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2 章 中美摩擦

远征军惨败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中，国民政府建成了昆明至下关的简易公路。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逐渐封锁了中国的港口，国民政府加紧修建滇缅公路，于1938年8月开通了从昆明至畹町的公路。英国《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和照片，称滇缅公路“可同巴拿马运河相媲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前往滇缅公路考察后赞这项穿越横断山系的云岭、高黎贡山等六座山脉和漾濞江、澜沧江、怒江等五大江河工程为“世界奇迹”。

1941年春，苏联与日本签署了中立条约，封锁了中国经新疆的对外陆路通道，滇缅公路成为中国唯一的对外运输命脉。英国驻缅印兵力薄弱，希望中国派出军队协助英军保卫滇缅公路，但担心中国出兵激发缅甸的民族主义。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与中国签署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结成了布防缅甸的军事同盟。在阿卡迪亚首脑会议上，英美决定将亚洲盟军对日作战分为由尼米兹（NIMITZ）海军元帅统帅的中太平洋战区、由麦克阿瑟元帅统帅的西南太平洋战区、由蒙巴顿（LORD MOUNTBATTEN）勋爵统帅的东南亚战区以及蒋介石统帅的，包括越南、缅甸东北部、泰国和印度支那的中国战区，决定中国派远征军赴缅甸战场作战。罗斯福任命曾在平津任驻华武官多年，懂华语的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陆军中将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兼战区美国陆军司令、赴缅远征军最高指挥官。根据首脑会议决定，中国派出最精锐的战略预备队第五军（军长杜聿明）、第六军（军长甘丽初）、与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组成十万远征军赴缅对日作战兼保卫滇缅公路。1942年2月，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访问了印度。作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元首，蒋介石在印度表达了同情印度独立的立场，引起英国的不满，蒙巴顿与蒋介石之间开始就缅甸战事互相指责。

3月，日军占领了仰光(RANGOON)，在同古击败了远征军第五军第200师，英军刻意自保，放弃普罗美(PROME)撤退。英国方面只想利用中国远征军牵制日军以助英方在印度的防守，中、英双方在战略目标、作战指挥、后勤支持等方面均各打各的算盘，盟军在缅甸战场呈必败之势。在盟国军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史迪威提出了反攻仰光作战计划，命令中英联军向有优势空军的掩护和机械化部队的四个日军精锐师团发起进攻。远征军副总司令杜聿明直接听命于蒋介石，拒绝史迪威的命令，称史迪威的命令是“自杀作战计划”。史迪威指责中国军队的私家军制，指责蒋介石越级下达命令，架空了自己的缅甸战场指挥权，史、蒋摩擦由此开始。4月初，英军突然撤往印度，蒋介石与史迪威部署的平满纳（PYINMANA）会战计划泡汤，远征军只得放弃平满纳退守曼德勒（MANDALAY，瓦城）。日军第33师团一个步兵联队在缅甸向导带领下隐蔽穿插过英印军的几道防线，于月中一举夺取了仁安羌(YENANGYAUNG)的滨河大桥，堵住了两万多英印缅的退路。英缅军死伤数千无法突围。正当英军准备投降时，孙立人率第远征军第新三十八师赶到解救了英军。英缅军突围后扔下中国远征军自行撤退，并在曼德勒大桥上装了炸药准备断绝后路，中英联合战线不复存在。

由于将空军调往地中海支持北非战场，盟军在缅甸战场一时丧失了的空中侦察。日军利用盟军这一弱点，在突破东线后立即派第五十六师团长途奔袭1500公里，穿越泰缅边境直捣远征军的后方要塞。4月21日，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突然出现在东线重镇乐可，击溃麻痹大意的远征军守军第五十五师后夺取了要塞。日军的千里奔袭显示出日军指挥官的胆识和冒险精神，堪称军事史上的杰作。4月25日，中、英、美三国代表会议决定取消曼德勒会战计划，撤出缅甸。当晚，蒋介石从重庆电令远征军御敌于国门之外，重点防卫远征军回国的要冲——腊戌（LASHIO）。史迪威也看到了腊戌的重要性，连夜驱车赶到防守腊戌的第六军司令部。他发现军长甘丽初离开司令部在城里搓麻将，并对所属第五十五师丢了乐可城懵然不知，立即命令副司令罗卓英查办甘丽初，将丢失乐可的第五十五师师长陈勉吾交军事法庭枪毙。罗没有执行史的军令。4月29日，日军第五十六师团轻取腊戌，切断了远征军的退路。

腊戌失守后，盟军缅甸战场败局已定，远征军陷入全军覆没的险境。史迪威果断电令远征军放弃回国计划撤往印度。然而，蒋介石越级干涉史的指挥，电询杜聿明撤回国内有无把握。杜知道蒋希望他率军撤回国内，向远征军将士隐瞒了司令部的撤往印度电令，只宣读重庆来电，称蒋委员长指示远征军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回国之路要塞八莫，掩护主力经密支那回国。当杜聿明拒绝史迪威军令率军退向国内时，日军攻占了八莫。杜向重庆隐瞒了八莫失守消息，报称已令第五军主力抢占密支那，可望成功。蒋介石不征询史迪威的意见越级命令杜率军回国。对于杜聿明抗拒远征军总司令部之命，下达相反方向的回国命令，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质疑说：“八莫已经失守，如果敌人先我而占领密支那，我军出路何在？我刚刚收到史迪威参谋部通报，盟军在密支那以南已经发现日本人的坦克，预料日本人将先于我军占领密支那。” 此时，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率众将领支持杜的决定，称“誓死回国，决不到印度去听美英指使”。杜聿明拒绝了孙立人传达的史迪威命令，奉蒋之命令率大军退往密支那。

攻占腊戌后，日军配有坦克的三千快速部队迅速进向怒江峡谷，相继攻占了云南的畹町、芒市、龙陵、腾冲，使大后方云南顿时变成了抗战前线。一时，从畹町沿线败退的远征军紧急疏散的政府机关，缅甸华侨和难民汇成的逃难人流拥挤于滇缅公路中国境内段，国军在滇缅公路沿线开始销毁不及运走的美援物资。第六军军长甘丽初下令炸毁一个连的坦克用来堵塞公路，阻挡日军。日军快速清除路障后继续追击，于5月2日奔袭联接怒江两岸的唯一通道，位于滇缅公路中国段的惠通桥。守桥国军果断炸桥，凭江拒敌。5月4日，日军对保山进行了大轰炸。

云南军民的恐慌很大程度上是国民政府欺骗宣传造成的。国军装备与指挥水平低下，派系复杂，加上共军在侧袭扰，根本不具备与日军正面对抗的能力，无胜仗可言。但国民政府宣传部控制国内报纸，将惨败消息一概隐瞒，将小败吹嘘为大捷。对于缅甸战场，国民政府封锁惨败消息，使报纸上充斥胜利报道，3月29日《中央日报》还宣称“同古大战战果辉煌，歼敌一个师团”，4月各大报又争相刊登“仁安羌歼敌五千”。在民众盼望“曼德勒会战大捷”消息时，日军突然打到边境，民众自然一片恐慌。

5月8日，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两个联队（相当于国军的团或加强营）抢在远征军主力之前，攻占了滇缅公路上的咽喉要地，缅北第一大城市——密支那，切断了中国远征军回云南的退路。此时，杜聿明麾下有六万远征军精锐，而占领密支那的日军只是经过千里奔袭、疲惫不堪的两个联队。孙立人师长向杜军长痛陈：既然决定经密支那回国，理所当然以绝对优势兵力拼死一战冲过要塞。况且，根据情报，日军应为小股部队，我军尚有四个半师及战车团、重炮团的强大兵力，应立即攻击千里奔袭密支拿的小股日军疲惫之师，然后沿滇缅公路回国。野人山极为荒凉，为兵家绝路，让数万大军走入荒山绝路将葬送远征军精锐之师。杜聿明拒绝孙的意见，下令“弃车、弃炮上山，到山里与敌打游击，伺机进入国境”，[1] 率六万大军逃入胡康河谷(HUKAWAWNG VALLEY)的原始森林。杜的逃跑命令与日军布署千里奔袭的冒险精神形成了鲜明对照。远征大军主动丢盔弃甲遁入山林之举让对防守密支的日军指挥官渡边师团长感到庆幸。他立即下令封锁原始森林出口。

胡康河谷东西两面为高耸入云的横断山脉，北接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山高林密，河流纵横，河谷内瘴疬横行，方圆数百里无人烟，被称为野人山，缅语为“魔鬼居住的地方”。远征大军进山后很快迷失方向，互相失去联络的各部在人迹未至的原始山林中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靠打猎、捕鱼和采集野果为生，过上了半饥半饱的野人生活。一路上，远征军洗劫土著山寨，把部落里一切能够下肚的东西吃得精光，有的官兵为争夺一口食物而大打出手。再往前走找不到山寨，饥饿的士兵只好找野果、菌类、植物块茎、飞鸟、青蛙、老鼠、蛇，掏蜂窝、蚂蚁窝吃，甚至吞食动物粪便。因为山上猎物越来越少，士兵打到猎物就地燃起篝火分食猎物。官长们发现士兵们不再抬兽肉下山，就派军官上山督猎。于是，军中天天发生冲突、火拼和军官失踪的事件。饥渴，疾病导致士兵大量死亡，因不堪折磨而自杀的事件大量发生。

在断后时与军部失散的第二百师侥幸找到路穿越了野人山，于5月下旬雨季之前到达了中缅边境，回到国内时仅剩2000多人，受伤的师长戴安澜在途中牺牲。国民党政府需要这样的事迹鼓舞士气，经过报刊大力宣传，戴师长的灵柩一路受到万民景仰，从保山至昆明，沿途各地官员一律佩戴黑纱率民众迎送。第二百师的官兵成为万民欢迎的英雄，迎送规格一路升级，仪仗队越摆越壮观，最后蒋介石亲自主持了戴安澜将军的葬礼。

第五军军部、第九十六师及新二十二师因胡康河谷道路被冲断，在雨季中被困野人山绝境。大军只好天天蹲在山洞里，靠着剥树皮挖草根填塞肚皮，虚弱的士兵常常往路边一坐就再也战不起来了。早晨醒来，士兵们发现有同伴在一夜之间被食肉巨蚁吃得仅剩白骨。沼泽中蚂蟥翻涌，体大如蛇，士兵不慎走入，顷刻间被蚂蟥吸干仅剩骷髅。山间毒蚊弥漫，没有火把驱蚊，士兵遭蚊虫攻击苦不堪言。幸运的是，一架美军侦察机偶然在丛林上空发现了远征军熏马蜂的烟火，美军派来运输机飞空投下食物、药品，雨衣，帐篷，使丛林中的远征军绝处逢生。8月，杜聿明所部远征军在美军飞机、联络官和空投电台的帮助下走出了胡康河谷绝境，不是回国，而是走了一圈绝路后到了史迪威当初下令前往的盟军印度兰姆伽基地，与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会合，远征军士兵吃到了久违的饱饭，得到了全套的美式装备和军饷。

赴缅的十多万远征军精锐部队回国时仅余四万人残部。捐躯的六万将士中有五万多人是窝囊地死在了缅北野人山中，死于了自投的绝境。一年后，中国驻印军在第二次缅甸战役中的野人山之战中见到了第五军将士们的累累白骨，而且往往是数堆白骨环绕着枪架。走野人山的统帅杜聿明与走长征路的毛泽东一样，是让士兵抬着走的，[2] 二人征途的代价都是抬担架的士兵死掉二十多人。杜将军遁入野人山的决定虽然荒唐，但奉了蒋介石之命，抗了史迪威之命，押对了个人前途的宝，回国后未受处分，反获蒋介石提升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坐镇昆明。

在远征军走进野人山绝境时，史迪威走出了感动美国人的“传奇之旅”。日军占领腊戍要塞后，他电令远征军撤往印度，谢绝了罗斯福总统派飞机接应脱险的安排，命令飞行员把文件带走，自己去追赶杜聿明，冀当面说服杜率军去印度。两天后，他到了缅北温佐，见到了因铁路中断而没逃远的罗卓英。在温佐到英多的路上，他见到中国远征军丢弃大炮、汽车，武器，装甲车，见到一群群绝望的伤兵坐在路边上强行拦车，互相火拼。得到日军占领密支那消息后，他放弃追杜，带领一行人赶往印度。沿途，史迪威收留掉队的英军官兵和缅甸难民，其中还包括一名缅甸孕妇。一名英国军官提议让所有的缅甸人离开，另一军官提议，将干粮分一半给那些平民，让他们各自逃命。史迪威认为在困境中抛弃妇女和平民可耻，决定带上他们，粮食平均配给，率队在山林中艰难跋涉。与杜聿明军一样，他们在食物医药断绝，被困荒野的绝境中被美军巡逻飞机发现，得到了空投的帐篷、食物、药品和电台，到达了印度的雷多（LEDO）。他的传奇之旅被美国媒体广泛报导，传奇英雄形象压倒了惨败统帅形象。

远征军缅甸惨败中，孙立人将军显英雄本色，在仁安羌指挥新三十八师歼敌逾千，解救英军突围，在密支那执行正确军令，拒绝荒唐命令，完成断后掩护任务后率新三十八师掉头南下，杀开血路走捷径，于半个月后安全到达印度。在6月中举行的联合国纪念日德里十一国军队阅兵式上，新三十八师派步兵一排代表中国军队出席，以军容、步伐和精神面貌夺冠，被印度各报赞扬为“世界一流军队”，孙将军赢得了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高度赞扬和美国国会的勋章嘉奖。

在印度，史迪威拟定了“人猿泰山”计划（XYZ计划），准备设立印度、昆明、桂林三个训练基地，将撤往印度的中国远行军残部和另组建两支中国远征军训练、装备成一流军队，分别从印度北部雷多和云南怒江对在缅日军发动反攻。史的计划经罗斯福总统批准后付诸实施，盟军在印度兰姆伽(RAMGARH BIHAL)建立训练基地，远征军改称中国驻印军，接受了美式装备和美式训练，由美国考官讲授现代军事理论，步兵、炮兵、通讯甚至兽医知识，迅速壮大成为精锐部队。

史迪威的反攻计划不仅动用在印远征军，还要求继续从中国派出远征军入缅作战。蒋介石以国内战场为重，要求延后缅甸反攻。美国以停止物资援助施压，迫蒋抽调军队服务缅甸战场。为了继续获得援助，蒋介石只好配合史的缅甸反攻计划，国民政府号召青年从军，在大后方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十万学生大从军运动。

史、罗倒蒋

日军切断滇缅公路后，罗斯福总统决定维持对中国抗战的空中运输线直到战争结束。1942年5月，美国空军开通了飞越喜马拉雅山支脉的中印空中航线。在这条世界上最险恶航线，飞行员中要作三次大起大落，要面对很少甚至没有无线电导航，不全的飞行图，日军战斗机的截击，强劲的升降气流和高空疾风，近半年的雨雪季节，几乎不可能紧急迫降等难以想象的困难，因此战地记者们称这条航线为“驼峰航线”（HUMP COURSE），飞行员们称这条航线为“空中地狱”，认为其危险性超过对日作战和在欧洲战场的对德轰炸。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兵工厂，美国的援助物资支持着英国、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通过驼峰航线运入中国的每月几千吨援助物资与美国运往欧洲战场的物资量相比微不足道，对中国战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罗斯福将对英、对苏援助物资的支配权交给丘吉尔、斯大林，但将援华物资的支配权交给史迪威，拒绝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染指美援物资的调配，让蒋介石属下般地向史申请物资，埋下了中美摩擦的祸根。

在缅甸战场，史迪威对远征军将领只听命蒋介石，国民党军只效忠个人的私家军体制不满。到中国后，他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腐败，对蒋介石按亲疏关系治军等等更加不满。他发现，美国援助的部分战略物资下落不明，随后出现在黑市上，或通过走私方式被卖给了日本人。他不断向罗斯福状告国民党贪污、腐败、无能，在发回白宫的电文中斥蒋介石指挥混乱，能力低下、国民党派系纷争、国军士气低落，不堪一击、指蒋无意向日军进攻，无意与共产党组成联合阵线，只知道榨取美国金钱与军火以备将来与中共作战，指蒋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要障碍，建议美国设法更换中国的领袖。不仅如此，他对蒋介石个人极为蔑视，在日记中以“花生”、“响尾蛇”、“无知”、“文盲”、“迷信”、“母狗”等恶毒词句咒骂蒋介石。提出缅甸战场反攻计划的同时，史迪威还提出了一套改革中国军事体制的建议，改革举措包括对部队进行精简整编，撤换无能的高级军官，授予前线指挥官全权，按能力与功过而不按亲疏关系任用军官等等。

应当说，史迪威并无资格指责中国的私家军制，也没有资格指责远征军只听命于蒋介石。事实上，史自己从不承认战区总司令蒋介石这个上司，上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以来从不向蒋报告，而只向他的美国上司报告。他从缅甸撤向印度前向美军参谋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报告，却不向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居然是从报纸上得知远征军撤到了印度，其愤怒可想而知。因为对自己的军事才能过于自信，史迪威与尊重蒋介石的第十四航空队主持人陈纳德将军也发生了冲突。

缅甸兵败后，史迪威一心想着缅甸战场反攻，向罗斯福所提建议全部围绕他的缅甸反攻计划，而完全不考虑中国战场。按理，在国民政府财政枯竭，军需断绝，中国正面战场极度虚弱情况下，美国援助的有限资源应首先加强中国战场，而不应以缅甸战场为优先。但史迪威将绝大部分援华物资用于了缅甸战场和在昆明、桂林建立训练基地，多次拒绝蒋介石将物资用于维持正面战场和大后方运转的最低限度要求。由于英国对滇缅公路的通畅不在意，不打算配合中国远征军作战，蒋介石不同意史迪威尽量将国军精锐拉到缅甸的计划。但罗斯福相信史迪威的说词，一再以停止援胁的办法压迫蒋服从史迪威的计划。为了获得援助，蒋介石只好接受史迪威调动，在云南楚雄设立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任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为远征军司令长官，抽调第六战区主力到云南组织远征军在昆明组建训练中心，服务史迪威的“训练三十个中国陆军师赴缅反攻”计划。

在云南，史迪威与陈诚配合默契，关系密切。陈诚手下的少壮军官们受到史迪威蔑视与抨击蒋介石言论的暗示，制定了“清君侧”计划，准备效仿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如同“二二六政变”的军事行动，拥陈诚取代蒋介石。军统局破获了兵变计划，经蒋介石批准将参与“清君侧计划”的600多位青年军官逮捕审讯。蒋介石相信陈诚不会参与政变密谋，相信军官们是受到了史迪威鼓动，免去了陈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起用被贬在成都赋闲的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接任中国远征军的司令长官。

随着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取得胜利，罗斯福觉得中国战场的战略意义贬值，对蒋介石的态度日趋强硬，如同对下属般发号施令，不顾蒋介石的反对，批准了史迪威率中国驻印军发起缅甸的第二次战役的计划，支持史迪威将美国援华物资的九成用于缅甸战场，以停止援助施压，迫蒋介石调国军最精锐的八个军去缅甸作战。史迪威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在缅甸战场得到满足，于1943年底率中国驻印军从印度雷多出发进攻缅北，与中国驻印军在缅甸会师。

史迪威不仅支持“清君侧”倒蒋计划，更向罗斯福提出了暗杀蒋介石的“蓝鲸行动”计划，称“搬掉国、共两党达成一致抗日局面的绊脚石”。罗斯福听信史迪威和美国驻华使馆的报告，相信蒋介石军事上消极对日作战，政治上腐败无能，专注于勒索美国的金钱武器，保存实力准备与中共打内战。1943年11月，罗斯福总统在开罗会议期间当面告诉蒋介石夫妇：“你们必须设法和共产党合作，美国不准备卷入中国的任何内战，我们希望中国一致抗日”，同时暗中批准了“蓝鲸行动”计划，要求三个月内不留痕迹地去蒋，物色一个能够与美国合作的人取代蒋介石，但要求超过三个月限期放弃计划。[3] 得罗批准计划后，史迪威的助手弗兰克·多恩拟出了毒杀、兵变、堕机等三套方案，史迪威选择了制造空难方案，命多恩在1944年初蒋介石出访印度的专机上作手脚，并要求机上要有几位美国人，免遭怀疑。史的暗杀计划因日本发动“一号作战”，蒋介石取消访印而被迫放弃。[4]

延安梦与民主牌

史迪威与蒋介石的最主要分歧不是援华物质支配权，也不是正面战场和缅甸战场的优先考虑，而是对中共的看法。这也是美国民主党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政府之间的最大分歧。1930年代，西方人因世界经济危机而怀疑资本主义制度，因苏联国力、军力快速壮大让而憧憬共产主义。在推动中国对日开战的同时，共产国际采取了一项影响深远的举措——组织左翼作家、记者宣传陕北的红色根据地，安排斯诺(EDGAR SNOW)、史沫特莱、范长江等记者采访延安，推出了《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中国的西北角》等一批宣传延安和中共的作品。在斯诺夫妇笔下，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死气沉沉、颓废衰微、自私自利、逆来顺受、对普通百姓漠不关心、不讲人道，任人唯亲，代表着旧中国，延安廉洁、平等、朴实、上下一心，渴望抗日、渴望民主，朝气蓬勃，代表着新中国，称延安是一颗冉冉升起的红星。他们批驳关于中共是莫斯科傀儡的看法，断言中共不是苏共扶植的产物，而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斯诺妻子将延安之行称为“发现新精神和新人类的旅行”，称赞“中共在地球上最古老、变化最小的文明之心脏地带创建着一个新世界”，“共产党人是一种新型的中国人，他们极富人情味儿，更像我们美国人，他们通过马克思主义观念架起一座通向西方世界的桥梁”。在上海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埃文斯•卡尔逊读了《西行漫记》初稿后向斯诺说：“如果他们（共产党）真正是士气高昂和纪律严明，如果他们的领导人真像你所说的那样足智多谋……那么，未来可能是属于他们的。”作为罗斯福总统的前卫队营长，他来华带有向总统提供中国情况报告的听命。经斯诺和端纳联系和国共双方同意及周恩来的精心安排，卡尔逊于1937年11月开始了中共根据地考察之旅，从南京出发，途经武汉、郑州、西安、于12月中旬抵达山西省洪洞县高公村的八路军总部，受到总司令的亲自迎接，先后会见了朱德、任弼时、左权、彭德怀、林彪等八路军指挥员（作家周立波翻译）。卡尔逊认为共产党军队内有家庭般的亲密关系和可敬的精神源泉，“友好、自力更生和真正的民主”，认为朱德总司令具有罗伯特•李的仁慈；亚伯拉罕•林肯的谦恭和U•S•格兰特的坚强。史沫特莱写道，当卡在夜里与朱德坐在八路军总部大院和一起吹起口琴的时候，卡对朱已有了父亲的感情。在八路军护送下，卡尔逊于1938年1月日到达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河北阜平，受到聂荣臻和举着“欢迎美国朋友”旗的边区群众欢迎。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安排下于5月初到达延安，与毛泽东长夜长谈。经过步行三千里的考察，卡尔逊说：“我相信，这是世界上最严于律和自制的一支军队。我所见到的是料想不到的事实，是我终生难忘的阅历。”回到汉口，卡尔逊不遗余力地为共产党进行宣传，呼吁给予共产党根据地和军队援助。他会见了刚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伉俪”的蒋介石夫妇，当面向蒋介石呼吁“结束国共两党间的流血”，称“八路军是一支抗日生力军。可是他们衣单食薄，急需食品、爆破筒和打坦克的弹药，尤其急需医药和绷带。委员长，我以一个军人的名义代他们提出请求，请您尽快地向他们提供援助！”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奉行 “对日坚决避战，向国民党政府控制区坚决扩张”方针，向国民政府控制区大举扩张，国民政府不得不在中共根据地周边部署重兵以防侧翼被袭。蒋介石担心暴露抗战中的内战会影响美国人援华信心，没有将实情告诉卡，同时将中共对日避战专打国军的情况向外界隐瞒。其实，即使蒋介石如实相告，沉迷延安的卡尔逊也不会相信。在给罗斯福总统的定期报告中，他盛赞扬八路军，断言共产党根据地没有腐败，军队官兵平等、精神饱满、斗志高昂，呼吁援助八路军。他给总统寄去了共产党提供的缴获日军物品作为中共抗日的证明。此后，他在所到之处不放过任何一次演讲，最美好的言辞来赞扬共产党控制区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用史沫特莱话说，从延安归来的卡尔逊“已经对共产党着了魔”。美国的媒体基本都是左派立场，斯诺夫妇，史沫特莱等人的宣传书籍、卡尔逊的文章让憧憬共产主义世界的美国人极为受用，美国记者纷纷加入了歌颂延安的潮流，描写共产党人为穿草鞋的勇士、超人，报导延安为最民主，最受农民拥护的社会。例如，美联社记者斯坦恩（GUNTHER STEIN）称“从延安飞到重庆如同一场噩梦”。[5] 共产国际的延安宣传举措获得了巨大成功，使美国人，特别是美国民主党人，心中都有了一个“延安梦”，对延安窑洞灯火充满向往。

皖南事变后，中共通过斯特朗、斯诺等西方记者编造了国民政府消灭中共军队不许中共抗日的谎言。罗斯福致函蒋介石，再派特使居里到重庆，要求国共合作。美国方面不相信国民政府关于事变真相的说明，只相信中共代表周恩来的“蒋介石坚持反共政策，引起国内战争，使抗战熄火，给日本造成南进的机会。”解释，相信周提供的，反诬国民政府的报告。罗斯福也不相信国民政府的解释，而是召见斯诺，咨询中国情况。斯诺早就是共产国际的宣传员，当然建议政府支持中国抛弃蒋介石。

与卡尔逊一样，史迪威心中也有一个延安梦。他不相信中共会一面宣言服从国民政府，一面拒绝国民政府军令，不相信中共会向国军开战，他深信“中共想抗日而蒋介石不让抗日，派重兵包围封锁八路军、新四军”的宣传，认为抗战中国共两军对峙局面的责任在于国民政府不民主。他多次向蒋介石和罗斯福建议，从已经少得可怜的美国援华物资装备中拨出一部分去装备中共军队，称这样中共军队就会向华北日军进攻。他声言国共对立问题，只要他一去延安，即可解决。对史的建议，蒋介石指出，中共在西安事变后提出了“四项保证”，保证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目标，保证交出军队，听从政府统一指挥，共赴国难，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拒绝国民政府调谴，拒绝对日作战，从背后攻击歼灭国军，派重兵监视中共是国民政府的无奈之举，在中共没有交出军队指挥权之前，国共两党不可能联合抗日，不可能组成联合政府，在中共没有放弃武力推翻国民政府宗旨之前，美国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意味对国民政府更大的威胁。对于蒋的说法，史迪威在给白宫的报告中称，蒋只是借中共威胁来保存实力和向美国勒索援助物资。史迪威的想法并不是孤立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斯（CLARENCE EDWARD GAUS）也主张抛弃国民党，支持共产党，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指责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战场贡献小的可怜，国民政府腐败专制。史、高一致认为，国共两党不能携手抗日是因为国民党政府不民主，建议美国以停止援助迫使国民政府进行彻底改革，整肃贪污舞弊，与共产党联合。接受史迪威、高斯等人的贬蒋报告，罗斯福相信蒋介石所言的国民政府财政枯竭是想勒索美国的物资和金钱，于是一再拒绝蒋介石增加援助的请求，反复以停止物资援助施压，迫蒋介石如同下属一样服从自己的决定。

卡尔逊、史迪威、高斯、罗斯福等人的上述看法代表着美国左倾思潮和美国人对中国的肤浅认识。史迪威指责的中国私家兵制是事实。不过，中国的私家兵制积习久远，短期无法解决。蒋介石同意史迪威关于军制应改革的意见，承认在政府和军队中存在着大量的贪污腐败问题，但强调，整肃贪污也需要具备条件，在长期抗战导致经济崩溃，财政枯竭时谈整肃贪污过于天真。史迪威和美国民主党政府不了解，清末以来，历届政府都想解决私家军问题，但没有钱去解决。经过数年抗战，重庆物价上涨数百倍，遍地灾民，政府发不出军饷，被迫让军队自行解决吃穿，于是才有部分美国援助物资卖到黑市，甚至卖给日本人的事发生。在国民政府财政枯竭的情况下，美国民主党政府拒绝出手帮助国民政府渡过难关，动辄以停止援助施压，要求国民政府实行民主，解决贪污，解决私家军制等等。史迪威对中国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视而不见，处处牵制蒋介石，甚至在国民党高层推动倒蒋运动，企图策动政变，造成蒋介石指挥不灵，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抗战。

在史迪威、高斯的推动下，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JOHN P．DAVIES)和驻华使馆秘书谢伟思（JOHN SERVICE）在1943年分别建议派遣美国军事观察团前往中共控制区，以为向中共提供军火作准备。戴维斯在报告中称，中共军队是纪律严明，富有进取心的抗日部队，而华北也正是未来苏联参战时苏军最有可能进入的地区，向延安派遣一个美国使团可以搜集军事情报、判断苏联的意图，或许还可以消除俄国对中共的影响力。谢伟思在报告中称：中共实际上对暴力革命不感兴趣，实行的是温和的土地改革，中共强烈渴望民主，美国应将两党制民主模式移植到中国，派遣美国官方代表团访问延安，在延安设立美国的官方机构，进而建立国共两党的联合政府。戴、谢的报告得到高斯大使赞赏。[6]

德国入侵苏联后，斯大林迫切需要美国的援助，为此决定加入英美的反法西斯同盟，解散与反法西斯同盟相冲突的共产国际。1943年6月，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宣布解散共产国际。至此，以巨额金钱，军火操纵中国走向二十多年的共产国际走入了历史。共产国际的解散让毛泽东感到被遗弃，感到再被蒋介石围剿的威胁。中共中央赶紧声明支持国民政府抗战。蒋介石通过在重庆的林彪、周恩来向毛泽东传话说，中共要获合法地位必须放弃边区政府，军队听从国民政府调遣，要求中共于8月前作出答覆。同时，蒋介石将包围陕北的国军由14个师增至21个师，维持对延安的军事压力。除听命于中共的民盟等外围组织外，全国各界一致呼吁中共取消边区，以实际行动履行服从国民政府，参加抗战的承诺。这时，罗斯福接受史迪威和高斯的建议，以停止援助施压，迫蒋介石同意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及与中共展开建立联合政府的谈判。蒋介石不同意美国与准备武力推翻政府的中共建立关系，但为了继续获得美国援助只好屈从罗斯福的要求，派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宣传部长王世杰与中共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开始会谈。美国的援助意向让毛泽东感到了精神慰藉。他再次指示拒绝向国民政府交出军队指挥权。利用美蒋摩擦的有利形势，中共在谈判中增加了共军扩编为十六个师及分享美国援助物资等要求。中共在军权、地盘不容国民党染指的立场使重庆谈判破裂。毛泽东命周恩来、林彪返回延安，同时决定投美国人所好，打民主牌，指示《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大量刊登鼓吹民主的社论、文章。

1944年6月，在国民党正面战场大溃败的形势下，罗斯福不顾蒋介石反对决定向中共提供援助，派副总统华莱士（HENRY WALLACE）来华敦促蒋介石与中共改善关系，明确要求美军观察团前往延安。为了美援，蒋介石再次妥协，无奈地同意美国与延安建立关系。同月，在《解放日报》发表了《欢迎华莱士先生》的社论，盛赞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表示希望华菜士“帮助中国人民促进这些迫切需要的改革”；[7] 毛泽东在延安向前来采访的爱泼斯坦、哈里逊•福尔曼等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们并未为实现苏俄式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和政治而努力，事实上我们以为我们现在所做的正是林肯在你们的南北战争时全力争取的事情，那就是解放黑奴。在今日中国，我们有好几亿的奴隶受着封建主义的束缚。”“至于政府，我们信仰并实行民主政治，我们正运用‘三三制’来限制任何可能的独裁，同样和俄国的苏维埃制度不大相同。” 7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庆祝美国独立节的社论，赞扬美国的民主制度说：“美国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国民党拒绝实行民主制度，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这就是中国和其它民主势力。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什么叫同伴，如今日之美英也。……7月4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8]

7月15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交军队指挥全权予史迪威及立即与中共达成妥协，并不顾蒋介石的反对，居高临下地通知美国将派观察组赴延安，及准备向中共提供援助。蒋介石复电表示同意将前线作战部队交史迪威指挥，但要求先将史迪威所掌美国援华物资分配权交予中国政府。对于美国要求必须与中共达成妥协，蒋介石将隐瞒了几年的实情通报美国说：“中共在抗日战争中以武力反对中央政府，拒绝兑现‘服从中央军令’的承诺，与日军夹攻国军，这是不能容忍的”，婉转地指出美国援助武力反政府的中共，在延安设立机构是对国民政府的最大不信任。与史迪威一样，罗斯福认为蒋介石指责中共是为保存实力及勒索美国援助物资，坚持派美军观察组（迪克西使团）到延安，与中共建立半官方关系。

为接待美国观察组，《新华日报》发表了《民主主义的利刃——美国的民主传统》、《论英美的民主精神》、《象征民主自由的日子》、《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美国独立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纪念杰斐逊先生》、《真实的民主战士》等文章迎合美国民主党政府。在美军第二批观察组到达延安时，毛泽东亲自将《解放日报》8月15日社论标题由《欢迎美军观察组》改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并在其中称：“在我们中国的抗日战场上，美国亦直接和我国人民并肩作战，成为最亲密的战友。在这个欢迎美军观察组朋友的时候，我们向美国政府、人民、海陆空将士及其英明领导者罗斯福总统，表示衷心的感谢。”

美军观察组成员们住进延安窑洞后极为兴奋，感到是到了理想国。观察组中的外交官员，最早积极建议美国政府援助中共的迫不及待地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中共崇尚美国的民主，中美两国是天然的盟友，双方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主张民主、尊重个人的；本质上是热爱和平、不搞侵略和不当帝国主义的。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加容易合作。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中共想对日作战，是蒋介石从中作梗不让中共抗日，中共军队愿意接受史迪威的指挥，只有美国人能够迫使蒋介石妥协才能够避免中国的内战。毛泽东表示希望有机会访美，询问美国是否可以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在发表亲美言论之外，毛泽东指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推出了一批鼓吹民主的文章。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广播演说：四大自由》、《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中美两国是天然的盟友——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的影响，我们欢迎它——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华莱士先生的伟论：中国人民早就有实行民主政治的准备》、《延安印象记：共产党对美国的友谊是真诚的》、《加强中美人民的合作》、《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中国人民都不准备实行社会主义，谈论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就是反对革命，试图付之实行就是自取灭亡—— 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不可分》、《天赋人权不可侵犯》、《切实保障人民权利》、《保障人权》、《平民人身自由是政治民主的标尺》等等。

百余美国观察组成员在延安考察后再分赴晋察冀和晋绥抗日根据地考察。中共的热情接待，毛泽东的民主言论和中共报刊的亲美文章让他们极为受用。他们在两年中发回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是一边倒的亲共声音。其中谢伟思在报告中写道：“美国拒绝援助国民党以外的任何集团的做法如果持续下去，中国国内的混乱将不可避免，可能爆发的灾害性冲突会加速到来”，“给中共援助将使国民党不可能发动内战，将能推动中国向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共产党人可以成为美国的盟军”。他赞美延安和中共说：“那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言辞和行动上都如此。官员和人民与我们的关系以及中国人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中共领导人年轻而精力充沛，知识、兴趣和阅历丰富，具有毋庸置疑的坚强信念，善于进行自我检查和自我批评，他们的风度，习惯于推理思考和直截了当的处理问题，看来更像美国人，而不像东方人。他们没有贴身保镖、宪兵和重庆官僚阶层中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初来乍到者在延安看不到警察，也很少看到士兵。也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迹象。衣着和生活都很简朴，除农民外，几乎每个人都穿同样普通的、用土布缝制的中山装。在衣着、生活或接待方面，我们看不见炫耀虚饰的现象。这里到处都强调民主和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延安实行的‘三三制’、选举程序、民众之参与政治进程称得上是民主制度，那里井然有序，具有强烈的集体感和牢固的团结。军队士气很高，没有厌战情绪。我在延安看到的是一次具有政治和经济纲领的、组织得很好的运动，它正在能干的领导人的领导下成功地完成着。还有，当国民党已丧失了它早期的革命性，并随着这一丧失而呈现四分五裂的时候，共产党由于必须继续奋斗而保持了其革命性，而且渐渐壮大和比较成熟了。人们不能不得到一种感觉，这一运动是强大和成功的，它后面有某种动力，而且它把自己和人民联系得如此紧密，因而将不会被轻而易举地扼杀掉。”他否定中共受苏联领导说：“1944年夏有三名俄国人在延安：两人是塔斯社记者，一人是外科医生，全都是经国民政府的准许到那里去的，延安没有苏俄援助中国共产党的迹象。”[9] 观察组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援助中共有利于促进和平局面和防止中国内战，观察组的建议是美国政府应减少或停止“援蒋”。天真美国人不会想到，中共对日避战，打击国军，向国民政府控制区扩张，靠种贩鸦片维持着延安财政，高层们集中在延安开了几年的会，响应“大民主”号召向党提意见的王实味等一大批知识分子正被秘密关押，遭受着残酷折磨，很多人被逼得自杀。美军观察组不会想到，他们来延安时，三五九旅奉命将他们可能经过道路两旁的罂粟铲除，以掩盖种植毒品的真相。[10]

斯大林派驻延安的联络员弗拉基米诺夫比美军观察组更了解延安。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共领导听到蒋军在河南和湖南战败的消息非常高兴。这是上天赐给毛泽东的一份礼物。他与美国人讨价还价的可能性在迅速增加。他未来的内战对手正在被削弱。”“中国的分裂是日军获胜的主要原因。这并不是中国军队的战斗力问题。毛泽东认为敌人的胜利是削弱蒋介石力量的一个因素。不论是军事上的失利，还是反法西斯斗争这样的因素，都不能使中共主席放弃他的分裂政策。这种分裂是中国不祥的现实。而且这种分裂显然有利于日本军国主义者。毛泽东分裂民族统一抗日的政策无异于为日本增加了几十个打中国的师。毛泽东认为，只要蒋介石在前方打胜仗，他的政策就受到威胁。因此，无论如何也要削弱蒋介石，这就是中共领导所采取的政策的实质。”“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新四军总部的报告清楚证实，中共领导和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这份电报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后来我证实，中共军队和日军的参谋机构之间的联系，已保持很长时间里。联系的两头是延安和南京。”“与日本司令部的关系早已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建立了，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毛称联络员），可以说是一直隶属于冈村宁次大将总部。什么时候有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之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和新四军总部之间。”南京汪精卫政府的主持人陈公博在一年后披露的情况与弗拉基米诺夫所言互相印证。陈写道：“去年，（1944年），是南京最危险的时期，也是中国全局最危险的时期。因为东条内阁末期，东京已有和共产党妥协的动议，我们且接到日本参谋本部有派人赴延安商议的情报。在中国方面，有许多当地的日本军已实际和共产军默契。”“例如苏北清乡计划，日军事前先期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日军和新四军实行交换物资了。新四军首领陈毅负伤，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治。共产党的代表在上海公然活动，且公然住在沧洲饭店。大使馆的书记官池田，以托罗斯基派名义为掩护，出面为共产党宣传。”[11] 蒋介石在日记中斥中共道：“勾通敌寇，为敌寇保护后方基地，与敌寇相约各不侵犯，使敌寇可以专意进攻我国军，而彼则反宣传我军无意抗敌，与敌谅解以诬之。今日之势，共匪与敌寇已相依为命，敌寇冥顽，且愿为其效前驱，而以共同消灭我国军与政府。”[12]

谢伟思和美军观察组成员们想不到延安的另一面是因为天真，而史迪威和美国驻重庆大使馆不是想不到，他们有大量关于延安另一面的报道但拒绝接受，因为他们希望看到国民党政府垮台。美国民主党人亲共不仅仅是因为受了斯诺夫妇、斯坦恩等左派记者的影响，还因为民主党在主张的强势政府、国家主义等方面与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理念相通。在西方世界经济危机中，德国和美国的民众都渴望强势领袖，建立强大德意志或超级美利坚。迎合这样的民意，承诺建立强大国家的领袖上台，在德国是希特勒，在美国是罗斯福。罗斯福上台后推行社会主义，通过高税收（个人税率最高达91%，企业税率达90%）强制进行财富二次分配，推行高福利的平等主义。如果不是最高法院裁决“违宪”，他甚至要把钢铁厂也收归国有。大战中对立的美国、德国两政府理念相似，都主张国家主义、社会主义，都要通过政府力量来主导人类生活。美国左派政府主张政府主导社会，剥夺个体权利和自由的政策也是一种法西斯主义，[13] 是“通向奴役之路”。马克思主义不仅强烈影响了俄国，也影响了欧美。自俄国十月革命后，美国工会、大部分知识分子和媒体都以苏联为理想国。罗斯福是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的左翼共产主义力量的支持下上台，在竞选中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在美国大选前通过专门从事苏美贸易的阿姆外贸集团公司汇巨款给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一个重要人物，未来总统助手人选及美国各部委员会负责军工技术产品审批事项的官员。巨额中的相当部分最终到了罗斯福的儿子手中。[14] 当选总统后，罗斯福立即承认苏联，实行类似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的“新政”，在二战中强力支持苏联，倾向终身执政（罗斯福死在第四届总统任上后，美国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总统最多连任一次”，意在防止罗斯福式专权重演）。希特勒和纳粹的邪恶众所周知，但罗斯福的新政带给美国的灾难则少为人知。因为美国左派长期主导着意识形态领域，将罗斯福宣传成了解决1930代大萧条的新政英雄。这种左派宣传其实是神话。罗斯福当选总统前一年（1931），美国失业率是16%，罗斯福执政两届八年的1939年，美国失业率是17%；罗斯福当选前的1929年，私人投资占美国GDP的16%，罗斯福去世前的1941年，这一比率才恢复到14%。1929年美国的最高税率是24%，罗斯福上台后把税率提升至79%，扼杀了私人投资。“新政”的主要作为是通过高税收把社会财富集中到政府手中，使政府权力疯狂扩张。因此，戈德堡在书中称罗斯福为“准独裁者”（QUASI-DICTATOR）。美国经济学者罗姆尔（CHRISTINA ROMER）指出，在大萧条之前的四十三年间，美国的经济衰退平均长度只有十个月，罗斯福政府实行的国家干预使经济危机延续十年之久。只是由于二战全面爆发后美国成为盟国军工生产基地，刺激就业增加才帮助美国走出大萧条。美国左派宣传的“罗斯福新政”不仅无助解决经济危机，反而阻碍了经济复苏，使美国走上了“大政府”之路。[15] 由于政府专权思想与共产主义相通，美国民主党强烈亲共，希望中共上台，建立社会主义政府。这是史迪威事件、中美摩擦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在美国民主党当政期间被赤化为共产国家的主要原因。

豫湘桂溃败

中途岛战役后，美军切断了日本到南洋的海上交通线。为摆脱困境，日本决定打通大陆交通线，摧毁沿线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消除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对日本本土及东海海上交通的轰炸威胁。1944年1月，东京大本营调关东军部队入关，命令中国派遣军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占领黄河以南平汉铁路及湘桂、粤汉铁路沿线要地。中国派遣军奉命制定出由北向南进攻的“一号作战”计划。1944年4月18日，冈村宁次指挥六万日军从牟县一带渡过黄河，分三路向豫中国军进攻，开始了目标为打通平汉与粤汉铁路，扫除盟军在华南的空军基地的“一号作战”。虚弱的国军一触即溃，四十天丢了河南，损失了三十万大军。白修德报道国军溃败情况写道：“4月，约六万日军进攻河南，势如破竹地突破了国军的防线。整个作战期间国军的统帅汤恩伯均不在他的指挥部。日军一支500人的纵队就能夺取数千国军防守的关隘。这些在灾荒之年蹂躏百姓的军队且多年懒散，中国军队的第十二军和第十三军在败退时甚至自相残杀。在战区中心洛阳，司令部里一片混乱，河南军队掌握的七八百辆军用卡车大部分被军官用来运送私人财产、家属到安全的后方西安。军官们甚至强征农民的耕牛充作运输工具。河南是小麦种植区，耕牛是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强征耕牛是农民无法忍受的。在军队败退的时候，农民认为等到了报仇的机会，他们以猎枪、大刀和铁耙为武器，开始将单兵缴械，最后发展到整连整连地解除军队的武装，整个河南的农村处于暴动的状态。据估计，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约五万国军军队被自己的同胞缴械。”[16]

河南失陷后，蒋介石将蒋鼎文、汤恩伯撤职，派陈诚指挥第一战区。5月底，日军沿平汉铁路向湘北继续进攻。几个月前，蒋介石刚刚与美英领导人在开罗举行峰会，此时华中溃败严重影响了他的世界反法西斯领袖形象。6月3日，蒋介石电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死守湖南，谓“此次作战为国家存亡之关键，亦即我革命军人成功立业之良机，务望同心同德，上下一致，争取最后胜利。凡命令规定固守之阵地，不得擅自弃退，违者勿论何人，一律照连坐法处治，并由该长官全权处理，彻底执行！”。根据蒋令，薛命令张德能第四军死守长沙，王泽浚第四十四军死守浏阳，鲁道源第五十八军死守醴陵，方先觉第十军死守衡阳。薛岳有心让老同事张发奎侄子为军长的第四军打出荣誉。不料事与愿违。日军迅速占领了长沙和美军在华最大的空军基地衡阳机场，重创了第四军。率残部突围后，张德能被蒋介石将枪决。8月8日，率军坚守衡阳四十多天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在日军允诺保持军队建制与荣誉的条件下放弃无望抵抗，率军向日军投降。不过，方先觉逃返重庆后不得不否认投降，申明是接受日军交涉结束抵抗。

9月，日军沿湘桂铁路继续向南席卷。蒋介石再次要求史迪威从缅甸战场抽调远征军回国支援正面战场，史迪威再次拒绝，要求蒋调监视中共的胡宗南部南支援，双方互不买账，完全对立。史的背后是罗斯福对蒋的鄙视。受毛泽东的亲美言论和观察组报告的影响，罗斯福对蒋介石更加厌恶，以命令口气要求蒋将中国战场指挥权交予史迪威。蒋介石忍无可忍，要求撤换史迪威。10月，罗斯福派魏德迈来华接替史迪威。魏到重庆后发现，史迪威对交接未留下任何交代。11月，横山勇指挥的日军第十一军长驱直入，攻陷桂林、柳州，逼近贵阳，危及重庆。12月，日军占领了南宁，日军前锋部队沿黔桂公路追击，一直追到贵阳附近的独山。一时，西南大后方人心惶惶，英国、苏联大使馆开始准备撤侨。在危急形势下，蒋介石派汤恩伯指挥贵州防御，抽调西北防共国军南下贵州，魏德迈改变史迪威对正面战场袖手旁观作法，从缅甸战场调回两个远征军精锐师驰援贵阳，批准陈纳德实施被史迪威搁置了四个月的“打断日军补给中枢”计划。蒋、魏的协调配合扭转了局面，陈纳德调全部可动用的空军战力对日军进攻华南的后勤中心武汉实施了摧毁性轰炸，给日军华南部队的补给线以重大打击。

日军的补给线受创，前锋部队在贫瘠的贵州无法就地取得足够的粮食，原准备夏季作战的士兵在深秋仍着单衣，饥寒交迫无力继续进攻，只好从贵州撤军。至此，湘桂作战（日军“一号作战”）结束。历时八个月的豫湘桂作战（日军一号作战）中，国军损失兵力50多万，丢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等省的2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146个城市，36个飞机场及7个美军空军基地。对日本而言，“一号作战”虽实现了“打通大陆”的目标，占领了广阔地域，但结果只具宣传价值，从战略上讲是愚蠢的作战。因为日军并无足够的火车、汽车利用陆路交通线，计划中的“打通往南洋交通线”没有军事价值。事实上，日军占领的漫长的陆路交通线从未起到运输作用。

关于河南大溃败的原因，首先是饥荒与民怨。经过几年抗战，国民政府财政枯竭，不得不靠印钞票和增加苛捐杂税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造成国统区物价成百倍地增长，原本已经难以为继的工商企业大批破产，税源进一步枯竭。战争和经济崩溃之外，国家再遭天灾打击。从1941年开始，河南连年旱灾，收成大减，部分地方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1943年春，旱灾蝗灾蔓延河南全省，夏秋两季基本绝收，灾民上千万。河南几十万国军的军费和军需供应断绝，军费少到不吃空额就饿死军人的地步，[17] 只得搜刮民众生存，致使民心丧失，军心动摇，作战能力基本丧失。在国民政府和军队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美国左派记者们利用饥荒掀起了声讨国民政府的浪潮，取得了斯诺一样的宣传效果。美国左派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之 “河南有两害：黄河和汤恩伯”说法源于中共的宣传。河南人民叫土匪为“老汤”（蹚匠之蹚的谐音），长期流传的“水旱蝗汤，河南四荒”说法本与汤恩伯及其部队无关。[18] 抗战中，汤恩伯坚决拒绝中共向河南扩张，为中共痛恨，文胆陈伯达率先将四荒中的汤解释指汤恩伯，大力宣传汤部军纪败坏，汤恩伯贪污腐化。其实，财政崩溃中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救灾措施，成立了河南省救灾委员会，制定了六项救灾办法，包括将1942年度的粮食征购由500万石减为280万石，拨发三次急赈款共三千四百万元等等。国民政府在陇海沿线重要地点设立粥厂，救济西运灾民，总经费800万元，救济灾民56万。[19]

大溃败的另一原因是中共武装趁机对国军追杀、缴械。战后国民政府承认：“此次会战期间，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现象，即豫西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支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尤以军队到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同时，并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其结果各部队于转进时，所受民众截击之损失，殆较重于作战之损失，言之殊为痛心。”[20] 白修德的老师，左派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书中写道： “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用农具、匕首和土炮猛攻他们，解除了五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消灭，甚至活埋了国军士兵” [21] 费只说了其一。第一战区第十三军军长石觉将军指出了其二：“暴民对抗日国军缴械者不是农民，也不是用猎枪，小刀和铁耙，而是由义和拳转变而来的会道门武装红枪会，在豫、鲁、陕三省有数十万人马，他们掌握着大量的新式武器。”[22] 这“大批新式武器”的背后是中共在河南等地的赤化行动。北伐战争期间，苏俄策动中国农民运动时，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北方区委尽一切力量争取红枪会。1926年冬和1927年春，中共派杨靖宇等一批党员将红枪会收编为“农民协会武装”。[23] 例如，河南确山县以红枪会员为主农民协会武装攻占县城，建立河南第一个中共县政权。抗战期间，进入河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继续发展利用红枪会武装扩充地盘，[24] 彭雪枫还与夏邑县红枪会首领结拜兄弟。[25] 豫省国军溃败时，红枪会趁机对国军大举攻击、缴械。《登封县志》披露：“驻防登封的国民党十三军平时欺压百姓，战时一触即溃，军长石觉带领一部溃军，狼狈逃向临汝。中共地下党员甄德宽和蔺大林组织的游击队，在颖阳九龙口缴获溃兵长枪五支、子弹五箱，骡子两匹、布五捆。” 溃败原因之三是华北日军与共军在山西、河北、江苏与山东达成了停战妥协。有些停战默契，日军无侧翼被攻之忧，敢于抽调华北兵力全力对付国军，敢于孤军深入千里。而蒋介石却不敢抽调布防陕西监视防中共扩张的胡宗南部二十一个师。溃败原因之四是潜伏在军令部的共谍刘斐伪造命令，命国军“未奉上峰命令，不许移动”，帮助日军长驱直入、分割包围、逐个歼灭。[26] 溃败原因之五是史迪威拒绝援助正面战场。日军在豫中发动进攻时，蒋介石准备抽调在云南组建的赴缅远征军驰援华中，遭史迪威拒绝。史指责蒋有兵不用，在日军进攻时仍布署重兵防备中共的八路军。对此指责，蒋介石强调，若将防中共的胡宗南部撤走，八路军会立即吞并国军控制区。史迪威去职，魏德迈改变史对正面战场袖手旁观作法，调远征军支持正面战场，批准执行陈纳德的“打断日军补给中枢计划”，战场局面立即改观是史迪威对溃败负有责任的证明。溃败原因之六是史迪威倒蒋。史支持李济琛、龙云为首的反蒋势力密谋推翻蒋介石和重庆政府，令国民党内人心、军心动摇，严重削弱了蒋介石日军在华中进攻之时指挥权威，加剧了国军的溃败。

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反攻时大溃败并不奇怪。大战中中、英、苏均依靠美国的援助在坚持。根据美英约定的“重欧轻亚”方针，美国向盟军各国提供了500亿美元的租借物资，其中一半提供给了英国；三分之一提供给了苏联，美国的援助扭转了世界反法西斯战局，帮助英、苏转入了反攻。美国的援助物资中只有不到2%提供给中国，而这些的援助也没有交到中国政府手中，而由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掌控用于了缅甸战场。中国获得援助很少，为援助付出的代价却极大。为了争取到美国援助，蒋介石一再屈服于罗斯福停止援助的威胁，按罗和史迪威的要求从中国正面战场抽调最精锐的八个军赴缅甸作战。可以说，史迪威在缅甸战场的军功是以中国正面战场惨败为代价的。当日军逼近桂林，蒋介石亲自飞赴桂林指挥坚守时，史迪威下令美军撤离桂林，并在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应当做的是射杀蒋介石与何应钦，结束游戏”。

中国战场大溃败后，从未真正承认中国盟国地位的英国首相邱吉尔在下院演讲中称美国给予了中国过分的援助。对于邱带有幸灾乐祸意味的指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回应：中国所获美国援助甚微，其实际数量不足供给英美军队一个师一星期之用。应当说，邱吉尔没有资格指责中国的惨败，英国战场能够坚持到胜利并非由于他指挥英明，意志坚定，而是由于美国的援助。中国开战时间最长，财力、军力底子最薄，经过几年与强敌作战，国民政府在领土与人口日益紧缩，收入枯竭的局面之下，除增发法币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外别无它法。国民政府的法币发行额从十几亿元增至千多亿，增加了100多倍。当时，国民政府仅运回美国印制的法币就占用了驼峰空运量每月达150吨，可见通货膨胀之严重。为应付中国后方的恶性通货膨胀与解决军费问题，国民政府请求美国政府提供10亿美元贷款。在1942年2月美国国会批准向中国贷款5亿美元后，美国财政部指控中国政府提取的2.4亿元中有8000万美元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个人帐户。罗斯福根据这些指控拒绝再向国民政府提供贷款，严格限制对中国战场的援助。虽然美国政府后来在孔本人及各界的要求下通过查证否定了这项指控，但美国政府的指控摧毁了国民政府的声誉。罗斯福相信史迪威关于蒋介石在勒索美国援助准备打内战说法，相信中国最想抗日的是中共的宣传，一心想援助中共，希望看到蒋介石垮台。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曙光中惨败并不奇怪。

史迪威事件

中国战场的溃败与苏军白俄罗斯歼灭战、英美联军诺曼底登陆及缅甸反攻形成强烈反差，邱吉尔、罗斯福对中国战场愈加蔑视。1944年7月，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任命史迪威统率中印缅所有中美军队，包括中共的部队，并通知美国将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物资以调动中共抗日积极性。蒋介石对罗斯福居高临下地要求他交权十分气愤，但考虑到依赖美援的现实，只好妥协，回电表示“原则赞同”，但提出中国情况复杂，需要准备时间，希望另派一政治代表来“调整予与史迪威间之关系”，婉转道出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罗斯福派共和党人赫尔利（PATRICK J. HURLEY）少将为代表赴华协调蒋、史关系，并向延安派出美军观察组作为史迪威将资助及指挥中共军队的准备。

9月，日军沿湘桂铁路向南席卷时，蒋介石再次要求史迪威从缅甸战场抽调远征军回国协助正面战场作战。史迪威再次拒绝蒋的要求，再向罗斯福状告蒋调远征军回国意在保全实力，待美国击败日本后与中共打内战。接受史迪威、美国驻华大使高斯、驻延安观察组的建议，罗斯福晋升史迪威为四星上将，三电蒋介石要求立即将中国军队的指挥全权交予史迪威。蒋介石通过高斯向罗表示，美国强迫国民政府无条件与中共妥协，必助中共坚持不承认中央政府，不服从军令，美国应首先促中共服从国民政府，服从中央军令。

9月18日，罗斯福不顾蒋介石的元首身份，对蒋介石发出命令口气的电报，不仅拒绝蒋介石提出的调远征军回国，将美国援华物资调配权交中国政府等要求，并将蒋新提出接管中国军队指挥权的应首先促中共服从国民政府等要求一概拒绝，命令蒋立即授史迪威以统率所有中国军队之全权，称“史迪威在中国战场如艾森豪威尔之在欧洲战场”。赫尔利感到罗斯福以命令下属口气致电蒋介石不妥，试图阻止将电报给蒋介石，然而史迪威坚持亲自将电报交蒋介石，要看蒋介石阅电的难堪。蒋介石阅电报后不予答复，在日记中称罗态度恶劣、措词荒谬的电报是“平生最大之耻辱”。史迪威则给妻子写了一首诗以表达他痛快心情，称罗斯福的信如一团辣椒粉，呛得蒋介石眼热心虚，脸色铁青，颤抖失声。蒋介石决定不再忍受，于9月20日请纳尔逊转告说，罗斯福对国民政府的蔑视此电与美国民主立国历史相违，是美国传统精神的污点，申明“以下三事绝不接受商量：一、凡与三民主义不合之事，二、有损害中国主权之事，三，有损害中国国格及我个人之人格之事。中国军民愿为美国之朋友，亦愿虚心学习，但绝不能为美国之奴隶”。

蒋介石 “美国强迫国民政府无条件与中共妥协，必助中共坚持不承认中央政府，不服从军令” 之言说对了。中共感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将被美国抛弃，以及即将获得美国援助，于9月21日声明说拒绝服从国民党的“法西斯政令”及“失败主义的军令”，“绝不容许其统一，欲谈军令政令统一，必须彻底改变现在国民党政府所执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政策，彻底改组政府与统帅部”； 史迪威则以行动继续帮助着中共，致电长期支持他倒蒋的上司，美军参谋长马歇尔，再次声称蒋介石无意对日作战，已成为中国统一及国共合作抗日的主要障碍，若不强硬拒绝蒋的罢免主张，中国的作战潜力将一并消失。显然，史迪威打算接管国军的指挥全权后扶植中共推翻蒋介石，颠覆他痛恨的国民党政府。

9月25日，蒋介石请赫尔利向罗斯福转达，撤换史迪威，另派高明。28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我不反对美国军人来指挥中国军队，但我反对史迪威来指挥，我无法与其共事。作为国家元首和最高司令官，要求召回一个他无法信任的官员的权利无庸置疑”。与此同时，蒋介石电令在美国的孔祥熙停止谋求经济援助回国。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上，蒋介石表示：“如果接受罗斯福的建议，那就是接受一种新的帝国主义。我们要作好美国撤销援助后在西部四省生存的准备”。他准备在决裂后公开罗斯福总统的侮慢电报，让全世界及美国人民了解罗斯福的政治作风。负责调和蒋、史冲突的赫尔利大使向罗斯福表示，蒋史之间已无可调和，蒋介石已经作好了与美国决裂的准备，他本人支持蒋介石撤换史迪威的要求。他进言，史迪威的错误是想压服一个领导贫弱国家与强敌苦战七年的领袖。蒋介石并非不肯合作，中国问题可望解决。如果支持史迪威，美国将失去蒋介石与中国，战争势必延长，增加美国的人力物力的损失。他建议依蒋的提议，派一美国军官在蒋的领导下指挥中国军队。接受赫尔利的建议，罗斯福于10月5日复电蒋介石：拟解除史迪威的中国战区参谋长之职及管理租借物资之权，但仍保留统率中国在缅甸军队及云南远征军之权，派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将军来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和驻华美军司令。10月9日，蒋介石复电拒绝了史迪威继续担任中国战区指挥官，重申史迪威只关心缅甸战场而漠视中国正面战场，造成整个战区局面重大失败。10月19日，正在缅甸的史迪威接到罗斯福召他回国的命令。10月21日，史迪威从重庆离华返美，蒋介石大度地前来送行，表示遗憾。

史迪威回到美国后，《纽约时报》刊文批评罗斯福召回史迪威决定是“消极地支持了一个在中国日益不得人心和不为人民所信任的政权”。[27] 美国驻华大使高斯离任时建议美国退出中国政局，听任国民政府垮台。[28] 美国作家乔纳森评价史迪威在华的所作所为说：“他促成了美国在中国人最需要帮助时拒施援手”。[29] 应当说，促成对中国拒施援手的不只是史迪威，也不只是谢伟思、高斯、马歇尔、罗斯福等人。美国人普遍向往延安窑洞的心态决定了美国政府亲共、打压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根据亲共民意，民主党政府慷慨扶持苏俄渡过难关，在驱除法西斯轴心国之狼的同时养壮了共产主义轴心国之虎。

史迪威离华后，美国人的延安梦在继续。接替高斯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一上任就飞往延安与毛泽东会谈，推动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政府，与中共草签了成立中国联合政府的《五点协议》，内容包括实行广泛的民主自由、建立包括中共在内的多党派的联合政府、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中共与国民政府分享美国援助的物资、废除国民党的独裁等等。赫的协议与史迪威、高斯的主张没有区别，只压迫国民政府与中共联合，而没有蒋介石一再要求的服从国民政府军令内容，更没有要求中共放弃推翻国民政府宗旨的内容。赫尔利在访问延安后的文章中写道：“中共是中国唯一真正的民主分子，事实上，他们不是共产党，他们正在为民主原则而奋斗”。[30] 对于赫尔利带回重庆的《五点协议》，蒋介石拒绝说，中共从未放弃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宗旨，国民政府不可能在中共交出军队、放弃武装颠覆政府的宗旨之前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更谈不上分享军事装备。

“史迪威事件”、“联合政府计划”是美国人“延安梦”的产物。这个梦不仅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政策，催生了战后共产主义阵营，也决定了战后中国和世界的格局。在战后中共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在面对强大的共产主义阵营时，美国人从“延安梦”中醒来，共和党人发起了“谁丢失了中国”的辩论，指责民主党导致了中国被纳入共产主义阵营，发起了清除美国共产势力的“麦卡锡运动”。这时，美国人不得不为长期亲共付出代价，在欧洲应付柏林危机，在全世界应付共产主义阵营的扩张，被迫出兵到朝鲜与共产主义阵营开战，然后再与共产主义阵营进行几十年的冷战。

魏德迈将军是美国亲共潮流中拒绝共产主义的一个例外。他在调查中国战场的情况后指出：“中国国民党政府远非史迪威和他的一些美国记者朋友描述的那样不愿打仗，他们已在抵抗日本中表现出惊人的坚韧和耐性，而共产党的军队没有在中日战争的任何一次重大会战中参加作战”。“我开始领会到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惊人的坚忍与耐力，绝非如史迪威及他那些记者朋友所描述的不愿作战。法国在德国发动攻击之后六个星期即告屈膝，而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七年后，中国在1944年仍在苦撑。当我对局势了解更多，我认知到中国悲剧的一部分，是我们美国人对中国在1941年之前为遏阻日本而作的自我牺牲，大部分时间皆表现漠不关心……蒋一直是四面作战：对抗日本，对抗以中共为代表的苏俄，对抗以前军阀或半独立省份文武官员所代表的离心势力，对抗‘西方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国。美国人拒绝承认蒋介石所面临的困难，对中国战后的命运毫不关心。” [31]

雅尔塔密约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转折。在欧洲战场，苏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决定性胜利，转入反攻，英美联军在西西里岛登陆；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取得了瓜达尔卡纳尔岛（GUADALCANAL）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开始反攻；在亚洲战场，中国驻印军在缅北展开反攻。9月，意大利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美英决定召开盟国方面的最高领导人会议，讨论最后赢得战争及战后利益格局。在准备召开盟国高峰会议时，宋美龄在美国发表了后被誉为“征服美国”的系列演说，激起了一股亲华和支持中国抗战的热潮。因应亲华潮，罗斯福向蒋介石发出了参加盟军峰会的邀请。邱吉尔和斯大林反对邀请蒋介石参加峰会。邱吉尔从来鄙视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认为中国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缺乏贡献，蒋介石不够资格参加峰会。斯大林还不想撕毁与日本的中立协定与中国领导人聚首峰会，提出在德黑兰开会，理由是需要与苏军总参谋部保持联系，而连接莫斯科的电话电报线最远通到德黑兰。罗斯福迁就斯大林，决定在德黑兰举行“三巨头”会议，并在“三巨头”会议前在开罗先举行一次有蒋介石参加的峰会。11月，美英中三国领导人在开罗举行了没有实质意义的峰会。会上，蒋介石向罗斯福提出再借十亿美元以挽救经济。这时，苏联对德开战只两年多，英国四年，而中国已经抗战六年多，经济崩溃，政府财政枯竭，付不出军饷，被迫默许军队搜刮百姓生存。罗斯福相信史迪威报告的“蒋介石在勒索美国援助”之说，以国会不会批准说法拒绝借款请求。

开罗会议结束后次日，罗斯福、丘吉尔飞到了德黑兰与斯大林举行实质性会谈，商讨战后利益分配。这时，美国的研制原子弹的计划虽然进展顺利，但能否应用不得而知。罗斯福担心如果原子弹不能使用，日本“全员玉碎”坚决抵抗，美国会因牺牲过大而放弃迫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目标。他原打算以军火支持中国军队登陆日本本土作战，但在史迪威、高斯等人贬低国民政府的报告影响下决定谋求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他知道斯大林出兵对日开战的要价是夺回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利益，决定满足斯大林的要求。此行，他带着出卖东欧与中国的礼单去讨好斯大林，以达到让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的目的。邱吉尔只关心他的“地中海计划”，准备与斯大林划分东西方世界在欧洲的势力范围。会谈中，美英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征求斯大林同意后才发表，显示出此前开罗会议的作秀性质。

德黑兰会议中，罗斯福、邱吉尔在与斯大林进行一系列肮脏交易：罗、邱同意苏联包办东线作战，准备将东欧奉送为苏联势力范围；三人背着波兰流亡政府擅自画分了波兰东部的国境，将波兰战前领土的一半纳入了苏联版图；罗抛弃美国维护各国领土主权的原则，接受斯大林提出的对日作战条件，默认库页鸟、千岛群岛和中国的东北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实际背弃刚刚拟定的《开罗宣言》中“战后日本必须归还给中国”条文，将中 东北三省秘密送为苏联势力范围。

1944年9月，罗斯福发出“侮慢”电报，以命令的口气逼迫蒋介石交出军权。蒋介石强硬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在同盟关系破裂边缘，罗斯福决定退让，召回史迪威，同时决定答应斯大林在德黑兰提出的所有条件。10月，英国首相丘吉尔赴苏与斯大林面谈，“三巨头”的再次峰会作准备。二人背着东欧各国，商定战后按百分比瓜分欧洲，将东欧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1945年2月，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罗斯福、丘吉尔再次迁就斯大林，远赴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与斯大林举行会议，讨论对纳粹德国的最后军事行动、处置德国的原则、迫日本尽快投降以及战后世界格局等问题。会议期间，罗斯福与斯大林就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单独密谈。这时罗斯福已经病入膏肓，没有能力与斯大林讨价还价，完全被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会议结束时，三国领导人背着中国签订了由苏俄执笔起草的，交易中国领土主权的《雅尔塔协定》（雅尔塔密约，《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协定》，AGREEMENT REGARDING ENTRY OF SOVIET UNION THE WAR AGAINST JAPAN）。雅尔塔密约的主要内容为：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在战后进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其前途，迫中国放弃对外蒙的主权；苏联恢复帝俄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失去的如下权利：南库页岛（南萨哈林岛）、千岛群岛；大连、旅顺港的租借权（作为苏联海军基地）；中东路由中苏设立合办公司，共同经营，优先保障苏联的利益。雅尔塔密约内容是沙俄百年来向东扩张，吞并满蒙的计划的继续，证明苏俄十月革命后放弃帝俄在华权利与租借地的《对华宣言》的欺骗性，也证明苏俄二十多年来向中国投入金钱、军火，开展的所谓反帝运动，所谓国民革命、北伐战争等等均是俄国侵华扩张战略的一部分。《雅尔塔协定》还是美国左派政府长期亲共政策的结出的恶果，是美国的一大污点。它违背美国的立国精神，违背美国长期坚持的“门户开放”原则，违背《大西洋宪章》中“未经有关人民同意，不得改变领土”的原则，更是对这次会上确定的联合国基本原则的背叛。为了报复蒋介石驱逐史迪威，罗斯福背着中国政府将中国的领土主权出卖给斯大林。虽然密约中附加了“须征求蒋介石主席之同意”的条文，但罗斯福和斯大林均清楚中国政府不会同意。罗斯福肯定知道，在苏联红军出兵占领中国东北后，只有美国才能迫苏联从东北撤军。而他准备接受苏联吞并中国东北，将密约锁在保险柜里，根本不去“征求蒋主席之同意”。雅尔塔会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就《雅尔塔密约》传闻向罗斯福当面求证密约内容。罗斯福无法隐瞒，只好向赫出示密约。赫阅后指出，密约对战后世界格局和美国将产生非常不利的长远影响。半个月后，罗斯福去世，斯大林成了与罗密约的唯一解释人。作为头号强国，美国有实力迫斯大林修改密约，但继任的杜鲁门继续奉行亲共政策，继续讨好斯大林，无意修改密约。这时的中国比二十多年前巴黎和会时更加屈辱。巴黎和会还有中国代表出席，而雅尔塔会议却是几个外国人背着中国人交易了中国主权，而中国无力拒绝他们的安排。

《雅尔塔协定》的灾难性超过了二战前的《慕尼黑协定》。二战中，美国向苏联提供了160亿美元的巨额援助，其中包括飞机15000架、坦克及装甲车22800辆、大量其它军火及汽油、军服、粮食等战略物资，帮助苏联顶住了纳粹德国的进攻，势力壮大。在战争即将结束时，美国有能力不让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果实落入苏联之手，但罗斯福、邱吉尔一味讨好斯大林，通过密约将东欧、满蒙送给斯大林统治，让斯大林去摘取对日作战的果实，帮助斯大林建立了共产主义阵营，吞并了东欧。二战后，西方世界每年庆祝反法西斯胜利。其实，这样的胜利并不值得庆祝。因为，美英奉行亲共政策，在战胜一个破坏和平的邪恶集团的同时催生了另一个对世界和平、进步更具破坏性邪恶集团——共产主义阵营，将世界带入了长期冷战及核对抗的格局，这样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不是人类正义和进步的胜利。

罗斯福、邱吉尔对斯大林的讨好还体现在联合国的设计上。讨论成立联合国事宜时，罗、邱主动妥协，同意了斯大林“一票否决”的要求，接受了只要苏联不同意就不能决议与作为的设计，使联合国成为一个没有主持正义的能力机构。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得知苏联有“否决权”后对联合国的设计极为失望，拒绝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名，致死都反对这样的联合国宪章。胡适预见的祸害后来成为现实，联合国的历史成了苏共、中共运用否决权数百次践踏正义的历史。

《雅尔塔密约》对中国的伤害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不平等条约。它决定了蒙古脱离中国而去，决定了苏联占领中国东北，决定了国民政府被推翻的命运，决定了中国纳入共产阵营的走向。《雅尔塔密约》的祸害很快显现，带来的灾难超乎任何人的想象：苏军占领、暴虐和掠夺了中国东北；苏联扶植中共挑起了国共战争，赤化了中国，催生了祸害中国最为惨烈的毛政权时代。当共产主义阵营挑起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时，美国不得不为雅尔塔会议上媚共付出代价，派军队赴朝鲜，越南与共产主义阵营开战。六十年后，美国总统布什在拉脱维亚发表的纪念二战结束六十周年演讲中承认，美国在二战结束时犯了勾结苏联、瓜分世界的历史错误，承认罗斯福签署的《雅尔塔协定》“承袭了慕尼黑和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密约的不义传统”，导致苏联“吞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并统治东欧”。他誓言要“埋葬雅尔塔遗产”、不允许牺牲小国弱国的事情重演。拉脱维亚总统弗赖贝加（VAIRAVIKE-FREIBERGA）接着说：希特勒统治结束却是斯大林专制的开始。布什总统没有提《雅尔塔协定》给中国带来的灾难。相信终有一天，另一位美国总统会就《雅尔塔密约》向中国人民道歉。

第 33 章 斯大林布署推翻国民政府

斯大林要满蒙

立国以来，沙俄不断向西，向南扩张版图，在十八世纪扩张到贝加尔湖一线，在十九世纪提出“黄俄罗斯计划”，计划将版图向南扩张至中国的长城，以新疆乔戈里峰到海参崴的直线为两国边界。苏维埃政权继承了沙俄的扩张计划，将新疆、蒙古和满洲视为其势力范围。1921年，苏俄在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策动成立了“土瓦人民共和国”。在向新疆扩张方面，苏俄于1924年以助盛世才进攻马仲英为借口派红军侵入新疆， 于1933年在新疆策动了政变，扶持盛世才成为新疆督办，随后派中共干部渗透到新疆的政府和军队，以“苏新贸易公司”名义与盛世才订立500万金卢布借款合同，加紧对新疆经济侵略。全面抗战爆发后，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与中共联手，准备将新疆并入苏联。斯大林虽霸占新疆欲望强烈，但从战略考虑以扩大中日战事，支持蒋介石领导抗战，化解日军攻苏的威胁为主要目标，指示暂停策动新疆分离，与国民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向中国提供军火支持抗战。1940年，苏联与盛世才当局签订了为期五十年的“租借新疆锡矿条约”，以开采锡矿名义攫取了对新疆铁路、公路、电话、电台及测量、探矿、建筑、居住的控制权与武装守卫权。德国入侵苏联后，斯大林无力顾及新疆，中断了对盛世才的财政和军事扶持。盛见苏联弱势，宣布归顺国民政府，将苏联顾问、专家逐离新疆，捕杀了策动新疆独立的中共党员陈潭秋，毛泽民（化名周彬，新疆民政厅长）、林基路等人。1943年，斯大林因担心给日本配合德国进攻苏联提供借口，决定在新疆退却，下令驻哈密红军及苏联在新疆之飞机制造厂、矿厂、银矿考察团撤出新疆。在对德战争转入反攻后，苏联重新在新疆扩张，相继在北疆、南疆策动三区暴动（三区革命），扶植成立了艾力汗·吐烈成为主席，阿奇木伯克为副主席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造成伊犁郊县的数万汉族人被屠杀，数千汉族妇女被奸污。1944年，苏联胁迫“土瓦人民共和国”苏维埃通过决议“加入”苏联成为“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现名“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由于美国表态支持国民政府对新疆的主权，[1] 斯大林知道新疆不属《雅尔塔密约》中规定苏联的势力范围，美国不会允许他吞并新疆，于是决定以停止策动“新疆三区革命”作为谈判筹码换取国民党政府同意蒙古独立。

1945年6月，美国将出卖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议》内容通知了蒋介石。蒋在日记中写道：“就只是这些问题，已经是足以置我们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不仅此也，就连美国本身而论，在今后百年之间，也将很难探寻到在亚洲安全与和平的日子”，“未来的世界情势，又在重蹈第一次大战后霸道竞争的历史覆辙了。”[2] 蒋介石无力否决美苏的密约，只好派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蒋经国赴苏谈判。7月初，斯大林亲自出马，率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驻华大使彼得洛夫与宋、王、蒋展开谈判。斯大林表示，苏联需要建立一个西起新疆、中经外蒙、东北、东达千岛群岛的“安全带”以确保安全。宋子文强调中国对蒙古的主权，指出《雅尔塔协议》规定维持外蒙现状。斯大林说：“雅尔塔协议是莫洛托夫所起草的，其涵义即为承认外蒙独立，罗斯福已同意。”这时罗斯福已作古，密谋情况凭斯大林随意解释。要求蒙古独立之外，斯大林还要求中国承认苏联继承中东路沿线、旅顺和大连港等沙俄在华利益。宋子文提出给外蒙“高度的自治权”作为妥协，斯大林拒绝承认中国对蒙古的主权。宋力争说：“雅尔塔协定中‘维持外蒙古的现状’不应表述为中国政府应承认外蒙古独立，中长铁路（中东铁路）由中苏两国共管，所有权应归中国，对旅顺港不能使‘租借’，必须在协定中显示该港可由两国共同使用，以免引起国内民众的不安”。无奈弱国外交并无多少谈判余地，中国政府无力抗拒斯大林的强权压迫。

苏联出兵东北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在柏林西南的波茨坦举行了代号为“终点”的秘密会议。会议期间，杜鲁门总统决定发布促日投降公告，邀请中国加入公告。蒋介石同意加入，但要求公告署名在丘吉尔之前。蒋介石的要求理所当然，美国作为战胜日本的首要国家理应署名在前，中国是对日作战的主要国家，理应署名在英国之前。杜鲁门同意了蒋的要求。斯大林以苏联尚未废除与日本缔结的中立条约而不加入公告。

7月26日，美、中、英三国向日本发出了《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公告声明：三国在战胜纳粹德国后共同履行开罗宣言，致力于战胜日本、根除军国主义、在世界上建立永久和平体系的长远的目标（第六条）；为此现时的日本政府必须被取缔（第七条），日本的主权将被限制在本州、北海道、九州和四国以及其它由战胜国决定的小岛（第八条），日本军队必须被完全解除武装（第九条）；战胜国不打算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日本国家，但战犯必须严惩，新的日本政府必须是民主的，保证言论、思想和宗教的自由和尊重人权（第十条），日本的民用工业可以保留，能建立侵略力量的工业必须被消灭；日本依然可以参加世界贸易（第十一条），在日本达到上述条件后，占领军将会撤出日本（第十二条）；公告最后呼吁日本政府命令其军队无条件投降（第十三条）。

收听《波茨坦公告》广播后，铃木首相立即召开最高指导会议讨论应对。铃木主张接受公告，承认战败，陆相阿南惟几，参谋总长梅津美智郎和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军部三巨头）反对接受公告，主张不公布《波茨坦公告》以维持日军决战士气，如果公布应附上表示坚决反对声明。文武意见分歧，会议决定由天皇“圣断”。天皇愿意接受波茨坦宣言，但以“国体维持”为条件。由于日本天皇没有立即决断接受波茨坦公告，铃木迁就军方立场，在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声明拒绝《波茨坦公告》。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

得知原子弹的巨大威力后，斯大林意识到美国已经能够独自屈服日本，苏联对日宣战已不重要，赶紧签署了向中国东北日军发动进攻的命令。8月8日，苏联撕毁与日本签署的《苏日中立条约》，由外长莫洛托夫向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宣读了对日宣战书。佐藤回到大使馆时发现电话线已被破坏，无法向国内通报。其实，他打电话回国也没有用，莫洛托夫宣读战书二十分钟后，配有3万门火炮、5000辆坦克、3500架飞机的150万苏联红军于8月9日零时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关东军发动了突然袭击。关东军主力早已被调到太平洋战场，战略物资储备也被调回国内准备本土决战，新扩编的关东军包括大批拼凑的满洲日侨和公职人员，战斗力大打折扣。在战争败局已定形势下，关东军没有坚决抵抗。8月14日，日本天皇发布了停战诏书，8月16日晚，关东军司令部召开会议辩论战或降。军官们有作战之心，但清楚继续作战已无意义，决定投降。8月18日，关东军司令部向所属部队下达了向苏军投降命令。几天内，苏军控制了东北全境。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关东军积极扩军准备突袭苏联，向蒙古和西伯利亚扩张。苏联因大饥荒而无力拒日，斯大林倍感关东军的威胁，采取推动中日全面开战的办法化解日军北攻威胁，具体办法包括：策动淞沪战事、指示中共红军退到西北帮助国民政府解除首都威胁、为中共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华发动救亡运动、促对日开战运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拥蒋介石为抗战领袖、策动芦沟桥事变，二次淞沪战事等等。成功引爆中日全面战争后，关东军苦心准备的军备没有用于攻苏，而被调去用于了太平洋战争，斯大林实现了瓦解关东军北攻威胁的目标。当关东军的军备被太平洋战争掏空，美国击败日本后，斯大林以“六天战争”消灭了关东军，恢复了日俄战争前俄国在华的势力范围，还超出了雅尔塔密约和中苏条约规定的势力范围，占领了整个中国东北，实现了俄国百年的战略目标。莫斯科在解释出兵中国东北理由的《告人民书》中说得明白：“苏联同日本人的账须从四十年前的日俄战争算起。日本人在那场战争中让俄国丧失了在远东的利益，夺走了俄国的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把俄国与远东隔开了。日俄战争的失败是俄国痛苦的回忆，给俄罗斯留下了污点。为洗刷这一污点，我们等了四十年。现在，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不再是日本进攻俄国的跳板，而是苏联通向大洋的纽带，是保卫我国防止日本侵略的基地。”[3] 出兵之前，苏军高层特到日俄战争俄军阵亡将士墓前誓师，要一雪当年战败之耻，显示苏联出兵东北与当年沙俄出兵东北的前后关联。苏军不光要恢复沙俄在华权益和势力范围，还要对日军展开疯狂报复。亲历者写道：“苏军在进攻中大批杀害在满的日本开拓团移民，而且是为了杀人而杀人！我见到很多被刺刀戳穿的尸体，堆积如山……数万日本人在苏联红军进攻中国满洲的时遇害。”[4]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外蒙独立

1945年8月，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在苏军席卷中国东北的背景下与斯大林展开了第二轮会谈。会谈中，斯大林以帝国主义口吻威胁说：中国除承认外蒙独立外别无选择，如果中国政府再不批准协议，苏联会将要求加码，将内蒙也纳入公决独立的范围。无力拒绝美苏密约的国民政府在苏联已经将外蒙古独立出中国，通过策动 “三区革命”控制了新疆和大军占领东北全境的现实情况下也只能默认蒙古分离，退而尽量维护东北和新疆的主权。经过艰苦谈判，宋子文与苏方达成了妥协，以承认外蒙经全民公决投票独立、两国共同经营东北长春铁路、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于长春铁路直运苏俄及由苏俄直运出口之货物免除关税，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为海军根据地等四项让步换取了苏联方面的三项承诺：尊重中国东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事务和不支持中共颠覆国民政府。蒋介石并不相信苏联会履行三项承诺，但在无力抵抗苏联压迫的形势下也只好批准谈判结果。

8月14日，在日本宣布停战的当天，外交部长王世杰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副本（条约须经双方最高领导人签署正本生效），《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及附属文件。上述体现苏联要求的文件规定：苏联出兵东北，参加对日作战；大连为自由港，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的一半无偿租与苏联，港务主任由苏联人担任，期限三十年；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三十年，设立中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联人担任；旅顺市主要民事行政人员的任免应征得苏联军事指挥当局的同意；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合并为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所有、共同经营；由苏联到旅顺、大连的往返货物免征关税，期限三十年；战后在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决定独立与否；苏联政府承诺：同意给予中国的军需品及其它物资之援助全部给予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不支持中共的反政府活动；苏联政府尊重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尊重中国的领土与行政之完整；苏联军队于日本投降后三星期内开始从中国撤退，最多三个月完全撤退；苏联不干涉中国新疆的内政（不支持“三区革命”）；中国在收回香港之日收回庚子年被沙俄占领的江东六十四屯和海参崴。条约签署一个月后，苏军武力操纵公决投票，正式扶植蒙独立立国。宋子文、王世杰等人虽忍辱负重，但逃不脱签署不平等条约者的挨骂的命运。受命签约的王世杰因这一不平等条约在立法院受到严厉指责，被迫提出辞职。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体现苏俄继承沙俄在华权益的不平等条约。在二战后所有列强均宣布废除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在华特权时，苏联却坚持继承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侵华利益，并要得更多，包括唐努乌梁海和新疆的一部分。与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相比，《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让苏联实现了二十多年来与历届中国政府谈判没有实现目标——迫使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重新攫取了宣言放弃的大连、旅顺出海口租借权，达到了沙俄百年追求的，让蒙古成为俄国远东安全圈一部分的目标。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的屈辱历程告诉人们，苏联十月革命后一再宣布的废除沙俄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宣言全部是谎言，苏俄发表对华宣言二十多年间，压迫中国最甚的帝国主义不是美英日，而是苏俄帝国主义，其间的所谓反帝运动全是服务苏俄帝国主义的运动。

日本投降

1945年9月2日，盟国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盟国受降代表，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上将、美国代表尼米兹海军上将、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英国代表福莱塞海军上将、苏联代表杰列维亚科中将，以及澳、加、法、荷、新西兰等九盟国代表依次签字。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胡适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曾指出，中国是中世纪国家，不可能战胜现代国家日本。抗战中，国民党宣传部门吹嘘出很多大捷，但国军实际没打过胜仗，即使1945年的“桂柳反攻”中也没有打过真正胜仗，收复广西龙州、南宁、柳州、桂林是因为日军撤退收缩防线。应当承认，是美国人打败了日本，中国是跟着盟国取得了胜利。日军在中国战场死亡近20万人，只占二战日军总死亡数的一成（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阵亡近200万人），而国军牺牲数百万官兵，包括205位将军和4000多位飞行员，海、空军基本全军覆没。英国、苏联得美国援助而反败为胜，中国没有获得实质性的援助，能够坚持到胜利已经很悲壮了。与国军惨烈损失相对照，中共军队贯彻洛川会议“对日避战，专注发展壮大”的方针，军队由西安事变时的数万发展成了抗战结束时的130万正规军队，200万民兵，占据了总人口1亿以上的16块根据地，成为八年全面抗战的赢家。事实证明了汪精卫在全面抗战之初指出的，长期抗战只能使苏联和中共获益。

根据以战败国签署投降书次日为胜利纪念日的国际惯例，国民政府政府在签署受降文件后宣布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国荣日），全国庆祝三天。在此之前，德国陆军上将约德尔于5月7日代表德国在巴黎的盟军司令部向盟军宣布投降并签署了投降书，5月8日被定为“欧洲胜利日”；5月8日，德国陆军元帅凯特尔代表德国在柏林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苏联宣布5月9日为“卫国战争胜利日”。然而，长期抗战胜利的国荣日庆祝昙花一现。几个月后，国家陷入国共战争灾难，随着国民党战败，全国丧失了纪念抗战胜利的喜庆气氛。中共，禁止再提“国荣日”，指定日本天皇发布停战诏书的8月15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应当指出，日本的停战诏书只宣布“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通篇没有“投降”二字，日本是在9月2日以签署投降书的方式宣布投降的。中共禁提“国荣日”是因为，9月2日签署的投降书中写明“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向蒋委员长投降”，受降方落款签署的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特派代表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战后几十年，中共为掩盖在抗战中避战壮大的历史事实，淡化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以致青年们不知道当年9月3日至5日的三天举国欢庆，没有听说过“国荣纪念日”。然而中共在二十一世纪又想起了国荣日，新一代中共领导人选择在这一天阅兵，不提国军抗战，不承认中共对日避战，借阅兵营造抗战领导者形象。投新一代领导人的所好，文艺家公然在作品中以毛泽东替换蒋介石宣传“开罗宣言四巨头”。

对国军抗日将士而言，还有比被遗忘更让人叹息的事，例如，抗日中十万从军青年之冤。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经济崩溃的情况下艰难维持着学生免费上大学，不必服兵役的保障教育政策。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反攻之时，国民政府急需高素质的人才入伍以接受美军训练和装备准备滇缅反攻，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演讲中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国民政府成立了由何应钦、陈果夫、吴铁城、张治中、白祟禧、康泽为常委的全国知识青年自愿从军指导委员会，颁布了《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办法》等法规，教育部等各政府部门同时还出台了配套的各项鼓励政策，如机关干部可以保留原薪，从军学生一律保留学籍，从军学生退伍时免试升学、减少学期、优先录取，优抚参军青年的家属等。西南联大也成立了梅贻琦任主任的“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推动青年从军。响应政府号召，国民政府控制区的青年学生们纷纷投笔从戎，掀起了参军热潮，众多国民党及政府官员带头送子女从军，蒋介石特令蒋经国和蒋纬国参加远征军服役。在社会各界响应政府号召时，中共地下党在各大学发起了抵制征兵的行动。[5] 中共的抵制未能能奏效，十二万青年在两个月内应征入伍，被编为“青年远征军” (青年军) 。国民政府成立了罗卓英、黄维、蒋经国任正副总监和政治部主任的青年训练总监部，负责青年军训练。青年军和其它部队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文化素质高，有明确的效忠国家观念，而抛弃效忠一党、一官的私家军观念。但谁也没有想到，青年军组建不久抗战结束，青年军们或死于了国共战争，或在中共建国后的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杀害，幸存者大多背着“历史反革命”的黑锅遭受长期迫害，蒙冤至死。

中、日、美对待阵亡将士迥异让人叹息。1944年春，中日两军在滇缅公路要冲——松山展开激烈争夺战。国军第八军要赶在雨季来临前拿下要冲以保证二十万远征军的供应线，1300多日军凭借两年中构筑的坚固工事（拉孟要塞）据守。战斗异常残酷，断粮的日军士兵靠吃阵亡国军的人肉充饥。经两个月苦战，国军以挖地道埋炸药办法攻克了松山主峰，打通了滇缅公路，阵亡7000余人，伤者逾万，日军除十几个幸存者外全部战死。[6] 抗战胜利后，云南省政府在松山修建了阵亡将士公墓，树立了纪念碑。随着国军在内战战败，松山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和墓地被毁，国军在松山、在云南的惨烈战役被掩盖，年轻一代几乎无人知晓，四十年间没有国人到松山战场凭吊烈士。美军为参与松山战役的19位阵亡美军联络官和飞行员举行了葬礼，在抗战胜利后再派出公益救护队寻找美军阵亡将士的遗骸，迁葬回国，重新举行军队葬礼仪式，国防部写出寻找报告，存入国家档案。日本人将松山战役列为“全员玉碎战”之一，出版了众多关于该战役的研究作品，十几位松山战役日军幸存者几乎每个人都留下了松山战役回忆录。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一批批日军“缅甸战友会”组织的“慰灵访华团”赴松山祭奠日军士兵亡灵，带回一些松山战场泥土作为“灵沙”分给了阵亡人员家属。松山战场唯一逃脱的日军炮兵中尉军木下昌巳在中日建交后十六次到滇西，称余生全部心愿就是为松山亡友建慰灵碑，为此目的捐资在龙陵在原日军第56师团前进指挥部所在地赵氏宗祠建了白塔小学（赎罪学校），希望当地政府准许为松山阵亡日军立碑。[7] 在缅甸，日本企业捐出巨资，换取在当年战场修建“慰灵塔”和纪念碑，包括军马的纪念碑，英国人妥善维护的缅甸英军阵亡将士公墓，而中国远征军烈士陵园难觅踪影，不少旅居缅甸的中国驻印军老兵提起此事就老泪纵横。中共不为国军烈士建碑，却毁了无数国民政府建立的抗战殉国将军陵墓和纪念碑，如武昌卓刀泉边的郝梦龄将军墓、卢沟桥畔的赵登禹将军墓、南京灵谷寺抗战殉国国军将士牌位、湖南衡山的蒋介石手书“忠烈祠”匾和将士牌位、南京的航空烈士墓、纪念抗战胜利的芷江凯旋门（受降纪念坊，中国第一血字型碑坊）等等。

日本在二战中打了两场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前者是斯大林所策划引爆，它使日军深陷中国战场泥潭而不能实施北攻苏联计划。中日两国的主和派都清楚斯大林的用意，但没能达到停战目标；对于后者，中国官方解释为法西斯侵略战争，而禁止传播东南亚各国的“亚洲人反殖民主义战争”评价。英国历史学者Ｈ.Ｇ.威尔斯评论日本的太平洋战争说：这场伟大的战争给殖民主义划上了句号，为实现白人和有色人种平等，创建世界联邦奠定了基础；英国历史学者J.TOYNBEE说：日本人迫使统治亚非的西洋人检讨过去二百年的殖民历史。日军击沉英国两艘最新战舰具有里程碑意义。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英国代表着支配这个地域的西洋势力。1941年，日本首次让亚洲人了解到，西洋人并非不可战胜。日本在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精神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缅甸前首相巴莫伍在独立宣言中说：“缅甸三次对英战争，结果失去独立。……缅甸人民会永远铭记日本对缅甸民族独立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历史教授乔埃斯评论说：“日本虽然战败了，却对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独立运动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让各民族独立成为可能，粉碎了西洋势力让亚洲永远作殖民地的梦想。日本在占领时全面武装了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者，给了他们武器，自信和不再允许白人殖民者支配自己国家的勇气，教给他们军事能力、政治能力，使他们能勇敢地与西洋殖民势力战斗。英国，荷兰等老牌殖民国家在战后深刻体会到，日本的占领使亚洲各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使殖民地独立不可逆转”。[8]

“摘桃子”与破坏交通线

抗战爆发之初，毛泽东为中共制定了对日避战，专注发展壮大，待战后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担心日军与德军两面夹击，多次电令中共进攻东北日军以帮助苏联减少东面的日军威胁。毛泽东先以武器差为由一再推脱，再以潘汉年与日军交换的情报报告斯大林日方决定南进，取得东南亚战略物资。毛泽东提供的情报帮助斯大林作出决定，将布署在远东防备日军的部分军队调往西线，应付德军。苏联战场进入反攻后，毛泽东不敢再抗命，派杨成武、罗瑞卿部和吕正操部到长城一线，准备等抗战胜利时抢占东北。

与罗斯福签定《雅尔塔密约》后，斯大林通知了中共准将出兵中国东北，要求中共配合对关东军的作战。[9] 苏军出兵东北的当天，毛泽东发出了一系列电报指令：与朱德联名致电斯大林表示热烈欢迎苏军；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连发布七道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向东北、华北全面进军，“占据及破坏全国各地交通要道”，武装阻止政府军受降，命令八路军吕正操、张学诗、万毅、李运昌、贺龙、聂荣臻、武亭（朝鲜义勇队司令）所部立即抢占察哈尔、热河和东北地盘，接受日军投降，收编满洲军。8月12日，蒋介石电命“八路军停止前进，不许擅自行动”，13日，毛泽东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致电蒋介石申明坚决抗命。

发出抗命电的当天，毛泽东以新华社评论员名义发表了《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和《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两社论，谩骂蒋介石“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八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这里，毛泽东的上述污蔑之词恰恰是他自己抗战中的真实写照。在毛泽东抗战八年的电报文稿中，除秘书班子抄袭蒋百里理论写出的《论持久战》空谈抗日外，没有一篇是指挥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所有文稿、指示都是关于打击国民党政府和国军，在国民政府控制区扩充军队和地盘以及党内整肃的。自从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他率中共高层在延安开了四年的整肃会议。在日本决定投降时，他发布的《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和七道军令主旨不是对日作战，而是对国军的开战令。为掩盖对日避战，打击国军，准备内战，中共在后来编辑《毛泽东选集》将毛泽东指示保存实力，坚决避战的电报稿全部剔除。抗战期间，延安和中共主要根据地没有抗战气氛，毛泽东和中共众高层掀起了跳舞和吟诗填词的热潮，各机关还举办周末舞会，毛写下了“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等一大批闲情诗词，高层们组织了“怀安”诗社，文艺家们组织了“战地社”、“铁流社”、“战歌社”、“鹰社”、“山脉文学社”、“延安新诗歌会”、“边区文协”、“文化俱乐部”等名目繁多的组织，举行了“街头诗运动”、纪念高尔基运动，延安礼堂上演的各种剧目不断，其中包括：《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兄妹开荒》、《打花鼓》、《旱船》、《二流子转变》、《逼上梁山》、《一朵红花》、《牛永贵负伤》、《同志，你走错了路》、《广州暴动》、《血祭上海》、《日出》、《雷雨》、《巡按》、等中国剧目及《俄罗斯人》、《带枪的人》、《前线》、《第四十一个》、《人约黄昏后》、《茨冈》、《母亲》等苏联剧目。

8月15日，毛泽东以朱德总司令名义致电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要求日军向共军投降，并分别致函美国大使赫尔利、英国大使薛穆、苏联大使彼得罗夫请转美、英、苏三国政府，声明中共有权接收日军投降及处理投降后之一切问题。在上述要求被拒绝后，毛泽东下令破坏津浦、胶济及陇海（东段）铁路以阻止国军和国民政府人员到各地受降。

8月20日，毛泽东命令共军抢占东北，批准了华中局夺取上海的计划，并指示组织各大城市武装暴动，与农民武装暴动里应外合，迅速占领全国。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各省委开始了大规模的战争动员。其中，中共山东省委与山东军区颁布了《关于集中一切力量支援前线的训令》、《山东人民自卫队战时勤务动员办法》、《战士人民紧急动员纲领》、《山东战时民兵编制办法的命令》，紧急动员解放区民兵、自卫队、工农青妇文各团体，规定16岁至55岁的身体健康的劳动力一律担负战时勤务”。[10] 中共中央和各军区省委在8月的动员令暴露出，中共军队多年养精蓄锐，在苏军出兵后开始实施推翻国民政府计划的“下山摘桃子”部署，证明毛泽东及中共才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现在他要下山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已经在磨刀，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 对于中共日军停战后立即对国军开战，争夺受降权的行径，驻华美国司令魏德迈将军指出：“作为带领中国人民艰难苦撑抗战八年的领袖，蒋介石是接受日本投降最合适的人选，没有任何外国代表应该在中国战区内受降，而破坏抗战的中共在抗战中消极避战，抗战胜利以后却跳出来接收日本的投降，其行径无耻之极。”[11]

毛泽东准备对国民政府大打出手不具备决定意义，决定须由背后的斯大林作。斯大林这时还不想立即撕毁与国民政府刚刚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不想冒违反《雅尔塔协定》导致与美国冲突的风险。他指示苏军对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严格限制，禁止中共公开夺取大城市。毛泽东不能抗命，只好命令八路军以东北义勇军名义秘密进入，不声张，不登报，走小路，控制苏军未驻之城市、乡村。9月2日，日本签署了投降书，在其中申明向国民政府投降。9月5日，驻沈阳苏军奉斯大林之命禁止乘火车达到沈阳的中共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下车。9月9日，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了中国战区受降仪式。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何应钦代表国民政府签字确认受降。9月14日，苏军代表通知延安：在苏军撤出之前，中共军队不准进入东北大城市，已进入者须退出。

日军投降时，国军主力远在西南西北，中共迅速抢占地盘，控制了华北、东北和华南的广大地区，并大肆破坏铁路、公路以阻止国军和国民政府人员到各地受降。不仅毛泽东下达了破坏津浦、胶济及陇海路东段之铁道交通的命令，中共高层都在发出破坏交通线的指示。刘少奇指示：“国民党的主要军队在西南，我们派两王部队（王震的三五九旅和王首道的三五八旅），下江南，与李先念的部队形成一条防线，在日本投降时阻止国民党军队收复失地，让我们自己夺下城市”；周恩来指示说：“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只要我们先占了，那就是我们的了。”[12] 根据中共众高层的指示，中共军队和各地方局展开了史无前例的破坏交通线行动，成立了铁路破坏队、铁路工作队、交通控制队、公路破坏队等名目繁多的破坏队，动手拆路轨、炸桥梁、焚站房、毁电线，埋地雷，毁客货车辆，破坏了津浦、平汉、胶济、陇海、平绥、同蒲、北宁等铁路干线和主要的公路线，因此当时舆论称中共军队为“扒路军”。据国民政府交通部报告，中共严重破坏了津浦（破坏18次）、平汉（破坏了17次）、胶济（破坏10次）、北宁、正太、陇海、同蒲、平绥、九铁等铁路，摧毁车站140余处，炸毁桥梁200多座，剪去电线十几万余公尺，摧毁机车80多辆，破坏了众多工厂、矿山。很多交通线经国民政府修复后再遭中共反复破坏。破坏公路，铁路和桥梁之外，中共使出了“焦土抗战”式的祸国殃民手段，在河南决开了黄河堤，在江苏、山东扒了运河堤，在河北决开永定河、子牙河，冀以大水阻止国军调动。中共大破坏行动还包括工厂和矿山，要求让国民政府接收的是一片废墟。中共多年后用来宣传抗战中破坏日军交通线的图片其实大多是在抗战胜利后破坏国民政府交通线运动中所拍。因为毛泽东在抗战期间禁止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也禁止破坏交通线，除了彭德怀自作主张破坏正太铁路外，八路军没有大规模破坏交通线，中共真正的大规模破坏交通线行动是日军停战之后。

大破坏行动中，八路军还进行了大规模的盗墓。曹志福部还盗了清东陵康熙、咸丰、同治三陵。[13] 孙殿英盗清东陵广为人知。孙盗掘了乾隆、慈禧两陵，而清东陵共有五座皇陵，四座太后陵、加上嫔妃陵共157陵。日本侵略占领东北后即在清东陵设立东陵地区管理处守卫清陵多年。1945 年8月，日本投降后，守陵日军撤走，9月，八路军曹致福（一说曹治甫）部以“斗争皇上大地主”主为幌子，展开大规模盗掘，在陵区周边五里设置警戒哨，派军队挖开地宫入口，或直接用炸药炸开。坚固的地宫曾抵挡了无数盗陵贼，但抵挡不住军队。结果，清东陵其余155陵无一幸免，被盗掘一空，康熙大帝也被拖骨暴尸。当时八路军宣传：“乡亲们，中共早就说了，一定要打倒大地主。过去的皇帝就是头号的大地主，虽说他们人死了，可他们搜刮的财宝不计其数啊！有的还带进棺材里去了，现在我们就要挖他们的坟，分他们的财，叫他们在阴间也过得不舒坦”。八路军盗陵后，洞口敞开，无人管理。许多百姓到地宫里看过，当地流传说：惠陵地宫里那位娘娘的尸体一点儿未烂，面目如生。她浑身被扒得一丝不挂，肚子被剖开，肠子流了一地。社会上盛传这位娘娘是吞金死的，他们为了取金子，把娘娘的肠子从头到尾撸了一遍。冀东军区第十五军分区司令曹治甫、蓟县公安局局长云光率八路军盗清东陵的消息见诸报端，舆论哗然。1946年1月，蒋介石在重庆政协会议上为此事件痛斥八路军代表周恩来，周若无其事而言它。之后，中共匆匆封堵了康熙陵等地宫灭迹，负责执行盗曹、云等人去向不明。

在中共抢地盘，争受降情况下，国民政府需要日军配合，只向国军交防。蒋介石发表了题为《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的广播讲话，号召中国人民“对战败的日本，要以德报怨”，称“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的至高至贵的德性，中国将对日本帝国的八年侵略战争以德报怨”，国民政府采取具体措施将120 万侵华日军和80万日本侨民礼送出境，保留日军原有的作战系统，将日军纳入国军补给体制，让日军享有与国军官兵同等待遇，解散了东北的三十万满军，就地释放。国民政府“以德报怨”政策赢得了在华投降的日军的配合。在华日军阻止中共破坏铁路，等待国军接收，与八路军发生不少战斗，半年之内死伤失踪近万人，协助国民党政府军接收了除东北外的大部分地区。

国民政府“以德报怨”政策的主要内容为：对天皇制废除与否由日本人民自己决定；反对分割、占领日本本土，迅速遣返日俘等具体措施。在各战胜国领袖中，蒋介石率先提出对日本天皇裕仁免于追究，向美国建议保留日本的天皇制。因为，他最早看清了反法西斯阵营不复存在，共产阵营与反共阵营对立局面形成，日本将是反共盟友，维护天皇制以及日本领土完整有利于抗衡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美国直到朝鲜战争爆发时才全面改变对日本处罚的政策，接受了蒋介石在日本投降后立即提出的建议。与蒋介石“以德报怨”政策形成对照的是，斯大林将数十万被俘的德军和日本关东军押到了西伯利亚的集中营去作苦工，以虐待投降五十多万关东军方式发泄四十年前战败的仇恨，造成大多数战俘冻饿而死，剖腹自杀或集体点屋自焚。

重庆谈判

日本宣布停战当天，蒋介石致电毛泽东，邀请毛赴重庆共商战后“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14] 遭毛泽东复电拒绝。为避免长期抗战后再开内战，蒋介石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致电斯大林，要求履行不支持中共反政府的承诺，施加影响促中共放弃推翻政府的宗旨。斯大林在盟约谈判中向国民政府作出不支持中共反政府承诺是因为顾虑美国的干预。二战中，他靠美国的援助反败为胜，充分领教了美国国力与军力的强大，决定以避免与美国冲突为战后基本原则。在欧洲，他遵守与罗斯福、丘吉尔达成的“百分比协定”，只在东欧扶植建立共产党政权，不援助巴尔干半岛以西各国共产党，命令法共、意共放弃武装，参加议会选举；在中国，他遵守《雅尔塔密约》，将中国长城以外的东北地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但不向长城以内扩张以避免与美国冲突。他准备让中共像法共、意共那样，交出军队，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他这样打算的另一层考虑是对毛泽东不放心。他知道毛泽东没有执行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拒绝服从国民政府，对日避战，利用德国侵苏之机整肃了王明为首的国际派，发展出近200万大军，因此他希望国、共两党互相牵制以实现苏联在华利益最大化。出于这样的考虑，他接受了国民政府的请求，电命毛泽东与国民党和谈，并否决毛泽东关于在各条战线发动向国民党军进攻的方针，表示不同意中共开打内战。[15]

8月20日，蒋介石再电毛泽东：“大战方告终结，内战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有赖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岂仅个人而已哉。”[16] 胡适也致电毛泽东，呼吁中共放弃武力作第二政党，“以耐心毅力，和平发展，前途无量”。各界人士一致呼吁在国家一片废墟，经济崩溃时不可再开内战，呼吁国、共两党和谈，让国家和人民休养生息。在昆明的文化界著名人士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等342人联名发表了《关于挽救当前危机的主张》，提出了通过召开国事会议以促成联合政府成立的具体意见，连章乃器、胡厥文、黄炎培等共产党外围人士也成立了民主建国会，呼吁国共两党“以公正之态度促进和平统一”。

8月22日，斯大林以命令口气再电毛泽东：“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苏联已与美国取得谅解，世界需要和平，中国也需要和平，现在蒋介石已经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一味拒绝将使国际国内都无法理解，再打起内战，责任由谁承担？你去重庆谈判的安全问题将由美、苏两国共同负责。”[17] 8月23日，蒋介石三电毛泽东，请毛与周恩来“惠然偕临”，“已准备飞机迎迓”。[18] 毛泽东无意倾听蒋介石和社会各界的和平呼吁，但不能不服从斯大林的命令，决定赴重庆作个谈判姿态向斯大林交差，于24日复电蒋介石，表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19] 并要求美国大使赫尔利保证其安全。蒋介石立即请赫赴延安陪毛来渝。动身之前，毛泽东指示中共各局暂停在全国各大城市武装暴动的计划。８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赫尔利陪同下飞抵重庆。他对斯大林命令他谈判憋了一肚子怨气，在斯大林去世后仍在抱怨，称“1945年斯大林不让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是一样的。”[20]

9月3日，国共在举国庆祝日本投降的狂欢背景下开始了谈判。谈判分两个层面进行：蒋介石、毛泽东单独密谈（二人十一次的秘谈内容从未公开）及两党代表谈判。在张群、邵力子、张治中与周恩来、王若飞之间的两党代表谈判中，中共提出八项要求为召开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重新选举国民大会的代表、保障人民思想言论出版等项自由、给予各党派合法地位、释放一切政治犯，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权、中共军队保留48个师军力（后来毛泽东让步为28个师）和中共参加受降。其中，前五项为应景要求，后三项才是实质要求。国民党提出：中共军队最多保留12个师、不承认中共的解放区政府，新建政府中可以安排中共人员、改组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共同参与政治、已经当选的国大代表仍然有效，在已当选者外酌量增加中共代表的名额等项要求。10月10日，国共双方在重庆签署了《会谈纪要》。纪要内容为：

——和平建国：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

——政治民主化：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

——国民大会：中共方面提出重选国民大会代表，延缓国民大会召开日期，及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和《五五宪法草案》等3项主张；政府方面表示：国民大会已选出之代表，应为有效，其名额可合理增加，五五宪法草案发动各界研讨，贡献修政意见；双方同意将这些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双方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释放政治犯；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

——军队国家化：政府方面提出军队国家化，实行全国整编裁军计划。中共方面同意缩编军队，但不接受军队国家化。

——解放区政府：中共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解放区政府；国民政府表示在日本投降后不承认所谓解放区政府，全国政令必须统一。

——受降：中共要求参加受降，在部分地区受降；国民党政府方面表示中共受降须在接受中央命令后才可考虑。

被国共两党称为《双十协定》的会议结果其实既无协定也无共识，只是双方各说各话。双方的分歧与抗战前的国共和谈中一样，在于军队和政权。国民党政府坚持军队国家化、政令全国通行，不承认独立于中央的中共政府；中共不承认中央政府，坚持不受国民政府染指的独立军队和独立政权。而且，中共在会谈中没有说的关键一点是，中共坚持以武力推翻国民政府为宗旨。有这样宗旨在，纪要中的政治民主化、各党派平等合作、和平建国等内容全无意义。蒋介石在签署协定后的日记中写道：“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也。”虽然《双十协定》没有达成妥协，但其中关于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承认一切党派在法律面前同有平等合法地位等条文无疑具有进步意义，国共在重庆至少在表面上承认了民主国家所须遵循的政治原则。几个月后，上述代表进步方向的条文被写入了政协会议的决议及《中华民国宪法》。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数次高喊“三民主义万岁”，声称愿“在蒋主席领导下，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背地里，毛泽东称《双十协定》为“一张废纸”，派代表与苏联大使彼得罗夫联络，要求苏联支持中共对国民党开战，同时遥控中共军队抢占了数百县城，对全国交通要道、工厂、矿山展开了大规模破坏，指示民盟主席张澜去与云南龙云、四川刘文辉、潘文华等反蒋军阀联络，介绍龙、刘加入民盟，与延安建立了秘密电台联络。斯大林正准备向蒋介石提出合营东北的要求，暂时拒绝中共开战的要求。据此，驻重庆的苏联大使对中共代表团的求见称病不见，通知中共代表应当参加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主持的国共谈判与军事调解。斯大林向蒋经国信誓旦旦称，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和两支军队，苏联只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支持国民政府统一中国。斯大林此言不可当真。国人知道，是他一手造成了中国两个政府和两支军队的局面。斯大林此言更骗不了蒋经国。参加谈判的蒋经国知道，斯大林支持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的条件是国民政府必须亲苏，必须接受与苏联“合营东北”。

苏联摧残东北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外交部立即声明：“凡属日本及日本国民在华领土内所有全部产业权、契据、利息以及各类财产，包括房屋、发电厂、各种工厂、船只、船坞、造船厂、机器、矿业、有线及无线电设备材料、铁路、车辆、修理厂等等应认为已让予中国；凡属同盟国约定归还中国之任何中国或台湾领土，如有盟国军队驻扎，应采取一切必要及紧急办法，防止敌人从事摧毁、破坏、隐藏、移动及转让等行为；关于分配日本国内各种资产，中国应享受优良百分法，及交货优先权，以抵偿中国国家及人民所受之长期牺牲与损失。”对于中国政府维护东北主权的立场，美英法等国表示支持，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复函表示，苏联完全理解，具体办法应由四强（中苏美英）组成的对日管制委员会作出。莫氏之词是应付美国之词，斯大林对苏军有完全不同的指示。他何尝不想占领后不再撤军，干脆将中国东北并入俄国版图。这不仅是他宿愿，也是俄国百年来的扩张目标。但是，战前日本不允许他实现这一宿愿，现在是美国不允许。罗斯福虽默认中国东北为苏俄控制范围，但不允许公然吞并，在《雅尔塔密约》中规定苏联不能完全占有东北。既然不能吞并东北，斯大林决定掠夺与摧毁东北的工业体系。

经过日本长期经营，投资100多亿美元基础建设，东北的工业体系一流，发电能力达到180万千瓦，年产钢铁200万吨，煤炭2500万吨，水泥、纺织、石油、汽车、飞机、军火、化工等工业拥有一流设备。抗战中，东北没有遭受战火摧残，战争结束时，日军在东北没有抵抗，东北整个轻、重工业体系和设备保持完好，有全国八成多的工业生产能力和一半多的铁路里程。斯大林受够了日本关东军北攻的威胁，认为靠近苏联远东边境的东北军事与工业生产基地是对苏联安全的威胁，在日本战败投降后也不想让中国政府接收完好的东北轻重工业设施，认为中国掌握良好工业设施快速发展成东亚强国不符合苏联利益，视崛起的中国为苏联的安全威胁，希望中国继续积贫积弱。于是他命令苏军把东北所有日资产业宣布为红军的战利品，由苏联红军全面占有，将东北可用的机器设备拆运到苏联，将不便拆运的设施破坏。根据他的指示，苏军在占领东北后不仅接管军工厂，还接管了民用工厂，将东北的工厂全部认定为苏军战利品，拘留重工企业高管和技术人员，强迫他们指导日本战俘工厂为他们拆卸机器，装箱。苏军破坏、拆卸了各大城市的水、电、暖、煤气等系统，东北的飞机、汽车、坦克制造厂，东北电力网，鞍山、本溪等地骨干钢铁企业，抚顺煤矿，吉林、宫原、泉头三大水泥厂等工厂和基础设施，将拆下的设备运去苏联或就地摧毁。拆运破坏工业之外，苏军还掠走商店的布疋、百货以及各地粮库的粮食，甚至连长春市政府的办公家具都不放过。经过苏军抢劫、破坏，东北城市断水、断电、断煤，工人失业，市民生活陷入困境，纷纷外逃。驻东北的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RODIN Y. MOLINOVSKY）元帅向国民政府驻苏军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直截了当地说：苏联对东北之经济要求目的不在经济而在国防。

破坏工业和基础设施之外，苏军还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金融掠夺，劫掠满洲国中央银行和多家私人银行的纸币、抵押品以及金银、外汇，并且照搬占领德国后的作法，以早已印好的百亿面额“红军票”（两倍于满洲纸币发行面额）强迫流通，勒索商家，劫掠物资运往苏联，造成东北空前的通货膨胀。苏军撤走后，中共以接收的“红军票”继续搜刮军费，为害东北百姓。苏联入侵后在华发行巨额红军票是二十世纪中国遭受的最惨痛蹂躏之一。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少，但唯有苏俄在华强迫流通巨额纸币抢劫中国商民。仅此一项足以证明，苏俄是二十世纪祸害中国最甚的帝国主义。夺取政权后，中共东北人民政府以东北银行发行的东北币收兑红军票（红军票1元折合30元东北币），但因奉行向苏联“一边倒”政策而不向苏军清算“红军票”，将巨额财富赠送给了苏联。

苏军在东北的拆运、破坏持续了半年多。当苏军在1946年的全中国反苏运动中撤离时，东北已被苏军破坏成一片废墟。中国东北工业会及东北日侨联络处共同组团（二十一人调查团）调查结果为，苏联的掠夺破坏给中国造成了20亿多美元（战前币值）的损失，相比国民政府公布的八年抗战财产损失数额133亿美元，中国在抗战胜利后遭苏军抢劫、破坏的损失何等巨大。“二十一人调查团”报告书指出：“自俄军摧毁后之工厂残迹观之，不难证实彼等之行为系出自预谋！彼取其所欲引为己用者，而毁其余，以防为他人所用。拆迁工作均在苏俄技术军官监督之下，命令日本技师执行之。装箱所需木材，均系就地征用，拆去之物，分海陆运往苏俄，其经陆路运往者，统集哈尔滨后北行，而大连及北韩之元山、清津、罗津等港，则为海运孔道。”盟国日本赔偿委员会美国代表鲍莱(EDWIN W. PAWLEY)在《日本赔偿调查团报告书》中指出：“拥有东北工业80%以上的南满，实际上未受任何交战损失为苏俄所占领。苏俄人员于到达东北工业区时，即开始对粮食及其他储存品作有系统的掠夺，从九月开始并对工业机械作选择性的拆迁。他们集中力量掠取几种物质、机器和设备，在掠取储存品与某类全部工业设备之外，苏俄人员还将大部份动力机器、发电与转电的设备、电机、实验厂、试验室与医院搬走，对于机械工具，他们只择取最新式和最好的，而将旧式工具留下。东北工业系统之最大部分，于苏军占领时期，遭受破坏，系由于苏俄拆迁设备及不能维持秩序所致。”

大规模破坏的同时，苏军在东北到处奸淫掳掠，强奸东北妇女数十万。当时，东北各大城市的中国老百姓关门闭户，男人上街不敢戴手表、穿皮大衣，女人不敢出门，或女扮男装。一位率部投降日本关东军军官在回忆录中记录苏军暴行写道：“我亲眼看见，屋子的房门之外，数十名苏联红军排成一列长队，等候进屋强奸里面的中国和日本女人。[21] 美国战略指挥部分部（OSS）主任哈尔·赖斯（HAL LEITH）记录沈阳苏军暴行写道：“俄国人对中国人实施抢劫和强奸，红军甚至在公共汽车站，火车站或大街上强暴中国妇女。有传言说，地方政府被要求每晚给苏军司令部提供一定数量的妇女。结果，女性被迫削发、涂脸、束胸以免受辱。” 苏军把当地的中国警察和士兵投入监狱，不发给食物，直至将他们全部饿死。苏军挨家挨户抢劫，开枪杀害反抗的中国老百姓。红军士兵疯狂地四处寻找村里的女人，寻欢作乐，还强迫村里的小伙子帮他们寻找，两个村民拒绝合作，立即遭到枪杀。”[22]

对于苏军的累累罪行，进入东北的国民党政府官员除抗议外无力制止，靠苏军扶植进占东北的中共军队完全沉默，整肃军中的反苏言论者。一位进入东北的干部多年后回忆说：“我们政治干部用长期心血培养起来的部队对苏联红军的崇敬感情，被他们自己用抢运物资、强奸妇女等劣行给抹掉了。对待苏军的无理行为，我们用两种办法。一种是政治的，一见苏军，我们就大声高喊‘斯大林乌拉’；第二个办法就用烟酒，尤其酒，苏军士兵大多数喜欢喝酒，有了烈性酒，许多事就能按我们想法来办。”[23] 八路军的烟酒并不能阻止苏军的暴行，甚至不能保护自己。中共高级将领卢冬生被苏军枪杀，中共保持沉默。八路军驻沈阳部队将苏军纪律败坏情况通知苏军政治部。苏军答复巳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对违纪者一天最多枪毙二十多人。暴虐东北期间，苏军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城市树立起了高大的“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俄国有在外国占领区内修建纪念碑和树立塑像的传统，将此视为征服一个地区的象征。苏军以“沈阳各界人士”、“长春各界人士”名义为自己树碑，实际上这时的东北各界人士被苏军暴虐吓得不敢出门。东北老人们一致的说法是，恨“老毛子”超过恨日本人。苏军撤离东北后，中共残酷迫害，甚至杀害谴责苏军烧杀抢掠的中国民众。例如，沈阳南塔村蔡家兄弟、警察徐敬一、张玉清等众多东北人在镇反运动中被中共以“破坏中苏团结”罪名处决。1957年，中共号召“大鸣大放”，随后将数以万计谴责苏联红军罪恶的青年打成右派、坏分子长期加以迫害，甚至秘密杀害。[24] 中共不为惨遭苏军奸淫杀害的受难者建立纪念碑，却精心维护着苏军在东北为自己树立的战机、坦克造型的巨型纪念碑。

在苏军祸害东北期间在满洲居住的拉里萨·阿纳托利耶夫娜（ЛАРИСЫ АНАТОЛЬЕВНЫ）在多年后投书俄罗斯《祖国与信仰》（“ОТЕЧЕСТВО И ВЕРА”）杂志，忿然写道：“1945年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挥的苏联红军，开进了中国满洲地区。但是对这些解放者在中国的累累罪行，我们至今三缄其口。那些罪孽在身的苏联红军老战士们，至今还躲在奖章和勋章的光环之后不做忏悔，他们面对胸前的奖章难道问心无愧吗？今天，俄罗斯没人敢于承认1945年他们在中国东北的所作所为！面对痛心疾首的历史，俄罗斯人选择了沉默，似乎红军官兵们全都名副其实地为祖国而战了。可他们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呢？被他们凌辱过的那些中国女孩子呢？别忘了，她们要么自刎而死，要么从悬崖上投河，就因为她们不堪忍辱！根据我的调查，普通苏军士兵抢劫中国的商铺，整箱地把财物带回苏联；而军官却是整个集装箱地往回发运赃物——而就是他们，却口口声声说是为了解放中国东北而去的。还有，那些反抗抢掠的中国人遭到苏联红军士兵的打杀，不亲眼所见，简直难以置信！”

苏联红军的反人类罪行不仅发生在中国东北，也发生在世界各地的苏军占领区。一位前往平壤寻访失踪盟军的奥地利人记录苏军暴行写道：“身佩汤姆森冲锋枪的俄国人，向空中放了几枪，然后冲进了房子，把妇女拉了出来，她们大多数都是年轻女人。俄国人把她们连同家具和抢来的其他物品，装在卡车里拉回了军营。翌日，那些被蹂躏妇女就被抛在了马路上。我还看见，俄国人走进农民家的菜园子，摘走了所有的蔬菜，全然不顾那家农民已经快饿死了，就指望卖菜糊口呢。可是，俄国人吃东西从来不付钱，至少我见过他们付钱。朝鲜人告诉我，苏联红军抢走了他们的家畜、蔬菜，从没有付过一分钱。”美国战略指挥部分部主任哈尔·赖斯写道：“苏军在松岛从银行抢走了800万朝元，还仓库里拉走60000多磅的人参。苏联红军抢走几乎该城所有市民的手表。”[25] 一位名叫希尔德伽特·克利斯托夫的德国老太太回忆：一天晚上，俄国人闯进我家抓走了我和表妹。这一点太容易做到了，因为他们禁止所有的居民锁房门。他们用枪逼着我们进入一幢空房。那里已经站着一些年轻的女人。接着，集体强奸开始了，这些野兽扑向我们，一次又一次，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直到天开始发亮时才离去。当我们拖着软弱的身子回到家里时，母亲居然非常高兴，因为她看见我们还活着。当时有很多女人被强奸后就被击毙了。我们小城中有很多人上吊自杀，我们常常要去剪断绳索，埋葬她们。[26] 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指出：在对纳粹德军作战并攻占柏林的三年间，苏联红军强奸、轮奸了约200万德国妇女。单在柏林，就有十三万妇女遇害，其中有一万人因不堪蹂躏自杀。有些妇女因奸成孕，感到羞辱而将亲生儿女杀死，还有学校女生集体自杀。由于红军被视为将德国从纳粹手上解放出来的英雄，他们犯下的罪行被视为禁忌，无人敢再提。[27]

2013年，波兰人在格但斯克苏军阵亡将士纪念碑旁树立了一尊苏联红军士兵施暴波兰妇的塑像。塑像作者说：塑像竖立在T-34坦克碑旁边是个很好的补充，展示了战争的残酷和波兰妇女的悲惨。乌克兰基辅纪念碑组织领导人科卢茨克说，东欧受共产党奴役的国家并不把苏联红军当成解放者，而当作纳粹一样的占领者。与受到共产党洗脑的老一代人不同，年轻一代人对历史有自己的判断。世界在改变。今天世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对他们的前任犯下的错误道歉忏悔，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为中世纪教会的文字狱道歉，德国和波兰的领导人向犹太人道歉，美国为黑奴问题道歉。早晚有一天，新一代俄罗斯领导人会做同样的事。” 但在中国，中共仍然禁止报刊，文艺揭露苏军在华暴行。早晚，中国的苏军坦克造型纪念碑旁边像波兰格但斯克那样也树立起补充塑像纪念被苏军残害的中国妇女，或者干脆被改建成苏军暴虐东北受害者纪念碑。

“战利品合营东北”

出兵占领东北后，斯大林通过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向国民政府提出了“战利品合营东北计划”，其内容为：日本在东北经营的工矿企业为苏军战利品，苏联以此战利品（工矿）财产权的一半作为与中国合营东北的股权，将第三国（指美国）的势力排除出东北。计划要求东北成为新疆一样的苏联的势力范围，使东北“蒙古化”。国民政府无力抗拒占领东北的苏联强权，被迫同意举行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谈判中，苏联将从东北撤军作为压迫中国政府接受其在东北资源开发与工业建设中享有主导地位的条件，实际是威胁中国政府，若不接受由苏联主导东北就不撤军。国民政府坚持苏联须先履行《中苏同盟条约》中的承诺从中国东北撤军，然后双方再谈合作协议。

在接收东北方面，国民政府遇到重重困难。为顺利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国民政府为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允许外蒙古独立和租借旅顺港等妥协换取苏联承诺将东北交国民政府接收、不支持中共反政府。条约签订后，国民政府在长春成立了熊式辉为主任，蒋经国为特派员的委员长行营和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公署负责接收东北事宜。出于派系的考虑，蒋介石舍近求远地从西南调嫡系部队到东北接收。由于中共将陆路交通线破坏，政府军北上受阻，蒋介石只好请求美国军舰帮助运兵。驻华美军司令官魏德迈支持国民政府接收，派军舰协助。1945年9月13日，美军在青岛登陆，9月30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第6两师在大沽登陆，进入天津，受到市民热烈欢迎，10月1日，美军再北上登陆秦皇岛，国民政府外交部通知苏联大使国军将乘美国军舰从大连登陆。

斯大林原已对国民政府“先撤军，再谈合营”的答复不满，得知美国军舰帮助国民政府运兵登陆东北极后更为愤怒，认为美军侵犯了苏联势力范围，违反了雅尔塔密约，决定不再遵守向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作出的年底前从中国东北撤军承诺，也不再遵守将东北交国民政府接收的承诺，决定将东北交中共占领，扶持中共军队阻止国民政府进入东北。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占领东北的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拒绝了国军登陆大连的要求，将营口、葫芦岛两港交中共军队接防，让共军去阻止美舰登陆，同时将缴获日本关东军的沈阳、本溪、四平、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军火库交予中共，指示中共东北局称：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放手武装阻止美蒋进入东北。有了苏军的强力扶持，毛泽东从关内调三十万主力部队进入东北接收武器，在锦州、营口、沈阳一线布防，指示“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坚决全部消灭”从任何方向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提出以“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为“总任务”。10月27日，共军李运昌部按中共中央指示开火阻击乘两艘美国军舰抵达葫芦岛的国民党军登陆，迫使国军和美舰退回了秦皇岛。中共放手开火后，斯大林又担心引发与美国冲突，电令驻东北苏军从营口、葫芦岛撤防。苏军将两港交中共时通知说，苏军不能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奉命采取退让方针，但中共军可以阻拦国民党军登陆，苏军不加干涉。同时，苏联大使通知国民政府称，该两处已经没有苏军，对那里出现的任何冲突概不负责。11月初，中共在苏联的怂恿下，通过驻重庆代表发表了拒绝国军进入东北的强硬声明。中共声明发表后，苏联大使要求中共更正说：“以武力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接收只能做，不能说，否则给美国借口，使苏联处于困难地位。”

奉命进入东北接收的国军第十三和第五十二军海路受阻，只好从山海关陆路强行攻入东北。11月3日，国共在抗战刚刚胜利，国家一片废墟的情况下在山海关开战。毛泽东电令彭真、林彪“御敌于关内”，集中兵力在锦州全歼出关的国民党军。林彪复电中央军委提出东北军队的劣势和困难，要求避免锦州决战。林彪的意见得到东北局领导成员陈云、高岗、张闻天等人的支持，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要求放弃在锦州与国民党决战的计划。毛泽东坚持独占东北的方针，命令阻击国军出关。在苏军的支持下，中共大军源源不断从山东经海路进入东北，占领了东北地盘，在沈阳、安东、本溪、旅大等城市宣布成立政府，同时占领了营口、葫芦岛等口岸和长春等城市的机场，破坏了出关的铁路、公路，堵塞了政府军进入东北接收的通道。11月12日，熊式辉、蒋经国向苏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会交涉接收事宜。马林诺夫斯基表示苏军即将北撤，对接收事宜概不负责。对于苏联的公然背约，国民政府外交部通知苏联驻重庆大使彼得罗夫，并致电美国政府：鉴于苏联违反条约，阻挠中国政府的接收，支持中共军队占领东北要塞，国民政府无法接收，决定于17日起将东北行营及参与接收的行政人员全部撤离长春至山海关。与此同时，杜聿明率国民党军在山海关击败了共军，攻占了山海关，锦州，打通了辽西走廊，11月15日，据守山海关的中共“东北人民自卫军”败退关东。

国民政府宣布停止接收东北后，美国军舰在苏军驻扎的大连海域示威，魏德迈在上海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军在秦皇岛被袭击，将采取军事行动。斯大林决定退让，命苏军仍依条约把东北交予国民政府，将中共军队和中共建立的军区、政府机关驱逐出东北各大城市三十公里之外，向国民政府解释苏军只是延期撤军。国民政府外交部接受苏方的解释，同意苏军延期一个月从东北撤军，双方商定苏军将在1946年2月1日前完成自东北撤退日期，将东北交国民党政府接收。年底，国民政府名义上接收了长春、沈阳、哈尔滨，以及辽北（含四平）、松江（含牡丹江）和嫩江（含齐齐哈尔）等省的行政权。而实际，国民政府当局在东北面处于险境。苏联虽迫于外交压力对国民政府作出让步，但继续逼迫国民政府同意合办东北工矿企业，要求第三国（指美国）不得进入中国东北。

斯大林的退让决定使毛泽东“御敌于关内，独占东北”计划成了泡影。刚刚连续下达对国民党军强硬命令的毛泽东突然面对苏军驱逐，颜面扫地，自尊受到极大伤害，只好托病住进延安医院，让刘少奇主持中央，去下达相反的命令。刘少奇接手后接受了林彪、陈云代表东北局提出的意见，下达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要求在东北的军队“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在东北的乡村建立根据地。为避免国民政府和美国指责背约，斯大林要求在东北抢占地盘的中共军队不得以八路军名义出现。遵斯大林命，中共将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得到苏军提供的大批关东军精良武器，改名后的东北民主联军兵力迅速扩充至三十万，由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政委兼东北局书记，总部设于松花江下游的佳木斯。

反苏运动

1946年1月16日，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杀害了国民政府接收抚顺煤矿的工矿处副处长张莘夫等九人。同日，《中央日报》报导了中共暴行及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声言“东北战利品合营”问题不能达成一致则苏军不能确定自东北撤军日期。消息传出，流亡重庆的两千多东北籍人士在重庆青年馆举行同乡大会后前往国民政府请愿，上街散发抗议苏军摧残东北，要求苏军立即撤军的传单。1月21日，苏联大使彼得罗夫照会国民政府外交部，称东北一切日本企业，均为苏军战利品，苏联拟以战利品中的一部分企业交予中国，其余企业如煤矿、电力厂、钢铁工业、化学工业、水泥工业由中苏共管。2月1日，马林诺夫斯基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东北煤矿、铁矿、钢铁厂、机器制造厂、非金属工业、化学工业、砖厂、水泥厂、盐场等工矿企业及民用机场8处共154项工矿项目名单，称以此名单所列苏军战利品与中国政府组合营公司，由苏方人员担任和董事长和总经理。

苏俄对华一贯以提新要求作为履行旧承诺条件的办法耍赖。列宁时代，苏俄连续发表对华宣言，承诺废除沙俄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将沙俄在华权益，包括中东铁路区域无条件归还中国，随后又将履行上述承诺变成了建交谈判的筹码。此时，斯大林再玩同样把戏，以“合营东北”为履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支持国民政府接收东北，不支持中共军队对抗国民政府，不支持新疆的“三区革命”等承诺的条件。在提出合营东北计划的同时，斯大林通过驻华大使传话邀请蒋介石访苏。蒋介石清楚，斯大林在扶持中共占领东北，显示无意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邀请赴苏面谈是要求他倒向苏联，交出东北，即使目前同意访苏，接受合营东北，斯大林还会变本加厉，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于是，他决定拒绝斯大林的访苏邀请，将苏联的“战利品合营东北”的要求通报了美国。2月2日，国民政府发表了拒绝“战利品合营”要求的声明，宣布不承认所谓日本在东北的一切事业资产皆为苏军战利品之说，宣布南满铁路及其附属事业、水电工厂、抚顺煤矿、鞍山钢铁厂、东北航空及松花江航运，均不在合办之列。当天，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回应国民政府：不能同意中方从合办案中剔除各处厂矿，为消除满洲对苏俄威胁，东北的重要工矿电力必须中苏合办，否则不能确定从东北撤军的日期。

美国对苏军阻挠国民党政府接收及无限期拖延从东北撤军不满，将罗斯福与斯大林交易中国满蒙主权的《雅尔塔密约》公开披露。2月13日，《大公报》发表了《读雅尔塔秘密协定有感》社评，在其中指出：“未经征得中国的同意，而三巨头就如此决定了，不啻代为主持，这可见中国是处于受支配受处分的地位。这是我们引为感慨的第一点。这秘密协定，还有一段很难看的文字，就是：‘苏联应该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的权利。’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曾经发表过神圣的宣言，声明废弃帝俄与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租借旅顺大连两港，建筑中东南满两路，是1896年李鸿章在莫斯科与帝俄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那个条约及由那个条约所获得的权利，早经苏联宣布废弃了。苏联今日重建需要旅大两港中东南满两路的权利，就重新主张重新要求好了，何必在文字上公言‘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之权利’？”

苏联出兵东北之后，中国各界人普遍担心苏俄与当年沙俄一样，将领占东北不还。随着苏军拆运东北工厂，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十月革命节上讲话中将旅顺港及大连港区域、满洲铁路权益称为了“新的苏维埃领土”，苏军一再延缓从东北撤军等等消息披露，让国人看清苏俄霸占东北野心与沙俄无异，中共在苏军占领的抚顺杀害国民政府接收官员事件让国人的愤怒升级，《雅尔塔密约》和苏军拒绝撤军的消息使国人积蓄已久愤怒爆发，各地学生纷纷举行游行请愿，高呼“要求苏军依约撤退”、“坚决反对有损中国主权的雅尔塔秘密协定”、“要求政府查究张莘夫被害真相，缉凶严办”、“边疆不容割裂”、“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彻底执行停战命令，迅速恢复交通”、“向苏美英三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政府勿作现行条约范围以外之任何让步”等反苏爱国的口号。

2月18日，《大公报》发表社评《东北的阴云》，在其中指出：“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附件，进入我东北的苏联军队应于日本战败后的三个月撤退。这由去年9月2日日本签降之日起，苏军应于去年12月1日以前撤出我国东北。但以后因事势延宕，曾两度展期，中苏双方所同意的日期，是今年2月1日以前。现在已逾期半个多月，苏军尚无撤退征兆，也不知其理由何在。”“现今的中国，是遭逢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严重国难并经过了八年艰苦抗战而获得最后胜利的国家。中国与日本战，赌国运，拼存亡，为了什么？是为了要保全东北。……苏联参加对日之战主要战场在我东北，中国有自知之明，对盟邦合作，不能只取不予，所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订明了彼此的权利与义务，尤其订明了关于东北方面一切事务的办法。苏联今日参战，日本明日投降，苏联大军源源进入东北。到今天，时间已有半年。东北是中国的领土，应该由中国收回；我们所付的代价，如外蒙古独立，中长路共管，旅顺港共用，大连辟自由港，都已照办。但苏军延迟不撤，中国政府不得顺利接收东北，是何缘故？这一点，是世界人民尤其中国人都要明白知道的。”2月22日，《大公报》社评《东北的经济与金融》中写道：“人人都知道东北的工矿建设甲于全国，经济部方面的接收人员就在着急，不用说进一步建设，就是现有的工矿，怎样使之不停顿而继续开工，就大为发愁。但是他们既到了东北，看了一些工矿，就倏然梦醒，因为机器物件大都搬走了，又何必为复工发愁着急？谁搬的？我们不知道。机器搬了，矿藏还在，总可徐图建设。其后知道，苏联方面对经济项目提出了要求，对许多重工业认为是战利品。目前的延不撤兵，或与此不无关系。抚顺煤矿，最初并未列在战利品的单子里，所以我们得经允许派员去考察接收。张莘夫等一行就是为此任务而去，但到抚顺后碰了壁，在回沈阳途中被拖下火车惨杀。据说张氏等被杀时曾高喊：‘中国人要有良心！’因为动手杀人的是中国人。”“再谈到东北的金融情况，那可说是军用票的世界。苏军入我东北，使用苏军总司令部印刷的军用票。所以苏军在我东北的军费是完全由中国负担的。苏军在我东北发行的军用票有多少呢？苏方却未告诉我们。这种军用票，是目前东北的主要货币，没人晓得发行的数额，使用者不需偿还代价，大量地使用出来，大量地流入民间，东北的金融情况可知。举一个例，譬如长春、沈阳等名城的房产建筑物，凡可接收的，每每有了新置产者，契约上签字卖产者是日本人，所得的购价是军用票。东北原是中国不可分的一部分，东北的金融如此，不仅影响了东北民生，也影响了全国的金融。最近黄金涨价的狂潮，固然有推波助澜的投机家，而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平津黄金源源出关。流入东北的黄金，难保不出口，而民间也不免购藏，一般心理自然信任黄金，而不信任钞券。平津京沪物价之涨，上海工潮之波动，与黄金潮及东北金融情况都多多少少有直接间接的关系。”（报人王芸生因上述几篇社评在二十年后的文革中被清算“反苏罪行”）同日，傅斯年、储安平、王云五等二十位著名学者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说：“中国在反侵战争中，抗战的时间最久，所受的损害最重，不意美苏英三国竟订立这样的秘密协定，侵犯他们盟邦中国的领土主权，破坏了自华盛顿九国公约以迄开罗会议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庄严诺言。这一秘密协定，违背了联合国共同作战的理想和目标，开创了今后强力政治外交秘密外交的恶例，影响所及，足以破坏今后世界的和平，重踏人类罪恶的覆辙。这一秘密协定，实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一个记录。”2月25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阐述国民政府东北问题三原则为：必须符合我国的法令，尊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不与我国所签订的一般国际协定相抵触。

一月底至三月初，全国各地学生游行请愿持续不断。其中，重庆高校举行了两万人参加的反苏爱国大游行，举刀刺斯大林像，高呼“苏军必须立即退出东北”、“苏联应切实履行中苏友好条约”、“拥护政府采取强硬外交”、“苏联必须归还在东北抢夺的物资”、“绝对拥护政府接收东北”、“打倒新帝国主义”等口号，捣毁了拥苏的中共《新华日报》和民盟《民主报》的营业部；上海圣约翰大学等校万余学生赴苏联总领事馆示威；南昌市中正大学及南昌中等以上十四所学校万余名师生举行了反苏游行示威；西南联合大学朱自清、王力、向达、沈从文、吴大猷、陈序经、贺麟、冯文潜、冯友兰、汤用彤、雷海宗等百余教授发表了对东北问题宣言，要求苏联履行条约尽速撤军，归还一切工厂设备与资源，不得有超出中苏条约范围以外之任何行动或措施。在国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斯坦福大学及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团体也联合发表宣言，呼吁全世界关注中国东北，要求苏联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立即从东北撤军，归还东北物资，要求“国际组织派遣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调查苏方于其占领东北全部期间所作之行为”。

受中国反苏运动影响，美国民众促政府制止苏联霸占中国东北的呼声高涨，美、英相继发表声明，谴责苏联拖延从中国撤军，要求苏联归还从东北抢掠的机器设备。回应美、英声明，苏军驻沈阳司令承认苏军拆卸东北机器装备运往苏联，但坚持苏军的行动符合三国签署的《雅尔塔密约》。苏联的回应使合谋出卖中国东北主权的美、英政府无言以对。蒋经国在晚年《自述》中记述从苏联占领东北到中国反苏运动的历史写道：“林则徐说：‘亡中国者，终为俄罗斯！’这是金石之言！民国三十四年二月，美国因为要苏联参战，提早结束对日战争，罗斯福总统与史大林订了雅尔达协定。我们当时为着要打退压境的强敌──日本，只好委曲求全，根据雅尔达协定，和苏联政府谈判，签订中苏条约。在谈判的时候，美国方面有人主张：‘要结束战争，必须苏联参加，要苏联参加，他当然要提出对他有利的条件，等到他提出之后，中国政府应该考虑给他好处。’到了今天，外蒙古、中东铁路、旅顺、大连的军港，乃至整个大陆，苏联都攫取去了；然而他究竟用来对付谁呢？

民国三十四年，美国还没有把雅尔达协定公布以前，我们政府已经派员到莫斯科去进行中苏谈判，我也参加。这次的交涉，是由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先生领导的。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史大林见面，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的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史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动下流，接着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达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史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达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父亲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史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史大林谈判；要我以个人资格去看史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我遂以私人资格去见史大林。史大林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独立？’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我说完了之后，史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说时态度非常倨傲，露骨地表现帝国主义者的真面目。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他干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我还记得，在签订友好条约时，苏方代表，又节外生枝。他的外交部远东司的主管同我商量，要求在条约上附上一张地图；并在旅顺港沿海一带区域，划了一条黑线，谓在这线内，要归旅顺港管辖。照国际法的观点，公海范围是有一定的规定，就是离开陆地有一定的距离；俄方此一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这一问题，争执了半天，从下午四点半到晚上两点钟，还没有解决。我很不耐烦的说：‘你要划线，你划你的，我是不能划的。’他说：‘不划这个线，条约就订不成！’我说：‘订不成，我不能负责；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力。’他说：‘我是有根据的。’我说：‘你有什么根据？’他拿出一张地图，就是沙皇时代俄国租借旅顺的旧图，在这张地图的上面是划了一条黑线的。并且指着说：‘根据这张图，所以我要划这一条线。’……我说：‘你为什么要根据这个东西来谈判呢？不是等于告诉全世界说：你们还是同沙皇政府一样吗？’

在雅尔达协定中，规定东北的行政权及一切主权，都归中华民国政府。可是，苏联的军队来了，一切都等于废纸了。他用一切力量来掩护和培植林彪的部队，直到林匪的部队的力量可以支配整个东北的时候，才开始撤退。他们向我政府口口声声称道‘友好关系’，可是，日本关东军缴来的武器，就不肯给我们。经根据条约一再向他们交涉，到他们没有办法抵赖的时候，答复我们说：‘应该照办，不过，你们过一个星期再来。’过了一个星期，再去交涉时，他们说：‘等过两天再来。’又过了两天，他们说：‘对不起！关东军的武器原来是放在火车站，因为装车装错，运到莫斯科去了。’后来，我们去了一个公文，质问他们说：‘这么多的东西，怎么会不晓得而装错了呢？又不是一两个箱子，怎样会搬错？’他们满不在乎地回一个公文来说：‘你们的信，我们收到了；现在根据同盟友好的关系，我们把关东军的武器，交给你们。共计步枪三千枝，马刀一百四十八把，东西现存哈尔滨，你们自己去收回。’这真是和我们开玩笑！其实他们是把武器交给匪首林彪，用以打击我们的政府了。

俄国不但要侵略我们，并且时时刻刻企图离间中、美两国的关系。我且举出两个事实，来证明俄帝的这种阴谋：第一件事，是在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东北交涉发生最后一次困难的时候。父亲为了要解决东北和中、苏有关的许多问题，派我以私人代表的资格再去访问史大林。当时史大林曾经对我说：‘你们中国人要明白：美国人想要利用中国作为满足他的利益的工具，他必要的时候，是会牺牲你们的！苏联愿意把本国的生产机器、汽车，以及中国所没有的东西供给中国；同时，也希望中国能把自己出产的矿物、农产品供给苏联。苏联又可以帮助中国在东北建立重工业，并发展新疆的经济；但是，我再三声明，也是我最大的一个要求：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至于俄人用武力来侵扰我们的边境，自满清入关以后，就开始了；直至民国三十六年伊宁事件为止，不知若干次。因为，军事的侵略，是公开的劫掠，众目睽睽，没有人不知道是强盗行为；只要稍微涉猎中、俄关系历史的人，都会明白，用不着详细加以解说。我们统计，自一六四四年起，到大陆沦陷为止，俄国掠夺我们边疆的土地，先后共有五十四次之多。中国领土被占的面积，包括外蒙古在内，共有六百五十七万八千八百二十平方公里，约为我原有领土的三分之一；而与我们现有领土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比较，则已有一半的土地被俄国占领去了。这样大的仇恨，我们是永远忘不了的！父亲说：‘俄帝本是我们中国的世仇大敌！’”

斯大林武装中共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多次前往苏联使馆，申请获得苏联方面军火扶持以对国民政府开战。正在逼迫国民党政府“战利品合营东北”的斯大林指示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与中共保持距离，不表态支持中共开战。蒋介石拒绝访苏邀请和“战利品合营东北”建议后，斯大林决定：苏军从中国东北撤军以避免与美国的正面冲突，扶持中共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1946年2月28日，苏联开始从东北撤军，同时背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将东北城市交中共东北局接收，授意中共“放手大打”。有了苏军支持内战的表态，毛泽东病愈复出，指示东北局“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28] 致电军调处代表周恩来拒绝国民党任何接收东北大城市的要求。苏军的通知让中共高层们感到毛泽东在半个月前坚持开战主张的英明。刘少奇赶紧承认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主张是犯了错误。其实，毛、刘主张都不重要。中国和平或战争取决于斯大林决定。若蒋介石接受“战利品合营”建议，则斯大林将命令毛泽东停止内战，苏军将再次驱赶中共军队，刘少奇就对了。

3月初，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召开了第二次全会。外交部长王世杰向大会报告了关于苏联以不撤军相压迫的情况。与会者群情激愤，要求立即宣布废止《中苏友好同盟协定》，罢免经手交涉的王世杰。张继、邹鲁、谷正纲、潘公展等人提出必须坚持要求中共放弃割据政权，放弃武力夺取政权的宗旨，抨击国民党政协代表让步过多。全会后，外交部根据会议要求照会苏联大使，要求了解苏军从东北撤军的情况。紧接着，国民政府召集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开会。中共以国民党控制国民参政会为由，拒绝派代表出席。参政会议通过决议案，呼吁中共切实依照协议，停止内战。同时，社会各界也呼吁国共双方和平谈判，避免国家在长期抗战后再开内战，胡适、傅作义代表各界致电毛泽东呼吁放弃武力，参加政府。中共的外围组织民盟提出倾向中共的妥协方案为：中共军队退出长春，国民政府只派行政人员和平接收，不派军队进入，国共重开政治谈判，依据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解决东北问题。

两会议期间，中共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连日抨击国民党二中全会，谓“反动顽固派的猖獗行动必须立时制止”，莫斯科的广播也猛烈抨击国民党二中全会，称重庆反动分子气焰嚣张，反对《中苏友好条约》，破坏政治协商的各项决议，推动反苏运动。国民参政会和社会各界不知道，甚至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们也不知道，斯大林正在采取下列举措扶植中共向国民政府开战。

军火扶持

1946年3月，苏军从东北各大城市撤军，将城市交中共立即占领，将缴获的关东军精良装备交给中共。时任八路军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回忆道：“打开仓库，拉了三天三夜。”曾司令员见到的只是苏联提供军火的一部分。二战结束时，斯大林手上有巨量剩余军火，包括苏制军火、捷克斯洛伐克制军火、缴获东北关东军和驻朝鲜日军的军火、根据租借法案从美国获得的军火。他将剩余军火卖给中共，其中包括重型武器、美制耐寒军械，上百万支步枪、机关枪，数千门大炮、迫击炮和掷弹筒，数百辆坦克，近千架飞机，数千辆机动车，数百万发炮弹，数千万发子弹，数十万个手榴弹，数百吨炸药、数百万只雷管、百万米导火线，此外还交给中共数百座军用仓库及一支松花江舰队。[29] 赫鲁晓夫后在回忆录中披露：“战败的日本兵放下武器，我们将他们的武器转交给了中共。我们避免暴露直接将日军武器转交给共军，办法是将武器集中存放在某地，让中共去取。”[30] 有了苏军提供的重型武器，中共军威大震。苏军撤出长春后，中共军队开始使用坦克、大炮等重型武器向城内国民党军进攻，几天就击败国军占领了长春。

中共需要掩盖依靠苏联军火扶植推翻国民政府的真相，苏共也想掩盖以军火扶植中共推翻国民党政府的事实。在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前夕，毛泽东在西柏坡向米高扬说：“国民党将军傅作义率部起义后，林彪部队在进入北平时将苏制武器全部上缴，换了美式装备”。[30] 他要通过米告诉斯大林中共作好了保密工作。为掩盖真相，中共定下了解放军军火缴获自日军和国民党军的宣传调子。建国后，《解放军炮兵史》几十年难产。原因无它，要符合上述宣传调子，这炮兵史就没法写。在国共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将千门榴炮运到山西打下了晋中，再运回东北打了辽沈战役，再运往华东参加了济南、淮海战役。中共的炮兵史最好地揭示了“三大战役”是如何制胜的，是苏联提供数千门大炮和技术人员催生了中共炮兵。中共的《坦克兵史》也是一样。与国民党北伐时的飞行员、铁甲车手是俄人一样，中共最初的坦克手也是俄人。

人力资源扶持

苏俄不仅向中共提供的先进武器装备，还向中共派出了技术兵种人员。例如，与北伐战争中一样，苏俄提供的坦克、大炮、飞机配有苏俄军事人员。根据多年后俄罗斯公布数据，近千苏联士兵死于中国的解放战争。这不仅披露了苏军秘密参加中共解放战争的规模，还说明推翻国民政府的所谓解放战争并非单纯的中国内战。

派苏军人员来华扶植中共之外，斯大林将整体投降的二十万满军交中共整编。这些满洲军与因苏联拆毁东北工厂制造出的数十万失去生活来源的东北失业大军一起，成为中共东北野战军迅速扩充的兵源，帮助中共在半年内扩充出几十万“东北民主联军”。国共东北开战后，斯大林将在朝鲜组建、训练并武装的数万朝鲜族精锐部队调入满洲，并入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31] 因为这一扶植举措，几年后斯大林、金日成理直气壮地要求毛泽东调四野朝鲜族师入朝加入朝鲜人民军。

技术扶持

与二十年前向“南北二赤”派顾问一样，斯大林向东北野战军派出了数千名军事顾问。这些军事顾问参与军事指挥，为中共开办了空军、炮兵、工程兵等一系列军事学校，帮助中共组建了空军、炮兵、工程兵等新兵种。派苏联顾问之外，斯大林还将日本战俘中的数万技术人员秘密交中共东北野战军收编。这数万日本技术人员有军官、教官、飞行员、军工技师、工兵、化学兵、炮兵、无线电兵、医生、护士、摄影师、电报员、汽车司机、火车技工。这些日本技术人员成为苏共为中共所建一系列新兵种的教官，帮助中共培训出了空军、炮兵、工程兵，帮助东北野战军保养、维修日本关东军武器，日本战俘中的医护人员受命为东北野战军培训军医，治疗护理共军伤病员。[32] 国共战争中的东北野战军卫生部门表彰的立功者中有四分之一是留用的日本战俘。[33] 众多东北野战军将士在回忆录中表达了对日本军医、护士的治疗照顾的感激。当时效力中共东北野战军的日军战俘中村义光（日本“回想四野会”会长，1990年“回想四野会”赴东北代表团团长）回忆，他与八十余日本战俘一起被留在了东北野战军后勤医院工作，原以为会受八路军歧视，没想到获称“同志”，享受到特殊生活待遇。日本战俘们感激八路军的优待与尊重，拼死效力，为中共的东北解放战争立下无数战功，获颁奖章无数。例如，中村义光在四野六次立功，其中三次为大功；“回想四野会”赴东北代表团成员团本间雅子披露，她与四野的日本战俘同事在辽沈战役中三天三夜不合眼，抢救医治了两千多伤员，吃饭都在手术台上，并且全体为共军伤员输血。[34] 关东军王牌部队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被苏军解除武装后整体交中共收编，编入了东北民主联军。该大队中的20名飞行员、24名机械师、72名机械员和200多名地勤人员也得受到中共的生活优待，帮助中共建立了东北航空学校，[35] 为中共培养出了160多位飞行员。

斯大林向中共提供技术人员扶植是中共东北野战军军力迅速提升的重要原因。没有这方面的扶植就没有中共在东北战场迅速战争国民党军的胜利。不仅如此，中共建国之初仍受惠于斯大林的技术扶持。日本飞行教官主持的东北航空学校成为中共空军的摇篮。从该校走出了23名开国大典空军阅兵飞行员，走出了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和功勋飞行员张积慧等新中国空军精英。被留用的日本战俘铁路技术人员成为新中国铁路事业的开拓者，上千日本铁路技术人员主持修建了兰新铁路、山西铁路改造工程。四野第29后方医院的日籍炊事员吉冈宽回了火车司机本行，在新中国受命为毛泽东担任南巡湖南段的专列司机。因为日本技术人员的贡献，周恩来1956年6月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说：“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 他没有说的是，中共首先要感谢斯大林，因有斯大林的决定才有日本技术人员的效力。

后勤扶植

经过苏军半年祸害，整个东北工矿歇业，铁路停运，商业凋敝，贸易断绝，经济千疮百孔。苏军撤离后，政府军占领了东北中部，国民政府接管了中长铁路南线，五个中共解放区彼此孤立，在东北经济危机中陷入困境。这时，斯大林的强力扶持成为东北中共渡过难关决定因素。苏军帮助中共开辟了安东（今丹东）经新义州、南阳到图们、通化经辑安、满浦到图们，大连到南浦，大连到罗津等水陆运输线。1946年11月，东北共军兵败南满，大军连同数万伤病员、家属和后勤人员退入苏军控制的朝鲜休整，在那里获得了后勤、医疗支持。随后，中共东北局将绝大部分物资转移到鸭绿江以东，通过朝鲜沟通中共北满与南满根据地，使中共关外、关内与山东半岛形成了一个整体。毛泽东称中共在东北的地盘是背靠苏联，两侧有北朝鲜、外蒙古作依托的舒适的“沙发”，800公里中朝边境是“我们隐蔽的后方”。有了苏军保护下的朝鲜后方，“东北民主联军”无国民党军背后、侧翼袭击之忧，得以顶住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才有“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胜利。

斯大林为中共东北野战军提供的另一隐蔽后方是苏军控制下的旅顺大连。斯大林为扶植中共预作安排，在破坏东北工业基础时为中共保留大连部分钢铁、机械、化工基础设施不加破坏，苏军撤离时交中共控制，将在押的大批日本工程技术人员移交给中共东北局作为技术骨干，帮助中共在旅大建立物资供应基地、军工生产基地、后勤保障基地和军队训练基地。国共开战后，斯大林再将满洲化学、大华炼钢、进和、金属制品等六家工厂移交中共，派苏联专家前来协助。在苏共扶持下，中共成立起了大连建新公司，利用大连港从上海、天津、香港、朝鲜运来军工生产原材料，在大连兵工厂开始了军火生产。国共战争中，大连建新公司等东北军工生产基地生产了火炮数千，各种炮弹数百万，手榴弹数百万，子弹数千万。这些军火源源不断运上了中共推翻国民政府的作战前线。[36] 军火之外，旅大基地还向前线输送大批兵员、被服、医疗队。[37] 华东野战军代司令粟裕坦言：“我们除了没有飞机外，一切都有，我们的炮兵和坦克比敌人多。在全歼杜聿明集团时，我军炮火便完全压倒敌人。”“我们打杜聿明，几乎用炮火推平村庄，一个村子打几千颗炮弹和成千成万斤炸药”，“华东地区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38] 中共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文献中，可以看到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军委关于大连军工生产问题给中共东北局并告华东局电》、朱德起草的《中央军委关于派干部到大连组织兵工生产》的电报和《中央军委关于抽调干部去大连办兵工厂致聂荣臻等电》、《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在大连成立军工生产委员会的决定》、《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派军工技术人员问题与中央军委、董必武的往来电文》等等。这些文电告说明了大连兵工厂对于国共战争之重要，但没有说明军工基地是如何得以创办。中共不说的决定因素是苏联的扶植。

物资扶持

在苏联远东地区人民战后极为困苦的背景下，斯大林批准了“援助中国民主政权恢复”计划，派百名专家到中国东北执行这一计划。根据援助计划，苏共与中共东北当局订立了秘密贸易协定，向中共东北控制区输送紧缺物资，中、苏、朝三共在平壤成立了军事合作委员会协调三共间的贸易事项，中共东北局在平壤和北朝鲜四个港口设立了办事处，负责接收援助事宜。苏共从朝鲜运送到中共东北根据地的军火、粮食、煤炭、食盐、布匹、医药、工业品、电气、广播、印刷和摄影等器材设备等各种物资2000多车皮。[39] 这些物资不仅满足了中共东北战场的需求，还转运山东、晋冀鲁豫等各根据地。[40]

国共东北决战需要铁路网运兵、运物资，但当时的中共不具备修复铁路的技术。斯大林派苏联前铁道部长柯瓦廖夫(IVAN KOVALEV)率专家组赴东北帮助中共修复东北铁路网。为掩盖苏联介入东北之战，中共成立了吕正操为局长的东北铁路总局作为对外幌子，铁路总局的真正首脑是柯瓦廖夫。柯瓦廖夫主持将日式窄轨铁路改建为苏式宽轨，开通了苏联援助中共战略物资的运输动脉，修建了大连码头的专用铁路，将存放在大连的数十火车头从车场运到大连码头装船，经对马海峡，运到朝鲜清津港，再转运到北满，修复了东北万余公里的铁路，百多座桥梁，使中共具备了能快速运输大部队和苏援重炮坦克的能力。苏共还通过远东外贸运输公司在佳木斯、富锦等处修建了码头，在哈尔滨增建了码头，于1947年春开通了援助中共的第二条交通大动脉——松花江航线，开始经此运动线从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共青团城向东北解放区的后勤基地，军事院校和中心医院的集中地佳木斯市定期供货。东北局成员张闻天与苏联外贸和运输部门密切合作，通过松花江航线经佳木斯转运大批燃料、药品、衣服、靴鞋等军需物资到东北共军各部。

有了从苏联、朝鲜源源运动来的物资，有了日本、苏联的军事顾问、技术顾问，有了朝鲜、大连的后勤、军工和安全休整基地，有了修复的铁路和桥梁以迅速调动军队，中共调入东北的八路军迅速扩充成了几十万大军，在短短一年中形成了对东北国民党军的战略优势。斯大林扶植的不仅是一个东北四野，而是中共四个野战军，即国共战争中的全部共军。向中共提供军火并非无偿，斯大林通过挑起国共战争做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火生意，将战后剩余军火卖高价给了中共。中共在控制区推行暴力“土改”的背后是搜刮东北、华北农民的粮食，而搜刮粮食背后的动因是苏联援助协议中的粮食偿付军火债条款，中共每年须运去苏联数百万吨粮食以偿还军火债。

建国后，中共极力掩盖国共战争的苏联操纵性质，宣传中共推翻国民政府是靠“小米加步枪”，是靠从“运输大队长蒋介石”那里缴获的武器。事实上，东北决战中，中共的坦克、重炮决定了战争的胜败，东北野战军的军火来自苏援。二十年前，斯大林向“南北二赤”提供金钱军火规模巨大，足以推翻北洋政府。此时，斯大林向中共提供金钱、军火的规模更大，足以推翻国民政府。了解这些史实就会清楚，新中国的缔造者不是毛泽东，不是中共而是斯大林。是他缔造了东北野战军和东北根据地，是他缔造了中共四个野战军，东北国共之战并非内战，而是与当年北伐战争一样，是苏俄推翻中国政府的战争。二十年前，苏俄运给“南北二赤”军火，给中国带来连绵战争，废墟和尸骨。长期抗战后，苏俄再给中共运来军火，再次将中推入战火，造成中国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斯大林的这次扶持不仅带给中国四年多的国共战争，还埋下了朝鲜战争的祸根。中共向国民党政府开战过程中，中、苏、朝三共约定朝共帮中共打天下后中共再帮朝共打天下，实际约定好了朝鲜战争。

美国的“联合政府梦”

斯大林有实力推翻中国政府，但能否做到取决于头号强国美国的政策。二战中，美国民主党政府亲共恶蒋，期望从延安窑洞走出未来中国的领袖。二战结束后，美国继续奉行亲共政策，幻想将美国的两党民主制移植到中国，拉国、共两党和谈。在中共抢占东北，破坏交通线，阻止国民政府受降时，美国军派飞机送林彪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等中共将领到东北、华北前线指挥部，比帮助国民政府空运还早。

毛泽东坚持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无意谈判。但他须听命于斯大林。斯大林命令毛泽东谈判，以向美国证明自己无意挑起国共开战。蒋介石无力抗拒苏联扶植中共武力推翻，只能寄希望于美国出手制止斯大林的颠覆。然而美国人要求国民政府与中共建立联合政府，蒋介石只好与中共谈判。由于共产党坚持军队、地盘不受染指，坚持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目标，谈判破裂。拉两党组织联合政府的努力失败后，具体操办人赫尔利大使辞职离华，杜鲁门总统任命马歇尔将军(GERGE MARSHALL)为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停火和谈。马歇尔1920年代曾经驻华，与史迪威一样能讲汉语，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憧憬延安。二战中，他与史迪威携手，推动罗斯福总统停止援助国民政府，建议援助中共，是“史迪威事件”的主角之一。来华后，他立即向国民党政府施压，声明美国援助须以国共两党和平建立联合政府为前提，迫使国民党与中共签署了停火协议，然后拉国共两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在重庆开幕。三十八位与会者中有国民党代表八位，共产党代表七位，民主同盟代表九位，青年党代表五位，无党派社会贤达九位。会上，军政部次长林蔚报告整编军队计划，拟在年内将现有253师380万的军队缩编为90师180万人；国民党代表提议如期于5月5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除已选出的代表外，其余名额合理增加，第二届国民大会于宪法颁布后六个月内选举召集；青年党建议公平编遣，军民分治，军党分立，设国防部；民主同盟建议现役军人脱党，大量裁军，成立整军计划委员会的建议。会议决定，成立由美国顾问马歇尔将军，国民政府代表张群（后代以张治中将军）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组成军事三人小组，负责制定方案以贯彻协商会议全面裁军和中共军队统编为国军的决议，期望解决政府和中共之间的政治、军事分歧，消弥内战和推进民主宪政。

1月31日，会议程序上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案》、《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军事问题案》和《宪法草案案》等五项政协决议。其中，《和平建国纲领》要点为：遵奉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最高指导原则，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平等合法；《政府组织案》要点为：改组政府，成立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委员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担任。改组后的政府作为结束“训政”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时期政府，负责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国民大会案》规定1946年5月5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军事问题案》要点为：军队属于国家，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内有公开的秘密的党团活动，改组军事委员会为国防部，隶属于行政院；《宪法草案案》规定，对于国民政府在抗战以前公布之宪法草案（五五宪草）提出修改原则十二项，并组织宪草审议委员会，根据修改原则，参酌各方提出的意见，加以整理，制定五五宪草修正案。

政协会议不光是马歇尔促成，还是斯大林促成。中共派代表出席会议是奉了斯大林的指示。在蒋介石未正式拒绝“战利品合营东北计划”前，斯大林指示中共学习“法共经验”。后者是邱吉尔与斯大林按“百分比”瓜分欧洲为各自阵营势力范围的产物。根据百分比协议，斯大林承认法国为西方阵营势力范围，指示法国共产党放弃武力推翻政府宗旨，交出军队，拥护政府。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周恩来向中共高层介绍了“法国共产党军队国家化的经验”，主持中共中央的刘少奇主张配合马歇尔的停战和政协会议建议，认为中共在国家一片废墟，举国盼望和平时应学习“法共经验”，下达指示称：“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我党即将参加政府”，“我们的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命令”。在和平曙光出现时，毛泽东出院参加了高层会议。他看清了斯大林将支持中共开战的前景，看清了美国推动停战、建立联合政府政策有利于中共开战，在会上否定“和平民主新阶段”方针，指示“力争以长春为我首都，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命“东北民主联军”向秀水河的国民党军发起了攻击。2月25日，军事三人小组宣布国共双方十八个月内大规模裁军的方案。然而紧接着，“东北民主联军”向政府军发动进攻，歼灭了国军五个营，使短暂的东北停战局面和全国和平的曙光随之消失，同时也宣布了裁军方案无效。多年后，毛泽东评论刘少奇主持中央推出的避免内战方针略说：“‘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41]

3月初，马歇尔在反苏运动高潮中飞抵他向往了多年的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为马来访作了精心的准备，率中共专门筹组的仪仗队到机场欢迎。会见中，毛泽东向马歇尔大谈向往美国、向往民主，表示喜欢美国胜于苏联，称如果能出国访问将首先去美国。会见后，中共安排马观看“黄河大合唱”。马歇尔对毛、周的民主言论和大合唱极为受用，对延安更增好感。他不会想到，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正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大城市，毛泽东在会见期间指示东北局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阻止国民党军出关，他更不会想到，毛泽东为接待他把会讲英语的儿子都送到了乡下，以免儿子说漏了什么。[42] 马歇尔刚离开延安后，毛泽东一面指挥向东北国军开战，一面与周恩来商定了专骗美国人的双簧策略，即周恩来在军调部与马歇尔商量停火方案，毛泽东在延安拒绝军调部的方案，以让军调处实际作废。

国军登陆东北及陆路出关被阻，只好陆路强攻出关。毛泽东要求独占东北，完全不允许国军出关接收，电令林彪、彭真：“马歇尔到华后东北可能停战，国方必于数日内尽力攻夺四平、本溪，望注意在可能条件下击退其进攻，守住四平、本溪，以利谈判”，“不惜重大伤亡，死守四平，寸土必争”。4月，郑洞国率领的国军与林彪率领的中共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展开了激战。经过一个月血战，双方伤亡均以万计。毛泽东提出“化四平街为马德里”口号（马德里军民在1936年至1939年浴血奋战，顽强抗击德、意入侵，因此闻名世界），要求死守四平。5月18日，孙立人率国军新一军突破共军防线，击败了共军。林彪急电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如实报告说：“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接林彪急电，中共东北局紧急请求苏军出兵相救。斯大林担心美军介入拒绝出手援助。等待苏军出兵无望，林彪弃守四平率军北逃，被孙立人乘胜追击得溃不成军，弃了长春一直逃过松花江。正当东北民主联军丧失还手之力，孙立人率军追到哈尔滨附近，毛泽东准备弃守哈尔滨退往苏联之时，马歇尔出手救中共，以停止援助、停止帮助运兵相威胁，迫使蒋介石下令停止追击及同意停火十五天。帮助东北民主联军保住哈尔滨后，马歇尔再逼迫国民党签定了松花江停战协定，将停火期延长至四个月，以调停的名义帮助获得了喘息和休整的时间。

在1946年5月至9月停火期间，中国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之一是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接受苏联军火，改编投降苏军的二十万满洲军，接受苏联的军训，军事实力倍增；变化之二是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对“和平民主新阶段”方针展开清算，将支持方针的东北局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政委彭真降职为副书记、副政委，任命东北民主联军司令林彪兼任政委和东北局书记，将东北第一把手彭真原地降职为林彪副手，不久再将彭真调离东北，将反对刘少奇的高岗提拔为东北局副书记，排除了刘少奇对东北的影响（多年后，“和平民主新阶段”方针成了刘少奇的主要罪状）；变化之三是中共制造了“李（公朴）、闻（一多）刺案”，推动美国朝野掀起了反对援助国民党政府浪潮，促使美国国会和政府决定对国民政府实施武器禁运。停战之前，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战无不胜。经过四个月停战，中共东北民主联军脱胎换骨，在军队数量、兵源、武器装备方面均超越国民党军，而国民党不获美国援助，军心动摇，国、共在东北战场实力对比逆转，国民党军陷入被动挨打处境。

东北停战期间，共军在华北发动了对国民党军的进攻。东北停战期结束后，林彪指挥十二个师三下松花江南，深入国民党军后方打歼灭战，取得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胜利。“三下江南”作战中，苏军提供的重型装备成为制胜法宝。时任东北民主联军二纵政委的吴法宪写道：“林彪告诉我们说，新一军难打，他们一个营，我们就要用一个师去打。五师一万多人要全部出动，还要外加一个坦克中队的四辆坦克。……大概经过三个小时，新一军的一个加强营加上一个保安团全部被我们消灭了。这是我们第一次与坦克协同作战，感觉这坦克真是个好东西。”[43] 东北民主联军的另一制胜法宝是潜伏于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刘斐、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的郭汝瑰等红色间谍事先将国民党军的作战计划通报给中共，成为中共在东北决战中的幕后功臣。

在国共战争从东北蔓延全国过程中，马歇尔主持军事调解处向国共双方不断发出停战令。马氏的停战令的真实作用是偏帮中共。因为，美国对中共没有影响力，所能做的无非是以停止援助施压国民政府，禁止蒋介石开战。这样，美国政府在华政策和军事调停实际是只许中共开战，不准国军开战，纵容毛泽东大打出手。在国共之战升级后，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声明，默认斯大林推翻国民党政府，同时变相承认美国在华的“联合政府梦”破产。年底，中共策划了“沈崇事件”，以美国兵强奸中国女大学生的情节在全国发动了煽动起了反美示威运动。美国在华的海军陆战队在各地反美示威中撤离。1947年1月，国民政府宣布国共谈判破裂，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同时宣布苏联违背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的承诺，决定废除1945年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中共针锋相对，宣布自3月5日起，废除从未具有意义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新编第四军番号，改称共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美国则关闭了马歇尔主持了一年的军事调解执行部，将其改称“对华联络处”，将罗斯福为援助中共派驻延安美军观察组从延安撤离，将马歇尔召回（马不久后接任了美国国务卿）。

国共全面开战

1947年3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制定出“重点进攻”的作战计划：重点之一是进攻延安以摧毁中共指挥中枢；重点之二是进攻中共山东根据地，集中兵力寻找中共主力决战。潜伏在国民党指挥中枢的共谍郭汝瑰、刘斐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计划报给了延安。得到情报，毛泽东采取坚壁清野、主动撤离延安策略，率周恩来、任弼时和中共精干机关与少量军队在陕北与胡宗南周旋，派刘少奇、朱德去河北平山组建中央工作委员会，负责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派叶剑英、杨尚昆率领中央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到山西临县组建后方工作委员会。毛敢于不离开陕北不光是因为派在胡宗南身边共谍熊向晖、陈忠经、申健（情报后三杰）等人不断递送来胡军动向情报。据说，胡宗南与张治中一样，早在黄埔军校时就被共产国际发展为了红色代理人。在胡率几十万大军在陕北“重点进攻”的一年中，一系列事实让人相信胡通共之说：胡军没有找到中共主力决战，反而不停地中埋伏；中共新华社向全国广播，宣布毛主席依然留在陕北；中共不仅仍控制着陕北大部分地区，还从容地搞土改运动；毛泽东在离延安不出一百五十公里范围内，带着电台，与苏联保持联系，向全国各地的解放军发指示；毛与胡军中的电台联系从未中断。因有通共的国民党军主帅相助，向来惧怕风险的毛泽东在胡军进攻面前淡定自若，在胡军攻进延安前几小时才离开。当时随同毛在陕北玩捉迷藏的机要人员后来披露：“他们的行动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的人的身份有的直到现在也没公开”。[44] “重点进攻”的主帅通共，进攻大军稀里糊涂地葬送也就不奇怪。

在山东作战方面，潜伏共谍同样大显神威。中共华东野战军得到参与国民党最高机密的国军中将韩练成提供的国民党军军事情报，在莱芜战役中歼灭数万国军，乘胜扩大战果，将鲁中、胶东、渤海三个地区连成一片，巩固了共军的后方。暗助共军取得莱芜战役胜利后，韩练成冒险返回南京，不仅未受国民党处分，反而被任命为总统府参军，直接参与蒋介石的战略部署。在随后的孟良崮战役决策中，他向共军提供重要军事情报，使国民党军在山东错误百出。多年后，毛泽东赞韩说：“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周恩来称韩是“没有办理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朱德赞韩立下了“大功、奇功”。中共潜伏于国民党军的另一共谍奇兵是国防部的作战厅长郭汝瑰中将。他将蒋介石对孟良崮战役的作战部署报给了中共，并向蒋介石隐瞒共军动向，推动蒋改变原计划，作出“集中兵力追歼”的错误进攻决策。随着国军王牌精锐整编七十四师被解放军全歼，抗日名将张灵甫阵亡，蒋介石的重点进攻一败涂地，国民党政府走向垮台。应当说，中共挫败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决定因素不是毛泽东指挥有方，而是苏联的扶持。有斯大林提供的军火，特别是重型武器，中共对军事实力方面从对国民党军劣势转为优势。“调动国民党的百万大军”的共谍也不是中共安排，而是苏俄早年向援助国民党投资的收获，是孙中山为获金钱、军火援助与苏俄作交易，接受苏俄在国民党内部安插共产党人的结果。没有苏俄军火、情报方面的扶持就没有中共挫败国民党重点进攻的胜利。

1947年7月，国民大会于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宣布共产党为颠覆政府的非法逆党，宣布国家进入非常时期，规定“总统在动员战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39条或第43条规定之限制”，赋予总统独裁的权力（这个临时条款直到1992年才在台湾宣布取消）。10月，国民政府宣布受苏联和中共操纵和资助的中国民主同盟为“破坏动员，参加叛乱，反对政府”的非法团体，限令民盟成员到卫戍司令部登记。民盟这时有恃无恐，由主席张澜发布《中国民主同盟解散公告》应付国民政府的取缔，张澜、沈钧儒、章伯钧等高层得中共秘密安排到达香港成立了新民盟机关。重新成立的民盟放弃了民主宗旨，以中共提出的“用革命手段，为彻底推翻整个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统治而斗争”为新纲领。同月，国民党反蒋派人士在香港召开联合代表大会，成立了以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与民盟一样，民革也是受中共领导和资助外围组织，其宗旨也包括了中共制定的“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等内容。长期以独立民主党派面目出现的民盟、民革其实早就是中共操控和资助的外围组织，它们的实际领导人基本都是中共的秘密党员，其中一些人是直到几十年后去世时才以遗体覆盖中共党旗的方式公开秘密中共党员身份。而且，中共通过秘密党员控制的团体不仅这几个指定“民主党派”，例如赵朴初去世盖中共党旗，被称同志时，人们才知道佛教协会会长是共产党员。

从罗斯福到杜鲁门，美国民主党政府对共产主义充满幻想，长期奉行“倒蒋亲共”的对华政策。二战后，杜鲁门政府坚持要求国民政府与中共建立联合政府，却完全没有坚持要求中共放弃武力推翻政府的宗旨，显示民主党人愿意看到国民党政府被共产党推翻。苏俄能长期操纵中国走向有赖美国政策配合。在苏联扶植中共推翻国民政府时，美国“联合政府梦”的作用是偏帮中共，允许共产党开战而不允许国民党应战。杜鲁门、马歇尔的“援助只提供给联合政府”说法实际向蒋介石宣布，要获美国援助须经中共同意。斯大林有能力推翻国民政府，也有能力命令中共服从国民政府，但他能否推翻国民政府须看美国的脸色。美国有能力制止斯大林扶植中共，有能力挫败斯大林的任何计划。但是，美国的民意和美国民主党政府亲共，默认中国被赤化，纳入共产阵营，配合了斯大林的推翻国民政府的计划。如此，美苏共同决定了国共战争的结果。

美国政府对斯大林推翻国民党政府的默认出乎蒋介石和斯大林的意料，但合乎毛泽东的预料。毛泽东从美国人在延安的兴奋神情中看出美国人喜欢中共，厌恶国民党，不会真正支持蒋介石，因此对和谈、联合政府始终嗤之以鼻，坚持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毛泽东判断对了，美国在日本投降后没有向国民政府提供实质性军事援助。没有美国的支持，国民党军事上无力对抗苏联扶持的共军，经济上无力应付长期抗战带来的经济危机，无力应付恶性通货膨胀带来的沸腾民怨，迅速走向崩溃。

当然，美国人不是全部亲共。共和党人抨击民主党默认苏联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反对政府的亲共反蒋的政策。在共和党抨击的压力下，杜鲁门总统不情愿地派魏德迈为特使来华调查中国内战的情况。魏德迈率使团考察了国民党各战区后提出报告，指出了苏联支持中共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实情。根据魏的报告，杜鲁门总统决定取消实施了一年的对华武器禁运。1948年11月，美援军火物资运交给了国民党政府。但这时，国民党的败局已无可挽回，蒋介石已经在安排退往台湾了，美援军火已如雨后之伞，可有可无了。

对于美国民主党整个1940年代的中国政策，不光美国共和党人谴责，连民主党籍众议员肯尼迪也批评说：“国会已经申明，美国远东政策的目标在于维护中国的统一和国民政府之稳固。而杜鲁门政府坚持中国必须成立联合政府，否则不予援助，使国民政府遭受惨重打击，使中国被赤化。我们曾为维护自由中国不惜一战，而今它却被我们的总统断送。”国民党政府垮台后，共产阵营立即发动了朝鲜战争，要求赤化整个亚洲。这时，美国人才开始抛弃长期的亲共政策，为整个1940年代的亲共政策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