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8 章 国军抗战

七七事变

挑起中日冲突是苏俄维护本国安全的中心思想。维经斯基来华建立中共时阐明：“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九一八事变后，斯大林恐惧日军北攻苏联，立即通过共产国际策动了中日淞沪战争，促国民政府对日开战运动，在1934年批准红军退到西北，解除红军对国民政府都城的威胁。1935年，希特勒颁布了“国防法”，规定普遍实施义务兵役制，大力扩军，德国再度成为欧洲的战争策源地。英法等国奉行“绥靖”政策，希望将德国的进攻矛头引向苏联。应对英法的绥靖政策，斯大林采取与德国暗中勾结，密约瓜分欧洲的对策。这时，他最怕的是中国政府搞“东方绥靖”，在华北对日妥协，将日本进攻的矛头引向苏联。

国民政府确实在搞“绥靖”。从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汪精卫尽量与强敌日本周旋，以妥协政策推迟与日本的全面战争。蒋介石强调：“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他认为，日本必然发动战争，但进攻方向尚不确定，可能进攻中国，也可能进攻苏联。日本去攻苏对中国有利。因此，他与汪精卫制定了对日妥协谈判，尽量推迟对日开战的方针。蒋介石怕背骂名，推汪精卫出面主持对日妥协。汪不计较个人的荣辱，主持了一系列对日谈判，以在华北对日妥协的方式使日军向华北扩张的要求获得部分满足，暂时止步华北。应对蒋、汪的“东方绥靖”策略，共产国际为中共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命令中共服从国民政府领导，指挥在华的各路人马掀起以促中日开战为宗旨的所谓抗日救亡运动，其中的代表作是以暴力冲击加舆论攻势迫政府对日立即宣战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6年2月26日，日本发生了兵变（二二六兵变）。以香田清贞为首等一批狂热的“皇道派”陆军青年军官发动兵变，打着“昭和维新”、“尊皇讨奸”、“改造国家”的旗号袭击了内阁，枪杀了内阁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军事参议官兼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首相秘书官松尾传蔵等政要，占领了首相官邸、国会、陆军省、警视厅，发表声明要求任命力主进攻苏联的“皇道派”领袖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以真崎甚三郎为内阁首相，建立军部统治。虽然昭和天皇下令镇压兵变，将部分主张北进向苏联进攻的“皇道派”激进分子清洗，将暴动骨干处死，但广田弘毅为首的新内阁不得不屈从狂热军官，接受军部提出的寺内寿一大将入阁出任陆军大臣、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由领大将军衔的现役军人担任及扩军备战等要求，提出了30亿元空前规模的预算，将军费开支大幅增至14亿元。“二二六”兵变后，日军内的“北进”派势力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强大。在北进派的影响下，广田内阁于1936年11月在柏林与德国政府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日、德结成的反共同盟矛头针对苏联。斯大林不能再等待慢功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救亡运动”，而要求迅速引爆中日全面战争。正当共产国际制造了“七君子事件”迫蒋介石对日宣战之时，张学良与毛泽东发动了意在推翻蒋介石的西安事变，打乱了斯大林的部署。斯大林对张、毛的事变极为恼火，以最为严厉的措辞命令毛泽东和平解决事变，严令毛泽东接受蒋介石为中国的抗日领袖。在斯大林主导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到南京得到全国各界、国民党内各派的一致拥护。斯大林乐于见到中国各派团结在蒋介石领导下准备对日开战的局面。令他不安的是，日军并没有趁中国政局动荡发动侵略战争的打算，没有在华北集结重兵，反而是在满洲集结了重兵。斯大林感到日军北攻苏联迫近，要求立即动手引爆中日全面战争。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策动华北国军向日军挑战的指令。

毛泽东也希望中日早日开战，认为日本人打进来可以帮助中共获得安全和发展机会。两年来，他阳奉阴违地抵制莫斯科的红军服从国民政府指挥的命令，拒绝国民政府染指中共军权和地盘。对于共产国际立即引爆中日全面战争的指示，他决定切实执行。根据莫斯科和延安的指示，中共华北局书记刘少奇（时化名胡服）向驻守卢沟桥地区的二十九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发出主动进攻日军的指示说：北平的态势是“敌弱我强”，所以应该主动出击。[1] 在日军随意在华北进行军事演习的形势下，以爱国口号策动官兵向日军开火不难做到。

1937年7月7日夜，中共华北地下党与二十九军中的中共党员联手行动，先是绑架了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日军的一名离队士兵，然后在黑暗中向日军开枪。枪击过后，日军清点，发现少了一名士兵。该士兵在1960年代的访谈中说，他在找地方大解时被绑架，在芦沟桥战事爆发后被无条件释放回队。战后日本方面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对七七事变的证词为：“1937年7月7日晚10时40分许，日本步兵第一连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北平西南12公里卢沟桥北侧，永定河左岸荒地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在河畔龙王庙方向突然响了三发枪声。清水节郎中队长等人看到在河畔和卢沟桥城墙之间，有人用手电筒发出明暗交替的信号，判断这是中国士兵用暗号在互相联络”；日本陆军省兵务局长田中隆吉（支那课军情特务出身）在东京大审判中出庭作证：卢沟桥的第一枪是共产党放的，事变是共产党在卢沟桥两边放枪挑起，前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在事变中配合了中共。

7月8日凌晨，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与冀察当局电话交涉士兵失踪和枪击事件。这时，二十九军中的地下共产党员，副参谋长张克侠、第110旅旅长何基沣指挥二十九军219团接连向日军发起进攻。[2] 7月8日4时，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在司令部召开会议，商讨应对二十九军开火。众将认为，与中国的协议规定百人以下演习不用照会中方，现在士兵失踪又遭枪击，不能对二十九军的挑衅示弱。[3] 7月8日5时，田代下达了反击命令，5日30分，日军炮击宛平县城，向卢沟桥进攻，中日两军开战，是为卢沟桥事变。

7月8日晨，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在其中号召：“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声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7月9日，中共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萧克、左权、徐海东等红军署名通电全国，声称将领暨全体红军指战员再次 “当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敬敢吁请我国民政府迅调大军增援河北……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全国人民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周恩来一行动身上庐山。14日，周恩来向蒋介石面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布取消苏维埃政府，成立“陕甘宁三省边区政府”。在庐山，正在召集庐山谈话会的蒋介石、汪精卫获悉芦沟桥发生事变，立即主持制定了“不屈服、不扩大”的应对方针。

共产国际引爆中日战争的行动不光在中国，也在日本。从策动淞沪战事开始，共产国际在中国、日本的间谍队伍与中共协调行动，都在执行莫斯科促中日开战的方针。1932年，莫斯科得到了日本驻苏联大使广田弘毅与日本将军谈话的情报。广田表示：“日本没打算同中国展开全面战争，与中国开战纯属偶然，是被人带入了‘历史漩涡’，越转越深。日本应苏强硬政策，为占领东西伯利亚不惜一战”。得到这一情报，莫斯科立即部署，将佐尔格从上海调到到日本，潜入德国驻日本大使馆，与共产国际旗下的日本间谍尾崎秀实配合，共同领导数百日本间谍队伍，执行共产国际下达的避免日本对苏联开战任务，想办法把战祸转嫁给别的国家，更具体的说是在日本政界、军界推动对中国开战的任务。[4] 1937年6月，近卫文麿上台组阁，尾崎秀实出任了首相顾问兼私人秘书，出席首相的智囊团会议。推动近卫首相对中国开战的同时，尾崎把日本高层的情报报告给了共产国际，同时通过他的助手，中共党员中西功从上海将情报发往延安。

芦沟桥事变两周前，东京军政界传出了“七夕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事件”（九一八事变）的流言。日本政界要员大谷光瑞和军界高层冈本清福奉命来到北京制止日军可能策划的“第二次柳条沟事件”。二人认为：“日本现在不宜在华北挑起事端，必须设法加以防止意外爆发的战争”。他们调查的结果是：“在华北的日本军中，虽然也有一部分人忧虑着会爆发什么事件，但为数极少，整个来讲，没有特别担心的必要。”[5] 因此，芦沟桥事变传到日本，刚刚上台一个月的近卫內閣和日本军部对开战消息感到突然。军部召开了省部（陆军省、参谋本部）联席协议会，于7月8日晚以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名义电令天津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不扩大事变，不行使武力”。7月9日凌晨，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再致电宛平县县长王冷斋，通知“失踪日本兵已经找到”，希望国民政府方面停战。

这时，日本军部内“事变扩大派”和“不扩大派”的激烈争论。以陆军大臣杉山元、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总督南次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等将领为代表的“事变扩大派”认为，中国军队会象以往一样一打就跑，可以用恫吓的老办法，“对支那一击”使中国政府屈服。不扩大派没有那么人多势众。其代表人物是日军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石原根据“胜利极限点”理论和第二次日俄战争不可避免的判断，坚决反对日本进攻华北，反对“得陇望蜀”，警告中日全面战争只能使苏联坐收渔人之利，将使日本消耗数十亿日元的军费，陷入无法自拔的泥潭，日本绝无取胜的希望。他建议近卫首相速飞南京，与蒋介石面谈谋求立即停战。“扩大派”们虽有心向华北扩张，但也没有想与中国全面战争，其中最激进的小矶国昭的主张是占领黄河以北地区后止步，大多数的主流意见是把中国军队赶出平津地区后止步。

日本没有全面战争的计划，但斯大林必欲引爆中日全面战争，不会只在芦沟桥动手。延安和刘少奇还有一连串部署。紧接着卢沟桥事变，中共指挥二十九军中的地下党相继制造了大量杀伤日军的北平“广安门事件”和通州保安队杀害数百日本、朝鲜侨民的“通州事件”。[6] 在中日两国政府谋求避免战事扩大及日本军部内“事变扩大派”和“不扩大派”的激烈争论时，接连发生的杀伤日军的“广安门事件”和屠杀日本侨民的通州暴行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使在华日军强硬派和军部的“扩大派”压倒了“不扩大派”，同时也摧毁了中日两国政府避免冲突扩大的努力。于是，日本方面被斯大林的部署牵着鼻子走：五相（首相近卫、外相广田、陆相杉山、海相米内、藏相贺屋）会议抛弃了“不扩大”的既定方针，同意了陆相杉山元提出的向华北增兵的动议；接受石原的建议正准备飞赴南京与蒋介石面谈谋求停战的近卫首相因军部内“扩大派”主导了局面而无法成行；日军统帅部决心报复“通州”、“广安门”杀日人暴行，任命日本“二二六事变”中的重要参与者香月清司中将接替田代皖一郎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接到撤职令后心脏病突发而亡）；7月16日，日陆军省提出了宋哲元正式道歉、师长冯治安免职、中国撤退八宝山附近军队等限期要求；7月26日，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限两天内撤离北平驻军的“最后通牒”。7月27日，宋哲元拒绝了日本的最后通谍，发出了自卫守土通电。7月28日，日军猛攻北平南苑，守军将领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殉国。29日，北平失陷，宋哲元逃离，30日，天津失陷。攻占平津后，日军强硬派在国内举行了庆祝活动，“不扩大派”的声音被军事胜利和民众狂热压制。

对二十世纪中国和世界影响重大的芦沟桥事变后被中共宣传为是日军为挑起全面侵略中国而蓄意制造的。然而，二战结束时盟军缴获的日本官方档案证明，芦沟桥事变前，日本并无挑起对华全面战争的部署，华北日军兵力仅7000人，不及国军二十九军人数的十分之一，东京日军参谋本部在事变前一个月还命令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避免发生可能惹起“国际纠纷”的事件。[7] 日本在芦沟桥事变前没有对华开战的计划，倒是有进攻苏联的计划，关东军有着对苏开战的军事部署。一系列事实证明，芦沟桥事变是苏共和中共蓄意制造的。例如，二十九军向日军发动攻击发生在7月8日4时，日军下令开炮是在7月8日5时，两军战斗发生在7月8日白天。但是，中日军队在宛平刚刚开战，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已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和毛泽东率红军众将致蒋介石的“请缨杀敌”通电。以当时的通讯条件，在南京政府高层获得报告前，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没有可能在战斗刚刚爆发时发出通电，除非中共事先知道事变将发生。发出通电后，中共意识到自己反应过于迅速而暴露了真相，于是在报刊上刊出“七七事变”说法，硬是将七八事变说成了七七事变。国民政府当时没有想到七八、七七一天之差的背后玄机，跟着中共称卢沟桥事变称为“七七事变”。挑起芦沟桥事变，挑起中日战争的行动是苏共、中共必欲掩盖的机密，有关文件不会留存。有道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已莫为，通过一些间接资料还是能够暴露真相。例如，奉刘少奇之命指挥芦沟桥挑战的张克侠多年后披露：“我在1929年就入了党。1937年4月，肖明同志要我对日积极作战，以攻为守。解放后，刘少奇同志让王世英找我，要我交还这个指示文件的原件。” [8] 张所言的“这个指示”是刘少奇部署在芦沟桥向日军挑战的密令。

被苏、中两共拖入中国战争泥潭后，日本侦破了佐尔格、尾崎秀实等人的共产国际间谍身份，将二人逮捕。两首领被捕后，他们的间谍团队还在，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继续执行共产国际陷日本于中国战场的指示。日本恨透了尾崎秀实、佐尔格等间谍，特意选在苏联国庆日将他们处决，间接披露苏联挑动中日开战的真相。战后，中共、日共长期将尾崎秀实纪念为革命英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追授佐尔格为“苏联英雄”，是三国共产党联手策划芦沟桥事变（准确的说是七八事变）的一个注脚。

庐山谈话会

1937年5月下旬，国民党召集党政军要员在庐山举行了商讨对日问题会议。会议决定，继续西安事变后的国共谈判，邀请各党派、各民主团体、各界名人上庐山，广泛听取各界对外交、政治、经济、教育等问题的意见。7月初，首批谈话会代表应邀上山。7月8日，卢沟桥事变消息传到庐山，蒋介石、汪精卫、陈诚、程潜等军政要员商议决定，采取“不屈服、不扩大，应战不求战，力求局部解决，做好两手准备，万不得已时不惜一战”的方针，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解决，指示外交部和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分别与日军方面展开了交涉、谈判。

7月16日，第一期庐山谈话会开幕。160多位国民党军政要员，各界名流，其它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出席了开幕式。主持会议的国民党中政会主席汪精卫先向大会汇报了五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外交情况。在长城抗战后打抗日旗号发动叛乱的冯玉祥带头唱抗日高调说：“日寇猖狂，中国危在旦夕。身为军人，惟有以死相拼。战死疆场，死得其所!惟有速速抗战，宁使人、地皆成灰烬，决不任敌寇从容践踏而过!”众人跟随，高调主导了大会。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决心抗战的演讲，号召：“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在主战高调的气氛中，只有很少人不怕挨骂积极主和，或者主张尽量推迟全面开战。军委常委徐永昌指出，中日空军力量之比尚不足一比三，抗战准备至少尚需六个月，主张“和平仍须努力求之”。知识界中，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教授胡适为代表的少数精英主张“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少数人主和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更了解中日在国力、军力的巨大差距：汉阳钢铁厂在北洋时年钢产量曾达到5万吨，而1937年全国钢产量仅4万吨（不算日据下的东北钢产量56万吨），而日本钢产量为580万吨，还控制着中国关内煤产量的三成，铁矿沙、炼铁的九成；中国没有能力生产飞机、大口径火炮、坦克、汽车，仅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和少量小型舰艇，且主要部件和原材料依赖进口，日本能生产飞机、大口径火炮、汽车、坦克、军舰；中国只有小型、陈旧的舰艇60余艘，排水量共约6万吨，其中最大的巡洋舰海圻号还是 1896年从英国购买的，日本有包括近300艘大型军舰的全球最强舰队；在装备方面，国军每师平均兵员9600人，但步枪仅2000支，且以落后的“汉阳造”步枪为主，士兵只有粗布衣两套，草鞋两双，每日只吃两餐，其中一餐是稀饭；日军每师团平均22000人，轻重机枪600挺，汽车1000辆，战马2000匹，山炮200门，装甲车20辆，加上军事素质差异，战斗力为国军十倍。因此胡适提出“中国为一中世纪的国家，断不能抵抗近代国家日本，必须认清战争后果”，日本陆相杉山元则声称“一两个月就能战胜中国”。在讨论是否发布应战宣言时，会议出现分歧。蒋介石决定采取折衷办法，不发应战宣言以为和谈留余地，但公开发表他的“最后关头”讲话表达中国抗战决心。7月19日，蒋介石的“最后关头”演说以“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为题见报。随后，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余汉谋、龙云、商震、陈诚、阎锡山、汤恩伯、刘湘等将领发表抗战通电，各界纷纷成立抗敌后援会，集会游行，表达拥护政府的抗日决心。

7月28日，第二期谈话会在牯岭举行。蒋介石已返回南京主持战局，谈话会由汪精卫主持。会议致电宋哲元将军及二十九军将士，声言“宁使人地都成灰烬，决不任敌人从容践踏而过”。会上，胡适、王世杰、傅斯年等人针对不少人提出的在战时将大学改成短训班，让大学生参加战时工作，甚至停办高等教育的提出反对意见。胡适指出一战中，各国把大批大学生送上前线，到战后才认识到失策。他主张吸取欧战各国的教训，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坚持办常态教育。接受胡适等人的建议，国民政府决定在全面抗战中坚持办大学。因日军攻占北平，第二期谈话会于29日即告结束，原定第三期谈话会因淞沪战事而被取消。

根据这次会议关于坚持办教育的决定，国民政府在不久后将避难到长沙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临时联合大学，后再迁往昆明成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

淞沪会战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两国政府均致力于防止战事扩大，争取和谈停战。日军攻占平津后，两国政府没有放弃避免战事扩大的努力，约定在上海就卢沟桥事件、广安门事件到通州事件善后事宜举行停战谈判。8月初，奉广田外相之命，日本大使与中国外交部东亚司长高宗武在上海展开了议和谈判。日方提出停战条件为：一、沿白河建立不设防区，中日军队各自撤退；二、不侵占领土；三、不赔款。高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基于以上条件和平有望。[9] 8月9日，中日两国政府在上海开始了卢沟桥事件、广安门事件、通州事件的善后和谈。

然而，斯大林引爆中日全面战争的部署不仅限于华北。在策动芦沟桥事变的同时，共产国际还部署了在上海策动国军向日军进攻，动用了安插在国民党内的一颗重要棋子——淞沪警备司令张治中。1923年，张治中入读苏俄出钱开办的红色大学——上海大学，被共产国际发展成为了红色代理人。与大学中的邓中厦、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肖楚女、张太雷、任弼时等共产党人相比，他的红色身份更加保密。一年后，张治中被苏俄顾问调入黄埔军校任职。在周恩来、邓颖超的小型婚宴上，张是客人之一，让人相信他与周恩来是同志。“中山舰事件”中，张因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而被国民党右派指为“黄埔四凶”之一。右派所指 没有错，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张治中确实都是俄党，只是张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红色身份不曾暴露，获蒋介石信任。在通过刘少奇策动二十九军华北开战的同时，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和武官雷邦直接向张治中发出了进攻日军的指令。根据指令，张治中向南京最高统帅部提出了在上海“先发制敌”的开战建议。1937年8月9日，在中日代表展开停战谈判当天，中共上海地下党通过策动保安队杀害了海军中尉大山勇夫等驻沪日军官兵，挑起了日军的报复行动。8月13日，张治中不待蒋介石批准，径自命令驻沪国军向上海的日海军陆战队发起进攻，挑起了第二次淞沪中日战事。驻沪日军仓促应战，要求国内派兵增援

蒋介石清楚日军有北攻苏联的计划，清楚苏联最希望中日早日开战并在推动中日开战，清楚扩大淞沪战事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五年前的淞沪战时，他与汪精卫联手制定了不扩大战事，对日妥协周旋的明智政策，与日本签定了停战协定，等待日苏战争爆发。因为有汪精卫出头负和谈责任，国民政府在五年中成功贯彻对日周旋政策，让斯大林引爆中日战争的计划受阻。芦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主持国民政府制定了“不扩大”的方针。但是，在庐山谈话会上，冯玉祥等人掀起了唱抗战高调的潮流，蒋介石怕被骂为妥协投降，换上戎装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下山后，他不想承担和谈责任，分别约见了英、美、德、法大使，希望列强出面调停迫日本停战。然西方列强只作抗议姿态，无意对日用强。德国与日本有反共协定，顾虑中国为对付日本倒向苏俄，表态愿意为中日两国政府传话。淞沪战事爆发后，蒋介石抛弃了高层一致同意的限制战事、争取和谈停战的既定方针，决定在上海把战事扩大，希望在上海有重要利益的美英进行干预，迫使日本停战。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了对日作战声明，出动仅有的空军力量轰炸了日军虹口阵地和日海军第3舰队，以高志航为首的弱小中国空军与日空军展开了激战。

驻沪日军官兵被杀及国军发动进攻的消息传到日本，日本军部内“不不扩大”派的声音顿时丧失号召力。8月15日，日本内阁发表追随军部立场的声明说：“为膺惩中国军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觉醒，于今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日本继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第三次设立天皇亲临的最高指挥机构——大本营，组建上海派遣军赴沪。共产国际在华北、华东一起动手挑起中日战争的策划达到了预期效果，中日双方轮番增加兵力投入，蒋介石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将可调用的中央军几乎全数投入淞沪，并西南调各路诸侯部队增援淞沪。日军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陈诚指挥第十五集团军在虹口、杨树浦、吴淞、宝山、罗店一带与日军激战，淞沪战斗升级为了“淞沪会战”，两国政府的和谈陷于停顿。

与五年多前的第一次淞沪战事时一样，共产国际在沪人马在会战前后大作爱国秀：张治中在开战前向所部国军将士慷慨陈词说：“此日吾民族已临于最后关头，此日吾人亦陷于生死线上！光荣神圣的民族生存抗战之血幕必将展开。兹特揭橥要义，为本区将士同志告。期以忠勇坚毅，共迎行将到来之无限艰苦，但必有无限希望的岁月”；[10] 共产国际下属团体高调募捐支持开战；各界救国会又高调发起了捐献一万条麻袋、一万件背心等支持开战运动。国人不知道，这些爱国秀是在在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共推动战事升级的指示。

9月，国联远东顾问委员会应国民政府请求召开会议讨论中日战事问题，日本拒绝派代表出席会议。为配合外交，等待九国公约国会议会推出制裁日本的措施，蒋介石继续向淞沪战场增调川军等地方杂牌军，甚至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以及宋子文的税警团都调上了淞沪前线，使国军在淞沪的兵力增加到73个师约70万人。李宗仁、白崇禧等高层将领反对蒋介石孤注一掷的指挥指出：上海地狭薄海，敌人陆、海、空联合作战，极易发挥威力。我军在淞沪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作战应适可而止，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如果上海保卫战是为向国人交代，宜只做轻微抵抗，将主力撤至南京，深沟高垒。李宗仁更建议考虑弃守南京，诱敌深入以实行长期消耗战。[11]

10月中，日本外务省声明：如中国提出和平建议，日本不拒绝谈判。10月25日，日军攻陷战略重镇的大场，国军第十八师守军几乎全部牺牲，师长朱耀华自杀殉国。在国军已无力拒守的情况下，蒋介石不顾战场危局，为等九国公约会议迫日军停战撤军，严令国军在淞沪死守。11月3日，九国公约国在布鲁塞尔开会，中国代表顾维钧发表沉痛演说，促请各国制裁日本。11月5日，日军第十军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迂回国军侧后，合围上海。

同日，日本广田外相提出的讲和条件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达给了蒋介石。条件内容为：内蒙自治、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维持中国主权，治安由中国警察维持、上海非武装区域扩大，治安由国际警察管理、中国停止反日排日政策、共同反共、减低日货关税、尊重外国人在华的权利等。这些条件是石原莞尔和参谋次长、前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为首的日本主和派艰难推动的结果。他们向军部呼吁中日战事扩大只能让苏联得益，应积极谋求通过外交渠道尽快结束战争，推动陆相杉山元绕过外务省，直接指示日本驻柏林的陆军武官大岛浩将军去请德国人出面调停。日本主和派们认为，上述停战条件主旨是恢复战前态势，没有赔款和承认满洲国的要求，完全在中国国民可接受的范围内，中国政府定会接受条件达成停战。德使陶德曼劝国民党政府说：到目前为止的抗战已经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勇敢精神，现在应该是结束战争的时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有好几次讲和的机会，但我们却过分自信自己的国力，拒绝讲和，后来德国不得不无条件投降，悲惨地接受战胜国的所有条件。但是，日本主和派估计错了。蒋介石以“所提条件可以作为协商基础”的词令搪塞，对日本方面的停战提议不作接受或拒绝的表态，同时将日本提出和谈条件对国民政府军政高层隐瞒，拒绝众将领要求有序撤退的建议，命令几十万大军在险境中坚守。然而，日军第十军从杭州湾登陆后，淞沪战场的国军腹背受敌，已经无力执行蒋介石的坚守命令。11月8日，淞沪国军开始溃败。直到这时，蒋介石才下令撤军。这时的撤军令已无意义。三天前可以作到有序撤退此时变成兵败如山倒，淞沪几十万国军自相践踏，争相逃命，各部队完全丧失了配合与联络，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先退的部队为防追击而大肆破坏路桥，断绝了后面国军的退路，撤退中的人员、装备损失比会战中对日军作战的损失大得多，溃逃路上一片狼藉。11月12日，上海市区陷落，淞沪会战结束。

国军在会战中损失了八十五个师，伤亡官兵三十三万多人，[12] 宝贵的德国装备的坦克部队和空军基本被消灭，是为世界战争史上最大的溃败损失。李宗仁后在回忆录中沉痛地写道：“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之壮烈，在中华民国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既败下阵来，人马践踏，惨不忍睹”。淞沪会战虽然惨败，但一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亡华”的狂言，国军上下同心决一死战的气慨赢得了国际社会尊敬。蒋介石夫妇的英勇无愧于将士，蒋四度亲赴前线指挥，在苏州附近遭到日机追击，险遭不测，宋美龄冒险赴上海慰问伤兵，在路上遭到日机袭击，车毁人伤，被迫出国疗伤。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思•卡尔逊（EVANS CARLSON）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里这样写道:“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英国《泰晤士报》当时发表社论评价说：“中方伤亡固极惨重，但十周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之荣誉，此乃前所未闻者；须知若干中国军队器械，犹未充分，但一般所认为不能保持一日之阵地，彼等竟守至十周之久，此种奇迹，自属难能可贵，上海一隅之抵抗，对于整个中国均有极大之影响。”

淞沪会战是蒋介石军事生涯的大败笔。他以元首身份自兼会战最高司令官，角色冲突。指挥极为失败。首先，他倾尽全国精锐投入淞沪战场就极为荒唐，直接造成几十万大军在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区饱受日本空军攻击，损失惨重，许多国军部队在调往前线途中已被重创。其次，在败局已定，退路不保的严峻形势下，他抛弃原定的及时退守计划，一再拒绝有序后撤的建议，强令几十万大军为等待一个国际会议决议而死守，直到战线崩溃时才下达可有可无的撤退命令。作为司令官，蒋介石对几十万大军自相践踏，溃逃损失超过两个月作战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淞沪会战更是蒋介石政治生涯的大败笔。作为政治家和元首，他拒绝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做孤注的一掷”的意见，以升级战事的方式赌英美列强出手制日，同时将日本方面提出的停战建议对高层隐瞒，在关键几天中以不置可否的方式拒绝了和谈机会，让几十万大军坚守，甚至在日本杭州登陆，国军后路被抄时仍然强迫大军坚守，等待虚无飘渺的九国公约会议制裁。会战结束后两周，九国公约会议结束，只发表了谴责日本的宣言，而没有推出任何实质性制裁日本的措施。这样的会议结果政治家们意料中的事。英、法期望德、日对苏联开战而无意对德、日强硬，英国外相艾登早前在国会演说得明白，日本，意大利已经退出国际联盟，英国无力制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美国尚未走出大萧条，对亚洲贸易的一半是出口日本，因此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只声明谴责日本践踏了九国公约和凯洛格一白里安协定，无意采取强硬制裁行动。蒋介石并非不清楚九国公约会议强硬制裁日本的虚无飘渺。他硬要赌九国出手迫日本撤军是无非是想回避自己作议和停战决定的责任，想躲避骂名。

蒋介石对议和的恐惧是因为中国有唾骂议和者的传统。被骂中最著名的是秦桧。他在国家军事无力御的形势下出面签署和约，换来了南宋一百多年的和平局面，自己被铸跪像永遭唾骂。史学家吕思勉为秦鸣冤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能看得出挞赖这个人，可用手段对付，是他眼力过人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后世的人，却把他唾骂到如此，中国的学术界，真堪浩叹了。”[13] 胡适也为秦鸣冤说：岳飞等大将割据一方，朝廷无力供养，宋高宗与秦桧主张和议，确有不得已的苦衷。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14] 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有机会看到蒋介石日记，阅后说：委员长满脑子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心怀岳飞情节的蒋介石最怕被骂为秦桧，勇于战场献身而怯于决策主和，不仅不敢承担和谈责任，甚至不敢公开日本的停战建议。他拒绝宣布上海为不设防城市的建议，将战事升级，隐瞒了日本主和派冒杀身风险提出的和谈建议，一再否决撤退的建议，背后不便明说心结是怕被骂为不抵抗。两国交战中，唱高调容易主和难，主持和谈须冒身败名裂的风险，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在日本，主和的首相屡屡被刺，文官内阁只好向军部屈服。在中国，汪精卫因主持和谈又背骂名又遇刺。汪精卫赴欧后议和便没了可能，于是出现几十万大军为等会议结果而坚守的荒唐，然后是溃败的悲惨。可以说，淞沪会战中数十万军民既是死于日军侵略，也是死于蒋介石害怕被骂投降的私念。共产国际和中共策划的七七事变、广安门事件、通州事件，杀害大山勇夫事件和淞沪进攻行动环环相扣的，策划功夫是用到家了，但是如果蒋介石不怕挨骂，坚决限制战事扩大，拒绝将淞沪战事升级，像日本主和派那样勇敢推动和谈，则斯大林挑起中日全面战争的计划不会得逞。淞沪战事中，日本通过德使转交的和谈条件完全在中国政府接受范围内，如果蒋介石像汪精卫那样不计较个人名节，勇于承担和谈责任，接受日方“恢复战前态势”的停战条件，中日完全可能达成五年前第一次淞沪战事时通过和谈停战的结果，中国完全可能避免八年全面抗战，则中日战争可能转变为日苏战争。然而，蒋介石怕背骂名的心思自我摧毁了国民政府在芦沟桥事变后限制战事扩大努力，成全了斯大林的策划，将中日两国拖入了全面战争，粉碎了国民政府奉行了数年的“东方绥靖”政策，也彻底粉碎了关东军的北攻苏联的计划，帮助斯大林解除了两面作战的威胁。如果是那样，二十世纪世界史将完全不同，不过蒋介石可能像汪精卫那样身败名裂。

蒋介石将淞沪战事升级成全面战争结果是斯大林最满意的。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消息使莫斯科欣喜若狂。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MAKSIMLITVINOV)对法国副总理布拉姆(LEON BLUM)表示，他对日本向中国开战感到开心极了，苏联希望中日战争打得越久越好。为了不暴露苏联推动两次淞沪战事的运作，也为保护红色代理人张治中，斯大林淞沪战后不久把向张治中传达指示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与武官雷邦召回国灭了口。[15]

南京保卫战

日军第十军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后，日本政府命令华中方面军止步上海，不得向南京追击，并再请德国出面调停，向中国政府再提恢复淞沪战前态势的停战条件。在日军参谋本部内，以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不扩大”派继续努力谋求中日停战议和。石原呼吁，日本应止步中国，与德国夹攻真正的宿敌苏联。他的主张得到陆军参谋本部多田骏次长和板垣征四郎的支持。以作战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第三部部长塚田攻少将为代表的“扩大派”则主张乘胜占领中国首都以达到迅速征服中国目的。在两派意见激烈斗争中，“不扩大派”稍占上风。11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在多田次长主导下向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十军司令柳川平助下达了《临参命第138号》电令，命令日军“追击不得越过苏州至嘉兴以东的‘制令线’”。参谋本部主和派感到，对中国有利的和谈条件将遭遇中下级狂热军官的反对，要想达成停战必须赶在日军占领南京前有和谈结果，于是急请德使再次向蒋介石传话，表示和谈条件不变，促蒋介石尽快决断。蒋介石不肯承担讲和责任，以“考虑”词令回复，拖延议和。

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淞沪会战结束。从杭州湾登陆的第十军迂回包抄一举迫使国军全面撤退，伤亡很小，锐气十足，狂热军官们不肯在胜利时止步，被日本舆论赞为“推进神速胜利者”的第十军司令柳川平助决心乘胜攻占中国首都，使自已成为丰臣秀吉时代以来日本百年梦想的实现者。11月15日，柳川召开军团会议，让全体军官决定是否乘胜进攻南京。会议决定“独断敢行，全力向南京方向追击，攻陷中国首都南京，屈服中国政府的作战意志、争取更有利于日本的和谈条件”，“粮草不足就现地解决，弹药不足就打白刃战。”会后，第十军迅速向南京进军。

在日军攻向南京的形势下，蒋介石在南京召开高级将领会议，要求高层集体决定弃守还是坚守南京。德国军事顾问福尔肯豪森提出，与其在南京作无谓防守，不如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多数高层也主张弃守南京。李宗仁指出，上海南京间一路平原，军事上无险可守，国军主力上海新败，无力防守南京。对日作战打持久战，不计较个别城池的得失是开战以来大家的共识，与其在南京打无谓的保卫战，不如将守南京的国军撤往长江两岸阻止日军的攻势。蒋介石何尝不知道弃守南京在军事上的合理性，但他有难言之隐。其一，弃守都城将影响国民政府和他本人的形象。在中国古代和西方，战败投降天经地义。清代有了“清流”和汉奸骂名以来，主战、高喊军民与城池共存亡才被认为是爱国，为免生灵涂炭而主和，接受城下之盟都被骂为卖国、汉奸。张学良因弃守东北而背的了不抵抗骂名，他不想因弃守南京而北投降或卖国骂名；其二，他希望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来解围。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斯大林通过不同渠道传话，苏联不会坐视日本侵华。就在几天前，伏罗希洛夫元帅在宴别中国代表张冲时还传话，在中国抗战到达生死关头时，苏联决不坐视。蒋介石当然不会相信苏联会真心帮助中国，但他宁愿赌一把，也不想挨骂；其三，他仍期待九国公约国会议决定对日本采取制裁行动，迫日本撤军，那样他就不用承担和谈责任了；其四，他知道国军各派系在质疑他让地方军、杂牌军去与日本拼而保存中央军实力，如果不战而弃守南京他将难以军法处置不战而逃的守将。在为免生灵涂炭承担议和责任与打一场军事上毫无意义的形象保卫战之间，蒋介石选择了后者，决定打一仗给斯大林看、给公约九国看、给唱“血战到底”高调者们看、给各派系看的形象保卫战。

11月16日，蒋介石再次召开高层会议讨论保卫南京问题。他在会上石定下基调：南京保卫战必须打。由于上述考虑摆不上台面，于是他搬出“国父陵寝必须保卫”作为保卫战的理由。蒋介石唱高调，众高层照跟，谁也不再力主弃守或宣布不设防，会议冷场。李宗仁打破沉默提出，如果一定要守南京宜只作象征性的防卫以减低战火摧残，也避免国军在新败后再遭重创。在象征性防卫还是坚守这一重大问题上，蒋介石不作表态，因为他知道，象征性防守显然还不如宣布不设防，且下令作象征性防守还是要背妥协投降骂名；他更不能明说死守，那在军事上完全无理且须对重大牺牲负责。休会时，蒋介石向过气军阀唐生智表示，如果没有适当守城主将人选就自己留下来守南京。唐知道，蒋意思是让他挂帅守城。

11月18日，蒋介石召开第三次会议，强调要守卫南京，称若无人愿意留下来他将亲自指挥守卫南京。唐生智站起来配合说：“我愿与南京共存亡。南京不仅是我国的首都，而且是国父之陵所在地。如果我们不战就放弃南京，对不起国父的在天之灵。我愿意与南京共存亡。”蒋、唐一番话使军事会议变成了政治会议，唐的死守高调等于给弃守、不设防之议戴上了投降帽子。谁也不愿被指为怯战、投降，于是众高层附和高调。蒋介石当场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城防司令。作为最高统帅和会议的主持者，蒋介石在李宗仁提出的象征性防守意见和唐生智的“誓与南京共存亡”高调之间不作出明确的指示。于是，连续三次的最高层的军事会议在人人怕挨骂的气氛中不明不白地结束，在对南京三十万军民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上模棱两可，没有人说得清会议决定的到底是死守还是象征性短守。11月20日，国民政府在中日军队在苏州、常熟激战的形势下宣布迁都，发布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蒋介石任命罗卓英、刘兴为南京城防副司令。迁都宣言发布后，南京民众纷纷恐慌外逃，在南京的外国人自发地组成了“国际委员会”，推举德国人拉贝为主席，在金陵大学，教会医院，高等法院，各国使馆，包括日本的领事馆以及国民政府建筑内设立了“南京国际安全区”，向难民提供庇护。在国民政府撤离前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唐生智发誓与南京共存亡，随后下令南京戒严，破釜沉舟，断绝十几万大军守城官兵的退路。12月1日，国民政府机关开始撤离南京，南京市长马超俊命令南京市民移居到“国际安全区”，将南京的行政责任委托给了“国际委员会”。

11月下旬，日军参谋本部的多田骏吃惊地接到第十军已擅自向南京进军的情报，赶紧命令第十军停止前进。第十军“以下克上”，不理会参谋本部的命令，向南京迅速推进。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大将不想让柳川平助轻易得了头功，也擅自向南京进军，同时致电军部要求批准向南京进军及占领南京。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根据秘密制订的《京沪保卫战计划》开始在上海与南京之间修建了两条防御线：吴（苏州）福（福山）线和锡（无锡）澄（江阴）线。由于蒋介石一再拒绝有序撤退，致上海大军“兵败如山倒”，来不及在苦心修建的两防线布防，也根本找不到工事图和防御工事的钥匙，吴福、锡澄两防线完全没有发挥作用，惨遭迅速追击的日军行军越过。至11月底，日军占领了苏州、无锡、常州、江阴要塞，形成了对南京的合围。由于推进过于迅速，日军的后勤保障问题显现，弹药食品成了问题。在此之前，国军已实施了“焦土”政策，先行焚烧，使日军很难得到补给，进向南京的数万日军按照司令部的命令，实施“就地征发”，即就地抢劫物资。在蒋介石拖延回应日本主和派两度提出的停战提议的半个月中，日军参谋本部的强硬派抬头，压倒了主和派。12月1日，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和陆军参谋本部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在狂热军官们的压力下向强硬派低头，发出了向南京进攻的《大陆命令第八号》，“命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克敌国首都南京”，任命松井石根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全权指挥“攻略南京战役”，由朝香宫鸠彦亲王（天皇叔父）中将接任松井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之职。

蒋介石感到将日本方面的议和提议一直隐瞒下去不是办法，向高层如实报告又感到为难，于是命外交次长徐谟陪同德使陶德曼来到南京，让徐、陶向众高层作个交待。12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再召开高层会议，让徐次长向高层报告他隐瞒了近一个月的“广田和平建议”。报告后，众高层追问日本是否还历其它条件。得知日本方面没有其它条件，众人均表示可以接受日本提议，应尽快停战。蒋介石还是不作决定，逐个问众高层的意见。唐生智沉默，白崇禧说：“如果是如此条件为何要继续战争？”徐永昌说如此条件，可以答应，顾祝同同样答复。蒋再问唐生智，唐谓赞同众人意见。众人全部表态同意后，蒋介石表示：德国调停不应拒绝，但必须强调提醒日本在谈判完成以前不要公布任何提出的条件。”[16] 当晚，蒋回复德使陶德曼说，中国愿以日本提出的条件为基础与日本开始和谈，但假如他全部同意这些要求，中国就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中国就会发生革命。他再要求德方、日方对谈判一事严格保密。

12月5日，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复电蒋介石，对国民政府请求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的电报称苏联必须在九国公约签字国或其中大部分国家同意共同应付日本侵略时才出兵，实际是宣布一个月前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决不坐视”承诺作废。前三次南京高层会议期间，蒋介石决定打南京保卫战的主要考虑一是赌斯大林出兵中国对日作战，二是要等列强出手迫日停战。收到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复电后上述两个南京保卫战理由都已经不成立，苏联摆明是不出兵了，九国公约会议已摆明不采取对日干涉行动了。按说，蒋介石有充分理由立即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下令军队撤离，使南京免遭战火，同时也有充分理由当机立断接受日本一个月前提出的，国民政府众高层一致同意（除一个唐生智外）的和谈条件。然而，蒋介石在这时仍然拒绝停战，坚持打南京保卫战。其理由已经很清楚，他要以打一场南京保卫战来维护自己的形象，避免自己被骂为妥协投降。当晚，蒋介石拜谒中山陵后离宁。

12月6日，蒋介石在汉口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命徐谟将日本的停战建议再报告一次，然后请陶德曼将其“以日本条件为和谈基础”模棱两可答复通过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转告日本外相广田。而这时，接受日方条件实现停战机会已在蒋介石的拖延中不复存在，即使蒋介石此时明确接受日方的议和条件也无法达成停战了。因为，日本的主和派从来没有完全掌控大局，所提“不要承认满洲国，不要赔款，仅要恢复战前态势”的和谈条件有利于中国接受，但为日本强硬派反对。在蒋隐瞒拖延的近一个月中，日军的军事胜利鼓舞了强硬派，主和派垮台，强硬派主导了政府和军部，不再承认主和派提出的停战条件。在强硬派的主导下，日本大本营发表了一份《解决支那事变的建议草案》，修改了原先的和谈条款，加入了 “正式承认满洲国”，“共同建立一个‘新上海’”，“赔偿日本侨民由于事变而蒙受的损失”等条件，日本政府只好对蒋“以日本条件为和谈基础”传话回复说须征求军部的意见才能答复，实际表明日本政府无法按照一个月以前所提条件谈判。主和领袖石原莞尔见和谈无望，感到日本大难将至，辞职离开军界。

12月7日，唐生智下令：城外国军不许退入城内；城内国军不许逃出城外；设连坐法以绝士兵的退路。作为南京守军最高司令官，唐生智只是将兵力分成外围与城墙守备两部，而没有下达明确的作战计划和出击，应变、后勤支持等具体安排，特别是没有为南京城内军民有序撤退作出安排。这时日军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南京，南京军民的退路只剩下下关江边一个出口。唐生智下令撤掉从下关到江对岸浦口和上游武汉的渡轮，收缴江中所有船只以断绝南京守军的退路，命令防守挹江门的第36师和长江北岸的胡宗南部对任何擅自渡江逃跑者格杀勿论；命令江北胡宗南的第一军射击渡江北上的船只。在要求三十万军民殉城的同时，唐和一些高层将领写下了军事史上丑恶的一页：各自为自己预留了逃跑的汽艇、小船。

12月9日，日军向南京城内空投了《投降劝告书》，其中说：“百万日本军已席卷江南，南京处于包围中。由战局大势观之，今后交战有百害而无一利。惟江宁之地，乃中部古城、民国首都，明孝陵、中山陵等古迹名胜猬集，颇具东亚文化精髓之感。日本军对负隅顽抗的人格杀勿论，然对无辜民众及无敌意之中国军队则以宽大处之，不加侵害。至于东亚文化，尤存保护之热心。贵军如继续抵抗，南京将焚于战火，千年文化将毁于一旦，十年苦心经营将化为乌有……。”唐生智拒绝劝降，重申全体军民与南京城共存亡。

12月10日，日军向南京城外围的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３峰等阵地发起了进攻。由于松井石根大将下令保护名胜，禁止日本在进攻中用炮，战斗成为短兵相接的搏斗。日军遇到坚守中华门和雨花台的国军第88师的顽强抵抗，日军一度占领光华门，国军教导总队反攻夺回，双方极为伤亡惨重。关键时刻，蒋介石突然插手南京战事，于12月11日晚通过顾祝同电告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也。”12月12日晨，蒋介石改令再电：“此激战后，若敌不敢猛攻，则只要我城中无恙，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为我革命转败为胜惟一之枢机。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策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17] 12日当天日军攻破中华门，蒋介石得到的消息后再改命令，于下午电话命唐生智撤退。

接蒋令后，唐生智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匆匆宣布撤退，但没有说明如何撤退、谁先退，谁断后，只是口头发布了“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的命令。会后，他带着卫队径自逃到下关，乘预留的专用汽艇渡江北逃，一走了之。匆忙中，唐竟忘了向防守撤退通道挹江门的第36师传令解除对撤退者的格杀令和对所有船只渡江的禁令。主帅一跑，众高级将领有样学样，纷纷逃往下关，乘偷偷保留的专用船逃命。第36师师长宋希濂率部撤退时不管其它部队死活，先下令关城门，过江后又下令烧船。低级军官听说长官往下关去了，也跟往下关逃跑，当兵的再跟随。于是，数万国军部队和南京市民潮水般地涌往下关，大军土崩瓦解，自相践踏。守卫挹江门的第36师执行督战令，向撤退军队开枪扫射。经过激烈的国军间内战，逃命部队战胜守江门部队，冲开了挹江门时，逃命通道上叠起了几层尸体。逃到江边的军民发现无船渡江。军民们只好抓一块木板、一条树枝跳进江中，试图游水渡过两公里宽的长江，结果不是冻死江中，就是被江北未接到撤退令的胡宗南部开枪射杀。部分士兵见无法渡江就返回城中，扔掉武器，脱掉军装，化装成平民潜入保护平民的“安全区”。整个南京保卫战，在对日军战斗中阵亡的国军并不多，而死于自相残杀、自相践踏、溺江死亡、江中射杀者约有八万之众。[18]

12月13日，攻城的日军吃惊地发现，顽强抵抗的中国军队突然失踪，南京城不再有人防守。入城后，他们见到处都是国军抛弃的军装武器，知道有大批中国军人潜藏城内。入城后，日军华中方面军在淞沪之战中曾受到中国平民和学生组成的“便衣队”袭击，于是在南京“安全区”实施了大搜捕。搜捕中，脱掉军装的国军士兵对日军展开袭击。日军加大搜捕力度和范围，将怀疑为军人者一律处死。攻陷中国都城的消息传到日本，各地举行了提灯庆祝游行，东京人涌向皇宫，“万岁”呼声响彻全城。华中日军在占领南京后暂停了攻势，因为他们相信首都陷落后国民政府会投降。

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以武汉为临时首都，将部分机关西迁重庆。而在此时，延安也在庆祝南京沦陷。毛泽东在延安举杯为国民党政府丢了首都干杯。他后来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就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 [19] 联系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阐述的让日、蒋火拼消耗的战略方针，在南京沦陷后举杯庆祝，潜伏共谍刘斐在高层会上力主张死守南京，唐生智要求军民殉城作破釜沉舟安排，刘、唐二人在中共建国后均获任高官等事实，史家不禁怀疑国军南京守军从死守到突然逃跑，自相残杀过程中有中共的谍影，刘、唐可能是在执行毛的战略。

南京保卫战是统帅只顾个人名誉，不顾生灵涂炭的典型案例。在淞沪新败，南京无险可守的形势下，蒋介石决定打一场“形象保卫战”，否决了众将领和德国顾问提出的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的建议，但在军民殉城死守还是象征性防守，守多长时间，怎样撤退等一系列关系几十万军民性命的重大问题上不作明确指示。他不便言明的考虑是，明说象征性防守等于指示可以逃跑，也会被骂为不抵抗。于是他私下授意唐生智出头唱死守高调。遵蒋之命，唐多次唱殉城高调，作自断退路的部署。作为最高统帅，蒋介石离南京前下达指令模棱两可，既像是李宗仁建议的象征性防守，又像是支持唐生智声言的“誓与南京共存亡”。可悲的是，不光最高统帅蒋介石怕背骂名，唐生智唱爱国高调时，所有的高层将领无人敢向汪精卫那样不怕挨骂地批评不负责任的高调，每个人都怕背骂名、都不想坏了自己名声。中国文化中要面子、说大话、许逃跑不许投降的恶劣品质在保卫战决策会议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唱爱国高调留芳名，避免生灵涂炭留骂名的恶劣传统之下，蒋介石、唐生智为一己名声，先是唱死守高调，又夕令朝改，朝令夕改。蒋在命令“持久坚守”的电报中称“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这时苏俄和美英都已明确表示不会出兵干涉，“大变”之词显然是为荒唐决策作说词。蒋、唐二人的突然下令撤退直接造成了数万国军将士死于自相残杀与践踏。弃职率先逃跑的唐生智因握有蒋介石撤退令而不受追究。从唐在会上慷慨激昂唱高调，又偷偷为自己预留汽艇的事实看，蒋、唐在唱“与南京共存亡”高调时已经约定了虚张声势打一阵就撤，已经约定了“相机撤退”。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两位统帅在拿军民生命儿戏。不管蒋、唐是否事先约定虚张声势，南京保卫战都是枉赔十几万性命的荒唐战例。

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全国公告对国军将领的奖惩决定。对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龄等抗日烈士重申褒扬，对四十余名将领惩处。其中，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榘、放弃雁北天镇的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被以不战而逃的罪名枪决，白崇禧、陈诚被降级等等。韩复榘在临刑前大呼冤枉说：“我丢掉山东该枪毙，刘峙统率十几万大军，一夜之间失地千里，为何逍遥法外？丢掉上海、南京、武汉，又该枪毙哪个？”杀韩之举证明，蒋介石坚持要打一场南京保卫战的用意之一是要证明自己没有不战而逃，要堵属下的嘴。不过，他枪毙韩复榘只是剪除异己之举，因为他没有追究临阵脱逃，造成数万国军死于自相残杀的唐生智。

12月26日，陶德曼向蒋介石转达日本强硬派增加了新条件的停战建议。蒋推托有病，命宋美龄和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代接见。张群知道蒋介石不想拍板讲和的苦衷，向蒋献策说：“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意思是说多打一阵，待河山破碎后再讲和就可获谅解，不坏名声了。蒋介石接受献策，表态拒绝日本新条件。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对华声明，“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为中日和谈之对象，中日问题绝无第三国调停之可能”。至此，日本请德国作的三次调停以失败告终，中日和谈达到停战的大门关闭，中国长期抗战的大幕拉开，斯大林变日苏战争为中日战争计划大匹敌成功，从此不用再担心日本北攻苏联。

为掩盖将帅制造自相残杀事实，国民党宣传部将南京的死难指为全部日军所为。但查阅当时报纸，重慶國民政府和延安的中共政府均无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抗議、譴責。1938年，国民政府代表在国际上谴责日军在南京屠杀了两万平民。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向联合国提交了南京被日军占领后约十万人遇难的统计数字。因这一统计数字没有区分战死者与被屠杀者，联合国没有通过谴责日本屠杀的决议案。建国后，中共在南京修建了“雨花台烈士纪念碑”，纪念解放南京过程中牺牲的解放军，而没有立碑纪念南京保卫战前后的死难者，理没有立碑纪念过大屠杀死难者。1980年代开始，中国出现了“南京大屠杀”的说法和日军在南京屠杀了三十万人的数字。这些说法是新一届领导层利用民族主义情绪之举。因为，在国民政府时代和毛泽东统治时代都没有“南京大屠杀”说法。1975年版《新编中国史》关于南京沦陷只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南京防御失败”的记载。国际学界的主流意见并不支持“三十万人大屠杀”的说法，认为这一说法不能在尸体掩埋、当时南京人口记载、安全区收容了二十多万人事实等方面自圆其说。南京人口統計显示，日军占领南京后外地難民大量湧入,南京居民人數迅速增加数十萬。国军將領衛立煌在回憶錄說他曾便衣進入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市區，见市容煥然壹新，市民們豐衣足食，是國統區難以见到的景象。事实上，南京沦陷时尸体最多的地方是挹江门和江边，那是国军一夜自相残杀、自相践踏、军民被射杀江中、冻死江中所留下的场面。如今宣传“南京大屠杀”的出版物所提出的照片证据其实多是这些场面。

当年庐山谈话会上、南京保卫战高层决策会上，大家为了自己名声合力营造了唱高调才爱国的环境。如今，环境依旧，质疑“南京大屠杀”者会被指为汉奸，说大屠杀死难人数少于三十万者不见容于中国。中国民间关于建立镇反运动、土改运动、反右运动、大饥荒、文革受害者纪念馆的呼吁均不获准，唯独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获准建立；反映日本人在华烧杀的文艺作品受到鼓励，反映沙俄、苏俄在华的烧杀的作品则被禁止，显示纪念南京大屠杀活动和民族主义环境是当局推动的结果。

徐州会战

占领太原后，日军停止了在华北的进攻，转而在南方进攻，试图打通南北战场。12月下旬，攻陷南京的南路日军渡长江北上，先后占领滁县、蚌埠等地，在淮河一线与国军形成对峙。1938年3月，北路日军板垣征四郎率日军第五师团进攻临沂，矶谷廉介率第十师团沿津浦路南下，进攻滕县。坚守滕县孤城的川军第41军122师与日军血战两天，全军覆没，师长王铭章发出“决以死拼报国家”的最后电文，与112师大部分将士壮烈殉国。攻占滕县后，日军继续南下，在沙沟击败汤恩伯部第52军后逼近大运河和徐州东北30公里的台儿庄。蒋介石调国军仅有的9门155厘巨炮、反坦克炮和几架飞机配合台儿庄国军作战。这一支持虽数量有限，但对国军的士气鼓舞极大。3月下旬，濑谷支队向台儿庄发起了进攻，孙连仲率第二集团军死守待援，伤亡过半。4月初，汤恩伯军赶到，李宗仁前往台儿庄郊外指挥国军击退了濑谷支队。

七七事变以来，日军所向披靡，不断向中国内地推进。台儿庄之役首次顽强阻击，迫使日军撤退，虽然称不上什么胜仗，但国民政府太需要一个好消息来振奋人心，于是发布了歼灭坂垣、矶谷两师团两万余敌的台儿庄大捷的报导。消息传出，武汉几十万人举行了庆祝台儿庄首捷的盛大游行，歌声和爆竹声响彻云霄。中国史书就有吹嘘、撒谎传统。如《汉书》中的汉高祖大败匈奴、汉武帝大败匈奴实际是兵败进贡，“海内虚耗， 户口减半”，《宋史》中的黄天荡大捷实际是宋军全军覆没，“世忠仅能自免”，雅克萨大捷实际是清军万余打俄军数百，战后清王朝割地，镇南关大捷实际是清军数万打法军千余，战后赔款等等。“台儿庄大捷”宣传是吹牛传统的延续。虽然日军板垣师团认为台儿庄之役丢人，给予濑谷少将转为预备役的处分，但国军损失惨重。当时国军装备太差，打几枪就没有子弹了，只能靠血肉之躯去与日军的优势火力拼，国军士兵腰缠炸药包去与日军坦克同归于尽，当然谈不上什么胜利，能守住已经是可歌可泣了。台儿庄战役后，国民政府为鼓舞士气，基本逢战必吹，搞到捷报频传，越吹越离谱，例如将国军伤亡四万余，日军伤亡三千余[20] 的第一次长沙会战吹嘘为“湘北大捷”，将国军五万余人久攻日军一个大队扼守的要隘不下的昆仑关战役（桂南会战）吹嘘为昆仑关大捷等等。抗战胜利后蒋纬国主编的国民革命战史对台儿庄之战仅“台儿庄方面，战区以第二集团军之一部（第三十一师）固守”数语，从侧面否定了台儿庄大捷之说。张发奎將军后在自传中直言“我们几乎从未取得一次胜利。”

1938年5月，日军兵分五路，进攻徐州，国军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徐州，命第五战区部队向豫、皖边界山区撤退。日军占领徐州后，沿陇海铁路西进，于6月6日占领开封。为阻止日军前进，蒋介石下令在郑州东北花园口附近炸开黄河大堤，以水代兵。日军被迫向黄泛区以东地区撤退，徐州会战结束。会战的结果是，国军六十万大军与几万日军周旋了五个月，丢弃了几乎全部重装备，从日军的包围圈逃出。在当时双方国力、军力、财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会战也只能是这样的结果。尽管会战失败，王铭章等数万为国捐的国军将士永载史册。

武汉会战

日军受阻于决口的黄河，被迫中止沿淮河主攻武汉的计划，改沿长江两岸进攻。蒋介石坐镇武汉，调集130个师和各型飞机100余架、各型舰艇及布雷小轮30余艘，共110万人，利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地区有利地形，组织防御。1938年6月，日军波田支队(台湾混成旅)由芜湖溯江西进，击退了川军杨森部攻占了安庆，随后沿长江西进，于6月下旬抵达了马当。马当江防要塞由德国军事顾问设计，经数月修建，坚固异常，蒋介石相信凭此可阻止日军至少一个月。然而日军采取迂回办法轻易攻占了马当炮台。而陈诚指挥国军第16军和第49军反攻马当时，日军凭借坚固的马当国防工事反让国军屡屡受挫、伤亡惨重。陈诚只得下令放弃进攻马当，退守彭泽。波田支队顶住国军反攻后，与来增援的106师团配合，于7月领了彭泽、湖口、九江，于8月攻占了瑞昌。

9月25日，日军106师团的穿插部队在德安万家岭地区迷路，被薛岳指挥第4、第66、第74军围攻，经激战三昼夜，国军以阵亡两万多人的代价歼灭日军数千人。被围日军得第17师团增援突围。此役为赣北作战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一役，时称“万家岭大捷”。国军以弱击强，以血肉之躯抵抗日军优势火力，伤亡数倍不可避免，能歼灭日军第106师团近半已是最成功的战役了。战役中，国军153旅副旅长张灵甫率精锐小部队攀悬崖奇袭德安张古山，然后坚守数日，重伤致残，为国军围歼日军第106师团四个联队立下了大功。不幸的是，张灵甫没有死于抗战，而是后来死于了内战，抗战英名被长期掩盖。

青岛、上海沦陷后，广州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港口。1938年9月，日军攻占了江防重镇广济，国军被迫从江防要塞田家镇撤退，武汉的江防门户洞开。蒋介石抽调一半粤军去保武汉，致广东的防守空虚。10月11，日海军一部从广东大亚湾登陆，连下淡水、惠州、博罗和增城，于21日攻至广州城下，守将余汉谋为保存实力下令弃守。

随着广州失陷，粤汉铁路和国民政府最后的海上交通线被切断，重兵防守武汉失去了战略意义。蒋介石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决定弃守武汉。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说：“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誓言将“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戮力于全面、持久的抗战”。

10月底，日军占领武汉，历时四个半月的武汉会战结束。日本大本营以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迅速攻占武汉，“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国的战争”。然而，中国政府没有因武汉、广州的失守而屈服。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没有达到结束战争的目标，而是战线拉长，战争范围扩大，速战速决计划失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

会战中，国军伤亡数十万，十倍于日军，其原因除了力量对比悬殊外，国军严重的派系、军制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军事委员会为协调派系、资历等等所苦，无法根据作战需要去调配兵力，军令须经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五个层次才能到达部队，造成指挥不灵，贻误战机。万家岭之战胜利的重要原因是，各军搁置派系之争，中央军嫡系与杂牌川、粤军同仇敌忾，良好配合。武汉会战期间，中共隔岸观火，乐于见到两败俱伤。时任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的周佛海写道：“在被包围的汉口的双十节庆祝会上，郭沫若惊人地宣布接到了前线来的一个电话，说取得了一次战胜日军的大捷。当我听到周恩来、郭沫若两位在记者招待会上发布纯属虚构的报告时，我的心都碎了。这些报导的目的只是为了欺骗广大的老百姓。他们怎么可以号召人们誓死保卫已经注定要沦陷的汉口呢。”[21]

“七七”事变时，日本黄金储备，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不过14亿日元，从海外输入的军需物资总额约10亿日元。随着战线拉长，日本国力军力无法应付，国会在20亿日元的临时军事预算用完后不得不将军费支出预算增加到50亿日元，国内劳力、粮食、能源和军事物资供应出现危机，“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用于装备扩建的军队。日本政府预算的1939年财政支出为100亿日元，其中军费开支高达80亿元。日军参谋总长坦言：“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难以维持”。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成立了工矿调整委员会，开始实施工商企业内迁计划。武汉会战中，国民政府开始了迁都重庆的安排。这时的中国的工业仍极为落后，“三大产业”是机制面粉，纺织和火柴业而已。国民政府实业部1937年注册登记资料显示，全国符合工厂法规定标准的工矿企业仅4000家，绝大多数在江苏、上海、浙江，其中上海拥有全国半数以上的制造工业和四成的工业资本。企业主当然不愿内迁。他们知道，搬迁将使他们的企业丧失生产能力。不过政府强制实施，工商企业也只得从沿海沿江地区迁往大后方。

占领武汉后，日军对宜昌形成了包围，在宜昌待运的九万多吨工业器材必须在长江枯水前的四十天内运川，否则在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将无法运输。按当时运力计，运这些物资和人员至重庆需要一年。在民生公司老板卢作孚的主持下，宜昌工业大撤退奇迹般地如期完成了。卢作孚后来回忆说，那一段时间里，三峡两岸衣不蔽体的纤夫昼夜拉纤，装货灯光彻夜映在江上。岸上抬机器、物资的队伍排成长龙，歌声，汽笛声、轮船上起重机声在江上回响，组成了悲壮的团结抗战的交响曲，显示出了国人抗战的力量。

宜昌工业大撤退成功地保存了民族工业的命脉。战前上海工厂和近5000家工厂，迁往后方者不过200余家，其中著名的企业有荣宗敬的申新纱厂、福新面粉厂、茂新面粉厂，刘鸿生的大中华火柴厂、上海水泥厂、章华毛织厂、华丰搪瓷厂，王云五的商务印书馆，胡厥文的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等。武汉地区工厂迁往大后方约150家。在国民政府的推动下，一批军工、发电、冶金、机械、化工、电器仪表、石油化工等工矿企业在大后方迅速建起来。内迁后，工商业者生活困难自不待言。工业内迁的一大难题是动力。内地的基础薄弱，工厂的动力得不到保证。工业需要的石油制品运到后方须付出“一滴汽油一滴血”的代价。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多的战略轰炸（重庆大轰炸），造成大后方惨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工厂在频繁空袭环境中生产，其困难可想而知。

第 29 章 中共避战与扩张

洛川会议与红军改编

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平津沦陷，淞沪开战的国难中在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任弼时、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二十二位政治局委员、各方面军主要负责人及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会上，总书记张闻天作了《形势报告》，在其中中称：蒋介石一贯反共，中共在抗战中应效仿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策略，让蒋、日火拼，两败俱伤。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在其中提出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方针为：军队不受国民政府调动，避免对日作战，专注发展壮大。他要求八路军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夺取国民党的地盘，要求对政府方面对日作战军令以各种借口推托，等待日军杀伤国军后推翻国民党政府。毛泽东在国难中提出的避战方针让众高层一时难以接受。因为大家都记得清楚：在西安事变前蒋介石调集大军进逼陕北时，毛泽东曾率包括二十多位红军将领在内的四十六位中共高层联名致书蒋介石及西北各军将领，呼吁“国势垂危，不容再行箕豆之争……深望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红军愿作前驱，愿担任一定的战线，愿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1] 西安事变后，中共向国民政府作出了“四项保证”，其中主要内容是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挥；芦沟桥事变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九位中共中央领导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等数十红军高级将领聯名发表了“服从国民政府领导”，“请缨上阵杀敌”的宣言；[2] 7月23日，毛泽东还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声明，在其中宣称：“中国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的自由解放”。众高层感到明里通电请战，暗里坚决避战说不过去。张国焘乘机挑战毛泽东说：在民族危亡、国军抗战之时，中共不应作壁上观，而应履行“四项保证”的承诺，与国民党并肩战胜日本侵略军。张的上述意见只是权斗策略而非出于国家民族考虑。因为，在苏联入侵满洲中苏开战时，大家都高喊“武装保卫苏联”，有民族意识的陈独秀等人早已离开了中共。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等人发言支持张国焘的意见。周恩来也非出于国家民族考虑，而是因为他负责与南京国民政府周旋，刚刚率队上庐山“请缨杀敌”，感到刚刚保证服从国民政府指挥立刻拒绝服从、拒绝作战难以向国民政府方面交待。他提出，既然战争已经开始，中共已经承诺红军将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不履行到前线与日本战斗的承诺会损害共产党的国内国际形象，还会使国民政府拖延或取消对红军的军饷及武器弹药供给。

由于反对者众，毛的避战策略一时无法通过。于是，毛泽东再用遵义会议时休会，在会下个别说服的策略，推张闻天出面宣布休会三日。在国军激战，中共众高层集中休息的三天中，毛、张逐个说服周恩来等人说，若无日本人入侵，中共军队总是处于被国民党军围剿的境地，现在日本人打来，中共获得了安全环境，应当利用机会壮大军队才能在将来得天下，真与日军开战可能被迅速消灭，避战策略虽不好听，但很实惠。周等人纷纷表示接受。

复会后，毛泽东将其避战保存实力，趁机发展壮大的方针作了字面修改，改为“强调独立自主，自我保护和自我发展的基本原则”，将向国民政府控制区扩张称为建立抗日敌后根据地，获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3] 会议决定，在抗战中采取明一套暗一套的作法，明里对国民党政府作“四项保证”，内部坚决拒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司令长官的军令，所有国民政府的军令须先报告延安，听候中共中央的决定，红军除名称改为国民革命军外一切照旧，红军和根据地的一切仍按中共中央的决定行事；在国民党区域里的中共组织，除少数人可以露面外，仍须保持为地下组织；中共军队坚持游击战，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主要任务是壮大军队，扩张根据地。毛泽东将上述方针总结为：“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4] 毛泽东这里的“一分抗日”是为使避战方针不显得过于露骨的说法，他实际禁止八路军对日作战，“一分”也不允许。

洛川会议对于中共的意义可比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帮助中共摆脱了被围剿的危机，而洛川会议的方针帮助中共从弱小走向壮大，军队从三万人发展到了百万大军。洛川会议定下的方针对中共极为实惠，但在国难当头时制定的这一方针实在见不得人。因此，中共将洛川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张闻天、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讲话内容列为机密，从毛、张文集和中共党史资料中删除，使国人了解到洛川会议只是关于抗日高调，红军接受改编，中共宣言服从国民政府军令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等。此后几十年，周恩来经常提到的“毛泽东在危机的时刻挽救了党”说法，主要是指毛在洛川会议上制定的避战方针。

在中共洛川会议召开的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共服从政府的“四项保证”，宣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９月11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下辖三个师，每师定员为1．5万人。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总指挥副总指挥（9月11日改称总司令、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由红一方面军改编的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红二方面军改编的一二零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治部主任关向应）和红四方面军改编的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林育英，林因病去职后由邓小平接任）。

根据毛泽东对抗日“十分宣传”的策略，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后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积极抗战姿态。8月29日，朱德、彭德怀以八路军正副总指挥的名义向全国发表就职通电称：“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兹幸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中共发表的十大纲领和通电受到国人的热烈欢迎。9月22日，中共中央再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重申四项承诺：

1）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2）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3）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4）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共合法地位说：“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其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证明中国今日只有一个努力之方向。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5] 几天后，毛泽东命一一五师赴太行山区，一二0师赴晋东北关清山区，一二九师赴晋东南吕梁山区，去建立“敌后根据地”。10月， 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华南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中共中央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

“平型关大捷”

占领平、津后，日军增兵华北，第五师团（板垣征四郎电动车师团）在一个月内相继攻占了南口、居庸关、横岭、怀来、延庆、张家口、宣化，以数千伤亡的代价造成国军数万伤亡，迫使国军汤恩伯部第十三军全线撤退。1937年9月13日，日军攻占了山西重镇大同。阎锡山收缩战线，布防于娘子关、平型关和长城一线，在恒山、五台山，在平型关布下口袋阵。9月21日，日军的第五师团的前锋部队进入平型关口袋阵，陷入苦战。日军后续部队兵分二路，一路直接参与平型关作战，以解日军第五师团前锋之围，一路则是绕道越茹口，包抄国军平型关阵地的侧后。9月29日，日军攻占了繁峙，威胁到国军侧后。阎锡山为避免腹背受敌，决定全线撤退到忻口阵地布防，放弃口袋阵歼敌计划。10月2日，平型关国军全线撤退，平型关战役结束。10月11日，原平沦陷，月底，忻口失守失去忻口屏障的太原已不可能靠傅作义的孤军守住，11月8日，国军弃守太原，历时近两月的太原战役以国军伤亡十万之众悲壮结束。忻口战役中，国军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壮烈牺牲。郝梦龄将军在战役前给妻子的遗嘱中这样写道：“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

率一一五师入晋的林彪名义上服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但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实际拒绝阎锡山的战区军令，率一一五师脱离抗战，转入太行山北部去开辟地盘。脱离战事之前，一一五师曾贤生连长不甘临阵脱逃，擅自率所部突袭了停放在老君爷庙西南干河滩上的日军第五师团补给队的十余辆汽车，歼敌数十，缴获了汽车上的军大衣等物资，随后率连队赶上了大部队。[6] 毛泽东对平型关袭击战斗虽然不满，但战斗已经擅自打了，他顺势而为，指示“以后要避免这种牺牲重大的战斗”，同时要求大力宣传。根据指示，八路军总部将一一五师本来已经夸大的战斗再夸大，上报阎锡山说：“缴获汽车60余辆，俘敌300余名”。[7] 对于八路军的吹嘘战报，国民政府只管鼓励嘉奖，并不追究细节。国民党宣传部按照吹嘘传统，在报南京军事委员会、军政部、中央日报再将战果夸大为：“与有坦克车的敌军万余人，反复冲锋，将进攻之敌全部击溃，现残敌溃退至小娄村。并缴获五辆坦克车”。对于国民党宣传部的吹嘘，上海独立报纸质疑捷报说：“日军在平型关的全部兵力不到四千人，怎么可能与敌万余人，反复冲锋呢？以八路军的低劣武器，怎么可能将有坦克车的敌万余人全部击溃呢？”对于中共吹嘘“平型关大捷”，亲身指挥平型关战斗的国军第二战区第十三军团军团长兼十五军军长的刘茂恩将军在回忆录驳斥写道：“在敌军第五师团主力进攻平型关及团城口（在平型关西三十二里），情况紧急时，林彪率部跑开了，潜藏在关右山区杨镇。林彪获知敌军辎重队四百来人，多数徒手，少数步枪，在蔡家峪落后，乃以以大吓小的手法乘机出袭，虚幌一下就逃之夭夭。敌人从北楼口以西七十二里处左翼大小石口、茹越口堡（繁峙县北六十里）突入，迂回威胁平型关我军的后方，致功败垂成。中共为了掩饰他们随便逃走，竟然夸大宣传什么平型关大捷噱头欺骗世人，从此便不听命中央，到处游来游去，袭击国军，破坏抗战。”[8] 日军的战报也从侧面否定了“平型关大捷”。日军统计的平型关战斗（包括对国军作战）日军损失为亡167人，伤94人。[9]

建国后，中共为证明八路军对日作战而在平型关建立了“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将原报的阵地战改称为伏击战，吹嘘一一五师歼灭日军精锐坂垣师团万余人。几十年后，为配合为林彪集团翻案，纪念馆还特别增加了林彪的铜像。

六届六中全会与两面策略

全面抗战爆发后，斯大林派王明回国督促中共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1月，王明率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一行飞到延安，毛泽东率中共众高层到延安机场隆重迎接斯大林派来的钦差，“把王明抱了又抱，亲了又亲”，在欢迎辞中把王明赞为“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10] 在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要求中共服从国民政府的指挥，对日作战。毛泽东不理会王明传达的莫斯科旨意，坚持按中共的利益行事，对莫斯科采取阳奉阴违，表面不否定王明提出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内部指示八路军、新四军拒绝国民政府调遣，对日军坚决避战。为向莫斯科交待，王明一再要求召开中央全会明确政策。毛泽东不能否决莫斯科钦差的开会要求，不情愿地同意召开全会。

1938年9月，中共在延安召了扩大的六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博古、康生、王稼样、彭德怀、刘少奇、陈云、关向应、林育英（张浩）、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等17位中央委员，及毛泽东扩大进来的贺龙、邓小平、罗荣桓、彭真、林伯渠等38位党、军亲信。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重申洛川会议决定的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方针，强调游击战争和党的纪律，八路军、新四军只准游击，对擅自对日军开战的干部要执行军纪处罚。毛泽东这里的游击战说法与洛川会议中的“一分抗战”说法一样，仅仅是为了不太露骨，实际要求“游而不击”，禁止对日作战。为让莫斯科和中共党员容易接受，毛泽东在报告中将其“游而不击”策略称为“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报告之后，王明作了题为《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报告。他重申莫斯科指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要求“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友党、友军采取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的工作方法和方式。”针对王明的主张，毛泽东再作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以“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说法否定王明的“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同时也否定了西安事变后向国民政府作出的“四项保证”。毛泽东在报告中重申禁止八路军、新四军执行国民政府的命令，强调“蒋介石始终是敌人，中共现在就要准备打倒蒋介石，武装夺取政权，要利用日本侵略大张旗鼓地在敌后发展，必要时坚决打国民党军队。”

毛、王的不同报告形成了冲突。二人都在以好听的字眼掩盖真实用意。毛以“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无产阶级领导权”等说法掩盖反政府立场和拒绝对日作战，王明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字眼掩盖服务莫斯科的用意。在对立的两方针间，众高层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方针。其中，周恩来对毛泽东避战方针从反对到拥护的转变具有代表意义。在洛川会议上，周反对对日军避战，经毛泽东在三天休会期间说服勉强接受了毛的方针，但会后不返回南京去与国民政府周旋，而跑到山西一呆就是几个月，称“去前线看看，帮八路军干部办点外交”。毛泽东清楚周不回南京是因为八路军、新四军拒绝国民政府军令，拒绝对日作战，周对国民政府难以交代，活儿不好干，容忍周闹闹情绪。随着中共军队的壮大，周恩来悟出说一套，作一套，明一套，暗一套的实惠，在六届六中全会承认毛泽东是“高瞻远瞩的战略家”，转而拥护毛泽东的避战方针。其他中共高层看到军队人数迅速翻了两番，地盘极大扩张，延安享受着一片安宁的实惠，与周恩来一样思想转变，衷心拥护毛泽东的避战扩张方针。全会上，虽然有彭德怀等极少数高层反对（彭因此在延安整风时成了整肃对象，地位跌落），绝大多数中共众高层表示拥护毛泽东的避战方针。

得众高层拥护，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两面策略”，要求口头上要讲抗战，和服从国民政府，内部则坚决拒绝国民政府染指中共军队，拒绝国民政府的军令，不准对日作战。在这方面，毛泽东已经带了头，在会前亲笔致函蒋介石声称“中共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坚信国共两党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日寇终必失败”，在会议中决定将全会延长至两个月，使得其间八路军、新四军不可能有任何作战行动（这次会后，毛泽东在整个抗战期间以开长会的办法禁止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将会议越拉越长，使高层们会议中渡过了八年抗战）。王明虽有长江局书记头衔，但既无党权又无军权，无力左右毛泽东的政策。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博古等人到重庆贯彻“两面策略”。批判了王明，毛泽东必须向莫斯科作出解释。全会结束时，毛泽东以全会名义致电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汇报会议结果，并派林彪以赴苏治伤为由，向共产国际解释他的方针。这次会后，周恩来不再闹情绪了，回到重庆只管唱抗战高调，贯彻毛泽东的“十分宣传”策略。

毛泽东可以抵制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口号，但暂时无力抵制莫斯科钦差王明召开全会的动议。中共建党时规定每隔一两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六大后建立了几块苏区，随后是几次反围剿、长征，确实不方便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全面抗战爆发后情况不同了，毛泽东为贯彻他的避战方针将高层集中在延安开长会，各根据地太平无事，完全有条件立即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况且中共已经十年没开全国代表大会了，毛泽东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全会根据王明的提议决定召开中共七大。虽然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斯大林认可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决定，但毛泽东非常担心王明会在七大上接任中共最高领袖，采取拖延召开七大的办法，等待时机整肃王明为首的国际派。

六中全会上的一大变化是张闻天的名义领袖地位不再被提起。长征路上，张接受拉拢，与毛泽东联手罢了博古的官，坐上了总书记位。遵义会议后，刚刚重掌军权的毛泽东在讨论攻打打鼓新场的会上以提出辞职来否决多数意见，新上任的张闻天不接受要挟，主持举手表决，撤销了毛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令毛一时不了台，幸亏周恩来出面打圆场，说服与会者取消了表决。长征途中，张与毛多有摩擦。例如，张下令，早晨吹号后，所有人都要起床。而毛习惯早上不起，抱怨说，这类事张本来可以不管。到延安后，张与毛更加不协调：张讲究程序规矩，要求开会有准备，有议程，逐项讨论，作出决定；毛反对按议程开会，喜欢东拉西扯开长会，指张知识分子气太重。一次会上，毛泽东交议一份文件。张拒绝说此议这次会不谈。毛怒将文件扔到了地上。[11] 权力地位稳固后， 毛对张越来越不耐烦，称张为“洋房子先生”，“言必称希腊”（指马列），对中国“一事不懂”。张难以忍受毛的多疑、记怨，满口粗话、独裁、只喜欢顺从者，会议越开越长，东拉西扯，感到难与毛共事，选择主动淡出领导层，主动去搞点理论宣传等无关紧要的事，在党内名义上首位排名不再。六中全会后，张闻天正式离开了傀儡领袖位，不再过问中央决策。几年后延安整风开始时，他更索性申请到周边农村去，以搞调查为名离开延安自我流放以躲避权力斗争。

中共华北扩张

洛川会议后，八路军执行对日避战，专注发展壮大的方针，在华北大举扩张地盘，成倍地扩大队伍，不可避免地与华北国民党地方政府与国民党军发生冲突。毛泽东知道，国军无法对日军和共军两面作战，指示八路军放手扩张，武力消灭阻止扩张的国军，并发明了“搞摩擦”和“顽固派”的说法，将国民党政府军阻止中共扩张地盘的行动称为“搞摩擦”，将拒绝中共扩张地盘的各地国民政府大员称为“顽固派”。

1938 年中，八路军冀中军区和一二O师集中优势兵力，消灭了河北保安司令张荫梧所部河北民军，八路军山东纵队消灭了国军秦启荣部。毛泽东亲自撰文，为八路军这两战叫好写道：“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摩擦专家，简直是无法无天，同汉奸行为，很少区别”。[12] 对于毛泽东指名道姓的攻击，张荫梧发表公开信回应说：“我虽然是一个国民党员，可是我始终认为党的利益并不能高于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在民国1937年9月22日共赴国难的宣言中，已经清楚的提出，放弃赤化运动，取消暴动政策……然而结果却完全与我们的理想两样。表面上他们在高唱‘拥护政府’的口号，骨子里却仍干着曾经宣言放弃的阴谋勾当，别有企图！对于友军，则极尽其破坏之能事。谁都知道，河北民军是河北民众的武装，站在国军的立场，应如何爱护与援助，使其能在华北战场上发生更大作用。而共产党则分化诱驱，企图溶化在其特殊系统之下，将河北三千万人民所有的抗战武力，一变而成为他们一党自私的工具。因为防范得严密，阴谋未逞，便进而采取公开的武装威胁，多方面加以摧残。第一步便是1938年4月29日，暴力解决了民军邢台区司令部张锡九部，并将邢台的民团首领安庆善，路纪武，赵天庆等六人惨杀。民军参谋温文华，是辽县有名的公正士绅，也是一个中国国民党员，毁家纾难，因为批评八路军‘游而不击’，竟予以‘托匪’的罪名而惨杀。河北民军无不为之哗然。1938年12月初，日军由保定沧县向冀中进攻，鹿总司令命令民军第一、第六及特务三团，由南宫北上截击。乃行抵安国、博舒一带，八路军之吕正操部表示欢迎，竟于15日深夜二时，以三千馀之兵力，将其分别包围解决，除第一团力战不屈，突出重围，其馀第六及特务团等，因变出意外，未加防范，大部均被缴械。”[13] 张荫梧所言在理。按照从西安事变以来的中共一再保证和《共赴国难宣言》，中共取消苏维埃政府，服从国民政府，在华北理所当然应该服从河北、山东、山西各省的省政府。但实际的情况是，八路军在河北、山东等地以武力颠覆了省府。中共所谓的“国民党在河北的第一次摩擦”，即国民政府所称的“冀中事变”，是中共晋察冀边区武力取代了国民政府在河北的治权。中共冀中军区司令员兼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吕正操后在回忆录中披露，民军总司令张荫梧手下的政治部主任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显示，中共背弃承诺，继续在国军内和国民政府内发展地下组织。张荫梧率领的三个民团想不到声言服从政府八路军会对政府军动武，结果被中共地下党员与八路军里应外合一举歼灭。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和整理党务决议案，决定成立针对中共的“特别委员会”，反击中共的扩张地盘行动。会后，国民党陆续出台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毛泽东清楚国军无力同时应付日军和八路军，也不敢让外界知晓抗战中的内战，指示八路军根放手对国民党军用强，放手向国民政府管治区扩张。于是，八路军放手对国军用强，一二九师在冀西南发动了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歼灭了国军朱怀冰九十七军军部及所属九十四师、新二十四师等三个师；八路军宋任穷、程子华部歼灭了国军石友三部七千余人，八路军山东纵队歼灭秦启荣、刘桂棠部，重创了国军孙良诚、高树勋部。至1940年春，八路军将国民政府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及所部国军逐出了河北，集中优势兵力击败了驻守山东的国军，从国民政府手中夺取了山东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

在山西，中共的扩张早已开始。斯大林于1934年决定在中国发动促中日开战的“抗日救亡运动”后，共产国际在华资助成立了大批所谓抗日救亡组织，其中在山西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发起了“百万人签名捐款、数万人请缨上战场抗日”运动。华北事变中，阎锡山根据国民政府对日妥协，推迟全面战争的方针将山西的“抗日救国会”更名为“自强救国会”，将“山西抗日救国同盟会”改组为自任会长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牲救国大同盟，牺盟会），提供军费物资建立起牺盟会武装作为抗战预备军队。西安事变后，中共一面作出服从国民政府领导，军队听从国民政府统一指挥，不在军队中发展中共组织的保证，一面指示在国民党军和各地的抗日武装中大力发展中共组织，夺取领导权。根据中央指示，中共北方局派出薄一波、杨献珍为首的大批党员打入牺盟会武装，准备夺权。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从八路军中抽调更多党员打入牺盟会和决死队（山西新军）武装。太原战役后，山西半壁河山沦陷，阎锡山的十几万军队损失了七成，基层国民政府政权大多瘫痪，中共乘机将山西多数县政府赤化为中共武装割据地区，并指示地下党将山西新军、决死纵队拉出来编入八路军。中共称此在国民政府管制区内建立武装割据为“建立敌后根据地”。阎锡山不容中共的颠覆行动，于1939年春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秋林会议），要求共产党履行不在国军中发展组织的承诺，要求薄一波、续范亭为首的山西中共党员退出国民政府领导的军队，将新军（牺盟会和决死队）交回国民政府第二战区指挥。然而，受日军压迫的阎锡山无力对势力壮大的八路军用强，八路军因有日军压迫而有恃无恐，薄一波为首的中共山西领导人拒绝交出新军武装。

12月，阎锡山布署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命令新军决死二纵队配合向灵石、霍县段的同蒲路进攻，中共控制决死二纵队抗拒军令。阎锡山通电全国，宣布决死二纵队叛变，任命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率军讨伐，是为“十二月事变”（晋西事变）。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记述事变写道：“民国二十八年冬，我军发动冬季攻势之际，在北战场方面，原期一举歼消晋南三角地带内之敌军，然十八集团军竟于此时勾引晋省新军薄一波、韩钧、戎胜伍等叛变，这十余团之众，贺龙部且公开援助叛军加以收编，致北战场上之主要攻势计划，完全被其破坏。”[14] 山西“牺牲救国大同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是华北事变后在全国各地成立的众多所谓抗日救亡组织的代表。这些组织是共产国际“武装保卫苏联”指示的产物，它们在抗战中拒绝国民政府军令，拒绝对日作战，专门从事反国民政府，打击国军等表现证明，它们在抗战前打出抗日救亡旗号只是颠覆政府的借口。

为避免暴露八路军实力引来日军进攻和斯大林问“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之罪，中共在获得河北、山东和山西大部分地盘后暂时止步，向国民政府提出谈判划定势力范围的要求，分别派出王若飞、肖劲光到秋林与阎锡山谈判，派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亲赴西安与国民政府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卫立煌谈判。在日、共夹攻中，国民政府对八路军除了退让别无选择。为寻求美国援助，国民政府不敢将内战实情公之于众，只得哑巴吃黄连，同意与曾经保证服从和通电请缨的中共举行停战谈判，划分管制区。1940年5月，国共达成协议：以漳河为界分占冀南、豫北，以汾河和汾阳至军渡公路为界各占山西一半。至此，国民政府被迫承认在华北与中共平分地盘，阎锡山被迫接受一手建立的新军变成共军的现实，与山西的八路军划界而治。中共在华北扩张成功的事实证明了汪精卫关于“长期抗战的获益者只能是苏联与中共”论断正确。中共后来在现代史和党史中将从挑起内战，歼灭国军到迫使国民政府承认地盘的过程称为“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革命家中没有人质疑在国难中打击抗日国军的行动，在晚年也没有人为这样的革命经历忏悔。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两面方针”不仅体现在华北国共战场上，还体现在其“文艺工作”中。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中共文艺工作者执行莫斯科拥蒋抗日方针推出了歌颂蒋委员长的歌曲《人人都爱他》。其中唱道：“吹起军号打起鼓，蒋委员长调队伍。人强马壮真威风，要打退东洋鬼子兵。桃呀桃杏花，李子花，抗日的领袖人人都爱他。吹起军号打起锣，卖国贼汉奸坐大车，五花大绑家家喜，看我们政府扰纲纪。桃呀桃杏花，李子花，抗日的政府人人都爱他。拿着大刀拿起枪，一对一对的上战场，各省军队组织起，学会了游击好自卫。桃呀桃杏花，李子花，抗日的军队人人都爱他。”1938年秋，中共“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 举行的歌唱比赛中，《人人都爱他》成为主打曲目。随着中共掀起打击国军，抢夺地盘的高潮，中共禁止八路军再唱《人人都爱他》。1939年，中共文艺工作者推出了《打击顽固份子》歌，宣传八路军在华北打击国军，从国民政府管治中夺取地盘。歌中唱道：“呸!呸!呸!顽固份子见了鬼，调转了枪口来对内，妥协投降开倒车，我们大家齐反对齐反对齐反对! 打!打!打!顽固份子找摩擦，挑战把国共来分家，阻碍军民打日本，我们大家来打击它打击它打击它!”[15] 上述两歌曲分别代表着莫斯科和延安的方针，不能为莫斯科与延安共同接受，彼此不容。但也有作品为莫斯科与延安共同接受，其代表是《黄河大合唱》。在八路军打击国军的高潮中，《黄河大合唱》在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为毛泽东与王明共同接受。这一在苏联创作完成的作品与一大批“国防文学”、“国防电影”一样，服务斯大林促中日开战，国、共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毛泽东的避战方针要求作“十分宣传”，也需要唱抗日高调。由于该大合唱中没有歌颂蒋委员长和政府的词句，也符合毛泽东的要求，得以成为延安的代表曲目。几年后，这台大合唱演给了访问延安的美国特使马歇尔观看，让马颇为感动。再后来，《黄河大合唱》一直热演到了二十一世纪。听众们或许不知，歌中的“游击健儿”并没有“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而是在躲避日军，打击国军。“游击健儿”的高层们没有指挥对日作战，而是集中在延安开了好几年的会，直到抗战结束。听众还不知道，《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中“黄河之滨集合的一群”是对日避战，专打国军的队伍。

共日情报合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按照几年前与杨虎、张学良订立休战协定的套路，派出情报干将潘汉年与日军方面接触。潘率刘人寿、董慧等中共情报人员接管了刘少文、刘晓等人建立的上海情报小组，组建了华南情报局，设立电台与延安、重庆、香港联系，恢复了与前中共“特科”成员袁殊（袁学易）的联系。袁在特科转移到苏区后奉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派遣打入了国民党CC系，在抗战爆发后再打入了日本驻上海的副总领事岩井英一领导的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岩井机关），成为同时领取苏、日津贴的双面间谍。1939年11月，化名胡越明的潘汉年经袁殊介绍与岩井英一举行了会谈。日军知道共军在他们所到之处早早避开，并对政府军的作战，牵制了政府军的重兵，愿意与中共携手对付政府军。双方约定共、日停战，互通关于国军动向的情报，联手打击国军。会谈后，岩井机关给潘汉年签发了特别证件，开始支付情报费经费。

在岩井机关的经费支持下，潘在香港创办了名为《二十世纪》的杂志，作为搜集情报及与日方交换情报的机关，开始与日军情报交换，潘每半月向“岩井机关”在香港的代表小泉清一交一次的情报，其中包括国军的布署，国共的冲突，与美英关系，英美情报人员在香港、重庆的活动等等，岩井公馆则通过《二十世纪》向中共提供经费和日本情报机关的情报，潘汉年再通过刘人寿等人设立的秘密电台向毛泽东报告并接受指示。不久，潘汉年经岩井介绍会见了日本在华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首脑影佐祯昭。潘通过岩井机关向日军提供的情报获得日方高度评价。作为回报，日军通过岩井、潘汉年向中共提供了日军作战动向等情报及巨额经费。 [16]

通过潘汉年和岩井机关，中共与日军达成了在华北、华中停战的默契：八路军、新四军保证铁路交通线的畅通安全，日军默认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发展。有了与日军的停战默契，八路军、新四军得以放手打击国军、扩张地盘。例如，共军陈毅、粟裕、黄克诚部在1940年10月向驻黄桥的国军李守维部进攻时全不担心侧翼的驻泰兴日军，集中兵力歼灭了李部；新四军配合了日军摧毁国民党三青团、围剿江南的忠义救国军的行动。

共日休战是斯大林不能容忍之事。这时的斯大林倍受日德两面夹击苏联，三番五次电令毛泽东出兵进攻东北日军。毛以武器差为由拖延执行指示。在毛泽东被日本会不会进攻苏联、要不要执行斯大林命令进攻东北等问题困扰得长期睡不着觉时，潘汉年发来的日本放弃攻苏联的情报帮了毛大忙。根据潘的情报，毛泽东于1941年5月发表了《揭露远东慕尼黑的阴谋》等系列文章。6月，苏德战争爆发，毛泽东的文章成为在德国进攻苏联前的“英明预见”。德国攻苏后，斯大林更为担心日本关东军乘机出兵进攻苏联，在三个月内两电毛泽东，命中共出兵东北以牵制关东军。见中共迟迟不出兵北上，斯大林派孙平（弗拉基米洛夫）当面责问毛泽东为何不出兵北上。毛以潘的情报应对说：据情报，日本已经决定南进东南亚以获取战略物资。潘的情报不仅帮了毛泽东大忙，还帮了斯大林大忙。根据情报，斯大林将布署在远东防备日军的部分军队调往西线去应付德军。年底，潘的情报应验，太平洋战争爆发，毛泽称赞“红色小开”潘汉年立了大功。[17] 潘汉年不仅从日军方面获取了大量情报，还赚取了巨额的收入。日军侵占香港时，潘汉年得岩井协助，将在港手下撤到了内地、上海，继续与日方的情报合作。1942年，孙平向斯大林报告，他数度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看到日军情报和南京汪政府的机密文件。对此，正在抵抗希特勒进攻的斯大林无力干涉。

1943 年，潘汉年与汪精卫政府情报负责人李士群建立了联系，被李拉去会见了汪精卫。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潘向汪建议联手对付蒋介石，表示新四军的目标是自身发展，不会与汪的南京政府过不去。汪已经吃够了联共的苦头，对共产党不再抱幻想，对共产党之言也不再相信。离开南京之后，李士群又引荐潘在日军公寓里会见日军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都甲告潘：日军最关心津浦线南段的铁路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军与新四军之间可以有一个缓冲地带。潘表示：新四军目前主要发展农村根据地，无意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它重要交通据点。会见后，潘向新四军领导人饶漱石通报，称只要新四军不要骚扰日军控制的铁路线，日军就不会为难新四军根据地。饶依潘通报行事，同时向延安密报潘汉年通敌。毛泽东以刘少奇、康生的名义电饶，澄清潘的行动经过延安批准。[18]

正太路破袭战 (百团大战)

经过三年抗战，国军损失惨重，伤亡数百万，而中共对日避战，军队从三万人扩张至数十万，地盘从抗战之初的陕、甘、宁边区十五县扩张至两百五十多县的二十多块根据地。这些根据地中主要有：聂荣臻领导晋察冀根据地（下辖冀西军区聂荣臻（兼）部，冀东军区李运昌部、冀中军区吕正操部、平西（冀热辽）军区萧克部），刘伯承领导的晋冀鲁豫根据地（冀鲁豫军区，下辖太行军区、太岳军区、策反牺牲同盟会十二个团编成的薄一波部、冀南军区陈再道部，冀鲁豫军区杨得志部），徐向前领导的山东根据地（包括了山东全省下辖冀鲁军区邢仁甫部、鲁南军区陈光部、淮海军区、胶东军区高锦纯部），贺龙领导的晋绥根据地（下辖晋西北区、大青山区李井泉部），新四军建立的淮南、淮北、苏南、苏北、苏皖豫鲁边区、鄂豫皖边区等根据地。

迅速扩张的八路军地盘压迫了日军占领区，开始与华北日军有所摩擦。对于控制区边界的摩擦，毛泽东发出指示要求，对“国民党顽固派”坚决武力消灭，对日军坚决避战，只能退，不准开战。结果，八路军的华北根据地被日军压迫得支离破碎。八路军副司令员彭德怀认为，再这样见日军就躲说不过去，提议与日军打一仗，争取将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顺便洗刷一下“游而不击、专打国军”的恶名。但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挥员无权开战，作战行动须经毛泽东批准。毛反复强调八路军、新四军只准打游击战，不准打正规战，对擅自决定对日军开战的将领要执行党纪和军法处罚。这里，毛的游击战说法是为使上述命令听起来不那么露骨，其真实意思是只准打国军，禁止对日开战。对于彭德怀提出的进攻申请，他以不作回复的方式“默否”。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知道毛泽东不同意对日军开战，于是将大规模作战计划改成破坏正太铁路（石太铁路的旧称）的小战斗计划，言明只打游击战，破坏交通。毛泽东对小战斗的计划也不批准。毛的“默否”让曾经通电请缨的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颜面扫地。朱、彭、周等高层认为，就算作个姿态，八路军也总应与日军打一仗。于是，朱、彭想出了一个荒唐办法——下预备命令。

1940 年7月22日，朱德、彭德怀、左权（八路军参谋长）共同签发了破坏正太路战斗预备命令，报请延安中央军委批准。毛泽东将预备命令搁置二十多天不予回复。朱、彭下不了台，决定行使一把指挥权，命令八路军一二零师、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按预备命令行事。8月20日，八路军和民工开始破坏铁路。聂荣臻的破坏战原计划是，八路军只打游击战，破坏交通、摧毁了十数个小据点后即遁入“青纱帐”。但彭德怀不想如此，他认为八路军自抗战以来见日军就躲，一次像样的仗也没打过，此次正副司令一起下令大部队出动应有点儿战果，破坏几段铁路，端几个碉堡就跑实在说不过去，于是下令：“彻底毁灭正太线和同蒲路之忻县至朔县段，使晋西北、晋察冀、晋东南联成一片”。这一带有“彻底”二字的命令显然是不准打了就跑。八路军发展迅速，但训练不佳，装备奇差，没有重兵器，只靠步枪、手榴弹的人海战术，与训练有素，火力强大的日军开战后歼敌很少，自身伤亡惨重。日军小部队坚守待援，援到反击，追击扫荡。10月10日，八路军收兵，“正太路破袭战”战结束。月余的铁路破坏战中，晋察冀军区、晋冀鲁豫军区虽调动部队不少，战果仅是破坏了60多里的正太铁路和18座桥梁，歼敌两千余，[19] 自身被歼灭了万余人。就当时的战斗力而言，八路军对日作战只能与国军历次会战一样，伤亡数倍至十倍于敌并不奇怪。八路军对正太铁路和各条公路的破坏效果不大，日军一个月即修复了铁路、公路，恢复通车。然而这场破坏铁路、公路小战斗却是中共军队在全面抗战中最大规模的对日作战了。

战斗既然打了，毛泽东只好顺水推舟，指示在延安召开了庆祝胜利大会，向八路军总部发出嘉奖电称取得了大战胜利，振奋了人心。周恩来终于有了夸战题材，命重庆的《新华日报》充分炒作，将战斗规模吹嘘成了“百团大战”，收到了极大的宣传效果。毛泽东对“百团大战”的吹嘘表示不满说：“这样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你宣传一百个团，蒋介石很惊慌。”[20]

八路军的破袭战收兵后，日军并不罢休，在晋中、晋西北、冀察等地区展开了扫荡报复和三次大规模的“治安强化运动”，使八路军在分散逃跑中损失了数万军队。遭受损失后，毛泽东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追究彭德怀作主开战，造成八路军损兵折将的责任，对彭进行了四十天的内部批判（彭后来称此为“毛泽东操了我四十天的娘”），以蒋介石给八路军发来的贺电作为彭的“犯错误”证据，批彭“背着党中央擅自发动百团大战，帮了蒋介石的忙，过早暴露了共产党的力量，招来日军报复，造成很大损失”。一年多后，彭德怀在延安整风中再为百团大战作检讨。实际上，毛泽东和中共应当感谢彭德怀作主对日军开了一仗。因为八路军、新四军在八年全面抗战中没有对日军作战，“百团大战”收到了填补空白之效，极具政治和宣传意义。毛泽东对破袭战的宣传效果完全清楚，他不能容忍的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再翻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旧账，给彭戴上了反党的帽子。

皖南事变

西安事变后，中共向国民政府作出了“服从国民政府指挥”的保证，换取了蒋介石停止剿共。芦沟桥事变次日，中共派代表上庐山，重申听从国民政府调遣，共同抗战。一个多月后，国民政府批准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准编为新四军，编制是四个支队，兵额5000人，归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指挥。然而，收受国民政府支付军饷的新四军并未履行承诺服从国民政府战区司令官的指挥，而是执行中共“洛川会议”和的六届六中全会方针，拒绝第三战区下达的在芜湖地区对日军作战的军令，专注于向国民政府控制区扩张地盘。

1939年6月，蒋介石召见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要求共军信守诺言，服从政府命令。毛泽东知道国军无法对日军和共军两面作战，在给中共东南局的指示信中要求新四军将妨碍和阻止扩张的国军坚决消灭，称“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于是，中共在华北各省扩张情况在华中再现，国民政府管制区域被中共不断压缩。1940年1月，周恩来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国民政府承认八路军的编制为22万人，月饷为440万元（人均20元计）；新四军编制为三个师5万人，月饷100万元；要求补充子弹1000万发，支持中共各根据行政经费每月20万元。这时，新四军经过两年的扩张兵员实际已增至八、九万人，夺取了大片国民政府管制区域。4月，卫立煌与朱德在西安达成了“晋西事变后的停战协议”，同意与中共在华北划分地盘。华北达成协议后，中共把扩张的方向集中在苏北。

随着新四军壮大，毛泽东开始剥夺宿敌新四军统帅项英的军权，任命刘少奇为中共华中的最高领导人，负责八路军、新四军联手在华中扩张地盘。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向东南局下达了《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要求“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不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和根据地”。当月，八路军第四（彭雪枫任司令员、刘子久任政委）、第五两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进，与新四军罗炳辉所率第五支队、戴季英所率第四支队和叶飞支队配合，形成对国军的优势。10月上旬，八路军两纵队与新四军发起了“黄桥战役”，在苏中泰兴黄桥镇附近向国军第89军发动了突然进攻，经过四天的激战歼灭了89军主力和独立旅11000余人，枪杀了第89军军长李守维以下数千国军将士。

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了“皓电”，历数中共军队打击国军和颠覆各地国民政府的叛逆活动，严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对日作战。毛泽东在拖延二十天后以朱、彭、叶、项名义发出回复何、白的“佳电”，在其中避而不谈中共破坏抗战事实，辩称有“复杂原因”，“希望彻察”，抗拒皓电中调新四军到黄河以北的军令称：“驱迫上道，其事甚难”，“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等无穷之罪。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请免调，责成彼第严饬军纪，和协友军，加紧对敌之反攻，配合正面之作战，以免操之过急，转费周章……。” [21]

在毛拖延回复期间，刘少奇制定了进一步打击国军的“曹甸作战计划”，其中要求“歼灭韩德勤，统一苏北”。计划获毛批准实施。11月29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十个团发动了“曹甸战役”，对江苏宝应县曹甸地区的国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所部发起猛攻，歼灭了韩部8000余人。从作战规模说，黄桥战役和曹甸战役是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期间最大规模的作战，但不是打日军，而是打国军。中共自知在日军侵华时集中兵力歼灭国军正规军见不得人，后来在官方记载中刻意隐瞒这两战役，一律称在抗战中夺取的国民政府控制区为抗日根据地。实际上，这些地盘与抗日无关，主要是为了在扩大的地盘上征粮、征税、征兵。

对于八路军、新四军肆无忌惮的歼灭政府军行动，国民政府只好武力平叛。根据国民政府命令，顾祝同调集九个师包围了在泾县云岭镇的新四军军部。12月8日，何、白发出复朱、彭、叶、项的“齐电”痛斥八路军、新四军道：“第十八集团军，自抗战之始，即列入第二战区之战斗序列，新四军自成立之初，即列入第三战区战斗序列，均各有指定之作战目标与作战地境。乃对此命令规定之范围，迄未始终遵守，以求达成任务，始则自由侵入冀察，继则自由分兵鲁省，终则阴移新四军渡江而北；明派扰鲁部队，伺隙而南，俘鼓响应，夹击苏北；似此擅离规定之战区，夹击苏北之友军，究系遵何命令？而且所到之处，凡属友军，莫不视若仇敌，遍施袭击，苟非意存兼并，宁至一无例外……十八集团军遵令改编之始，原仅四万五千人，而至今竟称五十万人。今姑不问其人员武器有无虚实，亦不计裹胁成军能否作战，而事前既未照章核准，事后又不许中央过问，仅要求中央照数发饷。现在全国集团军总司令不下数十人，从未有未经奉准，而自由扩编者；敌后游击队，且不下百余万，亦未有不经点验编组，而自由领饷者。兹兄等所称人数，若未奉核准，而擅作毫无限度之扩编，恐再阅几时，势必号称百万。中央安有如许财力，地方安有如许民力，供给此核定数目以外无限制之兵源？兄等来电竟谓：十四个月未发颗弹片药，有一枪仅余四发五发者，有一伤仅敷一次两次药物者。倘果如所言，则此十四个月来，该军在河北连续攻击鹿钟麟、朱怀冰、高树勋、孙良诚各部，在山东连续攻击沈鸿烈等部，在苏北连续攻击韩德勤等部，以及其它各地攻击友军之一切行为，其弹药从何而来？”[22] 电报再次严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

12月9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命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于次年1月31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命黄河以南的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于当月31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对此命令，中共提出行军路线、安全措施、经费给养等诸多先决条件，实际拒绝北上。1941年1月3日，蒋介石再电新四军军长叶挺，命新四军“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途已令各军保护”。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9000余部队开始转移，但不是未按“皓”、“齐”、及“江”电指定的路线北进，而是南下茂林进向苏南。1月6日，国军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奉命指挥七个师在泾县茂林地区东南的丕岭一带将抗命南下的新四军军部围歼。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率一队人马突围，另三千新四军被国军包围后遵命北上，被国军放行北渡长江抵达皖北，是为“皖南事变”。

蒋介石不愿在抗战中内战升级，于1月12日下令停止对新四军的军事行动。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暂取守势”。会后，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通电抗议国民党军队包围新四军，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题词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抗议国民党政府对新四军的行动。1月17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声明对于违令的部队必须制裁，中共须遵守服从国民政府的承诺。1月20日，中共中央宣布拒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撤销新四军番号的命令，发布在苏北盐城另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委，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将新四军进一步扩编为七个师及一个独立旅。22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发表谈话，要求蒋介石取消其17日的命令，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十二条解决办法。宋庆龄、何香凝及打着民主党派旗号的各中共下属党派配合中共行动，联名通电斥责蒋介石打内战，促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

对于皖南事变，《大公报》社评写道：“军委会通令：据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复于本月四日袭击第四十师，乃为紧急处置，将该军解散编遣，军长叶挺就擒，交军法审判，副军长项英在逃，通令严缉’云云。这一件事，甚使国人震惊，而尤恐牵动抗日大局。就我们所知，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并非突然而来。据何参谋总长白副总参谋长致朱彭叶项的皓（1940年10月19日）电谓：‘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7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德勤）所属陈秦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霸等地后，又陷秦于黄桥及泰县之蒋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虽严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复于10月4日向苏北韩主席部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5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划去除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5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军事件的综合经过。这事实，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疑的。” [23] 当时在华的雷震远神父写道：“在皖南事变之前十个月的时候，八路军消灭了同属国民革命军的国军三个军六万多人，包括朱怀冰的第九十七军，第五军和鹿锺麟的河北军的大部，却没有动不足五十英里外的日本军队。共产党不打日本，叛逆国家的大规模暴行对蒋委员长是重大打击。他对太行山的共军叛逆仍保守缄默，因为这事传到国外是可耻的事。同时，长江下游的新四军也有不法行动。如果蒋委员长在一九四○年把共产党叛逆行动的真况公布，历史也许要改观。但是他没有说出，因此共产党更肆无忌惮。”[24]

3月，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逃亡途中被随行副官刘厚总枪杀。获悉项英遇害，王明悲愤写诗指毛泽东借蒋杀项。王明所指有道理。毛、项结怨已有十年，四一二事变后，斯大林以陈独秀为其中国政策的替罪羊，称中国革命失败原因之一是中共领袖是知识分子而非无产阶级。据此，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任命一批工人出身的党员为中共领袖，曾为湖北布厂工人的项英被任命为中共六届中央常委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对项英非常器重，单独接见，赠以钢笔和刻名手枪。回国后，项英出任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成为王明、博古的主要支持者，兼中共最高军事领导人。1931年初，项英来到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代理书记，否定了毛泽东大规模屠杀的肃反，在调查后宣布富田事变是因抓AB团运动过火造成，参与兵变的官兵并无大错。毛泽东写信向中共中央状告项为AB团的后台。斯大林赞赏毛的杀人肃反，驳回了各苏区对肃反的投诉。根据斯大林的表态，李立三将项英撤职，让毛泽东重掌了江西苏区大权。得到撑腰的毛泽东发动了另一波肃反，将项英劝回的富田兵变领袖杀害，将参与富田事变红二十军将士几乎斩尽杀绝。1932年10月，项英在宁都会议上带头向毛泽东发难，推动会议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解除了毛的军权。视军权为生命毛从此视项为大敌，盘算着报复。1934年，中共决定逃离中央苏区时，项英向总书记博古提出警告，说毛泽东正在私下串连活动，目的是夺权，特别是要夺取军权，建议将毛留在江西，不要带毛上路。博因顾忌将来斯大林怪罪，没有接受项的建议。于是，毛对项再添新仇。

全面抗战爆发后，项英领导的江南红军被改编为新四军。军长叶挺因在广州暴动失败后脱离了中共而不掌实权，项英是新四军实际最高领导人。王明归国后，项英成为王明在军中的主要支持者。在中共高层中，项英以生活简朴，不吸烟、不饮酒、不好色，与士兵同甘共苦著称。在新四军中，项英与士兵吃同样的饭，常把马让予伤兵，自己扛枪行军。据军医处长沈其震回忆，项英患病不用好药，坚持把好药留给伤员。他不仅看不惯毛泽东的工作作风与生活作风，还批评毛躺在担架上长征，批评毛从不看望伤兵，指责毛弃杨（开慧）娶贺（子珍），再弃贺娶江（青）。六届六中全会后，项英明确表示将在七大上支持王明取代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项的部下扬帆碰巧对江青在上海演艺圈的的旧事知之甚详。项命扬将所了解情况写成报告报给中共中央，表达反对毛江结合。项英此举显示出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天真。他应当知道，张闻天只有最高领袖之名，而无最高领袖之实，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被康生交给了毛泽东。作为中共党内唯一敢于公开批评毛泽东的人，项成为毛在党内的首要政敌。得项英推动领袖换人和反对毛江结合的报告后，毛泽东立即开始了清算项英的系列行动：派刘少奇逐步接管项英的兵权，在苏北盐城另立了由刘少奇为首的新四军江北总部，分批将新四军九成的部队调到了苏北，只留下光杆司令项英和少量部队在江南；明令禁止中共将领直接跟国民政府方面联系，规定所有对国军方面的联络都必须经他批准；亲自控制延安的电台，通过周恩来控制重庆的电台，切断项英与国民政府方面直接联系的渠道；派饶漱石任东南局副书记作为遥控项英和刘少奇的耳目。此外，潘汉年向日军的岩井情报机关提供了项英在江南指挥部会议上讲话。向日军提供哪些情报潘无权作主。这是毛泽东的授意，背后是毛泽东打击党内头号政敌项英的意图。[25] 12月10日，蒋介石严令新四军从铜陵渡江北上时，毛泽东致电项英要求改走苏南路线，但不将路线改变的情况电告蒋介石。1941年1月3日，蒋介石再电新四军军长叶挺，拒绝对军令的讨价还价，再令新四军军部走皖东路线由铜陵渡江北上。1月4日，项英、叶挺率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按毛泽东指示的路线南下茂林进向苏南。出发后项英发现周边的国军如临大敌，意识到蒋介石并不认可南下的路线，立即致电蒋介石申明路线改变。不过，按照毛泽东的规定，这封紧急电报只能发给延安转重庆。毛泽东以电讯故障的借口扣压了项英的一连串电报。[26] 当项英率残部突围时，毛泽东电台的故障也排除了。多年后，周恩来和毛泽东关于电讯联系中断的说法对不上号，毛称1月6日到9日电讯中断，而周称电讯联系是13日下午断的。对于这样巧合的故障，王明在回忆录中指出，毛泽东把新四军九成的精锐调到江北交给他的亲信刘少奇，留下私敌项英和新四军军部在江南，是借蒋除项的安排。

关于项英之死，官方的说法是随行副官刘厚总为夺项携带的金银而杀项等。但几个细节让人怀疑这一说法。其一，项英与李一氓中途为何脱离突围的部队；第二，杀项的刘厚总曾去延安受训。刘若是谋财害命之人不会冒生命危险追随有恩于他的项英突围而不乘乱逃跑；第三；刘厚总杀害项英后反被国民党关进监狱，建国后被陈毅亲令匆忙处决。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王明后来在回忆录中不约而同地指出：皖南事变是毛泽东有意让项英去送死。如果他们的判断准确，则刘副官杀项应是上述安排的一环。项英所部的覆灭与几年前西路军的覆灭颇为相似，都是毛泽东消灭党内军中对手的连环套：分拆军队，逐步剥夺对手军权，造成孤军险境，通过电令调动，指挥孤军抗拒政府军令，借国民党军消灭异己。为除掉对手，毛泽东从来不在乎损失军队，除张国焘是如此，除项英也是如此。

国人当时不知道，毛泽东指示新四军军部违抗国民政府屡次军令，除了借蒋除项用意之外，还要挑起全面内战，引苏联出兵入华助他进攻重庆。皖南事变前，他曾致电莫斯科，要求苏联出兵协助他推翻重庆国民政府，[27] 事变后他称“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已不是增兵威胁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28] 派周恩来面见潘友新大使，仍然要求苏联出兵。被潘友新拒绝后，毛泽东直接向莫斯科发了一连串“歇斯底里的电报”，称蒋介石的计划是全歼新四军、八路军，然后“摧毁中国共产党”，“我们有被斩尽杀绝的危险”，要求斯大林出兵帮他打全面内战。[29] 毛泽东的打重庆计划扰乱了与斯大林让中国长期抗战拖住日本，防止日苏战争的计划相冲突。斯大林对毛泽东企图拖苏联入中国战场感到愤怒，以谴责新四军军长叶挺的方式间接训斥毛说：“叶是一个打游击的人，查查看事变是不是他挑起的。我们也有些打游击的，人是好人，但我们不得不把他们枪毙掉，就是因为他们不守纪律”。同时，斯大林命潘友新向蒋介石当面表明苏联反对中国内战的立场。蒋顺势请莫斯科出面调停，试探苏联人想要什么。崔可夫将军表示，莫斯科将继续提供军火支持中国抗战，但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对中共军队的武力行动。为继续获得苏援，蒋介石答应了苏方要求。2月13日，季米特洛夫向毛泽东传达了斯大林的命令：“你应该尽一切努力防止内战发生。请重新考虑你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毛泽东只好放弃引苏军打到重庆的计划，复电：“服从您的指令”。[30]

蒋介石停止对中共采取强硬行动不仅为了苏援，还为了美援。美国亲共的民意一直在施加压力阻止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少校是美国亲共民意的一位代表。1937年至1938年间，他两次访问中共在华北和西北的根据地，会见了毛泽东等中共高级领导人，回美后推出了恶蒋亲共的报告和《中国的双星》一书，盛赞中共的敌后根据地和游击战，抨击国民党政府腐败与独裁，极大地影响了美国民意。国民政府在皖南事变前获得了美国三笔共7000万美元的贷款（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2000万美元的滇锡借款和2500万美元的钨砂贷款）。皖南事变时，美国正在酝酿更大规模的对华援助。为继续获得美国援助，蒋介石不得不隐瞒中共对国军开战的情况。事变发生后，爱德加·斯诺和路易丝·斯特朗等听命共产国际的左派记者行动，发表文章抨击国民政府在抗战中内战，以阻止美国援助国民政府，刚刚结束华南考察的卡尔逊少校在夏威夷也发表谈话指责国民党政府挑起内战。罗斯福总统对中共没有影响力，所能作的是向蒋介石施压，警告要想获得美国的援助就不能打内战。他搁置了再贷5000万美元给中国政府的议案，派特使居里访华考察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在重庆，居里向蒋介石转达了罗斯福总统不赞成国民政府反共行动，希望国共两党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立场。蒋介石向居里保证中国不会发生大规模内战。由于蒋介石反复保证不打内战，美国国会经过三个月的辩论后勉强通过了“对华租借法案”。

皖南事变后在继续贯彻对日避战，打击国军，扩张地盘与军力的方针。1943年2月，新四军彭雪枫、罗炳辉部乘苏北日军进犯淮安宝应之机再次向国军苏鲁战区顾锡九军发动了进攻。[31] 至日本投降前，新四军以一个军的建制发展出了四十多万大军。井冈山时期，红军常常以少称多，一个营号称一个军，一个团号称一个军团。而新四军则贯彻毛泽东“避战闷头发展”方针，以多称少，四十万大军仍称一个军，到抗战胜利时，八路、新四两军冒出两百万大军。

建国后，中共修建了皖南事变纪念馆、黄桥战役纪念馆、上饶集中营（皖南事变新四军战俘关押处）纪念馆，将这些纪念馆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邓小平为“皖南事变纪念馆”题词“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永垂不巧！”，上饶集中营纪念馆前的题词为“发扬革命传统”。这些纪念馆的共同点是掩盖重要历史史实，那就是新四军在国军艰难抗战时专门打国军，在黄桥战役、曹甸战役中大规模地歼灭国军，抗拒北上对日作战的军令，国民政府在无奈中不得不武力消灭叛军。中共中央文献办公室所编《毛泽东年谱》、《刘少奇年谱》显示，中共领袖们在抗战期间向八路军、新四军下达的指令没有一件是关于对日作战的，而全部是部署打击国军的。连毛泽东在日本投降后发布的《对日最后一战》命令实际也是对国军的开战令。如今，这些纪念馆中仍然重复着“打击国民党顽固派”、“击退反共高潮”等颠倒黑白的解说词。这样解说词并不奇怪，遍布中国的革命纪念馆莫不如此。

“反扫荡”

在华北赶走了国民政府当局后，中共地盘逼近了华北日军控制区。尽管中共通过潘汉年向日军反复表示相安无事意愿，华北日军还是感到威胁，决定武力迫八路军后退。1942年5月1日，冈村宁次大将指挥日军华北方面军对八路军冀中根据地展开扫荡（五一大扫荡）。执行毛泽东对日避战方针，八路军冀中军区吕正操部、军区机关采取化整为零对策，将大部队分散成连、排级单位行动，脱下军装，换上老百姓的服装，藏身于老百姓中。一位参加“反扫荡”的“小八路”在晚年回忆录中承认，自己所在的八路军部队在多次“反扫荡”中遵照上级缩小目标的指示，将各队分散转移，分成排、班、小组，与敌人兜圈子。作为八路军，他从沒打过一个日本鬼子。并且，这不是他个人的特殊经历，他没有看过或听过别的八路军打过日本人。[32] 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诺夫的日记与“小八路”的回忆互相印证。他写道：“看得出来，八路军战斗行动的矛头主要是针对国民党军队的。因此，日本人的一切作战行动几乎都成功了。八路军根据延安的命令保存实力，步步后撤，尽管敌人的进攻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毛泽东的原则是保存实力，而不是消灭敌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得对敌人放松抵抗和让出更多的地方。几年来无所事事，使中共的武装力量蜕化了。纪律松弛，开小差的多了，士兵不爱护武器，部队和团、营本部的训练不组织了，部队之间的协作不组织了，军官们打扑克，聊天，当着农民的面发布作战命令。”“到前线去跑一趟，使我确信中共领导并不想打日本人；他们把战争看成是建立自己根据地的良好时机，不是靠自己的部队，而是靠日本和国民党两种力量的对峙来建立他们的根据地。要是日本人打败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政权被消灭了，八路军部队立即就钻进这个地区。必要时，他们会干掉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战友而夺取政权。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机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不可估量的牺牲的时刻，在国家被法西斯侵略之时采取这种策略，岂只是背信弃义。一比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丧。八路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更有甚者，军事行动都被严厉地禁止。毛泽东一心想要打内战。[33]

中共在“五一大扫荡”中的最大战斗发生在辽县。由于八路军总是在日军进攻前转移，日军屡屡扑空。于是，日军第一军派出了由益子重雄中尉率领的“益子挺身队”，运用八路军装扮老百姓的战术，装扮成八路军，深入八路军根据地，通过无线电信号追踪频繁转移驻地的八路军指挥中枢。5月23日，“益子队”在辽县郭家峪附近将八路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央干部学校、新华日报社等主要机关及保卫部队包围。被包围的2000多人中有八路军副司令员彭德怀、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后勤部长杨立三等高级将领。双方激战至30日，八路军分三路突围，副司令彭德怀负伤，参谋长左权阵亡，“益子挺身队”以两人轻伤的损失造成八路军司令部及机关阵亡293人、被俘165人。由于是“反扫荡”中最大的战斗。中共后来将辽县作战宣传成了大战役，称八路军遭到配有大炮、飞机的日军大部队进攻，但“益子挺身队”成员在回忆录中披露，他们总员124人，配有重机枪，但并没有空中支持和火炮。 [34]

辽县作战是八路军见日军就逃跑，战后虚假宣传的代表案例。八路军的抗战史由类似虚的假宣传构成。在毛泽东禁止八路军对日作战，三令五申对擅自开战的将领军纪处罚的约束下，除彭德怀作主破坏了几段铁路外，八路军没有主动对日作战过。郭家峪战斗中阵亡的近三百八路军并非牺牲于对日主动作战，而是死于玩捉迷藏被捉住。

郭家峪战斗中阵亡的左权参谋长是唯一在抗战中献身的中共将军，中共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以作八路军抗战的宣传。但是，左权并非牺牲于率军作战。战斗之前，他被以托派分子罪名迫害，长期申诉不得解脱，因此如被污为“二毛子”的直隶提督聂士成和被骂为汉奸的张自忠那样求死明志，在战斗中故意暴露在炮火下。[35] 多年后，中共为左权平反，取消对左的留党察看处分，但不作对外公布。[36] 左之外，另外两位中共高级将领，彭雪枫和高敬亭也非死于对日作战，彭死于打国军，高因反对新四军打国军而经中共中央批准被项英枪毙。 [37]

八路军“反扫荡”的策略是对日避战，化整为零装扮成老百姓，让老百姓作血肉盾牌去承担日寇扫荡的牺牲。日军只好对怀疑为八路军老百姓扫荡。建国后，中共以日军华北扫荡为题材推出了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三进山城》、《烈火金钢》、《平原枪声》等一大批宣传八路军抗日的文艺作品，塑造出了著名的小兵张嘎、李向阳等抗日英雄形象。这些文艺作品将华北百姓描写得吃穿不愁，与八路军亲如一家，掩盖八路军搜刮百姓，藏身百姓之中，让百姓遭受牺牲的真相。《狼牙山五壮士》是编造谎言的典型。被收录进小学课本的 “狼牙山五壮士”故事说：1941年9月，在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的大扫荡中，中共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一团七连六班的战士，宋学义与马宝玉、葛振林、胡德林、胡福才为掩护群众和连队转移，不让敌人发现群众和连队主力，有计划地把大批敌人引上绝路。然后五人在狼牙山绝顶跳崖，三人牺牲，宋学义与葛振林当时被山腰树枝挂住生还。“五壮士”之一的葛振林口述，当时上级给他们命令是掩护首长。而据杨成武回忆，“六班的同志赶紧往棋盘坨山峰上爬，谁知那里早上去了敌人，机枪一个劲地朝他们打。他们只好转身攀上棋盘坨附近的一个山峰。这个山峰叫牛角壶，异常险要。”按杨说法，在五壮士到达棋盘坨之前，日军已在那里，不存在“将敌人引上绝路”。“五壮士”故事还有另一版本。据当地村民们说，五人是八路军散兵游勇，来村里后要吃要喝，稍不如意就打人。百姓指给他们绝路，并将他们行踪告诉了日军。结果，五人中三人被击毙，两人溜坡逃生。太行山区老百姓提起中共的地雷战深恶痛绝，说八路军的地雷战不炸“鬼子”，专炸百姓，埋地雷是为保护自己，地雷一响及时转移。

战争史上，正规军队利用老百姓作掩护打游击战的案例不多，而军队为免平民牺牲拒绝游击战的例子却不少。例如，美国南北战争中南军统帅罗伯特•李将军在战败时拒绝了手下军官的游击战建议。他说：我宁肯向格兰特将军（北军统帅）投降也不愿给人民带来灾祸。因为他知道，游击战意味将军队的牺牲转嫁到平民头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国际禁雷组织用数字向世人证明：地雷战杀平民远多于军人。八路军华北反扫荡的“人民战争”是将军队的伤亡转嫁平民的代表。经过两个月的扫荡，八路军不受损失，而冀中根据地人口减少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