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5 章 从冒进到饥荒

    “冒进”与八大

    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感到多年媳妇熬成婆，不再满足于仅作中共领袖，而要作斯大林那样的共产阵营领袖。他知道，要当斯大林那样的领袖须有苏联那样的军事实力，而要快速实现军事工业化唯有从苏联进口军事装备与技术。为了迅速达到与赫鲁晓夫争雄的实力，他要求多出口粮食以换取军事技术，下令每年征购和出口的粮食都比前一年增长五成或翻番，要求“一切事业都要加快”，[1] 并提出了 “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方针（四字方针）。毛泽东这“四字方针”与民生无关，都围绕他快速军事工业化的目标，其中核心是一个快字。1956年1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农业四十条），要求粮棉总产量在十二年间增长三倍以上（这样的产量指标在四十年后都没能达到）指示将众多军事工业项目同时上马，将195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的各项指标大幅提高，将其中的基本建设投资调高到比上年大增七成。毛泽东的“同时上马”命令立即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全面危机。在城市，财政超支，钢材、水泥、木材等建筑材料全面短缺；在农村，基层领导人以“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两三年内办完成十二年规划”为口号，强迫合作社开工了大批力所不及的基本建设项目，给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务实派清楚，钢铁、水泥、木材等资源不能支持那么多的军工项目同时上马，如按毛泽东所订《纲要》征粮，已经吃不饱饭的农民就得大批饿死。但是，他们不敢明确表达反对意见，只是以“不要急于求成”、“注意综合平衡”、“不要冒进”等说法提出温和劝告。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期间作了揭露了斯大林的罪恶秘密报告。消息传到中国，中共连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一动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基础的事件。毛泽东清楚，维护斯大林就是维护他自己的地位，提出对斯大林的评价应七三开，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维护斯大林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论），[2] 称斯大林的错误在共产党国家不可避免，根源是思想方法问题，不是个人崇拜问题，更不是制度问题。在掌握中共最高权力后，他紧握权柄不再放手，总是以拖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办法避免领袖换届。新一届苏共中央在批判斯大林的同时明确反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要求中共实行集体领导。苏共的立场动摇了毛泽东个人独裁的地位，鼓舞了中共高层发表不同意见的勇气，中共高层提出了召开八大的要求，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否决了一大批建设项目，从提交八大审议的“二五”计划草稿中删掉了一大堆“多、快、好、省”的字眼，调低了经济计划指标以应对经济危机，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决定压缩基建规模，让部分军工项目下马，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在苏共反个人独裁的风头之下，毛泽东一时无力否决政治局多数的意见，被迫同意召开中共八大，被迫默认刘少奇、周恩来的“反冒进”举措。

    1956年9月，中共在北京召开了以反对领袖个人独裁为基调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跟随苏共的立场，中共八大会场有所改变，没有像七大那样在会场悬挂巨幅毛像，刘、邓删去了新党章修改稿中“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党员义务”中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等条文，加入了设副主席的条文。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在刘少奇、邓小平的主导下，中共八大在党章中规定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县、自治县、市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二年，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党代会常任制的要点是尝试将民主监督机制引入党内，简化代表选举步骤，以年会制的办法从制度方面解决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产生、更替和组织保障的问题，使常任代表类似代议制的议员一样，对全体党员负责，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监督职责，以避免形成领袖独裁。

    会议通过了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强调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维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八大路线”，通过了强调量力而行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到1962年）的建议》，间接否定了毛泽东让军工项目一齐上马的政策。会议选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中共副主席，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与书记处分开，书记处设总书记，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准备废除党领袖终身制，安排毛泽东退居二线。在苏共支持中共反对个人崇拜的风头之下，毛泽东被迫默认八大的各项决议。

    然而，八大会后，中共立即迎来了两方面尝试的失败。在限制独裁、引入民主机制方面，中共在八大会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就遇挫。会上，林伯渠、罗荣桓、彭真等人根据苏共二十大废除领袖终身制之议提出了党主席只得连任一届的议案。对此，毛泽东早有防范，在八大会下寻求到了林彪的支持，要求以枪杆子维护权力。在政治局会上，毛、林一起对限制连任提案投了弃权票。建党以来，中共的会议由共产国际代表操控，开会只是举手走过场，没有民主表决的经验。从延安整风开始，会议由毛泽东操控，开会还是举手走过场。八大引入民主机制后，中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按说，毛、林弃权，无人反对，提案应当通过。然而，众高层知道，革命党内是军权决定一切。对两大军头以弃权表示反对的表决结果算不算数，众高层一时没了主张。尴尬之中，周恩来出面说服政治局委员们放弃提案，大家接受劝说，议案自动取消，[3] 民主尝试失败，使众高层更加坚信“枪杆子”说了算。几天后，毛泽东在国庆节天安门观礼时否定八大说：“八大《决议》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刘少奇不敢问毛泽东怎么能刚刚在八大上举手同意，会后没过几天就反对，也不敢强调八大决议的效力，只是问毛决议已经公布，怎么办。毛泽东避而不答。[4] （十年后，毛泽东在整肃刘少奇时说：“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5]）在建立纠错机制方面，中共也立即受挫。八大上，刘少奇、周恩来联手反冒进，主导八大通过了强调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维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八大路线”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到1962年）的建议》。然而，毛泽东在八大举手后没有几天即否定八大路线，刘少奇、周恩来和众高层都不敢质疑毛泽东违反党的决议，也没有人敢问一句“八大路线还算不算数”。

    1956年11月，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将在十五年内使钢铁、石油、水泥及若干农产品的产量超过美国。毛泽东感到巨大压力，感到与赫鲁晓夫争夺共产阵营领袖位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于是立即召开八届二中全会，要求按军工发展目标从农村征更多的粮食出口。必须应对物资供应危机的周恩来、陈云等经济主管官员根据刚刚开始实施八大决议继续反对冒进，提出“重点发展，适当收缩”方针，实际要阻止众多军工项目一齐上马。毛泽东抨击周、陈的“反冒进”方针说：“计划经济是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要促进，不要促退。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一时，会议出现僵局，毛泽东在苏共反对个人独裁气氛中不敢立即推翻八大路线，众高层也不敢激怒毛泽东，不敢坚持八大路线继续“反冒进”。会议作出妥协决定，由陈云主持编制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强调“注意保证最低限度的民生和量力而行”，反对军工项目立即一齐上马，但同意大规模出口粮食以加速发展军工。然而，众高层的迁就没有让毛泽东满意。毛对不让军工项目一齐上马极为不满，在会上宣布要在1957年发动另一次整风运动。他的真实用意是通过发动整肃运动来摆脱在党内的被动地位，扫除党内反对独裁的声音。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是一次灾难性的会议。中共中央在会上决定多征粮食出口以保证军工发展。高层都清楚所谓“保证最低限度的民生”实际意思是让农民一年挨几个月饿，但为了在党内生存一致举手通过了这样的暴政决定。从东北土改开始，中共一直在不断加大力度搜刮农民手中的粮食。在对国民党军开战的几年中，中共要出口粮食偿还苏联的军火债以及暴增的军费；建国后，中共要出口更多的粮食偿还苏联的军火债以及因“抗美援朝”而再度暴增的军费。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欲壑难填，为了拥有与苏共叫板的实力，还是要搜刮更多的粮食出口，换一个快速军事工业化。中共务实派的“反冒进”昙花一现，刘少奇在会后几天就不敢坚持八大路线和“反冒进”，众高层在八大后两个月就一致举手通过了“多征粮食出口以保证军工发展”的暴政。八大二中全会后，农民挨饿的情况蔓延，卖儿卖女和饿死人的情况越来越多。

    1957年春，毛泽东以整风运动的名义成立了亲信组成的运动领导小组，将政治局架空，推翻了中共八大的人事安排，加强了自己的独裁地位。这时，城乡反抗政府剥夺私产、搜刮粮食的请愿遍及全国。中共先是引诱“大鸣大放”向共产党提意见，然后在年中突然发动了镇压反对声音的所谓反右运动。正当毛泽东通过整肃运动恢复独裁的时候，苏联发射火箭成功的消息传来，给毛泽东的世界领袖梦蒙上阴影。毛泽东立即召开了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清算“反冒进”，指责“反冒进是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提出在十五年内钢产量达到2000万吨（翻两番）的口号。在反右运动的恐怖中，党内无人再敢提八大路线、“反个人崇拜”、“反冒进”。在党内不同意见消失的局面下，毛泽东主持通过了服务他世界领袖梦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这一纲要的用意不是让农民富裕，而是要求按更高的粮食产量指标征粮出口。会后，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等一系列社论，批评所谓右倾保守思想说：“许多人惯于根据小农经济的生产条件来看合作化以后的新情况，对过去没有见过的事情，常常是不敢想，不敢做，信心不足，顾虑重重”， 要求 “农业和农村各方面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矛头直指刘少奇、周恩来的“反冒进”方针。

    11月，毛泽东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宣布苏联经济将在十五年后超过美国，毛泽东即席宣布，中国将在十五年内赶上或超过英国。[6] 回国后，毛泽东推出了一系列《人民日报》社论，鼓吹“大跃进” ，给反冒进戴上了右倾保守的帽子。中共高层们都知道农民在统购统销后一直在挨饿，但在反右运动的恐怖中谁也不敢再提八大的“反冒进”的决议，全体改口批判右倾保守，鼓吹“大跃进”，由此拉开了大饥荒的序幕。

    南宁会议

    1958 年1月，中共在南宁召开了讨论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不断革命”，继续清算周恩来和陈云的“反冒进”，称：“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是政治问题。反冒进离右派还有远，今后不要再提反冒进口号了。”按说，周、陈可以申辩说1957年的经济计划是依据毛泽东举手同意的中共八大路线制定的，但二人深知党内规则不是讲道理，而是讲军权，于是不作申辩，只管检讨，承认犯了右倾错误。毛泽东对周恩来不依不饶，在大会上拿着柯庆施的吹捧文章《乘风破浪》质问周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7] 毛的质问让所有高层不敢再提八大路线。大家顺着毛泽东的意思一致唱起了冒进高调。会议通过了将各项经济指标大幅提高的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会后， 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粮食购销工作的指示》，[8] 要求完成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超高指标向农民征粮。

    南宁会议上留下的一大灾难是毛泽东推出的“两本账”制度。他在指导大跃进《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要求：“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不公布；地方也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帐就是中央的第二本帐，这在地方是必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标准。”按此法，从中央到基层，层层两本账，上一级的期成帐成了下一级的必成帐，将中央制定的超高指标向省、地、市、县、公社层层加码施压，逼迫基层吹嘘出不可能的粮食产量、完成不可能的粮食征购指标。按此假账制度，即使中央指标不高，层层加码到了基层也势比登天，更何况毛泽东提出的中央指标已经是异想天开了。“两本账”制度逼迫基层干部在讲实话丢乌纱帽与和吹牛浮夸迎合上级之间作出选择。在反右运动后的精神恐怖中，绝大多数干部选择后者，向农民夺粮。在大饥荒灾难后，“两本帐”制度并未废除，此后成了中国统计部门造假的基本模式，即对内对外两套数据，以假数据糊弄老百姓和外界，更高级的官员才可以看到更真实的统计数据。

    成都会议

    南宁会后，毛泽东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然后主导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各项经济指标大幅提高的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然而，人大会议刚结束，毛泽东对自己推出的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又不满了。因为他感到苏联也在跃进，中国的跃进还是不够快。3月，毛泽东在成都再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重复南宁会议的调子，鼓吹大跃进，批判反冒进，指责周恩来的“反冒进”给右派提供了向党进攻的口实，称“社会主义建设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干劲十足，轰轰烈烈，一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周恩来再作一番检讨。毛不接受周的检讨，指责过去八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都是“教条主义”的，要求将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刚刚通过的1958国民经济计划推翻，将其中的工农业增长指标再调高一倍。

    毛泽东在会上的另一话题是推翻八大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他说：“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在反右运动中被架空的刘少奇意识到毛泽东对他不满，并且知道毛泽东的不满主要是对他主持制定的八大各项决议。于是，他主动抛弃八大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带头响应毛泽东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不论从思想、观点、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们都比他差一大截。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向他学习……对于领袖应当无条件地信任，特别是经过几十年实践证明，中国不存在个人崇拜的问题，要更加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著作……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来说，不只是跟上的问题，而是要有创造精神的问题。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9] 众高层心领神会，掀起了颂扬毛泽东的竞赛。周恩来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薄一波说：“我们有了毛主席这样的舵手，有了这样英明的领导，我们只要老老实实地向他学习，老老实实地按照他的指示办事，就可以避免犯反‘冒进’那样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上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和中央委员个个不甘落，发言吹捧毛泽东。柯庆施喊出了最令毛泽东满意的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10] （两个月后，柯获毛泽东提升为政治局委员）

    驯服众高层后，毛泽东主导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这里毛泽东只是让大家举手走个过场，他早在建国前就已决定要剥夺农民私有财产，要求所有农民必须听从他指挥，所有粮食必须由政府支配，将全体农民纳入军事化管理。在此次会议之前已经指示河南办“大社”。所谓大社与名义上自愿参加性质上的互助合作社的区别是退社自由被取消。会议期间，他树立的“大社”样板河南碴砑山“卫星社”挂了牌，名义上退社自由的高级合作社被合并成不再允许退出的“大社”，将区域内的所有农民无一例外纳入了军事化管理单位。成都会议后，中共在全国推行“小社并大社”，开启了全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八大二次会议：大跃进启动

    在跃进狂想中，毛泽东马不停蹄地接连召开会议。从成都回京后，他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宣布按照八大决定的代表常任制，召开八大二次会议。1958年5月初，中共在北京举行了八大二次会议。会上，毛泽东先制造恐怖气氛，声称可能发生的大灾难，一是发生战争，二是党的分裂，随后再点名批判周恩来“反冒进”是右倾。从成都回京后，周恩来把秘书叫到西花厅说：“我要给主席写份检查，我讲一句，你记一句。” 他清楚毛泽东的“冒进”造成了1956年的严重经济危机，而自己主持的“反冒进”缓和了经济危机，他更清楚，不可以跟毛泽东讲什么道理，只能给自己扣帽子让毛泽东满意。写了一夜，直到天亮他才在秘书的帮助下拟出一篇检讨。[11] 会上，他不作申辩，拣毛泽东爱听话说：“1956年夏的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12] 在这被迫的检讨中，周恩来创造出了“一天等于二十年”这一最合毛泽东心思的大跃进口号。即使如此，毛泽东仍不表态让周恩来过关，指示将周的长篇检讨书作为会议材料印发给全体代表以维持对周和众高层的精神压力。

    周恩来检讨后，陈云等其他“反冒进”官员与周同样应对，跟着作检讨，不作任何争辩，只管给自已扣帽子。众高层都检讨后，刘少奇意识到毛泽东在等他作检讨，意识到光带头对毛泽东吹捧一番还过不了关。他比谁都清楚，毛泽东刚刚在八大上举手，散会立即否定八大路线之无理，可他在延安就曾表态拥毛为皇帝，靠吹捧毛泽东获毛提拔到二号位，在苏共推动中共形成反对个人崇拜的热潮时他都没有勇气坚持八大路线，在反右运动后当然更无勇气对毛说不。跟随众人，他也作起了检讨，承认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上思想有跟不上毛泽东的地方”，承认“反冒进是严重政治错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人民生产建设的积极性”，最后亲自否定“八大路线”说：“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务实派全体投降后，党内达成了“反冒进是严重政治错误”的共识。毛泽东见好就收，宣布“反冒进”问题解决了，强调全党应当团结。

    与成都会议上一样，众高层在所在会议组展开了颂扬毛泽东竞赛。因为大家都知道，所有颂扬之言都会被记录下来交毛泽东阅。周恩来带头颂毛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错误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作对了的时候或者作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思想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必须下苦功夫，认真地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学习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学习他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学习他的思想和作风以及他所具有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的风格。”[13] 广东大员陶铸跟进说：“要破除迷信，做到思想解放，必须在全党广泛地深入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的著作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说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教科书”，“学马列要以学毛著为主，今后干部应要求必读毛著。”[14]

    在十八天的会议中，毛泽东六次长篇讲话，号召全党以他本人为榜样，“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15] 点名指责质疑高指标，反对浮夸的十位省部大员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即席宣布将反对浮夸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撤职，以吹牛造假的吴芝圃接掌河南。主持中央的邓小平与毛泽东紧密配合，代表中央向吴芝圃表示“真理在你们这一边”，指示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反右倾不能含糊”。随后，毛泽东将自己半年前在莫斯科提出的十五年赶超过英国的口号提速，改成“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16] 将自己两年前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的“十二年粮食产量指标”提速改为“要求三年，争取一年” 达到。在众高层的吹捧热潮中，没有人敢质疑这种随意将指标翻番的妄想，众高层全体附和毛泽东的臆想，举手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宣布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取代八大“改善民生”为主的总路线，将八大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全部推翻，将钢产量计划指标从 1200 万吨提高到 3000 万吨，将煤产量计划指标从 2 亿吨提高到 4 亿吨，将粮食计划指标从 5000 亿斤提高到 7000 亿斤。随着各项经济计划指标被飞速提高，中共启动了“大跃进”运动。

    八大二次会议的过程与结果再次显示，共产党不可能限制领袖专权，也不可能实现党内民主，更不可能向民主制过渡。中共八大推出代表常任制的本意是限制领袖专权，是尝试建立党内民主监督机制。这种将西方代议制民主机制引入共产党的尝试早有失败先例。列宁去世后，苏共曾试图推行代表大会常任制和定期制，以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独裁。然而，斯大林在巩固权力后立即采取非常手段清除异己，废除了一年一度召开代表会的定期会议制，在专权后控制党代表大会的召开，真正的决定完全不在会议中作出，使中央全会越来越少，即使召开也沦为一致举手的走过场。此次，中共的尝试同样迅速失败。八大上，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介绍党代会的常任制说：“把党内民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章草案中，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多少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样。”但经过反右恐怖和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的崇毛热潮，党内形成了指鹿为马的局面，为“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独裁”而设计的代表常任制会议成了表态效忠和诋毁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事项的场所，成了为遵守八大路线而作检讨的场合，成了批斗遵守八大路线干部的斗争大会，成了毛泽东独断推翻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的路线方针，宣布相反的“大跃进”政策的大会。会议结果让众高层们认识到，引入民主机制对共产党不可行，谁也不再提代表常任制了。于是，这第一次代表常任制会议成了中共党史上的最后一次。

    八大二次会议后，毛泽东接着召开了八届五中全会，宣布了配合“大跃进”的人事决定：增选林彪为中共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增选王任重等为中央候补委员；决定出版半月党刊《红旗》杂志，任陈伯达为总编辑。上述人事任免实际警告众告高层：紧跟毛泽东、积极推动崇毛者高升，质疑毛的高指标者丢乌纱。

    会后，毛泽东率中央委员们到十三陵水库劳动，《人民日报》将毛泽东铲土的照片广泛报导，为“大跃进”造势。劳动归来，因反冒进而被毛泽东痛批的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请辞任国务院总理。毛仍需要面面俱到的周作管家，制造“罢相风波” 与四年前“抬高打刘”一样，只为让周更驯服，因此授意邓小平出面挽留。在讨论周辞呈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出面说“总理还应由周恩来担任”，众高层明白这是毛泽东的意思，一致表态支持，然后毛泽东作民主姿态，表示同意集体意见。经过反复检讨和“罢相风波”，周恩来让毛泽东教育到家了，明白了在毛泽东之下为相不可明确职权，不可按决议行事，只能揣摩圣意行事。在此后的总理任上，他请示不厌其详，甚至宴会座次，菜单都报毛泽东画圈，成了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和传达指示的秘书头。而这正是毛泽东制造“罢相风波”所要达到的结果。

    八大二次会后不久，毛泽东再跃进，将超英赶美时间表再提速一倍，批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17] 表现出明显的妄想症状。在反右运动后的恐怖中，没有人敢于指出这种“指标跃进”违反常理，各地大员只管按照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布署，展开了“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将直言指标不可能完成的干部整肃撤职，代之以吹牛撒谎的干部。例如，在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会后回省制造了“潘杨王事件”，清洗了上万务实干部；甘肃省委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制造出了“孙、陈、梁反党集团”案，清洗了数万务实干部。类似的省级干部“插红旗，拔白旗”运动遍及全国，被“拔白旗”（撤职整肃）的干部包括浙江省长沙文汉、安徽副省长张凯帆、河北副省长胡开明以及广东、内蒙古、新疆、青海、辽中等省的一大批领导人。

    军内整风

    1957年，苏共内发生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间的权力斗争。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调动军机将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开中央全会，帮助赫鲁晓夫击败了莫洛托夫等人的挑战。赫鲁晓夫被朱可夫调动军队左右政局的能量所震动，在巩固了地位后以 “破坏了党的原则”和贪污罪名将朱可夫解职。“朱可夫事件”朱调动军队左右政局的能量同样震动了毛泽东，让毛有清洗一批他不信任的将领的打算。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彭德怀几次申请，主持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军事工作的决议》，决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开展整风，反军事教条主义。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任林彪为中共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准备以林掌军，为他的大跃进保驾。

    彭德怀申请召开军委会议是要讨论军队正规化、现代化议题，没想到毛泽东批准召开会议时规定会议的内容是整风。彭德怀在延安曾反对整风，认为没有理由在抗战烽火中召集全体高层开长会，搞什么整风。经过在整风运动中持续地挨整他明白了，毛泽东所谓的整风就是整人。对于这次军队整风，他相信整肃对象是与苏联关系密切的将领。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军事工作的决议》，他在八届五中全会后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效仿延安整风和反右的作法，开始了以批判“军事教条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名的军内整风运动。军队将领们对于整风一头雾水，没有人能说清楚整什么，怎样整，教条主义何指，会议冷场。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军队整风进程，对于没有出现整肃高潮不满，下令将扩大会议再扩大规模。按他的要求，中共中央下令各大军区领导除留一名值班外全来北京开会，省军区司令员、政委和野战军军长、政委全来北京开会，全军师以上单位全派两名正职将领来开会，中央同时派出十八架飞机将各地军头接到北京。8月22日，再次扩大的军委扩大会开幕，千余军队高级将领参加了会议。开会是毛泽东进行权力斗争的重要手段。他喜欢开会，喜欢开人多的会，并且喜欢开长会。除了长征途中不允许外，他在延安使会议时间越拉越长，参加人数越加越多。从延安到北京，他召集的会议都是扩大会议和长会。长会中的主要内容是漫无目的的闲聊，即务虚。但是大家没有经历过如此多的将领开如此漫长的军事会议。会议开了二十多天后，毛泽东下令再扩大会议规模，让将领们更加奇怪。彭德怀习惯了受毛泽东遥控，不问有何必要，只管增加人数，急召各大军区和军事院校的一大批大校、上校级军官来加入军委会议，将会议升级成了1400 多将领参加的巨型军事长会。规模扩大后，毛泽东到会讲话，点名刘伯承、萧克，指出了整肃方向。按毛泽东的要求，会议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手段展开了对刘伯承元帅、总参谋长粟裕，负责训练总监部的萧克、军委训练总监部处长蔡铁根大校等人的整肃。会场内外贴满的大字报中，刘、萧的罪名是“教条主义”， 粟裕的罪名是“个人主义”和 “告洋状”（通苏）。会议和大字报的批判内容还包括了众多高级将领搞女人问题。沿用延安整风的办法，军委会整肃也是大会整肃和小会整肃同时进行。毛泽东派邓小平召集彭德怀、聂荣臻、陈毅、贺龙、罗荣桓、叶剑英、林彪、黄克诚、谭政、萧华等党军高层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了对刘、萧展开了不留情面的小批斗会。[18] 刘、萧、粟、蔡等人遵循党内斗争规则，在小会和千人大会上反复作检讨，他们信任的一大批中级将领也跟着成了整肃对象。

    毛泽东整肃刘伯承、萧克是在借“朱可夫事件”和整风之名清算历史恩怨旧账。刘伯承是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剥夺毛泽东红一方面军军权的主要推动者；萧克是1929年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使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失去红四军军权的主要推动者。毛泽东对被夺军权记恨终生，此时逐一清算。对于已经脱离了权力中心的刘伯承，毛泽东感到出了气后接受检讨，让刘过了关。萧克、粟裕、蔡铁根的检讨不获通过。作为三野的实际最高指挥员，粟裕在三野声望崇高，批粟遇到三野将领们的抵制。彭德怀组织人找三野将领们个别谈话，要求人人表态批粟。三野名义上最高领导人陈毅作出了积极批粟的表率。在几年前的高饶事件中，陈毅不留情面地带头痛批老搭档饶漱石。在这次会上，他再带头痛批老搭档粟裕。彭德怀当场表扬陈说：“陈毅同志的发言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对我们反个人主义有很大作用。”[19] 在彭、陈带头表率的压力下，三野将领除叶飞、王必成、陶勇成等几位消极抵制外都加入了对老首长的批斗。萧克被连续批斗到吐血，刘、萧、粟以下的中级将领经受的批斗更加残酷。萧克、蔡铁根等人受到大会、小会的批判，大家争相恶毒语言相向以表示与党中央一致立场。蔡在批斗中被扯下领章，关押了起来。这样的千余高级将领的批斗整人大会一开就是五十多天，会议结果是，刘、萧、粟等一大批将领被免职、开除军籍，林彪接掌了彭德怀手中的大部分军权。彭知道到不获毛泽东信任，在会后主动提请辞国防部长。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显示出共产党内斗争之残酷。当年刘邓大军的邓不讲情面地批刘，陈粟大军的陈不讲情面地批粟，大家都是在一次次运动中不讲情面地批判老战友，老搭档，甚至举手同意杀害战友的经历中一路走来。革命就是这样残酷，只有不讲情面地参与批斗者战友者才能继续革命。在这样的生存法则之下，大家在批斗战友时都不会于心不忍。彭德怀动员粟裕的部下批斗老首长，以“里通外国”罪名整肃粟裕，冀以此赢得毛泽东的信任。他没想到，他和另一位这次批斗会的积极参与者黄克诚在一年后受到同样待遇，被老部下指着鼻子批斗，也被戴上了“里通外国”的帽子。

    北戴河会议

    1958年8月，中共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将一批爱将扩大进来以便控制会议。年初，他通过中共中央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将1957年提出的1958年粮食总产量目标大幅增加至4000亿斤，此次会上，他将4000亿斤的目标再加倍。经过一年来的反右运动、批判“反冒进”、“反右倾”、“拔白旗、插红旗”，毛泽东造成了全国无人敢批评共产党，中共党内无人敢批评他，全党全国服从个人意志的局面。在1958年仅余四个月时间的情况下，会议全体通过了钢、粮产量当年翻番的决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警告说：“对完不成指标的官员要执行纪律，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用，四留党查看，五撤职，六开除党籍”。会议公报声称：“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已出现农产品的产量成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的飞跃发展形势。”

    决定钢、粮产量当年翻番之外，会议还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声称：将全国的合作社都合并成人民公社，“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着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会后，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声言：“一为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按照他的要求，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电话会议上发表讲话说：“炼钢目标是给赫鲁晓夫打了包票的，达成与否置于关乎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要全国计划，集中统一，共同负责，全民保证，确保钢铁生产任务的完成”。在中央书记处再次的电话会上，邓小平下令，北戴河会议确定和下达的钢铁工业指针只能超额完成，不准完不成；不但一吨不能少，少一斤也不行，要达到日产钢6万吨、铁10万吨。中共中央在各省电话会议传令，1070万吨的年度钢产量指标一定要完成。

    人民公社化

    毛泽东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江西苏区和延安边区那样的极权社会。在那里，中共领导的各种组织形成一张无所不包的“网”， 控制整个社会的所有人财物，儿童有儿童团管，少年有少先队管，青壮年有赤卫军管，土地有土地委员会管，妇女有妇联管，没有人独立于这张“网”之外，所有人必须听党指挥，所有农民必须向党纳粮。建国后，毛泽东要求全国都变成这样的苏区社会。1955年，他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社越大，优越性越大”，“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1956年，他主持推出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农业四十条），在其中要求在全国“办大社”。这时，苏共批判斯大林的行动动摇了毛泽东的独裁地位。在苏共反对毛泽东独裁立场的鼓舞下，刘少奇在八大上要求提出遵守《共同纲领》中的承诺，允许私有制长期存在。毛泽东一时无力独裁，只好搁置农业四十条草案及“办大社”计划。

    1957年，毛泽东通过发动反右运动巩固了独裁地位，继续推行他的“办大社”计划，在视察河南时指示省委书记吴芝圃成立“大社”，对农民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三化）的管理，随后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再次要求通过《农业四十条》草案。在右派帽子威胁下，众高层中不敢再提《共同纲领》承诺和八大路线，一致举手同意了《农业四十条》的“办大社”计划。在反右运动中被架空的刘少奇感到了毛泽东的不满，主动抛弃八大路线，与毛泽东一起鼓吹“办大社”和“快速进入共产主义”，在经过河南时向吴芝圃下达了一番 “办大社”、“进行共产主义试点”的指示。

    遵照毛、刘的指示，吴芝圃下令将河南的农业合作社全部合并成大社。按吴的指示，中共遂平县委将嵖岈山地区的二十个合作社合并成了一个三万多人口的大社，起了个苏式名子——“卫星集体农庄”。嵖岈山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大社的消息见报后，各地官员闻风而动，跟随推行合并大社，名称有的模仿苏联称集体农庄，有的称共产主义大院，有的称人民公社。8月13日，《人民日报》刊出了毛泽东的批语：“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据此，各地大社都更名为人民公社。毛泽东阅《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后亲自定稿写道：“各农业社并为公社后，原农业社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社员交出全部自留地。私有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也都转归公社公有，只允许留下少数家畜家禽。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

    视察各地大社后，毛泽东到北戴河避暑，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推销人民公社说：“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我们就可以在吃饭、穿衣、住房上面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人活着只搞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20] 在全党崇拜潮流中，毛泽东主持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将全国农民纳入人民公社，指示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和《七里营人民公社章程草案》刊出，作为各地制定人民公社章程的范本。这两简章的要点是：将农民财产充公，公社实行生活集体化，办公共食堂。

    经过中共武力镇压“退社风潮”，农民明白了，在共产党治下抗争、请愿死路一条，只好逆来顺受，接受政府摆布。北戴河会议后三个月内，中共将全国７４万多个一二百户规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了两万多个数千甚至至数万户规模人民公社，将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强制合并，实行共产，无偿剥夺合作社农民的土地、家具，家畜、果树，甚至房屋，将将全体农民完全置于了政府的管制之下，使全国农民成了没有私产，不准退社的人民公社社员。在人民公社化和食堂化后，农民不仅失去了财产，还失去了自由，成了“统一起床，统一吃饭，统一睡觉，统一上工和收工”的奴工。在中共宣布实现人民公社化的同时，上亿农民被中共像调动军队一样调去“大炼钢铁”、修水利，住集体军营。以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为例，全村的房屋没收成为公社的军营，统一分配，所有男人住村东头的营房，所有女人住村西头的营房。夜里有民兵在各个防区巡逻放哨，查问口令。逼得青年夫妻们只好夜深人静时外出野合。

    毛泽东树立的“徐水共产主义”试点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另一典型。主持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后，毛泽东向各级大员施压，要求达到纲要规定的各项指标，包括水利建设指标。在层层逼迫下，中共徐水县委决定开建一批大中型水利工程。徐水是个三十万人口的贫穷小县，并无能力建设这么多大工程。为向上级交差，徐水县委强行开工，集中全县劳力“大兵团作战”，划分“战区”，把农民按军事编制组成大队、中队，强迫农民在工地搭棚宿营，在工地吃住，不准回家。1958年2月，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保定听取了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的汇报，赞徐水的农田水利建设达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求。3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介绍了徐水的经验。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中批示，将徐水经验推广全国，命张国忠到北京参加八大二次会议，将徐水树立为了全国的共产主义试点。

    根据毛泽东的授意，张国忠回到县里立即下令全县农村食堂化，禁止农民起火做饭。8月初，毛泽东到徐水视察，张国忠下令将劳力、车辆集中在铁路两旁等待毛泽东检阅。毛问张徐水粮食产量，张知道反右运动后不能讲真话，知道毛要听大数，吹牛说夏秋两季计划打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000斤。毛指示：粮食多了吃不完，可让社员一天吃五顿。而实际情况是，徐水1957年粮食平均亩产才138斤，其中夏粮亩产仅有70斤，徐水农民与全国农民一样，自从粮食统购统销后一直在挨饿。

    毛泽东走后，徐水县委宣布将全县248 个农业社合并成一个“共产主义大人民公社”，宣布树木全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农民全体成为人民公社社员，实行工资制。根据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派人来到徐水，帮助拟出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提出了“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1959年每人平均占有粮食2000斤，食油20斤，肉类50斤。1963年每人平均主要生活资料初步实现各取所需”等目标。根据中央制定的目标，徐水县委命令各乡保证当年粮食亩产必须超过2000斤。8月下旬，《人民日报》连载了长篇通讯《徐水人民公社颂》，赞美徐水全民皆兵、公社化、实行供给制、全体农民吃公共食堂的经验。9月1日《人民日报》发布消息：“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将来把社员带向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毛泽东树立徐水为共产主义试点后，刘少奇、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薄一波、邓子恢、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罗荣桓、聂荣臻等中央大员及一大批省部官员先后到徐水视察为毛泽东捧场。众高层都看出了徐水试点漏洞百出及造假，但为向毛泽东表态效忠，谁也不说破真相，齐心协力维护这一拙劣的谎言。一位参观者问张国忠：“你说亩产几万斤，能达到吗？”张国忠回答：“是达不到，这么喊能喊出大家的干劲来，我们不能泄气，不喊几万斤连600斤也搞不到，要紧跟形势，不跟形势就完蛋了。”[21] 此言显示，毛泽东的“大跃进”高指标层层加码到了基层，基层干部除了跟着说疯话已经没有活路了。

    9月，徐水县委公布了《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点草案》，宣布成立全县物资和劳力“大平调”的“县人民总公社”，将所有生产资料和大部分生活资料归公，拆除农民的房屋，承诺由县政府为社员建新村，宣布取消干部、职工的薪金和社员的劳动报酬，承诺全县人民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享受生老病死、吃穿用，包括洗澡、理发、看戏等等“十五包”。县政府宣布的共产主义宏图还包括建30个工厂、千余企业、11 所大学，众多医院等等。在讲真话没活路的恐怖中，基层干部谁也不敢讲县里的实际情况。那就是，全县年财政收入总共不足2000万元，为农民建房子、提供供给制“十五包”的资金根本没有。

    根据毛泽东 “放开肚皮吃饭”，“一天吃五顿”的号召，徐水和全国各地农村的食堂纷纷放出了 “吃饭卫星”， 开展大吃大喝竞赛，每餐四个菜，每周会餐，社员随到随吃，吹嘘饭菜“一个星期不重样”、“半个月不重样”等等。根据毛泽东在安徽舒城县发表的 “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22] 的谈话，“放开肚皮吃饭”还被扩大成了招待过路行人吃喝。这样的胡闹只持续了半个月，公共食堂就断粮了。年底，饥荒降临徐水，也降临全国农村。被拆了房子的农民没有饭吃，无处栖身。在毛泽东吟出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时，农村饿死人的情况蔓延十数省。

    在西藏，从统购统销到人民公社，藏人经历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饥荒。十世班禅在亲眼目睹藏民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悲惨生活。他在后来给中共中央的《七万言书》中指出：“西藏实行人民公社制以后，藏民只剩下衣服、被褥、碗筷三样私有物品。很多人吃不饱，只能吃牛马饲料食，最后连树叶、树皮、草根、草籽都拿来吃，不少人家死光了。他回西藏时，很多藏民拦着他长跪哀呼：勿使众生饥饿，勿使佛教灭亡，勿使我雪域之人灭亡。”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张国声在内部报告中承认：“人民公社搞得群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给农民‘三刀子’，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23]

    人民公社化灾难是太平天国灾难的重演。洪秀全造反时宣称：“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天朝田亩制度》宣称，男女一样可以均分土地。然而，洪秀全登基后骄奢淫逸，给统治区内的人民带来空前的奴役。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制奴隶性与太平天国奴隶制在各方面都极其相似，被毛泽东称为“宝贝”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七里营人民公社章程草案》与《天朝田亩制度》大同小异，人民公社实行的男女分营的作法是太平天国男女隔离制度的翻版，一些人民公社对农民实行“组织化”编号管理，也是洪秀全编号管理妃嫔办法的翻版。[24]

    人民公社灾难还是苏俄革命后灾难的重演。列宁和托洛斯基在革命时计划消灭商品生产，消灭家庭，吃大锅饭，实行军事化，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然而革命成功后，苏维埃政府强迫人民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六小时，将数十万富农剥夺财产，枪杀或流放到边远地区，造成人民大批死亡。其中，圣彼得堡人民在革命后的三年中非正常死亡三分之一。消灭了富农也就摧毁农业生产的中坚，致苏联一直到解体也未能达到沙俄时代的粮食产量。因此，重写的俄罗斯二十世纪史将1920—1930年代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25] 作为中国的赤祸，人民公社制度是中国的农奴法和奴隶制。在此后人民公社制度存在的三十年间，全国农民生活水平不仅低于合作化之前，更低于连年灾害、战乱频仍的1930年代。人民公社制度被废除后，它带给农民的灾难没有结束。因为，农民主要财产——私有土地成了党产，再也拿不回来了。

    放高产卫星

    共产党的革命历程是抓枪杆子，也是向百姓搜刮粮食的历程。苏维埃国时代，中共的首要任务是扩红与搜刮粮食，抗战中，中共的首要任务扩充军队与根据地，背后还是扩军与征收钱粮，国共战争中，中共欠下苏俄巨额军火债，通过土改运动控制农村与农民，动因还是要加大力度搜刮粮食。建国后，按说中共可以向历史上改朝换代一样，遣散军队，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了。而情况骇人听闻，毛泽东立即到国外开战，扩军与搜刮粮食变本加厉。朝鲜战争结束，按说农民可以喘息了。然而不是，毛泽东的领袖欲望无止境，又有了掌握核武器的要求。为此，他要求粮食出口量每年翻番。1956年，他主持起草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农业四十条），要求粮棉总产量在十二年内增长三倍以上。这一纲要草案在苏共反对他个人独裁的背景下被中共八大搁置。1957年，毛泽东通过发动反右运动巩固了独裁地位，在反右运动的恐怖中主持中央全会通过了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然后立即各省大员施压，要求多征粮食出口换外汇，换核技术。

    省委书记们知道，此时最大的政绩就是搞出粮食高产典型。广东大员陶铸、赵紫阳行动最快，在1957年秋后将基层报来的虚假报告上报中央，称潮汕地区出现了 “亩产千斤县”。毛泽东得报后赞扬说：“我国将是世界上最高产国家，现在已拥有潮汕千斤县。‘四、五、八’（《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12年内不同地区粮食亩产达到的指标：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达到800斤）是否可以再提高到‘八百、一千、一千二’，我看可以，还有二、三十年就行。” 毛泽东赞扬广东后，其它大员不甘落后，四川的李井泉推出了新昌“千斤县”典型，湖北王任重推出了孝感“千斤县”典型。见《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划的十二年目标被各省立即达到，毛泽东雄心万丈，年底在莫斯科即席吹牛，宣布将“十五年超过英国”。回国后，他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一系列鼓吹“大跃进”，批评 “右倾保守”的社论。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将“二五”计划的主要产量指标大幅调高，将反对吹牛造假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撤职，以积极吹牛造假的吴芝圃接掌河南，警告不鼓吹大跃进，不放出高产指标同样下场。

    八大二次会后，吴芝圃回到河南发动了反右倾运动，逼迫基层干部报出高产指标。在地委，县委的层层高压之下，基层干部们被迫报出了不可能达到的产量指标。夏收时，基层干部被迫造假。全国第一个“大社”——嵖岈山卫星社把十亩地的麦子放在一起，称是一亩所产。社长钟清德吩咐：“告诉群众谁也不能说实话，任何人三天之内不得走亲串友。谁传出去是假，就是给党脸上抹黑，开群众大会辩论他。”干部们连夜组织人割了十几亩地麦了堆在一起，说是一亩地的。农民都知道是造假，但谁也不敢说破。 [26] 6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报导：《卫星社坐上了卫星——小麦亩产2105斤》，6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再报导：《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亩产3537斤。随后，《人民日报》接连放出刷新指标“高产卫星”：6月23日报导，湖北省谷城县先锋农业社小麦试验田亩产4689斤的高产卫星；7月31日报导，湖北省应城县春光社早稻平均亩产10597斤；9月1日刊出“放卫星”热潮中的代表作——《徐水人民公社颂》，其中报导称“茂盛无比”的小麦亩产12万斤，“花团锦簇”的山药亩产达120万斤，一棵硕大无朋的白菜重达500斤，棉花的产量也“如卫星般地震动湖海山川”，皮棉亩产达到5000斤，全县粮食平均亩产2000斤。在《人民日报》的指引下，各地展开了“放高产卫星”的竞赛。广东大员陶铸带头吹牛，撰文称广东粮食亩产可达万斤，省委书记赵紫阳跟进，撰文高调支持陶铸。[27] 二人一面高产卫星吹牛，一面对质疑“千斤县”假典型的广东干部展开整肃。炮制高产典型的干部们清楚，让稻谷粒大出数倍不容易造假，但说水稻植株多出数倍则容易蒙人。根据基层的造假，赵紫阳将密植作为先进经验向毛泽东报喜。毛泽东再赞广东。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紧跟，为广东的“高产卫星”作证，称他在广东番禺亲眼看到了亩产100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5万斤水稻。[28]

    “千斤县”吹出去后，各省大员纷纷建立自己的试验田样板，通过试验田再放“高产卫星”。各地放出“高产卫星”后一般要装模作样地对“卫星田”组织验收。“卫星田”造假应付检查的套路一般为：在试验田多播种，有的地多到每亩播种200斤；多施肥，一些地方为造假将全村肥料都施在了“卫星田”；不留背垄，种成方格田；将其它田的农作物移栽到“卫星田”中等等。根据毛泽东要求推广的深耕经验，各地的试验田越翻越深，深到八尺一丈。10月1日，《天津日报》报导了天津市的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12万斤，并称在田间的稻谷上可以坐人。毛泽东将新立村树立为全国先进典型，众高层纷纷来此参观以为毛泽东捧场。来此参观的中央高层和专家们发现，试验田的稻子一棵挨着一棵，实为大稻子垛。大家对造假心知肚明，谁也不说穿。一位公社干部在布置造假时说得直截了当：“现在的大好形势，谁都知道是吹出来的，现在到了如此地步，一不做，二不休，这次我们要豁出去了，为县社领导争光，这不是干不干的问题，而是如何干的问题。”[29] 由于毛泽东亲自鼓励造假，基层造假者不会受到损害。例如，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因放高产卫星而受毛泽东重用，但没有因为造假被拆穿而被降职。他后来在文革中被批斗时为自己辩护说，1958年放卫星时每个省都上报增产一倍以上，他只是随大流。[30]

    “放卫星”热潮是毛泽东推动的。从1957年底在莫斯科吹牛后，他在1958年周游全国视察，推动吹牛造假，亲自控制《人民日报》“放高产卫星”，同时要求“保护广大干部的劳动热情”，鼓励各级干部继续吹牛造假。在他授意下，《人民日报》1958年的数百篇关于农业，农村报导全部吹牛、造假，其中的《徐水人民公社颂》、《让河水倒流，让穷山变富》、[31] 《事在人为，地在人种》、[32]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33] 是了当年吹牛造假的范文。《徐水人民公社颂》发表后，作者康濯发现见报的数字被篡改，向报社查询。报社回复说他写的数字太低，以徐水基层提供的数字见报。

    “放高产卫星”运动不光发生在农业领域。在反右运动制造的精神恐怖中，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的逼迫下，科学家、知识分子们或为形势所迫，或出于投机心理，也纷纷加入吹牛撒谎也造假。其表现之一是为农村放出 “粮食高产卫星”作科学担保。例如，科学家钱学森撰文称：“从科学理论上讲，如果能科学的利用土地的话，稻麦亩产可达4万斤，蔬菜亩产量可以达160万斤，” “只要有足够的水、肥料和劳动力，我们就可让农作物产量无限增长”。[34] 他很清楚毛泽东爱听这种话。科学家、知识分子吹牛造假的表现之二是 “放科研卫星”。“放卫星”热潮中，北京的研究单位报出研究成果1000余项，声称其中100多项超过国际水平”；[35] 北京大学声称，在半个月内完成了680项科研项目，超过了过去三年科研项目的总和，其中100多项是尖端技术科学，有50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36]

    推动吹牛造假的不是毛泽东一个人，政治局常委们、政治局成员们全都效仿毛泽东，到高产典型公社视察，发表支持讲话，为“放高产卫星”，为吹牛撒谎站台。众高层当然看得出堆成垛的试验田之假，他们更清楚质疑高产典型的政治风险。李井泉在视察时说：“万斤田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实际问题；不是真假有无的问题，而是该不该宣传的问题。……谁不相信水稻一万斤，谁就不是共产党！亩产一万斤，是共产党的领导嘛，是群众的积极性嘛，你不相信，你的党性哪里去了？你非要查个究竟，居心不良！没有一万，也有五、六千嘛。”[37] 他的这番话代表了众高层推动吹牛造假时的心态。他们根本不相信亩产万斤的“卫星”，但为了党的需要和个人的乌纱，大家积极迎合毛泽东的妄想，同时对下级施压。华东的柯庆施、河南的吴芝圃、西南局的李井泉、甘肃的张仲良、广东的陶铸、湖北的王任重等一众大员都是一面揣摸圣意邀功，一面残酷打击讲实话下级干部。大员以下的各级领导人层层仿效，以撤职罢官相逼迫下一级。这样的层层逼迫到了基层就极为恐怖了。例如，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把质疑造假的几位生产队长绑在树上斗争，拳打脚踢，然后送去劳改，将其中一人迫害致死。在“放高产卫星”、树立共产主义典型期间，徐水县有近五千干部、农民因反对吹牛撒谎而被逮捕、迫害。在甘肃，由于合作化对农业生产的破坏，饥荒在1958年春天就开始了，省委书记张仲良隐瞒饥荒，向中央报称甘肃是“余粮省”，推行“高指标、高征购”，对有反对意见的干部农民批判斗争，打成“反党分子”。在上海市奉贤，中共县委在深耕和兴修水利中公然提出“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和“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等口号，在全县实施捆绑吊打、乱罚乱关。[38] 山东郓城县县长鲁成六次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揭发菏泽地区上报的“亩产双千斤县”实际亩产只有300斤，结果信件被退回中共菏泽地委，鲁被以反革命分子罪名逮捕入狱，许多为鲁鸣冤的学生、干部遭开除、撤职、批斗。无数农村基层干部因报不出领导要求的产量而被批斗和镇压。“高产卫星”全是在被这样的恐怖逼迫出来的。

    这场吹牛造假的“放高产卫星”运动规模之大，内容之荒谬空前绝后。“放高产卫星”热潮中，毛泽东的妄想继续膨胀，在武汉视察时说，“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是这样。过去九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39]人们不会想到是，策划“放高产卫星”运动的毛泽东自己并不相信这些“卫星”是真的。他披露用意说： “大放假卫星，有极大好处，无假哪里来真？有假卫星，才有真卫星。”[40] 在“放高产卫星”热潮中，无人清楚毛泽东所说的“极大好处”何意。后来人们才理解，他鼓励吹牛“放卫星”是另一“阳谋”，他要求按照“放卫星”的高产指标搜刮粮食。

    大炼钢铁

    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说：“美国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1957年底，他在莫斯科即席宣布，中国钢产量十五年赶上英国（当时英国钢产量2000万吨，中国500万吨）。回国后，他要求冶金部长王鹤寿将1958年钢产大幅提高。王不敢违抗，按毛之意制定了产量指标。

    1958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十五年后，要搞4000万吨钢，5亿吨煤，4000万千瓦电。”3月，王鹤寿向毛提出报告说，不用十五年，钢产量十年就可以赶上英国，二十年可以赶上美国。毛泽东赞王的报告是“一首抒情诗”，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的批语中引用了王的报告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 在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将1958年的钢产量大幅调高到800万吨。然而会后，他对800万吨的钢产量又不满意了，要求当年的钢产量翻番，召集主管经济的陈云、薄一波和冶金官员开会讨论钢产量翻番的办法。陈、薄等知道，若不按毛泽东的指示下达计划乌纱不保，下达计划的完不成还是乌纱不保。于是，他们想出了让毛泽东在数字上实现妄想的办法——搞“土炉子”。他们非常清楚“土炉子”炼不出钢，但相信没有人敢质疑“土炉子”炼出的不是钢，相信这样可以凑出毛泽东要求的钢产量。于是，陈、薄半路修改了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将钢产量高调，陈云出面向毛泽东呈上了以“土法炼钢”为主要内容的“八条意见”。毛泽东赞赏“土法炼钢”办法，决定推行。7月底，毛向来访的赫鲁晓透露了钢产量当年翻番的计划。赫鲁晓夫凭常识断定毛的计划是无稽之谈，一笑置之。而赫的顾问阿尔希波夫则向薄一波明确表示钢铁半年翻番计划实现不了。薄不便如实相告，只糊弄说：“我们有群众路线，把土法炼铁炼钢加上去，计划一定能实现”。阿不接受这样的糊弄说法，直言“土法炼的钢不能用”。[41]

    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主导政治局通过了“大跃进”决议，要求1958年粮食、棉花、钢铁的总产量比1957年翻番。会后，中共中央发表了《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向国人吹牛说，在余下的四个月里可使当年钢产量翻番。会后，负责完成炼钢指标的陈云、薄一波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逼迫下级在数字上完成翻番，陈作指引说：“完成钢产量指标，土炉子是关键”，薄传毛泽东的话说：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为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为四个美国。[42] 在1958年的后四个月，各省委书记亲自挂帅，指挥上亿国人建土炉子炼钢。土炉子热潮中，中南海里也建了土炉子给毛泽东看。为完成吹牛指标，毛泽东下令收废钢铁投入土炉子凑数，指示将宁波、胶东等铁路线拆除炼钢。据毛此令，基层官员们采取逼迫手段，提出“倾家荡产大搞钢铁”口号，强迫老百姓将家里的菜刀、炒菜锅、铁荷叶、铁门把，甚至妇女的铁发夹交出来扔进土炉子。各级官员为保乌纱各出奇谋：湖北大员王任重下令在铁路两旁修起小高炉炼钢，组织男女老少作炼钢表演糊弄来视察的毛泽东；安徽大员曾希圣拿正规钢厂出产的一块钢给毛泽东看，称是土炉子炼出来的；广东大员陶铸放出了日炼生铁达到了878吨，炼出烧结铁、海绵铁1169吨的“炼钢卫星”。[43] 整个“大炼钢铁”运动中，从毛泽东到基层干部，无人不吹，无人不骗。

    各地的土炉子大都是在地上挖个坑，盘起个大炉灶，通上风箱，放入煤炭或木柴，上堆废铁。炉火化不开废铁，土炉子一烧就塌，人们才知道有耐火材料一说。湘西某村以巨大山谷作为炼钢炉，全村老少齐动员，把废钢铁运至谷中，砍尽山上的林木抛入“炼钢炉”中，让大火持续燃烧半月。安徽大员曾希圣亲自推动，创造了“炼钢炉”之最：将一条山沟的两头用土石封口堵死，砍尽山上林木与铁矿石、收来的铁器一起推下山沟，放火烧上几天。各地的土法炼钢无非是将铁器熔成一砣，然后将一砣砣铁碴与煤碴的混合物系上红带子，敲锣打鼓地送给上级报喜，声称炼成了多少吨钢。在从上到下互相糊弄的“大炼钢铁”运动中，各地全民上山砍树，挖煤，建“土炉子”，掀起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山林环境的狂潮。

    毛泽东虽然对工业无知，但并非完全相信大员们的糊弄。他要求地方官员用各种办法凑足吹牛数字以帮他维护面子。他在视察中禁止质疑“土法炼钢”说：“还有一些同志不注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 他亲自控制报刊、广播发布虚假的钢产量消息。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全国日产钢铁6万吨，此后各大报每日报喜，有说全国日产钢超过10万吨的，有说日产钢20万吨、生铁30多万吨的。11月2日，河南新乡放出了日产生铁102万吨的“炼钢卫星”。12月，当听到手下报告1958年钢产量翻番将胜利实现后，毛泽东八届六中全会（武昌会议）上立即亲自放钢产量“卫星”，要求1959年钢产量达到3000万吨，命冶金部将原定到1962年达到2000万吨钢产量的计划指标提高到9000万吨。

    全民炼钢并非由于民众颠狂，而是因为人们别无选择。千百年来，统治者不可能垄断民众生活的全部，农民自耕存粮，不受官府控制，民众有择业，迁移的自由。在一个地方受到压迫可以选择迁移。而在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服从中共指挥是唯一活路。农村人民公社化后，农民的房子、锅灶被拆了，没有外逃之路，除了服从基层干部的调动没有别的活路。于是，九千多万农民放着成熟的庄稼不收割而上山炼钢。对农民来说，这时去收割庄稼与去炼钢没有区别。因为，人民公社将一切归公，收获粮食政府要拿走，收与不收都一样。“社会主义改造”将农民的私产充公，将自耕农变成了农奴，使农民不仅丧失了播种的积极性，甚至丧失了收获的积极性。1958年是个大丰年，但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都上山炼钢去了，成熟的庄稼没人收割烂在地里。被迫上山炼钢的农民极其悲惨，成为不许下山，“生活军事化”，丧失人身自由，在冬天降临的饥荒中大批饿死、冻死。

    年底，新华社发布消息说，1958年钢铁总产量为1108万吨，在数字上算是为中共在北戴河会议公报中的吹牛圆了场。但实际上，1958年的实际钢产量没有增长，还是正规钢厂生产的500多万吨，另外的500多万吨是各地虚报和《人民日报》吹的来的假数字，其实物是全国土炉子旁边堆积成山的废渣砣子。全国四个月的“大炼钢铁”胡闹只为了满足毛泽东一人的妄想。这就是毛要达到的全民听从他一人指挥理想社会，这就是毛泽东心目中的“抒情诗”。

    造假的钢产量数字公布后，大炼钢铁灾难并未结束， 1959年，在饥荒蔓延全国的情况下，毛泽东指示主管经济和计划的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说：“办钢铁要大搞小土群、小洋群。今年要动员7000万人来干。我们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不仅资本主义看不起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给技术，憋一口气有好处。十年搞一亿吨，上天”。[44] 于是，在1959、1960年的大饥荒中，仍有数千万人饿着肚子在土法炼钢，数百万农民饿死在了土炉子旁。

    大炼钢铁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数几百亿元的损失。这一损失远远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总额。大炼钢铁运动还是一场全民砍树毁林，破坏环境、破坏古建筑的灾难。运动中，各级政府为怕被戴上右倾帽子，不计后果地下令砍树为柴，广东增城的荔枝树被砍伐为柴，浙江兰溪珍贵的乌桕几乎被砍绝。基层领导们还下令拆古建筑，拆砖块拿去建土炉子，拆珍贵木料拿去作柴烧。经过大炼钢铁后，大片青山绿水国土被糟蹋成了荒山秃岭。今天的国土荒漠化，严重的水土流失，肆虐沙尘暴的原因之一就是1958年大炼钢铁。

    从清末到民国，历届执政者的权力和行为都受到制约，没有哪一位执政者完全控制所有报刊，消灭一切反对和批评的声音。历届执政者认为在舆论批评中执政很正常。如果清政府强迫全民“大炼钢铁”，早会有众多“庚子五大臣”那样有识之士出来死谏；如果民国政府如此胡作非为，反对派势力和舆论也早已出来制止。而共产革命带来了空前的专制，中共取缔了一切独立报刊、电台，反右运动消灭了一切反对声音，毛泽东为所欲为不受任何制约，中共高层全体附和毛的妄想，没有人敢提出半句批评。于是，中国发生了“大炼钢铁”这样全世界最黑暗的暴政。

    “大炼钢铁”灾难不可能发生在清末、民国还有一条重要理由，就是前朝统治者们爱民。没有哪一位统治者以祸害百姓为乐。而毛泽东不同。他完全不关心百姓死活，心中只有他的中国皇帝梦，世界领袖梦。并且，不顾百姓死活的不只毛泽东一人。中共高层中关心百姓死活，为民请命，敢讲真话者早就成了“反党分子”、“右倾分子”，被踢出了官场，其他人都不顾百姓死活，助毛为虐，因此得以在官位上生存下来，而这些事实是遍布全国的革命纪念馆都不会告诉后人的。

    修水利运动

    大跃进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修水利。根据毛泽东的“三化指示”，徐水县不顾地方财力条件和老百姓死活开建大型水利工程，将农民编成团、营、连，“洼里吃，洼里睡，白天黑夜连轴转”。中共将这样的“徐水模式”推广全国，将数千万农民编制成军营，送去水利工地作奴工。由于生活条件恶劣，没有安全保护和伤病饥饿，修水利的民工大量死亡。当时广泛宣传的“平陆事件”（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中毒事件）是修水利民工苦难的缩影。

    “大跃进”运动中，三百多平陆农民被编成军营，在饥饿中服苦役，没有人身自由，连过年都不得休息。排长张德才因说了句“死了人是因为吃不饱”的实话而被撤职、批斗。他决定对主持批斗的副连长投毒报复。行动前，他想了个心愿，给女儿买一双花鞋。但他穷到没有钱买一双鞋。他遍向同营的民工借钱而不得。大家不借钱不仅因为他是批斗对象，还因为人人都与他一样穷。无法了心愿，张德才决定报复社会，将毒投到了食堂大锅里，民工集体中毒。山西卫生部门紧急向北京求援，北京有关部门安排空运注射剂到山西，中毒民工获救。事件发生后，党报按照“报喜不报忧”的惯例不予报导，但《北京晚报》的一篇题为《千里急救》的报导使事件传遍全国。随后，《中国青年报》的发表了《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一文，在其中写道：“一滴水能反映出太阳的光辉，一件平常事足以体现我们时代最美好的思想、最高尚的风格”。根据中宣部的指示，新闻界、文艺界掀起了以“平陆事件”为题材歌颂大跃进的热潮。其实，中毒的六十一位民工中有不少人是被送到民工营劳改地主富农子弟和所谓反革命家属，是当局所谓的阶级敌人。他们暂时被宣传成了阶级弟兄，宣传热潮过后，他们继续遭受迫害。[45] 将数亿农民沦为农奴，饿死累死的苦难完全掩盖，将农民穷到买不起一双鞋的苦难宣传成“最美好思想、最高尚风格”的故事，这样的事很难让后辈青年相信。

    甘肃省的“引洮上山”是大跃进水利工程的代表作。它计划以1400公里长、翻山越岭的水渠引洮河水到黄土高原，调十七万民工修了三年，造成两千多民工死亡，结果完全无用。大跃进中的大部分水利工程是这样的“血淋淋”的浪费，许多工程半途停工，建成的工程多半是病库险坝，在随后二十年中大量崩溃。例如在1975年的特大暴雨中，河南板桥、石漫滩等六十座水库崩溃，致遂平、西平、汝南、平舆、新蔡、漯河、临泉等七县一片汪洋，造成二十四万人死亡，是世界历史上因人为技术原因死人最多的灾难。如此多的水库一起溃坝不能全归因于天灾，主要原因是“大跃进”修水利不讲科学，粗制滥造的人祸。

    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是“大跃进”水利工程的另一代表。1952年，毛泽东在河南考察期间听取了当时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的汇报。毛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王建议在黄河流域三门峡等处分别建设四十多座大坝以控制黄河洪水。毛泽东听罢说：“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决心建大坝的水电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将这句没有具体意义的话作为了建坝的批准证书广为宣传，邀请苏联专家组来华勘查设计三门峡工程，向苏联专家提供了虚假的黄河泥沙量数据。根据虚假资料，苏联专家同意了水电部门提出的高坝全部拦沙，清水下泄的方案。王化云将此“黄河变清”的计划直接报毛泽东，毛表示赞赏后，一个大型水利项目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决定了。毛泽东决定建三门峡大坝，除了因为爱听“圣人出，黄河清” 的颂扬之外，还因为水电部门吹嘘的大坝将使全国的发电能力翻番的说法，期望大坝能带来巨大发电能力，支持他的军工、核武器计划。当时，陕西省强烈反对这一规划，因为他们凭常识知道，三门峡大坝一建，下游可以免除洪水了，但抬高水位将淹没陕西大片良田，增加陕西的水患。但人大以鼓掌方式通过了建三门峡大坝议案，陕西代表的反对声音被淹没在掌声中。

    对于人大没有经过专业论证就通过建三门峡水库的议案，留学归来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指出“三门峡筑坝后，下游的洪水危害将移到上游，出库清水将危害下游堤防。”1957年，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两个月后，周恩来召集七十位专家举行 “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与会专家们知道毛泽东和人大已以批准，工程已经开工，不再发表反对意见。黄万里不考虑政治风险和个人得失发表反对意见说：“建坝拦沙让黄河清的设计思想基础错误，违反自然规律，清水出库对下游河床也不利。黄河泥沙量全世界第一，建坝方案没有提供解决泥沙淤积有效办法。按方案建坝后，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届时不但不能发电，大坝还将把下游的洪水搬到上游。”对黄万里的反对意见，周恩来也说了不算。当年，纪录片《1957年国庆节》中的《祖国颂》歌曲将“三门峡上工程大, 哪怕它黄河之水天上来”之句唱遍全国，三门峡工程成了社会主义象征，不能再批评。提出批评的黄万里被毛泽东亲自划为右派分子，然后被报复性地安排到三门峡大坝工地劳改。在大饥荒中，耗资巨大的三门峡工程理应停工，以救灾为要。但周恩来揣摩圣意为政，决定特别优先保证该工程投资。这一工程是水电部门的“钓鱼工程”，即先将投资少报，获准开工后再迫使财政追加投资。开前上报的十三亿元预算在大饥荒中被追加到四十多亿元。这笔相当于四十座武汉长江大桥的投资在大饥荒中可买800亿斤粮食，救全国饥民于不死。

    1960年，三门峡水库建成蓄水，黄万里警告的灾难立即出现，泥沙淤积严重，致高坝低用，设计能力报废。然而，灾难才刚刚开始。泥沙迅速淤积上游潼关、渭河，使渭河成为悬河，黄河回水倒灌威胁西安和关中平原，淹没两岸农田数十万亩，迫使一些县城搬迁，导致富饶的关中平原碱化、沼泽化，粮食年年减产。实际情况恰如黄万里所警告，三门峡大坝把河南小灾难搬到陕西变成大灾难。在1962年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交提案，请国务院从速采取措施救陕西的淤积灾难。水电部为避免被追究责任，要求劳改中的黄万理支招。黄万里赶写出了《改修黄河三门峡的原理和方法》报告。周恩来决定对三门峡工程改建。在改建工地，黄万里面对被炸得千疮百孔的大坝落泪了。他清楚，倾国财力建成的三门峡工程不仅成了废物，更成了祸害。经过改建，大坝原设计发电量的120万千瓦仅剩了零头20万千瓦；耗资巨大的改建并未解决上游淤积问题。毛泽东得知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发电能力只剩下零头，怒言要把大坝炸掉，从此再不提黄河之事了。毛泽东时代结束后，三门峡水库成了巨大遗害，存废两难。若存，上游洪水威胁，陕西“小水大灾”无尽头；若废，下游生态、社会问和百万移民问题无法解决。当年在论证会上支持三门峡水库方案的原水电部长钱正英和专家张光斗承认：三门峡水库是个错误，应该尽快放弃发电，停止蓄水。

    庐山会议

    中共的大炼钢铁、大修水利暴政造成1958年秋粮无人收割，一半烂在了田里。秋收时，中共中央下令按吹嘘到几倍、十几倍的“放卫星”高产指标征粮食，各地基层将秋粮全部收走仍不能完上级下达的征购任务，只好组织人挨家挨户将农民的口粮搜刮殆尽。年底，各地公共食堂断粮，农民开始大批饿死。各地大员纷纷呼吁召开中央会议，叫停大跃进和高指标征粮。毛泽东手上有各地的饥荒报告，和请求停止高指标征粮的报告，但他相信农民翻不了天，要求加大力度征粮出口，以为快速军事工业化换外汇。在反右倾运动的高压之下，高层们不敢对毛泽东的政策提出批评，更不敢向他挑战。1959年3月底，中共中央于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主导下作出决定，把粮食征购率从1958年的29%提高到40%。这时，饥荒已经蔓延十五省，告急报告越来越多。毛泽东感高层中对提高粮食征购比率的不满，决定召集众高层到庐山避暑，声称“开一个远离喧嚣，开怀畅谈的神仙会，让大家发发牢骚”。6月，毛泽东由韶山乘船到九江，然后上了庐山。期间，他写下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等诗句，显示他对十几省的饥荒全不在意。

    1959年7月2日，中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在庐山上开幕。毛泽东将亲信扩大进会议，将会议分成大组漫谈，任命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等“大跃进”骨干为大组组长，指定秘书组负责记录及编制会议简报，以确保对会议进程控制。他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为会议定下了调子，以“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说法回避正在扩大的灾难，拒绝接受各地请求降低粮食征购指标和增加粮食返销的要求，坚持按“放卫星”的指标多征粮食。与会者都清楚“大跃进”造成灾难之严重，但他们又清楚，发言记录将报到毛泽东手上，于是谁都不提饥荒。刘少奇带头以“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46] 的说法绕圈子，会议真成了避暑“神仙会”。

    被分在西北小组的彭德怀对会议在各地饥荒情况下闲扯不满。年初，他到了家乡湖南和甘肃等地，了解到大跃进给农民带来的灾难，年中，他率军事代表团出访，听到了苏联和东欧各国高层对中国大跃进的批评，受到震动。他决心回国后说服毛泽东改变大跃进政策。在庐山小组会上，他打破沉默说：“现在是个人决定，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会下，他想找毛泽东当面谈被卫士挡驾。回到住处，他给毛泽东写信。彭德怀写信反映意见是毛泽东鼓动的结果。半年前，毛泽东在长沙观赏了湘剧《生死牌》，然后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海会议）上发号召说：“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了不正确的，也不批评斗争，这是庸俗。不打不相识嘛”。响应毛“大胆批评”的号召，彭动笔写信表达批评意见。他这封后被称为“万言书”的信其实只有3700言，分两部份。第一部份是毛泽东爱听的话，赞扬大跃进成绩主要，缺点次要；第二部分指出大跃进给农民带来困苦，希望结束大跃进政策。7月14日，彭德怀把信交给了毛泽东。毛阅后没有召彭谈话，也没有复信。他不是在考虑彭的批评意见，而是在想怎么整肃彭德怀。

    两天后，毛泽东重施“引蛇出洞”伎俩，将彭的私信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印发会议代表讨论，引诱反对大跃进者发表批评意见，同时宣布延长会期，一边分组讨论彭的意见书，一边增加几天休息，称让代表们在庐山上逍遥。在小组会上，绝大多数与会者清楚犯毛泽东忌讳的后果，在讨论中不谈问题，只唱高调。只有彭德怀、张闻天等几人有些温和的批评。彭德怀批评毛泽东说：“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万吨（钢产量）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在第二组作了近三个小时的讲话。就在张闻天将要发言的当天早晨，胡乔木还打来电话予以关照，要他少讲些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大炼钢铁和得不偿失的问题。张闻天感到大跃进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拒绝沉默，批判大跃进的问题。第二组组长是柯庆施指挥数人不断打断张闻天的发言，提出质疑。张按照自己的既定提纲，滔滔不绝说：有人说，多说大跃进的缺点错误，就会使人泄气，就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但缺点定要讲透，缺点要经常讲，印象才会深刻，才有利于改正缺点。我们从前犯过盲动主义，毛泽东经常提及。对缺点不要轻描淡写，要采取郑重态度。他直指大跃进中比例失调，指标过高，求成过急，虚报浮夸，强迫命令，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否则就扣“怀疑派”“观潮派”等帽子。如钢铁指标过高，其它指标也被迫跟着上，造成全面紧张和比例失调，基建战线太长，“三边”(边勘查、边设计、边施工)做法浪费太大，工程质量也差，新增工人太多，招2,000万，人浮于事;企业产品不成套，任务朝令夕改等等恶果。胡乔木要张闻天不要讲大炼钢铁问题，暗示为这是毛泽东的忌讳。张闻天继续说道：“全民炼钢不单赔了50个亿，最大问题还在9,000万人盲目上山，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失，丰产不能丰收。‘全民炼钢’的口号本身是不妥当的。去年干什么事情都是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写诗’，搞得百姓不胜其烦。”他建议取消“吃饭不要钱”，改为实行社会保险，照顾丧失劳动力的人。他说：我们不能搞平均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彭德怀的意见书主要篇幅是颂扬大跃进，讲成绩，讲优点，只有一小部分揭问题。而张闻天的发言滔滔不绝讲三个小时，万余言，基本都是揭露问题。最后，张闻天表示支持彭德怀的信，批评共产风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受彭德怀、张闻天发言鼓舞，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务实官员在会上发言表示赞同彭的意见，发言批评了“大跃进”。最了解“大跃进”的灾难情况的周恩来在会上沉默，但在会下向彭德怀发“大跃进”的牢骚说，粮食产量数字有弄虚作假问题，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等等。彭德怀质问：“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周说：“讲这些困难会被误会成泄气，不好。”彭德怀直指：“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47]

    在会议目的一时达不到延长会议，在会下暗中布署是毛泽东遇到挑战时法宝。在遵义会议、洛川会议中计划受阻时他都曾提议休会，在会下活动，然后在复会时达到了目的。在庐山会议休息的几天中，毛泽东采取了一连串行动：急召林彪、彭真上山，让林出面对付彭德怀；以宣布彭真代周恩来主持会议的方式敲打周；邀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一起游泳，请王向刘转达特别的关心与问候；邀王任重等各地大员游泳、共进午餐，要求他们就整肃彭德怀作出表态。得毛泽东的问候，刘少奇陷入抉择的痛苦。他清楚毛泽东问候是让他就整肃彭德怀表态，清楚如果站出来支持彭德怀有可能一举扭转大跃进的政策，但更清楚挑战毛泽东的后果。从延安到北京，他追随和吹捧毛泽东而升迁。八大上，他挑战了毛的独裁，制定了反冒进、反个人独裁的八大路线。会后，毛泽东立即反对八大结果，他不敢说毛也应服全党的决定。八大后不久，他被毛成立整风运动领导小组架空。为赢回毛泽东的信任，他主动抛弃八大路线，在南宁、成都，北戴河等系列会议上加入了歌颂了毛泽东热潮，支持了毛泽东“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放卫星”、“高征购”等一系列政策。作为“大跃进”的第二决策者，他也不能言错，言错意味要负第二位责任。在抉择面前，他“心情沉重，整天关在办公室里不出来，每天要吃很多安眠药才能入睡”。[48] 经过几天考虑，刘少奇决定趋利避害，继续追随毛泽东。周恩来等其他高层没有刘那样的抉择痛苦。他们知道支持彭德怀意味潘复生那样下场，毫不犹豫地表态追随毛泽东。

    7月23日，毛泽东召集复会。他发表讲话说：忍了多少天，现要反击右倾份子彭德怀对人民公社，对大跃进的攻击。他号召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三面红旗的污蔑，称大跃进成绩是九个指头，错误是一个指头，声言“如果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灭亡了，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毛泽东杀气腾腾的言论震慑了全体高层。柯庆施等大跃进骨干立即跟随发言攻击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等众高层表态支持“大跃进”和 “反右倾”，加入了批彭，会议从原定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纠错议题转为了“反右倾”。

    当天会后，彭德怀找毛泽东面谈被拒。随后，他去与黄克诚、周小舟等人诉说，被负责监视的罗瑞卿和参与彭等聊天的李锐分别密报告给了毛泽东。戚本禹在晚年回忆录披露：“负责会议保卫工作的是罗瑞卿。罗瑞卿当时不仅是公安部长，而且他还是中央的‘防止突发事件委员会’的负责人。罗瑞卿看到了值班战士的记录，也觉得很奇怪。他就亲自到那个地方去看了，他在屋子前面的一个小树林里观察。直到那些人一个一个地从屋子里走出来。走在最后的一个就是李锐。李锐这个人走路和别人不一样，别的人走路是朝前看的，而他却是老往后面看的。大概就跟小说里说的司马懿差不多。可就在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恰好同从小树林里走出来的罗瑞卿对上了眼。这一下就把李锐给吓坏了。以为他们的事情都已经被罗瑞卿发现了。李锐就一个人连夜跑到主席那里去，要求见主席。见到主席以后，他把他们在一起开会所说的话都说了出来。在李锐向毛主席作坦白交代的时候，林克都在场。主席听了李锐的坦白交代以后，就马上找来罗瑞卿问了情况。然后就又把周小舟、周惠等人找来谈话。李锐知道主席又找了周小舟、周惠谈话，生怕他们说的要比他说的多，所以又去找了主席作了补充的交代和揭发。把他们在一起说的，什么毛主席比斯大林晚年还要坏等等的话都说了出来。李锐甚至还揭发说，在他们开小会的时候，他亲耳聴到彭德怀给部队打了电话。所以当李锐说他们是裴多菲倶乐部时，毛主席说，什么裴多菲俱乐部，是军事俱乐部。” [49]

    第二天，毛泽东宣布会议转为以批判彭德、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小集团”为主题，要求人人表态。顿时，神仙会成了批斗会，四人在各自大组接受老战友、老部下们指着鼻子批斗。毛泽东整肃彭、黄、张，周不只是因为四位批评了“大跃进”，还因为与整肃刘伯承、萧克一样，要清算与四位的历史恩怨。对彭德怀，毛泽东有不少旧怨：长征路上林彪等人举荐彭德怀出掌军权被毛认为是彭的主意；彭在抗战中违反了避战纪律打了“百团大战”；彭在延安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彭在建国后反对在北戴河圈占风景区和别墅群，直指北戴河避暑办公制度是劳民伤财，搞特殊化、以从不到北戴河休假，不要北戴河别墅的行动拒绝特权；彭是唯一反对从各大军区选女兵到中南海陪舞者，还是高层中唯一反对各地大员为毛建行宫者；彭曾骂萧华、罗瑞卿、叶子龙等人“选妃子”、 “不干好事”，迫使中南海文工团解散，让毛泽东抱怨“作了和尚”等等。[50] 毛泽东对敢于批评自己的彭德怀掌军不放心，担心彭像朱可夫元帅那样调动军队左右政局，因此在发动“大跃进”时安排林彪接掌了彭的大部分军权，此次庐山整彭是剥夺其军权的后续行动。对张闻天，毛泽东也有不少旧怨。长征路上，毛策划夺权时只能推张为总书记以应付莫斯科。重掌中央红军军权后，毛泽东在讨论攻打打鼓新场的会上以提出辞职来否决多数意见，新任的张闻天不接受要挟，主持举手表决批准了毛的辞职，使毛一时不了台，幸亏周恩来出面打圆场，说服与会者取消了撤职决定。张下令，早晨吹号后，所有人都要起床。而毛习惯早上不起，抱怨说，这类事张本来可以不管。张讲究程序规则，要求开会有准备，有议程，逐项讨论，作出决定。毛反对按议程开会，喜欢东拉西扯开长会，指张知识分子气太重。一次会上，毛泽东交议一份文件。张拒绝说此议这次会不谈。毛怒将文件扔到了地上。[51] 到了延安，毛在权力地位稳固后对张越来越不耐烦，称张为“洋房子先生”，“言必称希腊”（指马列），对中国“一事不懂”，特别对张闻天带头反对他与江青结合怀恨。张难以忍受毛的多疑、记恨，满口粗话、独裁、开长会东拉西扯，感到难与共事，承认自己不擅权斗，主动请辞总书记淡出权力中心，以到农村搞调查为名自我放逐。张虽退出权力争斗，但毛认定张是国际派，计划整肃。两年前的反右运动中，张闻天阅毛泽东的“收网令”文章后以不写“已阅”的方式表达了保留意见，让毛又添新怨。对黄克诚，毛也早有不满。建国之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提出镇反收缩，限制捕杀范围，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一年前，黄向毛泽东对金门炮战提出意见说：“既然我们并不准备真打，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钱，搞得到处紧张，何必呢”。这让毛再添记恨。周小舟虽然每次接驾周到备至，但毛将他与主动建行宫的湖北王任重、四川李井泉、华东柯庆施相比，仍不满意。“大跃进”运动中，周对放高产卫星、“土炉子炼钢”消极应付，坦言湖南建起的五万多座土炉子中有两万多个没点过火，是交差充数的，引致毛记恨。在庐山会上，周的“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之言更是刺痛了毛。[52] 当时的国人常看到毛泽东灯下办公的照片，其中包括在庐山办公的照片。国人不知，毛办公不是在考虑国计民生，而通常是在阅高层们的会议发言记录，在盘算着整肃批评者。

    8 月1日，被毛泽东急召上山的林彪到会发表讲话。他不谈饿死人的灾难，不提彭德怀的意见书，专注对彭展开攻击，斥彭“个人英雄主义”，称“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53] 林彪讲话后，全体高层无人敢言“大跃进”有错，更不敢提饿死人。林彪讲话后，毛泽东宣布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会议转为扩大的八届八中全会。这样的会议进程呈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丑恶。古来，皇帝、朝廷都自认有救灾的责任，发生饥荒是要讨论应对的，皇帝或要颁罪已诏，大臣要提出救灾措施。而中共此时是非善恶完全颠倒，独裁者要在饥荒中向百姓搜刮更多粮食，众高层不敢提及饥荒，更不敢提救灾，开会内容是整肃对暴政稍有微词者。至于开会议程也是政治史鲜见的荒唐。毛泽东召集众高层上庐山只说开神仙会，既没有说是政治局会，也没有说要召开中央全会。结果，他半路休会，随意召人上山，随意宣布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又随意宣布为中央全会，众高层完全是任凭毛泽东摆布的木偶，其局面既不如封建皇朝上朝来得规矩，也没有现代政党的平等讨论的话语空间。

    8月2日，毛泽东宣布八届八中扩大全会开始。开幕式上，毛泽东指名道姓斥张闻天道：“洛甫那时不承认错误，《两条路线》书一出，就承认了，解除了武装。王明始终没改，洛甫好像改了，这次旧病复发，打摆子，疟原虫在体内作怪，潜伏下来，有机会就出来，如今年夏天气候。我要写封信给你，我看你是有病，要大喝一声，你有病!像楚太子，出身汗，就好了。”会议内容是分组将彭、黄、张，周四人等围在会场中间继续批斗。通过会议记录，毛泽东盯着每个人要求表态。多数人不温不火的批判两句以作交差，彭的朝鲜战场搭档洪学智以沉默拒作表态，黄永胜、苏振华、肖华、宋任穷等少数人上前指着鼻子骂，从个人野心骂到“百团大战错误”，骂到里通外国、伪君子，诬陷私生活不检点等等。[54] 众高层们知道彭是高层中私生活最检点者，但他们需要通过骂彭来作政治表态，没什么别的骂就骂生活不检点交差。在讨论彭的“万言书”时沉默的周恩来此时不再沉默，斥彭以毛泽东表态效忠说：“彭的骨头是犯上”，“驯服就是没有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55]

    当晚，毛泽东写了一封《给张闻天的信》，继续训斥道：“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方八面，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昔人咏疟疾词云：冷来时冷的在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痛时节痛的天灵破，战时节战的牙关挫。真是个害杀人也么哥，真是个害杀人也么哥，真个是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建议你一读枚乘《七发》，可以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綛然汗出，霍然病已。……”毛泽东下令将这封通篇不讲道理，只是胡乱骂人的信印发全会，作为批斗指引。彭、黄、张、周没有像“庚子五大臣”那样冒死为国，为我饥民请命，也没有坚持讲真话，而是遵循党内规则作检讨，然后是自污，在批斗会上不断往自己头上戴大帽子，扣屎盆子，把重高层批判自己的尖酸刻薄语言不断重复，甚至添油加醋，把自己骂得更加丑恶，以期毛泽东看到自污记录后高抬贵手。张闻天检讨说：“我对大跃进的伟大成绩，以及缺点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向来是没有怀疑的”，“我片面地夸大了某些缺点，给人的印象是问题很多，成绩不大。事实上，我提的许多问题和缺点，许多已经解决，有的正在解决，有的正要去解决”，“首先是我没有直接参加大跃进运动，对群众的思想感情体会不深，对国内当前的政治动向认识不清;其次是由于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教条主义、夸夸其谈的老毛病还没有完全克服。”他表示愿意收回在小组会上带有错误偏向的发言，然后吹捧毛泽东并揭发彭德怀说：“毛泽东的路线是已经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路线，不能有任何怀疑。庐山会议证明了谁不跟毛泽东走，谁就会犯错误。可是，由于教条主义的老原虫复活，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反对总路线、反对毛泽东同志这一点上结合起来……。我对彭德怀也有不满，可是由于宗派情绪，终于陷进军事俱乐部去了”。彭、黄、张、周等是中共党内少有的敢谏之士。从延安整风时起，彭德怀就是中共党内唯一敢于批评毛泽东的人，黄克诚也在多年后被中共纪念为“一个一辈子讲真话的人”，连他们都检讨自污，然后互相揭发了，可知革命家中并不存在“一辈子讲真话”者。

    毛泽东不因四人检讨而留情，下令将四人隔离反省，主导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随后宣布八届八中全会结束，接着召开关于人事变动的中央工作会议，宣布十二项人事决定，其中主要是将彭、黄、张、周四人撤职，任林彪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此前没有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接替彭德怀），罗瑞卿接替黄克诚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这些重大的人事任免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的个人决定，程序上既违反宪法，也违反中共党章。上述人事任免之后，刘少奇发表讲话向毛泽东表达效忠说：“我想我是积极搞个人崇拜的。……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党里面要有领袖，要有领袖就要有威信。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运动，赫鲁晓夫搞这一手，我看也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56]

    中共中央发布的全会公报只向国人披露了8月2日至16 日的八届八中全会，而隐瞒了此前庐山上近一个月的“神仙会”，隐瞒了彭德怀写给毛泽东意见书（万言书）和彭等四人对“大跃进”的批评发言。全会公报说：“他们对于在党的领导下几亿劳动人民轰轰烈烈地进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看不见党领导下的一切人民事业，成绩是主要的，而缺点错误则是第二位的，不过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而已”，公报将最重要的全会的结果——关于清算彭德怀等四人的几个决议向国人隐瞒（这些内容在八年后的文革斗彭德怀时被中央文革披露）。由于上述隐瞒，国人不知道中共在全国饥荒时在庐山上避暑闲扯，不知道彭德怀发言、上书为民请命，不知道众高层在山上开批斗会，不知道中共将四位发表言论者罢免。

    10月6日，周恩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署名文章《伟大的十年》，在其中写道：“大家知道，一九五八年是我国工农业生产特大跃进的一年，经过核实的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调整后的一九五九年工业指标比特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仍然高出百分之二十五点六。显然，这是在特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大跃进。……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果然只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果然‘只能多块，不能好省’，‘得不偿失’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企图用某些小型土法生产特别是小高炉的初期产品品质比较低、成本比较高的事实，来攻击党的总路线。但是，他们在这里仍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们没有看到，这些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中，发挥着怎样巨大的作用。一九五九年，中国将要生产二千万吨生铁，其中约有一半是小高炉生产的。多年来建设的大中型高炉的总容积约为二万四千立方米，而两年来新建的已经正常生产的小高炉的总容积就达到四万三千立方米以上，至于小高炉的生产技术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犹如大高炉一样，更是丝毫不用大惊小怪。经过今年上半年的努力，小高炉的利用系数和产品品质已经大大提高，成本已经大大降低，其中比较好的已经接近大高炉的水准……最近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批评了右倾保守思想，号召全国人民反右倾，鼓干劲，开展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这个切合时宜的决定，已经在全国劳动人民中掀起一个新的生产高潮。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八月份的工业总产值，比七月份增长了百分之十四，九月份又比八月份猛增百分之二十七左右。钢产量八月份比七月份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五，九月份又比八月份增长百分之二十……我国的农业生产，今年虽然遇到了重大的自然灾害，但是依靠我们在水利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依靠新诞生的人民公社领导千千万万农民同灾害进行了紧张的斗争，许多地区的灾情已经克服，可以希望在去年特大丰收的基础上，获得比去年更大的丰收。”将此文与周在庐山对彭德怀的私下言论对照，其蓄意助纣为虐的嘴脸暴露无遗。庐山开会的中共高层全体与周一样，明知饥荒蔓延全国而鼓吹“特大丰收”。

    庐山会议是一次灾难性的会议。中共拒绝了彭德怀结束大跃进灾难的动议，决定继续按吹牛指标征购粮食，其结果是将几百万人饿死的灾难扩大成了几千万人饿死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庐山会议又是一次丑恶的会议。上庐山之前，众高层都阅知了饿死人的饥荒报告。在庐山上闲扯半个月中，他们完全回避遍及十五省的饥荒，除仅有的几位发出些许避重就轻的批评声音外，全体高层没有一个人提及严重的饥荒。以刘少奇、周恩来、林彪为代表的中央委员们都清楚在饥荒中继续高指标征粮食的后果，但为保住自己的官位，大家一起颠倒黑白，助毛为虐，批斗为民请命的彭德怀，举手同意继续横征暴敛。由于会议内容太见不得人，中共将庐山会议的情况列为最高机密，销毁了会议记录，庐山会议的亲历者们绝大多数至晚年都不愿披露会议的实情。因为大家都想掩盖自己参与制造大饥荒的真相。

    会上的不同表现决定了高层们的日后命运。不积极批彭者受到了整肃，洪学智被赶出了军队，邓华被指“假批判真保护”，后被打成“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其余对批彭有保留者多被逐出了军队。指着鼻子骂彭德怀的苏振华、李井泉等人在会后获毛提升。其中李的提升成了西南数省饥荒极度扩大的重要原因。在庐山上批斗彭德怀最积极的李井泉回四川后效法毛泽东“引蛇出洞”伎俩，先把彭德怀的“万言书”在省内干部中印发，让干部发表意见，待收集到一批支持彭德怀的意后亮出中共中央反右倾的指示，将支持彭德怀，反对大跃进者一网打尽。

    军委批彭

    抱着解救饥荒愿望上山的彭德怀没想到被罢官押送下山，在下山时要求警卫员开枪打死自己。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再召集千余高级将领举行军委扩大会议，继续清算彭德怀、黄克诚及其支持者，召集外交系统高层举行批判张闻天及其支持者的大会。参加了庐山会议的高级将领在庐山已经批彭表示了效忠。再次的军委会议内容实际是要求没有参加庐山会议的军队高层人人表态。

    8月21日，军委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扩大会议。没有参加庐山会议的将领们知道，批彭对个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不批则后果严重，于是争相落井下石。留守北京没上庐山的陈毅狠批彭德怀说：“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代表，在庐山公开跳出来反对毛主席，应当彻底批判”；[57] 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不留情面地狠批老上级彭德怀；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甚至指着彭德怀的鼻子说“彭德怀，你也有今天”，再一拳将彭打倒；北京军区副政委王紫峰则把纸篓当高帽子扣到了彭帅头上；萧华等其他野战军将领也积极批彭表态。8月24日，周恩来到会作了《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的报告，以元老资格为毛泽东的彭在历史上与他不合作的说法作证，历数“彭德怀三十年来反对毛主席”。

    少数不认同批彭的高级将领立即受到整肃，其中万毅中将被监禁，钟伟少将当场高呼“批彭无中生有，造谣惑众”，被戴上手铐，押出会场。批斗会后，毛泽东将中央军委改组，正式以林彪主持军委，提升了庐山会议上批彭积极的贺龙、谭政、罗瑞卿等人。

    反右倾运动与反瞒产私分运动

    1958年秋收时，毛泽东下令按“放高产卫星”吹出来的指标征购粮食。这样的征购指标比实际粮食产量高出很多倍，不可能完成。完不成征粮任务，各地大员需要给毛泽东个说法。大家都清楚按“高产卫星”指标征粮之暴虐，但没有人敢说破。率先吹出“千斤县”的广东大员陶铸、赵紫阳又率先推出了“瞒产”说法向毛泽东交差。1959年1月，赵紫阳在《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中说：“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陶铸在报告上的批示：“去年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反瞒产”。[58] 与广东的大员一样，湖北的王任重也将粮食收购任务完不成归咎于是农民藏粮，在2月的讲话中说：“今年闹粮食问题是思想作怪，不是真的没有粮食。……吵粮食是为了少卖余粮，为了瞒产私分，不是真的缺粮。”“至于瞒产的花样，真是多得很，就像我们过去对付日本人一样坚壁清野的办法，放到山洞里，埋到地下，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瞒产藏粮，生产队的干部对付大队干部，大队干部对付公社干部，公社干部对县委，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不讲实话。” [59] 毛泽东早就收到了各地关于饿死人的报告。他将饥荒归咎于是漏网右派造谣，阶级敌人破坏。阅赵紫阳的报告后，毛在3月初的中共中央郑州会议上以赵、陶的报告为证据说：“除少数灾区外，全国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60]

    7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否认农民缺粮，拒绝降低征粮指标，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借粮食问题向党发起猖狂进攻”，要求以“反右倾”与“反瞒产”的办法完成征粮任务。会后，中共中央连续下达文件，要求基层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 和“反瞒产私分运动”，秋收时“先国家，后集体”，“先安排征购后再安排生活”，把农民私藏的粮食挖出来，严令各地必须完成粮食调出计划，不能推迟。1959年的全国粮产量只有3400亿斤，比1958年减少了400多亿斤。各地干部在“反右倾”运动逼迫下虚报的粮食产量为5400亿斤。毛泽东要求按虚报的高产数字多征几百亿斤粮食，并发话秋收时征粮要“先下手为强”。按此要求，各地实行 “就地收割，就地征购，就地入库，入库封仓”，以防农民藏粮。以河南省唐河县为例，中共将1958年已经高达30％的粮食征购比例再提高，达到54％。[61] 经过如此“就地征购”，除基层干部掌握少量粮食开小灶外，农村的粮食，包括口粮，种子粮，被搜刮殆尽。房子被拆，锅被砸了炼钢的农民陷入了绝境。

    由于虚报的粮食产量过高，各地在“就地征购”后仍完不成上级规定的粮食调出任务。从毛泽东、各地大员到基层干部都将完不成高指标征粮的原因归因于农民隐瞒了产量，私分、藏匿了粮食，干部中的“右倾分子”征粮不力。于是，中共指挥各地基层组织起反瞒产工作队，挨家挨户搜刮粮食，将干部、农民集中看管起来，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捆打逼供藏粮地点，找到粮食才放人。工作队再顺藤摸瓜，抓更多的人逼迫他们告密，以宣布揭发者可分享挖出粮食的一半等办法挑动农民间互相陷害。反瞒产工作队不仅自己殴打农民逼交粮食，还逼迫农民互相殴打。在河南信阳，征粮队在“反瞒产”中施用酷刑有百种之多，打死逼死八万余人。[62] 在嵖岈山，人民公社基层干部营造出了 “不打人就右倾”的环境，以是否动手打人为衡量“反瞒产”工作队员是否右倾的标准。在甘肃通渭，征粮队把藏了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游街示众。[63] 在广东，华南局书记赵紫阳在雷南县召开反瞒产大会，规定主动坦白的干部可以保留粮食，不坦白者不准回家。在他领导下，广东各县遍设查粮队，挨家挨户搜查粮食，将农民家中粮食，黄豆、花生、芝麻、菜种搜刮一空。一向余粮的广东在邻近的香港接受了大量的饥民的情况下仍饿死百余万农民，证明了广东“反瞒产”之暴虐。在山西寿阳，中共县委将一亿多斤的粮食产量虚报成两亿多斤，按照一亿斤征粮，给全县农民仅留下包括籽种、饲料在内的两千多万斤口粮，人均口粮仅留下百余斤。执行中共中央的反瞒产私分指示，中共寿阳县委以兴修水利、大办工业和城市建设为由向全县农民集资400多万元。羊头崖公社这年人均收入仅46元，而集资任务每人50元。上湖公社收入总计80万元，给各村分配的集资任务却高达百万元。中共寿阳县委挖粮集资的手段包括，派搜索队强搜，翻箱倒柜，挖地刨墙，私设公堂，施用刑罚二十多种拷打逼要等等。在1959年10月到1960年1月的“挖粮集资”运动，中共寿阳县委抄家万余户，掠夺财产两万多户，残酷斗争三千多人，害死数百人，是为骇人听闻的寿阳事件。在中共中央必须完成征粮任务的逼迫下，各地“反瞒产私分运动”发展成了干部率民兵的武装搜粮。不言而喻，武装搜粮意味着枪杀饥民。武装征粮之外，各地还实行了武装护粮。饥荒之初，绝粮饥民还有力气冒死偷粮抢粮。各地政府派军队、警察、民兵武装守护粮仓粮库，下令对偷粮抢粮者格杀勿论。不过，各地枪杀偷粮饥民的数字不大。因为，饥荒之初，饥民中少有冒死抢粮者。随着饥荒持续，饥民们有胆无力，站都站不起来，无力再抢粮。

    “反右倾”运动的祸害不光在农村，“5.9大同矿难”是“反右倾”造成工矿灾难的典型事件。按照毛泽东“两本账”的要求，中共向工矿企业下达了异想天开的生产任务指标。敢于讲实话，敢于坚持规章制度的基层领导人被以右倾罪名清洗，新的基层领导在上级层层下压的高指标面前，抛弃规章制度，不顾工人死活地要求各矿打高产战役，搞井下“大比武”，导致大同矿务局老白洞矿682人死亡的煤尘大爆炸事故，是为世界采矿史上死人最多的矿难。事故后，当局将这一大矿难隐瞒（大同矿难三十八年后被披露为世人知晓），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拍着桌子怒斥大同矿务局领导“没良心”，将责任推到了基层领导头上。挨了骂的大同矿务局领导再骂下级，各级领导层层效法，逼迫基层开展“抓阶级敌人”运动，结果事故期间该下井而没有下井的工人、主管安全的工程师，负责通风、供电、运输段的技术员，甚至事故后回乡的矿工被内定为 “破坏嫌疑分子”，受到批斗，撤职等迫害，使矿难后受“反右倾”运动受害的人数超过了事故遇难人数。

    最丑陋的人大会议与城市人民公社运动

    各地饥荒中，中共控制所有报刊媒体，将饿死人的消息严密封锁，继续鼓吹大跃进。在毛泽东亲自控制下，《人民日报》1960年的元旦社论题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1月，中共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1960年将是又一个大跃进年，提出“持续大跃进”，“三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五年赶上英国”等口号。

    3月底，中共召开了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定下的调子，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中继续鼓吹大跃进。会上，人大代表们无人敢提饿死人的情况，无人呼吁救灾，全部发言都是报告各自地区形势大好。会议通过了《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宣布进一步推进“大跃进”。《人民日报》在会议期间发表了题为《一定要继续跃进，一定能继续跃进》和《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两篇社论。可以说，这次会议是古今中外最丑恶的一次国会会议，中共和参加这次会议的全体人大代表对当年两千万人饿死负有罪责。面对如此黑暗的人大会议，国人不能不怀念清末资政院、咨议局，民国参议院、参政会、国民大会上代表为民请命，抨击时弊的政治气象。

    人大代表们在大饥荒中歌功颂德，文艺界更是如此。中科院长郭沫若在人类空前的大饥荒中写诗道：“开门迎春节，旭日满堂红。四海颂歌乐，连年跃进雄。陇头照瑞雪，天下扇东风。公社诚哉好，千秋庆岁丰”；“上游无上须争取，路线光芒照大千”；“人人齐唱《东方红》，意气风发心情舒，万岁万岁长欢呼！”[64] 周谷城的《献衷心．五一节晋见毛主席》诗、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望星空》诗，郭小川的《林区三唱》、《甘蔗林——青纱帐》、《厦门风姿》等诗、杨朔的《荔枝蜜》、《海市》、《雪浪花》、《茶花赋》等散文、傅抱石的《韶山全景图》、《江山如此多娇》、《韶山组画》诗及《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文、李可染的《清平乐·六盘山》和《七律·长征》画作、歌曲《马儿啊,你慢些走》、《社员都是向阳花》、《众手浇开幸福花》等等广为人知，其中不少作品还编入了小学教材。歌词“马儿啊，你慢些走慢些走，我要把这迷人的景色看个够”，“家家爱公社，人人听党的话”，“千朵花啊万朵花，比不上公社的幸福花，毛主席栽花咱们来浇水，众手浇开幸福花”。杨朔在其颂歌散文《荔枝蜜》中写道：“喝着这样的好蜜，你会觉得生活都是甘甜呢。……只见成群结队的蜜蜂出出进进，飞来飞去，那沸沸扬扬的情景，会使你想：说不定蜜蜂也在赶着建设什么新生活呢？……透过荔枝树林，我沉吟地望着远远的田野，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辛辛勤勤地分秧插秧。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实际也是在酿蜜——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着生活的蜜。这黑夜，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在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饥荒中，党文艺家们没有，也不可能出现一件《三吏》、《三别》、《卖炭翁》、《流民图》那样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相反，他们在遍地饿殍的几年中创作出了众多优美的歌词、散文、诗歌、画作，这实在让人毛骨悚然。文艺家一旦成为党权附庸就没有了良知。这种情况是苏俄输入革命的结果。苏联宣传的“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就是这样，接受斯大林的豢养，享受别墅和数十侍从，为斯大林歌功颂德。[65] 在党权专制之下，独立的文艺家没有生存空间，中国的文艺家们与高尔基一样，为了生存，必须为中共唱颂歌。

    毛泽东在大饥荒中提出“持续跃进”主要内容有二，其一是继续按“高产卫星”的指标搜刮粮食；其二是在城市里也搞人民公社化运动。按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社会构想，全国是一个大人民公社，城市的人财物也不能独立于共产党调动之外。1960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再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不顾农村公共食堂断炊，农民饿死的现实，要求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按毛泽东的调子，刘少奇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经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下达了刘起草的指示，在全国城市掀起了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农村公社化运动没有遇到农民反抗一样，城市人民公社也没有遇到市民的反抗。原因之一是，经过剿匪战、镇反运动、肃反运动、反右运动，民众知道无力与专政机关对抗。原因之二是，城市居民不像农民还有土地、牲畜、林木、农具等私产，市民们在解放后全体依附中共领导的“单位”生存，已经是依附中共生存的仆从，除了被褥衣物外几乎没有私产，居住、就业、吃饭全在单位，入不入人民公社都一样。当然，城市中还是有一些稍为富有的人。这些人感到了城市人民公社化剥夺私产的恐慌，纷纷提取存款抢购钻戒、手表、收音机等物品，造成商店贵重物品一时脱销。

    7月，中共宣布在全国近两百城市中建立了千余个城市人民公社。各地城市人民公社如同两年前的徐水共产主义试验一样，也推出了众多类似徐水“十五包”的建新城，建幼儿园、服务站、敬老院、图书馆，办企业等“共产主义宏图”，层层上报到毛泽东手中以交差。与“大炼钢铁”中一半土炉子没有点火炼钢一样，多数城市人民公社只是挂个牌糊弄上级，向中央交差。基层领导人们非常清楚，饥荒已从农村蔓延到城市，别说建新城，“十五包”等“共产主义宏图”，就连城市人民公社化的主要内容——城市公共食堂也根本没有粮食开饭。由于饥荒，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与“放开肚皮吃饭”一样，只是满足毛泽东个人臆想的短暂闹剧。1961年1月，中共中央根据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的“八字方针”大批关闭工业企业，将几千万市民赶往农村，毛泽东的城市人民公社运动胡闹在发动后几个月后就不了了之。

    信阳事件

    1954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因病休养，第二书记吴芝圃主政。吴曾在毛泽东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算是毛泽东的门生。毛指示吴在河南率先全面推行农业合作化。根据毛的指示，吴在河南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剥夺农民的私有财产，引发了各地农民牵回自己的牲畜，集体要求退社的反抗合作化事件。与各地大员一样，吴拒绝承认合作化之初向农民作出的退社自由承诺，指农民要求退社为“闹社”和破坏，对请愿者武力镇压，将带头要求退社者逮捕判刑。按他的要求，商丘地区官员将千余反抗合作化的农民被捆绑、吊打、罚跪、游街、大会斗争、管制、扣押，将其中九人迫害致死。毛泽东对吴芝圃武力镇压退社农潮的行动极为赞赏，将河南一年内强迫推行合作化的实践编入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当时的国人不知道，毛泽东这一动听书名背后是暴力剥夺，捆绑吊打，武力镇压的农民苦难。

    合作化运动高潮中，潘复生恢复工作。根据农民的投诉，他与省委书记杨珏、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等人分头展开调查，了解到农民自统购统销以来挨饿，吃“观音土”，合作化强迫农民入社，无偿剥夺农民财产和自留地，全省入社牲畜非正常死亡177万头。根据调查结果，潘复生采取了一系列纠错行动：下令查处在合作化中殴打、迫害农民的干部；释放因要求退社而被捕的农民；宣布允许社员自养牲畜；对留给社员的5%自留地不征粮；允许自由市场；统购征粮的留粮标准不得低于380斤等等。吴芝圃对潘的纠错不满，将潘的举措报给了毛泽东。

    1957年9月，毛泽东在反右运动的高潮中到郑州视察，让吴芝圃报河南1958年的粮食产量。吴知道毛想让河南粮食产量带头“跃进”，于是信口开河地报出了1958至1960年河南粮食产量分别可达500亿斤、600亿斤和800亿斤。毛表示赞赏，指示吴将合作社合并成“大社”，开展“反右倾”运动。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对潘复生组织批斗，将潘撤职，提拔吴芝圃接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奉毛之命，吴芝圃在河南大搞“一平二调”，剥夺了农民数亿元的私人财产，率先成立了人民公社，强迫农民劳动军事化、组织化，“连轴转”修水利，以“建共产主义新村”的名义大规模拆除农村房屋，将农民的自留地、家禽家畜没收，将农民净身出户地赶进劳动营，不准农民起火做饭，命令所有农民去公共食堂吃饭，同时发动“反右倾”和“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宣布潘复生及其支持者为反党集团，组织对潘复生、杨珏、王庭栋为首的一大批对合作化纠错的干部进行批斗，在河南展开抓“小潘复生”，在反右运动已划数万右派分子的基础上，又划出十多万“右倾分子”，实施残酷整肃。

    夏收时，吴芝圃在省委会议上要求属下举手表决河南1958年粮食亩产是300亿斤、400亿斤，还是500亿斤，将不同意500亿斤者划为右倾。逼迫之下，第一个大社，嵖岈山公社率先放出了小麦亩产3200斤的第一颗“高产卫星”。毛泽东控制《人民日报》，高调报导了这一吹出来的“高产卫星”，将嵖岈山公社所在的信阳专区树立为 “反右倾”运动的榜样，在全国掀起了“放高产卫星”热潮。8月，毛再到河南，将河南树立为全国先进省。为向毛泽东表态，中共众高层都来河南视察、赞扬。月底，吴芝圃宣布，河南全省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将在四年内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而人民公社化的实情是，农民苦不堪言，不能起火做饭，须到几个村才办一个的大食堂吃饭，吃一顿饭要走几里路，再排长队，更要被基层干部以各种理由“扣饭”，全体大炼钢铁、大修水利的奴隶和集体食堂的乞丐。

    被毛泽东树立成反右倾榜样是信阳的灾难。在“反右倾运动”的高压下，无数余农民、干部因质疑“高产卫星”惨遭残酷批斗，专区各县上报的粮食产量的总数高达350亿斤。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说服各县实事求是，将上报产量降至72亿斤，结果被停职接受批判。[66] 秋收时，吴芝圃在河南的粮食征购会议上强调，所放“卫星”已向中央报了喜，现在征购指标下达，再困难也要完成，阻碍征粮言行都是右倾，必须坚决打击。会后，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召开地区征购的会议，要求各县委书记自报征粮指标，并规定计算征粮的产量不得低于亩产５００斤。高压之下，县委书记们只得报高指标，回到县里采取同样高压手段逼迫公社干部。当年，信阳地区实际粮食产量只有30亿斤，而河南省委已按72亿斤总产量给各公社下达了粮食征购任务。多数公社推翻放高产卫星时上报的粮食产量数字，坦白说当时是不得已胡乱吹出来的。但从河南省到信阳地区行署坚持按吹出来的指标征粮。结果，中共信阳地委组织人连征带抢地收了17亿斤粮食上交，将余下的口粮全部掌握在基层干部手中。秋收后，信阳农村除了干部和民兵在“小灶”有饭吃，公共食堂断粮停伙，农民房子被拆，无居无食，纷纷外出逃荒。遵照中共中央禁止逃荒的通知，中共信阳地委派武装民兵封锁农民的逃生之路，把逃荒农民以“阶级敌人”和“流窜犯”罪名抓回，拦截收容了上百万饥民。信阳少得可怜的口粮只够基层干部活命，被逮捕、收容者没有饭吃，收容所成了饿死场。逃荒之路也被封锁，绝粮的信阳农民在储满本地粮食的官仓旁整户、整村地饿死。

    和张树藩一起被打成“右倾分子”的秘书余德鸿写道：“进入1959年，饿死人的事就断断续续发生了。2月份，商城的汪桥、观庙两地，先后饿死数人。7月，我在遂平县（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地）和兴公社青石桥大队丁一生产队就亲自遇到薛水源兄弟二人饿死。……我在1959年12月回家奔丧路上，仅包信至防胡的九公里路旁，见到的尸体约十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感到及其难过。但在由防胡回家的四公里路旁，发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在防胡街西的幸福河南岸，发现一片尸体，可能有百具左右。走到何砦村西的苇塘附近又发现一片，数量也很多。我当时虽然眼中无泪，但心中像在流血。到家后，我父亲及二伯父亲已经死了，三伯父母及堂弟已无力行动，我母亲正在采野草树皮。我在家呆了两天，既没有力量安葬死者，更没有力量安慰生者，也没有吃到任何东西。我走后的第二天、第三天，我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就相继死去了。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是村村有之，悲惨事例太多了。”[67] “1959年底1960年初，中间有两三个月，公共食堂几天才开一次火，因为能吃的东西非常少了，吃的东西主要有野菜和野草。人普遍浮肿、脸色蜡黄。当时去食堂打饭是按家的，一般家里负责打饭的小孩（甚至大人）在打饭回来的路上就已经将盆里的稠的东西吃光了，到家时盆里只剩下汤，其他人只好不吃。有的人家饿死人瞒着不报，因为如果瞒着的话，那个死去的人在打饭的时候还占着一个名额。大队队部一直都起伙，所以当时大队干部没有饿死的，他们的家属也很少有饿死的。当时整个村死了一百多人，占全部村里的人数的三分之一。有人吃人的事。一个邻居，跨着一个篮子，篮子里放着死人肉，篮子下还在不停地滴血水。当时城街上的野草长得比人都高，因为那时根本没人去赶集，整个街上全是空荡荡的。人也走不动路，有时有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就死在路上了。如果有人显着比较胖（因为浮肿的缘故），在路上可能会被害，身上的肉就被那些饿极了的人给吃了。”[68] 老干部郑大军回忆说：“公共食堂先是一日三餐清水野菜，撒米糠搅匀充饥已算奢侈，之后更完全断炊，饥民满山疯转。树枝、树叶、草根、地菌、蚯蚓、地蚕全吃光，中毒吐沫者众。之后就吃一种白色粘土，俗称观音土，一撮泥一口水，肚皮由饿转痛，伏地打滚，最后饿死、胀死、或泻死。1959年的政策很严，如果有人不把粮食和吃的东西交给公家的话，就挖地三尺。不让单个社员家里冒烟做饭，如果发现谁家冒烟了，村干部就会把那家人的锅给砸了。1959年冬天和1960年春天都没人干活，那时的人饿得都走不动路，更没法干活了。不光是信阳地区，河南大部分地区出现严重饥荒，大批农民被累死、饿死、被打死。牲畜大批死亡，土地大量荒芜，农具大量损失，房屋被扒毁很多，信阳的光山、固始、商城、正阳、息县等地的灾难是毁灭性。”

    在人相食的情况下，有饭吃的信阳干部们按中共中央和河南省委指示继续搜刮粮食，开展“反右倾”、“反瞒产”运动，当局以“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罪名实施大规模迫害，对完不成征购任务的“小彭德怀”干部，有反对大跃进、反对高征购、反对人民公社言论者、偷吃牲口料者、藏粮农民以及所谓“五类分子”实施迫害，白天强制劳动，夜里轮流批斗，捆绑吊打逼迫交待揭发。这时的信阳，到处有人饿死，到处有人被整死：潢川县召开的万人“反瞒产”大会，到会6000多农民中40％浮肿，在大会上就饿死了一个人，而县委领导吩咐抬走尸体继续开会“反瞒产”。会后，又有人饿死在了回家的路上；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率人批斗被打为“右倾”的县委书记张福洪，将张活活整死；县委书记刘文彩在槐店公社“反瞒产”中连续拷打40位农民，打死4人。在“反右倾”的高压之下，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只好亲自动手打人或主持打人以表现不右倾。斛山公社的党委领导拷打农民92人，打死4人。当时百姓流传说：“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69]

    大饥荒中，河南省委、信阳地委下令：对上不准提饿死人的事，统一称是因浮肿病、瘟疫病而死，[70] 责令邮局将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将告状信、求救信退回所在村的干部手中，干部再以告状信、求救信作为整肃依据，将反映饥荒情况者残酷批斗或干脆被灭口。虽然河南当局禁止传播关于饥荒消息，信阳灾难还是通过农民捎信给城里亲戚的方式传到了北京。中纪委书记董必武派了两位处长到信阳作了三个月调查，然后向中央报告：信阳饿死人数超过百万。由于毛泽东拒绝承认灾难，中共中央没有人敢于出面制止河南当局的暴行。1961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九中会议，毛泽东被迫同意让刘少奇出面收拾局面。会后，刘少奇派副总理李先念率三万军队和数千机关干部进驻信阳地区。当军队向灾民发放救济粮时，无数灾民虚弱地爬着去领粮，其中很多人死在了爬领救命粮的来回途中。随后，陶铸、王任重率工作组到河南，改组中共信阳地委领导层。王任重谈所见情况说：“我到光山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

    饥荒后，中共商城县委整风办公室根据“反瞒产”运动基层执行者交待整理出了一份令人毛骨悚然的报告。其中列举的“反瞒产”酷刑和杀人手段包括：剁手指头、火剪夹耳、铁丝穿耳、脸上刻字、缝嘴、割嘴唇、烧刑、烙刑、烙肛门、捅肛门、捅阴道、火灰灌肠、烟薰、活埋、将大拇指和大脚指头捆在一起吊、石头压、吊打、跪磁瓦砾、掼摔、灌大粪、逼吃屎、雪冻、水淹等等。[71] 不仅商城县如此，信阳各县都这么残暴。潢川县公安局长马振星把扣留的所谓流窜犯投入监狱中，克扣监狱口粮9000斤，蓄意饿死数百人。固始县当局在三个水利工程中扣饭6822人，开除饭籍859人，“借东风罚站”（脱光衣服在寒风地里罚站）1686人，殴打2316人，吊打4643人，罚挑双挑子17220人，强迫生病者劳动4972人。对农民“扣饭”、“开除饭籍”的同时，专供基层干部享用的公社机关食堂分三级：书记吃小灶，委员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小灶顿顿有肉、鱼、鸡蛋、油炸花生仁。[72] 中共干部迫害、鱼肉百姓的情况与革命前正派乡绅领导乡村，在灾荒时开粥棚赈济灾民的情况形成恶与善两极对照，证明了共产革命之恶，代表着中国乡村从好人领导到坏人领导的沦落。

    经过从大跃进到大饥荒的祸害，800万人口的“豫南粮仓”信阳地区饿死了240多万农民，死绝5万多户，毁灭村庄1万多个”，[73] 其中，息县死绝639个村子，[74] 固始县死绝400多村，商城县死绝453村。[75] 这就是中共内部所称的信阳事件。由信阳看河南，由河南看全国，信阳事件说明了毛泽东制造全国大饥荒的来龙去脉，说明了共产革命必然带来饥荒的道理。毛泽东在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上批示，称饥荒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国民党残余造成的，指示发动了名为“民主革命补课”和“整风整社”的整肃运动。结果，中共以抓国民党人的“漏网地主富农”的名义再逼死、整死了超过十万执行中央指示的信阳基层干部。

    信阳事件还是毛泽东造成了全国森林资源大破坏的一个证明。信阳地处大别、桐柏山区，属亚热带向温带过渡带，雨量充沛，土质肥沃，原本林茂粮丰。经过合作化农民突击砍树，“大炼钢铁”和大饥荒，信阳的森林资源被破坏了八成，从绿水青山的鱼米之乡变成了全国著名的贫困地区。大饥荒之后，毛泽东在破坏森林方面没有停手，信阳残存的两成森林在几年后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被彻底毁灭。信阳森林的毁灭是全国森林浩劫的缩影。事实上，中国的森林的一多半毁于了毛泽东统治时代的人祸。

    建行宫热潮

    从井冈山时代开始，毛泽东养成了随时变更日程和住所的习惯。建国后，他不安居中南海，不断云游各地。为此，他要求中央政治局会议到各省召开，实际是要求高层服从他的行程，随时听从召唤到他的住地开会。各地大员知道接驾对升迁的重要，纷纷在省城最好的地方为毛泽东安排行宫，派专人向中南海的生活总管打听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们的特别喜好，为在本省召开中央会议作行宫准备。大饥荒中，为毛泽东等“七大领袖”修建的行宫别墅在全国建了数十处，几乎每省都有，甚至一省数处，一市数处，连不太可能召开中央会议的边远城市也加入了修建行宫热潮。从以下的毛泽东行宫可以看出中共在大饥荒中建行宫的规模与奢华。

    武汉梅岭行宫：1953年2月，毛泽东在李先念、王任重等陪同下游览东湖，对梅岭的美景名称大加赞赏。王任重立即将这里圈为禁区，开工为毛泽东兴建梅岭一号别墅。大饥荒中，梅岭一号、二号、三号行宫相继竣工。梅岭行宫包括起居室，会议室、办公室及卧室，庭院内古木蔽日，曲径通幽。卧室有为毛泽东特制的一边高一边低大木床。此后，毛来东湖住了四十多次，称梅岭行宫为“白云黄鹤的地方”，东湖有了“湖北中南海”之名。

    长沙蓉园：1952年，罗瑞卿捎口信命湖南大员在长沙给毛泽东建造一幢专用房子。湖南大员周小舟得令，为毛泽东在长沙建了“蓉园九所”别墅。“大跃进”运动中，周在蓉园别墅旁为毛泽东再建了蓉园一号行宫。行宫刚建好，毛泽东罢周了的官，对周主持建的行宫不感兴趣，没来住过。但后来几任湖南领导人又相继为毛修建了蓉园二、三、四、八号行宫，等待毛泽东携中共高层来入住。

    松山一号：建蓉园行宫的同时，周小舟在毛泽东韶山故居旁的松山为毛泽东修建了“松山一号”行宫。1959年6月，毛泽东在松山一号住了两天，其间向周提出在吊须洞（今滴水洞）建个“草棚子”。周知道毛对松山一号不满意，赶紧布署在滴水洞另建行宫，松山一号从此闲置。

    韶山滴水洞： 1960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村每天大批饿死人的时候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再提“建草棚子”。张在大饥荒中拨出巨款开建代号203的韶山滴水洞行宫工程（对外称国防工程），将周围五平方公里圈为禁区，将区内农户强制迁走。滴水洞行宫建筑设计仿毛的中南海住所，1、2、3号楼主体建筑和韶山至滴水洞柏油马路耗资一亿多。1962年底，滴水洞行宫竣工，由一个连的军队守卫，等待毛泽东入住。1966年，毛泽东来到韶山秘密入住滴水洞行宫，十一天后突然离开，令湖南省公安厅和长沙到武汉的铁路沿线乱作一团。[76] 虽然毛泽东此后再也没来过韶山，但湖南大员在文革中继续在这里投入巨资，为毛泽东加建了防原子弹地下行宫。

    郑州三所：被毛泽东提拔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后，吴芝圃在大饥荒中开始为毛泽东兴建豪华园林型别墅群（郑州三所，对外称5901国防工程，今黄河迎宾馆）。这座被称为河南“钓鱼台”的豪华花园占地1200亩，为调节小气候，工程挖了人工湖，堆人工山，使别墅群周围森林环抱，其中有全国最好的法国梧桐，周边辟有警卫部队驻守的隔离区。九幢豪华楼房编号为一号至九号楼，其中一至八号楼为别墅专供接待政治局七位常委， 九号中央委员楼按当时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的人数建造，合每位一个套间。吴芝圃还为毛泽东修建了直通专用楼的铁路专线及直升机停机坪。别墅群建成后，吴下台，别墅闲置。

    芦林一号：大饥荒中为毛泽东兴建，座落庐山五老峰下，芦林湖畔，别墅三面环山，一面临湖，占地面积2万余平方米，主楼建筑面积3700平方米，内有毛泽东的卧室、江青卧室、书房、会客室、会议室、小厨房、餐厅及卫士、医护人员休息室，别墅旁的芦林湖被辟为毛泽东专用的游泳处。别墅建成后，毛泽东仅于1961年和1970年住过两次（1961年那次在大饥荒中为江青庐山仙人洞照题诗，1970年那次策划清算林彪）。

    北京行宫：按说，毛泽东住中南海，北京无需再有行宫。但毛泽东有随时变更住处的习惯，因此，中共在北京也为毛泽东安排了五六处行宫。其中包括钓鱼台国宾馆12号楼，京西新六所，密云水库湖心岛别墅等等。

    上海西郊宾馆：建国后，上海当局在许多宾馆为毛泽东等中共高层安排了专用楼。毛来上海一般都住位于闹市中哈同宾馆，毛因在宾馆招待女友的消息不胫而走感到不快，一度到上海住在专列上。上海大员柯庆施对毛不下车感到恐慌，请建行宫获毛泽东批准。大饥荒中，柯庆施开工兴建代号为“414国防工程”的西郊宾馆。“414工程”规模宏大，连同园林、花木，占地千余亩，位于被称为上海之肺的一片江南罕见的密林之中。经工程兵部队昼夜施工，行宫在全国农村饿殍遍地背景下建成。行宫从外面看并不起眼，内部极为讲究，材料大都由香港购来，窗户用双层防弹玻璃，从里面可以看到外面，外面却看不到里面。行宫警卫森严，整片林区被列为禁区，拉了电网，隐蔽了许多暗哨。1961年，毛泽东就来到了上海。柯庆施小心的陪毛参观行宫，期望能得赞赏。不料毛不置可否，只冷冷的说了一句：“种这大片草有什么用？……”柯紧张万分，找园林规划专家来商量怎么办，考虑到改种粮食见效太慢，于是柯决定铲除草坪，连夜移栽蔬菜，并整夜守在移栽现场。次日毛才醒来发现大片草坪变成了蔬菜，给了句赞赏，柯这才安心。

    广西行宫：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推动对自己的崇拜运动。会后，主政广西的韦国清在南宁为毛修建了江东明园和江西西园两座别墅。韦国清没有等到赞赏，因为毛泽东再也没来广西。

    北戴河行宫：建国后，北戴河的七百多座别墅成了中共党产。毛泽东认为现成的别墅不安全，于是中共为毛开工另建。因毛泽东夏天在北戴河避暑，中央中央建立了夏季北戴河休假办公制度，在北戴河为中央委员以上的几百高层每人配了一幢别墅。毛泽东之后，北戴河避暑办公制度被继任者们遵行，因此中共有无数重要文件、决议与北戴河相关。

    南京行宫：东郊宾馆一号楼行宫位于中山陵风景区内的紫霞洞旁，背靠紫金山，东边是中山陵，西边是明孝陵，外观不太显眼，掩映于绿树丛中，内部极为考究，布置是毛泽东中南海居所的翻版。

    浙江行宫：建国后，中共华东局将汪园连同夕照山，苏家山（部分）以及夕照寺、白云庵等沿湖一带共二十多万平米的风景区圈为禁区，投巨资为毛泽东等“七大领袖”建了专用别墅，每人一楼。建行宫热潮中，华东当局在毛泽东西湖行宫之外再开工兴建了汪庄别墅（对外称5801工程）和刘庄别墅（对外称5901工程）。汪庄为西湖名园，位于杭州“西湖十景”之一的“雷峰夕照”山簏，与“苏堤”、“三潭印月”、“柳浪闻莺”等著名风景隔湖相望，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刘庄别墅雅称水竹居，北倚康山，东南西三面环湖，有“西湖第一名园”的美誉。毛泽东四十多次来杭州多住于这两庄别墅，邓小平、陈云等也常来这里小住，使西湖有了“第二中南海”之名。杭州之外，浙江当局还为毛泽东建了配有601号铁路专线的金华601别墅。

    广州东山行宫：1956年，陶铸为方便毛泽东在珠江游泳，为毛建了广州东山小岛1号楼、3号楼专用别墅。

    大连棒槌岛行宫：在大跃进建行宫热潮中，不大可能召开中央会议省市也不甘落后。辽宁大员黄火青在大连最美的棒槌岛为中共“七大领袖”建了行宫，其中1、2号楼为毛泽东行宫。别墅建成后闲置，没有等来毛入住。

    西安丈八沟：建行宫热潮中，陕西大员不甘落后，在名胜地丈八沟为“七大领袖”建了“陕西的钓鱼台”行宫1至 7号楼。行宫建成后长期闲置，没有等来毛入住。

    成都金牛行宫：在建行宫方面，四川大员李井泉早在前列。1956年，他主导中共四川省委作出为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建行宫的决定，圈占了民国时闻名的金牛坝风景别墅区和周边一公里范围，派人到中南海考查毛泽东的喜好，率先建成了 “领袖别墅”。建筑群占地四百亩，有青松、银杏、古楠等林木环抱，房内楠木门窗地板。李还模仿中南海游泳池的规格，修建了烧煤加热的恒温游泳池，特聘曾经在中南海工作、熟悉毛泽东生活习惯的人员担任所长。1958年3月，毛泽东召开成都会议期间入住了李准备的金牛坝行宫，李在会后获得提升，与建行宫的优异表现不无关系。不过，毛泽东此后再也没去四川，金牛坝行宫和那个精心设计的恒温游泳池一直闲置。

    各地大员邀宠方式不光是建行宫。例如，李井泉安排在四川德阳两百年老号什邡烟厂成立专为中央领导人研制特供雪茄烟的“132技术攻关组”，搞出数十个配方，将样品送北京供“七大领袖”试用，其中包括为毛泽东特制的“2号烟”，为李先念特制的“12号烟”，贺龙的“33号烟”，邓小平的“熊猫烟”，获领袖们认可后高度保密地生产特供烟。湖南大员张平化上任后提议烧贡瓷为毛祝寿，在大饥荒中将醴陵群力瓷厂办在了“红色官窑”，不计工本地专为毛泽东烧制薄胎釉五彩花卉餐具、茶具、文具、烟灰缸、牙具等珍宝瓷器。

    大饥荒中的建行宫热潮是毛泽东是和各地大员联手推动的。毛对大饥荒无动于衷，与军队文工团少女们照样淫乐。地方大员一样铁石心肠者。李井泉是毛泽东的大跃进干将，也是建行宫热潮的代表人物。他与毛泽东一样，对饥荒无动于衷，在庐山会议上积极反右倾而获毛泽东提升，在主政的四川积极开展反右倾反瞒产运动，造成了一个省饿死一千多万人的灾难，且在大饥荒中照样打麻将、玩桥牌、跳舞、看戏，看内部电影，且出门必带私人护士同行。饥荒后，李井泉得邓小平数次帮助开脱得保乌纱。在几年后的文革中，李遭毛抛弃，受到冲击和关押，儿子被打死，妻子在狱中自杀，川人称是报应。文革后，李再得邓关照，升任李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晋升国家领导人之列。

    行宫热潮中，各地大员都在省会或风景名胜地为中共领袖们安排了行宫，个别省在多个城市建立行宫，甚至同一城市设有数处秘密行宫。这些行宫建设的共同点是，圈占最优美的风景区、山林、湖岸、海岸为军事禁区，对外谎称国防工程，建造不计成本，极尽奢华。根据毛泽东狡兔三窟，留逃跑密道的习惯，多数建行宫的大员为毛在建有秘密逃跑通道。毛泽东怕飞机汽车不安全，喜欢乘专列出行，一些大员投其所好，建造了连接行宫的专用铁路线，使建造费用倍增。

    在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中，各地行宫照样开工。没人知道全国各地这类行宫别墅总共花费了多少钱。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钱足以救那几年的几千万饥民于不死。对于建行宫热潮，中共高层中除了彭德怀有过微词没有人提出批评，没有人像清末、北洋、民国时代的议员那样敢于针砭时弊，为民请命。彭德怀也没有直接批评过。他在庐山会议上说：“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搞什么名堂？那不是毛主席让搞的。” 其实大家都清楚是谁让搞的。彭德怀之外，邓小平也有拐弯抹角的批评，不过不是在行宫热潮中，而是在二十多年后的主政时。邓批评说：“1958年以后，到处给毛泽东同志盖房子，造成很坏的影响。”这话听起来好象他与彭德怀一样反对建行宫。其实那些行宫不光是给毛泽东盖房子，而是给七大领袖都盖了房子，各地行宫一至七号楼中都有邓小平一座。邓在当时没有反对过，而且喜欢住杭州的行宫。

    行宫的建造费用巨大，维护费用同样巨大。每一处行宫均有警卫部队，管理人员，医疗、食品检验、厨师，服务员等百人团队长年值守，每年管理维修费百万计。每当“领袖团”前来入住，行宫便会热闹一阵，因为“中央首长”的家属随员，少则二十多人，多则四五十人。虽然各地行宫最多只有一处在用，但各地每年都向中央报来巨额的行宫财政补贴申请。由于行宫依山傍水，隐藏林木之中又长年空置，大都墙壁门窗家具发霉损坏。1969年，毛泽东要来南京，南京大员许世友赶紧率工作人员赶到中山陵五号准备，打开通风，用电炉来烤、电风扇吹。这是毛泽东突然入住行宫的普遍情况。而更多的行宫自建成后就闲在那里发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1980年代，半数行宫行为旅游景点，而另一半因为保密等原因成了革命的废墟。

    《星火》抗争与林昭殉道

    大饥荒中，一群兰州大学的“右派学生”奋起抗争，成立组织，制定反抗暴政计划，出版了地下刊物《星火》。在《星火》首期中，张春元在《论人民公社》一文中写道：“夺去了农民的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给农民带上了比中世纪封建社会还要沉重的锁链，使广大农民处于依附农奴的地位”；何之明在《论政治挂帅》一文中写道：“所谓党的绝对领导只不过是法西斯式的独裁政权的变种而已，正是这种所谓的绝对领导，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把全国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绝对统治了”；向承鉴写道：“反右运动是中共质变的起点，……自从知道庐山会议揪出彭德怀反党集团后，我已心灰意冷，对毛为首的党不再抱幻想，将我《给党中央的上书》愤怒地撕成粉末。”《星火》第一期在甘肃武山油印了三十多份。第二期未及印出，所有组织成员被逮捕。中共将《星火》期刊事件列为“重大反革命集团案”，将参与的右派学生们押去各处巡回批斗。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中共将《星火》案的骨干张春元、中共武山县委书记，“右倾分子”杜映华处决，将参与《星火》期刊的胡晓愚、顾雁、苗庆久、向承鉴、何之明、谭蝉雪等数十人判处重刑。多年后，张春元恋人谭蝉雪出狱后历经十二年到各地搜集资料，终于为《星火》、为兰大学生右派写出了《求索》一书。钱理群教授评论《求索》说：“面对农民的饥饿，绝大多数各级干部以‘维护党的大局’说服自己，保持了沉默。如果没有他们，这段历史就只剩下了卑劣的屈辱和沉默，我们将无法向祖先向后代交代。在这个意义上，林昭和她的《星火》战友们拯救了我们民族的灵魂。” [77]

    《星火》的代表人物林昭是北大学生。建国前夕，中学生林昭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与基督徒父亲决裂，狂热信仰共产主义。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在这里，他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动。” 与当时的很多青年一样，她在信和日记中称斯大林、毛泽东为父亲，她主持的《常州民报》副刊《斯大林的故事》专栏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54年，她考入北大新闻系，担任了北大《红楼》诗刊编委。她在《红楼》诗刊1957年3月的《编后记》中写道：“我们希望能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西。”

    在北大学生响应“大鸣大放”号召掀起的民主运动中，林昭在日记中写道：“在这样的春天，到处谈论着整风，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期待着……昨天出现了第一张责问主席团三大的代表由谁选出的大字报，随后出现了用大字报帮助党整风的建议……这可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5月22日的学生辩论会上，她登上饭桌发表了演讲。有人喊道：“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林昭说：“你记下来，我叫林昭，双木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将“大鸣大放”运动突然转为反右运动。林昭再发表演讲，谴责中共出尔反尔，整肃提意见者。不久，她被定为成了右派。她拒绝认罪，抛弃了共产主义信仰，皈依基督教，开始去王府井教堂作礼拜，与被肃为历史反革命的父亲彻底和解。庐山会议后，林昭著文为彭德怀鸣冤。大饥荒中，她拒绝沉默，应张春元等人之约，在《星火》首期发表了诗歌《海鸥之歌》和《普洛米修斯受难的一日》，与《星火》青年们一起给领导人写信，试图阻止饥荒蔓延。她写道：“正因为我本来是党的追随者、拥护者，所以才更要反党。”《星火》第一期印出后，她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逮捕。林父彭国彦在爱女被捕后自杀抗议。

    狱中，林昭致信北大校长陆平，呼吁效仿老校长蔡元培营救受迫害的学生，并写下三十万言的《狱中回忆录》。在保外就医期间，林昭与同被打为“右派分子”的黄政、朱泓等人起草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纲领和章程，请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带到海外发表，因此再被以反革命罪投入上海提篮桥监狱，被判处二十年重刑。再次入狱后，林昭在《绝食书》中明志：“一息尚存，此生宁愿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 她在《判决后的申明》中宣告：“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 她在给《人民日报》的血字申诉信中写道：“这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善良，单纯，煽动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痛无比的迫害和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不堪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同时，她心系国家前途，前瞻地指出人民公社不合国情，应及早解散，停止“割资本主义尾巴”，主张允许私人开业经营，允许私人办厂，改变闭关锁国政策，加强与世界的联系，提出了引进外资，实行地方自治等设想。

    在纸笔被狱方收缴的情况下，她用竹签、发卡、牙刷柄在地上磨尖刺血，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写出了二十多万言的血文、血诗。因为不屈，她受到残酷折磨。狱方将她双手背铐长达半年，连吃饭、大小便、妇女例假时也不给松铐。上海提篮桥监狱在《林昭在服刑改造期间重新犯罪的主要罪行》中记载：“林犯关押几年来，一贯拒不接受教育，书写了大量的反动血书，如《灵耦絮语》（约十八万字）《基督还在世上》《不是练习——也是练习》《练习二》《练习三》《鲜花开放在悲壮的五月》《囚室哀志》《秋声辞》《自谏》《血诗题衣》《血衣题跋》等数十万字。虽经工作人员多方教育，并采取了单独关押，专人负责管教，家属规劝等一系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她在信中写道：“我很知道反抗者在我们的制度下意味着什么，而走反抗者的道路在我们的制度下又将遇到些什么。”有人劝对她说：你只要承认一句自己错了，就可放你出去。她拒绝认错。母亲劝她：“孩子，你就认个错吧，不然，他们会杀你”。林昭回答：“我怎么能认错！我没有错！”

    1966年，北大“五一九”运动骨干张元勋以未婚夫名义与林母许宪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探监。林昭头顶一方白布，上血书“冤”字。据狱卒回忆，林昭见到张时露出了入狱以来唯一的一丝微笑。晤中，林取下头上“冤”字顶巾，拨开白发，示数处头发被揪掉的光秃头皮，并说：“他们想强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 她对张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临别，她赠张一只纸折的小船及诗一首，嘱张将其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托张关照其母及弟、妹，语未毕痛哭失声。据管教干部后来回忆：他们从未见过林昭如此痛哭。[78] 1968年，当她最后一次被送进监狱医院时，一位医生悄悄对她说：“你又何苦呢？”她回答：“宁为玉碎”。

    在 1957年以后的十一年苦难中，她拒绝苟且、屈从，坚持 “被践踏的公义必须得到伸张！这也就是我常爱提说的生活之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部分”，她声明自己是“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既然我的生命属于上帝，而且已经活过那么些艰难困顿至于严峻地残酷的日子，那么，无论病躯怎么衰弱，假如上帝要使用我而要我继续活下去，我一定可以活得下去！……而假如上帝需要我成为一个自觉的殉道者，我也只会发自衷心地感激施赐与我这样一份光荣！”她在明志诗中写道：“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在《海鸥──不自由毋宁死》诗中写道：“我们是殉道者、光荣的囚犯，这镣链是我们骄傲的勋章”；在《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血诗中写道：“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在血诗《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中写道：“……我酷爱自由胜似生命，可假如它索取某种代价，我宁肯接受永远的监禁。”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中共口塞阻止呼喊的塞子，秘密枪决。

    林昭代表着黑暗中的光明，邪恶中的正义，奴役中的自由。她的血书、血诗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抗争，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动人的篇章。她留下的绝命辞是：“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在二十一世纪，她不仅被历史宣告无罪，更在国人心中复活。“作为一个圣洁的基督徒，林昭超越同时代人最了不起的地方，不仅仅是政治理念的超拔，不仅仅是与极权专制拼死斗争的勇气，不仅仅是对于罪恶洞察的深刻，而是对于苦难的态度。在长期拒绝上帝，充满仇恨的中国，这实在是个奇迹。林昭用这个奇迹建造了二十世纪中国最壮丽、最高贵的精神丰碑。”[79]

    饥荒中的核试验

    二战中，美国动员几国科学家五十万人力，花费几十亿美元造出了第一颗原子弹。负责美国原子弹项目的格罗夫斯将军预言，苏联要造出原子弹至少需要二十年。然而，苏联通过窃取技术，调动举国资源，强迫苦役犯去进行死亡操作等办法，在1949年就成功爆炸了原子弹。当年底，毛泽东以承诺出兵朝鲜，换取了斯大林承诺帮助发展军事工业。这时，毛泽东的目标是也要拥有原子弹。

    赫鲁晓夫上台后，毛泽东提出要核技术。赫劝毛依靠苏联的核保护伞。碰软钉子后，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挑起了台海危机（第一次台海危机）。危机中，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福摩萨决议案》，授权艾森豪威尔总统出兵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1954年10月，赫鲁晓夫在台海危机中率团访华，寻求毛在共产主义阵营内对其领袖地位的支持。会谈中，赫要求毛在台湾海峡止步，毛向赫提出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要求，为结束危机，赫答应了毛的要求。随后，毛下令停止炮击，结束了持续近八个月的台海危机。回国后，赫鲁晓夫遇到军方对输出核技术的反对。经过讨价还价，赫鲁晓夫与军方达成了逐步提供核技术的妥协。1955年4月，中苏签署了核技术培训条约，中共开始起步发展核武器。毛泽东对苏联逐步提供核技术的作法不满，感到按此进度总是无法与赫鲁晓夫争雄，无奈非仰仗苏联提供技术不可，且只有靠向苏联出口粮食换取技术，也只好接受现实。

    1957年，苏共元老派策动了罢免赫鲁晓夫政变，赫在军方和克格勃支持下挫败政变，将元老及其支持者们以反党集团罪名开除出了领导层。这时，他需要中共带头作拥护他清洗元老的表态，毛泽东作出不理解苏共高层的变动的姿态以向赫提条件。担心中共的质疑影响共产主义阵营中的领袖地位，赫急派米高扬来华与毛泽东面谈寻求支持。毛泽东在汪庄别墅会向米高扬高调表态支持赫鲁晓夫胜利，同时大谈核战争、核武器。听米汇报后，赫明白毛还是要核技术，于是不顾苏联军方反对，决定加快向中共提供核技术的步伐。经赫批准，苏共与中共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开始派专家来华传授制造原子弹的关键技术，向中共提供核反应堆、核工业基础设施及核试验数据资料。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中国成立核武器局（九局，九院），在青海和甘肃建立了核基地。

    1958年夏，各地放出了粮食“高产卫星”，毛泽东感到将有无限的粮食换取军事技术，要求立即掌握核武器，决定将制造台海危机、迫赫鲁晓夫答应要求的游戏再玩一次。8月23日，他在北戴河会议期间突然下令炮击金门，制造了第二次台海危机。危机震惊了莫斯科，刚刚从北京归来的赫鲁晓夫这才明白，毛泽东在炮击前要求发表中苏联合公报是要让美国理解危机是二人在北京共同策划的。在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赫收到毛的信函。毛在信中要求苏联提供导弹支援，声言“为了最后胜利，中国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赫拒绝毛利用同盟关系把苏共玩弄于股掌之上，拒绝毛以发动战争相讹诈，复函拒绝提供任何援助，同时派葛罗米柯飞到北京，与周恩来交换意见。周恩来向葛罗米柯重申毛泽东的意思说：中国准备承受严重的打击，包括核打击。赫不得不代表共产主义阵营对美国虚张声势，致函艾森豪威尔总统要求美国军队从台湾及邻近地区撤出。艾决定接受共产主义阵营的挑战，不理会苏、中两共的警告，命令美国海军为国民党军队向金门送补给的船队护航。在美国强硬、苏联拒绝卷入的形势下，毛泽东只好止步台海。他感到发动炮战后这样灰头土脸地收兵下不来台，决定以无限期延长炮击的办法维护面子。10月5日，他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声称为了人道主义暂停止炮击七天。七天期后，他再宣布延长停火两周，两周后再宣布“单打双停”。

    赫鲁晓夫对人类必须避免核战争有清醒的认识，上台后奉行与西方缓和关系的政策，推动与美国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在毛泽东反复要求之下，他同意了提供核技术。然而他没有想到，在《国防新技术协定》刚签订，毛泽东就在莫斯科共产党峰会上发表了 “核战争中国死三亿人还有三亿人……不消几年，我们将比过去生产更多的婴儿”[80] 的疯狂言论。赫鲁晓夫意识到，向毛泽东提供核技术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考虑停止向中共提供核技术。毛泽东制造第二次台海危机的讹诈帮助赫鲁晓夫下了决心，正式决定停止向中共提供核技术。1959年6月，苏联致函中共，中止核技术协议，撤回核专家。毛泽东不顾饥荒已经蔓延十数省，决定倾全国之力新建核基地，继续研制原子弹。中共从全国各地调来的数万科学家、工程师、防化兵和工人，在古丝绸之路上楼兰古国所在地——新疆罗布泊开始兴建第二个核试验基地，包括指挥中心、控制中心、配套公路、铁路、机场以及多个试验场。

    1961年夏，在人类历史空前惨烈的饥荒中，中共高层在北戴河避暑办公，召开了讨论是否继续出口粮食资助核武器研制的所谓国防会议。与会的高层们都清楚，核计划靠出口粮食支持，是造成大饥荒的重要原因。但高层们更清楚，提出让核计划下马意味冒犯毛泽东，而举手支持发展核武器对个人安全稳妥。会上，外交部长陈毅顺着毛泽东的心思说： “就是脱裤子当，也要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两弹搞出来，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就硬了。” 对陈毅的讲话，毛泽东立即表示欣赏。众高层都知道“脱裤子当”只是便宜话。早在延安时，中共建立了按等级享受，高干享受小灶和营养品的一套待遇标准。建国后，中共将官本位的特供制度进一步发展，为高层们安排王公府第、别墅，在京郊玉泉山建立了一个专为中共高层生产奶、蛋、蔬的“香山农场”，聘请苏联专家策划产品、规模、保鲜、消毒、化验、防疫等等方面，指定名厂家特供高层各种用品。香山农场建成后归中央警卫局管理，所产鸡鸭鱼肉蔬菜干净新鲜程度绝非一蔬菜可比，并开始为毛泽东等高层生产反季节特供蔬菜瓜果。就在中央高层开会讨论研制原子弹，陈毅声称“脱裤子当”时，中共设立了专门服务高层的“中央领导生活物资特别供应处”（对外保密称三十四号供应部）三十四号供应部供应的名优特新产品应有尽有，有百姓见不到茅台、五粮液，鸡鸭鱼肉，有从国外进口的名牌电器、手表、香水、呢料、朱古力、白兰地、威士忌、卫生纸巾、珠宝首饰，俄罗斯产的顶级黑鱼子酱、法国产的鹅肝酱等等。三十四号供应部在北京百货大楼百货大楼四楼设立了专门供应高级官员和家属的 “特需部”，其中呢绒绸缎、名酒好烟、高级食品、各地名贵土特产，应有尽有，买东西不用票证，价格低廉，且可赊购。特供标准分为一级首长，二级首长，三级首长等等，最高层没有限制，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四副双高首长）有特供标准限制。[81] 特供之外，高层按级别享受不同档次的住房、专车、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服务等待遇。特供制度和级别待遇是官本位的，保住官职就安享特供和待遇。毛泽东一句话可以撤大员的职，特供和待遇随之而去，这是高层们不敢批评毛泽东半句的重要原因。高层之外，中共对个别“民主党派”领袖，“民主人士”，统战对象也实行了“特需供应”，这也是他们带头推动“向党交心”运动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共垄断了社会资源，高层们不作官，“民主党派”们不作陪衬就没有了生计，民国时政治生活中的家常便饭——辞职绝迹了。

    唯一明确反对特供、特权的彭德怀已被罢官，其他人在饥荒中享受着肉，蛋、糖、奶等特殊供应，谁也不敢说毛泽东不爱听的话。会上，没有人提饥荒、救灾，没有人提议暂停核武器计划。于是，在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年头，众人附和陈毅的高调，会议通过了国防科委向中央要钱、要物资的《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决定继续高指标征粮食出口，换外汇发展核武器。会后，中共以“一切为核工程开绿灯，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钱给钱”为宗旨，成立了周恩来为主任，贺龙、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刘杰等人组成的十五人核武工程专门委员会，负责核执行研制核武器计划。由于国家财政资源的分配完全由最高层秘密决定，国人对核武计划及其资源投入完全不知情。

    经过数万科学家，军人的数年努力，原子弹在1964年10月爆炸成功。核爆成功的背后是农民的累累白骨。核计划开支由毛泽东、周恩来暗箱操作，没有人只知道核计划花了多少钱。人们只知道，研制核武器是饿死几千万农民，国人长期生活困苦的重要原因。对于加大力度出口粮食换外汇发展军工、核武器，中共高层的意见颇为一致。周恩来说：我宁可不吃饭，也还欠债。邓小平说：只要每个人少吃一口就行了。谭震林说：在农民吃之前，国家要把粮食拿到手，否则就是思想有问题。[82] 事实是，众高层们谁也不会“不吃饭”，谁也不会“少吃一口”，更用不着“脱裤子当”，“七大领袖”照样享受着住行宫，参加北戴河国防会议所有高层们都照样享受着根据级别的特供待遇。大家都举手拥护毛泽东的核计划，没有人在意农民在饥荒中大批饿死，在饥荒后穷得女人都没裤子穿。[83]

    原子弹试验过程中，科学家、军人和工人在爱国口号的鼓动下来到自然条件恶劣的核基地，隐姓埋名，过着与世隔绝的艰苦生活，受着核幅射、核污染的威胁，把健康、青春、甚至生命，都献给了核计划。以邓稼先为代表的一代科学家怀着中国强大的理想，献身核事业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但是，在各国致力和平，缓和，国内大饥荒的情况下，中国的核试验既非正义，也谈不上国防与爱国。事实上，二战后的主要战争和危机都是中苏两共挑起的，赫鲁晓夫上台后致力于和平与缓和。在唯毛泽东好战的世界格局中，中共的所谓国防会议、国防工程、国防经费等等都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和对老百姓的祸害。赫鲁晓夫担心毛泽东掌握原子弹会摧毁世界和平是有道理的。毛泽东在反右运动前否定马寅初的“人口论”时就有了打核战争构想，准备着多死多生。他掌握核武器后没能发动核战争是因为没有陆基、海基平台无法形成洲际核打击能力（这一点被几年后林立果制定《五七一工程纪要》所间接证实）。若掌握了洲际核打击能力，世界上唯一呼唤核战争，准备上中国人民承受核打击的狂人毛泽东完全可能引爆核战争。

    与中共至今对核武器研制赞不绝口相反，外国科学家们在原子弹爆炸后就开始了反思与忏悔。1939年，格拉德、费米、拉德和特勒等科学家担心德国制造出核武器，希望美国政府能够率先研制出核武器。美国政府官员认为科学家们的想法是天方夜谭。于是，几位科学家寻求爱因斯坦的支持。爱因斯坦致函罗斯福总统，建议在纳粹德国之前研制出核武器。1945年8月，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的原子弹导致约三十万人死亡。巨大伤亡使大多数参加“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心情十分沉重。爱因斯坦表达痛苦与后悔说：“早知如此，我宁可当个修表匠”，“致信罗斯福提议研制核武器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遗憾。”主导研制原子弹的另一名美国科学家奥本海默对广岛和长崎人民的巨大灾难也深感内疚，对杜鲁门总统说自己手上粘满了鲜血，并在以后的岁月里积极投身反对使用核武器的运动。当美国宣布研制威力更大的核武器氢弹时，参与向日本投原子弹的侦察机机长克劳德‧伊塞利少校以自杀表示抗议。亲手在长崎投下原子弹的克米特‧比汉上尉临终前表达心愿说：“但愿我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投下原子弹的人！”而中共官媒至今将研制原子弹宣传为爱国壮举，完全不提原子弹对人类和环境摧残，显示出共产党人对生命，对人民苦难的漠视。

    八届九中全会与八字方针

    进入1960年，农村饿殍遍野，全国人民困苦到了极点，政府财政收入由1958年的600亿元减少近半，财政赤字超过百亿。国际上，中苏交恶、中印边界局势紧张、蒋介石展开反攻大陆宣传，中共政权陷入了内外交困。古来君王在大灾难中会颁“罪己诏”，向上天和国人作检讨，请求原谅。毛泽东对大饥荒全不在意，更无罪已意识。1960年6月，他在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要求“持续跃进”，号召“全党为1800万吨钢、6000亿斤粮食而奋斗”，要求继续“反-610;产”搜刮粮食。会后，他照例率众高层到北戴河去避暑。

    毛泽东离京后，中南海北门外发生了湖南青年女工刘桂阳高举写有“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打倒毛主席！彭德怀万岁！”的纸牌冒死请愿事件。被捕后，刘回答值班警卫讯问说：“你们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饱崽不知饿崽饥呀！不知道公社社员吃野菜、树叶，吃观音土……乡下连猫、狗都饿死了，一些人家灭了门，我叔叔全家六口都饿死了。广播里天天喊三面红旗，大好形势。我什么话都不敢讲，讲了就是反革命。我晓得凶手是哪个。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们一个村子就饿死三十几口，还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我就是到北京来喊口号的，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怀万岁！”讯问笔录被急件报送到了在北戴河避暑办公的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阅后批示：“请少奇同志阅。”刘少奇批示：“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交会议简报组印发。又：全党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之后，每位领导干部都应深入农村基层，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他指示对刘桂阳从轻发落。[84] 有亲信将简报及刘桂阳的口供记录密报给了毛泽东。在这份已经印发给全体高层传阅的请愿记录面前，在高层全体都过目了的打倒口号面前，毛泽东感到了天怒人怨，决定让刘少奇代理主席，收拾局面。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应各地官员的强烈呼吁，召开了讨论应付饥荒局面的八届九中全会。众高层都清楚“大跃进”灾难的严重性，但更清楚如果毛泽东不下台，批评“大跃进”将乌纱不保。在无人敢于抨击“大跃进”的沉默中，毛泽东坚持“三面红旗”正确，称大饥荒是由于 “民主革命不彻底”，提出“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要求在农村开展“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意思是要将灾难责任推到所谓国民党头上。

    毛泽东嫁祸国民党的说法是为他自己开脱罪责，也是为高层全体开脱。刘少奇非常清楚“大跃进”灾难与国民党无关，同时也清楚，因为自己支持清洗彭德怀，支持反右倾，反瞒产私分，支持高指标征粮才有了如此大规模的灾难。所以他不能拆穿毛泽东的开脱之词，不能追究大跃进灾难。刘少奇不说“大跃进”错，其他人更不会说。大会在“大跃进正确”的前提下绕圈子。在毛泽东不敢犯众怒，众人也不敢批评毛的僵局中，周恩来提出了让毛泽东和众人都能接受的办法。会前，他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中关于“纠错”、“整顿”等字眼全部删去，改为“调整”，再加上几个赘词，凑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八字方针）。按此八字，造成大饥荒的“大跃进”政策没有错，不存在纠错问题，只是不够巩固，不够充实，不够高度，需要作些调整。这样的“八字方针”合乎毛泽东需要，让毛可以在不认错的前提下体面地接受政策调整，默认结束“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私分”等运动。于是，会议走出了僵局，毛泽东接受了“八字方针”和“吃饭第一，建设第二”口号，表示同意让刘少奇出面收拾灾难局面。

    会后，刘少奇实施了一系列的救灾举措：派李先念率军队进驻灾情已经瞒不住的信阳地区，将几个饿死人最多省的大员撤职，将信阳等地残害农民的基层官员逮捕；决定接受国际粮食援助；宣布解散公社食堂（公共食堂早已因绝粮而解体，解散食堂的实际意思是宣布允许农民自己做饭吃）；“关、停、并、转”43000个“大跃进”中上马的军工企业，将半数无力继续的军工建设项目正式停工；将3000万城市赶到农村去以防止城市也出现饿死人的情况；撤销毛泽东吹牛的2000万吨、3000万吨钢铁产量指标，承认几百万吨的实际钢产量；减少粮食征购量；将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25%；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禁止“一平二调”（共产），财政发行期票对“一平二调”中农民被共产损失作部分退赔；下令将大社退回到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恢复农民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等。

    八届九中全会是一次丑恶的会议。会议虽然有一些务实结果，如决定刘少奇出面主持救灾，但会议在饿死几千万人背景下无人敢提饿死人的灾难，无人敢于批评“大跃进”和毛泽东，无人敢触及“反右倾”、“反瞒产”暴政，无人敢提降低征粮指标，会议文件中连个“错”字都不提。八届九中会议是另一次灾难性的会议。因为全体高层继续追随毛泽东，毛泽东继续大权在握，继续推行高指标征粮，继续紧握国库存粮的动用之权拒绝开仓放赈，多数地区大员继续追随毛泽东作恶，继续搜刮农村粮食，基层的搜粮队继续横行乡里，因此，救灾效果很少，继续作恶的灾难很大，会议当年也成了人类历史上饿死人最多的一年，有超过两千万的中国农民在那一年饿死在继续推行的大跃进暴政之下。

    七千人大会

    1961年秋收时，毛泽东要求继续按“高产卫星”的指标征粮食。各地区的负责人深知，绝粮才会饿死那么多人，继续高指标征粮将使饥荒进一步扩大。他们不敢批评“大跃进”和毛泽东，纷纷呼吁按党章规定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共二十二大严厉抨击“大跃进”造成灾难，中共高层一致拥护刘少奇救灾的局面下，召开九大的呼吁让毛泽东感到了独裁地位不稳。11月，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召全国地委书记来北京讨论粮食征购计划，毛泽东顺势决定将县委书记，全国重点厂矿的厂长、党委书记都召集到北京，开个五级干部参加的非正式全国党代会，既算是向呼吁召开九大的地方干部有个交待，又可以回避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换届。为避免代表们互相交流，毛泽东要求大会保密，禁止与会者给家里写信、打电话，禁止《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对会议作任何报导。

    1962年1月，世界政治史上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在北京秘密召开，有多达七千位中共各级领导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仍沿用老办法控制会议：分组开会、不准记录，禁止代表交流打听，指定秘书记录，各组记录先报他，经他圈阅删改后才印发全体代表。毛泽东这样的控制会议办法很有效，能将任何批评他政策的发言封锁在极小范围，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所有代表说了些什么。三年前，他用这一控制会议的办法阻止了彭德怀在的庐山会议上一呼百应。此次会议，他更进一步，连全体代表共聚一堂的开幕式都取消，派发每位代表们一份事先准备好的《书面报告》，然后立即分组。毛泽东在书面报告中采用庐山会议时的老调子，先说国内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的时期，然后说几句存在缺点和错误的空泛话，但不说是什么错误，有多严重，是如何造成的，由谁负责等等。

    由于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没有人敢批评大跃进，没有人敢要求停止高指标征粮，毛泽东依然坚持继续高指标征粮以服务口粮食换汇发展军备和核武器计划，要求继续推行“大跃进”的各项政策，称“不是没有粮食，就是收不起来，开完会，大家下去收粮食。”[85] 在毛泽东安插的记录秘书监听网络之下，参加会议的各级领导干部有要求中央停止“大跃进”的各项政策，停止高指标征粮之心，但没有为民请命之胆，即使在分组会上也不敢讲话。于是，会议再次成了大饥荒中的闲扯。两年半前，高层们在几百万人饿死的形势下在庐山上闲扯，如今，代表们在饿死几千万人的形势下继续闲扯。来自地方的基层干部们没有那么大的乌纱帽，没有享受那么多的特殊供应，也没有开过那么多的丑恶会议，顾虑较少，开始报怨这样的讨论是在浪费时间。他们不知道，毛泽东开这样的会本来就不打算解决什么问题，要的就是代表在分组闲扯中把时间消耗掉，不开全体大会。毛泽东达到了目的，代表没有形成共鸣和一起发难的机会。毛泽东没有理由连一次全体大会都不开，于是决定全体大会安排在闭幕式当天，打算短暂聚一下立即散会。

    刘少奇清楚毛泽东如此安排的用意。他不能容忍大会就这样结束。半年前，他回到阔别的家乡，村民们告诉他，塘里有水，没有旱灾，每个村都饿死很多人，不是因天灾，是人祸，大炼钢铁把锅都砸了，送进了炼钢炉，使农民挖了野菜都没锅煮。他的姐姐哭诉：“一个小队两个月就饿死了十一个人，你在中央做事，要做点好事，要让人有饭吃呀！”他看了一路的苦难，听了一路饿死人的述说，还看到村里饥饿的少年写下的“我们饿肚皮，只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的标语。毛泽东授意起草的闭幕式《书面报告》为大跃进、大饥荒找借口称：“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刘少奇清楚这些说法的荒唐，清楚饥荒的根源政府将农民口粮都搜刮干净出口换军事技术，更清楚重要原因是他两年半前在庐山会议上支持毛泽东整肃彭德怀，开展“反右倾”的决定。他希望通过这次大会改变政策，亡羊补牢，结束饥荒。然而，眼看会议要结束，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没有政策改变。他知道，毛泽东要求散会后继续按高指标征粮食出口意味着再饿死几千万人。他决定不再附和毛泽东，出手制止灾难继续。

    1月27日，在闭幕日的全体大会上，刘少奇抛开毛泽东为他拟好的报告稿，即席讲话说：“形势不好，人民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穿的不够，用的也够，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经过几年的大跃进，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他借家乡农民“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称“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 刘少奇对“大跃进”的批评顿时扭转了会议不敢讲话的局面，代表们纷纷跟随发言，反对大跃进政策，指中央的路线有问题，甚至有代表重提领袖换届问题。彭真点名说：“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党留下恶劣的影响”。 在众多代表反对大跃进、支持刘少奇的情况下，毛泽东一时无法控制会议，也不敢与刘少奇当场摊牌，只好宣布临时休会。

    对会议进程一时无法时暂时休会，在会下暗中活动，寻求支持，然后在复会时扭转会议方向，这是毛泽东权力斗争中的法宝。他在遵义会议、洛川会议和庐山会议中都是这么干的。庐山会议休会时他的主要举措是召林彪上山，代表军队发表支持他的讲话，其次是寻求最有影响力者表态支持。此时，毛泽东故伎重施，再次急召林彪到会讲话，代表军队出面支持他。在庐山会议时，彭德怀发难，毛泽东寻求刘少奇的支持。此时，刘少奇发难，毛泽东要求周恩来表态支持，帮他扭转会议局面。庐山会议时，刘少奇在毛泽东的表态要求面前作了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此时周恩来在毛泽东的表态要求面前没有痛苦的思想斗争。周恩来是权力斗争老手，在力量对比判断上不比毛泽东差。从延安到北京，他多次在重要关头判断出毛泽东将在权力斗争中胜出，在毛泽东陷入困境时出面为毛找台阶，打圆场，帮毛泽东走出困境。这一次也不例外，他看到虽然毛泽东一时陷入困境，但有林彪代表军队的支持，非刘少奇及支持者所能扳倒，于是像在庐山会议时一样，毫不犹豫地选择追随毛泽东。

    1月29日，林彪在复会的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离开会议主题，大力吹捧毛泽东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党几十年的历史证明，工作搞得好的时候，都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现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至于目前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而造成的。”随后，他推出“付学费”论说：“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因为没有经验而付了学费，而这个学费还是必须要付的”，最后，他要求“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周围”。[86] 林彪以“付学费”论将毛泽东害死数千万人的罪责一笔勾销，借大骂彭德怀 “从来不把毛主席放在眼里” 来威胁众高层。林彪讲话中，毛泽东不断插话，与林一唱一和。林彪讲完，毛泽东带头鼓掌，称赞“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代表们以沉默回应林彪在大灾难中为毛泽东评功摆好，会议一时冷场。这时，周出面救驾，巧妙为毛泽东解围说：“‘三面红旗’经过实践考验证明是正确的。……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 随后，他只谈困难形势和需要调整的具体问题，就事论事，代表国务院检讨，表示自己工作没做好，反复强调党内团结。最后他说：“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87] 周恩来在关键时刻的献词扭转了会议局面，为大会定下毛泽东最希望的调子：不追究大饥荒的责任，各级干部都出面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只谈具体问题和善后工作。

    有林、周一同救驾，众高层立即看清了形势，赶紧押宝在毛、林、周一边，跟随周恩来作自我检讨。在各级领导检讨后，从不认错的毛泽东作象征性检讨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不说清楚犯了多大的错，负什么责，将大跃进灾难以一句“盲目性”带过。毛泽东对力量对比有着卓越的判断力。虽然党权、军权在握，但他清楚绝大多数高层此时对他不满，支持刘少奇，要求结束“大跃进”，虽有林彪、周恩来支持，但众怒难犯，他不能像庐山会议那样的突然转向，整肃刘少奇，否则自己可能立即下台，他除了接受刘少奇的报告别无选择。于是，他被迫默认刘少奇的报告，同意暂退二线搞调查研究，让刘少奇主持局面。

    大家都作象征性检讨后，会议达到了毛泽东希望的结果：不否定大跃进，不提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以“和稀泥”方式宣布闭幕。来自基层的代表们颇为不满。他们突然被召集进京开秘密会议，大过年时又突然被迫留京参加延长的会议，还不准通知家人，让家人误以为被关押整肃。他们最知道大饥荒灾难的严重性，对大会就这样没有明确结果地结束强烈不满。一些敢讲话的代表询问“退居二线”是什么意思。高层们都知道基层代表这一问题是在委婉要求领袖换人。革命党在权力交接方面有着无法解决的制度和程序缺陷。西方民主政治通过执政党轮换，领袖变更可以顺利达到追究责任，改变政策的目的。而革命党一党独裁，拒绝政党轮换，自己无法追究自己执政的责任，为维护统治合法性也无法追究领袖的责任，因而难以改变政策。由于独裁领袖拒绝轮换，革命党除了暗杀政变没有领袖更替的正当程序。中共八大在苏共反个人独裁的鼓舞下提出了解决领袖更替问题的“退居二线”说法。大家都知道这一说法之荒唐，谁也无法回答基层代表这一问。

    大会后，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基层呼吁的毛泽东辞任党主席问题。得周恩来帮助控制局面，毛泽东干脆率林彪不参加会议，放心南游。会上，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人表态同意毛泽东辞任领袖，其他人观望。大家记得，八大会后的政治局会曾民主投票表决，结果经周恩来出面相劝，大家同意表决不算数，民主失败。此时，谁也不知道毛泽东、林彪拒绝出席的政治局会议结果算不算数。冷场之中，周恩来再度出面说服大家：“主席还是主席，党主席仍由毛泽东担任”。[88] 毛泽东的亲信大员们闻言立即附和，形成了多数。会议决定，毛泽东继续担任中共最高领袖。这一结果使在“七千人大会上”批评过大跃进和毛泽东者，和在此次会议上表态同意毛泽东辞任领袖者立即后悔失言，纷纷想办法补救。因为有周恩来和亲信在政治局内照顾局面，毛泽东才敢于拒绝参加政治局会议，放心地离京出游。同时，他对会上谁说了什么如指掌。这次会后林、周分别在不同领域发动了崇拜毛泽东运动。一年后，毛、林、周一同发表了号召学雷锋的题词，使党内局面彻底改观，迫使刘少奇也加入题词。这一年间党内形势转变让人相信，林彪、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分别提出“出现困难局面是违反了毛主席的意见造成”的说法不是临场发挥，而是是在奉毛密令行事，毛泽东在休会期间布署的一部分。

    “七千人大会”是另一次灾难性的会议。虽然刘少奇不点明的批评了大跃进，迫使毛泽东象征性地作了检讨，在会后得以“调整”之名废除了不少大跃进政策，降低了征粮指标，进口粮食，在1962年内结束了大部分地区的饥荒，但会议结果宣告，制造饿死几千万人灾难的毛泽东不受追究。会议有这样的结果不奇怪。大饥荒灾难是全体高层一致举手造成的，要追究谁也跑不掉，所以全体高层谁也不会说追究二字。因此，中共创造出一堆推卸罪责的说法，诸如林彪提出的“付学费”说，林彪、周恩来一起提出的“出现困难局面是违反了毛主席的意见造成”说，周恩来提出的“急于求成”说，毛泽东提出的“盲目性”说等等，这些说法，加上毛泽东在延安发明的“扩大化”等等说法都在后来被中共反复使用作为推卸罪责的借口。

    经济学家杨小凯所指出的：在民主制度下，领导危机会由主要负责人下台迅速解决。专制制度在领导犯了错误甚至罪行时没有公认的政治游戏规则来解决领导危机，犯了罪的毛泽东仍然大权在握，没有制度机制来制衡毛泽东的权力。[89] “七千人大会”的进程与结果证明，一党专制之下不可能有问责与追究。大会的结果让毛泽东看清，即使闯下天大的祸，其权力和地位也不会遇到真正的的挑战，林彪代表的军队是支持他的，周恩来代表的多数党的干部是支持他的，除了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和彭真的“认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的象征性批评外，党内没有问责。于是，他将发难的刘少奇，支持刘少奇接任领袖的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人都列入了整肃名单，在会后立即开始盘算新一轮整肃运动。几年后，江青在“文革”中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此言清楚地透露出毛在“七千人大会”对刘恨之入骨，开始盘算逐一整肃“七千人大会”发难者和表态同意让他“退居二线”者的脉络。

    大饥荒——人类灾难之最

    历史上，饥荒、人相食都伴随战乱、自然灾害或异族入侵。然而在没有战乱，没有外敌入侵，且风调雨顺的1958年至1961年，中国农村普遍饥荒。一位亲历者写道：“人吃人并不是个别现象，从我三年近百万字农村工作笔记中查证和我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来看，没有一个公社没有发生吃人的事，有的大队几乎没有空白村庄。埋的死人一夜就不见尸体了。有些地方，农民家里死了人，为了防止被人扒吃，就守坟多夜，待尸体腐烂发臭为止。针对人吃人的情况，县政法部门先称破尸案，后按上级指示，统称特种案件。1961年4月，安徽省公安厅给省委的《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中说：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特殊案件1289起。”[90] 在甘肃通渭县，1959年到1961年间，三分之一农民饿死，其中死绝了 2168户，人吃人的惨剧遍地发生。[91] 为隐-610;饥荒的严重性，防止信阳事件那样的政治影响，中共中央禁止在行文中出现称饥荒字眼，甚至禁止不能有事件字眼，而要求在内部文件中将饥荒，饿死人称为问题。于是中共中央和甘肃省委的内部文件出大量出现“通渭问题”，甘肃省委还禁提“饿死”二字，要求将饿死称为病死。例如，中共通渭县委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病一个埋一个，并且只能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明说是掩埋死人。”在四川萦经，饥荒1958年就开始了。当时饿死了人还有人埋。到了1960年，因死人太多，活人站立都难，无人去埋，从各公社到县城街上，一路死尸，尸臭弥漫。县里只好搞万人坑，将死尸都扔到一个大坑埋，再后来干脆不埋了，死人往山沟里扔，往县城外的河里扔。1958年荥经总人口是64万，三年饿死了一多半人。[92] 饥荒中，农村基层干部掌握着农村仅有的粮食，自己开小灶，同时豢养民兵对付老百姓，民兵们为有饭吃奉命挨家挨户搜刮粮食，迫害农民，镇压抢粮饥民，边境省开枪打死外逃边民。饥民很快饿得丧失抗争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大饥荒中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抗的原因。

    从饥荒初起到数千万人饿死，中共始终隐瞒饥荒的发生。其办法之一控制报刊、封锁消息，禁止谈论饥荒的情况。办法之二是将饥荒控制在农村，以农民的救命粮来保证城市不饿死人。1959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食油供应问题的紧急措施》的通知，决定停止对农村的食油供应。庐山会议后，饥荒蔓延全国农村，中共高层秘密决定：牺牲农村以保证城市供应。196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人三番五次要求四川调集粮食，运往三大城市，为“全国大局”做出局部牺牲。这时，中共中央对四川饥荒的情况非常清楚，调粮是要将饥荒隐瞒在农村，任由农民饿死。四川饿死一千多万农民后，周恩来在内部会上说“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一句话将蓄意饿死农民的安排带过，毛泽东则在“七千人大会”赞扬西南大员李井泉“只有大公，没有小我。”这就是为什么农民饿死了数千万，城市人却不知道饥荒的发生。

    中共隐瞒大饥荒的办法之三是编造“三年自然灾害”说法。这一说法出台过程为：1960年，中共内部文件和报纸上开始偶尔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开脱之词。据此，中共推出了“自然灾害”说，先是在《人民日报》的1960年国庆社论中一改歌颂大好形势的调子，称：“过去两年来，中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接着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公报上将“自然灾害”说升级为官方解释饥荒的正式版本。“三年自然灾害”说法纯属谎言。中央气象局编辑出版的1958至1962年全国旱涝气象资料显示，1950年代最大的自然灾害是1954年的洪水灾害。这时的农村还没有完全合作化，农民还可以存粮备荒，没有发生饥荒。不仅 “三年自然灾害”说是谎言，连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也是谎言。三年间，并未发生“三分天灾”。就全国而言，1958至1961年不仅风调雨顺，更是天公作美的历史最好年景。[93]

    中共隐瞒大饥荒的办法之四是“苏联逼债造成饥荒”说。这一说法出现于饥荒过后的中苏论战中。这时，中共将大饥荒嫁祸苏共，在官方文件中称：“三年大跃进成绩是主要的，严重的局面是由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修的背信弃义逼债，以及帝国主义对中国封锁，导致中国无法进口粮食”。此后几十年中，中共在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中共掌控的独家新闻媒体持续不断重复宣传“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说法以掩盖制造饥荒的罪责。1990年代解密的苏共档案证明，苏联在大饥荒中非但没有逼债，反而多次提出援助中国提供粮食、食糖等等的建议。

    中共隐瞒大饥荒的办法之五是销毁饿死人数的统计证据。1961年，陈国栋（财政部副部长）、周伯萍（时任粮食部副部长）、贾启允（国家统计局局长）三人汇总各省人口统计，将三年间全国减少了几千万人的报告报给周恩来，周命令“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三人奉命销毁材料和印刷版后，周恩来仍不放心，再电话确认了销毁情况。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公安部规定，各省人口统计数字为“绝密”资料，只能让极少数人阅。如山东省大量饿死人的数字，只有正副书记、正副省长、公安厅长五人可以看。[94]

    直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后，学者们才得以研究大饥荒灾难。在中国三年大饥荒是人类死亡人数最多的灾难这一点上，中外学者没有分歧。关于三年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中外学者作出了不同估计。胡适通过信件了解大陆的情况后叹道：“大陆上人民饿死了约六千万人。在梅县一个村庄里本有四千人口，已经饿死了一半，只有两千多人了。……中国古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所有哉’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让人民自食其力，不要干涉他，他们会得到食物的。像油，农村都是自己做的，他们种的东西自己来榨油，本来不成问题，所以我主张的‘无为而治’还是有道理的。到了政府去管制，已经不行了，再到了实行人民公社之后，什么都没有了。这是管制的结果”；[95] 上海大学学者金辉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总数、出生率、死亡率为基础及调查推算，得出结果为三年全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在4,040万至4,319万之间”；[96] 多次采访过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等中共高层官员的《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披露赵紫阳估计的死难人数为4,300万至4,600万人之间；[97] 香港《南华早报》驻北京采访主任贝克（JASPER BECKER）查看多省地方志及通过私人关系查阅中共关文件后指出：“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贵州等五个省最为严重。河南省很多乡镇的饿死率达20——30%；该省信阳地区1958年有人口800万，饿死了240万人。有中国学者告诉我说，你书里写的数字太保守了，实际上饿死人数高达6000万”；[98] 荷兰学者冯克（FRANK DIKOTTER）博士在其《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骇人灾难的历史，1958～62》一书中指出：“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曹树基根据官方人口统计资料和地方志得出了3000万至3200万的饥荒死亡人数。我在调查中作过仔细的比较，在许多县的公安局统计中，数字都要大过县委和统计部门50%。因此，3000万加50%就是4500万。4500万非正常死亡中有大约300万人不是由于饥饿，而是被当局打死或自杀。在档案记录中，有的村子80%死亡的人是不许到食堂吃饭造成的。从档案中看到，共产党将农民编号，实行军事化管理，将公社社员看作数字，或没有个性的劳动力。我的书中，九成五是来自这些档案，公开的资料利用不多。他们公开的资料倒是有很多不可信的成份。应该说，中国这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可能永远也得不到准确数字，我们只能接近真实，除非中国政府内部下令不掩盖地作调查，可能比较准一些。”

    贝克、冯克关于实际死亡人数远高于根据官方统计资料的说法得到大量基层数据的支持。救灾时，粮款按人头发，不少大队、生产队为了多领钱粮而将死人报成了活人，使饥荒死亡统计数被缩小。1961年，王光美随刘少奇去湖南调查时发现，基层在饥荒死亡数字统计出来后要经过“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以山东为例，曹树基教授根据地方志统计出的山东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80多万，而亲历大跃进的记者张广友记载，山东省主要领导人在当时全省五级干部大会上说：“山东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99] 按曹博士的统计，河南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90多万，而贝克调查后推算河南饿死人数为400万至780万之间。贝克的调查结论得到信阳基层情况的支持。中央工作队处理“信阳事件”时发现，各县的饿死人比例普遍在三成左右，其中，光山县十里（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队120人的吴围子小队在1959年饿死72人，比例高达六成；[100] 曹博士根据地方志统计，四川在饥荒中非正常死亡人数为940多万，而据当时冒险赴京反映饥荒情况的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廖伯康估计，四川饿死人数在1100万至1250万间。原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尹曙生说：“安徽省在大饥荒中饿死400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人相食并不奇怪。凤阳县1961年人口比1958年减少了39%。全县死绝的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101]

    贝克、冯克关于实际死亡人数远高于根据官方统计资料的说法还得到人口统计的支持。公安部退休干部晏乐斌披露：“今年（2012年）5月10日，我的同事、公安部离休的局级干部、1964年夏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任公安部治安局人口统计处副处长的赵文奇同志告诉我：1964年夏，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特别关注那几年经济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情况，考虑到各地上报饿死人情况都不准确，上报时都要经过党委一把手点头批准才允许上报。他要求公安部对这次人口普查中引起重视，一定要将非正常死亡数字不管采用什么方法弄清楚，要我们通过这次人口普查，将全国实有人口计算统计准确，死亡人口搞准确，特别是对那几年经济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搞准确的指示精神。为此，成立了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杨尚昆亲自兼任主任，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任副主任，我们公安部三局五处（人口统计处）全力投入这次人口普查工作，有处长白建华、我（副处长），工作人员王维志、沈一（益）民参加。确定以1964年7月1日凌晨零时为截止计算统计时间。我们按杨尚昆主任要求的指示，认真进行了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精心组织指挥，领导全国人口普查，对人口多、问题复杂的重点省还派出工作组去具体指导、协助。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各地公安机关都报来了人口数据。据统计，当时全国有人口73000多万。随后于当年8月底9月初，除西藏、新疆、内蒙三个自治区没有抽人到北京外，其余26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厅局，我们都抽调做人口统计工作的同志到公安部，再次对各地报来的人口数据，进行核算，以1957年、1958年和1963年这三年正常死亡人口比例，和1959年至1962年4年各省、市、自治区每年人口减少数，减去正常死亡人口比例外，即是非正常死亡人口比例数，1959年至1962年全国共有9600万为非正常死亡数。赵文奇同志告诉我这一数字之后，我感到十分惊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数字？我开始怀疑，是否虚假。5月11日和14日我两次碰到赵文奇同志，问他此数据是否可靠？他说，绝对可靠，是各省、市、区报来的统计数，又经过各地同志的再次核算和推算，这个数据是应该信得过的。他说，统计数据档案材料，均已存入公安部档案馆，有案可查。同时，赵文奇同志还说，1964年9月初，于桑副部长要我们（有白建华、我、沈一民）同他共四个人，专门向杨尚昆主任进行了汇报。杨主任询问了一些情况之后，对这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圆满顺利完成表示满意，对按比例推算出来的非正常死亡数据作了肯定，认为就此数据作为依据（以上两段内容经赵文奇同志审核——笔者注）”。

    大饥荒中，各地劳改营中的劳改犯死亡比例和死亡总人数巨大。当时任劳改队文书的杨崇道说，他所在的那个队百十来名右派中，经他写死亡报告的就有三十多人；辽宁省锦西煤矿1,200名右派的劳改队在大饥荒中饿死了1000人；[102] 辽宁省凌源县新生焦化厂的一个300人的右派劳改中队饿死了227人；流放北大荒的右派在三年饥荒中饿死约三分之一；甘肃省夹边沟劳改农场的3,000多右派分子到1961年死得只剩下200来人；[103] 甘肃正宁县子午岭龙池劳改农场的3000劳改犯在1960年就死了600多人。104]

    以下事实说明，这场亘古未闻的大饥荒不是天灾，而是中共蓄意制造的人祸。

    事实一，政府横征暴敛，将农民口粮搜刮殆尽。建国伊始，中共发动了朝鲜战争，向农民征粮数量以每年增50%的速度递增，而且以低于市价30%以上的低价强买。农民拒绝低价强买，中共出台了统购统销政策，禁止农民存粮。千百年来，农民自己储粮备荒，一般天灾不会饿死人。自从中共出台统购统销，存粮备荒成了“破坏统购统销罪”，农民被剥夺存粮权利，政府将农民口粮之外的全部粮食收走，农民挨饿，卖儿卖女，吃草根、树叶、观音土饥荒由此开始。冯克博士指出：“苏联专家撤退后，毛要求加快还债，赫鲁晓夫知道中国困难，说不急于结帐，还要提供粮食给中国。毛拒绝，一心要早日不清军火和军事技术债务，加大征购，从农民那里逼交粮食，棉布、猪肉、糖等等。一九五九年三月廿五日，毛在上海一个党内会议上说，要增加粮食收购三分之一，农民不会造反，饿死一半人不要紧，还有一半人有饭吃”。

    最积极推行“大跃进”搜刮政策的省也是饿死人最多的省。四川的李井泉，河南的吴芝圃，安徽的曾希圣，贵州的周林，甘肃的张仲良等人推行反右倾，反瞒产，搜刮粮食最积极，造成了这几个省最高的饿死人比例。其中四川的情形最为典型。蜀守李冰建成都江堰之后，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遂为万姓粮仓，国赋根本，断无哀鸿声起”。抗战中，四川承担大后方政府和数百万国军将士的粮食供应而未发生饥荒。1959至1961年，四川全省风调雨顺，但因李井泉推行“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暴政，粮仓四川成了全国饿死人最多的省。庐山会议上，李井泉批斗彭德怀表现积极，会后被毛泽东提拔为掌管云、贵、川三省的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使三省饥荒迅速扩大。饥荒中，没有积极推行毛泽东暴政的省饿死人较少。例如，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没有积极推行暴政，饿死人不多，陕西成为甘肃灾民逃亡的目的地。可见，大饥荒百分之百是中共横征暴敛造成的人祸；

    事实二，中共强制实施人民公社化，使农民成了农奴。逼迫近亿农民在1958年收获季节上山“大炼钢铁”、大修水利，致1958年特好年景的庄稼因无人收割一半烂在了地里；

    事实三，毛泽东不准放赈救灾，坚持要求大量出口粮食。大饥荒前后的全国粮食数据如下：（单位：万吨）[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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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饥荒中，中国不仅大量出口粮食，还大量出口油、蛋、肉、果等食品，其数据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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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肉蛋的食品是怎么搜刮来的呢？饥荒中的农村没有饲料，猪长得又瘦又小，几十斤就收购走了。在1959年4月全国电话会议上，李先念向全国发出加强肉、蛋等出口商品收购的指示时说：“猪出口得很不好，出的不是猪而是狗猪。香港挖苦我们，把我们出口的猪烧掉了，说有瘟病，不然三四十斤为什么卖掉呢。”谈到蛋，他要求“来一个突击收购运动”，“要采取断然措施来解决出口问题”。所谓“突击收购运动”和“断然措施”意味基层的暴行。例如，四川壁山县狮子公社虎峰大队在1960年4月收购鸡和蛋时，不管有鸡无鸡，不管鸡下不下蛋，强行按人头派指标，拿不出鸡蛋就不让到食堂吃饭。六队社员柯政国没有蛋上交，全家七口人被扣饭。[106]

    按说，政府禁止民间存粮就应负备荒、赈灾之责。若中共循前朝旧制，在饥荒中开仓放赈，救济灾民，不会饿死人。国库的存粮谁也无权动用，存粮动用之权只在毛泽东一人之手。毛泽东在1957年讲话中就表示过，大跃进准备死一半人，他从一开始就了解饥荒情况。为自己的世界领袖梦，他听任饥荒蔓延，数千万人饿死，禁止动用库存粮食救灾。在饥荒蔓延全国的1959年，中共为换取军事技术和无偿援助给外国共产党政府的粮食净出口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416万吨。

    1960年春，荥经凤仪公社发生了武装部长李文中武装抢粮库救灾的义举。李到凤仪公社为饿死的叔叔一家收尸，背着轻飘飘，加起来没有一百斤的三具尸体，看着一路的死尸，想着附近的国家粮库中囤满了粮食，他决心冒死为活着的百姓搞点粮食吃。于是，他率武装民兵和勉强能走动的饥民来到公社粮库，强行开仓放粮，救济了灾民，随后被以“反革命、五类分子武装暴动”主犯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多年后他说，其实跟他一起去搞粮食的人没一个是五类分子，五类分子是社员中最惨的一群，早就饿死了。能抢到些粮食，让一些乡亲死前吃一顿饱饭，对得起做人的良心，决不后悔。[107] 荥经武装放粮事件说明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在大饥荒中，国家的粮库里囤积着大量粮食。在河南信阳，饥荒中饿死两百多万人，而信阳地区的国库存粮存有数十亿斤粮食。[108] 作家张戎指出：“大饥荒根源是毛泽东坚持出口粮食到苏联东欧，以便买军事设备。毛的工业化完全是军事工业化，他一心想的是要把全国资源集中起来发展军事工业，以便他有生之年可以成就超级大国称霸世界。买苏联的原子弹、导弹、核潜艇，完全靠出口粮食。我们在俄国档案馆看到中国对苏出口粮食的记录后明白，如果不出口这么多粮食，中国一个人也不会饿死”。[109]，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林海云回忆：“1960年，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不可以，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一直买到1970年。”[110] 周恩来指示在大饥荒中买黄金的背后是毛泽东集中外汇发展军事工业计划和研制核武器计划。为此计划，周恩来操办在1959、1960年净出口了数百万吨粮食。

    事实四，不准逃荒。千百年来，农民自由进城谋生，灾年自由讨饭、逃荒。而在新中国，中共为从农村搜刮粮食，建国伊始就不断出台针对农民的控制条例。1951年，公安部颁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1953年，政务院发布《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规定未经劳动部门许可和介绍，不得在农村招收工人，明令禁止农民进城就业；1954年，内务部和劳动部又发出《关于继续贯彻〈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5年，配合合作化暴政，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建立经常的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和《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要求全国推行户口登记以禁止农民迁移；1957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和《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收临时工的暂行规定》，要求组建以民政部门牵头，有铁路、交通、商业、粮食、监察等部门参加的专门机构，负责制止农民流入城市，要求在铁路、交通部门在主要铁路沿线和交通要道设卡阻止农民流入城市，要求将流入城市和工矿区的农村人口遣返原籍，禁止农民乞讨。1958年，人大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修改了宪法，删除了“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条文，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法律形式正式剥夺了全体人民的居住、迁徙自由。这一条例与粮票制度相配合，完成了对人民财产和人身的全面管制，将农民捆绑在本乡本土以搜刮粮食。

    1959年春，在饥荒蔓延，农村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下，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和《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出台了收容遣送制度。饥荒中出台的收容遣返制度堵死了农民逃生之路，使农民只能饿死在本村。根据上述收容遣返令，各地当局派出民兵把守道路，将没有通行证的逃荒农民如同逃犯一样抓捕，押送回原籍。饥荒中，粮食只够基层干部和民兵活命，收容所通常不给逃荒农民饭吃，多数灾民被饿死在收容遣返过程中。历朝历代，饥荒均是区域性的，灾民逃出灾区都能讨饭活下来。而在新中国，饥荒是全国性的，灾民无处可逃。逃荒之路和消息传播之路被封锁后，农民整户，整村地饿死，不为人知。

    饥荒过后，毛泽东发动了学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的运动。其实，焦在兰考任上总共一年多，谈不上对兰考有什么贡献。兰考农民感谢焦裕禄主要因为他上任后放生饥民，允许饥民外出讨饭。农民逃荒的主要原因并非是风沙 、盐碱，而是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逼得农民没有活路。毛泽东树立焦为县委书记的榜样，其原因除了因为焦学写出不少学“毛选”笔记，积极贯彻毛泽东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之外，主要因为焦有兰考农民感谢的口碑，他要借焦让农民感谢他本人。这样学焦裕禄运动显示出当时中国是何等黑暗。

    事实五，大饥荒中照样对外援助。下表显示，毛泽东、周恩来在大饥荒中依然维持着巨额的对外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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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底，毛泽东答应出兵朝鲜后，斯大林答应将亚洲各国共产党交毛泽东领导，指示胡志明等亚洲共产党领袖开始向毛泽东汇报。斯大林给毛泽东领导权的同时也将向这些共产党提供援助的包袱交给了毛泽东。此后，亚洲共产党领袖们向毛泽东汇报、请示的同时理直气壮地要钱。1950年，中国首任驻蒙古国大使吉雅泰到任不久，就收到了蒙古总理乔巴山”要求帮助”的清单。1951年5月15日的一份档案材料记载，越共要求说：“我们正处在青黄不接期间，如无援米必告断炊。……因此，恳切要求你们再帮助我们1500至2000吨大米，以渡过此难关。”显然，这不是越共第一次要求援助粮食。1953年8月，印度北部洪灾，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建议援助印度10.5亿元人民币。毛泽东得知苏联捐赠了25万卢布后批示：“款数似应增加至15亿或20亿人民币”。于是，中共捐去15亿元。在《中国和越南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的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共援越的项目和货物包括：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10个碾米厂、2个汽油库、火柴厂、加固水坝、3万吨大米、300吨面粉、5000公斤葡萄干、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电炉、轮船、电话机等等。[111] 1956年苏彝士运河危机中，毛泽东欲扮演指导者的角色，给埃及一份“反侵略战争的军事部署和战略方针”，并主动提出派给埃及25万志愿军。派志愿军赴埃及的建议被纳赛尔总统拒绝后，毛再向埃及提出：“我们可以给无代价的援助，你们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或者过了一百年后再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国赠给埃及2000万瑞士法郎的现金，并在中埃贸易故意吃亏，向输送利益。[112]

    1960年1月，在农村人相食之时，中共成立了对外无偿援助的主管机构——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将外援助规模大幅增加，无偿对外援助中包括大米，小麦。一份封面标有“绝密材料会后收回”字样的外贸部副部长李强署名的《几年来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报告》显示，从1950年起至1960年，中共在国人生活极端困苦中向越南、北韩、蒙古、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柬埔寨、尼泊尔、缅甸、马利、乌干达、刚果、喀麦隆、伊拉克、叙利亚、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苏丹、阿富汗等数十个国家提供了40多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和贷款，并且其中绝大多数为无偿援助。[113] 在数千万人饿死的三年大饥荒中，中共不开仓放粮救灾，而是巨额对外援助了19亿元，巨量出口粮食。例如，在1960年援助几内亚和刚果各1万吨大米，无偿向阿尔巴尼亚运送了180万吨粮食。[114]

    无偿对外援助是共产政权的特有暴政。苏俄建立政权后在内战和饥荒中输出革命，以抢银行，没收教会财产、剥夺富农和工商业者得来的金钱在全世界建立共产党，在中国发动五四运动，建立中共。毛泽东继承了列宁、斯大林抛洒钱财对外输出革命的作法，从建国开始与周恩来黑箱作业，指挥对外援助机构秘密向100多个国家赠送了千亿民财。在不顾国内人民困苦，建立政权后立即以巨额金钱输出革命方面，中共与苏俄没有区别。

    事实六，拒绝国际援助。大饥荒中，美国总统肯尼迪根据中央情报局的饥荒情报，决定向中国提供人道主义粮食援助，下令制定援助方案，通过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渠道提出了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立即援助500万吨小麦，及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千万吨小麦给中国的建议。建议被毛泽东拒绝。直到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刘少奇才作主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进口粮食救灾。而毛泽东、周恩来下令几艘满载加拿大援助粮食的中国货轮改驶向阿尔巴尼亚，作为了对阿共的无偿援助。[115] 大饥荒中，赫鲁晓夫已多次提出向中国灾民提供人道援助，毛泽东一再拒绝。刘少奇主持救灾后决定接受苏联的粮食援助，苏联立即向中国东北提供了二十万吨粮食。[116] 这成为大饥荒中东北饿死人较少的原因之一，也证明了拒绝国际援助是饥荒扩大的原因之一。

    事实七，中共见死不救——举“茅台大跃进”为例。国民政府时代，贵州省政府颁布了《违背酿酒处罚规则》十条。其中规定，在天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制米浆刮布，“违禁酿酒者，除将酒没收变价及封禁器具外，并依酿酒量，按当地酒价，处以2倍以上4倍以下罚金，再犯者，处以4倍以上8倍以下罚金”。前仁怀县政协副主席周梦生回忆说：“1949年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 然而在1959至1961年的大饥荒期间，贵州茅台酒的产地仁怀县一面是饿殍遍野，每天饿死近百人，全县饿死了近三分之一农民，一面是茅台酒高产达两千多吨，消耗粮食两千多万斤。仁怀县粮油保管统计资料显示，1959至1961三年间粮食库存分别为4,293万斤、2,705万斤、2,310万斤，竟然比饥荒后二十年间的库存量还高。1959至1961年饥荒中，中共不仅从贵州各地调粮食保证茅台酒生产，还四川调来粮食，从贵州省委书记周林、仁怀县委书记庞耀行为首的各级干部在每天大批农民饿死的情况下只管完成中央下达的产酒指标，下令全省调粮保证茅台产量，实现了茅台酒产量年年创新高（三年间的产量记录直到1975年才被超过）。人们难以理解，何以在饥民大批死亡时搞茅台酒生产大跃进。答案在几十年后茅台酒厂集体署名的《纪念周林逝世一周年》一文中可以找到。周林曾回忆说：“1958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主席散步，他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根据毛的要求，周在1959年饥荒开始时指示茅台酒厂说：“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厂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117] 茅台酒大增产是个普通消息，要是说明其背景是贵州饿死两百万人，调来粮食的四川饿死一千二百万人，全国饿死数千万人，该是何等的骇人听闻。

    中国两千多年前就有了救灾制度。周有“大荒，舍用赈穷，开廪同食”的规定。其后，历代遵循、发展荒政制度。宋朝粮食储备养官、养兵外的主要用途是赈灾。《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熙宁七年，河北东路失业流民甚多。三月，神宗赵顼批示：‘比来流民往京西者，经过京师，恐无资粮，或致饿殍，可相度赈济。’朝廷遂‘赐五万石下河北东路提点刑狱司，赈济流民’；给流民米，人日二升，幼者半之。” 皇佑初，范仲淹在杭州任郡守期间浙东大旱，颗粒无收。为了救济失业者的生活，安稳地方，范仲淹采取了高价购粮平粜的办法，“每斗一百八十钱”，比市价高了五成，使逃荒的百姓回流安居乐业。[118] 宋代朝廷不仅救灾，还救助、安置因受灾、土地被兼并、破产而暂时失去生活来源的流浪百姓，让失业者有基本生活保障，住处有着落，回家有路费，以至于辽国皇帝耶律洪基都感慨“来世愿做中国(宋)人”。南宋时，政府对从淮北而来的流民失业给田种植，并蠲免赋税。《元史》记载：元成宗大德十一年，两淮属郡饥，于盐茶课钞内折粟，遣官赈之。诏富家能以私粟赈贷者，量授以官；元武宗元年，中书省臣言：“江浙行省管内饥，赈米五十三万五千石、钞十五万四千锭、面四万斤。又，流民户百三十三万九百五十有奇，赈米五十三万六千石、钞十九万七千锭。”到了满清，荒政制度已经完备，对备灾、报灾、赈灾和灾后救济都有详细规定。其要点为：朝廷负有备灾之责，须设立粮仓应付饥荒；须制定救灾预案，灾荒一旦发生，预案启动实施；地方官员负有向上级奏报灾情、申请朝廷赈灾的责任，对隐瞒灾情不报、延误报告或任意增减灾难等级的官员予以惩处；地方官有责任组成勘灾小组，或亲赴受灾地视察灾情；朝廷得到灾荒报告后要派人勘察，核实后要实施救灾程序；灾荒来临时，从皇帝到县令，各级官员均负有不可推卸的救灾责任；救灾措施包括：赈济、蠲免、调粟平粜、转移灾民、抚恤安置、劝奖社会助赈等。顺治至道光近两百年间，清政府赈济合银4.5亿两，而蠲免的钱粮大约有1.5亿至2亿两。光绪年间华北发生了大旱灾面。曾国荃在大灾期间在山西巡抚任上的救灾举措代表了满清荒政的水平。他刚到任就向朝廷汇报灾情，提出从应解京的五十万两银中拨出二十万两赈灾。清廷立即准奏。救灾中，曾国荃参吉州知州段鼎耀“于省局拨解赈银胆敢扣留不发，实属玩视民瘼，忍心害理”；参代理荣河县知县王性存“借罚捐赈为名，借端侵渔”，“请旨一并革职，归案审讯，按律定拟，以重赈务而儆官邪”。灾荒中，他严厉处分了两个修理衙门的知县。[119] 自有荒政以来，历代朝廷均将落实荒政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重要指标。[120] 虽然两千年的灾荒中有以身试法的官员，也有昏聩皇帝，但历代统治者基本都 “厚下恤民，施行仁政”。中共将历代王朝，历届民国政府都宣传为“反动统治”，将自己政权宣布为人民政府。而事实是，新政府废除了两千年形成的完善荒政，官仓不为备荒，完全成了服务毛泽东世界领袖梦的私仓。大饥荒中，中共听任灾情蔓延，拒绝开仓救灾，禁止灾民逃荒，封锁饥荒消息，对抢粮、偷粮的饥民下格杀令，不许死者家属戴孝，不准在掩埋死人的地方起坟头以掩盖饥荒。对比前朝，唯有天壤一叹。

    新中国前的两千年中发生过200多次重大自然灾害，死亡总人数为3000万人，[122] 而中共建立新中国后立即制造饥荒，几年就饿死了四千多万人，人为造成死亡人数比两千年重大自然灾害的死亡总数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