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4 章 第二条战线作战

一二一事件（昆明学潮）

挑起东北战事的同时，毛泽东向各地的中共地下党发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开辟“第二战线”的指示，要求利用国统区民怨策动反政府活动。根据指示，国统区的中共组织展开了“第二条战线作战”，以郭沫若、沈钧儒为首的重庆中共外围组织于1945年11月宣布成立各界联合会以“反对国民党政府打内战”口号相号召，鼓动罢工、罢课、罢市，中共云南省工委策动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等四校学生在云大联合召开“反内战时事晚会”。

应对策动的所谓反内战学生运动，云南省政府向各大学校长发出急件，要求劝阻学生集会。大学校长们反对政府禁止学生集会的指令。11月25日晚，中共地下党在西南联大民主草坪召集数千学生集会，安排学联代表和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等教授轮流发表抨击国民政府打内战的演讲，派人散发了《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告全国同胞书》，《告美国人民书》和《致美国政府书》等传单。会后，中共地下党成立了“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罢联），宣布全市学校罢课，并发表了《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在其中提出“反对美国助长中国内战，美军撤出中国、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人身等自由”等项要求。云南当局要求学生在限期内复课，警方采取了收缴传单，清除标语，驱散宣传队员的行动。中共地下党则以“反对镇压学生”的口号来号召学生继续罢课，挑战警方管制。

“十一月底, 昆明共谍学生以反内战为名, 煽动各大中学生罢课。反共学生则组织反罢课委员会与之对抗, 各已罢课学校因而纷纷复课。 共谍学生乃进行捣乱, 正当联大同学召集会议商讨反罢课事宜时，职业学生所组织之突击队冲入会场, 动手殴打, 破坏会议进行, 并使用武器, 相继闯入各校, 强迫教员学生罢课。11月30日，联大共谍学生在校内公开集会胁迫同学罢课。 昆明第二军官总队学员按预定时间参观大观楼, 列队经过该校, 该校共方学生以泥块砖瓦袭击总队, 继以叫嚣辱骂, 引起互殴。总队以书面质询未得反应， 遂於十二月一日集体往联大师范学院质询。相持间，一失业军人陈奇达闯入向该院掷手榴弹，造成惨案，而该校文学院亦有人同时向军官队掷出手榴弹，伤军官队队员。据共方称死四人，伤二十人。惨案发生后，昆明市共谍学生即发动全市各校总罢课, 卒由政府将凶手正法， 治安当局撤职后, 暂无告事。”[1]

12月2日，各地中共地下党组织报刊报导“一二一惨案”，发动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舆论攻势。《新华日报》的社论写道：“这件惨案的事理至为清楚，责任也很分明：一般青年学生只不过激于爱国热忱，凭了赤手空拳，起来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究有何罪？而国民党反动派竟采取残暴手段，惨加屠戮，幷在屠戮之后，为了嫁祸起见不惜含血喷人，肆意诬蔑，居心恶毒以至于此，真是史无前例。但是人民是不会受欺骗的，人民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国民党反动派要想一手掩尽天下耳目，徒见其日益心劳力拙而已”，[2] “反动者企图以共党煽动，轻轻把一二一惨案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但是七日的新民报说：‘学生罢课反对内战，当地军警出动镇压……，在这情形中谁是谁非，几乎不待判断，看昆明学潮惨案，受害的却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他们既无武器，更非军队，而竟受到武力的攻击’。这次惨案证明基本人权无保障”。[3] 舆论攻势的同时，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学生抬四位死难学生棺木在昆明环市游行，组织数万民众举行三天公祭活动，召集昆明四十多所大中学校举行总罢课，发表了《昆明大中学生为“一二一”惨案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全国各界支持及援助罢课运动。配合云南地下党的行动，中共在延安和晋察冀、晋绥、山东等地，召开群众大会，通电声援，在国民党控制区各大城市以声援昆明学生“反内战、争民主”相号召，在重庆、成都、武汉、南京、上海等城市召开了追悼“昆明四烈士”大会，掀起了全国性的反政府运动。

学生罢课运动中，新任北京大学代校长，西南联大常委傅斯年受国民政府之命来昆明“调解学潮”。他在声明中要求学生不要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应尽快复课，同时要求政府将凶手正法，将治安当局负责人撤职以平息学生运动。接受傅的建议，蒋介石宣布查办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征、代省主席李宗黄、驻昆明第五军军长军邱清泉，云南当局取消了集会游行禁令，负担死亡学生的安葬费、家属抚恤费、伤者医药费。在国民党政府基本满足了“罢联”的要求后，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停止罢课，以“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的名义联发表了《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复课宣言》，但继续以学生死难事件为号召，在联大图书馆设立了“烈士灵堂”组织各界市民吊唁，组织送挽联、写悼诗、写祭文、捐抚恤款等活动，组织宣传队在主要街道、工厂和郊区演唱《凶手，你逃不了》、《不买中央报》、《凯旋》、《告地狱》、《潘琰传》（死难学生）、《审判前夕》等歌曲、话剧，将反政府运动持续了一个多月。3月17日，云南省工委组织三万多昆明学生、教师和各界人士人为四位死难学生出殡，安排激烈反政府闻一多教授等人组成殡仪主席团走在前列，带领送殡队伍高举“军阀杀人”，“你们死了，还有我们”等标语牌和部分挽联，高唱《送葬歌》簇拥着四辆灵车通过昆明主要街道。罢联沿途散发《为一二一死难烈士举殡告全国同胞书》和《告三迤父老书》，造成反对国民党当局的盛大场面。至此，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的历时四个多月的“第二条战线作战”达到了目的。[4]

对于“一二一事件”，合众社报导说：“重庆国共两方报纸，发生极大笔战，互辩谁当负担本月一日在昆明残杀学生，致手榴弹两枚杀死四人伤十二人之罪。国军喉舌《和平日报》宣称共党残杀了该等学生，中共《新华日报》则宣称国民党特务杀害了该等学生。投弹凶手陈奇达、刘友治在昆明公开审讯时承认受左派人士以三万元代价雇用。”[5] 国民党特工作出“一二一事件”系中共地下党收买的失业军人陈奇达混入学校向集会投弹，炸死四位学生的调查结论。[6] 云南代省长李宗黄上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出：“昆明学潮，实为共产党有计划、有步骤之政潮。”[7] 关于国共两党对事件主谋的对立说法，从事件的结果对谁有利不难作出判断。国民党中央和云南省当局没有理由制造血案让自己在国内外声名狼藉，搞到自己被查办，而中共云南省工委奉命组织“第二条战线”作战，组织集会，制造血案，发动舆论攻势，停尸，设灵堂，组织出殡等一系列行动环环相扣，是陷政府于不义的最有效策划。从事件带来的结果看，国民党人的调查结果更令人信服。革命史告诉人们，制造血案、嫁祸政府以达到颠覆目的是革命党的惯用套路。民初的“宋教仁刺案”，北洋政府时的“三一八惨案”、“一二一血案”，半年后的“李、闻刺案”都是这样的套路，都是革命党欲达目的不择手段特点的展示。“一二一事件”与随后发生的“李、闻刺案”、“北平沈崇事件”、“南京五二零事件”、“公费运动”、“吃光运动”等等事件构成了中共在“第二战线”对国民政府的攻势，是中共“一校一事运动之预谋”。[8] 对于国民党得出的“一二一事件”系中共策划的调查结论，中共《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中反驳说：“我们从来没有煽动过学生罢课”。但多年后，中共地下党员们在回忆录中纷纷披露，他们确实国民党控制区煽动罢课、示威，领导了“一二一事件”前后从集会、罢课到送葬的四个多月的系列行动。在利用学生之死打击政府这一点上，“昆明一二一事件”与“三一八惨案”手法一致，证明从五四运动到中共建国，凡学生罢课、请愿运动背后必有苏共或中共的操控之手。这就是胡适、傅斯年等人一贯谴责“以学生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的道理。

李、闻刺案

昆明“一二一”事件中，中共地下党发布的《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告全国同胞书》，《告美国人民书》、《致美国政府书》等文件突出一个诉求——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援助国民党政府，目的显然针对美国两党和国会正在辩论的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五亿美元贷款案。民主党人反对援华的理由是蒋介石独裁，国民政府腐败，镇压民主。对于美国的这一情况，中共通过郭沫若向美国亲共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问计如何阻止美国对华贷款案通过。费献计：蒋介石独裁的新证据将有效阻止美国援蒋。于是，中共开展“第二条战线作战”，要轰轰烈烈地制造国民党政府镇压民主的证据。由于国民政府应对“一二一”血案和随后的学生运动无误，惩办了云南当局的军政官员，抚恤了死难者家属，中共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一二一”血案后，各地中共地下党组织了6103;日持久的声援昆明学生的运动。1946年7月，在声援昆明学生的示威运动吕，因激烈谴责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独裁而闻名全国李公朴、闻一多两位留美名教授在一周内相继遇刺。刺案后，中、美两国的知识界同时掀起了声讨国民党政府的运动。在中国，梅贻琦、朱自清、胡适、梁思成、傅斯年、沈从文等学者撰文谴责暗杀；在美国，费正清率左派学者发表文章谴责国民党政府残暴、独裁、反自由、反民主、暗杀民主人士，呼吁国会断绝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9] 再联名率哈佛、哥伦比亚、纽约等大学的53位教授致电杜鲁门总统，要求“在中国尚未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之前停止一切对华军事、财政援助。”与美国左派相配合，中共在延安、重庆两边通电，掀起了全国性的谴责国民党暗杀及悼念李、闻的运动。蹊跷的是，闻一多在李公仆遇刺后发表的演讲中宣言“等着第二枪”，没两天，闻遇刺。闻遇刺后，与李、闻一样有留美背景，以高调反政府著称的名教授陶行又发表“最后宣言”，称“等着第三枪”，没几天陶猝亡。与当年共产国际将鲁迅葬礼办成了反政府的示威活动一样，中共在悼念运动的高潮中将陶行知的出殡办得与昆明“一二一”事件死难学生出殡一样盛大，组织了浩浩荡荡队伍由上海送陶灵柩到南京晓庄公葬，沿途五步一祭桌，十步一祭台，为陶树立了“万世师表”、“民主之魂”两面大旗。毛泽东在延安，宋庆龄在上海分别为陶题词。中共召集民盟等外围组织在香港、新加坡、纽约同时掀起了悼念李、闻、陶运动，将悼念运动持续了半年之久。联系中共问计费正清，“一二一事件” 提出“要求美国政府不得干涉中国内政”，即不得支持国民党政府的诉求等事实让人相信，从与昆明“一二一事件”到“李闻刺案”，再到悼陶运动，持续一年的系列打击国民政府运动是中共“第二条战线作战”的策划。毛泽东纪念陶行知只是“第二条战线作战”中的策划反政府策划，并非真心。从毛在几年后发动批陶运动的事实看，陶在“最后宣言”后猝亡是否巧合值得怀疑。

中共早在抗战爆发之初就制定了抗战后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毛泽东在苏联出兵东北后发表的一连串的所谓对日作战命令实际是对国民党政府的开战令，东北已经开始的内战是因为中共阻止国民政府进入东北接收，国军无奈只得打出关外，中共接受苏联提供的军火已经挑起推翻国民政府的战争。参加“一二一”罢课运动和全国声援昆明学生运动的师生们不知道上述情况，很容易被“要民主”、“反独裁”、“反内战”等口号煽动起来，成为中共“第二条战线作战”的工具。美国民主党政府知道苏联以军火扶植中共的事实，但不愿放弃长期以来的亲共恶蒋政策，继续以停止援助施压，迫国民政府与中共组联合政府。在这种背景下，中共的“第二条战线作战”极为成功，昆明“一二一血案”、李、闻刺案、全国纪念留美教授运动产生合力，推动美国朝野掀起了谴责国民党政府独裁的浪潮，淹没了援助国民党政府、对抗共产主义扩张的声音。其实，美国左派中的多数知道苏联和延安取缔一切反对党、取缔一切独立报纸和反对声音的独裁真相，知道国民党政府治下允许中共在国统区召集反政府集会、出版反政府报刊、发动罢工罢课、散发反政府的传单的宽容政治环境。不过，他们受亲共思维左右，积极推动政府停止援华。在谴责国民政府独裁的浪潮中，美国国会作出决定：停止对华贷款谈判，停止延续租借法案，停止转赠战时剩余物资，停止培训海军等一系列原定支持国民政府的合作项目。杜鲁门总统通知蒋介石，在国民党改变压制民主的独裁政策之前，美国不会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军事经济援助。在苏联军火援助中共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情况下，美国国会的决定实际宣布美国准备接受国民政府被推翻的事实。至此，中共的“第二条战线作战”达到预期目的，取得了胜利。

关于李、闻刺案，中共长期宣传刺案系国民党特务所为。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中共认可的李、闻刺案证词都互相矛盾：李公朴太太张曼筠在《回忆李公朴》一文中说李遇刺时是夫妇同行，一声枪响；中共1958年宣判的凶手谢继舫在供词中说李遇刺时独行，三声枪响；[10] 闻一多之子先说闻遇刺时“枪声大作”，[11] 后在接受《北京日报》采访又说 “美制无声手枪，声音很小，没有人注意”。从国、共两党当时的需要和刺案给两党带来的影响来判断才能接近历史事实。李、闻刺案时，国民党政府在昆明“一二一”血案后受到国内外的声讨，被迫将云南军政高层撤职以平息全国的抗议运动，没有再加害李、闻的动机。而中共大有制造血案的需要。为执行毛泽东在国统区发动打击国民党的第二条战线作战的指示，为找到国民党独裁的新证据，激发美国人对国民党政府的反感以阻止美国援助国民党，选择有留美经历，又激烈抨击政府的李、闻行刺是合理设计。刺案十多年后，云南大学语言学教授张君达偷渡到香港后，在《天天日报》专文中披露，他的恩师，负责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的前中共中央社会部第三处副处长朱杰勤披露曾参与部署暗杀李、闻，并解释说：“只有暗杀受大学生爱戴崇拜的民主学者，方可营造恐怖气氛，掀起群众的冲动情绪，激发全国青年的反抗思想，而且还可离间国府与美国的关系，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促成美国减少对国府的经济与军事援助”。[12] 时任驻昆明第五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吴思珩回忆写道：“昆明学潮过后没几天，跟着李公朴在昆华路演讲，骂领袖、骂政府不顾青年。共匪想利用时机把事态扩大，不择手段。在他演讲后回到家门口，即被共匪打死。那时昆明学潮还未了案，惟恐事态继续扩大，我们那里还敢把李公朴打死呢？这是共匪想造成大乱而制造的血案。军官总队的肇事案里（昆明惨案）究竟有没有共匪混在内，我们不晓得，但闻一多、李公朴之死是共匪所为。”[13] 革命党没有道德良心底线，惯用制造血案嫁祸政府、政敌手段。孙中山、陈其美暗杀宋教仁嫁祸袁世凯，制造叛乱借口；孙中山暗杀程璧光嫁祸桂系；中共制造“三一八惨案”嫁祸段祺瑞政府；斯大林暗杀张作霖嫁祸关东军；斯大林制造卡廷森林大屠杀嫁祸德国人，了解了上述案例才能更接近“一二一血案”和“李闻刺案”的真相。

从结果看，昆明“一二一事件”和李、闻刺案起到“四两拨千斤”之效，达到了苏共、中共阻止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的目的。由上述事实可见，从中共为昆明“罢联”拟定的《告美国人民书》，到李、闻刺案，到联络美国教授联名谴责，是中共在第二战线环环相扣的精心布署。在多年后的文革中，中国书店里除了毛泽东、鲁迅的书几乎无书可读，然而，人们却可以买到费正清的著作。这种待遇应是毛泽东所决定，一是因费的亲共立场，二是因毛感谢费对“第二条战线作战”的贡献。

沈崇事件

李、闻刺案没几个月，中共北方局制造了“沈崇事件”。事件过程为，中共控制的亚光通讯社在1946年底报导“美军强奸中国女大学生沈崇”，中共地下党将这篇报导的剪报在北大校园贴出，召集女生集会抗议暴行，要求惩凶、道歉、赔偿以外喊出美军撤出中国的口号，然后组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朝阳学院、中法大学、辅仁大学、铁道管理学院、北平师范学院等八校学生、教授罢课、游行示威，中共中央接着发出《中央关于在各大城市组织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部署在各大城市及海外华侨中举行示威请愿要求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号召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上海、南京、重庆、昆明、武汉、广州、杭州等地中共地下党跟进，联手发动了全国性的学生罢课、游行示威的反美运动，组织成立了“全国学生抗暴联合会”，文艺界地下党组织聂绀驽、艾芜、何其芳等百余红色文艺家发表宣言谴责美国等等。这场由“沈崇事件”引发的“全国反美抗暴运动”持续了近一年，其间，美军在反美声浪中撤出了驻天津、青岛，中共在美军撤离后宣布“第二条战线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反美运动中，胡适指出，事件本来是一个法律问题，后成为国际政治问题并引发反美风暴浪潮极为不妥，身为师表的教授们从事了与身分不符的行动。他的看法遭到学生们的痛骂。上海市长吴国祯、北大校长傅斯年以及众多报刊都指出，沈崇事件和反美运动是中共所策划和操纵，是对反苏运动的报复。吴、傅和独立报刊的理由很简单，对苏军在东北疯狂奸淫不置一词的中共渲染沈崇事件背后肯定不可告人的动机。

沈崇事件后，美国军事法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审判档案中记录了法庭组成情况、审理情况、控方控告、辨方抗辩、法庭调查结果、法庭上出示的地图的照片、手套的描述、1946年12月24和25日气象纪录、大衣、内裤、上衣等的描述，辩方证人对所说强奸发生的地点对行人和交通情况的观察记录，美国医生对原告身体的检查记录等证据。根据上述证据，军事法庭宣告被指控强奸的美军军官皮尔逊无罪。事件的主角沈崇身份迷雾重重。当时，一些小道消息说沈崇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当时一些小道消息说沈崇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时任北平《益世报》采访部主任的刘时平为查询沈崇的确切身世去了北大，被告知北大没有此人。他又听有人说沈是辅仁大学学生，于是赶到辅仁大学。传达室把叫沈崇的女生找来了。那女生否认前晚曾去看电影，声言与沈崇事件无关。多年后，沈崇在红卫兵的审问中承认，她奉中共地下党指示色诱了美军士兵，她实际上她并未失身，制造这一假案是为了“打击美军，孤立国民党”。[14] 五十多年后，美国解密的沈崇事件档案印证了沈崇的坦白。

反饥饿运动

抗战胜利时，国家一片废墟，城市工商业凋零，工人失业，物价飞涨，农村田园荒芜，灾民两千万，沿粤汉铁路行驶，两侧百里不见鸡犬人烟。中共拒绝各界让国民休养生息的呼吁，向国民政府开战。国民政府被迫为应战及摊派军粮，加剧了民怨。1946至1947年间，国共战争使饥荒蔓延，造成南方饿死农民数百万。

对国民政府开战的同时，中共利用饥荒和民怨在各大城市高校中发动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制定了“一校一事”计划，在各地高校发起了“公费运动”和“吃光运动”，号召学生把本来就不足的公费提前花完，把本来不够的伙食在短期内吃光，然后发动向政府要饭吃、要教育经费的“反饥饿”请愿运动。1947年5月，中共在宁、京、沪、苏、杭同时发动了“反饥饿”运动。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中央大学、中国音乐学院、中国戏剧专科学校的四千多学生高举“饿”、“我们要饭吃”、“我们饿的不能上课”等标语到教育部情愿，包围了教育部长朱家骅。抗战中，国民政府在经济崩溃的形势下坚持办教育，没有减少对教育的投入。学生教师的生活虽然也苦，但远胜普通百姓，没有挨饿。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饥荒中同样保证了学生高于民众的生活水平。朱部长劝导学生不应该不顾国家困难，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学生质问：为什么有钱打内战，没钱办教育，朱部长无法应付暴乱，只得溜走。学生们用油墨在教育部大门上石柱上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大字对联。随后，学生队伍再到行政院请愿，在副院长王云五肥胖特征上大作文章，在行政院墙上画“人瘦猪肥”等漫画，在院内张贴“反饥饿、反迫害”等标语，以“民瘦官肥”四个大字盖上行政院的招牌。学生们在行政院内一面饱餐午饭，一面演丑化蒋介石的活报剧。第二天，中共地下党组织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学生再到教育部请愿，再闹一番。与南京同时，中共在京沪苏杭等城市也召集学校学生举行了请愿，成立了“学校争取提高公费待遇联合会”，宣布于5月20日即“国民参政会”开会的日子在全国各城市同时举行游行请愿。中共地下党部署学生在游行中挑战当局管制底线，引发冲突，但在反蒋派领袖李宗仁负责的平、津保持温和，以达到离间李蒋关系的目的。

5月18日，国民政府宣布破获了共产党制造“三罢一惨”（罢课、罢工、罢市和惨案）的指示密件，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规定十人以上的罢课、集会、游行请愿非法，劝学生不要被共产党利用。5月20日，中共按计划组织北平、天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六十多个城市的数十万高校学生举行反政府示威游行，指挥学生们高喊“向炮口要饭吃”等口号袭击警员，酿成学生、警员受伤的冲突。国民政府严令军警对学生示威保持克制，出动大批军警维持各地秩序。按照制造北京“三一八”和昆明“一二一”血案的套路，中共地下党在事件后以学生流血为题材展开了抨击政府的舆论战，将鼓动学生挑起冲突，政府克制应付的轻伤事件宣传为血案、惨案，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大力营造上街示威光荣，反政府为进步的潮流。尽管全国报刊上出现了“南京五二O惨案”、“南昌五二一惨案”、“武汉五二二惨案”、“北平五二二惨案”、“广州五三一惨案”、“青岛六一惨案”等宣传文章，国民政府坚持不对学生动武，挫败了中共制造血案的计划。

中共的“第二条战线作战”极为成功，营造了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以咒骂政府、挑战政府为荣，争相发表抨击政府函电的时尚潮流。例如，“钱伟长等八十一位清华大学教师签署支持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宣言”、“北京大学六十二位教授致函反内战反饥饿游行示威之学生表示慰勉”，“南开大学教授会发表对政府的抗议书”、“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率师生示威游行”、“中央大学教授会募捐慰问示威学生并抗议政府”、“金陵大学九教授赴教育部请愿”、“复旦大学洪深等教授抗议政府制造血案宣言”、“北大、清华、燕大、师院、中法、艺专、南开、北洋八校586位教授抗议蒋介石政府发动内战宣言”、“柳亚子、马叙伦、张澜、叶笃义、郭沫若、沈钧儒、马寅初等上海各界知名人士支持学生、抗议政府宣言”，翦伯赞在致中央大学学生信中称“学生们的鲜血已经写成了新中国历史的序言”；参政员许德珩慰问学生时“泣不成声”；参政员黄炎培激昂抗议政府虐待学生；参政员梁漱溟污蔑政府血腥屠杀学生；周谷城致函学生表示“学生运动为挽救国家民族的运动，为创造历史的运动，始终支援”。不光知识分子争作慷慨激昂的政治秀，国民党反蒋派和中共外围组织也积极行动配合中共的“第二条战线作战”，在香港的李济深、在美国的冯玉祥也趁机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声讨蒋介石，希望看到国民政府垮台。

《东北公报》总编于衡解释中共操纵学生运动写道：“学潮初起时，大部分学生是纯洁的，热情的和爱国的。但真正操纵那些学潮的人，则是共匪份子。共匪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制造学潮和工潮，他们则称之为学运和工运。凡是一遇到机会，共匪的渗透分子，便在各学校中煽动并鼓吹学生闹事，制造社会问题。当时的共匪对学运工作所采的政策是：凡是在学校中支持共匪闹事的教授，共匪则发动学生捧那些教授的场，凡是和国民党有关的教授，则想尽种种方法，使他无法在学校立足。”[16] 对于当时报纸谴责中共利用学生的文章，知识分子们争相否认。例如，茅盾发表文章否认学生运动受中共操纵说：“学生运动发生以后，就有人指为有背景。究竟学生运动有没有背景呢？我以为无论什么运动决不会凭空发生，运动之发生必有其社会的政治的原因，而一年来政治上之失尽人心，经济之崩溃，物价狂涨，内战火热，使全国人民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这一切就是学生运动发生的背景”。[15] 以茅盾文章为代表的一大批所谓进步文章其实是中共“第二条战线作战”的一部分。新华社5月23日的时评写道：“运动广泛，是因为从群众最迫切的需要——要吃饭、要和平出发。人没有不要吃饭的，但是蒋介石今天的统治，却使中国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学生和大学教授）硬是没饭吃。人民所以没有饭吃，是因为蒋介石发动了全国大内战，破坏了全国人民所力争的和平。” 5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文，将一年多前“第二条战线作战”的内部指示变为公开号召，在文中称：“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的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中共上述两文实际透露，国民党统治区百万学生参加的“吃光运动”，“反饥饿、反内战”请愿运动、罢课运动，百万工人参加的罢工、请愿确实是中共领导的“第二条战线作战”。

事实确如于总编文章所言，中共这时确实控制着学校和学生。多年后，中共北平地下学委负责人王汉斌等学运领导人的回忆录透露了中共在抗战胜利前后在学校发展势力的运作。王写道：“第一种是燕京。该校在抗战期间迁往成都，胜利后不久即原班人马复员北平。党在该校力量比较强。一直成立有学生自治会，并为进步力量所掌握。在复员后由我党地下党党员张富培（张定）同志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学校阵地完全为我控制，国民党反动势力不能左右学生运动。第二种是清华。经过同国民党势力进行激烈的争夺之后，使我党较快地掌握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第三种是北大。……地下党全面分析了北大的情况，广泛发动党员和‘民青’成员主动与北方同学交朋友，进行个别串联访问，交谈观点，帮助同学解决困难，消除相互误解。我们还和临大同学一起组织郊游、开联欢会，增进南北同学间的广泛联系，攀叙友情。北大暂时不能成立学生自治会，我们就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团结群众开展社团活动。南北两系心心相印，齐心协力，三五成群，由小到大，使各种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纷纷成立起来。他们根据相互间的爱好以各式各样的形式，组织学习会、读书会、办墙报、出专刊。评介时局，揭露国民党打内战的反动政策，宣传党的方针。团结教育群众。经过这些活动。很快使我们在学生中扎下了根子。”“在复员北上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经过坚忍不拔的努力，我党极其出色地在北大、清华等校夺取了学校斗争的阵地，扎下了根子，掌握了学生组织的领导权，组织起一支党领导的学生力量。这就为深入开展平、津及华北的学生运动，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也为组织华北学联奠定了可靠的基础。”[17]

经过“由小到大，扎下根子”，中共控制了学校和学生。如同李大钊当年可以一呼百应地发动全国运动一样，中共地下党可以操纵学生开展反美示威运动、策划“一校一事”、“吃光运动”、“反饥饿、反内战”请愿、罢课等等运动。在中共控制学生的强大势力面前，绝大多数学者名流趋利避害，接受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充当打击国民党政府的工具。那些积极参加“对国民政府第二条战线作战”的知识分子们了解全国大饥荒的情况，清楚自己与学生们享受着远高于国民平均水平的待遇，知道十万军警对学生克制，他们中的多数还知道中共接受苏联军火向国民政府开战，知道中共在北方农村正在开展杀人夺财的土改运动，但是对中共的挑起战争，暴力土改、剿匪中的屠杀不置一词，抓住示威中的小冲突喋喋不休，因为他们知道国民政府很宽容，不会把他们怎么样。几年后，面对中共在全国暴力土改运动、剿匪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数以百万计的屠杀，积极支持“吃光运动”、抗议国民党政府屠杀学生的教授们沉默了。他们知道共产党厉害，不会像国民党那样容忍反政府声音，于是积极登报检讨自污，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全体卑躬屈膝。

金融战

长期抗战中，国民政府一直处于财政破产境地。抗战刚刚胜利，内战又起，军费开支有增无减，占了财政支出的80％。政府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与八年全面抗战中一样，靠发钞票弥补财政赤字，导致国统区物价飞涨，民怨沸腾。一肚子怨气的国统区民众不知道，物价飞涨背后有中共在助推。东北内战爆发后，中共将新占城市银行、国库中的法币钞票立即运到国统区，通过中共地下党抢购物资。其中，不少钞票还是利用军调部的飞机运送到北平。随着全面内战爆发，中共占领的城市增加，向国统区投放的法币钞票也随之猛增。

运到国民党控制区的钞票中包括巨量假钞。中共与假钞打交道要追溯到二十年前苏俄的培训。1928年，苏共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共六大，在会议期间对中共代表们进行了假钞培训，以其印制的中国假钞支付中共经费。[18] 1942年，德国海军在太平洋截获的美国商船中查获美国造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刷的10亿元法币半成品。日军从德国购得了这批半成品，掌握了法币印刷秘密，印出了40亿元法币假钞。[19] 不久，苏军缴获这批假钞，将这批假钞连同日本专家和技术都提供给了中共。全面开战后，中共将日本专家指导下印出的法币假钞投放国民党统治区，国统区中共地下党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分假钞，花假钞，以缴钞和假钞抢购物资。[20] 这些钞票是中共地下党在国统区势力庞大，组织发展迅速，一声号令就能发动罢工、罢课和示威请愿运动的重要原因。通过金融战，中共一举数得：搜刮到国统区百姓钱财用于战争经费，推动国统区物价飞涨，推动国统区民怨沸腾，再利用民怨制造“三罢一惨”。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利用平沪间尚保持通畅的用中华、中国航空公司航线，把在北平收缴的大量法币、金圆券再投放到上海市场，加速了国统区金融的崩溃。

“四大家族”宣传

中共“第二条战线作战”的行动之一出版文胆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一书，将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列为中国的“四大家族”，指他们由内战起家，逐渐形成了对金融、商业、工业、农业、文化业的封建的、买办的、军事的垄断，指他们借抗战名义中饱私囊，侵吞了200多亿美元的财产。“四大家族巨额贪污”说不是陈伯达首创，而是美国左派报刊在抗战中宣传出来的。以这一说法为由，美国民主党政府在国民政府财政崩溃，最需要援助时对国民党政府拒施援手。

其实，国民党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蒋、宋、孔、陈始终受到反蒋派和独立新闻媒体的制约，不可能为所欲为。蒋介石长期在反蒋派的制约监督之下，三次下野时都须向财政部作出交待。南京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显示，宋子文对经手的协议都向国民政府作了详细的汇报。孔祥熙早年通过获得壳牌石油的山西代理权及向欧战国家出售战略物资积累了巨额财富，后又在上海股票期货界收入颇丰，是1920年代全国有名的富豪。长城抗战期间，他临危受命出任中央银行总裁。这时南京政府的财政每月收入1500多万元，每月支出2200多万元，其中军费支出高达1800万元。1933年，国民政府财政因长城抗战亏空高达6000万元，宋子文无力应付财政亏空请辞，孔祥熙再次临危受命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上任后，他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稳定了金融秩序，实现了财政盈余，建立了法币体系，为国家后来坚持长期抗战奠定了基础。抗战中，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这时，主要财政总收入项目关税、盐税、统税和烟酒税的税源由于国土沦陷而丧失。国民政府只能靠增发钞票维持数百万军队和政府机关的开支，以法币贬值为代价坚持长期抗战。1944年，孔祥熙因强硬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支付美军在华建几十个机场的巨额费用（美国在抗战结束后以剩余战争物资冲抵了这些费用），抨击美国未能有效援华而成了美方人员最厌恶的国民政府高层，被美国民主党政府指控贪污了美国援华中的数亿美元。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的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抗战期间到处演讲指责孔祥熙利用抗战机会大发国难财，要求“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以污蔑艰难打理国家破产财政的官员来博取自己的爱国名声。事实是，在长期抗战的财政困局之下，无人能比宋子文、孔祥熙作得更好。他们是中国长期抗战坚持到胜利的功臣。抗战胜利后，在孔本人和美国共和党人的要求下，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财政部对民主党政府的上述指控开始了调查。调查结论虽未公布，但所公布的全体华人在美国银行的存款总额不超过5000万美元，其中最大的存户为100多万美元，证明“孔祥熙贪污巨额美援”说是无稽之谈。国民政府在抗战中滥发钞票，导致物价飞涨，民怨沸腾是事实，但这是国家在财政破产中长期抗战必须付出的代价。对美国民主党的指控，国民政府还可以要求独立调查，而对中共根据陈伯达的宣传材料定义没收官僚资本则没有可能进行独立调查。所谓四大家族中的二陈实际是贫困一族。陈立夫自己颇为看重其教育部长经历。抗战爆发后，他临危受命出任教育部长，先后主持了大学内迁，制定大学全国统一招生制度、制定全国各级教育和师范教育培训等制度，竭尽全力帮助学子们在战火中继续学业。他要求政府为学生提供“贷金”。财政部长孔祥熙坦言，战时财政破产，靠增发钞票维持，不可能为学生提供贷款。于是，陈立夫以私人名义借钱设立了助学“贷金”，资助了众多学子维持学业。以杨振宁、李政道为代表的接受陈资助的学生后来谈及此事均充满感激。抗战胜利后，内战又起，财政崩溃国民政府没有偿还陈以教育部名义设立的“贷金”。多年后，人们津津乐道战时教育的贡献与辉煌，津津乐道西南联大，但很少人知道，主持成立西南联大的陈立夫为帮助学子继续学业而背了一身债。

当时的左派记者和美国政府均清楚，陈伯达推出200亿美元贪污说系随意编造。因为，美国在二战中向中国提供的援助仅16亿美元的租借物资。不过，在“第二条战线作战”中，荒诞的指控颇具宣传效果，极大地助推了国统区的学生示威运动。建国后，中共长期宣传“四大家族”的侵吞造成中国贫困。几十年后，人们了解到下列事实：蒋介石去世时并未留下庞大遗产，宋美龄在美国、台湾均无房产，靠她孔家外甥、外甥女资助养老。蒋经国去世后，夫人蒋方良陷入贫困。当明斯克市长邀她回故乡看看时，她坦白说没有钱回去，令市长愕然。1990年代解密的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保存的宋子文档案显示，宋子文对公私金钱往来保留了清楚完整的记载，包括他亲自书写的自己名下的资产、1941年宋子文手书个人财产清单、1949年宋子文所列其在中国大陆被没收的个人房屋地产清单、1950年宋子文致美国国会和国务卿杜勒斯表示愿意公开个人财产的有关信件、1968年宋子文自列个人财产记录和1971年纽约遗产法庭关于宋子文个人遗产分割执行书等，他的每份财产报表都有美国注册会计师的签名。他的遗产分割书显示，他去世时的非固定财产只有100多万美元。1950年，陈立夫被解职后赴美，生活无着，向孔祥熙借钱在新泽西州湖林镇开办了养鸡场。夫妻二人亲力亲为，为唐人街的中餐馆供货。餐馆老板们钦佩陈立夫的自强精神，尽量照顾陈的生意。陈立夫夫妇还成功地作出了闻名纽约唐人街的“陈立夫辣椒酱”和皮蛋品牌（他们的“陈立夫臭豆腐”品牌因未通获美国食品卫生许可而失败）。官本位的意识深厚的国人认为陈立夫在美晚年生活潦倒，养鸡丢人。但陈立夫夫妇淡泊名利，自得其乐。陈果夫为政清廉，早逝的重要原因是无钱就医。

第 35 章 解放区土改

千百年来，中国乡村保留着血缘社会的自治形态，不存在严重的阶级对立，农民有土地，有迁徙、经商的自由，没有革命的要求。清末以来中国农民越来越苦。乡村自治领袖彭禹廷说：“十多年来受军队祸害，我们全县六万多家，没有一家不苦，不过有大苦小苦之分罢了。”他所言的河南镇平县情况代表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状况。1920年代，苏俄将暴力土地革命引入了中国，其土地革命理论颠覆传统的伦常、道德体系，把农民贫苦、不幸归咎于地主的剥削，教唆农民欠债不还、剥夺富有者的财产甚至生命。其实，清末以来中国农民越来越苦的原因不是因为地主剥削，而主要因为革命，先是日本输入种族革命，造成军队数量翻番和长期战乱，然后是苏俄输入共产革命，造成军队数量再翻番，带给中国更大规模的战祸。革命战乱之外，中国农民之苦来自自然灾害和人多地少的现实。南京国民政府1934～1935年的全国土地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小地主多，大地主少，全国80%以上的土地由小地主（即自耕农户）拥有；千亩以上的大地主拥有的土地不到总耕地的2%，河北、河南、山东三省自耕农的比例超过七成，农村雇工经营者多，出租和放债者少；短期租佃者多，长期固定租佃者少；租额因经营变动者多，固定不变者少，多数地主给雇工的报酬合理，合乎当时的经济情况，农民和地主和谐相处；农村土地不是高度集中在地主手中，在贫困地区，农村地主很少或根本没有地主；全国农村人年均收入85元，地主人年均收入是这个平均值的3.6倍，是雇农的4.2倍，[1] 地主与农民收入差别不大。

祸害农民的军队中，以红军为最甚。中共主要依靠“打土豪”养兵，给农民带来最惨的劫掠，几年就将苏区及周边搞到民穷财尽。红军之所以长征，政府军围剿之外的重要原因是苏区已经被榨干了油水，红军必须去另辟根据地。西安事变后，中共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承诺停止暴力土地革命，跟随国民政府实行减租减息和累进税制。抗战期间，停止“打土豪”的中共收入减少，苏联提供的资助和国民政府提供的军饷又有限，必须另辟财源。毛泽东为中共制定了避战保存实力，专注扩张地盘和军队的抗战时期总方针。其中，扩张地盘是为了扩大收租、收税区域以供养不断增加的军队。然而，地盘翻番的扩张速度赶不上军队数十倍扩张的速度，苏联又暂停资助，毛泽东采取了两项办法应对财政危机：一是制售鸦片，二重拾暴力土地革命的套路，剥夺地主敛财。在剥夺地主方面，中共各根据地抛弃停止暴力土地革命的承诺，开始新一轮的剥夺地主。例如，1942年在山东莒南等地农村以“双减”、“查减”等名义，召开数千人乃至万人的斗争地主大会，剥夺了数千地主。[2] 这时的斗争地主只是掩盖暴力夺财的说法。因为，长期“减租减息”已使地主变成了贫苦农民，超过平均水平的财产基本被剥夺干净，在中共华北控制区内基本没有了富豪的地主。当时“关中无地主”、“华北无地主”的说法正是农村人多地少，土地平均化，农民全体都穷情况的真实写照。

在抗战胜利前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报告中称中共将继续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据此，陕甘宁边区政府计划试办土地公债，称以公债筹款征购地主多余的土地分给无地农民。这一办法既不合经济常理，也不合革命党的规矩。革命党不事生产，生存只能靠搜刮民众，所谓公债筹款到头来只能另类无偿搜刮。1946年５月４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其中要求地主退租、退息，将多年所收地租退给农民，退不出就以地抵租，将地契交给雇农，称以此办法实现“耕者有其田”。刘少奇主持制定的指示还没实施，东北开战，中共急需开辟财源应付暴增的军费及偿还苏联的军火债。出院重新主持中央的毛泽东推翻了刘少奇刚刚宣布的“继续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指责赎买，和平土改政策为右倾机会主义，指责《五四指示》中“一般不动富农土地、决不侵犯中农利益”的规定不适应战争的需要，要求重拾“打土豪”的办法，实行“急风暴雨”的暴力土改。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暴力土改在东北解放区率先展开。曾是东北民主联军战士的管惟炎教授回忆东北暴力土改之血腥写道：中共军队进入村庄，只要看到房子比较好就认定是地主富农，要求主人缴出浮财，屠杀不从者。以东北的宽甸为例：当地有两万人，计有两千人被杀，如此暴力屠杀的所谓土改在东北全面实施。[3]

在华北，地主富农家埋藏的金银成为运动掠夺的主要目标。“所有大户的祖坟都被掘开，多数地主逃亡或被杀，地主家属被抓来拷打审问。”[4] 为逼地主富农交出财宝，土改主持者召开斗争大会、游街示众，侮辱殴打，用刑折磨。酷刑包括：吊打，压杠，夹手指，灌辣椒水，指尖插钢针，烧红的烙铁烙，毒打地主让家属目睹，毒打家属让地主目睹，有的地方还鼓动地痞流氓“积极分子”扒光妇女衣服，肆意侮辱，游街示众，甚至轮奸地主妻女，以逼迫交出埋藏的钱财。斗地主场面通常伴随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无数农民被指为地主、富农迫害致死，或不堪凌辱自杀。“一位乡长被捆在树上，用树皮刮出骨头，惨死在路边。”[5]

中共政治局委员康生与晋绥分局书记、军区政委李井泉合作推出的山西兴县木栏杆村土改先进典型是中共华北血腥土改的一个缩影。木栏杆村没有地主，村中一千多亩地属于邻村牛姓地主，五十多户村民中除几户自耕中农外都是牛姓地主的佃户。李井泉听到木栏杆村无地主的汇报后说：全村没有一户地主，这能说得通吗？划成分不能光看土地占有情况，还要看政治表现，看铺的摊子大小，看祖辈上干过什么事情，是否曾经有过剥削行为。于是，土改工作队制定了“查三代”划成分的办法，通过查看农民的祖坟划成分，将十几户祖坟有围墙、石碑的穷苦农户划为了地主、富农。在挖浮财行动中，工作队挖出了张拖喜、张拖长兄弟多年积攒的200大洋，作为浮财剥夺。两兄弟找工作队投诉。工作队认为，既然村里搞出了十几地主、富农，就应当有恶霸地主，于是将张氏兄弟定为了“恶霸地主”。木栏杆村的村民了解张氏兄弟的为人，一起为他们求情。工作队宣布对恶霸不杀不能平民愤，处决了张氏兄弟。康生、李井泉得知试点村出搞出了恶霸，表扬了工作队，要求推广先进经验。[6]

在冀鲁豫解放区，土改运动主持人要求对地主实行“扫地出门净光、浮财追光、果实分光”的“三光”政策，及对地主实行出门报告，身带白条，否则格杀勿论的政策，要求地主逃跑要杀保人偿命，以致地主家家准备棺材。更骇人听闻的是，有地方把地主家的孩子摔死。[7] 在晋绥解放区，由牛友兰等著名绅士在土改中遭遇可见中共土改运动之惨烈。牛友兰早年于北京大学求学，后返乡办学并成为兴县地区首富。抗战中，他的五座宅院和一所花园被八路军120师来占用为军区司令部和边区行政公署（如今的晋绥革命纪念馆）。在中共的“四大动员”（扩兵、献粮、献金、做军鞋）活动中，他还捐出2.3万元大洋作为兴县农民银行的基金，捐出大批棉花布匹解决了八路军一个团的冬装。他捐出“8000银圆和125石粮食。”[8] 在土改运动中，工作队逼迫他再交出“底财”，将他在晋西北行政公署作副主任的儿子牛荫冠拉来陪斗，逼其子铁丝牵父游街。被斗争、游街后，牛友兰绝食自杀。此外，著名绅士王作相被打死后开膛破肚，抛尸河中，著名绅士刘少白、孙良臣在斗争大会上被活活打死。毛泽东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一文中提到两位开明绅士，一个是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另一个就是晋绥边区的刘少白。牛友兰、刘少白、孙良臣都是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成员，这些曾经支持中共边区政府乡绅领袖都如此惨死，其他地主在土改运动中的命运只有更惨。1946年夏，中共永年县的土改运动中召开了斗争汉奸宋品忍大会，将宋活剐几千刀，最后将剩下的几根骨头喂了狗。[9] 铁丝牵父游街的牛荫冠回忆晋绥土改的情景时说：“我记得我们晋绥党校搬家时，从兴县搬到宁武县，沿途发现被打死的不少，其中有一个区长被绑在树上，用树皮刮他的肉，满身流血，刮到骨头，最后刮死。”[10]

1946年夏，刘少奇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交流土改经验的“全国土地会议”。会上，晋察冀解放区介绍了把地主全家老小赶出家门去流浪、讨饭的“扫地出门”经验；晋绥解放区介绍了“查三代”“查”出恶霸地主的经验，以及根据木栏杆村等地“土改试点”总结出的土改经验。晋绥解放区土改经验要点包括：派土改工作组（工作队、工作团）秘密进村：绕开根据地原有的中共基层组织；“扎根串联”：找那些衣衫、房子最破烂者为依靠对象（中共后来在建国后的土改运动、四清运动中沿袭了这一套路）；“发动群众”：启发动员贫苦者的“阶级觉悟”，激发农民仇富情绪，向他们灌输“阶级仇恨”观念，动员他们诉苦；组织斗争：组织农民批斗、殴打和迫害地主及家属；剥夺地主财产。被毛泽东批“右倾”后，刘少奇转而积极推动暴力土改以赢回毛的信任，在会上指示将上述土改经验在各解放区推广，主持颁布了中共中央《全国土地法大纲》（共16条）。

传统乡村中，勤劳，务正业者均有作佃户和自耕农的机会。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地痞、无赖、二流子最为贫穷，最具仇富心态。会议要求以这些最贫穷，衣衫褴褛者为“基本群众”，依靠他们在农村中“串联”，扩大“基本群众”队伍，安排这些人带头斗争地主，带头喊口号，给地主戴高帽、挂牌子，动手殴打地主，甚至穿上鼻子拉着游街，称这样的局面为“群众发动起来了”。“全国土地会议”的另一决定是在全国解放区推广将地主全家“净身扫地出门”的经验，要求每村必须按照下达的指标“划出”地主。按照毛泽东、刘少奇的残暴土改指标，各解放区在大会后“划出”地主的比例高达近30%，其中晋绥解放区划出地、富的人口比例更达到了40％。[11] 根据谢觉哉日记记载，200多户的木庵康宁村在土改中被“划出”了90多户地主、富农；118户的李家口村在土改中最初划出8户地主，2户富农，后在上级的要求之“划出”地主、富农多达53户；泉台三井镇一康姓中农被“划”成了富农，父子6人2人被杀，3人自杀，家产被全部没收，唯一剩下的八路军儿子得讯回乡后愤而自杀。刘少奇主持推出的《土地法大纲》是中国农村的另一大灾难。这一大纲的主要内容为：按人头平均分配土地、废除土改以前的农民债务、土改的执行机关是农会和贫农团、组织人民法庭等等。大纲字面上没有明说杀地主，但“以农会和贫农团为执行机关”，“组织人民法庭”等规定的实际意思是赋予贫农团和农民大会杀人权，是按照苏俄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唆的杀人夺财作法，鼓动农民杀人。由于农民大会在多数村庄不可能经常召开，贫农团成了农村中是最高权力机关。如同1920年代农民运动中“一切权力归农会”，农会随意杀人情况一样，各根据地的土改工作队鼓动农民杀害地主，让农民手上或多或少沾上地主的血，交上“投名状”，断了他们的退路。

土地会议和土地法大纲给华北农村带来了屠杀狂潮，中共在解放区土改运动中酷刑折磨、杀害了数以万计的地主。在山西黎城，工作队已宣布土改结束。然而当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地主杀我们一个人，我们杀他二十个人”讲话传达到黎城后，工作队赶紧执行指示，在一个晚上就将关押中百余地主全部杀害。亲历土改运动的农民回忆说：打死人很多，几乎每村都有。有攀比风气，人家村打死地主，咱村没有，不代表咱落后了吗？地主富农有的是被斗完后枪毙的，有的是被乱棍打死的，滨海区被杀者有一万多人”。[12] “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二十来岁的区长或区委书记掌握着全区十多万人的生杀大权。深夜，年轻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坐在煤油灯下，根据各乡上报的材料，勾画明日的杀人名单。冀晋区阜平县许多村庄将地主扫地出门，半月左右时间打死300余人。冀东区杀死7600人，蓟县马伸桥在打土豪斗争大会上半小时内打死48人，乐亭县处决、自杀100多人。”[13] “一些地方允许贫农团成立‘人民法庭’，冀东某村甚至让村民投黄豆来决定谁该被划为地主处死。有个农民因其祖父雇过一个长工而被斗争，小学生们被动员起来用锥子、剪子、小刀、铁钉在他身上戳眼、掏洞、割肉，直至他断气。”[14]

土改中杀人的方法有：乱棍打死、开膛破肚、“砸核桃”（石头砸死）、“冻豆腐”（把人脱光淋上水在雪地里冻死）、活埋、吊死、“掌天灯”（烧死）、“砖头会”（砸死）、“坐飞机”（摔死）、“倒拖葱”（拖死）、“过筛子”（铁筛子筛死）、“刮树”（活活刮死）等等。在胶东、晋绥、河北等地，杀地主、富农的手段有剥皮、砍头、活埋、石头砸死、火烧、拖在马后、树上吊等等。一种办法叫坐针柜。把放衣服存粮食的躺柜拿来，中间去掉隔板，在里面撒上枣树针，把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进躺柜里，盖上盖，然后来回摇柜，摇到受害人肉肿皮烂；还有一种办法叫扔四方墩。将被斗地主从长城烽火台上推下，不死拉上来再推，再推还不死，那就大石头砸，直到脑浆迸裂。韩姓教书先生之妻被土改积极分子认定是坏人，从四方墩上推下摔死。土改积极分子田某有意在推前松开她的腰带，拉住她的裤角管，让她赤裸下身而死。一个叫周二的药铺掌柜，被人剥光上衣，头朝后着地，身上坐人拉着一路狂磨，磨到后脑勺塌陷，肋骨露出，脑浆、鲜血一路。[15] 贫雇农口号是：“斩草除根，将地主、富农全家杀绝”，甚至包括地主家怀了孕的女人。[16] 在人口很少的山西兴县，千余人被杀害，近千人自杀，六十三人被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17]

在晋察冀，土改政策被表述为“百分之九十五群众要求打人、杀人，领导机关不能制止”； “百分之九十以上人的意见就是政策，就是法院”；“一升租子也是剥削”；“将地主扫地出门”；“从肉体上消灭地主阶级”。“土地会议”后，阜平县土改工作队在半个月中杀了三百多人，平山县三天打死了一百多人，晋察冀区土改复查统计显示有四千多人被杀害，受迫害者有几十万人之多。[18] 被杀害的地主之外，有更多被“扫地出门”的农户在东北、华北的寒冬中冻饿而死。上述例证显示解放区土改运动杀人规模之巨大。如此残酷屠杀的土改引致还乡团回来残酷报复毫不奇怪。一场所谓的土地改革，将千百年来和谐自在中国农村变成了仇恨和仇杀的世界。

雷震远神父评论解放区土改说：“共产党执行莫斯科渗透中国的计划，开展阶级斗争。……农民中实际没有什么显明的阶级存在。因此共产党必须造出阶级的分别，煽动阶级斗争以攫取人民财产。共产党划定阶级并没有确定标准，一个村庄上田地最多的便被列为地主。划分阶级的尺度伸缩性很大，这个村庄的地主在另一村庄上可能是中农。财产之剥夺通过暴力流血的方式。达成此目的的重要方法共有四种：第一是翻身会，把工人和雇农联合起来，变成他们原来主人的主人；第二是复仇会，让穷人向富人报仇；第三是清算会，以偿还旧债的借口抢掠富人，每一个活着的人或他的祖先所曾做过的任何坏事都须累积利息偿还。一件莫须有的坏事自然永远可以找到；第四，贫农会，即穷人和雇农的组织。这部份人比其他任何人都享有优先权，直属于共产党中央政府行政机构的指挥。”[19]

中共发动土改运动的预定目标之一是依照“支部建在连上”控制军队的作法，在每个村庄建立党支部，实行“支部建在村上”、“财政建在村上”，以土改中认定的地痞流氓积极分子为农村领导。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副书记，热辽土改工作团团长黄火青在1948年10月的土改总结会上说：“自愿捐粮、捐款全是假的。侵犯中农，打击面大。有中农说：‘当兵（参加傅作义军）背起枪来打农会。’有的准备在火线上用枪打死斗争过他而又一同参军的贫农，热中更影响到巩固部队，部队大批逃亡，开小差。二流子打算着吃斗争饭，不事生产，侵犯中农。杀人如麻！为什么杀那么多人呢？ 因为有追浮财和肉体消灭思想。北票县委宣传部长就是这个思想的典型。有的人同志说：‘地主、富农抓住就杀没错。’见好院就搬，见东西就抢，乱打乱杀，解放区百姓大逃亡，一个村一个村，全村人逃往国统区、傅军占领区。好多村子人都跑完了，搞成无人区。有一些流氓成分的村干部，敢说敢干，不怕地主，斗争开始时，作用很大。但破坏有余，建设不足，对清算积极，对土地和生产却毫无兴趣。群众开始发动时，什么积极分子都可利用，来者不拒，流氓和投机分子很容易混上台，他们做的坏事，群众不敢说。”冀热辽中央分局宣传部长赵毅敏在冀察热辽党代表会报告中说：“在冀察热辽，土改中提拔的干部很多二混子与烟民。他们确起了先锋作用，但由于流氓本性，只有一部分改邪归正，另一部分则堕落腐化，挥霍经济果实，认为是共产发财机会到了。”黄火青、赵毅敏的内部报告证明，傅作义关于他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支持，人民争先恐后加入傅军不用动员之说是真实的。亲历解放区土改的王宁（周小舟夫人）在回忆录中证实：“我亲身看了那个土改，想起来很难受。斗地主，其实不是什么大地主，只是劳动力缺乏，请个工人，种种地，就叫地主了。斗的时候，搭个架子，把那些人吊起来。干部有的是痞子干部，真正的老实农民到那时惹不起那些痞子干部。” [20]

土改运动消灭了千百年来作为农村领导者乡绅阶层，代之以地痞流氓。流氓无产者原处社会边缘，怀有怨恨、报复心理，一旦掌握决定他人命运的权力必然滥用。河北曲阳县独古庄贫农团是土改后流氓、无赖在乡村当权的典型。由流氓、无赖组成的独古庄贫农团为勒索粮食，毒打中农张洛坡家四口，“用棉花塞住嘴，然后吊打、用火烧、晕醒后再用灯烧耳朵”，致张残废。无赖本性懒惰，缺乏生产积极性，掌权后要求“吃净闹光”，在土改中宁要浮财而不要土地，不愿辛勤耕作，声称“吃吧，咱村地主富农多着哩”。该村早已进行过平分和复查，村中已没有地主、富农，但他们为捞取好处而“见肥就咬”，封门、没收财物。在工作组进村前后，贫农团接连封了八户的门，将被封户当天逐出。[21] “在分房分地结束之后，土改积极分子分了地主的妻女。地主都被斗死了，或逃亡失踪了。这些女人被农会干部统统招来，作为财产再分配给村里讨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命大，没被斗死，可他的老婆还是被农会干部强行夺走，再分配给别的男人。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22] 地痞、流氓不仅出现于土改运动积极分子中，还出现在中共干部中。在晋绥党校的“搬石头”会上，家庭成分是地主富农的干部被要求挂着“王八蛋”牌子，坐指定的“王八蛋席”，[23] 如此整肃设计应是出于党内高层中的痞子之手。

中共土改运动的预定目标之二是要求农民无偿为中共的战争服务，即“支前”（支援前线）。土地改革并不是要解决农村的经济问题，而是要获得“取之不尽”的财政资源，将巨额军费负担由分散的乡村负担。美国记者杰克·贝登(Jack Belden)考察河北土改后写道：“恐怖的手段越来越厉害，人口中相当一部分被消灭。土改的结果让农民人人都害怕，极度紧张，因此中共要农民参军、出夫、出粮、出钱时，农民一句怨言也不敢发，还得表现积极。”动员农民支前与动员参军套路一样的强迫手段。在土改中工作队和贫农团随意杀人的恐怖中，农民不敢拒绝支前。晋冀鲁豫区领导人潘复生的说：“农村中的党建、征兵、征粮等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着土改这个中心任务来完成，不进行土改就无法开展其他工作。只有党在学会了通过阶级斗争这一核心任务来发动群众以后，才开始走向胜利”。彭真在《平分土地与整顿队伍》一文中说：“农民一翻身，就会要求武装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我们应动员大批党员和翻身农民参加解放军，依靠他们提高我们军队的质量，使之成为更能打胜仗更能坚决支持土改的人民武装。”就这样，中共通过土改控制农村和农民，征集了难以想象的物资和人力投入战争：在辽沈战役中动员了1.4万副担架、4万辆大车、10万随军民工，30余万人的民兵武装；在平津战役中动员了30余万民工和40余万人的民兵武装；淮海战役，共动员民工543万人，征集担架20万副，大小车88万辆，挑子30万副，牲畜76万头，总共筹运粮食10万斤。其中，山东解放区筹集了粮食10亿斤、食油72万斤、食盐87万斤和难以计数的蔬菜送到前线，胶东、渤海、鲁中南三区妇女做了军鞋762万双，军袜22万双，军衣736万套，军被178万床。[24] 刘少奇1949年4月在“天津讲话”中承认：解放战争时期政府财政这样困难，负担最重的是农民，他们又要出公粮，又要当兵，又要当伕子，支持前线，优抗代耕，出教育费等等。如同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共语汇中意味屠杀抢劫一样，中共动员意味着逼迫，意味着不响应召唤就没有活路。可以想象，这样的土改运动、支前运动对农业造成的摧残有多大。事实上，土改运动使大片农田荒芜，许多地区颗粒无收，是1946至1948年大饥荒的主要原因。

中共土改运动的预定目标之三是动员农民参军。参与斗争和杀害地主后，农民为避免地主组织还乡团回来报复被迫参军，跟着共产党去打国民党。中共的革命史称：农民得到了土地，翻了身，踊跃参军支前。事实并非如此。农民不愿离开土地和家庭去打仗，想尽各种办法逃避参军。临沭县土改中动员参军的情况具有代表性。那里的参军动员是逼迫和哄骗相结合。逼迫手段包括“绑、打、押、罚”，“你不去就揭你家的锅，封你家的门”；哄骗手段包括：“保证到部队后就回来”，“参军后你家就不受穷了”，“灌酒，趁精神恍惚时问‘愿意吧’”等等。有参军者后来回忆说：“谁自愿是婊子养的。动员参军比国军和鬼子厉害，躲都没处躲，逼得群众砍手、脚，上吊、投井、喝卤水、装疯癫。”[25]

中共的暴力土改运动持续整个国共战争期间。暴力土改必然激起农民的大规模反抗。在苏联，革命后剿灭白匪内战长期持续，苏共所谓的白匪其实主要是反抗暴力土地革命的农民武装。在中国土改运动的情况大致相同。从解放区逃亡的地主在国民党军支持下组成武装还乡团回乡报复，然后大批被中共军队镇压。中共称这种镇压农民武装反抗的行动为“剿匪”。暴力土改从东北解放区开始，推向全国各解放区，所谓“剿匪”也从东北开始，推向了全国，一直持续了十多年。与苏联的情况一样，被消灭的数以百万计的所谓“匪”中，绝大多数是反抗暴力土改的农民暴动队伍。

中共的暴力土改运动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罪行，是共产革命带给中国的灾难。它开启了中国农村最黑暗的时代。这场地痞流氓剥夺、屠杀正经农民的运动彻底颠覆了传统道德，封死了勤劳致富的道路，开启中国人道德败坏进程。国民党主张保护乡绅，反对杀人夺财的土地革命，这是它与苏俄决裂，与中共开战的动因之一。土改运动后，中共的党文艺推出了无数作品长期歌颂着这一运动。其中最有名的两篇代表性长篇小说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共相关段落编入了小学教材，长久地向学生灌输阶级仇恨。两作品同获“斯大林奖金”，是土改灾难之苏俄输入性质的一个证明。党文艺的土改文艺作品欺骗世人说，土改中的残暴是由于“恶霸地主”破坏活动所导致。事实上，土改运动的残暴是因为毛泽东指责温土改右倾，明确要求土改要激烈、要暴力，即中共所谓的暴风骤雨方式。小说《暴风骤雨》的故事梗概是，1946年到1947年，中共“土改工作队”在萧队长率领下进驻东北元茂屯开展土改，通过发动群众，肃清了以恶霸地主韩老六和杜善人为代表的反革命破坏势力，取得了土地改革的胜利。其土改运动背景是，“东北松江省委负责人张秀山公开主张农民对地主的打击越激烈就越人道，强调农民的斗争‘不要受任何条文限制和约束，放手本身就是政策’”。[26] 六十年后，导演蒋樾来到元宝村“暴风骤雨纪念馆”拍摄，问一个农民当年扛长工的如何悲惨，农民回答：“我给他扛活他给我钱啊”。刘福德老人坦言：“是那些品质不好的人把土改运动掀起来的。地主、富农比一般人宽裕点儿，也得去劳动，吃的也都是一般粗粮。暴风骤雨就是武装土改，每个人都有枪，许多地主分子被押到镇东门外枪决。当时，元宝村和相邻的钢铁村会两家撵（比），你毙一个，我也毙一个，两村共700户人，土改运动中在镇东门外共枪决了73人。”当年的土改工作队队员高凤桐老人回忆《暴风骤雨》中地主“韩老六”的原型说，他在这里干了六年，担任保长是群众选的。他家穷不喽嗖的，整两个钱，也维持不着啥生活，老婆在小学教音乐，给小学生做点校衣，和那个书上写的不一样。”[27] 2006年，记者田磊采访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原型温泉屯。当年参加土改的老人说：“那时其实并没有大地主恶霸。但是，每个村都要求斗地主，就斗了有300亩地的顾家三兄弟和地更少的李家三兄弟。他们都是破落地主，人不坏，经常资助四邻，在灾年舍粥给乡亲。分地后，村民们暗地里会觉得对顾家和李家不公平，分到的地并没有去种。毕竟，那是人家的东西。”[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