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第 20 章 “武装保卫苏联”
中东路战争
三百年来，控制远东和北太平洋区域一直是俄罗斯的战略目标。1891年，俄国为实现这一目标开始修筑西起莫斯科，绕过中国满洲至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当大铁路修到外贝加尔地区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见日本击败中国获得巨大利益，沙俄产生了非分之想。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向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提出了大铁路穿过中国东北修建的方案，称可缩短路程，利于向中国扩张；外交大臣罗拔诺夫也建议：“我们要在太平洋上获得一个不冻港，为便利西伯利亚铁道的建筑起见，我们必须兼并满洲的若干部分。”沙皇批准了维、罗的方案，俄国开始设法让清政府同意大铁路穿过满洲。
1895年，沙俄联合德、法干涉，迫使日本还辽，同时联手法国银行，向无力支付巨额赔款的清政府提供了四亿金法郎借款，使清政府得以支付首期对日赔款一亿两。1896年，俄国拒绝了清政府原拟的贺俄皇尼古拉斯二世加冕专使人选，指名要求李鸿章为专使。有求于俄的清政府同意了俄国的要求，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贺加冕。俄国隆重接待李鸿章，要求与李密谈西伯利亚铁路事宜。李鸿章抱联俄制日幻想，与俄展开密谈，随后与俄国外务大臣订立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中俄密约》、《李与罗拔诺夫条约》、LI-LOBANOV TREATY）。这一密约的主要内容为：共同抵御日本；如与日本发生战争，两国不得单独与日本议和；为对日本作战，中国所有口岸允许俄舰入驻；为俄国将来运输便利，允许俄国在中国境内建筑铁路，得穿过黑龙江与吉林地方以连接海参威；俄国在铁路沿线享有派驻警察、享有开采煤矿和兴办其他工矿企业的权利。《中俄密约》允许俄国军队在中国东北畅行无阻，实际将中东铁路沿线的广大地区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并且，密约规定俄国拟建贯穿满洲铁路为宽轨。这意味，在中国境内修建的铁路只能与俄国铁路衔接，中国无法利用。维特向沙皇报告：“从政治和战略方面来看，这条铁路将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相当数目的俄国军队在上述据点的出现，一种可能性是大大增加俄国不仅在中国并在远东的威信和影响，并将促进附属于中国的部族和俄国接近。”
根据《中俄密约》，清政府出银500万两（全部资金为1125万金卢布，中国股份约占三分之一）与俄国合组了华俄道胜银行，与俄方订立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由于华俄道胜银行由俄国控制，俄国实际控制了“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和修筑铁路事宜，章程中的“中俄合办”成为俄国践踏了中国对满洲主权的幌子，俄国实际攫取在满洲收税、经营国库有关事业、铸造货币，及布设内地铁道电线等等诸多特权。
随后几年，华俄道胜银行修建了满洲里经哈尔滨到绥芬河的中东铁路主线，哈尔滨经长春、沈阳到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再根据1898年的《旅大租地条约》出兵占领了旅大。修筑中东铁路过程中，沙俄不破财反大赚其钱。因为，沙俄雇佣廉价的中国劳工，枕木、石料就地取材，而掠夺的中国资源远超筑路投资。1901年，李鸿章逝世。临终时，李被俄国公使拿着文件到病榻前逼在中俄密约文件上签字。《纽约时报》11月9日披露：“李的逝世是因为与俄国驻华公使雷萨尔为满洲条约问题激烈争论，导致吐血而亡。” [1] 维特后来在回忆录中披露，沙俄交李鸿章签署的密约不是李在密谈时同意的文本，而是俄方人员趁李吃饭时掉了包的文本。1903年，穿过东三省的中东铁路（东清铁道）建成。通过贯穿满洲的中东铁路，沙俄控制了满洲广大地区的行政权、司法权，每年从满洲掠夺走天文数字的资源，仅伐木一项一年就掠夺中国上亿元。
1919年，生存危机中的苏俄发表了《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南政府宣言》（《第一次对华宣言》），宣称将当时被国际共管的中东铁路无偿移交中国。1920年，在政权开始稳固，红军开始进向西伯利亚的形势下，苏俄再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宣言》，其中删除了《第一次对华宣言》曾提到的“不受任何报酬返还中东铁路等财产”的内容，将《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关键处修改为“对于中东铁路经营一事要与中国政府另订新条约”。张作霖看穿了苏俄霸占满蒙野心，指出苏俄在对华侵略方面与沙俄无异，其宣言是对中国人的欺骗，要求北京政府以苏俄履行第一次宣言承诺、归还中东铁路、从蒙古撤军为建交条件。张作霖所言完全正确。苏俄在此后两年霸占了中东铁路、北满和蒙古，其扩张野心比沙俄有过之无不及。1923年，苏俄在谋求与中国建交的同时物色孙中山为代理人，决定以金钱武器扶植国民党武力推翻维护满蒙主权的北洋政府和张作霖。1924年，苏俄胁迫北洋政府签署了屈辱的《中俄悬案大纲》，随后通过间谍哄骗张作霖签署了内容大同小异的《奉俄协定》。两协议签订后，苏俄拒不履行，拒绝与东北当局分享中东铁路的盈利和控制权。张作霖只得以武力维护在中东铁路和沿线地区的权益。1925年，苏俄以军火、金钱扶持冯玉祥作为推翻张作霖的工具，策动冯与奉系将领郭松龄发动了推翻张作霖的兵变。兵变被日本出手支持张作霖挫败。1926年，苏俄操纵国民党军和国民军（南北二赤），发动了推翻中国政府的北伐战争。张作霖拒绝对苏俄压迫屈服，说服吴佩孚捐弃前嫌，组成“讨赤联军”对苏抗争。至1928年，苏俄推翻了北洋政府，派特工制造“皇姑屯事件”，暗杀了讨赤领袖张作霖。[2]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多次与苏俄交涉收回中东铁路谈判无果。张的“俄国通”秘书邹尚友建议说：“苏俄发生了大饥荒，人民奄奄待毙，仇恨共产党政权，若能趁此机会对苏发难，一举收回中东路主权，苏俄无力反抗，世界列强将支持中国的行动。”接受建议，张学良决定强行收回中东铁路。1929年5月27日，张学良根据冯玉祥通苏准备叛乱的密报，派军警强行搜查了苏俄驻哈使馆，搜出了苏俄准备再度扶植冯玉祥推翻国民政府的秘密文件，然后下令将苏俄驻哈总领事、中东路各站负责人等39人逮捕，将中东路局苏方正副局长免职，是为“五二七事件”。事件后，苏俄一面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释放其在哈尔滨领事馆被捕人员，一面增兵海兰泡，满洲里。7月10日，张学良派兵占领了中东铁路，驱逐俄籍人员，解散了路局苏联职工会、青年共产团、妇女部、童子共产团，查封了苏联的商船贸易公司、国家贸易公司等驻外机构，派白党俄人接收机务处、车务处，并逮捕苏方200余人。7月13日，苏俄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了限三日让俄籍人员复职重掌中东铁路的最后通牒，同时破坏了乌苏里江铁桥。国民政府拒绝了最後通牒后，苏俄断绝了与中国的铁路交通，扣留中国在黑龙江上海城号、宜兴号两艘轮船。
8月6日，苏俄抽调陆海空四万大军，配以飞机、大炮、战舰和首次装备的MC-1型坦克，组建了侵华的特别远东军，由主持国民党北伐的加伦元帅（布留赫尔）任司令，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设立了司令部，布署向中国开战。8月15日，张学良下达防俄动员令，组建了防俄军，任命张作相、万福麟为防俄军正副司令，招募反苏的流亡白俄加入防俄军。8月17日，张学良代表国民政府对苏宣战。当天，中、苏军在满洲里、扎贲诺尔、扎兰诺尔展开激战，双方互有胜负。国民政府军被叛乱的冯玉祥拖住，无力援助东北军。10月，苏俄特别远东军主力侵入中国东北。至12月，苏军攻占了海拉尔、扎兰诺尔和满洲里，驻守扎兰诺尔的东北军第17旅旅长韩光以下2000余官兵全部阵亡，东北军败退。苏军担心再向南追击引发日俄战争，在占领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后止步。至此，中东路战争以东北军惨败的结束。
12 月22 日，张学良的代表蔡运升在伯力与苏俄代表苏曼诺夫斯基签订了以恢复战前苏俄在满洲权益为主要内容的《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苏军开始撤军。战争的结果是，苏俄不仅仍旧霸占中东铁路，又霸占了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黑瞎子岛等岛屿。由于《伯力议定书》过于屈辱，南京国民政府以所议超出中东路范围而不予批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蔡运升越权渎职，从严议处；东北外交完全归中央办理。外交部长王正廷为谈判越权事件引咎辞职，获国民政府挽留。经张学良同意，国民政府改派新任中东路督办莫德惠前往莫斯科就中东铁路事宜与苏俄重新谈判。由于苏俄坚持伯力议定书有效，重开的谈判经25次会议而无结果，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占领了整个东北，中苏谈判不了了之。
中东铁路战争是了解苏俄十年在华所作所为的钥匙。新生的苏俄在政权危机中向中国人民开出了无条件归还中东铁路和沙俄一切在华权益，废除沙俄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空头支票，在政权巩固后霸占蒙古和中东铁路，将阻止它实现向满蒙扩张的北洋政府和张作霖列为首要敌人，以金钱军火扶植“南北二赤”，武力推翻维护中国主权的张作霖、吴佩孚和北洋政府。其十年来的中国政策围绕双重目标：向中国输出革命与霸占满蒙。十年间，苏俄通过国、共两党发动的“反帝”、“国民革命”、“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所谓反帝运动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绝口不提收回在华的最大租界——中东铁路地区。当国民政府要求收回中东铁路时，苏俄与沙俄一样，赤裸裸地武力侵华。当年沙俄决心武力霸占满蒙，只是因为其它列强不答应才被迫从满洲撤军。苏俄同样决心武力霸占满蒙，只是因为日本不答应而退缩。若无其它列强牵制，满蒙必如库页岛、海参崴一样，被并入俄国版图。
中东路战争中，在苏军向东北军大举进攻时，蒋介石除通电号召“诸将士同心一德，共同努力，誓贯彻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目的”之外并无军事行动。除了陷于新军阀混战腾不出手之外，国民党政府怯于对苏强硬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人靠承诺出卖满蒙先匹敌日本扶植，后获苏俄扶植而壮大，而上台。常言道：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得苏俄扶植而上台的国民党政府不可能像张作霖和北洋政府那样理直气壮地维护满蒙主权。
中共开除陈独秀
随着输出革命的规模扩大，苏俄感到了众列强联手抵制止共产主义及再次对苏武装干涉的威胁。在联共（布）“十五大”上，斯大林提出了以对苏联的态度作为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依据，称“谁无条件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就是反革命”。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共产国际在1928年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命令各国共产党以“保卫苏联”为基本纲领。在张学良缴获冯玉祥通苏文件，逮捕中东铁路苏方人员的“五二七事件”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发出了《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呼吁》，要求中共站在苏联一边，调红军向大城市进攻，扰乱国民政府后方，策应苏联的军事行动。
奉共产国际之命，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言》，命各地中共在8月1日举行全国示威，号召广大群众“准备以铁血来保卫苏联”，动员中国人“到街上去”，以“表示我们驱逐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与拥护苏联的决心”。[3] 1929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言》，宣称“拥护社会主义的苏联”，“苏联的胜利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随后，中共中央连续下达了《中央通告第41号：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42号：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言》等文件，在其中宣称“苏联的胜利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苏联的失败，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失败”，指示各地中共在城市组织“飞行集会”、示威、罢工，指示红军从后方打击国民政府，派刘少奇到哈尔滨，派任弼时、潘汉年到上海，分别发动声援苏俄的示威请愿运动，组织成立声援苏俄的“反帝大同盟”组织，由李立三、恽代英等中共领袖带头，在《红旗》等党刊上大量发表拥苏反华文章，否定国家民族利益，鼓吹“阶级共同利益”，宣称“在中国境内建筑的中东路并不是完全属于中国主权”，谴责东北军要求收回主权的战争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强盗进攻苏联的战争”，号召“以铁血来保卫苏联”，“武装保卫苏联”，声称“要使蒋介石政府在战争中失败”。
对于这种在两国交战中为敌国助威的行径，被罢免的前领袖陈独秀以“撒翁”笔名连续三次致信中共中央，反对“武装保卫苏联”、“拥护苏联”、“以铁血保卫苏联”等口号，称“这样的口号会使群众误会我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卢布党”，批评中共中央“随便把群众领到街上玩弄”，并要求将他的信在党报上全部刊出，让全党讨论。中共中央向党员隐瞒了陈信的内容，在党刊《红旗》上刊出《中央答复撒翁的信》等文，斥陈独秀的意见为“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威胁若不改变主张将开除党籍。[4] 彭述之、郑超麟、尹宽、高语罕为首的一批中共党员了解到陈独秀信的内容，组成了名为“无产者派”的小组织，支持陈独秀的意见，形成了以陈独秀为精神领袖的中共党内的反对派。
9月，中共中央再发出《中央通告第49号：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在其中指责陈独秀“搞小组织活动、反党宣传和反革命活动，应毫不犹豫地予以组织上的制裁”。对于中央的指责，陈独秀反驳说：“什么是小组织活动？什么是反党的宣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给中央写信，叫反党宣传么?”对陈独秀等人的活动，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中共中央“铲除自己队伍内的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暗藏的取消派”。10月，在苏军向东北军进攻之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发出了指示信（十月来信），命令中共里应外合，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尤其是在东三省开展革命和罢工运动，扩大游击战争，扰乱国民政府后方，配合苏联作战。根据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在其中斥陈独秀及其支持者们提出反对意见与苏共反对派首领托洛茨基挂钩，一起斥为“反共产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党的路线”。会后，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通告第60号：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要求在城市举行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要求红军进攻大城市，并建议苏俄武装在西伯利亚的十万华工打回中国，与政府军作战。[5] 11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以“革命取消派”（托陈取消派）罪名将陈独秀、彭述之、刘仁静、高语罕、李孚、郑超龄、尹宽、马玉夫、蔡正德等反对派党员开除出党。被开除后，陈独秀写了《告全党同志书》，抨击中共中央“甘心做史大林的留声机器，断送党，断送革命”，并与彭述之、郑超麟、马玉夫等81位反对派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在其中谴责苏联侵华。
共产国际和中共并不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取缔陈独秀为首的反对派。因为，中国的职业革命家们均依靠外国金钱从事革命活动，党的工作人员均享有高于工人收入的“革命工资”，作革命家在经济上具有相当的吸引力。那些“半脱产”的“革命职业家”们都希望获得足额资助成为“全脱产”的职业革命家。被开除的反对派没有了莫斯科的资助，立即需要去各自谋生解决温饱，连会都开不起来，不用取缔就很快散伙。长期靠“革命工资”生活的张国焘曾对彭述之说：“你还能靠翻译为生，如果我出来，靠什么生活好？”[6] 张此言道出了一个道理：外国的金钱是中国革命之车的燃料。陈独秀信中所言“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会让外界误以为我们是卢布党”说法极为可笑。因为，中共是“卢布党”在当时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不存在“误以为”。张作霖在宣言讨赤时明确指出，国、共两党是“卢布党人”，是苏俄赤化中国的工具。翻开当时《时事新报》和《醒狮报》等众多报纸，抨击国、共两党为“卢布党”的文章比比皆是。[7] 陈独秀确实曾拒绝作卢布党人，但在共产国际花大钱将他从监狱赎出来后，他承认没有卢布不行，低头作了卢布党人，定期编制用款申请的用款报告。虽然他代表中共签收的是美元或银元，[8] 但钱来自苏俄。从1923年至1927年四一二事变，苏俄扶植国民党、冯玉祥的卢布、美元以千万计。如此巨额的金钱加军火足以推翻张作霖、吴佩孚，改变中国的走向。中共六大任命的总书记向忠发后在供词中承认，莫斯科提供给中共的金钱不是卢布，而是美金，其数额巨大。[9] 从建立中共到中东路战争，苏俄扶植中共的卢布、美元以百万计，中共所有的会议和决议无一不是苏俄经费的产物。苏俄的金钱是中国各地武装暴动，红军和苏区得以创建的源头。领取苏俄革命工资的中国革命家们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在苏俄入侵时会心安理得地喊“武装保卫苏联”口号。中东路战争结束后，共产国际在中国扶植成立所谓反帝组织的反政府行动没有停止。继“反帝大同盟”之后，共产国际又成立了“自由大同盟”、“左翼文艺作家联盟”、“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社会科学家联盟”等名目繁多的左翼团体。这些团体本质上与“反帝大同盟”一样，都是由交战敌国决定成立，提供资助，服务敌国利益，以扰乱中国后方为己任的敌国外围组织，即卖国组织。
建立中共时，共产国际就申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要求中共党员们消除国家、民族观念，站到国际，即站在苏共的立场从事革命工作。陈独秀不同意这样的要求，但委曲求全，作了傀儡领袖，不得不接受每次代表大会文件中的“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说法。罢免陈独秀领袖职务后，共产国际在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专门一章强调“中共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为共产国际支部”。在中东铁路战争中，陈独秀终因不能摆脱国家、民族观念而被中共开除出党。
被共产党开除后，陈独秀开始了思想上的反省。在1930年代被国民党政府监禁的五年中，他阅读了大量书籍，反省自己的马列主义信仰。这时，在西方世界大萧条背景下，多数西方知识分子抨击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抛弃自由、民主、宪政理念。随着纳粹德国的崛起和苏俄军事工业化，西方各国的民主政治体制衰落，民主宪政国家锐减，西方知识分子纷纷鼓吹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胡适慨叹：“在二十多年前，民主立宪是最令人歆羡的政治制度。十几年来，人心大变了：议会制度成了资本主义的副产，专政与独裁忽然大时髦了。有些学者，虽然不全是羡慕苏俄与意大利的专制政治的成绩，至少也是感觉到中国过去二十年的空名共和的滑稽，和中国将来试行民主宪政的无望，所以也不免对于那不曾试过的开明专制抱着无穷的期望。还有些人，更是明白的要想模仿苏俄的一阶级专政，或者意大利的一党专政。”[10] 在西方知识分子纷纷抛弃自由民主共和宪政理念时，狱中的陈独秀却回归了年轻时提倡的民主观。他写道：“人们对民主主义有不少误解，最浅薄之见莫如把民主主义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民主主义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一种动力。”[11] 1930年代后期，他阅读大量揭露和抨击斯大林极权主义和“大清洗”内幕的书籍，了解斯大林血腥的“大清洗”，屠杀、逮捕、流放数百万人的事实。于是，他毅然抛弃了曾经的共产革命信仰，提出科学和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12] 他写道：“我认为以人民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是进步的；以德（希特勒）、俄（苏联）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反动的，不管它口头说得如何左。”“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为一类”，“斯大林的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着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13] 他的思想转变同时为中共和共产党托派所不容。中共称他走向反动，作了“资产阶级的俘虏”；托派认为他的思想倒退了。[14] 陈独秀坚持反省与思想探索，批判苏联的政治制度说：“拿‘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空洞抽象名词做武器，来打毁资产阶级的实际民主，才至今天有史大林统治的苏联”，[15]“对于苏联问题，不可迷信个人而轻视制度。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为后十年的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应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斯大林的罪恶，乃是独裁制的逻辑发展。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时期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的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为宝贵。……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16] “希特勒只许有它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将使人类窒息……没有民主主义、民主制，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党的独裁、领袖独裁。……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17] 在世界各国知识界赞美苏联的潮流中，陈独秀洞见了斯大林极权主义体制的反民主本质和灾难性质，肯定公民自由、法治、普选制等现代民主制度遗产的普世性，回归了“自由、平等、博爱”、“民治、民有、民享”的普世价值观，前瞻地提出了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自由的主张。虽然政治生涯充满失败，个人生活越来越困窘，但陈独秀不因个人利害得失而改变观点。在贫病中，他拒绝了蒋介石资助，也拒绝了中共以停止发表文章为条件的资助，坚持反省、思索，成为二十世纪最早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先驱。
共产国际建立苏区
1923年初，苏俄在《孙文越飞联合声明》中声称共产革命不适用于中国，不将共产制度引入中国，但不久就运来军火扶植国民党推翻中国政府，将共产制度、共产革命、暴力工农运动与反帝运动全面引入中国。1926年2月，共产国际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改组，成立了十一个地区书记处。其中之一是主管东方国家的远东书记处，由东方部部长彼得罗夫（拉斯科尔尼科夫）任书记，成员有：原远东部部长维经斯基，别达赫特、谢马温、蔡和森、杨诺夫斯基、基姆、得洪、卡斯帕罗娃和福京。4月，共产国际在上海设立了远东局，由维津斯基（化名为谢尔盖、谢尔金）任主席，成员包括拉菲斯（化名马克思），格列尔（化名教授），福京（化名年轻人）和中朝日三国共产党代表。[18] 新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是专门负责向中国输出共产制度，策动暴动和建立苏维埃的机关。
四一二事变后，在华的远东局成员面临危险，共产国际被迫撤销了上海远东局。撤销上海远东局不意味停止输出革命。共产国际立即派遣苏联军方情报机构要员牛兰（HILAIRE NUULEN）及夫人汪得利（GERTRUDE RUEGG）以独立商行为掩护，在上海设立了共产国际的秘密联络站。牛兰原名亚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尼克，又名保罗·鲁埃格（PAUL RUEGG），原籍波兰，出生于乌克兰，曾长期任职“契卡”、“克格勃”，有十几个化名，牛兰只其中国化名之一，中共称他为“牛轧糖”、“交通毛子”。为便于开展活动，牛兰夫妇持有多国护照，以化名登记了八个信箱，拥有十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几家调动资金的商行。通过秘密联络站和各地苏俄领事馆调拨资金，共产国际相继策动了南昌、湖南秋收、湖北黄麻、广州、陕西清涧等一系列暴动以报复国民党“清共”。
1929年初，共产国际将远东局从海参崴秘密迁回上海，继续致力在中国策动暴动，建立苏区。远东局内分三个相对独立的部门：政治部负责传达共产国际政策指示，帮助中共制定各种政策文件，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和中共的情况；组织科负责向中共及远东其它国家共产党发放经费，安排莫斯科与中共之间的人员、文件往来，无线电通讯，及安排重要会议等等；军事顾问部负责策动中国各地的武装暴动。牛兰夫妇以设在上海租界内的“大都会贸易公司”等三家公司为掩护，负责管理秘密电台、安排共产党人员往返苏俄，调拨经费，及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中共与亚洲各国党之间的联络，接收、中转信件、电报、邮包，安排秘密印刷点和秘密会议等工作。通过牛兰的三家贸易公司，共产国际的巨额资金源源汇入中国，成为苏俄在中国创建红军、苏区，策动各地暴动的动力源头。
外强扶植中国革命党从来需要金钱军火同时并举。得知中共暴动军占领了南昌，斯大林下令向华南沿海运送军火以扶植中共建立武装割据。苏俄运送军火到华南已是熟门熟路，从1924年开始就不断从海参崴向广东国民党军运送军火。这一次，军火不再是给国民党，而是给共产党用于推翻国民政府。1929年3月，蒋介石软禁了李济深，任命李的部下陈济棠接掌了广东。陈与蒋介石一样，因在“国民革命”中高调拥苏获苏俄顾问重用。在赴苏联“游学”兼考察期间，陈接受共产国际的拉拢，领取了共产国际的党员证。主粤后，陈济棠与苏共与达成交易，苏共秘密海运大批军火、物资来粤，分别储藏在粤赣边区南雄县梅岭钟鼓岩山洞（东库）和粤湘边区的连州、连南、阳山地区的岩洞中，陈济棠协助庇护苏俄的军火库，暗助中共军队前来领取军火。[19] 最早创建红色割据的毛泽东最早来领军火，于1929年率红军来来梅岭补充军火。有了巨大的军火库，共产国际中国各地不断策动武装暴动，相继创建了闽西、赣南、鄂豫皖、洪湖、湘鄂西、鄂西北、陕北等地的红军和苏区。
陕西是苏俄扶植“北赤”冯玉祥重点经营的区域。苏俄在此开办了“北方黄埔”——中山军事政治学校，任命接受苏俄培训的共产党人史可轩、邓小平、刘志丹为校长、政治部主任、政治教官。中山军校主要培训国民军营、连、排初级军官，名义上隶属国民军总部，实际完全由共产党掌控，学员全由中共选送，其中包括后来陕北红军的骨干谢子长、高岗、习仲勋等人。在西安中山军校之后，苏俄在包头、银川、兰州等城市又开办了十五所军事学校，在西北掀起了青年投身军校热潮，并吸引了大批青年加入了共产党。“四一二”事变后，国民军中的苏俄顾问被礼送回国，但军校培养的八千多军官仍然听命于苏俄。共产国际指示这些军事学校的共产党员在西北发动了青涧等武装暴动，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金钱、军火分配决定着各地暴动规模和红色割据的消长。没有共产国际的提供的金钱军火就没有中国遍地的红色暴动、红军和红色割据。革命家们红色生涯的背后是共产国际的操控。例如，邓小平在法国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被送去苏俄培训，然后被派回中国主持“北方黄埔”，再被派到广西领导了百色暴动，再被派到江西苏区。
1929年之后，苏联设在广东的军火库长期成为中国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像磁石一样吸引中共各路人马前来，毛泽东率红军三打南雄梅岭，红军陈毅部、彭德怀部数打梅岭，都是为来此“东库”接受武器、物资和广东地下党在陈济棠庇护下生产的军服。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项英、陈毅部长期盘踞梅岭一带，背靠苏联军火物资库生存。陈济棠被逐离粤后，继任的余汉谋同样与苏联作交易，庇护着苏联设在华南的军火库。陈毅部长期盘踞的梅岭，南雄一带有了“南方小延安”之名。这就是中共后来宣传的红军华南游击战。抗战爆发后，中共军队仍然不断来南雄、梅岭取军火，与项英不和的叶挺打军火库的主意，打算在余汉谋的支持下另建军队，1941年，王震、王首道部南下五岭，目的还是一样。毛泽东“五岭逶迤腾细浪”之句写的应该就是他三次到过，山岭不高的南岭五岭之景。建国后，中共调大批民工填埋军火库山洞，以掩盖依靠苏俄军火、物资起家的真相。[20]
进攻大城市配合苏联
1929年10月，在苏军向东北军大举进攻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通告第41号：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42号：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49号：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中央通告第60号：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要求在城市举行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要求红军进攻大城市。中共中央从上海派到各根据地的代表并非只带着“武装保卫苏联”的指示信，更重要的是带着远东局提供的金钱。
12月，苏军在满洲击败了中国东北军，迫使东北当局签定屈辱条约，不仅恢复霸占中东铁路地区，还多占了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黑瞎子岛等岛屿。中东铁路战争获胜后，斯大林没有命令中共红军停止进攻大城市。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空前经济危机的形势下，他认为资本主义灭亡阶段到来，指示各国共产党开展世界革命。根据指示，李立三于1930年2月主持发出了《中共中央接受国际1929年10月26日指示信的决议》和《中央第70号通告：关於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要求各地中共发动工人罢工、地方暴动及策动国民党军兵变。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集了全国苏区代表大会和各红军代表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指示。6月，李立三在上海再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作出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要求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会后，中国各地暴动和红军向国民政府的进攻一浪高一浪。在满洲，新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到奉天后立即部署满洲暴动。长期遭受俄人欺压的东北人民对中共在中苏战争中号召暴动保卫苏联一致痛恨，满洲省委也觉得指示难以执行，被迫将暴动扰乱东北军后方的计划搁置。在陕西，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武装保卫苏联”的指示，将暴动军改名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江西和闽西苏区，中共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印在了苏区出版物和钞票上以示支持苏俄。
红军进攻大城市的最大行动是红五军攻打长沙。奉中共中央指示，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于1930年7月率第三军（黄公略），第五军（彭兼）及第八军（何长工）将政府军何键部逼退到益阳，占领了长沙。入城后，红军纵火焚长沙各政府机关，向商会勒索70万元。[21] 8月1日，红军宣布成立李立三任主席（未到）的苏维埃政府和滕代远任主席的湘鄂赣边工农兵暴动委员会。 8月4日，黄、彭在何键反攻压力下率军携夺取的大批物资退出长沙。红军残酷烧杀不是自中东路战争开始，而是八七会议以来执行共产国际“残酷报复国民党清共”的指示没有断过。“彭（德怀）、黄（公略）暴动军在湘东两年，杀人五万，每破一城，尽掠富农商人钱财。夺财的主要手法是抓捕商家，施以酷刑，通知家人限期勒赎。并且，连黑道规矩也不讲，不缴赎款杀，缴到赎款亦杀。在长沙破城时，曾有一富孀之子为黄公略所执，绑之堂前树上，以荆棘状之铅丝鞭挞之，传令以十万为代价，款不到则鞭不停，富家子哀号转侧，血流满地，其母披发奔走，竭一日夜之力，勉足十万亲捧至总司令部赎子，其子已成血肉縻烂气息早绝之血尸矣！富孀哀号一声亦死。黄除杀人外，又好色纵淫，所掠大家闺秀无幸免，拒之立以大刀碎割，顺之则数日后赏其卫士为公妻，卫士人多，往往不终朝已蹂躏死。黄之残杀，比诸张献忠仿佛似之。”[22] “赤匪此番入城，挟其马变（马日事变）以后之怨毒，对长沙人肆行报复，而城内居民，因事前丝毫不知匪来如是之快，除一部分得信较早之绅富，仅以只身逃出西南两门外，十分之八留在城内。28日满城起火，盖赤匪对长沙绅富及党政机关服务人员之住址，早有调查，因此分头放火，抢掠财物，见人即杀。而杀人方法，亦倍极惨毒，有生剥其皮者，有投之火中者，以大刀砍杀者尚属优待。杀人最多者为梭标匪，且此时匪众多极，流氓地痞无知贫民错杂其间，大多以红布围颈，手持刀枪之属，如有荷一步枪者，已属指挥人员矣。计自28日至8月1日，杀人在5000以上，街道河流伏尸为满。”[23]
彭德怀、黄公略、孔荷宠在湘东烧杀之时，毛泽东率红军攻占了江西吉安，实施同样的红色恐怖。在占领吉安的45天中，红军每天贴出杀“反革命”的布告，在小县城吉安杀人万余，屠城之惨烈直如张献忠屠川。多年后，人们从革命党所写的史书中读不到湘东红色恐怖，读不到吉安大屠杀，只读到毛泽东率红军攻占吉安，扩大了湘赣边界红色区域，只读到“十万工农下吉安”的豪迈词句，只读到何健派人挖了黄公略的祖坟，杀害了毛夫人杨开慧。这种服务一党利益的宣传是革命党史书的共同特点。
红军彭德怀、黄公略、毛泽东部执行报复指示的一项行动是对国民党军人家属大规模屠杀。北洋政府军在“讨赤”中并未屠杀共产党人的家属，例如张作霖抓捕李大钊夫妇后将李妻赵纫兰释放。国民党“清共”时也未对共产党人家属报复，例如主政湖南的何键对滥杀地主的农民武装报复时并未报复农会骨干的家属，并未为难毛泽东妻子杨开慧。毛泽东领导屠杀时，杨带三子住在长沙平安无事。由于彭、黄红军在长沙期间杀害国民党军人家属过于惨烈，政府军将士一致要求对共产党家属同样报复。何键不想杀害湖南名人之女，但也不能拒绝国民党军将士的一致要求，于是想了个网开一面的办法，提出只要杨开慧声明与毛泽东解除婚姻关系即可免死。杨开慧拒绝作此声明，被判死刑。这时，杨开慧已对共产主义感到幻灭。她写道：“或许有一天我要叫着，我从前的观念是错了！唉！杀，杀，杀！耳边只听见这种声音。人为什么这样狞恶！为什么这样残忍！为什么呵？？？”杨遇难后，毛泽东在给杨家的信中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应当说，毛泽东此言是真话。彭德怀攻长沙前曾问毛长沙有无私事要办，实际问毛是否想接杨入苏区。毛这时在井冈山有了新妻贺子珍，于是将话题岔开。几十年后，拆除杨开慧的旧屋时从墙缝中发现了杨的一首《偶感》诗。诗中写道：“天阴起朔风，浓寒入饥骨。念慈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可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清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惘怅无己时。”[24]
共产国际建立左联
中东铁路战争中，苏共在指示中共各地暴动，指示红军攻打城市的同时，决定成立一个旨在宣传苏联的 “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中国支部”，在文化方面对国民政府作战，推动中国人亲苏。奉莫斯科之命，中共中央成立了潘汉年为书记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负责筹建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任命冯乃超为左联书记。1929年底，在苏联击败中国东北军，继续霸占中东铁路地区的背景下，潘汉年、夏衍（沈端先）、周扬（周起应）、冯乃超等中共文艺界官员召集彭康、阳翰笙、郑伯奇、鲁迅、蒋光慈、戴平方、洪灵菲、柔石、冯雪峰等作家、艺术家举行了左翼作家联盟筹备会议。1930年3月2日，冯乃超、夏衍、周扬等中共文艺界领导人召集鲁迅、茅盾（沈雁冰）、郁达夫、钱杏村、丁玲、蒋光慈、田汉、柔石等五十多位拥苏作家、文艺家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成立大会，宣布由鲁迅、夏衍、阿英等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宣布了题为《文学的理论纲领》的左翼作家联盟纲领，号召成员“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会后，潘汉年、冯乃超和夏衍等人在共产国际远东局资助下在上海浙江北路设立了秘密办公处，开办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漫画研究会、创作批评研究会、小说研究会（小说散文组）、诗歌研究会等一大批下属组织。1930年5月，左联追随苏俄，也举行纪念五一节活动，发表纪念“五一”宣言，要求文艺“与伟大的革命斗争相结合”，开展所谓反帝运动。
操办成立左联后，潘汉年奉命筹建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文化总同盟”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总同盟”等众多俄党文化团体。这些团体与左联一样，成立的决定来自苏俄，经费来自苏俄，以服务苏俄利益为宗旨。苏俄不仅在满洲战场获胜，在中国全国都得势。中苏战争中成立的“反帝拥苏大同盟”和左联组织遍布全国，拥苏、左翼口号成了主流，上海的中国左联之外，又有了北平北方左联（领导天津、保定、青岛等地分支左联），以及旅日中国作家的“东京左联”。
左联成立后立即履行使命，宣传苏俄。共产国际组织了左联苏联观光团，选了一批人赴苏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社会主义联盟代表大会，以便让他们回中国更好地宣传苏俄。在共产国际资助下，在左联操办下推出了一大批拥苏刊物，诸如《前哨》、《北斗》、《萌芽月刊》、《拓荒者》、《世界文化》、《文学半月刊》、《文学月报》、《文学新地》、《春光》、《海燕》、《夜莺》、《小说家》、《今代文艺》、《东方文艺》、《新语林》、《每周文学》、《泡沫》、《浪花》、《榴火文艺》、《尖锐》、《令丁》、《冰流》等等，左联推出了一大批歌颂苏联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强烈的影响了当时的青年，更长久地影响了二十世纪的几代青年。左联是与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样的共产国际下属组织，其操办的左翼文学运动、左翼戏剧运动、左翼电影运动等等都是共产国际金钱扶植的产物。这些作品都是在苏联侵华的背景下歌颂敌国，抹黑中国政府之作，非此不算左翼，不获共产国际资助。
左联的另一重大行动是围攻主张思想自由，创作自由的人权运动和“新月派”。围攻中，左联的主要观点为：否定自由、人权和新文化运动以来思想解放运动成果，否定创作自由，要求文艺创作必须为苏共和中共服务，文艺必须是共产党的工具。通过在莫斯科接受培训的瞿秋白等人，共产国际将党化的文艺理论，即共产党所谓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输入了中国。瞿在《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我们是谁？》等一系列文章中宣传苏俄，强调知识分子要改造自我，要求文艺作品必须服务共产党。其“作家做大众的留声机器”说法的真是文艺家必须成为共产党的留声机。因为，在共产党的字典中，无产阶级是指共产国际和中共的自我称呼。左联提出的“走向民间，走向工农大众”口号的真实表述是要求知识分子、文艺家、作家改造自我，抛弃独立思想，作党文艺的工具。
在左联成立之前，鲁迅就已经是围攻人权运动、文艺自由的主将。他对新月派文艺家的斗争方式不是就文艺创作展开讨论，而是在杂文中谩骂，将主张文艺创作自由，思想自由的新月派领袖梁实秋谩骂为“走狗”。左联成立后，鲁迅将其对人权运动、文艺自由主张的谩骂升级，将对梁的谩骂升级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梁不与鲁迅对骂，而是指出要害说：“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最后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25] “文艺而可以有政策，这本身就是一个名辞上的矛盾。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的根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是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削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是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艺的清一色。”“无论谈到什么，总忘不了‘阶级’，总忘不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方面，其优劣所在，自然还值得讨论，可是共产党人把这理论的公式硬加在文艺的领域上，如何能不牵强？我想有一天他们还要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数学，马克思主义的物理化学罢!”[26] 梁氏所言的“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是客气的说法。他没有明说的是，鲁迅和左翼作家们在接受共产国际资助。
左联并非文艺组织，而是交战敌国扶植成立的，在文艺领域致力于颠覆中国政府的别动队。从越飞与孙文发表联合声明开始，苏俄在中国策动了所谓国民革命。几年间，中国舆论中大量出现的进步、反动、军阀、是帝国主义等语汇都是莫斯科在幕后定义着谁进步，谁反动，谁是军阀，谁是帝国主义，谁是帝国主义走狗等舆论调子。在中东路战争中，苏俄在中国文化领域中推出了左翼说法。与上述说法一样，左翼说法也是苏俄定义着左翼或进步的舆论调子。根据对苏俄的立场，拥苏、作俄党就是左翼，或进步，反对苏俄霸占满洲就是右翼或反动。成立左联的主意是苏共政治局批准的，左联成立大会是莫斯科策划与资助的，筹备小组十二成员中，除鲁迅和郑伯奇二人外，其他人都是共产党员，题为《文学的理论纲领》的左翼作家联盟纲领是共产国际批准的文件，其中解释何为左翼或进步文学的标准其实是是否拥苏或反国民政府，成立大会号召成员“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实际是要求宣传苏俄革命，在文艺领域鼓动推翻国民政府。夏衍多年后在《懒寻旧梦录》一文中的“谈左联历史时不要忘记史沫特莱、尾崎秀实、山上正义、鹿地亘、池田幸子等几位外国同志”之言间接暴露了左联背后的共产国际操纵之手。夏所提到的那几位“外国同志”都是共产国际的走卒。其中的美国人史沫特莱、日本人尾崎秀实（公开身份是《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的特派员）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成员，二人来华后不久就参与了召集成立左联的行动。
国民政府取缔这样一个为交战敌国张目，鼓动国人反中国政府的颠覆组织理所当然。左联成立后不久，共产国际在上海秘密召开了中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左联派柔石、胡也频、冯铿等作家代表出席了大会。1931年初，王明为首的中共新领导层以泄漏会议地点的手段清除了何孟雄为首的中共党内反对派。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处决的中共党内反对派人士中包括柔石、胡也频、殷夫（白莽）、李伟森（李求实）、冯铿等五位左联作家。这五位后被中共宣传为“左联五烈士”的作家并非因文艺创作、文艺思想被杀，而是由于他们举行为敌国张目的苏维埃会议，散发“武装保卫苏联”的传单，组织推翻中国政府的“飞行集会”等配合苏联入侵。他们中的柔石为敌国呐喊：“同志们，苏维埃的旗帜已经在全国飘扬起来了！……中国红起来罢！中国红起来罢！全世界的火焰，也将由我们底点着而要焚烧起来了！世界革命成功万岁！我们都以血、以火、以死等待着……猛烈地扩大红军， 组织地方暴动， 中国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27] 殷夫为敌国呐喊：“政治上目前一个克不容缓的急务就是：武装拥护苏联。”[28] 这样公然服务敌国的颠覆者不会为任何国家、任何政府所容忍。林语堂后在《申报》“一夕话”谴责道：“中国就是有这么一群人，为了几个卢布，不惜出卖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报纸上疯狂叫卖自己的汉奸言论，武装保卫苏联，支持外蒙人民自己当家做主”。林的谴责切中了左联的要害。
作为俄党组织成员，左联的作家们必须像柔石、殷夫那样歌颂苏俄，号召推翻本国政府。反对文艺家成为政治和外国势力工具者，反对歌颂苏俄者，在中共战争中支持国民政府者受到中共与的内部整肃。作家蒋光慈反对在中东路战争中宣传拥护苏联，不再见容与左联，只好要求退出共产党。与对陈独秀不批准请辞而要宣布撤职一样，中共也不批准蒋光慈退党，而宣布将蒋开除出党，在《红旗日报》上称蒋为反革命。1931年5月，左联发布了《开除周全平、叶灵凤、周毓英的通告》，罪名与蒋光慈一样：反对拥苏。
九一八事变后，左联与中共同样口径，宣言“武装保卫苏联”，联手其它俄党文艺团体推出了一大批打爱国旗号服务莫斯科的文艺作品。其中最出名的是田汉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和夏衍编剧的《风云儿女》电影。这些作品以借宣传仇日的办法鼓动推翻中华民国政府及促中日开战及促国民政府停止剿共，其中真正宗旨还是“武装保卫苏联”。正如苏俄出钱建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黄埔军校培养出了新中国党政军高层一样，左联组织中的文艺家后来成了新中国文艺的主导者。因此说，新中国党文艺的源头在苏俄，灵魂来自苏联。
肃“立三路线”
各国共产党暴动接连失败后，斯大林发出了停止进攻城市的指示，并按照一贯作法，在各国共产党中找替罪羊。1930年9月，瞿秋白和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主持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宣布李立三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宣布共产国际的几项决定：将李立三免职；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三人常委会，在新共产国际代表到来之前掌中共中央领导权；停止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行动。虽然李立三主持推出《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等一系列决议案完全奉了共产国际“武装保卫苏联”、“争取革高潮”和“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等指示行事，但作为下属的名义党领袖，李立三没有申辩的机会，成为继陈独秀之后，莫斯科激进指示的另一替罪羊。
按照共产国际的规矩，被撤职的中共领袖须到莫斯科去谢罪，听从发落。李立三没有陈独秀那样的拒绝勇气，遵命赴莫斯科作检讨。临行前，他对怀孕的妻子说：“我这次去苏联，恐怕短时间回不来，孩子出生后，我又不在你身边，不管是男是女，就把他送人吧！” 李想到赴苏后短时间回不了国，但也没有想到会被关押、留难十几年。他更不会料到会在新中国大难临头。在新中国总工会主席任上，他因主张维护工人权利而被毛泽东撤职。1961年，在刘少奇主持救灾声名鹊起时，一幅名为《刘少奇和安源矿工》的巨幅油画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轰动一时。1921年，毛泽东、李立三曾奉俄驻长沙领事馆之命去安源策动工人罢工。毛泽东考察一番后就离开了，李立三则留在安源，建立了中共“安源路矿支部”，创办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1922年9月，从苏联回国的刘少奇来到安源与李立三一起领导了安源工人罢工，李立三出任了罢工指挥部总指挥。[29] 文革开始后，《刘少奇和安源矿工》油画被禁，取而代之的是巨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印刷了九亿张遍挂全国。据说，毛泽东看了油画后说：“我在安源不是穿长袍，是穿短衣”。毛没有提留在安源领导工运的李立三。而这时的李立三受尽批斗折磨，写信给当年安排他赴法勤工俭学的“二十八画生”（毛泽东）求救不获回音，不久后被宣布“畏罪自杀”，“自绝于党”，流传说法是服安眠药自杀，但其秘书李思慎否认这种可能，且医院“验尸报告单”上记载的身高、体重与李本人不符，更可能是被他的党杀害。
牛兰事件
中东路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为加强联络与支持远东与东南亚地区各国共产党的活动，特别是扶植中共颠覆中国政府，将其远东局从海参崴迁往上海。1930年3月，牛兰夫妇由莫斯科经哈尔滨来到上海组建起共产国际远东局机关。远东局主任米夫不在上海，牛兰成为驻上海远东局的主要负责人。牛兰夫妇持有瑞士护照，在上海租界里租用了多处住宅和信箱，担任“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的秘书。所谓“泛太平洋产业同盟”，就是“国际红色工会远东分会”，总部原也设在海参崴，主要任务是支持与资助远东各国的工人运动与红色工会组织。牛兰夫妇主持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参与了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六届四中全会，参与了建立中共“中央特科”。共产国际远东局不光扶植中共，同时还扶植着东南亚各国的共产党。1931年初，远东局在香港建立了由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人阮爱国（胡志明）负责的“南方局”（香港分局）。
1931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供出了中共在武汉、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设有资助中共的机关。顾的变节一方面是为保命，另一方面是因李立三成为替罪羊感到幻灭。根据顾顺章提供的地址，国民党军警捕杀了恽代英、蔡和森和向忠发（写下自首书表示脱离中共但仍被枪决）等中共高层成员，英租界警方逮捕了远东局主持人牛兰夫妇，从牛兰夫妇的几处住宅和租用的信箱中搜获了大批共产国际远东局及属下机构的机密文件、帐册。应国民党政府的要求，牛兰夫妇被引渡到南京国民党政府警察机关。
斯大林担心牛兰招供暴露苏俄以巨额金钱、军火在华策动暴动，建立红军、苏区及扶植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引致列强联手阻止苏俄赤化中国，于是决定不惜代价营救牛兰，调动国际亲苏名人配合营救，及动用手中的重要棋子。孙中山投靠苏俄后，斯大林采取了一系列控制国民党的举措。举措之一是将孙夫人宋庆龄发展为共产国际秘密党员，在国民党“清共”后将宋接到苏联，再安排到德国居住，以淡化宋的苏俄色彩。在柏林，宋庆龄与邓演达发生了恋情，更坚定了反蒋和颠覆国民政府立场。斯大林控制国民党的举措之二是安排国民党高层子女赴苏学习，将蒋经国扣为了人质。此时，斯大林决定动用手中宋庆龄、蒋经国这两张王牌，派宋回国参与营救，以人质蒋经国交换牛兰。宋回国前获斯大林再次接见及当面自交待资助和联络等事项。
根据斯大林的决定，苏联成立了由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站和中共保卫部门组成的联合行动组，由共产国际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亲自指挥，成员包括苏联著名特工佐尔格（Richard Sorge，Рихард Зорге）和中共特科二科科长潘汉年。行动组成立后立即行动，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展开密谈，达成了以两万美元巨款换取牛兰被关押期间手迹的协议。为确保万无一失，及避免暴露金钱来自莫斯科，苏联军方两位德籍交通员，分两路各携两万美元现钞到上海。佐尔格收到钱，顺利地将牛兰被关押期间的手迹公布于众。随后，共产国际各路兵马同时行动：通过国际红色救济会在全世界发起营救牛兰夫妇的运动；组织爱因斯坦、肖伯纳、罗曼罗兰、德莱塞、杜威、高尔基等数百名国际知名人士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出抗议电函，呼吁释放牛兰夫妇；《真理报》大量刊登谴责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牛兰的文章；命中共在上海、南京等地展开大规模要求释放牛兰夫妇的示威活动；宋庆龄回国后成立了自任主席的“牛兰营救会”，率蔡元培、鲁迅、林雨堂、柳亚子、郁达夫、陈望道、茅盾、史沫特莱等知名人士人发表宣言，打人权旗号促释放牛兰，亲自到南京向蒋介石传达斯大林以放蒋经国回国交换特赦牛兰夫妇的口信，再找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交涉要求释放牛兰，数次前往监狱探望牛兰夫妇，两次书面具保牛兰夫妇保外就医。
为淡化宋庆龄营救行动的苏俄背景，共产国际安排美国人史沫特莱担任“牛兰营救会”的秘书，从旁指挥和操控。史沫特莱出身贫穷，父亲是矿工，母亲早逝，由妓女姨妈带大。婚姻破裂后，史沫特莱到纽约作了印度共党领导人恰托的情妇，随恰托移居柏林，成了共产国际的红色间谍。在柏林，史沫特莱写出了英文自传《大地的女儿》。与大多数革命者一样，史也是心怀嫉妒和仇恨的失意者。她在自传中写道：“我痛恨我所在的这个大城市（纽约），痛恨这从工人身上剥削来的财富。我在四十二号街和五号街上停下来看着那流水般的汽车，许多汽车的价钱比我一生所能赚的钱还要多。懒洋洋地躺在这些汽车里的人，他们一生中连一天工也没做过，将来也不会做工，也不必去打仗。我并不是单纯地写下一些字句。我写下的是人类的血和肉。在我的经验和信念中，有着根深蒂固的仇恨和痛苦。这种仇恨和痛苦的经验决非笔墨所能增减的。”1929年，史沫特莱以记者身分随情夫左尔格来华，加入了共产国际远东局旗下。左尔格，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俄国人， 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4年加入了苏共。到上海后，左、史帮助周恩来建立了中共“特科”，史联络鲁迅，成功安排鲁出面成立左联。牛兰案发后，左、史一起加入了牛兰营救组。史沫特莱被派为宋庆龄的秘书和助手，与宋一起操办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作为营救牛兰的机关，一起联络肖伯纳等国际名人为营救造势。营救牛兰夫妇之外，“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另一诉求是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共产党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对苏联和中共苏区的屠杀不置一词，专门抨击国民政府，其实质与“四一二事变”前的国民党、中共、“左联”、“反帝大同盟”等组织一样，属俄党性质，其民权旗号只是服务苏俄的幌子。扶植“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同时，共产国际组织人将宣扬仇恨、阶级斗争及性解放的史沫特莱自传译成了中文版，责成杨杏佛作序（杨铨）在上海出版，责成另一共产国际间谍尾崎秀实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通过“民权保障同盟”和国际舆论施压，共产国际成功帮助丁玲等一批宣传苏俄革命的共产党员获释进入苏区。
对于斯大林人质蒋经国换牛兰的交易口信，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孙夫人欲强余释放而以经国遣归相诱。余宁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儿。绝种亡国，天也，余何敢妄希幸免！但求法不由我毁，国不为我所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无忝此生则几矣。区区嗣胤，不足撄吾怀也。”[30] 蒋介石知道日记将留给后人看，不会将人质交易写入日记。斯大林利用手中人质确实强力影响了蒋介石的决策。
在斯大林众多举措的作用下，蒋介石放弃了处决牛兰的打算，将牛案交上海高等法院审理。采纳佐尔格的建议，共产国际以十万美元巨款收买负责牛兰案的律师，再由律师贿赂陪审员和法官。收受贿赂的法官拟同意特赦，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次长郑天锡坚决反对，以请辞职抗争。罗等的反对不敌斯大林多种手段并举的强力影响，牛兰夫妇在不久后获释。这一结果显示共产国际在中国和国际上的势力之大，显示在国民党对苏决裂后，苏俄仍然掌控着中国走向，其影响力非中国政府所能抗拒。
第 21 章 苏区肃反
苏俄引入“肃反”
1927年底，斯大林联手布哈林整垮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确立了独裁地位。1928年，斯大林发动了肃清“托季联盟”支持者的整肃运动。这时，大饥荒降临苏联。斯大林不承认苏维埃政府十年来为快速军事工业化和输出革命无节制地搜刮粮食的祸因，将饥荒归咎于富农和反革命与苏维埃政权作对。为清除党内异己，消灭国内反对苏维埃暴政者和各国共产党中不服从苏共指挥者，斯大林继承列宁的作法，要求开展肃清反革命运动（肃反运动），以一些随意罪名整肃异己和不服从命令者。因为所谓反革命根本无从界定，肃反只是随意罗织罪名整肃异己和再次迫害富农的运动。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托派”校长拉狄克被流放西伯利亚，斯大林任命的亲信校长米夫奉命在中大展开了整肃托派运动，在校的中共党员们最先领教了共产党内部整肃的残酷，在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上深受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演讲影响的中国学生中有半数在整肃“托派”运动中受到整肃，曾发表拥护托洛茨基言论的中大学生们成了审查、批斗、监禁、流放的对象，其中约两百多学生被以托派罪逮捕入狱，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很多中国学生从校园神秘失踪，实际是被秘密处决。
斯大林不仅在苏联开展肃反运动，还要求各国共产党都开展肃反运动。针对中国，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在中东铁路战争前后向中共发出了一系列开展整肃运动的指示，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罪名引入了中国，诸如反革命、托派、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等等。社会民主党主张源自第二国际。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首的第二国际虽挂名共产主义，但具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理念，主张通过和平、民主和合法的方式进行社会改良，为工人阶级争取切实的利益。列宁反对伯、考的改良主张，要求暴力剥夺有产阶级，推翻现政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独裁。俄共原本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派在德国扶植下取了政权，但俄国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在俄国和欧洲仍有巨大影响。确立独裁地位后，斯大林要求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都听命于他一手操纵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将不服从莫斯科指挥的社会民主党列为敌人，要求肃清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党支持者。尽管中国没有社会民主党，中共党内也不存在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派别，共产国际执委会还是按斯大林的要求加入了肃清社会民主党。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肃清“改组派”，而中共自建党以来都是共产国际大员主持，不存在独立批评声音的空间党内派别存在的空间，当然不可能有改组派。“改组派”之名来自是国民党内“汪派”反对蒋介石独裁，要求改组国民党而得名。1928年2月，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名义宣布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方法为中央圈定和省市选举各一半，尚未成立党部的省市也由中央圈定。汪、粤、桂等各反蒋派系反对蒋介石圈定代表的大会，汪派骨干陈公博在《革命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改组国民党”的主张，与汪派另一骨干顾孟余召集一批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成员成立了反对蒋介石独裁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蒋下令取缔了陈创办的大陆大学和《革命评论》刊物。陈等再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发起了“护党救国运动”。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三大宣布以叛党乱国罪将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永远开除出党，宣布以叛党罪名将改组派领袖陈公博永远开除出党，瓦解了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是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的组党计划。蒋介石对苏决裂后，邓演达与谭平山、章伯钧、施复亮、陈公博等前中共党人筹组新党——“第三党”，声称要继续国民革命。斯大林将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彭泽民、徐谦等国民党中的俄党接到了苏联。在莫斯科，邓演达在中山大学的演讲中既抨击国民党分裂的宁汉双方，又抨击中共，以国、共之外的第三党领袖自居。这时，权力斗争中的托洛茨基与斯大林都希望邓演达为自己的政策纲领帮腔。斯大林在接见邓演达时邀邓作中共领导人说：“中国革命是因为指导者的路线错误而失败。我们让中共指导者陈独秀休息，不要再参与工作。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你加入共产党，成为新共产党的领导者。”邓演达拒绝说，自己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希望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希望斯大林支持他的第三党计划。在演讲中，邓演达提出中国革命者应该同苏联保持亲密的同盟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干预会损害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应由真正国民党左派领导，联合共产党等革命势力，实现国民革命目标。对邓此说，俄共中央局政治委员布哈林称“自1917年后，世界只有共产主义革命，没有国民革命”，[1] 不给邓的计划存在的空间。斯大林对邓不听指挥，要另起炉灶不满，认为邓这样不听话的第三党没有利用价值，在向中共发出的肃反指示中指示中共肃“第三党”。至于对“托派”、“取消派”罪名都来自莫斯科的决定。根据莫斯科的指示，中共将反对“武装保卫苏联”口号的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高语罕等人开除出党，加给他们“托派”、“取消派”罪名，称他们不同意“武装保卫苏联”口号就是要“取消革命”。陈等虽被开除出党，他们主张的支持者在中共党内确实有。共产国际认为有必要在中共党内进一步肃清像陈独秀那样坚持国家、民族观念者。
共产国际在给中共的指示信中随意编造出反革命、“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托陈取消派”等罪名，要求中共效仿苏共展开内部整肃运动。按理，中共应对共产国际说明，本党内不存在上述派系。但是，中共中央负责人都是共产国际任命的，他们清楚向国际提出不同意见将可能落得陈独秀那样的下场。李立三照本宣科，向各苏区发出文件，要求捉出上述派系人员加以整肃。不久，他成了替罪羊被撤职。继任的周恩来等人更加不提意见。只管传达共产国际的肃反指示，要求各苏区执行。在各苏区，中央委派的大员与各地原领导人都不可避免存在山头派系的斗争，都有清除异己的需要。共产国际的肃反指示正好给各个头领袖送来了清除异己的借口。他们认为肃反指示中的那些没有听说过的罪名非常有利于他们清除异己，于是迅速按照共产国际捏造的罪名展开了肃反，并在肃反中创造出一些新罪名。例如，中央苏区创造出了共产国际指示没有的“AB团”罪名。经过苏俄培训的书生们在肃反中承袭了苏俄肃反的残酷，并且加以发挥，在各苏区掀起了杀人狂潮。其中，创办《湘江评论》等刊物的书生毛泽东主持江西苏区肃反杀害了万余人，使中央苏区中共和红军的干部损失了四分之一；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书生邓子恢、邓发领导闽西苏区肃反，杀得三十个区委全部瘫痪；北京书生张国焘主持鄂豫皖苏区肃反，也杀人上万，将部队中连、排以上的干部基本杀光；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曾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的书生夏曦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带回了正宗的肃反经验，主持湘鄂西苏区肃反屠杀了数万人。两年肃反中，中共杀害了十多万革命同志，比国民党杀害了更多的共产党干部和红军将领，使自己的党政系统和军队濒临崩溃。
肃反是所有共产党都不例外的一种自杀机制，是手段极为残酷，无理可讲的屠杀运动，是共产革命祸害性质的一个证明。共产国际推出的反革命、托派、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等等罪名显示着共产革命反进步，反文明的性质。清末以来，中国政治环境多元，自由，宽松，组党自由，结派提出主张更为平常，帝制都可以反对，没有什么不可以反对的制度与主张。苏俄输入共产革命后，反对革命成了罪名，在党结派成了罪名，苏俄引入的肃反给中国留下了残暴恶毒的记录。中国苏区肃反滥杀是斯大林亲自主使的。是他下指示发动了中国苏区的肃反，是他驳回各苏区对滥杀的投诉，直接导致了各苏区的第二轮、第三轮甚至第四轮肃反，指使中共以肃反名义屠杀了超过十万的中共干部、红军官兵，甚至他们及家属。一群经过苏俄培训国的知识分子，在俄人的指挥下实施了一场对中国人的大屠杀，是为梁启超、陈炯明、张作霖痛斥的赤化国耻的续篇。
肃AB团与富田兵变
在江西苏区，毛泽东与江西本地干部组成的中共江西省委互不买账，形成了山头之争。1930年春，中共中央的肃反指示下达到江西苏区，毛泽东主持红四军总前委发出了关于肃反的《第一号通告》，宣布“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号召“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布尔塞维克化”，要求查AB团。
江西的AB团出现于北伐战争中。北伐军占领江西后，中共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在江西展开了烧杀抢掠的工农运动。以五四运动学生领袖段锡朋为首的一批江西国民党人反对苏俄引入的工农运动，成立了反赤团（AB）。宁汉分裂后，中共捣毁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AB团在成立数月后即被迫解散。肃反指示下达到江西后，毛泽东在红一、三军团中成立了各级肃反组织，任命亲信，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为肃反委员会主任，利用当地流传的AB团说法开展肃反，印发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其中要求“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肃清红旗下的奸细：现在各级苏维埃应加紧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分子以示警戒”，指示改组后的江西省行委新领导人兼赣南苏维埃主席曾山和李韶九将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为首的赣西南地方干部以AB团罪名“全部扑灭，不可有丝毫的犹豫，对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奉毛之命，曾、李将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周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刘万清、任心达、马铭等八位红二十军领导人逮捕，对他们实施打地雷公、烧香火、用枪通条烧红捅肛门等酷刑，[2] 将他们折磨的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不少人被当场被折磨致死。李白芳、马铭、周冕等人的妻子前来探望被拘押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逮捕施以酷刑。[3]
江西肃反中实施的酷刑多达120多种，包括：吊打、烙刑、灌辣椒水、压杠子、坐老虎凳、折断手指，雷公打手，香火烧身，坐轿子、坐飞机、坐快活椅、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枪通条烧红捅肛门等等，另外还有残害被捕者妻子的烧阴户，小刀割乳等酷刑。其中一种用铁丝从睾丸穿过，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后拨弄铁丝如弹琴一样折磨受害者。这种酷刑竟然由书生起名为“仙人弹琴”。
段良弼经不住酷刑的折磨，被迫供称红军中有AB团组织存在，首领是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江西本地干部首领李文林是江西AB团。李韶九、曾山、古柏等人再据此扩大逮捕与屠杀的规模。如此，一供十、十供百，所谓AB团分子越查越多，屠杀规模越来越大。屠杀不是简单枪毙，而是极为残酷的杀戮，其中包括“剖腹剜心”。几个月内，毛泽东以“AB团分子”罪名将江西的四万多红军杀掉了十分之一，以极为残酷的方式摧毁了以李文林为首的江西本地干部山头。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毛泽东隐瞒了酷刑和屠杀，只汇报说：“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及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挽救这一危机决定进行一场以‘打AB团’为号召的肃反运动，以对赣西南的党团机构来一番根本改造”。[4]
1930年12月，红二十军独立营营长刘敌在肃反屠杀不断扩大的形势下挑头在吉安富田发动了兵变，率部攻占了军部，释放了上千被关押的红军官兵，再包围江西省苏维埃释放了一大批“AB团分子”，然后向赣江以西转移，沿途张贴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标语和《告同志和民众书》。《告同志和民众书》中说：“毛泽东为人谁都晓得，极其奸猾，个人意识非常浓厚，英雄思想充满了脑筋，对同志素来是命令主义，恐吓手段，惩办制度，对党一切问题素来是少有会议讨论解决，无论在某一问题只要他发表意见，便谁都要赞成，否则他即藉组织来对付及拟造新的谬误理论来为难。毛还经常惯用政治手段来打击同志，对干部的培养他素来是做他个人工具利用。总之毛泽东他平日的一切言论行动工作的表现，已经不仅不是一个革命领袖，而且不是一个无产阶级战斗者——布尔什维克党员，他想做党皇帝”。[5]
应对富田兵变，毛泽东召开了总前委紧急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提到的“取消派”罪名，宣布富田事变的领导人是“AB团取消派”，下令讨伐，并亲撰六言《讨逆檄文》说：“段谢刘李诸逆，叛变始于富田，赶走曾山主席，拘留中央委员，反对工农红军，反对分地分田，AB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连，口里喊的革命，骨子是个内奸，扯起红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这是蒋逆毒计，大家要做宣传，这是斗争紧迫，阶级反叛必然，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团结更坚，打倒反革命派，胜利就在明天”。[6] 不久，兵变军被红军主力击败，兵变官兵被逮捕，被游街示众后屠杀。毛泽东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为肃AB团运动辩护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的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它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段、李、金、谢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责任的为什么可以呢。”[7] 中共中央负责人不知道毛泽东所称的“乱供”是在酷刑之下逼出来的。
年底，项英来到中央苏区建立中央局，并任代理书记，成为中央在赣的最高大员。根据众多对“肃AB团”运动的投诉，项英展开了调查。1月中，项英下令停止滥杀，撤销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成立了自任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和自任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领江西红军，通知兵变的红二十军余部领导人结束兵变，听候中央局裁判，并主持发出了《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批评富田事变是绝对不能允许的错误行动。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富田兵变领导人接受了项英的命令，到黄陂参加中央局会议作了检讨，事变就此平息。在项英的支持下，在富田兵变中被解救的江西苏区共青团省委书记段良弼等人到上海向共产国际代表状告毛泽东在苏区肃反中滥杀无辜。
斯大林力挺滥杀
1931年1月初，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兼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PAVEL MIF）受斯大林派遣来到上海召开了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到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仅22人，另有15人是米夫指定的代表。会上，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任弼时、李维汉、顾顺章，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沈泽民、王稼祥、夏曦、陈原道等苏俄归来的国际派听命于米夫，何孟雄、罗章龙、徐银根、王克全（凯丰）、史文彬、陈郁、余飞等非国际派代表不满米夫包办中共中央，质疑米夫突然召开中央全会的合法性，要求宣布会议为原通知的紧急会议。米夫驳回了何孟雄等人的要求，坚持会议为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宣布了以清算李立三为主要内容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宣布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层为：向忠发为总书记，向忠发、周恩来、项英、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任弼时、陈郁、王明为政治局委员，关向应、罗登贤、毛泽东、温裕成、顾顺章、刘少奇、王克全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将瞿秋白、何孟雄开除出了领导层。
何孟雄、罗章龙退席抗议米夫一手包办中共全会，在会后散发了林育南起草的《告同志书》和罗章龙编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小册子，宣布米夫召集的六届四中全会和任命的新一届政治局非法，要求共产国际撤换代表。米夫宣布反对共产国际代表即反党，宣布将何孟雄开除出党。何孟雄为首的反对派拒绝高压与威胁，连续举行会议。中共领导层采取非常手段，将反对派会议的地点泄漏给国民党特务，致使何孟雄等二十四位反对派骨干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处决。
在非常手段对付反对派，脱离者方面，革命党与会党、黑手党没有区别。革命党认为参加者没有脱离的自由，视脱离者，有异见者，反对派为叛徒、内奸，自认有权将这些人肉体消灭，采取暗杀、出卖等手段对付同志是革命的需要，不受谴责。何孟雄等人之后，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检举、捕杀，检举人拿了赏金后消失；不再受信任的前党领袖瞿秋白在中央撤离苏区时被保卫局首脑周恩来亲自通知留下来打游击，结果很快死于国军之手；两位前领袖被怀疑是与何孟雄等人一样，被党特别手段处置。
六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肃反。米夫在反对派退席后传达了共产国际要求在苏区开展肃反的指示，宣布派项英、张国焘、夏曦分赴江西、鄂豫皖、湘鄂苏区主持肃反。据此，新一届中共中央分别给各苏区省委，包括鄂豫皖边特委和赣东北特委等机关发出了肃反指示信。根据米夫的决定，新中央在给江西苏区的指示信中称 “AB团是反革命最得力的组织工具，红军必须为着肃清AB团与一切反革命派而斗争”。这时，米夫和另一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И．А．雷利斯基（化名奥斯藤、保尔）同时接到了几个苏区控告肃反滥杀的投诉信和毛泽东为肃反运动辩护并指责富田兵变为反革命暴动的反告信。雷利斯基认为 “反AB团”运动过火，赞成项英将肃反降温的处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曾主持肃反的米夫支持血腥肃反，认同毛泽东反告富田兵变的告状信。雷、米二人谁也命令不了谁，分别将意见报请莫斯科裁决。
中共肃反是斯大林发动的，米夫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宣布将肃反升温是奉斯大林指示的。斯大林当然不会承认肃反有错。他赞赏毛泽东在苏区杀人立威的作法，表态支持“反AB团”，否定富田兵变，驳回了雷利斯基的意见。根据斯大林的裁决，米夫于1931年3月在上海主持作出了《共产国际远东局关于十二月事变（富田事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认定毛泽东领导的肃AB团运动正确，富田事变是反革命事件， [8] 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共中央“三人团”到江西苏区传达关于富田事变的两决议。任弼时到宁都青塘召开了江西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几项决定：《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宣布富田兵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宣布项英对富田事变的处理完全错误，将项英撤职；宣布毛泽东复职总前委书记重掌中央苏区军权。
经斯大林裁决，被项英免职的毛泽东官复原职，执行反AB团屠杀的李韶九成了英雄，被任命为中共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局长。复职后，毛泽东发动了新一轮肃反运动，在红一方面军中掀起了另一波清查AB团运动高潮，下令将红二十军全体缴械解散，对赣西南的本地领导人和红二十军将士展开了报复性屠杀，将被项英救了命的李文林（毛泽东改组江西省委后降职为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被项英劝回的富田事变领导人谢汉昌、刘敌、李白芳，没有参加富田事变的红二十军前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后任军长肖大鹏等一大批红军将领和江西本地干部杀害，将参与兵变的红二十军副排级以上干部基本杀光。为了不让被杀者喊叫及为节约子弹，屠杀者用大石头把“AB团”们砸死，砸到脑浆迸裂。[9] 经过两轮肃AB团屠杀，的红一方面军四万官兵被杀掉一万多，与毛泽东争江西山头的本地党政干部几被杀光。参加清查AB团运动和镇压富田事变的黄克诚晚年忏悔说：“如果细算历史旧账，仅此一笔，我黄克诚的人头是不足以抵偿的”。[10] 亲历肃AB团运动的肖克在回忆录中写道：“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不堪回首。”
湘鄂西苏区肃反
1930年9月，从苏俄受训回国的邓中夏被任命为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上任后，他趁蒋阎冯中原大战之机指挥红二军团占领了沙洋、石首、监利等县，扩大了洪湖苏区，随后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发动了洪湖苏区的肃反运动。虽然他主持肃反已经到了杀红军领导人的地步，但还是被中共中央以肃反不力罪名撤职。1931年3月，米夫任命苏俄受训归来的夏曦为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接掌湘鄂西苏区的最高领导权。
到任后，夏曦以邓中夏被撤职为前车之鉴，积极推行暴力“土地革命”和肃反运动，在土地革命方面实行没收地主、富农一切财产，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和商人的政策；在肃反方面照搬莫斯科学来的经验，成立了肃反委员会和各级政治保卫局，在红军和苏维埃内部展开了追查反革命的大规模逮捕，刑讯逼供和屠杀。万涛、潘家辰、段德昌等湘鄂西苏区创建者对夏曦的恐怖肃反强烈不满，致信中共中央，控告肃反运动严重损害了苏区。他们的投诉意见经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雷利斯基转到了斯大林手上。斯大林表态支持肃反。据此，中共中央驳回了万涛等人的投诉，并斥夏曦肃反不力。遭斥责后，夏曦只好将肃反升级，改组湘鄂西省委，将万涛、潘家辰撤职，对段德昌等人警告，把对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表示过不同意见者一律以“反国际”、“反中央”、“反中央分局”、“改组派”、“第三党”等罪名逮捕。与毛泽东在江西的作法一样，夏曦在湘鄂西苏区也酷刑逼供，屈打成招，一供十，十供百，以反革命罪名杀害了千余红军将领和苏维埃干部，其中包括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红四军政委万涛，省委委员、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筠，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党校校长侯蔚文，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省委巡视员潘家辰，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红三军参谋长兼第七师师长孙德清，红八师师长段玉林，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9]
令夏曦没有想到的是，中共中央仍然斥责他肃反不力。于是，夏曦于1932年夏发动了第二波肃反，又杀掉数千红军将士及苏维埃干部，其中包括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接任的红七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朱勉之、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许多第一轮肃反中的主持人、杀人者成了第二轮肃反的刀下之鬼。例如，在第一次肃反中参与杀害了无数干部的周小康在第二轮肃反中被杀害。在第二轮肃反高潮中，蒋介石调集大军向湘鄂西苏区发起了围剿，红军被迫撤离洪湖苏区。撤离前，夏曦按照苏俄作法，命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嫌疑人全部杀害，将尸体装麻袋沉湖。红军撤走后，农民不敢出湖打鱼，因为“湖水为之变色，起网常有死尸”。[12]
根据斯大林裁决，中共中央一再要求各苏区加大肃反力度。1933 年3月，夏曦在临时中央的督促下发动了第三轮肃反，再杀掉了洪湖红军的创始人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中共鄂西分特委书记兼红六军政委柳直荀、杨英等数千红军将士和中共地方干部。6月，夏曦在中央督促下发动了第四轮肃反，杀掉了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湘鄂西省委书记宋盘铭、红七师师长叶光吉和政委盛联等数千人。这时，湘鄂西苏区红军和苏维埃高层被杀得只剩下贺龙、夏曦、关向应、卢东生四个党员。唯一生存下来的湘鄂西苏区高层将领贺龙劝夏曦说：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13] 贺龙所言不假。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再督促下，中共湘鄂西苏区在两年中通过肃反自我剿灭，杀害了两万多红军、干部和民众，使三万多红军减员至三千。与江西苏区一样，肃反屠杀的方式极为残酷，苏区的创建者万涛、柳直荀、潘家辰、彭国材等红军领导人被乱棍打死；王炳南先被打断双腿，再被砍杀；陈协平先被打断十指，再被用石头砸死。杀高层尚且如此，杀低层更加残酷。1934年5月，当夏曦准备发动第五轮“肃反”时，中共中央在江西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危急形势下突然转变立场，斥责夏曦“肃反扩大化”了，下令将夏撤职。夏对中共中央的指责感到委屈，在传达中央指示的会上申辩说：“我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我是坚决执行四中全会决议的呀！”[14] 夏所言是事实，他是在中央三令五申之下才不得不发动一次次肃反，每一步行动都是遵从了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所谓扩大化是不干不行。
建国后，贺龙元帅为洪湖“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题词道：“湘鄂西的人民有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英勇牺牲了”。他没有说这些革命者是怎样牺牲的。当被红军史的编写人员问到如果当时与夏曦斗争，段德昌那样的领导人是不是能不被杀害时，贺帅说：“那时，我是个新党员，只懂得遵守党的纪律和服从组织决定。……按中共中央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中央代表、中央分局书记更有最后决定权，那怕所有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书记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显然，若贺龙像万涛等人一样反对血腥肃反早就被杀害了。他因一次次举手支持夏曦而成为湘鄂西肃反中唯一幸存的红军高级将领。革命是残酷的，共产革命残酷之最。从苏区肃反到文革，革命家们都是在举手同意杀害或参与整肃战友中走过来的，不如此是走不过来的。如今，在洪湖苏区纪念馆中，万涛、段德昌、贺龙的画像挂在一起。纪念馆中没有夏曦的画像，因为他犯了“扩大化”错误。
鄂豫皖苏区肃反
1930年2月，中共成立了鄂豫皖边界苏区特委和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将红军三个师合编为红一军。6月，共产国际的肃反指示传达到了鄂豫皖苏区。与在湘鄂西苏区处分邓中夏一样，中共中央以“肃托”、“肃反”不力为由处分了鄂豫皖苏区特委书记郭述申。1931年初，米夫任命张国焘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派张与陈昌浩、沈泽民一起到鄂豫皖苏区主持肃反。
与派赴湘鄂西的夏曦一样，张国焘到任后也引前车之鉴，加大力度肃反，成立了苏俄模式的肃反机构——各级保卫局，在军中秘密布置“政治战士”和“保卫干部”，负责监视各级干部，然后大批逮捕红军将领和苏维埃干部。经过苏俄培训的张国焘、陈昌浩、高敬亭、戴季英等中国书生坐堂刑讯，指挥酷刑逼供，实施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站火砖，捆绑吊打等酷刑。在严刑逼供之下，被逮捕的干部和红军官兵被迫承认参加了他们根本就没听说过的“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再迫胡乱指认。肃反机关根据口供再逮捕更多的人，红军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者十之六、七。[15] 肃反中，保卫局每天杀人，其中，军长许继慎被用绳子勒死，副军长周维炯被乱棍打死；一万二将士的红二十五军被杀掉一半；红四方面军十二个团的干部中只有倪志亮和王树声幸免，其余都被杀掉；红三十团团长、政委等主要干部被杀得换了三、四次；麻城县委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被杀得只剩下一个炊事员和一个通讯员；光山县委和苏维埃政府百余人被杀得所剩无几；罗南县工委书记郑新民和罗山县独立团长余范文等一千六百人被杀；商城县两千多人被杀；霍山县委、县苏维埃两百多人被杀；英山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全部领导人，八个区委书记、半数以上支部书记被杀；“在六安独立团的肃反中，有一次班长以上的干部一律以反革命罪名逮捕了，有一次一下子就捕了二百余人。说明当时地方武装中肃反逮人杀人也是很厉害的，究竟有多少人，当时很少人知道的。肃反中，鄂豫皖苏区与红军的创建者和有战斗经验的老干部几乎被杀光……肃反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重则杀头，轻则清洗。为了防止部队异动，张国焘等分局领导人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组成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16] 一位当年保卫局的成员披露：“每天被杀掉的有一百多人，一人一刀推下坑，就是没死，也压死了。坑满后，土封起来又挖一个坑。”[17]
与湘鄂西苏区的贺龙一样，鄂豫皖苏区的徐向前、王树声也是拥护肃反才得以生存下来的。几十年后，原四方面军鄂豫皖总部的驻地湖北麻城湾点附近发现了不少当年苏区肃反留下的千人坑。在当地的纪念馆里，保存着肃反时被无辜杀掉的村干部和普通村民的名单。
闽西苏区肃反
1931年春，中共中央派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率代表团到闽西苏区，发动了“肃社会民主党”运动。运动的套路与其它苏区一样，也是逮捕怀疑对象，酷刑逼供，越供越多，越捕越多，越杀越多。最初，闽西苏区肃反中杀人还报中共福建省委批准。随着被捕杀者越来越多，杀人权被下放基层。为完成上级肃反指标，运动主持者随意指控、随意屠杀。结果，上万人遭受酷刑折磨或迫害，6300多位党政军干部被杀害，甚至有儿童团员被杀害。运动导致类似江西“富田事变”的“坑口事件”：被指为社会民主党首领的红四军四纵队司令员、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傅伯翠以武力抗拒捕杀，脱离共产党，拥兵自守，后被武力镇压。
宁都会议
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米夫称赞得意门生王明为“坚决站在国际路线一边，能把马列主义理论应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来的革命家”，安排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名义总书记，扶王明坐上了实际领袖位。上台后，王明根据各苏区的大量投诉信，指责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肃反犯了“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派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到了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去纠错。
1932年10月，周恩来在江西宁都主持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会上，项英、任弼时、邓发、顾作霖等人一致谴责毛泽东滥杀无辜。因下令江西肃反降温而被撤职的项英在会上带头发难，直指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平时看书不外乎《吕氏春秋》、《贞观政要》、《金瓶梅》，应该离开总政委的职务。”[18] 在米夫离华，斯大林鞭长莫及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宁都陷入孤立，被与会者指着鼻子骂。会议根据项英的建议，决定撤销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剥夺了毛的军权。周恩来在《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议案》中称反“AB团”、反“社党”斗争正确和必要，但存在“扩大化”错误。会后，随着毛泽东去职，江西苏区的肃反降温。宁都会议对中共的一大创造是以“扩大化”掩盖罪恶。此后几十年，以作“纠正扩大化错误”报告作为残酷整肃运动的结束语成了中共的传统。
视军权为生命的毛泽东对宁都会议怀恨终生，此后对谴责并举手剥夺他军权的与会者逐一清算。十年后，他制造了皖南事变，借蒋介石之手除掉了项英。尽管周恩来主持宁都会议是执行王明的决定，并且按斯大林的意思为毛泽东肃“AB团”、镇压““富田事变” 作了辩护和开脱，但由于他最后宣布剥夺毛的军权，也被毛泽东记恨。在后来的为臣生涯中，周恩来不断被毛泽东翻宁都会议的旧账，反复为宁都会议作检讨，直到临终时仍向毛泽东作最后检讨，称自己在宁都会议上犯了严重错误。
川陕苏区肃反
在一年多的鄂豫皖苏区肃反中，中共在杀害了数万红军将士和苏区干部，基本摧毁了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力。1932年7月，蒋介石在《淞沪停战协定》签署后腾出了手，对鄂豫皖苏区展开了另一次围剿。天怒人怨的苏区和被肃反重创的红四方面军不堪一击，迅速溃败，张国焘被迫率红四方面军逃离鄂豫皖根据地，开始西征。逃亡途中，原鄂豫皖苏区领导人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在小河口会议上向张的独裁地位发起挑战。在处境孤立的逃亡路上，张国焘不敢犯众怒，以作检讨，吸收曾中生为最高决策层成员，改行集体领导等妥协办法渡过了危机。不久，长城抗战爆发给红四方面军带来福音。趁国民政府调兵北上应付日军，红四方面军越过大巴山进入四川，建立了以通江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
在川北站稳脚跟后，张国焘继续肃反，一方面是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指示，另一方面是为剪除异己，像斯大林、毛泽东一样要杀人立威。与两年前在鄂豫皖苏区的肃反一样，张国焘、陈昌浩成立了保卫局，列出黑名单，继续以“第三党”“改组派”、“托陈取消派”等罪名大规模逮捕屠杀。在持续一年多的川陕肃反中，邝继勋（红四军的第一任军长，鄂豫皖军委副主席，被绳子勒死）、余笃三（红四军政委）等数千红军将领被杀害，小河口会议上向张国焘发起挑战的原鄂豫皖苏区领导人及支持者们基本被杀光。对于小河口会议上发难的领袖曾中生，张国焘因顾虑引起哗变而没敢加害，等到在后来的长征途中才下手，将曾勒杀于川西卓克基。
晚年，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回避血腥肃反，没有为主持肃反屠杀同志忏悔。脱离共产党的张国焘尚且如此，在党的高层们更不会忏悔。徐向前等幸存的红四方面军将领们在晚年回忆录中一致谴责张国焘主持的血腥鄂豫皖肃反和川陕肃反，但全体回避自己当年表态支持杀害革命同志的事实。几十年后，众多川陕肃反留下的千人坑被发现。其中，仅通江洪口场的一座“肉丘坟”就挖出了五千多具红军尸骨中共将分散在川陕根据地各县的五十多处的红四方面军墓园中的两万五千具红军遗骸迁移到通江县王坪村，建立了全国规模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开园时，中共安排上万军人、学生沿“千秋大道”进入墓园，在“铁血丹心广场”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来此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青年们不知道，当年红四方面军被迫逃离鄂豫皖苏区入川主要不是国民党军的进攻，而是中共自己把红军将士杀得所剩无几，在土地革命中将苏区及周边稍有财产的人消灭，自己使鄂豫皖苏区不可持续了。建立川陕根据地后，红四方面军与国民党十七路军签定了“巴山协定”，相安无事，与川军也无大战，千人坑中掩埋的红军死难者绝大多数是死于中共之手。
第 22 章 斯大林促中日开战
九一八事变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奉行军事优先国策，优秀学生首选报考军校，职业军人备受尊敬。1922年，美国在华盛顿九国会议上施压，迫使日本承诺归还山东及裁军。会后，日本政府开始大规模裁军，将军费预算从会前的7.3亿日元逐年削减。大规模裁军使众多职业军人变成了多余的人。如同中国无业游民加入会党寻求出路一样，日本职业军人们纷纷加入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寻求出路。
1929年，西方世界爆发经济危机，日本工业产值、进出口贸易下降约四成，企业大批破产。经济危机加剧了职业军人的不满情绪，军部要求结束由众议院中的多数党领袖担任首相的“政党内阁”制，建立军部独裁体制，军人组织反对裁军的行动升级，“樱会”计划发动政变推翻决定裁减海军的内阁，拥反对裁军的陆军大臣宇垣一成组阁；“爱国社”策划了刺杀滨口首相事件。
军界的另一诉求是向满蒙扩张。日本向满蒙扩张的“大陆经略”启动于十九世纪末。1897年，日本玄洋社选定承诺满蒙划归日本的孙中山为中国革命领袖，标志日本开始本扶植中国会党革命。随后，以向黑龙江流域扩张为宗旨的黑龙会召集中国会党成立同盟会，支持同盟会回国暴动，促成了辛亥革命。然而，随着袁世凯就任总统，日本朝野得到满蒙的期望落空，资助孙中山的热情减退。不获日本资助的孙中山弃日投苏，让日本军人感到一再被中国革命党人欺骗。国民党建立了全国政权后，日本军人普遍认为国民政府应兑现孙中山、同盟会的对日承诺，将满洲割让日本，要求强硬完成满蒙交易的呼声高涨。“一夕会”成员，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提出了向满洲扩张的构想（石原构想），其要点是：“一战”只是欧洲诸民族的决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下一次世界大战将是以日美为代表的东西两大文明的决战。为准备对美国作战，日本须先占领满蒙，这样才能使“日本的繁荣自然得以恢复，失业的有识之士亦可得救”。“石原构想”对日军军人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军部发布命令，要求所有记者、讲演者必须宣传“石原构想”和松冈洋右的“满洲是日本生命线”理论，取缔违反上述理论的言论。在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推动下，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满蒙占领计划》，在其中称：“关东军应有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之决心”。根据这一计划，关东军开始挑起事端，制造侵占东北的借口。尽管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兵力不过万余人，但狂热的“一夕会”军官们视三十万中国东北军如无物，决心“强硬完成满蒙交易”。
关东军的决定不光是出于狂热，更由于他们了解中国的虚弱。二十年的革命战乱、兵祸使全国老百姓苦不堪言。国民党武力统一中国后，战祸不息反增，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国民政府剿共等战祸没有停过，各路军队总数五倍于清末，分裂为互相敌对的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川军（又分三个系统）、粤军、桂军、湘军、滇军、黔军、红军，中央政府号令仅及于长江中下游数省，始终处于各路军队，各派势力的颠覆威胁之下。国民政府最严重的威胁来自红军。共产国际建立的各路红军和几块苏区不断扩大，从省界边区向省府步步进逼。在国防方面，中国只有党军，各路军阀的私家军，不存在效忠国家的国防军。私家军的性质注定了各路私家军只求自保实力，无意国防。1931年2月，粤、桂系借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再兴分裂，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派其任命的外交部长陈友仁到日本谋求日军支持讨伐南京政府，使日军更清楚了解了中国的四分五裂。
中国虚弱的原因还在于天灾。1928到1930年间，中国北方旱灾、蝗灾及瘟疫并发，八省大饥荒，灾民死亡千万。国民党新军阀在大灾中不断开战，使饥荒范围扩大至十数省。1931年夏，长江流域又发生了空前水患，决堤而出的长江与汉江会合，沙市到上海的沿江城市全部被淹，武汉被淹百日之久，淮河流域和京广铁路线以东广大平原地区一片汪洋，运河东堤溃决，淹死上百万人，洪水退后，痢疾、霍乱与饥荒并发。天灾人祸使本已破产的国民政府财政雪上加霜。
日军中本来就有下级军官擅自决断采取行动的“下克上”传统。狂热的少壮派军官们实际控制着军部决策和日本的大陆政策。“一夕会”成员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人反对日军参谋本部的“一年以后行动”计划，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支持下决定立即采取军事行动，“一举解决满洲问题”，同时配合实施建立由军部控制的“举国一致内阁”计划。他们的决定得到多数关东军官兵的支持。
1931年9月18日晚，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300余人以中国军队破坏柳条湖附近铁路为借口，向七千多东北军驻守的北大营发起进攻，以二十四人伤亡的代价攻占了北大营，造成东北军部队伤亡三百多人，是为“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原本定于9月10日回沈阳，因听说土肥原组织了暗杀团而留京不回，住进北平协和医院。事变当晚，他电话命令东北军不作抵抗。第二天，东北军不战而退，撤向锦州。在东北代理指挥的张作相到北平请张学良速回沈阳主政，张学良拒回，命张作相代理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应付一切。张作相效仿张学良，留在老家锦州也不回沈阳。主帅脱逃，东北军各级军政官员层层效仿。9月19日，数千日军几乎未遇抵抗便占领了沈阳（奉天）、四平、营口、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丹东——沈阳）沿线十八城市，轻易占领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缴获了完好无损的步枪、手枪11万支，机关枪6000挺，大炮650门，迫击炮2300余门，飞机262架，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以及大批器械、物资。当时中国最强大的东北军战机无一升空，大炮无一发射，所有武器装备完好地被日军少量军队缴获，为世界军事史留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案例。占领沈阳后，日军抄没了东三省官银总号（中央银行）、边业银行、中国银行金库、大帅府的金库，获黄金、白银及现款无数。
日本政府对事变感到突然。9月19日，若榇首相召开内阁紧急会议，讨论应对。陆军大臣南次郎称事变为关东军的自卫行动，而币原喜重郎外相认为事变是关东军企图绑架政府的阴谋，要求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事件。会议决定采取不扩大方针，命令关东军停止进攻，撤出事变占领区。兵力不足万人的关东军无力攻占东北全境，请求派遣驻朝鲜军团增援。内阁命令驻朝鲜军司令林铣一郎不得派兵增援东北关东军。然而，林铣一郎拒绝内阁命令，独断派出了三万日军增援关东军。有了朝鲜军的增援，关东军按照占领整个满洲的计划一路向北满推进未遇真正抵抗，至21日轻取长春、吉林两市。
在南昌指挥剿共的蒋介石得事变消息后立即赶回南京召开了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政治方面，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会后，国民政府外交部迅速采取几项应对举措：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起诉日本违反了《九国条约》，要求国联制裁日本，并提出了日军撤兵、中立委员会监视、日本赔偿损失、设中日调和公断之永久机构等四项要求；国民政府照会美国政府，希望主持公道。应国民政府要求，国联召开专门会议，谴责日本侵略，决议限日本在10月13日国联会议前从事变占领区撤军。日本内阁一再命令向关东军撤军。关东军对文官政府命令不予理睬。10月22日，国联鉴于日本未按要求撤军，再决议支持中国政府的要求，要求日本于11月16日完成撤兵。对国联决议，日本驻国联代表声明：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日本军队将尽快从事变中占领的地区撤出。11月，关东军继续北进攻，占了齐齐哈尔和黑龙江省主要城镇，进入了日苏协议的苏联势力范围。
正在应付全国大饥荒，到处反抗暴动危机的斯大林深知无力对日用强，决定避免与关东军开战。根据斯大林的决定，加拉罕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声明：苏联政府对满洲事件采取不干涉政策，并愿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十月革命纪念日演讲中重申苏联对满洲事件采取不干涉立场，中东铁路苏方代表传莫斯科命令，禁止苏军拦阻日军沿铁路运送军队。日本方面拒绝了苏联的缔约请求。苏联的主动示弱帮助关东军打消了对进一步向北满进军会引发日苏战争的担心，放心地从黑龙江抽调兵力回师奉天，准备进攻锦州。应对关东军进攻锦州的态势，国民政府命令张学良死守锦州，英、美、法三国驻日大使分别警告日本政府不得进攻锦州。张学良拒绝了国民政府的守土命令，命东北军主力撤入关内以保存私家军实力。
12月，关东军不理会美英的警告，攻占了锦州。东北军再退至热河一线。经济危机中的西方列强无意对日强硬，只作口头谴责。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照会日本和中国，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美国政府对此不承认日本对满洲的占领（史汀生主义），国联则派出英国人李顿爵士为团长的调查团（LYTTON COMMISSION）到东北调查，谓等调查报告出来后再议。国联要求苏联参加李顿调查团时，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奉斯大林之命声明苏联不准备参加调查团。
年底，日本若榇内阁因在国联会议上作出的撤军承诺无法兑现而总辞，犬养毅上台组阁兼任外相，长期主张向满洲扩张的“陆军三大长官”之一荒木贞夫接任了陆军大臣。为保日本在国联的地位，同时也为修复日中关系，犬养内阁继续敦促关东军撤出事变占领地区。关东军少壮派将校们策划事变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怀疑日本政府高层接受了中国的贿款而不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事变中，日军从张学良的保险柜中缴获了数十张日本政要收受张贿款的收据，将之公之于众。于是，日本民意、军部和日皇一致支持少壮军官们占领满洲，关东军军官继续“独断”，拒绝日本政府从占领地区撤出的指令，文官内阁更加弱势。1932年2月5日，日军攻陷哈尔滨。至此，日军以千余人伤亡的代价占领了整个满洲。关东军入侵的过程中，除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率部有一阵抵抗外，辽、吉、哈等地大批军政负责人向日军投降。3月1日，关东军扶植成立了满洲国。新上台的犬养毅内阁拒绝被军部牵着鼻子走，不承认满洲国，军部与内阁矛盾激化。同月，李顿调查团经过调查提出报告书，否认了日本方面的事变为合法自卫说法，确认成立满洲国违背东北人民意愿，建议以国际共管取代日本独占，在东北三省实行高度自治的特殊制度。国联通过了根据《国联调查团报告书 》起草的《关于中日争端的决议》，日本拒绝接受该决议，宣布退出国联。经济危机中的西方列强采取绥靖政策，只作谴责姿态，实际默认日本占领满洲，希望日本继续北进对苏开战。1932年5月，日军狂热军官闯入首相官邸，将拒绝承认满洲国的犬养首相杀害，是为“五・一五事变”（五月事变）。在日本民意支持军国主义的情况下，文官政府只得屈从军方。6月，日本众议院通过了承认满洲国的决议。9月，日本政府放弃若榇、犬养两内阁对狂热军官说不的立场，正式承认满洲国。至此，狂热军官绑架了军部，军部绑架了文官政府，法西斯内阁取代了政党内阁，日本选择了军国主义道路。
九一八事变后，举国谴责张学良不战而逃。回应谴责，张学良一再宣称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对不起国家，称“现在不便公开”，暗示是蒋介石下达了不准抵抗的命令。张的说词只能蒙骗青年学生。因为，他易帜的条件是军权、财权不受中央染指。从易帜前到易帜后，东北军从来就没有服从过蒋介石的军令。六十年后，重获自由的张学良终于因拿不出经得起专家鉴定的蒋介石手令而改口，承认他因相信日本政府会约束关东军，为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日军扩大战争的借口而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他没有说的一个不抵抗原因是，当时他相信那些收受他贿款的日本政要们会约束关东军，没想到日本军人会公开他行贿的证据以打击文人政府。他没有说的另一不抵抗原因是，他要保存实力，拒绝以私家军去与日本强敌拼老本。这一考虑并不奇怪。各路军阀都与他一样口头抗日，实际保存实力避战，当日军进攻热河，孙科政府请各路地方军阀援助张学良时，无人响应，证明对外避战保存实力是私家军必然选择。各路私家军虽然保存实力，但至少名义上服从政府，不至于进攻政府，然红军却是乘外强来犯进攻国民政府军。当国民政府从围剿前线调兵北上应付事变时，红军乘机追击北上国军，获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空前胜利。
宁粤战争与蒋介石下野
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李济深提出了“分治合作”口号，变相要求地方自治。元老胡汉民针锋相对提出“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强调中央集权。在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职，改任立法院长后，胡汉民不甘作蒋介石属下，转而主张 “分权”和“党外有党”，不断以搬孙中山遗训的办法压制蒋介石，阻止国民党中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1931年2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再决议尽快召开国民会议，通过约法。胡汉民再阻挠说：“我追随总理数十年，总理之重要著作，我亦曾参加若干意见，从未闻总理提及‘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一语。” 蒋介石不容胡汉民一再阻挠，将胡软禁，然后公布了根据《训政纲领》起草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宣布从1931年6月1日开始施行。这一约法体现苏俄引入中国的党国体制，规定党权不受制约，国民党为唯一合法执政党，其余党派非法，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即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政府官员皆由国民党任命，政府从属于国民党，国民党执掌立法权。虽然上述党国模式与宪政不符，但国民党不否定宪政，宣布了1935年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时间表。
蒋介石软禁胡汉民给反蒋派送上了联合倒蒋的借口。５月，西山会议派、林森和孙科派，以及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推汪精卫为领袖，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非常会议”，打出“打倒独裁”、“护党救国”旗号向南京中央发起挑战。9月初，反蒋派纠集“护党救国军”北上讨蒋，宁粤战争爆发。粤方军队刚刚入湘，“九一八”事变爆发，粤方暂停了军事行动，蒋介石派代表赴香港与粤方谈判，提出自己下野，结束内斗，共赴国难，双方达成妥协。10月，蒋介石释放了胡汉民，在上海与汪精卫、胡汉民举行了和平统一会议，宁粤双方达协议：双方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大”，而后在南京召开宁粤统一的四届一中全会，改组南京政府。12月，蒋介石通电辞职，第二次下野。宋子文同蒋介石共进退，向国民政府呈请辞行政院副院长及财政部长等职，粤方入主南京，任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将十九路军调宁，孙科出任行政院长。
第二轮“武装保卫苏联”
1931年4月，苏联情报部门截获并破译了日本驻莫斯科武官笠原幸雄中校发给日本总参谋部的一封电报。这封电报中说：“日苏交战已无法避免，只是迟早的问题……日苏战争开始愈早愈对我们有利。我们应当明白，形势一天天变得有利于苏联。简而言之，我希望当局下定决心同苏联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并着手制定相应的政策”。[1] 日本武官的建议很有道理。因为他清楚苏联大饥荒造成的国力虚弱。斯大林当然更清楚当前苏联的虚弱，对日军北进的兵锋充满恐惧。半年后，关东军军官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不仅占领了南满，还向日苏协议规定的苏联势力范围北满推进。担心日军北攻苏联，斯大林决定对日避战妥协，采取一切手段将日军的进攻方向引向中国，让中共去推动中日开战。根据此决定，共产国际于9月20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十一次执委会议，为中共制定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紧急任务案》。任务案中称，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的目的是侵略苏联，中国共产党必须武装起来，继续保卫苏联，在全中国发动武装暴动，夺取中心城市、大城市，发动工人罢工、学生游行，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
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王明已赴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于9月22日推出了《关于执行共产国际紧急任务案的紧急任务案》、《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为满洲事变宣言》。宣言称：“九一八事变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反对苏联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险”；“要利用九·一八事件，迅速夺取一省、数省胜利和实行武装暴动的总计划”，“满洲事变是反苏战争的序幕，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日本帝国主义这次行动不啻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演与进攻苏联战争的序幕”，“全中国的被压迫群众：你们是愿意生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而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宰割，还是愿意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彻底的反日帝国主义的战争？你们要联合起来，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兵士哗变”。[2]
9月25日，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了署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长朱德、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第二军团长贺龙、第三军团长彭德怀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毛泽东在这份亲笔书写的文告中写道：“士兵兄弟们！你们受这些军阀的欺骗与压迫已经够了吧！你们想想看：你们到底为了什么替这些军阀卖命？如果说你们是为了养家活命吧？事实上，就是你们自己也常常领不到一个钱的薪水。你们都食不饱，衣不暖，还何能养家？你们的长官把你们当作牛马，当作炮灰，要你们为他们升官发财去拼着性命来残杀自己的工农兄弟们！……你们现在手里有的是枪炮，你们首先把你们的反动长官杀掉；然后你们同当地的工人农民与一切劳苦群众联合起来，把国民党的鸟政权打倒，把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过来，分配给贫苦的农民，把有钱人的粮食，住房拿来充公，分配给穷人住、穷人吃；使工人只作八小时的劳动；并且你们大家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这样，你们就创造了工农兵的政府，即苏维埃政府。如果你们住房地的旁边已经有了苏维埃政府与红军，那你们就活捉或杀掉你们的反动长官，然后你们就投到那里去加入红军。只有苏维埃政府，只有红军，才能保护工农士兵的利益，只有打倒国民党，才能打倒帝国主义，才能真正保国卫民。……士兵兄弟们！团结起来！掉转你们的枪头，为打倒剥削压迫与屠杀中国劳苦群众底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为建立工农兵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与红军而战吧！我们这里数十万红军士兵兄弟们正欢迎着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啊！”[3] 9月30日，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了《就满洲事变第二次宣言》。其中说：“中国共产党公开向全世界与全中国的劳苦民众宣言：中国共产党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不可调和的死敌。”
发表宣言，下达文件之外，中共采取了一系列在国民政府后方进攻和示威要求政府立即对日宣战的行动。中共地下党在北平、上海和南京召集了十万人的“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散发了《上海八十万工人告世界工人书》；策动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冲入外交部殴打外交官，将外交部长王正廷殴打至重伤辞职（施肇基继任）；组织南京学生包围南京政府机关，呼喊“反对国民政府投降政策”等口号；组织各地学生赴南京请愿；指示迅速发展在中东铁路战争期间成立的各省、各地区，甚至各县的“拥苏大同盟”组织。中共中央明确指示，“拥苏大同盟”的主要任务是号召青年团员、儿童团员和各界民众拥护苏联、以保卫苏联为已任。根据中央指示，各地的拥苏同盟组织迅速扩张，其中湘赣的“拥苏同盟”发展会众多达16万人。[4] 1932年元旦，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说：“造成全中国的总崩溃，使全中国千百万大多数民众饥饿，死亡，使中国民族为帝国主义各国所压迫，侵略，使全中国民族蒙此奇耻大辱的罪人是地主阶级国民党。……祇能全中国的民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坚决的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民众的革命斗争，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我们才有出路。” 中共宣言：“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是我们的同盟者”。各地“拥苏大同盟”、“左联”和中共北方区委领导的北平二十万人抗日救国大会等组织的俄党面目在九一八事变后充分显现，他们宣言、口号中的“救国”不是救中国，而是“武装保卫苏联”之意，是斯大林要求的促中日火拼以保卫苏联的安全。
一二八淞沪抗战
决心武力霸占满洲是从沙俄到苏俄的一贯政策。两年前，苏俄为保护其在满洲的势力范围投入重兵击败了东北军。可在如今九一八事变时，苏联国内大饥荒，日本、德国两个反共国家对苏联东西夹击的态势正在形成，斯大林不敢对日用强。为化解日军北攻苏联的威胁，斯大林采取了几项对策：第一，命苏军对关东军坚决退让；第二，指示制定交易方案，将处于日军包围之中的中东铁路卖给日本；第三，指示策动中日在华南开战，陷日军于中国战场；第四，决定承认关东军扶植建立的满洲国；第五，决定不参加国联调查九一八事变的“李顿调查团”，以避免激怒日本。
根据斯大林的决定，共产国际同时向中共、宋庆龄、何香凝、十九路军内的共产党员及控制上海报纸的地下党员下达了促中日开战的指示。几路人马得令后立即行动，在上海等地发动了反日运动。宋庆龄以个人名义发表宣言，以反日、爱国、救亡等口号鼓动上海民众反日；[5] 共产国际资助的《申报》开辟了推动中日开战的宣传专栏；十九路军中的共产党员开始策动进攻驻沪日军。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前身为邓铿組建的粤军第一师，后被鲍罗廷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成为以陈铭枢为师长，蒋光鼐为副师长的第十师，北伐攻克武汉后被扩编为第十一军，中原大战后被改编为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的十九路军。九一八事变后，桂系迫蒋介石下野后主持南京政府，任陈铭枢为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凭借私家军班底十九路军控制着宁、沪。与国民党各路党军一样，十九路军也被苏俄顾问安插有大批地下共产党员。共产国际和中共通过这些地下党员，操控着十九路军。
1932年1月20日，中共地下党策划了一起反日事件，安排人在上海租界围殴五位日本僧侣，将其中一人打死，两人打成重伤。围殴事件煽动起了在沪日本人的仇华情绪。千余日侨到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总部门前请愿，要求出兵保护侨民，同时砸了一些贴有反日标语的中国商店。应日侨要求，日本方面向国民政府提出了道歉、赔偿、惩罚施暴者及取缔解散上海民间反日团体的“限期要求”。乘日人仇华情绪高涨，中共临时中央连续发出《中央紧急通知》、《告全国民众书》、《为武装保卫中国革命告全国民众书》等文件，在其中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三省，现在又想占领上海了”，“党应该动员无产阶级与一切劳苦群众给敌人的进攻以致命的打击，动员民众自动武装保卫上海的劳苦群众与革命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6]
１月25日，日军以中国政府未在限期内惩处肇事者为由，派兵进入中国管区。同日，行政院长孙科宣布无力处理如此重大事件，辞去行政院长职。汪精卫临危受命，于28日接任行政院长。当晚，十九路军向驻沪日军发起了进攻，激烈巷战持续至29日晚，日军火力优势在巷战中难以发挥，全线退回日租界，双方伤亡惨重。驻沪日军兵力薄弱，日军参谋本部和海军高层决定暂时停止上海作战，从日本国内向上海增兵。汪精卫也准备增兵上海，发表了《对淞沪事变宣言》，命张学良在北方起兵，牵制日军。张拒绝起兵，汪只好请下野的蒋介石出山。1月30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央紧急会议，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提出迁都洛阳，准备持久抗战。蒋介石临危受命，发表了《自卫宣言》，《告全军将士书》等文告以鼓舞士气，同时向十九路军下达了避免战事扩大的命令。他清楚，有中共红军在南方威胁政府，对日用兵会腹背受敌，重演九一八事变后调兵北上被红军追杀的惨败一幕，于是与汪精卫达成共识：扩大战事不符合国家民族的利益，只能给中共红军带来追杀国军的机会，国民政府应当尽量推迟与日本全面开战。
然而，蒋、汪控制不了局势，局势被莫斯科操控着。中共党员控制的十九路军在尽量扩大战事。莫斯科还有更多棋子可调动。国军最精锐的德械第五军军长张治中是黄埔军校时共产国际发展的秘密共产党员。根据莫斯科将上海战事扩大的密令，张向蒋介石请缨，要求率第五军赴沪参战。蒋介石拒绝了张的参战请求，命张只作增援姿态。蒋介石不派兵增援上海的另一原因是他无兵可调。因为防御江西、湖北的中央军不能调，担心从剿共前线调兵会被红军乘机追杀，其它地方诸侯的军队只唱抗日高调，乐于隔岸观火，根本不听中央调遣。
2月，日军增调军舰十多艘、陆战队7000 人参战。因上海作战不力，日本大本营几次换帅，先任命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为总指挥；再改由陆军派的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为指挥官，再撤换了植田谦吉，组建了上海派遣军，派原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任司令官统一指挥。中日交战期间，英、法、美、意四国抗议日本以上海租界为作战基地，联合敦促中日停火，并分别调军舰和军队数千增兵上海，国际联盟通知日本将在3月召开的日内军会议时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上海问题。
淞沪战事持续近半月后，十九路军作战伤亡惨重，多次电报要求中央调兵增援。蒋介石拒绝了十九路军的要求，申斥该部不服从中央命令，擅自发动战事致使沪局无法收拾，申明“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同时，蒋介石严令蠢蠢欲动的第五军按兵不动。3月1日，日本军舰载第九师团从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一线登陆，十九路军被迫撤退到嘉定、太仓一线。3月3日 日军攻占了吴淞炮台，３月６日，十九路军全线溃败。这时，日本方面掌握了苏联策动淞沪战事一系列行动的情报，内阁与军部达成共识，决定在得胜后结束上海的战事，不让苏联策动中日开战以收渔人之利的计划得逞，通过十九路军旅长翁照垣向中国方面递交了和谈的建议，委托美英法各国领事出面调停。汪、蒋也在避免战争扩大，谋求结束战争。中日两国政府在英美调停下立即开始和谈，历时三十四天的淞沪战事结束。
经过近两个月的谈判，中日双方于５月５日签署了《淞沪停战协定》。其主要内容是恢复战前态势和“三项谅解”：中国政府同意取缔全国的反日运动，将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同意在浦东和苏州河南部，以及龙华对岸之若干地区不驻军。对中国来说，国民政府签署《淞沪停战协定》是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明智之举。因为，政府腹背受敌，继续战事意味苏区的扩张威胁。淞沪抗战刚爆发，中共对各苏区下达指示，要求利用国民政府应付淞沪事变的大好时机，采取战略攻势，扩大红军及苏维埃区，指示在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七省全面出击，同时发布了《关于上海事件斗争纲领》，号召总同盟罢工，士兵与武装民众联合打倒国民党政府。[7]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贺龙率红二军团在洪湖出击，歼灭了国军第48师特务团、工兵营、第4师12旅和第144旅，击溃增援的第142旅缴枪3000余支；[8] 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红军黄安县经金家寨进攻苏家埠，围困苏家埠两个多月，歼灭政府军两万人，缴枪一万五千，威逼武汉；中央红军向赣南重镇赣州发起进攻，然后南下入闽攻占并洗劫了漳州。签署《淞沪停战协定》使国民政府摆脱了两面作战的困境，得以腾出手来应付大举进攻的红军，迫使中央红军撤离漳州。
6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了赣、鄂、豫、皖、闽五省剿共会议，在会上提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攘外必先安内”是国军将领们在1929年中东路战争时提出的策略。当时，冯玉祥乘苏俄入侵之机兴兵欲武力推翻中央政府，政府陷于攘外与安内无法兼顾的困境。山东的陈调元、石友三提出“攘外安内之谋”，联衔各地将领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说：“吾国兵燹频仍，民生凋敝，近复边患日亟，共祸嚣张，凡属军人，宜如何猛省，凛煎豆燃箕之戒，策攘外安内之谋”。[9] 蒋介石通电表示同意说：“冯逆玉祥所部宋哲元、石敬亭等，当暴俄入寇之时，竟敢悍然作乱于西北，自古未有国贼在内不先去之，而能外御其侮者。中正谨于本日赴汉督师，安内攘外，皆系于今日之役。在中正奉辞伐罪，誓翦奸凶，尤望我国人并力一心，同仇敌忾，扫除建设之障碍，造成永久之和平，虽有狡焉思逞之强邻，我亦不难于撙俎之间，以制胜于万里外也。”[10]
九一八事变时，奉调北上的国军遭红军追杀，损失惨重，更让国民政府感到攘外必先安内。淞沪战事期间，国民政府再遭腹背受敌之苦。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二次宣言，号召“武装推翻国民政府”说：“全上海的工友及一切劳苦群众，起来，举行总罢工来反对帝国主义，组织义勇军纠察队，夺取武装来武装自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民众的工农兵的代表会议的政权！” 根据莫斯科的指示，中共临时向各苏区下达进攻命令说：“工农红军的行动必须更加积极起来，更加互相呼应的行动，依据现有的成功开展着胜利的进攻。必须依照中央的军事训令来努力求得将中央苏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鄂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领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接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的胜利。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区为中心，而将西北、鄂东、鄂豫边、湘西苏区联系一起，造成威胁长江上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再建北方苏维埃国。”“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责任是开展一切群众的斗争，领导一切群众的部份的日常的经济的斗争，领导反帝斗争走向总的向国民党统治进攻道路中去，以响应配合红军的行动，来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由于各路红军的大举进攻，中央军主力无法脱身，部分奉命从围剿战场抽调赴沪的政府军再遭红军追击，损失惨重，地方实力派各自拥兵保存实力，使国民政府对上海战事无兵可调。
针对中共趁外患颠覆政府的行动，蒋介石在庐山定“攘外必先安内”为国策指出：“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之媒……明朝末年内有李自成叛乱，外有清朝准备入关，后来包括多尔衮在内，都承认灭亡明朝的是李自成，满清并非得天下于明朝……我们想要攘外，必先安内，必须看到我们内部最大的不安是在什么地方：第一、是我们内部的政见不一致；第二、是赤祸的纷扰。今天我们可以说：日本不配做我们的敌人。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赤匪。如果我们在内部把赤匪的祸乱消除了，对日是没有问题的。希望大家共同一致，认定目标，对外是日寇，对内是赤匪。我以为如果赤匪的祸乱能够消灭，我们国内就可以安定；如果国内安定，我们一致对外，那么，日本就没有问题了。”[11] “如果剿匪不成功，抗日就没有基础。因为一方面抵御外侮，一方面还要分力剿匪，那就和明末的情形一样。明末之时，陕西的土匪猖獗，明朝没有先去剿清，因之满清乘机入关。假使当时明朝祇是在山海关以全力抗战，何尝不能抵御外侮。可是后方的李闯土匪猖獗，打到了北京，结果祇是亡国。多尔衮写给史可法的信也说：他的天下乃得之于闯贼。这虽然是他的狡辩，可是我们细按当时的情形，却不得不承认明朝的亡，不是亡于满清，而是亡于匪乱。现在我们的困难，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样，所以我们要以明朝为前车之鉴。祇要把国内的匪患肃清，使全国团结一致，无论倭寇怎样侵略，我们也能够稳固自强，终久是可以挽救转来的。如果我们内部意志不一，步骤凌乱，既要对内打土匪，同时又要对外御侮，试问我们究竟有多少力量，恐怕结果也祇好重演一次明朝亡国的故事。”[12]
“一二八中日淞沪之战”是斯大林为解除日本关东军攻苏威胁和蒋介石围剿红军压力所策动的。战事前，苏俄指挥在华的各路人马协同行动：宋庆龄、何香凝推动蔡廷锴开战，在战事中赴前线劳军，发表慷慨激昂演讲，与蔡廷锴高调见面合影，发动上海各界捐献款物运动，声称筹得巨款700万元（其实这笔一相当于十九路军八个月军饷的巨款主要来自莫斯科）；中共制造了杀日本僧人事件。淞沪战争爆发时，日军沿中东铁路运送军队，管理该路的苏方代表奉命不加拦阻，保持远东的平静，鼓励日本在华南对华用兵。与此同时，中共连续发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中央致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的一封信》、《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等文件，在其中称：上海事变“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计划的有机部分”，“上海战争明显地带有民族革命战争的意义，因此我们党的任务是积极地加入这一战争”；在莫斯科的中共领袖王明连续发表文章，在其中一再的宣称：“今天中国面临的是两国之争，即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腐朽的中华民国的斗争”，“两国之争，决定着中国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两国政权的尖锐对立，是目前中国全部政治生活的核心”；[13] 潜伏于国民党的张治中等人奉莫斯科之命联手推动扩大上海的战事。淞沪战事结束后，苏联公开向日本提议出售中东铁路，并于6月22日在东京与满洲国代表开始了正式会谈，申明了承认了满洲国的立场。淞沪战事前后，共产国际下属们在所喊的反日高调实质与中东铁路战争中和九一八事变后的“武装保卫苏联”口号及建立“拥苏大同盟”行动一样，均是服务苏俄利益的策划。
汪精卫、蒋介石认清了斯大林促中日开战的布署，以不扩大战事，停战和谈挫败了斯大林引爆中日全面战争的计划。淞沪停战后，斯大林指示宋庆龄和中共将促中日开战的运动升级。据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出《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号召“全国劳苦群众在苏维埃旗帜下武装起来，推翻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中共地下党组织学生将出面对日和谈的代表，国民政府外交次长郭泰棋打伤。这一暴行与李大钊指挥学生在五四运动中殴打外交官，中共北方区委在九一八事变后组织学生殴打外交部长王正廷等一脉相承，均是执行苏俄指示的行动。这些行动的共同之处在于，鼓动青年殴打的目标总是国民政府的外交官或日本人，而决不是对中国领土野心最大的俄人，也不会是与苏俄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外交官，足见沪战事中的爱国口号与暴行表象是反日，实质是拥苏。
无知学生们容易受爱国口号的煽动。他们不知道，《淞沪停战协定》与爱国或卖国无关。协定主要内容是恢复战前态势。战前态势有国政府默认日本驻军吴淞、闸北、江湾引翔港等地，中国军队退出上述地区等屈辱状况。但屈辱是当年义和团打爱国旗号祸国的结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成立时承认前政府签署的《辛丑条约》没有错。
中共在淞沪抗战前后坚持推翻政府的事实证明了汪、蒋限制战事扩大，尽快谋求和谈政策的明智。在日、苏强敌外侮和中共武装心腹威胁的情况下，“攘外必先安内”无疑是国民政府自然而明智的应对。在蒋介石奉行“攘外必须安内”方针的几年中，宋庆龄、何香凝、遍布全国的救亡团体等俄党高喊停止内战，促国民政府立即与日本全面开战，却从未促中共红军停止进攻国军，从未促中共放弃推翻国民政府宗旨。多年后来人们才知道，从九一八事变到芦沟桥事变，中国重大事件的背后都是斯大林为苏俄安全要引爆中日全面战争策略在起决定作用。
第 23 章 中华苏维埃国
苏俄在华建立伪国
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了在各地发动暴动，罢工，游行，示威，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同时派周恩来到江西接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操办建立苏维埃国。周恩来不是空手来赣，而是带着共产国际起草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全套建国文件。
1931年11月7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国，公布了莫斯科制定的上述文件和经斯大林批准的下列人事任命：任命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席，项英、张国焘被选为副主席，朱德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称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兼红军总司令，博古为中华苏维埃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瞿秋白、邓发、张鼎丞、王明、彭德怀（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贺龙、孔荷宠、林彪、王稼祥（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关向应、方志敏、任弼时、沈泽民、谭震林、曾山、夏曦、刘少奇、邓子恢、罗炳辉、陈毅、张云逸、徐特立、阮啸仙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
与几个月后成立的满洲国一样，中华苏维埃国也是外强扶植的傀儡国。不同的是，后者以推翻国民政府为宗旨，直接威胁着中国的首都，对中国的危害更大。中华苏维埃国在各方面都体现苏俄属国的性质：其一，建苏维埃国是共产国际的决定；其二，建国日是共产国际决定的苏联国庆日；其三，建苏维埃国的全套文件由俄人在莫斯科制定；其四，其宪法大纲申明中华苏维埃国隶属苏联；其五，苏维埃国与广州的国民党政府一样，高层成员名单全由俄人决定；其六，苏维埃国的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架构是苏俄引入产物；其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上印的是列宁头像；其八，《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国徽、国旗及军旗的决定》中规定的镰刀锤子国徽、五星红旗国旗取自苏俄寓意；其九，苏维埃国的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等九个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GPU） （九部一局）从名称到架构都照搬自苏俄；其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四条宣布：“我们赞成中国境内的所有少数民族都能够从中国分离出去，都能够独立自成一国”。谁都知道，莫斯科是绝对不允许苏联境内的众多民族有权分离出去的。少数民族独立条文是莫斯科专为将中国满、蒙、新疆并入苏俄版图的目标所制定的。这时的苏俄通过其控制的“中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蒙政府、东蒙（呼伦贝尔）政权、新疆盛世才的自治政权控制着中国半壁江山；其十一，中华苏维埃国的宗旨是“武装保卫苏联”，《红色中华》刊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周年纪念宣言》说得清楚：“准备和组织着自己的力量，随时同帝国主义军队直接作战；并领导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和红军武装保卫中国革命的朋友——苏联”。
苏俄通过中华苏维埃建国文件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祸害。其一是“专政”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二条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苏维埃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份子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其二是剥夺私有财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封建主、军阀、豪绅、地主的动产与不动产，房屋、仓库、牲畜、农具等”。这些文件以人民概念代替公民，规定共产党享有政治特权，有权剥夺指定阶级的公民资格，经济权利，人身自由，甚至生命。苏俄苏俄引入的专政说和剥夺说在中华苏维埃国存续的几年中造成控制区内人民大批死亡，人口大幅减少，在后来的新中国带给中国人数以千万计的死难。
对于外敌入侵之时成立的苏维埃国中之国，蒋介石在国民党四全大会上指出：“国家社稷被断送的最大威胁来自共产主义，共产党人不仅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大敌，而且是以虐杀为乐的妖魔……他们必定要在家庭中和同村的各户中挑起纠纷。他们特别怂恿青年人不顾道德败坏。总之，他们向中国的家庭生活和一切伦理观念宣战。”[1]
苏维埃国的社会
苏维埃国将苏俄统治模式复制到了中国。这种模式对百姓全面监视，取缔自由。苏俄建立政权后设立肃反机构——政治保卫局（格伯乌GBU）。最初，肃反机构主要是对付布尔什维克党的变节者，后来对付范围扩大到全体人民。建立中共的同时，共产国际开始为中共培养政治保卫系统的骨干，从赴法勤工俭学生中选中周恩来作为政治保卫和情报特工培养对象，送周赴英国、德国接受系统培训。在建立黄埔军校的同时，苏俄开始将其政治保卫系统引入中共。1926年，鲍罗廷通知陈独秀，苏共将帮助中共培训政治保卫干部，建立情报特工机关，中共选派了要员顾顺章、陈赓和陆留三人从上海登俄轮赴苏，被苏共安排到伯力、海参崴等地苏俄红军特种部队接受各项特工训练。训练内容包括侦破、审讯、刺杀、爆破、劫狱、射击、秘密通讯等等。几个月后，中共的第一批政治保卫干部携苏俄特工部门颁发的毕业证书归国。1927年，共产国际在武汉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脑的中共中央特务科（特科），下设负责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机关安全的保卫股、负责镇压脱离中共者的特务股（红队）、情报股和负责收编江湖武装的匪运股。从苏俄受训归来的顾顺章兼任了保卫股长和特务股长，陈赓担任了情报股长。1928年，苏共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共六大，在《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正式规定中共的各政权都要建立肃反保卫机关。六大会后，莫斯科安排全体中共代表接受了政治保卫培训。随着在中国建立苏区，苏俄将其政治保卫制度移植到中国，在各苏区建立保卫部和肃反委员会。中共中央转移到江西苏区后，成立了中央政治保卫处，由从莫斯科受训归来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任处长。
现代政党都有加入、退出的自由。民初以来，中国政党如云，一人身兼数党者大有人在。没有哪个政党残酷对付想退出者。帮会、黑手党和革命党都有报复变节者的作法，但设立专门机构对付想退出者却是苏俄的作法。苏俄将这种史无前例的作法引入到中国。中共特科传承了苏俄以极端手段对付变节者的传统。特科一号首脑周恩来、二号首脑顾顺章曾率领红队残酷报复了不少前同志，一起策划暗杀了变节者白鑫。顾顺章变节后，周恩来率康生等一批原先与顾没有私人关系的红队人员来到上海顾宅，将顾的家属，上门的朋友及杂工等十几人（一说30多人）斧劈，绳勒的极端方式“满门抄斩”，埋尸庭院，上浇水泥封盖，以残酷报复警告党员变节的下场。周领导的灭门报复行动受到斯大林的夸奖。[2] 相比会党，共产党报复变节者更加残酷。共产党明确要求只讲党性不讲人性，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其信条是为党的利益没有不能做的事。
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中共在中央苏区设立了政治保卫局，照搬苏俄名称为GPU，下设侦察部、执行部、红军工作部、白区工作部、政治保卫队，在其它苏区也设立了政治保卫分局，政治保卫处或肃反委员会。中央苏区政治保卫局主要干部都经过苏俄培训，莫斯科受训归来的邓发接替王稼祥任治保卫局局长，上海转移来的中共特科成员们成为政治保卫局的骨干，欧阳毅、张然和、李克农、钱壮飞、李一氓、汪金祥、李玉堂、吴烈、海景州、马竹林、卓雄、谭震林等人先后担任了政治保卫局下属各部部长。政治保卫局属下保卫队官兵武器装备最先进，配有长短枪，佩戴绿色加红框的领章，胸前佩戴 “GBW”（或KBU，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俄文缩写，这一“绿领章部队”就是后来中共公安部和总参谋部情报系统的前身）。
苏区的政治保卫局在各地设有各级分局，在基层单位和乡村派有特务员。与在苏俄一样，政治保卫局不仅监视和对付中共干部，红军将士，还监视、对付区内全体民众。与苏俄的“契卡”和政治保卫局一样，中共苏区的政治保卫局也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政治保卫局可随意拘捕、审讯、处决他们指称的反革命分子而不走法律程序，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保卫局还负责执行肃反屠杀，按照革命党的规矩，以枪毙，暗杀对付变节者、逃兵，以使每个党员和红军战士清楚变节和脱离革命的严重后果。1932年1月，中共中央根据苏俄政治保卫局模式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规定政治保卫局实行垂直领导，下级对上级的命令绝对服从，政治保卫局向政府、红军部队派出特派员，向高级官员派出保卫员，规定政府和红军指挥机关无权改变和停止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命令。这样的政治保卫机构使苏区陷入恐怖。
在苏维埃国，民众的日常活动受苏维埃政府监视。苏维埃政府在路口设卡（递步哨），实行“赤色戒严”，盘查与逮捕被认为的可疑份子，村民离开村子须有路条，甚至串村走娘家也须事先报告，否则会被扣押。[3] 民众被强迫编入数不清的苏维埃外围组织，如：贫农团、赤卫队、赤色工会（苏维埃国中并无工人阶级，长工，推车子的、抬轿子的、挑脚的、做短工的、手艺人等被要求加入赤色工会）、雇农工会、青工组织、女工组织、革命互济会、省县区乡各级反帝大同盟、儿童团、少先队、慰劳队、歌舞队、妇女队、情报队、破坏队、运输队、担架队、洗衣队、补衣队、摊铺队、清洁队、口号扇子队、选举委员会、扩大红军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土地登记委员会、山林委员会、建设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桥梁委员会、仓库保管委员会、没收委员会、查田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卫生委员会、防空防毒委员会、纪念会筹备委员会、粮食委员会、户口委员会、工农检察委员会、赤色戒严委员会等等组织。上述组织像一张大网，将苏区的全体民众网罗进去。苏维埃政府不允许有人独立于共产党的领导之外。所有的人都被网进上述组织中的一个或多个。上述组织中设有监视、互相检举揭发的制度，包括常委会制度、代表值日制度、内部评审制度、开生活会制度等等。[4] 民众为保全身家，不得不参加组织，接受政府安排的任务，参加诸如唱国际歌、少先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红军歌、烧菩萨、换农民家里的“天地君亲师位”为“革命始祖马克思”等等活动。[5]
苏维埃政府通上述组织和制度向老百姓摊派人、财、物，诸如：向每村摊派慰劳红军的毛巾、黄麻草鞋与布草鞋；强迫老百姓买“革命战争公债”；发动“退还公债运动”，要求买了公债的农民将所购的公债券退还给政府，变购买为捐献；号召捐献首饰银器等以支持革命；开展“借粮”给政府运动（政府不会偿还）；开展节约粮食支援革命运动；组织劳动合作社与耕田队，自带饭无偿为红军家属耕田；发动儿童团员“交月费一铜板慰劳红军”；“扩红”：强制性派给各村扩红（参加红军）人数指标，其中长冈、上才溪、下才溪等乡，全部青壮年男子七至九成出外当了红军或给共产党做工。[6] 毛泽东在调查报告中承认，由于财政危机，苏区的学校、医院等福利设施日渐荒废。学童被组织成儿童团负责岗放哨，就连列宁小学的儿童也有“捉来罚扫地的，有罚禁闭的，有罚饿饭的”。[7] 毛泽东将苏区这种高度军事化、组织化的社会模式确立为自己的理想社会模式，后来在延安时期和夺取全国政权后均以苏维埃国的社会模式为样板，要求将全体人民纳入一张大网，听从他一个人的指挥，在二十多年后按苏区的集权社会模式建立了全民军事化的人民公社制度。
残酷搜刮下没有反抗是不可想象的。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一年间，中央苏区爆发了数十起武装抗争。更多的老百姓选择逃出苏区。为防止民众逃亡，苏维埃规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发现谁家接待了客人，不论什么人，都要和客人同罪。逃跑者被抓回可重至处死。曾有个管钱的管理员花钱买了张路条试图逃跑，抓回后被处死。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杀头。尽管如此，逃跑仍大量发生。住在红区边缘的人逃跑的机会要多一些，有的基层干部也加入逃亡，有的地方一晚上逃走几百人。于是，苏维埃将怀疑可能逃跑的干部调到跑不出去的红区中心地带。逃亡无路时，自杀事件大量发生。自杀者中包括大批共产党干部。苏维埃报刊谴责“自杀是革命队伍中最可耻的分子”[8] ，间接反映出苏区自杀情况之严重。
参加围剿苏区的蒋鼎文晚年披露苏区情况说：“谈到共产党在江西所采取的政策，一言蔽之就是赤色恐怖。他们在地方上利用地痞流氓当干部，用革命翻身斗争清算为诱饵，鼓动对富有的亲友斗争，杀死亲友留下血债，使人们因怕报复便只有永远跟共产党走，永远脱离不了共产党的羁绊。在国军进剿时，这些地痞穿著便服，拿出手枪威胁老百姓，不准向国军吐露一点匪情，甚至谁与国军接近谁便遭殃。我们进入赤区，老百姓不敢和我们多讲话，并不是老百姓不欢迎我们，而是老百姓害怕这些流氓匪干的残忍杀害。国军是流动的，不能永远驻下来保护老百姓，老百姓不能冒身家性命的危险来和国军合作。匪军可以杀人放火带走壮丁，留下残弱妇孺，国军不能这样做，国军进入赤区探不到一点匪军消息，匪军可以留下匪干，留下儿童做国军的情报，反而对外宣传说老百姓厌恨国军，说老百姓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甚至他们杀死不稳份子也诬赖是被国军屠杀的。我在江西行军时，时常发现被共匪屠杀的僵尸无人收殓，惨不忍睹。”[9]
苏维埃国的土地革命
建立黄埔军校的同时，苏俄将暴力血腥的农民运动引入中国，在广州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和毛泽东是苏俄选定的两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经苏俄培训，二人成了中共土地革命的两个代表人物。1928年，毛泽东奉共产国际之命推行暴力土地革命，以红色政权的名义颁布了《湘赣边区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该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条文是他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学来的，也是共产国际《中国问题决议案》中的主要内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等人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为中共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了《土地法草案》。这一草案与《井冈山土地法》大同小异。
苏维埃国的土地革命照搬苏俄的暴力剥夺，不给地主、富农活路的政策，要求“豪绅地主分不到一寸田，富农分不到一丘好田”。按当时中央苏区约三百万人口有百分之五地主、富农计，至少有六万人在土地革命中被完全剥夺财产与生路。苏维埃国没有可持续财政来源，存续主要靠无偿剥夺。剥夺完地主、富农后，土地革命不能结束，需要继续以相对富裕者为剥夺对象，继续剥夺中农，最后剥夺到贫农头上。经过几年的土地革命，不仅地主、富农被消灭，连中农也被消灭，人民全体赤贫，苏区的经济基础被摧毁，经济一片衰败，人口迅速减少。不少怀有为人民谋利益理想的红军将领对此感到幻灭，脱离了革命。例如，红军创始人之一龚楚因看到苏维埃政权对苏区人民残酷压榨违背了他投身革命的初衷而投降了国民党。1934年，红军撤离了中央苏区，国民政府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提出重建江西，废除中共土地革命中的土地分配，制定了以“物归原主”为原则的土地处理条例。他在调查黎川和广昌两个县的重建情况时发现，多数农民没有耕种在中共土地革命中分得的土地，任其抛荒，少数农民耕种了分得的土地，但收获后悄悄地把相当于地租的钱或粮送给原地主以维持地主和雇农的关系。熊式辉问农民为何这样，得到的回答是：“天地良心，怎么可以把别人的地抢过来，这是地痞流氓才干的事情。”[10]
《井冈山土地法》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是典型的强盗法，体现共产革命的真谛——暴力抢劫他人的财产，也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否定私有产权，政府任意剥夺，为所欲为，不受监督与制约。两土地法又可称为奴隶法，因为它们规定苏维埃政府有权剥夺一切私有土地，实际宣布农民只能为苏维埃政府劳动，全体成为政府的奴隶。以这两土地法为代表的苏区土地革命带来的不是人民解放，而是奴隶制度。中共建国后推行的暴力土改，对工商业改造，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运动的源头要追溯到马克思的暴力剥夺理论和苏俄暴力剥夺实践，要追溯到苏俄在华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内容，要追溯到苏俄在华开展的苏区土地革命，以及根据苏俄纲领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苏区土地革命和《井冈山土地法》将几片苏区变成赤贫世界。二十年后，毛泽东将苏区土地革命的套路推向全国，通过土改和合作化将土地全部收归政府时，将苏俄引入的灾难扩大到极致，将全国农村变成了赤贫世界。
苏维埃国的财政
苏区的兵民比例远超历朝历代，庞大的中共机关和十几万大军远非贫困苏区的经济所能供养。几年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在延安问毛泽东：“井冈山时期，苏区的面积只有那么大，人口只有两百多万，每年的税赋有限，你们是怎样解决几十万红军粮饷的？”毛泽东“环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诺的提问。中共前总书记向忠发的供词是这一问题的重要参考。他披露中共的财政说：“共党经济来源：（甲）国际供给者：国际帮助中国共党每月一万五千元美金，中国五六万元，实际上国际的款是俄国共党供给的……；（乙）赤区接济者：在赤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再由在芜湖开发金铺子的同志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此外尚有大批现金由赤区运来；（丙）绑票或抢掠：共党的经济，有时因国际的关系一时中断，款子不能来，亦有的因赤区的接济没有到，因此就时常采用绑票和抢掠的方法。”[11]
苏区的实情正如向忠发所披露，红色割据赖以生存的财源，次要是靠苏俄资助，主要财政来源是靠抢劫，即“打土豪”，勒索富户的钱财来解决军粮军饷。红军“打土豪”与土匪的传统办法相似。毛泽东喜爱《水浒传》一类游民小说，熟悉江湖上打家劫舍的办法，上井冈山后主持制定了“打土豪要归公”（后来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其意思是红军只抢大户，不许见老百姓就抢。这两条纪律显示出革命党的无耻，居然在“打土豪”时标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苏区都是各省边区，也是贫困地区，有钱人本来就少，军队大规模地“打土豪”很快将大户打光。于是，苏维埃将“大户”的标准迅速降低为普通农户，打土豪也就成了见财就抢。一段时间后，苏区及周边乡村看得见的财富被抢劫殆尽。因治安和灾荒等原因，老百姓通常都会埋藏些积蓄。看得见的财富被“打”光后，红军转以百姓埋藏的财富为目标，称“挖浮财”。红军编制了“挖浮财”的指导文件，培训如何利用绑票逼出百姓埋藏的财宝。如红四军政治部编了一份《筹款须知》，专门向红军战士传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和富农绑架勒索财物的勒索。这份勒索教材的要点包括：
第一步 精密调查：“要找到贫苦勇敢的工农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财物或鸦片烟，酒肉等，秘密给那些贫苦工农、小孩或流氓份子，其至许赏他们金钱以引诱他“说实话”；
第二步 在周密调查后迅速捉人（绑架）：人是活宝，只有捉到人，筹款就容易。捉人的方法要注意运用便衣队，而部队中要注意找本地人参加组织。队员出发时要化装成各色土民（每次化装要不同），暗藏手枪，特别注意趁黑夜、半夜、雨夜、雪夜，以及拂晓、黄昏这两个时候；
第三步 贴条子：地主、商人本人虽逃走了，但他走不远，有走狗随时为他们打听消息。这时必须用贴条子的办法，指出捉人的理由、要款的数目，限期接头缴款。条子要贴得多，不管地主、大商人、富农，凡在政策允许下可以筹得的，都要贴，以免漏网。但出款的人一来心疼，二来难办到，故在写条子时要充分估计到出款人此地现有财产所值，特别是动产，按照他的能力开数目，留有交涉余地。如果数目太大，把出款人吓翻，或他此地所有动产还不过如此数目，他则索性不理，只要有一个不缴，就会形成困难，即使再减也失去了威信；
第四步 软硬兼施加紧催款：条子既贴，绝对不要听任土豪延抗不交，或只派代表交涉，企图延期不缴，必须有计划有步骤的派人分头加紧催款。催的手段贵乎厉辣，在必要时，没收一家的财物，烧一家的房子，或杀一个土豪；
第五步 “做好做歹，雷厉风行”；
第六步：优待土豪代表；
第七步 挖地窖：封建地主是守财奴，有了钱，放债怕对方没有能力还，营商怕亏本，故无论城乡土豪都喜欢埋窖，只要有好的技术热心挖窖，对于筹款当有绝大帮助。窖常埋伏在人不注意处的厕所、粪缸下、猪池下、隔楼板、瓦罐里、烟囱中，总之凡可以埋藏处都会埋藏，而这些地方都须详详细细地寻找，要检审首先要有精密的调查，特别要找土豪守家的说话，找普通人暗中观察他的行动；在那里睡觉，在那里吃饭，常到那里去，他的眼睛注意到那里，特别当你或别人进去东找西看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在那里。如果你有了相当把握时，便一面继续宣传侦察，一面便可以正式挖地找窖。这时可以酌情拘押守家者，恐吓，或不拘捕，暗中监视之，看他着急不着急，看他会守在那里不动。但主要靠自己用各种方法，如泼水于埋款地上，看水透快慢，快的土松的就有货，挖土看色气，看松紧，新色土松的有，用心量房内外的宽窄，墙壁的厚薄，是否有夹墙，量了楼下要量楼上，有的在楼板以下起隔墙，看了屋檐要开天花板，拆出看是一层还是两层，总之不妨翻天覆地大找一场。万一没找到也不要放弃，还必须按屋大小，派便衣侦探潜伏周围，看白日里有甚么人进去，都在那里看了某处有好久时间？神色如何？看了出来之后又怎样了，这时绝勿露形，只报告负责人，到晚上再派侦探，看他准备何时动手挖窖。因为他已挖动了，必定要趁夜里取的，你便在他挖掘时暗中派人监视，只把人围好（防他的外面侦探知道）捉人，再强迫他完全挖出就是了。而且这种取挖人必是土豪亲信走狗甚至是儿子或本人，绝对勿轻易放掉，必要时趁夜迅速找到那些藏起来的肥土豪；
第八步 拍卖；
第九步最后一着：有时各家所罚捐款都缴齐了，而我们还嫌不够，土豪商人还出得起，而时间还来得及，便要来个最后一着，加捐，或加以“重利剥削，高抬时价”的罪名，或以曾控告过革命份子、摧残过工农运动等之政治上所不容的罪名强迫，在必要时，虽以前已罚或捐过款，也可以再杀一个。要杀的必须更加重罚款，但这不是简单的为着筹款来个最后一着，还有政治上的重大意义。
红四军军委书记陈毅在给上海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红军每月至少要需要五万元左右，这笔款项大部分出在土豪身上，小部分出在城市商人……筹款的秘诀有以下几种：1、城市筹款。红军……召集商人代表……提出最低额款项，限三日交齐。此款项由商人代表自行摊派，但须依照累进的办法……每每红军写信到邻县去要款，不必派兵都可以送来。2、对豪绅的勒款。若捉住了豪绅家里的人固然可以定价赎取，这个办法比较难，因为红军声势浩大，土劣每每闻风而逃。此时只有贴条子一个办法，就是估量豪绅的房屋的价额，贴一张罚款的条子，如可值一万元则贴一百元，余类推，限两日内交款，不交则立予焚毁，每到期不交，则焚一栋屋以示威。这个方法很有效力，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3、挖窖。豪绅许多现款藏在地下，红军一到他房内便要搜查枪弹或现款，墙壁内、室内之低洼处，或有新痕的地方，都要去试探一下。有时用一盆水倾在房内，某处的水先浸没，则可查知该处土质松疏，从那里挖下去，每每得到现款或金银首饰。红军前后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两，挖得之现款常常可得着数百元、数千元或至万元不等。4、奖励来报告土豪窝藏处或其地窖的所在的，亦常常是有效的法子。按所得的金额的百分比例奖励他们。他们很踊跃来帮助红军。” [12]
中共湘赣省委的文件记载红军抢劫办法说：“军费很困难……我们对这一问题是决定以下的办法：1、责令苏区土豪写家信，利用游击队或土豪代表送信到他白区的家里，限期送款来。对于某些反抗缴款的土豪立即杀一二个威吓其他土豪，并可将他的头与罪状送到白区去…… 3、组织短枪队及精干的游击队深入白区打土豪杀反动首领，发动群众斗争和收土豪的款子（罚土豪的款子应按照他的经济状况，数目不要提得过高，务必使他很快地送现款来）……4、查田中查出的豪绅地主，除没收其财物外，须严加审讯，追出他埋藏的，并向富农罚款，尤其是最近查出的窃取土地革命利益的富农，除没收好田外应罚他一笔钱。”[13] 中央苏区勒索筹款的案例之一是红军活捉了国军师长张辉瓒后向国军漫天要价，勒索赎金。赎金谈成，红军派代表去拿钱，但手下人擅自杀了张，并割下张的头颅装盒放木排顺赣江漂下，使“筹款”泡汤。鄂西苏区红军常见作法是“绑活票”，即到县城里将有名的富户每家绑一人，不“撕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他家人一坛一坛不断地送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当中难免有人质因惊吓或折磨致死，家人一次次送钱后结果还是撕票。[14]
苏区的有钱人本来不多，红军军费的需求无限。十几万大军靠抢劫生存不可持续。当红军将农民藏匿的积蓄勒索殆尽，“打土豪”打到农民的生产资料，当期收成和种子农具时，苏区的油水已被榨干，“打土豪”的收入急剧下降。于是，红军到苏区周边的“白区”（国民党占领地区）去“打土豪”，占领一个地方，杀地主富豪，掠夺财物以充军饷。很快，新“红区”的土豪也被打光，红军只得将抢劫范围不断扩大。
红军到周边地区抢劫的另一方式是“打谷草”，又称“打草谷”。“打谷草”原是北方游牧民族入汉境抢劫的术语。中共打草谷的作法是动员红区的农民跟随红军到“敌占区”去抢割成熟的庄稼挑回苏区来，红军拿大头，百姓拿小头。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记录说：“打草谷成了苏区革命群众最盼望的盛大节日”。他的这一说法显然源于列宁“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之言。红军的“打草谷”不光使华南经济衰败，还造成华南百姓道德沦丧。逐渐地，打过谷草的苏区农民不再愿意辛苦劳作，只盼着跟随红军外出抢劫粮食。红军和参加打谷草的苏区农民都知道，打草谷是无所谓阶级的，只是从别的佃农口中夺食。大家很清楚被抢了一年收成的佃农将会多么悲惨，但在红色熏陶中慢慢习惯了抢劫为生，是为暴力革命戕害善良的一个证明。红军到苏区周边“打土豪”、“打谷草”的结果是使苏区周围形成一条数十里宽的无人区。红军只有不断扩大苏区，或长途奔袭更远的城镇抢掠才能维持生存。随着红军抢劫范围扩大，周边的商人、百姓闻风而逃，整个华南陷入灾难，无怪当时报刊和各界人士均称红军为赤匪。
被抢劫之外，苏区农民还遭受着苏维埃政府苛捐杂税、不断征粮、摊派的压榨盘剥。苏维埃政府征收名目繁多的土地税、集资款、经济公债和各种捐献，摊派款，其中土地累进税免税额低至全家总剩余粮食100斤，[15] 实际是向农民的口粮部分征税。以赤贫者为对象的苏区税收无论如何也搜刮不到多少钱。毛泽东承认：“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16] 收不到多少捐税，苏维埃只好对赤贫农民采取另外搜刮办法——强派徭役。苏区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红军，或征去做劳工，乡村里青壮男子所剩无几，传统上不下田的小脚妇女成了田间耕种的主力。苏维埃向妇女们摊派众多无偿劳务，诸如照顾伤员、洗衣补衣、制作军鞋等等。
在工商业方面，由于红军抢劫形成的苏区周边无人区，苏区与外界的贸易断绝，区内物资奇缺，信赖流通的工商业难以生存。苏维埃没收小工厂主的政策使苏区内本来就少得可怜又难以生存的工商业绝迹。毛泽东在调查后写道：“红色区域的许多手工业生产是衰落了，烟纸等项是其最著者”，[17] “工人，木匠失业百分之三十，裁缝大部失业，泥匠失业百分之三十……私人商店除一家江西人开的药店，全区绝迹”。[18] 工商业绝迹使苏维埃政府税收枯竭，更加依赖抢劫生存。苏区龙岩的工商业衰败是苏维埃国摧残工商业的一个写照。毛泽东有诗云：“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实际情况可不是“金瓯一片”。龙岩成为苏区后，原有充满活力的私营造船、农具、织袜、铸锅、雨伞、油布、烟丝、染布、陶器、制糖、榨油、锡纸、硝盐、樟脑、竹器、木器、砖瓦、缝衣、竹篓、造纸等工厂作坊被苏维埃没收充公改成了红军的布厂、红军斗笠厂、汀州弹棉厂、四都兵工厂、濯田炼铁厂、熔银厂、造船厂、熬盐厂、砖瓦厂和造纸厂，或改为公营的生产合作社，在几年赤化中大批倒闭。
苏区的财政另一来源是金融剥夺。为开辟财源，苏维埃国大力印钞发债。1930年10月，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在给中央的信中说：由于经济封锁，已无土豪可打，同时耗费甚巨，均感困难，惟东古银行票币甚行畅销，几乎每天能印几万，都能销出。于是，中共总前委发出“立即动手出票子”的号召，命下属各苏区大量印刷苏维埃纸币。苏维埃国成立后，苏维埃政府继续大印钞票， 先后发行三次公债，其中两次为1932年发行的战争公债，吸收了大量民间银元。不久，中共离开苏区西逃，苏区民众手中的苏维埃钞票和公债都成了废纸。1933年，苏维埃政府发行经济公债300万元。由于地主、富农财产已被抢光，大批农民被胁迫参加红军，农民根本没有钱买经济公债。毛泽东在调查中披露，60%的儿童都买了公债，五角，一元、二元、三元不等。[19] 摊派摊到儿童头上说明，苏区民众的钱财已被榨干。
随着红军扩充，打土豪收入减少和农村经济衰败，苏区的粮食产量越来越少，而苛捐杂税、征粮摊派越来越多，农民生活状况急剧恶化，纷纷逃亡到国统区讨饭，原本粮食富足的华南苏区陷入饥荒，苏区农民们很快全体赤贫。至此，华南苏区复制了苏联革命导致饥荒的过程。共产革命必然带来饥荒，这被多数共产国家所印证。苏维埃国财政的主要来源，打土豪、剥夺土地，苛捐杂税，摊派公债，摊派徭役，金融剥夺等等说到底都是一回事——抢劫。打土豪是抢劫，剥夺土地也是抢劫，苛捐杂税，摊派公债，摊派徭役等等无一不是抢劫。抢劫是土地革命、农民运动、共产革命、苏区的核心内容和根本性质。
打漳州 红色权
无节制地剥夺民众财产导致苏区经济崩溃，不断扩大打土豪的地域范围也难供养庞大的党机关和数万红军，财政很快陷入危机。九一八事变对中共是个大喜讯，乘蒋介石从江西围剿前线抽调军队北上应付日本人，红军一路追杀，打了空前的大胜仗，缴获物资无数。中共在胜利喜悦中宣布建立中华苏维埃国。两个月后，淞沪战事爆发，给中共带来另一喜讯。中共中央决定，趁国民政府调兵北上抗日，南方防务空虚，集中红军主力攻打大城市，将小打小闹的打土豪升级为打一个城市，做一单大的以解决苏区的财政危机，并将目标选定为富庶的侨乡漳州。
1932年3月末，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攻占了漳州城。从贫困边区进入富裕城市，红军个个眼红，立即展开大规模的抢劫及向商会勒索。老红军曾志回忆道：红军向鞋店筹款，他们没有把钱交出来，战士们就到鞋店里没收财产。陶铸带人绑了一个地主的孩子，获赎金3000多元。[20] 杨成武回忆道：“看是戴礼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镜、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当土豪。我们那个团就抓了一百多个，有的不是土豪，而是华侨。”[21] 聂荣臻回忆道：“当时陈嘉庚先生在漳州开有一座商店，派了他的款，他开始不交。我们只是派人进入他的商店，取走相当于所派款项的罐头、胶鞋等给部队吃用，仍令其交款”。[22] 在占领漳州的49天中，红军抢得百多万元大洋、大批金银珠宝、布匹、医药、汽油、食盐等物资，全军做了整齐的服装，每人发了四元零用费，喜气洋洋地过了另一次“革命的盛大节日”。这样的“盛大节日”发生在所有红军占领区的周边。例如，彭德怀1930年率红三军团“在黄石港宣布没收帝国主义的洋行、商店，征集成千上万农民组成搬运队，挑着铜币、银币，一担一担送到红军司令部，红五纵队在大冶县金牛镇杀了几个土豪，筹得大洋三万块。”5月，国民政府与日本签署了《淞沪停战协定》，腾出手来应付南方红军的扩张。中央红军在达到目的后撤回，请了大批挑夫挑抢劫的物资满载而归回到瑞金。 [23] 中共党史上，红军打漳州占有重要的地位，被赞颂为毛泽东领导的辉煌革命胜利。建国后，中共在漳州建立了“红军攻克漳州纪念馆”，作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纪念馆以红军留下的“组织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扩大红军”、“扩大革命战争，实行土地革命”等三条宣传标语为证，宣称红军打漳州是为了反帝，“留下了爱国光辉的足迹”。参观的青年们多不知道，红军打侨乡漳州、鄂东小镇黄石港与“反对帝国主义”无关，只是大规模的武装抢劫而已。当年参加抢劫的老红军们回忆起打漳州都兴奋之情跃然纸上，没有人对抢劫勒索商民有所忏悔。这才是真正的革命精神。
查田运动
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共在各苏区内开展暴力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革命。这种暴力、无偿地剥夺私人财产的土地革命摧毁经济基础，摧毁税收的源头，虽能贴补苏区财政于一时，但不可持续。随着打土豪的收入迅速下降，税源枯竭，各苏区很快都陷入了财政危机，迫使中共必须挖掘新的财源以解决苏区财政问题。应对财政危机，苏维埃政府的办法是继续在区开展土地革命，以剥夺私人财产补贴财政。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想出了进一步搜刮百姓财产的办法，起草了《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和《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文件，在其中声称“要通过查田运动粉碎国民党的围剿，抓出藏在苏区的内部敌人”。毛泽东查田主意的要点如下：
一、降低标准再划出地主、富农：在地主已被剥夺干净后，先向富农开刀，剥夺富农财产，再向中农开刀，将几年前土地革命中的百亩地主标准降到十亩或更少，以“查阶级”借口将无数已经很穷的中农“查”成 “隐瞒田产的地主、富农”，然后没收他们的财产，迫交“罚款”或“捐款”， 罚作苦役。[24] 在毛泽东试点的胜利县（今于都），几年前土地革命中已经剥夺了地主810家，富农766家。查田运动中，苏维埃降低标准又“查”出地主、富农536家。土地革命中分得土地的农民又被收回了土地，甚至被“查”成了富农剥夺私产。[25]
二、株连：例如在长冈乡，“八月查田查出地主之妻女与工农结婚的六人，从这六人收回土地三十六担六斗”，[26] 显示查田运动中的株连比历史上的连坐更加厉害。
三、分财产：苏维埃召集农民大会，以现场举手通过的方式，被查人的财产，将其中一小部分分给红军家属，将大部分没收充作红军军费，鼓动农民当场瓜分被查人的其余财产，将其鸡鸭猪等煮了在大会上分食。
四、人身消灭。如同几年前的湖南农民运动一样，“查田运动”也是暴力掠财运动。运动中，经贫农团大会多数人举手通过，被查人或以暗藏敌对分子罪名处死。
1933年2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批准了毛泽东起草的文件，下达了《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要求将毛泽东在瑞金县云集区叶坪乡试点的查田运动推广各苏区。中共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保证说，农民对分得的土地有买卖、租佃之权，不会再行分配。但随着查田运动展开，苏维埃政府将“有钱人”、地主的标准不断降低，再查出一批地主，一些原本分得土地的农民成了地主，田地再被剥夺。这种反复实施分田地作法被内部人称为翻饼。有的地方一年翻饼两、三次，种田收成达到温饱线者都不可避免地被划成地主。农民认识到分得的田并不是自己的，随时将被剥夺，丧失种粮积极性，粮食产量大幅降低。翻饼的结果是苏区农业衰败，饥荒蔓延。针对中央苏区的翻饼式查田，王明提出批评说：“有一种现象阻碍苏区农业生产的振兴，这就是再三不断地重新分配土地”。[27] 王明作为共产国际的传令兵当然不可能指出查田运动真正性质。查田运动实际是一场打干净“土豪”后再以贫苦农民为目标的新一轮“打土豪”运动。由于真正有钱人早已在“打土豪”中被打光，苏维埃从贫苦农民中查出再多的“地主”也榨不出多少钱财，中共中央通过推广查田运动解决财政危机的目标未能实现。
扩红运动
为应付国民党围剿，中共苏区不断征兵扩充红军。苏维埃《宪法大纲》规定的自愿征兵制并不可当真。在苏区，没有人自愿当兵，扩红须依靠强制摊派兵额。苏维埃政权通过共青团，赤卫军，少先队，贫农团，工会，女工农妇代表会等众多团体控制到每一个人，苏区民众在苏维埃的扩红运动中无处逃遁。
1932年12月，中央苏区发动了新一轮的突击扩红运动，要求在年底前扩红25000人，派出突击队到各省各县去抓壮丁，抓到后集中押送到红军各部。中共中央扩红运动文件中有“保障路上不逃亡”， “小孩老弱不合格的到其他机关工作，如伙夫、事务员、交通员等等”条文，不仅说明扩红强抓强迫，还说明不仅是壮丁，连少年、老弱也抓。毛泽东要求将“查田”、“抓反革命”和“扩红”三运动结合起来，给各村定出指标限期完成。老红军刘英披露当时苏区抓壮丁的情况说：“第二次扩红，毛泽东直接领导我。他给我的批语是谁反对扩红就杀谁。后来又来电话，要三天找出反革命。于是县保卫局就抓来一批人，硬说人家是改组派。在这种高压下扩红，创造红军一百万，谁敢不当红军呀？……当时苏区的规矩是，谁家有红军，谁家的土地就由村民代耕，到最后抽壮丁抽到兴国全县无一壮丁可抽，田只能让童与姑们去代耕。”[28] 强迫抓来的兵一有机会当然逃跑。江西苏区政府的通令透露：“江西全省动员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的赤卫军模范营、模范少队在几天内开小差已达全数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过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仅是队员，主要的领导干部也同样逃跑，如胜利县、博生县（今宁都）送去一团十二个连逃跑了十一个团、营、连长，永丰的营长政委也跑了，兴国的连长跑了几个，特别是那些司务长拐带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29]
“扩红”运动中，不仅抓到的壮丁逃跑，苏区百姓也大量逃亡。1934年“（于都）大部分模范赤少队逃跑上山，罗凹区十分之八队员逃跑上山，罗江区有300余人逃跑，梓山、新陂、段屋区亦发生大部分逃跑，有的集中一百人或二百人在山上，有的躲在亲朋家中”、“新陂区密坑乡精壮男子完全跑光了。”[30] 老红军李一氓回忆道：“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陆续地跑出苏区，到国民党区投靠亲友。有时搞到一点什么东西，也偷着回来一两次接济家里。他们在家里实在是难以活下去。……这种逃跑现象各县都有，特别是那些偏僻的山区里面，跑起来人不知鬼不觉。”[31] 没能逃亡的民众纷纷以装病、自残逃避兵役，甚至自杀抗争。[32] 有的农民被逼得自残甚至投河自尽，有的青年女子怕当军属主动嫁老头子。曾经在兴国负责扩红的刘守仁回忆道：“扩红到最后是强制报名参军；人们躲起来或干脆跑到外地去，甚至跳河自杀，有的人被扩进了红军，半途上又跑掉了，即使捉住枪毙，也仍有人开小差。”[33] 经过不断扩红，苏区农村的青壮男子差不多都当了兵，务农的重担落在老、幼、妇女身上，[34] “上杭县才溪乡，共有二千余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扩军突击后，乡里只剩下壮丁七人。”[35] 中共建国后宣传国民党“抓壮丁”黑暗，而上述事实告诉人们，真正黑暗的是苏区的扩红运动。
共产党到来之前，各边区都有土匪山寨。但土匪的扩张适可而止，边区社会青壮男人务农者多，土匪少，经济生活可以持续。然而在苏维埃政权之下，青壮界人全都吃粮当兵，苏维埃社会几乎无人从事生产，只能靠到周边白区去抢劫维持。在土地革命、打土豪、查田、抓反革命与扩红等运动的多重摧残下，苏区经济崩溃，区内土豪被打光，稍有财产者被“查”光，跑光，民众全体赤贫，即使没有国民党军围剿，苏维埃与红军也只能像游牧民族逐水草迁移一样，必须向有“土豪”可打的新区迁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