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0 章 初期文革

《二月提纲》与杭州会议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开始盘算整肃刘少奇，发动了名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运动的整肃运动，提出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主动出面主持了社教四清运动，通过救灾和整肃大跃进中作恶干部赢得了崇高声望。一时，全国到处两主席像并列悬挂。毛泽东对此忍无可忍，对未能达到整肃刘少奇目的的社教四清运动不再感兴趣，开始谋划发动新的运动整肃刘少奇及其支持者。

1964年夏，刘少奇带着夫人王光美全国巡回演讲介绍“桃园经验”，在报告中宣传了王光美。江青得知后力促毛泽东消除两领袖并列局面。毛泽东感到江青可以在整肃刘少奇的计划中起重大作用，决定解除中共中央在延安决议对江的禁锢。江青立即向毛提议批判正在各地上演的京剧《海瑞罢官》。该剧其实是毛泽东号召的产物。1958年底，毛泽东在长沙观赏了湘剧《生死牌》。几个月后，他在上海会议上号召学习海瑞。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闻言动笔，先后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和京剧历史剧本《海瑞罢官》。剧本由名伶马连良主演推出后引起轰动，好评如潮。江青观看后向毛泽东提出，剧中罢官影射了罢彭德怀。毛泽东指使江青、柯庆施由批判《海瑞罢官》剧入手，在上海发动“文化革命运动”。得毛指示，柯庆施立即命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和《解放》杂志）编委姚文元负责撰写批判文章。

1965年初，姚文元写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随后的半年中，这篇政治批判文章十度密呈毛泽东审阅，九易其稿。当时没有知道毛泽东如此较真地改这篇批判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7月，毛泽东决定成立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五人小组）。彭真等人不清楚毛泽东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机构，要搞什么。11月10日，上海市委宣传部控制的《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文章称《海瑞罢官》剧本中的“退田”、“平冤狱”影射了“包产到户”和彭德怀被罢官，将剧本批判为 “大毒草”。在北京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知道吴晗与彭德怀并无关系，不同意把《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扯在一起，决定北京各报刊不转载这篇政治批判文章。见北京各报和《解放军报》不转载，毛泽东电召周恩来到上海，表示他赞赏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命周出面要求全国各大报转载姚文，同时指示江青、陈伯达秘密起草发动文革的一系列指导文件，派江青到苏州去“请尊神”，[1] 请林彪再次出面为发动整肃运动保驾。

对毛泽东的保驾要求，林彪提出以整肃罗瑞卿为条件。罗原是林彪红一军团的部将，因长征路上担任红一军团保卫局长，为毛泽东安排保卫，到延安后获毛提拔为红军大学校长。从此，罗以毛泽东亲信自居，开始不买林的账。建国后，罗主管公安和安全系统，为毛泽东安排起居行止、各地行宫及秘密通道等事宜，获毛称赞说：“有罗长子在我身边，我就感到十分放心，天塌下来，有他顶着。”罢彭德怀官后，毛泽东任林彪掌军保驾，同时提拔罗瑞卿任总参谋长以牵制林彪。罗上任后反对林彪在军队中搞“政治思想第一”的一套，要求解放军“大练兵”，“大比武”，准备与美国开战，并且要求林彪安心养病，放手让他领导军队。1965年9月，林彪发表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日本投降二十周年的文章。罗瑞卿也表达了纪念文章，表达了完全不同的观点，让林彪感到军权被夺。林彪不同意毛泽东的备战臆想。当初他反对出兵朝鲜，现在他对出兵越南也不以为然。他清楚越战是毛泽东所挑起，清楚美国空军不轰炸中越边境地区是为了避免与中国开战，清楚毛泽东鼓吹备战是为了权力斗争。另外，他对毛泽东派“监军”牵制不满，对罗瑞卿摆出平起平坐架式更加不满，认为罗瑞卿搞“大比武”是要借口向他夺取军权。最让林彪不能容忍的是，罗瑞卿竟直言“一个病人应把自己的位子让给称职的人，不要碍手碍脚”。[3] 在毛泽东有求之时，林彪向毛泽东递交了“罗瑞卿罪状”，要求将罗撤职查办。毛泽东虽然信任罗瑞卿，但认为罗无法代替林彪掌军，决定舍弃爱将罗瑞卿换取林彪支持他清算刘少奇。

11月30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转载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见《人民日报》强行发表了姚文，彭真意识到文章大有来头，这才明白毛泽东为何要成立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1966年2月，彭真召开了“文革小组”扩大会议，讨论姚文元文章提出的政治斗争问题。会议认为，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应限制于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不赞成借学术问题开展政治斗争，拟出了向中共中央汇报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二月提纲）。这一提纲先迎合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说教称：“学术领域里要开展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然后提出“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在报刊上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婉转拒绝了姚文的政治批判。会后，彭真携二月提纲及证明吴晗与彭德怀并无关系的调查材料向刘少奇汇报，获刘认可小组意见后再携提纲及调查材料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彭汇报后对《二月提纲》不置可否。彭建议说：“是不是写一个‘中央批语’请主席看过，发全党。”毛说：“你们去写，我不看了。”彭以为毛接受了提纲，将《二月提纲》印发全党，然后赴外地视察。彭走后，毛泽东对身边人评论《二月提纲》说：“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3]

在彭真召集“文革小组”讨论姚文元文章的同时，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是她在被中共中央 “不得干政”决议关了二十多年政治禁闭后首次公开登上政治舞台。会议的主题其实不是文艺，而是发动政治运动。会后，江青推出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其中否定《二月提纲》，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称中国文化界存在“革命的观点与修正主义观点之间十六年（1949至1965年）尖锐阶级斗争”，文化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在文化界展开大规模阶级斗争。江青召集会议的背后是毛泽东的指使。3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三月杭州会议），在会上提出了同样的阶级斗争号召，要求同时在教育、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等领域开展阶级斗争，指责中宣部在学术批判中压制了左派，宣布组成以叶剑英为首的“罗瑞卿专案组”（七人小组）负责调查林彪提出的指控。罗瑞卿听到被调查的消息后接受不了突然打击，跳楼自杀未遂。毛泽东得知，对爱将毫无同情，骂罗“没出息”。[4]

会后，刘少奇按计划出国访问，毛泽东开始实施他的整肃计划。“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出手制止毛泽东将饥荒进一步扩大，迫使毛泽东同意“退居二线”，彭真点名要求毛泽东对饥荒承担一份责任。毛泽东对二人怀恨，在会后立即开始盘算整肃二人。他知道刘少奇与彭真互相支持的影响力强大，必须分而治之，先整肃彭真，使刘失去最重要的支持。对于位高权重的彭真，毛泽东不能像邓子恢、王稼祥那样随意撤职，况且又没有摆得上台面的理由，于是采取了一连串行动：将江青整理出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修改后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的标题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以废除彭真和刘少奇共同推出的《二月提纲》，将文化界的斗争运动升级；先向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亲信透露整肃彭真、陆定一意向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各地应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如果彭真、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再包庇坏人，那么北京市委、中宣部和五人小组都要解散”；指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一批扣政治帽子的批判文章；派康生到北京向周恩来传达整肃彭真和发动文革的意向。[5]

得到康生传话，周恩来明白这是毛泽东要求就整肃彭真表态。自从在延安整风中被敲打，他确立了顺从毛泽东意志的生存之道。八大前后，他为应付经济危机采取“反冒昧”举措，结果被毛逼迫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上反复作检讨。为赢回毛的信任，他在“七千人大会”上与林彪联手助毛渡过难关，在会后积极推动崇拜毛泽东的运动。此时，在毛泽东的表态要求面前他毫不犹豫，立即写报告表态说：“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严格看待这是夺取文化战线上领导权的问题，以利兴无灭资，组织自己队伍，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斗争，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是错误的，应推翻重写，并按毛主席的方针另起草一个中央通知。”[6]

周恩来表态后，毛泽东电召正在西北视察的邓小平返京，派康生同样传话。与周恩来一样，邓小平立即表态效忠，并开始操办整肃彭真，连续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传达毛泽东指示，要求众高层人人就整彭表态。众高层同样立即表态支持整肃彭真，并立即展开了对彭真的批判。彭真这时才明白，他先前拒绝姚文元、戚本禹等人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对抗了毛泽东。他不作辩解，不理论是非曲直，遵循党内斗争的规则只管检讨，承认犯了错误，并反戈一击，以批判吴晗和邓拓来争取毛泽东宽恕。

书记处成员们无论怎样表态也无权将常务书记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撤职。4月中，毛泽东将刚刚开过会离开杭州的众高层再召回杭州开会（四月杭州会议）。众高层都奇怪为什么三月刚刚开完会又回来开会，但是没有人敢问一句。谁都知道，何时何地开什么会完全毛泽东个人临时决定，对此询问也属于冒犯，后果可能极为严重。会上，毛泽东指责彭真主持制定《二月提纲》、陆定一封杀批《海瑞罢官》文章是压制了学术领域的阶级斗争，指责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宣布整肃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宣布将罗瑞卿撤职查办，由亲信杨成武接替罗瑞卿任总参谋长，由康生接手罗负责的公安部系统。常委中，周恩来、邓小平已经表态，其他扩大进来的高层都是毛泽东的亲信，会议实为大家举手同意毛泽东决定的一个过场。其实岂止这次会议，中共的所有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等等都是听从毛泽东训话的走过场。毛泽东决定好了开会的时间，地点，出席人，决议等等，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中央全会从来也没有按实际有资格成员人数召开过，毛泽东总是随意扩大，将没有资格的亲信扩大进来，与会者不敢表达真实想法，形同木偶。例如，刘少奇在京主持常委会听取彭真汇报，结果完全不算数，会议决定须派专人专机赴毛的行宫请求批准，毛泽东不置可否等于会议无效。

杭州会议上被整肃的四人，除罗瑞卿是林彪要整肃外，其余三人都是毛泽东早就要整的人。彭真在东北内战之初支持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政策，主张避免内战，与毛唱了反调，八大后参与了提出“主席只可连任一届”议案，“七千人大会”上点名批评了毛泽东，因此早就被毛列为了整肃对象；陆定一获罪是因为明确表示“学术讨论和批判不能随意提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阻碍了毛泽东的文革计划；杨尚昆与彭德怀关系密切，主持中央办公厅时在毛泽东的专列上录音，因此获罪。其实专列录音不是杨首创，毛泽东机要秘书叶子龙从1958年开始为毛录音以记录谈话指示，毛泽东最初认可了录音作法，杨萧规曹随，结果被毛怀疑不怀好意，[7] 成了整肃对象。

4月21日，刘少奇出访归来赶到杭州出席会议，发现毛泽东趁他不在发动了党内政变，清洗自己的重要支持者彭真，将“三月杭州会议”上刚刚通过的《二月提纲》批判为了“毒草”，代之以杀气腾腾的中共中央文件——《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按说，刘少奇应当有理由谴责阴谋作法。但是，刘也是一路在阴谋作法中获得毛泽东提拔的。他明白，毛泽东早已精心布局，常委会中周恩来、邓小平已经表态支持对彭等的整肃，并且彭真已经作了检讨，自己在常委中已是孤家寡人。与彭真一样，刘少奇也清楚权力斗争中无道理可讲，于是不再理论，遵循党内权力斗争规则，举手拥护毛泽东的决定，并反戈一击，斥爱将彭真一贯反对毛泽东、一贯反对自己。这样的反戈一击在中共党内是生存的正道，即中共所谓的大是大非前站稳立场。高层们无一不是这样一路走来的。刘少奇也表态支持整肃彭真后，毛泽东将彭真召来杭州开会，实际是召彭来听宣布撤职决定的。彭真要求与毛泽东单独面谈申辩。与当年的高岗一样，他的单独面谈要求遭到毛泽东拒绝。刘少奇、彭真被分而治之驯服后，会议宣布毛泽东的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另起炉灶，成立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主要成员的新“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中央文革），废除《二月提纲》，由新的中央文革负责起草中共指导文化革命的文件。众高层不知道，新的文革小组早已背着众高层秘密成立，并在旧文革小组起草《二月提纲》的同时制定出了一批发动文革的文件。会后，中共中央派李雪峰、宋任穷陪送，实是押送，彭真回京。[8] 几天后的“五一”节天安门城楼观礼中，彭真等四人不再出现。

《五一六通知》—毛泽东煽动造反

经过“四月杭州会议”的准备，毛泽东决定在北京召开发动文革的政治局扩大会。他再次不按规矩行事，让刘少奇出面主持发动文革的会议，安排康生随时传递会议情况，自己不出席会议，避在外地幕后遥控。毛泽东这样安排不用给出理由，也没有人敢问。召开扩大会议是毛泽东从延安时期开始运用的权力斗争法宝。他利用对召开中共中央会议的时间、地点、规模、参加者的决定权，将亲信“扩大”进会议，赋予他们表决权，操纵会议通过自己的决定。不过，这次会议扩大到喧宾夺主，将十几人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会扩大到七十六人之多，其中包括毛泽东指定的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5月４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历史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等就坐主席台。会议召开当天，《解放军报》根据林彪的指示发表了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使会议笼罩肃杀气氛。此时，没有了彭真支持的刘少奇由出访前声望崇高的并列主席沦为了听从毛泽东发落的傀儡。毛泽东为会议预定了议题，其一是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宣布为“反党集团”，其二是将反对在文艺领域开展阶级斗争的《二月提纲》定性为 “反革命文件”，其三是通过陈伯达撰写，毛泽东八次审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刘少奇宣布要发布发动文革的通知时，多数与会者表示不明白为什么要发出这样一个《通知》。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其实并无决定权，只是宣布几天座谈会，由康生传达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康生传达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串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经过几天座谈，会议转入分组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与会者们得知通知是毛泽东多次审阅修改定稿的，知道不容异议。郭沫若等人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一个引号等等。陈伯达、康生宣布《通知》稿不能改。众高层全体举手拥护。

5月16日，中共向全党发布了发动文化革命的《中共中央通知》（五一六通知）。毛泽东在通知中写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时，刘少奇应当知道毛泽东的“中央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法和《五一六通知》中“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说法是指自己，但他没有勇气抗争，心存侥幸地期望像延安整风时一样，通过积极参加整肃运动赢得毛泽东的信任。

5月18日，林彪在会上于发表了长篇讲话（五一八讲话），吹捧毛泽东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都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们就要丧失政权，就是糊涂人……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人物，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要拥护毛主席……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这番语无伦次，杀气腾腾的讲话面前，高层们无人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与会者们不知道，林彪白天为毛泽东保驾，晚间在《工作札记》中写道：“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按此言，林彪很清楚毛泽东的阴谋手段，但他不明白“狡免死，走狗烹”的道理，继续充当毛泽东的工具。

周恩来不甘落后，于5月21日也发表吹捧毛泽东的讲话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周的心思都用在了揣摩圣意。他感到，戚本禹批判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背后有毛泽东的支持，于是在会上大谈“保持晚节”，以攻击死去的战友来向毛泽东表示效忠说：“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瞿秋白，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

5月23日，刘少奇主持会议，要求高层成员对整肃“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表态。元老朱德对整肃四人提出了保留意见。于是，会议转为了对朱德的批判会。朱德被迫检讨，众高层争相插话批斗。当朱讲到在红军第四军“七大”上犯有错误（指曾反对毛泽东）时，当年上井冈山的搭档陈毅插话质问：你是不是要搞政变？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林彪插话斗朱说：你说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无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在前方也不是你朱德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乌兰夫批朱说：更奇怪的是，他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薄一波批朱说：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周恩来批朱：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9]

批朱后，邓小平宣布了新“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名单。毛泽东虽然一言九鼎，但提名自己的秘书和老婆掌控文革运动需要人帮忙。周恩来能心领神会，出面提议人选，[10] 毛泽东再批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为：陈伯达（组长），江青（第一副组长）、王任重（副组长）、刘志坚（副组长）、张春桥（副组长）、康生（顾问）、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扩大会议全票通过了将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宣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四人撤职的决议，宣布了毛泽东任命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接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接任中宣部长；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接掌中央办公厅主任并兼掌首都8341卫戍部队的决定。

发动文革的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好地展现了革命党内的权力斗争规则和革命家们的生存法则。如果说高层成员们对毛泽东的整肃目标一无所知，那是低估了他们的政治智慧。他们中的绝多数清楚知道林彪的“政变经”讲话的矛头所指，清楚毛泽东的整肃目标是刘少奇。[11] 大家明白，毛泽东要通过批朱德让所有高层表态，人人过关。这时的朱德已没有任何权力，但声望还在。老战友、老部下们在批斗朱德的会上抢着插话，抢着恶语批朱，因为他们知道，会议记录将被送到毛泽东手上，不讲情面地批斗朱德才能赢得毛泽东的信任。从苏区肃反到延安整风，到整肃高饶，到整肃彭德怀，到整肃彭、罗、陆、杨，大家都是遵循这种斗争规则生存下来的。特别是延安整风下，高层们确立了紧跟毛泽东的生存之道。于是，毛泽东想整谁，大家立即与他划清界线，对他展开不留情面的斗争。彭真比谁都清楚借文艺批判搞阶级斗争之害，但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不作任何争辩，只管检讨，在杭州会议上不提武汉汇报时毛泽东曾默认《二月提纲》，对整肃不作抗争，以批判吴晗、邓拓来求毛泽东宽恕。刘少奇也是如此。他不对出国期间的政变作任何抗争，不仅接受政变现实，还反戈一击批判支持者彭真。刘少奇、邓小平不会完全不知毛泽东清算彭、罗、陆、杨、批朱德外还有目标。不过，他们相信从延安整风以来每逢运动紧跟毛泽东最安全的经验，心存侥幸，以邻为壑。众高层都清楚，毛泽东指使文人抛出批判文章，自己隐藏幕后，陷害了彭真，利用刘少奇出国之机发动了党内政变，整个过程完全是阴谋诡计。但是，没有人敢于讲是非曲直、规则程序。在发动文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作了争辩，不是争辩道理，而是争辩说是自己最先在延安喊“毛主席万岁”的，冀以此获得毛泽东宽恕；刘少奇不是出手制止毛泽东的整肃运动，而是出面主持发动文革的会议，主持批斗朱德，批判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是中共党内的赫鲁晓夫”。在众高层争相颂扬的热潮中出现了这样的循环，毛泽东得以不停地发动整肃运动，想整谁整谁，众高层都会跟随，越整肃越恐怖，越恐怖，越效忠毛泽东，颂扬毛泽东进一步升级，不管毛泽东作出的决定多么祸国殃民，众高层只管举手拥护，毛再发动更多的整肃运动。整场政治局会议不啻于一场厚黑竞赛。

5月2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中共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基层组织发出了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标志文革运动正式开始。《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如此要求整肃基层领导，政府官员，军队将领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纲领显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统治和文革运动的反社会、反文明性质，显示毛泽东要求天下大乱，要求摧残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祸害全体人民。

按《五一六通知》字面意思，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只是负责指导文化革命的机构。中共高层成员们对毛泽东这一安排并不陌生。1942年，毛泽东通过设立领导整风的临时机构——总学委架空了政治局，达到政变目的；1957年，毛泽东通过成立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再次架空了八大后的政治局，迫使刘少奇、周恩来放弃了刚刚通过的八大路线。此時，毛泽东又一次通过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将政治局架空，完成了另一次党内政变。中央文革名义上陈伯达负责，实际是毛泽东通过夫人江青指挥文革运动的最高权力中心。后来的情况是，毛泽东在清洗刘少奇的目标达到后才决定召开中共九大，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中央文革亲信全部进入了中共政治局，因此，江青称中央文革是“过渡班子”一点不假。

高层们相信拥护毛泽东最安全，习惯了追随毛泽东的生存之道。然而，他们二十年来的生存法则这一次不灵了。他们低估了毛泽东的整肃规模，结果大家由整人者变成了被整者。应当说，毛泽东和众高层都遵循了暴力革命党的规则。如果讲道理、守规则，尊重决议和程序，限制权力，那就不必暴力革命，直接民主、宪政最合规矩。而暴力革命根本反民主，反规则，不讲道理，枪杆子说了算。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运动、发动反右倾运动和文革时三次请林彪代表枪杆子支持，高层全体追随，这就是革命党的规则。文革后，受到冲击的高层们一致声讨文革，痛陈十年文革迫害了多少人，造成巨大损失等等，将文革罪责推给了“四人帮”，仿佛自己完全是受害者。而事实是，决定发动文革的历史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是全票通过的，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和被《通知》定为“反革命集团”头目的彭真在内的所有中共高层都举手参与了发动文革。这样的举手以前有过多次。在发动反右运动的会议上，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上，在扩大饥荒的庐山会议上，大家都与毛泽东没有分歧，所有制造灾难的决议都是全体通过的。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另一重要结果是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专案组这种专门的迫害机关是苏俄引入中国的祸害。苏俄建立红色政权后建立了专门负责肃反的“契卡”。在中国建立红色政权后，苏共将肃反机关引入了中国，在各个苏区设立了保卫局，负责监视，迫害革命党中被怀疑者。在延安，毛泽东在发动整风运动时设立了康生负责的社会部，执行“契卡”一样职能。革命党的性质决定，所有的共产党政权离不开类似“契卡”、“盖世太保”、“社会部”一样的对付同志的机关。从苏区肃反开始，毛泽东亲自领导肃反机关迫害异己。在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毛泽东已经成立了彭德怀专案组、习仲勋专案组、罗瑞卿专案组。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宣布成立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和田家英的专案组，由周恩来任中共中央的专案组的总负责人。这时的刘少奇已无决定权，只是在宣布毛泽东的决定。他没想到，最大的专案组是随后成立的他自己的专案组。贺龙（彭德怀专案组负责人）、邓小平、陈伯达、陶铸等很多其他高层也没有想到，他们自己如后来也被设立了专案组，惨遭迫害。

在后来的文革中，由于案子不断增加，中共中央专案组规模不断扩张，分设“一办”、“二办”。以汪东兴为主任的“一办”负责对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负责人的专案审查，掌管有彭真专案组、陆定一专案组、安子文专案组、胡耀邦专案组、李维汉专案组、刘少奇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六十一人”专案组、陶铸专案组等等；以杨成武为主任（杨倒台后由黄永胜负责）的“二办”负责对军队高级将领的专案审查。[12] 中央设立专案组后，各地跟随设立专案组，全国各地的专案组后来多如牛毛。专案组的办案过程与延安审干、肃反、民主革命补课、四清等整肃运动中办案一样，均是随意编造罪名捕人，再交专案组搜集证据，扣上“叛徒”、“特务”、“反革命”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三反分子”等帽子，办案手法均是车轮战审讯，严刑逼供，指供诱供、逼取假证，拟好供词、证词，强迫被审查者或证人抄写、签字，或强迫按手印，把私人日记、文稿断章取义拼凑出罪证等等，其迫害比“契卡”和“盖世太保”更加残酷，受迫害者难以计数。“契卡”、“盖世太保”和“专案组”分别代表了列宁时代、希特勒时代和毛泽东时代的残酷迫害。中央专案组一直存在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与“契卡”、保卫局，社会部一样，中共对权力无限，规模庞大的中央专案组从来不作官方信息披露。将迫害和迫害机关严格保密，这是苏共、中共、苏区及所有共产国家的通例，是革命党的必然。

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前《人民日报》社长邓拓和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成为文革最早的牺牲品。邓拓最早鼓吹“毛泽东思想”，在晋察冀日报社社长主持编辑出版了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建国前夕，中共将《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为《人民日报》作为中央机关报，邓拓出任了《人民日报》总编。作为总编，他成了高层意见分歧的出气筒，在1957年因刊登了宣传八大路线，反对冒进的文章被毛泽东点名斥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被迫辞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支持邓务实，宽容的办报风格，调邓到北京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并负责《北京日报》与《前线》杂志。大饥荒过后，邓拓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专栏中发表了大量提倡民主、务实、活跃思想的文章。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将《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随后，“三家村”被指为反党集团。邓拓接受不了被党指为叛徒，被自己曾掌管的党报宣布为反党分子，接受不了没有争辩权利的处境和家庭中的阶级斗争，在政治局会议期间服毒自杀。

紧接着，田家英也在政治局会议期间死于中南海。田在抗战中投奔延安，因文史功底出众而被毛泽东选中为秘书。庐山会议前期，田曾支持彭德怀的意见书。“七千人大会”后，田在调查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包产到户”受到农民拥护，有利生产恢复调查的结果，建议放松对农民管制，然后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起草了《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田的建议遭毛泽东几次点名批评，从此失去毛的信任。1965年，田对林彪提出的 “毛泽东思想最高、最活”，“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等提法表示了反对意见，对毛泽东夫妇借一部文艺作品展开政治斗争的作法不以为然，结果获罪。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成立专案组审查后，田家英死于禁区中南海内，死因外界不得而知。邓拓、田家英之死显示，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中共党内，在毛泽东时代难以生存。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响应中共中央号召造反，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在其中谩骂中共北大党委说： “你们是什么人，搞的什么鬼”，“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大革命。告诉你们，螳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做梦！” “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在这张矛头指向中共基层权力机关的大字报是毛泽东通过康生和进驻北大蹲点的康生妻子曹轶欧策划出笼的，是毛泽东煽动起青年学生去打烂各级领导机构的策划。毛泽东立即对大字报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他指示康生：“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是写不出来的。但是左派们写出来了，我看好得很！对聂元梓的大字报，我决定立即广播。请你通知陈伯达，要在明天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时要配社论，给左派们以最大的支持。”[13]

6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全文，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和关锋的《欢呼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鼓动青年起来造反。在报纸电台的强烈煽动下，全国大中学校学生起来造反，成立红卫兵组织，将学校领导，校长，教授拉出来批斗，全国的机关学校陷入了混乱与恐怖。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成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语文和历史课本中充斥鼓动斗争与仇恨的党化内容。长期的阶级斗争教唆使学生们形成了强烈的迫害欲望。在《五一六通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和毛泽东称赞“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煽动下，学生们的迫害欲望爆发，按照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指引，模仿当年的农会去斗争他们的老师和校长，其迫害手段之残酷超过了苏俄教唆出来的农会骨干和法西斯纳粹。例如，北京大学在6月18日发生了残酷迫害老师的“618事件”，学生们在校园里搭起了“斗鬼台”，把六十多位教师、干部和他们认为的“反动学生”押到台上殴打批斗，给被斗者“戴高帽子”，逼迫下跪，撕破衣服，把厕所污物、便纸篓扣在他们头上，往他们脸上涂墨汁，揪扯头发、拳脚棍棒相加，对女教师和女干部实施侮辱和性侵犯。

刘、邓主持初期文革

学生们开始造反后，在北京主持局面的刘少奇多次请毛泽东回京主持。毛泽东拒绝回京，对请示也不予答复，刘只好率邓小平乘专机到杭州请示应对。毛泽东仍不作答复，让刘、邓相机处理。回京后，刘少奇召开了中央会议，称“这次运动可能和1957年差不多，要打击三、四十万个右派分子”，决定沿用土改和“四清”运动派工作组领导运动的办法。然而，刘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的作法无法结束学校的乱局，反而使局面更加混乱。因为，中共中央已经号召学生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黑帮”，工作组根据中共中央文件也是煽动学生斗争教师与干部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在学校抓“小吴晗、小邓拓”、“右派学生”，而黑帮，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全都是随意罪名，毛泽东鼓动起来的造反和刘少奇派工作组鼓动二次反右都是一样的随意迫害，学校焉能不乱。

北京大学发生“618事件”后，北大工作组以未经允许为由制止残酷批斗，学生们则援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贴出大字报，指责工作组压制造反，展开了驱逐工作组行动。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北京各大学支持学生继续造反，学生的驱逐工作组行动迅速从北大蔓延到了北京各高校。在北大召开全校万人大会上，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支持学生驱逐工作组的行动。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北大学生将618的残酷批斗升级，对更多的教师、干部和他们认定的“反动学生”展开批斗，实施挂黑牌、戴高帽，拳打脚踢，皮带抽打等迫害，将500多位教授、讲师以“反动学术权威”罪名批斗关押。一时，北大燕园成了每天有人跳楼、上吊的恐怖世界。在中央文革煽动下，北大、清华的残酷批斗从迅速蔓延全国。主持局面的刘少奇、邓小平不能违背《五一六通知》去阻止学生造反，当然无法维持秩序。

在既要制止混乱局面蔓延，又要执行《五一六通知》支持学生造反的困境中，刘少奇主持下达了中共中央1966——310号文件，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他在文件中说：“中共中央不反对批斗行动，但反对乱斗”。这种荒唐的文件显示刘少奇的穷途末路。他自己也无法说清“斗”与“乱斗”的区别。作为文革的发动者之一，他也参与了鼓动学生造反，他无法说清学生们响应中共中央号召造反是不是“乱斗”。毛泽东躲在外地鼓动造反，让他在京主持局面，陷他于怎么作都错的困境，他抱着侥幸心理，希望通过积极主持运动赢回毛泽东的信任。按照过去整人运动的经验，他要求再来一次反右运动，抓出1%“右派学生”，整肃了一批中央和方的领导人和大学校长，批发了《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将乌兰夫定为另一个省级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批准整肃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夏衍、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贺绿汀等人。

按照四清运动的经验，刘少奇派夫人王光美率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准备再搞出一套整人经验推广全国。率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后，王光美按照“四清”运动的套路实施整肃，宣布全部干部、教师“靠边站”（停职）、“上楼”（接受审查），将校长蒋南翔、几位副校长和一大批干部、教师成“黑帮”编入劳改队，对他们组织批斗，将对中共和工作组有批评言论者打成反革命或“反革命集团”。例如，响应号召造反的学生领袖蒯大富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学生”，遭受关押、批斗，被逼险些自杀。在实施迫害方面，工作组与造反学生同样残酷，使清华大学呈现 “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使清华园变成了与北大燕园一样的每天有人跳楼、上吊的恐怖世界。

八届十一中全会与刘邓下台

1965年11月离开北京后，毛泽东在杭州、武汉等地往来，在外地遥控发动文革运动。四月杭州会议后，他让刘少奇出面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动文革，通过康生、江青煽动北京的造反升级，自己在南方行踪高度保密，除周恩来、江青等少数人外无人知晓。在全国高校学生造反的恐怖局面中，毛泽东秘密来到韶山，首次入住湖南大员给他建的滴水洞行宫。公安将滴水洞周边严密封锁，确保韶山人不进入毛泽东的视野。[14] 这时，江青来信，表达对如何搞“文化大革命”如何进行的困惑。毛泽东有必要将发动文革的部署告诉第一帮手江青。可是，他发动文革的动机见不得人，无法堂堂正正地表达，连夫人也不能如实相告，只能以黑话写出，让夫人去猜。他在黑话信中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这封黑话信显示出毛思维混乱，存在精神异常。他有严重的睡眠障碍症状，按精神医生的说法这属于精神病范畴。几年后，中共中央将这封黑话信作为中央文件传达全国，以证明毛泽东早已预感林彪要政变。全国百姓听宣读黑话信时如堕雾中，谁也不知道毛泽东到底要表达什么。尽管老百姓不知道信中的“他们”、左派、右派等等谁指，但大概读懂清楚毛泽东表达的是要不断地发动运动，不断制造斗争，永远斗下去，能够感到毛泽东不愿见到天下太平，社会和谐，百姓安居乐业。共产革命家伯恩施坦曾说：“最终的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毛泽东黑话信表达了意思相近，即最终目的无所谓，他享受斗争。7月初，毛泽东感到收拾刘少奇的时机成熟，打道回京。途中，他高调在武汉下长江游泳，以展示体魄和驾驭时局的能力。《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在江上挥手的照片，配以“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進”口号，将全国的毛泽东崇拜推向更高潮。据说，海军派有潜水员提前潜到指定水域，在水下簇拥着毛泽东畅游了长江。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派陈伯达、关锋、王力等人到清华大学看望被王光美工作组关押的造反学生领袖蒯大富，表示慰问和支持。随后，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在会上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进驻高校是“镇压学生运动”， “工作组犯了方向错误”，下令工作组撤出高校和机关。这时，刘少奇其实可以提出政治局常委会议是最高决策机关，不应与中央文革会议搞在一起。但是，他在当年延安整风时就是通过被任命为“总学委”成员而进入了最高层。从这一点说，他又没有资格指责毛泽东多次成立运动领导机构架空中央政治局，没有资格质疑中央文革掌最高权力。面对在毛泽东指责“工作组犯了方向错误”，刘少奇不提毛泽东滞留外地不归，三番五次请示不置可否及命“相机行事”，不辩论是非，遵循党内规则只管服从毛作检讨。应当说，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在毛泽东阴谋陷害面前不作理论是有道理的。因为，革命党内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右倾之类指责根本没什么道理可讲，运动、造反、《五一六通知》、工作组等等都是革命党随意迫害的手段，无法理可言，谁更得势，谁更有军权谁就是道理。服软的一方一旦检讨就是犯了严重错误，须不断重复检讨。刘、邓在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联席会上议检讨后被迫不断检讨。刘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再就派出工作组检讨，承认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不清楚；邓小平再作检讨称“老革命碰到新问题”。随着工作组撤出高校，五十多天的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初期文革时期结束。

8月1日，毛泽东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发表了发表了《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和《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大字报”中，毛泽东将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五十多天的初期文革称为“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 这里，毛泽东隐瞒了他煽动造反后让刘少奇主持局面，多次拒绝刘请他回京主持的要求，对刘少奇的多次请示不置可否等情节，暗示中共中央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鼓动红卫兵将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同时透露出他发动文革运动是对刘少奇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出手制止饥荒袘报复。会上，毛泽东宣布改组中共中央政治局，提拔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提拔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为政治局常委，以不再提及的方式罢免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中共副主席职。经过多次整肃运动震慑和崇毛热潮熏陶，中共高层们已经养成了一致举手拥护毛泽东的习惯，没有人敢于在毛泽东面前表达任何不同意见，毛泽东可以不提供理由的不出席任何会议，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召开任何会议，也可以随意重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这时中共的高层会议其实已经没有召开的必要了。这次全会的一项主要内容是众人举手通过毛泽东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与“五一六通知”一样，毛的十六条也是反社会、反人类、反文明性质的文件。它号召青年学生“敢字当头”，放手实施暴行，以“黑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阶级敌人”、“牛鬼蛇神”等随意罪名为尽量多的人定罪，鼓励污辱、殴打、杀害他人，煽动“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旧）”。这一文件的出台标志中国进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全会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身着绿军装，率中央文革众成员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林彪继续推动崇毛，在接见时的讲话中为毛泽东献上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颂词。面对天安门广场上百万红卫兵山呼万岁的疯狂场面，毛泽东满意说：“群众发动起来了”。名义上保留为政治局常委，实际已被赶下台刘少奇、邓小平尴尬跟随，在参加接见后邓失去了人身自由，成了红卫兵批斗的对象。８月５日，刘少奇、邓小平履行了下台前的最后步骤，发出了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392号），宣布撤销6月下达的《关于制止未经工作授权的乱批乱斗》的310号文件，毛泽东开始出面领导文革，指示将他的 “大字报” 和《十六条》在全国广播张贴，向全国青年发出冲击各级权力机关的造反动员令。当年国庆节，毛泽东把庆祝建国十七周年大会和接见一百五十万红卫兵合并进行。红卫兵们按照中央文革的授意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横幅。

红卫兵运动与自杀潮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公布后，清华附中的一些学生以“红卫兵”的名义致信毛泽东，在大字报附件中引述了毛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之言， 宣言“我们就是要粗暴”、“就是要把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毛泽东复信学生，在信中四次重复“热烈支持”，强烈地煽动学生们实施暴行。同时，他命令令公安部门“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

8月5日，在高层子女集中的红色贵族学校北师大女附中，狂热的女学生写下了中国教育史最耻辱的一页，用皮带抽、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将她们的老师兼校长卞仲耘折磨致死。打死校长后，学生们不知所措，于当晚到北京饭店向高层请示怎么办。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学生造反。在毛泽东的明确支持下，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效仿清华大学附中学生，成立起各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以造反的名义殴打，污辱，杀害教师，冲击文化科学部门，对学者们施以残酷的批斗迫害，冲击党政机关，揪斗、游街、羞辱和殴打各级官员，掀起了“红卫兵运动”。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全国的学生“红卫兵”，并特别提意见了率先贴大字报造反的聂元梓。在毛泽东的扶植下，北京出现了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等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随后，毛泽东继续推动红卫兵运动升温，指示公安部门支持红卫兵造反运动。8月22日，公安部下达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内部指令，禁止警察干涉、制止红卫兵的暴行，推动红卫兵犯罪活动升级。[15] 8月23日，毛泽东继续煽动红卫兵造反说：“北京乱得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16] 在毛泽东强烈煽动和公安、军队纵容鼓励下，暴行狂潮席卷全国。在阶级仇恨、阶级斗争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学生们以打人、杀人为荣，为乐，类似“卞仲耘事件”的惨案在全国各大城市普遍发生。8月下旬，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在大街小巷到处抄家，殴打和屠杀。其手段之残忍，迫害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了当年纳粹迫害犹太人，仅北京一地，红卫兵就杀人数千。

残酷的迫害导致了新一轮自杀潮。作家老舍的自杀是新中国知识分子沉浮的有代表性一例。建国前夕，老舍在重庆加入中共的外围组织。建国之初，他遵循中共的文艺宗旨创作出歌颂新政权的剧本《龙须沟》。在1951年的整人运动中，他为批判会上动手打人叫好写道：“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书生本色变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样的书生！”。“有一位控诉者控诉了自己的父亲！除了在这年月，怎能有这样的事呢！我的泪要落下来。以前，中国人讲究“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于是隐来隐去，就把真理正义全隐得没有影儿了。今天，父子的关系并隐埋不住真理；真理比爸爸更大，更要紧，父亲若是人民的仇敌，儿子就该检举他，控诉他”。[17] 他的表现让共产党非常满意，在当年获北京市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作家们被迫按照中共的要求修改自己的作品，叶圣陶删去了《倪焕之》中几章，曹禺改写《雷雨》、《日出》，老舍将《骆驼祥子》结尾描写祥子堕落的段落删去，连续发表了《美国人的苦闷》、《由三藩市到天津》等检讨文章以作思想改造表态。在中共诬陷美国的细菌战运动中，老舍迎合抗美援朝运动的要求，创作了歌剧《消灭细菌》。作为紧跟中共作家的代表，他获得了北京市文联主席，全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主席团成员，全国政协三届会议常务委员等一大堆头衔。在百万工商业主被中共以“三反五反”运动名义敲诈勒索，几十万工商业者自杀的背景下，他不写正在发生的罪恶，创作出了话剧《茶馆》，以主人公王利发上吊，秦二爷破产的结局宣传旧中国将工商业者逼得走投无路，以主人公那句“都怨这个世道”的经典台词迎合了中共对文艺提出的“丑化旧社会，歌颂新中国和共产党”的要求。

反右运动中，老舍痛斥朋友丁玲和陈企霞 “不但自绝于作家，也自绝于人民”，[18] 痛斥画家徐燕荪“既是画家，也是恶霸”，批判挚友吴祖光写道：“当我看了有关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之后，我很气愤，觉得过去认识他真是对我的一种侮辱”。[19] 他向共产党表态效忠说：“感谢作家协会党组给我这样的机会，使我受到永难忘记的教育”，“要狠狠地斗争右派，狠狠地改进工作，狠狠地改造思想！”[20] 他这种表现令人不齿。有人给他匿名信说：“老舍，我希望你今后弄笔墨时，还是不溜尻子不捧颂好，应说些实话。难道说目前全国成千成万的所谓右派都不爱国爱民吗？你深深思虑过吗？”老舍将信交给了共产党领导。结果，匿名信被发表在了《人民日报》，[21] 写信者地下场可想而知。因为参与整人积极，老舍成为1950年代中共在文艺领域中的一面旗帜。大饥荒中，了解饥荒的情况的老舍知道不能这些苦难，开始创作自传体的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然而不久，毛泽东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鼓吹阶级斗争，创造出了“利用小说反党”罪名。老舍明白，他的《正红旗下》不合中共的需要，不能再写了。四清运动中，他写了一篇快板书《陈各庄上养猪多》，其中几句是“越进步，越学习，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在诗中吟唱：“倘无共产党，荒野鬼为邻”、“晚年逢盛世，日夕百无忧”。 [22] 这些成了他的颂辞绝唱。

8月23日，北京的红卫兵在国子监孔庙大院中把破四旧抄来的戏剧道具、戏箱、戏衣，堆积在国子监的大院中，放火焚烧，将北京市文化局长赵鼎新，作家老舍、肖军、骆宾基、端木蕻良、杨沫，昆剧演员白芸生，戏剧艺术家荀慧生等三十多位文化名人围在院中批斗。根据毛泽东的指引，红卫兵称这些艺术家为牛鬼蛇神，给他们脖子上挂上黑牌子，当场将他们剃成“阴阳头（剃光半边使之外形恐怖），再墨汁淋头，逼跪在火堆旁灼烤，用铜头皮带将他们抽打头破血流。老舍浑身是血地回到家。他没有从家人那里得到关怀，而感到了“划清界线”的冷酷。他离家出走，来到太平湖边，在那里呆坐了一夜。可以想象，他在那一夜里感到了服务中共十几年的幻灭，感叹他歌颂了十几年的共产党、新社会迫害人之残酷。但没有人知道，那一夜里老舍是否曾为他建国之初为批判会，为打人叫好的发言忏悔，是否曾为他在反右运动中残酷打击别人忏悔。凌晨，他投湖自尽。

在红卫兵运动中自杀的名人还包括桂系代表人物黄绍竑，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翻译家傅雷夫妇，著名文艺评论家陈笑雨，著名考古学家陈梦家，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慧珠，著名文艺理论家叶以群，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刘盼遂，著名表演艺术家赵慧深，赫哲族作家白辛（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编剧），《红岩》作者罗广斌。在北京大学几乎每天都有人跳楼和上吊，教学楼由于死人太多，夜晚如同鬼域，充满恐怖，在上海音乐学院，系主任一级的教授就有五位自杀。文革初期的几个月“红色恐怖”中，全国被打死和被逼自杀者数以十万计，自杀潮规模超过了土改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和四清运动中等三次自杀潮。巴金回忆文革初期自杀潮写道：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

在“红卫兵运动”中，前光明日报总编储安平被红卫兵打死（一说投河自杀）。他的死让人想起他在建国前与胡适的一段分歧。那时，储和他创办的《观察》是共产党在文化战线对国民党作战的一员大将。储一直邀胡适为其杂志撰稿而未如愿。胡肯定国民政府制宪，结束“训政”，召开“国大”，走向宪政的进步，认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等问题是长期抗战摧毁经济后国人必须承担的痛苦，同时还是共产党在苏俄支持下挑起战争所致。胡适储的《观察》为代表的激进报刊抹煞国民党政府外争国权和内搞建设的成就，全盘肯定学潮，煽动推翻国民政府。建国后，储安平悟出了胡适不同意《观察》的道理，深感他在国民政府治下办杂志抨击政府自由的可贵。但他不会想到，自己不仅失去了办报自由，不仅获右派罪名，最后被学生打死，尸骨无存。

抄家与破四旧

响应中共中央的阶级斗争号召，各地红卫兵掀起了抄家运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公安部长谢富治下令支持红卫兵造反，协助红卫兵抄家，向红卫兵提供抄家地址，甚至主动向红卫兵提供抄家名单。同时，“民主党派”们自己积极向红卫兵提供自己成员的名单、地址。在北京，红卫兵抄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宋庆龄的家，强迫宋庆龄剃发。国家主席、副主席如此，底层民众，被抄家的惨状可想而知。

红卫兵从北京宣武区丞相胡同（菜市口胡同）抄得的财宝最多，所抄文物古董、金银财宝、古籍、明清家具等各类物品装了数十辆卡车。这条胡同因住过曾国藩、左宗棠、龚自珍、李鸿藻等众多达官贵人而得名，在八国联军和日军占领时都未遭劫掠，胡同中有显族六百年不衰。但在红卫兵抄家运动中，胡同中的显族全遭灭顶之灾。在北大、人大校园，红卫兵从冯友兰、翦伯赞、尚钺等名家家中抄得大量珍贵古籍线装书和文物古董；在文联机关，红卫兵从著名作家田汉、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以及从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荀慧生、白芸生家中抄出了成堆的字画和艺术品。梁漱溟回忆被红卫兵抄家的情况说：“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在上海，资本家们在三反五反运动被政府勒索逼得大批自杀，幸存者在随后的公私合营运动中被剥夺了产业，得当局承诺二十年领取定息和保留私有房产。然而在抄家运动中，幸存者们被停止支付定息，除极少数代表人物得到保护外以作橱窗外，绝大多数前工商业主被抄没家产和私宅，其中一部分人再被全家强迫迁往边远农村。很多挺过三反五反和工商改造运动没有自杀的资本家在红卫兵抄家运动中不堪折磨而自杀。他们感到，共产党的摧残没有尽头，一波比一波残酷。

抄家运动是打着政治运动旗号的抢劫运动。被抄没的财物除少量被红卫兵和及背后的领导侵吞私分，绝大部分被上交指定部门保管，然后再被层层上交到中央保管部门，首先供中央文革成员及家属挑选、占有，然后再供各级文革的当权者挑选。其中，一些最珍贵的珍贵的古旧书籍，千年孤本，经紫外线照射消毒后摆进了毛泽东的书房。国人从报上看到毛泽东在摆满珍贵古籍的会客室中会见外宾，不知道毛泽东“满墙古籍，半榻旧书”（李锐语）的背后是藏书家血泪。世代相传的孤本古籍一朝尽失，其锥心刺骨之痛可想而知，为此自杀者大有人在。据北京文物管理处文物工作人员文革后揭发，林彪、叶群、陈伯达、江青、康生均大量占有抄来的文物、古董。文物鉴赏家康生从抄家上交的文物中占有了最多的稀世珍品，珍品更是按图索骥，特别指派红卫兵去抄来的。康生与毛泽东一样喜爱古书，利用红卫兵对一些知名人士抄家，占有了大量珍贵图书、字画，其中包括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惜华、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名人的私藏书画。中央戏曲研究院图书馆馆长傅惜华是著名的藏书家，藏书以多、全、好驰名中外。康生指使红卫兵将傅害死，霸占了傅的藏书。文革过后，人们从康生搜刮文物内部展览知道，他将上千件国宝据为已有，其中有三十万年前的玳瑁化石，有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器，唐代陶龟砚，宋拓汉石经，黄庭坚真迹《腊梅三咏》，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书籍，汉代陈宫、董永等的历代名人铜、鸡血、田黄等名贵印章400多方。康生通过抄家掠夺的文物、图书，用他自己话说“有任何一件都可成为百万富翁”。当时的百万富翁相当于今天的亿万富翁，可见他占有财宝数额之巨大。

1967年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包括各中学)、北京军区、公安部在北京展览馆共同举办了“首都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展览会分四个展馆：第一馆，“红卫兵运动的蓬勃兴起”；第二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三馆，“红卫兵抄家战果”；第四馆，“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展厅的显著位置展出了聂元梓等人所写的那张大字报和毛主席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其中第三馆“红卫兵抄家战果”展充满珠宝珍玩、古董文物、玉石翡翠，各式各样的钻石、宝石饰品等奇珍异宝。展品中有不少无价之宝已被中共高层霸占，在展后即被取回。[18] 其它城市情况与北京大同小异，各地的大专院校和政府机关随处可见堆集如山的抄得的财宝、文物。几个月的抄家运动中，中共害死人十万计，以“阶级敌人”、“牛鬼蛇神”罪名迫害人百万计，操纵红卫兵抄家百万户计，抄得现金、存款和公债券价以百亿元计，黄金百万两计，白银、银元千万元两（块）计，外汇亿元计，古董以千万件计，抄得的文物、民间珍藏价值无法计算。

抄家运动中，红卫兵随意抄家、打人、监禁、杀人，人民的生命财产完全失去保障。被抄家庭的私人珍藏、财物和隐私被肆意掠夺、摧毁，无数私人珍藏的手稿，通信，文件，照片，文物从此下落不明。对被抄家者而言，个人笔记，影集，手稿、书信、纪念品被掠的损害可能超过文物古董、金银财宝。劫掠、破坏之外，红卫兵们还将私人笔记，书信，手稿作为治罪依据，或将个人隐私笔记、照片公之于众取乐。人们因害怕红卫兵来抄家而狠心将珍藏的书籍、笔记本、手稿、相册付之一炬，把心爱的书藉、文物、古董拉到废品站当破烂卖。很多人一时舍不得烧或卖，试图将珍品藏来藏去，最后在无休止地运动中还是丢失或毁掉。后辈青年想象不到，当时人们确实找不到可以安全保存私人珍贵物品的地方。

在发动抄家运动的同时，毛泽东在连续接见红卫兵，继续煽动青年造反，中共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及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人民日报》社论（六·一社论），一再号召“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旧）”，煽动青年学生去“砸烂四旧”。在中共一再煽动下，一场“破四旧”运动席卷全国。北京的红卫兵率先走上街头“破四旧”，随意将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为所谓革命名称，例如将北京长安街改为了“东方红大路”，将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将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将“王府井大街”改为“防修路”，将越南驻华大使馆所在的“光华路”改成了“援越路”，将 “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等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了《好得很》、《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等一系列煽动性社论，推动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升级，号召“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来个大扫除”；《红旗》杂志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19] 在中共的一再煽动下，各地红卫兵大规模地毁坏文物古迹，焚烧书籍、字画，冲击寺院、庙宇、教堂，批斗和尚、修女、教士。仅北京一地，有数千处文物古迹被破坏。当年被列强各国的探险家们掠夺走的中国文物在各国博物馆中得妥善保管，但没有被掠走的文物古迹却在“破四旧”运动中惨遭破坏，涂毁，打烂。11月，北京红卫兵领袖谭厚兰率领数百人来到曲阜孔林，动用雷管、炸药毁坟掘墓，砍伐苍松古柏，摧毁三孔书籍、石碑，对孔氏后人墓也肆意摧毁，将孔子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及妻妾，孔祥珂及夫人开棺暴尸，对尚未腐败的尸体肆意蹂躏。暴行之后，红卫兵召开了十万人的“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向毛泽东发“致敬电”说：“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我们摘了下来。……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1937年，日军在占领山东之前派出一支先遣部队进驻三孔（孔庙、孔林、孔府），在孟子庙前贴出告示：“日本军人参拜孟子庙注意事项：一、孟子和孔子一样，都是中国人最尊崇的伟人，也是我们日本人精神文化领域的大恩人。二、日本军人参拜孟子庙，也要像参拜日本的神社、佛寺一样，遵守注意事项谨慎行动……”占领山东后，日军派出警备部队驻扎三孔保护文物古迹直到1945年投降。然而，受到日军保护的三孔文物古迹却在新中国被最高领导人指挥摧毁。仅谭厚兰率领的一支北京红卫兵的一次行动就毁坏文物数千件，烧毁珍版古书数千册，砸毁历代石碑千余座，全国红卫兵摧毁寺院、文物古迹的破坏规模可想而知。在中央文革指挥下，“破四旧”运动与抄家运动同时从北京蔓延全国，从城市蔓延到了农村。

“破四旧”运动中的内容之一是刨坟掘墓。这波毁墓潮是周恩来发动的。他在对红卫兵的讲话中指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为叛徒，说瞿临死时写下《多余的话》是叛变，要把瞿秋白从八宝山革命公墓搬出去。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是共产党人中少有的有忏悔之心者。“八七会议”后，书生瞿秋白被共产国际任命为中共领袖。瞿奉共产国际之命发出了不少指挥烧杀抢掠的指示信。临刑前，他有所忏悔，在《多余的话》中坦言共产主义违背历史发展规律，自己参加共产党是误入歧途，是历史的误会。在文革运动中，周恩来要借诋毁前战友，鼓动学生刨坟毁墓来向毛泽东表态效忠。根据他这番讲话指引，全国红卫兵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刨坟毁墓狂潮，无数历经千年沧桑和战火而保存完好的文物、古迹、陵墓在“破四旧运动”和刨坟掘墓狂潮中被摧毁。其中包括：炎帝陵、舜帝陵、孔子墓及孔庙、孔林、孔令贻墓、霍去病陵、王羲之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包拯墓、岳飞墓、成吉思汗陵、明孝陵石碑及石人石马、海瑞墓、张居正墓、蒲松龄墓、袁崇焕墓、于谦墓及祠、康有为墓、张之洞墓、张佩纶墓、武训墓、蒋介石生母墓、张自忠祠、衣冠冢及纪念亭、郝梦龄墓、赵登禹墓、王铭章墓、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等。红卫兵不仅摧毁陵墓，更犯下了极尽侮辱的罪恶。他们从定陵掘出万历皇帝及后妃遗骸曝尸，对张之洞夫妇掘墓暴尸，对义丐武训掘墓暴尸，对海瑞掘墓扬灰，对徐志摩毁墓扬灰，对康有为，红卫兵不仅掘墓暴尸，更车推头颅骨游街示众。

中共的破四旧运动是太平天国摧残文化、文物浩劫的再现。洪秀全造反前去孔子牌位，起兵后在所过州县大肆摧毁庙宇、文物，过湖南永州时毁柳子庙，过武汉毁归元寺、宝通寺，占南京摧毁明故宫、大报恩寺塔、朝天官、夫子庙、鸡鸣寺、灵谷寺等等，重创了镇江、扬州、常州、无锡、苏州、杭州、金华、嘉兴等地的文物古迹。剿灭太平军匪徒后，清廷重建或修复了几省文物。人们想不到，太平天国破坏文物古迹是空前的，但不是绝后的，中共的破四旧运动在规模，地域、破坏性、残暴性，恶毒性方面都超越了发匪。中共的红卫兵运动、破四旧运动还是纳粹浩劫的再现。红卫兵打砸抄家是冲锋队“水晶之夜”的再现，红卫兵烧旧书是纳粹烧书运动的再现，两者的“不破不立”、“一个新世界诞生了”之类的说法相似；纳粹迫害犹太人、共产党人、自由知识分子，中共迫害“地、富、反、坏、右”，“走资派”，纳粹和中共都将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推到极端，把恶魔吹捧成全民族的救星。

在中共建立新中国前夕，蒋介石曾指出：“中共将摧毁人民自由，将把我中华民族五千年崇高优秀的历史文化摧毁无遗；要把我们中国以仁爱和平为本位的伦理，转变为冷酷残忍的斗争，参加国际的残杀”；傅斯年曾指出：“共产党与历史上的土匪流寇并无区别，一旦执政必然剥夺人民的自由会，摧残文化”。他们的论断不幸言中。在大陆最黑暗的时期，蒋介石在双十节《告全国同胞书》中谴责红卫兵暴行和“破四旧”运动说：“大家都知道，凡是一个民族之存亡消长，全视其传统文化之优劣文野而定。如其优秀文化，一旦毁灭，则民族精神，随之丧失，而整个民族，亦等于名存实亡！我中华民族之所以可大可久，历五千年而不坠者，就是其文化能绵延不绝，永恒保持，并随其时代而进步，所以他能发扬光大，历久弥新！……如今日毛贼之红卫兵，必欲毁灭我国五千年传统文化。”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台湾发起了复兴中华文化运动，成立了学术出版促进委员会，整理出版古代思想典籍，向年轻一代普及学术精华，前后出版了大量中国古籍书目，像《周易今注今译》、《老子今注今译》、《诗经今注今译》、《孟子今注今译》等，以及《白话史记》、《白话资治通鉴》等；成立了推动发扬传统伦理道德的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发起了“复兴中华文化青年实践运动”等等。两岸，两党对待人民生命财产，对待中国文化、文物的巨大反差是共产革命祸害性质的一个证明。

抄家与破四旧运动是毛泽东发动、全民参与的犯罪活动，是国人人性中丑恶一面的大爆发，是中共以阶级斗争教唆青少年犯罪所写下的人类历史上最耻辱、最黑暗一页。这一全民参与的犯罪活动至今未被清算，甚至未被反省。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遇难四十多年后，该校红卫兵组织领袖宋彬彬以“荣誉校友”身分回校，虽对当年杀校长事件道歉，但称事件系他人所为。卞校长丈夫致信女附中抗议说：“死者长眠，而凶手不仅逍遥法外，甚至还可以衣锦还乡、还校，用道歉之名来开脱自己的罪责。这样的道歉里只有无耻”。是的，文革罪行不是道歉的问题，而应当是追究罪行制造者的问题。不过，只要共产政权存在，不可能有对罪恶的追究，不可能有谢罪，不可能有赔偿，甚至不可能有道歉。在土改运动中，中共杀人夺地。1980年代，中共以“改革开放”否定了“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但却没有归还土改和合作化运动中剥夺农民的土地。抄家运动也一样。文革后，中共否定了文革，但抄家运动中抄走巨额财物、霸占的房产之绝大部分没有归还，成了党产。几十年后，参与发布《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的革命家们和当年的红卫兵罪犯们几乎没有人为抄家和“破四旧”暴行忏悔。

大串联

红卫兵运动高潮中，毛泽东要求北京与各地红卫兵“串联”，将北京的造反运动推向全国。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于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和运输部门免费接待红卫兵到北京，交通费与生活费由中央财政补助。通知发出后，上千万各地学生涌向北京串联，进京火车李架上、座位下面、甚至厕所里都挤满了学生，全国铁路系统严重超负荷，北京市区人口骤然翻番。经过文革前长期的崇毛宣传，学生们虔诚地要来北京见毛泽东。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七次接见红卫兵，鼓动他们造反。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中央文革组织大批北京红卫兵到外地去“煽革命风，点革命火”。有了中央文革的授意，北京红卫兵们到外地后如同钦差一样随意宣布当地的党政当局为“黑帮”、“牛鬼蛇神”，组织各地红卫兵揪斗当地党政领导人，在各地复制抄家、“破四旧”运动，帮助毛泽东实现了颠覆全国秩序的目标。

周恩来日夜安排招待全国红卫兵来北京的免费吃、住、行，无奈北京的设施无法承受人口突然翻番的压力。于是，他想出让红卫兵步行串连的办法，以缓解红卫兵串联对铁路运输的压力。 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号召红卫兵步行串联。根据要求，学生们打着“红卫兵长征宣传队”的旗帜展开步行串联，通常先奔向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朝圣。步行串联中，红卫兵们接触到了更多的社会现实，惊闻几年前发生了人相食的大饥荒，随后见到了造反派的血腥武斗。步行中的见闻使红卫兵中的一些人开始由狂热转向冷静。随着大串联引发的全国混乱及各地各派红卫兵组织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中共中央不得不于1967年3月发出《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通知，要求停止串联活动。至此，持续半年的“大串联”走入历史，成了历史上的珍闻。

解散“民主党派”

造反运动中，不仅曾抨击国共两党的储安平被打死，长期效力中共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们也倍受欺凌。学生们从小接受共产党教育，认为共产党外不应再有其它党派存在。1966年8月25日，北京红卫兵向民盟发出了限期解散的通牒。长期为中共鞍前马后的“民主党派”们建国后成了中共反复整肃的对象。经过反右运动，它们明白了自己的地位，明白了不能批评中共的生存之道。但它们没想到恭顺还不行。文革开始后，盟员们惨遭迫害。面对迫害，民盟领袖们没有了当年主动走进国民党监狱的勇气。他们清楚，国民党政府受到舆论监督与党外党内反对派制约，不会把他们怎么样，而共产党、红卫兵不受制约，随意杀人，自己只能知趣。当年敢于对国民党政府叫板的民盟中央带头，在接到通牒后立即贴出公告宣布解散。解散也不能安生。除民盟高层领导人被中共作为“统战”门面保护外，大批盟员惨遭迫害、被揪斗、批判，隔离审查，关押，刑讯，甚至被整死。其实，解散“民主党派”的主意不是来自红卫兵，而是毛泽东的决定。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准备取缔一切其它党派，只是由于斯大林否决才不得不保留几个“民主党派”作为橱窗、花瓶。建国后，“民主党派”已无独立党派活动，但毛泽东连象征性的制约和监督都不能容忍。发动文革时，他决定取缔“民主党派”，将他自己加封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当作“牛鬼蛇神”收拾。

中共认定的“民主人士”中，宋庆龄是对共产革命贡献最大者。她的经历是苏俄强力影响中国走向的一个证明。孙中山投靠苏俄后，斯大林采取了一系列控制国民党的举措，其中之一是将宋庆龄发展成了共产国际的秘密党员。国民党“清共”后，斯大林将宋庆龄接到了苏联，随后安排到德国居住以淡化宋的苏俄工具色彩。1931年，斯大林派宋回国执行营救共产国际在华特务首领牛兰夫妇的重要任务，在宋回国前亲自接见，交待有关资助和通讯联络等问题。回上海后，宋庆龄与莫斯科保持着密切联系，与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人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打着民权旗号营救苏俄特务，服务苏俄。1934年，她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在全国各地成立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等救亡组织，执行莫斯科为瓦解日本攻苏威胁而发出的促中日全面开战的指令。1936年，宋与延安代表潘汉年合作，召集全国各地救亡团体代表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救国会），发表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帮助中共铺垫了西安事变的条件。同时，她执行共产国际宣传中共与延安指示，安排《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美国左派记者斯诺、史沫特莱到延安采访，协助推出了《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和《西行漫记》等文章、书籍，成功宣传了延安，也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西安事变”期间，她利用共产国际中国组设在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家里电台，担当斯大林与毛泽东联系的中间人的重要角色。[20] 抗战爆发后，她成功将牛兰夫妇送返苏联，出色地完成了斯大林下达的任务。1938年6月，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和在香港创办的“中国福利会”，接受海外华侨的捐款、捐物，为延安购置物资，安排白求恩、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华服务八路军。整个抗战期间，她配合中共打击国民政府，对八路军、新四军歼灭国军保持沉默，对国民党反击中共的皖南事变通电声讨，为中共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在国共内战中，她出任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誉主席，成为国民党内外各反蒋拥共派的领袖。

1949年，宋庆龄北上进京参加新政协，毛泽东亲自到火车站迎接，任宋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 年 3 月，宋庆龄写信给中共中央，申请加入中共。毛泽东回复说：“你在政治上完全够格 , 在革命战争的岁月 , 实际已是党的优秀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做。有些事我们做不好，你做合适。我在党内说了：党的高级干部还要向你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革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还要大。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 周恩来则赞她为“一个人抵得上两百万共产党员”。[21] 朝鲜战争期间，她担任中苏友协总会会长，在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仍然担任了重要角色。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她充当了反美和诬陷美国发动细菌战运动的带头人，作用确实抵上了“两百万共产党员”。

斯大林逝世后，宋庆龄的地位一落千丈。1955 年，她致信毛泽东说：“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泽东不再复信，只是批示道：“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22] 此后，她只好配合中共的整肃运动。反右运动中，她发表攻击文章其它“民主党派”人士称“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23] “有人倡议政治设计院，其目的是要把它超越于共产党和由全体人民所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两种领导机构之上。有些人使用了不可宽恕的方法，例如歪曲若干历史事实。同时，反动分子对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的非党人士进行了恐吓。他们用了匿名威吓和其他卑鄙的手段。这种做法引起了普遍的愤慨和憎恶”。[24] 在妇联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致辞中，她颂扬中共的反右运动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企图推翻党的领导，企图让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是企图把不久之前才摆脱掉的、带了几千年的枷锁重新加在妇女们的身上。我们必须克服温情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必须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这里中间路线是没有的！”[25] 她不情愿地配合中共整肃运动的同时内心受到煎熬。反右运动后，人大处于被废除的状态，她开始称病拒绝参加会议。红卫兵运动中，她被抄家，被逼剪发，被红卫兵捣毁双亲墓地，表妹被逼自杀。她先后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对“文革”的反对，并开始后悔自己人生的选择。晚年，她以不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安葬八宝山革命公墓而回归父母旁边的最后决定表达对献身共产革命的悔恨。她的心路历程是一代“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

“一月风暴”与“二月逆流”

1966年10月，中央文革在上海操纵成立了以潘国平、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向中共上海市委提出了夺取政权的要求。夺权要求被上海市委拒绝后，工总司在安亭火车站组织集体卧轨阻断京沪铁路，声称赴京寻求中央承认自己造反的合法性，是为“安亭事件”。事件发生后，华东局负责人向中央请示应对。接替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局面的陶铸正在致力扭转工业生产瘫痪局面，不容工上海的工业被造反派摧残，表态不支持成立全市性的跨行业组织，要求工总司服从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陶不知道，“工总司”的背后是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支持。“工总司”拒绝华东局的劝阻，坚持上京请愿。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工总司”向上海当局造反，表面让“工总司”放弃上京请愿，平息了“安亭事件”，而实际是向全国的造反派发出了冲击当局管制的动员令。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表态，工总司与红卫兵配合行动占领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楼和《解放日报》社。各地的造反派根据中央文革的表态，迅速成立全行业，跨地区的造反组织，效仿上海工总司，阻断铁路运输，冲击政府机关。毛泽东就是要借造反派组织摧毁秩序，下令整肃阻止工人造反派夺权的陶铸，并让与陶一起商量维护工业生产秩序的周恩来主持会议整陶。周赶紧与陶划清界限，下手整肃。

随着造反派组织涌现，各地迅速形成了两大造反派组织对立的局面。年底，毛泽东在寿宴上祝酒说：“为展开全面内战干杯！”[26] 他希望全国陷入混战，以彻底摧毁刘少奇在各地的支持势力。根据毛的指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在1967年的元旦社论中号召在全国展开夺权。造反派之间武斗在上海首先爆发，上海“工总司” 以保卫中央文革的名义，武力打挎了另一派工人造反组织“赤卫队”，制造了“康平路武装流血事件”，接管了中共上海市委、市府的党政大权和各大报刊，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将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等领导人及一大批厅局级干部揪到上海人民广场批斗。1月8日，中央文革向上海的造反派组织发出贺电，号召全国效法上海造反夺权，并派张春桥、姚文元接掌上海大权。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工总司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毛泽东在《编者按》中称赞上海的“一月夺权” 行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经中央文革和《人民日报》的煽动，各地造反派都展开了夺取政权的行动。1月22日，《人民日报》再发表社论，赞扬造反派组织的夺权行动“一月风暴”，是“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2月5日，上海造反派组织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随后改称为“革命委员会”。各地造反派效仿上海，也成立了由军队代表和造反派代表为主的革命委员会新政权。夺权浪潮中，各地党委、公安等权力机关本丧失了管制权，工矿企业半停产或完全停产，造反派武斗升级，公路、铁路交通、军工厂、重要仓库等要害部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全国陷入混乱状态，各地当局纷纷向中共中央报急。

夺权风暴中，造反派开始冲击军队，对军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夺取武器，建立工人武装。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军队中的造反派也成立了造反组织，组织批斗高级将领，对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等将领实施了“喷气式”批斗，将海军副司令兼东海舰队司令陶勇批斗迫害致死。在2月的政治局碰头会（怀仁堂会议）上，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等元老对文革混乱局面表示强烈不满，斥中央文革在军队中鼓动造反搞乱了军队。中央文革不示弱，向毛泽东状告军队元老反对文革。毛泽东得报后斥责几位元老说：你们在发动文革的十一中全会上都举了手，现在何以反对。元老们无言以对，只好作检讨。毛泽东不依不饶，责令他们停职检查，下令停止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以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为最高权力机关。

全国武斗

在鼓动造反派夺权、冲击军队的同时，毛泽东批准下达了造成军队与造反派组织互杀的系列指示：其一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发出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其二是中央军委向各军区下达的制止造反派冲击军队和揪斗军队将领的《军委八条命令》，其中要求坚决反对右派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其三是支持造反派冲击军队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由于各地对立的造反派组织都打“向资产阶级当权派造反”旗号，都自称左派、造反派，而“左派”、“右派”、“造反派”无从区分界定，三项指示实际是一面鼓励造反派冲击军队机关，军事重地，揪斗军队将领，一面批准军队武力镇压冲击军队机关的造反派。结果，各地军队领导人根据自己的判断认定造反组织中的一派为“左派”，另一派为“右派”向“左派”发放武器弹药，支持“左派”镇压“右派”，或是直接命令军队屠杀造反派组织，造成大规模内战和伤亡。其中著名的内战（武斗）事件包括：“四川宜宾事件”、“重庆一二四血案”、“成都一一二五血案”、“泸州惨案”、上海的“六二九”武斗、上柴厂“七一八”武斗、“八·四”大武斗、上海“青浦大武斗”、宁夏的“青铜峡事件”、河北的“农大武斗”、福建的“福州武斗事件”、军队残酷镇压河南最大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事件、军队镇压新疆造反派的“石河子血案”等等。在四川，武斗在军队的支持下动用了大炮，土坦克、军舰、当时最先进的双管高射炮（平射），摧毁房屋、击沉江轮，造成死伤人数以十万计。[27] 在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根据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下令开枪镇压冲击省军区的造反派组织“青海八一八”，枪杀造反派成员数百人，致伤无数，是为“二二三惨案”。事件后，毛泽东批准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将执行他的另一指示的赵永夫关押，为被镇压的 “八·一八” 造反派组织平反，鼓励他们继续冲击军队机关。作家秦牧记录武斗不算最激烈的广州街头所见写道：“人们咬著匕首，抬尸游行。在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死亡的学生的讣告，上书‘享年十七岁’、‘永垂不朽’等字眼。一路看到路树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被打破头颅、鲜血迸流。从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

1967年8月，毛泽东在写给江青的信中提出“武装左派”。江青据此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鼓励造反派建立武装。根据江青的指示，上海的造反组织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中央文革命令军队“支左”，发枪支弹药给造反组织建立了“第二武装”。当月，王洪文指挥上海造反派十多万人武装攻击对立组织的总部，造成重大死伤。张春桥、姚文元安排将上海武斗场面拍成了专供毛泽东一人观看的电影纪录片。毛泽东观后对指挥武斗的王洪文赞赏有加，在不久后将王提拔到了中央。

毛泽东“武装左派”的指示和江青“文攻武卫”的口号传达全国后，各军区、军分区向自行认定的 “左派”提供军火，获得支持的造反派组织立即扩大武装，对另一派展开更大规模的屠杀，有的地方甚至采取了斩尽杀绝的作法；不获军区承认为左派的造反派则抢夺军队的武器库，各地武斗规模越来越大，军队造反派互相屠杀愈演愈烈。毛泽东对武装局面感到满意，赞扬说：“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有无线电指挥。有什么不得了，天塌不下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28] 江青赞扬武装说：“你们（四川造反派）武打全国出名了!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29]

广西军队对造反派的大屠杀是“支左”三项指示造成灾难的代表性事件。广西军区根据支左指示，介入了广西的两大造反派组织，“联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与“四二二”（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的内战，认定“联指”为左派予以支持。“四二二”不甘被镇压，于1968年1月武装拦劫了援越军车，夺取了武器和物资展开武装自卫。毛泽东将援越视为头等大事，得报后下令武力镇压。广西军区奉命调军队对“四二二”造反派组织展开了围剿，将数十万“四二二”造反派歼灭，将其中十多万人屠杀。“四二二”残部数千成员与支持者躲进了地下“人防工事”。军队和“联指”采取了恶毒招数，开左江水电站闸门造成邕江水位暴涨至历史最高记录，以邕江水淹没“四二二”藏身的地下人防工事，将坚守其中的数千造反派及家属溺死，同时淹没数千间民房，是为惨绝人寰的“邕江集体屠杀事件”。无数“四二二”造反派成员的尸体随洪水顺江而下。更多造反派的尸体没有漂上来，腐烂在了南宁地下人防工程中，造成南宁市区此后数年尸臭弥漫。正规军歼灭“四二二”后，有更多的人受到牵连，被逮捕判刑或受到整肃。[30]

遍地造反派武斗将国家搞得千疮百孔，各地紧急报告飞向中央。毛泽东意识到内战扩大将威胁统治基础，于是在1968年底话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中共文革将毛的上述谈话作为“最新指示”在全国宣传，要求造反派“大联合”。从 “为全面内战干杯”，到 “没有理由分裂成为两大派组织”，毛泽东在国内外和平环境中制造了全国性的两年武斗，造成红卫兵、造反派死伤两百万，另有百万人被以反革命罪名受到整肃、判刑，其中四川逮捕了十万造反派，湖北逮捕了二十万。

遣送农村与大屠杀

红卫兵运动中，公安部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授意，向各地公安局发出了支持红卫兵打击“四类分子”，“消灭剥削分子”的指示。根据公安部的指示，北京大兴县 “文革领导小组”于8月底至9月初在十三个公社实施了对 “四类分子”及其家属的大屠杀，在几天内屠杀了三百多人，将几十户人家灭门，被杀者包括老人和婴儿。其中，大辛庄公社的“黑五类”基本被杀绝，“黑五类”妇女还遭到强奸，当时的说法叫给她们“换成分”。[31] 各队的屠杀方法相似，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组织“积极分子”动手，以棒打、绳勒、刀铡等方式杀害，直到杀光为止。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说：“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32] 可见，大兴的屠杀是最高层指挥的结果。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公安六条）。在其中要求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职业办道人员、敌伪军人员、旧政府人员、旧警察、旧宪兵、特务分子、刑满释放犯、解除劳动教养但未改造好者、投机倒把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分子家属等“二十一种人”。[33] 公安部长谢富治明确要求公安机关要支持红卫兵，造反派，须向红卫兵提供“二十一种人”的名单。这里，谢富治表达的是毛泽东的旨意，支持红卫兵、造反派的字面背后其实是指引红卫兵、造反派殴打、屠杀所谓阶级敌人。

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全市张贴布告（三一八布告），宣布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黑帮分子、反动军官、伪警察、伪宪兵、特务等“十一种人”及其家属遣送农村，注销他们及其家属的城市户口，随后行动将十多万“十一种人”如同当年土改中一样“扫地出门”，让这些人陷入没有户口、没有工作、没有粮食供应、财物散失的“黑人黑户”绝境。其它城市当局效仿北京，相继出台了类似的规定，将“十一种人”赶出城市，流放到边远农村。

《公安六条》和《三一八布告》中的“未改造好”、“投机倒把”、“坏分子”、“黑帮分子”、“表现不好”、“坚持反动立场”等说法与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黑帮分子等一样，都是随意迫害罪名。文件中所说的“二十一种人”、“十一种人”早已在以往的“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民主革命补课”、“四清”等运动中反复遭受打击，中共中央在文革运动要求对这类人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家属再实施打击，不给生路。在全国各大城市实施过程中，实际被遣送的不只是“十一种人”，也不只是《公安六条》规定的“二十一种人”，[34] 而是鼓励基层扩大范围，随意遣送，实际打击面超乎想象。政府趁乱驱逐市民的原因是，毛泽东在建国后将国家资源尽量用于对外援助和发动战争，完全没有民生建设，城市住房严重短缺，城市公用设施无法应付人口增长压力。当局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不是建民宅、建基础设施，而是不断以政治运动的名义，将指定人群赶出城市，以及鼓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跃进之初，北京市长彭真就提出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其中一项举措就是大规模地遣送人口到边远农村。[35] 大饥荒中，中共实施“八字方针”，其中的主要举措还是将上千万工人赶出城市，“下放农村”。即使如此，政府仍无法解决城市住房的拥挤和民生设施不足的问题。文革运动开始后，周恩来与谢富治联手操办，指挥红卫兵在抄家运动的同时大规模地抄没私宅，然后再出台遣送布告，将百万被抄家庭赶往农村和边远地区，将他们的住房，其中相当部分是私有房产，霸占作为机关宿舍。

抄家和当局遣送暴行中，各大城市的火车站拥挤了被流放的受难者。他们中不少人是举家被逐离城市，成了只有简单行李的难民，其中还有很多人还被剃成阴阳头，挂着各种罪名的牌子，或戴着高帽子被人押送，遭受沿途游斗，受尽侮辱。被遣送者通常没有亲友送行。有亲人送行者很多也是车站一别成了永别。与当年苏联流放富农一样，“十一种人”、“二十一种人”在遣送中也大批死亡。与苏共一样，中共流放迫害也不留记录，害死人数都无从确知。

《公安六条》传达全国带来的不仅是遣送、打击，还有大规模屠杀。在湖南道县，两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红联）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革联）立即以屠杀“二十一种人”为清算对方的手段。在持续数月的大屠杀期间，流经道县的潇水河中漂浮着男女老少的尸体，有的赤裸，有的被铁丝反绑着双手，有的肢体残缺。喝惯了潇河水的道县人不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了，开在河边豆腐店也不敢取用河水了，县城里仅有的五口水井旁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汲水的长龙。 一位干部回乡后，看到道县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尸体，堆在城墙边没被掩埋的腐烂尸体就有上千具，于是冒死吁请中央出面制止大屠杀。由原检察院检察长阎维胜任组长的调查结果显示，湖南零陵地区十县被杀害的所谓“二十一种人”近两万人。[36] 在邵阳，对“二十一种人”及其家属的屠杀一样惨烈。资江河每天有几十具乃至上百具男女老少尸体顺流漂下。[37]

在广西，广西军区军队和造反派组织“联指”在对“四二二”造反派武装围剿的同时，展开了对“二十一种人”的大屠杀。1968年7至8月，《广西日报》连发九篇社论，鼓吹“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在官方的推动下，对“二十一种人”的灭门惨案遍及广西全省。在宾阳县、融安县，每个公社、大队都成批杀人，被指为“阶级敌人”而杀害者近4000人，176户被灭门；在玉林地区有5000人被杀害，河池地区约8000人被杀害；钦州地区万余人被杀害，整个广西在和平的1968年有20多万平民被当局或当局指使的造反派组织杀害。[38] 屠杀中，杀人凶手获得种种嘉奖。一时，为立功而杀人成了潮流。广西文革中入党的中共党员中有2万人参与了杀人，有1万人是杀人后加入了共产党的。” [39] 广西的大屠杀中还出现吃人狂潮。先是有人到杀人现场破腹取心肝回家吃，随后出现杀人即吃，村民共食。在武宣，合山，崇左，柳江等县，批斗会每斗必杀，每死必吃。在武宣中学校园，更出现了学生杀老师、校长后分割煮食的惨剧。作家郑义赴广西调查统计，广西全省至少有一千人被吃。[40] 文革后，由于当局不可能清算毛泽东的罪行，响应毛泽东号召的基层杀人罪行也无从清算。多年后，当被问及为什么连无辜婴儿都杀时，大兴县大辛庄乡西白疃村的韩玉春夫妇说：“从四清起就大讲阶级斗争，让地富子女斗自己的父母。不愿斗自己父母的，也被划成地富分子。文革开始后，一个劲儿地宣传‘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至于怎么打，各人的理解就不一样了。批斗也是打，拳打脚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反正上级有了命令，谁也不敢不执行。”文革结束后，中心大队给韩宗信唯一幸存的女儿1800块钱，算是补偿还。韩夫人说：“能得到这点儿钱的人也是极少数，多数被害人家人都死光了，大队想给都没处给。”

中共制造的遣送屠杀显示共产革命带来的祸害规模空前，残忍程度空前。经过历次运动，地主、富农已经成了农村中最穷的人，资本家成了城市中的贫民。可是，中共对这些人剥夺财产后还要反复地，长期地斗争、迫害，在文革中对幸存者再遣送，屠杀，用红卫兵当时流行的话说就是：“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经过长期阶级斗争灌输，国人的残忍在文革中爆发，留下了灭门、吃人等世界历史上最恶毒的记录。应当指出，中共布告要打击、遣送、屠杀的“十一种人”、“二十一种人”中的大部分人其实是志士、义士，中共所谓的反动军官、伪警察、伪宪兵、特务大多是当年的抗日志士，中共所谓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基本都是对土改、镇反、统购统销、合作化、反右运动暴政的抗争者。由于《公安六条》和《三一八布告》实在见不得人，当局在文革后下令将文件销毁这两项迫害了百万人的重要文件，因此，如今在档案馆里都不见了这两项重要文件的踪影。

“720事件”与“王关戚事件”

造反运动中，武汉地区形成了“工人造反总部”（工总）和“百万雄师”两大造反派组织。中央军委下达“支左”三项指示后，武汉军区认定两派中较为保守的“百万雄师”为“左派”，下令将激烈冲击军队机关的“工总”解散。喜欢住武汉的毛泽东直接插手武汉局势，认定造反更激进的“工总”为“左派”。按毛的意思，中央文革要求武汉军区改变“左派”认定。武汉军区不知道中央文革传达的是毛泽东的意见，按照中央军委禁止造反派冲击军队的《八条命令》行事，不理会中央文革对武汉的插手。

在武汉局势混乱之时，毛泽东又要到武汉住。1967年7月上旬，周恩来到武汉东湖宾馆为毛泽东打前站，感到了武汉的混乱，为了保密下令更换了东湖宾馆的全部服务员。7月14日，毛泽东乘专列秘密到达武汉。由于对武汉军区不信任，毛泽东率谢富治、王力秘密住进东湖宾馆，将行踪对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保密，对外只说是谢富治、王力代表中央来解决武汉问题。18日，谢富治和王力代表中央文革到“工总”总部宣布 “工总”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派，要求武汉军区改变“支左”的认定。武汉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不服王力和谢富治到武汉发号施令，于7月20日派兵冲进武汉东湖宾馆，将王力绑架到武汉军区大院批斗、殴打，随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抗议中央文革对武汉“左派”的认定，是为“720事件”。

事件中，秘密住在东湖的毛泽东被冲进宾馆的军队吓坏了，召周恩来前来救驾。周火速安排专列、专机、长江舰艇三套交通工具同时待命，亲率三架飞机从北京飞到武汉，安排毛趁夜从东湖宾馆后门逃离。自从1956年一次乘机受到惊吓后，毛泽东再不乘飞机，出行一律兴师动众地调动专列，每次突然出行都造成铁路系统大混乱和十几万旅客滞留。此时，为尽快逃离武汉险境，他只好同意乘飞机。当机长问飞往何处时，他只说先起飞，待飞机起飞后才说飞上海。到上海后，毛泽东下令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撤职，由武汉空军将领刘丰接掌武汉军区。江青进言称“720事件”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的反革命事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建议让造反派建立武装。毛接受江的建议，发出了“武装左派”的指示，并批准在北京给王力开欢迎会，以示支持造反派向军队造反夺权。7月22日，周恩来等文革派安排数万群众在机场举行盛大仪式欢迎谢富治、王力到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迎上前拥抱，谢、王，陈伯达和江青还左右两边挽着王力走出机场，制造了英雄凯旋场面。7月25日，中央文革在天安门广场召集了“百万军民声讨武汉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集会，林彪出席发表讲话，高调支持造反。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接掌武汉军区的刘丰以叛军罪名将独立师撤销番号，武力歼灭了二十多万“百万雄师”武装和武汉军区部队，并在湖北全省展开了对“百万雄师”的大搜捕，将大批武汉军区官兵送去劳改。7月底，陈再道被押到北京接受批斗，在周恩来主持的批斗会上被一群高级军官拳打脚踢，“坐喷气式”低头弯腰六、七小时。

8月1日，《红旗》杂志刊发了王力、关锋撰写的，鼓动继续向军队造反的社论（《八一社论》）。社论号召“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反“带枪的刘邓路线”，明确煽动造反派夺取军权。在中央文革的明确支持下，地方造反派与军队中造反派组织以“揪当地陈再道”为口号，联手冲击军事机关、抢夺军队的武器、物资以扩大武装，与军队发生了激烈冲突。各军区纷纷电请中央军委批准镇压造反派，一些将领喊出了“打倒中央文革成员”的口号。军队将领们的愤怒口号让毛泽东感到了恐惧，感到了大多数军队将领对造反派冲击军队强烈不满，“打倒中央文革”的口号意味军队对他本人不满。他清楚，各军区的将领都与陈再道一样对中央文革不满，如果向对陈那样将更多将领撤职查办，兵变随时发生。另外，第12期《红旗》杂志社论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之说使毛泽东感到林彪经营军队多年后已经坐大，自己面临军权被架空的危险。权衡利害后，毛泽东决定立即转向，停止鼓动向军队造反，安抚不满的军队将领。8月中，毛泽东回到北京，指示从轻发落陈再道，将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两篇《红旗》杂志社论斥为“大毒草”，将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骂为“毁我长城” 的“小爬虫”，下令追究他们发表“乱军”社论的责任。毛泽东的突然转向令中央文革成员们慌了手脚。这一转向等于宣布，此前中央文革根据《五一六通知》煽动在军队中造反错了。江青和康生赶紧将责任推给签发社论的陈伯达，虽然大家都知道《红旗》的所有社论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授意推出的。8月下旬，中共中央将毛泽东“毁我钢铁长城”、“还我长城”等批语传达全国。这一批语成了另一道镇压令。对造反派忍无可忍的各地军队将领据此对冲击军队、抢夺武器的造反派展开了大规模的武力镇压，对军队中的造反派展开了大规模清洗。武汉720事件（百万雄师事件）是毛泽东亲自插手制造地方内战和混乱的代表案例。他先是鼓动造反，鼓动冲击军队，“为内战干杯”，随后又号召“大联合”、禁止冲击军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数百万响应号召的红卫兵、造反派成了他的牺牲品。

在制造灾难后找人作替罪羊是毛泽东惯用套路。在延安，他发动整风运动整肃了一大批干部，随后他指责整肃扩大化了，将责任推到了运动执行者头上；建国后，他发动镇反运动，在指挥屠杀了两百万人后指责基层执行者过火了，犯了错误；在制造大饥荒后，他将责任推给各省基层干部和国民党，声称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发动了“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整风整社”、“社教”（四清）运动，整肃了执行他政策的百万基层干部。这一次，他找替罪羊的脉络更加清晰：文革是他发动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是他审定的，其中要整肃“军队中的走资派”是他提出来的，各地造反派向军队造反、揪斗军队将领、冲击军队机关是他煽动的。在军头们一致反对向军队造反，统治基础受到威胁情况下，他制造出了“乱军”、“毁我长城”等罪名，抛出爱将王、关、戚和全国一大批造反派领袖作替罪羊以安抚将领，挽回军队效忠。

为权力斗争需要抛出爱将，也是毛泽东的惯用套路。不久前，他为拉林彪保驾而抛弃爱将罗瑞卿，这一次抛出的王、关、戚。被毛骂为“小爬虫”的三位都是因写政治批判文章而被毛泽东提拔进入高层的。三位的文章构成了中共中央几年来最重要的文献。王力主笔、起草或审定的文章有《九评》、由林彪署名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等等。王力下台后，他的冤枉继续，他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成了毛泽东的理论。关锋因编专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而获毛任命为《红旗》杂志编委，随后因发表一系列鼓吹阶级斗争的文章再获提拔。这些文章包括，提出研究中国哲学史应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系列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五一六通知》（合作起草）等等。此次，他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起草了《八一社论》，想再立一功，不料获罪。戚本禹窜升始于发表攻击翦伯赞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毛泽东赞赏该文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戚本禹闻言，再发表了《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该批判》的文章，给翦伯赞扣上了“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的帽子，随后获毛泽东任命为秘书以取代田家英。不久，戚本禹写出了让刘少奇读后气得吐血的代表作《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经毛泽东亲自审阅后发表。王、关、戚秉承毛泽东的旨意煽动在军内造反，结果被毛泽东以“乱军”罪名关进监狱。三位入狱后，中央文革开展了对他们的批判运动，给他们罗织了“反党、反毛主席”等罪名。三人因写不讲道理的整人文章走红，然后因写文章而获罪，文革后再成为元老们发泄怨气的打击对象，被判处十数年的徒刑并被开除出党。戚本禹在晚年回忆录中披露受迫害的情况写道：“我刚进秦城监狱的时候，秦城监狱的管理人员大部分是原来公安部的人，这些人对我还讲政策。后来不知怎么调来了一批从海军转业过来的管理员。其中有一个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对我好像怀有特别的仇恨，经常以各种借口毒打我。有一次他竟用他穿着海军军用皮鞋的脚猛踢我的脑袋，我当场就被他踢得昏死过去。之后我一连昏睡了好几天，虽然还有点知觉，但脑子里却什么意识都没有了。那人看我几天都没吃东西，就说我装死，是想用绝食来进行抗拒。然后他就拿了一把很大的铁钳硬把我的牙齿撬开，也不知他往我的嘴里灌了点什么东西进去。过了好几天我才渐渐苏醒过来。……在1980年的时候，把我和关锋两个人都关进了秦城监狱的“死牢”里。那是秦城监狱里面条件最恶劣的单人牢房。这种牢房除了牢门，四周都是封闭的。很小的一个房间，吃喝拉撒睡都在地上，在地上挖个洞，供大小便之用。关锋疯了的时候，就用手往这洞里抠屎吃。……在秦监狱，绝大多数的牢房都没有装纱窗，蚊子、苍蝇是到处自由飞的。何况那蚊子也不是他饲养着的，怎么就听他指挥呢？其实，只要坐过牢的人恐怕都会有这样的经验，你要是不习惯被蚊子咬，那你在监狱里根本就别想睡觉了。坐牢的人都被蚊子咬习惯了。那时我每天醒来，身体下面被压死的蚊子少说也有好几个。我都觉得，我身上大概已经有了某种抗体，蚊子再怎么咬也都已经不在乎了。监狱的伙食也是没法提的，按规定，我每月的伙食费是38元，这在当时来说算是很高的了。可是给我们吃的东西里面经常有死老鼠、苍蝇、蟑螂。我看过好几次，管理员从锅里拎出死老鼠往外扔，看到它，我就一天吃不下饭。我想起了在大跃进时，毛主席号召全民除鼠害实在是太英明了。”戚在回忆录扉页题词：“谨以此书纪念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他为残酷迫害人的毛泽东和文革欢呼，就应为在秦城狱中受到殴打和虐待感到高兴。

军宣队、工宣队与五七干校

经过两年的造反运动，全国一片混乱。军队将领普遍反对造反运动，喊出“打倒中央文革”口号。毛泽东意识到军队的不满将危及统治基础，于是转向，发出“大联合”的号召，要求停止武装，恢复秩序，镇压造反派。这时，他遇到了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初期文革时既要维护秩序，又不能否定造反的困境。他不能正式否定自己一系列鼓动造反的文件口号，又不能恢复各地原党政机关，因为那样将证明他的一系列造反号召是胡闹，况且已经掌权的造反派和支左军队也可能抗拒被“打倒”的原党政机关回来掌权。无奈中，毛泽东只得重新实行建国之初以军事管制的办法。中共中央下令对广播电台、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等“要害”部门实行了军管。由于基层权力机关都被摧毁，军管范围只能不断扩大，最后军管范围竟然扩大到解放军总政治部、各军事院校、军队机关，出现了军队机关被另一支军队“军管”的情况。这时的学校极度混乱，上千万在校学生无所事事，胡作非为。毛泽东派军队进驻学校，对学校也实行实行军管。中共中央传达他的“最新指示”说：“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据此，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要求以军管、军训的办法结束学校的混乱状态。

毛泽东的“支左”已被证明是制造灾难，在全国实施军管也是灾难。“军管”下的中国与二战前的德国、日本一样具有明显的军国主义性质：党政军一体化；军队由领袖控制；国家没有反对党；政府控制舆论，没有独立媒体；强调思想统一；强调集体主义，压制个人权利；整个政府利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宣传操控民众。“军管”之下的中国还具有奴隶社会的性质，民众的财产权、人身自由被剥夺，生命权也不保。在全国实行军管的荒唐作法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他的理想社会就是全国如同一个大军营，所有的人听从他的旨意。

伴随军管，各地的新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为军队把持，国家向辛亥革命中各地军头称霸，不听中央政令的军政府状态倒退。毛泽东对林彪集团为首的军头势力膨胀局面感到不安，想结束军管局面。这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成员们都想到了一个传统办法，那就是沿袭土改运动、“四清”的作法，派工作组作去接管权力。文革之初刘少奇就是采取了这一作法试图恢复秩序。毛泽东以斥工作组“镇压群众”，支持学生和造反派驱逐工作组的策略将刘少奇赶下台，同时也给工作组戴上了“白色恐怖”帽子。因此，派工作组接管权力的话毛泽东说不出口了。中央文革了解毛泽东的困境，献计将工作组改名，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毛泽东感到一举两得。

1968年7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宣队）开进了北京高校，开始制止武斗。红卫兵们坚信毛泽东支持造反，认为“工宣队”、“军宣队”是改头换面的工作组，拒绝停止造反。7月27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武力抗拒工宣队接管学校，酿成重大伤亡。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和王大宾等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指责红卫兵错了，声明派“工宣队”、“军宣队”接管学校是他的决定，周恩来跟进找剻等彻夜谈话。红卫兵领袖们难以理解毛的翻云覆雨，但也只好就范。随后，“工宣队”、“军宣队”开进北京各大专院校，解散造反组织，拆除武斗工事，收缴武器，接管学校的领导权。

8月，毛泽东将外宾赠送的芒果转赠清华大学“工宣队”，与林彪一起接见“工宣队代表以为工宣队造势，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宣布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全国学校机关，恢复秩序。9月，军宣队、工宣队开进了全国学校和文联、作协、新闻出版、剧院、体委、科研院所、医院等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机关，开始举办名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整肃班，对红卫兵和造反派骨干进行整肃。至此，持续两年的红卫兵运动结束，响应号召起来造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沦为了整肃对象，被大批逮捕关押。

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机关本来是结束冲突和混乱局面的无奈之举。按说，混乱局面结束后应当恢复学校、机关原来的领导当局。但是，毛泽东一来要维护自己煽动造反的颜面，二来仇视正规的大学当局，认为大学应由工人、农民管理三来认为学校应继续以搞政治运动为主，于是像制造台海危机后下不了台，长期维持开炮战那样，不再恢复原来的学校、机关主管当局，让“工宣队”、“军宣队”长期管理高校、科研、文化机关，对这些上层建筑实行人民公社那样的军事化管理，延续着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统治时期。

与“工宣队”、“军宣队”进驻高校同时，中共在各地办起了“五七干校”。“五七干校”源于大饥荒中的军队生产基地。大饥荒中，农村遍地饿死人，军队也断粮，军粮多是发霉的地瓜干。[41] 解放军总后勤部请示中央军委自己动手搞生产，毛泽东立即批准。其实，农民更能够生产自救，毛泽东明知农民长期饥荒而不允许农民种自留地。他不担心农民反抗，但不敢让军队挨饿，害怕军队饿急了会兵变。从１９６１年开始，军队大办农副业，大多数连队都有了一块菜地，一个猪圈。饥荒过后，毛泽东紧接着挑起了越战和“三线建设”，人民和军队都困苦，军队的生产基地没有取消，反而发展。

1966年，林彪报给毛泽东一份题为《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其中介绍军委总后勤部关于牛田洋生产基地的事迹。毛泽东于5月7日批示：“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42] 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批语（五七指示）和总后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转发，并加按语说：“中央认为，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

文革开始后，各地大批干部被批斗后关进“牛棚”（这一说法源于苏区肃反），没有关“牛棚”者被安排打扫卫生及勤杂工作。随着被打倒者越来越多，各地新成立的革委会负责人纷纷向中央请示如何处理如何处置这一大批干部。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再发表指示（七二一指示）说：“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他暗示文科大学不用办了，理工科大学也少办，缩短，动员机关干部和知识青年、在校生都到农村去劳动兼“改造思想”。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请示中央不见答复后决定：办一个农场，把“牛鬼蛇神”干部、知识分子，历史复杂人员及富余人员集中安排到那里劳动改造，选定在庆安县的柳河办劳改农场。他们想起了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决定将劳改农场命名为“五七干校”。正当毛泽东考虑如何安排各地“牛鬼蛇神”干部的问题时，柳河“五七”干校成立的消息让他兴奋。他感到，这正是他理想的大学模式，同时也为安排“牛鬼蛇神”干部找到了出路。他在《人民日报》（1968年10月5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编者按中写道：“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要分批下放劳动”。

据此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各部机关、各省、市、地、县在几个月内开办了各自的“五七干校”，将数十万受文革迫害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送到边远贫困农村的“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中共将这种老弱病残，拖家带口的流放劳改宣传为“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其中，文化部门送去五七干校劳改的数千人其中包括冯雪峰、周巍峙、张光年、谢冰心、沈从文、严文井、臧克家、萧乾、郭小川、巴金老、俞平伯、钱钟书、何其芳等著名文艺家。被整肃为“牛鬼蛇神”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没有选择的余地，听从安排成了“作五七战士”。他们中的多数已在苦难之中，被“关牛棚”，或受“群众专政”迫害，认为去干校作学员好过被关押、批斗。 来到“五七干校”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开始过军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须整队呼口号，唱“毛主席语录歌”，“早请示、晚汇报”，劳动之余还要写交代，作检讨。干部、知识分子们到了五七干校并没有逃脱整肃运动。很多体弱者不堪重负，被劳累折磨诱发的疾病致死。对于流放干校的生活，多数干部和知识分子留下的是不堪回首的精神、肉体的屈辱记忆和苦难的文字，如杨绛的《干校六记》、陈白尘的《云梦断忆》和《牛棚日记》、季羡林的《牛棚杂记》、杨静远的《我在干校一千天》等等。

以“军宣队”、“工宣队”、“五七干校”为代表的毛泽东式教育革命是教育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中国古来就有尊师重教传统。武人出身的宋太祖尊重知识，要求“宰相须用读书人”，开创了一个学术自由的时期。宋代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朝廷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官府负担食宿的学生就有十多万人。除了官办学校而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书院兴盛，其中最知名有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四大书院。南宋时，很多州，如绍兴、徽州、苏州、桂州、合州等地，都建有书院。在政府财政破产的清末民国时代，历届政府秉承了重视教育的传统，拨出尽量多的教育经费，保障教师的高收入。大多数民国军政要人热心教育。袁世凯是积极办教育的代表人物，督直时推动直隶教育突飞猛进，与张之洞联手推动了留学热潮；黎元洪捐建武汉大学体育馆；唐继尧办云南大学；曹锟每到大学总在教授休息室候着，对下课的教授表示感谢；张勋捐款建立北京江西会馆，南昌会馆，资助在京的江西籍学生和贫苦人士，为邵式平（江西省第一任省长）、方志敏、张国焘、许德珩等一大批江西学生发助学金、奖学金，个人包了奉新藉大学生的生活费；陈炯明在漳州搞地方建设时提出教育支出“占岁出额之强半”，在主持制定的省宪中规定：“每年军事预算不能超过财政预算十分之三，而教育经费不得少于十分之二”；张作霖要求将财政支出的四成用于教育，将此标准作为考核各县知事政绩的重要标准；冯玉祥办了“武训小学”；齐燮元出资办希望小学；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办吴忠中阿师范学校、回民教育促进会所属学校；韩复榘在山东省政府主席任上拨巨资办教育，支持何思源、梁漱溟办乡村教育，制订了《山东省各县强迫儿童入学办法》，推动初小人数从1929年的50余万增至1933年的100余万；阎锡山治晋三十八年间大力推动教育，山西的教育进步领先全国，率先在全省实行中小学免费义务教育，其中山西的适龄儿童入学率超过80%，领先世界；国民政府主管教育的陈立夫在抗战中个人举债办教育，这成为他晚年贫困的重要原因。国民政府在天灾战乱频仍的年代推动教育进步。1927年，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 元—100元，教授月薪与国民政府部长的待遇相当。在19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同期上海工人的月薪仅15元，可见国民政府之尊师重教。提高老师待遇之外，民国政府不干涉教材编纂，放手让由胡适、舒新城、郭秉文、朱经农、黎锦晖、廖世承等一流教育家主持编纂教科书。在抗战最艰难，国家财政破产，靠增发钞票维持运转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坚持免费义务教育，培养了“十万战区流亡学生”。国民政府在1946年制定的《教育宪法》中规定，“教育文化应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科学及生活智能”，并在教育经费上严格规定，“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业，得由中央办理或补助之。”“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在被推翻前，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最后举措之一是“抢救学人”，抢救学术国宝。

与上述热心教育的民国政要相反，在学生时代受惠于赵恒惕在湖南大办教育的毛泽东鄙视正规教育。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作助理员时，他感到受那些大知识分子的气，由此形成了敌视大学、正规教育制度和知识份子思想。1925年，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划分中国社会为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五大阶级，称革命的敌人是“大资产阶级”，其中包括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称“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份东西洋留学生，一部份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等。他称“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份东西洋留学生，大部份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小律师等为“中产阶级”。他把知识分子分为右翼和左翼，“右翼邻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 他称“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按这些人的家庭富裕程度把他们分为左中右三部份。“富裕部份──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称“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包括知识分子。[43] （中共在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将毛上述敌视知识分子的一半内容删去）受毛此文影响，苏俄顾问在为国民党北伐军制定口号时提出了“打倒知识阶级”口号。这样的口号引起知识界的恐慌，成为各界支持国民党发动四一二事变对苏决裂的一个影响因素。在延安，毛泽东对莫斯科归来的红色知识分子和投奔延安的小知识分子也不能容忍，发动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残酷整肃知识分子。

建国后，中国教育惨遭蹂躏。毛泽东虽批准从《毛泽东选集》中删除知识分子反革命的内容，但对视知识分子的敌视心态有增无减。他不仅将资源用于对外发动战争，不发展教育，而且将知识分子列为整肃对象，多次发动了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他下令砍掉大学中的人文社会科学科，他列举孔子、李时珍、富兰克林、瓦特和高尔基等古今中外没上过大学的名人证明正规教育没有必要存在。中共宣传毛泽东有教育革命的思想。其实，他所谓的教育革命核心就是取消正规大学。出于取消大学的思想，他发动文革从高校开始，煽动学生造反，有意让全国学校停课。他在中共中央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中提出：“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他看来，知识分子都不是无产阶级的，连延安的那些红色知识分子也不是，也是整肃对象。因此他所言的“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其实是要求摧毁正规的教育系统，学校不能由知识分子领导。在他的煽动下，全国的学生掀起了迫害教师，打教师、杀害教师的狂潮，几乎所有学校的领导和教师都在文革中受到过批斗和迫害。毛泽东心目中的大学就是人民公社，是全民纳入其中的“革命大学校”，要求把大学搬到工厂、农村，让干部和知识分子在那里劳动改造。他没有资助教育的概念，将可怜的财政资源尽量用于了发动战争、对外援助和输出革命，不仅希望军队生产自足，也希望教授学生们自已养学校，不用政府拨钱。他指示办干校，要求学生、教授、文艺家们都去边远地区去劳改，以便将中国的教育经费全部取消，将资源全部用于发动战争和对外援助。在他看来，大学可有可无，大学校长谁都可以当。红卫兵造反之初，他曾想任命红卫兵领袖蒯大富为清华大学校长。派“工宣队”、“军宣队”掌管学校时，他指派自己的机要员谢静宜和科长迟群去掌管最高学府清华与北大，将中国的最高学府办成了以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整肃运动为业的迫害场所，办成了在全国开展政治整肃运动示范中心。按照毛泽东授意，迟、谢在清华、北大将知识份子贬为“臭老九”，营造出教授们在军宣队、工宣队面前诚惶诚恐的精神恐怖环境。毛泽东生命不息，祸害教育不止。直到他去世，“军宣队”、“工宣队”、“五七干校”和军管将领主持“革命委员会”等等灾难才走入历史。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建国后，中共背弃《共同纲领》中的承诺，开始剥夺、消灭私营经济。“五反”运动后，城市私营工商业大批倒闭，手工业，轻工业凋敝。与此同时，农村中的私营经济在合作化运动被扼杀。私营经济代表着经济的活力，是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消灭私营经济带来了政府无法解决的失业问题。毛泽东要求发展的军工业不能提供多少就业机会，政府无计解决失业问题，于是采取不是办法的办法——将知青赶往农村。

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按语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写道：“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随后，他再发批语：“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6年，周恩来在反冒进中将超出农业、轻工业资源许可的军工建设项目大幅压缩。这一避免经济危机的紧缩措施使本已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雪上加霜。应对失业问题，中共中央出台一系列举措，鼓动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去，动员知识青年到黑龙江北大荒去垦荒，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由此，中共开启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957年，刘少奇在《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44] 一文中推动上山下乡说：“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根据中共中央政策，文艺界推出了一大批宣传鼓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务农的作品。其中的代表作是1958年推出的豫剧《朝阳沟》。受《朝阳沟》宣传和各级政府鼓动去农村的知识青年没有“大有作为”，而是在大饥荒中大批饿死。应对饥荒，中共中央提出了“八字方针”，其中一项主要内容是优先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关闭大批大跃进中开工的军工项目，将上千万城市人口赶到农村去。1962年5月，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要求：“城市中一般不能升学或就业的青年，有条件的可以下乡或者安置到农场劳动。”

从1955年到1962年，中共宣传鼓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遗余力，但收效不大，全国只有20万知识青年去了农村。这20万人中自愿者极少，绝大多数是因中共秘密实施的“政审分类，对政治上不信任的青年升学不予录取”政策而失去升学和城市就业出路而被迫去了农村。鼓动知识青年去农村不成功，城市的就业，住房短缺等问题日益严重，中共没有别的办法，唯有加大力度推动知识青年去农村。1963年，中共成立了周恩来为主管，副总理谭震林任组长的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1965——1980年下放1200万知青到农村的长期计划。周恩来在政府报告中提出，计划在十八年内动员3500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务农，随后主持国务院发布了上山下乡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

草案推出后，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倡议“插队”说：“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以插队为主，这是一件长期的大事。每年要安置100多万人。用插队的办法，每人给的安置费不到200元。插场每人则要1000元，如果100万人插场的话，需要10亿元，这怎么得了，不能走这条路。[45] 在1964年的各大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谭震林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安置工作的新思路。其内容是，改变将城市知识青年安排向国营农、林、牧、渔场的作法，号召城市知识青年直接到农村去插队作农民。

邓小平“新思路”之新在于，《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规定政府对去农村的知识青年提供补贴，安排他们到国营农、林、牧、渔场，享受一定的生活保障，还不像农民那样完全受穷。而“新思路”讲明政府不再花钱补贴了，让下乡知识青年完全与农民一样受穷。周恩来赞扬“新思路”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实践证明，只要我们一号召，就会到处有人响应。因此，今后安置方式，插队是主要的，往农、林、牧、渔场安置是第二位的。你们回去订计划时，第一插队，第二插场，第三新建、扩建场。这样就投资少，效果大，才能真正贯彻勤俭办业的精神。”推动“插队”的邓小平、周恩来等高层都非常清楚，国家财政亏空的原因是毛泽东挑起的越战。邓小平代表毛泽东赴越南，向越共承诺无偿援助，一开口就是200亿元的。高层们都很清楚，相比越战的巨额开支，对知识青年去农村的补贴只是九牛一毛。因此说，“新思路”是“夺泥燕口，削铁针头”，省下对知青的补贴不过意味多送给越南几车皮“援越物资”而已。

配合《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中共树立起了邢燕子、董嘉耕、侯隽、薛喜梅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榜样，鼓动青年们效仿，文艺部门推出了鼓舞一代青年的歌词：“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 革命时代当尖兵。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赤胆忠心为人民。”1964年底，毛泽东邀邢燕子参加寿宴，报纸高调报导，期望全国知识青年效仿她主动去农村落户。到1966年文革开始时，中共以各种办法迫使约130万青年去了农村。这些去当农民的知青几乎全部是因“家庭出身”原因被剥夺了升学和就业机会，没有出路，在各种压力下而被迫上山下乡的。政府用强迫办法可以暂时、部分地把失业包袱甩到农村去，但无助解决失业问题。在中共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十年间，失业问题没有缓解，反而日趋严重，证明了政治强迫无助解决经济问题。

文革开始后，全国混乱，经济瘫痪，学校停课，高校停止招生，一千多万应届毕业生没有就业和升学的出路。教育部向中共中央报告说明，大批中学毕业生已过毕业期，应当分配出去，否则新的学生就进不来。应对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共除了驱赶更多知识青年去农村全无其它办法。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社论。这时，高层都清楚，十多年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的经验证明，邢燕子，侯隽只是当局刻意树立的极少数的个案，绝大多数知识青年不愿去农村，政府在文革前十年动员加强迫只达到了一百多万人上山下乡的目标，如今全国1966、1967、1968年初高中应届毕业生（老三届）有一千多万，自愿的办法肯定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中共采取强制手段，向各级“革委会”下达了的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的强制性任务。各级“革委会”要完成强制指标，只能各显其能，采取各种强迫手段，包括宣布“下乡光荣，不去不行”，派人到家里动员，停发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的工资，强行注销城市户口等等。然而，这样强制性动员还是不能奏效。

1967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出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已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同时刊出社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中没有明说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由动员转变为了强制。接下来是当局的一系列强迫办法，包括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街道驱逐，让千万知青在城市里呆不下去。在政治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几届毕业生及家人无力抗拒，只好听从政府指挥，到农村去“插队落户”。

每批知青下乡时，“革委会”都要组织敲锣打鼓的欢送场面。政府控制报纸和新闻纪录片只报导情绪高昂，红旗招展，知青带大红花、手捧“红宝书”，在毛主席像前宣誓“扎根农村一辈子”等等，而隐瞒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车站哭声一片的凄惨场面。当时，每个家庭都有说不完的伤心事，知识青年及家人都不知道此一去能否回来，车站送别时，人们的伤心情绪互相影响，同时爆发，形成万众痛哭的场面。

到农村后，知识青年们感到了现实与期望的巨大落差，遇到了生活，感情，出路等方面的问题，感到失落、苦闷，甚至绝望。他们被农村贫困落后的现实和几年前大饥荒的述说强烈振憾，从狂热转为冷静，从盲从转向思考。他们感到，贫下中农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对地主充满仇恨，对新社会充满热爱，感到并不能从贫下中农那里受到“再教育”。

从1968年开始的几年中，全国有两千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了农村。在1968年底发表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的指示后，毛泽东再也没有了关于知青问题的指示。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小学教员李庆霖写信给毛泽东，诉说儿子下乡后遇到的生活困难。毛复信说：“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的复信被中共广泛宣传，作为对各地知青的安抚。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既没有提出解决知青们面临问题的办法，也没有澄清知识青年到农村是短期的，还是终身的，使知青们对前途更加迷茫。各地知青受迫害，女知青被奸污，以及知青自杀事件大量发生。

中共将知识青年引向农村边疆的另一途径是建立生产建设兵团。中共从建国之初就建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北大荒的农场以解决战后军队出路问题。到文革的十几年间，政府安排了大批知识青年到兵团和农场工作。1968年，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中，中共组建了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将原东北农垦总局所属农场和部分省属农场合编成五个师（后扩大到六个师）。1969年，中共再建立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安排数十万知识青年到边疆去“屯垦戍边”。去兵团与插队的最大区别正是邓小平“新思路”指出的，前者享受一定政府补贴，需要政府花钱。

两千多万知识青年被强迫上山下乡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事，是革命带来的灾难。毛泽东所说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没有错，知识青年到农村劳动锻炼也不是坏事，但是几千万知识青年没有出路，被政府强权驱赶到农村去却是毛泽东时代独有的暴政。在新中国之前，历朝历代政府没有，也没有必要发动这样的运动。因为第一，从古至今，城乡人口自由流动，没有城市户口、农村户口之分，农民与市民之间没有界线，农民农忙务农，农闲进城务工，城里人赚了钱在乡下置产作地主，乡下人进城谋生成功就成了城里人，人民自由迁徙、择业，是真正自愿的“哪里需要哪里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第二，从古至今，知识青年务农都是自愿的。领导乡村的乡绅阶层几乎都是知识青年，他们不是政府动员或强迫到农村落户的，而是自愿在农村置业，作地主乡绅，领导乡村进步；第三，旧中国的私营工商业，手工业自由发展，为知识青年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就业出路，自然达到劳动力供求平衡，根本不需要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第四，共产革命前的中国农村私营经济活跃，劳动者在农村不愁找不到长短工机会，农村也有大量的手工业就业机会，城里人到农村谋生不需要政府强迫。而在新中国，中共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消灭了私营经济，扼杀了经济活力，扼杀了提供就业机会的源头，使知识青年丧失了就业出路。在中共宣布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城市知识青年的失业问题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不光扼杀了城市的就业机会，也扼杀了农村的就业机会。农民失去了生产积极性，只有在合作社、人民公社中磨洋工受穷。知识青年到这样的农村不仅无所作为，更是与农民抢饭吃，使农民更穷。

中共在文革前就提出了到农村插队扎根的号召。这一号召的实质是，政府将原先吸引知青插场的生活补贴也省了，动员百万知识青年由插场改为插队就可以省下十亿元的补贴款。文革中，政府强迫两千万知青插队，省下了更多的补贴款。政府省钱不一定是暴政，但在毛泽东发动越战，输出革命，无偿援助外国共产党，以巨额金钱发动外国革命的情况下，省下对上山下乡青年的补贴，将青年们赶去边远农村受穷无疑是史无前例的暴政。知识青年的失业问题是消灭私营经济带来的灾难。不恢复私营经济，失业是政府无法解决的问题，文革只是加剧了这一问题。因此说，驱逐青年到农村的运动是共产革命特有的灾难。1980年代后，中共不再需要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主要原因是恢复了私营经济，恢复了提供就业机会的源头。因此说，改革开放的善政其实无它，废除暴政而已。

样板戏独占舞台

1963年5月，江青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匿名发起了一场对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的批判运动。12月，毛泽东对文艺问题批示说：“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江青不满足于发动一场批判运动，开始根据毛泽东的谈话培植宣扬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新戏，希望通过她熟悉的文艺领域走向政治舞台。

1964年6月，毛泽东在“社教四清”运动中再对文艺作批示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中共在文艺界展开了整风运动，将夏衍、田汉等文艺负责人撤职，并实施整肃。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江青与毛泽东配合，不断在《人民日报》上匿名发表批判文章，先后批判《红楼梦研究》、电影《红旗谱》、电影《朝阳沟》、京剧《谢瑶环》、昆剧《李慧娘》、京剧《海瑞罢官》，给文艺作品扣上“歪曲革命历史”、“歪曲阶级斗争”、“歌颂错误路线”和“大毒草”等帽子。在政治整肃威胁下，戏剧纷纷停演，全国剧团大批解散，戏剧领域，连带文艺领域，一片萧条。

对文艺戏剧作品展开政治批判的同时，江青与康生配合，策划排演了几部新戏：沪剧《芦荡火种》移植的京剧《沙家浜》，京剧《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根据同名沪剧移植的《红灯记》、根据淮剧《海港的早晨》移植的京剧《海港》等。1967年5月，江青选定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北京舞台同时推出了《智取威虎山》等八个现代革命剧目，引起轰动。配合新戏推出，《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京剧《智取威虎山》剧本，并发表了题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的社论，[46] 《文艺革命》期刊同时发表了《江青同志对京剧红灯记的指示》，其中提出“样板戏”“三突出”原则。江青的“三原则”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英雄人物”；以及样板戏的“三陪衬”补充为：在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间，反面人物要反衬正面人物；在所有正面人物之中，一般人要烘托、陪衬英雄人物；在所有英雄人物之中，非主要英雄人物要烘托、陪衬主要英雄人物。随着文章发表，江青栽培的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沙家浜》和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被正式命名为“革命样板戏”。

按说，样板是相对众多非样板作品而言。但江青、毛泽东长期对文艺作品实施政治整肃，封杀了文艺作品的生存空间，使别的作品无法存在，于是，江青的板戏成了文革中唯一能上演的戏剧，独占了国人的视听，造成了全国人人会唱，甚至段段传唱的黑暗状况。党化文艺局面下的所谓红色经典必然是掩盖真相的宣传品。作为党化文艺的代表作，样板戏不可避免地是歪曲历史，善恶颠倒宣传品。但就艺术而言，“样板戏”具有很高的造诣，在剧本创作、音乐创作、舞美设计、导演、表演等方面“推陈出新”，创造了现代戏的新高峰，塑造出的李玉和、杨子荣等英雄形象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其形象、台词和唱段都感动了文革的国人。在音乐配器上，“样板戏”引入了西洋乐器，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舞台美术上，“样板戏”采用了大量的实景，突破了传统戏曲舞美“一桌两椅”的重虚轻实模式，给人以真实之感，成为戏曲舞美虚实结合的真正样板。1970年代初，江青推动将八个样板戏陆续搬上了电影银幕，组织推出了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鹃山》、《磐石湾》及钢琴伴唱《红灯记》、舞剧《沂蒙颂》、《草原儿女》、交响乐《智取威虎山》等另一批样板戏。

“八个样板戏”之外，曾经还有一个由江青亲自抓的“革命现代京剧”《红岩》。作为党文艺的代表作，小说《红岩》也是歪曲颠倒事实之作，将抗日机关中美合作所污蔑为酷刑折磨共产党人的人间地狱。《红岩》出版生逢其时，适应了毛泽东“反帝反修”，“大讲阶级斗争”的需要，被中共宣传部门改编成了众多其它艺术作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歌剧《江姐》、电影《烈火中永生》、连环画《红岩》等等。在各剧种、各地方剧团争相改编的热潮中，江青指定歌剧团《江姐》的编剧阎肃和京剧《沙家浜》的编剧之一汪曾祺将小说《红岩》改编为现代京剧，指定扮演阿庆嫂的名角赵燕侠扮演京剧《红岩》的女主角江姐。[47] 根据江青的指示，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及演员被关进渣滓洞集中营一个星期“体验生活”，十几个人睡在稻草上，只给窝头和白菜汤，不准说话，带上手铐，大家排演高唱《国际歌》，[48] 排演被审讯，排演拖出去枪毙，排演放枪时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等等。《红岩》戏的造假过程在党文艺作品中具有普遍性，所有党文艺作品出台过程大致相同，都是按中共宣传目标的造假过程。在江青推动排演京剧《红岩》时，中共对四川地下党组织成员的整肃没有停止，地下党们被戴上了 “王明错误路线”的帽子。江青知道毛泽东最记恨王明，于是决定把江姐改成由军队党派出的女干部。文革开始后，编剧汪曾祺、女主角赵燕侠被批斗，小说《红岩》被批判，罗广斌被逼自杀（罗在国民党监狱中一年多无恙，在共产党监狱中十几天就活不下去了），江青又怕“王明路线”沾边，只好放弃《红岩》“样板戏”。

几部样板戏长期独占舞台的局面是革命的灾难。这样的灾难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历史上最专制的统治者也不曾封杀民间的戏剧。民间戏剧可以唱“地也，你，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而不受朝廷干涉。共产革命之前，从未有过一个党独占舞台，封杀所有不歌颂自己的戏剧，从未有过统治者强迫所有戏剧、文艺歌颂自己的情况。中共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文艺方针。这一讲话精神与所谓无产阶级文艺、文艺革命是一回事，都要求扼杀一切非共产党的文艺作品，使舞台只为歌颂共产党而存在，取缔人民的精神享受，使所有的文艺形式都成为洗脑工具。建国后，独立于共产党的文艺被禁止，文艺作品只为服务共产党一党之私而存在。在这样全面党化的局面下，真正的文艺没有生存空间，没有出台的可能，人们能够看到、听到的全部是党的宣传品。文革中，毛泽东、江青达到了他们的文艺革命目标，舞台上只剩下了二人认可的几部戏。国人不知道，毛、江夫妇自己在小影院、小剧场享受着他们所谓的“封、资、修” 作品。

随着文革结束，在样板戏逐渐淡出人们视听之时，国人听到了邓丽君的歌曲。人们无法忘记最初听到邓丽君歌曲时的那种感觉。因为人们被党文艺宣传品窒息得太久了，创伤得太深了，忽然听到了非党的天籁之音，如同在窒息中吸到了新鲜空气，在沙漠中得到了甘泉，那种心灵的抚慰是文革国人无法忘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