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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 26 章 华北事变
将相之争
1931年，国民党内各路反蒋派推汪精卫为领袖，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准备军事讨伐南京政府。在粤方军队进入湖南时，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主动下野以平息内斗。紧接着，斯大林策动了中日淞沪战事，粤方委任的行政院长孙科因无力处理事变而辞职，汪精卫临危受命，接任行政院长，主持国民党中央会议作出决议请蒋复职，形成了蒋主军事，汪主行政、外交的格局。在应付日本压迫方面，二人达成共识，用汪精卫的话说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同时进行。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蒋、汪的共识得到各界有识之士的支持。胡适直言“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1] “反对对日作战”，“反对对日绝交”，[2] 支持“国联调查团”《报告》中提出的国际共管东三省的建议。[3] 因为大家看到，中国军队私有，没有效忠国家的国防军，反而有红军推翻政府的严重威胁，军事上无力御侮，因此反对不切实际地唱立即对日宣战的高调。
1932年3月，关东军扶植成立了满洲国，开始向热河扩张。汪精卫命华北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各部增兵热河。最高领袖张学良拒绝政府染指其华北地盘，让汪的守土号令无法通行华北。6月，汪精卫率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罗文干到北平与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讨论调查日军占领东北三省问题，顺便约张学良商谈东北问题和对日方针。张学良不把没有兵权的汪精卫放在眼里，称病不见。汪得知张称病时去了北海船游，极为愤怒。7月17日，关东军攻入热河，汪精卫通电命令张学良率军守土。张称汪无权过问军事，再次拒绝命令，同时却向行政院索要200万元军饷。8月6日，汪精卫发出“鱼电”，痛斥张学良“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平日不以一文税收解诸国库，不但税收多少中央无从过问，即税收官吏亦自行委派，未尝一白中央”，促张“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并表示自己愿与张一起辞职。汪精卫的斥张通电切中了军阀们抗战无能，敛财有道的时弊，得到国内舆论的一致支持。确如汪所言，张学良易帜的条件之一是东北税收不受中央染指，易帜后从未上缴一文予中央政府。九一八事变中，日军从张的奉天帅府金库中抄得上亿钱财，这在当时堪称世界富豪级的巨额财富。统治华北期间，张大肆贩卖故宫国宝，其中包括“王右军快雪时晴图”和“唐寅踏雪寻楼图”。[4] 应对汪电和舆论的压力，张学良在记者会上声泪俱下地为自己辩护，宣布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汪精卫立即复电准辞，称是打破军人执政局面的开端，随后在南京主持作出政治会议决议，撤销拒绝中央号令的北平绥靖公署。然而，汪的决议在军头面前无效，宋哲元、万福麟、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等张学良部将领衔发表了五十七位将领联名通电声称与张共进退，以此方式拒绝汪的撤署令。汪精卫无奈，与宋子文飞赴庐山晤蒋介石商讨应对。蒋介石以“恐激成北方将领之怨愤”的说法偏袒张学良，电请张代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汪精卫以行政院长之尊要求与张学良共同辞职而不能，愤而再度辞职出洋。
长城抗战
1933年1月初，日军攻占了山海关和临榆县城，消息震动了全国，因为历史上山海关被占意味外族入主中原。蒋介石没有立即从南方调中央军北上。因为，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从第三次围剿前线调兵北上被追杀而损失惨重，红军势力逼近了南昌和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继续对苏区的围剿。1月18日，张学良与冯玉祥等二十七将领发表了保卫热河通电。军阀们发表守土通电意在向全国舆论作个交待，谁也没有打算真以私家军去与日军拼老本。华北二十多万大军的最高统帅张学良首先考虑保存自己的东北军实力，派宋哲元、孙殿英等非奉系军队守卫要津，而将东北军留在河北后方。非奉系将领们各有招数避免为东北军去挡强敌。在张学良等人发表保卫热河通电时，胡适向国民政府提出，吸毒、沉缅女色的公子哥张学良没有能力指挥华北抗战，华北抗战必须易帅。这时的张学良确如胡适所指，毒瘾严重，精神委靡，外出视察不时要停下用毒，见客时都要离座去打吗啡针，连军令都会忘记发出。主帅如此，华北大军之混乱与各自盘算自保的情况可想而知。2月初，蒋介石再到南昌，自兼赣粤闽边区剿匪军总司令，任命陈济棠为副总司令，开始了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虽然陈济棠保存实力，只在粤赣边界虚张声势，何应钦、蔡廷锴、罗卓英等部仍然对红军作战节节胜利。
2月23日，日本关东军第六、第八师团及部分满国军兵分三路向热河进犯，热河抗战爆发。热河人民长期遭受省主席汤玉麟的压榨，趁日军进犯发动抗暴的民变，组织民团攻击汤部。在日军和民变的夹击下，汤玉麟的北线部队或投降，或溃退。得知前线战败后，汤玉麟动用所有运输车队，载运大批财宝、鸦片，弃城而逃，手下各部争相逃命，大军全线溃败。日军三天就逼近了省会承德与南部的长城防线。3月1日，学界领袖胡适、丁文江、翁文灏联名电请蒋介石速到华北亲自指挥。蒋介石覆电：立即北上。然而，没等蒋介石北上，华北国军一触即溃，日军以百余人小股部队长驱直入，于3月4日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由于溃败迅速，国军来不及破坏热河省的主要公路和桥梁。日军得以从锦州快速运送物资送到长城一线，夺取长城冷口、界岭口、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等关隘后才止步。至此，热河抗战以日军占领热河全境和长城主要关隘的结果迅速结束。
承德失守后，蒋介石不得不从围剿红军战场调兵北上保卫平津。中央红军乘国军北上一路追杀，歼灭了罗卓英部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主力，逼近南昌、抚州。在南北两面不得兼顾的局面下，国民政府军队南北都败，中央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空前大胜，红四方面军则乘国军北上之机建立了川陕苏区。蒋介石清楚国民政府不可能对日军与红军两面作战，电请在德国养病的汪精卫回国继续主持行政院及对日妥协谈判。
汪精卫在得山海关失陷消息后立即前往日内瓦，向国联递交了《对暴日侵略宣言》。1月16日，国联举行了十九国特别会议。令汪失望的是，国联会议只对已退出国联的日本作一番谴责，没有制裁措施，默认了日本在华北的扩张。接蒋请回国主持行政院的电报后，汪精卫清楚，蒋介石是要让他再次出面主持对日妥协，苏俄在中国推动的促对日宣战和所谓救亡运动是希望中日开战是为了苏联利益，对日谈判停战才符合中国的利益，于是不顾亲信陈公博回国复职将再背一次骂名的警告，决定回国复职，争取挫败苏俄的计划。同时他向蒋介石提出以张学良引咎辞职为条件。
这时，国内舆论一致谴责张学良，胡适直指张学良在体力、精神、知识、训练方面不能担当重大危急局面，[5] 丁文江发表公开信抨击张学良“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但却恋权不放，陷东北百姓于水火，贻误国家”。借助朝野舆论和各派系的压力，蒋介石劝张学良辞职出国。阎锡山、冯玉祥和桂系等国民党内派系也乘机倒张，顺便自己唱爱国高调。在朝野压力下，张学良只好接受蒋的劝退，于3月6日通电引咎辞职，然后携家眷赴欧洲考察。行前，他向诸位爱妾一一告别，被舆论指为“娇妾重于国土”。出洋豪游欧州的八个月中，他每月耗费四十万元，相当于中央军四个师的经费，证明了汪精卫要求张辞职之正确，也证明了胡适、丁文江和各界对张评价之准确。
张学良辞职后，汪精卫回国，继续主持政务外交。一二八淞沪抗战以来，他积极主战。经过推动华北抗战失败，目睹国军装备之低劣，士兵之困苦，各路私家军将领抗命避战，索饷无度，各地实力派空喊抗日口号而盘算保存实力，中共趁华北危机全线出击进攻政府军并举行“八一拥护苏联周”等等严酷事实，他感到中国真正抗日者寥寥，不具备抗战力量，再次归来后转而推动和平运动。陈公博也经历了同样的转变历程。一·二八淞沪抗战时，陈为十九路军募捐了万枚手榴弹，日军进犯热河时他北上劳军，但刚到北平各路军队已败退回来。他目睹前线溃败惨状后写道：“这次战争，实在说我们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军事既难解决，还是走外交的途径吧”。
《塘沽协定》
长城战败后，日军占领了丰润、蓟县、遵化、平谷、香河、怀柔等冀东二十二县，北平城内人心惶惶，市民纷纷南逃。这时，西南的桂、粤、川、滇系，福建的蒋光鼐、蔡廷锴等各路反蒋派军阀对华北战事隔岸观火，采取保存私家军实力的策略，同时唱抗日救国高调，通电反对谈判妥协。各路反蒋派与中共都希望中日早日开战：反蒋派希望借日军削弱中央军以利倒蒋，中共希望趁外敌入侵北方在南方扩大苏区。国民党的各路反蒋派军阀虽然对抗中央，但至少名义上服从中央政府，而中共的苏维埃国以推翻国民政府为宗旨，是对国民政府的最大威胁。长城抗战时，红军大举追杀从江西，湖北北上的国军，国民政府只好像淞沪抗战时一样，把保卫首都南京的中央军最精锐的德械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调到华北前线，使首都更加空虚。蒋介石、汪精卫清楚，有南方苏区的心腹之患，对日之战没法打，国民政府除了在华北对日军妥协别无选择。
国民政府与日军在华北达成妥协是斯大林最不愿见到的。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兵锋北向，斯大林深为恐惧。他指示共产国际、中共、宋庆龄、何香凝立即在华南挑起中日开战以使日军停止北进。奉斯大林之命，共产国际在华的各路人马挑起了淞沪战事。日本增兵上海，关东军只好暂时搁置北攻苏联计划。蒋介石、汪精卫联手推动和谈，签署了淞沪停战协定，让斯大林感到失望。中国长城抗战时，希特勒上台并宣言反共。斯大林倍感到被日、德夹击的威胁，迫切地要求中日全面开战。斯大林对日军北攻苏联的担心没有错。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内部的“北进”与“南侵”之争在升级。以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小畑敏四郎、柳川平助为代表的“皇道派”认为日本的主要敌人是苏联，主张“北进”攻苏，而永田铁山、东条英机、冈村宁次、林铣十郎等“一夕会”成员为代表的“统制派”支持海军的“南下”计划，主张在解决“中国问题”后进攻东南亚、印度和澳大利亚，两派矛盾日益尖锐，主张“北进”的皇道派获得更多中下级官支持，势力更大。
蒋介石了解日军内部的“北进”与“南侵”之争，认为日军北进攻苏的可能性更大。他在日记中写道：“余料第二次日俄之战，如倭寇内部之文武主张不能一致，则一年以后，俄必先取攻势，空军作战，如不先下手，则其海孙威与伯力先为倭寇轰炸毁灭，乃俄寇东方根据地全失，不能不退贝嘉湖以西，则成持久之局，此俄所不为也。故俄先必轰毁日本与东北倭寇之根据地，一行先着。且第一次日俄之战，日乃不宣而战，故俄国东方海军全灭，为日所算，而此次开战，则俄决不肯蹈此覆辙而坐以待毙也。” [6] 蒋、汪都知道，中国各地促对日开战运动系苏俄所操纵，中国明智的选择不是早日对开战，而是尽量与日本周旋，推迟全面战争。推迟全面战争就需要有人出来主持和谈，而主持和谈意味着背负卖国的骂名。中国古来就有向签署城下之盟的外交官泄愤的恶劣传统。因签署和约背负骂名者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秦桧。他在国家无力再战的形势下出面签署了和约，换来了南宋一百多年的和平局面。国人不念秦桧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反而将他铸成跪像，千年唾骂。而因秦桧签署和约得以在和平环境中写爱国诗词的辛弃疾、陆游千古流芳。另一签约背骂名的代表是李鸿章。他因代表国家签署《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被清流和国人骂为卖国贼。五四运动开创了更加恶劣的传统。受苏俄操纵的青年们以殴打外交官、捣毁、火烧外交官住宅来表示自己爱国。恶劣传统加卖国骂名的威胁之下，国人，政客，军阀纷纷不负责任地唱主战高调，几乎无人敢于公开言和。
在中日和谈中，双方的外交官、政府首脑都受到人身威胁。在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济南事件后和九一八事件后两次因主持谈判被中共地下党组织人殴打、捣毁住宅；一二八抗战后负责对日交涉谈判的首席代表郭泰祺被受操纵的暴徒殴致重伤；在日本，拒绝听命狂热军官的首相滨口雄幸、犬养毅接连被刺杀，使日本文官无人敢于主和。舆论压力和人身威胁之下，主和需要比主战有更大的勇气，要求主和外交官准备既牺牲生命又牺牲名节。在这样的局面中，国民政府内与日本文官政府内一样，无人敢于出头去为国家利益讲和。蒋介石对中央军校学生们训话说：“如果只考虑我自己的名望的话，那事情就很好办——我只要对日宣战就行了。这样一来，全国就会赞扬我，把我捧上天。但我不能孤注一掷地拿国家去拚，把国家社稷断送掉，我必须想到国家的前途，我不能为我的个人名望而牺牲全中国”。[7] 这里，他是言不由衷的，因为他没有为国牺牲名节的勇气，不敢出面主和，甚至不敢公开主和。他只能三番五次地请汪精卫回国主持和谈。
汪精卫清楚蒋介石请他复任行政院长是要让他背骂名。汪与蒋的不同之处是汪不怕牺牲名节，坦言只要对国家有利不介意挨骂。得知汪精卫决定回国，陈公博写道：“汪先生这次归来很使我担心，他主持了一个淞沪协定，已给人家批评不少，这次回来，准又再订一个什么的协定。汪先生离国，行政院长还是虚悬，汪先生三番四次推荐宋子文，蒋先生只是不答应。蒋先生之虚位以待汪先生，因蒋先生要对日缓和，不愿意自己嫡系人物首当其冲。”[8] 汪精卫回复陈公博说：国家需要就应有人出头讲和背骂名。汪精卫愿意承担和谈责任，但行政院长不可能自己出面，还须有人出头作和谈代表。在日军威胁平津的形势下，蒋介石请盟兄黄郛作对日和谈的代表。济南事件中，时任任外交部长的黄郛出面对日谈判达成了日本撤军的协议，为国民党北伐立了大功，同时背上了卖国贼和“现代秦桧”的骂，受到所谓爱国志士的刺杀威胁，被迫辞职隐居，连家人都不敢上街。此时，年老多病的黄郛当然不想再趟混水。经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一再恳求，黄郛最终决定，甘冒被刺风险为国效力，甘愿再背一次骂名。果然，他在北上的火车上遇到投掷炸弹暗杀，自己侥幸躲过一劫，但卫兵和周围民众被炸死多人。杀手可不是青年泄愤那么简单，背后应当有苏俄阻止中日和谈的指示和中共的安排。
到北平后，黄郛成立了自任委员长的政务整理委员会，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展开了没有筹码的艰难谈判。蒋介石指示黄郛尽量推迟全面战争。这样的指示对谈判代表而言并无意义。行政院长汪精卫作了有意义的指示，致电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和黄郛： “除签字承认伪满洲国和割让四省之外，其它条件皆可答应。倘因此而招国人之不谅，反对者之乘间抵隙，弟必奋身以当其冲。”汪挺身承担责任和骂名的表态使谈判得以进展。1933年5月22日，黄郛与日本驻北平武官永津中佐密谈后达成停战备忘录，5月31日，何应钦与关东军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举行会谈，达成了《塘沽协定》。与蒋介石一样，何应钦也怕签署协定背骂名，派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签署了协定。冈村在回忆录中写道：日军对继续进军华北没有把握，选择了见好就收。协定签署后，日军北撤，平津危机缓解。
《塘沽协定》的主要内容为：国军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日军可用飞机或其他方法施以侦察，中国方面应加保护并予以各种便利；长城线以南的上述地区由中国警察维持治安。这一协定无疑屈辱的。但屈辱不是国民政府造成，也不是北洋政府造成，而是义和团暴乱和《辛丑条约》的结果。《辛丑条约》规定拆除大沽炮台，列强驻兵北京至山海关一线，历届民国政府只能接受前政府所签条约。
签定《塘沽协定》的消息传出后，主持谈判的汪精卫和经办者黄郛再次成为举国声讨的对象。国民党内的主战派如清末的“清流”一样，以抨击公开主和的汪精卫和受命和谈的黄郛来表现自己爱国。黄郛在上海的住宅被人投炸弹，并收到死亡威胁信。对此，他坦言：出面谈判者对这种打着爱国旗号的威胁防不胜防，必须面对。[9] 此时，蒋介石不向舆论界承认他批准了《塘沽协定》的内容。他在日记中（6月3日）写道：“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 其实，他没有屈，他没有公开承担《塘沽协定》的责任，国人不知道他批准协定内容的内情。黄郛对蒋介石将《塘沽协定》责任完全推给别人的安排不满，在电报中说：“希望今后彼此真实地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指蒋介石），误国者为兄（黄郛自称）也。”[10] 陈公博后来写道：“汪先生那时不但主持行政院，而且兼了外交部长，我当时大不以为然，在南京的同志也大不以为然。外间的批评都集中于汪先生一人，以为主和的只是汪先生，所以当日许多人都曾劝过汪先生说：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后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汪先生说：‘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11] 顾维钧多年后披露蒋介石、汪精卫对日妥协的困境说：“他们不能事先获得国际上给予支持来应付可能出现后果的保证。他们害怕一旦日本正式对我宣战，封锁我港口等等，而国际上都袖手旁观。他们还害怕在刚刚对江西共产党的威胁做好应付准备之时，被迫外内两面作战，以致腹背受敌。同时，他们不敢公开申明妥协的观点，害怕激起公愤，推翻政府”。[12] 国民政府这种困境正好为共产国际、中共和唱爱国高调的反蒋派所利用。
1933年8月，在汪精卫因主持签定《淞沪停战协定》被举国骂为卖国而辞职赴法的周年之际，国民党执委会的中央政治会议在反蒋派“新清流”的主导下通过一项不信任外交部长汪精卫的决议，汪随即提出辞职。蒋介石急忙从剿共前线回南京，否决政治会议的决议，请求汪精卫收回辞呈，并向中央政治会议说他支持汪的外交路线。随后，中央政治会议撤消了对汪精卫的不信任案，汪精卫收回辞呈，蒋介石回江西继续主持剿共。与黄郛一样，若非置个人荣辱于不顾，汪精卫是不会回国再背一次骂名的。汪、黄二人担当达成的《塘沽协定》是国军无力保卫平津的形势下，国民政府通过外交努力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利益的范例。协定中，国民政府没有割让华北的国土，没有放弃热河主权，没有承认满洲国，虽然默认了沿长城与满洲国为界，划绥东、察北和冀东为日军自由行动区，但它没有像《辛丑条约》那样明确承认外国军队的驻军权。可以说，在长城战败，华北门户洞开，平津无险可守的情况下，通过国际调停与外交努力达成这样的妥协是负责任的政府所能达成的最好结果了。正因为如此，日本军部少壮派军人对《塘沽协定》非常不满，认为没有达到扩张的目的。他们继续采取“下克上”行动，谋求在华北扩张。对《塘沽协定》最不高兴的不是日本军官，而是斯大林。他非常害怕中日在华北达成妥协后，日军会掉头北攻苏联。根据他的指示，共产国际发动了谴责国民政府卖国、要求对日开战的运动，其中包括指使爱国贼青年向中国主和官员发出死亡威胁。
对国民政府而言，《塘沽协定》是救命条约。通过条约，国民政府让日军在华北暂时止步，从而能够腾出手来应付福建事变、冯玉祥叛乱和中共红军的武装进攻。若无此华北妥协的条约，国民政府完全可能在四面作战中迅速垮台。塘沽协定签字两年后，经办人黄郛去世。汪精卫在悼词中表露心迹说：《塘沽协定》当然会使人民感到沮丧，造成人民和政府之间误解，但政府已慎重考虑了这种危险。他呼吁：“空话和虚荣心是无济于事的，中国的军事力量实在太虚弱，无法在华北抗击日本。我们决定寻求暂时停止战争，争取间达到：第一，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把国家统一起来，以便形成一个统一战线去抵御外来的势力；第二，消灭赤匪，他们使国内不得安宁，牵制着军队，使之不能调往前线……；第三，努力建设我们的物质基础，加强并扩大抗战的力量。”[13] 他向国人解释说：“签订停战协定并不意味着投降，中国目前必须不去理睬那些空喊宣战和‘直捣东京’的人，我们目前的军备和日本相比，有如弓箭之于机枪。如果我们贸然向日本宣战，拳乱之祸就会重演。”他引证明末的史实说，当时由于群情汹汹，使朝臣们无法冷静地去制订国策，其结果是明朝的覆灭，那些原来大声疾呼要求作战的人也不得不归顺新政权。[14]
察盟军叛乱
1925年，冯玉祥投靠苏俄，获取援助壮大崛起。1927年，他在苏援断绝后宣布清共。国民政府成立后，他不甘成为蒋介石下属，希望通过反蒋与苏俄再续前缘。1929年，他趁中苏满洲开战之机兴兵反蒋，期望再次得到斯大林的扶植。斯大林虽对冯玉祥接受扶植壮大后清共极为愤怒，但感到冯仍有利用价值，回复说准备再次援冯以鼓励冯兴兵反蒋。冯举兵后并未得到俄援，被斯大林戏耍。反蒋战败下野后，冯相信斯大林还会援助他，一直等待机会恢复地盘。在日军攻占热河后，冯玉祥感到机会成熟，与胡汉民、张学良等反蒋派密切联络，互相利用，伺机举兵。1933年3月，国民政府将察哈尔省主席、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所部西北军主力东调以保卫平津。趁察哈尔防务空虚之机，冯玉祥跑到张家口联络旧部，树旗造反。一时，西北军旧部、东北义勇军、汤玉麟第三十六师残部、察热满几省土匪会党武装、蒙古地方武装等各路因日军入侵而失去地盘的杂牌军纷纷来投，冯玉祥迅速纠集起了十万人武装。宋哲元碍于旧上司面子，默许了冯玉祥树旗纠集人马。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宣布成立 “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察盟军），通电声称反对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将独立对日作战。
历来说一套作一套的冯玉祥敢于举兵叛乱是因为看准了国军在日军进逼平津的形势下腾不出手，其目的并非抗日，而是重建私家军，图谋在察哈尔、绥远两省割据。打抗日旗号趁外患搞内乱，是冯玉祥、中共红军和各路反蒋派的共同套路。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内的各路反蒋派均打抗日、反蒋旗号图谋割据一方。广东的陈济棠不断谴责南京政府围剿红军而不去抗日，但在华北吃紧，中央命他派兵赴华北抗日时他坚决拒绝。私家军制注定了各路私家军阀、党军不去与日军拼老本。冯玉祥在察省发动叛乱后，胡汉民立即积在南方积极策动粤军和桂系起兵响应，冀利用日本人压迫的形势倒蒋。在察哈尔树起了造反大旗。他知道，要想得到苏俄的援助须先取信于中共。于是，他按照1925年的附俄套路，邀请中共派人加入他的察盟军作党代表以取悦斯大林。应冯邀请，中共派出了武止戈，张存实，许权中等300多党员加入了察盟军。随后，冯玉祥请中共代表武止戈赴苏，向苏联传达寻求援助意向。
国民政府当然不能容忍冯玉祥趁外患搞内乱，声明不承认“察盟军”的合法地位，对察哈尔实行军火及粮食医药物资禁运，命令晋绥军集中于晋北，西北军和中央军集中于冀北，形成围剿之势。6月9日，国民政府华北最高负责人，北平军政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致电冯玉祥严正指出，在国民政府与日本已签协议达成妥协之时，“揭抗日旗帜，脱离华北范围”将破坏国家艰难取得的停战大局，给日军乘机侵入察哈尔提供借口。他敦促冯解散所谓抗日同盟军。冯玉祥知道政府军不便在外敌面前开打内战，拒绝政府停止叛乱的敦促，于6月15日在张家口召开“抗日同盟军代表大会”，宣布军政纲领。与冯玉祥假抗日真叛乱一样，投奔他的汤玉麟部和打着“东北义勇军”旗号的数万流寇，也不是为着抗日来，而是为了军火、军饷和一方地盘而来。那些自称的东北义勇军若真想抗日就不会从东北跑来察省。如同辛亥革命军把孙中山当成财神一样，十万乌合之众把冯玉祥当作财神，投冯为了军饷。与当年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为革命军闹饷所苦，在广州大元帅府为滇桂军闹饷所苦一样，树旗后的冯玉祥立即为旗下各路杂牌武装闹饷所苦。计划中俄援金钱不到手，发不出军饷，冯玉祥感到了兵变内讧的威胁。他知道，从贫困的察省再搜刮也难以供养大军，且这十万乌合之众的要求也是无止境的，于是决定趁日军集中杀伤力进攻长城，察省附近的广大地区由满军和降日的热河土匪驻守（日军只派有少数顾问教官）[15] 之机决定向满军驻守防务空虚多伦扩张以扩大搜刮范围。7月，冯玉祥指挥“察盟军”从满军手中夺取了多伦和察东四县，随后打舆论牌，通电全国吹嘘战胜日军收复了多伦，让长城抗战惨败后盼望好消息的国人欢欣鼓舞。奉共产国际之命推动中日开战的所谓抗日救亡团体借此大做文章，争相通电祝贺歌颂，以吹捧冯玉祥抗日爱国的方式抨击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政策。对于冯玉祥假抗日，真割据的把戏，行政院长汪精卫在冯的捷报电报上批了“无耻”二字。汪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察盟军收复多伦不是取自日军之手，而是取自满军之手，冯玉祥是在勾结中共赤化察哈尔，向国民政府搞独立。汪此言切中了冯举兵的要害。他在热河抗战、长城抗战中从未像宋哲元那样，率军真打一把，无非是发通电，唱高调。作为军阀，没有军饷、军火与地盘利益的事他是不会干的，此次竖旗兴兵无非是向国民政府搞独立。
7月12日，何应钦在北平召集宋哲元、庞炳勋等冯旧部华北军政领袖开会，决定派员到张家口传达北平政务委员会、军委会北平分会“关于解决同盟军问题的办法”。这时，冯玉祥对俄援还没有死心，拒绝中央提出的办法。7月28日，蒋介石、汪精卫发表时局通电，申明政府“全力谋国内和平，国际安定，清除匪祸”的立场，向冯提出了“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使察省脱离中央、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勿滥收散军土匪、勿引用共匪头目煽动赤祸”等四项原则，以及“同盟军大部解散，少部收编，对坚持不肯收编或解散的，则以武力解决”的收编方案。同时，国民政府调集庞炳勋、冯钦哉、关麟征等部十五万大军逼近张家口表明武力平叛决心，并实施分化策略，派人说服察盟军各部归顺中央。西北军旧部，东北义勇军，热河军等加入叛乱原是为军饷，见冯玉祥支付承诺的军饷，纷纷弃冯，表示归顺中央。
与1929年一样，冯玉祥图谋通过举兵造反获得斯大林扶植的算盘再次打错了。北伐战争前，苏俄的中国政策目标是推翻北洋政府。为此目的，苏俄以巨额金钱、军火扶植冯玉祥作为推翻北洋政府的工具。而此时，斯大林的中国政策目标是引爆中日战争，瓦解日军北攻苏联的计划。为此目标，他暂时放弃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目标，推动蒋介石领导中国对日本开战。冯玉祥的反蒋叛乱完全不合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另外，斯大林扶植冯玉祥壮大后落得冯加入清共的结果，极为厌恶倒戈将军冯玉祥，怎么可能让冯再骗一次。斯大林通过中共向冯传话：不会向察盟军提供援助，要求冯服从中央，一致抗日。斯大林的表态让冯玉祥感到叛乱的失败前景。还有一个因素让冯玉祥感到失败前景，那就是他感到在互相利用的游戏中不是中共的对手。在进攻多伦之前，冯得到密报说中共临时中央、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和中共河北省委指示在察哈尔的中共前委，准备将察盟军改造成为红军，拉到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地建立新苏区。攻占多伦后，他再获悉，中共指示察哈尔前委，要求把组建起来的察盟军拉走。事实确实如此，中共吸取几年前的教训，一再指示察哈尔前委要警惕冯玉祥再次叛变，要求仅与冯玉祥保持“非正式关系”，准备时机成熟时将冯的军队“拉出去”。在获俄援无望，部将纷纷倒向中央或中共，李守信所部满洲军逼近多伦的形势下，冯玉祥承认造反失败，于8月2日发表声明称无意内战。８月3日，何应钦发表谈话，敦促冯取消察盟军，部队北撤，让出张垣、宣化，由佟麟阁维持治安至宋哲元率部回任。得知部下佟麟阁已服从中央，准备迎接宋哲元回察哈尔后，冯玉祥于8月5日通电宣布取消察盟军，迎佟麟阁接管张家口，迎宋哲元回察接收一切，再次声称赴泰山隐居读书。随着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察盟军将领大部分接受政府收编或遣散，少部分作回土匪。
察盟叛军中的方振武部和吉鸿昌部在中共承诺俄援和南方胡汉民承诺起兵配合及提供军费的诱惑下拒绝政府收编，打出“抗日讨贼军”旗号继续与政府军对抗，并暗中要求胡汉民在南方火速起兵以对国民政府南北夹击。胡回复电称积极筹款，准备汇出。[16] 8月24日，中共前委从幕后走到前台，在张北县召开军事会议，成立了柯庆施任书记，吉鸿昌任总指挥，张幕陶、宣侠父、许权中等人为常委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率“讨贼军”经商都、呼和浩特再南下蔚县，实施到冀南建立新苏区的预定计划。与冯玉祥一样，方振武、吉鸿昌打抗日旗号也是叛乱借口。他们完全没有打算对日军作战，而是以“八月十五打到北平吃月饼”为口号，计划南下去攻占国民政府治下的北平，企图模仿当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
9月21日，吉鸿昌、方振武率“抗日讨贼军”南下到密云、怀柔，进入了《塘沽协定》规定的非武装区，一方面威胁北平的安全，另一方面以违反《塘沽协定》的行动为日军送上了进一步南侵的借口。日本飞机投出传单，警告“讨贼军”三日之内离开《塘沽协定》规定的非军事区范围，否则消灭。被日军警告后，方、吉不是按照旗号去对日作战，而是率军仓皇南逃。10月，国民政府调集晋军商震部，原西北军关麟征，庞炳勋部，在昌平小汤山地区将“讨贼军”击溃。“讨贼军”在政府围剿中内部哗变，中共前委书记柯庆施以赴北平汇报工作为由逃走，吉鸿昌、方振武在穷途末路的形势下宣布投降，接受国民政府收编。至此，冯玉祥趁国难发动的察哈尔武装叛乱被政府军平定。
收编叛军的商震网开一面，放方、吉二人逃走。二人逃走后继续从事颠覆政府的活动。方振武逃到香港后向胡汉民提出了在黄河、长江流域再发动叛乱的计划；[17] 吉鸿昌逃到天津后继续谋划叛乱，与中共党员南汉宸一起制定了以“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的名义起兵的计划。1934年11月，法租界工部局逮捕了吉鸿昌，将其引渡给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以颠覆罪将吉鸿昌处决于北平天桥。刑前，吉鸿昌写下了“恨不抗日死”的诗句为自己的叛乱颠覆活动作最后开脱。多年后，中共通过出版物、电影将吉鸿昌宣传成了抗日英雄。而历史事实是，“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抗日讨贼军”从未与日军作战，察盟军敢于进攻多伦是因为那里没有日军，方、吉计划攻占北平也是因为那里没有日军，在日军动武警告面前，“抗日讨贼军”不敢奋起抗日，而要南下向国民政府管治区进攻，谋发动另一次“北京政变”。国民政府果断平叛，消灭所谓讨贼军是正义、卫国之举。
冯玉祥叛乱被平定后，中共中央指责总前委在事件中没有很好利用局势，在事件后没有及时和冯玉祥决裂，将原中共张家口特委成员及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派往张家口的主要干部撤职或降级。1935年春，李济深、冯玉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在中共党员宣侠父的撮合下又拼凑了“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继续打着抗日和反蒋旗号从事叛乱活动。
《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与华北自治
《塘沽协定》签定后，日本斋藤内阁上台，反对关东军武力向华北扩张的广田弘毅接替鼓吹“焦土外交”的内田康哉任外相。上任后，广田提出“日本应促进中满关系之改善，以宽大之态度对待中方之要求，向中方表示日本对中国本土无任何野心”。在1933年10月召开的“五相会议”上，广田推出了“协和外交”举措，其中包括改善对华关系及日军止步华北。在广田推动下，关内外恢复了通车、通邮和区间贸易，中日两国公使馆也升格为大使馆。日本驻华军方对广田外相推行的“协和外交”政策不满，在1934年相继制造了为向华北扩张制造借口的两次“张北事件”和“察东事件”。华北暂时的安定局面对国民政府极为重要。蒋介石得以暂时摆脱两面作战之苦，腾出手来应付红军的威胁。
1935年5月，《国权报》社长胡恩溥、《振报》主笔白逾桓相继在天津日租界被枪杀，打“义勇军”旗号的民团武装孙永勤部与东北义勇军、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方振武、吉鸿昌的“抗日讨贼军”一样，从热河南下到《塘沽协定》规定的长城以南的“非武装区”，不是对日作战，而是要在国民政府控制区割据地盘。关东军以上述三事件为借口指责国民政府破坏《塘沽协定》，派天津驻军参谋长酒井隆向国民政府提出交涉，指责两刺案系国民党支持的排日行动一部分。交涉的同时，日军越过长城南下，是为“河北事件”。
6月，酒井隆向国民政府华北最高负责人何应钦递交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拟订的“备忘录”，其中要求国民政府取缔排日活动，将宪兵第三团、军委会政训处等部撤出华北，以及罢免对日本态度强硬的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为推迟对日开战的大局，国民政府命政府军配合关东军消灭孙部武装，不给日军开战的借口，并决定接受日方备忘录中的要求。6月底，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华北日方代表，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北平秘密签署了协定（《秦土协定》，又称《察哈尔协定》）。7月初，何应钦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所提各事均承诺之”。何、梅二人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后被宣传为正式的《何梅协定》。秦土、何梅两协定的要点为：向日军道歉；撤换事件有关的负责人；取消察省、河北省和平津的国民党机关；划定察东为非武装区，国军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撤走；撤退驻河北省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撤换国民党政府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取缔反日活动等。
通过《秦土协定》、《何梅协定》，日本华北驻屯军把《塘沽协定》规定非军事区的界线延伸到察哈尔省，取得了察哈尔省的实际控制权，迫使中国政府承诺撤换反日官员、解散“反日机关”（即所有的国民党机构），及承认日本向省政府派出文职顾问及军事顾问的特权。根据两协定，宋哲元部，赵登禹所率一三二师撤到长城以南，驻冀察的中央军黄杰部第二师、关麟征部第二十五师、东北军于学忠部第五十一军、国民党省市党部、宪兵、蓝衣社等均先后由平津撤出。对于日军在华北的扩张行动，蒋介石慨叹：“冀于既去，察宋又撤，党部取消，军队南移，华北实已等于灭亡”。[18] 他指示何应钦：“日本得寸进尺，漫无止境，最后之决心不可不有，以防万一”，命河南省主席刘峙加紧构筑黄河北岸防线和实施洛阳防御计划。[19]
9月，接替梅津美治郎出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的多田骏散发了《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小册子，提出建立冀、察、晋、绥、鲁五省“亲日、反苏、防止赤化的联合自治体”，实际要求在华北建立第二个满洲国。同月，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来到华北，推动“华北自治运动”，相继拉拢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等前风云人物出任“华北自治”领袖。拉拢段、吴、孙失败后，土肥原拟订计划：“第一步掌握殷汝耕；第二步，在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商震四人中选择突破口，掌握其中一人领衔成立一个新政权；第三步再将其他三人包括进来。”[20] 他认为，宋哲元长期受中央军排挤，渴望自己的地盘，会乐于在日军支持下在华北独立。
华北驻屯军策动“华北自治运动”之举破坏了广田的“协和外交”政策。10 月，广田外相向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正式提出了《日本外、陆、海三相关于对华政策的谅解》案（广田三原则），其要点为：一、中国须停止排斥日货以及排日教育，如中国阳与日本亲善，阴结欧美与日为仇，则无亲善之可能；二、日本认为惟有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方能使日本相信中国确有对日亲善之诚意，中国方面或有种种关系，不能即行承认之苦，然无论如何，满洲国事实的存在，中国必须加以尊重，并须设法使满洲国与其接壤华北之地区，保持文化的经济的密切联络；三、赤化势力泛滥乃日满中三国之共同威胁，赤化运动发源于某国，故中国北部边境一带有与日本协议防赤之必要。对于日本政府提出的“联合防赤对俄”广田三原则，蒋介石指出：“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 。”[21] 为尽量延迟对日开战，国民政府采取了拖字诀——既不拒绝也不接受。
日军少壮派对日本政府谋求与中国政府亲善的政策强烈不满，称“广田三原则”为“水鸟外交”。在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奉广田外相之命与国民政府代表展开谈判期间，日军不理会内阁的政策，制造了“香河事件”，策动冀东香河、昌平、武清等县的亲日派暴动，占据香河县城，散发要求自治的传单，并自行成立临时维持会。日本政府向军方立场靠拢，在谈判中增加了撤消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和解除北平市长职务的要求，图进一步削弱中央政府对华北的控制。
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蒋介石、汪精卫联手要求消除内斗，促反蒋派们捐弃前嫌，共赴国难。蒋介石亲赴山西邀阎锡山，再电邀叛乱失败隐居泰山的冯玉祥，请二人到南京出席国民党六中全会。11月2日，南京国民党中央的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全会电促两广中央委员来京出席，组织宪法草案审查委员会。开幕式上，对推迟全面战争贡献最大的汪精卫被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行刺，身负重伤。
在日军的压迫面前，唱高调的中国主战派既无风险又可博得爱国美名，国民政府在主战派的骂声中忍辱妥协，与日本周旋尽量地推迟开战。当时，日军到底是北进苏联还是南侵中国并不确定，蒋介石、汪精卫选择对日本妥协，推迟开战无疑是有利于国家民族的明智之举。政府不可能像那些“新清流”一样不负责任地推动立即开战。蒋介石安排自己负责剿共，推汪精卫主持外交。从长城抗战到华北事变，汪精卫在第一线主持妥协，背负骂名，终致遇刺。一个月后，参与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的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在上海寓所被暗杀。中、日两国一样，谋和的道路极为凶险，主和派须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气。汪精卫在遇刺后为凶手求情说：“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倘因此误会，致生暴举，于情不可无原。拟恳请国府，将牵连犯人从宽赦免。” 政坛中，敢说“平生无私仇”者，除了汪精卫找不出几个人。汪精卫淡泊名利，清廉自持，不抽烟不酗酒不赌不嫖不贪钱不近女色，生活作风无可挑剔，在政界声望崇高。辛亥革命后，他履行“革命成功后，一不作官，二不作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结婚赴法国求学。“九一八”事变后，他不计较个人荣辱毁誉出面主持对日妥协，与国民党内众多一面唱抗战爱国高调，一面暗中寻求日本援助的反蒋派们形成鲜明对照。刺汪案背后迷雾重重。一说背后主使人是李济琛、陈铭枢指派的刺客王亚樵，一说是华克之，孙凤鸣、张玉华等四青年所策划。汪无私仇，刺汪应是政治谋杀。从涉嫌刺汪的华克之（张建良）事后逃到延安，莫斯科最怕中国政府对日妥协周旋推迟全面战争的情况看，刺汪案应与莫斯科的意愿相关。被刺后，汪精卫接受了两次手术，一颗子弹无法取出，再也不可能恢复健康。
11月11日，土肥原代表日方向宋哲元发出通牒，限宋在九日内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出兵河北。11月12日，国民党在华北危急的背景下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开幕当天，宋哲元在日军攻打平、津、察的威胁下被迫发表了“自治通电”。13日，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也在日军的压力下通电响应宋哲元。宋、韩的自治通电震动了全国，使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蒙上阴影。回应宋、韩通电，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宣布，撤销军委会北平分会，任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处长官，任宋哲元为冀察绥靖公署主任。
在华北走向分离的形势下，蒋介石与东京参谋本部作出了同样的估计——日苏战争不可避免。蒋还认为，日本会先动手，日本“北进”开战之日即是华北安定之时。基于这样的判断，他在五大上的对外关系报告中说：“不应斤斤于一时利害之冲突”，“小不忍则乱大谋”，“内求自存，外求共存，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以个人之牺牲事小，国家之牺牲事大。个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无穷故也。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深信此必为本党救国建国唯一之大方针也。”[22] 蒋介石还发表了支持汪精卫政策的声明，表明华北的对日政策是他和汪精卫共同负责的。国民党众高层们均非常清楚，尽量推迟对日全面开战的外交政策是国民政府的明智之举，而从长城抗战到华北事变中开创国民党团结的五大（五全）的局面，没有汪精卫出面背骂名背到遇刺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有少数清流唱高调，不过在日军逼近平津的背景下，多数人还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支持汪精卫执行的外交政策。大会在汪遇刺缺席的情况下，全会仍选他为国民党中政会主席。会后，蒋介石捐弃前嫌，委任反对派领袖阎锡山、冯玉祥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程潜为参谋总长（杨杰为副参谋总长）。
汪精卫赴欧疗伤（直到西安事变后再次响应国民政府召唤回国复职），蒋介石只好亲自主持对日妥协。11月20日，他向有吉明大使表示：“率直言之，予对三原则，全然同意，无何等对策，甚望及早商谈具体实施方法，但华北发生事故，则必至陷于无可商谈之结果，望日本慎加考虑。”他以赞成三原则的空洞表态谋求华北的安定，要求日本政府制止日军分离华北的行动。宋哲元、韩复榘部分满足日军要求的“自治通电”令日军一时难以确定通牒算是被接受了还是被拒绝了。这时，日本内阁顾虑挑起对华战争将导致与美英对抗，下令中国的驻屯军停止实施分离华北的行动。华北日军在内阁和元老们压力下搁置了军事行动计划。土肥原转而策动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脱离国民政府。
11月25日，殷汝耕在日军策动下发表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和《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言》，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辖区域，包括通县、滦县、临榆、遵化、丰润、昌黎、抚宁、迁安、密云、蓟县、玉田、乐亭、芦龙、宝坻、宁河、昌平、香河、三河、顺义、平谷、兴隆等二十二县和延庆、龙门、赤城、塘沽、大沽等地。宣言列举了南京政府使共产主义蔓延中国的“六大罪状”。实际上，自《塘沽协定》后，冀东各县已为日军控制，殷汝耕宣布冀东自治与否都一样。对于冀东自治政府的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于26日宣布不予承认，及通缉殷汝耕。
在成功策动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后，土肥原向宋哲元提出了“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宋哲元与殷汝耕合作，成立“华北五省联盟自治政府”及以自己为顾问，宋为傀儡领袖的“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这时，日军陈兵山海关，海军集结青岛，逼宋哲元宣布华北独立，国民政府则要求宋忍辱负重对日周旋，维持华北现状，谓维持的时间越长，对国家贡献越大。在不甘作傀儡又不得不妥协的困境中，宋哲元与何应钦商量决定，成立一个仅在名义上保持国民政府主权，实际实行自治的特殊华北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部分地满足日方的要求。政务委员会的半独立模式源于日本在讨袁战争中策动西南独立的西南军务院。其内容是地方割据，只在名义服从中央。东北易帜后，南京中央政府在军事上暂无力消灭割据势力的情况下，与原割据一方的地方实力派达成妥协，先后批准了半独立的东北政务委员会、西南政务委员会、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默认各政务委员会只在名义隶属于中央政府，实际独立自治，军队不受中央调遣。此时在日军压迫，华北危急的局面下，政务委员会成为最大限度地对日妥协，推迟全面战争爆发的无奈之计。蒋介石顶着国人抗议浪潮和舆论的压力批准了在华北成立“政务委员会”的办法。
12月中，华北当局宣布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以日方土肥原为顾问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会的十六名委员中包括日方推荐的万福麟、王揖唐、王克敏、秦德纯、张自忠、石友三等人。对于冀察政务委员会，日军强硬派认为政务委员会是国民政府的搪塞之策，日方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日军强硬派所言不错。从国际法角度来说，《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都是停战协定性质的临时约定，并非两国的正式条约。国民政府以这种临时停战协定和“冀察政务委员会”设计确实是对日军强硬派的搪塞之策，同时也符合国家利益，推迟全面战争的明智之策。
从《塘沽协定》到冀察政务委员会，日军在华北扩张的系列事件史称华北事变。事变中，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基于日苏将有一战的判断对日尽量周旋，推迟对日开战。蒋、汪的判断不错。日军内部“北进”攻苏与“南侵”侵华之争在升级。1934年初，力主进攻苏联的荒木贞夫因主张遭内阁否决被迫辞去陆军大臣职。支持“皇道派”的大批中下级军官对北进攻苏的主张屡屡受阻而强烈不满。1935年中，主张南侵的“统制派”骨干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在陆军大臣林铣十郎的支持下在日军内进行大规模人事变动，将陆军省次官柳川平助在内的一批“皇道派”军官调职，迫使皇道派第二号人物陆军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大将辞职。皇道派对此不满，激进分子相泽三郎中佐闯入永田铁山的办公室，用战刀将永田劈死。可见两派冲突之激烈。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汪精卫认为在妥协中等到日苏开战将是国民政府政策的最大胜利，决定在不割让领土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妥协。国民政府推迟战争的政策奏效，赢得了宝贵的备战时间，为后来长期坚持抗战奠定了基础。应当说，国民政府在华北事变中的应对无误，符合国家的利益。
第 27 章 救亡运动与西安事变
共产国际发起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斯大林决定以引爆中日战争的办法化解日军攻苏威胁。据此决定，共产国际策动了中日淞沪战事，成功让日军不得不搁置攻苏计划。淞沪战事期间，蒋介石、汪精卫联手限制战事扩大，通过和谈达成停战，挫败了斯大林引爆中日全面战争的计划，同时也帮助国民政府暂时摆脱两面作战困境，得以应付红军进攻的心腹之患。1933年，希特勒上台备战，让斯大林感到了德、日联手反共的恐惧。应对德、日两面夹攻战略威胁，斯大林作重大政策调整，放弃在各国策动暴动的世界革命战略，决定苏联加入国际联盟担任常任理事国，与西方世界改善关系，设法将德国法西斯进攻方向引向西方，设法将日本法西斯的进攻矛头引向中国，指示共产国际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及加大力度推动中日全面开战。
1933年底，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传达苏共政治局的政策转变，命令各国共产党停止暴动，转以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中心任务，其中特别要求中国共产党推动中日开战。根据共产国际指令，宋庆龄、何香凝、中共和共产国际在华组织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成立了无数抗日救亡组织。这些组织与中东铁路战争后成立的各地“反帝大同盟”、淞沪战事期间成立的“中国反帝大同盟”、“拥苏大同盟”、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工会联合会等等基本是一伙人马，都是以俄党为骨干，共产国际在华共产国际召集成立，由苏俄金钱资助，接受共产国际制定宗旨口号，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国人不知，救亡组织的抗日口号与中东铁路战争时的“武装保卫苏联”口号一样，服务是苏俄安全利益，而非中国利益。抗日救亡口号打动了无数国人，使蒋介石的剿共计划遇到极大的道义障碍。谓救亡组织与“反帝大同盟”、“拥苏大同盟”等俄党组织的共同特点是，只促政府停止剿共，却没有一个组织敦促中共放弃武力推翻国民政府宗旨。例如，宋庆龄出面成立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以全国人民名义推出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在其中要求停止剿共，全面对日宣战，没收日本在华一切财产，没收一切卖国贼的财产用作对日作战的经费，要求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取代国民政府等等，但没有要求中共放弃武力推翻国民政府。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们不了解上述组织和口号的苏俄属性，以加入抗日救亡运动为时尚。
青年学生们不知道国民政府的一系列备战举措，不知道国民政府对日交涉之艰难，不知道国民政府设计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对日周旋的苦衷，无知青年们很容易接受救亡口号煽动，去指责国民政府对日本妥协。共产国际在中国发动抗日救亡运动后不久，华北自治区内两位著名报人胡恩溥、白逾桓被暗杀。日军指责国民党政府违背了《何梅协定》，集结主力于山海关一线，不断进行军事演习，向国民政府施压要求取缔反日活动。两暗杀事件摧毁了国民政府艰难达成的妥协局面。国民党政府当时的基本政策是通过妥协推迟战争，希望维护华北的安定局面不可能制造刺案给日军送上南下借口，而致力推动中日早日开战的中共在日租界制造刺案是顺理成章的设计。青年们不知道，华北事变过程中，蒋介石、汪精卫在与斯大林斗法：蒋、汪尽力推迟中日开战，等待日苏开战，日本军界北攻苏联一派的意见得到越来越多军官的支持，而斯大林以推动中日开战保苏联、苏共的安全，共产国际在中国发动救亡运动的不是要救中国，而是救苏联，将战火早日引入中国，使日本关东军进攻苏联的计划流产。
一二九学生运动
共产国际导演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主要作品是“一二九学生运动”。根据共产国际推动中日开战的指示，刘少奇领导的中共北方局成立了彭涛为首的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和周小舟为首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北平分会”，在北平各大中学校建立起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学生联合会”等推动中日开战的外围组织。得到国民政府拟同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后，刘少奇指示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北平工委）和中共河北省委将学生示威游行升级，开展罢课请愿。随后，华北中共通过北平学生联合会和在北京各大学中的所谓救亡组织召集北京、天津、燕京和清华等著名大学的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国军二十九军根据《秦土协定》南撤。
1935年9月18日，共产国际领导旗下的中国抗日救国大同盟发表了“九一八”四周年宣言，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口号，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对日开战。12月9日，黄敬（俞启威）、姚依林、郭明秋等中共地下党员率北平各大中学数千学生示威游行至新华门，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递交了反对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停止剿共、对日开战及要求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请愿书。华北当局在高喊爱国口号的示威面前学生面前左右为难：为推迟开战，需要履行对日方作出的取缔反日示威承诺，但又不能武力对付学生。当局只好派军警分驻各大学校门阻止学生出校游行示威，同时严令军警禁止对学生动武。军警们办法是以不上子弹的空枪，木枪、水龙吓唬、驱赶学生。在学生背后操纵请愿的华北中共知道军警不敢镇压，指挥学生挑战军警，如同制造“八一三惨案”时一样，安排地下党骨干混在示威学生乘乱袭击军警，蓄意制造流血事件。尽管军警严守不许动武的命令，避免了流血冲突，中共仍然惯用套路将事件升级，展开舆论战、宣传战。共产国际属下的各路人马同时行动：中共北平工委发出告全国学生民众书，将学生挑战军警中双方皮肉轻伤大力渲染，发动北平学生总罢课，以“军警血腥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题目，号召全国学生掀起反政府浪潮，提出另组“工农学兵国防政府”；中共上海、南京、武汉和广州等地党组织同时行动，组织当地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组织青年上街示威请愿；以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国际资助的刊物大力宣传“军警镇压北京大学学生”，掀起了指责政府卖国投降、镇压学生的舆论浪潮；共产国际在上海成立的救亡组织召集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等283位共产国际标签的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联名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号召各地救国团体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剿共，立即对日宣战。一时，谴责政府对日妥协，要求政府立即对日开战的浪潮席卷全国。
国民政府和中国的有识之士清楚，立即对日开战不利于中国，而只能让苏联满意。如果没有国民政府和华北当局忍辱负重，背负骂名，努力推迟战争赢得几年备战时间，如果按照苏共、中共和那些唱高调的“救亡”团体的要求，将长城抗战立即升级为全面对日开战，中国不但不能坚持长期抗战，政府还会被中共迅速推翻。在中共掀起的对日开战宣传运动中，《大公报》发表独立社评指出：“十二月九日北平各校的学生大请愿游行，……我们认为很不幸的。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在十几年前，学生为爱国事件罢课可以引起全国的同情。但是‘五四’以后，罢课久已成了滥用的武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我们爱护青年运动的人，不忍不向他们说几句忠告的话。第一，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目标。第二，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力量。第三，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方法。第四，青年学生要认清他们的时代。青年学生的基本责任到底还在平时努力发展自己的知识与能力。社会的进步是一点一滴的进步。国家的力量也靠这个那个人的力量。只有拼命培养个人的知识与能力才是报国的真正准备功夫。”[1] 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知识界看清了促中日开战运动的祸国实质。胡适在其《华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中明确主张停战谋和，直言以中国之国情“不足以对日言战”。他更不怕挨骂地提出：“日本倘能自华撤兵停战，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他解释说，当年比利时曾被德国占领，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都是由于实力悬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来有实力又收回。胡适因此见解被共产国际操纵的刊物指责为“汉奸”“卖国贼”。胡适回应说：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
一二九学生示威运动后，北平六所大学的校长联名发表了《告同学书》，反对青年学生被利用为政治斗争工具，要求学生专注于学业。12月14日，北平市长秦德纯邀各校学生代表举行茶话会，面劝学生即日复课，勿作轨外行动，顾及华北现在环境，勿因言语引起对外纠纷，希望学生理解政府的苦衷。15日北平市政府与各大学当局宣布，自16日起学生一律上课，如有违反，严惩不贷。然而，大学校长的劝告、北平市长的劝告，北平市政府的禁令，大学当局的禁令等等都不敌中共北平工委的幕后策动，不敌中共罢工、罢市、罢课的煽动。16日，中共在各大城市同时策动了学生请愿运动，在北平天桥、前门两次召开要求政府立即对日开战的万人大会。军警奉命驱散集会，中共工委按预定布署指挥学生与军警搏斗。17日，华北当局最高负责人宋哲元发表《告北平学生书》，指出“共党在利用学生的爱国热情”，声明如仍有“轨外行动”，决予“适当制止”。18日，受共产国际资助和操纵的全国总工会发表了《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称“抗议汉奸卖国贼出卖华北与屠杀、逮捕爱国学生”，号召举行全国罢工以迫使政府对日宣战。尽管华北当局对学生示威请愿应对的极为克制，禁止武力对付学生，但共产国际和中共散布的屠杀学生之词对各地不明真相的民众极富煽动力。奉共产国际之命，宋庆龄率鲁迅等所谓左翼人士采取行动，通电声援学生，抹黑政府，促中日开战，促政府停止剿共。
12月28日，国民政府和华北当局宣布在全国的示威浪潮中成立半独立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奉命与日军周旋，作出允许日军随时在河北演习，日本商社在华北投资发展，在政务委员会中任用亲日派等等让步，部分满足了日本关于“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同时拒绝了日本强硬派要求的华北宣布独立。迫于英美等国的外交压力，日本接受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半独立设计。在到七七事变华北沦陷短短的一年半中，冀察政务委员会根据南京政府的对日方针，在冀东察北问题、共同防共问题、华北走私问题、经济提携问题上艰难地与日方交涉周旋，在维护国家民族的主权方面作出了学生们想象不到的贡献。
谴责政府卖国的示威学生们不知道，苏俄一面策动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一面在积极与日本谈判，准备将中国主权的中东铁路出售给日本。这一谈判开始于九一八事变后。1934年2月，苏联与满洲国在东京重开洽售中东铁路的谈判，苏联将索价由原先的6.25亿日元减至2亿日元，满洲国还价1亿日元。1935年1月，苏、满在东京订立了以1.4亿日元总价让售中东铁路的草约。俄、日这一交易证明了张作霖从1920年开始就谴责苏俄帝国主义论断的正确，也证明了张作霖领导的讨赤战争的正义性，证明了苏俄在华发动的北伐战争的祸害性质。于苏、日间的中东铁路交易，国民政府外交部申明中国对中东铁路的主权，不承认苏满的交易。而中共声明支持苏、日的中东铁路交易。作为苏联的属下，作为俄党，中共从来不具有民族性，如此声明并不奇怪。但从侧面反映出，共产国际、中共推出的救国、救亡、抗日口号只是煽动中国民众反政府，间接保卫苏联安全的一种手段。上街请愿、参加罢课的学生们更不会想到，煽动他们请愿，煽动他们促国民政府对日开战的中共领袖在抗战爆发后禁止共军对日作战，“一二九运动”最高领导人刘少奇后来的八年全面抗战中所作的全部指令都是关于打击政府军的，没有一条是指挥对日作战的，而被学生们骂为卖国的国民政府领导全国抗战直到胜利。这些后续事实说明，“促对日开战运动”、“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二九学生运动”等运动的实质只是改头换面的“武装保卫苏联”。尽管国民政府在整个华北事变中应对正确，但国民政府时代与十几年前的北洋政府时代一样，斯大林强力主导着中国的走向。不久，斯大林策划了七七事变，成功引爆中日全面战争，使关东军北进苏联的计划彻底泡汤，国民政府在斗法终究不是斯大林的对手。
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产国际操纵中国文艺界推出了无数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文艺作品，影响了当时的青年纷纷投身救亡运动，投身到了共产国际旗下。建国后，中共推出了以“一二九运动”为题材的电影《青春之歌》，风靡一时。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中共地下党员黄敬在运动中攀上电车演说之举在银幕上再现，感动了新中国的一代青年。新中国的青年们更不清楚救亡运动背后的苏俄操纵，更不清楚“一二九运动”服务苏联利益的真相，全体被“学生爱国，政府卖国”的宣传洗了脑。
瓦窑堡会议
1934年，在苏联出售中东铁路予满洲国的谈判失败，关东军逮捕了中东铁路的苏联职员。担心关东军北攻苏联，斯大林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应对：指示中共、宋庆龄开展促使早日立即开战的所谓抗日救亡运动；批准红军向西北转移以解除红军对国民政府都城的威胁；指示共产国际在华宣传抗日，营造蒋介石领导抗日的气氛；派季米特洛夫出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负责落实他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针等等。上任后，季米特洛夫立即向各国共产党发布指示，要求改变对社会民主党的“关门主义”的态度，建立与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战线，建立各国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季米特洛夫落实斯大林政策调整的重点是中国，主持为中共度身定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有王明、康生、王荣（吴玉章）、梁朴（饶漱石） 、孔原、林育英（张浩）等中共代表参加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季米特洛夫在题为《法西斯进攻与共产国际任务》的报告中要求中共停止反政府，接受国民政府领导，与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付日本。中共代表团长王明发言响应说：“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的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尽抗日救国天职。”经斯大林亲自批准，苏共于8月1日将王明的发言稿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以《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题目在莫斯科发表。这一被宣传为《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文件与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无关，完全是共产国际为苏联安全在莫斯科制定推出的。这一宣言的发布对了解二十世纪中国史很有帮助。首先，它反诠释了二十世纪中国史受苏联操控历史事实，说明了中共受苏俄操控，中共的重要文件出自莫斯科的意向。中共的宣言可以在中共中央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表，说明了中共的苏俄傀儡性质；第二，它说明了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苏俄操控性质，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是莫斯科发动的，是服务苏联的利益，为了苏俄安全考虑；第三，它说明了不久后爆发的中日战争也是苏俄策动，是莫斯科为其安全所策动。
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后，莫斯科派林育英携带密电码回国向中共传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经过蒙古长途跋涉，林育英于11月到达陕北。12月，林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召集中共政治局开会，传达莫斯科的政策调整。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邓发等人对莫斯科的转变感到突然。会后，毛泽东在向红军干部所作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以“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说法拒绝莫斯科的接受国民政府领导一致抗日指示，实际拒绝接受“捐弃前嫌，共赴国难”的口号，坚持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目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张闻天起草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瓦窑堡会议决议），其中将互相矛盾的莫斯科指示和毛泽东主张混在一起，将“日本帝国主义”与领导全国抗日的蒋介石并列为“主要敌人”，称中共的任务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力量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并要求“扩大苏区，扩大百万红军”。
阅中共报来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后，季米特洛夫向中共发出了《关于中国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指示文件，训斥中共中央违反了斯大林的指示，称中共的“反蒋”宗旨违背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责令中共停止反蒋，“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形势下组织全民抗战为中心任务，所有其余的一切都应服从这个任务”，“引导所有民族爱国分子投入抗战，不管他们的政治信仰、阶级和党派归属如何”。毛泽东又不能不执行共产国际命令，于是采取阳奉阴违的应对，在正式文件中删去“反蒋抗日”词句，推出了专为应付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战线宣言》，在其中改口说“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我们中国人的神圣的义务！”但在内部以“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说法拒绝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两个口号三个神话
1926年，共产国际将远东局迁到了上海。拨款策动暴动和工农运动之外，远东局的一项重要行动是召集大批中国文艺家到旗下，开启了所谓左翼文化、左翼文艺运动。在电影方面，共产国际通过其间谍钱壮飞在北平创办了光华影片公司，派中共党员钱杏邨（阿英）加入了六国影戏营业公司，安排田汉等人成立了“南国电影剧社”。1929年，在苏联入侵中国东北的战争中，共产国际命令上海文艺界下属加大力度宣传苏联，号召推翻中国政府。根据指示，中共成立了由潘汉年、夏衍负责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召集创造社的冯乃超、郑伯奇、陶晶孙、太阳社的钱杏邨、孟超、杨邨人、沈茜苓等人成立了“上海艺术剧社”，启动了中国左翼电影。1930年2月，共产国际在华建立了以宣传苏联，扰乱国民政府后方，煽动颠覆国民政府为宗旨的下属组织——左联。九一八事变后，斯大林担心日军北攻苏联，开始促中日开战。据此，共产国际资助中国的左翼文艺家，将明星影片公司转型，抛弃神怪武侠爱情片，以促对日开战为主要宗旨。1933年，中共中央文委成立了由夏衍、钱杏邨、王无尘、石凌鹤、司徒慧敏等人组成了左翼电影领导小组。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左翼文化，左翼电影迅猛发展，“明星”、“联华”、“艺华”、“天一”等四家主要电影公司在当年就推出了43部“左翼电影”。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只谴责日本侵略东北，而绝口不提苏俄侵略东北。左翼电影当然不能提苏联入侵东北，霸占东北，因为左翼电影的财政资源来自莫斯科，其骨干夏衍、钱杏邨、田汉、阳翰笙听从共产国际指挥。
斯大林作出推动中日开战决定后，共产国际在华资助成立一大批以推动中日全面开战为宗旨所谓救国会组织。其中包括“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方人民救国大同盟”、“平津学生救国联合会”、“平津文化界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上海电影界救国会”、“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和“文艺家协会”、“上海学生界救国会”、“上海新闻界救国会”、“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等等。一时，抗日救国宣言铺天盖地。如同当年日本人召集各路会党成立同盟会一样，共产国际召集上海的众多救国会组织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然后再召集各城市的救国联合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救），指派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等人为执行委员，派中共秘密党员钱俊瑞具体打理。根据斯大林的政策转变，共产国际不再需要宣传反政府的左联，决定将左联解散。由莫斯科决定成立，再由莫斯科决定解散的事实说明，左联是苏俄一手扶植建立的工具。同救国会组织也是苏俄一手扶植建立的工具。这些俄党组织的共同特点是由莫斯科提供经费，由莫斯科指定代理人，由中共秘密党员牵头。
救国会中具有代表性的组织是文化界救国会。1935年12月，共产国际在上海召集界275位中国文艺家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推出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文化界救国会的最主要成员是中共地下党员牵头的文艺家协会，其成员包括郭沫若、茅盾、郁达夫、洪深、郑伯奇、欧阳予倩、郑振铎、谢冰心、白薇、臧克家、叶圣陶、朱自清、夏丏尊、宋云彬、李健吾、周立波、沙汀、艾芜、叶紫、任白戈等作家。根据《八一宣言》中提出的“服从国民政府，服从蒋介石领导”、“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实现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等口号，文化界救国会提出了“拥护政府领导抗战”、“国防文学”、“国难文学”、“民族自卫文学”、“国防戏剧”、“国防音乐”、“国防电影”等口号。
上海文艺界的国防口号不获延安认可。毛泽东坚持推翻国民政府的宗旨，拒绝共产国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中共文艺界领导人周扬不知道延安坚持反蒋方针，积极推销拥护政府领导抗战和国防文学的口号。让他头疼的是，“左联”的招牌人物鲁迅反对解散“左联”，拒绝签署“文艺家协会”宣言，与胡风、徐行等文艺家一起提出坚持反政府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抵制拥护国民政府领导抗战的“国防文学”的口号，而延安派来冯雪峰传达的是与“拥护政府领导抗战”完全冲突的“反蒋抗日”方针，并且冯表态支持鲁迅、胡风等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如此，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的分歧在上海文艺界表现为了“两个口号”之争：周扬、郭沫若、徐懋庸等人主张“一切不愿当汉奸的作家应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以国防为创作主题”；鲁迅、胡风则坚持“左联”不能解散，要求文艺界在国难当头时开展反政府的阶级斗争。在“两个口号”争论中，作家徐懋庸致信鲁迅指出：“在目前的时候，到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鲁迅与冯雪峰合作发表了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将晚辈徐懋庸的私人商榷信件公开发表，斥徐“向国民政府投降”，骂宣传“国防文学”的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等中共文艺家为“四条汉子”、“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鲁迅的发难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毛以称赞鲁迅的方式抵制莫斯科推动的“国防”口号。奉命推销“国防文学”口号的中共文艺大员周扬感到无所适从，特地到延安就“两个口号”之争请毛泽东裁决。毛泽东不敢明确否定共产国际的指示，以“真理越争越明”的说法不置可否。周扬这才明白原来毛泽东不同意共产国际提出的口号，于是赶紧向毛承认错误。奉命支持鲁迅的冯雪峰因得不到延安的明确表态支持而无所适从，索性撂挑子回了浙江老家（冯因此得罪了毛泽东，在二十年后被毛整肃）。
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虽未被中共中央认可，但在共产国际与王明指挥之下，全国文艺家在这一口号的鼓舞下掀起了文艺界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在共产国际资助下，“国防文学”，“国防戏剧”、“国防诗歌”，“国防音乐”作品大量出台，《狼山喋血记》、《壮志凌云》、《生死同心》、《压岁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迷途的羔羊》、《夜奔》、《青年进行曲》、《松花江上》、《东北好男儿》、《风云儿女》等一大批抗日救亡主题的电影、戏剧强烈影响了一代青年。
文艺家们在国难当头时的“两个口号”之争根本无所谓是非。两口号背后是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斗法。斯大林要求中共与中国人民为苏联的安全对日开战，间接保卫苏联；毛泽东不在乎国家民族利益，既不想保卫祖国，也不想保卫苏联，认为日本人打进中国是好事，有利于中共发展，有利于中共在“日蒋两败俱伤”后夺取全国政权。由于毛泽东在“两个口号”争论中不置可否，这一争论成为中共所写革命史的长期悬案。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开始正式否定“国防文学”口号。文革中，毛泽东批准将“国防文学”口号定性为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投降主义口号”，将被鲁迅咒骂的周扬等“四条汉子”逐一整肃。
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之外，共产国际与中共联手营造了影响了几代青年，影响持续至今三个神话。神话之一——鲁迅。鲁迅在日本仙台医专时成绩不好。他的老师藤野严九郎先生特别关照来到该校第一个中国留学生鲁迅。他解释说：“我小的时候，曾跟福井藩校出身的野坂先生学过汉文，对中国的先贤总是很尊敬，同时也觉得应该高看那一国的人，或许这就是周君感到特别亲切和值得感谢的原因吧。”在藤野的帮助下，鲁迅两次学期考试都勉强得到了60分。于是该校中有传言说藤野偏袒鲁迅，泄露了考题。学期末，鲁迅的学年成绩是58分，其中解剖学是59.3分，均不及格。学医之路受阻，鲁迅另谋出路。回国后，鲁迅弃医从文。他在《〈呐喊〉自序》写道：“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这里，鲁迅所言不实。他多次谈到在仙台的教学用电影。但日本仙台医专的后身——东北大学的阿部兼也等一批师生调查结果是，当时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并没有电影放映设施，仅有的关于日俄战争幻灯片中并无鲁迅所说的关于中国人的镜头，并且鲁迅所说的关于藤野先生与“讲义风波”也与事实不符。鲁迅青年学子首要是谋进身之路。孙中山从医之路不通，于是投书李鸿章打算作幕僚，投书之路再不通，于是投身会党，决心造反。历史上秀才变身造反领袖的历程大都如此。现代革命家们在崛起后都会编造个为了救国救民的故事。鲁迅被糟糕的成绩的老师偏袒传言刺伤自尊，学医之路不通，于是弃医从文，并编造出了电影事件或幻灯事件，声称自己的选择是“以期唤国人实现强国强种的第一要务”。
回国从文后，鲁迅在文章作品中宣扬日本流行的“支那观”、“中国印象”、“中国国民性”、“支那特质”，抨击中国人自私，懦弱，猥琐，残忍，愚昧，将中国人描写成是黑暗“铁屋子”中“一群昏睡而将死的人”，一群神经病人，是“用人血馒头治疗肺痨的”愚昧之众，只配被“砍头示众”，称“我向来不惮于用最险恶的用心揣度中国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挣到过‘人’的价格，最多不过是奴隶”。在他看来，中华民族堕落，中国文化、中医药等等一无是处。1918年，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这篇成名作中，他通过精神病患者的妄语表达对中国人、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全面否定，称中国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从中国的书缝里看到的是“吃人”二字，称那些吃人的人“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劝青年不要读中国书，称“中文不灭，国无希望”，称“凡有来到中国的，尚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鲁迅不爱中国人民，笔下没有可亲，可敬，可爱的中国人形象，要说有可亲可敬的形象，那就要数日本人“藤野先生”了。
在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时，鲁迅没有谴责过日本，在中苏满洲开战时，他没有谴责过苏联，在中国知识界都了解了苏俄国内大规模流放、屠杀富农，造成饿死千万人大饥荒事实时，他歌颂交战敌国苏联为“曙光”。九一八事变后，鲁迅没有只字谴责日寇入侵，没有只字提到保卫祖国。相反，以“阿二”为笔名发表了《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等歌谣，极力挖苦讽刺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应对外强入侵危机的努力。事变爆发后，分裂的国民政府宁粤双方均认为在国难时应当停止内斗，粤方停止进兵，蒋介石主动下野换取结束内斗。在日军占领锦州，占领东北全境的国难背景下，宁粤双方达成妥协，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大”而后在南京召开了宁粤统一的四届一中全会。在政府召开系列会议争取各派系尽力暂停内斗应对国难之时，鲁迅写打油诗讽刺道：“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南边整天开大会，北边忽地起烽烟，北人逃难南人嚷，请愿打电闹连天。还有你骂我来我骂你，说得自己蜜样甜。文的笑道岳飞假，武的却云秦桧奸。相骂声中失土地，相骂声中捐铜钱，失了土地捐过钱，喊声骂声也寂然。文的牙齿痛，武的上温泉。后来知道谁也不是岳飞或秦桧，声明误解释前嫌，大家都是好东西，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其幸灾乐祸之情溢于言表。淞沪抗战中，鲁迅举家躲进特高科特务内山完造的联络站书店，写着骂中国政府的文章，写诗“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还有兴致招妓。[2] 他知道内山是日本间谍，[3] 但不隐讳与内山的深厚关系。孙中山受日本人长期扶植，日本友人众多。鲁迅也一样，受内山完造等人多次邀请去日本访问、疗养，另有金子光晴、前田河广一郎、室伏高信、长谷川如是闲、铃木大拙、横光利一、林芙美子、新居格、武者小路实笃、长与善郎、松本重治等一众日本友人，其中不乏特殊背景者。在国难当头时，胡适、蒋廷黻、丁文江等学界精英捐资创办《独立评论》杂志，在“讨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专栏中敦促政府早作战略应对，为政府准备抗战献计献策，丁文江、翁文灏、钱昌照、曾昭伦、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钱昌祚等一大批知精英响应国家召唤，出任设计委员会委员，自愿接受低薪为国效力。而这时的鲁迅住在上海日租界，忙于与日本人联合举办文化活动，忙于在日本人“妇女之友会” 演讲，为日本人增田涉辅导，请日本人内山嘉吉教木刻等活动。他日记中记载了一次宴会，席中友人全是日本人。他不光混迹于日本人中，更在治外法权保护下肆无忌惮地咒骂中国政府，同时称自己所享受的出版言论自由为“伪自由”，将自己的 一本骂政府的文集命名“伪自由书”。从仙台医校辍学后滞留东京几年，无业的鲁迅却过着富裕生活，雇有日本女佣，还能资助二弟留学。有研究者怀疑，这期间鲁迅受雇于特高科刺探留学生动向，他离日回国可能带有特高科的使命。国人不知道，鲁迅通过日本同文书局大量出版谩骂、讽刺政府的文字的同时收取着丰厚稿酬。《社会新闻》刊文谴责鲁迅“与日本书局订定密约，乐作汉奸”，[4] 学者陈源直言：“鲁迅爱国？他爱的是日本国吧”。陈言没有错，鲁迅不爱中国，爱日本，晚年在日租界一住就是九年，一直住到去世。
与孙中山一样，鲁迅也是周旋于日、苏两宿敌之间。共产国际认为坚持反政府及大力歌颂苏联的鲁迅有利用价值，共产国际间谍史沫特莱、左尔格到华后立即联络了鲁迅，为鲁操办了五十寿筵，将鲁发展成了共产国际的“马前卒”，拉拢鲁加入了宋庆龄、杨杏佛等人组成的共产国际在沪别动队。共产国际将鲁迅树立为左联招牌人物和反政府的左派作家旗帜。鲁迅没有辜负共产国的期望，加入左联后著文骂政府，骂章士钊、骂杨荫榆、骂胡适、骂梁实秋、骂林语堂、骂徐志摩、骂陈源、骂李四光，遍骂爱国名人，同时大力讴歌苏联。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抗战，他没有为中国军人的牺牲动情，唯为俄党动情，以“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诗句哭共产国际特务，人权保障同盟负责人杨杏佛，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哭在中苏战争中讴歌敌国苏俄，号召颠覆中国政府的柔石等作家。毛泽东后来称赞鲁迅骂政府的精神为“骨头最硬”。其实，鲁迅不是骨头硬，而身在日租界，又得共产国际扶植，腰杆子硬。鲁迅骂同胞、骂同事、骂共事的文人、骂政府、骂青年，唯独没有骂过二十世纪侵略和压迫中国最甚的日、苏。他与孙中山一样，先亲日，收受日元，后亲苏，收受卢布。孙中山收受无数日元后投靠苏俄引起日人痛恨，鲁迅也一样。鲁迅去世前曾急着要离开虹口搬到法租界去，去世前两天曾造访两位日本人，去世时只有日本医生须藤在场。鲁弟周建人和鲁妻许广平曾说，须藤医鲁犯了与三十年从医经历不符的错误，如果按照美国医生的方案，鲁迅至少还能活十年。其子周海婴认为，鲁迅可能死于日本间谍之手。[10] 由爱日本转去爱苏俄，死于日本人手不奇怪。1935年，共产国际转向，为中共和国民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求中共拥护政府，将可能的日苏战争转化为中日全面战争，开始感到坚持反政府，反对解散左联，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鲁迅不再好用。在“鲁迅精神的感召”下投身“一二•九”运动，多年后为《周海婴回忆录》作序的的王元化坦言：“鲁迅死于谋杀，是可能的”。在日、苏这对宿敌之间玩脚踩两只船是危险的。孙中山长袖善舞，最后落得两边不讨好，临终时成为苏俄顾问监控对象，丧失自由；鲁迅晚年同时利用两边，自以为得计，死于两强之中谁手都有可能。共产国际对利用对象策略通常是抛弃之前最后再利用一把，对鲁迅也不例外。鲁迅去世后，共产国际的反应过于快速，系列行动一个紧接一个，让人相信怀疑是预先安排好的：鲁迅病逝当天，共产国际间谍宋庆龄亲赴中央研究院与蔡元培商议治丧，在当天的上海《大晚报》发表了《鲁迅先生讣告》，宣布有毛泽东、宋庆龄、内山完造、沈钧儒、萧三、史沫特莱、茅盾、胡愈之等俄党组成的治丧委员会；中共地下党迅速组织了大批学生为鲁迅送葬，[11] 共产国际各路人马将鲁迅治丧办成了向国民政府作政治示威、要求政府停止剿共的示威运动；共产国际属下的上海救国会等组织为鲁操办了隆重葬礼，盖上了“民族魂”旗帜以表彰他配合共产国际反北洋政府，反国民政府，及积极拥苏的表现；仅仅几个月后，共产国际的另一马前卒蔡元培和共谍邵力子推出了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俄党人权同盟成员蔡元培为《鲁迅全集》作序、题字，宋庆龄与蔡一起以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征订〈鲁迅全集〉精制纪念本启》，在其中宣称：“鲁迅先生为一代文宗”，“奠现代文坛之础石”，编印《鲁迅全集》的目的，“欲以唤醒国魂，砥砺士气”。共产国际神化鲁迅的组合动作如此迅速，让人怀疑鲁的死因。
毛泽东喜欢鲁迅，通过赞扬鲁迅间接否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防”口号。抗战期间，毛泽东决定以鲁迅的名字命名延安的艺术学校，将鲁迅越捧越高，赞为“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他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是最正确的、最勇敢的、最坚决的、最忠实的、最热诚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是中国革命文化的主将。经共产国际和毛泽东联手，鲁迅被推崇成了中国民族英雄，尽管生活在日、苏欺凌中国时代的鲁迅毕生颂扬日、苏并咒骂中国人和维护主权的中国历届政府。鲁迅受到共产国际和毛泽东的吹捧不只因为他反政府，还因为他与共产革命领袖们有众多相通之处。其一，他们都崇尚毁灭与死亡。鲁迅内心灰暗，称“死亡有大快乐”，[5] 将中国看作是“黑暗的铁屋子”。他歌颂苏联“把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像粪一般抛掉”，[6] 称“中国未来，会出现沙漠……如果中国人再不死一些，和平不会到来吧？变成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口吧”，[7] 这种想法正与毛泽东相通。人们从鲁迅的作品中看到黑暗，看不到光明，看到破坏，看不到建设，看到毁灭，看不到改良和进步；其二，鲁迅与共产革命领袖们一样，有恨无爱，不爱任何人，将民众看作是不值得同情的蝼蚁。鲁迅与琴姑有过一段初恋，娶朱安后，琴姑一病不起，凄凉去世。鲁在后来的岁月和文字中没有再提及这段恋情。1906年，鲁迅奉母命与比自己大三岁的同乡朱安（1879——1947）结婚。婚后四天，鲁迅东渡日本。此后，朱安长期独守空房，伺候娘娘(绍兴话婆婆)，但没有换回鲁迅的爱，甚至同情，得到的是“内心十分痛苦，感情上十分孤独的”一生。1927年，鲁迅与北京女子师范兼课时的学生许广平同居，抛弃了为他牺牲青春的发妻朱安。同居之后，鲁对许冷淡，再没有像陪她看电影散步。鲁会友聊到半夜不许许睡，要求许在旁侍候，不准插话，为客人斟茶倒水，准备饭菜。有朋友看不过去，劝鲁迅对许广平好些，鲁一笑置之。在许之后，鲁迅与才女萧红交往火热，许广平对常去鲁迅住所的萧红颇为不满，鲁袒护萧，训许不要胡闹不懂事。鲁迅和北大校花马珏也曾有过一段感情，《鲁迅日记》中有部分缺失，是鲁迅自己销毁还是被人藏匿不得而知。有猜测说，失踪部分记述了鲁迅鲜为人知的恋情。鲁迅不仅对身边的女人没有真爱，或恻隐之心，甚至对母亲前来同住都感到厌烦。鲁迅兄弟反目的原因外人不得而知。令人信服的解释是，鲁迅对弟媳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在个人生活中，鲁迅对琴姑、朱安、许广来，马克思对燕妮、海伦，列宁对克鲁普斯卡娅，毛泽东对杨开慧、贺子珍、江青何其相似。他们不仅对妻子没有受，对所有人都一样没有爱，没有同情；其三，鲁迅与共产革命领袖们一样，刻薄，恶毒，没有宽容。鲁迅的“费厄泼赖应当缓行论”、“痛打落水狗”等论调与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专政等论调相通。鲁迅反对人道主义，主张冷酷，称人道主义者为反动和毒害，称堂吉诃德这样的人道主义者“起的作用极坏，乃是帮着奸人使世界留在黑暗中，放蛇归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杀淫掠，远过于革命的牺牲。”[8] 鲁迅为宣扬革命专政的苏剧《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叫好，欣赏剧中革命者的那句道白：“是的，我们是专制魔王，我们是专政的。你看这把剑——看见了吧?——它和贵族的剑一样，杀起人来是很准的；不过他们的剑是为着奴隶制度去杀人，我们的剑是为着自由去杀人。”[9] 他的这些思想观念与马克思的撒旦教毁灭观一致，特别为毛泽东所欣赏；其四，鲁迅与共产革命领袖们一样，不爱自己的民族和祖国，乐于见到自己的国家战败。马克思、列宁声言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列宁因声言希望看到自己的祖国战败而被德国选中为扶植对象。在民族危亡，以胡适、丁文江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群体为政府备战献计献策，为国家民族默默奉献时，鲁迅毫无国家民族观念，撰文赋诗，以“血沃中原”、“刀丛”、“暗夜”等语言咒骂政府，反对国防口号，反对解散左联，坚持颠覆政府的立场。国防口号虽然是共产国际为苏联安全所提出，但有爱国心的中国人不会反对国防口号。而鲁迅坚持在外强入侵时反政府，反对国防。他因这一立场而在死后得毛泽东长期推崇；其五，鲁迅与共产革命领袖们一样，喜欢谩骂、挖苦而拒绝心平气和的讨论。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不讲道理，挖苦、谩骂反对暴力革命的第二国际领袖考茨基达六、七十处，骂“考茨基像一只瞎了眼的小狗，用鼻子东嗅西嗅”，“考茨基带着饱学的书呆子的博学神情和十岁女孩的天真态度”等等。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考茨基关于“英美可能和平变革，即用民主方法实行变革”的看法完全正确。鲁迅同样不讲道理，谩骂论敌之处俯拾皆是。他与梁实秋对文艺的看法有分歧，不是平和讨论，商榷或论争，而是对梁展开谩骂和人身攻击。谩骂文风是鲁迅获毛泽东推崇的另一重要原因。鲁迅与共产革命领袖们在思想专制，文风刻薄，喜欢谩骂方面颇为一致。
作家苏雪林更致信蔡元培抨击神化说：“见鲁党颂扬鲁迅，欺骗青年，直出人情之外，殆以为国人全无眼耳鼻舌心意，可以任其以黑为白，以莸为熏者，乃勃然不能复忍”。“一曰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灵发生不良之影响也”；“二曰鲁迅矛盾之人格，不足为国人法也”，“三曰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共产主义传播中国已十余年，根柢颇为深固。‘九•一八’后，强敌披猖，政府态度不明，青年失望，思想乃益激变，赤化宣传如火之乘风，乃更得势，今日之域中，亦几成为赤色文化之天下矣。近者全国统一成功，政府威权巩固，国人观感大有转移，左派己身大有没落之忧惧，故于鲁迅之死，极力铺张，务蕲此左翼巨头之印象，深入青年脑海，而刺激国人对共产主义之注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
梁实秋评价鲁迅指出：“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後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後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共产党了。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共产党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这一文件的寿命并不长，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的。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不表关切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询问：是中国人进攻苏联，还是苏联侵入了中国？鲁迅及其一伙的回答是：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的唆使而进攻苏联。经过这一考验，鲁迅的立场是很明显的了。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12]
鲁迅死后不仅备享共产国际安排的哀荣，还成了中共文艺、文化之神。毛泽东在新中国继续推崇鲁迅。根据毛定下的调子，鲁迅的文章被编入教材，影响了几代青年。在此后的毛泽东时代，谩骂文风长期统治报刊文坛。新中国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适、胡风，反右文章，《九评》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文章，文革的“大批判”，“批孔”等运动中的文章都传承着鲁迅与毛泽东共通的专制思想和谩骂文风。文革中，红卫兵有恨无爱，以迫害人为乐。红卫兵和毛泽东都坦言这样作是在继承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于是，毛泽东时代晚期书店中几乎只剩下毛、鲁的著作。毛泽东赞扬鲁迅，神化鲁迅，但不会容忍治下有鲁迅那样骂政府的作家。多年后，当被问及设若鲁迅处于反右运动会如何时，毛泽东回答说：“要么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识大体不作声。”[13]
共产国际在救亡运动中推出的神话之二——东北义勇军。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中退入关内，日军在东北增兵后也只有几万人，满洲广大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散兵、土匪纷纷打出“抗日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旗号。各路义勇军并未打算与日军血战，而是相约退入苏联，希望得到苏俄扶植。义勇军没有想到，这时的斯大林正在向日军示弱、讨好日军，因此对跑到苏联境内的义勇军不但没有扶植，反而将他们关押进战俘营服苦役，害得他们大批病饿而亡或精神失常。没有跑到苏联的义勇军残部一部分投奔冯玉祥加入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叛乱，一部分留在东北作回了土匪，还有一部分加入共产国际组织的“东北抗联”。尽管东北义勇军从树旗到逃苏没有像样的对日作战，但这并不影响共产国际领导上海左翼文艺界以其为题材炒作拔高，妙笔生花。于是，义勇军成了共产国际促中日开战的主要宣传题材，被国防文学、国防电影宣传到家喻户晓，编出了《义勇军进行曲》唱遍全国。
共产国际在救亡运动中推出的神话之之三——东北抗日联军（抗联）。义勇军不管旗号真假总是中国人自发组织的。而抗联与红军、苏区、中华苏维埃一样，是共产国际一手建立。国民党清共后，共产国际不仅创建了华南的鄂豫皖、湘鄂赣、洪湖等几块苏区，还决定在北方也建立苏区，以南北夹击国民政府。但华北地处平原，交通便利，不利于武装割据，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不利于红色割据生存，于是共产国际决定在人烟稀少、森林密布，割据容易立足的满洲建立苏区。为此，苏俄在中东铁路的机关和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频繁召集会议部署暴动。然而，东北人民倍受沙俄、苏俄压迫，讨赤领袖张作霖拒绝老窝被赤化。这是张被暗杀的原因之一。易帜后，张学良相信苏俄饥荒虚弱，想出手收回中东铁路，也不容苏俄在满洲策动暴动，派军警突击搜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逮捕了策划暴动的共产党干部，缴获了大量苏联策划满洲和中国各地暴动的机密文件。暴动计划泄露后，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奉天任满洲省委书记，继续负责策动满洲暴动。东北人民唾弃在中苏战争中鼓吹“武装保卫苏联”口号的中共，刘策动暴动受阻而不得不暂时搁置暴动计划。九一八事变后，在满洲的几万日军只能控制大城市和交通线。中共中央决定趁东北的广大地区权力真空时机建立东北苏维埃，从关内抽调了冯仲云、周保中、赵一曼、魏拯民为代表一大批干部派到满洲，在满洲建立了磐石游击队、汤原游击队、珠河游击队、巴彦游击队、饶河游击队。1932年6月，中共上海北方工作会议（满洲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满洲红军发展成与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平起平坐的另一方面军。会后，中共改编满洲游击队为工农红军游击队，在东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杀地主，夺劫财产，同时消灭收编小股义勇军。满洲人民称拥苏的红军游击队为红匪，组织民军自卫，抗击红军游击队的劫掠。东北红军在民军打击下军心涣散，减员严重，难以立足。1933年，斯大林在德、日形成对苏夹攻的形势下改变政策，将其中国政策由暴动推翻国民政府转为宣传抗日。根据斯大林的政策转变，共产国际直接向满洲省委发出了“一二六指示信”，要求满洲省委停止土地革命，改打抗日旗号，把部队番号由工农红军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4年，中共中央转入苏区，满洲省委从此直接听命于共产国际。1936年，共产国际召集中共游击队和各路义勇军组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至第六军，作为牵制关东军的工具。其中第一军（军长杨靖宇）、第二军（军长王德泰）、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第六军（军长夏云杰）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其余各军为王德林、李杜、谢文东领导的义勇军。
抗联与左联一样，是苏俄扶植的工具，其宗旨是牵制满洲日军，消除日军北攻苏联威胁，而非保卫中国，其对日作战是苏日作战的一部分，而非中国抗日的一部分。中日全面开战后，共产国际解散了满洲省委，组建了南满、吉东、北满三个省委，把抗联十一个军重组为三个省委领导的一、二、三路军。日军不容忍满洲有苏联控制的武装，对抗联采取了军事打击、政治攻心、经济封锁等办法，把居民集中起来建大屯以武装把守，严格封锁物资，散发传单，张贴布告，承诺对放下武器的抗联士兵宽大优待，保证生命安全，对提供抗联情报者重奖。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第二军参谋长林水山、一路军总务处长金光、第三军第七师师长于海云、第四师师长陈云升、第二师师长兰志渊、第四军代理政治部主任罗英、第四军第五团参谋长李鹏飞、第四军第四师师长刘振国、第八军军长谢文东，第九军军长李华堂等人先后率部脱离了抗联。与日本订立中立条约后，苏共履行条约规定，将抗联调到苏联，与苏俄扶植的朝鲜共军一起改编为苏联红军独立第八十八旅（国际旅），任命中、朝俄党周保中、李兆麟、崔庸健、金日成分别担任旅长、政委和营长，将该旅训练成了特种部队。训练内容包括：收发报，照像，测绘、爆破、跳伞、滑雪、游泳、攀岩、爆破等侦察技术。于是，抗联将士们变身为了苏军。
根据斯大林促中日开战的政策转变，共产国际资助的“左翼文化运动”从鼓吹颠覆政府转变为宣传对日作战。在义勇军之外，左翼文学、电影也以东北抗联为宣传题材，不过注意在宣传中隐瞒抗联受苏俄指挥的真相。建国后，中共的宣传重点从东北义勇军转为抗联，加工、编造出众多抗联抗日的故事以作中共领导抗日的证据。
东征抢粮
落脚陕北后，贫穷的陕北供养不起突然到来的数万军队，中共中央和红军陷入了物资供应危机。共产国际只派林育英送来了指示和密电码，没有送来钱粮。1936年元旦，蒋介石发表了《国民自救救国之道》的广播讲话，号召推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和新生活运动。同日，毛泽东、彭德怀、徐海东、刘志丹、林彪等人在瓦窑堡在开会讨论生存问题。会议决定，复制几年前利用日军在淞沪开战之机打漳州解决生存危机套路，利用日军进逼华北国军无暇西顾之机，到富裕的山西去抢劫物资解决生存危机。会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
1936年２月20日，毛泽东率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打着“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旗号从陕北清涧以东的沟口、河口等地东渡黄河，分三路东进：一路进占义牒，围攻石楼；一路攻克留誉，进逼中阳；一路沿河北上，进袭柳林。由于晋军大部被红十五军团牵制于北线，三路红军一路席卷晋西、晋南、晋中广大地区。在富裕的汾河流域，红军官兵见到了大群骡马、羊群和从未见过的大宅。有丰富“挖浮财”经验红军将士通过敲打地面声响准确判断出窖藏位置，将山西民间贮藏的金银财宝洗劫一空，全军欢天喜地。抢劫的同时，中共注意宣传，于3月1日以毛泽东、彭德怀的名义在山西发布了《中国人民红军先锋军布告》，斥蒋介石、阎锡山、宋哲元卖国。阎锡山电请蒋介石派兵援晋，蒋介石急派陈诚率中央军三个纵队沿同蒲线和正太路进入山西助阎剿共，同时命张学良封锁黄河渡口，包抄红军后路，围歼红军主力于黄河东岸吕梁山区。4月，陈诚、阎锡山合力在同蒲路一线击败了红军。5月初，红军得张学良暗助，带着从山西五十多县掠得的大批金银财宝、粮食、物资，押着近万山西壮丁退回河西。回程中，毛泽东再发《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称放弃反蒋的口号，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回到陕北，毛泽东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高层会议作“东征胜利总结报告”，称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筹备了财物，扩大了红军，批评林彪在抢粮战役中拒绝中央拨兵补充晋北红十五军团的电令为“本位主义”。会后，毛泽东派周恩来，潘汉年赴上海与国民党代表张冲展开停战谈判，将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任命左权代理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仍任军团政委。[14]
东征战役是革命兵祸的一个例证，毛泽东在抢粮战役前后所发的抗日通电是革命党没有道德底线一个例证，明明是抢劫钱财粮食物资之战，却通电打出抗日旗号，谴责国民政府对日妥等等。它告诉人们，一部革命史就是革命军祸害老百姓的历史，就是革命党没有道德底线，编造栽赃的历史。“东征战役”不仅给山西百姓带来兵祸，还摧毁山西自民国以来村治建设的成果，将山西多年模范省建设积累的财富劫掠而去，证明改良带来富裕，革命带来祸害。
东征抢粮战役中，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被身边的特派员枪杀。紧接着，刘的亲信杨琪、杨森也相继神秘死亡。这让人相信背后是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间的山头之争。率中央红军向陕北根据地进发时，毛泽东知道接管陕北地盘将引来山头之争，于是决定利用肃反手段。他先指责陕北根据地领袖刘志丹在领导上不正确，以中央名义指示中共北方局派员审查陕北根据地领导层。刘志丹没有抵制，接受了肃反大员的逮捕，自己走进了瓦窑堡班房（今子长县盐务局机关），被戴上了脚镰（后来长期走路困难）。被关在瓦窑堡的一个监狱里的另一陕北山头领袖习仲勋后来说：“埋人的土坑已挖好，我们随时都有被活埋的危险。”三个月后，毛泽东来到瓦窑堡扮演救星，传令停止捕人杀人，释放了刘志丹等人。经过这一关一放，刘志丹等陕北根据地创始人成了无职无权的犯错误者，还要感谢毛泽东，毛顺利接管了陕北根据地，下令新建红二十八军，任命刘志丹为军长，派亲信为政委，执掌实权。虽然刘志丹表态服从中央，但毛泽东仍担心陕北山头对中央红军山头的威胁。“东征”中，毛泽东下令：“二十八军以后直属于本部指挥”，任命刘志丹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几天后，刘志丹在被保卫局安排在身边的特派员裴周玉枪杀。几年后，毛泽东感到在陕北站稳脚跟，才为刘志丹举行隆重公葬仪式，题写了“群众领袖，人民英雄”的颂词，主持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歌颂刘志丹和及其领导的陕北红军的贡献，决定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周恩来跟随毛泽东，写诗颂扬刘志丹“上下五千年，英雄千千万；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两广事变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两广沿袭了清末以来的呈割据状态，不仅不容中央政府染指，而且随时准备挑战中央政府权威。两广的地方割据与中共的红色割据形成呼应，使国民政府始终处于被推翻的威胁中。将中央红军赶离江西、湖南后，国民政府加紧修建粤汉铁路为抗战作准备。广东方面想方设法抗拒中央政府势力随铁路进入广东。1935年，日军在华北挑起事变，企图将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配合华北的行动，日军积极与两广联络支持倒蒋。日军的意向与两广反蒋派一拍即合。广东领袖胡汉民、陈济棠邀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南下广州商谈合作。土肥原一行抵广州前，西南政务委员会曾专门决议“密饬新闻检查机关，自今日起至日本少将土肥原抵粤之日，凡新闻纸有对于土肥原有任何批评者，一律禁止登载”。[15] 密商中，广东方面承诺取缔抵制日货的机关，日军承诺向广东方面提供贷款，帮助建立“华侨银行”、提供军火助广东起事。与此同时，桂系也秘密接受了日本的军事教官和军火的扶植。
1935年底，蒋介石向广东代表传达了解决桂系武装割据的决心，要求陈济棠配合。陈知道蒋介石解决桂系后的下一个目标将是自己，暗中联络桂系一同对抗中央。1936年1月，元老胡汉民去世，蒋介石趁机向广东提出了取消半独立地位的五条要求，其中包括由南京政府派人取代胡汉民在广东省政府的地位；改组广东省政府；粤系人马愿意到南京工作者随意，不愿者中央政府资助出洋考察；粤军各军师长由军委会统一任命；取消粤币，统一使用法币等。陈济棠拒绝中央染指地盘，加紧与桂系商议起事。
1936年2月，红军犯晋抢粮，陈济棠、李宗仁决定趁南京政府调兵北上之机起兵推翻中央政府。配合起兵，李宗仁发表了《焦土抗战论》，以抗战高调寻求各路反蒋派支持，同时通电指责中央政府对日妥协，压制了西南出兵抗日的积极性。按约定，陈济棠通电响应李宗仁，要求政府立即对日开战。6月1日，粤、桂方面以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冬电”，指责中央政府不对日开战，宣布成立军事委员会，纠集三十万大军，配以百架飞机，数十条内河军舰，组成了以陈济棠为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总司令的“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打着“北上抗日”旗号进兵湖南，是为“两广事变”。
应对西南叛乱，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通电斥两广以抗日之名破坏统一，图谋颠覆中央政府，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晦”，国民党军委会通电命令所有两广军队服从中央军令。承受日军压迫的宋哲元、阎锡山、傅作义、韩复渠等北方军政领袖们虽然也有倒蒋之心，但他们清楚，促政府立即对日宣战是置国家人民的利益于不顾，是破坏抗战大局。因此，他们通电反对两广的军事行动，支持中央政府平定两广事变。北方军政领袖们的立场使两广联合北方反蒋力量推翻中央政府的希望落空。两广叛乱没有得到期望的各地实力派响应，却得到了中共声明支持。远在陕北生存困难的中共无意，也无力策应两广起兵，通电支持两广起兵只是希望两广与中央开战以减轻政府军围剿陕北苏区的压力。
两广叛乱在蒋介石的意料之中。在向广东提出取消半独立地位的五项要求时，蒋介石已经有所部署，暗中策反了陈济棠的部将。几年前，他用收买李济深部将陈济棠，承诺以陈代李的办法搞掉了李。此时，他如法炮制，策反了陈的部将余汉谋，承诺以余代陈。蒋介石能策反成功的主要原因不是封官许愿，而是因为两广借日军在华北压迫发动叛乱不得人心，多数粤军将领也反对趁外患搞内乱。
6月上旬，报界披露了两广低价获得日本军火和桂系大批聘请日本军事顾问的消息，全国各界一致谴责两广勾结敌国叛乱。舆论影响下，主政湖南的何键拒绝桂系的拉拢，表态拥护中央，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也通电表态效忠中央。何表态后，中央军进占衡阳，封锁了粤桂联军的北上道路。蒋介石立即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电宣布决议：撤销主持两广的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结束两广的独立状态；撤销陈济棠职务，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立即通电，宣布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率军向广州挺进，同时向陈济棠发出通牒，限陈一日内离开广东，重演了当年陈济棠取代李济深的一幕。紧接着，粤军第二军军长张达通电服从中央，迎接余汉谋来广州上任，粤空军司令黄光锐率广东空军全部72架飞机飞离广东，降落南昌机场，投奔国民政府。当蒋介石接见飞行员，颁发承诺收买条件的每机两万元奖金时，黄光锐率全体官兵谢绝奖金，声明投归中央只为报国，不为金钱。得知粤军效忠中央，陈济棠控制的西南机关官员纷纷出逃。7月18日，陈济棠在众叛亲离形势下通电下野，携广东白银储备巨款逃到香港。
广东归顺中央后，蒋介石立即动手定桂，宣布将李宗仁，白崇禧外调，名升暗降，委任黄绍竑主政广西，意图分化新桂系。然而，李、白、黄拒绝就职。蒋介石调集顾祝同、薛岳等部自贵州进逼广西，命余汉谋所部自雷州半岛西进，命陈诚部自西江沿江而上，命何键部向湘桂边境进军。桂系在四面包围中没有瓦解，而是紧急扩军，动员地方民团后备兵源二十万，准备据险固守，同时驱逐桂军内部所有的日籍教官和顾问以洗刷通日恶名，争取舆论支持。虽然新桂系在与中央的军事对抗中因失去了盟友陈济棠而处于劣势，但其内部团结，蒋介石的收买分化法宝未能奏效。在中央与桂系对峙之时，发动闽变失败的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等一众反蒋派感到时机来临，积极推动桂系对中央开战，并制造了杀日商事件，企图借日军压迫蒋介石，暴露出他们打抗日旗号制造内乱的面目。
蒋介石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已与中共秘密停战，中央对桂系开战只能让日本人，中共和张、杨获益，决定和平解决事变。8月，蒋桂双方的代表刘斐，朱培德，程潜，居正等人往来于南宁和广州斡旋妥协。9月中旬，蒋介石亲赴广州与李宗仁会晤，说服桂系在日本大敌当前之下不可再开内战，希望桂系支持中央，并承诺李、白可保留在广西的最高领导权。桂系放弃叛乱，双方达成妥协：南京答应李宗仁、白崇禧提出的中央停止进逼地方，维持广西现状不变，“确定抗日计划”等条件，桂系宣布服从中央。谁都知道，李、白提出的“确定抗日计划”条件只是给自己叛乱失败找台阶下。他们虽接受了中央的任命，但准备继续留在广西称王。待局势平稳后，蒋介石拒绝了李、白继续留在广西的要求，任他们以中央要职以调虎离山。李、白无奈接受任命，离桂赴宁。桂系服从中央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等一众反蒋派也只得承认制造内乱失败，声称被李宗仁出卖，纷纷逃到香港、海外。至此，历时三个多月的两广事变”在各界和国民党主要军事将领的一致反对声中被蒋介石以两手策略平定。
通过和平解决两广事变，国民党中央结束了自讨袁战争以来的两广割据状态，营造了一致对外的局面。政令得以通行两广后，国民党中央公布《国防会议条例》，决定设立领导抗战的国防会议（国防最高委员会），任命蒋介石兼任国防会议议长，李宗仁等三十人为国防会议委员。根据条例，国防会议不属于政府系统，为国民党中央直接领导的国防决策机构。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中央将会议成员范围扩大，包括了中共要员和社会知名人士，后在再将国防会议改称国防最高委员会，负责领导抗战。
随着两广事变平定，八年的陈济棠治粤时代结束。这期间，陈济棠推动广东基础建设和教育事业发展不遗余力，建树良多，创办了广东省立勷勤大学、中山图书馆、广州音乐学院、广州国医学院及数十所省立、县立师范学校，委留学归来的科技人员以重任，提供优厚待遇，建成了海珠桥，中山大学五山新校舍，爱群大厦及三十多条马路及一批港口、公路和大中小学。经历孙中山在粤多年的祸害后，粤人盛赞陈济棠主政八年为广东的黄金年代。这也证明了陈济棠治粤、阎锡山治晋的地方自治模式最能促进中国的进步与富强。全面抗战爆发后，陈济棠由欧洲回国就任国民政府委员及最高国防委员，将卷走的巨款和主政时200万元购买军火机器的定单归还国民政府用于抗战。
国共谈判
在华北日军步步进逼的形势下，蒋介石与甲午战后的李鸿章一样，想联俄制日。李鸿章联俄制日被证明是引狼入室，不但没减少灾难，反而是将满洲送入了虎口。蒋介石知道淞沪战事系共产党策动，背后是斯大林的意思，也知道苏联不会为了中国对日开战，但为了被扣为人质的儿子，他还是想尝试联苏。1935年初，他派前侍卫长邓文仪出任驻苏使馆武官，嘱邓了解苏联的态度，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建立联系。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七大，向中共传达了特为中国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求中共放弃反蒋、暴动和建立苏区，服从蒋介石领导，共同抗日。8月，蒋介石同时收到了邓文仪报来的中共《八一宣言》和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BOGOMOLOV）转达斯大林希望与中国政府缔结军事互助条约的口信。蒋介石知道，要想联苏制日须先与苏共达成关于中共红军的妥协。他指示回国述职的邓文仪立即返回莫斯科，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秘密接触，商谈政治解决中共武装割据的可能性，同时派陈立夫出访欧洲，然后秘密赴苏商谈中苏结盟。回到莫斯科后，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取得了联系，先后与王明的代表潘汉年及王明本人会谈。邓传达国民政府的和谈条件为：取消苏维埃，苏维埃政府人员可以参加南京政府，红军改编为国军开到外蒙。王明表示，国共两党的领导人都在国内，建议两党在国内举行谈判。1936年1月，蒋介石通过鲍格莫洛夫大使回复苏联的结盟邀请，条件是苏联须命令中共放弃武装割据，支持国民政府统一中国。鲍格莫洛夫称国共冲突是中国内政，苏联不会充当调解人的角色。见苏俄没有诚意，蒋介石电令邓文仪停止与莫斯科中共代表团谈判，电令陈立夫放弃秘密前往苏联谈判的计划，同时督促张学良加紧围共。他知道，只有军事围剿才可能促使中共坐下来谈判。
斯大林无意与国民党政府结盟对日，但需要中国帮助挡住日本，因此指示中共与蒋介石和谈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宋庆龄向蒋介石推荐中共特科成员“红色牧师”董健吾向中共传达国民政府愿意和谈的信息。经蒋批准，董乘张学良的飞机到达瓦窑堡，向中共传信。正在山西抢粮的毛泽东提出了“停止内战的五项要求”，交董带回南京。国共两党高层就此接通了中断八年多的联系。
3月，中共北方局派周小舟为代表与陈立夫的亲信，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展开了谈判。曾转达了国民政府的四项条件：红军主力从山西北上到察绥外蒙边境展开抗日，陕北红军经宁夏北移到外蒙之边境、其它游击队由国军改编。国民政府的这一条件比先前有所退让，放弃了此前提出的取消苏维埃和改编红军的条件。蒋介石希望红军北移，将日军进攻的矛头引向外蒙和苏联。由于毛泽东拒绝接受北调红军的条件，周、曾谈判未获得进展。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电中说：“南京以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出面答复我们的信已收到，满纸联合抗日，实则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16]
８月，潘汉年从莫斯科经巴黎回国，来到陕北保安，向毛泽东报告了在莫斯科与邓文仪的接触。这时，斯大林急于让中共接受蒋介石领导，共同对日作战，命令中共与国民党展开和谈。毛泽东虽抵制服从国民政府领导的指示，但必须服从命令与蒋和谈，于是任命潘汉年为“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负责与国民党谈判。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甘北，蒋介石调集了三十个师围剿陕北红军。在国民党大军压境的形势下，毛泽东率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等四十多位中共中央领导人与红军将领联名致书蒋介石称“国势垂危，不容再行箕豆之争……深望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贱。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红军愿作前驱，愿担任一定的战线，愿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同时，潘汉年携毛泽东致国民党领导人、周恩来致陈立夫兄弟的信函以及中共中央拟定《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等文件赴上海与国民政府谈判周旋，希望通过谈判减轻蒋介石围剿的压力。蒋介石清楚中共谈“箕豆之争”只是缓兵之计，在临潼对记者谈话回应：“不论共产党标榜若何，政府决贯彻戡乱方针”。随后，蒋介石到洛阳“避寿”，调嫡系部队约二十个师，集结平汉路汉口至郑州段和陇海路郑州至灵宝段准备入陕剿共。
11月10日，陈立夫与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开始秘密谈判。陈提出国民党政府的四项原则为：遵奉三民主义；服从蒋委员长指挥；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红军只保留3000至5000人，师长以上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适当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潘提出中共条件为：国民党停止剿共行动，保留红军组织与领导不变。上海的潘、陈谈判与莫斯科的潘、邓谈判、南京的周、曾谈判一样，由于中共拒绝放弃武力推翻政府的宗旨而无法进展。潘汉年将谈判的情况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与张闻天联名，利用张学良在西安的电台复电潘汉年，强调国民党必须先停止剿共，中共对红军的控制不容谈判。这时，毛泽东策动西安事变已箭在弦上。
11月19日，潘、陈举行了第二次会谈。陈立夫重申国民政府的条件：只允许红军保留红军三千人，其余由收编。中共拒绝国民政府改编红军为政府军，要求国民党先停止围剿。双方无法达成妥协，第二次谈判毫无进展。11月21日，彭德怀指挥红军两个军在东北军的暗中配合下在山城堡歼灭了胡宗南部一个旅，使中共在谈判中多了一些筹码。蒋介石作出重大让步：不再坚持一定要收编红军，也不再要求师以上干部出洋半年回国按材录用，同意红军大部可不由南京编遣，仍归共产党领导，但改编后的红军人数限制在三万以内，同时拒绝了苏维埃政府与国民政府平等要求，不接受两个政府局面。12月8日，潘汉年致电中共中央报告陈立夫约第三次会谈。在策划西安事变进入倒计时的情况下，毛泽东拒绝在关键的军队问题上作任何让步。12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来致电张学良，谓国共谈判已经破裂，促张采取行动。两天后，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中共通过西安事变达到了从莫斯科到南京几次秘密谈判中没能达到的迫政府停止围剿目的。
西安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退入关内，张学良虽仍为华北统治者，但已处处受制于中央。他想恢复入关之初雄踞八省的威风，派亲信苗剑秋密赴日本，以承认满洲国为交换条件要求日本支持他割据华北。日本军方正要向华北扩张，拒绝了张的要求。1933年，日军向热河扩张，张学良不情愿地挂帅领导长城抗战。由于他与各路军阀都想着保存实力，国军一触即溃。丢热河后，张学良在举国谴责声浪中被迫辞职出国。游欧期间，他申请赴苏，希望像冯玉祥当年那样得到斯大林的扶植，然后回国反蒋，恢复地盘。这时，斯大林正在推动蒋介石领导中国对日开战，当然不会扶张反蒋。并且，斯大林仍记恨张学良为收回中东铁路对苏开战，拒绝了张的访苏请求。1934年2月，张学良归国，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副司令，受命率东北军南下，配合中央军和杂牌军围剿豫鄂皖边区的红军。张学良作出遵命姿态，亲赴前线视察督战，同时暗中筹划开辟一方独立地盘。他的智囊黎天才、王化一、王卓然、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等人多次讨论后献上了《致张学良建议书》，主要内容为联苏、联西北军，在西北建立割据。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入陕，蒋介石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兼西安行营主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统一指挥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是在借红军来削弱自己东北军的山头，对蒋的剿共指示阳奉阴违。同时，他采取多项举措争取斯大林的扶植：一是多次密晤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请鲍向斯大林转达他与中共建立反蒋同盟的计划，称新疆的盛世才曾是他的部下，苏联应当给予他同样的支持；二是模仿盛世才的作法，在书架上摆上《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书，张扬地听黎天才、潘文郁和吴汝铭等人讲共产主义理论，在报纸上发表赞赏共产主义的文章，以图赢得斯大林的好感；三是花重金请宋庆龄、董健吾安排，将毛泽东的两个儿子辗转送去了苏联以同时向毛泽东、斯大林示好。宋庆龄、董健吾等在沪开办有专门安排中共要员子女的“大同幼稚园”，该园是斯大林人质计划的一部分，办园的钱就来自共产国际。张花大钱安排毛子由沪赴苏多此一举，未获多少讨好效果。
斯大林对张学良的反蒋计划和亲苏亲共举动全无兴趣，此时最关心的是苏联的安全，是如何防止日军攻苏，其中国政策已经不再是反蒋暴动，而是推动蒋介石领导对日开战。张的反蒋割据计划破坏了斯大林的战略。与不久前对冯玉祥一样，斯大林无意扶植但不明确拒绝张学良，传话让张去与中共联系。几年前他要让冯玉祥心存幻想去反蒋，如今他要让张心存幻想，利用张去资助不断向莫斯科催要金钱的中共。斯大林这一招奏效。张学良认为搞定中共就可以获得斯大林的信任和扶植，到西安后主动联络中共。刚刚立足陕北的中共正在在被消灭的险境之中，军事上数万弱小的红军处于中央军、晋军、东北军、西北军、马家军等近百万大军的包围之中，经济上在贫瘠的陕北无法获得足够给养，难以生存。得国民党剿共前敌最高司令官发来的建立联系邀请，毛泽东感到如得神助，赶紧采取几项举措联张：集中红军精锐在对东北军的作战中显示强势，以争取联张筹码；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口号对东北军展开宣传战；发布《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全体将士书》，以抗日号召争取东北军将士停止剿共，成立周恩来、叶剑英领导，李克农任局长的中共中央联络局（西北联络局），负责与东北军和西北军联络。1935年10月底，红军在陕北榆林桥战役中击败了东北军，俘虏了东北军第善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西北联络局立即行动成功将高策反，并发展成了中共秘密党员，然后放高回洛川向张学良传达联合意向。
接到中共传来的联合反蒋意向，张学良派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与中共中央代表李克农在洛川达成了互不侵犯、互相通商、互派代表的秘密协议。有了与东北军的秘密协议，毛泽东解除了后顾之忧，立即发起了“东征战役”，率红军东渡黄河到山西抢粮。晋军主力布防华北应付日军，晋南空虚，阎锡山急请蒋介石增援晋南。蒋介石电命张学良配合陈诚封锁黄河西岸各渡口，断绝红军退路。然而，这时的剿总副帅张学良在巴结中共，亲自驾机秘密飞抵洛川，与中共代表李克农面谈。二人商定：张与毛泽东或周恩来再谈；张掩护中共在西安设立办事处；红军与东北军建立电讯联络；张与新疆的盛世才交涉协助红军代表借道新疆去苏联等等。
3月16日，李克农到山西石楼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汇报了与张学良谈判的结果。毛泽东派周恩来与张再谈。4月，张学良携巨额大洋见面礼密赴洛川与周恩来、李克农会谈。周恩来对张学良彬彬有礼，一口一个“张将军”，表示将拥张为“西北王”，同时提出请张放红军西渡黄河回陕北及支援红军弹药。张学良满口答应接济红军，但要求红军在河东与中央军决战，谓红军回陕北会令中央军大军跟随进入陕北，对红军不利。这时，张学良与中共玩起了互相利用的游戏。张的如意算盘是，让红军与中央军火拼，帮助自己扩大地盘；毛泽东则要推张反蒋，利用张学良渡过军事和财政难关。为获苏援，张学良尽量讨好中共，与周恩来达成秘密协议：东北军与红军停战；张以金钱，弹药接济红军；放红军西渡黄河回陕；东北军、红军、西北军建立“三位一体”的合作关系；红军退出瓦窑堡（中共中央机关搬迁到保安），帮助张在蒋介石面前有个剿匪胜利的交待。张学良履行协议，抵制蒋介石封锁黄河西岸各渡口断绝红军退路的命令，暗保红军携大批抢劫来的粮食物资西渡黄河，返回陕北。回陕北后，毛泽东履行密约，命红军从与东北军对峙的前线撤退，让出一部分地盘给东北军，送给张一个剿共战功，同时以担保斯大林将援助反蒋为诱饵，促张下决心起事反蒋。为了苏联援助，张学良步步上钩，更加卖力地讨好中共，秘密提供给中共巨额大洋与大批弹药，并玩盛世才一样的把戏，向中共提出了入党申请，希望以此取悦斯大林。
在拉拢十七路军方面，苏俄十多年来赤化西北军的功夫帮了毛泽东大忙。1925年，冯玉祥投苏，苏俄顾问开始在国民军中大量安插共产党员，其中在杨虎城所部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安插了上百共产党员。与蒋介石、陈济棠等党军将领向苏俄顾问表示拥苏一样，党军中的杨虎城也积极表示拥苏，要求加入共产党。如同对张治中一样，中共让杨保持国民党员身分，但派地下党员谢葆真嫁杨，从旁控制。1932年，因肃反而丧失战斗力的红四方面军被政府军击败，被迫逃离鄂豫皖根据地，南渡汉水进入巴山地区。1933年，红四方面军趁长城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北上，入川建立了川陕根据地。《塘沽协定》签定后，日军北撤，平津危急解除，蒋介石得以腾出手来对付红军，委任川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调杨虎城十七路军主力三十八军进入汉中，与川军共同围剿红四方面军。杨虎城采纳潜伏在十七路军的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宋绮云、徐梦周等人的建议，与中共红四方面军达成了“巴山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蒋，陕军秘密资助红军”的秘密协定（汉中协定、巴山协定）实现了“巴山无战事”，瓦解了蒋介石对红四方面军的围剿。在互不侵犯协定的保护下，红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得到大发展。汉中协定的另一重要结果是帮助中共开辟了由西安至红军川陕根据地的三条秘密交通线，使大批共产党人，大批医疗器械、通讯器材、汽油、纸张等物资通过这三条红色交通线进入川陕根据地（中共在建国后特拍摄了电影《红色交通线》歌颂秘密通道的救命之恩）。毛泽东在落脚陕北后亲自主持发展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关系。这时在杨虎城身边担任要职的南汉宸、王炳南、张文彬、韩威西、宋绮云、魏以畴、米暂沉、王菊人、蒋听松、刘子华等一大批共产党人成了毛的奇兵。毛在给杨虎城的亲笔信中策反说：“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通过埋伏在十七路军的地下党策应，毛泽东达到了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目标，挫败了蒋介石的西北剿共计划。
达成“三位一体”协议后，毛泽东顺势扩大战果，一面加紧推动张学良起事反蒋，一面发表了《创立全国各党派抗日人民阵线宣言》，指示各地的外围救亡组织掀起请愿运动高潮，促国民政府停止剿共，为张学良、杨虎城起事营造气氛。1936年5月，中共通过地下党员胡愈之操办，召集全国六十多个“抗日救亡团体”代表在上海了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救国会），发表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共产国际为救国会的两大诉求是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和停止剿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救国会成立后立即在西安发动了促东北军停止剿共的运动，在全国各地发动了促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运动。中共、张学良、杨虎城、宋庆龄、救国会领导人之间频繁联系，配合行动。共产国际只知道救国会在遵照指示推动中日开战，而不知道毛泽东在指挥这些组织在推动张学良、杨虎城起事。
6月，李宗仁、陈济棠利趁红军进攻山西，中央军主力赴晋之机发动了“两广事变”。蒋介石被迫将西北中央军南调应付兵变。受两广事变鼓舞，张学良也计划反蒋起事，在7月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期间再次密晤苏联外交官寻求莫斯科支持倒蒋。密晤后，张学良赴延安与周恩来再次举行了秘密谈判，讨论利用两广事变起事反蒋。这时，张的如意算盘是，先以联合政府作诱饵拉拢中共，利用中共赢得斯大林的信任，取得苏联的军火援助，建立西北联合政府，然后以西北割据领袖的名义命令红军与西北的毛炳文部，马步芳部及河南的中央军火拼，东北军得乘虚控制陕甘及河西走廊，再利用红军、西北军去与中央军作战，推翻蒋介石，取蒋代之，成为全国领袖。而毛泽东的如意算盘是，以“西北大局面总司令”和中国领袖位引诱张学良，利用张摆脱困境，然后让张、杨去与蒋火拼，最后建立中共的西北割据。在互相利用的游戏中，张与毛打的都是苏俄牌，都打算以蒙古国为榜样，建立背靠苏联的割据地盘。谈判中，周恩来一再向张承诺苏联会像当年支持孙中山、冯玉祥那样，支持张取代蒋介石。张学良再上钩，与周讨论了中共地下党员杜重远、胡愈之制定的 “西北大联合”计划，然后商定：东北军与红军乘两广事变之机联合行动，在西北宣布独立，以兰州为大本营，打通苏联，割据西北，夺取宁夏，甘北，接通新疆、外蒙，与苏联结盟，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然后夺取平津。计划中的敌人是中央军、宁夏马鸿逵马步芳、甘肃的胡宗南、平津的宋哲元，而非华北日军。
返回西安后，张学良按照承诺再接济红军钱粮军火，允许中共在西安设立秘密代表处，帮助中共开辟了苏区与外界联系的瓦窑堡－肤施（延安）—甘泉—洛川—西安的地下秘密交通线，电令在兰州的于学忠为红军提供协助，并给中共送上了最需要的帮助——让中共利用西安“剿总”的电台为中转站。这时的中共急需与莫斯科联络，陕北电台功率微弱，连在上海谈判的潘汉年都无法电报联系。有了张学良的电台，中共得以经上海宋庆龄接通莫斯科，立即以总书记张闻天的名义向莫斯科的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发出了长征中断电讯联系后的第一封电报。中共在电报中说：已与张学良和东北军建立了统战关系，准备发动抗日反蒋，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东北军月饷200万元全靠南京，一旦发动反蒋即完全断绝。陕西物产供给杨虎城部三万人尚嫌不足，甘肃人口200万，税收不足10万元，红军所处的陕北地区更加困难，申请国际每月资助三百万元，并提供飞机、重炮、子弹、步枪、高射机关枪及架桥技术等等。[17] 毛泽东向莫斯科隐瞒中共因山西抢到钱粮及张学良提供钱粮而渡过危机的实情，只管向莫斯科索要金钱军火。，命令不得反蒋。
接到中共关于联张西北举事和吸收张学良入共产党的请示，斯大林对中共与张学良密谋反蒋反感，否决了接纳张学良加入中共的请示，通过共产国际命令中共“放弃反蒋，联蒋抗日”。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指示从来是合适就执行，不合适就阳奉阴违，此时再展谋略，采取了对斯大林和张学良两边骗的办法：对张学良隐瞒莫斯科否决“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实情，骗张称莫斯科已决定向援张，大批军火将源源而来，同时采取假吸收入党的办法，通知张学良说入党申请已获准，开始在往来密函中对张“同志”相称；[18] 对斯大林，毛泽东表示服从联蒋抗日的指示，隐瞒与张继续密谋及假吸收入党之事，并加紧催要援助说：“请即刻经过天津付款处送一笔款子来，以救燃眉之急。我们的交通正在那里等候。你们答应11月底在沪交款，究竟实行了没有？第一次交了多少，是否交给了孙夫人？我们派人由西安乘飞机到沪取款，并不可使落空，八、九万人靠此吃饭。”[19]被中共称为同志后，张学良相信是斯大林接纳自己为同志，相信苏援军火将源源而来，于是决心起事反蒋。
“两广事变”没有引起张学良期望的反蒋响应。承受日军压迫的北方的国民党将领通电反对两广事变，以王以哲军长为首的一批东北军将领也公开反对两广在民族危亡时扯旗向中央造反。实力派们的反对让张学良难下决心与两广呼应起事。没有张的响应，两广事变被迅速平定。1936年9月，蒋介石调集三十万大军开始了对红军陕北根据地的第六次围剿，命胡宗南部由湖南回师甘、宁，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入潼关。危急形势下，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对策：致信国民党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与张学良磋商起事计划；加紧推动张学良起事反蒋，并继续骗张说，苏联已在新疆为红军准备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援物资，等待中共西路军去取，请张学良配合西路军打开道路；派潘汉年从延安赴上海与国民政府代表和谈；致信宋庆龄和救国会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等人，指示救国会采取激烈行动，将促停止剿共的请愿运动升级。
接潘汉年带到上海的毛泽东亲笔信，宋庆龄和救国会领袖们立即行动，联络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孙科等国民党要人，请他们出面推动停止剿共，同时部署将请愿行动升级，部署罢市、罢课，挑战政府维护秩序的底线。11月22日，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中共地下党员）、李公朴、沙千里（中共地下党员）、史良、王造时等救国会领袖，是为“七君子事件”。七人被捕后，宋庆龄、救国会联合国民党内于右任、冯玉祥、李烈钧、李宗仁、白崇禧、张学良等反蒋派，掀起了反蒋高潮。共产国际在国外同时行动，组织了哲学家约翰·杜威、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等十六位国际名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谴责独裁，要求国民政府释放“民主人士”。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中国的十六位名人与共产国际相响应，发起了“救国入狱”运动，带着铺盖到苏州高等法院自请入狱，声称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
通过“七君子事件””，共产国际在中国国内和国际上大做文章，为国民党政府戴上了专制和热衷内战的帽子，宣传“七君子”事件为爱国义举。国人不知道，“七君子”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或是共产国际代理人，整个救国会是共产国际和中共操纵的组织，其行动是斯大林为将日苏战争转变为中日战争计划的一部分，而毛泽东另有部署，那就是通过救国会行动制造气氛，推动张学良起事颠覆政府。准备起事的张学良对舆论界不断声称他魂萦梦系白山黑水，背负国仇家恨，希望有机会打回东北，声称他想抗日，暗示是蒋介石下令不让他抗日。虽然国人都知道东北军不战放弃了东北，但张学良在西北的抗日高调还是让无数人信以为真。中共唱日高调同样伎俩：在江西一面高喊抗日，一面大举追杀北上保卫华北的国军；打出“北上抗日”旗号，是赴华北抗日，而是赴西北去接通苏联，到西北再打抗日旗号抢劫山西。国人不知道救国会的俄党性质，不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在密谋西北割据，在中共和宋庆龄领导的救国会等无数所谓抗日救亡组织煽动下，加入了请愿。在国内外联合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当局只好释放了“七君子”。“停止内战、对日宣战”的声浪中，蒋介石的剿共遇到了极大的道义阻力。
11月25日，德日签订了反共条约。斯大林对此极为恐惧，严令中共放弃反蒋，拥护蒋介石领导的中央政府，一致抗日。毛泽东不理会莫斯科的命令，加紧推动张学良发动兵变，派周恩来与张学良策划请蒋介石前往西安予以劫持的计划，同时将推动张、杨“扣蒋”的计划向斯大林保密。与周密谋后，张学良再三电请，并亲赴洛阳请蒋介石到西安给将士们训话。
12月4日，蒋介石、蒋鼎文（拟任命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拟任命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一行飞抵西安。蒋介石知道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达成了停战，在临潼华清池行辕召见张、杨，提出最后通牒式的两个方案：东北军、十七路军服从命令，开到陕甘前线剿共；或调往福建、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12月7日，张学良再面促蒋介石停止剿共，蒋介石严词拒绝，强调剿共已至“最后五分钟”阶段。当晚张、杨密商发动兵变。张学良致电陕北，要求叶剑英返回西安，参加策划。毛泽东复电称叶剑英已经上路而不让叶动身，以使中共在起事关头隐身局外。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兵变，张指挥东北军包围了蒋介石所驻临潼华清池，将近百蒋介石卫队全部杀害，拘禁了蒋介石、陈诚、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大员，杨指挥十七路军控制西安的车站、机场、解除中央宪兵、特务、警察的武装，扣留飞机和住在西京招待所及散居各处的南京军政大员。随即，张、杨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释放在押上海的爱国领袖、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召开救国会议等呼吁。当天，国民党召开了高层紧急会议。会议认为，西安事变系苏俄所策动，决定电令驻俄大使蒋廷黻向苏俄提出抗议，通过中共代表潘汉年和苏联代办传话警告莫斯科：如蒋有不测，中国或被迫与日本共同对俄。中共也召开了高层会议。会上，张闻天、朱德等多数高层成员认为用不着等候莫斯科指示，应先斩后奏，促张杀蒋，毛泽东则坚持“杀”字不由中共说出，坚持等待莫斯科的来电再决定对策。
西安事变消息传出，举国反对张学良在国家面临入侵之时发动兵变。13日，张学良电阎锡山、刘湘询对事变意见，盼阎等响应兵变，一起推翻中央政府。阎锡山电劝张学良、杨虎城勿做“减少抗战力量，移对外战争为内战，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之事。北平宋哲元、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四川刘湘，云南龙云、下野的冯玉祥、流亡的李济琛、程潜、唐生智、朱培德等通电拥护中央，促张学良猛醒；胡宗南、刘峙、徐源泉、张发奎、薛岳、孙连仲、傅作义、汤恩伯、李服膺、王靖国、赵承绶、宁夏青海将领马鸿逵、马步芳、马鸿宾等百余将领通电请求中央下令讨伐张学良。众多张、杨的部将也反对兵变，杨虎城部师长冯钦哉声明未参与西安事变，东北军军将领于学忠、刘多荃声明不同意张学良的行动。然而，也有一些地方实力派乐于见到去蒋后的混乱局面。韩复榘在事变中发表了“马”电，呼吁召集全国有声望人士，共同处理，字里行间隐藏着审蒋、诛蒋的潜台词，其蠢蠢欲动之势，预示着去蒋后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
得到西安事变消息和国民政府的警告，斯大林极为愤怒。九一八事变开始以来，他一直致力于消除日本进攻苏联的威胁，为此策动了淞沪战事，抗日救亡运动，促中日开战的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示中共放弃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宗旨。他要引爆中日战争，推动蒋介石领导中国对日作战，让中国帮助他瓦解日本北攻苏联的威胁。因此，他三番五次要求中共服从蒋介石领导，国共共同对日开战。然而，西安事变破坏了他的计划，国民党关于被迫联日对俄的警告是让他恐惧。他清楚，意在杀蒋的西安事变不是张学良的独立行动，背后一定有毛泽东的策划，于是亲拟电报，以最严厉的措辞命令毛泽东：“事变为日本策划阴谋，苏联明确反对张学良策动的事变，决不给张学良任何支援。中国最需要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分裂与内战。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是领导抗日的唯一人选。苏联绝不容许杀蒋，中共必须和平解决事变，放弃内战方针，否则正符合日本军阀与亲日派的愿望，对苏联和中共不利。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获释，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20] 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再电中共中央说：“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接宋庆龄转来的斯大林电报，毛泽东庆幸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没有明说杀蒋。他知道不执行斯大林命令可能立即被罢免的严重后果，立即派周恩来赴西安促张放蒋。这时中共政治局成员们才感到毛泽东坚持等待莫斯科指示之英明。
张国焘后来写道：“西安事变的主因是张学良相信了周恩来的诺言，一旦抓了蒋介石，张学良可以得到苏联的军火。西安事发，毛泽东立即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学良去打头阵’。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有的人主张把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毛泽东草拟电报，不是独尊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便是赞扬他‘一举手便扭转乾坤’。他的电文在说到严密看守蒋时有这么一段：‘我公顾虑周详，枭雄自难漏网；但诚恐有万一之失……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由人民公审……’。毛说他所草拟的电报，处处给张学良暗示，要他坚决对付蒋，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的……。毛微笑着安慰朱德说，我和你的意见并无不同之处，不同的只是方法；我已着力暗示张学良应该如何做，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说出来。14日，周恩来与张密谈，告之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最初的反应甚为愤慨，他似觉得为共方所出卖，以往共方老是吹嘘苏联可以援助，现在他已成骑虎，中共竟临阵抽腿，不兑现了。周恩来只得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明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苏联也有他的苦衷，例如外交的压力是不能不顾及的。”[21]
在南京，国民党高层就如何应对事变出现分歧：戴季陶和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武力讨伐西安以维持纲纪，何应钦于17日通电就任讨逆军总司令，任刘峙、顾祝同为讨逆军东路及西路集团军总司令，下令进兵西安，并准备派飞机轰炸西安；以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为首的一派担心蒋介石的安全，主张和平救蒋避免内战，安排将胡适谴责张学良的文章向西安空投以向东北军官兵说明事变的祸国性质。
事变后的国内外反应出乎张学良的意料。苏共《真理报》和《消息报》刊出社论抨击张、杨的兵变将导致中国内战，斥张学良为汉奸，指事件是日本人策划的阴谋，是妄图导致中国内战以坐收渔翁之利。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呼吁国民政府勿与张学良妥协。全国一百多家报纸和知识界一致谴责事变。胡适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致电张学良，表明反对事变立场说：“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当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22] 清华大学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著名教授发表了“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声明”。北京大学教授联名宣言，呼吁国民赞助讨伐张学良以维护统一大业。更让张学良感到严重的是，东北军中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缪澄流等一批将领对事变表示反对，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更声明要效忠国家，召集该军师长开会做出决议：“唯以中央命令是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将支持西安事变的副军长黄显声（黄后在中共推出的小说《红岩》中被歌颂）软禁；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冯钦哉宣布效忠中央。在各界和各地方实力派一致谴责事变，中央军进逼西安的形势下，张学良只好同意和平解决，向南京方面保证蒋的安全，请蒋手令何应钦停止轰炸西安。在获得张、杨的不加害承诺后，南京方面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和平解决事变。
被囚禁在西安高桂滋公馆的蒋介石拒绝在胁迫之下签署任何文件，写了政治遗嘱《告全体国民同胞书》、致夫人宋美龄的私人遗嘱及写给当时被斯大林扣在苏联作人质的儿子蒋经国和在德国留学的次子蒋纬国的遗嘱，要求将其政治遗嘱在南京和全国报纸上公布，要求将其余两份遗嘱转交夫人和儿子蒋经国。12月20日，宋子文以私人身份来到西安，劝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蒋介石见到宋捎来的宋美龄亲笔信，读到其中“如子文三日内不回，则妹必来陕与兄共生死也”之句大为感动。12月22日，宋美龄飞到西安。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相见时悲痛不可名状，惊讶。余切属子文劝妻万不可来西安，乃不料其竟冒险而入此虎穴也。妻见余，强作欢颜，而余则更为之忧。以今后所作，乃须顾虑妻之安危，而本身之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也。”蒋告宋，他未向张、杨作任何承诺，要求宋美龄不要与张、杨签署任何文件。随后，宋美龄、宋子文与张、杨、周恩来展开了谈判。中共遵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之命，对国民政府作出了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苏维埃政府的红军改名；在特区内实行民主制度；停止暴力土地革命等“四项保证”。在此基础上，宋美龄代表南京国民政府作出“停止剿共”等项承诺。12月24日，周恩来见蒋，当面作出四项保证，蒋对中共的承诺不予理睬，周转达斯大林放蒋经国回国的承诺，蒋介石态度顿变，同意停止剿共，承认中共合法存在。得蒋停止剿共承诺后，中共中央发表了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宣言，声称与事变无关。
得知中共声明后，张学良明白了，他利用中共获得俄援称雄西北的计划已经破灭，他在与中共互相利用的游戏中输了，被毛泽东和中共利用了，当前只有一条路可以自保——放蒋。但是，想放蒋也不那么容易。杨虎城强烈反对放蒋，声言至少须迫蒋签署一些保证文件才能放。而杨的戒严司令孙蔚如更向杨提出“放蒋扣张”的“反政变”建议。东北军一些高级将领也反对放蒋，认为那将使东北军成为替罪羊。张学良意识到，东北军与西北军的结盟已不复存在，局势已非他所能控制，蒋介石和自己均身处险境，于是果断决定亲自放蒋，向蒋介石负荆请罪。12月25日，张学良不辞而别地陪同蒋介石夫妇飞离了西安。在飞机上，蒋告诫张说：“你闯下了这样大祸，如果这时去南京，南京方面众怒难犯，定要杀你，你去不得的。”张答：“应该杀我，我是有罪的人。”[23] 张学良此时的举动和表白一方面是受到胡适“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劝告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在表达对西安事变痛悔和被中共戏耍后的窝囊。
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南京市民夹道欢呼，万人空巷，庆祝爆竹彻夜不绝，其它大城市也纷纷举行庆祝蒋委员长脱险大会。国民党内的反蒋派也加入了庆祝活动，各国驻华使节亦纷纷前往外交部道贺，各大报纸用“举国狂欢”形容庆祝蒋介石脱险的活动。国人热烈庆祝蒋介石脱险是因为认识到对日一战在所难免，国家需要蒋介石来领导抗战。国民党内的反蒋派们也纷纷表示愿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共赴国难，李宗仁、白崇禧带头通电，表示盼望蒋委员长领导抗战。蒋介石以对于西安事变事先防督未周向国民党中央引咎辞职，国民党中央准假慰留。
张学良突然离陕后，西安一片混乱。东北军的少壮派要求继续执行预定计划，对中央军开打内战。此时，东北军、十七路军尚不知道中共已向蒋介石承诺服从中央，东北军主战派联络中共商量对中央军开战，中共表示红军不能加入作战。消息传开，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纷纷谴责中共说：挑起事变后又提出和平解决，秘密妥协，将盟友出卖给蒋介石，牺牲东北军、十七路军以图自身私利，可见中共事变前承诺的苏联援助完全是欺骗。面对东北军将领的质问，周恩来一面信誓旦旦地保证中共决不会出卖盟友，决不让东北军受害，一面指挥叶剑英，博古等中共派到西安的代表立即销毁中共参与策划事变的证据。与张学良一样，杨虎城也感到被中共利用的窝囊。他质问身边的中共党员南汉宸：“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24] 杨下的孔从周等将领提出要求中共一起对中央开战，杨说：“看你们傻的！和平解决是共产党的坚决主张。他们过去没有机会敲（蒋介石）中央的门，现在利用东北军、十七路军敲开了中央的大门，人家怎能再同我们一道反对中央呢？”[25]
1937年1月初，蒋介石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部”，派顾祝同负责整编东北军、西北军，阎锡山、宋哲元等电劝杨虎城服从中央命令，张学良派王化一持亲笔函飞赴西安，嘱所部将领服从中央命令。在国人一致反对内战，中央大军压境的形势下，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等东北军高级将领主张接受中央提出的整编条件，其中第六十九军军长何柱国还潼关向顾祝同当面表示服从中央，随后率东北军一部从潼关北撤。1月30日，东北军将领、甘肃政府主席于学忠从兰州飞到西安与杨虎城及东北军将领先后会面，呼吁避免内战，避免西安被赤化。绝大多数东北军高级将领支持于学忠的立场，表态反对内战，愿在中央的领导下参加抗战，更有一些将领独立行动与南京方面联络，准备脱离西安方面。根据多数将领的表态，东北军高层作出了服从中央政府的决定。当晚，杨虎城、周恩来与东北军部分将领开会，商量应对。周恩来执行毛泽东制定的推动东北军、西北军与中央军开战以收渔人之利的计划，继续隐瞒对蒋介石作出的“四项承诺”的情况，鼓励东北军内以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为首的“抗日同志会”对中央发动内战。
2月2日，孙、苗、应等人发动了夺取东北军领导权的暴动（二二事件），率手枪连枪杀了主和派领袖王以哲、剿总副官长宋学礼、参谋长徐方、西北军交通处处长黄念堂、参谋处副处长蒋斌等人。杨虎城下令全城戒严以配合孙铭九等人的兵变。王以哲等人死难消息传出，东北军众将领一致要求惩办孙铭九为首的“抗日同志会”骨干，东北军驻蒲城的骑兵第十师和驻周至、眉县的第106师宣布脱离西安方面，效忠南京，将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缴械；东北军第105师刘多荃部宣布服从中央，将中共秘密党员高福源枪毙，并以东北军全体将士名义致电杨虎城，要求立即逮捕孙、苗、应等叛乱分子，否则将回师西安平乱。在大多数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反对内战通牒的压力下，杨虎城只好承认支持孙、苗夺取东北军军权的计划失败，赶紧下令通缉孙铭九等人以自保。孙、苗、应等人急忙向周恩来求救。周命刘鼎送孙等到苏区暂时庇护。为撇清与孙等发动事变的关系，周恩来拒绝孙等在苏区久留，将他们分别送到天津、上海租界躲避。几天后，因反对内战遇害的王以哲、宋学礼等人的灵柩由专车运达北平，朝野各界举行了隆重公祭，显示大敌当前朝野拥护中央的军心、民心所向。
东北军主力宣布服从中央后，蒋介石顺势彻底解决东北军不受中央染指，在北方长期割据的问题，命令忠于中央的东北军部队留原防地不动，其余东北军东调豫皖，接受整编。2月8日，顾祝同率中央军开入西安，分别与中共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谈判服从中央的具体事宜。3月初，西北军、东北军代表杨虎城、于学忠到杭州见蒋介石谢罪，蒋介石将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撤销，允杨虎城出国考察，至此，东北军不复存在，西安事变结束。
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申明在“五项要求”的基础上向国民政府作出“四项保证”。其中“五项要求”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26] 中共提出没有人会反对的“五项要求”良言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为自己向国民党作“四项承诺”找个台阶，而其“四项保证”的实质意义只有一个：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
2月21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决定接受“共产党人输诚受命”，通过了《根绝赤祸案》。该决议案针对中共的“四项保证”，申明四项原则如下：
1）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许可主义绝不兼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它假借名义之武力；2）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它破坏统一之一切组织；3）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不兼容，与我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4）阶级斗争以一阶级之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之对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国民党的这一议案在形式上算是为十年“剿匪”划了名号。
2月22日，国民党第五届三中全会闭幕，发表宣言，对外维护主权，对内和平统一，根绝赤祸，努力经济建设，消灭阶级斗争。蒋介石发表谈话：开放言论，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予以自新之路。国民党全会后，中共宣布接受国民党的《根绝赤祸决议案》，接受其中的“四项原则”，保证停止采取暴动政策和以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拥护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拥护蒋介石为全国抗战最高统帅，接受国民政府指挥等等。国民党则宣布停止对红军的进攻，承认陕甘宁地区为特别行政区，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开放党禁，承认共产党以及其他政党合法，释放政治犯，关闭反省院，允许共产党的报刊和其他政党的报刊发行等（国共两党达成的上述协议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才被公之于众）。随后，周恩来率博古、林伯渠、叶剑英等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往来于达南京、庐山与杭州等地，与蒋介石等国民政府高层展开谈判。
6月初，蒋介石、宋子文、张冲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庐山举行了国共合作的第三轮谈判，周恩来递交了中共的《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蒋介石提出，可先成立由国共两党组成的国民革命同盟会，所有重大问题都由同盟会来解决，他本人具有最后决定权，同盟会将来可扩大为国共合组的党；同盟会与第三国际建立关系以代替共产党的关系。周恩来等坚持毛泽东提出的原则立场。毛泽东为第三轮谈判定下原则为，军队名称、政府名称等无关紧要者都可放弃，但军队和地盘决不受国民政府染指，共产党掌握改编后红军的独立指挥权，国民政府不得染指边区政府人事安排。毛的上述原则实际将西安事变中作出的服从国民政府和红军改编等项承诺推翻。由于双方在关键的中共军队改编问题上无法达成妥协，谈判没有进展。蒋介石这时还不知道，周恩来等人上庐山谈判时，刘少奇正奉命策动芦沟桥事变。毛泽东知道，中日开战已进入倒计时，与蒋的谈判只是走个形式。待全面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再无力向中共施压。7月，全面抗战爆发，国共第三轮谈判无可能继续，国民党只得既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向中共军队提供武器给养，又被迫默认中共对其军队的独立指挥权。
作为中共绝处逢生，走向壮大的转折点，西安事变是对二十世纪中国影响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毛泽东挽救中共的杰作。毛泽东利用张学良达到了迫蒋介石停止剿共的目的，然后灵活地作出“四项承诺”，放弃无关紧要的苏维埃之名、红军之名和红军番号，作出没有实质意义的停止土地革命等承诺，换取了既不交出军队，又获国民党政府承认合法地位及发给军饷的实质好处。事变中，蒋介石接受了斯大林的安排，承诺放弃他声言“已到最后五分钟”的剿共布署，放弃和谈中坚持的，最为关键的取消中共对红军的控制权和武装割据两项条件。回到南京后，蒋介石因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信守了在西安对斯大林所作的停止剿共承诺，使数万红军得在东北军、西北军、晋军、中央军、宁夏马家军等百万军队的四面包围中转危为安。国民党从停战谈判之初的条件一退再退，推出自欺欺人“接受中共输诚”决议，最后在庐山谈判中彻底认输，停止了剿共，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每月向中共发放二、三十万元军饷；而中共达到了毛泽东坚持的军队、地盘不受染指的谈判条件。蒋介石在1937年1月的《西安半月记》中承认：“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全堕于一旦。”[27] 他并非不明白“接受中共输诚”决议的荒唐，但为换取儿子蒋经国回国，他放弃了和谈中的最重要的条件，向中共认输。如果蒋介石挟西安事变后举国一致拥护的声望，将中共的“四项保证”连同中共拒交出军队、拒绝交出地盘事实公之于众，则儿子蒋经国就回不来了，不过二十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将改写。汪精卫所言“蒋在西安把国家奉送给了共党和第三国际，中共和斯大林是西安事变的赢家”说得没错，蒋介石为了儿子在西安事变后的被斯大林和中共牵着鼻子走，埋下了国军在抗战中长期遭受共军打击，不得不布署精锐重兵防备中共扩张，被美国人指责专注于内战的祸根。
西安事变是斯大林操纵中国走向的一个代表事件。事变是毛泽东瞒着斯大林策划的。毛泽东能成功利用张学良、杨虎城的决定因素不是他的谋略，而是斯大林的影响力。张学良之接受“三位一体”，援助中共不是为了讨好中共，而是为了讨好斯大林，若非为了苏俄军火，张学良断然不会驾机去洛川，断然不会援助穷困弱小的红军，不会去讨好毛泽东。同样，杨虎城接受“三位一体”也是因为苏俄安插中共党员操控十七路军的十年赤化之功。有斯大林让张对苏援心存幻想的答复，才有毛泽东推张起事运作的可能。用了承诺苏援引诱，毛泽东才能摆布张学良。如果斯大林明确表达拒绝援张，让张对苏援死心，则毛泽东不可能策划西安事变。同样，让蒋介石停止剿共，谈判立场一退再退，最后搞个输诚决议糊弄党众的也是斯大林的影响力，斯大林手中的人质法宝能够让蒋介石从命。西安事变达到挽救中共的最佳结果主要不是因为毛泽东的策划，而是因为斯大林对中共下达的和平解决电令。事变结果的决策人是斯大林。了解斯大林对西安事变的处理决策，须了解事变前半个月德国和日本签署的《共同防共协定》。这一协定的矛头指向苏联，让斯大林极为恐惧。事变期间，在欧洲的汪精卫积极推动中国加入《共同防共协定》，这让斯大林更加恐惧。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提出中国可能联日对苏的警告对斯大林的压力超乎人们的想象。为拆散反共反苏的联盟，为制止中国走向联日对苏，斯大林动用一切资源与手段，一是坚决严令毛泽东和平解决事变，二是承诺援助国民党对日作战，三是动用手中人质王牌，以蒋经国归国的条件换取蒋介石停止剿共。为了化解德、日结盟攻苏的威胁，斯大林把手上的王牌全用上了。表面看来，中共通过接受国民政府改换番号就换取了国民政府承认合法地位、支付巨额军饷是毛泽东挽救中共和红军的杰作，实际事变进程完全在斯大林的掌控之中，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只是斯大林与蒋介石交易的结果。有斯大林承诺援助国民政府，才有蒋介石承诺付给中共军饷。中共的军饷其实是斯大林付的。毛泽东策划事变固然精明，但让中共和红军转危为安者非毛泽东或蒋介石，而是斯大林。同样，推蒋介石出来领导全面抗战的主要影响力也不是因为各界、各派的一致拥护，中共和国民党内的反蒋派从未真心拥护蒋介石，中共更是从未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宗旨，推蒋出来领导抗战是斯大林的策划，斯大林在幕后操控的结果。斯大林需要中日全面开战，需要蒋介石来出面领导抗战。毛泽东、周恩来在建国后称张学良是帮助中共革命胜利的“千古功臣”。实际上，中共在困境时的“天助”都来自斯大林。因与斯大林的交易，陈济棠才在广东保留中共的军火库，让中共来取军火，才放红军过粤，因与斯大林的交易，蒋介石才一路放红军长征到陕北，因为要讨好斯大林获取苏援，张学良才放红军渡过黄河，才向中共送上“天助”的钱粮弹药，才为中共在西安设立联络站，通讯中心，因为斯大林安插在军品众多的共产党员，杨虎城才与中共订立停战协议，因为要获苏俄扶植，张、杨才听毛泽东摆布起事反蒋。要不是因为苏俄和斯大林，张、杨断不会受中共的摆布。没有苏俄的影响力不会有中共和红军，更不会有毛泽东策划西安事变的成功。
对于中共和张、杨在西安事变中打出的抗日旗号，胡适当时就指出：“在绥远已开始作战，中央军已到了抗日前线，张学良忽然造反了，把关系全国安危的领袖，及重要官吏和将领拘留了。说这是为了抗日，这岂不是把天下人都当作傻瓜。这回的西安事变，是祸国叛国，毫无可疑。一个政府有勘平叛乱的当然责任，也毫无可疑。……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勾结中共，背叛国家，破坏统一，叛国祸国的国家民族之罪人”。[28] 全面抗战中，西安事变、二二事变发动者们的表现证明了胡适的上述论断：毛泽东在抗战爆发后为中共制定了对日避战的政策；杨虎城坚持在国难中再举叛乱，在国外考察时与冯玉祥、张学良同样套路，跑到莫斯科寻求斯大林的军火金钱扶植，向斯大林表示回国要再次发动兵变，声称“此番绝不手软”。斯大林希望蒋介石领导中国长期抗战拖住日本人，将杨在莫斯科的表演通报蒋介石作了人情。蒋介石当然不能容忍杨在抗战中再举叛乱，通过宋子文致电诱杨回国将其逮捕；“抗日同志会”首领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在抗战中先后投降了日军。建国后，中共将西安事变、二二事变宣传为爱国抗日之举，将张学良、杨虎城宣传为爱国将军，将孙铭九等人安排为政协委员，优待照顾。应德田晚年在其《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一书依然声称参与策划西安事变是为抗日，毫无忏悔之意。西安事变、二二事变策动者们在抗战中的表现说明，两事变的发动者与两广事变发动者一样，打出的抗日旗号只是叛乱，制造内战分裂的借口。
陪同蒋介石抵达南京后，张学良受到军法审判，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后获特赦，被蒋家父子长期软禁。因为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不可告人，张学良致死也不肯亲口披露西安事变的内幕。他在与毛泽东的互骗游戏中成为输家，主要不是因为毛泽东高明，而是因为他自己错判了斯大林，相信操纵中共反蒋多年的斯大林会支持他反蒋，没有认清斯大林在希特勒上台后转而拥蒋出来作中国抗日领袖了的政策改变。事变后，张学良认识到了自己的错判，为发动事变痛悔。在几十年后重获自由时他说：“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但蒋先生让我活下来，这是蒋先生的宽大。”他承认自己一生“鲁莽操切，胆大妄为，闯了大祸，是民族的罪人。”他定居美国后，中共多次派各方人士邀他回大陆，回东北老家参观，他拒绝说：依我本愿，很想回大陆去看看，主要是想看看东北乡亲，给父亲扫扫墓；但我最怕卷入争执纠缠之中。我已远离政治，唯一的愿望是大家把我的名字忘却，只当一个普通的小小百姓，从此不再有政治纠缠，不再有记者踏破门槛，不再有任何采访。张学良如此说是因为他清楚，共产党感激的是他在陕北资助红军，帮助红军渡过难关，发动西安事变使红军转危为安。如果他回到大陆，共产党来报答他这个“大功臣”会令他尴尬；如果他表达对发动西安事变悔恨会使中共尴尬。因此，他在夏威夷购置了墓地，用落叶不归根的行动表示不想在临死前再被中共利用一回。他向张氏后人交待说，有机会去沈阳、天津转转，去上海、北京走一走，西安就不要再去了。
2013年，一批由张学良的印度藉飞机驾驶员海岚·里昂（HYLAND LYON）所收藏的有关西安事变的秘密文件在美国纽约拍卖。密件中包括一封由毛泽东署名的信函，一份由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署名的信函，一份以抗日为名的八条协议稿，和一份张学良在南京被扣之后的自省表白。六页信函的第一页内容关于如何夺取兰州，出兵绥远，进占甘、凉、肃，取宁夏，控制陕甘宁交界处的黄河东岸，通过已经安排好的新疆配合，最后打通苏联的具体用兵计划，最后一页是众多国共领导人的联络假名及一些暗号。八条议稿内容是张与毛的相互配合与协调的原则。其中第一条的甲、乙项是建立“联合战线”，丙项则是“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清楚显示联合的目标是推翻中华民国。张学良保存这些文件原本是等待与毛泽东共同签署的。这批密件被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出价十几万美元收买，后再被中共以近百万美元的高价买走。显然，中共收买这批密件是为掩盖毛泽东、张学良密谋西安事变的真相。
西路军覆灭
1934年6月，斯大林复电批准中共中央撤离苏区，指示红军到西北边境去接收苏联军火。1936年6月，中共在陕北通过西安与莫斯科恢复了电讯联系，致电莫斯科索要金钱军火，包括飞机、重炮、子弹、步枪、高射机关枪及架桥技术等等，并报告已与张学良和东北军建立了统战关系，并准备起事反蒋建立西北国防政府。 [29] 斯大林否决了毛、张制定的“西北大联合计划”，命令不得反蒋。于是中共领导人联名致电王明转电共产国际要求援助称：“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如不能与东北军联合反蒋，南京国民党一时又拒绝停止剿共，红军迫于生存的需要将不得不向较富庶地区发展。如此不仅将被迫放弃现有苏区，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黄河）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30] 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复电中共中央：“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计划”，苏军开始准备经过外蒙古向中国红军提供将近600吨的军事装备和弹药，包括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弹药，要求红军主力经过宁夏前往绥远定远营方向进行接运。[31] 接到电报，毛泽东迅速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要求夺取宁夏甘西，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并告张学良称双方分享苏联军火，合作建立西北割据政府。显然，中共向莫斯科索要的军火与抗日无关，是为对付国民政府，建立西北割据之用。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中共中央成立了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任副主席的中央军委。通过这一安排，毛泽东摆脱了名义上是周恩来副手的地位，让周恩来失去了军权，成为了自己的副手。借执行“打通国际”的“宁夏作战计划”，毛泽东主持下达了《中央军委十月份作战纲领》，命令陈昌浩、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组成左路军，从甘肃靖远西渡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毛泽东下达的上述命令与其说是军事考虑，不如说是服务他的权力斗争计划。通过下达十月作战纲领，毛泽东再次肢解了红四方面军。为堵住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将领对他保存红一方面军实力的质疑之口，他将原属红一方面军，人数很少，且半路收编的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编入了左路军，让红一方面军在北线面对强大东北军。众高层不清楚而只有毛泽东清楚的是，与张学良的停战协议已经秘密达成，红一方面军面对东北军实力不会受损。
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陈昌浩、徐向前率领大部分红四方面军渡黄河西进，张国焘和朱德带领红四方面军余部沿黄河东岸北上，红二、红四方面军在南线面对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王均和毛炳文部。显然，红军只有控制黄河渡口，才能保持与河西部队的联系。但毛泽东让红一方面军回避作战，国民党军推进到甘北，占领了靖远、打拉池和中卫等黄河渡口，截断了宁夏通道，使红四方面军主力与河东红军被隔断。11月10日，毛泽东发出中央军委电令，宣布取消“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作战新计划》，将已在河西的左路改称西路军，任命陈昌浩、徐向前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正、副主席，命西路军继续去打通到苏联的陆路通道；以在河东的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出陕南，四方面军留在河东的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待机入晋，让已在河西走廊的近三万红四方面军主力成了孤军。11月15日，毛泽东发中央军委电令，命西路军向凉州前进，谓苏联正准备从新疆接济，要求西路军在后援断绝的情况下作千里西征。
11月19日，毛泽东再电，命西路军 “停止西进，在永昌、山丹、凉州、民勤一线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叫停西征是因为，蒋介石命中央军进逼陕北，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处境危急。他知道，西路军回师不能解决陕北根据地的危机，解决危机成败在于加紧推动张学良、杨虎城兵变反蒋，不过让西路军摆出个回师的架式多少对陕北有些帮助。按照中央军委电令，西路军停在了甘肃荒凉之地。11月下旬，甘肃中西部的马步青部、青海的马步芳部、宁夏的马鸿逵、马鸿滨部向在古浪的西路军发动进攻，歼灭了西路军5000余人。陈、徐率部弃古浪西逃，在路上召开了军政委会议研究出路。会议认为，中央军委下达的远赴新疆获取接济的任务无法完成，留在凉州、民勤的沙漠地带无法建立根据地，也是死路一条，唯一活路是退回陕北。于是，陈、徐致电中央谓形势对西路军极为不利，请求重新考虑行动计划。中央军委复电：就地坚持。12月上旬，供给断绝的西路军在干柴洼、横梁山、古浪城、古浪南山等地与马家军及地方民团激战，再损万人。至此，三万西路军损失过半。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22日，中央军委电命西路军调头东进。这一电令不是对陈、徐“重新考虑行动计划”请求的回复，而是毛泽东奉斯大林之命正派周恩来与宋美龄、宋子文进行谋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让西路军再作回陕策应中央的态。经过两天谈判，周、宋达成了中共归顺国民政府，国民党停止剿共的口头协议。24日，毛泽东再电西路军命令东进。当晚，周恩来与蒋介石面谈，蒋认可了周宋达成的口头协议，决定接受中共服从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按理，国、共达成了停止围剿红军的和平协议，中共陕北根据地的危机解除，只要中共电命西路军宣布停止反政府军事行动，马家军、中央军即会停止剿共军事行动，在祁连山的西路军完全可以走出绝境，安全退回陕北。然而，陕北根据地危机解除后，毛泽东不再需要西路军东进策应了，于27日再电西路军，命令调头西进，继续执行“打通苏联”计划。中央军委的这一电令是中共归顺中央“四项保证”欺骗性的证明，也是毛泽东和红军无意放弃武装颠覆国民政府宗旨的证明。事实上，毛泽东一面向国民政府保证服从归顺，一面派军去“接通苏联”获取军火，准备推翻国民政府。西路军军政委员们不知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情况，不知道中央已经向国民政府表态服从归顺，不知道中央的“四项保证”，接到中央军委“调头继续西进”电令后感到进退两难。他们想，抗命东进率军回到陕北，自己将面临整肃，遵命西进可能全军覆没，但自己总有退路，回到陕北好交待。于是高层们决定服从军委命令，下令向马家军进攻，同时各自预备退路。
1937年元旦，西路军攻占了高台，西路军委致电中央军委，请求派军西渡黄河接应。中央军委复电：停止西进，原地建立根据地。此令对处于荒野寒冬，给养断绝，伤病倍增的西路军无异是等死令。几天后，西路军遭到马家军和地方民团围剿，董振堂、杨克明率领的红五军被全歼于高台。1937年2月1日，西路军余部在倪家营子再遭马家军重创。陈、徐再电中央军委，要求派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和第三十一军前来接应。2月17日，毛泽东复电斥责西路军不听指挥，有分裂倾向。陈昌浩再电延安求援，毛泽东复电称，准备成立刘伯承任司令员，林育英任政委的援西军。西路军众军委委员们明白了，他们在天寒地冻中等不到援西军了，于是各自安排弃军逃生。陈昌浩、徐向前、秦基伟等西路军首长以返回延安汇报为由带警卫排悄然离队，逃往向延安。途中，警卫排士兵全部战死，仅几位怀揣路费的首长逃出了河西走廊。陈、徐、秦逃离后，西路军于3月初在甘西的倪家营子被歼灭。残部分成左右两支队逃亡。李先念率左支队七百多人逃到了苏联境内，在两个月后被共产国际派出的陈云接应到迪化；王树声、李聚奎率领的右支队部在甘西被歼灭，仅王树声等七位首长化装逃回陕北。至此，西渡黄河去“接通苏联”的三万西路军覆灭，董振堂、孙玉清、陈海松等大批西路军将士埋骨祁连山下。
通过两次分拆红四方面军，安排西路军上不归路，毛泽东将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本钱摧毁。在西路军步步走向绝境时，张国焘、朱德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另一部也兵败宁夏。1936年11月，张国焘随周恩来逃到保安，从红四方面军八万大军的统帅变成了光杆司令，没有了挑战毛泽东权力地位的本钱，只有听从毛泽东发落。1937年3月，毛泽东在陕北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清算张国焘及其追随者。张国焘知道失势者辩解没人听，遵循权力斗争规则，承认错误，争取从轻发落。毛泽东主持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在其中列举张国焘的三大错误为：土匪主义、军阀主义、分裂中央。会后，红四方面军干部遭到整肃。李先念多年后回忆披露，当时和他一起返回延安的西路军将士，被上级分别招去“谈心”，被问是希望留在延安还是去苏联。李因表态留延安在活了下来。那些回答希望到苏联的战友被大批秘密杀害。司马璐先生多年后回忆披露，一位曾参与处置西路军将士的西北山头的干部说，我们首先举行欢迎会招待他们，缴下他们的武器，然后把他们一批批一批批骗到山沟里活埋。曾有人表示不相信这党的命令。执行者申明，难我们不会与他们过不去，团长说是高岗同志的命令，高岗同志当然又是奉的毛主席的命令。逃到新疆的原红四方面军骨干也被清算，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徐克勋）、红五军政委黄超等人被以托派罪名枪毙（二人在几十年后被中共追认为革命烈士）。原红四方面军将领们不甘被整，许世友等四十多位将领闹出了“造反事件”。毛泽东不敢采取对“富田事变”参与者那样屠杀行动。当年在江西，李文林等江西山头主要是党的山头，而不是军队山头，他可以对李等屠杀，而在如今陕北，红四方面军是军队山头，西路军虽被消灭，红四方面军余部势力仍然不小，毛泽东意识到如果像对李文林为首的江西本地干部一样全面清洗兵变随时发生，于是停止对红四方面军干部的整肃，转而采取招安对策，将表态效忠的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等四方面军将领拉拢为自己人。
虽然通过安抚红四方面军干部稳固了军权，但张国焘的存在让毛泽东头疼，一来作为中共创始人和曾经的红四方面军统帅，张在党内军中声望犹在，随时可能振臂一呼召集旧部挑战自己的权力地位；二来若斯大林对自己不满也可能再扶张崛起。他知道将张干掉可能会让红四方面军山头众将心寒而铤而走险酿成兵变，将张留存党内高层会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独裁地位，而张又会像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将领那样效忠自己，于是决定采取非常手段，让张在延安呆不下去，迫张出走。不久，张国焘在党内的批判会上遭到前部将钱钧以鞋底抽脸暴打。会后，毛泽东安抚张说：“国焘同志，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我们听说了，大会没组织好，有些对不住你。怎么能随便打人，蠢哟!”张投诉：“我犯了再大的错误，大家可以批评帮助，但就是不能打人。怎么说我还是政治局委员、边区政府主席。”毛：“莫计较了。我有责任，没组织好。打人者不对，要批评处理。但是，国焘同志，你想过没有，打人者可是你们四方面军的。你的检讨不过关，大家都着急，要检讨政治路线才对。不然，这样下去，对全党上下都不利”。在毛的屋檐下，张国焘只好低头，给中央政治局写检讨书，在其中承认：“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32] 然而检讨后，让张难以容身的事不断发生。全面抗战爆发后，延安颇为安宁。一天，高层在延安看戏，毛对发动七七事变的功臣何基沣说：“唐僧西天取经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八戒”，接着指邻座的张国焘说：“他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张国焘忍无可忍，怒而退席，[33] 明白延安不是他的久留之地。不久，张国焘借参加陕西中部祭黄帝陵之机，经西安逃到了汉口，在那里联络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等人寻求支持，冀联手召集中央会议剥夺毛泽东的权力。王明在苏曾与张国焘明争暗斗，到延安还没有感到毛泽东的威胁，不响应张。其他人均不支持权力斗争中的败者。倒毛不成，张国焘在汉口发表了《敬告国人书》，指责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不以国家民族为重，缺乏团结抗战诚意，声明脱离中共。声明发表后，中共中央在汉口《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王明、周恩来、博古一起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答复子健（张国焘）的公开信》，驳斥张的《敬告国人书》。
张出走后，毛泽东继续对张清算，提出了“张国焘企图武力加害中共中央”的说法，将1937年3月决议的三项错误升级为“反党罪行”，以防止张的旧部结伙翻案。毛泽东提出“加害中央”的证据是以叶剑英为证人的“密电事件”。毛、叶的版本为：1935年9月9日，张国焘给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发去密电，令陈挟持中共中央南下，谓如毛与中央红军不从则武力解决。叶剑英先得到了电报，连夜策马送交毛，毛连夜率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脱离险境。毛、叶的上述版本缺乏说服力，一系列反证让人相信“武力解决密电”子虚乌有。反证之一，密电事件的收电人陈昌浩否认“武力解决密电”存在；反证之二，杨尚昆回忆说：“第一个看到的是前敌参谋长叶剑英，他是最先收阅张国焘来电的，据他说，内容是速令右路军南下。叶剑英发觉张国焘起了歹心，趁陈昌浩正在作报告的机会，把电报先送给毛主席。那个电文不长，大约有一二百字的样子。毛主席把它抄在一张包香烟的纸上，让叶赶紧将原电送给陈昌浩和徐向前”；[34] 反证之三，彭德怀回忆说：“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南进，毛主席亲到徐、陈处商谈行动方针，陈谈，张总政委（张国焘）来电要南进。毛主席即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就周、王开会吧。’陈昌浩同意”；[35] 反证之四，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对于9 月8 日和9 日这两天发生的事有详细记述，还完整地引用了中央给张国焘的电报及张的复电，但没有提及有密电之事。徐帅确认：“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徐向前说“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显然是针对叶剑英声称前敌指挥部的一个副科长向他提供电报之说的澄清。[36] 上述杨、彭、徐的回忆证明，叶剑英报告的“密电”就是张国焘命陈、徐南进的电报，其中并无“武力解决中央”的说法。叶剑英在1982 年接受军事科学院研究人员的采访时说：“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37] 然而，叶也没有提到张国焘命右军南下电令之外另有一份密电。国防大学朱玉、王年一教授经过长期研究，否定张国焘发出“武力解决”密电说指出：“第一，中共的有关文件中没有载有‘武力解决’中央字样的电文；第二，从有关亲历的高层人物的回忆中没有发现‘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内容；第三，当时负责收发电报的机要电台工作人员没有发现‘武力危害’中央的‘密电’；第四，当时，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各有自己的电台密码本，收发报均按自己的密码本发出和译出，谁也无法译出对方的电报。[38] 中共党史的各种记录、当事人的回忆和朱、王两教授的研究可以得出结论，所谓“张国焘要用武力解决中央”及密电故事系毛泽东为给张国焘定罪而编造的谎言。
“密电”子虚乌有，从红军分裂到张国焘出走的脉络就清楚了：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四方面军拥有八万强兵，中央红军仅有万余残兵。军力对比之下，张国焘掌最高指挥权在情理之中。毛泽东以两军混编的办法剥夺张对四方面军的指挥权，以中央名义迫张服从。张及四方面军将领拒绝接受。毛泽东感到两军武力冲突一触即发，于是不辞而别，撇下了同属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投共的原国民党军赵博生、董振堂部）、红十二军和数百伤兵，率一方面军主力乘夜逃走，先落脚陕北。于是，张国焘不再承认张、毛的中央，另立了自己为首的中共中央。这时，莫斯科派林育英到达陕北传达斯大林认可张闻天、毛泽东搭档的中共中央及建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林育英只是信使，并无在红一、四方面军间宣布认可的授权，因为莫斯科并不清楚红军和中共中央分裂的情况。这时，毛泽东开始施展手段，说服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名义宣布张国焘的中央非法。林育英致张第一电是以个人名义建议张将分歧交国际裁决，第二及第三电改以共产国际代表名义认定张的中央非法，要求取消。这第二、第三电是否真是林本人之意不得而知，但肯定是毛的手笔和授意。毛利用林育英信使与共产国际代表之间的身分模糊致电红四方面军，瓦解了四方面军对抗陕北的勇气。张国焘承认失败，放弃另立的中共中央后，毛泽东利用国民党军推进到黄河的形势将红四方面军一分为二，待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后改变作战计划，不以红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南线配合，将四方面军主力搁在河西，然后电令西路军西进、停留、调头东进、再调头西进。西路军被马家军歼灭后，毛对丧失军事本钱的张国焘展开整肃，迫张脱离延安，然后编造出了“密电事件”给张定了“反党”罪。可以说，毛后来给叶剑英挂尾元帅衔，赞他“吕端大事不糊涂”，都与合作编造密电事件相关连。毛泽东视强大的红四方面军为权力地位威胁，宁愿将红四方面军主力送入河西走廊灭掉。这样一来，红军整体虽然弱小了，但毛相信只要有权力地位在，只要有莫斯科的认可，援助会源源而来，军队削弱后可以再壮大。
战胜张国焘过程中，毛泽东利用林育英代表莫斯科致电四方面军起了关键作用。张闻天说“林育英有些神经病，他过去所说的话不能算数”[39] ，潘汉年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曾质疑林育英共产国际代表身分，[40] 二人都因此惹毛记恨，在后来遭毛整肃。几年后，林育英病逝，毛泽东亲为执绋题碑，以表达林的匡扶之恩。有人说，毛泽东赢张国焘赢在利用林育英“假传圣旨”。这是毛制胜原因之一，但毛胜张不取决于林。斯大林选定毛是决定因素。如果斯大林选定张国焘，毛泽东再怎么利用林的名义发电报也没有用。
多年后，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总结西路军的败因说：第一：任务问题：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因素。第二，战场主动权问题：如果不是在驾驭战局时发生根本性的偏差，是不至于完全陷于被动，一败涂地的。第三，机断专行问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西路军战场指挥缺乏机断专行，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主权；一方面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背着追随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错误包袱不能自拔，患得患失，当断不断，唯中央电令马首是瞻，那最后决定权实际成了决定西路军命运的符咒。[41] 其实，徐帅为首红四方面军将领们最清楚，西路军是毛泽东、张国焘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但他们不愿挑明这一点，因为他们不想让后人了解他们因表态效忠毛泽东走过来的历程。
迫张国焘出走后，毛泽东批准怀孕的张夫人杨子烈离开延安。毛让杨捎话给张说：“我们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点余地。”张国焘知道与中共为敌的下场，接受毛泽东的警告，此后保守中共秘密，淡出政治舞台。他后来回忆说：“西路军的失败对中国共产党的进一步发展和当时的西北形势有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的我打击很大。中国共产党内部斗争的矛头集中对准了我。打击得我抬不起头来。这场斗争也表明毛式党内斗争的极端残忍性。”[42] 其实，毛泽东因顾虑红四方面军余部兵变而对张国焘算客气了。张、毛二人分别主持的苏区肃反比这不知残忍多少倍。对于离开延安的动因，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他在洛川会议上对毛泽东、张闻天在民族危亡时提出避免对日作战，壮大力量准备将来与蒋介石开战的方针感到痛恨。这里，张是在美化自己。因为，作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创始人，张也没有民族危亡观念。在中苏战争中喊“武装保卫苏联”口号时，在九一八事变后的苏联国庆日成立中华苏维埃政权时，在长城抗战中追杀北上的国军并扩大苏区时，张都没有想到国难当头的民族大义。西安事变后，在中共一面宣言服从国民政府领导，一面组织西路军去“接通苏联”获取军火时，张也没有谴责这种欺骗国人的行径。他在权力斗争落败时才想起民族大义。应当说，张国焘在出走时的《敬告国人书》和多年后的回忆录中谴责洛川会议方针只是在发泄权力斗争失败的怨气而已。虽然他在回忆录中没有对“武装保卫苏联”口号忏悔，没有对率领红军杀人抢劫忏悔，没有对主持肃屠杀革命同志忏悔，但他见蒋介石时的一句“兄弟在外糊涂多年”似乎表达了一切。他终究告别了革命和革命信仰。相比其他中共革命家，他享受了更幸福、平静的晚年。
毛泽东去世后，中共在当年西路军埋骨的河西走廊建了多处西路军烈士陵园和革命纪念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其中的高台烈士陵园陈列室里，有一张当年马家军拍下存档的血腥照片——条凳上并排放着董振堂、杨克明、叶崇本的人头，显示西路军失败的悲壮。不过，纪念馆没有告诉人们的历史背景是，中共一面向国民政府作出“四项保证”，通电停止内战、归顺中央政府，一面命令西路军拒绝政府军收编，不是东进去抗日，而是西进去获取外国武器以颠覆正在准备抗战的国民政府。有一些历史事实是革命纪念馆不会展示，刻意回避的。马家军为什么将西路军头领砍头呢，血腥的背后是更加的血腥。数万西路军在荒凉之地转战数月，为了生存对沿途回藏民众的蹂躏，杀戮，比马家军残酷得多。马步芳、马步青在向行政院发出的申请拨款赈济电文中描述了西路军沿途的祸害写道：“南京行政院长蒋钧鉴，军政部长何赐鉴，窃查共匪窜据山丹永昌等处，时历数月，焚杀蹂躏，备极惨苦。职部奉令进剿，业将该地先后克复，所有详情均经电呈在案，惟劫后孑遗颠沛流离，冰天雪地，无衣无食，哀哀生民竟度非人生活，刻值甘肃情形混乱，请赈实属无法，再四思维，惟有仰恳钧座，我公体念蚩蚩者氓遭此浩劫，惟堪悯恻，迅拨巨款，赐予救济，全活炎黎，安辑流氓，地方国家均深利赖临电，迫切不胜待命之至。陆军第一百师师长马步芳、陆军骑兵第五师师长马步青同叩巧印。” [43] 革命纪念馆只述说革命军的悲壮，却隐瞒了革命军的一路劫掠。在冻饿而死的西路军将士背后是更多冻饿而死的被劫民众。因为西路军沿途对回民的烧杀，才有回民武装将西路军将士砍头报复的残酷。幸存的西路军将士们即使在晚年回忆录中也没有对自己参与的劫掠烧杀忏悔过。因为，作为党人，为了党的利益，那些事情是不能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