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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 30 章 和平运动
秘密谈判
第一次淞沪抗战时，汪精卫是坚决的主战派，多次电命北方将领对日开战，到了长城抗战，汪开始主和。陈公博披露写道：“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并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西安事变后，汪精卫看清：“中国对日应该寻出一条和平之路，中日开战只是便宜了苏联”。[1]
庐山谈话会期间，汪精卫在私下讨论中向部分名流透露了国民政府与日本秘密签定的《何梅协定》。胡适听闻当即建议：同近卫内阁谈判是可能的，国民政府不应错过这个机会，应当迅速纠正迎合主战民意的错误倾向，切实打通外交渠道，应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去寻求谈判限制战争实现和平。此外，胡并建议汪精卫将国民政府与日本秘密签定的《何梅协定》公之于众以利对日和谈。接受胡适的推荐，蒋介石、汪精卫一起召见了高宗武，听取高介绍了媾和计划要点。汪精卫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不置可否，只表示同意展开谈判。[2] 蒋很清楚尽快结束战争符合中国的利益，但怕被戴上投降帽子，因此在媾和问题上不表态，保持进退自如。
淞沪会战中，日本主和派艰难努力，推动军部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转达了不要求赔款，不要求承认满洲国，只要恢复战前态势的讲和条件。蒋介石对日方停战条件不置可否，并将日方媾和请求向众高层隐瞒，要求国军坚守以等待九国公约会议结果。几天后，国军在淞沪战场大溃败。11月下旬，日本军参谋本部的主和派在侵华日军军官独断向南京进军的情况下作最后努力，请德使再次传话表示和谈条件不变。蒋介石仍然不置可否，拖延议和，将日方提出的停战条件继续向高层隐瞒。12月初，蒋介石在南京讨论保卫战高级将领会议上披露了日方一个月前提出的讲和条件。与会者一致认为如果能在“恢复战前态势”条件下停战没有理由继续战争。蒋介石还是不置可否。
日军攻克南京后，日本内部的强硬派得势，在德使转达的条件之外增加了“承认满洲国”、“共同建立一个新上海”、“赔偿日本侨民由于事变而蒙受的损失”和“承认日本在华北五省的一些特别经济特权”等苛刻条件。蒋介石对新议和条件不予答复。1938年1月，日本首相近卫在军方强硬派的压力下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召回了驻华大使川越茂，国民政府也召回了驻日大使许世荣，中日和谈大门就此关闭。正在与国民政府代表董道宁秘密接触的日本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写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是一桩不幸的事件，使东亚的结局令人绝望”。关上谈判大门的人，在日本是处于华北派遣军和强硬派巨大压力下的近卫首相，在中国是不承担和谈责任的蒋介石。蒋没有强硬派的压力，高层都同意广田内阁的停战条件，他的压力来自对骂名的恐惧。这种恐惧是了解蒋介石在抗战中一系列决定的钥匙。若他在接到广田内阁的停战条件后果断停战，中日战争完全可能转变为第二次日俄战争或日德夹攻苏联战争。但最怕被骂为作秦桧的蒋介石不会承担和谈责任。
随着在华战线拉长，日本财力、兵力力不从心，国会批准的20亿日元临时军事费预算半年用罄，被迫于1938年2月再追加约50亿日元临时军事费，侵华日军兵力达16个师团，为日本兵力的三分之二。日本参谋本部侦悉苏联远东军布署了28个师，飞机1500架，军备远超关东军，中日战争帮助宿敌苏联性质震动了日本朝野。在军力无法同时应付中、苏的情况下，日本议会、各政党猛烈抨击广田内阁“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近卫第一次声明），要求尽快结束中日战争。因应国会和各政党的呼吁，近卫首相于1938年5月改组内阁，邀请主张“和平解决中国事变”的宇垣一成大将任外相，设法废除“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重建与重庆的沟通渠道，争取在年底前结束中日战争。
宇垣一成大将是与重庆联系的适当人选。民初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叛乱时，宇垣负责安排了亡命国民党人的生活，与国民党人建立了深厚关系。在沪宁、徐州失守，日军进逼武汉之时，蒋介石获悉宇垣出任外相，派张群电贺宇垣一成就职，表达和谈意向。1938年6月，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与行政院秘书乔辅三在香港举行了为宇垣一成和孔祥熙面谈作铺垫的预备会谈。不过，日方提出的条件不再是淞沪会战中的“恢复战前态势”，而是加码为：承认满洲独立；华北、内蒙划为特殊地区；对日赔偿；经济合作，共同开发中国资源；日本在某些地区驻兵；中国接受日本顾问或其他指导者等等。[3] 7月8日，日本五相会议（首相、陆相、海相、大藏相、外相）决定以拒绝日本和谈条件的蒋介石下野为结束战争的条件，授权土肥原领导的机关（在支特别委员会，竹机关，土肥原机关）制订对华策略，推动建立新的中国中央政府。[4]
7月18日，孔祥熙向宇垣传话：“在条约上公开承认满洲独立，我们国内很困难，只有悄悄地逐步实行。例如，首先设置领事，凡属经济问题由领事间解决。如遇众多政治问题，领事解决不了，接下来再派公使或大使”；“内蒙设置特殊地区是可以的”；“关于接受（日本）顾问，共同开发资源都是好事情。”[5] 为赶在武汉失守前达成妥协，孔祥熙除不接受蒋介石辞职条件外基本接受了日本方面的其它要求，并答应乘日舰赴长崎会晤宇垣外相。然而，宇垣外相计划的“长崎会谈”因陆军强硬派的反对而半路告吹。
在另一渠道，高宗武奉蒋介石、汪精卫之命致力对日媾和，派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在上海与日本南满铁路驻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等人接触，联络到了影佐祯昭。影佐与犬养健拥护石原莞尔的主张，认为日本和中国的真正威胁来自苏联，日中两国应消除敌对，建立一个平等互助的东亚联盟，共同对付苏联。为此目标，他们积极推动日中和谈，促日本降低和谈的条件。1938年7月，高宗武在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会谈中提出由汪精卫出马，从政府外部掀起和平运动的计划。日方同意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主持“和平运动”。蒋介石见日方将他下台作为和谈条件后怒斥高宗武。蒋不支持，高的和谈无法继续，只好称病住院。
“焦土政策”
1936年，桂系首领李宗仁以唱抗战高调的方式反蒋，发表了《焦土抗战论》一文，在其中指责蒋介石对日妥协，提出“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庐山谈话会上，蒋介石迎合潮流，发表了“焦土演说”（最后关头演说）。会后，他实行“焦土”政策，要求在部署防守时实行“烧光”政策。根据这一政策，国民政府在战火未至之前就将众多城市周围烧成一片废墟，甚至将整个村庄烧毁。日军将国民政府的“焦土政策”称为“三光政策”。南京保卫战前，国军将南京周边几十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全部赶走，放火焚烧，使整个南京笼罩于烟雾之中。在武汉会战中，国民政府更进一步，不仅要求城郊成为焦土，还在武汉市区实行焦土政策，使日军占领的武汉是一片燃烧了两天的废墟。鼓吹、实行焦土抗战政策的李宗仁、蒋介石赢得了坚决抗战的名声，可“焦土政策”事给民众的灾难远大于日军占领，声称让日军无法生存的“焦土政策”首先害得民众大批死亡。
焦土政策造成的最著名的灾难是花园口黄河决堤和文夕大火。1938年6月初，蒋介石采纳 “以水当兵”的建议，下令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进攻武汉的步伐，造成黄水向东南泛滥，淹死百姓近40万人，冲毁民房140万间，淹没耕地2000万亩，使河南、安徽、江苏3省44个县市3万平方公里成了黄泛区，600余万人民遭受洪灾，200万人无家可归。炸堤前，蒋介石密令程潜对外宣传为“日军飞机炸毁了黄河堤”。虽然国民政府在炸堤后以积极姿态成立了专门机构主持善后，组织灾民迁移去陕西和南下豫西南邓县、新野等地垦荒，组织登记造册，发放救援等等，但是为了国军安全撤退和布防武汉，延缓日军进攻步伐，就在黄河水位高涨和没有预告的情况下炸堤决口，实在是以抗战和“焦土政策”之名草菅人命。决堤造成的灾难不仅在当时，还导致随后中原地区的连年灾荒。
黄河炸堤在军事上没有取得多少作用，国民政府不久还是决定弃守武汉。弃守之前，蒋介石下令在武汉焚城，实行焦土政策。主持放火的陈诚不忍将商民财产也化为灰烬，故意泄漏放火消息，使放火计划武汉商界群起反对而没能完全实施。武汉焚城后，难民、伤兵、武汉的机关、上海、北京、武汉、南京等地的工商业者涌入长沙，使长沙人口由三十万骤增至五十多万。11月7日，蒋介石来到达长沙，在蓉园军事会议上部署“焦土政策”说：“长沙位于武汉广州之间，正处于敌人南北夹攻之下，易攻难守，因此不必和优势敌人死打硬拼，而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我们不能住，也不能叫敌人来住。……不论粮食器材，凡不能带走的东西都用火烧掉。这是大家不可忘了的事。”[6] 他严厉斥责陈诚在撤离武汉时焚城不彻底，使交通水利等设施留下来为日军利用，要求再不要出武汉焚城未尽之事。12日，日军攻陷岳阳，蒋介石离开长沙后致电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再次强调“焦土政策”说：“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蒋介石的彻底焚城的命令让长沙商民陷入了火海威胁之中。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张治中部署长沙警备司令丰悌、省保安处长徐权负责执行放火，警告焚城不力将受制裁。在层层压力下，负责放火的责任人风声鹤唳。11月12日夜，长沙南门外伤兵医院不慎失火，预先守候各处的放火队员以为是放火信号，纷纷跟随放火，全城迅速变成一片火海。当日的电报代号为“文”，时称“文夕大火”。大火持续了三天，烧毁了长沙城中大部分建筑，吞噬了各地来长沙避难商号的财产，使半数百姓无家可归，原来繁华的南正街(今黄兴路)、坡子街、臬后街，八角亭、药王街、太平街、西长街、大西门正街及沿江一带只剩下断壁残垣，是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一次空前浩劫。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米市，长沙190多家碾米厂和粮栈仓储的200余万石米基本成为灰烬，绸布业、湘绣业、公私医院基本被烧光，文物古迹损失无法估算。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估计，文夕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十多亿元，相当于烧毁了全国三成的商民财产。中央社题为《一片焦土之长沙》的社论说：“长沙近三十年来，物质、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日寇没有趁火发动进攻，只是在广播中和报纸上抨击国民政府放火焚城愚蠢。大火后，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间互相指责。共产党人指责国民政府祸害长沙，国民党人责称有共产党暗中纵火。
11月16日，蒋介石来到长沙，登上天心阁视察，看到千年古城一片焦土。为应付全国各界谴责政府在日军距离长沙很远的情况下放火焚城，他下令严惩有关责任人，限两天内结案，将省府主席张治中革职留任。18日，军法分监部分别判处长沙警备司令酆悌、长沙警备二团团长徐昆、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有期徒刑。专案报呈蒋介石，蒋批“渎职殃民，着即枪毙”，借酆、徐、文等的人头平息民怨。酆悌、徐昆、文重孚在南门口外侯家塘刑场被枪决后，蒋介石总结说：“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集团的错误。这一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7]
“焦土政策”的逻辑是，领袖、政府有权以抗战的名义危害人民的财产生命。蒋介石推行“焦土政策”，一再严令安排纵火，注定了火灾必然发生。 “焦土政策”的一些真相，如花园口决堤的真相到抗战胜利后才被披露。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宣布日本侵略造成中国军民数千万人死亡。国民政府没有说的是，抗战初期民众死亡的主因不是战火和日军的屠杀，而是国民政府的“焦土政策”。此后，经国共两党长期宣传，由“焦土政策”而来的“三光政策”被说成是日军的在华政策。
“焦土抗战”政策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震撼了汪精卫，他反对蒋介石的焦土政策，反对为抗战而不顾百姓死活。他在长沙大火后谴责焦土政策说：“我们烧东西也许是怕自然物资变成‘自然汉奸’被敌人利用，但如果没有人出来做汉奸的话，自然又怎么会变成汉奸呢？如果像长沙一样把每处每地都焦土化的话，我方抗战所需的物质又从何而来？如果把沦陷区内的物质全烧光，剩下的只有一大群无食无住的饥民，这些人怎么处理？带他们一起跑吧，他们又跑不动；将他们杀了吧，又于心不忍。如果把他们扔给敌人，他们必然要被敌人所用，必然要当汉奸。”[8] “牺牲是必要的。但近年以来，有许多人横着一种谬见，以为流寇方法，可以对付侵略，这是滥用焦土政策之最大原因。历史上以流寇方法对付政府，不是政府将他赶尽杀绝，便是他将政府打倒。这种方法不能为对外战争之用。”[9]
汪精卫推动停战
1938年9月，前国务总理唐绍仪因传闻要主持傀儡政府而被国民党蓝衣社分子用斧头劈杀，10月，在国民参政会二次大会上，陈嘉庚提出“敌人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议案，会议否决了梁实秋等少数人的反对意见，通过了“言和即汉奸”议案。对此，汪精卫驳斥说：“为什么言和即汉奸？如此说来，宪法规定国家的媾和权是作汉奸权了。”[10] 他直言，在全国都在高喊“抗战到底，牺牲到底”的口号时，只有少数人准备真的为国家牺牲，大部分人希望别人去牺牲，且不肯老实地承认不愿牺牲自己，害怕承担卖国的罪名和亡国的责任。
11月3日，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修改了先前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手的方针，提出日本愿意与更换领袖的“新生”国民政府和谈结束战争。响应近卫声明，北平的王克敏和南京的梁鸿志分别发表声明说，只有扫除共产主义中日和平才能实现，而且只有推翻了蒋介石，才能消灭共产党人。紧接着，长沙发生了“文夕大火”。受大火造成的巨大民众灾难震憾，汪精卫面促蒋介石以大局为重，自动辞职以争取实现停战。蒋拒绝辞职，汪与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壁君等人商议后决定，脱离重庆政府，自己出面主持和平运动，争取结束战争。
按照汪等商议的和平运动计划，军委会政治部秘书主任梅思平与近卫首相的私人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展开了谈判，确定密约要点为：日本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梅再与高宗武和翻译周隆庠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支那课”的今井武夫，影佐祯昭、犬养健在上海虹口重光堂密谈，约定实现和平步骤为：日本政府发表上述“解决时局之条件”，汪精卫发表声明脱离重庆，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实现日华合作和执行反共政策，在云南等西南地区成立新政府。谈妥后，今井与梅思平分别向本方报告。
在重庆，汪精卫、周佛海听取了梅思平关于重光堂密约及近卫宣言草案的汇报。汪的亲信陈公博劝汪止步说：先生几年前主持签署《塘沽协定》被骂为卖国并被刺，现在要离开重庆单独出面对日言和必身败名裂。梅思平也坦言：“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汪精卫坚持说：“中国已无力再战，非设法和平不可了。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我们难道袖手以待亡国吗?现在我们已无路可退，再退只有退西北，大家必为共产党的俘虏。既然蒋介石拒绝以个人辞职争取停战，我决定自己出面单独推动和平救国。”陈公博再劝汪说：“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汪考虑两天回复：“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我决心跳火坑了。”随后，汪精卫派夫人陈璧君去云南、广东寻求龙云、余汉谋的支持。龙、余对和平运动不感兴趣，当面保证支持和平运动，同时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
得龙、余的表态，汪精卫和几位和平运动支持者分散离开重庆。周佛海、陶希圣以视察、讲学为名先到了昆明。12月18日，汪精卫与夫人、秘书、女儿夫妇一行飞离重庆。临行，汪精卫留长信给蒋介石，谓所走的道路不同，目的都是为了救国，“君为其易，我任其难”。到昆明后，汪精卫向龙云介绍和平运动计划为：自己到河内后提出与日本议和的建议，龙等西南各省实力派通电响应，在西南另建国民政府，与日本议和，结束战争。龙云口头表示支持和平运动，送汪一行飞赴河内。陈公博为汪的精神所感，表示追随说：“你以跳火坑的精神扭转乾坤，决定牺牲一切，我只有与你分忧了”。
汪精卫及其支持者们把重光堂会议的日方代表当作了日本的全权代表。他们没想到，日本政府作不了军方的主，军方又被“下克上”，内阁的声明文本须经一大群中级军官同意才能发表。中级军官们反对确定撤军日期，声称战胜国不可向战败国许诺撤兵日期，内阁只得妥协。12月22日，近卫首相按照重光堂谈判的约定，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了符合重光堂约定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三原则，但删除了最为关键的“两年内撤军”内容。声明发表后，日本主和派纷纷抨击政府背弃约定，犬养健谴责政府声明说：“重光堂会议商定的日本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限期撤兵等项精神是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号召力所在。可是，这次声明竟把最为重要的撤兵约定删除，使汪的和平运动丧失了号召力，我深感失望”；西义显直言说“日本把汪精卫欺骗了”，松本重治说：“近卫的声明预示了和平运动的阴暗前景”。 [11] 对于日本政府在最重要的撤军问题上背约，汪精卫哀叹：“墨迹未干，日本人食言，我如何拿这样的条件向国人交代，新政府尚未出世，就裹上了一层汉奸的胞衣”。不过，作为主和者，他理解日方主和派的艰难，认为近卫声明虽删去了最为重要的撤兵内容，但还是按照《重光堂协议》申明了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项符合中国利益的承诺，对实现和平仍有一定推动作用，于是决定不因日本人背约而放弃和平运动。他向追随者们坦言，只要对国家有好处不介意多背些骂名。按照重光堂协议约定，汪精卫于12月26日发表了响应近卫和平倡议的声明。
12月28日，汪精卫致电重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指出，近卫内阁提出的条件比一年前日方的和谈条件更为有而确定，现在应该果断结束战争，继续战争只能让共产党和苏联得利。29日，汪精卫再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平通电、艳电），促国民政府接受近卫的三原则，早日恢复和平，谓“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艳电”在全国引起了严重分歧。上海和香港的报纸上刊出了一批公开支持的声明，支持者包括林柏生、傅式悦、褚民谊等人。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内进行的调查显示：159个回答者中，63人支持汪的行动，25人反对，其余意见不定。[12] 1939年元旦，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否认自己曾默许和平运动，宣布汪精卫叛国，永远开除汪的党籍，下令缉拿汪及其追随者。原先承诺支持和平运动的云南、两广、四川等地方实力派全部表态反对汪的行动，使汪精卫依托西南诸省推动全国和平运动的计划泡汤。1月4日，近卫内阁总辞下台，将汪精卫搁在了和平运动计划的半路。
河内刺汪
对汪精卫的打击不仅来自龙云等人背约和近卫内阁的下台，更来自继任的日本平沼骐一郎内阁对推动和平运动的消极态度。在日本强硬派压力之下，平沼内阁提出了不利和平运动的新条件。虽然作好了“跳火坑”的准备，汪精卫也难以承受接踵而来的戏耍、背约、孤独寡助多重打击。他写道：“脱离了重庆，在河内过的这孤独的正月，这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13] 正当汪精卫准备放弃和平运动流亡欧洲时，外交部长王宠惠奉蒋介石之命来到河内，劝汪回重庆说：“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先生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顺。”汪精卫回答说：“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回去，为什么呢？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务请你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这份艳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得到汪的回复后，蒋介石再派谷正鼎来河内，向汪提供去欧洲旅行的护照和旅费，劝汪放弃和平运动计划。汪精卫同意赴欧，但表示还要回来推动和谈。[14] 得汪再次的答复后，蒋介石向军统局局长戴笠下达了刺汪令。3月20日，汪的秘书曾仲鸣预感汪有杀身之祸，提出临时换住汪的大房。当夜，军统特务行刺，曾仲鸣中弹十多发。临死前，曾仲鸣用最后力气为汪精卫签署了支票。两天后，曾仲鸣夫人，画家方君璧发表声明，在其中说：“鼓吹和平可能带来牺牲，但我们不得不以自己的死去换取民族的生。”曾经行刺和遇刺的汪精卫受到曾仲鸣夫妇精神的震撼。他想，曾仲鸣主动要求换房并不单单是个人效忠，而是为了和平运动献身，自己不应就这么放弃先前认为值得献身的和平运动。他改变主意，决定继续推动和平运动，在沦陷区成立政府，为日占区的民众作些贡献。他表明心迹写道，“不仅是为了安慰我永世不能忘怀的朋友们，更主要的是为了民族存亡所系的这种政策。”
3月27日，汪精卫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发表了《举一个例》一文，披露了1937年12月6日的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第54次常委会的记录，就会议的议和主题责问蒋介石道：“我因发表艳电，被目为主和。主和是我一个人的主张么？不是，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共同决定的主张。这话有证据没有呢？证据何止千百，今天举一个例吧！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蒋介石认为和谈可以进行，国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主张均已相同，何以发表第三次声明后的今天和谈就不可以进行？而且还要对主和的人横加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再何况，一年多前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十分苛刻，蒋介石没有说那是亡国条件，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而今天近卫声明所提出的条件大大让步了，却为什么不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曾仲鸣是为国而死的。我这篇文字发表之后，说不定在什么时候，我会继曾仲鸣先生而死。我所盼望的，国人能留心看看我这篇文字，明了我的主张，是中国生存独立之要道，同时也是世界与东亚长治久安之要道。”汪文使蒋介石陷入窘境，吴雅晖发表了题为《对汪精卫〈举一个例〉进一解》，出面指责汪“将国防会议记录披露，这就是泄漏外交军事秘密”，反而间接证明了汪文披露的情况属实。
汪精卫质问得有道理。庐山谈话会上，蒋介石接受胡适谋求外交解决的建议，与汪精卫一起召见高宗武。听取高介绍“使中日关系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媾和计划后，汪精卫明确表示支持，而蒋介石不置可否，并在后来长期在和战问题上取骑墙态度，以使自己在和谈成功与失败时都能进退自如。在淞沪会战日军登陆杭州前接到广田的和谈条件时，蒋介石称可以作为谈判基础，在南京的高层会议上，他还是说可以作为谈判基础，既拖延了和谈，也默认了和谈。如果蒋介石一开始就明确反对通过外交谈判达到停战就不会有高宗武、梅思平的对日谈判，就不会有重光堂协议。高宗武对日展开和谈是奉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共同指示行动的，没有蒋的批准就没有高的活动经费，因而不可能有高的和谈。汪精卫在出走前并没有隐瞒推动和平运动的立场。蒋介石通过戴笠的情报网对汪夫人赴云南、广东摸底，汪集团开会及出走的情况了如指掌。出于权力斗争考虑，蒋有意放对自己领袖地位最具挑战资历的汪出走。在汪出走后，蒋声言自己与和平运动无关，使原来国民党内主和派顿时都成了汉奸疑犯，迫使龙云和和平计划支持者们沉默或转唱高调，没有人再敢谈论和平谈判。
高层们不知道，蒋介石在下令刺汪的同时，在宣布汪精卫谋和叛国的同时派柳云龙、香港办事处负责人杜石山与日本代表萱野长知在香港进行着秘密和谈。[15] 柳代表国民政府提出条件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领土完整主权独立；日军撤兵；签订防共协定；中国赞成经济合作；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满洲问题另行协商。[16] 3月24日，日本前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抵港参加谈判，提出以“共同讨共”为和平先决条件。蒋介石饱受中共夹击之苦，接受“共同讨共”。[17] 蒋的秘密和谈之举说明，刺汪非因和谈，而是清除异己行动。这一行动的部署应是在汪面劝他辞职时就开始了。在权斗较量中，汪精卫不是蒋介石的对手。
河内刺汪事件后，日本主和派乘机发难，指责平沼内阁对汪背约。在主和派的压力下，平沼决定支持汪精卫出面另组国民政府，搁置萱野长知与蒋介石代表间的秘密谈判，派影佐祯昭和犬养健赴河内营救汪精卫。在死亡威胁中，汪精卫无奈地接受了日本人的保护，登船赴沪。预感此去前景黯淡，他赋诗道：“把酒长亭杯已空，行人车马各西东。枫林不共斜阳去，自向荒郊寂寞红”。
成立政府
1939年5月底，汪精卫、高宗武一行由沪飞日，与日本新首相平沼骐一郎面谈建立新政府事宜。平沼内阁制定了《调整华北及华中政权关系要领》，决定调整在华派遣军各部的利益关系，将日军扶持成立的北平、南京两傀儡政府合并入汪精卫为首的新国民政府。随后，高宗武代表汪精卫与日方代表影佐祯昭、犬养健在上海开始了筹组政府的谈判。这时的汪精卫是被重庆国民政府追杀的一介文人，除个人的声望和几个追随者外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筹码。谈判中，日方得寸进尺，汪精卫一退再退，谈判多次不欢而散。汪精卫坚持国民党政府法统和青天白日旗底线，但同意了由日本人控制各级政府机关的顾问体制，承认满洲国的独立和蒙疆（包括长城以南的地方）的自治，承认日本在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享有特权等日方要求。汪认为，在日占区，他对日方特权的承认是没有代价的退让。最终，日本五相会议同意了汪精卫政权沿用青天白日旗，但坚持在旗上附加被周佛海称为“猪尾巴”的“和平反共建国”黄带。
1939年底，汪、日达成了《调整中日关系协议》（《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调整中日关系协议》建立在日苏瓜分中国的秘密谅解基础上，即苏联承认满洲、“华北紧密协力地带”，包括山西、河北与山东各省、华中、华南、台湾与海南岛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承认外蒙、新疆、西藏，以及潼关以西之大西北区域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日本方面要求会谈人员都在文件草案上签字保证永远不将方案内容对外泄露。和平运动成员高宗武、陶希圣等人劝汪不要签字，退出和谈，出国隐居。汪精卫决定签字，并坦言：“退出谈判肯定对个人有利，而继续谈判，成立政府则对国家有利，这一协定不过是我的个人卖身契，中国我是卖不了的。”[18]
1940年1月，汪精卫签署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根据日苏谅解，苏联立即表态支持汪精卫政府。梅思平后来披露汪精卫在日占区成立政府的考虑写道：“在此烦闷之空气中，汪先生反而态度坚决，毅然主张在南京组织国民政府。当时干部同志会议意见亦颇分歧，但汪先生则提出如下之理由：
一、和平运动固已绝望，吾辈如为明哲保身起见，可悬崖勒马，从此罢休，即日军以我等为俘虏亦属无妨。但如此做法，于个人或者比较有利，但于国家、于人民、于后方之抗战同志则无所裨益、无所援助。吾人既做到如此地步，则尽可利用环境，转做于抗战有利之工作。我此次出来．日本总以为我与蒋先生唱双簧，以为中国真欲媾和，我不妨将计就计，借此为缓兵之计。自我等离开重庆、发表和平通电之后，日本前方官兵不明真相，以为和平真正到临，均已丧失战意。即其政军最高当局亦将信将疑，彼为节省实力计，亦均希望我之运动可以成功。即三数深知内幕者如影佐祯昭等，在今日固已明知我之运动前途渺茫，然彼为保全自己地位计，亦皆讳言和运之失败。其他不知内幕者，如和知、田尻之类则又与影佐等争功，以为影佐可以得到和平之门径，彼等亦可以另觅路线．于是自欺互欺，皆以为和平指日可期，殊不知前方军士、后方人民于和平宣传之下即己消失战意于无形。我等今日如果明白宣言和平运动已经失败，岂非揭穿西洋镜而增强日本军民之战意？我等为自全之计则可，为国家计则不可。中国之抗战非国际形势有极大之变化，则不足以图胜利。故非旷日持久不为功，非缓兵顿敌以老其师，而静待国际形势之变化，别无良策也。重庆各同志现在正在整理后方、编训部队，而我等在此覥颜厚面与骄敌相周旋，日夜以和平之说羁糜之。即其不信，使其怀疑，亦足以挫其锐气。但我等又不能以通电、宣言等空文搪塞，必须有所组织，以和平救国为号召，然后可以与敌人作一、二年甚或三、五年之周旋。如能延宕数年，使后方可以稍资休息，即使国际形势无变化，而后方自力之增强，亦可以作长期之抵抗。故我等组织政府并非与重庆争政权，乃为重庆作掩护，减弱日军之战意而缓和其攻势。即从反面言之，我等在南京组织政府，于重庆之抗战工作固丝毫无所妨害。我等既非如共产党之在延安于抗战后方另组政府，扰乱战线，割裂军政，又不谋于抗战区内占据尺寸之地盘，以自树势力。我等所管理者为业经沦陷之土地及人民，所争者为敌人已经吞噬之利益，我等所欲保存者为国家之元气与沦陷区人民之利益，固不能于后方取得一草一木以附益敌人，故我等在南京组府，不但于抗战无害，而反于抗战工作有所辅助，亦末可知。
二、从人民之利益言之：沦陷区域如一任敌人之蹂躏、而无中国政府之保护，则痛苦自必益甚。各地维持会或因人品不齐而转为日军作伥而贼害良民者，或因力量薄弱不足以资保护者，即维新政府、临时政府其力量亦感微薄。如果集合各方之力量，在南京组织比较健全之政府，以统一沦陷区之行政，使沦陷区之人民不受敌人军政之压迫，则关系国家之元气，诚非细小。我等固知在敌人势力下组织政府，其职权自然受种种束缚，更不能作十分强硬之交涉，然较之一任敌人之宰割者当较胜一筹。且既有政府，则敌人亦不得不稍有顾忌，而沦陷区人民所受之痛苦亦得有一告诉之门，我等即不能一一解除，然若能减轻若干分之痛苦，则亦未始非人民所愿望。
三、至于共产党问题，我确信抗战愈久，则共产党之力量愈强，此在抗战中为无可奈何之事实。在后方区域，中央势力所及，自有控制之方法。至在沦陷区域，则中央势力既已不及敌人，所占者为点及线，其余必尽为共产党所占据。人民既无所领导，尤易为共党威迫、利诱所胁持。深恐数年之后敌人虽然败退，而沦陷区内共产党之势力则不易铲除，其恶毒或且视敌人为尤甚。我等今日如能在沦陷区恢复国民党之统治、恢复国民党之组织，仍以三民主义领导人民思想，则沦陷区人民必能仍集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恢复并保存其民族意识，则共产党势力蔓延必可制止其大半。且今日后方同志反共工作甚为困难，盖既为联合抗战，当然不能明白反共。我等则无此拘束，且正可利用敌人‘共同防共’之口号，使敌人与共党互相牵制。我等如能运用得法，亦可于此夹缝中，在沦陷区内建树若干分之力量，将来自可与后方同志相结合。今日后方同志所不能做之工作，我等正可优为之，或且为战后工作奠一部分之基础。至于成绩如何，固视吾人能力转移。故欲在沦陷区内展张反共工作，则又非恢复国民党及组织国民政府不可。
四、再退一步言之：在今日之国内外环境下，抗战之胜败尚在不可知之数。抗战如果胜利，则我等在南京组织政府者，不过个人之身败名裂而己，于国家、于人民无所损害也。即政府成立之后，不得已或须与敌人签订若干不利之条约，但抗战如果胜利，则此等条约当然无效。反之，万一抗战失败，则吾人已先在南京成立政府，或可利用轴心国际之牵制，使日本对中国之束缚稍为减轻，或可利用若干比较优良之既成事实，使战败之负担不至过于严酷。总之，我等组织政府，抗战胜利则无害，抗战失败则有利，为个人打算则为冒险、为狂妄，为国家打算则为万一不幸时之一种保险办法。
汪先生以上述各种理由及目的，为同志反复开导，并坦白声明：同志之参加尽可自由，有此牺牲之决心者即行参加；否则将来身败名裂，为千秋万世之罪人则莫可谁尤。因此，即决定在南京组织国民以府。所取之政策如下：①恢复国民党之党治系统，惟容纳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者参加中政会及政府各院部。②恢复国民党之组织及三民主义之宣言。③恢复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当时维新政府及临时政府以五色旗为国旗）。④正式宣布反共政策。⑤与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并进而与德、意等轴心国建立外交关系。⑥内政方面恢复独立行政，辙废日本之军政。汪先生本此政纲，即于二十八年底经日本驻华代表影佐祯昭等与日本军政当局往返磋商，经过无数波折，日本方得同意以上各项之政纲。又与维新政府及临时政府商谈合并办法，最后于二十九年一月二十日在青岛会谈，决定于是年三月以国民政府还都之方式，成立沦陷区统一之政府。”[19]
汪精卫签署《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后，高宗武和陶希圣携《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密约原本在杜月笙、万墨林协助下离沪到了香港，在《大公报》发表了脱汪投蒋公开信，并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秘密谅解事项》等八份文件公诸报端。重庆、昆明、上海及国内外许多报纸立即转载了上述文件，蒋介石立即主持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宣布取消对高宗武的通缉令，国民党《中央日报》、中共《新华日报》一齐发表长文号召“打倒走狗汉奸汪精卫”，是为轰动一时的 “高陶事件”。
高宗武是“和平运动”计划最早的执行者，没有他操办就不会有汪精卫出走河内。日方谈判对手，兴亚院事务官矢野征记后来怀疑高 1939年2月到箱根、东京与日本当局会谈时没有把汪的意见充分地向日本当局说明，会谈后也未将日方的意见全部地向汪精卫传达。[20] 和平运动的日方经办人犬养健在与高一起推动和平运动过程中感到高与汪集团内其他人不同。当时军统在上海活跃，汪精卫的追随者们因军统刺杀威胁而绝不轻易外出，唯高宗武若无其事，照常出行，称暗杀可以防备，且与高外出每一次都莫名其妙地走散。高、陶事件后犬养才意识到，高不是胆大，而是有恃无恐。[21] 据矢野和犬养二人判断，高崇武从接受蒋介石的活动经费之日起就是蒋安插在汪精卫身边的卧底，奉命推动汪出走。河内刺汪事件后，高继续卧底，在汪签署密约后才携出走曝光，给汪的声望致命一击，助蒋介石塑造了从始至终坚决主战，拒绝对日妥协的形象。
高陶事件的另一主角陶希圣是“低调俱乐部”成员，因和平运动理念相投而追随汪脱离重庆到昆明再到河内。刺汪事件后，陶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发表了《为河内暴乱事件质问重庆之执政者》一文，为和平运动辩护说：“自抗战以来，汪先生仍本于一贯之精神与努力，求国家命脉之保存，求民族生机之持续，不断以维护国力为念虑”，“故在无可再战之今日，主和无罪”。他半路离汪投蒋的一种解释是：随着和平运动进入组织新政府阶段，陶被重庆当局列入通缉、暗杀名单，在生命和名节双失威胁下，陶选择了脱离和平运动，以献上密约原件的方式向重庆方面赎身。他在1939年10月20日的一封信中说：“我自投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又不肯作山穷水尽的想头。譬如污泥中的一粒黄沙，自己不想做污泥，却已是污泥中的一分子了。有时一两个好友在一起，谈起我们所处的环境，总觉得只有研究如何的死法：投水呢？触电呢？自戕呢？然而这一粒黄沙还有留恋着不能死的必要。”[22] 他信中的上述说法似乎符合这第一种解释。陶离汪投蒋的另一种解释是，陶也是蒋介石安排在汪精卫身边的卧底。因为若非如此，陶回归重庆后不可能获蒋介石重用，不可能再为蒋起草《中国之命运》，不可能随蒋去台湾。高宗武前后行动矛盾，陶希圣之子陶恒生说其父始终感到有愧于汪，高、陶二人晚年均不提对日交涉内幕和离汪原因 [23] 等等迹象让人相信，和平运动自始至终在蒋介石的掌控之中。
经历高、陶事件的打击，汪精卫不改初衷，继续推动和平，于1940年1月下旬赴青岛，与北平临时政府、南京维新政府及蒙古代表举行联席会议，进行了一连串谈判。北平、南京两傀儡政府分别是日本华北派遣军和华中方面军扶植成立。1937年12月14日，在日军华中方面军进攻南京之时，华北派遣军抢先在北平扶植成立了由王克敏任行政院长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王克敏成立政府的诉求是中日携手反共。其成立宣言称：“国民党窃据政柄，拾共产党唾余为党权高于一切之邪说……中日同种，中日战争为同种相噬的悲剧。” 北平临时政府在华北成立了以缪斌任会长，以反共防共，宣扬“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荣”为宗旨的“新民会”。缪斌认为，中日两国对现代世界作出的反应大不相同，原因在于日本有武士道精神。而武士道精神渊源于儒家传统，只有学习日本的尚武精神，中国才能象日本那样生气勃勃。新民会成立后发展迅速，会员达到数十万，设立了中央训练所和新民学院，送学员到日本学习后回国担任官职和新民学校教职，组织成立了新民少年团（童子军）、治安自卫组织、青年训练所、青少年女团训练队、青年团训练所、农村青年训练班、政治训练班、新民突击队训练班、新民合唱团，新民广播电台，办起了新民医院，《新民报》，在华北县、区、乡遍设新民分会和办事处，合作社，召开尊孔、敬祖先、谴责国民党的集会。一时，在日军控制下华北城市到处可见阴阳标志的新民会会旗。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宣布成立了自任主席，陈公博为立法院长的国民政府，举行了还都仪式。在重庆军统的追杀、延安通日、日本拖延承认以等待与蒋介石和谈，新政府受日军控制，行政上委任官员须征得日军同意，财政上靠日军从海关收入中拨给经费，军事上政府军由日本顾问控制的四面打击之下，汪精卫“苍老憔悴，微微闻到叹息之声”。[24]11月，日汪签署了《基本关系条约》，南京维新政府和北平临时政府取消，北平临时政府改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统一于南京汪精卫政府治下，日政府在拖延了八个月后终于承认汪政府，德国、意大利、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西班牙轴心国集团成员国跟随日本宣布承认汪政府。重庆方面声明日汪所订条约非法、无效，悬赏十万元缉拿汪精卫。
然而，蒋介石却秘密继续着对日和谈。蒋介石为日军和共军的两面夹击所苦，不得不承认汪精卫“长期抗战的受益者只能是苏俄和中共，应早日结束战争”意见正确，决定与日方展开和谈争取早日结束战争，军统局根据蒋的指示派人冒名“宋子良”在香港与日本参谋本部铃木卓尔中佐展开和谈（日方称“桐工作”，中方称“宋子良工作”）。[25] 日本军部为摆脱中国战场泥潭重新开通与蒋介石和谈的渠道，向重庆提出停战条件为：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与汪精卫派合作，重新建立中央政府或与中央政府合并；正式调整邦交，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承认满洲国；日军驻扎于华北、蒙疆要地；华北、长江下游实现日中经济合作；在治安恢复后日本始能撤退防共协定以外的兵力。[26] 重庆作出让步：承认满洲国独立的既成事实；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在国防上有必要时，日军可推迟撤兵；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27] 和谈期间，日军以战迫降，攻占了入川门户宜昌，对重庆猛烈轰炸，迫使英国封闭滇缅公路。危急形势下，蒋介石同意与板垣征四郎、汪精卫举行“三人长沙会谈”。在“三人会谈”即将举行之时，抗战形势出现了重大转机，美国决心制止日本在中国和南太平洋的扩张，对日本实施了经济封锁，并决定大规模援华，蒋介石因应战略形势变化，搁置了“三人长沙会谈”。
1941年3月，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向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谅解方案为：日军自中国撤退，不索赔，协议门户开放方针，重庆政府与南京政府合并，承认满洲国，俟中国接受，日本愿依据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直接与中国新政府和谈，如重庆政府拒绝，美国不再向中国提供援助。美国重申尊重各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护太平洋地区现状原则，拒绝日本干涉中国内政。7月，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强化南进态势”。会后，日军继续南进，占领了西贡。美国强硬照会日本，要求停止南进，否则采取行动维护太平洋和平。日本面临要么从中国撤军，停止南进，要么对美开战的抉择。10月，近卫首相召集东条陆相、及川海相、丰田外相以及企划院总裁铃木举行会议（五人会议）。会上，近卫首相主和，东条陆相反对从中国撤军说：“假如屈服于美国的主张，支那事变的成果将毁于一旦，满洲国和朝鲜殖民地也将不保……只有驻军才能使事变的成果得到巩固。”[28] 会后，近卫内阁因政策主张被否总辞，东条英机上台组阁，决定对美开战。12月7日，日军突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次日美、英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的爆发。1942年1月1日，美、英、俄、中等26个同盟国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提议发表了联合国宣言，宣布全力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中国苦撑四年抗战盼望的与各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的局面到来，蒋介石也终于等来了通过盟国战胜日本的局面，从此抛弃对日议和谈判。
乘日本对同盟国宣战之机，汪精卫与日本展开了收回租界的谈判，与法国维希政府签订收回法租界协定，收回法国在北平、天津、上海沪、汉口、广州等地租界，废除法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1942年8月，汪精卫政府宣布：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日本租界。1943年1月9日，汪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包括归还香港，废除租借领事裁判权等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日本人所享受治外法权，收回北平使馆区，北平、天津、苏州、杭州等地的日本租界的协议。
和平运动终结
进入1943年，日本败势显现，汪政府的官员们感到末日迫近，周佛海暗中投蒋，开始按重庆指示行事。汪精卫虽准备好“跳火坑”，但在身败名裂来临时也难掩悲伤。他赋诗填词自嘲写道：“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阑干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在一次饭局上，他酒后痛哭失声地说：在重庆明明白白与蒋介石讲妥演双簧，因日本人不以蒋为和谈对手才出面对日本讲和，不料出面后被蒋指为汉奸，自己上了蒋介石的当。
1944年初，汪精卫遇刺旧创复发，赴日就医，将政务交陈公博、周佛海全权代理。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医院手术失败去世。他最后的遗言是“我要回中国”。曾与他约定和谈停战的日本前首相近卫前来吊唁，在汪的遗体前默立了一个多小时。近卫清楚，由于他屈从日本军方强硬派的压力，从声明中删除了关于限期撤军的承诺，使汪精卫丧失了和平运动号召力，被中国人唾骂为汉奸。最了解汪精卫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汪精卫去世后，汪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陈坚持在职务前加“代”字，申明：“现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这台戏也该结束了”，“我是来办理收场的，而不是来继续演出的”。日本宣布投降的次日，陈公博在南京主持了汪政府的最后会议，宣读解散宣言后即散会。
汪精卫的酒后之言是真话，他的确上了蒋的当。第一次淞沪抗战后，二人一致认识到，国民政府不可能对北方的日军和南方的红军两面作战，达成了对日妥协，推迟全面开战，等待日军攻苏的共识。这就是和平运动的开端。蒋介石将汪精卫与日方达成的妥协协定秘而不宣，一是为推迟中日开战的考虑，二是要维护自己的名声。汪发表艳电后，重庆、延安均以鞭挞“汉奸汪精卫”来营造自己的抗战名声。其实，蒋介石没有资格骂汪卖国。是他与汪共同决定了对日妥协谈判方针，共同开启了和平运动，只不过在和平运动中他推汪出面。在汪组建傀儡政府时，他也在秘密进行着对日妥协谈判。他没有与汪一起出席与日本方面的“三人会谈”是因为，他幸运地等到了美国出手制日带来胜利曙光。中共更无资格抨击汪精卫。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共对日避战，专打国军，与日军秘密勾结，交换情报。毛泽东不断将袁殊、潘汉年等人搞来的日本机密提供给斯大林，扮演着苏联间谍的角色。汪政府是日本傀儡不假。但国、共两党都是外国傀儡出身。国民党人都曾是日本傀儡，苏俄傀儡，共产党人从立党后就一直是苏联傀儡，高层们还是苏联间谍，还是抗战期间通敌者。汪精卫的汉奸名声就是被这样的国共党人骂出来。
只有了解了斯大林长期策划中日开战的历史事实，了解苏联从中日开战中得到的好处，才能了解汪精卫和平运动的意义。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斯大林的中国政策目标是促中日开战以消除日本北攻苏联的威胁。为了这一目标，他挑起淞沪中日战事，批准红军退到西北，推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指挥在中国掀起了促中日开战的所谓抗日救亡运动。蒋介石、汪精卫看到，日苏战争可能爆发，联手制定了符合中国利益的对日妥协和谈的政策。国民政府的这一政策是斯大林最怕的。为了苏联利益，共产国际指挥在华俄党加紧推动促中日开战的抗日救亡宣传。德日签定反共协定后，斯大林担心日本攻苏的恐惧倍增，不再满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指示立即在华北和华南同时动手，引爆中日全面战争。根据他的指示，共产国际和中共、宋庆龄等路人马同时行动，策动了芦沟桥事变和淞沪战事，引爆了中日全面战争。中日大打出手后，苏联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向中国提供了2.5亿美元的军火，其中包括30个陆军师的装备和1000架的战机，派来2000名飞行员，500名苏联军事顾问。苏联的援华不是为了帮中国，而是为自身安全，致力于推动中日战争扩大，要求中国拖住日本。并且，苏联对华提供军火不是无偿援助，而是军火生意，中国须以钨、羊毛和茶叶等苏联需要的战略物资偿还军火贷款。苏联派员常驻延安督促中共军队对日作战也不是为保卫中国，而是为了监督中共加入对日作战，帮助苏联消除日军北攻威胁。乘中日全面开战之机，斯大林实施了在新吞并的中国领土区域灭绝华人的预定计划，将海参崴、双城子、伯力、海兰泡等地的华人以危险分子、日本特务等随意罪名大规模逮捕、关押、处决，或流放到北极圈内去服苦役，消灭了远东三十多万华人。[29]
只有了解苏联对日从弱势到强势的转变过程才能了解汪精卫和平运动的意义。九一八事变后的几年间，斯大林对日本处处示弱。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使苏联对日有了底气斯大林开始对日本处处用强。1938年6月底，苏军占领了中、苏、朝交界处的小山张鼓峰。沙俄曾在《中俄瑗珲条约》条约中文本做手脚，在中文本中承认张鼓峰是中国领土，而俄文本中称张鼓峰是俄罗斯领土。日本不容苏军占据可以控制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战略要地，内阁派驻苏大使重光葵对苏交涉要求苏联从张鼓峰撤军。苏联强硬拒绝，日军大本营只好动武，派驻朝日军以一个师团的兵力在装甲车、飞机的配合下经三天激战夺回了张鼓峰。苏军败退，诱日军追到到乌苏里斯克草原，加伦将军指挥远东军区四万大军配以两百多门火炮、两百多辆坦克、两百多架新式飞机将日军一个精锐师团歼灭。这回轮到日本在两面作战困境被迫对苏示弱，与苏联签定了妥协协定。张鼓峰事件推迟了日军向武汉的进攻。国军不知张鼓峰的激战，还奇怪日军在6月集结完毕为何拖延了两个月才对武汉发起进攻。
张鼓峰之战后，斯大林继续对日用强。1939年5月，苏军在蒙古诺门坎挑起对日战争，坦克战专家朱可夫元帅指挥远东红军主力与日本关东军主力决战。双方投入战场兵员20余万人，大炮500余门，飞机900余架，坦克装甲车上千辆，展开了空前规模的空战和坦克战。两面作战的日军再被苏军击败，关东军主力遭到重创。平沼内阁为这一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败仗引咎辞职，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及参谋长矶谷廉介被撤职，前线总指挥小松原切腹自杀。从九一八事变到中日全面开战，斯大林最怕的是中日和谈及汪精卫主持签定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如果中日在淞沪会战中，或在南京保卫战前达成停战，苏联就不敢对日用强，就不会有张鼓峰、诺门坎对日作战的胜利，相反，可能被日、德联手推翻肢解。成功挑起中日战争，陷日本于中国战场泥潭后，苏联有了对日决战的底气，取得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战的战略性胜利，彻底摧毁了关东军北攻苏联的勇气和信心，实现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战略目标——消除日本北攻苏联的威胁。由于中日开战，斯大林敢于在东线基本算不设防，将西伯利亚的精锐抽调去欧洲。诺门坎战役期间，斯大林与德国签定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再瓦解了德、日的反共联盟，成功使迫日本放弃“北进”计划，转向“南进”太平洋。可以说，没有中日全面战争，就不会有关东军对苏军的惨败，就不会有日本南进战略，就不会有日、美开战，因而也就不会有太平洋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背后是斯大林引爆中日战争的成功运作。消除日本攻苏威胁后，斯大林于1939年8月与德国签订签订瓜分中欧，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秘密补充议定书》。[30] 然而不久，希特勒将进攻矛头指向苏联，斯大林与德国瓜分中欧的计划破产。为避免两面作战困境，斯大林再改变对日用强政策，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互不侵犯协定》，与日本签订了出卖中国利益的《苏日中立条约》，以承认满洲国换取日本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
汪精卫看清了斯大林陷中日于战火以自保的算盘，富于预见性地指出：“中国明明没有足以打败日本的军事力量，却继续唱抗战的高调，这不仅毫无用处，而且到头来从抗战得到好处的只能是共产党人。这些人没有一点民族意识，只是听命于第三国际，而第三国际非常希望中国的真正民族主义者（以及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战斗中两败俱伤。即使中国在持久战中打败了日本，共产党人也会说胜利果实是他们夺得的，到那时他们首先要做的事，就会是向他们从前的盟友报仇”；[31] “共产主义同爱国主义格格不入，共产党人不效忠他们所属的国家。中日战争爆发以来的痛苦经验告诉我：在我们中间主张抗战的共产党分子是在共产国际命令之下才这样做的，为的是替凌驾于中国利益之上的共产国际利益服务。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只效忠莫斯科，而不效忠他们所属的国家，他们的动力是来自莫斯科，控制着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也是莫斯科。”“共产党人利用战争执行他们摧毁中产阶级和偏下的中产阶级的政策，使大部分民众失去工作，无家可归。这样，在赤贫的情况下，人们就容易被共产党所利用。共产党通过非法压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使群众变成愚昧无知。因为一个国家要是在知识方面破了产，那就可以使人民盲从得更加厉害。共产党是以他们的边区政府取代国民政府，最后把整个国家变成苏维埃中国，永远成为苏联的一个保护国。”[32] 作为曾经的苏俄顾问手下的左派领班，汪精卫反省后的论断可谓入木三分。他推动的和平运动是对付苏联和中共利用日华冲突计划最有效的策略。斯大林担心中日停战会带来日、德夹击的威胁，毛泽东担心中日停战打破他理想的“三国志”局面和延安的安宁。因此，汪精卫从河内到上海后，季米特洛夫立即致电中共中央：“现在，当投降派和反共派在国内展开破坏活动，汪精卫与日本人进行谈判时，最大的危险是国民党可能投降，可能出现新的慕尼黑。中共应该把全部火力集中于反对在蒋介石周围、国民党内外和军队的投降派。”“中共应该更加紧密地联系爱国进步人士以及广大的国民党党员，和他们一起依靠人民群众，孤立投降派和反共派。”[33]
武汉会战之后，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的阶段。日本对苏联保持向中国运送物资的陆路通道强烈不满，要求切断中国从国外取得战略资源供应的通道。虽然日本陷入了中国的战争泥潭无力北攻苏联，但斯大林在德国入侵威胁下仍担心德日夹攻，决定协助日本对中国的封锁，断绝中国经新疆通中亚的西北通路，停止了象征性的对华援助，召回援华飞行员和顾问。蒋经国多年后写道：“抗战时间，苏联也有飞机和志愿队派到中国来助战。有一天，驻兰州的俄国飞行队里一个队员，因为多喝了几杯酒，对我露出真言说：‘我们到中国来打仗，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找一点日本的新式武器做对象，来练习练习。’他们把我们流血争取独立生存的战争，当作他们练习武器的试验场所。所以经过‘练习’之后，飞机不来了，坦克也不来了。最后，更把东北接收来的日本的武器交给共匪，来打倒我们的政府了。俄帝这种狡诈狰狞的面目，谁都认识得清楚的。”[34]
1941年，为避免在欧战爆发后两线作战的困境，苏联单方撕毁了《中苏互不侵犯协定》，与日本签订了出卖中国利益的《苏日中立条约》。《苏日中立条约》是日俄战争后两国多次瓜分中国满蒙和朝鲜势力范围密约的继续。对此条约，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为中华民国之领土，……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并指示驻莫斯科大使要求苏联方面澄清。而中共《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这次苏日条约中附带的宣言，提到伪满及外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事，这不过是苏日过去的关系上久已存在的事实，当张鼓峰，诺门坎战斗时，苏日军队便是在苏联满洲及外蒙古边境地方作战的，所以以后停战及划界委员会也是有外蒙古人民共和国及伪满代表参加的。现在这个宣言，一方面是结束了过去这个有关满蒙的挑衅，另一方面也便是保证了这两方面的今后安全，这丝毫不能也没有变更中国的领土主权。尤其是苏联声明不侵犯满洲国之领土，只是在说明苏联决不以武力侵犯满洲，并不能即解释为苏联已正式承认伪满之独立的国家地位，更不能解释为可以妨碍我们收复东北”。[35] 毛泽东为苏联辩护说：“没有卷入帝国主义战争漩涡的苏联，是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援助者。这些都是有利于中国抗战的。但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准备向南洋侵略，加紧向中国进攻”[36] 苏联与日本签定瓜分中国领土主权的条约让共产国际的秘密外围组织救国会陷入两难：若追随中共表态支持苏联则暴露俄党面目面临国人的声讨，若保持沉默又难以解释。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王造时等救国会成员讨论后发出一封措词温和的《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对条约“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且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公开信发出后，周恩来严厉训斥救国会，勒令不得再报刊发表该公开信。沈钧儒赶紧向周检讨，[37] 率救国会改口拥苏。（1950年代，中共在整肃反苏言论的运动中重新追究《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的主谋。经过当时救国会领导人之间的互相推诿，最后将责任推给了起草公开信的王造时，致王被划为右派，后被迫害致死）。共产国际下属们的拥苏表现证明了汪精卫“中共毫无民族意识，他们只是执行第三国际的指示”[38] 论断的正确。
战时对敌妥协从来极富争议。汪精卫对日和谈，争取结束战争的考虑与法国的妥协者赖伐尔（PIERRE LAVAL）、贝当元帅（HENRI PHILIPPE PÉTAIN）大致相同。法国的妥协者们提出了“与其莫斯科，不如柏林”的口号，认为真正的威胁来自苏联，法、德相拼只能让苏联获益；汪精卫认为中日全面战争是苏联所挑起，是苏联所希望的，中日长期战争只能使苏联与中共受益。中日两国应尽快结束战争能使中国避免走上共产道路。大批国民党军投奔汪政府的考虑与汪精卫一样，看清了有共军在侧百般攻击无力抗战现实，于是相信“反共第一、抗战第二”，相信全力反共才能“曲线救国”。后来，中共避战壮大后摘取胜利果实，苏联扶植中共推翻了国民政府，赤化了中国的结果证明汪精卫的远见。从战后共产阵营壮大，造成上亿人死难的事实看，以拒绝共产主义，中日停战联手反共为诉求的和平运动符合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假如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成功，达成中日停战，莫斯科会在1941年陷落，苏联不复存在，就不会有共产阵营和共产中国。革命党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惯用手法之一是利用民族主义，开展所谓反帝运动是如此，推动中日开战是如此，抹黑和平运动也是如此。
拒绝赤化之外，和平运动的另一诉求是反对“焦土抗战”，认为人民生命财产重于高调口号。突袭珍珠港当天，日军轰炸了香港启德机场，摧毁了机场内的英国空军全部战机，炸沉了在港英国战舰。无力防守香港的港督杨慕琦率众官员向日军投降，这在香港和英国均未引来谴责。西方和香港民众认为在无力防守或无力再战时投降并无不妥。但在中国，从来是唱血战高调留芳名，为免生灵涂炭停战媾和背骂名。秦桧在军事上已丧失抵抗能力时出面主持了和谈，为南宋换来了一百五十年的偏安，结果被千年唾骂，在偏安中写爱国诗篇的陆游、辛弃疾受到世代歌颂。这种情况在抗战中再现。汪精卫出面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成立南京政府，使日军有了停止进攻的台阶。可以说，有汪背骂名才有重庆偏安，才有了蒋介石的不屈形象。
对于和平运动卖国求荣的指责，周佛海坦言：“生活在狂轰滥炸的重庆，比在上海还安全得多，老实说一个处于我这样地位的人，不管在哪儿都有最坚固的防空壕，挨轰炸时总是安全的。空袭警报发出后，总有充裕的时间去作准备。对比一下，1939年我在上海却经常受到共产党分子和国民党政权特务分子的威胁。由于刺客的来临事先没有警报……；我想，这些恐怖分子对生命所构成的威胁，比日本的空袭要严重得多。”[39] 汪精卫在发动和平运动之初就因主持妥协谈判被刺，对和平运动带来的个人凶险非常清楚。他在《于友人书》中透露推动和平运动的心迹写道：“老兄，我在重庆时候的处境，你是知道的。我租得一间房子，有几十个卫士绕围着，我的安全是无问题的。如果敌机来呢？我会入地下室。如果重庆又象南京、武汉呢？我会随着机关迁移。我在中国国民党是副总裁，在国防最高会议是副主席，我没有最高权力，我言而听则幸甚，言而不听，则言者无罪，一旦不幸到了大崩溃的时候，我还有希望名正言顺出来收拾，收拾不来，我以一死报国，生前甚逸，死后亦获令名。你替我打算，我有了这样的处境，如何会离开重庆？但是你知道我的，我从二十多岁投身革命以来，就不曾替自己打算过，何况如今已经五十多岁了，眼看着国破家亡，我那里还有这些闲心，来替自己打算？”他解释成立政府的理由说，那至少可以减少日军对占领区人民的屠杀，至少可设法约束日本对占领区的经济压榨。事实上，他和追随者们冒着暗杀危险与日本人周旋，确实帮助拯救了百万百姓，避免了大规模屠杀，保证了敌占区人民的基本生活，收编了大批来投的国军，使这些国军不参加对重庆政府的作战。百姓在汪精卫政权下生活过得去，物价平稳，没有饿死人的事件发生，政府也没有发行粮票布票限制吃穿。假如没有汪精卫等人与日本人争物资，不知会增加多少百姓被日军屠杀或冻饿而死。战后，国民政府号召敌占区老百姓揭发汪精卫政府为虎作伥，迫害人民的罪行，沦陷区百姓没有谴责汪政府迫害，反而对汪政府心存感激。对德妥协的赖伐尔说：“要是我的政策成功了，把法国所有的石头用来为我建立塑像恐怕都嫌不够用，要是我的政策失败了，我就会被绞死。”[40] 这一说法也适用于汪精卫。汪在全面抗战爆发时说“我们要有绝大的决心与勇气来牺牲”。[41] 他所言的牺牲不仅指生命，还包括名节。在汉奸、卖国骂名泛滥时，没有人敢于为了民众生命出头言和，大家只管高喊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焦土抗战。汪精卫及其追随者推动和平运动，组织南京政府，结果身败名裂。在举国骂声中，反对唱高调胡适评价汪及追随者说：“他们是爱国的”。[42]
惩办汉奸运动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公布了《处理汉奸案件条例》，界定汉奸为“伪政府组织官员”与“一切伪教育、文化、宣传机关及伪党部和社会团体”，公布汉奸罪的量刑为死刑、无期徒刑至有期徒刑，包庇汉奸罪也可判处有期徒刑或处罚金。据此，国民党军统局展开了大规模的逮捕汉奸行动。1946年3月，国民政府再修定《惩治汉奸条例》，规定：通谋敌国，而有本法所列行为之一者，判死刑或无期徒刑；曾在伪组织机关团体服务，为有利于敌伪或不利于本国或人民之行为于一定年限内，不得为公职候选人或任用为公务员，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明知为汉奸而藏匿不报或包庇纵容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条之罪者没收其全部财产，但应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查封动产，但应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查封动产，得委托该管地方行政机关执行之；明知为汉奸将受没收或查封之财产而隐匿、收买、寄藏或冒名顶替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罚金。
惩办汉奸运动的标志举措是处决汪精卫政府的主要成员。南京高等法院根据《惩治汉奸条例》作出《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判处陈公博（南京政府行政院代院长）、褚民谊（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周佛海（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林柏生（南京政府宣传部长）、丁默村（浙江省长）、殷汝耕等人死刑，列举罪名为：“缔结密约，辱国丧权；搜索物资，供给敌人；发行伪币，扰乱金融；认贼作父，宣言参战；抽集壮丁，为敌服役；公卖鸦片，毒化人民；改编教材，实行奴化教育；托词清乡，残害志士；官吏贪污，政以贿成；收编伪军，祸国殃民；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
汪政府的重要成员周佛海在抗战后期已归顺重庆。蒋介石给周写过几封“知名不具”的亲笔信，让周“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君今后政治前途，余绝对予以保证”。抗战胜利时，周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阻止八路军、新四军武装接收沦陷区的行动，得蒋安排免于死刑。蒋介石《准将周佛海死刑改为无期徒刑令》中所言“周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是事实，但贡献者岂止是周，汪政府其他成员均有此贡献，陈公博所言“南京政府的五年半中，可以说无日不与日本斗争”[43] 也是事实。陈没有为自己辩护，但为汪精卫辩护说：“我不赞成汪先生离开重庆，也不赞成汪先生组织政府。从前汪先生受人痛骂，数年来我没有替他辩护。因为汪先生说过，为国家为人民，死且不怕，何畏乎骂。而且在战争中最紧要是宣传，非骂汪先生不足以固军心。抗战是应该的，和平是不得已。汪先生求仁得仁，我又何必替他辩护。但现在已抗战胜利，汪先生也逝世，我们已不需要宣传，我们应该平心静气去想想，当日汪先生来京之时，沦陷地方十数省，对于人民只有抢救，更无国可卖。在南京数年为保存国家，人民元气，无日不焦头烂额，忍辱挨骂，对于个人只有熬苦，更无荣可求。我对于汪先生的行动是反对的，而对汪先生的心情是同情的。到了今日，我们应该念念汪先生创立民国的功勋，念念他的历史和人格，更应该想想他在事变之前、事变之中如何替国家打算，如何替蒋先生负责，对一个已逝世而不能自辨的人，不应该这样谩骂。”这时，听众席上有人为陈鼓掌。[44]
汪精卫夫人陈璧君在苏州受审时为夫辩护说：“我与汪先生不是汉奸。当年蒋委员长与汪先生有分工，抗战方面由蒋委员长负责；和平方面由汪先生任之。蒋委员长曾对汪先生说：‘抗战易，和平难’，汪先生说：‘君为其易，我任其难。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和平运动是当时中央的决策，与中央抗战决策并无妨碍，为什么将卖国的臭马桶套在我们头上？汪先生一寸中国领土也没有出卖过，他显然不可能出卖重庆政府控制区，至于南京控制下的地区本来就是被日本人占领的沦陷区。他所做的一切，为的就是要收复那些叛国的、只顾自己逃命的高级军官所丢失的领土。他不得不做某些事情来满足那些被遗弃民众的需要……对于已故的汪精卫为了挽救自己的国家所做的无可非议的工作，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衷心钦佩。……将大片国土让给日本人的不是汉奸，在日本占领区收复国土，组织政府，保境安民，援救陷区人民，不使陷区人民受日本铁蹄之苦的人倒成了汉奸，天理何在？良心何在？” “她捶桌子质问检察官，原沦陷区民众为她鼓掌声援。匆促的审问结束以后，好几十个听众围住汪夫人索要签名。”被法庭认定犯有叛国罪后，陈璧君陈词：“如果日本将炸弹投到西伯利亚而不是投到珍珠港的话，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将会完全不同，汪政府不会失败。”[45] 她所言不假。斯大林引爆了中日战争，成功地瓦解了日本的“北进”计划。莫斯科和中共最希望中日长期战争，最害怕汪精卫的和平努力获得成功。蒋介石为中共打击国军，夺取地盘所苦，对“长期抗战只能让苏联和中共受益”道理比谁都清楚，也想通过和谈结束战争，但在国民党内的各路地方实力派和中共的抗战高调声中以维护权力地位和名声为重，声称与和平运动无关。假如蒋介石不怕背骂名，在淞沪会战中，或在南京陷落前接受日方主和派提出的“恢复战前态势”条件，果断结束中日战争，则日本的炸弹完全可能投向苏联，那样就不会有后来的红色新中国了。
审判中，褚民谊为和平运动辩护说：我原在日本及法国留学得医学博士，回国后在广东大学任教授并代理校长……蒋先生主张抗战救国，汪先生主张和平救国，彼此主张不同，而救国则一。现在胜利到来，抗战者可称劳苦功高，与国同休。可惜汪先生忍辱负重，中道崩殂，不获躬逢其盛，然而国真得救，吾知汪先生必含笑九泉。本人追随汪先生有年，一则庆其救国之苦告成，一则叹其救国之情良苦。倘谓罪所当诛，俾得追随汪先生于地下，决当引颈待罪，毫无余憾。……检查官说南京政府是想推翻重庆政府，说有了中央政府，何必再要南京政府。要知南京政府是在日本铁蹄之下来救国救民的。我可以举一个例：苏州如果没有陈则民当时出来维持，恐怕苏州人民要受更大的害，这是苏州人民共知的。至于对英美宣战一节，本人前已讲过是有小便宜的。英国租界于北伐时收回了汉口，九江、镇江，而英在天津、沙面租界的租界是日本武力争得，交回我们的。至于意、法租界，哪一处不是宣战而收回的呢。检察官说法国贝当是伪政府，贝当是维护法国人民的，他的苦衷与汪先生是一样的，他的政府近乎南京政府。本人认为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家不应孤注一掷，一定要像汪先生所说忍辱负重来维持地方与人民，将来收回失地才对。如果英美登陆仍在抵抗而不策应是汉奸，或胜利后还在拥兵自卫是汉奸，而南京政府在敌人投降后第二天即自动撤销不是汉奸。……日本投降至今，中央有许多地方仍未接收到，而南京政府在昔所统治的地方都在抵抗别的组织，等待中央来接收，所以现在江南一带能有今日，这都是南京政府的努力，是人所共知的，不待本人赘述。本人愿速判本人以死刑，无稍减为无期徒刑至浪费国家公帑。本人自请处以死刑决不是承认有罪，不过是我求仁得仁而已。” [46]
惩办汉奸运动是一场极为荒唐的运动。在革命党的宣传影响下，国人以为汉奸之说古来就有，惩办汉奸天经地义。其实，战败媾和才是古来就有，天经地义。唐太宗时， 突厥兵至长安，唐朝“空府库”进贡突厥；[47] 唐肃宗时，回纥兵至长安，太子李豫(唐代宗)跪拜回纥王子称臣；唐肃宗把将女儿宁国公主进贡回纥，承诺“金帛, 子女皆归回纥”；[48] 五代十国，石敬塘称契丹可汗为父王；宋真宗称辽国萧太后为叔母；宋进贡辽国一百一十八年；靖康之后，宋高宗在军事无力抵抗情况下向金帝称臣。对上述历史事实，史书并无谴责战败称臣为汉奸的说法。“汉奸”一词首见于清史稿，最初是满人对汉人奸细的称谓。二十世纪初，日本人推动兴起了汉民族主义，接受日本人资助的革命党将汉奸说宣传到家喻户晓。其实，经过多次外族入主和长期的民族融合，纯种汉人并不存在。秦嬴氏属西戎，[49] 为外族入主，其后汉，魏、晋、南北朝、随、唐、五代十国均不是纯汉族朝代，隋唐杨氏、李氏是汉化胡人，[50] 主要军事将领如安禄山、哥舒翰也不是汉人。唐以后更不存在纯种汉人和纯汉族的江山。汉奸说与革命党同时兴起。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党是日本、苏俄扶植的产物。革命党宣传依附外族、外国者为汉奸，而他们自己恰恰是依附外族、外国者，他们的党是外国势力所扶植建立。国、共两党掩盖自己作苏伪起家的历史，以抨击汪伪来树立自己的正面形象。
国民政府在撤退时知道，留下的老百姓肯定要在日寇治下过活。但抗战胜利后，政府回来掀起了惩办汉奸运动，将作了校长，警察之类的公职人员，沦陷区里稍微有点社会地位的人，甚至教师都以“汉奸”、“附逆”的罪名惩办抄家，使没能随政府退入大后方的民众人人自危。例如，在沦陷区继续办教育的周作人被以“附逆”罪判处了有期徒刑十四年，没收房产、藏书。如果日寇治下的校长是汉奸，教师和学生也难逃汉奸罪名。中共建国后也发布了《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份子财产的指示》，继续开展“惩办汉奸”运动。宋庆龄和何香凝曾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上海提蓝桥监狱探望陈璧君，告陈说上面有意释放她出狱，条件是承认汪精卫有罪。陈璧君拒绝说，宁可坐牢也不承认汪精卫有罪。国、共两党发布的惩办汉奸的条例，发动惩办汉奸运动的理由，一是为抄得更多“逆产”，二是借口整肃异己，三是掩盖自己暗中“言和”。其中中共还有第四个理由——掩盖自己在抗战中通敌。
自从九一八事变前获得日本北攻苏联计划的情报，斯大林长期致力策划中日开战，以陷中日两国于战火的方式保卫苏联的安全。从“一二八抗战”到华北事变中，国民政府坚持推迟全面抗战，对日妥协和谈符合国家和国人的利益。在庐山谈话会后，蒋介石接受胡适的推荐，与汪精卫一起召见了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讨论媾和的计划，批准高宗武展开对日媾和密谈。此后几年的抗战中，蒋、汪一起及分别主持了秘密对日媾和。国民政府的和平运动和对日媾和无疑是挫败苏联计划的正确应对。在抗战中主持媾和谈判并无不妥，荒唐的是“言和即汉奸”的高调。高调压力下，蒋介石始终不敢公开言和，不敢承担和谈责任。蒋介石主持的秘密对日媾和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才放弃。他保持进退自如的策略幸运地等到战局转机。在美国决定制日后，蒋介石抛弃秘密媾和，营造自己始终主张血战到底的形象，在抗战胜利后以惩办汉奸运动和毁汪精卫墓来树立自己民族英雄的形象。结果，汪精卫的“残驱化劫灰”诗句一语成谶。
第 31 章 抗战中的延安
换妻潮
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时带了三十位女红军。她们几乎都是中共最高层的“爱人”。当时高层们择偶多无正式结婚程序，而由中共组织出面“配对”。红军夫人中的几位在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被留在了川康根据地，其他跟随中央红军到了陕北。令她们没有想到的是，她们在延安经历了高层们另娶的痛苦，其中以贺子珍的经历最具代表性。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需要通过贺子珍赢得山寨旧人的支持。离开井冈山后，贺的地位下降。长征路上，贺为毛两次生育（一次流产），将孩子送给老百姓，自己落下了头晕病。[1] 毛泽东不把妻子生产之苦当回事。他曾对刘英（张闻天夫人）说：“你为什么怕生孩子呢？你看看贺子珍， 她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连窝都没有搭好就生下来了。”[2] 女红军长征在路上生下孩子送人，这种在革命党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举动是革命党否定人性的最好证明。经过艰难困苦到陕北后，贺子珍添了新烦恼。1936年，共产国际将女作家丁玲送到了保安，毛泽东与这位杨开慧同学谈诗论词非常开心，特准丁不用通报进自己窑洞，任丁为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写词赞丁“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1937年初，共产国际派美国左派女记者史沫特莱携女翻译吴莉莉（吴光伟，吴广惠，LILY）到延安采访，为延安作宣传。史沫特莱、吴莉莉的服装、学识、举止、谈吐与穿着破烂，举止粗鲁的红军将领们强烈对照，在延安刮起了一股旋风，[3] 特别是年轻美貌的吴莉莉更成为延安的亮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革命家对西方生活好奇向往，请史沫特莱教跳社交舞。于是，中共高层圈内掀起了社交舞热潮，延安夜晚开始回响西方舞曲。历尽长征艰难困苦的女红军们无奈地面对丈夫与来延安的女学生们翩翩起舞。
毛泽东常在黄昏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喝茶闲谈，询问史的生活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询问外国的情况，与吴莉莉一起写诗填词。母亲早逝，由妓女姨妈带大，后经历婚姻破裂的史沫特莱蔑视婚姻关系，反对一夫一妻制，认为“婚姻对所有妇女都是一种压迫制度”，身体力行地在性方面自由开放，作革命同志的情妇。到延安后，她大胆地向朱德和彭德怀示爱，怂恿毛泽东与吴莉莉“谈恋爱”。她记录道：毛泽东怀疑从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爱情是否真的存在，询问那种爱情是什么样。在他认识的人当中，我似乎是第一个体验过这种爱情的人；他似乎觉得在某些事上若有所失。吴莉莉好像在毛的内心深处唤醒了一种微妙的、细软的感情和青春的热望。每当毛讨论罗曼谛克的爱情时，对话似乎是说给翻译吴小姐听的。毛与吴讨论诗词，讨论未来新社会中的男女关系，以旧诗词的形式唱和往来，很开心。[4] 6月，吴莉莉在延安城里基督教堂改成的大礼堂主演了根据高尔基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母亲》，赢得了延安第一美女名声。
贺子珍对毛与史、吴的浪漫交往忍无可忍，在8月的一个晚上冲进史的窑洞大骂，威胁说要委派警卫员杀“两个骚货”。毛动手扇了贺嘴巴，贺抄起东西怒殴了毛、史、吴，曾为宋庆龄促销的史不甘示弱，挥拳将贺的右眼打肿。无助的贺被警卫员带走后神秘失踪了七天，是为轰动延安的“吴莉莉事件”（吴光伟事件）。吴觉得委屈，吴要求中共中央就殴打事件给个说法。中共中央决定秘密了结事件，让贺、史、吴都离开延安。尚无独裁地位的毛不能违抗中央决定，与吴洒泪惜别。当月，吴莉莉烧掉了与毛泽东往来唱和的诗稿动身离开，周恩来怀疑吴是美国情报人员，安排人强行将吴送往西安，不让她再和毛见面（毛因此怀恨周恩来，是为日后不断整周的原因之一）。同月，怀有身孕的贺子珍带着幼女，与李维汉夫人金维映，博古夫人刘群先等长征夫人们一起离开了延安，被送去了莫斯科治病。史沫特莱因骑马摔伤延误，次月与斯诺夫人一起也离开了延安。此后几年，吴莉莉收到毛泽东四十二封情书，其中有缠绵悱恻的诗词和一套毛亲笔题“润之赠吴莉莉”的线装《聊斋志异》。[5]
贺子珍刚离开，康生将二十三岁的上海电影明星蓝苹带进了毛泽东的窑洞。不久，毛决定与蓝结婚。毛泽东的婚姻须经中共中央批准。多数高层成员反对毛蓝结合，认为毛抛弃患难妻子，与历史复杂的上海影星结合不妥。远在江南的项英在电报中明确反对。周恩来、康生、贺龙等少数人支持毛蓝结合。贺龙说，堂堂党的领袖，多一个女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周、康则要投毛所好。名义总书记张闻天综合众高层意见给毛写了封信，劝毛慎重考虑。毛泽东因避战方针带来军队、地盘迅速发展得到高层一致拥护，声望正隆，阅张后将信撕碎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6] 经周恩来协调，政治局同意了毛蓝结合，但提出了“约法三章”条件：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没有正式解除时（毛、贺的夫妻关系后维持终身）蓝苹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名义出现；蓝苹同志只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蓝苹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7] 毛泽东也退一步，表示接受组织的“约法三章”制约。11月的一天，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摆了两桌酒席、宣布结婚及蓝改名江青。出席者有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等人。丁玲是唯一收到请柬而拒绝赴宴者。她在晚年回忆录中在披露说：毛在保安曾拉著她的手把瓦窑堡的女人，包括红军女战士、未及逃亡的地主小老婆，数了个遍，封了个遍，也未能凑齐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8] 婚后的江青受制中央决定，没有正式夫人名分。中共高层到警卫、秘书，没有几个人从心里承认江青的“第一夫人”地位，只有周恩来对她恭敬相待，给了敏感好强的江青极大的精神慰籍。
史、吴离开延安的同时，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大批涌来延安。延安成为青年心中的圣地是共产国际宣传的结果。1935年，共产国际为中共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决定将陕北的红色根据地宣传为抗日中心。共产国际知道，中共听命莫斯科的情况在中国广为人知，由俄人宣传中共效果不好，决定安排美国记者和国内独立报纸的记者出面宣传陕北。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宋庆龄推荐了在燕京大学兼职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作为赴陕北采访的人选。经济、军事困境中的中共中央相信宣传陕北有助于摆脱困境，积极配合共产国际的宣传运作，成立了由特工李克农任局长的中央对外联络局，负责安排记者来陕北事宜。李克农命中共北方局对斯诺进行了一番调查，然后向毛泽东推荐，获毛批准。1936年，斯诺在李克农安排下，由中共秘密党员董健吾化名“王牧师”陪同，持张学良开出的特别通行证来到陕北。1937年，共产国际和中共推出了《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西行漫记》）、《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以及史沫特莱文章等宣传陕北的作品。这些宣传品强烈地影响了一代中国青年，使陕北成了青年学生向往的革命圣地。当时，只要有共产党各地办事处或知名人士开的介绍信（路条）或到延安附近的三原县参加短期训练（实为审查是否为国民党的特务）就可以去延安。大批怀着报国抗战热情的青年学生涌到了延安。女学生们给女性稀缺延安带来了欢声笑语，同时也给经历长征艰苦的革命夫人们带来了恶梦。
当时，延安男女之比十几比一，从大城市来的女学生成了中共高层追逐的对象。伴随交际舞热潮，高层们纷纷寻找新伴侣代替走过长征路的红军老婆，大多数中央高层停妻新娶或有了第三者，贺龙高唱的“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个女人都是我们自己的”代表了高层们的心态。延安换妻潮的特色是组织出面，给高层元配和女学生做思想工作，要求她们为革命作贡献。例如，中央出面说服贺子珍服从，安排她到莫斯科治病以让位；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代表组织动员高岗夫人杨芝芳说：高岗活动很多，经常出头露面，你是小脚，与高岗一起出面不太合适，最好与高岗分开。杨芝芳服从组织，同意了离婚。随后毛泽东、王明、王若飞、习仲勋出面，请19岁的女学生李力群吃饭，说服也她嫁给高岗。不少怀着报国热情的女青年到延安后遭遇“包办婚姻”，在组织压力下被迫服从革命需要，嫁给不相知的革命高干，无助又无奈。[9] 在中共组织部门安排下，18岁的学生张茜嫁给了40岁的陈毅，22岁王定国嫁给了50多岁的谢觉哉，19岁的朱明嫁给了50多岁的林伯渠，17岁的康克清嫁给了43岁的朱德，20岁的浦安修嫁给了40岁的彭德怀，18岁的汪荣华嫁给了44岁的刘伯承，25岁的薛明嫁给了46岁的贺龙，中共高层八成以上换了妻，大批投奔延安的知识女性中嫁作了高官妇，[10] 老干部黄克功逼婚不成枪杀女青年刘茜则是革命换妻潮中极端的一例。
不仅中国的革命家换妻，来到延安外国革命家也沾了光。中共为外国共产党代表们安排有“临时夫人”。共产革命要求革命者服从革命的需要，要求革命女同志服从革命领袖的需要，苏联从建国之日起就有“共妻”运动。在江西，中华苏维埃为到任的外国人李德立即安排了革命“临时夫人”。中共沿袭苏维埃的“临时夫人”制度，为来到陕北的苏联代表、日共领袖野板参三等人安排了“临时夫人”，在外国革命家回国后发给临时夫人们“复员费”酬劳。[11]
“换妻潮”新婚欢喜的背后是弃妇的哀怨。贺子珍到莫斯科后又为毛泽东生下一子，并再遭幼子夭折打击。她陪伴毛泽东九年，为毛怀了十胎，生下三子三女，除在陕北生的李敏（姣姣）外，其他子女都送人或夭折。1939年的一天，贺听翻译读一段塔斯社记者发自延安的报导，当听到“夜深了，我们告辞，毛泽东和她的妻子送出来，在月光照耀的山坡上，我们边走边谈……”时她才知道自己已被抛弃。不久，她被强制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在那里被剃成光头，强迫服用治疗精神病的药物。她越是反抗，医生就强迫她服更多的药。服药后她四肢无力，神智昏迷。为避免服药，她只好假装驯服，承认自己的确有病，顺从医生。护士要亲眼看到病人把药吞下去，并张开嘴检查过后才离开。她每次吃药，迅速把药放到舌头下面，或者把它留在面颊边，装作用开水送下去了，等护士走开，再把药吐出来。尽管尽量自我保护，她还是被迫大剂量、长时间地服药。离开延安时，中共中央告诉她到苏联帮她取出身上的弹片。可是来苏十年，弹片没能取出倒成了精神病人。其他延安弃妇同样悲惨，金维映、刘群先等人在苏失踪。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周恩来煞费苦心地派专机从延安将江青接到重庆“治疗牙病”，在张治中的寓所为毛泽东、江青补办了盛大婚礼，帮助江青以中共第一夫人身份亮了相。延安高层的换妻潮为各级将领树立的榜样，几年后建国时，中共干部队伍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换妻离婚潮，大批进城干部换了新夫人，中共组织按照延安的作法，出面帮助老干部换妻，动员女青年“为革命事业”贡献，作法是要求党员要听党的话，听党的安排。
边区财政
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经济落后，历来是靠天吃饭，历代政府对这一地区都采取了轻徭薄赋的特殊照顾政策。红军落脚陕北后，150万人口的贫困边区无力供养突然到来数万军队和中共机关。1936年，中共在物资供应危机中发动了东征抢粮战役，东渡黄河到富庶的山西去劫掠物资，加上得到张学良的资助，渡过了难关。西安事变后，中共宣布服从国民政府，国民政府解除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随后，莫斯科恢复了对中共的供养，通过宋庆龄向陕甘宁边区陆续汇去了数百万美元的资助。[12]
抗战爆发后，中共红军编入政府军序列，开始接受国民政府每月60万元的军饷，并以抗日名义接受大笔的海外华侨和各界亲共人士的捐款。钱虽然多了，边区财政入不敷出情况没有好转，反而恶化。因为，中共执行毛泽东避战专注扩张的方针，党政机关和军队迅速扩张了数十倍，光是学校就办了一大堆，其中包括中央党校、马列研究院、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行政学院、抗日军政大学、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炮兵学校、卫生学校、通讯机要学校、自然科学院、西北公学（专门培养保卫干部）等等，甚至还有为日共培养干部的日本工农兵学校。机关、军队之外，中共还接待了大批来投的青年学生。青年们来到陕北后没有投身抗战，而都成了供给制的食客。
进入1938年，国民政府开始减少向拨付中共军饷。原因之一是由于中共拒绝接受国民政府的调遣，拒绝对日作战。另一原因是，随着国土大片沦丧，国民政府的税源枯竭而军费开支倍增，财政破产，只能靠滥发钞票来支持抗战，对国军前方浴血奋战的国军将士尚且无法保证给养，当然不可能再给专打国军的共军拨饷。1940年底，国民政府在新四军歼灭国军韩德勤部万余人（黄桥战役）后重新实施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禁运。
虽然避战的中共没有国军那样浩大的战费开支，八路军、新四军向国民政府控制区扩张，夺权控制权后立即收税征粮，就地养兵，但中共军队扩张速度远远超过地盘扩张速度，导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和物资供应状况不断恶化。为养活迅速膨胀的军队和机关，陕甘宁边区政府横征暴敛，征公粮数从1937年的1.4万石增长到了1941年的20万石，[13] 四年间增加了十几倍。强征公粮外，政府征以公草税（马料税）、牲畜买卖税、斗佣、羊子税（向养羊者征收羊毛以为八路军制冬装，白羊、绵羊每头纳税羊毛4两或1.2元现金，黑羊、山羊每头纳税羊毛2两或0.4元现金）等苛捐杂税敛财，向民众派“公驮”等无偿徭役（1941年，边区政府向老百姓派运“公盐”六万驮），对交不上公粮和税项者轻则以抗捐、破坏抗战等罪名游街示众、拘禁刑罚，重则以反革命罪名枪毙。作家萧军写道：“此地百分之九十是文盲……一个女孩没裤子穿。晚饭后到村长家，他那个小儿子问我：‘你又来要什么来了啊？’……孩子这话给了我启示，这说明，公家人曾到百姓家中索要。……离延安仅十几里路的村庄，竟像隔了千百里，这里的人民除开送粮草的义务以外，看不出他们和这革命政府有什么思想、感情等联系。我很不敢问一些人们的生活情形，因为他们总是诉说公粮的数目多，而我又是吃公粮的人。这里的居民只感到对公家尽义务的负担，却不见权利的享受，……这里的人民对于共产党和政府是没有思想、感情上的连结的，他们只感到‘谁坐皇帝给谁纳税！’第一年六斗，二年一石五，三年三石，七千贷金——这是李老汉的纳粮。他是李鼎铭的孙子辈。”[14]
陕甘宁边区经济规模狭小，政府征税征粮搞到逼死人命[15] 也养不起数十万众的庞大的中共军队和机关，也弥补不了高达四成的财政赤字。以下两个事件反映出民众在横征暴敛下之的困苦与愤怒。事件之一：米脂县一寡妇，拉扯五个孩子，种几块瘠薄山地，养几只羊勉强度日，收获的粮食大部分上交仍达不到边区政府制定征粮定额，全家只好吃糠咽菜勉强糊口。村长领着民兵到她家催交公粮，她苦苦哀求，诉说已经断粮了，请求政府照顾孤儿寡母。村长收不到粮，牵走了寡妇家的羊。后来，政府又征收草料税，她家没养牲口，没有草料，也没钱交。她向村长哀求。村长说：“你交不上，谁替你交？我怎么向上面交差？难道让我去替你坐牢”，命手下搜查她家，找值钱东西抵税，搜出了寡妇藏的一坛粮食。寡妇哭喊：“你们不能把粮食拿走呀！那是我家留的种子，我家断粮这么久也舍不得吃一粒。没有种子，怎么种地，没法活了”。村长不理，夺走了粮食。寡妇骂道：“你们这些丧天良的，挨千刀的！不得好死！老天爷，你怎么不睁开眼呀，劈死毛泽东这个害人精！”村长听闻，把寡妇抓起来押到县上。县里定她反革命罪，决定枪毙。寡妇的遭遇引起了乡亲们的广泛同情。乡亲们到延安当街哭诉，请求政府刀下留人。事情被报告给了毛泽东。毛知道民众普遍同情寡妇的情况后，下令将寡妇释放。事件之二：1941年6月3日，边区政府县长征粮联席会议中突遭雷击，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当场被击死，另有其他七位县长被击伤，百姓听闻奔走相告、拍手称快，说老天爷有眼，这些人搜刮百姓遭到了报应。雷电还击毙了一农民的驴。这位农民逢人便说：“老天爷还是没睁眼，怎么不击死毛泽东！”保卫部门闻此言论，要定老农反革命罪。毛泽东得知后也下令不予追究。[16]
毛泽东不追究不是因为仁慈，而是因为他清楚，以加大搜刮力度来解决财政问题不是办法，杀几个农民只能助长民怨。他感到，德国侵苏后莫斯科的后续资助也成疑问，必须另辟财源。革命党都信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都没有道德底线。孙中山和各路革命党军阀在军费困窘时想利用鸦片敛财，毛泽东也不例外。他决定，以种贩鸦片解决财政问题。不过，他比孙中山等人更会宣传，将此罪恶行径美其名曰“开展革命的鸦片战争”。
禁鸦片是清末以来历届政府的国策。晚清新政中，清廷颁布了一系列禁烟章程与法规，主要措施为：（1）逐渐减少种植罂粟，在十内彻底消灭；（2）禁止吸鸦片、开烟铺或进口鸦片；（3）有鸦片烟瘾的官员必须于六个月内戒除。民初，袁世凯颁令严禁种植贩卖吸食鸦片。冯国璋曾献策用债票收买上海烟商的所有烟土存货，以后作为药品官卖。北洋政府的禁毒政策不敌革命党的祸害。南北分裂后，以孙中山为首的军阀为养兵开战而开放烟禁，收烟税充军费，使清末民初的禁烟成果付诸东流。随着苏俄赤化带给中国连年战祸，鸦片祸害愈演愈烈。历史学家顾颉刚在1930年代写道：“我们久居都市，已度现代化生活，而内地民众则还过着纪元前的生活，除了一把切菜刀是铁器时代的东西之外，其他差不多全是石器时代的。要是仅仅这样的浑朴，那还保持着古人的健康，要改造也不难，无如鸦片、白面的流行，普遍得像水银泻地一样。我到一个小县城里，只有两百家铺子，烟馆倒占了四十家，其数量远超过米店。许多农村里，可以买不到一张纸，一支笔，但鸦片、白面是不会没有的。那时穿中山装的是何等表示前进，我亲见一位穿中山装的朋友接连在烟卷上抽着白面，悠然自得。但白面瘾的急剧增进，以致家破身亡的惨剧是大家说得出的，听说实在穷得没有办法时可以把自身出卖给制毒的人，因为他死后可以从骨头里取出白面的成份来，再行制造。当白面瘾发时，发疯如狂，尽在地上滚，在那时，房子也舍得拆，连老娘的衣服也要剥去变卖了。我一路看见的人，‘三分不像人，七分倒象鬼’的不计其数。”[17] 事实上，鸦片祸害最严重的是苏区及周边，即国民政府所称的匪区。因为，中共从建军之初就同烟土打交道。红军元老朱德在滇军旅长任上曾在川南纳溪、合江等县种鸦片烟获利，种得罂粟花漫山遍野。[18] 在江西苏区，“朱毛红军”发扬了这一传统。红军在打土豪中主要查抄银元和烟土作为通货。鸦片买卖成为各苏区的重要财源，烟毒从各苏区向周边泛滥。
1935年，国民政府发动了“新生活运动”，重点要求在原苏区禁毒，公布了《禁毒实施办法》和《禁烟实施办法》，成立戒毒协会，处死制造、买卖和运输鸦片者，勒令吸鸦片的国民党和政府官员戒毒或接受强制性治疗，处决拒绝接受戒毒治疗的官员，要求六年内根除吸毒和贩毒。1936年元旦，蒋介石以全国禁烟总监的名义宣布当天为吸毒者自愿登记的新的最后期限，违者将受到严厉惩罚，宣布在此最后期限后种贩鸦片者将被枪决。当年，他因新生活运动禁毒成就受到国联的表彰。然而，国民政府的禁毒之功没有国联表彰的那么好。因为，政府管不了红军。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原苏区禁毒，红军在长征路上以鸦片当银元，以烟土换取粮食物资，走一路，贩一路。
国民政府忙于抗战时，中共在陕北忙于种贩鸦片，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进了延安东南的南泥湾，毁延安地区最后一片原始森林辟为罂粟（鸦片）种植区，派人采购来罂粟种子发给军队和农民种植，至成熟时，边区政府依土地的肥脊派人收取罂粟，与农户七三或六四分成，再定价收购农民分得的罂粟，请工匠将收获的鸦片开窑加工成烟土。中共中央任命任弼时、谢觉哉为负责鸦片贸易的专员，负责将鸦片运往国统区，再由李克农负责在国统区销售。[19] 陕甘宁边区贩运鸦片到国统区的渠道有几条，一条是经宜川韩城，一条经耀县柳林，运往山西、河北等地国军守备区或日占区。因为日占区难进入，所以绝大部份边区烟土都被卖到国军控制区，销售后所得的法币一部分作边区私发伪钞的准备金，另一部分成为中共地下党在国统区的活动经费。“任弼时曾记载：‘往年，我们延安苏区根据地生产出的棉花、布匹，一车车拉出去，换不到什么根据地急需的用品；近些年来，我们改为种鸦片，一车车鸦片拉出去，一车车的枪支弹药、食盐和医药等急需品满载而归，延安苏区根据地一天天地扩大着……’”[20] “留守兵团驻各地的部队……积极开展贸易工作，主要输出一些食盐和一些土产，输入棉花、布匹、药品和一些自己不能制造的日用品。”[21] 任弼时、谢觉哉的一项工作是严格控制在本地的销售数量，采取措施迫本地烟民戒烟。谢在日记中记载：“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22] 为隐瞒种贩鸦片，边区政府禁提鸦片、烟土字眼，将大规模种鸦片的运动称为 “大生产运动”，称贩卖鸦片生意为“土特产经营”，以“特货”、“土产”、“特产”、“代金”、“药材”等称谓代替鸦片字眼。
种贩鸦片不局限于陕甘宁边区，中共在晋绥边区也大种鸦片。当地农民说，“一斤洋烟膏换四十八斤小米，俺家的一人一天能割好几斤，可比种庄稼强。” 几十年后被发现的《忻州鸦片档案》中的几百件手书文件记录，当年晋绥边区农户完不成摊派的种鸦片任务须自己拿钱买鸦片，然后再上缴，农户去烟站出售鸦片，之后换回等价货物，沿途设有严格的稽查岗位，需要有许可证才能放行。档案中不仅有“特产”、“特货”、“药材”字眼，也有“大烟”字眼。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阎锡山在晋推行乡村建设的一项主要内容是禁毒。他广泛印发文书到每户，明令严禁种植、贩卖、吸食鸦片，贩卖鸦片者枪毙。然而，八路军到来摧毁了阎锡山治晋的二十年禁毒之功，使晋绥边区成了毒品生产加工区。“大生产运动”中，好地种罂粟鸦片，差地种粮食。西安报纸刊登的一个调查报告指出，陕甘宁边区的鸦片种植达到二十万亩。[23] 中共西北局总结种鸦片经验说：“第一，贪多；第二，缺乏经验，未好好的采访老百姓的意见，如炮兵团下种时，老百姓说太早，种了不出来，我们不听，结果六百亩只出八十亩。其他施肥割烟皆不熟悉；第三，种子不好也有关系，老百姓存的多是一九三五年以前的种子。”[24]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蒋介石1935年开展的“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很有成效。
“大生产”出品的鸦片交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集中保管，成为边区政府与各根据地财政拨款和军饷支付的主要结算手段。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行边币取代法币，银行的平衡基金不是黄金、白银，而是烟土。从1942年起，陕甘宁边区的鸦片生产和贩运发展成种植加工贩运销售一条龙，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成为中国的毒品制售中心。国民党政府无法消除中共的武装割据，因而也无法铲除陕甘宁边区毒源。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弗拉基米诺夫记录延安制售鸦片的情况写道：“当我问：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的生产鸦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时，毛没有吭声。邓发代毛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份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25]
国民党政府档案中也有大量关于各地共军强迫人民种植及售卖鸦片的报告，其中包括朱绍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刘茂恩（河南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顾祝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杨德亮（第四十二军军长）等国军将领的报告和朱家骅、徐恩曾等国民党中统局要员的报告。[26] 中共内部秘件透露的鸦片贸易情况与弗拉基米诺夫日记、国民政府档案记载互相印证。延属地委书记张邦英、代专员王震、延属分区专员兼延安市市长曹力如1943年8月1日联合签署的《秘密通知》写道：“（一）立即深入的调查留有烟苗之人家、亩数、收获量，以便有计划的进行没收，最低限度公家要没收到全收入的80%。（二）在没收时，烟户最多只能留到20%”，“各县现存之特货，无论旧存或新收均立即送交专署，统一出售，不得拖延，不得隐瞒，也不得在下边出卖，续收到的，应随时送来论价出卖。”“通知”最后强调“以上办法，只作执行之准则，不许宣布，并须严格切实执行，对群众仍称没收处罚”。[27]
当年受边区政府财政厅委派，专门在陇东专区负责鸦片贸易的梁爱民回忆：“1941年11月，我调到了财政厅禁烟督察处，被派往陇东专区，从此开始了商业贸易。为了增加收入，支援抗战，我们秘密经营大烟土。我党是严禁吸毒的，经营烟土必须秘密进行。为了方便，我们不叫大烟土，而称其为‘土货’或者‘特货’，后来称做‘肥皂’，论条论块，最后正式定名为‘土产’”。[28] 在1942年的陕甘宁边区，“特货”、“鸦片”、“烟土”是一回事，[29] 经营鸦片的商行被称为“特商”，鸦片税也叫“特税”。[30] 特货以“两”为单位，且价值奇高。按1942年延安市主要物品价格比较，小米一斗为125元（边币），而特货一两是1400元。1000斤特货即可解决一支一万军队的一年口粮。[31]
“一九四一年直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尚因为库空如洗不敢确定统筹统支的方针，愁煞了当时的财政当局。元旦那天，财厅长亲自带上武装缉私，到保安司令部军需处缴获肥皂十三箱，这十三箱肥皂就成了一九四二年统筹统支为主的财政方针之物质基础。”“一九四二年春季边区各县特产，又为下半年的财政打下雄厚的基础，八月后新货收起，再加下半年税收增加，各机关部队继续从事生产自给。这一年特产收入139,623,000元，占全部岁入40%……财政上找到了出路”。“一九四二年边区自产特产并专利代销晋绥的特产，不但解决了当年的财政困难，还盈余了27%（108773000元），支持了一九四三年春季的财政，一九四二年也靠它解决41%的财政收入，算是开始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一九四二年边区高干会上，毛主席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工作总方针，一九四三年初为统一陕甘宁、晋绥两解放区财经领导，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由贺龙亲自领导。特别主要的是这一年晋绥给以很大的帮助，送来大量特产，并由陕甘宁代销晋绥特产抽20%的贸易税，作为财政收入，其余作为财政家务之积累，这样建立了雄厚的家底，使党政军人员生活，进入相对的丰衣足食程度。但是，另一方面也发生了严重的贪污和铺张浪费现象。”[32]
“陕甘宁边区被封锁之后，最大的问题是棉花、洋纱、土布、军工器材、电讯器材、医药器材等物品需要大量购入，尤其是棉花和布匹。边区棉花缺口甚大，负责物资进口的贸易局估计，1943年全边区政府与人民需布20万匹，为此需棉花300万斤，而边区所产不过100万斤，200万斤“需依靠贸易机关帮助解决”。[33] 1943年，边区银行研究室主任苏子仁在讨论《边区金融总结》时说，解决边区财政问题的方法有三个：“一、收税；二、借债；三、膨胀通货。在边区税收（包括公粮、贸易税等）不够开支，公债行不通，不采取通货膨胀，困难就难以渡过。事实上几年来我们解决问题所依靠的物质力量，按其重要程度排列次序是黑（特产）、黄（公粮）、绿（纸币）、白（食盐）”。[34]
上述内部文件显示，“肥皂”指鸦片，“财政上找到了出路”指种植罂粟、贩卖鸦片，大量外购棉花等物资是靠“特产”去交换回来的。在边区财政中，“特产”比重排在第一位。建国后，中共将毛泽东“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题词到处悬挂，以作政府关心百姓生活的证明。了解了边区的鸦片经济才知道，毛泽东号召发展的是鸦片经济。
在鸦片贸易之外，陕甘宁边区的一大财源是走私日货。绥德的“抗敌商店”与延安的“光华商店”是进行日占区与国统区之间日货走私的主要批发站。[35] 走私日货的主要路线有：绥德往陇东宁夏；陕北经八路军驻防的黄河渡口将日货运入河西销到陕中陕南；从济南向西到豫北与晋南；从芜湖向西到皖西与鄂赣一带；从蚌埠向西到皖北及豫西一带。弗拉基米诺夫在日记中写道：“中共的部队中也同样出现了这种怪现象。它们全都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货物都是由沦陷区仓库直接供应的。”[36]
有了贩卖鸦片及走私日货等项巨额收入，陕甘宁边区财政局面迅速好转。1942年，边区财政收入中，“特产”收入被单独列出，成为边区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边区财政厅长南汉宸（新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向中共中央报喜说，边区已经渡过了财政危机。边区秘书长兼主管鸦片贸易的专员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37] “据调查边区内存的法币不下二万万元，无疑是由特货补足普通物品入超而有余来的。”[38] 1943年2月9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边区财政难关已度过，现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边币五万万以上，合法币二万万五千万以上。”[39] 这个数字七、八倍于1940至1941财政年度数。据苏联人1943年估算，中共卖了45000公斤鸦片，价值24亿法币，而当时领导全国抗战，开支浩大的国民政府财政年收入也不过就几亿，中共通过种贩鸦片创造了财政翻身的“延安奇迹”，财政实力大大超越了财政枯竭的国民政府。延安整风后，中共派赴东北开辟解放区的干部们随身携带鸦片，到热河、东北脱手作为经费。[40] 1943年，边币贬值，中共西北局的应对是“速卖一万二千五百斤特产，派干部下去”。[41] 从1945年开始，边区财政收入统计中，“特产”收入不再被单列，而隐藏到其它项目中。[42]
“大生产运动”中，中央警卫营士兵张思德在安塞县的鸦片烟窑垮塌时被活埋。毛泽东在张追悼会上发表讲话，将制毒者张思德歌颂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称张死得“重于泰山”。这篇由秘书胡乔木起草的讲话稿被以《为人民服务》的标题在延安党报上发表，后被收入《毛泽东选集》，成为“老三篇”之首。为掩盖张思德死于“熬鸦片”的真相，中共为张编造出了死于烧木炭的故事。国人不会想到，“为人民服务”说法套用自蒋介石对庐山军官训练团下达的《暑期训练精神要旨》，蒋文发表于新生活运动的禁毒运动中，胡乔木、毛泽东套用“为人民服务”说法颂扬制毒、贩毒。
中共的“革命鸦片战争”不止是毛泽东一人推动，而是中共高层一致推动的。弗拉基米诺夫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43] 歌颂制贩毒品的也不止是毛泽东、胡乔木，而是延安的革命家，革命文艺家们的一致行动。1942年7月，朱德、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等“怀安诗社”成员一起视察了南泥湾，唱和古诗。了解陕北制贩毒品活动者都读得懂老革命家诗词唱和中的歌颂之词。例如，朱德《游南泥湾》诗中“今辟新市场”、吴玉章《和朱总司令游南泥湾》中“艰难出奇策”、“全盘韬略精”、“撑持我大局”等句无疑是在颂扬毛泽东“革命鸦片战争”决策帮助延安渡过难关。建国后，毛泽东出席了任弼时的葬礼。一个重要原因是感谢任老主持鸦片贸易为中共财政翻身所作的贡献。2004年，中共新领导人在任弼时百年纪念会上讲话称，“任弼时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但是，任老最重要的历史作用——主持种贩鸦片却在纪念会和传记电视剧中被隐瞒。这样的隐瞒其实是中共革命家纪念座谈会和传记的共性。
歌颂制贩毒品的不光中共领袖们，还有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和文艺家们。延安文艺家们得以在抗战中创办一大批文艺家协会、文化协会、“战地社”、“铁流社”、各种各样的诗社，及《大众文艺》、《中国文艺》、《文艺突击》、《中国文化》、《新诗歌》、《文艺月报》、《诗战线》、《战地》等一大批刊物都是得鸦片财政资助。“大生产运动”中，萧三、艾青为首的延安文艺界劳军团来到南泥湾慰劳三五九旅官兵。文艺家们不但知道鸦片生产、贩卖，还知道陕甘宁边区的贩毒财政。大家自觉地帮助党隐瞒革命真相，因为帮助党隐瞒真相就是帮助自己维护光荣经历。革命家、革命文艺家们都清楚歌曲《南泥湾》中“如今的南泥湾，鲜花开满山”之句所描写是什么，但这并不妨碍大家们传唱这首红歌几十年，一起夸耀“宝塔山、延河水”的革命经历，只有极少数人不情愿地披露些许真相。例如，鸦片事务专员任弼时的秘书师哲在晚年被问及延安种贩鸦片之事說：“这个东西传出去，对我们共产党很不利，但确有这事，鸦片周围种了很多粮食，是高粱，鸦片种在中间。” [44]
延安整风
全面抗战爆发后，斯大林派王明到延安监督中共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王明推动召开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准备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毛泽东虽能采取拖字诀，以战争理由推迟召开七大，但无力否决王明代表莫斯科提出的要求。1940年，中共中央根据王明的要求成立了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从各地选出了七大代表。这时，王明为首的国际派在党内有着广泛的支持，其中，手握军权的项英明确表示支持王明取代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应对挑战，毛泽东通过制造了“皖南事变”除掉了项英，极大削弱了王明在党内军中的影响力。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毛泽东迎来了权力斗争转机，趁斯大林自顾不暇开始动手收拾国际派，命政治秘书胡乔木、王首道等人编辑《六大以来文献集》。这一文献集对所搜集的519篇文章原文进行了众多删改，将其中对毛泽东不利的，如吹捧蒋介石的讲话，等内容删除，加入称毛泽东在党内一贯正确，一贯代表“正确路线”的内容。这种篡改后来成了毛泽东权力斗争的法宝之一，也成了中共文献编辑的传统。9月，毛泽东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开展整风运动，要求全体党员以《六大以来文献集》为学习范本统一思想。1942年春，毛泽东发表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系列讲话。他在讲话中指责国际派们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格格不入，犯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错误，号召延安青年开展向党和领导层提意见的“大民主”运动。他将胡乔木起草的社论稿亲自修改后以《教条和裤子》为题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在社论中，毛泽东要求知识分子和苏联归来的国际派“红色教授”们“脱裤子”、“割尾巴”，称“问题发生在他们的贵体下”，藏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而且“各人尾巴粗细不等”，因此割尾巴所需“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在整风运动动员报告中，毛泽东表达他对莫斯科归来的国际派和知识分子的蔑视说：“红色教授们”是“连猪都不如的蠢货”，“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么摆布都可以。”
毛泽东这样辱骂知识分子，除了对莫斯科留学归来的国际派展开权力斗争的原因外，还因为少年、青年时感到遭受歧视形成的自卑情结（INFERIORITYCOMPLEX）。他曾向斯诺讲述青少年时的感觉说：“在东山高等小学，学生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很少农民供得起子弟上这样的学堂。我的穿着比别人都寒酸。我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学生是不穿大褂的，只有教员才穿，而洋服只有洋鬼子才穿。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人家不喜欢我也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在这个学堂，是不是湘乡本地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要看是湘乡哪一乡来的。湘乡有上、中、下三里，而上下两里，纯粹出于地域观念而殴斗不休，彼此势不两立。我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为我根本不是本地人。结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到很压抑。”“在北大图书馆，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45] 当时，图书馆助教张申府是毛的上司。一次，张拿了份书目交给毛缮写。毛写错了，张退回让毛重写。毛对这件事记恨终生。在中央苏区，他饱受到被苏联留学归来的国际派指责，任弼时指责他“狭隘经验论”，博古指责他“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凯丰指责“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年青时的自卑和革命后受指责的记恨使毛泽东确立了仇视知识分子，特别是仇视留洋知识分子的心态。
响应毛泽东系列讲话中的“大民主”号召，延安中央研究院的青年们带头发泄到延安后的不满情绪，批判延安的等级制，批判领导主观武断，缺少民主精神。各学校、机关纷纷仿效中研院，办起了各自的壁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刊出了不少批评现实的杂文。其中，丁玲发表了《三八节有感》一文，列举两桩高层另娶新妻的离婚案例抨击一些有着“凌云志向”的女性来到延安后在高层“大男子主义”逼迫下成了“回到家庭的娜拉”；艾青发表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呼唤写作自由、精神独立，提出“作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罗烽、萧军等作家也发表文章批评中共高级干部的特权。
毛泽东号召“大民主”只是整肃“国际派”的斗争策略，并没有打算接受批评，且根本不容忍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真的追求民主。3月底，他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发出警告说：“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四三决定》），要求成立各级领导整风的检查委员会，整风运动须在各部门、机关负责人的领导下进行，制止脱离领导的“自由化”倾向，称运动不仅检查领导层的问题，还要检查每个人的问题，人人都要反省自己的历史。随着这一决定颁布，持续仅一个多月的“大民主”热潮嘎然而止，向高层提意见的“大民主”运动转变成了针对提意见者的整人运动，响应毛泽东号召向党提意见，批评黑暗面的青年们和延安的机关干部们成了犯错误者，被迫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按决定要求学习毛泽东指定的“整风二十二个文件”，写自我反省笔记，互相批判、互相揭发。
5 月，毛泽东召集二百多名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在讲话中提出党文艺方针为：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文艺应服从政治斗争、从属于政治；文艺应表现阶级斗争，而不是表现人性；知识分子是属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应接受共产党的改造，文艺工作者必须先解决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思想，改造世界观。这里，毛泽东所说的“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意思实际是文艺必须为共产党服务，即文艺、文化必须党化，否定创作自由和思想自由。在讲话中，毛泽东批判王明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提出的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抗战时期的文艺以抗日和国防为主题，为抗战服务”的方针，提出文艺应以阶级斗争为主题。毛泽东的这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经胡乔木加工润色后发表，成为中共指导文艺、文化界的“圣经”。中共在建国后以每年纪念这篇讲话的发表来强调在共产党治下文艺不得独立存在，文艺必须成为服务中共的工具。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成立了自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的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总学委），作为整风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指定成员包括：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彭真、陆定一、杨尚昆、柯庆施、王若飞、陈伯达、胡乔木（毛泽东秘书）、黄华（朱德秘书）、廖鲁言（王明秘书）、师哲（任弼时秘书）、王鹤寿（陈云秘书）、陶铸（王稼样秘书）、匡亚明（康生秘书）。随后，毛泽东以总学委名义发布指示，要求全党暂停日常工作专搞整风。这时中共延安和各根据地的军队、机关执行避战方针，并无什么日常工作，党政军高层全体集中到延安开长会专搞整风，每个机关单位都成立了对总学委负责的整风领导小组，延安上万干部被分成五个区一千多个整风小组，日夜精读指定的文件材料，自我反省。参与整风运动初期的“大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们在这一阶段被迫检讨在“第一阶段”犯了“自由化错误”，揭发别人以求自保。总学委派出检查团，抽阅干部所写的个人笔记，以了解他们对整风运动的真实态度，并从干部反省笔记中找出线索，跟进调查审问。
苏共驻延安联络员弗拉基米诺夫在日记中记录“延安整风”情况写道说：“我很奇怪，在同日本进行长期战争、中国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情况下，毛泽东却大谈特谈整顿党的作风问题。党的作风也许需要整顿，但这无疑是个次要的问题。”“整风运动逐渐具有群众性了，甚至还要求战士和老百姓死记硬背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以及‘整顿三风’等报告的内容。”“被批评者唯一的权利是承认错误。会议多，发言长，调子高，内容雷同。”“整风尽一切可能颂扬毛泽东的功劳。每个人在死记硬背党的文件，一个劲儿地进行自我批评，而这种自我批评既可悲又可笑。”“毛泽东认为在苏联学习过的中国同志都是‘教条主义者’，都是康生和其他整风领导人严加惩处的对象。”“这一政策的后果很容易预料到：今后，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除了‘毛泽东思想’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权威了。”“一年多来，各校的课程统统取消了。这是整风运动的结果，许多行政机关也近乎瘫痪，只半天办公。人人都忙于开会或学习‘二十二个文件’。报刊和讲话都吹捧毛泽东，辱骂‘教条主义者’。”“整风运动不仅是从精神上压制毛泽东的反对者，动员全党起来反对他们，还要求所有的人洗脑。”“知识分子受到整风的最沉重的打击。被洗了脑。”“可怕的暴力浪潮把毛泽东的对手都卷了进去，并使他们受到摧残。”
1942年6月19日，毛泽东在整风会议讲话中称：“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了王实味的托派问题。他是有组织地进行托派活动，他谈过话的人有二十多个。中直、军委、边区机关干部中，知识分子有一半以上，我们要发现坏蛋，拯救好人。要发现的坏人，即托派、国特、日特三种坏人。”[46] 根据这一讲话，整风运动进入第三阶段——审干、肃奸，反特阶段，原本号召的整顿思想作风运动转变成了另一波肃反运动。在这一阶段，运动参加者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投奔延安的青年们都成了奸细、特务嫌犯，须反复交待个人历史，供众人评议，再由运动主持机构作结论。审干运动展开后，总学委进一步的推出了“抢救运动”，宣称要把堕落到边缘的干部抢救回来。运动持续了一年，造成冤案、自杀事件无数，使延安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之城。
延安整风运动中最著名的冤案是王实味事件。王实味是怀着抗战报国理想从各地奔向延安成千上万青年中的一位。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了中共，创作了短篇小说《杨五奶奶》、中篇小说《毁灭的精神》，因贫困辍学后翻译了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哈代的《还乡记》、都德的《萨芙》、霍普特曼的《珊拿的邪教徒》等外国文学名著。1937年10月，他应范文澜之约来到延安，任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研究员。几年中，他翻译了《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价格、价值和利润》、两卷半《列宁选集》等两百万字的马列著作，同时对延安全无抗战气氛，高层沉迷于跳摇摆舞、听京剧、组织诗社写旧体诗、等级制等等现实极为失望。
当时，延安的等级制度森严。中央办公厅（任弼时任主任）的主要工作是安排从各根据地和国统区调运物资到延安以保障高层的“小灶”和其它生活供应的特殊需要。中共高层家中都有组织分配的保护首长安全的警卫员、专门照顾首长子女的保姆、照顾首长生活起居的勤务员（有的甚至负责为首长打洗脸水和洗脚水，在牙刷上放牙粉等）及伙夫、马夫。在小城延安，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警卫员紧紧跟着首长及首长家属漫步；每逢周六，人们不难看到首长警卫员守在学校、机关门口接首长家属。[47] 延安青年司马路后在回忆录中写道：“陈云写过一本小册子，叫《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是早年中共学习的必读文件。陈云当年作这项政治报告时，我也坐在下面听。我的个子矮小，坐在前面的地上。陈云讲完问道：‘同志们有什么问题吗？’一位比我年纪略长的同志从我身边走过去向陈云递了一张条子，随后，陈云说：‘刚才这位同志问，既然共产党是讲平等的，为什么我们大家的生活这么苦，毛主席却每天吃一只鸡？’当时延安的政治气氛还比较轻松，有人敢于这样提问。陈云回答说：‘是的，毛主席每天吃一只鸡，这不是毛主席愿意的。毛主席希望和我们大家过一样的生活，但是同志们想想，毛主席的健康对中国革命多么重要！所以，毛主席不愿吃鸡，党中央命令毛主席一定要吃鸡。和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一样，毛主席吃鸡也是一种革命任务。’陈云为毛泽东吃鸡作解释的这段话在中共任何文件中都找不到，我不写出来，陈云这段语录在中共党史上就会失传了”。[48] 投奔延安的作家萧军日记中写道：“自从到延安以来，一直是被不愉快追袭着”，“我怕这里的医院、传达室、戏院、饭馆表现着官僚、凌乱、卑俗、无教养啊！丑恶到这里来集合了！”“遇见毛泽东的老婆骑在马上，跑着去高级干部休养所去了。这里连个作家休养所也没有，无论哪里的特权者，总是选择最好的肉给自己吃的。” “李伯钊自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据小鬼说，杨尚昆买鸡蛋总是成筐的，每天造成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毛泽东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人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一个法院的院长女人住单间，彭家伦女人生产也住单间。各总务人员总是吃香烟，买二十几元钱一斤的鱼，各种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带来。虽然他们的津贴各种是四元或五元。我懂得了，这卑污地存在原来到处一样，我知道中国革命的路还是遥远的。”“文化人如今是纷纷而来，将来一定要纷纷而去”。
1942年2月，王实味受毛泽东“大民主”、“帮助党整风”号召鼓舞，在《谷雨》杂志、《解放日报》及中研院《矢与的》壁报上连续发表《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硬骨头与软骨头》等文章，提出“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呼吁“暴露黑暗”，批评在革命口号下日益强化的等级制度。他在连载的《野百合花》一文中写道：“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他在墙报文章中疾呼：“党内的正气必须发挥起来，邪气必须消灭”。“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向自己发问：同志，你的骨头有毛病没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王实味的大胆批评赢得了中央研究院知识分子们的支持，在延安引起轰动，使罗迈（李维汉）为首的中央研究院领导成了众矢之的。
4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四三决定》，要求制止“自由化”倾向，禁止反对各单位党委领导，警告说党内的“自由主义”正被特务分子利用，各机关学校出现的批评文章、壁报、小广播等等存在着反党的倾向。其实，王实味在“大民主”中还没有提出投奔延安的青年们心中的主要问题，没有质疑为什么不去参加抗日，为什么高层和军队将领们长期在延安集中开会等关键问题，而只提了一些“食分五等”之类的边缘问题就成了整肃对象。
压力之下，王实味被迫作检讨。然而，出乎意料，他的检讨不获接受，他被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定为了“向党进攻的资产阶级文艺家代表人物”，随后，在“大民主”受到王实味批评的中央研究院领导人李维汉召开了一系列对王实味的批判座谈会，宣布王实味“不单是思想上的错误，还是政治上的错误，组织上是同志，思想已成为敌人”。两个月前支持王实味，视他为英雄的同事们争相以批斗他来保持与党一致。同事李宇超指王的错误是“一贯的，是严重的，不是偶然的”；同事陈伯达称王的“原文或许是无意地泄露了他托派思想的狐狸尾巴，或许是有意地要在文艺问题形式的掩盖下偷运托派的思想”，骂王为“王屎味”；曾共同呼唤民主的艾青反戈一击，指“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读它的时候，就像是走进城隍庙一样。文章风格是卑下的。这样的人实在够不上‘人’这个称号，更不应该称他为‘同志”； 同样被毛泽东点了名的丁玲在大会上在自责《三八节有感》“是篇坏文章”，然后以狠批王实味来表现悔改说：“王实味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且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她提出要“打落水狗”，指王实味“为人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是破坏革命的流氓”。系列批斗会上，王实味受到无休止地批判围攻，孤立无援，没有申诉的机会，没有同志的同情，每次申辩都被同事们的怒斥打断。
批判王实味不仅发生在中央研究院，鲁迅艺术学院的作家、文艺家、理论家们也以恶毒谩骂王实味来表达对参加“大民主”的悔过。在落井下石的潮流中，作家萧军看不下去了，在会上仗义执言说：“为什么不让他把话说完？”散会后，萧私下说：“这样的批斗是往人脑袋上扣尿盆子。” 运动领导人得知萧的言论后派郭小川等四位运动积极分子来到萧军住所，指责萧破坏了会议，要求萧承认错误。萧军拒绝认错。不久，萧军在“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遭到丁玲、周扬、柯仲平、李伯钊、刘白羽、陈学昭、艾青等人的围攻批斗，陷入了王实味一样的孤立无援困境。萧妥协说：“这样吧，我先检讨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们想一想。”丁玲继续攻击说：“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萧反驳道：“百分之九十九我都揽过来了，你们连百分之一的错都不肯认账！那好吧，你们既然朋友遍天下，我这个‘毛’绝不去依附你那个‘牛’；你那个‘牛’也别来沾我这‘毛’。”萧军敢于顶撞同事是因为他曾与毛泽东多次单独喝酒，认毛为大哥。不过他在运动中为王实味出头等于顶撞了毛泽东，结果被停止了供给制口粮。[49]
由于王实味参加翻译了《托洛茨基传》一书中的两章，座谈会将王揭发为托派分子，有同事将王实味私下的“苏联清党时斯大林同志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恶”言论揭发出来。李维汉作总结发言说：“王实味是什么人，根据同志们在座谈会上揭发的许多事实，说明他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王实味的确在我们党内外有意识有计划地散布了一套反动的思想，这种思想就其实质而言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王实味的态度活像一个流氓，在耍死狗，对于王实味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现在是他严重地考虑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了，他愿不愿从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要看他自己”；请王实味来延安的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不讲情面地说：“王实味反革命反党的思想和活动，党委早已知道了，不过我们对王实味始终抱着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精神，可是王实味不了解我们的这种精神，始终不诚意揭发自己的错误，多方掩饰自己的错误，反说我们助长了他的错误，你们看这个人混蛋不混蛋？我们用尽了苦心去挽救，希望把他从茅坑里救出来，可是他却想把我们拉到茅坑里去。”[50]
人的精神承受力毕竟有限，王实味经不住长期批斗的精神折磨，没有申诉机会，只好顺应运动的要求，给自己扣上了“有浓厚的虚无主义倾向”、“小资产阶级病态的忧郁性”、“极端顽强的自以为是”等一堆帽子，自污“神经异常”以让运动领导者满意。他没想到，痛骂自己仍过不了关，继续遭受批斗。绝望中，他提出了退党要求。他以为，自己是主动来延安投身革命，现在既然不能见容于延安和中共，自己退出共产党，离开延安总可以吧。他又错了。共产党想加入可以加入，却不是想退就能退的，延安是他想来就来的，但不是他想走就能离开的。他的退党要求被拒绝，被继续批斗，且因申请退党罪加一等。延安所有的刊物报纸绝不为王实味提供申辩的版面，党报《解放日报》开辟了围剿王实味的专栏。随后，毛泽东在高层会议上定调子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一样，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尽管王实味在到延安后早已向组织交代过曾与“托派分子”有过来往，但毛泽东一句话，他被康生主持的社会部逮捕，然后被长期秘密关押在枣园后沟。随后，康生追查株连，宣布王实味、成全、王里(王汝琪)、潘芳(潘蕙田)、宗铮(郭箴一)为“五人反党集团”将王实味一关就是五年。长期的秘密关押中，王实味不断申诉说自己“不是托派，不是特务”，但申诉无门。1947年7月，中共将王实味乱刀砍至血肉模糊，抛尸枯井（1991年，86岁的王实味夫人刘莹接到中共平反王实味的一纸决定）。
毛泽东的整风运动目标不是低层的青年。随着整风运动持续，毛泽东步步逼向权力斗争的对手——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成立总学委是毛泽东专为整肃王明等人的发明。其作法是，“另起炉灶”，成立一个权力极大的临时机构，以政治运动名义接管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这一发明关键处在于绕过了规定程序，不经过中央全会选举，讨论和决议，由毛泽东个人决定最高权力变更，达到政变的结果。若在正式的中央全会中剥夺王明等国际派的权力不会成功，而通过以整风名义成立“总学委”，毛泽东绕过程序剥夺了政治局的权力，剥夺国际派的权力，让王明等人有苦说不出。整风运动前，王明还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对毛一贯正确的说法，批评毛不抗日的政策，要求在党的大会上与毛泽东辩论，请共产国际作出评判。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派李富春、彭真、高岗等亲信挨个对博古、张闻天、杨尚昆等“国际派”以逮捕枪毙相威胁，迫他们写检讨，“骂自己、骂王明、骂俄国人”。国际派们知道莫斯科在打仗，没有人接受他们的投诉或求助，只好就范自污以让权力者满意。经过一年的“整风运动”，凯丰、博古、张闻天、杨尚昆等“国际派”成员们纷纷对毛泽东表示驯服，拒绝顺从的王明因住院离开了权力中心。对于王明，毛泽东亲自出面，威胁说“如果你不交代，我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王明相信莫斯科会给他作主，拒绝低头检讨。随后，他莫名其妙地病倒住进了医院。毛泽东指派金岳茂大夫在给他开了大剂量的甘汞加小苏打，让他汞中毒。在医院里，王明赋诗“自是凛然争气节，独逢乱谄不低头”，抨击“毛泽东建立个人专制独裁。”随后，他感到被下毒，停止了吃药。莫斯科代表弗拉基米诺夫（孙平）得知王的处境后进行了干预，要求送王到苏联治病。毛拒绝放王走。王通过孙致电莫斯科求救。对德战争中的莫斯科一时无力干预。
国际派们俯首称臣后，毛泽东着手开始实施预定计划——建立个人独裁。1943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康生、凯丰、博古、邓发、张闻天、杨尚昆、彭真、高岗、叶剑英等政治局成员，及毛泽东扩大进来的亲信。毛泽东主导会议，决定改组六届六中全会选出的中央书记处（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康生、陈云），将王明开除出了书记处，将书记处改为毛自任主席，刘少奇、任弼为成员的三人书记处，规定“书记处会期不固定，得随时由主席召集之，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会议还决定书记处下设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组成宣传委员会，毛任书记、王任副书记、胡乔木任秘书，负责控制延安所有的报纸电台；刘少奇、王稼祥、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组织委员会，刘任书记，杨兼任秘书，负责统管统战部（统战部是苏俄引入中国的术语和机构，其任务包括策反，收买敌对方人员）、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海外工作委员会；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
经过这次会议，中共的集体领导制不复存在，毛泽东完成了向斯大林式独裁制的过渡。这种过渡在共产政权中是必然的。会党、革命党是不可能有“党内民主”的，所谓集体领导必然走向个人独裁。洪门、哥老会、青帮、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国民党、苏共、中共，以及各国共产党都会向领袖个人独裁过渡。确立独裁地位的革命领袖通常会抓住最高权力至死不放。而且，会党、革命党的最高权力转移没有正常的程序，二号人物的上位与变更也只能通过政变、阴谋、暗杀等方式实现。这次会后，毛泽东反复使用成立运动领导机构绕过规定程序达到政变目的的法宝，他整肃政敌，整肃挑战他独裁地位二号人物的历史构成了此后的中共党史。
确立独裁地位的同时，毛泽东将一年前号召“大民主”的手段重新施展，主持发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1943年4月3日，第二个四三决定）。这一决定鼓动大胆说话，互相批评，以大民主的方式，来批评领导，揭露错误，同时要求扩大审干、反奸运动的范围，鼓励“大胆怀疑，放手大干，防止运动冷冷清清”。虽然一年前的短暂“大民主”已使王实味等一批知识分子和干部落入陷井，但因为各单位都关起门来在小范围秘密批斗整肃，王实味被秘密关押，延安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干部不知道王实味等人因言获罪被整肃逮捕的情况。青年们如同一年前的王实味一样，纷纷在“民主大会”发表了对延安高层的“官僚主义”、“压制民主”和“特权思想”的激烈批评言论。他们不知道，毛泽东在鼓动“大胆说话，批评领导，揭露错误”的同时秘密成立了刘少奇为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的“中共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部署将整风运动秘密升级为了“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要求在各地投奔延安的青年中抓出敌对分子。“反内奸斗争委员会”是毛泽东亲自控制的整肃机关，其中康生全面负责整风和审干运动，刘少奇、高岗、彭真等人分头负责各局系统的审干、反奸运动，众委员随时向毛泽东报告运动进展。毛泽东在高干会议上布署“肃奸”运动说：“特务如麻，党校已经挖出250个特务，估计不止此数，恐怕有350人。边区已抓到特务七千，恐怕有一万人，各根据地合起来就是十万特务大军。”[51] 刘少奇一面主持中央党校和延安各机关学校召开“民主检查大会”，要求知识分子和干部们响应“第二个四三决定”，向党提意见，一面召开“肃奸”小会，要求在审干运动中抓出更多暗藏在延安的“托派”、“国特”（国民党特务）和“日特”（日本特务）等敌对分子，并强调审干反特的重点对象是从各地投奔延安、背景较为复杂的青年知识分子。
1943年中，毛泽东再发动了针对投奔延安青年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奉毛之命，康生召开运动动员大会，在题为《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中号召：“无论青年人、老年人，无论男人、女人，无论是自觉地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号召你们不要再为敌人的第五纵队服务了”。动员之后，康生指挥各单位的审干运动负责人以“历史复杂”，为国民党政府作过事，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的新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干部和平时有发牢骚言论者为重点怀疑对象，从审查他们的个人历史入手进行整肃。“主管军事情报的中央军委参谋部二局在整风运动中成立了总参谋长叶剑英、秘书长陶铸、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胡耀邦、锄奸部长吴溉之、敌工部副部长李初黎、第一局局长伍修权、科长安东、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等七人组成整风领导小组。二局局长曹祥仁是一个技术官僚，在整风后被排斥出权力核心。领导二局整风运动的胡耀邦奉康生之命召开全体成员大会，号召大家‘不放过一个坏人’，同时暗中安排二十几个‘积极分子’分散在会场的各个角落观察每个人的反应，举报怀疑者，在会后即抓出了十几个‘内奸嫌疑分子’。紧接着，胡耀邦在二局成立了运动核心组织，指挥‘积极分子’盯哨、放哨、团结‘好人’、监视‘坏人’、详细记录所谓坏分子的一言一行，发明了‘善劝、亲劝、你劝、我劝、口劝、笔劝、硬劝、软劝’等方法，甚至还发明了一种叫‘雷公劈豆腐’的办法，即先集中力量，专捡动摇分子劝说，等动摇分子宣布自首之后，再对硬骨头下功夫，此时由于动摇分子转变立场，硬骨头越来越感到孤立，也会变得像豆腐一样，容易压烂。二局的领导都很注意研究运动中每一个细小的变化，在斗争时，‘软中有硬’、‘硬中有软’，随时变化。有时采取的方式是‘下紧上宽’，即下面由积极分子步步紧逼，上面则由领导人耐心劝说；有时则反其道而行之，是‘下宽上紧’，即下面由积极分子掏钱请吃饭、苦口婆心地劝说，上面则由领导人来严词威逼。通过上述手段，胡耀邦成功迫使内定的‘特务’们自我坦白，获得了涉及八十二人的检举材料。据协助胡耀邦工作的彭富九说，当时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检举资料，是因为胡耀邦在群众性的反奸运动形成之后，允许任何人当场口头检举。这些资料经过专人整理，变成通报，供审干人员使用。其中一个例子是：这些资料有多处涉及延安文坛上著名的散文家吴伯萧，揭发吴是国民党的‘CC分子’，吴百口难辨。胡耀邦知道手头的检举资料都是些捕风捉影的假信息，但仍要求根据这些材料拟定出了嫌疑者黑名单。
“审干”与“抢救”运动中的整人套路包括：
围攻：组织“积极分子”以 “逐个帮助”的名义围攻怀疑对象，向被怀疑者施加精神压力，迫使他们承认罪名，然后将一些认罪者再树为积极分子，让他们再去“帮助”别人；
“钓鱼”：暗中布置社会部特工在各单位故意散布“反动言论”，引诱人附和“上钩”，“钓”出“反革命”。谁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引诱招数，很多人附和“反动言论”后中招，被抓住罪证，成了审查、整肃对象；
写自传和交待材料：要求从国统区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反复写自传，填月表，要求交待内容具体每个月的历史，从重复书写的履历和交待材料中找出不同之处，将此作为隐瞒、欺骗罪证。康生向社会部整肃人员亲授斗争策略道：把刚来边区时写的自传，整风时写的自传，到反省机关写的自传进行对照，从三部自传找出破绽。在没有复印机、电脑的手写年代，三次书写的自传必然出现众多差异和疏漏，康生这一整人招数可谓百发百中。运动这一招数，运动主持人轻易掌握了所有怀疑对象的“罪证”，然后就几次自传的差异连续审讯，使受审人越说越糊涂，在压力之下屈召；
“顺藤摸瓜”：逼迫屈召者交待上下组织关系。结果是，一旦屈招，罪越认越多，最后精神崩溃，什么罪都招认，胡乱揭发、诬陷，甚至许多夫妻也互相揭发、诬陷，被牵连者越来越多，原先大批内部秘密调查的个案转为公开审查；
“车轮战”：日夜审讯，直到被审者精神崩溃；
“填调查表”：党员被要求定时填缴“小广播调查表”，要求详细填写听到了什么不利于党的言论，批评上级的牢骚，和不好的话，向谁传播了等等。由于“不利于党的言论”、“牢骚”、“不好的话”均无从定义，因此填“小广播”表实际就逼迫人们陷害别人以自保，使人们互为仇敌，营造只有紧跟中央领导的揭发别人才是活路的环境；
隔离审查：各单位将审查对象和“抢救”对象拘押起来，不准回家，不许通信。当时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的朱子彤回忆说：“抢救运动开始，各窑洞都发了康生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学习了这个文件就乱了套，窑洞内大搞车轮战，都在公开案情、分析、规劝，彻夜的揭发、分析、规劝，不达目地，规劝不止，逼着大家交代问题。”各单位审干小组为完成“挖出特务”指标而对被审查者实施残酷的精神、肉体双重折磨；
假坦白：典型案例是“张克勤假坦白”案。整风运动中，十九岁的张克勤被检举为特务。经过七天七夜不让睡觉的轮番审讯，张支持不住，被迫“坦白”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并胡乱咬出了十几个特务。社会部长康生决定，将张克勤树为“坦白典型”，让张骑马戴大红花，先后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绥德抗大总校、绥德师范等单位作“坦白运动”报告，以向所有与会者施加压力。[52] 张克勤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西北公学召开的号召大会上，一个一个地盯住看，看着谁像就叫谁承认是特务。承认了特务，就叫你上台坦白，结果大礼堂坐着的一大半人都成了特务。接着各系统、各单位都掀起‘坦白’高潮。开大会、小会、规劝会、斗争会、控诉会，坦白的花样越来越多，形成了坦白光荣，不坦白就有问题的气氛。行政学院有一个组的学生全部坦白是叛徒、特务、反革命，运动主持人立即为他们举行庆祝大会。大家互相介绍从反省到坦白的思想过程，启发没有坦白的人去坦白。这样，坦白者越来越多，社会部根据坦白运动的交代，顺藤模瓜，问题越搞越多，涉及面也越来越宽，特别是所谓假共产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问题，坦白者将日占区、国统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都供了出来”；[53]
刑讯逼供：手段包括：哄骗恐吓、疲劳战（车轮战，连续几天几夜，最多者十五昼夜连续审讯不让睡觉）、坐小凳、五花大绑、压杠子、举空摔地、打耳光、吊打、饿饭（有人被饿一个多月）、渴水（不给水喝）等数十种，有不承认是特务者被折磨死；精神折磨的手段有假枪毙等，不少知识分子被吓疯。
上述手段只是延安整风运动中整人招数中的一部分。在国军与日军浴血奋战之时，延安窑洞里灯火彻夜通明，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们作为敌特嫌疑人，白天黑夜写自传，交代历史，自我反省，互相揭发。整风、肃奸、反特和抢救运动中，延安地区，各机关、学校都成了门口有警卫把守的关押处。大门内人人自危，互相猜疑，互不来往，在的延安城里需持介绍信才能办事，气氛极为恐怖。一大批响应号召向共产党提意见的知识分子和干部步王实味的后尘，落入陷井，被“查”成了反革命或特务分子。在毛泽东、康生的指挥下，大批特务、托派、国特、日特冤案被制造出来。例如，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多人中挖出170个“特务”；西北公学500多人，只有20人没有被“抢救”；[54] 甘、陕、川、豫、浙、鄂等地中共地下党组织因介绍来延安的青年坦白自己是“特务”而被审查为“特务组织”、“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55] 鲁迅艺术院300余人中有267人被打成特务；陕甘宁边区共“肃”出1.5万特务。[56] “有一位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叫易继光，被审查时，有人用皮带抽他，把他身上的皮袄都抽破了。遍体血渍斑斑，有人用嘴咬他的胳膊，肉都咬掉了一块。有一次用绳子只吊他两手两脚各一个指头，高高吊在窑洞的梁上再用皮带抽，真是惨不忍睹。还有一位被斗的女同志被打昏过去了，倒在地上抽搐，有人却说她装死狗，反而用脚死命踢她。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湮湿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块。上吊自杀的好像叫周风平，他是来自白区的省委书记。危拱之（叶剑英前妻）被审查时用裤带自缢，获救后发了疯……每到夜晚，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一个个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灯如萤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四处静悄悄地，只有一阵阵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墙，越过山梁飘向漆黑的山野，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57] 亲历者薄一波多年后回忆延安中央党校抢救运动中的惨状说：“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来不时地涌上心头。……那时我母亲也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被抢救的知识分子。’”[58]
运动中，众多青年知识分子被刑讯折磨致死，或忍受不了精神折磨而自杀，例如，柯庆施妻子曾宪兰便因不堪迫害跳井身亡。[59] 有位叫高洛音的女青年，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叛徒后与三个孩子一同自焚，木刻家彦涵亲眼看到鲁艺一位被审的青年呼着冤枉纵身跳下悬崖。[60] 更多的人像王实味那样神秘失踪。在迫害暗杀方面，延安的社会部与苏联的契卡一脉相承。苏联的很多屠杀是苏联解体后才被披露出来。康生曾帮助毛泽东销毁档案，社会部秘密处置的档案应该也早已被销毁了，延安整风中到底有多少人被秘密杀害，有多少人被折磨致死，有多少人自杀，大概只有毛泽东、康生知道。
毛泽东通过康生以审干和抢救运动的名义对拥护王明的党员干部大会小会批斗、关押，对党内各山头的高层异已进行整肃，迫使党内各个山头派系表态“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经过轮番整肃，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国际派纷纷低头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其中，王明在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中写道：“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王明清楚，没有莫斯科撑腰，他在延安恐怕性命都难保。经过一年多的整风审干抢救运动，王明为首的国际派被排除出了中共权力核心，积极支持毛泽东整肃运动的刘少奇、任弼时、高岗、彭真等人获得提拔进入最高权力核心，成了整风运动的获益者。国际派中的周恩来因早早承认错误，表示效忠而获毛泽东留用。
苏共驻延安联络员弗拉基米诺夫在日记中记录延安的“审干、肃奸与抢救运动”情况写道：“中共中央主席又提出一个新论点：知识分子既需要改造又需要审查。……这又掀起了一阵抓人风。逮捕在有计划地进行。人都是在夜里被抓走的。人人都有日蒋特务之嫌了。（1943年4月9日）被抓获并对自己的活动表示悔过的特务，人数显著增加。可疑分子不仅被捕，而且还被害了。（1943年7月17日）边区的党、政、军机构忙于抓蒋介石的特务。悔过的人数一直在增加。一群群的人出来认罪——大部分是学生和小公务员。整风的下一阶段是要在中共的中层干部中揭发特务，然后再在党的领导层中推开。这里就像监狱，把人束缚得没有活动自由，自杀事件众多。（1943年7月23日）在恐惧的基础上向人们灌输盲目的奴隶主义，延安的整个气氛就是恐惧，除了恐惧，还是恐惧。（1943年7月29日）中央医院的工作人员十之八九被指控犯有间谍活动罪。（1943年8月11日）在许多机构中，揭出来的日蒋‘特务’达干部总数的百分之百，在其余的机构中，也不少于百分之九十。（1943年8月21日）人们不敢与朋友往来，避免在公事以外进行接触，彼此之间互不信任。人们露出紧张和恐惧的神情。中共的全部历史，甚至是最近的历史，正在被仓促修订。（1943年10月28日）”在这样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周扬主持的延安大学运动、王子宜主持的行政学院运动、胡耀邦主持的军委会二局运动和曹轶欧主持的延安县运动被康生评为四个运动典范和向毛泽东汇报的“延安经验”。[61] 经康生将“二局经验”推广到各部门，胡耀邦获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开始窜升。
1943年底，苏联卫国战争形势好转，斯大林恢复了对中共的控制力。王明和弗拉基米诺夫早已向莫斯科投诉了延安的残酷整肃运动。斯大林通过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电令毛泽东停止整肃运动。毛泽东对斯大林恢复了驯服，宣布整风、审干及抢救运动结束，准备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五年前，他惧怕召开七大，担心被国际派夺权。经过整风运动，他驯服了国际派，确立独裁党内地位，在政治局安排了亲信，基本达到了清除异己目的，营造了党内高层颂扬自己的热潮，感到可以放心召开七大了。毛泽东结束残酷整肃运动的办法是批评主持人过火，将整风运动坏事推到手下人头上。弗拉基米诺夫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洛甫、博古和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一连串发言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观点。（1943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主席想把整风发生偏差的过错全部推到康生头上，自己落个一身清白。毛泽东对我说：康滥用职权，搞乱了很重要的工作，严重破坏了干部政策。”（1944年8月26日）多年后国民党中统、军统高级官员的回忆录显示，国民党在抗战中并未派人打入延安及其它中共根据地。所谓国民党派奸细渗入延安只不过是毛泽东整肃异己的借口。
毛泽东按照他在江西苏区的统治模式，要求全体人民无遗漏地被装进党控制的大网里，要求全党、全民服从领袖意志，整齐划一。为此目的，他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给人们洗脑，肃清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的思想，摧毁人们的独立人格，代之以“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观念。延安整风运动强迫人人坦白，互相揭发，背地告发同事、朋友、同学甚至亲属，摧毁独立思想、摧毁人们的隐私空间、摧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否定人之常情，鼓励出卖他人以自保，将延安的革命家和青年知识分子塑造成了没有人性，没有独立思想的党工具。亲历者刘白羽是这种转变的一个代表。整风运动初期，刘与丁玲、周扬等人一起通过批斗同情王实味的作家萧军向党表态。然而，参与批斗仍过不了关。审干抢救运动中，刘白羽被迫反复写材料交待历史。他后回忆在审干运动中痛苦经历说：“这时，我的思想斗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洗去我的罪恶，连骨头缝都挖掏净尽了，可是还不行。这怎么办呢？……这时对我来说最难的是还要作整个支部每一个党员的历史审查工作。可是我自己的审查都过不了关。我一遍一遍地作思想检查，绝望到了极点……整个灵魂悚悚颤抖。”就在他准备跳崖自杀了断时，他的第五次自传获得通过。过关后，他立即转变角色，主持对党支部其他党员的审查迫害。晚年，他感谢延安整风运动写道：“‘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干净得不能再干净了。’用这话说明一个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苦难历程再合适不过了。”“延安整风使自己由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为了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在我人生旅途中，最辉煌又最困顿、最甜蜜又最苦涩，最坦诚又最隐秘的恐怕就是这一转折了。”[62] 被洗脑后，刘完全了向党文艺家的转变，写出了众多帮助别人洗脑的党文艺作品。另一文艺家何其芳经历了同样残酷的整肃，同样的转变，成了党文艺家，写出了《我歌唱延安》、《生活是多么宽广》、《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我们的历史在奔跑着》、《快乐的人们》、《一个早晨歌者的希望》等众多符合党需要的作品。从延安整风中生存过来的知识分子文艺家们都与刘、何一样，从延安的残酷整肃中品出的是“辉煌和甜蜜”，心甘情愿地，不问是非地参与中共发动的任何整肃运动，不留情地整肃他人。
延安整风运动敲响了文艺创作自由的丧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延安的文艺报刊还算繁荣，至少有26种期刊和3种报纸刊登过文艺作品。《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收录的1936年至1942年的文艺作品达三千篇。其间延安文化艺术界创办过至少21种文艺期刊，包括《文艺突击》、《山脉文学》、《戏剧工作》、《文艺战线》、《大众文艺》、《中国文艺》、《歌曲月刊》、《歌曲旬刊》、《歌曲半月刊》、《中国文化》、《大众习作》、《新诗歌》(延安版)、《新诗歌》(绥德版)、《前线画报》、《文艺月报》、《草叶》、《谷雨》、《诗刊》、《部队文艺》、《民族音乐》、《民间音乐研究》等等。1940年4月15日《中国文化》刊登的《记边区文协代表大会》一文，记载当时的文艺繁荣说：“物质条件虽然无比的困难，只要有人作，什么都会彻底克服的。《中国文化》已经出版了。《通俗读物》准备编辑了。《边区群众报》就要诞生了。《文艺突击》准备复刊了。这里，看不见所谓封闭书店、报馆、和查禁书籍，这里看到的，是一切出版物和出版事业的蓬蓬勃勃的建立发展和壮大。一九三九年，改编了《新中华报》，出现了《军政杂志》、《前线画报》、《中国青年》、《中国妇女》、《延安世界语者》，继续出了几期《文艺突击》。”然而，在延安整风运动后，上述期刊全部被迫停刊，活跃在延安的十几个文学社团全部解散。毛泽东的讲话最能解释文艺的凋零。他说：“有一个《解放日报》，就可以组织起整个边区的政治文化生活”，“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他不允许有独立于共产党的文艺存在。延安整风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营造了中共之外无文艺，中共意志之外无思想的局面，自由的文艺创作被彻底取缔。在这种党管文艺、党管思想的局面下，真正的文学社团和独立报刊无法生存。延安文艺界的情况达到了毛泽东的设想，从延安整风到1947年3月中共机关撤离延安，一个《解放日报》综合副刊取代了所有文艺期刊，“党报”之外的报纸和文化刊物荡然无存。
多年后王明称延安的整风运动是后来文革运动的预演，[63] 事实确实如此。延安整风开创的耍阴谋套路、 整人套路和运动模式后来成了中共传统被长期沿用。这些套路包括：指定“干部必读”文件要求全党学习；号召向党提意见“引蛇出洞”；“另起炉灶”，成立权力无限，临时性的运动领导机构夺取中央政治局的最高权力，绕过规定程序达到政变目的；“摸底排队”；要求反复写交待材料，利用不同的交待材料的差异罗织罪名等等。延安整风中开创的整人套路在延安使数万人被陷害，在建国后使上千万人落入陷井。后来贯穿毛泽东时代的各种整肃运动的整人术，通过政治运动消灭对手的基本模式都可溯源到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确立的通过互相揭发、暗中告密进行恐怖统治的模式后来贯穿了毛泽东统治时代，使告密、暗害他人成了毛时代众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的生存方式。延安整风中助毛整人者都获得毛泽东的提拔，但后来大都遭到了类似的整肃。刘少奇、贺龙、彭真、胡耀邦等人后来在文革中的挨整厄运很像延安整风中被他们审查的特务，只不过是换了不同的罪名。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他在遵义会议时发明的操纵会议办法，将会议变成命亲信担任各组组长的大组漫谈，规定代表只准发言，不准记录，由他亲点“秀才”组成秘书组负责作会议记录及编制会议简报。在延安整风运动后，中共重要会议都沿用这套模式，使人们从中共党史资料中看不到会议的原始发言记录，当事人后来的回忆大都说不清会议的具体情况。
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共极大地发展了一些苏俄引入中国的制度。其一，政治档案制度：整风运动中，人们被要求反复写自传，反复填写履历表，写每个阶段的思想小结，然后组织评定。中共的组织部门将每个人写的履历、检讨、思想汇报等，加上别人的揭发材料，组织对个人的评价材料收藏保管，为每个党员们建立了对本人保密的政治档案。从此，中共确立了主要服务迫害目的干部档案制度，使每个人都被中共组织部门的无形之手控制着。建国后，中共将政治档案制度推向全国，通过政治档案操控全体人民和整个社会。不过，利用档案整人的毛泽东、康生等人也难逃档案的控制。斯大林早就为他们建立了档案，也保留了一套他们的“黑材料”（这些档案至今仍在俄罗斯人手中）。
其二，新闻管制制度：整风运动之初，延安还有不少相对独立的报刊，《解放日报》还能刊登王实味提意见的文章。整风运动后，报刊大量停刊，《解放日报》负责人被整肃，独立声音的文章不再可能见报，中共从此确立了新闻传媒管制框架。按毛泽东的要求，《解放日报》社的负责人陆定一和中宣部长胡乔木总结中共的新闻原则为：党性第一原则，革命立场原则，新闻的快慢服从党的利益原则，一切必须听命于党的领导机关和最高领袖原则，运用报纸指导运动原则，新闻保密分层次原则等等。他们解释说，新闻报导须服务党的利益，每篇社论，每条通讯，每个消息都要贯彻党的观点，为了党的利益，任何消息都可以隐瞒、删改，有的压一下稍后发表，有的压下来不发表，有的集中在运动高潮时一起报导，形成宣传规模。延安整风后，中共开始发行专供高层阅读的参考消息，使知情权成为特权，与等级挂钩，级别越高可享受越多的知情权，同时剥夺民众的知情权。新闻管制制度的基础是取缔独立媒体。中共在延安已经取缔了独立媒体，建国后中共将新闻管制制度推向了全国，取缔全国的独立媒体。
其三，干部等级供应制度：整风运动之初，延安大、中、小灶的等级制度森严，“食分五等，衣着三色”，满怀理想的王实味响应中共中央号召提意见引来杀身之祸后，延安再无人敢抨击等级制度、特供制度。整风运动后，不仅原有大，中，小灶制度保留，还发展出了按干部级别享受特供品制度展，由领导介绍批准的婚姻制度及为领导干部安全保卫等等级和特权制度。这些特权制度是官本位的，领导干部一旦被认定犯了政治错误，所享有的特权好处立即失去。仅此制度已使是中共高层成员不再敢表达反对意见，这也是整风运动后大家争相颂扬毛泽东的重要原因。建国后，中共将官本位的特供制度进一步发展，为高层们安排王公府第、别墅，建立香烟、米、鱼、肉、鸡、鸭、菜等消费品的特供生产基地，指定名厂家特供高层各种用品。
中共七大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要求依照中共党章规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尚未确立独裁地位的毛泽东挡不住莫斯科支持的动议，全会上作出了《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德国入侵苏联使莫斯科对中共的影响力低落，也使王明弱势，毛泽东趁机动手发动了名为整风的整肃运动。在随后的两年中，毛泽东利用整风运动将留苏派彻底整垮，解除了王明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在确立独裁地位后，毛泽东认为可以召开七大了。这时距中共六大已经相隔了十六年。
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不允许有反对意见发表，更不允许辩论，因此只是举手走过场的形式，真正的决定须在大会前由领袖作出，然后核心层通过，政治局会通过，再开个中央全会“统一思想”，以确保代表大会不会出现反对意见。毛泽东对整风运动后的独裁地位自信，同意实行一下党内民主，在全会前以无记名投票形式选举主席团主席。选主席团主席作法是苏俄引入中国的产物。苏共大会主席团主席是最高领袖的当然人选。因此选主席团主席实际是确定领袖人选。高层成员们在整风运动的恐怖中不得不以颂扬毛泽东为生存之道。但在毛泽东一时无法控制的无记名投票中，众高层纷纷用选票表达对整人运动的不满。选举结果出乎毛泽东的预料，刘少奇得票最高，朱德第二，毛泽东得票仅排第四。这一结果让从来没有尝试过党内民主的中共中央不知所措。周恩来出面为毛泽东救驾，提议还是由毛泽东来担任主席。没有了无记名，大家失去了表达不满的勇气。除了朱德表态反对否定无记名投票结果外，众高层都附和了周恩来的动议。[64] 结果，核心层以内部协议的方式推翻了无记名投票的结果，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五人组成主席团，由毛泽东任主席团主席，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政治局和书记处停止行使职权。
1944年5月，中共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了为七大作准备的六届七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康生、彭德怀、张闻天、邓发、陈云、博古、李富春、吴玉章、杨尚昆、陈郁、李维汉、孔原等十七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和毛泽东扩大进会议的十二位亲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组织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决定》、《关于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议事议程的草案》、《七大主席团名单草案》、《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草案和会场规则草案》。任弼时和胡乔木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中共党史重新叙述，宣布毛泽东之前的中共历届最高领导人都犯了“左倾”或“右倾”的错误，毛泽东一贯正确，宣布王明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将王开除出领导层。《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要求夺取城市和交通要道，《组织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决定》决定成立彭真任主任的城市工作委员会。经周恩来提议，全会决定此后以高层内部的协议方式决定最高领袖人选，不再搞无记名投票。
紧接着六届七中全会，中共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七大的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全国121万党员。经过整风运动，毛泽东巩固了在党内的独尊地位，营造了全党对自己崇拜的潮流。大会以会场中央悬挂毛泽东巨幅画像方式与会者宣告，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已经确定。中共七大与国民党六大同时举行，中共在每一点上都提出了与国民党针锋相对的方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开幕词中（发表时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提出：打败日本之后，存在着光明的和黑暗的两个前途，中共代表着光明的前途。
七大的主要文件是毛泽东署名的长篇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报告提出要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通过全国民主选举产生国民大会，成立民主的临时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改革，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等项自由。报告承诺：“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当时的国人和很多中共党员不可能了解中共刚刚在延安剥夺思想自由、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的整风运动。字面上，中共的上述承诺比国民党六全提出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更得人心，但国民党保障了相当部分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等项自由和人民财产权，而在中共控制区，上述自由和财产权不复存在。当时著名报人储安平对中共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作出的民主承诺表示怀疑说：“近日中国都在要求民主、争取自由，然而假定共产党统治下，究竟人民有无民主、有无自由，此实为大可研究之事。我个人的答复是负面的。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行真正的民主。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人类思想各殊，实为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他统治下的人们，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为绝不可能之事。而人们之有无思想言论之自由，又为一个国家或社会之有无民主的前提。因为假如一个人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则他何能左右其意见。假如人们不能自由表达其意见，则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如何能实行民主？”[65] “就我个人言，共产党今日虽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产党本身因不是一个能够承认人民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政党，同时共产党所谓的民主，是‘共产党民主’。而不是我们所要求的‘人人可以和平地，出乎本愿，不受任何外力干涉，而自由表示其意见’的民主。”[66] 储的怀疑不幸言中。中共建国后立即取缔了《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承诺给人民的各项自由。
七大宣布，毛泽东为中共和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南。大会通过了刘少奇主持制定的，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独裁地位的《新党章》。其中规定：中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针，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前后两届全体会议期间，是党的中央指导机关，指导党的一切工作；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决议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共以往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是举手通过苏共政治局各项决定的的走过场。此次七大同样是举手过场，不同之处是，代表们举手通过的不再莫斯科的决定，而是毛泽东的决定。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没有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的副主席的规定，七大产生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等书记处书记均须听命于毛泽东，毛泽东身兼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因此，七大是确立毛泽东独裁地位的大会。新党章中关于通常每三年召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规定与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的独裁体制互相冲突，前者规定实际无效。
经过整风整肃，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等留苏派只能向毛泽东俯首称臣，在七大会上承认犯了左倾或右倾错误，病中的王明在被担架抬进“七大”会场参加了十几分钟的开幕式即退场，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前领袖在新的中央委员会中排名垫底，丧失了权力，曾在莫斯科助毛泽东获得斯大林认可的军委副主席王稼祥被贬出了中央委员会。彭德怀因发动“百团大战”而获罪，排名降至与他的军职不相称的第三十多位。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创造了长会的世界记录。各国政党开会通常数小时，长的一两天而已。中共建立之初，全国代表大会不过一两天。长征路上和到延安之初，中共高层会议紧凑，逐项讨论后表决通过，少则半天，多则两三天，没有长会。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执行对日避战方针，高层无所事事，有充分时间写诗填词、唱戏、跳舞。毛泽东对有些将领想对日作战不放心，将党政军高层召集到延安开长会，例如，整肃彭德怀的会就开了四十天多。从1942年初整风运动开始，毛泽东将开会拉长到经年累月，将高层们集中在延安开整风会、审干会、除奸会，反特会，斗争会。整风运动一搞就是两年，直到苏联在战场奠定胜局，斯大林对整肃留苏派进行干预，毛泽东才宣布结束整风运动。然而，毛泽东结束整风运动后将全体高层集中在延安继续开长会，六届七中筹备会和六届七中全会开了一年多，接着为期两个月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其实，就上述会议内容和结果而言，三五天的会期已经足够。毛泽东率众高层长年累月地开长会，一是为对日避战，二是以长会战消磨党员们的独立思想，让全党习惯遵行他一个人的意志，三是要养精蓄锐，要等到抗战胜利，然后对国民党开战。算上延安整风前的各种会议，中共高层们在抗战八年中，有一多半的时间在开会，实际是以开会名义消磨时间。在抗战胜利曙光中，毛泽东在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称：“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和对内积极摧残人民的反动政策，招致了战争的挫折，大部国土的沦陷，财政经济的危机。国民党政府对日消极作战，保存军事实力，而把作战的重担放在解放区战场，让日寇进攻解放区，它自己坐山观虎斗。这几年内，国民党战场实际上没有严重的战争。日本侵略者的刀锋，主要地向着解放区。到一九四三年，侵华日军的64%和伪军的95%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国民党战场所担负的，不过日军的百分之36%和伪军的5%而已”。毛泽东的如此报告不仅是在撒弥天大谎，更是在污辱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和对日浴血奋战的国军将士。八年中，日军空袭国军控制区数百次，投弹万余枚，造成国军方面死伤万人，其中，对陪都重庆实施了长期的大轰炸，空袭陕西共出动飞机数千架次、空袭兰州、银川、西宁三十六次，与国军空军第十五中队、第十七中队在兰州展开惨烈空战。而对中共控制区，日军按照与中共达成的休战默契完全停止轰炸，相安无事。于是，延安有了数年开长会的闲暇，有了延安的京剧、舞会、秧歌剧热潮，有了《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等众多演出，毛泽东得以发动旷日持久的延安整风运动。经过整风运动，敢于质疑对日避战的中共党政军成员被清洗干净，剩下的人都学会了遵从、颂扬的生存之道，没有人会质疑。多年后，中共高层们中都自觉地在回忆录中回避延安在抗战期间长期的安宁，回避在全面抗战期间开了好几年会的经历，几乎无人坦承在抗战中完全没有参加抗战。这种回避才是真正的“延安精神”和革命传统。
崇毛热潮
1931年，斯大林任命毛泽东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2年，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江西苏区，根据江西本地干部对毛泽东血腥肃反的投诉处分了毛泽东，并向莫斯科提议送毛赴苏养病。斯大林力挺毛泽东，否决了临时中央的提议，将毛提升为政治局委员。1934年，根据斯大林的决定，莫斯科出版了毛泽东报告单行本，共产国际在为第七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中将毛泽东称为“年青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富有才干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1935年，斯大林将毛泽东列为共产国际七大名誉主席，授意《真理报》在会后刊文赞扬毛泽东为“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具有的高贵品质。”1938年7月，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向即将回国的王稼祥传达斯大林的指示说：“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要树立领袖的权威。”[67]
斯大林选定毛泽东为中共领袖，认为在共产党内推动领袖崇拜理所当然。在莫斯科推动中共党内崇拜毛泽东潮流时，毛泽东在陕北已经在营造顺从和颂扬自己才能获得提拔的环境。在毛泽东和斯大林合力推动下，中共党内出现了颂扬毛泽东的潮流：中共中央开办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胡乔木作词，冼星海谱曲的校歌唱道：“生在英雄的时代，长在人民的旗下，毛泽东的双手，抚育我们长大”； 彭真在其掌管的中央党校率先推出了“毛主席万岁”口号，因此获毛泽东提拔；驻重庆代表周恩来率先在致中央电报中以“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开头，将毛泽东置于中央书记处之前；中央秘书长王若飞率先在文章中称毛泽东为“英明的领袖”；陈云提出了“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的说法。在颂扬毛泽东的潮流中，不赞成喊毛万岁的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地位不断下降。[68]
随着整风运动走向恐怖，颂扬毛泽东在延安蔚然成风：“毛主席万岁”开始成为中共集会和报刊的主要口号；《晋察冀日报》社长邓拓在《七一社论》中率先喊出了“毛泽东主义”口号，经毛泽东批准后推向全党；《解放日报》频繁刊出“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的大字标题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中央党校大礼堂出现了毛泽东的金色浮雕头像，党校发给每个学员一枚毛像章；中共开始向延安老百姓派发毛的肖像要求悬挂；长久流传在陕北的情歌《芝麻油》（歌词为：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咳呦，哎呀我的三哥哥）被改词成了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毛泽东主义”提法不获斯大林认可，于是王稼祥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说法，刘少奇提出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说法。延安整风运动结束后，中共推出了《毛泽东选集》，将秘书班子、理论班子的著名文章归入毛泽东的名下广为宣传。亲身经历延安崇毛热潮的何方在回忆录写道：“刘少奇曾多次警告王明，说：‘你千万不可冒犯毛泽东同志。’王明问：‘我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很正常的吗？’刘少奇说：‘中国国情不同，批评毛泽东就是犯上。’王明问：‘党章上有这一条吗？’刘少奇说：‘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领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形成的，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领袖权威是不能碰的。’王明反驳：‘你这么说，毛泽东同志岂不是成了皇帝。’刘少奇说：‘是的，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皇帝。’还有一件怪事是在1943年11月底的一次会上，周恩来向毛泽东沉痛检讨，突然向毛下跪，连声说：‘我认罪，我认罪。’毛一惊道：‘你这不是骂我是封建皇帝吗？’周说：‘主席的确是中国革命的皇帝，我和少奇同志都一致同意的。’”[69]
六届六中全会和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中，高层们展开了颂扬毛泽东的竞赛。大会开始以毛泽东的画像代替马恩列画像，悬挂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标语。毛泽东曾经的上级周恩来在开幕讲话说：“最主要的，我们还是依靠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他指示了我们以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他教育了我们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学说，他领导了我们经过了中国革命三个历史时期，创造了伟大的革命力量，经历了无数次革命斗争，克服了无数次艰难困苦，达到了今天的初步胜利。”“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起毛泽东同志的旗帜，胜利前进。”他以高呼“毛泽东同志万岁”结束讲话。[70] 整风运动中升上二号位的刘少奇在其主持制定的新党章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他吹捧毛泽东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毛泽东思想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共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党的意识形态最高权威”，向全党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整篇报告中，刘少奇以颂扬毛泽东为主题，提及毛泽东名字百余次。任弼石在发言中说：“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康生、陈云等提议毛泽东任总书记。经过整风运动，国际派彻底认输，纷纷接受颂扬毛泽东才能生存党内规则，连最不买毛泽东账的王明也顺应潮流，表态“今后要像众星拱月那样拱卫在毛泽东同志周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