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0 章 土改运动

中共暴力土改

抗战后期，中共为贴补迅速扩张的军费抛弃停止土地革命的承诺，在控制区内恢复了杀人夺财的土地革命，不过不沿用苏俄输入的土地革命之名，而改称土地改革。经过抗战时期长期的减租减息，地主的收入日益微薄，超过平均水平的财产被剥夺干净，农村呈人多地少，土地占有平均化状况。在推翻国民政府的战争中，中共为了偿还苏联军火债和应付军费开支，在解放区全面开展暴力土改运动，没有地主也要斗出地主，将划定地主的标准一再降低。中共解释农民贫困的原因为土地分配不公和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压榨。事实并非如此。民国以来，中国农民贫穷的首要原因是兵祸。革命带来军队暴增，使农民遭受越来越多兵匪搜刮和战乱祸害。例如，红军靠“打土豪”维持，打完了大土豪就打小土豪，最后将稍有钱财者一律剥夺。各路军队的军饷、政府的开支以各种名义最终均由地主承担。费孝通在考察报告中指出：“以1948年吴县斜塘的一份资料为例，每亩田要负担十三项地方费用，有壮丁费、公路费、电杆费、慰劳费、自卫自治费、乡镇经常费、冬防粥、衣、弹药费、临时军草、保丁、保干事、保队附饷费、难民费、船捐等。这十三项加起来，每亩田负担85斤白米。完全靠地租生活至少需400亩上下。有田二三百亩的地主生活还赶不上一个有田几十亩的自耕农。”

建国前夕，中国农民党领袖董时进博士上书毛泽东，请求共产党停止土改运动。他在意见书指出：共产党关于土地改革的文件和政要讲话提出的不到乡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至80%土地的结论依据不正确。民国时期土地委员会对16省175万户农户中调查的结果显示，36%的农户拥有五亩以下耕地，24%农户拥有五至十亩，13%农户拥有十至15亩，一千亩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这一结论与本人在四川，江西农村的考察结果大致相同。在中国，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基于双方自愿，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的。地主不是一个阶级，“有恒产”的传统令工农兵学商个阶层的人购买土地出租，例如进城女佣和黄包车夫蓄钱置地，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户租出土地，另外又向地主租土地耕作为生的情况普遍存在。自耕农刻苦勤奋，目标是成为富农或地主。拥有土地不是犯罪，多数土地拥有者极少数人用不法手段夺取土地才是犯罪。如果平分土地，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土改后，分到土地者的高涨情绪过了一段时期就会低落，因为他们耕种所得，都要上缴国家，没有发家致富成为富农地主的可能。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地主富农是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的财产和土地不可侵犯，他们应当受到尊重，而不是被羞辱，被残酷地斗争。应当用技术手段改进农业，例如推广良种，兴修水利，放干冬水田，提高复种指数，推广美国式的农场，实现机械化、化学化，同时提倡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发展其他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1]

中共要通过土改运动控制农村、农民和粮食，获取资源，当然不会接受董博士的建议。 1950年6月，中共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将已在解放区开展了几年的土改运动推向全国。同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布土改的目的和任务是“废除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家具、多余粮食及其农村中多余的房屋……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它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也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使地主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保护工商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地，其它财产”。中共在《土地改革法》中宣称土改的对象是共产党到来前三年间占有数量较多的土地，出租土地剥削农民的乡绅。人们按常识理解，既然是改革，应该是作价转让。在《土地改革法》颁布后的政协第一届大会二次全体会议上，有代表们针对中共解放区暴力土改提出，中共只须颁布一纸法令就能够达到均贫富，重新分配土地目的，可以不搞阶级斗争。毛泽东拒绝了政协代表的呼吁，要求将在全国展开暴力剥夺地主的土改运动。

虽然《土地改革法》中没有说拥有较多的土地是罪行，但在土改运动中，中共对地主不仅没收土地，剥夺金银、耕畜、家具、粮食及房屋，还要发动农民斗争、殴打和屠杀地主。在土改还算温和的江苏，斗争地主的大会已经极为残酷血腥了。中共在昆山县的土改运动中组织了1，352次斗争会，每会批斗五、六个地主，该县1，751户在乡地主平均每户经过三、四次斗争会。[2] 土改斗争大会的会场基本是酷刑折磨场。现场对地主实施的刑罚包括：捆绑、逼跪、殴打、吊、坐老虎凳、蹲水缸、浇冷水、头上压石头、剥光衣服、逼爬、逼学狗叫、逼吃屎、戳乳房、烧阴毛等等。[3] 在高淳县固城区安新乡的土改中，中农赵仲生母子被绑起来吊了一夜。[4] 中共江阴县委在总结中承认，土改斗争会上殴打，逼跪，剥衣服、浇冷水、吊打的情况普遍存在。[5]

与镇反运动的情况一样，毛泽东要求土改不得温和，而要“狂风暴雨”，要求杀地主。按照他的要求，土改批准杀地主的权力也被下放到了基层区一级，土改工作小组讨论决定杀人名单，区长或区委书记根据各乡土改工作组上报材料批准杀人。当年云南省镇雄县罗坎区土改工作组成员张家正回忆说：“土改工作组下到农村后首先是访贫问苦，串联、扎根子，找一些最穷的人用来做依靠对像。我们找穿得最破，生活最穷的人扎根子。这些人多是好吃懒做、偷鸡摸狗的二流子。工作组再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先轰开，后攻入。先轰开，就是杀地主，确定了这个村第一批杀二十个、三十个。杀地主的手段有：剥皮、砍头、活埋、石头砸死、火烧、拖在马后、树上吊等等。斗地主的手段就更多了，把碗敲碎让地主跪在上面，很多人的两个膝盖跪烂了。另外还有十指点灯，十个指头缠上棉花，再沾上油点燃。”亲历土改的作家铁流回忆道：“土改中杀人像杀只鸡……也不脱衣服，也不赏酒饭，五花大绑，插上标子，甩上刑车。解放前有人说共产党来了要开红山（大肆杀人），谁也不相信，这回亲眼看见了。杀第一批时，我执内勤（外勤是当地农会的武装，现称民兵），那没头没脑的尸体一大遍，真叫惨不忍睹。”[6] 亲历者侯工回忆写道：“1952年发生的事我大多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至今还记得，就是去看斗地主，地点就在侯氏宗祠门前。我亲眼看到了共产党斗争女地主的残暴与兽行。她的田地早已被没收，房屋（在村里算中上等级的房屋）也被没收了。虽然已经一贫如洗，但是仍然有人怀疑她有金饰没有交齐。参加斗争的人采取“挤牙膏”方式对她施加各种毒刑，她始终还是说没有。残暴之徒将一个黑蚁巢放进她的裤裆里，再把裤脚绑紧。因为她的手被反绑着，她只能哇哇叫喊着在地上打滚。当天晚上，她因为被辱就上吊死了。”

调查十二县市，采访四百位土改工作队队员、民兵、幸存地主、地主子女的学者谭松介绍川东土改情况说：“川东是贫穷山区，很少良田千亩的大地主，土改前川东地主平均每人所有土地仅十四点五九亩。许多被打成地主的其实是自耕农，或只是相较富裕的农民，而且中共划分地主非常随意，甚至有当教师不需下田劳动也被打成地主。在最穷的巫溪县，一家有两个煮饭鼎罐就被划为地主。中共在土改中设立人民法庭，下放杀人权，鼓励杀人。一位当年土改工作队员戴廷珍说：‘批斗之后就是枪毙，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杀人。’土改中作队为逼地主交出浮财使出种种残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诸如‘背火背篼’（强迫背炭火铁皮桶）、‘抱火柱头’（强迫抱烧红铁管）、‘吊木脑壳’（捆头吊）、‘烧飞机洞’（脱光女子裤子火烧下身）、‘点天灯’（在头上用粘土围一个圈，注入桐油点灯）等等。一个地主媳妇交不出金银，被脱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中共利用地痞流氓对地主施残暴酷刑，积极分子、民兵公开对地主女子施行残忍的性虐待，强迫未婚女子脱裤分开两腿被人摸下身，将木块、铁条和脱粒后的玉米棒插进女人下体反复朝里捅。一位叫黎明书的男子回忆说，他的姐姐黎琼瑶当年二十出头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钱，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后被扒光衣服用猪鬃毛扎乳头，无法忍受当天跳堰塘自杀。一位土改民兵连长李朝庚接受采访说，土改时忠县有个未婚女子梁文华还未结婚，本身不是地主，因为是全县著名美女，就被十多个土改民兵抓去轮奸致死。土改彻底改变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土地制度，摧毁传统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文化传统，消灭了农村精英阶层，使中国农民沦落为无法自由迁徙的农奴，为中国带来长远的恶果。” [7]

在广东，华南大员叶剑英、方方根据侨乡的实际情况决定不学北方的暴力土改，提出“宁慢勿乱”，制定了较为温和的《广东土地改革实施办法》，规定土改不激烈斗争，剥夺地主但给活路。毛泽东对叶、方的温和土改政策不满，称“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称广东、广西、福建是土改中的“三个小乌龟”，“犯了土改右倾错误”，调曾在东北主持血腥土改的陶铸、赵紫阳主持中南局。毛欣赏陶在广西“剿匪战”中血腥屠杀，欣赏被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邓小平赞为“宝贝”、“土改专家”的赵紫阳在东北和晋察冀的暴力土改经验。陶、赵清楚毛泽东嫌叶剑英、方方、古大存主持的土改不够暴力，到任后立即提出 “对地主要狠”。广东本地干部抵制南下大员带来的血腥土改经验，于是陶、赵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广东土改落后原因在于干部不纯，建议整肃广东本地干部。毛泽东批示“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和南下干部挂帅”，将代表广东本地干部的叶剑英、方方调离广东。在毛泽东支持下，陶铸发动了“反地方主义”运动，以“地方主义分子”、“反党集团案”罪名整肃了数以万计的广东本地干部，整肃的手段包括关押，用刑，杀害，例如将中山县有数十位反对血腥土改的干部和广东全省约5%的土改工作队员被杀害，将更多的土改工作队员清洗。[8]

“反地方主义”的同时，陶铸废除了叶剑英制定的温和《广东土地改革实施办法》，下达斗地主，杀地主的计划指标，将批准杀地主的权限下放到区级，要求“绝不让一个阶级异己分子漏网”。在陶铸、赵紫阳的主持下，广东的土改运动“村村见红”，每个村子至少要杀一个地主以向上级交差，全村没有够格地主就降低标准以最富裕的农民为“顶替地主”杀害交差，每县杀人数千，全省杀人数十万。当时的农村没有暴富机会，地主的家财都是祖祖辈辈的血汗积累。对于数代积累的家财一朝被暴力剥夺，外加人身凌辱，多数地主都无法承受，自杀事件大量发生。例如在粤西地区，仅在1953年初就有1165人在土改中自杀，很多地主全家老幼绑在一起投塘自杀，池塘漂尸在土改中见多不怪。[9] 广东是被毛泽东批评土改右倾的省，那些受毛赞赏的省更加血腥。

1952年，中共将土改划定地主的标准降低，从中农中再划出第二批地主，对他们再展开斗争和屠杀，并对不愿要地主的财产，不愿参加斗地主的老实农民以对抗土改的罪名展开同样的残酷的迫害。这种降低标准再划一批地主的作法再现了当年红军降低标准再打出一批土豪最后将稍微有点钱财者都打光的作法。到1953年春，中共宣布完成了土地改革，全国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分得约七亿亩土地，近300万头耕畜，近4000万件农具，以及3800万间房屋和105亿斤粮食，而将暴力剥夺和残酷迫害上千万地主、富农以及中农，屠杀了两百万地主、富农和奉行温和土改的中共干部的罪恶隐瞒。

土改运动是共产革命祸害性质的一个标志。苏共在建立共产政权后立即发动了消灭富农的运动，中共在苏维埃国时期已经开始了这种杀人抢劫运动，国共战争期间将此运动推行整个解放区，在建国后再推行全国。苏共的消灭富农运动，苏共发动的土地革命，中共在苏区的“打土豪分田地”与中共建国前后的土改运动本质上都是一回事，都是共产革命打消灭剥削旗号，召集地痞流氓抢劫杀害正经农民，以抢劫的民财充军费的运动。在推翻国民政府战争中，中共通过土改运动控制了解放区的农村和农民，将内战的巨额军费分散给解放区的几亿农民负担，调动数百万农民为战争提供资源和服务。建国后，毛泽东立即挑起了向世界宣战的朝鲜战争，需要更多的资源，因此要进行更大规模的“打土豪”，要控制全国的农村和农民。因此，他称土改运动为“取得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首要条件”。

在土改运动这样的史上最大规模杀人抢劫中，没有农民揭杆而起是不可想象的。在几年前的国、共战争中，中共最早在东北推行暴力土改，导致解放区周边的地主活不下去，不得不组织还乡团报复，解放军再以剿匪名义镇压反抗者和还乡团，因此中共的所谓剿匪战也最早在东北展开。随后，中共的暴力土改扩大到华北，所谓剿匪战也扩大到了华北。从1946年东北“暴风骤雨”土改到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的十年间，中共在各地大规模的剿匪战没有停过，有260万反抗武装被中共正规军武力镇压。[10] 这些被镇压的所谓匪中，大部分是反抗暴力土改的农民武装。中共在历史教科书中赞扬历代的农民暴动，却以剿匪战的说法掩盖了建国前后十年间反抗土改暴行的农民暴动。这些暴动中有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这段历史有待重新书写。

土改运动带来的一大灾难是消灭了乡绅阶层。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11] 他在两千年前就指出，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是让人遵守社会秩序、维持善良的必要条件，一无所有的游民必然作恶。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抱有“有地才稳”的观念，认为有产业，才有责任心。所以不论在城、在乡、为官、为商、为民都会以余钱置田产。千百年来，中国政府规模很小，县级官员很少，小县衙数人而已，县衙之下无官府，广大乡村由乡绅领导。乡绅，即地主，担负着乡村兴办学校、赈济灾民、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举办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乡村文化活动的责任。他们绝大多数乐善好施，怜贫恤老，肩负着乡村中的社会救济责任。例如，1842年无锡连降大雪，无锡训导余治奔走于同城士绅之间，募资设立“恤寒会”，贫民得有棉衣，摊贩得有风帽，孤老得有暖被。该会更雇人挑担送炭，以济贫冻之家。余治还呼吁无锡各乡设“庇寒所”供大雪毁屋之贫民借宿；1843年苏州降雪奇寒，士绅每日预备炒饭和姜汤，凡过往贫民皆得一碗；光绪年间，陕西乡绅严作霖等倾力赈灾，为地方志赞为“其行谊有超出古今任侠之上者”。严作霖发出募灾公启说：“好善之士，凡遇各省灾荒，无不慷慨解囊，救援恐后。然未有一省之灾关系全天下之局，普天率土，皆当引以为切肤之痛，而不容稍存漠视，如今日秦中之赈务者也……数十万饥寒之众，倘无以还定安集之，其关系于大局者实非浅鲜”。[12] 上述善举代表着乡绅群体的积善传统。

乡绅地主多是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的“田秀才”，种田的“好把式”。他们受教育程度高，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一定规模，有动力、有知识去提高生产水平，改进农业技术，培育良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是当地最高水平，他们的先进耕作方法为农民起着示范作用，代表着农村的先进生产力。古诗中的春社就是乡绅领导乡村的写照。春社是春耕大忙季节之前的村民大会，由村中德高望重的乡绅地主召集，每个农户的当家人出席，商讨本年度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资源的分配和调剂、预防旱涝灾害等生产大事。乡绅是乡土中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科举废止后，各地的新学堂几乎全部是士绅捐资创办。乡绅们是理所当然的乡村领袖，是民国时陈炯明、阎锡山、梁漱溟、晏阳初等人推动乡村自治所要依靠的“好人”。然而，千年来领导中国乡村的“好人”阶层被中共以土改的名义暴力消灭，农村从此失去了有责任心，有救济责任感，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精英阶层。

土改运动带来的另一大灾难是痞子无赖成了乡村的领导者。这些人就是孟子所说的“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者。他们缺乏同情心，没有道德底线，易于被煽动起仇恨，什么坏事都敢作，他们大多文盲，能力素质低下，没有责任感，不事生产，好吃懒做，很多人在土改分得田地后不去耕种，而是转卖给别人立即挥霍。这些人掌权后将人性中的恶充分发挥。几年后，他们成了全国农村造假，吹牛，“放卫高产星”的带头人，成了大饥荒中的挨家挨户搜刮粮食的基层打手。他们没有领导乡村生产的正经本事，却能创造出骇人听闻、下流至极的迫害招数。

土改运动带来的第三大灾难是划分阶级成分。中国自古有地主，但没有地主阶级说，有富裕农民，但没有富农阶级说。地主阶级、富农阶级，甚至富农概念与土地革命，苏维埃说法一样，由苏俄在华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引入中国的邪说。共产党在农民运动中推出富农说的用意是，在够不上小地主的农民中再划一批人称为富农，以便多剥夺一批民财。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0年8月发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称：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叫做地主……；富农：富农剥削的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称为半地主式富农”。从字面上看，中共的这一决定好像是对农民经济状况的一种评估。而实际上，中共将农村中的富裕阶层划定为罪犯，不但要财，还要命，对不杀者也要作为长期的打击、整肃对象。土改运动中，中共宣称地主、富农经过三年“改造”后可以改变成分，届时只有农民，不再有剥削阶级。但土改运动后，中共给幸存的地主、富农戴上“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的帽子，在此后三十年中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力、居住行动自由，对他们残酷迫害，使幸存的地主富农戴着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的帽子含冤离世的，使他们的子女承袭种姓之罪，继续成为“成分不好”，“出身不好”的贱民，在上学，就业等方面长期受到歧视和迫害。常言说，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像这样将有产者剥夺后到赤贫后再杀，再斗，再长期株连迫害，是共产革命所独有的罪恶，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恶毒记录。

中共的土改运动是对世界文明潮流的反动。它否定生命权和财产权，否定人与人平等，否定妥协和宽容，煽动斗争、仇恨、抢劫和杀人，让痞子、无赖、懒汉不劳而获，并作农村的领导者，颠覆勤劳致富的传统道德观念，使世代和平相处，和谐自在的乡土中国变成了谋财害命的仇恨世界。它在人民中划分阶级，给全体农民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从经济学角度讲，土改运动摧毁了土地和地租的市场，使土地不可能再向种田能手集中，使农业失去活力，使农民失去生产积极性，造成农民长期贫困，城乡差别越来越大。土改后三十年间，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农村经济凋敝，农村基层领导劣质化，是土改灾难的继续。文革后，中共对建国之初被剥夺的部分有影响的工商业者有所退赔，但是对在土改中被剥夺杀害的地主无平反，无退赔。土改运动五十多年后，中共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口号，但拒绝为当年杀害两百万地主富农谢罪天下。

土改运动展现了中共领袖们灵魂的丑恶。毛泽东、刘少奇为代表的一大批地主出身的中共高层比谁都清楚小地主的疾苦。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中鼓励斗地主，杀地主，烧地主宅子，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同时保护自己的地主大宅。张国焘在土地革命问毛说：“所谓‘有土皆豪’，难道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你自己也算得是湖南的一位绅士，难道也‘劣’吗？”“他（指毛）是个不肯认输的人，只是大笑一阵，说不过是为了当前实况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的。”[13] 毛泽东不只是随便为了情况需要说些激烈言论，而是积极鼓动农民杀其他人家的地主。刘少奇在回忆文章中强调其地主祖父、地主父亲是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克勤克俭，苦心经营而逐渐发家，但在土改运动中，他和其他中共革命家们都与毛泽东一样，一面保护自己的地主之家，一面大力推动屠杀其他地主。

对于在土改中分得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农民来说，土改运动是一场骗局。因为，中共在建国之前就策划好了要实行农业合作化，将土地收归政府控制。土改运动中，中共中央于1951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于1953年2月作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强制农民加入合作，以集体的名义将农民的私有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收归政府控制。广大农民的自耕农梦只作了一年多，在土改运动分得的土地连同土改前的私有土地被中共以合作化的名义全部没收。经济学家杨小凯指出：“1950年在中国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但违反了抗战中共产党作出的不再侵犯地主财产的宪政承诺，而且犯下了许多刑事罪，杀害了很多地主及其家属。这种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不但是一种对经济学的无知，而且也是国家机会主义的极端，国家政权犯下反人类罪，谋杀罪。这类罪行的合法化，为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国家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开了先例。中共官方的宣传一直声称土改得到农民支持。土改虽被宣传为解放生产力的手段，但它实际被用来作为政治动员的手段，用政治迫害和威胁来动员群众，树立起共产党的权威。在土改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等一系列运动中，用任意侵犯人权，不经司法程序，用党所控制操纵的群众运动来推动政府的政策等等，成为1950—1979年中国执政党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土地改革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长期的，只能从国与国长期发展的表现看出来。土地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对财产权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政治权利的财产权基础。对人们投资和经营私人财产和企业有根本性的影响。”[14]

为维护土改运动的合理性，中共在土改运动后长期丑化地主、乡绅，将编造的恶霸地主故事选入教材，煽动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白毛女》是这种煽动的代表作之一。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文艺要有阶级性，要为阶级斗争服务。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鲁艺）院长周扬组织贺敬之、丁毅等人，按照“阶级斗争”要求改编“白毛女”故事，在杨白劳欠债不还的事实上虚构出，黄世仁为霸占喜儿要求本利全还，将杨白劳逼上绝路、大春参加了八路军等情节，将黄世仁描写成为富不仁，逼死人命，霸占少女的恶霸，编出了歌剧《白毛女》剧本。1943年5月，歌剧《白毛女》在延安公演。周扬感到该剧虽有了阶级斗争主题，但在体现“文艺为政治服务”方面还不够力度，决定对其主题再次“提炼”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并以这个剧向中共七大献礼。中共七大召开前一天，七大代表们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观看了《白毛女》。毛泽东、刘少奇盛赞了该剧，刘并表示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根据刘少奇此言，故事原型，乡绅黄世仁被枪毙，成了中共“党文艺”的牺牲品。土改运动后，歌剧《白毛女》成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代表作，被冤杀的黄世仁在死后成了恶霸。

国民党的和平土改

1948年，蒋介石任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负责为国民党安排退路。当时，台湾总人口740万，半数为农业人口，地租率高达收获总量的五至七成。[15] 高地租不是台湾独有的现象。当时大陆农村的地租率也是那么高。其原因不是地主残酷压榨农民抬高地租，而是各路军阀、革命军队压榨地主，无节制地向地主摊派苛捐杂税，地主不提高地租高无法生存。高地租使佃农无利可图，生活困苦，农业生产力低下，地租纠纷大量发生。随着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陆续迁台，台湾人口激增，粮食物资奇缺，物价成十倍地飞涨。陈诚认识到，国民党政府若不能妥善解决农业发展的问题则无法在台湾立足，决定推进行土地改革，从减轻过重的地租入手。1949年初，陈诚主持公布了《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将从日据殖民政府接收的18万甲“公地”以收获量25％的低租率放租给农民。这一举措赢得了民心，缓和了“二二八”事件以来的经济政治危机和政治危机，迅速收到了稳定社会，恢复农业生产的效果。在此基础上，陈诚开始推行分三步走的和平、渐进、有偿的土地改革计划。

三七五减租

陈诚三步土改计划的第一步是“三七五减租”，即国民政府为促进农业发展，限制地租，而于1929年在浙江开始推行的“二五减租”政策。这一政策规定，农民出产一石粮食先提取二斗五升作为种植和种子的工本费（先扣出佃农25%的生产成本），余下七斗五升再作对半分，地主和农民各得三斗七升五，如此将实际地租率降至37.5%。1935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了《土地法施行法》，开始将“二五减租”推行全国农村。 抗战中，陈诚在湖北颁布了《湖北省减租实施办法》，在鄂西推行二五减租，大受农民拥护，促进了鄂西农村经济稳定发展。随着内战爆发，鄂西二五减租的成果被摧毁。到台湾后，陈诚重新推行这一被证明是利国利民的举措。

降低地租率的“三七五减租”政策遭到地主的反对。陈诚运用鄂西减租的成功经验，亲往台湾各县市，向县市长和各界人士说明减租的双赢效果。他请乡绅领袖请吃饭，劝他们说：“三七五减租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佃农解除痛苦，减轻负担，实际上也保护了地主。今日世界各国，在经济方面所走的路线，一是资本主义的竞争，一是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最大的错误在于制造残酷的屠杀……实行三七五减租，可避免共产主义”。[16] 经陈诚和4000多名“三七五减租”推行机构干部的宣传，地主们逐步接受三七五减租政策，与佃农订立 “三七五减租”租约。1949年当年，26万公顷地主出租土地全部实行了“三七五减租”，签约佃农生产热情高涨，粮食产量大幅增加，生活改善的佃农纷纷娶新娘，买牛，买脚踏车，时称“三七五新娘”，“三七五耕牛”，“三七五脚踏车”。1951年6月，台湾立法院通过了陈诚主持草拟的《三七五减租条例》，使土改政策成为了法律。

公地放领

地租率下降导致地价下跌，为后续的土地改革计划创造了条件。陈诚开始实施土地改革中的第二步——“公地放领”。1951年5月，台湾立法院通过了《台湾省公地放领办法》，将从日据当局接收的公地分上、中、下三等按耕地全年收获量的2.5倍作价，有偿转让给农民，承租土地的佃农优先受领，其次为雇农及承耕土地不足的佃农，农民连续交纳十年地租即获得公地所有权。受领公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和粮食产量再上台阶，帮助台湾经济走出了困境。

耕者有其田

实施公地放领的同时，陈诚开始布署准备土改计划最艰难的第三步——“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是历代农民造反的口号，孙中山在革命时接过了这一口号。其后，他为获苏俄援助接受了苏俄暴力剥夺为内容的土地革命纲领。北伐战争中，国民党人看清了苏俄引入土地革命的灾难性质，与苏俄决裂，抛弃了暴力剥夺私人财产的共产革命纲领。蒋介石退台后推行的“耕者有其田”与历代农民造反的诉求、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计划及苏俄引入中国的土地革命有着本质区别，要点在于拒绝暴力剥夺，坚持和平、有偿与渐进，是真正经济学意义上的改革，也即世纪之初梁启超与革命党论争中主张的改良。

为实施“耕者有其田”这一步改革，陈诚先安排培训了2000多名干部，动员了三万多名辅助人员，从1952年初开始进行了一年多的土地复查，摸清台湾地籍情况，将全省地主耕地重新丈量，登记造册，以防止地主隐瞒耕地。其间，陈诚主持改订了《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草案》。这一草案的原则是：兼顾地主与佃农的利益，在不增加农民负担的情况下帮助农民获得土地所有权，推动地主土地资金转移入工业。

1953年1月，立法院通过了《耕者有其田法》。4月，台湾省政府颁布了《实施耕者有其田法条例》。条例的主要内容为：地主可保留中等标准水田三甲或旱田六甲的土地，超过标准的耕地一律由政府强制征收后转给农民有偿受领；政府按耕地全年收获量的2.5倍作地价，以七成土地债券、三成公营事业股票补偿地主；受领耕地的农民分十年二十期及年息的4%偿付地价。地主们感到利益受损，反对土改政策，但无力对抗政府强力推行的土改，不情愿地放弃土地而接受债券与股票，从地主变身资本家。

经过1949年的“三七五减租”，1951年的“公地放领”，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国民党在台湾推行了和平、渐进、有偿的土地改革，将土地的所有权从地主手中转移给了农民，帮助二十万户佃农成了自耕农，成为农村社会的中坚力量。和平、有偿的土改得到农民的普遍拥护，获得土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积极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使台湾在不久后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可供出口换汇，造就了亚洲最繁荣的农村经济，同时达到了“草山座谈会”决定的以农业培植工业目标，为不久后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和平、有偿的土改也充分地保护了地主的经济利益，让地主们得到了债券与股票，离开土地转入城市工商业。土改中不情愿地交出土地换取水泥、造纸、农林和工矿等大公司股票的地主们没有想到，随着后来的经济腾飞，股票不断增值，他们成了工商巨贾，成了土改最大受益者。当年反对土改政策，骂陈诚“贼仔诚”的地主们体会到，陈诚在土改时摆酒劝说的在理，政府的土改政策兑现了关照地主经济利益的承诺，对陈诚由怨恨转为感谢，亲切地称陈“陈诚伯”、“阿公”。陈诚主持的三步走土地改是成功解决土地问题，达到地主、农民、政府和经济多赢局面的成功改革范例。土改成功后，他所著《台湾土地改革纪要》一书被翻译成英，法，德，阿拉伯等多种文字，成为各国制定土改政策的重要参考文献。1965年，陈诚去世。蒋介石和宋美龄主持公祭，六七十万受惠土改的地主和佃农扶老携幼到灵堂吊唁，有些农民全家老小带着挽联和祭文多次前来祭拜。不少受益土改的佃农、地主坚持多年为陈诚扫墓。[17]

蒋介石，陈诚拒绝苏俄杀人夺财暴力土地革命，推行保护私有产权的和平土改，赢得了农民的拥护，缓和了“二二八”事件后台湾本地人对大陆来台国民党人的怨恨，一举奠定了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的民众基础。这一成功证明：阶级利益可以通过妥协调和解决，实现阶级合作和双赢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社会进步的正道。与国民党在台湾的和平有偿土改相对照，共产党在大陆推行暴力杀人夺财的土改，造成史无前例的灾难。两岸土改后，大陆的农民陷入空前的饥荒，台湾农民生活水平蒸蒸日上，经济快速腾飞。这一反差让人想起了世纪之初康、梁与革命党之间的改良与革命论战。当时，革命党人多势众，压制了和平改良的声音。五十年后，国民党在台湾和平、有偿土改的巨大成功证明了康、梁当年和平改良主张的正确，证明杀人夺财不是改革，不是进步，而是灾难。

土改后的三十年间，社会主义是大陆民众听得最多的词之一。但人们并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人们才知道，毛泽东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将剥夺的私人钱财和垄断的国家资源尽量用于发动战争，发展军工，输出共产革命，而不用于民生的作法是暴政，而非社会主义，国民党在台湾实行的“居者有其屋”，颁布《实施都市平均地权条例》，实行地利为社会共享，以行政权力剥夺部分地主利益用于改善社会福利，发展医疗、教育等公共福利等等才是经济学和政治学意义的社会主义。

第 41 章 整肃运动

批《武训传》与批陶行知

武训，山东堂邑县的穷孩子，无名，因行七得名武七。他羡慕富家子弟可以读书，立志兴办义学让穷苦孩子读书，在五十岁时以三十年行乞的积攒开办了专收穷苦孩子的义学。知县郭春煦视察为武精神所感，赠银十两，把事迹报呈山东省巡抚请予嘉奖。山东省巡抚张曜邀亦受感动，捐银义学两百两，赠劝募缘簿，下令免征义学学田钱粮和徭役，并为武七取名武训，意在“可为天下后世训”。武训事迹报到朝廷，光绪皇帝赐 “义学正”名号和“乐善好施”匾，赏黄马褂。光绪二十二年（1896），武训病逝于义塾。《清史稿》记载：“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出殡之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万余乡民参加，师生哭声震天。1903年山东巡抚衙门为武训修陵、建祠、立碑，山东民众开始称武训为“武圣人”。民国时，大总统徐世昌赠武训祠“热心公益”匾额，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拨款重建了武训祠，为武训立了汉白玉雕像，再建“武公纪念堂”及两“武公纪念厅”，国民政府以武训名命名了七省三十多所学校，在小学课本中增加了《武训兴学》篇。其中写道：“莫叹苦，莫愁贫，有志竟成语非假，铁杵磨成绣花针。古今多少奇男子，谁似山东堂邑姓武人”。

教育家陶行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上推崇武训说：“我们尚有一事可以效法，在我们眼前所挂的是武训的遗像。……世人以为无钱可以不办学，但武训不这样想，他说就是穷到讨饭也办教育，他是已经照这话实行的。”他称武训是“古今来最难得的奇男子”，将武训的事迹介绍到了海外。1944年夏，陶行知将《武训先生画传》送给电影导演孙瑜，请孙将武训事迹拍成电影。1951年2月，孙瑜自编自导的电影《武训传》在中南海首映，受到周恩来等百余中共高层的赞扬。随后，影片在京、津、沪公映受到普遍好评。国内各大报纷纷刊出不少赞扬《武训传》的影评和介绍文章，重庆育才学校的陶门弟子们称电影完成了老师的一桩心愿。

然而，电影《武训传》遭遇了武训的山东乡亲江青的指责。江青观后向毛泽东状告影片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江青与电影《武训传》过不去的原因之一是借题发挥以打破中共中央内部规定对她的参政禁锢，原因之二是对陶行知的私怨。当年，江的前夫唐纳为她寻死，陶行知写了一首《送给唐纳先生》的诗歌发表于《生活日报》，引起江的不满。毛泽东调看电影《武训传》后指示展开批判，派江青（化名李进）率《人民日报》、文化部、中共山东宣传部共同组成的调查组到山东堂邑县调查武训的身世。根据毛泽东的授意，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文艺报》组织了刊出了《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么？》、《不足为训的武训》等批判文章，在批武的同时还将矛头指向了推崇武的陶行知。文中批判说：“影片是失败的。就人物的思想而言，武训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是把阶级压迫而是把不识字当做穷人受苦的根本原因。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起的时代，他身边还有一个参加过太平军的周大，为什么这个影响没有在武训的头脑里起着积极作用呢？”，“武训的行乞兴学，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脱离伟大的时代运动。办义学不走群众路线，不依靠群众来实现计划，而是依靠地主阶级。这说明武训没有站稳了阶级的立场，是向统治者做了半生半世的妥协和变节”。4月，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转载了上述批判文章，并亲撰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在其中称：“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由此，毛泽东借批判电影《武训传》发起了一场整肃运动。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组织部派教育部党委书记钱俊瑞接管了教育家成仿吾和叶圣陶主持的《人民教育》杂志。钱接手后立即按照延安整风运动模式在教育系统内发动整肃运动，召开了教育部批判电影《武训传》工作会议，要求全国以武训命名的学校一律更名，部署发表了题为《展开〈武训传〉的讨论，打倒武训精神》的《人民教育》杂志社论，要求教育界每个人都以《武训传》为镜子”照照自己”。

6月，毛泽东指挥《人民日报》发表了《清除武训一类的错误思想》一文，在其中对已故教育家陶行知展开了批判。跟随《人民日报》的调子，陶救国会时期的战友钱俊瑞撰文批陶说：“为什么陶先生不放眼看看在当时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里面，因为人民已经取得了政权，人民教育事业就那样蓬蓬勃勃地开展呢？为什么陶先生不集中力量搞革命，却偏偏要花这样多的精力在国民党地区办些显然无法开展的‘育才学校’之类的教育事业，甚至最后，日暮途穷，会找到武训这样一块朽木来做自己的招牌呢？直到陶先生临终时，他的教育思想还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教育思想和马列主义的、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之间还存在着原则的差别。两者是属于两种不同的世界观的不同的东西”。几年前与陶行知一起发起纪念武训大会的郭沫若反戈一击说：“陶行知先生生前，我认为也是犯了很大的错误。有好些武训的歌颂者和崇拜者，事实上是受了陶行知表扬武训的影响而盲目附和的”；当年陶行知的朋友、学生们被迫对陶口诛笔伐，《武训传》的导演孙瑜、主演赵丹、赞扬者马叙伦、端木蕻良、《武训画传》编者李士钊、歌剧《武训》作者安娥、陶行知好友田汉等人和《大众电影》等刊物被迫发表检讨文章称受了陶行知误导、迷惑；最早赞扬电影《武训传》的周恩来在中共高层会议上作检讨，中共电影界领导人夏衍为曾经推介《武训传》在报上发表检讨文章，几年前敢于抨击国民政府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文艺家、教育家们纷纷追随，为曾经赞扬武训向中共检讨，以批判武训、陶行知来向中共表达接受改造。赵丹因与江青的恩怨检讨不获接受，被长期禁拍电影。7月，毛泽东在《人民日报》连载了江青推出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并在按语中将武训骂为“劳动人民的叛徒、大流氓、大债主兼大地主”，称“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恶作剧应当结束了”。 随后，教育部派出的工作组进驻了重庆育才学校，主持了批判武训和陶行知弟子的运动，众多在教育界担任领导职务的陶门子弟被批判，撤职。

在毛泽东夫妇主持下，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批判陶行知的运动持续了两年。在镇反运动的恐怖中，国人被迫加入批判教育家，批判他们无缘观看的电影。江青发起批判武训、陶行知是出于私怨，而毛泽东发动运动是表达他对教育家的仇恨。青年时有被大知识分子看不起的感觉让他产生对教育和知识分子强烈的报复心理。在延安发动运动了对知识分子残酷精神整肃。从苏区肃反以来，他习惯战争加整肃运动的生活方式。建国后，他光有朝鲜战争还不习惯，于是借电影《武训传》展开了另一波整肃运动。国民政府时代慷慨激昂敢于上街示威的教育家，教授和各界名流们，两年前拒绝国民政府安排离开的院士们，这时都没有了说不的勇气，纷纷抛弃尊师重教道理，以加入批判教育家运动来向中共表达驯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对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批判陶行知运动不再感兴趣，运动不了了之。人民出版社从批判文章中选择部分，编成了《武训和〈武训传〉批判》一书出版，以向毛、江交差。

批判《武训传》运动是文艺界、教育界和思想界的一场浩劫。运动中，《关连长》、《我们夫妻之间》等一批私营电影公司出品的影片被封杀，中共党办电影厂也因无所适从而停产，电影界在两年间没有制作出一部故事片。运动后，私营影业因丧失生存空间而消亡。这一批判运动和同时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一起，将中国的文艺界、思想界、教育界彻底赤化、党化。从此，只有歌颂共产党，抹黑晚清、民国的党文艺作品才能存在，独立于中共领导的文艺家和独立于中共方针的文艺作品丧失生存空间，电影制片厂、文艺舞台全部成为了中共歌颂自己的工具。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建国前夕，中共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政策写入了《共同纲领》。共产党的改造要求让知识分子们感到惶恐。冯友兰教授写信给毛泽东，表示“自己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复信说：“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1] 二人对话显示，清末以来知识分子独立于权力者的环境不再。知识分子们识时务，开始遵照中共的改造要求在报刊上发表自我批判文章。其中，朱光潜发表了《自我检讨》，[2] 费孝通发表了《我这一年》、《解放以来》，[3] 冯友兰发表了《一年学习的总结》、《〈新理学〉的自我检讨》。[4] 剧作家曹禺自我否定写道：“自己的作品在工农兵方向的X 光线中照一照，暴露出自己创作思想的脓疮。我的作品对群众有好影响吗？真能引起若干进步的作用么？这是不尽然的。《雷雨》据说有些反封建的作用，老实讲，我对反封建的意义实在不甚了解。我的个人好恶，主观的臆断对现实下注解，做揭示的工作，这充分显示作者的无知和粗心，不懂得向群众负责是如何重要”。[5]

随着解放军占领全国，中共在各大区先后开办了革命大学（军政大学，革大）。其中包括西南革大、西北革大、东北革大、中南革大，华东革大等等。毛泽东阐述办革命大学的用意说：“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6] 这时，各行各业为中共掌控，上层建筑的就业者须经中共批准才能获准继续工作。中共规定，知识分子、旧政府职员、投降（起义）人员须先进革大接受思想改造后才可获得工作资格。革命大学由中共干部担任校长、班主任，由在延安整风中已经洗过脑的红色知识分子担任讲者，教材是中共指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等等，所讲内容以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为主。学员中包括潘光旦、冯友兰等一大批著名教授。

进入革大的知识分子、旧职员们被要求“自新”，交待历史，挖“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思想根源”，写“表白书”和“思想改造汇报”，树立一切服从中共的观念，揭发别人的“反动言行”。一位革大学员回忆说：“讨论会也好，生活检讨会，思想总结，民主鉴定也罢，总之，一切脱离不了一个基本原则——斗争。共产党对人对事，对党内党外，无一不是斗争。开学后，革大首先宣布学员的入学动机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然后要求学员们自己去检讨思想中不革命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成分，要求学员们进行自我批判，自己交待思想中的污秽，作到心服口服地接受共产党的信条，使自己信奉革命的学说，即无产阶级思想。虽然很多学员并不能真正达到心服，但迫于环境压力，他们必须做到口服。”压力之下，每个学员都必须写自污的思想改造报告，批判自己。下列革命学员自我批判文章的标题反映学员被洗脑时遭受的精神恐怖：

畏子：《和潜伏的个人主义搏斗》

王英：《想不开的问题想开了》

李子寿：《把想到的毛病挖出来》

郭廷俊：《反省我的经验主义》

北扬：《我的改造》

史国珍：《下定决心和思想敌人作斗争》

张同信：《我可找到共产党啦！》

郑福：《有阶级胜利才有个人胜利》

王育珊：《没有共产党我就不会有今天》

齐东坡：《痛心检讨我的忘本思想》

李郁芹：《绝不再做剥削阶级的儿子》

董慧：《把一切都交给人民》

运慧敏：《克服了自私自利的想头》

闻国杰：《批判我的个人英雄主义》

李耕：《决心消灭两大敌人》

曹雁行：《我认识了组织力量的伟大》

董兴源：《再不想“向上爬”了》

宋荣然：《批判我“为艺术而艺术”的错误》

刘世雄：《批判我的“科学救国论”》

邵平：《忠实于革命才是孝顺女儿》

秦荣芬：《怎样改变了我“爱人第一”思想》

李金香：《纠正我的贤妻良母主义》

郭民朴：《我背叛了“天主”》

陈善浩：《我再不信上帝了》

张希同：《我鬼混了半辈子》

李聘伟：《改变我的流氓习气》

火东：《坚决背叛地主阶级》

李忠：《检讨我的地主思想》

张庆涵：《我放弃了地主阶级立场》

东方剑：《清算了我的地主思想之后》

刘国楹：《我是可耻的逃兵》

郝文泉：《一个脱队者的反省》

张家秀：《我怎样造谣骗人》

杨伯鲁：《我认清了革命和反革命》

高诚：《我杀害了革命干部》

黄永贵：《悔恨当了敌伪小爪牙》

李秉谌：《我要立功赎罪》

王强：《在真理面前照见了自己》

张让峰：《向真理低头》

何淑兰：《批判我的超阶级观点》

关涛：《弄清了我的个人主义思想》

邵桂林：《扫清个人英雄主义思想》

沈岭梅：《做个劳动人民的女儿》

吴锡藩：《共产党救了我》

周可路：《我明白了共产党》

张电航：《我的农民意识》

王文贵：《我的落后意识》

崔脏货：《为什么怕远调》

李金铎：《为啥我要回家》

高德胜：《放下功臣包袱克服个人英雄主义》

高峻岳：《放下老资格》

刘国材：《背叛原来的地主阶级立场》

宋惠凌：《清算我的地主阶级思想》

李世光：《我是一个奴隶主》

何瑞源：《和反动的父亲分清思想界限》

关庸元：《我要立功赎罪》

王柏龄：《揭露我的真面目》

陈静仪：《去掉奴化享乐思想 建立为人民服务思想》

申葆清：《根除享乐思想和奴化思想》

陈克昌：《批判我崇拜美国的奴化思想》

严仁赓：《肃清我的改良主义思想，做好新中国的教育工作》

宋天章：《批判我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教育思想》

华粹深：《清除我在旧教育界的“清高”和“超政治”思想》

张华群：《检查我追求教授名位的思想》

马大英：《从我的教书、研究工作中批判我为蒋匪集团作帮凶的反动思想》

王大鲁：《批判我参加农工民主党以来的各种错误思想》

谢光华：《批判我的崇美奴化思想》

陈晓南：《批判我打着艺术幌子给反动派做帮凶的反动行为》

朱湘芸：《清算我崇日的奴化思想和汉奸思想》

何思源：《批判我的反动思想和行为向人民低头认罪》[7]

一位同学说：这种挖思想根源的办法就好象用铁钩子掏蛇洞，掏得血肉淋漓的。作家沈从文在革大改造思想时坦白，他在中共占领大陆时曾一再企图自杀，他哭得小组会为之停顿。”[8] 达到中共改造要求的学员被派去参加中共的剿匪、土改、镇反等阶级斗争运动，或者获分配工作。与苏俄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整肃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中一样，被揭发后交待不清历史者，抗拒“思想改造”者会悄悄从革大失踪。

革命大学内外的知识分子、文艺家们全都在向新政权作接受思想改造的表态，批判自己的过去。他们没有想到，发表自我批判文章并不能过关。1951年8月，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提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进步，我们的思想感情，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够适合于人民的利益，而不违背人民的利益。”[9] 听了周的报告，新任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率汤用彤等十二位教授联名致信中共中央，“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代表中共中央，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再向京津高校的三千多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10] 由此，中共将延安整风首创，各地革大已在进行精神迫害运动引入了全国高校。

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要求“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在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专科以上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根据中共中央的通知，全国学校停课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大中小学教职员和专科以上的学生都被要求交待自己的历史，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同时，配合抗美援朝运动，要求“清算美帝的文化侵略”。12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开设了专栏供知识界知名人士发表检讨文章。学者和文艺家们在压力下纷纷发表检讨文章，表态听共产党的话、和“旧我”划清界线、接受思想改造。报刊检讨专栏中涌现出来文章包括：金岳霖的《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唐弢的《从编辑工作中检讨我的错误》、吴宓的《改造思想，站稳脚跟，勉为人民教师》、熊佛西的《纠正错误，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游国恩的《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一条道路》、郑君里的《我必须痛切地改造自己》、光未然的《正视自己的错误》、蔡楚生的《改造思想，为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而斗争》、欧阳山的《我的检讨》、李广田的《必须坚决改造我们的文艺教学》、于伶的《检查错误，改造思想，为毛主席文艺方向在电影艺术中的彻底胜利而奋斗》、贺绿汀的《检查我在工作上和创作上的错误》、叶以群的《坚决地改正错误，改进工作，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丰子恺的《检查我的思想》等等。

上述检讨文章对没有检讨的教授、文艺家们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大家知道，不发表检讨会被指为“抗拒改造”。于是，报刊上的检讨文章越来越多，自我批判越来越狠，从检讨走向了自污。例如，朱光潜教授在《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中否定自己说：“过去二三十年中我不断的用我的那套有毒思想来编书写文章，……而这在无形中也就帮助维持了反动统治，自己鼓吹为学术而学术便是反革命，曾经鼓吹中间路线是与反动政治同流合污”；梁思成教授在《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中检讨说：“我在二十余年中，一方面走到反动统治集团的外围，成了可供它们驱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人，被敌人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周培源教授在《认识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一文中为他在美国从事研究的经历检讨说：“无耻地向美国物理界的学阀密立根请求工作机会，是我一生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是为美帝国主义所主持的企图屠杀全世界和平人民的军事科学研究工作……我要控诉我自己，控诉我这个丧失人民立场，甘心为美国刽子手作帮凶的所谓科学工作者……我愿意撕下我的假面具……清洗美帝文化侵略给我的余毒，下了决心重新做人”；北方交通大学校长茅以升教授在《我的检讨》中给自己扣了英雄主义、技术观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保守主义、妥协主义、适应主义、宗派主义、雇佣观点、官僚主义、本位主义、改良主义、温情主义等一大堆帽子；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自我检讨》中说：“过去二十三年中，我一直以不问政治的态度，不自觉地充当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替反动统治来维持社会秩序，危害了人民，贻误了青年，丧失了教育主权，背叛了民族利益，做了帝国主义的俘虏，忠实地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国主义者就通过我，稳扎稳打来在学校里做太上皇。二十三年来，通过我给青年们灌输奴化教育，培养出为他们服务的人材，贻误了多少青年弟子，还自以为超阶级、超政治，还自以为清高，其实就是做了几十年污浊、卑鄙的买办和帮凶，而不自觉。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行为，是比杀人更厉害，更毒狠的。后面操持着的人，固然是帝国主义分子，而拿着武器，在最前面冲锋陷阵的人，却是自以为清高的我”。[11] 知识分子们将检讨升级为自我批判，再升级为自贬、自污是党报编辑部推动的结果。毛泽东亲自操控着思想改造运动，通过中共宣传部门指挥着各大报刊的编辑部，甚至亲自以评论员的名义撰文在报刊上向知识分子们点名施压。例如，茅以升教授发表给自己扣十三顶帽子的检讨文章后，《光明日报》评论员点评说，茅仍没有挖出自己的思想根源，没有认清自己的真正面目。茅教授知道检讨不获高层通过，只好再发表《什么是我三十年来的主导思想》一文，骂自己根本不配说什么主义，自己三十年如一日地一心追逐个人名誉，除了修一座桥外没做好事，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工具等等。

1952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国高校以北大为样板，开展“洗澡运动”和“忠诚老实运动”，并下达整肃百分比说：“根据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经验，在这次运动中，可以而且应该让60－70％的教师，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检讨以后迅速过关；12－25％的教师，是要经过适当批评以后再行过关；13％左右的教师，是要经过反复的批评检讨以后给予过关，2％左右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处理。”迫害知识分子的“洗澡运动”和“忠诚老实运动”是毛泽东发明的专门针对知识分子和有国统区经历者的整肃运动。毛青年时在北大感到受了知识分子的气，从此对知识分子怀有敌意，在延安发动了专门整肃知识分子的整风运动，指“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要求从苏联归来的红色知识分子 “接受改造”，要求他们“脱裤子，割尾巴”，“下水洗澡”。按毛泽东的要求，中共对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同样整肃，要求他们交待历史，接受审查，自我批判，向党交心，表白忠诚老实，发动了整肃知识分子的“洗澡运动”和“忠诚老实运动”。

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洗澡运动”沿用延安套路，由学校的中共党委、学习委员会给全体教师“排队”，评估每个人的“肮脏程度”、“问题的严重程度”，决定他们是“洗小盆”（在小组会上作检讨）、“洗中盆”（在系里作检讨，由全系师生决定通过与否）或是“洗大盆”（在全校大会上作检讨，由全校师生和校党委决定通过与否）。“排队” 之后，学校党委召开“控诉酝酿会”，在师生中收集“洗澡”者的“材料”，然后将“材料”向洗澡人转达，要求据以写出检讨书。多数“洗澡”者的检讨不获通过，须重新检讨，通不过者被“澡盆”升级（检讨会的规模层次升级），一些教师被认为“有抵触情绪”、“顽固不化”被反复批斗，直到认罪为止。如此“洗澡运动”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折磨极为残酷。例如，朱光潜教授在师生大会上作检讨不获通过，遭到“揭发批判”，被迫再检讨，再批判，被迫升级为“大盆”的全校大会上反复检讨，直到学校师生都不想再听，马寅初校长才作总结发言说：“朱先生的检讨有进步，但还需要继续反省，加紧改造，根本改变反动立场站到人民的一边来”，算是放朱过了关。周炳琳教授一再检讨不获通过后拒绝再作检讨。马校长带人到他家里开“帮助会”，周无力对抗，被迫在全校大会上再作检讨；[12] 金岳霖、潘光旦被迫检讨达十二次之多；冯友兰三次检讨不获通过，金岳霖前来看望，两位名教授竟为检讨抱头痛哭；沈从文后来承认他在“洗澡”运动中又曾想自杀；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多次检查过不了关，买了绳子准备悬梁自尽，幸亏太太开导才未寻短见；北大物理教授饶毓泰受得意门生揭发打击精神失常。[13] 文艺家经受的精神迫害同样残酷，例如巴金在文代会检讨到痛哭流涕。

“忠诚老实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折磨同样残酷。知识分子们被要求详细交代历史，反复写交待材料，填写各种表格。这样的要求是康生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发明的整人办法。其要点是要求被审查者重复地写交待材料，填写表格，找出其中不同之处作为 “不忠诚、不老实”的证据，然后实施整肃。中共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照搬此法，仅在北大就查出了3000多有“反动社会关系”和重大政治问题者。[14] 知识分子们在运动中填写的交代材料和所谓组织鉴定、结论都被放进了对本人保密的政治档案中。

让知识分子和文艺家们想不到的是，检讨、自我否定之后仍不能过关，运动的最后一步是要求他们批判别人、揭发别人，有此行动才算达到思想改造要求。为求过关，知识分子、文艺家们被迫互相批判，互相揭发，背地告密，甚至诬陷。运动到了这一步也就完整地复制了延安整风运动过程。当年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自杀事件众多，各机关的驻地夜晚恐怖如同鬼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的高校同样恐怖，仅在北京大学1952年3月到5月就有七位知识分子因受不了精神折磨自杀身亡。[15]

在教会大学，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抗美援朝运动中的“仇美”、“反帝”运动合流，要求知识分子们在检讨中表白“反美”、“反帝”。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含泪在全校师生大会检讨四小时仍不获通过，被迫承认自己是“美帝份子”，“忠实执行了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 [16] 燕京大学工作组带领学生查抄校长办公室和档案室以“搜寻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特务活动罪证”。该校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所受迫害具有代表性。他早年官派留学日本，回国后活跃于学界、报界，将社会主义思潮介绍到了中国。国民政府时代，他敢于对国民党说不，曾在上海光华大学校务会上公开反对“颂读总理遗嘱”，在“读总理遗嘱”时离席抗议。抗战胜利之时，他与张君励组建了国家社会党，提出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主张。然而，在共产党治下，他无力抗拒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被迫系里作检讨。检讨不获通过，“澡盆”升级，张被迫在历史、哲学、国文、心理四系联合师生大会上再检讨。大会检讨再不获通过，“澡盆”再升级，张被迫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再作检讨，接受批斗。对张的迫害受到毛泽东的亲自操控。建国前夕，张应中共之邀率费孝通及雷洁琼夫妇访问西柏坡。费等看清大势，积极投靠，张则明确反对中共向苏联“一边倒”，向毛泽东建议“走和平民主道路”，“在美苏之间走中间路线”。建议被毛泽东拒绝后，张凭个人声望与美国方面联络，希望中美建立关系。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选举中，张东荪没有投票给毛泽东。毛因少了张的一票而未获全票，对张怀恨，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发话将张与美方联络之举定为叛国案。根据毛的定罪，中共撤销了张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和大学教授等一切职务。张以死抗争，一是拒绝叛国罪名，二是以死抗争思想改造运动迫害。担心逼死名教授引起国际关注，毛泽东批示对张不审判不逮捕。从此，四十年来在中国学界，政界发挥重要影响的张东荪赋闲在家。

伴随思想改造运动，中共照搬苏联的高教统一的模式改组全国的大学，以“院系调整”之名取缔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撤消综合大学中的二级学院，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政府接办改组了65所私立高校、取缔24所教会津贴的高校。新中国成立时，教会大学数量多，起点高，构成中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它们直接引进西方现代教育模式，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引领者，在体制、机构、课程、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起着示范作用。“院系调整”后，代表中国教育最高水平的的燕京、齐鲁、东吴、圣约翰、之江、华西协和、华中、金陵、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湘雅医科、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沪江、岭南、协和等教会大学走入历史，它们对中国教育作出的巨大贡献以此后被官方刻意埋没。例如，民国时培育出不少法学教授和国际法官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在院系调整中被撤销。经过思想改造运动，法学学者及所谓“旧法人员”被清洗出大学和机关，少数人得留在大学改教外语，数人离开大学完全改行，其中一部分人被发配边远地区。院系调整对中国教育最深远影响是中共将政工制度全面引入高校，将教育全面党化，将所有大学无一例外地纳入中共党委的领导之下，在高校设立政治辅导处负责控制师生的思想，开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取消不符党化目标的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等政法、财经等人文社会学科。

建国前夕，中国的知识精英们面临去留选择，八十一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胡适、傅斯年、梅贻琦、梁实秋等二十四位选择赴台或赴美，多数知识精英选择留下来迎接新政权。不久，留下的院士们在报上刊登检讨，否定自己的过去，否定自己的学术成果，批判自己的思想，用“腐败”、“反动”、“丑陋”等字眼自贬、自污，随后在“洗澡运动”中反复检讨以求过关，交待历史问题、政治问题，向中共表达“忠诚老实”，最后还要经历是否揭发、诬陷别人痛苦抉择。几年前的内战中，朱光潜与毛子水等学者联名发表了《中国的出路》一文，在其中表达民主诉求和对中共将建立极权制度的忧虑说：“我们对民主制度的信念是坚定的。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是对于人生价值的一种信心，假如这种信心失掉了，人类也就不会有进步了。现在全世界的民主制度都在受着极权共产主义的威胁。……但我们更反对极权共产集团。因为假如极权共产集团得势，人类便将要开倒车，一切的进步理想便全完了。”人们想不到，几年后朱教授在报刊发表的是反复的检讨。时隔两三年，留在大陆的知识精英们的变化之大让人难以相信。在海外的胡适读到同仁金岳霖发表的自我检讨和批判杜威、罗素和胡适的文章后沉痛地说：“是不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已经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17] 对于中共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蒋介石谴责说：“在共党政权之下生活了两年以后，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现在不仅丧失了以前的幻想，且已遭受过各式各样的虐待。”[18]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陈寅恪是拒绝作检讨的一个例外。建国之初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常委时，他坚持几十年来独立于政府和任何政党的立场，拒绝进京。在知识分子登报检讨潮流中，他保持沉默，拒绝作检讨，拒绝接受思想改造，并在日记中表示后悔没有选择去台湾。运动过后，中共请他出任中古研究所所长。他提出条件为：“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搞政治学习。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所的人都如此”，并要求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他开证明，“以作挡箭牌”。他对前来劝说赴任的弟子说：“做学问，不应有‘在某某主义或某某思想的的指导下’这种定语，凡有这种定语的都不是真学问。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我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有如此要求，他当然不可能去北京赴任。

陈寅恪的学问博大精深，但他最值称道的不是学问，而人格与精神。他早年在纪念王国维的碑文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上下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着术，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和少数拒绝低头弯腰，以死抗争知识分子捍卫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或许不知，他能超然于政治运动而未受整肃要感谢斯大林。斯大林知道当年湖南农民协会杀了湖南大学者叶德辉使讨赤阵营的号召力大增，知道中共在内战土改中杀害了刘少白、牛友兰、孙良臣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著名绅士，他不希望中共建国后再杀名流败坏名声，于是向访苏的毛泽东突然问起陈寅恪。[17] 毛泽东明白了斯大林的意思，回国后向周恩来问起陈的情况，周赶紧嘱咐广东大员陶铸好好照顾陈。于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为自已写好挽联准备赴死的陈教授未受迫害。若非斯大林暗示，恐怕以死抗争陈寅恪、张东荪和当面论争的梁漱溟早就消失了。

办学独立是新学堂诞生以来就确立的传统。清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想送四子袁克瑞和五子袁克权到南开学校读书，并愿意向学校捐巨款，条件是儿子带护卫。校长张伯苓担心影响校风，拒绝了袁的要求。袁世凯尊重办学独立，送儿子到其它学校读书。1913年，民国政府在《大学令》中规定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等机构，确立了推动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方向。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五四运动中，他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声明；“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当时，大学校长与民国政府有这样的共识：政府不能因提供国立大学经费而随意干涉大学事务。1923年，蒋梦麟校长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将北大精神概括为“大度包容、思想自由”。抗战之初，胡适在庐山谈话会强调：“教育应该独立，其涵义有三：现任官吏不得作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的学校；政治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教育。”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指出：“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政府的责任第一是确立教育经费之独立，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第二是严格审定校长，保障他们的地位。”可见，大学的学术独立与学人的思想自由是民国大学校长们自觉维护的基本原则。国民党政府虽然独裁与党治，将一党之私的“纪念周”推行到学校，但它未敢公开否定大学的独立地位和思想自由。整个国民政府时代，校长们敢于拒绝政府对大学的控制与干涉，敢于拒绝党派活动进入大学，维护着大学和教育的独立地位，也维护着校长、大学教授们与政府平等的地位。从清末到民国，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全面控制学校，控制知识分子的思想，舆论也不允许政府干涉大学，控制大学，更不能容忍政府强迫教师检讨、自污和洗脑。

苏俄将党国体制引入中国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曾对国民党党化大学进行过抗争。1925年，广东大学的三十八位教授以集体辞职方式抗议国民党以党权破坏教育独立，赤化大学。这次抗争虽未取得胜利，但至少教授们有抗争的勇气和辞职的自由。因为，全国的大学不为一党垄断，离开国民党控制的大学不愁找不到教职。广东大学教授辞职抗争事件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党化教育”集体抗争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新中国，中共控制了所有学校，知识分子不再有抗争的勇气。新一任北大校长马寅初不但不敢提大学对政府的平等地位，反而揣摩圣意，主动申请将思想改造运动引入学府，亲自主持对教授们的整肃、迫害。在新中国，全国大学的校长、教授们不敢再提 “教育独立”，更不敢反对“党化教育”，甚至连独立、自由、党化等字眼也不敢再提，大家争相检讨、自污以让当局满意，集体向共产党表达“忠诚老实”，表示接受改造思想。经一次次检讨，知识分子们的头越来越低，腰越来越弯。当最终痛哭流涕，揭发别人而过关时，他们已经跪倒在地，半个世纪的大学独立、思想自由传统随之沦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后，教育成了党的工具，学校成了洗脑场所。几年后，云南大学副校长李广田写诗颂扬毛泽东道：“我们是多么尊敬他，多么爱他呀，他比我们自己的父亲还更亲，他是我们六亿人民的父亲。”[20] 这样肉麻的诗句是思想改造运动的残酷精神折磨的产物，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的写照。

将教育全面党化后，中共长期秘密实施“不宜录取政策”的迫害，随意剥夺一大批青年的升学权利。这种迫害作法是，在高考前对学生逐一政治审查，根据学生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将学生分为四类：可录取机密专业；可录取一般专业；降格录取；不宜录取，将其认定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右派”的子女，有海外关系、“社会关系复杂”的学生秘密归类为降格录取和不宜录取类。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有教无类”，然而声称要“解放全人类”的中共在新中国却随意剥夺学生凭成绩升学的机会。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大学不再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但不再产生张伯苓、梅贻琦、晏阳初那样的教育家和胡适、陈寅恪那样的大师，而且成了执政党实施迫害的工具。

批判《红楼梦研究》与批判胡适

1954年9月，青年教师李希凡和蓝翎在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上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一文，批评红学权威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存在政治问题。江青对李、蓝从政治角度挑错的作法非常赞赏，将文章推荐给了毛泽东。毛阅后传话《人民日报》转载。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不知是毛的意思，拒绝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种将政治批判与学术争论混为一谈的文章，指示由《文艺报》转载。《文艺报》转载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主编冯雪峰在编者按中写道：“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以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的去认识《红楼梦》，基本上是正确的。”

毛泽东对《人民日报》没有转载批俞文章和冯雪峰指李、蓝文“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微词不满，于10月16日写了一封要求政治局成员和宣传部门负责人多达二十八人阅的信，在其中写道：“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地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多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中宣部、作协领导人见毛泽东的信后急忙召开会议，决定开展对俞平伯及其《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并成立了周扬挂帅，有邓拓、茅盾、胡绳、老舍等人参加的批判领导委员会，开创了为学术争论而成立专门整肃委员会的恶例。委员会决定，要求所有报刊都必须刊登批判文章，以向毛泽东表示遵命。由此，毛泽东在文艺领域发动了继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的另一场整肃运动。

随后，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连续刊登了钟洛的《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李希凡、蓝翎的《走什么样的路》，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等将文艺争论说成是“阶级斗争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反映”的文章。毛泽东在审稿时不点名地批判冯雪峰说：“《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冯雪峰清楚，袁水拍的背后有毛泽东的授意，没有论争和申辩的余地，只好在《人民日报》发表《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向毛泽东认错。毛泽东不接受冯的检讨，指示将冯撤职。

冯雪峰是唯一参加红军长征的中共文艺理论家。毛泽东此时与冯过不去是在发泄二十年前“两个口号”之争时对冯的不满。1935年，斯大林为中共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要求服从国民政府推动对日开战。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共产国际解散了以反政府为宗旨的“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为中共的文艺家制定了“国防政府”、“国防文学”、“国难文学”、“国防戏剧”、“国防电影”等口号。毛泽东拒绝放弃反国民政府宗旨，派冯雪峰到上海支持鲁迅提出的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反政府口号。莫斯科与延安的口号不同，中共文艺大员周扬与鲁迅之间展开了“两个口号”之争。奉命推销“国防文学”口号的周扬就“两个口号”之争向延安讨说法。毛泽东不敢明确否定共产国际对中共文艺界的指示，不置可否地回复周扬说“真理越争越明嘛”。冯雪峰感到毛泽东的口风前后不一，撂挑子回了浙江老家。毛对冯撂挑子极为气愤，但一来他不能摆明反对莫斯科的口号，二来他还没有确立独裁地位，只好暂时隐忍。此时，毛泽东借冯对《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一文的几句微词清算怨恨，将冯撤职（毛泽东在三年后继续对冯清算，写了《文艺界反党分子冯雪峰是丁陈集团参加者、胡风思想同路人》的《人民日报》论，[21] 将冯雪峰打成了右派）。

撤冯后，毛泽东将批判运动矛头引向了俞平伯的老师，远在美国的胡适，授意《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分别推出了《肃清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兼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错误观点和方法》和《文化艺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两文，将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批判胡适运动从高校推向了全国。与撤冯一样，毛泽东批胡适也是在发泄旧怨。他曾在延安对埃德加·斯诺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在北大作图书管理员期间，毛泽东对名教授胡适非常仰慕，曾旁听胡适的课。根据胡适讲演中办自修大学的设想，毛泽东拟成了《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登门请胡审定。胡答应尽力给予支持，不久后在《每周评论》的《新书评介》栏目中对毛创办的《湘江评论》给予肯定说：“《湘江评论》的长处似乎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22] 抗战走向胜利时，中共采取统战策略，行动之一是争取胡适的支持。1945年4月，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中共代表董必武奉毛泽东之命面请胡适支持中共。胡适规劝中共参加国大选举。7月，国民参政会民主党派人士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等六人访问延安。毛泽东以学生身份请傅向胡适转达问候。8月，在纽约的胡适电劝毛泽东放弃武力说：“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毛泽东武力推翻国民政府，对胡适的电报极为不满。建国前夕，毛泽东派中共地下党面劝胡适留下来拥戴新政权，并在“对胡适之先生广播”中承诺让胡担任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对于中共和北大同仁的劝留，胡适说：“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我要以我的道义力量，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并劝同仁“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胡适表态后，毛泽东将胡适列为战犯名单上国民党帮凶之首，在为新华社撰写的社论中将胡适等人定性为“反动文人学者”的代表。虽然如此，毛泽东没有彻底放弃争取胡适回大陆的努力，一是因为胡回归意味中共统战的重大胜利，二是出于自尊心考虑，希望享受与他青年时的偶像、导师俯首称臣的快感。根据毛泽东的授意，《人民日报》在建国前夕刊出了《北平辅仁大学校长给胡适的公开信》。这封陈垣署名的公开信写道：“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的导师。……我现在很诚恳的告诉你，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应该转向人民，翻然觉悟……”在美国的胡适发表了《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驳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在文中写道：“我在海外看见报纸转载的这封公开信，我忍不住叹口气说：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有许多朋友来问我：这封公开信真是陈垣先生写的吗？我的答复是：这信的文字是很漂亮的白话文；陈垣从来不写白话文，也决写不出这样漂亮的白话文：所以在文字方面，这封信完全不是陈垣先生自己写的；百分之一百是别人用他的姓名假造的。”[23] 胡适说对了。陈公开信表达的是毛泽东的意思。毛希望民国知识界领袖胡适也参加高呼万岁。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毛泽东将中国长期以来的独立思想代表胡适列为首要批判对象。经过一轮对胡适的批判，毛泽东感到没有达到彻底否定胡适在文化和学术领域中的地位的目标，没有发泄完被胡适几次拒绝效忠的愤怒，于是在批判俞平伯和《红楼梦研究》运动中发起了对胡适的另一轮批判。或许，毛泽东发动批判俞平伯运动的本意就不在俞，而在胡。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精神恐怖中，胡适的同事、朋友、学生们别无选择，只能按毛的要求撰文“批判胡适思想”。被毛泽东亲自点名的俞平伯被迫发表了《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24] 按照毛定下的调子，将别人对他的批判一一承认。在国民党政府治下敢于拒绝党权干涉，敢于对国民党政府拍案谴责的知识精英们纷纷以批判和谩骂胡适来向中共表达效忠。根据毛泽东的要求，批判胡适运动持续了一年，全国各主要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1955年，作为批胡运动的总结，三联书店出版了八辑三百万字的《胡适思想批判》的文章选辑。其中少部分内容是扣政治帽子政治谩骂，如称胡适为“中国共产主义与马列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当代孔子”、“文化汉奸”、 “最无耻的卖国贼”等等，而大部分内容是低级下流的谩骂文字，如：“看，照妖镜里是什么东西”，“一只狗，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胡适在文化上是骗子兼恶棍，在政治上是流氓兼奴才”，“妖怪”，等等。选辑中有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的《论胡适政治思想的反动本质》一文。彭写道：“胡适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简单地说，他是一个极端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政治阴谋家”。[25] 发表这篇批判文章后不久，彭柏山被以“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罪名被捕。同案的还有发表《胡适派文学思想批判》文章的王元化。因二人突然获罪，1955年4月出版的《胡适批判选辑》的第三辑、第四辑将二人的文章抽出，又来不及重新排页，致页码不连续，[26] 显示当时知识分子命运之叵测。

胡适在海外读着来自熟悉的名字的谩骂文字唯有叹息。唐德刚后来回忆说，胡适在海外“未写只字反驳，但也未放过一字不看”，还写了眉批。唐问：“几百万字选辑中难道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答：“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共产党以三百万言的著作，印了十几万册书籍来清算胡适思想，来搜寻‘胡适的影子’，来消灭‘胡适的幽灵’。共产党越清算我的思想，越证明这种思想在广大中国人民心里，发生了作用。中国人民一日未丧失民主自由的信念和怀疑求证的精神，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便一日不能安枕。郭沫若等一帮文化奴才便要继续清算我的思想。”[27]

1956年，中共通过周鲠生、陈源等人捎信给胡适，再劝他回大陆。陈源在信中说：“‘胡适批判’已经过去了。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你如回去，一定还是受到欢迎。……要我转告你，劝你多做学术方面的工作，不必谈政治……”。 胡适收到信后，在“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之句下划线批注：“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在他看来，陈垣、陈源代表的大陆知识分子们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已经丧失了自我和真我。他指出：“当中共政权命令全国清算胡适思想毒素的时候，我的朋友或学生，都不得不说出他们对我的批判或痛骂。他们充分知道我会了解他们没有不说话的自由”。[28] 毛泽东惧怕胡适的思想是因为，胡适所提倡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重怀疑，重实证，具有瓦解专制制度的作用，正如胡适自己指出的，“自由思想和共产主义不能相容。”[29] 毛泽东要让人民对他膜拜，就就不能容忍胡适思想，这是毛泽东发动批判胡适运动的重要原因。

批判胡适运动将胡适在大陆的儿子胡思杜推入了苦海。胡适决定离开大陆之时，次子胡思杜憧憬“建设新中国”，决定不随父母离开大陆，谓“我是普通平民，没有任何官职，共产党来了也不会把我怎样的。”胡适夫妇再三劝儿同行未果，只好尊重儿子的选择。胡夫人江冬秀感到此一别或难再见，留下金银细软嘱思杜将来结婚用。1950年，胡思杜被安排到华北革命大学接受“思想改造”。作为“战犯”之子，他承受着极大的政治压力。为获新政权认可，他表示脱离父子关系，将父母留给他结婚用的金银细软交给了单位领导，写了题为《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的改造思想报告交中共领导，在其中斥父亲为“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他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中共将思杜的思想改造汇报文字发表于《大公报》[30] 以打击胡适。胡适读到儿子的文章受到沉重打击，把那篇文章剪下来粘在日记上，说儿子写这样文章是迫不得已的。随后，胡适《外交季刊》（FOREIGNAFFAIRS）上撰文写道：“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 在台湾，台大校长的傅斯年致函《中央日报》发表声明说：“思杜少年多病，学业不成，尚属天性醇厚之人，思杜的这篇文章反映了共产党对于不作他们工具乃至于反对他们的教育界中人，必尽其诬蔑之能事。陈垣、胡思杜等都是在极其悲惨的命运中。因为不能出来，别人代他写文，我们也不必责备他了。”不久，第二轮批胡适运动让胡思杜感到绝望，感到自己不管如何接受改造都背着永远的罪孽。几年后，他在反右运动中被划右派，绝望自杀。

高饶事件

1926年，苏俄扶持冯玉祥，在西安建立了“北方黄埔”——中山军政学校，高岗与谢子长、习仲勋等人成为“北方黄埔”的学员。蒋介石、冯玉祥联手清共后，苏俄在西北发动了渭华暴动，建立了西北红军和西北苏区。1932年12月，共产国际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红二十六军，任高岗为政委。1935年，中央红军来到陕北，与陕北红军有了山头之争。陕北红军首领刘志丹死后，毛泽东重用高岗安抚陕北红军山头，成立了与刘少奇领导的华中局和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并列的西北局，任高岗为书记。毛赞扬高说：“高岗就是站在高高的山岗上，站得高，看得远”，“应当记住，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高岗同志就是小正统的代表。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31] 延安整风运动中，高岗积极参与整人，关押了在肃反中整肃他的中共陕西地下党组织成员和大批来自白区的党员干部。毛泽东赞赏高整人行动，提拔高为政治局委员。东北内战中，毛泽东以林彪取代执行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方针的彭真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任高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政委。与林彪搭档主持东北军政后，高岗领导了东北暴力土改，安排东北决战的后勤保障，为中共立下了功劳。四野入关后，高岗成了“东北王”，大建苏军烈士纪念碑、纪念塔、纪念园，得到苏联驻东北总顾问科瓦廖夫的高度评价。高岗在东北不仅下令在城市悬挂斯大林肖像，更推动对自己的崇拜。在他的推动下，“高主席万岁”的口号流行东北，许多没入过关的东北人只知有“高主席”，不知有“毛主席”。毛泽东得知后对高岗极为不满。在中共中央讨论东北“肖像问题”的政治局会上，刘少奇指责高与苏联方面过于亲密是背叛中国，提出撤高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毛泽东清楚斯大林中意高，不敢整肃，且提名高为国家副主席。1949年12月，毛泽东赴苏为斯大林祝寿，途中在沈阳发现，主要建筑物上挂有斯大林画像而没有他的像，怒而拒带高岗和林彪为他准备的一车皮寿礼。

在莫斯科，毛泽东主动承诺出兵朝鲜，斯大林极为满意，将高岗通过柯瓦廖夫向苏联密报“中共领导人反苏言论”的案卷交毛泽东作人情。[32] 斯大林这样作是因为感到高岗的价值已经不如从1930年代就开始向他递送秘密材料的刘少奇，出卖了高岗有利于重要线人刘少奇在中共内获得更高的地位。[33] 毛泽东知道，虽然斯大林出卖高作人情，但对高动手还是可能冒犯斯大林，于是收取高岗密报案卷后不动声色，继续让高岗主政东北，用高之才备战朝鲜战争。朝鲜战争中，高岗的干才获高层公认，志愿军司令彭德怀称赞说：“抗美援朝一开始，我们是兵精粮足是高麻子和洪麻子（洪学智）共同搞的。两个麻子保证了志愿军的武器、弹药、粮食、车辆、医药等供应，是抗美援朝胜利的两大功臣。”

毛泽东继续重用高岗的另一原因是牵制刘少奇。毛不满刘在1946年提出的避免内战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主张，在1947年提出的和平土改主张和在建国前夕发表的保护资本家的言论。建国后，毛与刘少奇、周恩来就要不要遵守《共同纲领》中的承诺意见分歧。为获得斯大林那样的军事实力与领袖地位，毛要求立即暴力剥夺私有财产，实行所谓“社会主义改造”， 将所有民财纳入中共的控制，快速发展军事工业；刘主张遵守《共同纲领》中的承诺，三十年内不搞社会主义，允许私营经济发展，以利恢复经济。刘的主张得到周恩来的支持。高岗与毛泽东的意见一致，反对刘、周的主张，要求土改后立即实行农业合作化，开除雇工致富的党员。刘少奇批评高岗说：“东北局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患了急性病”，“富农党员也可以是好党员，东北即使有一万党员发展成富农也不可怕”，指示不要发表高岗的有关谈话。高、刘的分歧让毛泽东感到可以利用高来牵制刘、周。1952年，毛泽东削藩，将主政五大局的首脑高岗（东北局）、饶漱石（华东局）、邓小平（西南局）、邓子恢（中南局）、习仲勋（西北局）调京，任高岗为国家计委主席，饶漱石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将政务院最重要的八个工业部都交给高岗的计委主管，使高岗取代周恩来成为经济总管。同时，毛泽东将高岗在东北推行的暴力剥夺私人资本的经济政策、“三反”运动推向了全国。为进一步以高牵制刘、周，毛向高大讲不满刘、周的“私房话”，诸如刘进城后没有做什么工作、刘过去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建设根据地经验、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等等。受毛言论影响，高开始散布党内存在军队党与白区党的冲突，提出从“白区党”人手中夺回党政大权，矛头直指刘少奇、彭真、薄一波等白区干部。他的挑战言论得到了西北帮和林彪为首的军队将领们的支持。

1952年底，在刘少奇、周恩来的支持下，薄一波主持政务院财政委员会公布了取消优待公营经济的“公私纳税一律平等”的新税制。毛泽东指责新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指责周恩来为首的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毛泽东不让刘少奇以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发唁电，率团吊唁，而提名高岗代表中共去苏联参加葬礼（后改由周恩来赴苏），传达出抬高贬刘信息。5月，毛泽东在中共高层发出了针对刘少奇的通报：“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在不断批评刘少奇的同时，毛泽东赞扬高岗及其“东北经验”，提出“向高岗同志学习”。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提出快速发展军事工业方针，指责刘少奇“右倾”。然而这时，刘的方针政策在党内高层有着广泛的支持，毛泽东不得不暂时让步，强调团结。会后，他交给高岗绝密任务：命高调查刘少奇在中东铁路战争期间被捕后的表现，暗示刘少奇可能有叛变问题。奉毛密令，高岗通过东北局副书记张秀山查东北旧政府档案，报给毛泽东一份证明刘少奇曾叛变的密报。[34] 在毛泽东的强烈暗示下，高岗向党内第二把交椅发起了冲击，在各种场合散布“刘少奇不成熟，不适合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和在毛泽东离京期间担任代理主席”，“中共七大把刘少奇抬得太高了”等言论，同时拟出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向东北的老搭档陈云透露了倒刘及重组领导层的计划。陈云表示“支持高岗出来挑头”。[35] 随后，高岗对中南、华东、西南地区负责人林彪、饶漱石、邓小平等人进行重新组阁的私下游说。同样不满刘少奇的林彪、彭德怀和饶漱石等人表示支持，但邓小平不置可否（邓将高的活动及其组阁计划密报了毛泽东）。[36]

就在高岗冲击第二把交椅，刘少奇感到下台危机之时，毛泽东突然转向，开始实施早已预定的清算高岗行动。原来，毛泽东两年来抬高岗打压刘少奇是让刘驯服的手段。他仍然需要刘少奇作副手。而对西北山头的代表高岗，毛早在在陕北时就有心清算，只是担心西北山头反弹才忍手暂用。在听到“高主席万岁”口号后，毛泽东更坚定了去高的决心，只是有斯大林在不能动手。斯大林去世让毛感到清算高岗的时机成熟。一来他不再需要高岗独当一面，而需要更驯服的刘少奇、周恩来；二来高岗出头倒刘、周已在党内树敌众多，清算高不会再有反弹。毛泽东决定自己退入幕后，让刘少奇、周恩来出面主持清算。因为，他对高说了不少怂恿倒刘，调查刘历史的“私房话”，不能给高当面澄清的机会。12月，毛泽东赴杭州度假，让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全会清算高岗。毛离京后，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高岗停职检讨严重错误。高岗写信给毛泽东，要求见面。刘将信转杭州交毛。毛批示给刘：“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上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同时指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避免高岗来见。[37]

1954年2月6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整肃高岗的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周恩来安排情报元老陈赓带枪坐在高岗身后。[38] 刘少奇在报告中说：“我们党内产生过张国焘，苏联党内产生过贝利亚。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表明，敌人不但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代理人，而且曾经找到过。……党内有人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做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随后，周恩来、邓小平发言，将高岗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相提并论。曾支持高岗“出来挑头”的陈云反戈一击，揭发高岗曾对他封官许愿说“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高岗试图申辨，周恩来制止说：“血口喷人，临死还要拉上垫背的”。 曾经领导整风运动，逮捕关押同志的高岗感到了申辩无门的痛苦。他明白“分裂党”罪名的严重，于是放弃申辩，按党内规则作检讨，承认自己犯了反对刘少奇的错误。

高岗之外，会议的另一整肃对象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饶之被整有镇反不积极的原因，但主要是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他被毛派到新四军军部监视项英，了解毛置项英于死地的过程，随后还了解了毛通过潘汉年与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谈判达成联合对付国军协议的机密。毛泽东知道饶漱石长期反对刘少奇，曾多次向中央组织部长康生提出怀疑刘少奇叛变及刘生活腐化等问题，于是决定将饶一同整肃，一方面封住饶的嘴，另一方面安抚刘少奇。会上，饶漱石也循党内规则作了检讨。高、饶检讨后，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会后，高岗、饶漱石被软禁在家中写检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召集东北和华东两大区的在京干部分别举行“高岗问题座谈会”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要求揭发高、饶“结党营私，图谋不轨”。高、饶的老同事，老部下们循党内规则，不留情面地揭发、批判老领导。高岗忍受不了突然沦为囚徒，被老搭档出卖，被老下属揭发的痛苦，拔警卫枪自杀未遂。[39] 这成了高岗的新罪行。在中央书记处召开的“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的反党罪行座谈会”的最后一天，周恩来作了总结发言，列举了“高岗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的十大罪行”，包括散布军党论、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造谣挑拨、破坏党内团结、私生活腐化等等。

在全国开展的批判“高饶反党集团”的运动中，被软禁的高岗一再要求到杭州去见毛泽东当面澄清事实。在请求一再被拒后，高岗写了给毛泽东的检讨书，希望毛看在鞍前马后多年的份上出手相救。在递上检讨书百日不见回音后，高岗这才明白，对他的整肃不是刘少奇的决定，而是毛泽东的决定，他被毛泽东利用了，戏耍了。于是他不再申诉，不再检讨。不久，中共通知苏共：“现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最近自杀身死的事，正式通知你们。关于高岗进行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事实，今年三月间我们曾经告诉过你们。……在最近半年，根据中共各个地方党的组织所揭发的材料，更加证实了高岗的罪行。但是，高岗在被管教的这一期间，却仍毫无悔悟表现，反于八月十七日实行第二次自杀，充分暴露了他的坚持仇恨党的立场和自绝于中国人民。”赫鲁晓夫晚年评论高岗之死说：“毛先在高层孤立高岗，然后软禁高。后听说高岗服毒自杀。我怀疑高自杀之说，他很可能的是被勒杀或毒杀，正如斯大林一样。”[40]

1955年3月，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会议，作出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素无关系的高岗、饶漱石拉在一起称为反党联盟是毛泽东的主意。负责操办的邓小平在报告中指高、饶“唯一的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宣布将二人开除出党。随后，饶漱石被以 “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首犯”的罪名逮捕并长期关押（中共在十年后才宣布将已患精神分裂症的饶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高饶被清洗后，他们的位置被事件的受益者们瓜分。毛泽东提拔邓小平接任了高的政治局委员职，进入最高权力核心，饶漱石的中组部长职被政敌刘少奇安排亲信安子文接任，先支持高岗的竞选计划，后又反戈一击的陈云不久后担任了中共副主席。通过对刘少奇的先打后抬，对高岗的先抬后打，毛泽东收到一举两得之效，成功地让刘少奇、周恩来认错检讨，执行他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快速实行军事工业化的政策，同时完成了十几年来清洗西北帮的预定计划。

1956年底，为表达对苏共批判斯大林的不满，毛泽东给高岗追加了一个“里通外国”罪名。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41] 应当说，毛泽东加给高岗的这一罪名显然是欲加之罪。因为，中共系苏共建立的共产国际中国支部，“通苏”与生俱来，中共从陈独秀以来的历任领袖的主要工作是向莫斯科递交情报，预算，都是以苏俄为祖国的俄党，毛泽东长期掌握与莫斯科联系的电台，是“通苏”的首脑，中共党内有不少人在为共产国际工作，例如毛的俄文翻译师哲直接为苏联的安全部门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工作，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袖都给斯大林报送过秘密报告和重要情报，[42] 众高层都没有资格指责高岗通苏。作为东北的最高领导人，高岗“通苏”只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谈不上“里通外国”。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谈高岗之死说：“高岗的事，我有责任，约了谈话，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拟保留中央委员，回延安，本人也愿意。后来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43] 这里，毛泽东所言系谎言。他不仅没有“约谈话”，更拒绝与高岗见面，对高的上书百日不复，在得知高岗自杀未遂后说：“随他去”。[44] 1964年，毛泽东在布署整肃刘少奇时又说：“原想把高岗留在党内，保留中央委员，去陕北当地委书记。但他死了，很遗憾……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45] 多年后，高岗夫人李力群披露毛泽东对高岗利用后抛弃的情况说：“高岗干的很多反对刘少奇的事情，如查1929年的敌伪档案以调查刘少奇自首的问题都是毛主席叫他去做的，而且对刘少奇的意见是毛主席开始跟他讲了许多事情，比如财经会议高岗的发言是毛主席修改的。高岗开始没有在财经会议上发言的计划。毛主席对他说刘少奇七大当了二把手以后就拉派，重用地下党的人，如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等。另外，说‘六十一人’是刘少奇让张闻天写的信，叫叛变自首出来。以后就讲刘少奇到北京去，找了多少老婆，找了资本家的女儿了，在天津讲话了，说资本家剥削越多越好了，都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嘛”，“毛主席跟高岗说，陈云这个人是不可靠的，形势好了他就出来；形势不好他就有病了。到后来，(19)54年，陈云一下变了。所以高岗说：‘我看错了你陈云了！’”。[46] 对于高饶事件，中共前领袖王明评论道：“毛泽东这个阴谋家，捏造‘高饶反党联盟’（一九五四年）事件，其目的有三：第一，为了使邓小平取代刘少奇当选党中央总书记。毛泽东不愿履行他在建立‘毛刘联盟’时的‘庄严诺言’（选刘少奇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所以还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他就建议暂不设总管党的整个组织工作的总书记，而象以前一样只设管理中央各部门、处理中央某些日常事务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一九五三年，毛泽东开始证明设总书记的必要性，同时要求他的亲信罗荣桓、罗瑞卿等人支持高岗公开进行反对选刘少奇为总书记的运动。刘少奇不得不同意毛泽东信赖的邓小平代替他任总书记。第二，为了使东北这个大行政区的全部党政军大权从高岗那里转入罗荣桓之手。……第三，为了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掩盖下，不仅把饶漱石除掉，也把潘汉年、胡均鹤等人除掉，也就是把他从一九四零年开始执行的‘联日联汪反蒋’的民族叛卖路线的全部见证人统统除掉。” [47]

整个高饶事件其实并非路线斗争。中共已在1980年代的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澄清高饶反党问题并不存在。高岗向地方大员游说可说是拉帮结派，也可说是竞选。在崇尚暴力的革命党内，尝试竞选引致杀身之祸早有先例。高岗事件其实是中共党内的山头之争。高岗是陕北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的创始人之一。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反客为主，山头之争在所难免。刘志丹、谢子长等陕北红军领袖不明不白之死因为山头之争，中共中央命名志丹县、子长县是为安抚手段山头。高岗曾对手下说：“想当年中央红军经过长证到陕北时，一个个饿得皮包骨头，衣不蔽体，破破烂烂，简直和叫化子一样……当年要不是我高岗收容他们，早就冻死，饿死了，早就没有毛泽东了，还有什么毛主席”。[48] 毛泽东听到此言作清算部署容易理解。在西北，毛不能对西北山头赶尽杀绝，需要重用高岗以获西北帮的拥护。坐稳天下后，他需要清算异己山头。高岗倒台后，陕北红军派系的干部被大规模清洗，原陕北红军系的干部很多人受到牵连。几年后，毛泽东再以小说《刘志丹》为借口，对陕北红军派系的残余势力再进行了大清洗，整肃了上万人，扫除了西北山头的残余势力，算是为中央红军与西北红军山头斗争作了了结。毛泽东这样整肃虽然残酷，但还是受到党内多数的拥护。因为，他需要整肃下去一大批人以腾出官位安排追随着作官。

出面主持整肃高饶会议的刘少奇不会想到，十几年后，他被中共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所依据仍是高岗在东北搜集的资料。1980年代，在胡耀邦的推动下，彭德怀、刘少奇案相继得到了平反，而“饶潘扬反革命集团”案被荒唐地宣布“不存在”但不予平反。当时主持在全国大规模平反冤案胡耀邦在西北听取了众多老干部请求平反高岗反党案的呼声后决意推动平反高案。胡的平反动议被邓小平否决。如今，官方仍将描写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照片和绘画中的高岗当时所站的位置处理为空白，东北的一些纪念碑上当年高岗主席的题词也被铲为空白。

潘扬事件

1955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发动肃反运动，要求所有与“高饶反党联盟”有过联系的干部主动向中央交代。出席会议的上海副市长潘汉年向中央提交了关于1943年与汪精卫政府联系时临时被拉去会见汪精卫的情况报告。他向党汇报这一长期隐瞒的情况是因为，参与与南京汪精卫政府联络的胡均鹤被捕，其交待可能涉及他见汪的情况。毛泽东阅潘的报告后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下令逮捕了潘汉年，按照拼凑出集团的习惯，将潘与受饶漱石案牵连被捕的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定为了“潘扬反革命集团”。随后，中共在潘、扬任职的上海市掀起了声讨和揭发潘、扬的运动，逮捕、整肃数千人，其中包括1936年到延安为国共秘密谈判穿针引线的“红色牧师”董健吾。潘汉年被捕后，以李克农为首的潘汉年案项目组向政治局和书记处提出了审查报告，其中提出反证说，潘打入日、汪组织、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等人进行情报工作系奉中共中央指示的行动，直到上海解放，中共的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毛泽东不接受李的反证，将潘不经审判地长期关押，将潘案长期搁置。

潘汉年对中共的贡献之大，毛泽东比谁都清楚。1931年中，中共第二号特务首脑顾顺章变节，导致中共上海地下党网络被摧毁。经博古推荐，潘汉年临危受命，离开上海文艺界，中断了与左翼文化团体的联系，出任中共特科二科科长，成为中共情报主管周恩来的助手。1933年，左翼文人丁玲和潘梓年被捕，潘汉年因身分可能暴露而转移中央苏区。到苏区后，他奉毛泽东之命与驻闽十九路军密谋反蒋政变，代表中共中央与福建方面签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的初步协议》，然后出席了十九路军在福州举行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仪式。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派潘汉年赴莫斯科争取对会议结果的认可，潘汉年与陈云在长征半路离队，分头取道云南、四川到上海与宋庆龄接头，由宋安排赴苏。1935年9月，潘汉年到达莫斯科，向王明汇报了遵义会议的结果，王明命潘汉年留莫斯科学“新编密电码”。在潘汉年学得密电码准备回国时，国民党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与王明开始了代表两党的秘密接触。奉王明之命，潘与邓展开了谈判，约定向两党高层报告情况后在南京举行正式谈判。1936年6月，潘汉年回国，按照约定先到南京见陈果夫。陈得知潘尚未回到陕北，要求潘须先到陕北取得毛泽东、周恩来的授权后才开始谈判。8月初，潘汉年到达陕北。出国一年半，潘汉年不知道张闻天只是个挂名领袖，按照程序向最高领袖张闻天汇报在莫斯科的情况而没有，先向毛泽东汇报，招致毛的强烈不满。在听取汇报的政治局会议上，潘汉年报告了与国民党谈判接触的情况，汇报了王明交代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张闻天的任命，王明派他学习密电码，王明派他与国民党代表会谈等等。毛泽东本来就对潘汉年滞留莫斯科一年多不满，再听潘一口一个王明更加反感，认定潘是王明的人，于是在高层会上反对派潘汉年继续国共谈判。但这时毛泽东尚未取得独裁地位，政治局多数同意博古的建议，决定派潘汉年赴南京与陈立夫谈判。10月，潘汉年怀揣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议草案》和毛泽东致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等人的亲笔信来到上海策划了“七君子事件”，为毛泽东、张学良、杨虎城策动兵变作了必要铺垫。

全面抗战爆发后，潘汉年奉毛泽东之命组建了华南情报局，率刘人寿、董慧等情报人员接管了刘少文、刘晓等人建立的上海情报小组，设立电台与延安、重庆、香港联系，恢复了与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成员袁殊的联系，通过袁介绍与“岩井机关”首脑岩井英会谈约定共、日停战，交换关于国军动向的情报，联手打击国军。通过情报交换，潘向延安传去了大量战略情报，包括日本政府决定与苏联进行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放弃北攻苏联，准备南进对英美开战的情报，帮助毛泽东在抗战中料事如神。1943 年，潘汉年与汪精卫政府情报负责人李士群建立了联系，被李拉去会见了汪精卫，然后再会见了日军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都甲告潘：日军最关心津浦线南段的铁路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军与新四军之间可以有一个缓冲地带。潘表示：新四军目前主要发展农村根据地，无意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它重要交通据点。会见后，潘向新四军领导人饶漱石通报，称只要新四军不骚扰日军控制的铁路线，日军就不会为难新四军根据地。饶依潘通报行事，同时向延安密报潘汉年通敌。毛泽东以刘少奇、康生的名义电饶，澄清潘的行动得延安批准。[49] 1944年，潘汉年根据延安发出的搜集日蒋勾结证据的指示，亲自为汪、蒋牵线搭桥，请国民党元老任庵游说故交周佛海与重庆联系以制造“蒋汪勾结”的证据。周接受了游说，开始暗中为重庆效劳。于是延安不断得到“蒋汪勾结”的密报。潘汉年的行动虽未达到摧毁蒋介石抗战领袖声望的目的，却促成周佛海在抗战胜利前夕成了重庆的卧底。延安将蒋介石对周佛海的委任曝光，大张旗鼓地声讨“蒋伪勾结”，背后还是潘汉年的效力。1945年，毛泽东指定潘汉年为七大代表，在延安设酒为潘洗尘。在随后几年的国共战争中，潘汉年代表中共与李宗仁等国民党高层联络，策动国民党内的倒蒋运动，出面说服北平守将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

从1936年10月怀揣毛泽东亲笔信离开延安到上海，潘汉年红色情报生涯的每一步均依毛泽东指示行事，成为延安在抗日烽火中享受长期安宁的幕后功臣。没有毛、潘的通敌，中共不可能毫无顾虑地集中高层在延安整风三年。潘汉年对中共的贡献抵得上千军万马。毛泽东拒绝李克农提出的反证一定要长期关押潘汉年并非因潘通敌，而因几项不能明言的理由。其一，他始终视潘为王明、博古的人；其二，他亲自领导了向东北军、西北军安插红色代理人，深知两面间谍的巨大威胁，怀疑红色间谍都是两面的，对红色间谍采取“用后清洗”的策略；其三，他在饶漱石告状，被迫出面释疑，暴露延安通敌的难堪中深感潘、饶都知道得太多了，要让他们在建国后为党的利益消失；其四，他早年经岳父好友章士钊举荐任汪的秘书，获汪提拔主持国民党宣传部、农民运动讲习所，奉汪为恩师，忌讳属下私会汪精卫，怀疑属下听汪谈到他微时之事；其五，他需要在建国后清洗地下党以为军队干部腾出官位。

毛泽东清洗地下党以为军队干部腾出官位的想法不是始于整肃潘汉年。建国前，中共对“国统区”地下党曾有“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指示”，随着解放军占领全国各大城市，毛泽东开始考虑官位问题。自古以来，农民造反无非以升官发财相号召。怀着皇帝梦投身革命的毛泽东清楚各级将领都像自己一样有出人头地的心思。革命胜利了不给他们官位就无法让军队效忠。随着占领城市增加，各城市的地下党市委接管本市领导权的想法与军队将领们的当官想法冲突。“渡江战役”后，军代表要求在南京地下党中展开整党，称地下党“组织不纯”混入了反革命，称许多新党员“入党动机不良，成分复杂”，处分了百余地下党员。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拒绝这样的指责与处分，与南下大员发生了激烈争论。二野领导人邓小平在召集地下党会议上作了题为《忠诚与老实》的报告，严厉批评地下党对解放军有不服气情绪，强调针对南京地下党的整党是必要的，是中央批准的，南京党组织不同意，不认真执行是“无组织无纪律”，称革命胜利一是靠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邓的这篇报告后来未被没收入《邓小平文选》）南京地下党与南下大员发生争论的情况被汇报给了中共中央，康生向毛泽东请示对南京等地下党的处理方针。毛批示：“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毛的这一批示传达范围极小，只发给了南下的各大军区负责人，而对地下党们完全保密。毛泽东的这“新十六字方针”不只针对南京，而是针对全国地下党。他知道针对南京地下党的整党没有整出什么反革命，但他需要这样的整肃。对于潘汉年，毛泽东清楚他对党的贡献，但要求他像其他白区干部一样，为党的利益牺牲。自从投身中共，潘汉年同时效力于中共和共产国际。1932年，他参与共产国际营救驻中国重员牛兰夫妇的行动。与高岗一样，潘汉年也是斯大林欣赏的人。只要斯大林在，毛泽东不会对他们动手。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动手收拾高饶，同时也动手收拾潘汉年。由潘汉年、扬帆案开始，毛泽东发动了大抓“反革命”的全国肃反运动，将中共地下党精英几乎一网打尽，腾出了众多官位安排军队干部。这种“卸磨杀驴”的作法对白区干部是有些残酷，但能赢得了军队将领们的一致拥护，有助毛泽东巩固权力地位。

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毛泽东此番讲话成了对潘汉年的非正式判决。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63年1月补判潘汉年有期徒刑十五年，《刑事判决书》列举三项罪名为：国共谈判中投降了国民党；在抗战中秘密投靠了日本特务机关；在上海解放后掩护以胡均鹤为首的中统特务。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下令将已经假释出狱的潘、扬重新收监关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共大特务潘汉年在监狱中饱尝革命苦难时，国民党军统大特务沈醉却获释出狱，获政协委员衔和良好待遇，得出版著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潘汉年当年特科的战友，同船赴莫斯科的陈云为潘汉年发起了迟来的鸣冤。根据陈云、廖承志、刘晓、夏衍等人提供的证明材料，胡耀邦主持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及对扬帆平反的通知。该平反通知所依据的仍是1955年李克农提出的五项反证。

潘汉年的命运凄凉，他通日战线的属下关露同样遭遇悲惨。1939年，潘派关打入汪政府特务机关“76号”。关接受了任务，断绝了与左翼文化界的来往，帮助潘汉年与李士群、岩井英一建立了联系。任务完成后，关露提出到延安去或去加入新四军，潘下达新任务，进入日本海军报导部任《女声》杂志编辑为党搜集日军情报。日本投降后，关露成为国民政府惩办汉奸运动的对象。为免暴露与日方的秘密关系，中共将关露转移到根据地让她隐姓埋名。在解放区，关要求发表诗作，得到答复说，如果共产党报纸上出现关露的名字，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建国后，关被以通敌罪名长期关押。198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的《为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这时的平反对关已无意义，她以自杀结束了奉献共产党的一生。[50]

胡风事件与肃反运动

1933年，留日学生胡风因参加日共被日本警方驱逐回国，加入了共产国际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1935年，胡在鲁迅与周扬等人的“两个口号”论争中高调支持鲁迅，赢得了“鲁迅传人”的名声。1941年，胡风发表了《论民族形式问题》长文，在其中点名批评周扬、郭沫若、胡绳、何其芳、陈伯达、艾思奇等中共文艺界要人，为自己在重庆文坛赢得“中国的别林斯基”名声。延安整风后，中共要求重庆的左翼文化界人士以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三篇文章作为政治学习文件。自认为是独立文艺批评家的胡风发表文章，提出不应“用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主张文艺批评独立，间接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批评为教条。胡因此举受到邵荃麟、乔冠华、胡绳、林默涵等中共文艺家的围攻。毛泽东得知胡风挑战他的讲话极为不满，但在大谈民主之时暂对这位“鲁迅传人”隐忍。

建国时，胡风写下了热情歌颂毛泽东和中共的组诗《时间开始了》。长诗的第一乐章在刚刚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感动了无数青年。发表长诗的同时，胡风保持其国民党政府时的文艺批评锋芒，主张以鲁迅文艺思想指导文艺，实际反对“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说。[51] 这时的毛泽东已不再容忍有不同声音，对胡风言论表示出不满。《人民日报》得知毛对胡不满，立即停止刊登胡风的组诗，使组诗的后五乐章没了下文，让翘首以待的青年们感到奇怪。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文艺家们都按中共要求发表了检讨文章。胡风不改一贯作风，拒绝就建国前的文艺批评作检讨。胡乔木、周恩来先后约见胡风，要求他改变文艺批评作风，中国文联安排了多次 “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组织文艺家批评胡风，迫胡风承认文艺思想错误。胡风坚持文艺批评自由原则，拒绝检讨，认为周扬组织《文艺报》发表《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等批判文章是在报复1930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旧怨。1954年，在批判俞平伯、胡适运动中，文联和作协召开大会批判胡风的立场。胡风反对将文艺与政治立场扯在一起，反对中共要求文艺家必须服从领导，向文联提交了《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三十万言书）。在报告中，胡风坦言反对共产党世界观、同工农兵结合、改造思想、发扬民族形式、写革命题材等五条“文艺创作原则”，反对以 “政治标准”为文艺批评第一原则，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反对文艺家成为党权奴仆，坚持创作自由和文艺批评自由，点名抨击以周扬为首的十几位文艺负责人。收到胡的三十万言书，陆定一、周扬在文艺界组织对该意见书的批判，称胡向共产党政权进攻，要夺共产党对文艺界的领导权。胡风拒绝中共文艺界领导人罗织的罪名，联合受压制的阿垄、路翎等作家撰文批判周扬。对付胡风不屈服的态度，周扬将胡风的申辩言论上报给了中共中央。胡风也不示弱，通过习仲勋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呈上了他的三十万言书。

得周扬的报告后，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林默涵、何其芳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两文，在亲撰的编者按中称文艺界当局与胡风之间的争论“已经变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阶级斗争”，[52] 并批示：“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根据毛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报告的指示》，全国报刊纷纷刊出批胡文章，其中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发表的《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一文[53] 成为批胡文章的模板。批判胡风升级成了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让陆定一、周扬感到不安。他们几次组织批判胡风只是想让胡风作检讨，改变口无遮拦作风，并没有想置胡于死地。见全国报刊一起围攻胡风，他们认为对胡风整肃过头了，主张将批判限制在文艺领域，只要胡风认个错就可以结束批判运动了。然而这时，毛泽东亲自掌控《人民日报》整肃胡风，运动已经由不得陆、周了。

在政治高压下，胡风的友人，作家舒芜交出了与胡风的私人书信。文艺家本来不会出卖告密，但作了革命文艺家后就会这么作。在政治恐怖环境中，党文艺家们充当告密者，互相陷害，受害者胡风也是陷害的参与者。1945年，胡风将舒的《论主观》发表在他主编的《希望》杂志创刊号上。文章发表后受到中共文艺家的批判。胡风指导舒芜写文章与中共文艺家展开了论战。然而当周恩来向胡风问起《论主观》一文时，胡称发表舒文是为了批判，并将这番话对舒隐瞒。[54] 在“三十万言书”中，胡风引用私人信件和私人谈话内容，揭发舒芜“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打进党的内奸，是叛党分子”，指舒芜为“叛党分子”，称“1950年冬他(即舒芜)来北京开会……闲谈的时候，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化身’的老干部取了嘲讽的态度，而且对于一些工作方式也取了尖刻的嘲笑态度。我感到失望……他(即舒芜)走了以后，和路翎同志谈到他，才知道了他在四川参加过党，因被捕问题被清除出党以后表现了强烈的反党态度的情况。这出乎我意外，怪路翎同志也来不及了。过后回想，才明白了他的一些表现并不简单是一个封建家庭子弟的缺点和自私的欲望而已。”胡风指舒芜：“第一，舒芜是市侩主义者、品质恶劣的欺骗者；第二，舒芜因被捕问题被清除出党以后表现了强烈的反党态度；第三，舒芜对解放军和老干部的态度引起了朋友们的强烈的不满；第四，舒芜是通过空隙打进党的“破坏者”(内奸)。[55] 此时舒芜在政治高压下出卖胡风，算是还了一报。令舒芜想不到的是，他上交的讨论文艺界现状，表达对中共管制文艺不满情绪的作家私人书信到了毛泽东手中，被毛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的题目在《人民日报》刊出。[56] 毛还亲撰编者按，在中写道：“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应当做剥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象，帮助政府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作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指名勒令胡风友人路翎将所有与胡风的通信交出来，威胁说“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文艺家们知道，《人民日报》“编者按”代表着最高层，只好交出与胡风有关的私人信件、文件。

1955年5月16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批判胡风专版加上了“提高警惕，揭露胡风”的标题，并在编者按中写道：“像胡风和胡风分子这样一种人伪装拥护共产党而实际反对共产党，伪装拥护人民而实际反对人民，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人，应当对他们提高警惕，像胡风或类似胡风的这种假冒革命的伪装分子当然是少数，但危害却很大。”“如果不把他们的破坏活动加以制止，让他们一天一天发展扩大下去，他们就要用‘几束手榴弹’给我们的革命事业以严重损失。”毛泽东将文艺家之间的争论定罪为“反革命案件”，下令将胡风逮捕，同时指示不要提胡风与鲁迅的关系，以维护他为鲁迅营造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主将”形象。[57] 根据毛的指示，公安部门逮捕了胡风夫妇，抄走了胡风住所的全部信件、日记；中宣部成立了林默涵、刘白羽、何其芳、张光年、郭小川、袁水拍等人组成的专门小组，负责从胡风的私人日记、书信中找出“反党”证据；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宣传、组织、监察、公安等部门负责人组成了“清查胡风反党集团”“五人领导小组”；刚刚成立的人大奉中共之命宣布将人大代表胡风开除出人大。5月20日，毛泽东主持发出了《中共中央对处理胡风集团的指示》，宣称 “胡风集团现大体判明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 “实际上老早就是蒋介石匪帮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一部分”。他要求“彻底清查胡风集团在各地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并坚决加以处理”。被关押的胡风拒绝认错，拒绝“反革命集团首脑”罪名。毛泽东要求“坚决加以处理”，新成立的“五人小组”和“专门小组”赶紧行动，派人搜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证据，中宣部“专门小组”断章取义地剪裁胡风友人交出私人信件、文件，拼凑出了罪证材料上报中共中央。

5月24日，毛泽东将“专门小组”报来材料在《人民日报》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题目刊载，并在编者按中称：“他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作为骨干组织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和独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为任务。” 文艺界知道《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来头，连夜安排行动作出响应。5月25日，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批判胡风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陈伯尘向大会宣布胡风罪行。主持大会的文联主席郭沫若发言定调说：“胡风集团以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而且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欧阳玉倩、叶圣陶、梅兰芳、李伯昭、吕骥、刘开渠、夏衍、李希、陈沂、吴组缃、孜亚、冯雪峰、张天翼、曹禺、鲍昌、陈荒煤、吴伯萧、袁文殊、方纪、艾青、冯至、吴雪、阳瀚笙、田汉、洪深、陈其通等文化家争先恐后地落井下石，以声讨、诬陷胡风来向中共表态效忠。教育家叶圣陶在发言中说：“这种两面派的阴谋手段，是跟《联共布党史》里讲的托洛斯基相比，可以说是丝毫没有区别。他们的目的也是相同的都是企图颠覆人民政权，让反革命复辟。胡风反党集团的活动跟美蒋特务机关的罪恶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必须把胡风清洗出去。” 胡风的二十多年老朋友夏衍发言说：“彻底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是我们革命事业一个伟大的胜利。这等于从我们的身体上割掉了一个足以致命的毒瘤。阶级敌人一刻也没有睡觉，他们处心积虑得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缺口，他们在磨我的刀，窥测方向。在此我想起了捷克斯洛伐克伟大战士伏契克的一句话：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作协副主席冯雪峰在发言中诬陷胡风挑拨鲁迅和茅盾、周扬、夏衍等人的关系，建议将胡风从中国作家协会开除出去（他的建议不仅用在了胡风身上，后来也用到了他自己身上）。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吴伯萧在发言中说：“反革命分子胡风，走也好，滚也好，割下头颅抛掷也好，我们再也不会上当了，我们必须彻底清查这个反动集团的底细。”翻译家冯至说：“他们的策略和战略，他们的组织和手段，简直和蒋匪帮，美帝国主义派来的特务间谍没有两样。”[58]

6月10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推出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在按语中写道：“当本报公布了第一批材料之后，还有一些人在说胡风集团不过是文化界少数野心分子的一个小集团……说这样话的人们，或者在阶级本能上衷心地同情他们，或者是因为政治上嗅觉不灵，把事情想得太天真了，还有一部分则是暗藏的反动分子或者就是胡风集团里面的人……胡风和胡风集团中许多骨干分子很早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 根据毛泽东的号令，中共展开了大规模的秘密逮捕，凑出了一个七十八人的“胡风反党集团”，将三千多人受到牵连者开除工职，送劳改或劳教。当时，最轻的开除公职送农村劳改已使人丧失安身立命的基础，陷入长期的苦难。中共将报刊发表的批判胡风的文章迅速辑成《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小册子，印刷了七百多万册派发全国。中共在该小册子序言中要求：“第一、二篇材料题目反党集团字样统照第三篇那样改为反革命集团”。按中共语汇，从反党集团改称反革命集团的意思是罪名加重。

在小册子的指引下，批判，谩骂胡风的文章、书籍铺天盖地而来，各地、各界仿照《人民日报》编者按的语调，不仅行文不讲道理地谩骂，连标题也充满语言暴力。例如：《胡风这个反革命黑帮》（新知识出版社）、《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华岗编写，新知识出版社）、《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北京大众出版社）、《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丑恶面貌》（湖北人民出版社）、《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丑恶嘴脸》、《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人民出版社）、《胡风黑帮的灭亡及其它》（王若望著，新文艺出版社）、《揭露胡风黑帮的罪行》（作协上海分会）、《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报刊资料索引》（山东图书馆）、《请依法处理胡风》（郭沫若）、《揭下胡风派的骗人外衣》（茅以升）、《看穿了胡风的心》（老舍）、《我看出了胡风的阴谋》（冰心）、《必须彻底打垮胡风集团》（巴金）、《胡风，你的主子是谁？》（曹禺）、《个人野心家永远是我们的敌人》（焦菊隐）、《胡风——阴谋家》（田间）、《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侯外庐）、《缴下胡风的剑》（高玉宝）、《拥护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清除反革命分子胡风的决议》（程砚秋）、《我们绝对不能容忍》（陈垣）、《敌人在哪里？》（丁玲）、《肃清阴险的反革命分子》（丰子恺）、《我的愤怒已达极点》（赵丹）、《赶快从人们队伍中清除胡风》（林巧稚）、《坚决反对胡风集团的罪行》（剪伯赞）、《胡风和胡适异曲同工》（冯友兰）、《决不容许胡风继续欺骗人民》（钱伟长）、《胡风——蛀墙脚的白蚁》（马思聪）、《坚决镇压胡风》（常香玉）、《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于伶）、《工商界人士应该警惕》（王光英）。文艺家们争相以最恶毒的语言声讨胡风。例如，郭沫若在《请依法处理胡风》一文中写道：“今天对于怙恶不悛，明知故犯的发革命分子必须加以镇压，而且镇压得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在这样的认识上，我完全赞成好些机构和朋友们的建议，撤销胡风担任的一切公共职务，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恶鬼的画皮是容易迷惑人的。今天画皮已经剥去，难道谁还那么愚蠢，要对恶鬼自始至终保持他的忠贞吗？——那是国法所不能容许的事。——彻底醒悟过来，忠于人民祖国，不要忠于恶鬼胡风”；老舍在《看透了胡风的心》一文中写道：“原来胡风并不只是心胸狭窄，而是别具心肠。原来他是把他的小集团以外的人，特别是共产党，都看成敌人啊！他的文章里引证了多少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名言呀，可是他要用钢筋皮鞭毒打党内作家和进步作家，杀人不见血！这是什么心肠呢？我猜不透！我只能说，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谁会这么想一想呢？”；丁玲在《敌人在哪里》一文中写道：“敌人在哪里？敌人就在自己的眼面前，就在自己的队伍中，就在左右，就在身边，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胡风原来就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装着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混在我们里面，口称朋友，实际上那个包藏着那末阴暗的、那末仇视我们的鄙视我们的，恨不能一脚踩死我们的恶毒的心情，进行着组织活动的阴谋家。我们的敌人在哪里？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特务在那儿放了炸弹。在美国空投特务罪证展览会上，我们看到过藏在手套背面的手枪。现在，在我们文艺的队伍里也出现了。我们常常因为我们的胜利，我们祖国的前进而忽略了埋伏在我们左右的敌人”；冰心在《我看出了胡风的阴谋》一文中写道：“我看了这些话使我的心眼突然雪亮了，他是在和我们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啊！现在不容许胡风再装死了，我们要把他从我们的队伍里清理出去，清除出去”；巴金在《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一文中写道：“胡风集团已经不是小集团，而是反党、反人民的反动集团了，他们一直带着藏刀的面具敢那些不见伤的阴谋勾当。我们要完全揭穿他们的假面目，剥去他们的伪装，使这个集团的每一个分子都从阴暗的角落里钻出来，放下橡皮包着钢丝的鞭子和其他秘密武器，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向党和人民投降”，“对付他们应该用他们的办法: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曹禺在《胡风，你的主子是谁？》一文中写道：“我从来没有见过像胡风这样的恶人！这样狠毒，这样阴险，这样奸诈，这样鬼祟，这样见不得阳光，人坏到了这样的地步，真是今古奇观！胡风和胡风集团的分子们你们听着！你们必须老老实实向人民投降！你们必须老老实实交代出来你们的主子是谁？如果台湾之音所代表的，不是你们的主子，那么，你们还要明白交代，另外的什么反动势力是你们的主子？——我们要追，追问下去，不说出来，人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59] 报端连篇累牍的批判胡风文字中充斥“阴险”、“卑鄙”、“毒蛇”、“毒瘤”、“狼心狗肺”、“狐群狗党”、“喽啰”、“流氓”、“匪帮”、“豺狼”、“猛兽”、“耗子”、“白蚁”等污言秽语，充分展示了那个时代的恶毒，那些时人的恶毒，读来令人作呕，令人无法相信是出自中国最有名的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翻译家，胡风老朋友们的手笔。知识分子们知道污言秽语有辱斯文，但他们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在政权逼迫下一步步学会了自污、谩骂、诬陷，他们知道当局喜欢听这种话语。心怀恐惧的知识分子们为了生存通过谩骂胡风来向新政权表达效忠。他们知道，非如此恶毒谩骂不能过关。

胡风事件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文字狱，是一场反文明的运动。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亲自操刀，带头诬陷，将私人书信、私下谈论、私人日记中的牢骚话断章取义作为罪证，在党报上匿名罗织罪名，自始至终不给胡风和其他当事人以申辩的机会，逼迫文艺家们互相揭发，互相陷害。毛泽东迫害胡风，除了政治上借题发挥以达到抓“反革命”，镇压农民请愿的目的之外，另一重要原因是他有迫害文人的嗜好。出于这种变态的嗜好，毛泽东在建国后不停顿地发动批判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梁漱溟，迫害张东荪，批判已故的陶行知，批判俞平伯，批判冯雪峰，批判远在海外的胡适。出于这种嗜好，毛泽东长期以《人民日报》评论名义，撰写社论、编者按，恶毒整肃不相干的文人。从古至今，文人辩论，武将开打都讲究通名报姓，而蔑视规矩的毛泽东喜欢匿名在报上点名对文人实施精神迫害，以享受整肃文人的乐趣。在海外的胡适评论胡风事件说：“胡风真是该死。张谷非的名字好好的，他不用，偏要叫‘胡风’。在共产党一条鞭的奴才文艺制度下，他偏要提倡什么文艺自由。从毛泽东的立场来看，胡风自然应该清算。但是胡风事件可以说明自由思想依然在共产铁幕的控制下滋生蔓延。胡风可被清算，新文化运动已在匪区中止。昔日的文化革命者正在接受审判。但自由的思想将继续在匪区展开。”[60]

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只是毛泽东发动肃反运动计划的一部分。肃反是苏俄引入中国的灾难。1930年，斯大林指示中共效仿苏共开展肃反。在随后的几年中，中共各苏区均开展了肃反运动，将大批红军将领、中共干部以反革命的罪名逮捕处决。毛泽东在苏区尝到了借肃反巩固权力地位的甜头，在延安整风时领导了以“反特”、“除奸”为名的另一波肃反。此时，毛泽东在和平环境中再次发动肃反运动，要以肃反革命的名义武力镇压城乡抗议剥夺私人财产的请愿者，清洗异己和各地的中共地下党。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小册子序言中，毛泽东写道：“高饶集团、潘扬集团、胡风集团的揭露，仅仅是我们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斗争的开始，而不是这个斗争的终结。正确的估计应当是：在很多部门，在很多地方，大量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还没有被揭露和肃清的。”毛泽东此言透露出，高饶、潘扬、胡风三事件都是他为了发动肃反运动有意策划的。7月1日，毛泽东主持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七一指示），将肃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升级为全国性的“肃反运动”。7月3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社论中写道：“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遍布财政经济界、政治法律界、文化教育界和各党派、各团体，他们不一定能像胡风分子们那样背诵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不一定会做诗会写文章，但他们也是在表现上‘顺着’革命，称赞革命，阿谀革命，甚至在钻进了革命组织以后装得勤劳刻苦，以图骗取信任，却是同胡风分子相似的。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真正目的，都在找我们的弱点，钻空子，偷窃我们党和国家的机密，向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供给有关我们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情报；或者散布谣言，煽动群众，制造纠纷；或者直接进行纵火、爆破、暗杀、暴动之类的破坏活动。”通过《人民日报》的社论、编者按，毛泽东制造出到处藏着反革命，磨刀霍霍，新政权处于险境之中的恐怖气氛，然后要求通过肃反运动，镇压反抗“统购统销”、“合作化”、“三反五反”等运动的请愿浪潮和退社风潮。根据七一指示，中共中央将领导肃“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五人领导小组”升级为以中宣部长陆定一、公安部长罗瑞卿为首的“十人小组”，作为全国肃反运动的领导机构，各省市层层成立肃反领导小组。以湖南省为例，中共湖南省委成立的批胡风和肃反运动领导小组下设了办公室、秘书组、项目组、项目指挥组、甄别定案组、清理敌伪档案组、材料组等等。全国肃反运动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与镇反运动初期一样，多数地方大员奉中央之命成立了肃反领导机构，但并未积极行动。因为他们知道，经过建国后几年的“剿匪”、“反霸”、“镇反”、“土改”、“三反五反”，一年一度的整风，所谓敌人抓了一批又一批，再肃反是无中生有。这时，陶铸、赵紫阳主持的广东省委向中央提出了“搞大运动”以解决“干部队伍严重不纯”的建议。[61] 这种无中生有地制造整人借口的建议正合毛泽东的心思。毛对广东省委报告作出批示：“此件甚好”，“中央认为这个文件是正确的。各地可能有同样的问题发生，可以参考广东的经验。” 在赞扬广东的同时，毛泽东指责不积极开展肃反运动的其它省领导人“右倾”。8月，毛泽东再主持下达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要求仿照延安整风运动作法，按5%的比例抓“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各级官员学习广东省委，制定“打虎预算”（打虎指标），选定所谓“历史复杂”的一批人为“老虎”，将他们隔离审查，实施刑讯，逼迫他们重复地写检查，交代个人历史和社会关系，派人“外调”。这样的肃反立即制造出了另一波自杀潮。肃反运动中，人大和刚刚颁布的宪法连人大代表胡风也不能保护，当然不可能保护几百万旧政府相关人员的生命财产。

肃反运动的主要迫害对象是旧政权的雇用人员。经过镇反运动，原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区镇乡保甲长、国民党军官等人员等杀得所剩无几。这就是多数地方大员一开始对肃反不积极的原因。然而，毛泽东整人欲望没有止境，一再下达肃反指示，要求“参照广东经验”，无中生有地抓出反革命。逼迫之下，各地按中央要求，扩大范围“肃反革命”，将旧政府中更加低层的差役，旧政府聘请的师爷，账房先生，文书，杂役，国民党军士兵和雇用的民夫等所有与旧政府，旧军队沾边者都以“历史反革命”罪名加以整肃。如此，中共将数以百万计的旧政权雇佣人员杀害，逮捕关押，逼得他们自杀，或给他们戴上了“坏分子”帽子，开除公职，长期管制迫害，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和谋生出路，让他们大批死于非命，创下了有史以来对旧朝人员迫害最残酷的记录。

由于毛泽东亲自定罪在先，又查不出罪证，胡风像潘汉年、饶漱石一样，被不经审判地长期关押。不少青年人站出来谴责胡风事件和肃反运动。例如，北大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刘奇弟在学校饭厅贴出了 “胡风绝不是反革命——为胡风招幡” 的大字报（当时传言胡风已死在狱中），谴责当局以胡风和友人的通信为依据随意定罪写道：“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根据报纸上公布的材料，胡风根本构不成反革命罪。四九年建国时，是胡风第一个写长诗‘开始了’来热烈歌颂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这首诗我至今还能背到，这样的人能是反革命吗？绝不可能，胡风已经死了，他是屈死的。每个有良心的人，难道不应该为他鸣怨吗？” 中共号召“大鸣大放”时，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希翎在演讲中指出：无论胡风是否有罪，毛泽东在举证和审判之前就著文钦定胡风是“历史和现行反革命分子”违反了“程序正义”原则。“胡风如果是反革命，那为什么他把自己的纲领提交给党中央呢？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不管他的纲领正确与否，是不能采取镇压手段的。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说他们通信秘密，哪个人通信不是秘密的呢？说他们私人间的友谊是小集团，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说真话，难怪有人说共产党六亲不认了！按照法律只有企图推翻政权的才叫反革命分子，而胡风显然不是这样的。”毛泽东作出的定罪不容挑战，一大批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鸣冤的青年受到了同样残酷的迫害。刘奇弟在 “反右”运动中，被逮捕判刑十五年，送兴凯湖农场劳改，林希翎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因拒绝认罪，刘奇弟被进宽八十公分，高一米，长一米五，站不起又躺不直，在不久后的饥荒中冻饿而死。[62]

肃反运动还没有结束，毛泽东又发动了“三大改造”、“反右”等新的整肃运动，于是，肃反领导机构成了常设机构，肃反运动一直持续到1958年，一些地方将大跃进运动与肃反运动结合而为“肃反大跃进”，将反对大跃进者作为肃反运动的新对象。很多地方在1959年的饥荒中仍在开展“肃反补课”运动。作为对鸣放意见的回应，官方披露有130多万人被肃为反革命立案审查，[63] 而将肃反运动害死、关押的人数向国人隐瞒。

被不经审判秘密关押十多年后，胡风才被判处无期徒刑，发配四川劳改，胡案的另外几位受害者，阿垄、贾植芳、庄涌等人也被补判了十几年徒刑。1978年，中共撤销了对胡风的判决，安排胡任四川省政协委员。胡风对受迫害二十多年提出申诉。为维护毛泽东的形象，中共拒绝为其平反。胡风坚持上诉，直至病危。1980年，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中共中央1980年第76号文件），在批复中说：“没有事实证明以胡风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也没有证据说明胡风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活动。因此，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198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宣布为胡风等人平反。这样的通知其实不能称为平反。因为第一，没有追究诬陷罪恶；第二，当年诬陷是《人民日报》头版连续刊登，而平反是秘密通知。应当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们的命运不是最惨的。肃反运动的主要整肃对象，旧政府雇用人员的遭遇多数也比胡风案牵连者更悲惨。他们或被镇压，或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坏分子”帽子，在几年后的大饥荒中大批饿死，或此后的历次整肃运动中反复受到迫害，戴着“历史反革命”或“坏分子”帽子含冤离世，不为人知，也没有获得复查，连胡风集团成员那样名义上的平反也没有。

巴金在晚年《随想录》、《真话集》、《怀念胡风》等文中拷问自己：“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我写过这类不负责任的表态文章，说是划清界限，难道不就是下井投石？”他对自己为了过关而写下了批判胡风文章痛悔，说重读自己当年批判胡风的文章时“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审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文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遗憾的是，像巴金这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当年参与围剿胡风的知识分子、文艺家没有忏悔。曾对胡风落井下石的知识分子、文艺家们是在恐怖不得已而参与迫害，而制造冤案的中共只会不公开地宣布“错案错判”，而不会对迫害有赔偿、道歉，不会追究诬陷、迫害罪责。

第 42 章 农业合作化

统购统销

发动朝鲜战争后，中共通过搜刮农民维持战争。中共的搜刮办作法是以低于市价20%到30%的价钱从农民手中强买粮食，以1952年为例，粮食零售价格每吨平均198元，而政府收购价是每吨138元。朝鲜战争的三年中，中共低价强买粮食的数量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长。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要还军火债，要发展军事工业，对粮食的索求无限增长。当时，工业一片废墟，没有产品可以出口换汇，中共又奉行“一边倒”的政策，关上了与西方世界的贸易之门，还苏联军火债、买军事技术只能靠向苏联出口粮食。1953年，中共推出了比前一度再增长50%的粮食收购计划。

新政府连年低价强买粮食使农民苦不堪言。在9月的政协会议上，长期致力乡村建设，关心农民生活的政协委员梁漱溟为农民诉苦说：“农民苦，农民想进城，被轰回去。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梁漱溟是民国时的著名学者和名流。他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提出，中国社会以乡村为基础和主体，中国近百年史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他反对共产党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学说，主张以儒家精神为指导，和平改良、建设乡村，通过自下而上地复兴中华文化以救中国。抗战中，他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了两夜的平等争论。毛强调中国必须要开展阶级斗争，武装夺取政权，梁以其《乡村建设理论》一书相赠，表示反对暴力革命与阶级斗争，希望毛能接受和平改良的主张。二人各说各话，没有共同语言。在新中国的政协会上，梁像在国民政府时代一样行事，君临天下的毛不再容忍梁为农民请命，斥梁说：“由于战争（抗美援朝），去年前年的农业税重了一点，于是有一部分朋友说话了。他们要求施仁政，好象他们代表农民利益似的。但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仁政就要死人，就要用钱，就要多收公粮。……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人搞了几十年的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周恩来接着帮腔斥梁 “解放前为了做官、一贯反动”。梁漱溟不接受这种指责，发言申辩，说自己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的看法不同，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他的申辩被其他政协委员轰他下台的声音打断。梁漱溟抗议压制说：“我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毛泽东答：“这个雅量我没有，但是我有一个雅量就是，下一届我还可以提名你当政协委员。”梁漱溟说：“当不当政协委员可以以后再谈，现在，我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政协代表们心里都明白，梁漱溟所说的农民苦是事实，而毛泽东“最大的仁政是抗美援朝，要打仗就要死人，就要用钱，就要多收公粮”的说法一是不讲道理，二是以势压人。在教育界、文化界还在进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在被迫写检讨，镇压反革命运动仍在继续的形势下，政协委员们不敢支持梁漱溟的主张，不敢抨击中共低价搜刮农民的政策。他们看清了利害，以围攻梁漱溟来向中共表达效忠，陈铭枢、史良、荣毅仁、许德珩、章伯钧、李维汉、何香凝等政协代表竞相斥梁“狂妄之极，反动成性”，“不听梁漱溟的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在随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斥梁漱溟“思想反动、反共反人民、用笔杆子杀人、与韩复渠、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的关系须交代、冒充农民代表、尾巴是藏不住的、所搞乡村建设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1] 这时，毛可以滔滔不绝地批判梁漱溟，而几十年来活跃于学术政治舞台的梁丧失发言权和申辩权，被毛一言定为了“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代言人”、“反面教员”，从此回家赋闲。

中共可以不断增加低价强征粮食的计划指标，但土改中分得土地的自耕农民也可以拒绝低价卖粮。粮食征购计划无法完成，中共内部称遇到了“粮食危机”。在10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向毛泽东提出了农产品“统购统销”的建议。毛泽东表示赞赏，命陈云、邓小平起草文件。会后，陈、邓起草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获毛泽东批准。根据该决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宣布从12月开始实行“统购统销”。命令规定：农民不得私自买卖粮食，所产粮食必须按规定低价卖给政府（即中共所谓的计划收购，又称统购）；农民需要粮食再向政府买（即中共所谓的计划供应，又称统销）。中共在命令中威胁：“对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这一命令意味农民买卖自产粮食、存粮备荒成了罪行，政府有权剥夺农民亘古享有的对自产粮食的支配权，以低价抢劫农民。统购统销字眼是中共的首创，但共产党要求农民交出所有粮食不是中共首创。1918年，苏维埃政府曾发布《粮食专卖法令》，宣布不将余粮运到苏维埃收粮站者即为人民的敌人，然后以反革命罪名屠杀了大批保留余粮的农民。十几年后，中华苏维埃同样作法，成立了苏俄模式的粮食人民部，同样以武力强征农民余粮，以反革命罪名镇压保留余粮的农民，在离开中央苏区前以借谷之名，抢走农民全部余粮。此次建国后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只是苏维埃抢粮作法的延续。

在统购统销制度开始实施时，长江、淮河流域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洪水淹没农田5000万亩，受灾民众2000万人。与千百年来朝廷在大灾中要开仓放赈，减免田赋的传统相反，中共在大灾中发布命令，要压低价格强征粮食，要求当年粮食出口量比上年再增加一半，规定农民只能以人均300多斤“不饥不饱”的标准留口粮，其余粮食一律按政府制定的超低价交公粮。如此暴政使全国几亿农民都成了吃不饱的饥民，甚至成了饥荒中的灾民。1955年，农民吃树皮、草根、卖儿卖女、饿死人的情况在各地普遍发生，例如广西平乐、荔蒲、横县三县饿死人数以千计。[2] 农民对这样的统购统销暴政当然抵制。中共中央华南分局1955年2月的《华南分局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写道：“实行粮食统购以后，农村的紧张情况：一，1954年底，各地都普遍发生农民大量杀猪杀鸭的情况。二，在中山、新会、南海等部分地区，发生农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证，认为这些土地产量低，负担不起购粮任务。三，农民吃不饱，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农民对粮食问题顾虑很大，中山县港口镇附近的农民在夜间看粮仓中的粮食是否运走，农民看到调运粮食的船开走后站在河边哭泣。没有领到购粮证的缺粮户到干部家中哭诉。五，对党和政府普遍流露出一种不满情绪”。[3] 对于农民的抵制与反抗，中共各地当局以“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罪名实施镇压。安徽凤阳县法院《1955年司法工作总结》披露：“在7、8月间粮食收购中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受理案件68起，逮捕了38人”；在浙江嘉兴专区在土改扫尾及统购统销中自杀了109人，金华专区在粮食统购统销中自杀74人；[4] 广东省新会县莲溪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收粮食，捆绑批斗拒绝低价卖粮的农民；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户；湖南全省因统购统销被逼自杀者111人。[5]

毛泽东不顾各地饥荒，继续要求加大力度征粮。执行毛的指示，陈云主持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三定），扩大统购统销范围，将小杂粮和薯类（薯类折粮计产）也纳入了统购统销范围。他向各省传达毛的指示说：要准备全国一百万个村子有十分之一出现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农民的反对翻不了天，共产党是垮不了台的。[6] 毛泽东、陈云说得没错，分散的农民有反抗之心，但无反抗之力，虽有“政府比土匪还恶，如果我们有枪杆子，一定要和政府干一场”之言，[7] 但在军队面前不堪一击，确实“翻不了天”。随后的情况是，政府将征粮指标越定越高，将农民的口粮搜刮殆尽。

统购统销制度实施后，挨饿的农民大批涌入城市谋生，低价强买粮食仍计划难以完成，于是中共出台了粮票制度，让农民无法进城生存。1955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这一办法的要点是：只给城市居民发放粮票，不给农民粮票，市民买粮，饭馆吃饭必须凭粮票，私自买卖粮票为“投机倒把”罪行，轻者行政拘留、重者判刑。如此，没有粮票的农民进城没饭吃，农民进城谋生之路被堵死。毛泽东赞赏统购统销加粮票的管制农民制度，指示将统购统销和粮食定量供应制度长期化。于是，为搜刮粮食偿还军火债的统购统销和粮票制度的权宜之计成了束缚农民的长期制度。这一制度将人民划分为吃“商品粮”的城市人和吃“农业粮”的农民两个等级，在此后的三十年间剥夺了农民进城谋生的自由，将农民绑定在本乡本土挨饿。三十年间，进城吃商品粮成为农村青年的梦想，没有粮票的农民无法在城里吃上饭的苦处让后辈青年难以想象。

合作化运动

建国前夕，毛泽东设想立即推行合作化，将土改分给农民的土地财产以合作化的名义纳入共产党掌控之下，建立苏区、延安那样的军事化社会。斯大林不同意毛的设想，要求召开政协、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缓行合作化。毛泽东不情愿地制定了《共同纲领》，同意了各界要求写入《共同纲领》的保留私有产权、私营经济等条款。虽然在政协会上也举了手，但毛泽东并没有把纲领中的承诺当回事，仍想着迅速推行合作化。按他的要求，中共于1951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这时，毛泽东遇到了党内不同意见。刘少奇主张遵守《共同纲领》，认为立即推行合作化有违《共同纲领》中关于保留私有制的规定，批评山西等地立即推行合作化运动的政策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不能明说《共同纲领》无效，知道斯大林不会同意抛弃《共同纲领》，只好作出妥协。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其内容一方面体现毛泽东的合作化计划，要求在全国农村建立互助组，另一方面体现刘少奇遵守《共同纲领》条款的意见，宣布合作化将十五年内完成，以农民自愿为原则，入社农民可将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折价入股，各家保留土地私有权，土地协作经营、集体种植，按劳动贡献和投入土地数量分配，农民有退社的自由。在毛泽东推动下，中共在会后立即在全国农村推行成立互助组。经过土改，农村基层为中共完全控制，农民无力抗拒农村基层领导的要求，至1952年底，全国超过半数的农户被纳入了互助组。

1953年秋，毛泽东召开了讨论应对“粮食危机”的中央会议，决定推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他看到，光有统购统销政策还不能达到完全控制农民和粮食的目的，在会上提出收不上粮食是因为个体农民不受控制，称 “国家同几十万、上百万个生产合作社打交道，比起同一亿多个体农户打交道，要容易和便利得多”。这时，斯大林已经逝世，毛泽东不再担心计划被否决，决定立即消灭自耕农，在会后主导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下令加速农业合作化进程。

农民不愿意丧失财产权，但在土改、镇反运动的威慑下无力对抗政府，只能加入合作社。入社后，农民的大牲畜等私有生产资料被低价充公，有些地方甚至要求农民将存款也交入合作社，称“刨私有根”。有些合作社向农民强借财产，归还期限由合作社决定，实际是无偿剥夺。农民被迫突击砍树、屠杀牲畜以减少损失。由于管理不善，合作社的大牲口大批死亡。1954年9月，一届人大通过了与《共同纲领》内容相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它生产资料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而就在宪法出台的同时，侵犯私有财产权的合作化运动席卷全国。当年，全国粮食产量大幅减少，大牲畜减少了两百多万头。

1955年4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三次会议。部长邓子恢在会上批评各地合作化作法说：“连续三天三夜开会、强迫农民签字画押、大耕畜折价入社，折价偏低，归还时间有的三年，有的五年，甚至个别有一百年，实际不还”。他要求遵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规定的入社自愿原则，解散强迫成立的合作社。然而邓说了不算。毛泽东在7月的省市书记会议上指责邓子恢“砍掉一大批合作社的作法是右倾机会主义，是看不到新的社会主义高潮就要来到，像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不讲社会主义，满脑子资本主义”。[8] 被批后，邓子恢向毛泽东解释说，自愿，有偿，渐进的合作化原则是政治局讨论批准的，委婉地指出毛在不久前曾举手同意上述原则。毛泽东从来不把举手通过的文件放在眼里，自认有权推翻任何决议，不仅否决邓解散合作社的指示，更要求农业合作社数量一年翻番。

10月，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继续指责邓子恢犯了“右倾”错误，声言要 “使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在地球上绝种”。中共党内高层表达不同意见通常不直说，而是借批评低层表达。八年前，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消灭富农的主张但不敢直说，借批评高岗表达反对意见，三年前，刘少奇反对毛泽东立即合作化还是不直说，借批评山西领导人表达不同意见。此时，毛泽东反复批邓子恢，放狠话是同样套路，目的是让刘少奇收起反对意见。刘少奇靠拥护毛泽东上位，当然不敢正面坚持反对意见。于是，刘少奇不再提遵守《共同纲领》和宪法条文的意见。刘少奇以下的众高层更无人敢于提不同意见。会上 ，大家争相以批邓子恢右倾来向毛泽东表态效忠，248篇发言中的247篇内容都是高调拥护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批判邓子恢“右倾保守”、“资产阶级思想”、“投降主义”，而那内容不同的一篇发言是邓子恢的检讨，内容是“抱着十分沉重的心情”痛责“自己再次犯了原则性错误”。全党意见一致后，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这两文件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的“完成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时间表从十五年缩短为三年，要求立即剥夺农民的私有财产，消灭私有制。会后，毛泽东撤销了邓子恢的农村部长职，下令各地快速合作化，实际是要求强迫合作化。经过土改，中共干部完全控制了农村和农民，中共中央决议下达后，全国八成以上的农户在短短几个月内被迫加入了合作社。1956年6月，全国人大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颁布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宣布合作化运动进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阶段。

对于被迫入合作社的农民而言，初级社变身高级合作社意味私有的土地、果园、林木，耕畜、农具等私有财产都象征折价地被充公成了合作社的财产，自己实际变得一无所有，只能通过劳动参加分配。由于分配之权掌握在基层掌权者之手，政府承诺的分红被取消，入社时的私有财产折价失去了意义。农民不满被无偿剥夺，纷纷要求退社。1956年夏收时，各地农民纷纷以自收小麦、牵回自己的牲畜、集体请愿要求收回自己的土地和财产。这时，政府不承认动员农民入社时作出的“退社自由”承诺，拒绝农民退社，导致请愿农民殴打骗他们入社的基层干部泄愤。当年秋收后，农民要求退社的请愿浪潮遍及全国农村，其中以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份的请愿规模最大。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关于退社和大社问题》报告中承认：广东省已经退社的约7万余户，已有102个合作社垮了台；浙江仙居参加闹事的群众有两万多人，持续了两个月，百余干部被殴打，430户合作社干部被请愿农民抄家，个别地方的农民携带土枪、土炮上山，扬言要攻打乡政府。但是，分散农民不是政府的对手，中共以肃反运动的名义武力镇压请愿，将带头请愿的农民以反革命罪名逮捕判刑甚至杀害。1956年底，中共宣布完成了全国农村的合作化，全国农户全部成了合作社社员。

农民在丧失土地和财产支配权的同时也丧失了生产积极性。当年，全国粮、棉、油产量和牲畜存栏大幅减少。作家赵树理在给中共长治区委写信说：“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起前几年来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1957年春，全国农村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农民请愿要求退社的浪潮。毛泽东主持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必须更加提高警惕性加强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进行斗争的指示》，将全国反抗“三反五反”、“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的请愿活动一起称为反革命事件，称它们与城市知识分子批评共产党风潮都与匈牙利事件相联系，目的是要推翻共产党的政权，要求开展“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二次镇反）。根据指示，各地当局对农民请愿展开更大规模的武力镇压。广东、浙江与江苏等东南沿海省份的请愿规模最大，遭受镇压也最惨烈。请愿的带头人被处决后，农民认识到，与政府的对抗是死路一条，唯一的出路是接受被剥夺的现实，服从政府。在1958年中共再推行人民公社化时，农民不再请愿，听任政府摆布，接受政府拆房、拆灶，听从政府编成军营，上山炼钢，成了“捆着挨打怎么都得受”奴隶。

合作化导致饥荒、暴动和武力镇压的脉络在青海、西藏表现得最为清楚。统购统销后，藏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搜刮，合作化运动给藏民区带来了从未有过的饥荒。在兴海县，1957年粮食征购比例高达六成，油脂高达九成。[9] 在1956至1958年的饥荒中，西藏、青海多次发生数万藏民参加的武装反抗，暴动被军队镇压。[10] 其中，青海循化藏民的武装暴动规模最大，当局派出解放军两个团的军队镇压，打死暴动民众数百，逮捕数千，此即中共所称的“循化反革命事件”。中共青海省委在《对全省镇压叛乱问题的指示》文件中承认：“青海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蔓延成为全局性的问题。全省牧区六个自治州都先后发生了叛乱。” [11] 毛泽东对该报告批示：“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青海省委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12] 1958年底，解放军总参作战部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自1955年底开始，四川、云南、甘肃、青海、西藏等地的某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先后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武装叛乱。解放军遵照中央关于政治争取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平叛方针，三年来积极进行了平息叛乱的斗争。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地区的武装叛乱已基本平息。”毛泽东在1959年2月18日在西藏武装叛乱情况简报上批示说：“西藏越乱越好，可以锻炼军队，可以锻炼群众，又为将来平叛和实行改革提供充足的理由”，“这种叛乱有极大好处，有练兵、练民和对将来全面平叛彻底改革提供充足理由等三大利益。我们军事方面不但不怕叛乱，而且欢迎这种叛乱，但是必须随时准备平息叛乱”。半个月后，藏人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暴动，中共实施了更大规模的武力镇压，称镇压为武装平叛。其实，1959年藏人暴动的首要原因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合作化及其造成的饥荒。

合作化运动揭示出共产革命的骗局性质。共产党以剥夺富人财产分给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相号召，争取了农民的支持。在国共战争中的土改运动中，中共的代表性宣传动员是“解放后农民翻身，当家作主”。其实，中共从未打算让农民作自耕农，根据剥夺私有财产的基本宗旨，在土改运动前就决定好要剥夺农民的私有财产。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不是是否剥夺农民私产，而是何时剥夺，刘的主张不过是忍手十年、八年再剥夺。建国几年后，刘顺从了毛，中共发动了合作化运动，实施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剥夺，将全国几亿农民的私产剥夺充作了党产。

合作化还展示中共骗术之恶劣。鼓动农民加入互助组时，中共承诺土地入股，自愿互利，退股退社自由；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中共再次申明自愿原则和退社自由；七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再三承诺：“社员退社时可以带走私人所有的生产资料，可以抽回他所交纳的股份基金和他的投资”；全国人大颁布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再四申明退社自由。入社后，粮食产量大幅下降，牲畜大批死亡，农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当农民真的要求退社作回自耕农时，中共从中央高层到基层领导，在内部报告中一律回避退社自由的承诺，统一口径称农民要求退社为“闹事”、“闹社”，拒绝与农民对话，更拒绝退还农民私产。被禁止退社后，农民感到受骗，理所当然地找政府请愿，找当初欺骗他们入社的基层干部理论，结果中共称农民是要推翻共产党，是反革命，派军队武力镇压。从承诺财产权不变，退社自由的互助组阶段，到承诺财产权不变，退社自由的初级社阶段，再到财产权、分配权被剥夺，不准退社的高级社阶段，党和政府通过几步连环套，将农民原本的私有土地，分得的土地，连同农具，牲畜等私产无偿剥夺。欺骗古来就有，但从未有过再三、再四承诺，然后拒绝对话，动武逞凶的骗局先例。

统购统销和合作化运动显示了毛泽东时代的空前专制。自古以来，没有一个朝代剥夺农民自耕和存粮备荒的权利。历朝历代，新统治者按例都会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而中共建国伊始不顾长期战争到处废墟，派兵到国外开战，以低价强买搜刮农民粮食以充战费，然后推出统购统销制度，剥夺农民存粮，卖粮的权利。毛泽东在建国前声言允许私有制存在几十年，在建国之初改称允许十五年，在斯大林去世后立即动手偿剥夺农民私产，三年就消灭了自耕农。这就是中共宣传的“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多年后解密的档案显示，合作化运动中，中共内部往来文件中充斥申请与批准镇压反革命，捕人、枪决的内容。人们这才知道，那几年中出现的所谓的反革命分子与国民党无关，无非是对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等等暴政的抗争者，其中主要是因为挨饿而抢粮，要求退社而取回私产的农民。

毛泽东在“三大改造”中剥夺的人民私产成了用之不竭的党产，其中最大的一块就是农民的私有土地。几十年后，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这些接收农民土地的组织都不存在了，农民当年入社的土地成了政府手中的金山。当年被剥夺的地主和农民已经离世，他们的后代也追索无门，在后来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农地价值百倍上涨，土地增值成了政府的大金库。为了维护党产合法性，中共也不可能否定毛泽东。

合作化运动不仅带给农民灾难，还留下了土地与环境的灾难。由于消灭了土地私有制，土地承租权和使用权是暂时的，人们争相对土地掠夺式经营，破坏环境。欧美国家草场、森林、果园得以保持富饶美丽，主要原因不在自然，而在产权私有。中国在合作化运动后的五十年间全国耕地大量减少，环境迅速恶化，主要原因也不在自然，而在人民失去了私有土地产权，在于政府作恶。

第 43 章 “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三反运动

加入朝鲜战争带来庞大的军费开支，占财政预算一多半的军费负担将全国拖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为解决供应志愿军军需，高岗在东北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三反运动）。运动的要点不是开源节流，增产节约，而是复制当年苏维埃国通过“打土豪”，“查田”运动搜刮民财以充军费的作法，将连年战争造成的经济危机归咎于有人贪污、破坏，开展坦白检举运动抓贪污分子，挖出钱财以充军费。国共东北开战时，毛泽东对高岗领导的东北暴力土改极为赞赏，将东北土改经验推行各解放区。在全国财政危机中，毛泽东对高岗的三反运动同样赞赏，指示部署反贪污运动。根据毛的要求，政务院在1951年12月的第114次会议上提出了反贪污要求。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在报告中说：“在财政部、贸易部、人民银行三机关中贪污者占28%，税务人员五千人贪污，占全体40%，共贪污53亿（旧币），平均每人106万元。贪污人员，外勤多于内勤，新干多于老干，直接掌握财权多于间接。论其性质，可分为：1、出卖情报；2、盗卖国家资产；3、假造单据；4、接受贿赂；5、贱买贵卖；6、取公款盗卖金银；7、伪造证据；8、监守自盗；9、集体贪污；10、假公济私”。总理周恩来在讲话要求：“发动群众互相检讨，然后再上下检讨，把反贪污、反浪费的运动开展起来”。[1] 年底，毛泽东主持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要求将东北局搞的三反运动推行全国。他亲自部署“打老虎”写道：“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大老虎）”， “打虎要有一套战术，凡已普遍展开的，就要迅速总结经验，组织专门打虎队，向大小老虎突击。”[2] 他要求各级干部在三反运动中“人人下水洗澡（接受审查）”。

与发动镇反运动的情况一样，毛泽东对各地未能立即掀起三反运动高潮不满，于1952年1月再发出《中共中央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限各地在十天内开展运动。在毛泽东推动下，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中共各级组织照搬延安整风的套路，命各单位停止日常工作，集中开会到半夜，甚至通宵，召开群众大会，安排积极分子在会上检举，动员被检举的人员上台坦白及揭发别人，根据揭发检举抓贪污犯（打老虎），将所有与理财沾边者和留用旧职员列为“老虎”嫌犯，隔离（关押）审查，采取各种办法迫“老虎”嫌疑者承认贪污，揭发他人以自保。经过怀疑——坦白——揭发的整人程序，“老虎”越打越多。毛泽东继续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推动运动升温：发指示说：“……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得成绩。要根据情况，定出估计数字，交给各部门为完成任务而奋斗”；[3] 提出了“大胆怀疑，追加预算（打老虎指标）”的“三反运动八字方针”；主持中共中央下达了“打虎百分比指标”，要求各地将“打虎”数字要汇总上报。在中央指标压力下，各地层层实行“自报公议”，规定“打虎”指标（打老虎预算），各单位负责人亲自主持“打虎”，按限期上报“打虎”成果。

按照毛泽东“不论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老虎”的说法，所有单位必须要“打出老虎”才能交差。对具体单位来说，中央的压力实际是要求没有“老虎”也要无中生有。科学院原本是清水衙门，并不经手多少钱财。在中国科学院的三反运动动员大会上，院长郭沫若号召：“思想改造和三反运动要双管齐下”。物理学家严济慈抗战中因帮助美军解决技术难题拿到了一笔酬金，抗战胜利后用这笔钱在北平买了一套房子，在运动中被揭发贪污，成了打虎对象。大家都知道运动要挖出些钱财的道理，结果严将那套房子缴公得免处分。[4] 清水衙门尚且打到人心惶惶，经手钱财多的单位和经办人可就惨了。

三反运动打出的最大“老虎”是前后两任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位是真“老虎”，在进城后一年中利用职权挪用公款172亿元(旧币)，吃喝嫖赌兼抽鸦片。二人能够肆无忌惮地贪污挥霍是因为他们掌管着中共天津地委的“机关生产”。“机关生产”始于延安。二战中，苏联减少了对延安的财政支持，陕甘宁边区只好以种贩鸦片、走私日货、贩伪钞等办法供养军队和庞大的中共机关。[5] 中共将这些以非法手段赚钱的活动称为“机关生产”。在陕甘宁种贩鸦片的同时，中共东北、华北、华中的等地的地下党、情报系统和军队也各显神通，以私人名义成立了为党筹集经费的经营性“党产”公司，其能量和背景远远超过民间私营公司。由于这类经营活动涉及资金日益庞大，为了保密又不设明账，中共指派最信任的干部负责“党产”经营。例如，曾山奉命创办了华中贸易公司、利丰棉业公司、华中羽毛猪鬃公司、鸿济外贸公司、大成贸易公司等“机关生产”公司。抗战胜利后，中共机关生产规模迅速扩张，先后在大城市开办了上海贸易公司、香港华润公司、澳门南光公司、关东实业公司、大连建新公司等党产公司。建国后，在国民经济极为困难的局面下，中共中央和各级党政组织的“机关生产”却得到大发展，从中央到地方，每一级机关均热衷于“机关生产”，截留财政的收入，设立小金库，安排机关的福利，小金库规模动辄百亿、千亿计（旧币），如刘青山、张子善那样腐败在中共“机关生产”掌管人中是普遍的现象。三反运动中，毛泽东亲自决定枪毙河北抓出的刘青山、张子善以扼制“机关生产”和“小金库”，中共颁布了《政务院关于统一处理机关生产的决定》，决定结束港、澳以外的所有“机关生产”，要求各级“机关生产”交出小金库，帮助中央财政填窟窿。在随后几十年中，中共宣传毛泽东批示杀刘、张为“共和国第一反腐大案”以证明中共廉洁。实际上，毛泽东杀刘、张只具宣传意义，与扼制腐败、特权无关，更与廉洁无关。因为明摆着，毛泽东自己坚持要住皇庭，是最大的腐败，杀刘、张是要制止“机关生产”的小金库，以保他自己的大金库。不仅毛泽东一人腐败，高层都在腐败。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城工部部长刘仁就在忙于为进城的中共高层选定王府、豪宅。进城后，中共论功行赏，瓜分王府豪宅。与高层们相比，刘、张那点小金库钱也不算什么。

经过半年的运动，各级政府的《打虎计划报告》，《打虎预算报告》，《打虎新预算报告》，《打虎成绩报告》被层层汇总，上报中共中央。虽然各地基层已经搞到逼出大量自杀事件，毛泽东对汇总的打虎数字仍很失望。他意识到，从享受供给制的干部、财务经办人员中打出再多“老虎”也搞不出多少钱财，机关中的三反运动对填补财政亏空帮助不大。他决定，结束以中共干部为斗争对象的“三反运动”，主推向工商业者开刀的“五反运动”。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在年底宣布“三反”运动进入定案处理阶段。由于整个运动无中生有，定案也就谈不上法规，只是随意处置，留下大量冤案。

五反运动

毛泽东喜欢战争不断，运动不断，在发动镇反运动、土改运动、抗美援朝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三反运动的同时，他于1952年2月初主持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发动了五反运动。五反运动的五项罪名为“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在宣传中称为“五毒”。针对工商业主的五反运动自然以上海为中心。执行中央指示，上海当局采取了系列行动推动运动：副市长潘汉年作了“五反”动员报告，指责资本家“忘恩负义”，“向党和政府猖狂进攻”；《大公报》根据运动要求刊登了汉口路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向抗美援朝前线提供劣药，贿赂国家机关干部抵充合格商品的诬陷报导，宣传“上海不法资本家犯下罪恶”；[6] 陈毅市长作了题为《为争取五反运动完全彻底胜利而斗争》的广播讲话，要求资本家在抗拒政府和坦白宽大之间作出选择。

王康年案是最能说明五反运动本质的案例。“大康药房”只做零售，所有药品都是从药厂进货而来，自身并不可能制假。然而，上海当局为推动运动，在没有查出制假药厂，没有受害志愿军作证的情况下将29岁的小业主王康年以“贩卖假药、骗取志愿军购药巨款”的罪名枪决了。枪决背后的真相是：抗美援朝运动中，中共干部曾多次找王康年谈话要求“捐飞机大炮”，年少气盛的王康年拒绝了干部的要求。随后，解放军某部军需官来到大康药房要求赊购三亿多元（旧币）的药品及医疗器械，王康年恳求说，军方已两次赊购药品，所欠五亿多元（旧币）药款未付，自己“店小利薄”，资金无法周转。军官训斥王，强令发货。王拒绝勒索，被当局认定为是抗拒政府的典型。五反运动开始后，中共党组织安排工会人员揭发王偷漏税收，私套外汇。国民政府时代，上海工商业者做生意，换外汇进货是必须的。至于税收制度，旧政府和改朝换代时都处于混乱中，偷漏税收指控让任何商人都洗刷不清。王康年对天发誓，百口莫辩，以自杀讨清白。自杀未遂，他被潘汉年副市长在五反运动动员讲话中指为是“资本家不法”的典型，《解放日报》跟进诬陷说：“王康年不仅盗骗国家资财，就是对人人爱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也进行盗骗勾当。他骗取志愿军某部的定货款三亿多元，用假药和旧次医疗器械等抵充定货，致使成千上万志愿军伤员遭细菌感染身亡。”运动中，没有人会要求当局提供指控证据，当局之词就是罪证，王被逮捕入狱。连续刑讯折磨下，王康年招认所有被控罪名以求速死，随后被大张旗鼓地公审后枪毙，王妻追随服毒自尽，“大康药房”被政府没收。 [7]

图片小业主王康年被逮捕枪毙

图片上海资本家到五反委员会递交坦白书

与土改运动、三反运动一样，五反运动的背后是当局的谋财计划，其步骤如下：

派工作队：

这一步骤照搬自暴力土改运动。很多地方直接将土改工作队原班人马改称三反运动中的打虎队，再改称五反工作队。工作队进驻工商企业后，沿用土改运动“扎根串连”的套路，找最穷的工人作为基本群众，将他们培养为斗争骨干；

诉苦揭发：

煽动工人仇恨业主，展开“谁养活谁”，“工人要当家作主”的宣传，动员工人、店员诉苦，鼓动工人，店员揭发检举厂主，店主有“五毒”行为，鼓动工人、店员诬陷老板，对于不愿揭发老板者施以政治压力。上海当局宣布：“鉴于过去某些不法资本家为了便于达到自己行贿、暴利、盗窃、偷漏等目的，常以小恩小惠施之于店员、职员、工人（如分肥、入股份、额外津贴、多分红利等），或曾利用店员、职员、工人之手去进行非法行动，故只要店员、职员、工人们积极检举不法资本家的非法行为，政府保证不追究这些店员、职员、工人”。为自保，工人、店员们纷纷按照指引揭发、陷害、栽赃老板。运动中，当局控制报纸大量刊登员工检举、揭发资本家、工厂经理、商店经理、商店老板、行商掮客的“五毒罪行”，以及资本家被逮捕的报导，[8] 公然煽动工人、店员迫害工商业主。在当局和报刊煽动下，批斗工商业者的浪潮席卷主要城市。在上海，中南橡胶厂经理庄怡生、厂长颜希渊在批斗大会上被逼低头长跪；大可颜料厂副经理盛稼在工人长时间的批斗中昏死过去，醒后继续斗；[9] 一些商店密集的街道，店员们建立起宣传站，每天以话筒广播训斥店主们；[10] 在当局鼓动下，工人、店员向厂主、店主“算几十年的剥削账”，提出不断加码的工资待遇要求，要求资方吐出“多年的剥削所得”；上海大中华火柴厂劳方代表拍着桌子命令老板说：“我们工资比别厂低，被资方剥削了三十年，现在要翻身了。即使有困难，也要你们资方去想办法”。总经理刘念义上前调解，被数百工人批斗，险些丧命。[11]

经历长期接战乱，大多数厂商处于产品滞销，资金周转困难，借贷无门。在建国时的经济危机中，绝大多数工商业主在勉强维持。五反运动中，业主们承受不了工人、店员漫天要价地“算剥削账”打击，纷纷决定停产、停业。业主关门造成包伙制员工失业没饭吃。于是上海市军管当局下令，禁止企业在运动中停工、停业、停薪，工商局在运动中不得受理企业的停业申请。新中国当局欺压百姓之恶前无古人，在乡下不允许农民存粮备荒，在城里发动运动搞到工商业者维持不下去，还不许停业，停产、停业，违者获罪。老板们不敢对抗军管令，只得贴钱维持企业。例如，老闸区南京路燕京楼菜馆每天营业额仅五六十万元，而每日开支最低要170万元，老板只得一面向菜贩赊小菜，一面天天跑到工商局去申请停业；[12] 大中机器厂老板开不出工资，董事长胡厥文被工人围困无法脱身；[13] 锦芳食品厂发不出工资，工人将老板扭送了公安局；冠生园食品厂发不出工资，工人将老板围困在楼上，董事会被迫连续开会两天之久。[14]

查“五毒”：

中共所谓的五毒都是随意罪名，任何生意场上经营活动均可被指为“五毒”。例如，关于偷税漏税，政府要求由开业日算起，补交税款。对众多企业来说，如此要求意味补税须从民初甚至清末算起。当局并非不知道，中国从无严谨的税收制度，在长期兵荒马乱，政局动荡中生存下来工商业者们不可能提供齐全的完税证明。关于行贿，抗战胜利后，购买日伪企业过程中，行贿是免不了的。天厨味精厂协理吴志超坦言，资本家向各方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情况在业内是百分之百，如果把各种不合法的方式加起来，仅化工业就存在着三百多种不法行为。可以说，当局所谓的“五毒”，每一条都是“口袋罪”。运动主持者向商家宣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检举有奖，立功赎罪”政策，要求揭发客户或往来商家的经济、政治问题。高压之下，为自保，商家只好揭发检举往来商家交差。经过互相揭发，工作队掌握了几乎所有商家的所谓五毒证据；

要求坦白：

掌握“证据”后，工作队上门要求工商业主交代问题，召开批斗会。没经历过残酷斗争工商业主们通常惊慌失措，在批斗会上说话结巴、浑身发抖，甚至小便失禁。工作队警告工商业主们说，凭已掌握的证据，已可判你徒刑甚至死刑，现给你自己坦白争取获得宽大处理的机会，到五反委员会递交坦白书。工商业者们无法证明自己没有五毒，无从了解工作队掌握的底牌，不敢担保自己没有五毒，知道坚称没有五毒是死路一条，只好承认自己有五毒。承认之后，他们成了罪犯，被长时间隔离交待问题，疲劳审问，恐吓，“坦白交待”被工作队一再驳回，被斥说话不老实。工商业主们被迫将行贿、偷税、漏税的金额不断加码，很多人最后精神崩溃到你说多少我都承认，自己将“五毒”金额加码到倾家荡产。

罚款、补税：

五反运动最后的步骤是运动的目的——收取工商业主缴纳的罚款和补税。很多工商业主挺过以上步骤，在这最后关口却承受不住被勒索到破产的打击。

私营工商业主们承受不了批斗屈辱，承受不了多年相处的工人、店员的诬陷，纷纷自杀。一代船王卢作孚是工商业主自杀的典型一例。卢在抗战中指挥了宜昌大撤退，在新中国建立之时率船队从香港驶回内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回到内地不久，他最信任的一批公司要员在镇反运动中被以反革命罪名逮捕、枪决，他的公司被指有内部特务组织和反动团体五六十个之多。[15] 镇反运动的打击还没结束，五反运动又来了。在“五反”动员大会上，跟随多年的亲信员工在工作组的动员下上台揭发他拉拢腐蚀。卢承受不了接连的打击，在会后自尽。

被敲诈破产比店员诬陷更难承受。对于商人来说，商号是他们的生命，是几代人的血汗积累，经营不善致生意破产还不至于让人想不开，但因自己一时恐惧，几句话就将商号葬送的劫难让他们无法承受。于是，工商业主们纷纷选择自杀以求解脱。一位亲历者记录五反动运动写道：“在群众激烈的斗争中，怎么也说不清，声称没有受贿就是抵赖，今天不交代还有明天等着；白天不交代还有黑夜要熬。这样子搞，没有的也只好说有；有了还不够，还要加码，否则休想过关。这种硬逼出来的口供，就被当作日后五反时对商家老板清算行贿罪的铁证。和我店里交易过的单位派干部来上海，拿出他们从三反中掌握的‘铁证’找我们算账。我们店里的三个老板都成了他们的靶子，……从早到夜，马不停蹄地奔走于过去的各客户之间。试问我们的口供，怎么可能和对方核实？对方是私设公堂的法官，我们是拒不交代的囚犯啊！那日子真令人精神崩溃。我们就这样在私设公堂中受审多日。有一天突然一帮子人出现在店里，为首者自称是五反工作队队长，要我们三个老板去交代问题，于是我们就被押走了。工作队来人很多，也不知究竟有多少。我们随后走到淮海路某食店二楼，这是一家三开间门面的店铺，他们把我们三人隔离，各踞一间，阳台的落地门都用粗铅丝绑紧，每房有四位干部同住，日夜监视，上卫生间时也跟着，以防我们自杀。这种青天霹雳般的折磨，谁能吃得消？从这运动开始，不知已死了多少人？我自顾不暇，根本没心思去打听，但我亲眼目睹的，就有与我店联号的汽车材料行的两位老板。我的店也有该行的投资，他们深夜留在店里，以山奈（氰化钾）溶在茶杯中相互碰杯自杀，二人当时立即致命，看来极其痛苦，濒死时的挣扎，连紧扣在脚上的皮鞋也踢落到墙角。

当时刚好有两具棺木由棺木店雇人抬到殡仪馆，抬手累了，在半途放下休息，竟巧合地歇在他们自杀的店门前。自杀者中的一位，在死前一日还到我家来过，我听他讲话很消极，还劝过他：‘我们只有逆来顺受，至多把我们的财产全部交出，看来还不致会杀头……’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对他竟难起作用，想不到隔天就服毒而去了。队长到我房间说：‘你的店五毒俱全，彻底坦白还可以从宽处理，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就凭你私套外汇的罪，立即可以判你死刑。今天搞五反，是给你一个从宽处理的大好机会。老实对你说，我已具体掌握你的材料，你不坦白也可判刑。’此时我只好说：‘一定坦白。’他们说什么，我全认，行贿、偷税、漏税都按他们掌握的材料办；至于盗窃国家资料，我正在和他们讨价还价，我说至多不过二、三万元，话还没说完，就马上遭到斥责。我想再加些吧，如果总数在十万元之内，还可以勉强应付，若要再加码，那就不堪设想了。我陆续往上加，但坚持不超出十万元。队长冒火了，指责说：‘说了半天还是鸡毛蒜皮，差得太远太远……’我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鼓足勇气，自动加码十万，不行就再加二十万，这样加上去直到一百六十万，队长才认可了，却要我说明这一百六十万的来龙去脉，我只好再来一个弥天撒谎，胡编乱凑，好不容易才写出来了。翌日上午，我们三人获释，另外二人听一百六十万的数目时惊叫说：‘这怎么了得！’我说：‘眼前我们过关保命要紧，也只好作茧自缚，总比关在这儿挨斗、等死强些。’于是三人匆匆分手，但其中一位被关了三周之后，已被斗得七颠八倒，连回家的路也认不得了，还是由我把他送回去的。”[16]

随着五反运动在各地展开，工商业者自杀潮席卷全国。在运动的重点城市上海，商人被追缴的款项最多，受害最烈，自杀者也最多。一时，跳楼、跳江、触电、服毒、上吊的事件遍及大街小巷，安眠药片和棺材断货，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竟出现三五人同时悬死的情况。大多数自杀商人选择跳楼。因为他们知道，跳江、蹈海不见尸体，属于失踪，会被当局怀疑为外逃，亲属会成为通敌家属受到长期牵连。例如，老字号冠生园创办人被诬“五毒”，不堪侮辱逼供，从冠生园大楼上跳下，毙命于南京路上。当时，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为不让家属再受牵连而痛责自己，歌颂政府、歌颂共产党。[17] 由于跳楼自杀者众多，行人不敢走高楼之下，担心被跳楼人砸死。上海军管会轻松地将每天上演的跳楼自杀事件称为 “空降部队”，陈毅市长居然每天询问当天“空降部队”数字。应对自杀潮，上海当局派兵巡逻，不准行人在公园及僻静处逗留，在黄浦江岸偏僻之处，筑竹笆，在各马路高楼顶上设岗，在三层以上楼窗装木栏或铁丝网。上海的自杀潮如此，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等地情况相当，城市中工商业主自杀潮与农村土改中地主自杀潮一起，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自狂潮。亲身参加三反五反运动的周鲸文先生估计，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的自杀者约有三十万人。

五反运动造成过半工厂商号关门歇业，全国市场一片萧条，城市失业严重。在上海，五反运动后的经济形势比1950年初国民党飞机轰炸时更加恶化。由于运动使全国供销社系统瘫痪，各地农村的生产也陷入瘫痪，全国人民生活苦不堪言。面对各地党政大员及各界的诉苦、告急报告，毛泽东不得不承认，五反运动勒索的钱财不足以弥补摧残经济造成的损失，三反五反运动未能填补财政亏空，反而加剧了财政危机，决定停止三反五反运动。当初他严令限期发动五反运动，在全面危机中，他转而严令限期结束运动。1952年10月，中共中央宣告“五反运动胜利结束”，抓出“老虎”十多万人，判刑万余人。虽然这时毛泽东下达的“打虎”指标和搜刮指标还远未达到，但政府搜刮到手的罚款、补税款额已经极其巨大。

三反五反运动是中共在城市展开的“打土豪”运动，是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敲诈勒索。通过五反运动，中共将清末新政以来发展起来的中国私营工商业基本被摧毁，将私营金融业彻底消灭。翻开运动期间的报纸，资本家五毒俱全的文章充斥，但残酷迫害工商业者，逼得几十万工商业者自杀、百多万私营工商企业破产倒闭的灾难却不见报导。五反运动几年后，中共推出了描写民国工商业者遭遇的话剧《茶馆》和电影《林家铺子》。《茶馆》的作者老舍很清楚，即使在长期战乱中，工商业仍能生存、发展，个别业主破产自杀是有，但从未发生自杀潮；官府敲诈商家有，但从未有政府同时敲诈全国商家的事。在他创作《茶馆》时，数十万工商业主被逼得自杀，百万商家被逼得倒闭。但他不能描写正在发生的苦难，而只能按中共的要求，谴责“旧社会”，歌颂“新社会”，写“旧世道逼死王利发”的故事。1930年代描写了工商业者遭遇的茅盾在数十万工商业者被逼死时也沉默了。不仅老舍、茅盾在1950年代不能描写五反灾难，五反运动六十年后，仍没有一部文艺作品描写工商业者们在“捐飞机大炮”和五反运动中被敲诈勒索的苦难，运动的死难者仍未得到纪念。

公私合营

建国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宣布：“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刘少奇在天津发表了一系列安抚资本家的讲话，说资本家剥削有功，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在新政协会议上，中共主导制定了《共同纲领》，在其中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国家资本与私人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对于《共同纲领》中关于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规定，少数工商界代表坦言，私有财产和私营工商业的存在不应取决于中共的政策，纲领应当表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共产党的基本宗旨是消灭私有制和剥夺私有财产，当然不会同意工商界代表的要求。代表们反复询问中共，所谓向社会主义过渡期到底多长，是否几年后随着中共政策的改变，私有财产和私营工商业会被剥夺。对此，毛泽东回答：“大概二、三十年吧。” 然而，仅过了半年，他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改口说：“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共同发展国民经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这时，刘少奇继续鼓吹保护私人资本，宣称《共同纲领》的有效期至少要有五十年，只要“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要把中国工业化”，但主持东北的高岗主张立即消灭私有制。

1950年12月，政务院根据《共同纲领》和刘少奇的主张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中规定，私营公司的盈利在缴税和提取10%的公积金后，私方股东所得不少于盈利的60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主张和政务院的条例极为不满，以抬高岗的办法打压刘少奇。1952年9月，毛泽东在“五反”运动中提出“中共在过渡时期总路线”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政务院又推出了“四马分肥”条例，规定所得税收，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和奖金“三马”要占企业总利润的四分之三，私营股东这“一马”最多只可享有利润的四分之一。如此，中共在建国仅三年后就推翻了《共同纲领》中保私人资本的规定，要求强权剥夺私营业主一多半的权益，政务院以“四马分肥”条例实际上废弃了自己刚刚颁布一年多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正当毛泽东打算立即实施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时，他发动的五反运动造成一半工商业停业，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党内高层一片反对五反运动声音的形势下，毛泽东不得不宣布结束五反运动。为恢复经济和解决城市中出现的严重的失业问题，刘少奇和周恩来联手安抚工商业者，声称中共将遵守关于“新民主主义时期不剥夺资本家”的承诺，允许私人工商业发展。为应付经济危机，毛泽东暂时默认刘、周的政策，暂时搁置全国剥夺私营工商业的计划。刘、周保护私营企业的政策见效，私营工商业在五反运动结束后出现复苏，经济危机得到缓解。

1953年，斯大林去世，毛泽东有了作世界共运领袖的打算，要求迅速掌握苏联那样的军事力量。为此目标，他要求立即剥夺私有财产，控制所有人财物，实施他所谓的对农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便控制全国所有资源服务其快速军事工业化的目标。1954年，毛泽东开始清算刘少奇的政策，指责刘“停留在新民主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改造，是犯了右倾的错误”。当年，通过先“抬高打刘”，再“抬刘去高”驯服了刘少奇，迫使刘少奇、周恩来抛弃提保护私营经济主张，表态支持“社会主义改造”。得刘、周表态支持后，毛泽东着手发动对私营工商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在1955年内两次邀请在海外有影响的大资本家到中南海座谈。“五反运动”中，毛泽东指挥勒索迫害工商业者的同时，吩咐保留一些有影响的大资本家不予为难以作“统战”橱窗。这种安排与镇反中将旧政府、军队基层人员规模屠杀但保留一切有海外影响的高层不予为难以作统战橱窗是同样考虑。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政务院于1952年3月公布了《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方法》，把私营工商户分为完全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五类。上海当局得令，将荣毅仁等几十位大资本家指定为了基本守法户。毛泽东对上海当局的决定不满意，指示将荣等定为完全守法户。此时，毛泽东邀请来座谈的正是安排特别保护那些大资本家。座谈中，毛泽东首先要求资本家们带头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然后威胁说“对破坏改造的违法分子要展开批判斗争”。座谈后，全国工商联召开会议向成员传达了中共的“社会主义改造”决定。经过“五反运动”和肃反运动，工商业主们已经感到买卖没法做了，明白了须在新政权治下低头的道理，一致表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

随后，中共宣布废弃五反运动中颁布的 “四马分肥”条例，规定以“定息”方式赎买资本家的私股，规定赎买分“自报公议”与“定息赎买”两步进行。这里，“赎买”只是政府无偿霸占私产的好听说法。因为，政府，即时称的“公方”，不出一分钱，只是强权宣布企业的多数股权为“公股”，以“公股”应得的企业利润去“赎买”私营业主的股权，从私营企业的利润中提出一部分作为定额利息（定息）支付私营业主，几年后即赎买完毕，私人企业即被充公。中共规定的自报公议作法为：先由政府组织人对私营企业的资产按国务院1956年2月8日公布的《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财产清理估价几项主要问题的规定》进行清点，然后让私有业主自估、“自报”其股份价值，再由行业合营委员会（由公方、工人、资方三方面代表组成）最后决定，即“公议”。

评估私股价值的过程完全由政府操控，在肃反运动的威慑之下，所谓自报不过是让工商业者在要钱还是要命之间选择。私营业主们知道与政府讲价可能被视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知道王康年拒绝勒索送命的前车之鉴，纷纷选择破财免灾，少报私股价值以表示接受改造。参加评估的公方代表既是买家，又是评估主持人，手中握有将卖家定为“抗拒改造”的权力，工人代表为公方代表指派的运动“积极分子”，私股评估完全由公股代表，即政府说了算。经过如此的“自报公议”，全国企业私股估值总额仅二十四亿元，不及公正价值的十分之一，私营企业九成多的权益就这样成了政府所有。资产评估后，政府将私有企业剥夺，承诺每年从企业利润中支付一笔固定的利息（定息）来赎买私有业主的股权。政府规定赎买定息率为年息5%，支付期定为二十年。私有业主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申诉仲裁无门。如此，政府作为“买家”，自己对企业估值，定价，自己决定定息支付的息率，用私营企业的利润买私营企业的企业股权，自始至终不花一分钱地霸占了私营企业，约86万私营业主成了定息领取者（十年后，毛泽东发动了文革，政府背弃承诺，停止了定息支付）。

按中共的说法，政府将私有企业剥夺后即实现了“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政府召开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宣布批准35个工业行业的3990户工厂和42 个商业行业的13973户店商公私合营。1月15日，中共召集一万多工商业主和二十万民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同仁堂老板，兼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的乐松生代表北京市药店 327户私营业主向毛泽东、刘少奇献上了北京市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喜报。市长彭真宣布：“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在上海，全市各行业2500工商界人士在中苏友好大厦集会，胡厥文、荣毅仁，刘靖基、刘念义、经叔平等人代表全市工商业者向陈毅市长、曹荻秋副市长递上公私合营申请书，经陈毅签字盖章批准，全市工商业行业的十多万户企业宣布公私合营，上海市宣布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其它城市跟随京、沪也进行了“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各地政府都组织大规模游行，庆祝公私合营完成。全国工商业主们“白天敲锣打鼓”向政府报喜，庆祝“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晚上抱头痛哭”，哀号几代人的积累被一朝剥夺。代表北京私营药业献上喜报的同仁堂的老板乐松生的苦处是私营业主们的代表。他带头把家族企业和祖传秘方献给了中共（在次年的反右运动中，他以积极批判右派方式成功自保。但在十年后的文革中，他及妻子、老母一起被中共害死）。1956年中，中共宣布全国的私营企业全部实现“公私合营”。至此，中国800万私营企业被政府无偿霸占。无数在建国前本打算转移资本外逃，但听信了中共“长期实行新民主主义”，“将保护私人资本二、三十年”的保证留下来发展的私营工商业者丧失了私有企业，甚至丧失了私有房产，沦为了城市贫民。

1957年1月，上海工商业主，上海人大代表李康年在人大会议上提出议案，要求政府按照官方公布的评估总额减除1956、1957年两年定息发行22亿元分18年兑现的存单，用存单赎买私营企业。这一提案的意思是政府“以资本家的钱来赎买资本家的股权”不合理，应发债借钱来买资本家的股权。李康年这一在今天看来天经地义的要求在当时的人大会上遭到了围攻。中央政府私营企业局副局长千家驹带头批判李康年，其理由竟然是李的提案会增加国家负担，称“李康年的错误在于把赎买视为国家欠了资本家一笔债，非还不可；拿定息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想法是不利于改造的。因为他们把剥削可耻的根本道理都忘记了”。让今天的国人难以想象的是，“买东西要花钱”、勤劳致富等的千年公理在新中国之初即被颠覆，中共任命的人大代表们对李康年要求花钱买东西的提案展开围攻，为政府无偿霸占张目。在几个月后“大鸣大放”中，李康年撰文写道：“自从我的建议书提出后，所受到的，多半是无理的谩骂，而得不到真理的帮助与批评。…共同纲领订立于1949年9月29日，其第三条还是保护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还没有赎买字样。”[18] 李实际在质问，作为临时大法的共同纲领怎么可以形同虚设，政府怎么可以随意颁布条例践踏大法。几个月后，李康年因其提议案和发表反驳文章被划为了右派分子。

王康年、李康年，两位康年代表了工商业者的苦难，代表着那个年代道德、良知和正义的抗争。而一些带头将企业献给政府的工商业者代表着中共的剥夺部署。五反运动中，毛泽东将荣树立为守法户典范，工商业改造运动中，荣的带头提出将企业交给政府，高调支持改造运动说：“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19] 中共再将荣的这番话广为宣传，作为工商业者自愿交出私产的指引。五十年后，当中共在悼词中称荣为“共产主义战士”时人们才知道，荣老板早就是中共的秘密党员。

“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私营经济，扼杀了消灭了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造成此后三十年经济凋敝，人民困苦。二十多年后，在经济崩溃的形势下，中共不得不请回私营经济、市场经济，打开“社会主义改造”加给国民经济的枷锁。这就是1980年代所谓改革开放的实质。中共宣传“改革开放”政策搞活了经济，造福了国家、人民，而不提“社会主义改造”祸害了国家和人民二十多年，给中国带来长期的贫困落后。其实 ，所谓改革开放不过是系铃解铃，还原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私有经济。有了私营企业、私营经济才有了经济的活力和腾飞。在请回私营经济的同时，中共坚持当年剥夺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要和正确，其理由很简单：今天由中共支配的“国有资产”，也即党产，主要部分是建国之初以“三大改造”名义无偿剥夺来的私产，如果承认社会主义改造非法，不仅带来退赔私产的头疼问题，还会暴露党产的原罪。

“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苏俄赤化中国带来的灾难。因为，如此大规模的官府剥夺工商业者，霸占民财的灾难在满清时没有，在北洋政府时代没有，在日据的台湾、满洲没有，只有作为赤化产物的广州国民政府和中共新中国治下才有。国民党对苏俄决裂的重要原因是反对暴力剥夺私产的赤色革命。在中共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时，蒋介石在台湾保护私有财产，保护私营商业，保护私人资本正常营商的环境，带来了经济腾飞，也因此赢得了民众的拥护和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