之路和平津之间的联系，完成了对傅军的包围。1949年1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占了天津，全歼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所部十几万大军。16日，中共向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一是放下武器，一是和平改编，否则，“我军将以精确战术攻城，勿谓言之不预”。 中共将公开信交邓宝珊转递，然后由傅冬菊塞在父亲书房的大堆文件中，实际并未送达傅作义。1月22日，傅作义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并发表了广播讲话。
1月3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由于没有市民出来欢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清华学生去欢迎解放军入城，拍下照片广为宣传，所以照片中的欢迎人群全是学生。第二天，《人民日报》以“北平解放经过”为题，继续刊登了毛泽东起草，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签署的1月17日致傅作义的最后通牒公开信。2月1日，傅从《人民日报》读到这封半个月前发给他的最后通牒信，感到震惊与愤怒，悔恨投共，但也只能接受献城后尊严尽丧的现实。十几年后，傅作义在文革中遭红卫兵鞭打，傅冬菊这才开始理解了父亲当年的所作所为，后悔背叛父亲。她说想写一本关于父亲的回忆录，但最终还是没有动笔，一是因感到对父亲了解太少，二是感到愧对父亲，难以动笔。
国共和谈
与华北的傅作义一样，接掌国民政府的桂系也在向中共乞和。毛泽东在军事胜利的形势下拒绝一切和谈请求。然而，这时斯大林希望国共和谈。在推翻国民党政府的计划即将实现时，他对即将控制全中国的毛泽东充满疑虑，担心毛像当年的蒋介石、冯玉祥一样，接受金钱军火扶植壮大后对苏决裂，担心毛成为第二个铁托，在共产主义阵营中拒绝服从莫斯科。他希望看到国共两党“划江而治”，互相牵制的局面，以利他在中国长久施加最大的影响力，让苏联大使罗申向中共提出与国民党和谈的建议。毛泽东不理会罗申的建议，发表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1949年新年献词和《评战犯求和》的新华社社论，表达了拒绝与国民党和谈的立场。
1月10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命令中共与国民党和谈。毛泽东不能违抗命令，不情愿地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表示可以与南京政府进行和谈，但提出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战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废除卖国条约等八项和谈前提条件。毛泽东一面令解放军继续军事行动，一面要求惩办和谈对手，实际坚持无条件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为向斯大林交差，中共安排李济琛、沈钧儒、马叙伦、章伯钧、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周建人、符定一、章乃器、胡愈之、蔡廷锴、茅盾、洪深、朱学范、李德全等五十五人发表了拥护中共八项和谈条件的宣言。桂系通过在香港的李济深向中共提出了以迫蒋下台换取停战和平的建议。毛泽东、周恩来答复桂系说，李、白亦为战犯，如欲减免内战罪责，必须作出贡献，先将战犯扣留，以表示和谈诚意。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宣誓代总统职并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次日，北平傅作义宣布接受和平改编。中共通过叶剑英、潘汉年等向李宗仁传话，希望李效法傅作义将功折罪，逮捕蒋介石及其嫡系将领。
1月底，斯大林派米高扬来华考察毛泽东。国民党对延安“重点进攻”时，中共在河北西柏坡建立了刘少奇主持的办公机关——中央工委（对外称工校、劳大），一年后，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从陕北来到华北，西柏坡成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在西柏坡，米高扬向毛泽东重申苏联希望中共与国民党停战和谈。为打消斯大林的疑虑，毛泽东向米高扬保证绝无铁托那样的独立要求，保证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一如既往地服从斯大林的领导，同时电邀国民党代表北上和谈以向斯大林作服从姿态。
2月，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和邵力子等名流组成的南京和平代表团到达北平，向中共代表叶剑英表达国共再召开新政协，组成联合政府的期望，然后到西柏坡村面见毛泽东。毛泽东表示，无论议和结果如何解放军都要渡江。桂系认为中共坚持军事行动可能是为驱蒋，于是安排南京《救国日报》发表了题为《蒋公不出国则救国无望》的社论，逼蒋出国。3月８日，孙科内阁总辞职。12日，李宗仁任命何应钦为行政院长，重组内阁。４月１日，国民党再派出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组成的和谈代表团北上与中共和谈。国民政府代表团表示，蒋已下野，桂系主政，国民党仍有力量，希望达成和平。
毛泽东从来无意和谈，同意南京代表团北上只为作给斯大林看。根据毛的立场，中共代表在和谈中不给国民党任何妥协余地，坚持“惩办国民党战犯”，申明谈不谈得成解放军均要渡过长江，在措辞严厉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中称“国民党犯有发动全面战争罪行”，宣布废除宪法及法统，国民党一切军队须由中共解放军收编，所列战犯如无悔悟表现将从严惩办等等。中共的和谈负责人周恩来以最后通牒口气表示：所拟草案为定稿，不能作任何修改，南京政府同意就签字，如果到4月20日南京政府还不签字解放军就渡江。李宗仁、白崇禧原以为将蒋介石赶下台中共就会与他们合组联合政府，没想到中共坚持他们也是战犯，无奈训令张治中不接受和平协定。20日，广州国民党中常会在中共限期日发表声明，宣布不接受中共和平协定和中共所指内战责任，愿依五原则修正和平条款，盼中共颁布停战令。至此，和平谈判宣告破裂。
和谈代表中，张治中、邵力子原本是当年鲍罗廷安插在国民党内的卧底，刘斐早已是共谍。在使命完成，战局明朗的形势下，卧底们留在北平正式投奔了中共新政权，黄绍竑南下避居香港，南京方面的和谈代表团就此散伙。
国民政府退台
1948年7月，解放军开始进攻太原。阎锡山颁布了保卫太原的“十二条行动纲领”，强调以碉堡战法火力对付中共的“人海战术”。1949年1月，国民党北平守将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解放军占领了北平，随后向山西增兵。阎锡山拒绝中共方面派杜任之、章士钊等人出面的劝降，提出“以城复省，以省复国”的口号，表示：“昔日田横五百壮士，壮烈牺牲，我们有五百基干（同志会骨干），要誓死保卫太原。不成功，便成仁。”他将资金和高层亲属转移到台湾及美国，咨询德国医生如何自裁，让川至制药厂制出五百瓶毒药（张照片见美国《时代》杂志和山西《复兴日报》）。3月28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电邀阎锡山赴宁共商和谈大计，阎锡山在干部会上宣布了电文，将军政大权交给由梁化之、王靖国、孙楚、赵世铃、吴绍之组成的“五人小组”，随后赴宁（阎一去再未能返晋）。
1949年4月21日，中共发布了由军委主席毛泽东和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同日，中共第三、第二野战军同时渡江。国民党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倒戈投奔中共，国民党长江防线崩溃，解放军顺利渡过了长江，于4月24日占领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这时，在野的蒋介石发表《和平绝望奋斗到底》一文写道：“现在共党匪军强渡长江，南京业已撤守，我爱国军民同胞，八年血战，从日本军阀铁蹄之下光复的首都，为时未及四年，又沦陷在共产国际铁幕之中。我们今日面对着这一种摧残人民自由，毁灭国家独立，威胁世界和平的黑暗的暴力，每一个国民的生命噎是与整个国家的存亡结成一体而不可分了！中正虽引退于野，为国民一份子，而对于国家的危难，同胞的灾祸，仍自觉其负有重大的责任。际此忧危震撼之时，中正重申决心，誓与我全国同胞，共患难，同生死，并掬我赤忱，向我爱国军民特进一言。一、共匪强渡长江，扩大叛乱，摧毁人民自由，毁灭国家独立；二、共匪没有一点国家意识和民族思想，甘心依附共产国际，做侵略工具；三、全国军民要发挥一切力量，支持反侵略反共产、求生存求自由的神圣战争”，“中共要把我一千二百万方公里的领土，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中共产国际的基地；要把我四亿五千万同胞，充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砲灰；要把我中华民族五千年崇高优秀的历史文化摧毁无遗；要把我们中国以仁爱和平为本位的伦理，转变为冷酷残忍的斗争，参加国际的残杀”。[26] 他的预见后来不幸被历史事实一一应验。
在攻占南京同时，中共二十五万大军向太原发起总攻。4月25日，中共宣布国民党山西方面主政的官员梁化之、孙楚、王靖国、戴炳南（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军军长）四人为“战犯”而予以缉拿。共军以苏联提供的千门大炮很快摧毁了阎锡山多年修建的城防和碉堡，国民党守军十多万人伤亡或投降，解放军付出了四万多人伤亡后攻陷太原，惨烈的太原战役结束。解放军入城前，省长梁化之、阎锡山之妹阎慧卿在太原绥靖公署的地下室里服毒自尽，死前命令卫士将他们的尸体浇上汽油焚尸灭迹；太原市警察局长师则程率员警在市中心柳巷守御历五小时，至失陷时先杀其幼子幼女，最后击毙妻子史爱英，然后自戕；山西省政府统计处长兼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处长徐端在共军入城时将捕到共谍全部处决，与部下三百余人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后集体自杀；省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尹遵党在共军破城时与平遥县长吴寿台等率部署百余人集体自杀。5月，中共第三野战军占领杭州，上海，第二野战军占领南昌，第四野战军渡江攻占了武汉，随后击败白崇禧指挥的国民党军一路向南席卷。10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占领了广州，国民党政府被推翻，国民政府时代结束。
国民政府时代是苏俄主宰中国走向的时代。它始于苏俄扶植国民党推翻维护满蒙主权的北洋政府，终于苏俄扶植中共推翻维护满蒙主权的国民政府。在这一时代，中国的战争都是斯大林所策划：中共武装暴动是他指示的，红军是他扶植建立的，红军对国民党军开战是他指示的，红军长征到西北是他决定的，中日全面战争是他下令引爆的，推翻国民政府的战争也是他一手策划的。在这一时代，苏俄输入的革命带给中国连绵的战祸和千万计的死难。国民党在看清苏俄对华的扩张野心和赤化祸害后与苏俄决裂。与北洋政府一样，国民政府因维护主权，走向宪政，因拒绝作苏联傀儡，拒绝出让满蒙而被苏联操纵在华附庸推翻。在这一时代，美国有能力阻止苏俄赤化中国，有能力阻止斯大林推翻国民政府。但是，由于地理的原因，美国不可能像日、俄那样花血本影响中国的走向，由于美国人因对共产主义抱有幻想而默认了苏俄再次推翻中国政府。
退到台湾后，国民党根据阎慧卿自尽前致阎锡山绝命电中“同仁五百，成仁火中”之语在于台北市圆山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蒋介石亲率五院院长及军政首长前往致祭，阎锡山撰写“太原五百完人成仁纪念碑”碑文、祭文、和《太原五百完人歌》，孙立人为冢题词。阎在歌中唱道；“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海天万里招忠魂，歌声悲壮动三晋。何以为完人？生而能杀贼，死而不留身，大节凛然表群伦。谁能为完人？男学梁敦厚，女学阎慧卿，死事壮烈泣鬼神。赴汤蹈火全忠贞，救国救民重死生。五百完人齐尽节，太原今日有田横。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日月光华耀国门，万古留芳美名存。他还分析中共的取胜之道说：“第一条，中共不是政党，而是乱党。中共除了拿暴力夺取政权，还特别注重宣传，而且中共的宣传不是消息性的，批评性的，是阴谋性的，煽动性的，使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相信中共是‘土地改良主义者’、‘内部的改良者’……第二条，中国经济落后，工人生活困难，思想苦闷，思想容易左倾，工潮日益扩大。中共火上加油，挑动斗争，扩大风潮，造成顺势。国民政府疲于安抚应付，此为逆势；第三条，中国是农业国家，土地私有，佃雇农生活痛苦，中共通过没收与分配两个横暴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共号召佃雇农造乱，如顺水顺风。但没收的做法，造反者可以这样做，政府怎么能够施行呢？国民政府不能打杀地主，只能实行‘二五减租’，是为逆势；第四条，国民政府要尽力保护人民，而中共是乱党，可以千方百计的清算人民，需要人民和他共同造乱。中共需要的是以富人之钱、地主之地，做他造乱的经费；他更需要的是以穷人的命做他人海战法之工具……；第五条，国民政府征粮、征兵、征税需要通过法律，中共则一意推翻现政权，摧毁现社会，无所谓法律。中共对人民的财产是没收，生产物是夺取，粮食是征收三分之二，人民还不敢迟滞；我们征收二十分之一，尚不能痛快征齐。就令人民当兵言，我们必须本兵役法及征兵令实行；而共产党则拿上赤化恐怖的做法，初则劝导，继则强迫，终则不当兵即对其全家处死，结果是父劝其子，妻劝其夫，兄劝其弟，赶紧当兵；第六条，国民政府又要实行民主，又要剿共，左支右绌，政治效能非常低。中共集权独裁，政治上统治力强，而且不受法律、舆论、民意的拘束，如同一个野马，任凭他跑，那里有水那里饮，那里有草那里吃；第七条，中共以世界革命做号召，此种鼓舞与号召，是动的、进攻性的，能用上人的最高精神力量，而国民党则站在政府的立场上，以生活安慰干部，以安居乐业号召人民；此种安慰与号召，是静的、防御性的，用不上人的最高精神力量；第八条，造反易，守成难。中共占管乡村，占一村是一村的收获，占一天有一天的收获；且占管乡村除有七个收获之外可消灭国军壮大共军。乡村为政府之累，成中共之宝。总之，中共是世界历史上集造反之大成者。中共利用这八条把人民组织起来，再张起铁幕。等于造成一个烂泥滩，再好的汽车开进去，也是马力愈大，陷的愈深，损失愈大。共产党此种战略之下，我们的军队愈坚强、愈深入、愈吃亏。国民党焉能不败？”[27]
第 37 章 中共建国
斯大林定框架
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提出了转变为宪政国家十五年时间表。革命后，民国历届政府继承了清廷的宪政目标。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历届政府均申明要召开国会，制定宪法，走向宪政。北洋政府走向宪政的努力被国共两党武力摧毁，国民党政府走向宪政的努力被中共武力摧毁。在延安，毛泽东和中共高层曾对美国人大谈崇尚民主。这些言论只是争取美国军火援助的手段，共产党不变的立场是从根本上拒绝宪政。毛泽东的世界观是游民思想的传承，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信奉武力、权谋与利用，没有平等、协商和法律观念。他虽然派代表参加了美国人策划的政治协商会议，但坚持武力推翻国民政府，没有打算协商，对制宪、国会嗤之以鼻。
在国民党政府即将垮台时，毛泽东背弃内战时向社会各界作出的反对一党独裁，实现真正民主的承诺，准备取缔中共之外的所有党派，不召开国会，不制宪。他向斯大林阐述建国方案说：“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要像苏联、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以外，所有政党都离开政治舞台”。独裁者斯大林当然不反对独裁，但认为应作装点门面功夫，不应赤裸裸的独裁。他复电毛泽东说：“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认为，中国各在野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他们反对国民党集团，它们还将在很长时期内存在。中共应该与他们合作，但必须保持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让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应宣布为联合政府。”[1] 毛泽东对斯大林不允许苏联国内多党存在而要求中国多党存在、政治协商不以为然，但这时他正设法打消斯大林的疑虑，当然不能抗命。
1949年1月，国民党政府在内战败局中动员各国驻华使馆随同政府一起南迁广州，美国指示驻华大使留在南京，准备抛弃国民党与中共新政权建立关系，而斯大林指示苏联大使罗申随国民党南迁广州，谋求国共两党“划江而治”。在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目标即将实现时，斯大林又突然想止步了。他的考虑是，一来担心毛泽东像二十年前的蒋介石、冯玉祥一样，接受援助壮大后与苏联决裂；二来感到一个统一的中国不符合苏联的利益，希望中国处于分裂状态；三来担心美国武装干涉；四来担心毛泽东成为另一个拒绝作下属的铁托。斯大林刚把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斥铁托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并正考虑派人去暗杀铁托（铁托不久后写信回应说：如果你再派人来行刺我也派个人去莫斯科，并且不用再派第二个人），他担心拥有更强力量的毛泽东成为他的另一麻烦。出于上述担心，斯大林谋求国、共划江而治，让国共两党互相牵制，同时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考察中共的立场。
在西柏坡，毛泽东一系列动作并举以打消斯大林的疑虑：向米高扬再三保证将照顾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申明支持蒙古独立， 表态与南斯拉夫共产党划清界限，发表向苏联“一边倒”的声明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以新华社评论员名义连续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谩骂美国和司徒雷登的文章，以间谍罪判处美国驻沈阳领事华德有期徒刑并驱逐出境等等，以行动证明中共向苏联“一边倒”。米高扬满意离华后，毛泽东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宣布“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组成中央人民政府”。会后，毛泽东派刘少奇访苏，将建国计划报斯大林批准。
7月，刘少奇率高岗、王稼祥及翻译师哲等人秘密访苏。在莫斯科，刘少奇再向斯大林当面保证中共绝不在苏美之间脚踩两只船，将奉行向苏联“一边倒”，并申请于 1950年 1月 1日成立建国。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一边倒”保证及“挤走”美国外交官的行动感到满意，决定放弃谋求划江而治，批准了中共建国，提出为防止“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中国暂时没有中央政府的无政府状态，应将建立中央政府时间提前。他承诺，在中共建国后立即承认新中国政府，给予新政权3亿美元贷款，派专家帮助新中国政府等等。为配合中共对刘少奇访苏的保密，苏联只披露了1949年7月高岗率领东北代表团（实际上高岗是刘少奇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签订贸易协议的消息。消息披露后，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向苏联驻华大使馆提出抗议，斥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七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致信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指示他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毛的信让流亡在香港的反蒋派们弹冠相庆，兴奋准备上京加入新政府。根据传来的斯大林意见，中共中央决定提前于1949 年10 月1日宣布建国，决定立即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政协。这里，“没有反动派参加的”的意思是全部政协成员必须是中共批准任命的。中共决定，党派代表仅限于民盟等几个中共认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代表仅限中共的属下团体。根据中共的原则，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团体有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中共领导的团体，“民主人士”有宋庆龄、钱昌照、萨镇冰、颜惠庆、章士钊、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张元济、梁思成等名流，其他代表包括刘英源、阎存林、戎冠秀等中共认定劳动模范，以及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曾泽生等国民党降将特邀代表。
从筹备政协开始，毛泽东住进了中南海，开始了他少年立志的“坐龙庭”时代。北洋时代，民国政府时代可没人敢如此。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成立了“接收中南海办事处”，决定将中南海“从速正式开放，为北平市民共同游憩之公园，永远开放，不收门费”。1929年5月，北平特别市政府仿照当时的中山公园、北海公园的成例，将这里命名为三海公园，正式开放。1930年12月，北平市府将公园名称改为中南海公园。在新华门楼底层门内，悬挂着由满清遗老张海若魏碑体题写的“中南海公园”横匾。公园依赖以下几项收入筹资改善环境，维修破损建筑：门票收入：公园门票与北海公园一样，均为五分；设停车场：脚踏车每辆收大洋一角，人力车大洋两角，汽车大洋五角；出租房屋的收入：中南海园内有居仁堂、喜福堂、欢喜庄、增福堂、来福堂、果园等百余处房屋。公园管理部门将园内房屋向市民招租，租价分五等，每间两元至六元不等；开辟钓鱼区，售票钓鱼票每张一元，限钓鱼二斤，超过二斤补票。公园利用这些收入维修园林内道路，增加路灯、坐椅，建厕所，维修损坏严重的新华门、蜈蚣桥等处，雇清扫夫，花匠，请警察局派人驻园保全，使皇家园林焕发昔日光彩。整个国民政府时代，中南海与北海公园、中山公园一样是普通民众休闲娱乐，举行活动的场所。[2] 随着国民政府垮台，美丽的中南海从市民公园变回了皇家禁地，是为共产革命实质是换个更专制的人作皇帝的一个证明。
9月21日，新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大会以山呼“毛主席万岁”开始，民国以来在野党派、社会贤达批评政府，制约执政党的政治环境不复存在。政协会议内容是举手通过中共的一系列决定：宣告建国，宣布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员名单，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及《关于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等决议案。中共拟定的中央人民政府人员组成为：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琛、张澜、高岗，委员陈毅、贺龙等56人。
关于国号，建国前中共长期宣传要建立“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国号已广为人知。当时国人广泛爱护中华民国法统，不认为有必要变更国号。变更国号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他决定加入“人民”、“共和”几字。一些代表知道，中共拒绝民选，拒绝共和，要求一党专制，使国号中的人民、共和字眼失去意义，于是在会上指出加多这几字并无必要。对此意见，中共以在议程中不安排讨论国号的方式加以拒绝。
关于国旗，中共的设计为四小星环拱于一大星之侧的五星红旗，一大星代表中共的领导，将爱国与爱党绑定；四小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体现剥夺相当一部分有产者，主要农村地主，的国民资格。国旗上中共凌驾于人民的寓意与深入人心的共和、民主理念相违背。在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环境下，没有人敢于抨击中共独裁，但中共也不便明言一颗大星代表自己。于是，《关于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以不明说国旗中一大星所象征的办法回避党国寓意，只解释说：五星“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民国时长期敢言的名流政协委员们在重大的国号、国旗寓意问题上沉默了。一年后，人们在镇反运动与土改运动中才知道，改民国为人民共和国意味着取消一部分国民的财产权与生命权。按照中共的理论，共产党代表人民的利益，共产党决定谁有资格为人民，谁是人民的敌人，共产党有权剥夺他们认定为敌人者的公民权、财产权、甚至生命权。
10月1日，中共在北京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宣布毛泽东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朱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下午，中共在天安门举行了开国大典。
如同中华苏维埃国的建国，要员任命，各项纲领文件均是斯大林的决定一样，中共召开新政协，制定《共同纲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斯大林的决定，或由斯大林批准。不仅如此，新中国的国旗、国徽中代表暴力革命的红色来自苏俄，五星来自苏俄（中共、越共、朝共的国旗均有红色及五星），《共同纲领》和后来宪法的党国体制框架来自苏俄。
《共同纲领》
建国前，毛泽东计划取缔中共以外的一切政党，不开国会，不制定宪法，恢复中华苏维埃国。斯大林不同意赤裸裸的独裁，否决了毛泽东的计划，要求召开国会，制定宪法。毛泽东不能不服从斯大林的决定，也不想完全地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办，决定作些变通，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准备政治局会上宣布，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以指定成员的政协代国会，制定一个临时性质的《共同纲领》代宪法，成立自任主任的新政协筹备会和周恩来、许德珩为正副组长的《共同纲领》起草组。这时，中共党内弥漫崇拜毛泽东气氛，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场布置为，党旗上方是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两侧锦旗写着“我们永远作你的好学生”和“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毛泽东连党全会的新闻稿都要亲自修改才允许发表，显示中共在党内或党外均没有打算平等协商，不可能接受不同意见。
几个月后，中共将起草组拟出的《共同纲领》草案交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征求意见，然后报毛泽东定稿。这一征求各党派和各界意见的程序只具有象征意义。因为，所谓“各党派”或“民主党派”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在领导，所谓“民主人士”也是中共地下党或指定的亲共人士，具有决定意义的程序是毛泽东定稿批准。这种国家大法由个人定稿的程序进一步证明中共和毛泽东无意协商。与草案征求意见程序一样，新政协通过《共同纲领》草案程序也是全体举手走过场。在“毛主席万岁”声中，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背景下，政协代表们失去质疑的勇气。
从内容看，《共同纲领》的末代清廷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诸大法版本的倒退。《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确立虚君共和议院政治体制，以宪法由资政院起草，皇权必须以宪法规定为限，修改宪法权力属于国会，皇族不能担任总理，皇帝不得干涉行政，重大的决策必须由国会作出皇帝不能干预等项规定基本废除了皇权。此后民国制宪的几个版本基本都表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两大宪政基石。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不受侵犯之权”。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最为进步，不仅阐明了上述两大宪政基石，还规定了地方自治原则，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旧政协制定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虽有以党治国、一党专制内容，但申明“国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申明了人民的生存权、工作权及财产权应予保障，规定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归总统统帅，超然于党派、各党派合法平等等宪政原则。
然而新中国伊始，《共同纲领》将上述宪政基石和宪政原则人全面废除。首先，它否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将人民划分为不平等的阶级，将大部分有产阶级排除于人民之外；其次，它废除了民国宪法中私有产权不受侵犯的条文，宣布城市资产阶级，农村地主、富农的财产权利不受保护，实际宣布当权者有权剥夺人民的财产；第三，它否定军队国家化，强调军队必须效忠中共一党，服务中共一党私利；第四，它自相矛盾地一面规定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一面又规定中共对政治权力垄断；第五，它自相矛盾地一面规定国家保障人民广泛的民主权利，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示威游行等权利，一面又以镇压反革命的条款否定上述权利。八百年前，英王约翰在贵族压力下签署了《大宪章》（THE GREAT CHARTER），承诺王室不得随意侵犯私有财产权。这份文献确立了法治和自由民主的基础，可见，民主自由说到底是为了捍卫私有产权、个人利益。以剥夺他人私有财产为宗旨共产革命反民主，反自由，共产党制定的《共同纲领》也是如此。多数政协成员们举手通过这样倒退的大法是出于无奈。因为，中共已经在占领区开始了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大家清楚，反对中共的纲领与反革命之间没有界限。很快，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镇压反革命条款的受害者。镇压反革命的条款被其后五十年的各中共宪法版本保留。期间，中共以反革命罪名杀害了数以百万计的国民。
党国体制
1924年，苏俄在主持改组国民党时将党国体制引入了中国，将政治部、宣传部引入了国民党和党军。北伐中，国民党人看清了苏俄赤化的灾难性质，拒绝苏俄安排的赤化道路，对苏俄决裂，驱逐了苏俄顾问和党内军中的公开共产党人，但还是保留了党国体制及其代表性机构——政治部、宣传部。在整个国民政府时代，国民党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无法达到政治权力的垄断，无法取缔独立传媒，无法全面党化教育，甚至也无法全面党化军队。因此，党国体制在国民政府时代未能在中国全面确立。随着中共建国，党国体制在中国全面确立，列宁、斯大林赤化中国的计划实现。
党国体制的核心是革命党垄断一切政治权力，将军队、政府、司法、媒体、思想、文艺、教育等社会生活所有方面全面党化、赤化，不允许其它政党真正存在，取缔独立的司法，独立的传媒，独立的舆论和独立的思想，只允许一党的理论、纲领、信条和声音存在。从全面抗战爆发到推翻国民政府，中共宣传中最具蛊惑力的卖点是抨击国民党独裁和鼓吹共产党民主。十年间，中共《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充斥鼓吹民主、反对独裁的文章。这种表象是中共领袖们游民特点的充分展现。他们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信奉暴力、独裁，完全没有平等、权利观念，更谈不上民主观念，但他们深通欺骗之术，纷纷发表民主言论作为推翻国民政府的斗争策略。毛泽东与孙中山一样深具游民意识，要求当权后取缔一切其它党派，革命党权力不受任何制约。在准备建国时，毛泽东向斯大林表达了消灭所有其它政党的计划。斯大林否决了毛的计划，不同意赤裸裸地独裁，要求保留几个听命共产党的伪党派装点门面。毛泽东必须服从，不情愿地指定八个附庸党派继续存在，但同时实行党禁，不允许民众再组新党。获准继续存在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民主同盟（民盟）、民主建国会（民建）、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民促）、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不是真正意义的政党，都在党纲中规定服从中共领导，其领导人选由中共决定，多数由中共秘密党员充任。对于《共同纲领》中所有党派必须接受中共领导的规定，民盟领袖罗隆基抨击说：在野党不但可以不接受执政党的领导，更可以反对执政党，约束执政党。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的党纲注明接受另一个政党的领导。民盟盟章中若加入“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条文，民盟的生命就结束了。他提出，民盟成员与中共党员彼此不要交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据此与中共订立协议，如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对罗的要求，中共不屑理会。毛泽东在中共内部讲话中说得明白：“房子（政协）造好了，不能空荡荡吧？总要摆几个花瓶挂几幅画。”“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干净，办法一是出钱赎买，二是出位子安排。共产党加左派占三分之二，三分之一非举手不可，不举手就没有饭吃”。[3] 毛此言道出了“民主党派”的真实生存状况。中共通过“民主党派”中的秘密党员控制着八个“民主党派”，通过控制经费、办公场所和提供给党派领袖们的“级别特供”待遇让八个“民主党派”俯首听命，成为政治橱窗。中共将此主仆关系美称为“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多年后人们才知道，“八个民主党派”的党魁、高层要员都是中共秘密党员，中共建国后没有停止在“民主党派”和港澳台及海外发展地下党员，并仍然让这些人将共党身份保密。
在党化媒体方面，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申明要取缔舆论自由说：“要建立的政权形式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4] 在中共的语汇中，人民的就是党的，党的机关部门通常冠以人民字眼，如人民代表，人民法院，人民日报等等，实际都是党的附属。毛泽东“只让人民有发言权”的意思实际是只有共产党有发言权。他的理想世界是党报之外无报纸，党媒之外无传媒。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杰弗逊指出：“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使所有通往真理的道路为人类开放。迄今为止，人们所找到的最有效的道路就是新闻自由。因此，那些怕自己的行为被调查的人，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条路封起来。” “我宁可有报纸而没政府，也不要有政府而无报纸。”中共建国时的第一件事就是取缔新闻自由，取缔民间报纸，实行对新闻、出版、报业、广播严格管制，将所有报纸纳入了以新华社、《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报体系，在党报之外只留下了名义上是“民主党派”所办，实际也是中共控制的《光明日报》、《文汇报》与《大公报》。
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办报自由。《大清报律》宣布，办报无须审批，向当局备案即可。清末、民国时，不存在政治权力的垄断，成立党派，创办报纸完全自由，报纸抨击政府，揭露黑暗蔚然成风，陈独秀可以办《新青年》自由表达观点，李大钊可以在苏俄秘密金钱支持下创办成批的刊物，成立成批的团体宣传苏俄革命，开展革命活动，毛泽东可以创办《湘江评论》，自由表达观点。在赤化中国过程中，苏俄将控制传媒、党化报刊、新闻审查等制度引入了中国。国民党拒绝赤化，基本延续了清末以来办报自由局面。以“民国第一报人”张季鸾和《大公报》为代表独立报人和独立报纸不仅存在，还有发展的空间。张季鸾为《大公报》提出了“四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社训，拒作党派工具，拒以言论自由作交易，坚持了“超党派，为人民说话，作人民的喉舌”的办报宗旨。《大公报》社评以敢于揭露黑暗、抨击国、共两党而闻名。在国民党开始北伐时，《大公报》敢于抨击国民党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抨击国民党效仿苏俄建立党军是“国军私有，民治沦亡”，直指北伐是苏俄为了自身的利益挑起的中国内战，是中国人民的灾难。蒋介石上台后，《大公报》发表了《呜呼领袖欲之罪恶》、《蒋介石之人生观》、《党祸》等抨击文章。不光《大公报》如此，国民政府时期的主要报纸大都以抨击国民党政府的社评，揭发官员的贪污腐败的文章为卖点。例如，《申报》连续发表了《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等文，与国民党宣传部对着干。国民党政府习惯在这样的舆论抨击中为政。在政治多元，舆论宽松的局面下，民间不仅能独立办报，还能办独立的广播和通讯社。陪都重庆的民营报社、通讯社有两百多家。沦陷区的传媒更加繁荣，有报纸七百多种，广播电台数十座。整个国民政府时期，中共充分享受着舆论宽松的好处，在国民党围剿红军时在国统区照样办着众多赤色刊物，在抗战期间通过在国民党统治区办的《新华日报》宣传共产党主张，抨击国民党一党独裁。在建国前夕，独立评论家储安平对舆论的前景表示忧虑说：“共产党是否能容许今日生活在共产党统治区域中的人民有批评共产主义或反对共产党的自由？假如容许，则我们何以从来没有看到在共产党区域中出版的报纸有何反对共产党或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或在共产党区域中有何可以一般自由发表意见的出版物？”“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5]
储安平的担心不幸成为现实，独立报刊在建国后立即被取缔。著名的《世界日报》变身《光明日报》是独立报刊被取缔的标志性事件。成舍我先生创办的《世界日报》在抗战前是北平发行量最大的日报。抗战胜利后，成先生在复刊宣言中坚持超然于党派立场抨击国共两党说：“共产党者不改变政策，仍如政府所传，专以杀人放火，斗争暴动为能事，则政府用兵，无法阻止。若国民党不能痛切觉悟，彻底改革，而仍蹈故袭，因循泄沓，贪污腐败，则人民革命，势所必至。”解放北平后，中共没收了所有民营报纸，查封了《世界日报》。成舍我发表声明中说：“世界日报不特从未接受任何朝代之任何支持，与其发生任何关系，甚至国民政府统治下，各地例有之低利文化贷款，亦向来谢绝。中共所查封世界日报资产中，每部机器之齿轮，每块铅版之字粒，皆为余及数百同人绞脑汁，流血汗以获得。世界日报今虽暂时不能再向华北广大读者供献超然独立之社论，迅速确实之新闻，但过去数十年来，华北广大读者所给予世界日报滋育成长之鼓励，正可坚弥余及无数新闻战士，为新闻之自由继续苦斗之信念。”中共派民盟接管了《世界日报》，将其改组为名义上的民盟机关报《光明日报》（章伯钧任社长、胡愈之任总编辑）。民盟领袖们没想到，几年后中共不容《光明日报》仅存的一点其它党派色彩，将其改组为另一中共党报。
没有了独立报刊，没有了敢于暴露真相的独立评论，没有了舆论监督，人民就失去了约束政府不做坏事主要武器。在《世界日报》为代表的独立报刊被全部取缔后，中共得以向全体国人封锁联合国大会谴责中共与朝共入侵韩国的决议，得以向国人封锁土改运动、镇反运动中的大屠杀。在后来整个毛泽东时代，《人民日报》甚至成了毛泽东的私家报，其头版头条、编者按成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栏，《人民日报》和中宣部的负责人陈伯达、邓拓、吴冷西等人直接根据毛泽东的意思撰写社论。在党国体制下，独立于中共的思想、文艺、理论刊物被全部取缔，思想界、文艺界、理论界被全面党化。多年后人们才知道，作为苏俄引入中国的祸害，政治部、宣传部的主要功能是隐瞒真相和推出谎言。政治部因党禁而存在，宣传部因报禁而存在。台湾废除党国体制后，没有了党禁、报禁，政治部、宣传部自然消亡，甚至新闻局也自然消亡。
在党化司法方面，中共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主任、彭真为副主任兼党组书记的政治法律委员会（政法委），统管司法部、民政部、法制委员会等与司法相关部委。政法委名义上是政务院的下属机构，实际是党管司法的机关，其名称虽非搬自苏俄，但它代表的党管司法模式来自苏俄。在司法服从党权方面，新中国与苏联没有区别。在苏维埃国时期，中共照搬苏共的模式，实行以党代法，苏维埃政府中的司法部徒有其名，保卫局直接捕人、杀人，各苏区肃反中逮捕，屠杀均不经司法审判程序。延安时代，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高等法院、法制室、司法委员会等机构也只具宣传意义，类似苏区保卫局的社会部直接捕人、杀人，社会部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逮捕、关押、处死黄克功、王实味等一大批干部均由毛泽东决定，社会部执刑，完全不经过边区法院审判。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上是参议会选举产生，实际由中共中央决定一样，边区的法院、法制室也是党的下属，须服从党的意旨，除民事小案外的所有案件审判均须上报中共中央决定。在筹备建国时，中共中央成立了以王明、谢觉哉为首的“中共中央法制委员会”作为党管司法的机关。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王明起草的《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几个月后，中共在《共同纲领》中宣布：“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这里所说的一切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主要指民国的“六法全书”。
六法全书是宪法、行政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法律的总称。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沿用了清末修律的成果，在沿用旧法的同时不断修改，补充，逐渐形成了“六法全书”。这部全书不是一个朝代、一届政府、一个政党的创造，而是清末以来几代法学家吸收法治国家普遍遵循的原则，不断修改以适应国情的结晶，其形成的过程与西方国家法律制度的形成过程一样，是长期进步的成果。六法全书中最重要的部分——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也不是国民党所制定，而是包括中共的所有主要党派共同参与制定的，其特色是超然于党派。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指出：法律是缓慢进步的，其稳定性和连续性至关重要，不应因政权更迭而丧失。然而，在毛泽东藐视一切法规思想的主导下，中共建国伊始就将半个世纪司法进步的成果全部废除，斩断了清末以来法律的连续性。不光是中共藐视成法，山呼“毛主席万岁”的政协代表们全体追随，一致举手废除了一切旧法。他们想不到，中共立即发动了一连串整肃运动，使人民，包括他们自己，尝到了没有法律保护的痛苦。他们更想不到，中共废除旧法后三十年不立法，除了一部党化宪法和一部《婚姻法》外无法，一切以中共的决定为法。
以政法委为代表的党化司法体制是对从清末到民国司法进步历程的大倒退。这一倒退意味着无数民众的灭顶之灾。在建国后几年中，中共不经司法审判屠杀了数百万地主富农和旧政权、旧军队人员。1954年，新中国宪法颁布，政务院改组为国务院。在各界维护宪法权威和司法独立的呼吁声中，中共暂将法律委员会撤销，但拒绝民主党派提出的司法独立的要求。在 1954年中共撤销政法委到1958年恢复政法委（政法领导小组）期间，中共党权统管司法的情况毫无变化。在认为司法服从党权方面，中共众高层没有分歧。刘少奇在1955 年1月在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汇报时指示说：“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的”，“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6] 公安部长罗瑞卿在同年9月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说：“公安、检察、法院都是党的工具，是党的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镇压敌人的工具，这点必须明确”；彭真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言说：“在司法行政和法院系统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一部分人想借口‘司法独立’来摆脱党特别是地方党委的领导，同党分庭抗礼。”这几位中共领导人后来都尝到了没有法律保护的苦头。
1958年，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书记挂帅”的指示发出了《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要求党垄断一切领域，规定“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作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根据通知，中共中央成立了彭真为组长的“政法领导小组”，各级地方也随之成立了一套各级政法领导小组，使各级司法部门完全纳入党权之下，是为日后各级政法委的前身。在司法服从党权的格局中，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三机关名义独立，实际为政法委领导下的一家，与国民党政府之五院名义独立，但都服从国民党中政会一样。
在党化文艺方面，中共在延安已经将文艺全面党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申明，文艺必须是党的工具，歌曲，戏剧，小说等所有的文艺形式必须党化，为中共的政治斗争、整肃运动服务。在党化文艺局面下，传统文艺被消灭。例如，陕北情歌《芝麻油》被改词成了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白毛仙姑”故事改编为宣扬阶级斗争、杀地主的歌剧《白毛女》。建国后，延安的文艺党化局面推行全国，独立于中共的文艺作品被封杀，所有文艺作品只能围绕歌颂共产党的主题。在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共在改革开放中放松了对文艺的管制，但文艺党化，所有文艺作品须经中共宣传部门审查的格局没有改变，批评中共的作品仍被禁止。
在二十一世纪，国人回望政治多元，组党自由、结社自由、办报自由、教育独立、司法独立的清末、民国时代，不禁慨叹革命带来的倒退和灾难之巨大。
第 38 章 “抗美援朝”
共产阵营策划朝鲜战争
在战胜日本的最后阶段，盟国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宣布恢复朝鲜的独立地位，美、苏出兵朝鲜，根据约定分别占领了朝鲜半岛北纬三十八度线的南北两边。占领北朝鲜后，斯大林派金日成回国担任朝共领袖，派苏军军事顾问赴朝训练朝鲜军官，以缴获的日军精良武器武装组建起了包括步兵、机械化师及苏T-34坦克部队的北朝鲜人民军，再将其中部分精锐机械化部队、坦克部队调去中国东北支持中共推翻国民党政府。1947年5月，苏共与中共签定了《哈尔滨协议》，苏共承诺以苏军占领下的北朝鲜为中共东北战场的大后方；中共保证苏俄长期控制旅顺、大连。[1] 11月，联合国决议在朝鲜举行民主选举，选出统一的朝鲜政府。由于苏联抵制，联合国的决议无法在北朝鲜实施。1948年5月，南朝鲜选出了国家议会和总统。8月，李承晚宣誓就任大韩民国总统。9月，斯大林扶植成立了以金日成为主席的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朝鲜半岛形成了两大阵营分别支持南北政府的对抗局面。这时，两大阵营正在柏林危机的对抗之中。为应付可能爆发的另一次欧战，斯大林与中共签订了《莫斯科协议》。其中规定，一旦爆发欧战中共须派遣十万远征军及百万劳工赴苏助战。协议签定后，中朝两共再根据斯大林的决定签定了《平壤互助协议》，约定朝共派军队助中共内战，中共夺取政权后助朝共武力统一朝鲜半岛。[2] 《平壤互助协议》签署后，斯大林调朝鲜人民军精锐部队加入了中共的东北野战军，帮助中共在三个月内全歼了东北国民党军的主力。
在共产阵营通过《哈尔滨协议》、《莫斯科协议》和《平壤互助协议》约定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时，美国民意要求“撤回海外驻军，让我们的孩子回家”，美国政府大力裁军，关闭军工厂，将二战结束时的1200多万美军裁减了1100多万，同时决定以欧洲为扼制共产主义扩张的重点，在亚洲采取“退出”政策。1948年9月，美国宣布结束对南朝鲜的军事占领，开始撤军。李承晚曾扬言要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美国天真地以为只要南方军队弱小就会和平，不给南朝鲜军留重型武器。随着美军撤离，没有重炮、坦克、反坦克武器和空军的弱小南朝鲜军和南朝鲜民选政府处于北朝鲜人民军的严重威胁之中。1949年3月，金日成率朴宪永、金一等高层访苏，向斯大林申请签定军事盟约及对南韩开战。
在中共推翻国民党政府之际，斯大林感到苏俄将失去对旅顺、大连两港口的控制权。为保持在太平洋上拥有不冻港，他希望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以南朝鲜的釜山、仁川接替旅顺、大连，作为俄国在东方的不冻港，但又怕引发与美国的冲突。二战中，他充分领教了美国军事、经济力量的强大，决定以避免与美国冲突为战后的原则。基于这一原则，他搁置了金日成的开战请求，只同意与金日成签定《朝苏经济文化合作协议》、《朝苏军事秘密协议》和《朝苏军事秘密协议》。根据这两协议，苏联再援助朝共武器装备，包括20架侦察机、100架战斗机、30架轰炸机，向朝鲜派出 120人的军事顾问团，援助朝共10亿卢布的物资。
4月，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华，向中共提出履行《平壤互助协议》的要求。毛泽东表态履行《平壤互助协议》，调四野的三个朝鲜族师携全部装备弹药入朝编入朝鲜人民军，并建议在1950年上半年对韩开战。[3] 金一走后，毛泽东指示主政东北的高岗为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师赴朝鲜安排招兵扩充等准备事宜。根据毛的指示，中共吉林省委于6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迅速扩充朝鲜族兵员。7月，中共将四野朝鲜族第一六四师（师长李德山）、一六六师（师长方虎山，副师长洪林）连同轻、重机枪、六O炮、山炮等全部装备调入朝鲜，改编为朝鲜人民军第五师和第六师，调正在南方的四野第一五六朝鲜族师北上准备入朝。有了四野调来的精锐部队，金日成感到实力倍增，通过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SHTYKOV，斯蒂科夫）再向斯大林申请开战，并开始在瓮津半岛和开城对南韩军武力挑衅。虽然这时苏联的原子弹已爆炸成功，斯大林还是坚守避免与美国冲突的原则，再次搁置了金日成的开战申请。
毛泽东访苏
与朝鲜战争计划启动 1949年12月中，毛泽东以为斯大林祝寿的名义，率随员携寿礼到了莫斯科。在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与苏联另签新盟约，谋求苏联的继续扶持。斯大林担心废除与国民党政府签定的《中苏友好条约》让美国有了苏联违反《雅尔塔密约》的借口而不再承认密约给予苏联的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大连等利益，对毛泽东的另签新约要求不作表态。12月24日，毛泽东、斯大林举行了第二次会谈。毛请求苏联提供海军和空军的援助帮助中共攻占台湾，斯大林不置可否。毛泽东对两次会谈无收获颇为失望。
几天后，斯大林从苏联情报部门得知，美国决定将在亚洲的战略防线退至菲律宾、日本、琉球一线，将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排除出战略防御圈，这让他感到可以将整个朝鲜半岛纳入共产主义阵营的势力范围而不致引发与美国冲突。他立即作出两项决定：与中共签订新条约结盟、批准金日成实施武力统一朝鲜的计划。1950年元旦，斯大林通知毛泽东同意另签新盟约。随后几天，二人就发动朝鲜战争连续磋商。[4] 斯大林强调，苏联须避免与美国的军事冲突，在朝鲜的战争中以提供武器装备和空中支援为限，暗示中共须履行《平壤互助协议》出兵朝鲜助金日成统一。毛泽东清楚中共对国民党的胜利是斯大林金钱、武器支持的结果，知道斯大林的暗示不能违抗的，承诺出兵朝鲜以作“一边倒”的证明。二人敲定：发动朝鲜战争，中国派陆军赴朝，苏联提供空军支持。随后，毛泽东电召周恩来到莫斯科操办与苏联另签盟约。
1月5日，杜鲁门总统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1.5声明），宣布美国将在远东奉行不介入朝鲜和台湾的军事冲突的政策，不向台湾国民党军提供军事援助，不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12日，国务卿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发表了 “亚洲危机与美国政策”演说，重申美国在亚洲奉行不介入政策，将朝鲜半岛与台湾一起排除出美国在亚洲的防御圈之外。根据“在亚洲不介入”的政策，美军作好了中共攻占台湾的准备，蒋介石则不得不为逃离台湾作准备。1月30日，斯大林向苏联驻北朝鲜大使什特科夫发出了批准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的电报。
《中苏友好同盟特别协议》
在发动朝鲜战争和中苏另签新盟约的密谈中，毛泽东表示接受苏联的一系列特权要求，斯大林承诺帮助中共建立军工体系。根据二人密谈的框架，周恩来与苏联外长展开了具体磋商。1950 年2月12日，周恩来与苏联外长安德烈·雅奴阿列维奇·维辛斯基（VYSHINSKY）签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特别协议》（特别协议）。通过这一特别协议，苏俄基本实现了当年沙俄将中国东北（满洲）和中国西北（新疆）的纳入其势力范围，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控制中国的目标。
《特别协议》规定，苏联可以在中国境内驻军，在可能发生的欧战中苏联出军火，中国派兵员及1000万华工去保卫苏联。协议中中国增加兵额四百万的条文实际是“朝鲜战争计划”的一部分。协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公营事业，应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专门人员为顾问”、中国对苏俄开放沿海商阜，内陆市场，苏俄享受在华通商贸易特权等等。这些不平等条款与当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中的规定相似，协议中“缔约国双方同意，内蒙，新疆，西藏，建立各民族的人民共和国，由双方共同负责扶助其独立”的条款意味苏俄分享中国领土的主权。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特别协议》竟然规定中国须减少一亿人口。[5] 这一条款的意思显然不是通过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而是要求中国准备为可能发生的两大阵营战争死人。革命党史书称民国政府接受《二十一条》（《中日新约》，双称《民四条约》，实际只接受了二十一条中的十二条）卖国。《二十一条》确有丧权辱国的内容，但那是最后通牒逼迫的产物。而更加辱国的《特别协议》却是毛泽东、周恩来找上门去与苏联订立的。中外历史上有过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但还没有一个政府签署过如此倾全国之力去为别国效力，答应本国死六分之一人口的条约。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清楚，这样的《特别协议》一旦披露将引起中国另一次反苏运动，于是指示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在协议中加入了保密条款，约定在协议之外另签一个仅用于对外公布的幌子条约。两天后，周恩来与苏俄外长维辛斯基签署了幌子条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准备公开的《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长期经济贷款作为偿付自苏联购买工业与铁路的机器设备的协议》（三亿美元贷款协议）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议》。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报道了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消息，而将签定《特别协议》向国内外隐瞒。报上刊登了斯大林、毛泽东参加了签字仪式的照片，没有人知道那是2月12日在签《特别协议》还是2月14日在签幌子盟约。几天后，有国内报纸报导了中、苏两合营公司的消息（中苏签定的经济合作协议中规定，在中国成立由苏联提供资金和技术立包括航空、造船、石油、有色金属等四个合营公司，双方各占50％的股份）。四年前曾参加反苏运动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们看出，这两合股公司其实就是国民政府拒绝苏联的“战利品合营东北”计划的一部分。北大、清华等高校的学生和教授们纷纷组织游行，抗议苏联攫取中国经济权益，要求新政府作出解释，更有学生直指苏联侵略、新政府卖国。但这时，中共已经取缔了独立传媒，可以轻易地将学生请愿的消息封锁。
朝鲜战争爆发
斯大林批准朝鲜战争计划后，朝、苏、中三共发动战争的布署紧锣密鼓：1950年2月，金日成与苏联大使什特科夫达成了以黄金、白银及有色金属矿石换取苏联军火的协议；金日成派北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长金光侠来华接收四野朝鲜族一五六师；苏联任命瓦西里耶夫中将为朝鲜人民军总顾问，负责开战准备；3月，毛泽东下令大规模军事调动，在东北集结了四十万大军，在河南集结了十二万大军，准备出兵朝鲜；4月，金日成率领庞大的军事代表团访苏要求开战后的军事支持，斯大林命金去北京与毛泽东讨论军事支持；同月，一五六师（一三九师、一四零师、一四一师中的朝鲜族官兵被编入该师）辖两个步兵团、一个机械化旅和一个摩托车团，携带全部武器装备进入朝鲜，抵达元山后编为朝鲜人民军第七师；5月，斯大林将金日成和朝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朴宪永送到北京，金与毛磋商了中国出兵支持问题；当月底，金日成一行离京回朝，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和苏联军事顾问团共同报告准备完毕，预定开战时间为6月25日，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批准了报告；6月初，毛泽东在京召开高层会议，讨论了出兵事宜。
1950年6月25日凌晨，北朝鲜大军向南朝鲜突然发动进攻，全线侵入了南朝鲜，朝鲜战争爆发。当天，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讨论朝鲜半岛局势紧急会议。为避免在联大形成与美国对抗的局面，斯大林指示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ЯКОВ МАЛИК）以抗议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为由不参加提案表决。安理会以9票赞成0票反对（苏联缺席，南斯拉夫弃权）通过了 《谴责北朝鲜对大韩民国发动武装进攻决议案》，要求北朝鲜停战并撤回三十八度线以北。同日，李承晚通过韩国驻台湾大使向蒋介石面交了求援急电。蒋介石分别致电李承晚、麦克阿瑟，表示一经同意，即派军队赴朝鲜参战。麦克阿瑟向杜鲁门总统提出了“在亚洲遏制共产党扩张的计划”。杜鲁门召集高层会议讨论了麦克阿瑟和蒋介石出兵朝鲜的建议。国防部长约翰逊（LOUIS ARTHUR JOHNSON）、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OMAR NELSON BRADLEY）、陆军参谋长柯林斯（JOSEPH LAWTON COLLINS）等将领从军事方面考虑，主张接受蒋介石的建议，国务卿艾奇逊表示反对说：“当前台湾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地区，不应让台湾军队赴援南朝鲜。”杜鲁门接受了艾的主张。
6月27日，北朝鲜人民军攻占了韩国首都汉城，然后继续向南席卷，杜鲁门总统命令美国空军和海军开往南朝鲜，并发表“台湾中立化声明”（6.27声明）说：“鉴于共产党军队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因此，本人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由联合国决定。”同日，联合国安理会再次开会，通过决议要求成员国援助韩国，授权美国组织联合国军入朝以恢复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苏联驻联合国代表三个代表不参加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斯大林在密电中解释不参加安理会的考虑说：“这是为了帮助美国在安理会顺利获得多数赞成票，使得美国深陷朝鲜半岛军事问题，且逐渐丧失军事威信和道德权威。试想一下，美国持续介入朝鲜战争，且中国也被卷入朝鲜半岛，这不仅让苏联在欧洲加强社会主义赢得更多时间，同时也有利保持国际势力均衡”。[6]
6月28日，美国空军开始轰炸被北朝鲜人民军占领的三八线以南地区，美国第七舰队的九艘军舰驶入台湾海峡，中共攻占台湾的计划泡汤。同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指美国与南朝鲜政府挑起朝鲜战争，声称“坚决保卫鸭绿江，支持北朝鲜，第七舰队的行动反映美国霸占亚洲的野心”。与中共相呼应，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也发表了指美国和韩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声明。6月29日，麦克阿瑟从东京第三次电请杜鲁门从速采纳蒋介石的出兵建议。麦的请求得到五角大楼的支持，但再遭国务卿艾奇逊反对。杜鲁门总统接受艾的 “避免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意见，拒绝了蒋介石出兵朝鲜的建议。
6月30日，美国国会批准对北朝鲜宣战。7月1日，美军首批参战的“史密斯特遣队”在釜山登陆。随后，十二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英国、法国、荷兰、希腊、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陆续入朝参战，数十国响应联大决议为联合国军提供装备物资。7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了杜鲁门的提名，任命麦克阿瑟元帅为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帅立即在日本东京设立了联合国军司令部，任命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为联合国军朝鲜实地指挥官。
7月底，麦克阿瑟不顾美国政府的“台湾中立化”政策，率高级代表团访问台湾，与蒋介石签订了《保卫台湾协议》，在台湾设立了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队前线指挥所，调F—80型战斗机进驻台湾，将美军驻台湾“联络组”扩大为“远东盟军总部军事调查团”，运送武器装备援助蒋介石。有了美军的援助，国民党军停止从金门撤军，并重新进占刚刚放弃的浙东部分岛屿。麦帅的擅自举动鼓舞了国民党军的士气，同时让杜鲁门极为恼怒。
8月，长驱直入的朝鲜人民军在釜山一线遇到美军的顽强抵抗。随着美军的坦克和大炮源源不断加入战斗，补给线遭到美国空军的攻击，北朝鲜军在釜山战役遭受重创，战局出现逆转。8月底，五角大楼批准了麦克阿瑟提出的“陆、海、空三军配合，趁9月大潮时在仁川登陆”的计划。9月15日，两万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蜂腰部的仁川登陆，迅速将北朝鲜军分割、包围。以中共解放军为主力的北朝鲜人民军经长途奔袭已是强弩之末，遭美军拦腰攻击全线崩溃。沃克将军指挥美军第八集团军与登陆军协同作战，全歼了北朝鲜人民军第三、第八、第十二师，再乘胜追击，于9月22日渡过了洛东江，于9月29日收复了汉城，然后继续向北追击。9月30日，南朝鲜第三师越过三八线进军北朝鲜。金日成见北朝鲜军主力被歼灭，仅三万残部逃回三八线以北（其中的方虎山、金武亭等一大批中共朝鲜族将领后来被以失败罪名整死），急电斯大林要求援助。
五次战役
1950年10月1日，毛泽东同时接到金日成和斯大林要求出兵朝鲜的电报。斯大林在电报中还提出以志愿军的名义出兵。当晚，毛泽东召开了书记处会议，在会后向斯大林发出了决定出兵的电报。[7] 10月2日，毛泽东再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让众高层们谈对出兵朝鲜的意见。众高层都知道国家连年战乱后人民困苦，物价飞涨，不应出兵国外，但又知道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国后在东北及河南集结军队，指示东北局加紧修复日本关东军留下的机场以作为苏联空军的作战基地，明摆着已经决定出兵。延安整风后，众高层都学会了服从毛泽东的生存方式。虽然大家都清楚派兵去外国与世界头号强国开战的灾难性质，但谁也不提反对意见，全体附和毛泽东。会后，毛泽东找林彪谈话，要林挂帅入朝。准备入朝的大军主要为四野部队，林彪又熟悉东北一带的作战环境，无疑是志愿军司令员的最佳人选。但他以生病理由拒绝挂帅赴朝。他在会上不提反对意见，但在挂帅入朝要求面前开口表示反对说：美国要武力入侵中国，几年前内战中就出兵了。美国人并没惹到中国，中国不该到国外去多管闲事，为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五亿人口的中国。他提出，如果一定要出兵，也应屯兵于朝鲜北部虚张声势，出而不战，能不打就不打。[8] 毛泽东指责林彪拒绝挂帅是害怕。林彪反唇相讥说：你能打仗，你自己带兵去嘛。毛泽东无奈，急派邓小平召彭德怀来中南海，对彭说：“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彭当即表态愿意挂帅。[9] 随后，毛泽东派周恩来通过印度大使潘尼迦向美国再发出严重警告说，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将会坚决干预。10月7日，联大以47票同意、5票反对和7票弃权结果通过了“八国提案”，授权联合国军越过北纬三十八度线反攻进入北朝鲜。当天，联合国军越过了三八线，美军第一师前锋逼近了鸭绿江、图们江。杜鲁门总统担心战争升级，电令美军止步。10月８日，毛泽东不经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会议讨论和批准，发布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这一命令其实不只是组军，而是出兵参战令。
同日，周恩来、林彪飞赴黑海海滨与斯大林讨论空军支持问题。毛泽东想通过二人向斯大林传递中共高层反对出兵的意见，作出犹豫姿态以利从斯大林那里得到更多军事技术援助。10月10日，美军的两架喷气式战斗机袭击了苏联滨海地区的机场。斯大林认为这是美国在警告他在朝鲜止步，这时他考虑的首要问题已不是在朝鲜半岛扩张，而是如何避免与美国开战。他承认，先前根据美国声明发动朝鲜战争判断有误，准备放弃朝鲜半岛，接受北朝鲜政权被推翻。他向周、林表示，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如无外援，金日成最多能维持一个星期，与其进行无望的抵抗，不如早点主动撤退。闻斯大林此言，周、林相信，中国可以不参战了。10月12日，周恩来将会谈情况电告毛泽东。10月13日，斯大林向金日成发出了撤离朝鲜退入中国东北的指示电报。
在美、苏、朝都决定结束战争之时，毛泽东的战争狂热改变了历史进程。他在中南海颐年堂再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没有苏联空军支持照样出兵入朝作战，要求以人海战术战胜优势装备。毛泽东坚持要出兵朝鲜有几个原因：第一，他喜欢战争，习惯了战争加整肃运动的生活方式；第二，他要通过出兵打消斯大林对他的疑虑；第三，他要借朝鲜战争将投降的国民党军处理掉。几个月前，他已将投降的国民党军尽量多地集结进了赴朝大军，例如曾泽生所部国民党第六十军（编为解放军第五十军），原陈明仁所部国军第二十九军、七十一军（编为解放军第五十二、五十三军）等等。有这样的打算，他当然不介意有无空中掩护了。13日晚，他通过苏联大使罗申电告斯大林： “中国有义务派兵赴朝鲜”。[10] 斯大林得知毛泽东不要空军掩护照样出兵的决定后感动到流泪，连称“中国同志好”，电命金日成暂缓执行13日白天的撤离指示。[11] 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妥中国不出兵的周恩来见到毛泽东电报不敢相信，以为是电报写错了。毛泽东不要空中掩护照样出兵的决定传到准备入朝的志愿军中，高级将领们为美军轰炸和朝鲜严寒忧虑，联名致信彭德怀，要求将出兵时间推迟到次年春天。毛泽东拒绝了众将意见，下令立即出兵入朝。
收到中共在满洲已集结军队可能出兵朝鲜的情报后，杜鲁门总统飞到檀香山和关岛之间的威克岛与麦帅会谈。麦克阿瑟不相信中国会在国内一片废墟的情况下以衰弱国力和极为落后的装备介入朝鲜战争，断定美军会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整个朝鲜半岛。杜鲁门总统接受了麦帅的判断。会见后，麦克阿瑟向记者宣布北朝鲜已经失败，联合国军将在感恩节前占领朝鲜全境，结束战争，命令已经越过三八线的联合国军分兵多路向朝中边境推进，截断朝鲜人民军退路，命令美军第十军从北朝鲜东海岸的元山登陆。10月19日，美军第八军攻占了平壤。当天，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三十万中国志愿军从安东（丹东）、河口（宽甸县长甸镇河口）、辑安（集安）等多处地点秘密渡过鸭绿江侵入朝鲜。当联合国军进向西北逼进鸭绿江时，志愿军不宣而战，突袭了联合国军。得志愿军捷报，毛泽东连发电报，命彭德怀再歼灭美军几个师。
第一次战役 美军侦察机发现了整个白天潜伏在树林里不动的中国志愿军，估计中国军队有五万左右。麦克阿瑟不认为五万中国军队能阻挡美军，下令继续向北追击。10月25日，二十多万志愿军向联合国军发动突进攻，兵力处于分散状态的联合军被打得措手不及，被迫全线撤退至清川江以南，麦克阿瑟在感恩节前结束战争希望破灭，中共称此为第一次战役胜利。
遭遇突袭后，麦克阿瑟确定中国已经出兵入朝，致电华盛顿要求轰炸鸭绿江大桥、渡口以及从鸭绿江通往朝鲜的各条运输线。但是，杜鲁门担心战争扩大，一再否决麦克阿瑟的轰炸计划。麦克阿瑟力争道：既然北朝鲜发动了战争，中国无视联合国决议加入侵略战争，联合国军没有理由在战场缩手缩脚，华盛顿对战场指挥权的限制将严重影响联合国军的作战。杜鲁门不情愿地同意轰炸，但对轰炸范围作了诸多限制。此后半个月内，美国轰炸机群对新义州和朝鲜北部的交通运输设施、工厂、城市和村庄进行了大规模轰炸，将鸭绿江大桥的朝鲜一端炸断。
第二次战役
第一次战役后，毛泽东督促彭德怀再度开战，在11月18日中称：“美国人是可以战胜的，……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按毛的要求，彭德怀指挥志愿军于11月25日发动了第二次战役，以第三十八军、第四十二军攻击美军第八集团军，在清川江以北击溃南朝鲜军第二兵团，迫使联合国军进一步南撤。12月5日，联合国军弃守平壤，全线退回三八线以南，百万难民跟随美军南逃。美军主将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将军在南撤途中车祸遇难，李奇微（MATTHEW RIDGWAY）将军接任了联合国军朝鲜战场主帅。12月6日，志愿军占领了平壤，24日再占兴南，并继续向三八线以南追击。李奇微下令南撤藏有杀手锏，美军飞机铺天盖地而来，追入南朝鲜的志愿军上无空军掩护，下无地面工事掩体，在美国空军火力下成片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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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朝鲜的严冬降临，并且是五十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美军有完备的后勤保障，部队全无冻饿之忧。但志愿军可就惨了。漫长的后勤补给线被炸中断，东北后勤处也无力满足国外几十万大军的供应，仓促入朝的志愿军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穿着单衣，饿着肚子，大批冻饿死亡。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之役，志愿军冻伤人数高达达三万，其中四千人冻死。志愿军第二十七军战士邹士勇多年后回忆说，他所在的部队在死鹰岭发现第二十军一个担负阻击任务的连队，穿着单衣裤、单胶鞋，全体冻死在了冰雪掩体中。[12] 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在致志司和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报告，严寒和饥饿给九兵团带来的巨大损失，第27军80师242团第5连除一名掉队者和一个通讯员全体冻死在阵地上。在无力再战的情况下，彭德怀致电毛泽东，说明补给线随修随炸，部队遇到粮、弹、鞋、油、盐供应的严重困难，请求止步三八线，休整三个月。毛泽东复电拒绝止步说：“我军必须越过三十八度线。”
12月14日，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亚洲十三国提案，决议成立由本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安迪让、印度代表劳氏与加拿大代表皮尔逊组成的停战三人小组，要求在朝鲜先实现停火，然后才能考虑其它问题。毛泽东拒绝联大决议，命令志愿军继续南下。然而，饥寒交迫的志愿军士兵在冻饿中大批死亡，部队停在三八线，第二次战役结束。
第三次战役
第二次战役以停下来的方式结束后，毛泽东拒绝彭德怀休整的要求，命令志愿军继续作战。彭德怀无奈，于12月31日勉强发起了第三次战役，强令三十万志愿军在饥寒交迫中连续行军，把战线向南推进了一百公里。志愿军推进到三十七度线附近时，汉城民众再次大逃亡。1951年1月4日，志愿军占领了汉城。中共在次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祝汉城光复》的社论，刊出口号“向大田前进！向大丘前进！向釜山前进！把不肯撤出的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随后在全国城乡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但在朝鲜战场，志愿军战士在严寒中得不到衣食给养，冻掉手脚及倒地冻死者越来越多，大批伤病员因交通受阻，得不到救治而死亡。只吃炒面的士兵普遍夜盲，不少人在夜间行军中失足山涧而亡。越过汉江后，志愿军全线拥挤在三八线以南的狭窄地区，惨遭美军飞机轮番轰炸。在部队因冻伤丧失战斗力的情况，彭德怀于1月8日下令停止南下，第三次战役再次以停下来的方式结束。
1月13日，联合国政治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报告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安排朝鲜人民选举；召开由英、美、苏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毛泽东再次拒绝联合国的停战建议，拒绝彭德怀以电陈志愿军严重冻饿减员和休整请求的方式表达的停战要求，命令志愿军继续向南推进，狂妄要求一举统一朝鲜半岛。在致斯大林电中，毛泽东透露强迫志愿军推进的动机说：美国不可能与中国比赛死人，中国以志愿军的人力来跟美国的优势武器拚消耗，不怕再伤亡几十万人。[13] 1月17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宣布：拒绝联合国的停火和谈建议。
毛泽东一再次拒绝联合国停火决议，坚持与联合国开战的举动再现了庚子年慈禧太后向各国列强同时宣战的荒唐，但比清廷要恶毒很多。清廷宣战的毕竟是来到中国的列强，而毛泽东坚持在外国，对与中国不相干的全世界开战。中国拒绝停战建议后，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等四国派军队赴朝鲜加入了联合国军，使联合国军派出国由十二国（加拿大、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英国、法国、荷兰、希腊、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增至十六国，此外瑞典、印度派出了医疗船和医院到韩国为联合国军服务，展示出世界正义的力量。
第四次战役
根据志愿军一再作战几天后就止步的情况，李奇微确信，志愿军的后勤补给只能维持“礼拜攻势”，超过七天就丧失战斗力，决定趁志愿军丧失战斗力时反击。他的判断正确。志愿军士兵除枪支、弹药、雨衣、棉被、军用铁锹外只能再背五天的炒面，超过一周就难以维持。1月25日，联合国军发起了代号为“屠夫作战”的反攻，西线以美第一、第九军所属六个师为主力，向汉城反攻，东线以南朝鲜军八个师为主力，向原州、清平川反攻。志愿军在饥寒交迫中应战，打响了“第四次战役”。
战役中，彭德怀要求苏联出动空军配合志愿军作战，被苏方以不宜介入朝鲜战争的理由拒绝。苏联空军虽然派出了三个师参战，但严守避免与美国冲突的原则，将空战限于鸭绿江与平壤之间的“米格走廊”，不越过平壤一线。根据斯大林不准暴露苏军参战的命令，苏军制定了多项避免暴露身份的措施，包括将苏军飞机上的徽记改涂成中共的“八一”标记，飞行员穿上中共空军的军服，禁止飞行员到美军控制区和海上作战以免飞行员被俘。如此作战的苏联空军的当然不能对志愿军提供实质性掩护。没有空中掩护的志愿军只靠人海战术与美军强大的地面与空中火力拼，士兵整连整营地阵亡。
由于毛泽东在北京遥控指挥，司令员彭德怀的主要工作成了向北京发电报，和接收毛泽东的电令。彭一再陈述伤亡巨大，请求撤退，毛一再驳回请求，命彭坚守汉城不得撤退。彭德怀何尝不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他更知道在毛泽东之下为臣，君命稍有不受就是大罪，十年前违反“不得对日开战”的君命，下令袭击了几段铁路，被严厉整肃加降级记忆犹新。于是，朝鲜战场出现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闻：在国外作战的总司令飞返国都去申请撤退。到京后，彭德怀推开警卫直入毛泽东卧室，向毛陈述不准撤退的结果将是溃败。而这时，彭的陈述和毛的批准都不重要了，志愿军已经开始溃败。4月初，志愿军败退回了三八线以北。彭德怀的总司令有名无实，麦克阿瑟也差不多。杜鲁门否决了麦克阿瑟乘胜追击的建议，命联合国军止步三八线，第四次战役结束。
杜鲁门换帅
乘胜追击被禁止，麦克阿瑟不顾杜鲁门总统的战略考虑，允许美国飞机越过中朝边境，并发表了批评杜鲁门政策的谈话。杜鲁门不容麦克阿瑟挑战政府政策，于4月11日宣布解除麦克阿瑟美国远东最高司令官职务，任命李奇微将军接任。麦帅听夫人轻声告知被解职的消息后，沉默片刻平静地说：“珍妮，我们终于要回家了。”日本政府为麦克阿瑟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天皇裕仁亲自到麦克阿瑟驻地为麦送行，东京小学生放假一天沿途欢送他们心目中为日本的战后复兴作出贡献的麦帅。在夏威夷，麦克阿瑟受到了十万人夹道欢迎，在旧金山，欢迎人数达五十万，在纽约上百万。民众对总统将麦帅解职强烈不满，数万谴责信函电报发到白宫。杜鲁门答复：“随着时间的推移，麦克阿瑟将会逐步降为凡人，人民将会理解我做的不得不做的事。”
总统将公开批评政府政策的统帅解职无可非议，但是麦克阿瑟的批评是正确的。朝鲜战争其实是美国民主党政府长期亲共政策的恶果。罗斯福在二战中大力支持苏联共产政权，在二战即将结束时帮助苏联建立了共产阵营。战后，在斯大林武装和指挥中共军队推翻国民政府过程中，美国左派控制的舆论一边倒地抨击中国国民政府腐败无能、侵犯人权，却不提苏共、中共的残暴，不谴责共产阵营挑起推翻国民政府的战争，杜鲁门政府默认苏联赤化中国。在美国政府的默许之下，斯大林指挥中共推翻了国民党政府。苏联在占领北朝鲜期间武装训练了强大北朝鲜军队，撤军时留下了大炮坦克等重型武器以准备占领整个朝鲜半岛。显而易见，若无美国的支持，南韩民主政权将被共产主义阵营武力推翻。从朝鲜半岛撤军后，美国只要明确表达不容共产阵营推翻南韩政府的立场，斯大林不会发动朝鲜战争。然而，民主党政府在撤军后不断发表将台湾与朝鲜排除出防御圈外的政策声明，鼓励了共产主义阵营在朝鲜半岛扩张，帮助斯大林作出了开战决定，诱发了朝鲜战争。共和党人反对杜鲁门政府纵容共产阵营的政策，掀起了坚决取缔渗透到美国的共产势力的“麦卡锡”运动。在参议员麦卡锡明确要求调查杜鲁门、马歇尔民主党政府纵容共产势力扩张行径的压力下，杜鲁门不情愿地背弃“不卷入”声明，对共产阵营开战。出兵朝鲜后，杜鲁门政府在小打与大打之间犹豫不决，顾虑重重，生怕得罪了共产主义阵营，客观上鼓励了斯大林、毛泽东一再拒绝停战。当麦帅提出接受蒋介石出兵的建议时，国务卿艾声称“如果蒋介石的军队开进朝鲜将招致中共将出兵干涉和朝鲜战争扩大，令局势将难以控制，美国将深陷战争泥潭，而且会把我们的盟友吓跑”。此言显示艾氏对共产主义阵营充满幻想，认知肤浅。相比之下，蒋介石、麦克阿瑟才对共产主义阵营有明确而正确的认识。蒋介石在战争爆发后立即指出苏俄是北朝鲜侵略的幕后决策人，联合国应谴责苏俄对朝鲜战争的责任，建议美国直接向苏俄提出停止战争的要求。蒋介石所言清楚道出了朝鲜战争的实质。发动朝鲜战争朝鲜人民军其实主要由是从苏联训练回后回国的朝鲜军官和中共第四野战军高来的精锐之师。战争确实是苏共与中共所策划。如果美国政府接收蒋介石的建议，严正向斯大林提出要求，战争完全可能在中国出兵前结束了。中共出兵朝鲜后，麦克阿瑟将军指出：中国事实上已经对美宣战，美国应增派兵力，以空军优势迅速封锁鸭绿江及中朝边境，轰炸苏联和中国东北，航母编队开进渤海湾。实际上，麦克阿瑟主张不限制战争规模与范围的主张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佳策略。斯大林在10月初美军飞机攻击苏联机场时就决定退缩，向金日成发出了撤离朝鲜半岛的指示。若无杜鲁门对麦帅指挥的百般限制，若无美国的一再示弱，若麦帅能够按战争常理指挥，其感恩节前结束战争的计划可以实现。在第三、第四次战役时，若无杜鲁门的限制，战争还是可能提前结束。杜鲁门政府怕激怒共产主义阵营的作法鼓励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继续战争，使共产阵营敢于一再拒绝停战。麦克阿瑟当时指出：“历史教训证明，姑息只会导致更大规模的战争”。历史证明他的论断正确。美国民主党政府的政策自相矛盾，进退失据，想避免战争却引发了战争，想限制战争却扩大，想早结束战争却延长了战争。杜鲁门多年后写道：“共产党人在朝鲜的所作所为如同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人在当年的侵略一样，如果听任南朝鲜沦丧，那么共产党人会更狂妄地向更靠近我们的海岸国家侵略。如果自由世界容忍共产党人武力侵略大韩民国，那么就没有哪一个小国会有勇气抵抗来自强大的共产主义邻邦的威胁和侵略。如果不制止侵略，正如1931年在满洲，1935年在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没有加以制止而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将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联合国的基础和原则将受到威胁。”[14] 他的这番说法是在为其亲共政策辩护。若罗斯福、杜鲁门的民主党政府真的拒绝共产主义扩张就不会有共产阵营，就不会有赤化的中国和朝鲜，若无民主党政府的“不卷入”声明及艾奇逊的亚洲政策演讲，也就不会有朝鲜战争。
第五次战役
第四次战役失败后，彭德怀再向毛泽东请求停战休整。这时，金日成承认武力统一失败，要求停战以保北朝鲜地盘。然而，毛泽东不顾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志愿军的巨大伤亡，拒绝停战，强令志愿军继续作战。4月22日，志愿军在毛泽东的逼迫下发动了第五次战役。至29日，志愿军攻占了国祀峰、梧琴里，逸里、富坪里地区，美军主力撤至汉城，汉城出现第三次逃难潮。李奇微摸准了志愿军的“七天作战”规律，下令坚守汉城，并向杜鲁门总统提出了“第二次春季攻势” 计划。几天后，志愿军自带粮尽，被迫停止进攻。5月16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计划，李奇微下令发起反击。供给断绝的志愿军战斗力基本丧失，向北败退，联合国军全线追击，金日成抛弃与中国志愿军的联合阵线，命北朝鲜人民军队单独撤退以保存实力。
在志愿军司令部一再发出不顾士兵死活的命令以及朝鲜人民军单独撤退的形势下，志愿军士兵们决定抗命，拒绝在既无空中掩护，又无供应保障的情况下成为美军地面、空中火力的炮灰，第六十军一八O师的上万官兵决定投降。这一行动为所有的志愿军部队作出了示范，志愿军整体丧失了斗志。联合国军在追击至三八线时止步，第二次春季攻势（志愿军第五次战役）结束。
抗美援朝运动
发动朝鲜战争后，中共利控制全国报纸电台宣传美国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声称美国企图进一步侵略中国，利用国人的爱国热情掀起反美运动。事实正如林彪在拒绝挂帅时所指出的，美国无意侵略中国。二战结束时，列强各国一片废墟，美国本土未受摧残，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现役军人多达1200多万，具备征服任何国家的实力。如果美国真的支持国民党政府，中共没有可能夺取全国政权。就算美国有心侵略中国，也完全没有必要先打朝鲜，从日本飞袭，或从中国漫长海岸线登陆更加方便。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方面最强硬的意见也不过是麦克阿瑟提出的“打到鸭绿江，回家过圣诞节”。可是，在中共取缔一切独立报纸传媒情况下，绝大多数国人不了解上述真相，不知道联合国谴责北朝鲜侵略的决议，不了解全世界四十多个国家响应联合国的呼吁参与制止侵略行动。国人能听到的只有中共控制传媒宣传的“美帝侵略，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
中共是在怎样的经济形势下出兵朝鲜的呢？经过长期抗战和内战，国家一片废墟，在新政权建立的半年内，各地物价在内战中恶性通货膨胀基础上再大幅上涨，先是工业原料、五金、化学工业品上涨，接着棉纱、粮食价格暴涨，整体物价上涨了十几倍。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控制物价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规定政府严控粮、棉、布、煤盐等日用生活必需品，全国现金统一管理，指定人民银行统一调度现金和管理外汇。毛泽东就是在国民如此困苦，经济危机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主动要求出兵朝鲜，与世界头号强国开战，并且在开战后数度拒绝停战，坚持与全世界为敌。
1950年12月，全国政协与各“民主党派”遵照中共指示发出了《关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对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运动的协议的通知》，成立了以郭沫若为主席的抗美援朝总会。政协、“民主党派” 抗美援朝总会、全国青联、全国妇联、全国科普协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全国自然科学联合会、全国文联、全国美协等团体必须有所行动，纷纷发出“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通知，发起了订立“拥护毛主席和共产党，支持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爱国公约”和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活动，北京书画界组织老舍、叶恭绰、徐悲鸿、梅兰芳、陈半丁、叶浅予、溥雪斋、胡佩衡、汪慎生、王雪涛等名家举行了“抗美援朝书画义卖会”，[15] 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吴晗、章伯钧、章乃器、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徐玉兰等名流带头撰文献艺，歌颂抗美援朝。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在全国发动了抗美援朝运动（中共建国时的“三大运动”之一）。
抗美援朝运动的内容之一是鼓动反美、仇美。中共在各地组织了城市游行反美示威和集会。在政治高压和恐怖中，各行各业均开展了 “控诉美帝罪行”运动，鼓动民众“仇美”，鼓动学生投军。其中，文化、教育、宗教界、基督教、天主教所办的学校、医院、救济机关等团体被要求开展“控诉帝国主义毒害中国人民的罪恶”的运动，要求声明割断与“美帝”的联系。例如，教育部长兼燕京大学校长马叙伦发表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致辞，宣布与三十多年来资助该校的美国断绝关系。中共控制报刊电台发起了诬陷美国侵略的宣传战，大量报导志愿军在朝鲜获胜和各地反美游行示威的消息。《重庆新华日报》一篇社论是抗美援朝宣传的典型。社论说：“通过宣传，克服人们对美帝国主义恨不起来的情况，真正建立仇美思想和仇美情感。要求通过运动激发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抗美援朝运动宣传的一个典型作法是让人们看地图，解释美国离朝鲜那么远，朝鲜又那么小，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气力去打呢？很显然的，就是因为朝鲜接连中国，占了朝鲜，就好打中国。”[16]
抗美援朝运动的内容之二是追查特务和谣言。中共出兵朝鲜后，美国对外政策协会将中苏签订的《特别协议》密约公之于众，让世界各国看到了苏联在政治、军事、经济、贸易、工矿、交通、资源等一系列重要领域控制中国及中共让国人充当炮灰的行径。虽有严格的传媒管制，但不少政协委员和高层知识分子从各种渠道了解了联合国谴责北朝鲜侵略的决议案，以及美国公布的中苏《特别协议》密约。大家与林彪一样清楚“美国侵略中国”宣传的虚假，还是有人私下对出兵朝鲜质疑。抗美援朝运动中，当局展开了追查“特务”、“谣言”行动，将所有质疑“抗美援朝”，谈论外界报导真相者以“特务谣言”、“亲美”或反革命罪名逮捕，甚至杀害。在镇反运动中每天杀人的情况下，质疑出兵朝鲜意味反革命罪名。恐怖之中，没有政协委员敢质问中共为何出兵决策不经政协讨论，没有人敢于指出与联合国军开战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各界名流争相向中共献上“拥护毛主席和共产党，支持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爱国公约”，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献艺歌颂抗美援朝的热潮。
抗美援朝运动的内容之三是歌颂联合国谴责的侵略者——志愿军。 运动中，一篇题为《谁是最可爱的人》文章被广为宣传。该文结尾写道：“当你喝着香甜的豆浆准备上班的时候，当你把一粒糖果送进婴儿嘴里的时候，请你意识到是一种幸福吧，这样你才会知道，志愿军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该文在电台反复广播，成功推动了人民用爱国热情支持朝鲜战争的潮流。一时，各行各业掀起了慰问志愿军，给志愿军写慰问信的热潮。小学生们写给志愿军的信在报刊上大量发表，感动了无数人。运动中，中共组织了“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代表慰问团，赴朝鲜慰问志愿军。
有慰问团来朝鲜慰问，志愿军需要有胜利消息配合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需要英雄事迹向慰问团报告。于是，志愿军宣传部门编造出了一批英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黄继光和邱少云故事。尽管英雄事迹编造不合情理，违反常识，但在抗美援朝运动和镇反运动中情节合理与否并不重要，因为没人敢于对英雄故事提出质疑。在编造英雄事迹方面，共产党宣传部的操作手法相同。苏共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证实，许多“为了斯大林，冲啊！”的神话苏共宣传部门编造的。作为卫国战争老战士，他本人没有也从未听到过有人在战场上高喊什么口号。[17] 中共宣传部编造志愿军喊“为也胜利向我开炮”的手法与苏共宣传部一致。“祖国慰问团”带给志愿军慰问之外，往往带给志愿军更大的伤亡。例如，志愿军没有空中掩护，作战当然尽量选择在夜间。而慰问团一来，志愿军指挥部特别安排在白天发动攻击，以供慰问团代表们用望远镜观战（如五圣山上观战情节后被拍入电影），造成志愿军伤亡倍增。[18]
抗美援朝运动的内容之四是捐钱捐物。1951年1月，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并救济朝鲜难民的通知》，动员国人捐钱捐物支持朝鲜战争。1951年6月，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随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青年团中央、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国红十字会等团体跟随发表宣言、通告，号召国人捐献。为了各界人民认捐的方便，通知还对各项武器的折价作了具体规定：一架战斗机折合人民币15万元，一辆坦克25万元，一门大炮9万元。当时报刊广为宣传的“捐飞机、大炮”事迹包括：宋庆龄副主席出面号召各界为“天津妇女号”飞机集资，班禅额尔号召僧众捐献“佛教号”飞机，河南豫剧演员常香玉率剧社六省演出半年筹集新币15万元捐了常香玉号歼击机等等。
宋庆龄、常香玉等人的高调捐款是中共推动抗美援朝运动运作的一部分，是满足当局政治、宣传需要的罕有案例。当时，国人普遍极为穷困，再怎么鼓动也捐不出多少钱。当时的国人不知道，抗美援朝捐钱捐物的主要部分来自工商业主，背后是工商业者的血泪。上海工商业主捐钱最多，“大康药房”业主王康年被枪毙事件最能说明工商业者捐献运动的来龙去脉。抗美援朝运动中，干部曾多次找王康年谈话，让他“捐飞机、捐大炮”，年少气盛的王康年拒绝了干部的要求。于是，他成了对抗抗美援朝运动的反面典型。经当局动员员工揭发“五毒”（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小业主王康年被以“贩卖假药、骗取志愿军购药巨款”的罪名枪决了。《解放日报》诬陷说：“王康年不仅盗骗国家资财，就是对人人爱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也进行盗骗勾当。”王康年被杀使上海的工商业者看清了利害。为了活命，大家纷纷加入了“捐飞机、大炮”活动，“捐款”折合飞机４０４架，受到了陈毅市长的表扬。[19] 到1952年6月，抗美援朝总会宣布，全国人民的捐款可购战斗机3710架，捐物77万多慰问袋，慰问品126万多件。
抗美援朝运动的内容之五是鼓励青年参军。“三大运动”中，土改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都以鼓动参军为重要目标。中共在国家长期遭受战火摧残，民生极为困苦的情况下穷兵黩武，不但将百万投降国军送上朝鲜战场，还要更多青年出国上前线。运动中，参军的青年中们被戴上大红花，敲锣打鼓地欢送往朝鲜。此外，数以十万计的农民、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和医务人员被送到朝鲜前线担任战地勤务工、运输工和战地医院护工。参军的青年和民工们在缺乏基本训练，缺乏保护的情况下被派上前线，实际成了毛泽东不要空中掩护，不怕死人的炮灰。从朝鲜归来的老兵们回忆说，有的新兵连还没到前线就全部报销（死光）了。
停战谈判
1951年1月，联大通过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提出的五点停火议案。金日成积极拥护停火议案，要求立即结束战争，恢复战前分界。然而，中苏两共以美国先撤军为条件拒绝停火。于是，联大再通过《谴责中国侵略朝鲜决议案》。5月底，联合国军发动反攻，将志愿军赶回了三八线以北。 6月，金日成赴北京当面要求毛泽东停战和谈。在志愿军第五次战役惨败，部队开始投降的情势下，毛泽东不情愿地放弃武力打败美军计划，同意停战谈判。
7月10日，交战双方在三八线上的开城来凤庄开始了停战谈判。共产党方面代表是朝鲜人民军代表南日将军(首席代表)、李相朝将军、张平山将军和中国志愿军代表邓华将军和解方将军，中共幕后的真正谈判负责人是秘密进入朝鲜的李克农、乔冠华。谈判双方在恢复战前态势方面没有分歧，但在战俘遣返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共产党方面坚持战俘遣返派出国，联合国军方面坚持战俘自愿遣返的原则，并强调其它问题或许可以再妥协，但在“自愿遣返战俘”问题上无退让余地。
联合国方面坚持“战俘自愿遣返”是出于对二战战俘处理的道义自责。二战即将结束时，罗斯福迎合斯大林，同意了斯大林提出的战俘强制遣返要求。据此，盟军拒绝苏军战俘、纳粹关押的俄罗斯、克罗地亚、白俄逃亡者自由选择去向的要求，将他们移交苏联。这些战俘和流亡者回到共产世界后被大批枪决或送去劳改营。他们的悲惨遭遇被披露后，西方各国舆论和民意一致谴责盟军违反了道义原则。为免战俘强制遣返共产主义世界的悲剧重演，美国在谈判中坚持战俘自愿遣返，要以此来宣告：每一个与自由世界交战士兵都可以向自由世界寻求庇护。杜鲁门总统后来写道：“共产主义是不尊重人类尊严和自由的制度，我们不会同意将追求自由的人强迫送回到共产制度中去，也拒绝违背战俘的意愿将他们遣送的共产党统治地区去。” [20] 毛泽东与斯大林不愿看到任何战俘投奔自由世界。他们知道，一旦自愿遣返原则确立，会有更多的志愿军部队投降，因此坚持以战俘全部遣返派出国为停战条件。由于战俘去向的分歧，谈判陷入僵局。10月，联合国方面宣布停止谈判，直到共产党接受自愿遣返原则。于是，两大阵营为在战俘遗返问题上坚持各自的核心原则继续战争。不过，双方均不再发动大规模战事，只是在三八线两边布署大军相持。
细菌战诬陷
1949年，伴随解放军朝鲜族师调入朝鲜，出血热病（HEMORRAGHIC FEVER）在朝鲜开始流行。朝鲜战争爆发后，斑疹伤寒、霍乱、痢疾、出血热、天花等传染病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中蔓延开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后在北朝鲜喷滴滴涕防疫。中国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闻滴滴涕味称美军使用了“化学武器”。根据报告，毛泽东、斯大林决定利用传染病进行“美军进行细菌战”的宣传战。1951年3月，中国代表在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上正式谴责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和毒气。此后，中、朝、苏三共联手在各自报纸、广播中宣传称美国使用了细菌武器。在中国，中共以宣传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散布瘟疫为手段，来煽动国人仇美情绪，来鼓动国人捐钱和报名参军。外交部长周恩来出任了宣传战主角，在国际上不断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发动细菌战。
回应共产阵营指控，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申明：“联合国军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进行过任何形式的细菌战”，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则指出：“共产主义阵营的指控是为了掩盖他们在制止北朝鲜和中国东北的传染病方面的无能。”1952年，共产阵营将“细菌宣传战”行动升级：中、朝两共分别拒绝了国际红十字会派团赴中国东北和北朝鲜调查的请求；中共自组了“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赴东北和朝鲜展开调查；共产阵营指定八国人士组成了“国际民主法律工作协会调查团”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OF DEMOCRATIC LAWYERS）赴朝鲜调查；共产阵营的两调查团分别提出了调查报告；中共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反细菌战的指示》，宣布朝鲜为疫区，东北为紧急防疫区，华北、华东、中南沿海地区为防疫监视区，声称东北部等地发现了带菌昆虫；政协、各民主党派和团体根据中共指示联合发表了《对于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抗议书》；配合细菌宣传战，毛泽东为当年的第二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随后，中共在全国掀起了“除四害”（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运动和“爱国卫生运动”。
1953年春，斯大林去世，新一届苏共领导层决定立即结束朝鲜战争及立即停止“细菌战指控”，在高层会上听取了北朝鲜总参谋长南日将军、苏联顾问索兹诺夫将军和北朝鲜人民军医药顾问斯里瓦诺夫将军等人关于美国并未投过细菌弹的证词，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会上确认细菌战是中共捏造出来的。会议在备忘录中承认：苏共、中共和朝共共同策划了指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使用细菌武器的诬陷。新领导层决定：将苏联驻北朝鲜大使、驻朝首席军事顾问、和苏联国家安全部长等人撤职查办；撤回苏联向联合国提交的对美国发动细菌战的指控；清洗有关美国细菌战指控的责任官员；修复被细菌战宣传损害的共产阵营形象。会后，苏共中央以部长会议主席团名义分别致信中共中央和朝共中央，声明苏共认为关于美国发动细菌战的指控纯属捏造，苏联方面已经严厉的惩处了参与捏造细菌战的有关人员。接苏联大使当面递交苏共信函后，毛泽东将捏造细菌战责任推给志愿军总部称：“指控美国的活动是基于在朝鲜和满州的中国志愿军指挥部的报告开始的，要证明这些报告的真实性是困难的，如果你们发现了造假，那么这些来自下面的汇报就是假的。”[21] 在朝共方面，中央书记朴成友向新任苏联大使指出，细菌战捏造是中共策划的，那些所谓细菌炸弹和里面的东西应是中共飞机投下来的，里面并没有细菌。[22] 虽然苏、中、朝三共都在内部承认了细菌战指控系捏造，但为维护共产阵营形象，三共均不公开承认诬陷真相。
毛泽东是从来不认错的。苏联大使当面交信摆明让他承认捏造，他委过属下拒绝认错。朝鲜战争结束后，他以继续开展卫生运动的办法让国人相信细菌战确实存在过，于1955年将“除四害”写入了《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23] 1957年，朝鲜战争和诬陷细菌战活动已过去几年后，毛泽东不想将两年前写入的“除四害”内容删除，主导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决定继续在全国开展“除四害”运动。由于老鼠、苍蝇和蚊子不好对付，难以捉到足够数量向上级交差，各地不约而同地将灭麻雀作为“除四害”的主要行动。从1957年底开始，全国各地掀起了消灭麻雀的群众运动。运动中，各地均采取了对麻雀赶尽杀绝的办法，即全民参加，在同一时间、同一地区驱赶麻雀，使所有麻雀无处栖息而累毙坠落。灭雀的灾难后果很快显现，各地林木虫灾迅速蔓延。以灭麻雀为主要内容的“除四害”运动一直持续到1959年初大饥荒降临才不了了之。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指示中说：“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变相宣布停止“除四害”，算是给细菌战诬陷划上了句号。作为细菌战诬陷的一部分，毛泽东发动的全国灭雀运动给国家带来了长久的灾难，直接造成华北持续几十年虫害。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三十年间，中共在官方文件和历史教科书中始终维护“美国进行细菌战”谎言，对毛泽东配合诬陷细菌战的题词进行处理，隐瞒题词中诬陷主题，只宣传“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顺便为毛泽东营造爱民形象。
朝鲜战争结束
1951年，朝鲜战争双方都已同意结束战争。然而，因为毛泽东、斯大林坚持战俘强制遣返，不容战俘有投奔自由的通道，战争再持续了两年。1953年春，斯大林去世，苏共新领导层决定放弃坚持战俘强制遣返的停战条件，立即结束朝鲜战争。5月11日，苏联驻中国大使库兹涅佐夫向毛泽东、周恩来面交了苏共中央决定结束朝鲜战争的信函，并要求毛泽东立即就苏共的决定表态。在苏共新领导层形同最后通牒的信件面前，毛泽东非常紧张，只能表态照办，指示中共停战谈判代表放弃战俘强制遣返派出国的要求，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
结束战争的障碍消除后，朝鲜战争交战双方代表于6月8日在板门店重启停战谈判，迅速达成了停战协议和保障战俘选择遣返国权利的战俘协议。双方达成的以恢复战前态势为主旨的停战协议体现西方阵营对共产阵营再次姑息，它既不符合朝鲜人民的利益，也还符合中 国人民的利益。韩国人民要求让北朝鲜为发动侵略战争付出代价，民众各界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高呼“打到北方去”。因应韩国民众的要求，李承晚为首的大韩民国政府指示南韩代表退出谈判，宣布韩国军队决心继续战斗。杜鲁门总统派特使赴汉城，以提供长期军事经济援助等条件说服李承晚接受了停战协议。7月27日，中朝方代表团与联合国军代表团在板门店正式签署了《朝鲜停战协议》。签署仪式仅十分钟，各位代表没有握手和任何讲话，签署协议即离去。至此，历时三年多的朝鲜战争结束。
按照共产阵营传统，中、朝两共在战争将战争死亡人数长期保密。战争中，全国解放军主力被轮番派到朝鲜战场，同时动员青年参军入朝参战，加上数十万担架队、运输队、铺路架桥队的民工，总人数有数百万。志愿军及民工伤亡极其巨大的原因，其一是没有空中掩护，军需跟不上，直接造成二十多万志愿军因穿着单薄在朝鲜的严冬被冻死；其二是毛泽东多次否决彭德怀停下休整的申请，强令志愿军继续作战，造成志愿军大批冻死。彭德怀及各级志愿军将领按照毛泽东的方式如法炮制，拒绝下级撤退的请求，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拿下阵地、高地”、“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同样要求士兵赴死。国人所了解的朝鲜战争多是志愿军宣传部门加工出来的士气高昂、人人求战，不让上战场闹情绪的虚假故事。志愿军士兵私下流传的 “抗美援朝，小命难逃；保家卫国，我不得活”[24] 才是军心的真实写照；巨大伤亡的原因之三是中共将缺乏训练的新兵及全无训练的民工派上火线。新兵们根本搞不清楚各种炮弹、子弹声音，往往一上阵就成批送命。中共对志愿军阵亡的统计不准确，对民工的死亡统计更是胡涂账，很多伤亡没有统计，无人知晓。志愿军第军军长张震曾在报告中承认：“在伤亡上，运输弹药人员与战斗伤亡为三比二”。[25] 此言透露出，战斗部队没有为运输弹药人员提供掩护，被派到朝鲜的农民运输工的牺牲比例高过志愿军部队。算上民工，朝鲜战争中中国方面的死亡人数应有百万。在阵亡将士的统计和安葬方面，志愿军不像日军、美军那样精确记录阵亡将士资料，重视尸骨安葬。志愿军团级以下阵亡将士一律就地焚烧、掩埋，阵亡志愿军家属只获光荣烈属牌一枚，并无抚恤金发放。因此，志愿军中流传着“要想回故乡，拼命当团长”的说法。一个例外是，毛泽东之子毛岸英葬于了朝鲜。这是毛泽东的决定，他要让金日成欠他人情。
朝鲜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长远而深重的灾难。毛泽东在中国在经历连年战争到处废墟，经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坚持出兵国外打侵略战争。这场侵略战争耗资巨大，中国在战争三年间投入朝鲜战争的物力、财力超过国民生产总值一半，战费超过了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使国内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全国农民挨饿，饿死人的事件大量发生。为应付超过百亿美元的战费及军火债，中共在战争期间以土改运动名义剥夺地主财产贴补军费、发动“三反五反”运动从工商业者处勒索军费，编造美国侵略中国、美国投细菌弹、志愿军英雄故事等谎言欺骗国人，将到外国打侵略战争宣传为“保家卫国”，在国内将侵略军士兵宣传为“最可爱的人”，鼓动人民捐钱捐物资助侵略。第四次战役后，中国志愿军在军事上全无可能战胜联合国军及金日成都要求停战的情况下继续战争，其原因只是因为毛泽东的好战。毛喜欢战争，他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继续欺骗国人说：“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
作为朝鲜战争的策划者，中共当然是自己负担赴朝志愿军的一切军需。斯大林提供给金日成的武器装备是无偿的，而将苏联二战后积压的军火和剩余战争物资，包括部分美国提供给苏联的援助物资和武器，高价批发给中国。毛泽东为打朝鲜战争欠下苏联数十亿卢布的债务，需要长期以粮食和其它农产品偿还。为偿还战争债务，中共加紧搜刮农民，造成国内长期粮食紧缺，农民长期挨饿。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中共宣传亩产万斤的谎言，要求按高产量征收更多粮食运往苏联偿还朝鲜战争的借债，造成了1959至1961中国发生了大饥荒，饿死国人数千万。从朝鲜战争结束至1960年代，中国政府超过一半的开支与朝鲜战争相关，不是战争费用就是偿还苏联军用物资债，到1965年才只还了朝鲜战争债务的六成。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共提供的原油等物资维持着金氏王朝的存续。毛泽东之后的几十年间，中共继续扶植朝共，在向本国人民严格保密的情况下长期向朝共政权提供每年数以十亿美元计赠款，两共间高层互访统统围绕增款数额的讨价还价。中共向朝共的长期赠款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无尽灾难。依赖中共援助的金氏政权长期从事贩卖毒品、军火，印制假钞等活动，通过设在平壤近郊的 “二月银光贸易会社”每年印制面值千余万美元的伪钞，通过其在海外领事馆及经贸分支机构洗钱，将其制造的冰毒、鸦片、人民币假钞、假冒伟哥等等通过吉林省输入中国。[26] 为维护最后共党的形象，中共不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三十年前，中朝边境的延吉只有几十位吸毒者，如今数以万计。朝鲜咸镜南道的首府咸兴是冰毒主要生产地。当地1克冰毒约值15美元，比中国便宜得多，因此官民都争相把毒品运到吉林省、辽宁省等地散货。吉林省虽展开扫毒行动，但官员都不敢公开承认毒品来源于朝鲜。[27] 朝鲜还在中朝边境设立了面向中国人的赌场。与延边圈河口相邻的朝鲜罗仙市的某涉外酒店内有严禁朝鲜人进入的大型赌场，客人全部是中国人。每年，数以亿计的中国资金通过这个赌场流出境外。[28]
朝鲜战争也给朝鲜人民带来长久的灾难。朝鲜战争结束后，北朝鲜人民陷入贫穷饥饿。北朝鲜人口为南韩人口的一半，但国民生产总值却只有不到南韩的十分之一。朝共与中共一样，为要核弹不管人民死活，人为造成大饥荒。1990年代，朝鲜饿死了至少350万人，即总人口的七分之一以上，[29] 还发生了人肉事件。[30] 与人民水深火热相对照，金日成在饥荒中抓壮男输血，为自己建立了专门的延寿研究机构，要求寻找灵丹妙药使自己活到一百二十岁，延寿机构奉命分析了两千种药籍中记载的功效药草，进行了长生不老药的种植试验；[31] 金正日的私人厨师在饥荒中为搜寻珍稀菜肴跑遍全世界，曾到丹麦购买猪肉，到伊朗购买鲨鱼子，到日本购买海鲜类，到东南亚购买热带水果，[32] 曾随行金正日的俄罗斯远东全权待时普利科夫斯基披露，金正日访俄期间的三餐材料从朝鲜空运而来，饮食垃圾则密封后运回朝鲜。[33] 为逃避暴政与饥荒，成千上万的北朝鲜民众，包括朝鲜劳动党高层，纷纷冒死外逃。例如，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局书记，“主体思想”创意者黄长烨趁利用之机逃入韩国驻北京大使馆申请政治避难。
在朝鲜半岛另一端，韩国在战后短短半个世纪里实现工业化和民主化，各界民众每年的6月25日都举行韩战爆发纪念活动，呼吁民众勿忘韩战给朝鲜半岛带来的民族伤痛。2011年6月25日，韩国政要与各界四千多人在首尔市龙山战争纪念馆纪念“韩战”爆发六十一周年，呼吁还原韩战历史真相，勿忘韩战带来的历史悲剧。韩国总统李明博呼吁不要忘记6•25战争，不要让悲剧重演。韩战老兵尹声远和他的老战友们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韩战期间如果没有中共所谓的‘抗美援朝’，六十年前的韩半岛就已经统一。说到底，是中共造成了三八线两边南北分割的悲剧，造成了这一悲剧延续至今，造成北韩民众的长期苦难。”韩战老兵安在喆指出：“中共所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纯粹是谎言。当时美国军根本没有进军中国领土，而且根本没有那个意图。如果没有中共的所谓抗美援朝，韩半岛早已统一，就不会有南北韩分离的痛苦。中共不支持北韩的话，北韩独裁政权不会存在，现在北韩的核武器开发、制造天安舰事件等等都是中共支持的结果。” 正如安在喆所言，除了粮食及物资外，北韩的核子和导弹技术、原料，也都大多来自中共，中共是朝鲜核爆的总后台。[29] 自由世界在停战谈判中对共产世界姑息的恶果超乎人们的想象。在朝鲜战争六十年后的今天，朝共在中共的支持下对世界的核讹诈没完没了。
对美国而言，朝鲜战争宣告了美国长期对华政策的破产。美国民主党政府长期亲共，醉心于毛泽东、周恩来的民主的言论，处心积虑抛弃国民党，拥抱共产党。二战胜利后，杜鲁门政府知道苏联武装训练了超过防御需要的北朝鲜军队，知道苏军为北朝鲜军队留下了无数大炮坦克等重型武器，知道金日成准备对南方动武，甚至知道毛泽东在中国东北集结重兵军队的态势。面对共产阵营在朝鲜半岛的扩张之势，杜鲁门政府将全部驻韩美军撤离，不出手支持韩国政府和军队，不断发表将台湾与朝鲜排除出美国的防御圈之外的政策声明，结果诱发了朝鲜战争。假如美国真想避免朝鲜半岛被纳入共产主义阵营的势力范围，假如美国支持南韩军队以保持朝鲜南北军事力量均衡，再退一步，即使美国不出手扶持南韩军队，假如美国发表的不是将朝鲜排除出防御圈外的声明，而是不容南韩被吞并的声明，斯大林断不会冒与美国冲突的风险发动朝鲜战争。事实上，美国民主党政府是真的打算听任朝鲜半岛和台湾被纳入共产阵营的。美国背弃其声明而卷入朝鲜半岛战争不是因为民主党政府拒绝共产主义，而是因为杜鲁门在共和党人调查民主党人通共党的压力下不得已的政策转变。在共和党人的压力下，长期亲共的民主党政府才出尔反尔，出兵开打。出兵朝鲜后，民主党政府在真打假打之间犹豫不决，进退失据，对任何军事行动都战战兢兢，生怕激怒共产党阵营，为前方主帅设下重重限制，结果使战争规模扩大大，时间拖长，想拆除战争机器倒要重建战争机器，想送美国青年回家倒送他们上了远东战场，想削减军费倒耗费了约670亿美元巨额军费，想抛弃台湾又不情愿地与台湾国民党政府签定防御协定。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美国在二战后以十分之一于朝鲜战费的金钱援助国民党政府也能避免中国和朝鲜赤化，也能避免朝鲜战争及后来的越战。如今，在朝鲜公然声言随时使用核武器之时，美国政府应当承认其在二战中和二战后亲共政策带来无穷后患。
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评价朝鲜战争说：“在我的办公桌上有一张从卫星上拍摄的朝鲜半岛夜景照片，三八军事分界线以北，漆黑一片，只有平壤有些萤豆之光。而在南边，韩国灯火通明，那是繁荣与自由的灯塔，33000美国人和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为捍卫这座灯塔而献出了生命。” 如今，中共仍然重复着“美国悍然派兵侵略朝鲜，欲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的谎言，仍然隐瞒志愿军被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决议谴责为侵略军，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执行联合国决议在朝鲜半岛维和的真相，仍然拒绝对发动侵略战争谢，中共的文艺节目仍在歌颂出兵入朝的侵略战争。并且，中国民间也在为当年的侵略辩解，当年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作秀的名流们无人忏悔。
战俘自愿遣返
停战谈判因共产主义阵营拒绝接受“战俘志愿遣返”原则而破裂后，联合国军开始按该原则行事，将十一万共方战俘移交给印度、波兰、捷克、瑞士、瑞典五国代表组成“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中遣会），负责临时看管战俘。共产主义阵营接受“战俘志愿遣返”原则后，中立国代表组成的遣返委员会宣布，交战各国代表均可派人向战俘解释停战协议赋予他们的选择去向的权利，让战俘们在九十天内自己作出去向选择。联合国方面不对战俘做说服工作，完全尊重战俘的意愿。中共则组成了李克农、乔冠华为正副总指挥的解释团，千方百计说服志愿军战俘回国，承诺一切既往不咎。为向战俘营传递指示，保持对战俘的控制，中方早已通过火线假投降将代表派入了战俘营。[35]
九十天后，两万多志愿军战俘中的14000人选择了去台湾，7110人选择了回大陆。选择赴台者中大部分是原国民党官兵，即所谓解放战士。毛泽东将内战中收编的、整体投降原国民党部队派到朝鲜有借战争处理之意。“解放战士”们自知不获信任，坚决要求去台湾。其他选择去台者的考虑是担心归国后受整肃。他们担心的情况有先例为证。金门战役的九百多归俘回到大陆后被强制隔离集训，接受政治审查，被要求反省、坦白、人人过关、互相揭发，结果几乎人人都有了罪名，轻者被开除军藉、党藉，重者被以叛徒、历史反革命等罪名判处徒刑，其中二五三团三营营长李子元等人被以投敌罪处决。志愿军战俘们虽不知道金门归俘遭遇，但大多预感到回国后被整肃的命运。不想回国的战俘们曾在战俘营采取集体行动表达“宁死也不接受强制遣返”的诉求。同大部分志愿军战俘选择去台湾相似，大部分朝鲜人民军战俘选择了留在南韩。[36]
选择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在归国后被送到昌图县金家镇，在那里受到热情招待，首长接见，女学生献花，被告之休息一段时间后分配工作。随后，他们的6000余人，如同金门归俘一样，被圈禁接受“整训”和政治审查。经过长达一年整训和政审，归俘们被迫“交待问题”，给自己扣帽子，承认贪生怕死、失节、失密、为敌服务、暴露姓名、暴露部队番号等罪名，甚至被迫承认自己有叛变罪行，然后被开除军籍、党籍，团籍，档案里塞进了“内部控制”的政治判决书。此后，他们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整肃对象，下场悲惨，一些人因上书鸣不平而被打成“右派集团”，一些人成了劳改犯，还有人不堪迫害而自杀。[37] 歌颂“抗美援朝”的电影《英雄儿女》风行全国时，英雄王成的原型，归俘蒋庆泉在遭受着“内控”和整肃迫害。接受“整训”的归俘们不是遭遇最惨的。归国的7110位战俘中，除参加“整训”的6000人外有1000多人去向不明。[38] 有文章披露，他们像当年苏军的战俘一样，被“特别处置”了。[39] 如果真是这样，则“处理名单”应是“解释团”在九十天说服时根据战俘们的思想倾向制定的。[40]
1954年1月23日，14000多位选择投奔自由的志愿军战俘着国民党军装由仁川搭美舰驶向基隆，标志“战俘依照志愿遣返”原则在全世界确立。台湾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舰迎接，并将这一天定为“自由日”。
志愿军撤出朝鲜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志愿军驻军朝鲜拒不撤军，设立军事禁区，利用军事力量介入朝共的内部权力斗争，支持朝共中的“延安派”密谋推翻金日成。金日成向苏共状告中共策动政变，苏共出面干预，迫中共从朝鲜撤军。毛泽东无力抗拒，只得同意。1958年2月，周恩来总理赴朝，与金日成签署了《志愿军撤军回国的联合声明》，中共不情愿地结束了劳民伤财、旷日持久的朝鲜驻军。毛泽东要控制朝共源于他与斯大林的约定。他以承诺出兵朝鲜换取了斯大林同意由他领导亚洲共产党。赫鲁晓夫不承认毛泽东对亚洲共产党的领导权，支持金日成挫败中共控制朝共的计划，让毛泽东忍无可忍。这成为毛几年后与苏共决裂的原因之一。
志愿军撤离后，金日成对“延安派”展开大清洗，镇压了数千人，朝共“延安派”余党纷纷逃往中国。伴随清洗，朝共拆除志愿军会馆，纪念馆，改掉志愿军命名的地名，在出版物将中共志愿军改称为“图谋占领朝鲜的侵略者”，称志愿军撤离朝鲜是“被朝鲜人民赶回国的”。同时，朝鲜还开展了清除朝文中汉字的运动。如今，板门店停战签字会场陈列室中没有一张中国志愿军的图片。
第 39 章 镇反运动
内战中，中共在解放区展开杀地主、剥夺财产的土改运动，引致解放区周边的地主组织还乡团武装报复，中共再以军队对还乡团展开所谓剿匪战。建国后，中共将暴力土改和剿匪战推向全国。1950年3月，毛泽东发出了“镇压反革命”（镇反）的指示，要求掀起杀反革命的高潮。各地中共大员不认为存在严重威胁，没有立即展开屠杀。毛泽东不满，在下令出兵朝鲜的同时主持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双十指示，双十决定），在其中称：“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以至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他要求“纠正过于宽大的倾向”，“当杀者即判处死刑”。两次指示后，各地大员开始了名为镇压反革命的屠杀。个别大员，如华东负责人饶漱石，顾虑商业环境还是没有展开镇反屠杀，被毛泽东点名指为是“对反革命宽大无边”典型（这成为他几年后被清洗的原因之一）。
1951年1月，中南局向中共中央报上了驻湘西27军的镇压反革命报告。该报告说，在湘西21个县，仅仅驻军部队就已经处决了匪首、恶霸、特务4,600余人，并准备由地方政府再杀一批。毛泽东对该报告批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要求“各地务必抓紧照此办理”。1月22日，毛泽东电告华南分局、广东省委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3,700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1] 同月，中南军政委员会报告公安部说湖北省已经逮捕19,823人，其中在省级机关内部逮捕了160人。公安部对报告批示：“如此内外不分地实施逮捕，容易引起广大干部恐慌和思想波动。”毛泽东见报告批评公安部：“湖北做得很好，不要去泼冷水。”2月，西北局向中央报告说：两个月已经逮捕5,000多人，杀了500多人，虽然总体看杀得不狠，处理缓慢；但是执行镇反计划一定要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毛泽东阅此报告后批示：“对判死刑者，轻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 2月中旬，毛泽东致电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大员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南京是一个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不止两百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上海是一个六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两万余人仅杀两百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一年之内至少应当杀掉罪恶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道）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杀掉1500人左右。这个数字是否妥当，请你们加以斟酌。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0人，这个数目太少”；“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说来，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大杀几批，才能初步地解决问题……天津准备于今年一年内杀一千五百人，四月底以前先杀五百人。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它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2] “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恶霸必须杀掉，否则群众不敢起来。”[3]
同月，毛泽东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其中下达了按人口千分之一比例的镇压反革命指标。这里，毛泽东所言的镇压不是逮捕判刑，而是处决。条例中列举的十二类反革命包括：勾结帝国主义者，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者，聚众叛乱者、参加特务或间谍组织者，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以反革命为目的抢劫、破坏公私财物者，受国内外敌人指使扰乱市场或破坏金融者，伪造公文证件者，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制造和散步谣言者，以反革命为目的偷越国境者，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者等等。毛泽东在条例中将反革命罪规定的尽量宽泛，不区分已遂、未遂，将“勾结”、“包庇”“挑拨”、“传播谣言”、“煽动”、“策动、勾引”等无从界定的随意性罪名都作为镇压的依据。与《惩治反革命条例》中“挑拨”、“煽动”、“对抗”等随意罪名一样，毛泽东指示中的“恶霸”、“民愤”也是随意罪名。
在毛泽东的压力下，各地大员开始突击逮捕、杀人。在北京，公安部长罗瑞卿直接领导、指挥，在2月17日逮捕675人，第二天枪决了58人。毛泽东对罗在北京的做法立即表示赞赏。毛的赞赏让其它地方大员感到压力。3月7日，罗再指挥逮捕1,050人，在3月25日枪决了199人。同月，天津市委向毛泽东报告，说已经处决了150人，拟再处决1,500人。毛泽东再批示：“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京津行动后，华东大员饶漱石为没有展开屠杀作了检讨。市长陈毅向毛泽东报告说：“上海决心在已经捕了1068人，处死100余人的基础上，再放手捕10000人，杀3000，关4000，管3000”。毛泽东复电：“如果你们能逮捕万余，杀掉三千，将对各城市的镇反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你们注意在逮捕后迅速审讯，大约在半个月内就应该杀掉第一批，然后每隔若干天判处一批。” [4] 4月1日，中共上海当局发布了《上海各人民团体关于检举反革命分子的通知》和《关于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布告》，规定：“反动党、团（国民党、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三青团等党派）的干部，国民党军军官，国民党军统、中统等特务组织人员，南京政府所属各组织的成员均须于在规定期限内亲赴公安局设立的‘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总处’办理登记，对有隐瞒，抗拒登记者将予以严惩”。基层负责人不知道高层意图，大力宣传“只要登记、坦白，决不追究”。前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们信以为真，纷纷登记，并说明当年是为了抗日才加入这些党团组织的。然而，当局随后展开了对登记者的捕杀行动，于4月27日逮捕8,359人，于4月30日处决285人，于5月9日再处决28人，于6月15日再处决了284人。上海当局以反革命罪名大规模捕杀有旧政府背景和经历者，对新政权和解放后的经济危机有过牢骚话者，被揭发藏匿武器、散布谣言者，相信当局“不追究”承诺向政府登记参加过与国民党有关的组织者，超额完成了毛泽东下达的指标。
被毛泽东不断点名批评后才展开行动的上海捕杀规模如此，其它城市的捕杀更为惨烈。几个月间，各大城市每隔几天就枪毙一批人，少则几十名，多数百。召开公审大会后立即处决数百人。由于毛泽东一再批评“宽大无边”，各地领导人以多杀来表现积极执行中央政策，对基层报上来的杀人名单一律照准。各地领导人知道，他们头上的乌纱由毛泽东一句话决定，纷纷主动提高杀人比例。例如，贵州当局将毛泽东下达的人口千分之一比例提高到了千分之三，广西柳州专区提高到了千分之五。一时，报纸上 “坚决镇压反革命”，“某某反革命分子伏法”的报导铺天盖地。报纸报导的只是部分城市镇反的情况，多数城市及农村枪毙“反革命”不登报、不公告，处决人数是糊涂账，很多乡村报送到上级的材料只有人名，没有关于罪行的详细材料。因为基层上报只是为了完成杀人任务指标。在安徽，桐城县当局拟将16名反革命处死，报安庆地委审批，地委审查全部否决退回了报告。然而县公安局看到地委回文，以为同意，竟没有拆开看批文内容即将16人拉到刑场枪决。这16人中有5个伪保长，4个三青团区分部委员，3个宪兵，2个一贯道坛主，6个地主，没有一个人有血债。阜阳专区在枪毙几个恶霸地主时还把同他们睡过觉的几个“破鞋”以“给劳动人民丢了脸”的罪名一起枪毙以凑数。
为推动镇反升温，毛泽东否决了西北局提出的“执行镇反计划，一定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的意见，指示将杀人批准权下放到专署一级。 [5] 各地大员知道毛泽东的意思是进一步下放，纷纷将批准杀人权下放到了县、乡级，部分地方下放给了工作组。镇反运动的判决过程通常与农运中的农民协会杀人一样简单，召开公审大会，台上挂出“人民法庭”横幅，运动主持者将认定的反革命分子五花大绑押上台，有积极分子领喊口号，群众跟随，算是完成了审判，然后就拉人去枪毙。运动中，几乎每个县都有了法场。为增加震慑力，枪毙都让老百姓围观。死难者家属通常为免灾难扩大不敢去收尸。
中共在湘西的所谓剿匪最能说明屠杀之惨烈。1949年10月，为争取国民党“湘西王”陈渠珍投诚，解放军湘西军区（第四十七军）政治部在沅陵开办了“和平军官训练班”，组织国民党投诚党政军人员学习，实施“教育改造”，请陈渠珍来参观训练班。陈眼见训练班不设警戒，允许学员周六回家团聚，学员们贴出学习墙报，写学习心得的情况，决定也向中共投诚。[6] 1950年3月，毛泽东的“镇压反革命”指示下达到了湘西，四十七军向上级报说：“已经镇压了反革命4688人，全区八万土匪、几千在乡旧军官，及恶霸与伪警队伪乡保长等坏分子将近十万，我们经过几次讨论，决定分化瓦解消灭敌人。在这个总方针下作出了杀一万人的预算”。经过几个月的镇反捕杀，四十七军在年底报告中提出准备缩减杀人规模说：“中南局……指示均悉，我们都进行了讨论，并已告各部队和地方，镇压匪首惯匪已收到相当效果，应基本上停止。”[7] 然而，毛泽东阅中南局转来第四十七军的镇反报告后，将湘西杀人数与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比较，指责指责华东几个人口大省总共才处决了三千人杀得太少，将四十七军的报告批转给各中央局负责人，在批示中说：“在湘西二十一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四千六百余人，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使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11] 各地接到指示，以四十七军为护栏，将对旧政府党政军人员的屠杀再升级。四十七军得知毛泽东的指示后变缩减为扩大。在沅陵的屠杀行动中，四十七军组织了几万人参加的公审处决汪援华、潘壮飞、周振寰的大会。汪援华，永顺县人，历任国军团长、副旅长、副师长，在1937年上海淞沪保卫战中率领特务营在浏行地区激战五天五夜，被《中央日报》以《浏行喋血记》为题报道了英勇事迹，1949年率部向中共投诚，并动员其所部暂四师暂五师、国民政府永顺县长、八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周振寰率部投诚。潘壮飞，早年在唐生智部下任团长、副师长等职，抗战中参加南京保卫战，1949年率部向中共投诚。这次公审大会上处决的三人都是投诚人员，并都曾获得解放军“保证生命安全”的承诺。[8] 四十七军将湘西三个专区及所属各县在押的三万多所谓匪特、反革命分子杀了两万多，将几个月前在“和平军官训练班”写学习心得的国民党党政军投诚人员基本杀光，按照送投诚的国民党军到朝鲜战场当炮灰的中共内部既定的处置办法，将余下的数千投诚国民党军送去了朝鲜。[9]
镇反之后，中共湘西在土改和土改复查中继续屠杀地主，被杀害者数以万计。解放军中南军区在部署剿匪的军以上高干会议上提出：“匪患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是农村中地主阶级与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的结合，抵制征粮、反对减租退押、反对土改的严重问题。”[10] 中共内部的说法证明，所谓剿匪实际是屠杀抵制暴力土改，暴力征粮的农民。建国三年后，中共宣称彻底消除了绵延几百年的湘西匪患。新中国长期宣传的湘西剿匪实际是在350万人口的湘西地区屠杀了数万旧政府时期的党政军人员和反对暴政的农民。1979年，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下达了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指示，湖南当局重新审查后宣布，被处决的沅陵“和平军官训练班”成员基本都是冤案，为在镇反运动中被杀害的四万多人平反。
从湘西看全国，镇反运动中受害最深的是两百万国军抗日将士和一百万国民政府基层人员。中共在镇反运动杀害的242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是曾经的抗日将领。他们中包括：何海清上将、宋鹤庚上将、夏之时上将、邓玉麟上将、糜藕池中将、谢崇阶中将、彭旷高中将、崔世昌中将、倪弼中将、曹勖中将、赵世玲中将、周址中将、林伯民中将、田西原中将、李强中将、马守援中将、刘晴初中将、潘峰名中将、宋士台中将、金亦吾中将、武庭麟中将、欧阳珍中将、陈光中中将、陈宏谟中将、陈春霖中将、罗贤达中将、戴炳南、周磐中将、黄镇中中将、徐经济中将、夏炯中将、胡栋成中将、柏辉章中将、钟祖培中将、高倬之中将、黄祖埙中将、黄质胜中将、宋天才中将、李本一中将、李继龙中将、李楚瀛中将、杨垕中将、杨永清中将、何大熙中将、张卓中将、杨清海中将、张乃葳中将、张占魁中将、张国勋中将、余安民中将、张经武中将、陆荫楫中将、习自强中将、王春晖中将、王继祥、邓子超中将、甘芳中将、石毓灵中将、田载龙中将、包善一中将、汤毅生、刘进中将、刘召东中将、刘孟廉中将、刘邦俊中将、刘秉哲中将、刘培绪中将、危宿钟中将、阮齐中将、颜仁毅中将、廖卓如中将、廖士翘中将、廖泽中将、喻英奇中将（南京保卫战中负伤，用蒋介石颁发的一万银元慰恤金创办了“保靖英奇小学”，请于佑任题写校名）、粟廷勋中将、韩起功中将、韩步洲中将、蒋在珍中将、段树华中将、梁顺德中将、陈应龙中将、裴元俊少将、谢灵石少将、鲁坚少将、褚怀里少将、蔡洪范少将、谢东山少将、蒋作均少将、韩子佩少将、韩进禄少将、蒙自仁少将、路可贞少将、廖开孝少将、廖剑父少将、谭化民少将、谭呈祥少将、潘琦少将、樊明渊少将、赵俊图少将……百万国军将士有幸挺过了艰难抗战，看到了抗战胜利，却不幸成为中共屠刀下的冤魂。六十多年后，中共举行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找了一些老兵参加典礼，颁发奖章，为自己营造抗战领导者形象。然而被掩盖的事实是，真正抗日国军早已在建国之初被大规模屠杀，中共对此三缄其口，全无谢罪，更谈不上赔偿。
百万国民政府人员中，除少数在海外有影响的国民政府省主席、厅长以上的高官为“统战”目的不杀外，其余都成了镇压对象。发动“渡江战役”前，毛泽东、朱德曾联名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在其中承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除战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散兵游勇投诚报到者概不追究”。准备逃走的旧政府、旧军队相关者及富人们相信了安民告示，留下来归顺新政权。他们没想到，中共建国不仅不循历代开国大赦天下之例，相反将国民党政权基层官员及雇员中的大多数以“反动军人”、“特务份子”、“反动党团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罪名关押或枪毙，将乡长、保长、甲长、村长等旧基层人员几乎斩尽杀绝。例如，国民政府贵州的81位县长全部被中共杀害。旧政府基层官员中的幸存者多数没有躲过随后的肃反等运动的打击。到文革时，与旧政府相关的人员基本消灭干净。害命之外还要谋财，中共中央在镇反运动中发出了《关于没收反革命份子财产的通知》，要求没收被镇压、关押者的财产。
大规模的镇反屠杀是毛泽东一手推动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充斥关于要求放手杀人的指示，充斥“应当放手杀几批”、[12] “已杀七百，拟再杀七百左右”、“应坚决杀掉”、[13] “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14] 等血腥字眼。与镇反运动同时的土改运动也是毛泽东一手推动，也是杀人如麻。如果加上同期镇压旧政府党政军人员和抗争农民的“剿匪战”，中共建国后几年的血腥超乎时人和后人的想象，是古今中外政权更迭中最血腥的记录。血腥屠杀之外还有更大的迫害数字。两百万被杀害、关押的旧军政人员之外，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孩子被株连，受到长期迫害。四十年前，袁世凯在政权更迭时申明“饮水思源”，“政非旧不举，人非旧不用” ，“优容前清耆旧”，最大限度地避免流血，创造了政权更迭最少流血的记录。民国后，中国经历了多次政权更迭，通常是旧军政首领通电下野出洋为止，大多数低层职员照样效力新政府。了解了中共建国后的血雨腥风，人们才感到袁世凯政治家风范之伟大，才感到清末、民国时代的宽容。
1952年底，中共宣布镇反运动结束。由于镇反运动后期毛泽东重施延安整风后期批评“运动过火”的故伎，指责地方官员滥杀，各地官员跟随毛泽东转向，从多报杀人数邀功转为少报杀人数免责，镇反运动的死难人数被大幅隐瞒。关于镇反运动中的死难人数，蒋介石的一篇谈话可作参考。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计划，是要在一夕之间，把一个重人道和以忠厚宽大做传统的民族，变成一架战斗争杀的机器。我在下面只将共党自己公布的两套数字给你。第一套数字是根据各地共党军政委员会在1951年10月初所作的正式公布，北平政权在1949年10月1日与1950年10月日之间所清算的‘反革命份子’为数达119万人；第二套数字，系从北平的《人民日报》，上海的《解放日报》，广州的《南方日报》和汉口的《长江日报》等四种共党机关报纸所发表的新闻中统计得来，在1951年2月与1952年2月之间，它们所发表被清算的非共人士共为383万人。这与第一套数字合计，共党自己承认的人数，已在500万以上。但此种计算，自然并不完全，因为就第一套数字而论，我政府还不曾获得共党华北区、东北区和西北边远区军政委员所发表的报告。就第二套数字而论，报上所载的数字，也不过是一部份。1952年1月以后，共党反复不断举行大规模之清算，一定比上述数字要超出很多倍。”[15] 陈诚抨击中共以人民和革命名义屠杀的逻辑写道：“黄巢闯献嗜杀，并不讳言嗜杀，张献忠且不惜立碑以表扬其嗜杀。唯共党则不然，共党杀人，明明是师承列宁、斯大林的恐怖主义，以遂行其血腥的独裁统治，却往往饰词造说以相掩饰，并多假托人民公意以行之，这种欺人自欺的手法，不但残酷，而且卑鄙，以视黄巢闯献虽凶残而尚能表里如一者，就‘匪格’言也要定属下下。所以吴稚晖先生批评共党，说他们‘好话说尽，坏事做完’，最为要言不烦。” [16]
中共对旧政权人员的屠杀是苏俄引入中国的革命祸害，苏俄就是这么作的。俄国革命前，沙皇流放煽动罢工的列宁时堪称优待，没有集中营和监狱，仅是流放到指定地区，列宁在流放地不受任何限制，不需要作任何工作，有家属陪同。十月革命后，列宁下令将已经退位的沙皇罗曼诺夫皇族及亲王四人斩尽杀绝。杀皇族仅是苏俄红色恐怖的开始。列宁要求“对阶级敌人实行恐怖行动”，“在调查时无需寻找证据证明被告在行动上或语言上是否反对苏维埃政权”，[17] 声称“无产阶级的专政就是不受任何约束，不受法律条文限制，没有规章制度制约，完全是以暴力为基础的，没有哪个领域是肃反委员会不应该涉入的。”[18] 他下令所有农民必须交出多馀的粮食以换取收据，将抗拒交粮者就地枪决。时任苏共司法委员埃萨克.斯坦因倍格披露，列宁提出一项法令草案，标题是“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殆中”，其中有一条，要求把一大批犯人不经过审判即以敌特，投机商，盗贼，流氓无赖，反革命煽动者，德国奸细等罪名“就地正法”。斯坦因倍格反对恐怖道：“那末，我们何必还要什么司法人民委员部？让我们干脆把它叫做社会灭绝人民委员部，把社会上的人统统斩尽杀绝好了！”列宁回答：“这正是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我们却不能把它说出来罢了。” [19] 列宁要求杀人的指示，命令不胜枚举。例如，“同志们！五个县区的富农暴动必须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把那些臭名彰著的富农、财主、吸血鬼统统吊死，人数不得少于一百名(吊死后就挂在那里示众，让民众观看) ……把他们的全部谷物，统统没收过来；要指定一些人做人质——照昨天的电令办理。要做到这样的程度：使周围数百俄里(公里)以内的民众都能看到，都能知道，都会胆战心惊，奔走相告，说我们正在绞杀那些富农吸血鬼，而且还要绞杀其他的吸血鬼。”[20] 建立红色政权后的几年中，苏俄成立了数百肃反委员会（契卡）和一千多个革命法庭，以反革命罪名杀害了数百万人。苏共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晚年回忆：“契卡和克格勃人员曾在签署枪毙名单时展开‘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比谁签得快、签得多。无数死刑判决书上仅写了俄文枪毙一词（расстрел）的第一个字母Ｐ。日托米尔州一个叫维亚特金的人不经侦讯和审判就擅自决定枪决了3000人。”[21] 屠杀之外，苏共没收被杀害者的财产，其中的部分金钱被用于了建立中国共产党。了解了苏共建国后的所作所为就会清楚，中共的镇反照搬自苏俄。对比苏俄的肃反条例、苏共为中共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和毛泽东建国后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会发现，三者一脉相承。对比列宁的“杀死他们”、“统统吊死”、“就地正法”、“人把他消灭掉”、“绞杀那些富农吸血鬼”等字眼，毛泽东的镇反指示又是一脉相承。民国时的张作霖，对苏决裂后的国民党政府谴责赤祸没有错，新中国的镇反运动完全是苏共镇反的再现。
镇反运动中，中共发展出了两套迫害人的制度。其一是管制制度，中共将幸存的国民政府公职人员和旧政府雇佣杂役，国民党员，与国民党人有关系者，有直系亲属在镇反中被杀或外逃者，集体加入过三青团者，曾经脱离共产党者，曾为国民党报纸撰文者等等数百万人列为“有历史问题者”、“内部监管对象”，对他们实施长期监控，要求他们经常向公安等“管制部门”“报到”，逢年过节和政治运动期间要接受当局训话，走亲访友，参加聚会要向当局申请批准。其二是苏俄引入的政治档案制度。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共要求干部写自传，写交待材料，填写各种表格，以这些材料作为整人手段。整风运动后，每个干部都有了自己看不见的政治档案。经过镇反运动，中共将政治档案制度由党内推向全社会，给每个人建立了一份本人看不到，无法申辩、澄清的政治档案，将全体人民都纳入了中共政治审查和监视体系。在随后没完没了的整肃运动中，人们的政治档案被塞进了越来越多的东西，包括党团组织的鉴定，被要求填写的各种表格，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别人写的揭发材料等等，甚至包括了日记、信件，男女私情等隐私材料。在确立党国体制后，中共营造了百姓没有政治档案就无法生存的环境。很多人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后才知道自己蒙受了长期的冤屈是因为政治档案中被塞进了诬陷和陷害的材料，还有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遭受了政治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