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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 52 章 文革外交与输出革命
“毛主义”输出革命
策划朝鲜战争时，毛泽东以出兵朝鲜换取了斯大林批准他为亚洲共产党领袖。从此，毛泽东不顾国力，大洒金钱扶植亚洲各国的共产党，要求他们实行暴力土改，武装暴动，“农村包围城市”。如同毛泽东服从斯大林只为苏联的金钱军火扶植一样，亚洲各国共产党也并不会真心效忠毛泽东，而是在苏共、中共之间两面讨好，以请示、汇报之类活动向毛泽东索取金钱与军火。
毛泽东在亚洲输出革命的代表作之一是扶植越共，造成了二十世纪最大的灾难之一——越战。毛泽东在亚洲输出革命的另代表作是扶植印尼共产党武装暴动。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开始向印尼共产党提供金钱资助，指示他们抛弃“议会道路”， 武装夺取政权。中苏论战中，由于中共提供的援助更多，印尼共产党表态支持中共，高层频繁来华讨要金钱。毛泽东不顾国人困苦，对印尼共产党有求必应。在中共金钱资助下，印尼共产党发展迅速，党员暴增到300万，党羽遍布印尼党政军各个部门，甚至占据了苏加诺总统身边的重要位置。苏加诺总统实行亲共政策，纵容印尼共产党扩张势力，但印尼强大的伊斯兰势力决心抵抗中共赤化印尼的计划。1965年9月，印尼共产党发动了武装政变。苏哈托将军领导军队镇压了政变，将政变首领翁东中校（LETKOL UNTUNG）和印尼共产党领袖艾地（SOBRON AIDIT）处决，取代苏加诺上台执政，随即断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将印尼共产党接受外国金钱扶植，充当外国势力颠覆政府工具的真相公之于众，大批处决印尼共产党员，一举扫荡了遍布印尼党政军和各界的共产党势力。当局公布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一段内部讲话。周说：东南亚有这么多华侨，我们有能力通过这些华侨输出共产主义，使东南亚一夜之间改变颜色。这种说法激怒印尼可想而知。镇压共产党人政变后，印尼政府实行了排华政策，严禁华人参政、办学、办报，限制华人的经济活动，对华人实施歧视性税收，愤怒的印尼民众掀起了排华浪潮，很多印尼华侨一夜之间倾家荡产，被逐离印尼。选择回国的印尼华侨逃避了印尼的排华灾难，却回国陷入了文革灾难。他们中的不少人被以“敌特”罪名长期迫害，甚至被迫害致死。
策动印尼共产党政变失败后，毛泽东填词“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表达卷土重来的决心，并在其后更变本加厉地输出革命。根据他的决定，中共驻金边使馆向柬埔寨各界散发宣传“毛主义”的小册子，鼓励当地华人青年进行红卫兵造反活动，向反政府柬埔寨共产党提供秘密资金。在香港，中共模仿当年苏共政治局提供秘密资金策动“省港大罢工”的作法，以巨额秘密资金资助香港工会罢工，将1967年5月的普通劳资纠纷转变成了全港骚乱。骚乱中，《人民日报》刊出《欢呼世界进入毛泽东思想伟大新时代》社论，鼓动香港骚乱升级。8月20日，外交部以港英当局迫害香港传媒人为由，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要求港英当局“必须在４８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的停刊令，释放被逮捕的数十位煽动骚乱的传媒人员。8月22日晚，北京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以港英当局未在48小时内答复外交部８月20日照会为由，冲进英国驻北京代办处，打、砸、放火焚烧，关押英国记者，把死猫吊在代办处门口，是为臭名昭著的“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与北京红卫兵相呼应，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党指挥左派发动了反英暴动，投掷土炸弹，袭击警察。暴动带来严重政治经济恐慌和楼灾、股灾，使中共在港的资金也蒙受了重大损失。暴动中，香港市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抗议左派暴动，呼吁港府镇压骚乱。面对中国再次的义和团暴民运动，英国派航空母舰来港应对，香港的警察面对袭击忠于职守，没有加入骚乱者的行列。
在“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前后，北京红卫兵和造反派还暴力袭击了缅甸使馆、印尼使馆、印度使馆，撕烂外国国旗，包围苏联驻华使馆进行 “反修正主义”示威；上海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闯入英驻沪领事馆造反。这些暴行是继清军和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之后，二十世纪中国的另一次愚昧展示，再次使中国在国际上声名狼藉。两次愚昧表演的主要不同之处是，清廷和义和团是在洋人闹到自己家门口时宣战的，而毛泽东是在世界各国致力和平、缓和时煽动各国搞武装斗争；清廷在发布对各国宣战诏书后不久就发布罪己诏承认了错误，向各国赔罪，而毛泽东全无罪已意识，长期坚持在世界各地搞颠覆，与世界主要国家为敌。
朝鲜是毛泽东在亚洲输出革命的主要目标。朝鲜战争没有让毛泽东感到当亚洲共产党领袖的满足，因为金日成仍向莫斯科汇报，没有对他完全臣服。朝鲜战争后，毛泽东命志愿军长期驻军朝鲜，利用军事力量支持朝共中的“延安派”密谋推翻以苏共为上级的金日成。金日成向苏共状告中共策动政变，搬苏共出面干预，迫中共从朝鲜撤军。此后，毛泽东为与赫鲁晓夫竞争共产阵营领袖的需要，在对朝鲜撒钱方面与苏共展开竞争，对金日成有求必应，在大饥荒中增加对朝鲜共产党的援助。1966年，金日成访华参观秘密建设中的北京地铁时，要求中共秘密出资金、出技术、出人力，在平壤无偿也建一条，要求达到莫斯科地铁的豪华程度。当时中国的经济无力同时建两条地铁。毛泽东决定优先且无偿为朝鲜建地铁。执行毛的决定，周恩来将北京地铁停工，按金的要求派铁道兵两个师、数万人及大批技术人员在平壤开工建地铁，安排运去车辆设备、建筑材料，控制系统和机电设备，包括在上海专门研发的机车，在长春客车厂制造的车厢。出于战备防空考虑，平壤地铁被设计成世界上最深的地铁系统，最深处达地下150米，平均深度90米，极大地加大了建造成本和施工难度。中共花巨资建成后，朝鲜领导人宣布：朝鲜人自己设计、制造和施工建成了平壤地铁。
在拉美，毛泽东的输出革命战略遭到在印尼一样的惨败。中苏论战中，中、苏两共展开了向古巴共产党提供援助的竞赛。苏共率东欧共产党国家包下了古巴的燃料、面粉供应和大部分蔗糖出口，毛泽东共则不顾饥荒民众的困苦，赠送给古巴6000万美元和国内人民吃不到的大米，从古巴大量进口蔗糖。随着中苏全面决裂，卡斯特罗倒向经济军事更强大的苏共，向古巴提供大米援助的中共成了冤大头。中共一面减少对古巴的援助，一面通过驻哈瓦那使馆向古巴的党政军干部和平民大量邮寄宣传反苏和鼓吹武装暴动的“毛主义”小册子，煽动推翻卡斯特罗。对于中共的颠覆宣传，古巴共产党在哈瓦那组织了集会和阅兵，展示苏联提供的坦克、飞机示威，在党报上组织文章指责中共“加入了美国对古巴的封锁，用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行径压迫古巴”，抗议中共使馆在古巴从事颠覆活动。卡斯特罗在演讲中将中共称为“最危险的修正主义者”，称中共减少大米供应没什么了不起，古巴人可以吃小麦，那样对健康更好。他嘲笑中国盛行的把毛泽东比作红太阳的个人崇拜，指毛泽东已经患了老年痴呆症，并发誓说今后古巴领导人的年龄决不超过六十岁（他在此次演说后又在位四十多年）。
在非洲，中共效仿苏共当年在中国的作法，将驻各国的大使馆办成了煽动“武装夺取政权”的颠覆中心，导致布隆迪、中非、达荷美（贝宁）、加纳等国政府断绝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没有与中国建交的象牙海岸、尼日尔也谴责中国搞颠覆。文革中，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权，以红卫兵运动的方式将“毛主义外交”推向颠峰，《人民日报》上充斥《让毛泽东思想红遍全世界》、《欢呼世界进入毛泽东思想伟大新时代》、 “毛泽东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等疯狂论调。肯尼亚政府抗议中国大使馆在肯大量寄送《毛泽东选集》、毛语录和毛像章是粗暴干涉肯尼亚内政，颁布了禁止毛语录等中国宣传品入境的法令。而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将国内的文革粗暴搬上国际舞台，向肯尼亚外交部递交了抗议照会，在其中竟然指责肯尼亚政府“害怕肯尼亚人民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害怕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影响。说穿了，你们就是害怕毛泽东思想”。“你们的阻挠和反对只能进一步把你们自己置于人民的对立面。除此之外，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照会最后警告肯尼亚政府：“必须立即悬崖勒马，停止反华。如果你们硬要一意孤行，蛮干下去，那就只能彻底暴露你们的反动面目，最终将在肯尼亚人民、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面前碰得头破血流。”[1] 在文革发动后的一年中，中国在国际上耍蛮横，四处碰壁，与几乎所有邦交国家发生外交纠纷，亚非国家纷纷中止了对华外交关系，使中国本来就不多的驻外领事馆大部分关闭。在国际上极端孤立的情况下，《人民日报》不断刊出亚非拉客人簇拥着毛泽东的照片，配以“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的颂词，以让每天看该报的毛泽东满足。
在美国，毛主义也产生着重大影响。1967年7月，因白人警察逮捕黑人引发了“底特律骚乱”。受到毛主义武装斗争宣传和中国文革的影响，底特律黑人手持中国出版的英文《毛语录》也搞起了武装斗争，捣毁白人住宅、商店，砸烂警察局，与军警武装对抗，造成二千幢楼房被毁和大片市区被夷为平地，全城商店停业、学校停课，三大汽车厂停产。美国政府被迫出动军队和国民兵平暴。当暴乱逐渐平息时，主张非暴力的马丁路德金遇刺，种族骚乱蔓延全美百余城市。骚乱中，毛泽东在北京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在天安门接见了美国黑人暴力派领袖，号召“黑人运动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相结合，推翻美国资产阶级罪恶统治”。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汽车之都底特律持续繁荣，是无产阶级晋升中产阶级的福地。然而在毛主义的武装斗争和黑人种族主义斗争的祸害下，底特律人口下降，产业萎缩，失业率、犯罪率上升，走向破产。底特律的衰败主因不是市场竞争的失败，而是因为受毛主义熏陶的左派工会势力过大。
文革在国外最长久的影响在日本。1960年代初，日本一些左派学生团体要求革命。在日本政府镇压和共产主义阵营分裂的打击之下，日本的左派阵营分裂。以大学生为主力的新左派反对“议会道路”，主张激进革命。1962年，毛泽东接见了日本工人代表团，并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毛的题词受极大鼓舞了日本新左派。中国文革中，日本新左派大量派发《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主席语录》及中国文革文献，鼓动在日本开展红卫兵运动，左派青年们模仿中国红卫兵，在东京、京都、大阪和冲绳等城市掀起了造反运动，高呼反美口号和“毛泽东思想万岁”与“造反有理”等文革口号，向警察投掷燃烧弹，占领大学，同警察展开搏斗。1969年，日共中的毛主义派组成了“人民解放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向美军基地、警察设施和驻日外国的大使馆、公使馆和兵工厂等美军、自卫队、警察设施投炸弹，放冷枪。以盐见孝也、田宫高麿、重信房子、山田孝等人为首的京都大学、立命馆大学、同志社大学的400 多激进学生组成了 “共产主义者同盟赤军派”恐怖组织，致力发动对“美帝国主义的环太平洋革命战争”。被当局破获基地后，以田宫高磨为首领的“赤军派”残余坚持“毛主义”，主张“不能只在日本国内进行革命，应该改造社会主义各国，作为日本和世界革命的基地，先在和帝国主义有敌对关系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后，再重新登陆日本”，在平壤附近开辟了“日本革命村”，绑架欧洲日本留学生到朝鲜生儿育女，培养赤军派的“革命接班人”。1970年，这支“赤军派”劫持了日航飞机“淀号”飞往朝鲜，再被破获后，残部再组成了“联合赤军”，流亡到了中东，投奔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PFLP），成立了以毛泽东为精神领袖的“赤军派阿拉伯委员会”，[2] 提出“反帝爱国、革命就是屠杀与破坏”的革命口号，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包括在特拉维夫利达机场劫持两架日本飞机屠杀了24名乘客、袭击了法国驻海牙大使馆、袭击美国劳军俱乐部等等。这一组织的恐怖活动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末。
在输出革命战略连遭惨败，众多亚非国家与中国断交之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无偿援建坦桑尼亚到赞比亚的铁路，以维护虚荣心。根据他的决定，中共花费近百亿人民币，在非洲施工十年，建了一条铁路。工程接近尾声时，坦赞两国发生冲突，分别炸毁了接壤铁轨，两国均指责中国建铁路动机不良。将铁路建成后，中共对两国的无偿援助还要继续。因为中国须不断注入资金维持该铁路的运营才能维护毛泽东的颜面。多年后，这条被中国官方宣传为中坦赞人民友谊象征的铁路，同坦桑尼亚的“友谊纺”等一批中国援建的其它企业一样，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贪污等原因倒闭告终。
尼克松访华
中苏决裂后，毛泽东以金钱收买了一些亚非小国的外交支持，但没能改变在国际上极端孤立的局面。珍宝岛战斗后，中苏双方在边界陈兵百万，大规模的战争一触即发。苏军的强大军事压力迫使毛泽东放弃“反帝”口号，谋求联美制苏。毛泽东的期望与美国联中制苏构想不谋而合。1970年10月，尼克松总统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表示：“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他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转达了期望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口信。尼克松的口信为文革乱局中无法收场的毛泽东带来了惊喜。在中美都想共同对付苏联的情况下，两国不愁没有打开僵局的契机。
１９７１年４月，中、美两国乒乓球队在日本名古屋世乒赛期间开始了友好交流。周恩来、毛泽东抓住机会开通中美交流通道，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美国新闻记者，向美国乒乓球队发出了访华邀请。尼克松立即作出回应，宣布了一系列对华解禁措施，并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美。至此，两国结束了二十多年来的人员交往隔绝。紧接着，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向尼克松发出了访华邀请。尼克松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同时作出了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决定断绝与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接纳中国加入联合国。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接纳中国取代台湾中华民国为联合国会员。从此，中国结束了文革闭关锁国，开始融入国际社会。
1972年2月下旬，尼克松夫妇、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助理基辛格博士一行来华访问，一支72人的庞大记者团随行采访。抵达北京的当天，尼克松会见了毛泽东。中方不允许美国记者见证两位元首的会谈，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原本谈话就如写“黑话信”一样，思维不连贯，无法围绕主题，若不经秘书整理润色会让人感到前言不搭后语，在林彪事件后更加精神不济，谈吐不清。会见中，毛泽东说只谈哲学问题，两国关系的具体问题由周恩来总理等人去谈，与尼克松漫无边际的闲聊。毛为刚发生不久的林彪事件打圆场说：“我们国内有人反对和你们谈判，这个人现在见上帝去了。”对毛此言，吴法宪后在回忆录中驳斥说：“在整个中美关系转变的过程中，林除了同意毛泽东意见外，并未说过其他的话。早在1950年，林彪反对出兵朝鲜与美国直接对抗，因为当时中国并未受到直接威胁……所以，说林彪反对中美关系改善，是恶意栽赃。”事实确如吴所言。建国之初，林彪不仅反对出兵朝鲜，更反对向苏联“一边倒”，主张与美国改善关系，是毛反对与美国谈判，坚持与美国开战，关上了中美外交的大门。
会见后，中国官方报导说：“毛主席和美国客人在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交谈。”中美两国政府都没有披露毛泽东、尼克松二人会谈的内容。毛泽东每次外交会见都是漫谈闲扯。当年他见斯大林的时候非常谦恭，不能随意闲扯，结果，二人同乘一车时竟是长时间的沉默，谁也不说话。[3] 文革中的国人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会见照片时不会想到，毛泽东在会谈中向基辛格提议输出妇女说：“你们要中国女人吗？我们可以给你们一千万，这么一来，她们会让你们的国家充满灾难，损害你们的利益，我们国家的女人太多了，她们会生小孩，而我们的小孩已经太多了。”总理周恩来以大笑为毛泽东助兴。在场的女性王海容提醒毛说，这些对话如果公开，可能会引起群众反感，毛泽东说：“我什么都不怕，上帝已经在呼唤我了”。[4]
毛泽东、尼克松会见后，周恩来与美方展开了关于联合公报内容的会谈。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最后采取在公报中各自表述观点的办法，发表了谈不拢的《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双方主要分歧为：
在越南问题上，美国支持实现印度支那人民自决；中国支持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
在朝鲜问题上，美国支持南韩；中国支持北韩；
在日本问题上，美国珍视与日本的友好关系；中国“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向外扩张”；
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暂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也没有明确从台湾撤军的时间。
尼克松到访前，周恩来下令重新布置尼克松下榻宾馆房间，取下文革以来商场、酒店房间中遍布的毛泽东画像和语录，换上了国画。同时，他安排了美国客人的参观路线，下令严控沿途区内人民的举动。根据周的指示，各接待单位精心安排了应付美国人参观的假场景，召集会议传达指示说，美国人要来了，这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尼克松的随行人员中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必须提高警惕，要“不卑不亢”地回答美国人可能提出问题，对诸如“你们的林副主席哪里去了”、“你们喜欢去美国吗”、“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吗”等“别有用心的问题”不予理睬。今天的国人难以想象，尼克松访问期间，政府下令北京所有机关、学校未经特殊批准不得在天黑前下班、放学，让大街上没有人。尼克松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中国政府的豪华轿车里的窗帘紧闭。我透过狭窄的缝隙除了看到每隔百米设立的岗哨外，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大街上空空荡荡。”
这时的国家被毛泽东不断的运动和无偿对外援助搞得物资极度匮乏，人民生活极为困苦。为让美国人看到中国市场繁荣，政府调来了大量的鸡鸭鱼肉蛋菜摆满了指定让美国人参观商场的货架。为防止抢购，这些地方被戒严，普通百姓被赶到指定区域之外，等美国人到来之前，商场安排指定人员冒充顾客。随着尼克松一行参观离开，商场货架上的商品也不见了。尼克松在天坛公园参观时，中国政府特意安排了女学生跳橡皮筋的场面。这些少先队员认真表演，在外宾面前失去了天真和自然。法新社记者在报导中写道，那几个跳皮筋的女孩“红红的脸蛋显然是擦了胭脂”。
周恩来安排尼克松在离京前一天游览八达岭长城。不巧，前一天北京突降大雪。尼克松见下大雪，提出取消次日游览。这可急坏了周恩来。他知道，尼克松不去看长城会让毛泽东不高兴。于是让翻译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诗句说给尼克松听。尼克松决定客随主便。此时，到八达岭的公路已被冰雪覆盖。周恩来下令调动十万军民连夜清除积雪。第二天，尼克松的车队到达了八达岭后吃惊地发现，长城上没有雪。尼克松不知道，他从宾馆出发一路上的雪都被清扫了，北京市为尼克松一行出游实施了交通管制，他想像不到中国当局会安排十万人连夜扫雪。美国客人看到大雪后还有人在长城上打扑克。这是中国政府精心安排的假扮游客作为景点陪衬。不过，這让记者们感到了虚假。当记者走上前去观看时，几位打扑克者认真表演，对美国客人全不理睬。后来，这些扮演者被批评不礼貌。他们感到委屈，因为他们只能按排练作，不敢改变情节。
对于尼克松一行的七天访问，中共在报刊上称是“改变世界的一周”，内部资料中则有“美帝前来朝拜世界革命领袖”的说法。这种说法虽然夸张但有一定道理。尼克松在访华期间没有对文革中国的专制独裁提出任何批评，实际帮助毛泽东渡过九一三事件后的统治危机，二人会见场面给中国人的印象的确有点儿像朝拜。
中日建交
尼克松总统访华刺激了日本政府。1972年7月，日本新首相田中角荣宣布：恢复日中邦交的时机已经成熟，新内阁以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列为首要任务，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提出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日台条约须废除）。毛泽东、周恩来正需要外交成果转移人民视线，对日本的政策转变立即作出了积极回应。
为了摸清中共对建立中日邦交的立场，日本方面派在野的公明党干事长竹入义胜先秘密来华向周恩来摸底。周向竹入提出了建交谈判草案。其中写道：“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 竹入对草案大为吃惊。他后来回忆说：“听到这一条时已感到头昏脑胀了。没想到周恩来接着问：‘这是中方的考虑，田中能够接受吗？’”
9月25日，田中首相率大平正芳外相和二阶堂进官房长官以及由官员、安全保卫、卫星技术人员、记者组成的两百多人的庞大代表团来华访问。到京后，田中首相立即提出会见毛泽东。这时的毛泽东健康极差，对周恩来请示是否见日本贵宾不置可否。周恩来只好安排田中角荣一行先游览长城，到外地观光，最后回到北京，举行告别宴会。当天下午，周恩来最后一次请示毛泽东，告知他日本首相明日回国，能否会见，毛仍不置可否。田中首相对此感到难堪。
9月29日，两国政府首脑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自该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 至此，中日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建外道路打通，两国间二十七年的赔偿悬案被毛泽东、周恩来私下决定放弃索偿划上了句号。联合声明这一条表述的原文有“侵略战争”一语，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人员将“侵略”两字删去，称“外交就是要替对方着想”。[5]
在田中一行回国当天的凌晨，毛泽东突然告诉张玉凤说立刻见田中角荣。为适应毛泽东昼夜不分，突然召见的习惯，周恩来命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小组二十四小时准备，在自己的办公室、卧室、轿车里，都装有与张玉凤的直通电话。接张玉凤电话后，周恩来立即起身驱车赶到钓鱼台国宾馆请田中角荣赴见。
会见中，田中首相就日本侵华向毛泽东道歉，令他意外的是，毛泽东说“不是对不起，是你们有功啊，因为有你们发动侵华战争，我们共产党才得以强大，得以打败蒋介石夺取政权。因此我们感谢你们，不要你们的战争赔偿。”[6] 毛此言是真心话。七七事变后，他为中共制定了对日避战，专注发展壮大的方针，利用日军的入侵获得了大发展，使中共军队从全面抗战之初的几万人发展到抗战结束时的130万正规军队，200万民兵及上亿人口的根据地，成为中日战争的赢家。出于感激之情，他在建国后决定钓鱼岛主权归日本，多次发表感谢日本侵华的谈话。他曾对访华的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说：“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编辑的《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曾对来访的日本社会党人佐佐木更三说：“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共产党就夺不了政权。”[7]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北京地图出版社1958年版的地图上将钓鱼岛易名为日本名尖阁诸岛。中日建交谈判中，毛、周完全没有提到钓鱼岛。决定在与日本谈建交时放弃对日索偿，不提领土争议。多年，中国民间的仇日情绪日益高涨，认为日本没有为侵华作出赔偿、道歉和反省，对日本人憋了一肚子气。而日本人认为，中国领导人在谈建交时主动提出不要赔偿，不用道歉，反而感谢日本，承认钓鱼岛为日本领土，双方的历史旧账已谈妥了结。
中阿决裂
1954年开始，毛泽东每年向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提供巨额援助，换取了阿共在共产主义阵营中高调支持中共。1956年，苏共揭露斯大林的罪恶，阿共支持中共维护斯大林的立场。在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和莫斯科八十一国共产党大会上，阿共成为中共反对和平共处、鼓吹世界大战立场的唯一支持者，受到各国共产党的一致批判。会后，苏共削减对阿共的援助。毛泽东承诺将苏共减少的经济援助补足，给阿尔巴尼亚的贷款条件比莫斯科更优惠，推动阿共与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随后在中国农村大饥荒中向阿尔巴尼亚运去了成船的小麦，甚至下令几艘满载加拿大援助粮食的中国货轮改驶向阿国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8]
文革中，中共宣传阿尔巴尼亚为“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对阿共有求必应，继续无偿援助。中共援阿的军事装备、钢材水泥远远超出了阿国的需要。于是，阿共建造数万座碉堡和烈士纪念碑将中国援助的浪费掉，将中国运来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堆放在露天，常年风吹雨打，将超过需要的化肥随意抛弃。当中国专家提醒阿方不要浪费援助物资时，阿国人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9] 中共援建的棉纺厂因无足够棉花而闲置。为让棉纺厂开工，中共动用宝贵的进口棉花运阿。阿国纺织品无出口市场，中共再进口阿的纺织品。在中国农村全无电视的情况下，中共援阿电视台，帮助阿远远领先于中国达到了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文革中的国人只知道常有阿国贵宾来访，周恩来总理常陪他们到“中阿友好人民公社”和全国各地参观，但不知道两共领导人每次会谈内容都围绕向阿共提供巨额援助。
尼克松总统访华后，阿共中央致信毛泽东表达对中共联美的强烈不满。中美关系正常化后，阿共猛烈抨击毛泽东 “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是要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机会主义的变种，是反马列主义的”，同时反对中共与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改善关系，反对中共邀请铁托访华。阿共一面抨击中共放弃“反帝”，一面照样向中共索要金钱。这时，毛泽东整天昏睡，不想再调整援阿政策。没有毛泽东发话，外经部只好继续执行既定的援阿计划，向阿赠送金钱，物资。这时的阿共代表团来访已成为赤裸裸地要钱之旅，双方迎送场面日益冷清。[10]
在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国普通家庭的资产不足千元，很多农民的家庭资产不足百元，千万少儿因交不起两、三元书费、学杂费而辍学。毛泽东、周恩来秘密操作，在国人家庭平均存款不足百元的困苦情况下，持续二十多年无偿赠送了阿共100多亿元，平均阿国每人数千元。在多年后的东欧巨变浪潮中，阿国民众砸毁了市中心的恩维尔·霍查雕像。随后，阿国通过了民主政治制度的新的宪法。这时，毛泽东、周恩来运去的亚当氏毒气、芥子气、路易氏毒气等大量化学武器仍堆积在地拉那郊外，继续危害着欧洲和平。
红色高棉灾难
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立即大举向东南亚输出革命，策划了驱逐法国势力的越战。这时，柬埔寨尚无共产党，只有一个依附越共的“高棉解放运动”组织。1955年，毛泽东命越共选派越、柬两共人员到中国接受武装暴动培训，“高棉解放运动”成员波尔布特（沙洛特绍，POL POT）被选送来华受训。1965年，毛泽东挑起了第二次越战。西哈努克国王宣布中立，希望利用越战局面获得更多美国，苏联和中国的援助。中共为柬埔寨援建了轮胎厂，水泥厂，造纸厂，三合板厂等一系列工业项目，换取了西哈努克背弃中立声明，为中共经柬埔寨运送援越物资提供通道。
同年，波尔布特再次来华，被安排在解放军中受训。在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中，他也写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心得笔记，参加了 “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得知“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中有柬埔寨人，毛泽东极为高兴。他曾多次说，他像小媳妇那样受了斯大林几十年的气，到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时心里很不痛快。斯大林逝世后，他的目标是像斯大林那样向各国共党发布指示。与苏共决裂后，中共在共产主义阵营内极为孤立，在欧洲只有一个花钱收买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假装听他的指示，在亚洲，越共假装听他的指示，但同时又听取苏共指示，接受苏共援助，让毛没有满足感。在向印尼、马来西亚、缅甸、泰国输出革命均不成功的失落中，外国人波尔布特的崇拜让他感到满足。他召波尔布特到中南海，面授消灭阶级，消灭 “三大差别”的理论，决定以波尔布特为柬共最高领导人，扶植建立柬共军队，让柬共去牵制脚踏两只船的越共。随后，他派陈伯达、张春桥向波尔布特详细解释“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等毛泽东思想，派康生向波传授了肃反经验，命柬共摆脱对越共的从属关系，直接听命于他。
回到柬埔寨，波尔布特暗杀了劳动党领袖杜斯木，将劳动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在中共军火，装备和巨额金钱扶植下组建了柬共军队。柬埔寨政府不容以夺取政权为宗旨的柬共军队发展，对柬共军展开围剿，但屡遭挫败。西哈努克知道不是中共的对手，决定进一步倒向共产主义阵营，以每月收取中共三十万美元的条件将柬埔寨东北部与越南接壤的那达拉基里省提供给越共作为军事基地，希望换取毛泽东停止扶植柬共反政府。有了柬埔寨境内“鹦鹉嘴”等地的军事基地，越共军队沿“胡志明小道”南下，潜入越柬边境的那达拉基里省，突袭南越政府军和美军。南越美军不断受到藏身柬埔寨境内的越共军袭击，不得不轰炸柬埔寨境内的越共基地。中共与柬埔寨再借此在国际上大力谴责美军入侵柬埔寨。
1969年，越战出现转折。胡志明之后的新一代越共领导层决定通过和谈结束战争。与朝鲜战争时一样，毛泽东拒绝停战，要求越共“抗美到底”，以减少对越援助施压迫使越共停止和谈。越共不顾毛的阻挠继续与美国和谈。毛对多年援助的越共拒绝听命忍无可忍，加大力度扶植柬共，通过张春桥、姚文元向到北京汇报工作的波尔布特发出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指示。根据指示，柬共军队向西哈努克政权发起了全面进攻。
1970年3月，柬埔寨国防部长兼三军总司令朗诺（LON NOL）将军乘西哈努克亲王出访发动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政权，建立了民主共和国。西哈努克飞赴莫斯科求助遭拒，被苏共送到了北京。毛泽东派周恩来、李先念等前往机场迎接，指示仍按国家元首规格接待，要什么给什么。同时，中共以柬共、西哈努克作筹码与朗诺政府展开了谈判，要求继续使用西哈努克港转运援越物资作为与柬新政府建立关系的条件。朗诺政府拒绝了中共的要求。于是，毛泽东将西哈努克与柬共拼凑一起，在北京扶植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接受毛泽东豢养的西哈努克无奈地接受毛泽东的安排，与自己围剿多年的柬共合组流亡政府，充当毛的傀儡。根据毛的指示，周恩来操办将漂亮宽敞的原法国驻北京的大使馆送作西哈努克在北京的官邸。５月２０日，毛泽东率中共众高层与西哈努克亲王在天安门城楼亮相，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520声明），声言同时打倒“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在城楼上，西哈努克感谢毛提供官邸，称以后会偿还。毛泽东强调所有提供全部无偿，称：“我请求你让我们多负担一点。负担你的越多，我就越高兴。到你身边来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没有什么了不起嘛！让尽可能多的人来支持你。如果他们不能去战场上打仗，让他们来这里，六百、一千、两千或者更多，中国随时准备支援他们，给他们提供一切便利。”得毛慷慨承诺，西哈努克决定长期居住北京。
与柬埔寨朗诺政府断交后，中共加大力度向柬共提供军火，仅在1970年就援助了三万军队的武器装备，[11] 还在云南为柬共设立了专用广播电台，向柬越地区播放西哈努克号召柬人支持红色高棉的讲话录音。在毛泽东提供金钱、军火和军事顾问的扶植下，柬共军队迅速发展出装备精良十万大军，将朗诺政府军围困在金边等几个大城市中。总理周恩来亲自操办，为西安排了专列和两架专机。在随后的几年中，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到处游览的报导成为文革中枯燥新闻中的亮点，让国人见识了富丽堂皇。然而，几十年后，中共为西哈努克安排的奢华才披露出来。1973年，西哈努克亲王来到上海，提出要在豫园内吃一顿饭。中共把款待西哈努克亲王当做一项政治任务下达。因为此前，西在南京夫子庙一顿饭尝了十二道点心，上海当局下令要让西哈努克吃十四道点心，调集豫园内的各路精英，策划出了一叶小粽子、桂花拉糕、三丝眉毛酥、鸽蛋圆子、酒酿小圆子等十四道。为了让西哈努克亲王吃到地道的鸡鸭血汤，当局要求一碗血汤中的鸡蛋直径、色泽、形状“三同”。压力之下，厨师们三下南翔，杀了108只鸡才找到“三同”蛋。不料西哈努克亲王推迟了来豫园的日期。厨师们只好第二天再杀108只鸡。然而这天亲王去打网球，烧好的鸡鸭血汤只得再倒掉。第三天亲王光临，对十四道美点大加赞赏，尤其是鸡鸭血汤，吃了一碗不过瘾，又来了一碗。城隍庙为接待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封了三天三夜，九曲桥边一片寂静”。在中国百姓生活极度困苦，农民人均年收入仅几十元的背景下，中共就是这样超级奢华地供养着元首级的食客，以满足毛泽东的世界领袖虚荣心。中共宣传日夜操劳好总理其实就在这样奢华地陪同超级食客。
1975年3月，美军从越南撤退。失去美国的支持，朗诺政府无力维持。4月中，柬共军队占领了金边，宣布建立“红色高棉”政权。根据毛泽东“疏散到农村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指示，中共军事顾问指挥红色高棉武装部队，中共驻金边大使馆指挥数千柬埔寨党、政、军各部门“援柬专家”，开始实施“大疏散”计划，向柬民众喊话，以“美国飞机要来轰炸”为由，要求全体居民立即离开城市，许诺躲避三日后可以返回家园，不准居民携带任何财产，不给收拾行装的时间，将数以百万计的男女老幼驱赶出城，将数以十万计的知识分子，前政府人员，拒绝离开或离家迟缓者屠杀，将市民武装押送到荒无人烟的深山密林去建立共产主义部落，使金边、马德望等柬埔寨的主要城市变成了遍地尸体，荒无人烟的鬼城。
实施“大疏散”后，波尔布特和农谢以国家领导人身份访华，向毛泽东报告实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权城市”，消灭了“三大差别”和私有制，“将所有人逐离城市，完成了革命的伟大胜利”，获毛赞扬，随后与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展开了三次会谈。回到金边，波尔布特与中共顾问团继续推行毛式共产主义，剥夺人民的私有财产和人身自由，取消城市，取消货币，实行配给制，建立毛式的人民公社，将男人、女人分别编入军事化管理的共产主义集中营，吃公共食堂，致使人民在集中营中因劳累、饥饿、酷暑、疟疾和水土不服成批死去。推行毛式共产主义的同时，红色高棉执行毛泽东“教训越共”的指示，派军队侵入越南富国岛( PHÚ QUỐC )、寿初岛( THỔ CHU )、巴竹 ( BA CHÚC ) 等地，大举屠杀越南民众。
197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访问了柬埔寨，代表毛泽东向红色高棉领导人介绍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按照毛的理论，柬共在中共军事顾问和中国大使馆的指导下展开了中共模式的镇反、肃反、“清理阶级队伍” 等运动，对旧政权员、商人、知识分子，来不及撤走的越侨、华侨展开大规模屠杀，将从越南回国的原越南人民党党员、柬共原高层领导人和两万越侨几乎杀光，将在柬的60万华侨杀了20多万。当年，中国的毛泽东、彭湃、张国焘、夏曦等知识精英经苏俄培训成了杀人魔王，红色高棉大屠杀的领导者大都是留学法国的精英。柬埔寨政府送这批精英出洋，希望他们回国推动柬埔寨的现代化建设。然而这批精英接受了共产革命思想后同样成了杀人魔王，将崇尚佛教的祖国变成了杀人场。红色高棉在金边建立了TUOL SLENG监狱S21杀人场，将犯人铐在仅一平米，只可蹲或斜躺的“水泥棺材”中，对被关押者实施鞭刑、烙刑、电刑、辣椒水、掀头皮、剥指甲、剪乳头、剁手指、抽筋扒皮、剜眼割舌，然后斧砍、锄砍颈部成批屠杀。监狱的管理者以及狱卒被频繁地撤换，然后就地灭口。[12] 红色高棉大屠杀中，毛泽东、朱德、华国锋以中共、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名义致电乔森潘、波尔布特、农谢，“最热烈地祝贺民主柬埔寨国家独立节一周年”，表示“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地支持柬埔寨人民的革命事业，同兄弟的柬埔寨人民团结在一起，并肩战斗，共同前进”。[13]
越共知道红色高棉的屠杀行动受中共幕后操纵，对政治局委员，前驻北京大使黄文欢 ( HOANG VAN HOAN )为首的亲中共派展开清洗，将百万华侨逐离越南，并采取联苏制中的对策，中央总书记黎笋亲自率党政代表团访苏，与苏共发表了针对中共的《越苏宣言》。1978年底，越共在与苏联签定军事条约，随后后应流亡越南的前民柬反对派的请求出兵柬埔寨。入柬越军受到柬埔寨人民的热烈欢迎，对红色高棉的进攻势如破竹。1979年1月7日，越军在柬埔寨人民的支持下攻占了金边，推翻了中共金钱武器扶持的红色高棉政权，制止了柬共每天进行的屠杀。柬埔寨人民感谢越军帮助他们脱离苦海。2月，邓小平发动了侵越战争，报复越共推翻红色高棉政权，是为红色高棉灾难之后的另一大灾难。
输出共产革命就是制造灾难，斯大林以金钱武器扶植中共，指定毛泽东为领袖，带给中国十分之一人口死难；毛泽东以金钱武器扶植起了红色高棉，指定波尔布特为柬共领袖，带给柬埔寨四分之一人口死难，将美丽富饶的柬埔寨佛国变成了尸横遍野的人间地狱，赤化柬埔寨灾难是赤化中国灾难的续篇。红色高棉被推翻后，毛泽东带给柬埔寨的灾难继续。当年毛泽东开展游击战，造成苏区周边几十里的无人地带。毛的学生波尔布特开展游击战，广埋地雷，造成此后几十年内柬埔寨平民大量伤亡。直到2013年，柬埔寨政府还在考虑引进大型非洲老鼠帮助排雷，可见红色高棉遗害之长久。
第 53 章 毛泽东时代终结
中共十大
林彪事件后，三分之一中共政治局委员成了反革命，毛泽东不得不再召开全国党代会重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共在全国代表大会之前都须先开准备会议，将所有事项定好，然后在全国代表大会上举手通过。毛泽东循发动文革的政治局会议之例，自己不出席准备会议，让周恩来出面主持会议及宣布自己的决定。
1973年5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各省市区党委、各兵种大军区负责人出席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印发了《林彪、叶群的反动笔记》、《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的产生的决定》和《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宣布了毛泽东下列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洪文与张春桥、姚文元一起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王洪文负责起草修改党章报告，宣布《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宣布“解放”（恢复官职）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一批老干部。会后，《人民日报》刊出了周恩来拟定，毛泽东批准的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其排列类似梁山好汉的天王、天罡、地煞如下：
毛泽东
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张春桥（大会秘书长）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 姚文元、董必武、纪登奎、华国锋、吴德……
8月24日，中共在北京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出席了大会。林彪事件后毛的身体每况愈下，这时衰弱得站立都要人扶。开幕式上，会场起立奏乐，毛泽东站立不住，只好坐下。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周解释林彪、陈伯达去职的说：“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 周恩来报告后，王洪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其中坚持说中共九大是团结胜利之会，但“九大”党章中关于林彪作为“接班人”的话必须删去。他宣读毛泽东的“反潮流”论说：“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正，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大会闭幕时出现了独裁体制下特有的一幕。全体与会者起立长时间地鼓掌，等候毛泽东走向离场。毛泽东衰弱得站不起来。毛不起身谁也不能走。会场与当年斯大林时代的大会一样，谁也不也先停止鼓掌。在狂热与恐怖并存的独裁体制下，大会先停止鼓掌者会后可能被带走。于是，全体代表鼓掌持续。周恩来意识到这样持续不是办法，赶紧问计毛的护士长然后向大会宣布：请代表们先走，主席目送大家退场。
中共十大是毛泽东统治时代末期极度黑暗的一个写照。首先，这时的中国不仅是病夫治国，而且是行将就木之人治国。其次，毛泽东、周恩来指控林、陈的报告，又将这份构成林、陈罪行的报告保密（至今不予披露）。若党内稍有一点民主气象，也会有人提出了解这份罪证文件。可是，高层们全体沉默，没有人敢于提出如此基本的要求。其三，毛泽东将林彪夫妇的日记定为“反动笔记”，公之于众作为整肃依据。虽然大量使用暗语，林彪坚持写日记说明他是中共高层中相对磊落者。毛泽东、周恩来是不可能写日记的。因为他们的想法根本不能白纸黑字地记录下来的。全党高层没有一个人敢于质疑这种以日记作为整肃依据的作法；第四，《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的产生的决定》以“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与林彪集团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表现好”为代表资格条件极为荒唐。因为，几年来的文革路线是毛、林为正副“统帅”的路线，中共党人都在这一路线的领导之下，林彪更是“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典范，他要求结束文革也是照毛泽东文革搞三年的说法行事，并不存在林彪路线；第五，政治局向主席请示修改党章说明了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都形同虚设，真正的决定出自毛泽东一人，各种会议只是举手的走场。第六，周恩来在报告中指林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属于中伤。因为，“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是当时高层的集体写照，并非林彪一人，周恩来自己及众高层都是这样生存过来的，其中周恩来推动崇毛之积极不在林彪之下；至于“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大家都清楚林彪若真能如此也不至于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第五，大会报告鼓吹谁也说不清确切意思的“反潮流”，在文革天怒人怨的背景下继续颂扬文革，鼓吹“阶级斗争天天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第六，大会宣称中共党内发生了十次路线斗争，每一次都是毛泽东正确，同时将林彪“结束文革，恢复经济”的主张向全体党员和国人隐瞒。
整死林彪后，毛泽东立即开始盘算再次整肃二号人物。中共党史上，八大是毛泽东盘算整肃二号人物刘少奇的开始，九大是毛泽东动手整肃二号人物林彪的开始；十大则是毛泽东动手整肃二号人物周恩来的开始。虽然这时毛泽东在中央拉新亲信整肃二号人物的游戏已经玩到头了，但毛泽东早有奇兵备用。十大会上，毛泽东宣布了牵制周恩来的两项布署：提拔亲信华国锋进入政治局、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任副总理、公安部长；重新起用邓小平任中央委员。毛泽东提拔华国锋始于十多年前。建国之初，毛泽东得知湖南湘潭县委书记华国锋对自己故居精心保护，颇有好感。1955年，毛泽东到长沙时召见了华，指示华推动合作化运动。华迅速写出《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等三文报毛。毛赞赏华的文，将华提拔进入湖南省委，指定华出席七届六中全会。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华调集十万民工，亲任总指挥，不惜成本地修建了韶山灌区，将毛家乡营造成了湖南“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此后，华成了湖南的“通天”官员，每年到京几次向毛直接汇报工作。在林彪事件后众叛亲离的局面中，毛泽东将华提拔进领导核心作为自己臂膀。重新起用邓小平是毛泽东在整邓时预定的计划。当年在苏区，邓被以毛派罪名挨整，从此被毛视为亲信，而非“国际派”。共同主持反右运动后，毛对邓的信任倍增。四清运动后，邓小平与刘少奇走得近，结果进了毛的整肃名单。不过，毛泽东整肃邓与整刘少奇有完全不同的打算：对敢于发难的刘要置于死地，对邓则要通过敲打达到驯服，以备后用。召开十大时，毛开始盘算对付二号人物周恩来，决定起用邓以制周。
“工农兵上大学”
在党国体制之下，新中国的教育制度不可避免地成为服务中共利益的工具。建国后，中共秘密实行“调干生制度”，由党决定上大学的人选。新中国的大学招生不再是通过高考选拔的竞争，而由中共依据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秘密“政审”决定。中共将最符合培养条件者推荐为留苏生、保送生，将其余分为可录取机密专业、可录取一般专业、降格录取和不宜录取四类。“不宜录取”者主要是出身地主、富农、旧政府人员、旧军队人员、右派、有海外关系、港澳台关系者，本人有过政治牢骚言论者，表达独立思想观点者。高校当局在招生时执行中共的录取政策，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被中共列为“不宜录取”者考试分数再高也不能录取。调干生制度之外，中共实行推荐招生制度，绕过考试程序，完全由权力者“政审”决定。所谓推荐程序是，先查“家庭出身”和“政治面目”，剥夺建国以来历次整肃运动受害者及其子女的上大学权利，选送基层中共组织认为“政治上可靠”，“听党的话”者上大学，大学招生完全由中共操纵。“调干生制度”和“推荐制度”是魏晋时凭门第荐官的“九品中正制”的翻版。科举考试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是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的重大进步，使贫寒学子有了勤奋出头的机会。然而，毛泽东的所谓教育革命以改头换面的门第推荐制度取代公平竞争的考试入学制度，剥夺了学子通过勤奋出头的机会。
发动文革后，中共下令大学无限期停办。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中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有不少大专学校和中学，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根深蒂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在大专学校和高中，把文化革命运动搞深搞透，将对今后学校教育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解放以来虽然不断地有所改进，但是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1]
大学停办后，中学生升学的要求无法回避。政府无法将所有的中学毕业生赶到农村去，教育部不断向中共中央请求恢复大学招生。高层中没有人敢于质疑毛泽东关于废除高考的“教育革命”批示，中共中央作出照顾毛泽东面子的妥协决定：废除招生文化考试，采取举荐制度，由各地的基层革委会从工农兵中推荐大学生。1970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说：“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具体规定：学制两至三年；学习内容包括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报告宣布了“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大学招生办法（十六字办法）。随后，中共中央将大学招生名额分配给各部，各省，和军队各军区，再层层向下分配。与大饥荒后出台的“八字方针”中只有“调整”两字有意义一样，大学招生的“十六字办法”中只有“领导批准”四字有意义。因为，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都想有机会上大学，大学没有录取决定权，“群众推荐”不具操作性，“自愿报名”、“学校复审”、“群众推荐”都是空话，农村、工厂和军队中实际不存在“群众推荐”，上大学名额完全是领导内定，是权力和家庭背景的竞争，推荐制实际是“领导批准制”。
1971年，全国大学招收了四万多名中共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配合推荐招生，中共推出了一部歌颂毛泽东教育革命的电影《决裂》。片中的一个情节是以手上老茧多作为录取“工农兵大学生”的标准。其实，工农兵学员中超过七成是中共各级干部的子女，能获得推荐主要是因为家庭背景和政治立场。1972年8月，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入学。当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其中坚持毛泽东否定正规教育的“两个估计”，要求工农兵学生“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上管改），“使大学成为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中国古来有尊师重教育传统，文武强人推动办学，但不干涉办学，都认为由大学者办学天经地义，都在先生面前保持恭敬。这一传统在新中国被颠倒过来，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和正规教育制度，要求“工农兵学员”们管大学，管教授。
“工农兵学员”们上大学前都经过在农村、工厂、部队的锻炼，珍惜上大学深造的机会，普遍学习努力。但由于被文革中断学业，没有通过文化考核，文化水准相差悬殊，造成教学混乱。为迁就低水准的学生，大学被迫从小学内容教起。最影响教学质量的是毛泽东提倡的“学工、学农、学军”和“开门办学”。学生们往往被安排到工厂、农村、军队中劳动或接受军训，去“体验生活，改造思想”。所谓“开门办学”是要求学生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去听工农兵讲课，或请工人、农民、军人到大学来讲课。如此办学虽然新颖，但算不上是教学。
1977年，随着毛泽东的去世，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的“教育革命”，回归尊师重教传统，恢复考试录取的教育制度，持续了五届的“工农兵上大学”“教育革命”走入历史。多年后，没能上大学的一代青年多抱有不论多大代价也要让孩子上大学的想法。他们希望以此弥补因 “教育革命”、“推荐制度”而被剥夺上大学机会的终身遗憾。
批周测邓
“九一三事件”后，流放中的邓小平看到了复出的机会，托江青转信给毛泽东。邓小平在信中写道：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2]
1972年初，陈毅元帅病逝。众多文革中被整肃的老干部通过要求参加追悼会来表达对文革的不满。这一消息让毛泽东感到震动。文革之初，他得林彪代表军队强力支持，可以将几位反对文革的老帅同时整肃，迫他们写检讨。可如今形势不同了，元老和军队对文革的不满日益强烈。毛泽东感到，若再不安抚元老、军队和一大批受到文革冲击的老干部，他的统治随时垮台。陈毅追悼会当天，毛泽东突然决定参加追悼会。周恩来赶紧通知全体政治局委员参加，提高追悼会规格，决定亲致悼词，帮助毛泽东稳定了林彪事件后的危局。毛泽东此举确实起到的安抚老干部的作用。在文革中被罢官发配的老干部们看到了复出希望，奔走相告，弹冠相庆。8月，邓小平再致信毛泽东检讨说：“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3]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两次检讨感到满意。 “九大”后，毛联手周恩来对付林彪，成功置林彪于死地。现在，他要起用邓小平以牵制周恩来。他清楚，连年文革造成经济危机和人民不满，需要有人出来收拾动乱局，而这非江青等文革派所能，能干的邓小平能帮他收拾烂摊子。1973年，毛泽东将邓小平放回北京，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在中共十大上任邓小平为中央委员，列席政治局会议。在让邓复出的同时，毛泽东对邓的“永不翻案”保证不放心，担心邓将来像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那样清算他自己，担心邓像当年支持刘少奇一样与周联手，于是决定对邓作进一步测试。
11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第六次访华。在告别晚宴后，基辛格临时提议，希望再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周来不及向毛请示，连夜与基辛格举行了会谈。基辛格走后，毛泽东指责周恩来未经批准与美国人单独会谈是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让周恩来自己来主持批判自己的共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指定邓小平和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参加会议批周。毛泽东的右倾指责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只是找借口整肃周恩来，同时测验邓和周恩来的老部下们能否撕破脸批周。邓和周的老部下们都清楚党内斗争没理可讲的道理，清楚毛泽东关注着会议的情况，于是对周恩来展开了围攻，不讲情面地扣帽子、揭老底。曾对高、饶、彭德怀、贺龙、刘少奇等多年战友落井下石的周恩来最清楚党内斗争的规则，对部下们的围攻不觉得意外，不作辩解，承认犯了“右倾投降主义”，还给自己扣更多的帽子以让毛泽东满意。邓小平清楚毛泽东的测试用意，在会上激烈批周，“仅仅几句话就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深感委屈的地方。而且因为这是诛心之论，比江青加的罪名，更让周有口难辩：邓本人并非不知道周对毛一贯尽忠守分的为人，但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讲了出来。”[4]
邓的批周表现让毛泽东满意。毛清楚，周恩来在党内军中根基深厚，在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整周必须适可而止，否则会危及统治。在周恩来给自己扣帽子外加写检讨后，毛泽东感到敲周测试邓的目的达到，指示批周收兵。半个月后，毛泽东决定邓小平复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命邓出面收拾局面，同时刻意抬邓压周，任命邓小平为代表团团长率团前往出席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的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出席联大会议归来后，邓小平获毛泽东任命为第一副总理，取代病重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邓小平不负毛泽东的期望，立即主持实施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以帮助毛泽东清除林彪集团在军中影响。
“反潮流”
在十大政治报告中，中共提出了“反潮流”号召。这一让国人莫名其妙的说法是毛泽东的创造，意思还是造反。早在发动文革时，毛泽东就在“黑话信”中提出“天下大乱”、“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在文革进行了七、八年后，响应号召起来造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都被关押整肃，甚至枪毙，毛泽东知道造反的蛊惑说不出口了，但又不想结束文革，不想恢复秩序，于是想出了个“反潮流”口号，换个说法还是蛊惑造反，要求“继续革命”。根据他的要求，江青为首的文革派积极物色“反潮流”典范。
1973年4月，国务院转批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要求召生在推荐之外增加文化考试。江青认为这一意见违反了毛泽东的“教育革命思想”，准备借此发难。在6 月的招生文化考试中，辽宁知青张铁生答不出理化考题，将准备好的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求情信抄录在试卷背面，表白“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等都清白如洗”，“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根据辽宁省领导人毛远新授意，《辽宁日报》将张铁生的信删改后发表，并在编者按中说：张铁生在大学招生的文化考核中，虽然交了白卷，但他在白卷背面写的一封信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提出的意见，却颇有见解，发人深省。毛泽东最为痛恨正规的高等教育制度，其中还最痛恨考试制度，认为考试获高分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部分，认为“脚上有牛屎”，考试交白卷的农民代表教育革命，表态支持《辽宁日报》的编者按。江青乘机行动，将交白卷的张铁生称赞为“反潮流英雄”，指示《人民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转载了“白卷事件”报导，并下令将张铁生被破格录取为农学院大学生。事件极大地打击了没有背景获推荐，正在努力自学，希望通过考试上大学的全国知青。
1973年12月，江青再组织《北京日报》发表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将与班主任闹矛盾的小学生黄帅树立为反“师道尊严”的反潮流典型，称“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路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 “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经此煽动，各地中小学中迅速掀起了“反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运动，各地纷纷树立本地的黄帅式的反潮流学生。受中共中央挑唆，中小学生们重新开始造反，旷课、斗殴，砸烂教室玻璃窗，破坏课桌椅，使学校回到了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
“反潮流”运动的另一标志举措是“考教授”。经毛泽东批准，江青授意掌管清华、北大的谢静宜召集国务院科教组出题，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组织了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考教授。北京“八大学院”的613位教授、副教授参加了考试，仅 53位及格，有 200位交了白卷。随后，江青部署了组织座谈会、发简报、发文章、公布众多教授考试不及格等一系列行动，以此否定大学恢复召生考试的举措。应当说，以考试办法羞辱知识分子是毛泽东的意思。毛的心思与当年洪秀全一样。洪秀全屡试不第而对考试心怀仇恨，兴兵后迫不及待地开科举，要通过作考官考别人来发泄怨气。毛泽东一样，自认在北大受了知识分子的气，从延安以来后反复以各种方式整肃知识分子来发泄怨恨，考教授是他的另类发泄。
“反潮流”运动是毛泽东对教育事业再一次摧残。读过师范，作过教师，到过岳麓书院的毛泽东反对学生规矩地听老师讲课，不断地煽动学生造反，下令停办大学，在不得不同意恢复大学召生时下令取消考试，在不得不同意恢复考试时鼓励交白卷，授意考教授，以公布教授教科文不及格方式羞辱知识分子。他曾说：“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5] 这不免让人怀疑他的师范是怎么读出来的，曾经的教师是怎么当的。中共长期宣传毛泽东有一套教育革命的思想。但毛泽东的言行证明，他的教育思想就是仇视教育，仇视学校，他的教育革命实践就是摧残、摧毁教育。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到“反潮流”运动，他摧残教育不遗余力，反复整肃、羞辱知识分子，否定教育制度，否定正规大学，仇视学者，仇视考试，要求关闭，停办大学，减少大学学科，将大学迁往农村，减少直至教育经费，让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在他的统治时代结束后人们才明白，他的“反潮流”就是让国家，让学校继续混乱下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
批林批孔运动
“九一三”事件后，“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化名梁效）奉命到毛家湾林宅寻找批林材料，将找到一些林彪尊崇孔、孟的零碎材料报告了江青、毛泽东。随后，毛泽东发表谈话中称法家是进步的，儒家是倒退的，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尊孔反法”等等。据此，江青、张春桥授意梁效等理论班子组织文章批判孔子和儒家。1973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和《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两文。9月，“梁效”在《北京日报》发表了《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一文，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化名罗思鼎）在《学习与批判》党刊上发表了《论尊儒反法》一文。同月，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毛泽东不仅赞成秦始皇，还赞成“焚书坑儒”，曾写诗贬孔道：“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历史上曾有李贽、陈独秀等学者批判过孔子，但孔圣人贬为“秕糠”者毛泽东是第一人。
1974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一模一样的《元旦献词》，在其中称“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1月18 日，中共中央下达一号文件，将“梁效”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转发全国。由此，中共将孔子和林彪扯在一起，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根据中央文件，“梁效”、“罗思鼎”为首的写作班子发表了大量尊法批儒批孔文章。其中引领运动的文章有，梁效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赵高篡权与秦朝灭亡》、《论爱国主义者王安石》、《坚持古为今用，研究儒法斗争》、《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罗思鼎的《论吕后》、《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论李斯》、《论西汉初期政治与黄老之学》、《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略论思想发展的源和流》等等。这些文章与批判电影《武训传》、“九评”、批《海瑞罢官》等整人文章一样，均是强词夺理，扣“阶级斗争”帽子，以谩骂为能文章。如果说其中有新意的话，那就是借吹捧吕后、武则天吹捧江青。
“批林批孔运动”中，杨荣国教授红极一时。他在文革前因发表扣政治帽子的《胡适的反动观点和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歪曲》、《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如何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批判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讲话》等文出名。文革初期，他与众多知识分子一样受到批斗，抄家、隔离审查、送干校劳改等迫害。在中共中央策划批孔时，他将政治批判引入学术的《孔墨的思想》、《中国十七世纪思想史》等专著受到“梁效”欣赏，他指孔子为“反动派代表人物”的《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文更受到毛泽东赞赏，获党刊《红旗》杂志发表。从此，杨时来运转，获授广东省要职，连续发表了《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林彪贩卖孔孟哲学天才论的反动实质》、《桑弘羊的哲学思想》、《林彪、孔丘都是开倒车的反动派》、《先秦儒法两家思想是根本对立的》等鼓吹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政治批判文章，出版了党化文章的样板——《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一书，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讲“评法批儒”。如果说杨荣国文革前的文章还算得上是学术一家之言，则他在“批林批孔”运动前后的著作、文章完全沦为服务整肃运动的“党工具”，其中充斥诸如“南子长得漂亮，孔子对她有野心，此可见孔子并不那么正派”等逢迎统治者的随意编造。他在政治整肃运动中不由自主地火了起来，又随着整肃运动不由自主地跌落，在几年后被戴上了“四人帮走卒”帽子。
闻名的尊孔学者梁漱溟教授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与杨荣国教授形成了对照。在政协委员们须人人表态拥护运动的环境中，梁漱溟保持沉默，被认定是抗拒运动。批孔会上，有人发言说：“某教授五四运动时在北大哲学系还是一名学生，而梁先生那时已经在北大讲坛上讲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了。时至今日，如果梁先生也向某教授学习，公开表态支持批孔，影响将会更大，大家都会欢迎你的转变。”梁漱溟回应：“某教授的文章我拜读过了。我怀疑文章所说的不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我的看法是，中国有五千年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梁的观点不见容于运动，被反复逼迫要求表态。最后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批林批孔”运动中，中共高层在激烈内斗。江青等人提出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之说。此前，中共官方称从中共成立之日起已出现过十次错误或反动路线，其代表人物分别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毛泽东一贯正确，先后与十次错误或反动路线斗争并获胜。“第十一次错误路线”之说让人猜测其“错误或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可能是周恩来。病中的周恩来也感到惶恐，以积极推动“批林批孔运动”向毛泽东表态效忠，与叶剑英分别主持了地方和军队的“批林批孔”运动。
自从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升任二号人物，毛泽东就开始盘算对周的整肃。周恩来被确诊罹患膀胱癌后，毛泽东通过汪东兴向医疗专家组传达指示：第一保密；第二不检查；第三不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他要利用癌症来消除周对他地位的威胁。在1972年6月的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毛泽东命周恩来讲“党内路线斗争的教训”，江青传话要求周“联系个人实际，讲个人的历史事实”。周恩来知道这是毛泽东要求他作检讨，于是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题为《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长篇检讨，承认追随王明犯了严重错误。随后，毛泽东又指周在外交上犯了右倾错误，安排邓小平等人对他展开围攻。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江青影射周为“现代的儒”、“党内的大儒”，提出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之说。这种有话不直说，控制舆论工具指桑骂槐，与国人打哑谜的办法是毛泽东的惯用套路。多年来，毛泽东每每以“新生资产阶级有的在党内，也有的在党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后台的”、 “党内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党内最大的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有人搞独立王国”、“这样的人就坐在台上”等等打哑谜言论制造恐怖气氛。在这样的恐怖中，国人被迫跟着毛泽东批武训、批胡适、批海瑞、批陈伯达、批林彪、批孔子，不间断地开展莫名其妙的批判运动。
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孔子和儒家的思想的确应当批判。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评论孔子思想说：“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在《论语》小册子中的谈话只是一种常识道德，毫无出色之处。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更好些。孔子论述中没有思辨哲学，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也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6]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承认：“假使西方的物质文明不来到中国，中国永远不会产生声光化电那些种种物质文明。”[7] 梁氏此言道出了孔子和儒家思想与科学、民主、共和理念根本冲突。与孔子同时代的古希腊哲学思想成了现代科学和当今普世价值的源头，而孔子和儒家思想与这一源头对立。它们强调等级地位，强调对统治者驯服，扼杀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探索精神，拒绝平等、自由、宽容、妥协和反省，是国人的精神枷锁。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也指出，“许久以来，中国一直处停滞、静止的状态。”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批评“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尼古拉•布朗杰在其《东方专制制度的起源》一书指出，中国人固步自封，将自己与世界隔绝开来，施行的是一种古老、僵化、衰落、残暴的专制制度。确如西方思想家们所指，主导中国人思想的孔子和儒家学说是中国两千年停滞不前，对世界文明进步，特别对科学，缺乏贡献的主要原因。
孔子思想被历代统治者和儒家学者不断吹捧拔高，孔子之后的儒家思想越来越专制，发展到了“存天理、灭人欲”，以礼杀人地步。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越来越专制。唐朝的大臣与皇帝坐而论事，宋朝大臣只能站着说话，到了清朝，跪着还不许眼睛上抬，还发展出了“奴才”的自称。由于中国受儒家专制思想影响太深，没有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历史上鲜有批孔者。清末民初，中国在思想和言论方面空前自由，批孔的思潮兴起。但是，二十世纪中国的批孔者们大都继承了儒家思想的专制。“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孔教的同时不容反对意见，鲁迅对旧礼教旧道德极端地否定，但他自己的思想与儒家一样专制，不容忍不同意见，一遇争论便恶毒谩骂，声言“绝不宽恕”。受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没有形成制约统治者权力的观念。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成为在制约统治者制造灾难方面最无能的群体。
批孔运动成了文革青年突击补习中国历史知识的学习运动。因为，各单位都举办“批孔讲座”和“儒法斗争史”讲座，迫使青年们学习中国历史。不过，由于非党化的书籍被禁止，人们能够读到的历史书籍全是杨荣国文章一样的党化之言，所学都是中共党化的历史观和谩骂攻击的伎俩。如果说李贽、陈独秀等学者对孔子和儒家思想中的专制批判有进步意义的话，则毛泽东发动的批孔运动则全无进步意义。毛泽东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专制的时代，完全剥夺思想言论自由，推崇比儒家更加专制、暴虐的法家，因而没有资格批判孔子。毛泽东发动的批孔运动以谩骂为主要特征。谩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欣赏鲁迅的谩骂，在自己的讲话中、著作中，诗词中多有谩骂。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从批判电影《武训传》文章开始，批胡适，批红楼梦，批《海瑞罢官》，批《清宫秘史》等等文章都以谩骂、扣帽子和整肃威胁为能。在毛泽东统治下，红卫兵，文革“大批判组”、各级中共宣传部门写作班子的大字报、“大批判”文章中充斥谩骂。“批林批孔”运动更加如此，运动以漫画、大字报、儿歌的形式谩骂孔圣人，谩骂林彪。这种谩骂运动不配称批判，只是打着批判旗号的暴民运动、痞子运动，留给一代青年的主要记忆是“孔老二是丧家之犬”、“林秃子”等等辱骂之词。
“批林批孔”运动是毛泽东时代晚期极度黑暗的写照。在经济崩溃，民不聊生之时，毛泽东无事生非，发动“批孔”以满足自己的斗争嗜好，不是批判孔子、儒家思想的专制，而是借推崇法家将专制更加升级，发动批林彪，借批判林彪尊崇的“克己复礼”来反对恢复秩序，鼓吹“二次文革”，希望天下保持大乱，同时将林彪“结束文革，恢复经济”的主张对国人严格保密。批林最批林批孔运动显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逆来顺受，接受统治者的任何荒唐指令，在制约统治者干坏事方面比孔子时代更加无能。在毛泽东发动批了孔运动时，蒋介石在台湾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成立了以维护孔子学说为使命的“孔孟学会”，成立了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的“中国文化大学”致力保护和研究传统文化。两岸这一对比足以证明当年讨赤战争的正义性。
四届人大
五四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四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法院、检察院向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人大听取和审议这些报告，国家财政预、决算须经全国人大或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然而，这些条款从未被遵行。实际的情况是，人大在所有上述事项方面完全服从毛泽东的个人决定。1957年，中共发动了违反宪法的反右运动，将很多人大代表打成了“右派”，提前6个月于1958年2月召开了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胁迫众代表举手通过开除右派代表的决定后将人大废弃。刘少奇被整死后，毛泽东面临换国家主席须经人大向国人交待的难题。1970年3月，毛泽东决定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变更国体、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反对“不设国家主席”的主张，毛、林决裂，召开四届人大之议被搁置。1974年，毛泽东在统治危机中改口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同时决定召开四届人大以营造安定局面。新政协以来，政协、全国人大完全是中共的橱窗装饰，其开会时间、地点、人物、讨论事项，决议事项完全由毛泽东说了算。此次也不例外，周恩来拟出了2864位代表的名单，经毛泽东画圈，这些人就成了人大代表。1975年1月，全国人大在被废弃十年后重开。会上，周恩来抱病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张春桥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代表们发言表态拥护“批林批孔”运动，举手通过中共拟好的各项决议和新宪法（七五宪法）。
七五宪法总共才三十条的简单条文主要由中共政治运动术语而非大法术语构成。例如，“全国人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等等，整部宪法基本都是党化内容。七五宪法抛弃“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的宪政原则，在序言和总纲中规定中共的领导地位，在条款中规定了中共中央拥有军事领导权和统率权（第十五条），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权（第十六条），总理提名权（第十七条）等诸多权力，但又没有规定中共行使这些权力时应当遵循的程序，实际规定中共的权力不受制约。七五宪法中虽删除了“七零宪草”中关于林彪的所有文字，但仍多处提及毛泽东、马克思、列宁等人名，与北朝鲜宪法并列为世界上仅有的两部鼓吹个人崇拜的宪法。
由于宪法携带过多的一党之私和领袖的一己之私，中共制定的宪法不可避免地随着领袖更替，政策变动而改来改去。三年后，随着中共领导层变动，中共第三次修改宪法（七八宪法）。修改后的宪法仍像是中共内部文件，充斥 “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资产阶级道路的斗争，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准备对付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我国的颠覆和侵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等中共政策表述。唐朝时，中国是世界上信仰最自由的国家，各主要宗教均在中国自由传播。唐以后的历代统治者从未规定国民必须信仰某一宗教。进入二十世纪，历届民国政府积极推动制宪，走向立宪共和，维护信仰，组党结社自由。然而外国输入的革命使中国人信仰越来越不自由，国民党主政后强迫国民信奉三民主义，共产党建国后更加倒退，规定不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拥护中共的领导即犯法，强调执政党的权力不受制约，实际宣布中共有权发动镇反、反右之类的整肃运动，有权杀害它认定的“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
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几位青年以李一哲之名在广州街头贴出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长篇大字报。一时观者如潮，道路堵塞。大字报作者们不知道林彪与毛泽东分歧的根源所在，在毛泽东与共产党正确，林彪集团反动的框架内讨论问题，不可能讲明白什么道理。但是，其中呼唤民主、法治、人权与自由之言在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四届人大对呈给它们的大字报意见书不予理睬。这也不奇怪。因为，没有中共中央批准，人大代表们无权对民间意见书作任何表示。主政广东的赵紫阳没有按江青所言，将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但也只能按照中共传统作法，将大字报定性为“反动大字报”，将三位作者分别被拉到各厂矿、机关接受批判。由于赵紫阳指示可以让作者讲话，批判会成了“大鸣大放”以来久违的政治观点辩论会。不久，韦国清主政广东，将大字报的三位作者以“反革命集团”罪名逮捕判刑。文革结束后，接替韦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将大字报的三位作者以及一大批受牵被捕判刑者释放。他在平反时说：“事情虽然不是出在我手里，我也要承担责任……，要继续开展对真理标准的讨论，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充分发扬民主。……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害怕民主，是神经衰弱的表现。”这样的话听起来开明，但不可当真。习仲勋敢于平反“李一哲事件”是因为那张大字报通篇没有批评共产党，是“献给毛主席”的。如果大字报批评了共产党，他是不会给平反的。事实上，他对于广东当局在历次整肃运动中的迫害、屠杀都采取了回避，并没有说“不是出在我手里我也要承担责任”。
批判安东尼奥尼
1970年11月，中国与意大利建交。1971年，周恩来邀请意大利著名左派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到中国拍摄纪录片，以向西方世界宣传文革中国。这时的中国闭关锁国，对外部世界无知，政府对进入中国的外国人严加防范，除事先审批的区域、路线外一律划为禁区。1972年春，安东尼奥尼率摄制组一行四人从深圳罗湖桥入关，前来拍摄文革中国。他原准备在中国随意拍摄半年，但中国政府要秘密安排人到拍摄地点打前站，召集会议，制作布景，指导群众排练，暗布岗哨便衣等等，工程浩大，周恩来亲自对安东尼奥尼一行的拍摄作了安排，要求在22天内拍摄天安门广场、王府井、上海的工厂、南京长江大桥、苏州园林美景和农业样板河南林县的红旗渠等指定景点。安东尼奥尼无奈地接受了快速拍摄指定景点的安排。
拍摄中，安东尼奥尼对中国政府严格指定拍摄内容，十多位官员全程陪同感到沮丧，对明显造假的场景不感兴趣。例如，他们发现，前一天约好要拍农民石头房子，第二天整个村庄的石头房子被粉刷一新，失去了韵味。作为纪录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不想拍摄当局指定的场景，不想使自己的纪录片成为虚假的宣传片，认为影片的中心不是建筑，而应是人，要求拍摄普通中国人的真实生活。于是，他将当局指定要拍摄的天安门、长城、南京长江大桥、红旗渠等建筑作为背景，尽量以偷拍、改变路线等方式拍摄非指定的场景和画面，尽量拍摄当地人的面孔、衣着、言谈举止。1973年，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大型纪录片《中国》在罗马首映。影片展示的文革中国景象引起了轰动。美国广播公司以25万美元买下了影片在美国的电视公映权。影片在美国播出后获得了极高的收视率，被评为 1973年的“十佳纪录片”。不久前访华的尼克松总统两次观看了影片。
出乎安东尼奥尼的意料，影片引起了中国当局的不满。对电影极为关注的江青首先发难，指责影片“攻击我们的文艺革命，给文革抹黑”，矛头直指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江青召集中组部和国务院文化组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对电影《中国》展开了调查，随后提出调查报告，称电影《中国》是外交工作“右倾投降主义”的产物。毛泽东召集全体政治局委员观看影片后决定，禁止影片在中国上映，对其展开批判运动。
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文章批判道：“安东尼奥尼以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丑化了中国。比如上海黄浦江边有万吨油轮，但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大货轮都是外国的，小木船都是中国的；南京长江大桥雄伟壮观，摄影师却从桥下往上拍，还插入一个在桥下晾裤子的镜头加以丑化；天安门广场也没有得到庄严肃穆的表现，拍摄了大量广场上的人群，故意把天安门广场拍得像个乱糟糟的集市，这不是存心侮辱我们伟大的祖国吗！”文章指责安东尼奥尼“像间谍一样”偷拍，称影片解说词“诬蔑工人讨论会是被事先安排，发言重复而单调”，“暴露了挂着左派招牌的安东尼奥尼的反革命真面目”， “任何企图开倒车的人，必将被历史的巨轮辗得粉碎！这个影片的出现，是一个严重的反华事件，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人民日报》批判文章发表后，其它报纸奉命跟进，形成了一波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中共将各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辑成了一本题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集。运动中还出现了如抗美援朝运动中一样的政治儿歌，其中一首是：“红小兵，志气高，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奉命参加批判安东尼奥尼集会的国人更对影片充满好奇。大家虽然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都清楚，文革中国的真实的生活其实比“安东尼奥尼污蔑”的更糟。远在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得知中国的报刊的批判运动感到莫名其妙。他记得影片在意大利上映时，几位中国官员观后曾对他说：“您带着非常深情的视角看我们的国家，我们感谢您。”他不能接受中国官方的批判，对《人民日报》社论中的个人攻击和谩骂感到愤怒。
三十年后，北京电影学院举办了安东尼奥尼作品回顾展映，纪录片《中国》首次在中国小范围公映。安东尼奥尼请友人代致贺辞说：“当我得知中国的观众不能观看这部影片时，我感到非常痛苦。这个等待很长。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而拍摄的《中国》今天能在北京放映，给了我巨大的满足，使我感到彻底的安心。”当少数国人补看三十年前参与批判的电影《中国》时发现，其中的开会发言，边走边喊口号，学生舞蹈等场景明显是预先排练的结果。人们这时才明白，安东尼奥尼执意捕捉真实生活的场景是为了捍卫纪录片的尊严，因此触怒了中国当局。不过，安东尼奥尼的抓拍没有能捍卫纪录片的尊严。国人观后还是感到它是虚假的宣传片。在党国体制之下，在中宣部操控审查之下，新闻就是宣传，新中国的新闻纪录电影注定是宣传片，外国导演拍摄的也不可能例外。
张志新就义
1968年，中共辽宁省委机关干部张志新因发表反对文革运动的言论遭到残酷批斗。省委专案组整理出的“张志新反动言论”主要为：“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行的是一条左倾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是从1958年人民公社、大跃进年代发展过来的，至文革时登峰造极，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再过十年人们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以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可笑；个人不能凌驾于党之上，谁都不能例外；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三面红旗的问题上；林副主席是毛主席左倾路线的主要成员，是使左倾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文化大革命是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1969年，张志新写下遗书和给丈夫孩子的诀别信，准备自杀，被发现后罪加一等，被捕入狱，受牵连的丈夫曾真和两个孩子被遣送农村。
狱中，张志新拒绝认罪，继续批评毛泽东和文革运动，被以“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同志，为刘少奇翻案”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狱方对张实施了非人的迫害，恶毒手段包括：关“小号”：将她关在只能坐、不能躺睡的特小牢笼中；单独长期关押；毒打；连续审讯不准上厕所，逼到她尿裤子；不提供女犯月经用纸，致她裤子上沾满经血；借口怕她隐藏反革命材料，逼着她当着男狱卒的面换衣服；唆使刑事犯人轮奸她；强迫她签署离婚同意书；长期带脚镣和手铐等等。残酷的迫害使张志新间歇性精神失常，在床上大小便，用窝头蘸着自己的经血吃。对张的精神失常之举，狱警在上报时称她“装疯卖傻”。[8]
1975年，中共辽宁最高领导人毛远新下令处决张志新。刑前，“张志新被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地用普通刀子割断了喉管”。[9] “张志新痛苦得咬断了自己的舌头”，[10] 其惨状令一女管教员昏倒在地。４月４日，张志新被人架上了沈阳第四监狱的公判大会台上，宣判后被押到沈阳大洼刑场枪决，随后尸体“被剖腹挖心，取出内脏后才被火化”。[11] 在被关押的六年中，张志新与家人音讯断绝，美丽的长发几乎被拔光，到死也没能再见到丈夫和十几岁的女儿、几岁的儿子。
张志新的女儿林林后来披露参加“死囚家属学习班”的情况说：“1975年初春的一天，沈阳法院来了两个人，通知爸爸、我和弟弟到县城开会。爸爸和我牵着弟弟，冒着风雪来到县城招待所。沈阳法院来的人说是给我们办个‘学习班’。接着，一个人掏出《毛主席语录》，翻开念了两段，内容我记不全，一段是讲阶级斗争的，另一段是讲镇压反革命的。然后提到我妈妈，并问了爸爸一些话。爸爸说几年前已同张志新离了婚。法院的人问我：‘你知道你妈妈在监狱中的表现吗？’我摇摇头。我确实不知道。我只听人说妈妈是反革命。她怎样反革命，我也不知道。妈妈被关进监牢后，爸爸去监狱送衣物，不让见。妈妈自被捕以后，同我们的一切联系都断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沈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强忍着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我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代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他们让我在写好的东西上面签字，按上手印，学习班就这样结束了。整个过程，弟弟不敢出声，紧紧地抱着爸爸。爸爸领着我和弟弟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头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爸爸独个儿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轻轻地把沈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下床，扑进爸爸的怀里放声大哭。爸爸拍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12]
文革后，胡耀邦亲自过问，推动为张志新平反，追认张为烈士。经过加工，张志新被宣传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光明日报》驻辽宁记者站记者陈禹山采访了张志新蹲过的监狱，现场勘察了张住过的“小号”，被割断喉管的监狱刑讯室，翻阅了张志新的案卷，含泪写下出了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张志新之死》。但这篇通讯因所披露的事实过于悲惨被禁止见报。胡耀邦再亲自过问，批准该通讯发表，但要求只提张志新“反对四人帮”，隐去张获罪的真正原因——批评毛泽东，以及刑前被割喉管以防喊冤的情节。《一份血写的报告——张志新之死》在《光明日报》（1979年6月5日）发表后，报社收到全国各地几大麻袋的读者来信。国人愤怒要求彻查张志新案，严惩凶手。胡耀邦清楚，张案的凶手并非个人，批示终止对张案的进一步调查以维护中共形象。
中共长期宣传国民党酷刑折磨共产党人。小说《红岩》是中共推出的具代表性的宣传品。其中江姐遭受酷刑的描写是虚构的。小说的作者们在被捕期间并未受国民党当局的酷刑折磨。为了服务党宣传目的，他们在作品中编造了中美合作所酷刑折磨共产党人的故事。尽管编造，作品中江姐的监狱中绣红旗、抗议狱警不人道、抗议饭菜质量不好，临刑从容化妆打扮，换上漂亮旗袍等情节也说明了国民党监狱的宽容与人道。坐过国民党监狱的《红岩》作者忍受不了共产党的折磨，在文革中自杀。幸存的党文艺家们不会想像到，天下会有关押张志新那样“小号”，会有割喉、轮奸这样恶毒的迫害。
评《水浒》批宋江运动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健康每况愈下。中共中央不断翻新花样侍候毛，于1974年命中央电视台开通专门服务毛的第五频道。国人不知道，这一电视频道是根据毛的喜好安排节目的。一次，电视台根据毛泽东要求将刚播出的节目重播一次，不明就里的观众（也多半是高层）向电视台投诉，电视台只好谎称安排失误。由于毛泽东经常要求重播节目，中共中央无法对外解释，于是决定专门制作一套有线电视节目供毛一人观看。[13] 毛的视力日益衰弱，这时已经无法看书。1975年初，他吩咐物色一位“讲史”人给他读书听。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送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四位教师的档案资料，毛选中了女教师芦荻。芦应秘书电召，半夜骑自行车到中南海来给毛泽东读书听。听书中，毛泽东不时与芦荻谈论《水浒传》。毛毕生喜爱《水浒传》，在书房和卧室里摆放了十二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传》，百读不厌。他曾对斯诺说《水浒传》是对他少年时代影响最大的书。芦荻顺着毛泽东的兴趣，请毛指教怎样读《水浒传》，毛高兴地发表见解，芦将毛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再念给毛听，请毛认可。姚文元见此记录后建议印发政治局成员，在《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发表，建议获毛批准。江青读此记录稿后发话：“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人架空主席。”她要求，发动一场像十年前批判《海瑞罢官》那样的政治批判运动，通过评《水浒》、批宋江制止邓小平否定文革的整顿。
1975年8月，《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推出了一批评《水浒》、批宋江的文章。其中，经姚文元修改的《评〈水浒〉》长文称：“古往今来，革命阵营中总会出现叛徒，出现投降派。宋江，是古代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向国内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投降，是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一类，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9月4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我们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上海《文汇报》跟进，在社论中说:“宋江用两面派手法夺取革命队伍中的领导权，今天的修正主义者也是这样做的。”跟随《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各报刊上评《水浒》、批“投降派”的文章，铺天盖地，多达千篇，北京、上海及各省出版各类版本《水浒》堆满了书店。
生活穷困，精神愁苦的国人对中共一年前发动的批孔运动就感到莫名其妙对评《水浒》、批宋江运动更摸不着头脑，不知中共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老百姓纷纷猜测宋江所指是何人，晁盖暗示何人、招安、投降派何所指。在9月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江青突然以批《水浒》的话题打断邓小平关于农业和整顿的讲话。江青说:“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文艺评论，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评论。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宋江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他怎么篡夺的领导呢？他是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评《水浒》就是要大家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 江青的“架空”、“投降派”之言让人感到，评《水浒》、批宋江运动矛头所指是周恩来或主持政府的邓小平。邓小平感到“批宋江”运动是针对他主持的整顿，向毛泽东状告江青在大会场合大批党内投降派不妥。毛泽东斥江青说:“放屁！文不对题，不见报，不广播，不复制。那是学大寨，她搞评《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其实，江青所言才是毛泽东的真实意思。毛泽东确实担心被架空，于是发动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运动，借以打击周恩来，警告邓小平不得否定文革。与“批林批孔”运动一样，评《水浒》、批宋江运动是毛泽东时代末期极度黑暗的证明。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不理国计民生正事，白天昏睡，半夜听读古书，发动让国人猜谜的批判运动，先是批孔、评法反儒、再来评《水浒》批宋江运动，比帝王多怪癖的明朝更加黑暗。
《水浒传》是说书人经历四百年添枝加叶编成故事。据胡适先生考证，《宋史》《本纪》记载：“徽宗三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降之”，最初《宋史》、《宣和遗事》的三十六人到了元代添加成了“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加到了百零八人，声势变成了“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几百里”的水泊梁山，宋元的一伙强盗到了明代成了仁义英雄，梁山泊渐渐变成了替天行道救民生的忠义堂了。《水浒传》是游民思想的代表作。游民群体无业、无产，无责任心，无是非准则，无道德底线，无同情心，敌视一切规则、秩序，是非善恶准则与主流社会颠倒，希望天下大乱，崇尚血腥、暴力和阴谋诡计，只求实现自己的野心。在游民眼中，任何杀人放火，拦路抢劫的勾当都可以是义举，为达目的，杀人一家老小也会很坦然。元人杂剧《黑旋风仗义疏财》中李逵所言“俺山中快乐，风高放火，月黑杀人，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千自由，百自在”体现了游民崇尚暴力血腥。说唱本《花关索出身传》开篇表达了同样的杀人坦然：“刘备、关羽、张飞三人一见如故，在青口桃源洞姜子牙庙王前对天设誓，打算今后干一番大事业。刘备对关、张二人说：‘我独自一身，你二人有老小挂心，恐有回心。’关公道：‘我坏了老小，共哥哥同去。’张飞道：‘你怎下得手杀自家老小？哥哥杀我家老小，我杀哥哥老小。’按照约定，张飞跑到蒲州解县，杀了关家老小十八口（因不忍，而带走了关平，放走了怀有身孕的关妻胡金定，后来胡生下小英雄关索）。关羽则将张飞家小斩尽杀绝。办完后，弟兄三个登程，替天行道作将军去了。”“游民说书人编出的这个残忍、古怪的故事大悖于儒家礼教和主流社会的家庭观念。沉沦社会底层的游民期望天下大乱，愿铤而走险改变自己的命运，把家庭看作干大事业的累赘，有杀掉全家去干大事业的独特想法。心怀不逞的游民知识分子们希望社会动乱，希望改朝换代，从而在战火中一步登天”。[13]
《水浒传》所表达的游民思想、行为准则在历代造反领袖身上都有体现，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孙中山、毛泽东等人，从思想到行为都属于游民群体，都反对秩序，崇尚暴力与血腥，否定他人的生命权、财产权，漠视他人的痛苦与死亡，都有关、张杀人一家老小的那份坦然。黄巢落弟后的“我花开后百花杀”，毛泽东的“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等诗句表达了希望天下大乱、杀人如碾死蚂蚁的思想。中共长期歌颂的太平天国暴乱是游民知识分子为实现个人野心制造灾难的典型事件之一。几个心怀野心的游民知识分子策划了“金田举事”，拜上帝教教众不知他们“立江山”的计划，“因食相随”。[14] “贼自金田出发，……纵火焚大黄墟，悉掳其众”，[15] “足迹所至，都掳掠烧杀，……叛党剧增”，[16] “所到各处，裹胁的乡民，也有用银钱邀买跟随的，亦有怕杀跟随的。”[17] 太平天国维持战斗力的主要手段焚屋掳掠，逼迫被焚屋掳掠者再去焚屋掳掠他人，使暴乱军如滚雪球般壮大。后来的会党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都是如此，参加革命者或为出人头地，或“因食相随”，或被裹挟没了退路。中共所称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心怀不逞”的游民心态其实是一回事。社会改良需要依靠正经的士农工商，暴力革命则需要依靠希望天下大乱的游民。日本人策划辛亥革命依靠游民（会党），苏俄策划中国共产革命依靠的也是游民。从辛亥革命到共产革命，本质上都是游民革命，或称痞子革命。在同盟会内，更具主流社会思想的章太炎、宋教仁必然让位于更具游民特点的孙中山；在中共党内，受正规教育的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张国焘必然让位于《水浒传》教育出来的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在国难当头时提出避免对日作战，专注壮大的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方针，而张国焘认为，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怎么能说一套作一套玩弄骗术呢。他不明白，暴力革命党是游民党，革命党内权力斗争中都是更具游民思想，更不择手段，更残忍者胜出。
毛泽东全面传承了《水浒传》中体现的游民思想，反对秩序，崇尚暴力与血腥，否定他人的生命权、财产权，漠视他人的痛苦与死亡，希望趁天下大乱一步登天。他的上述思想特点正合苏俄输入暴力革命的要求。湖南农民运动时，他撰文为农运中的杀人放火叫好。从井冈山到北京，他不断指示放手杀人。与游民社会一样，毛泽东是非善恶准则与主流社会颠倒。他身边的侍女孟锦云披露了这样一件事。在发动评《水浒》批宋江运动期间，毛泽东与侍女们一起观看香港凤凰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的《云中落绣鞋》。故事梗概为：员外千金不慎跌落枯井，员外贴出告示谁能救出小姐便把小姐许之为妻。两位青年响应，商量好一个下井救人，一个在井口拉绳接应，救出小姐后由小姐决定嫁给谁。井上青年待小姐上来后堵死了井口，娶了小姐。井下青年好人有好报，得神仙救出。小姐夜作一梦，天上飘下一只绣花鞋，即是她在井下丢失的一只，想起下井救她的青年。于是员外赶走了狠心赌井口的青年。看完电影，毛泽东对孟锦云、张玉凤说：“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还是那个井上的青年更好些”。众侍女惊愕，毛解释道﹕“那个井下的青年对问题的考虑太简单，缺乏周密思考。他应该想到井上的青年会使出这一招儿。还是那个井上的青年聪明噢﹗”有侍女道：“井上青年不老实。”毛：“老实是无用的别名。小姐只有一个，他不害另一个能得到她吗？”[19] 基于颠倒的是非善恶观，毛泽东以“大鸣大放”号召设局，布署“引蛇出洞”、“聚而歼之”，陷害百万青年和知识分子。在他看来，青年们上当是他们自己无用。毛泽东“死三亿还剩三亿”、“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等等想法都是《水浒传》中的游民思想的再现。在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李维汉建议毛泽东删掉关于痞子最革命的论断。[20] 毛泽东虽然接受了建议，但坚持痞子最革命的观点。历史上游民革命领袖们都怀有一个皇帝梦。毛泽东也是如此，但不同的是，他还怀有一个世界革命领袖梦。从建国开始，支配毛泽东思想、政策的就是他的“世界领袖梦”。他不仅发动国内的战争，还发动外国的战争，为了听外国党领袖前来汇报工作，他从不在乎抛洒巨额金钱。他的一大堆血腥屠杀指示，一连串阴谋诡计，发动连绵的战争与整肃运动，一大堆怪异语录、怪异作法，都可以在《水浒》中找到思想源头。这就是为什么他将一部《水浒传》从小读到老。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5年1月，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中共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及第一副总理，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这时，文革的混乱使工业生产大幅下滑，铁路呈半瘫痪状态。毛泽东对工业生产下降和民生困苦漠不关心，将向越共、柬共运送物资看的比什么都重要。文革中，他指示主政广西的韦国清大规模镇压造反派就是因为造反派堵了铁路，抢了援越军火物资。此时，他决定起用邓小平实施整顿，要求整顿铁路，不容铁路瘫痪影响输出革命和对外援助计划。
上任后，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要求首先整顿铁路运输，任命万里为铁道部长，发出整顿铁路的九号文件。万里受命，铁腕撤了一批文革造起家的领导人，使铁路运输迅速恢复了畅通。随后，邓小平大刀阔斧地整顿政治经济秩序，扭转工业生产持续下降的局面，派张爱萍、胡耀邦分别率领工作组整顿国防科委和中国科学院，推动教育界展开了关于科学文化知识的讨论，解禁了《创业》、《海霞》等一批被批为“毒草”的电影，主持下达了一系列调整经济政策，允许农民发展家庭副业的文件，刮起了一股整治文革乱局的旋风。
整顿各经济部门的同时，邓小平推动将对外援助大幅减少，从1973年的占财政总支出7％以上削减至5％以下。减少无偿对外援助立即使财政收支达到平衡，证明了无偿对外援助是国家财长期入不敷出的重要原因。相比微乎其微的教育，科研和人民福利开支比例，5%财政支出的对外援助仍是极大的数字。无偿对外援助的减少原因不仅因为邓小平推动削减，而是因为越共倒向了苏联，不再服从中共指示，毛泽东决定减少对越共的援助，转而大力援助柬共，使对外援助总额大幅减少。
与刘少奇在大饥荒后的救灾举措一样，邓小平的整顿举措必然改变毛泽东的灾难政策，同样引起毛泽东不满。毛担心邓将来否定文革，对他清算，命邓主持作一个中共中央决议，对文革作“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评价。邓小平重申“永不翻案”，但推托评价文革，说自己在文革中有六年“被打倒”，成了脱离文革运动的“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不适合出面主持作出评价文革的决议。毛泽东闻言认定邓有否定文革之心，决定批邓。奉毛指示，迟群、谢静宜于1975年11月在北大、清华发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贴出大字报，将邓小平主持的各项整顿措施批判为复辟，将邓主持制定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等文件批为“复辟资本主义的三株大毒草”。1976年1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评〈水浒〉的现实意义》一文，正式把评《水浒》与“反击右倾翻案风”联系了起来，称：“《水浒》这部反面教材歌颂的宋江改变晁盖的革命路线的过程，是从篡夺领导权开始的。”可见，毛泽东几个月称江青“不懂事”不是真话，将批《水浒》引向批邓的主意来自毛泽东。
《红旗》杂志元旦社论发表后，邓小平整顿旋风迅速夭折，各地重新开展起层层揪斗“走资派”得各级政府机构再被冲击、改组，大批刚刚复职的领导干部再被批斗，许多恢复失序的文件、章程、制度再被废除，刚刚有点恢复的经济再陷衰退，铁路运输再陷半瘫痪状态。“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说明，只要毛泽东在位，他是不会让人民过安生日子的。
周恩来逝世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各地的民众自发举行了各种悼念活动，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现了成千上万纪念周恩来的花圈。苦难中的老百姓将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宣布现代化目标的周恩来当作了反对文革，引领中国走向“四个现代化”的化身，借悼念周恩来表达对文革的不满。一时，举国悲痛，到处可见普通百姓为总理逝世痛哭的场面。当时国人不知道，周恩来是文革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是毛泽东制造连绵灾难的主要帮手。
1940年，周恩来在电报中开始以“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开头，[21] 率先推动领袖独裁；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在回延安欢迎会上提出：“毛泽东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方向，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22] 他称自己在抗战之初的对日作战主张为 “迷失”，积极拥护毛泽东的对日避战政策；延安整风后的中共七大上，周恩来成为中共党内崇拜毛泽东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在讲话中说：“最主要的，我们还是依靠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他指示了我们以新民民主主义的方向，他教育了我们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学说，他领导了我们经过了中国革命三个历史时期，创造了伟大的革命力量，经历了无数次革命斗争，克服了无数次艰难困苦，达到了今天的初步胜利。”“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起毛泽东同志的旗帜，胜利前进”，并率先将“毛泽东同志万岁”[23] 口号搬到了党代会上；中共八大会后的政治局会上，他出面说服彭真等人收回了限制领袖权力的“党主席只得连任一届”提案，维护了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地位；大饥荒中，他下令将财政部副部长陈国栋、粮食部副部长周伯萍、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联名上报的显示三年间全国减少了几千万人的统计汇总报告“立即销毁，不得外传”，指示公安部将各省人口统计数字列为“绝密”资料禁止查阅，[24] 在“七千人大会”上出面为毛泽东开脱，帮助毛泽东稳固了独裁地位；饥荒刚过，他积极推动了崇毛运动，催生了几年后的红卫兵运动；1966年，他帮助毛泽东趁刘少奇出访发动了党内政变，整肃了彭真、陆定一，然后亲赴大连说服称病不肯进京的林彪进京保驾，协助康生等人起草了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出面提名江青掌控中央文革领导小组，[25] 帮助毛泽东发动了文革，帮助江青摆脱了不得干政的限制，进入最高层；红卫兵运动中，他两次去清华大学，在万人大会上演讲说：“我是来煽风点火的，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你们已经把火点起来了，就应该由你们自己来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我相信这个火也很快在全国都会点起来”，他常常在红卫兵打死名人后匆匆而来，痛苦地对其家人说：对不起，我来晚了。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名人的抓捕或者处死指令是周所签署；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力荐林彪为副主席和接班人，吹捧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力”，[26] 他提出了“向江青同志学习”的口号，带领十万人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江青同志！”；[27] 中共九大前，他吹捧林彪说：“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八一起义不是我周恩来领导的，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我周恩来不过是参加了而已”，[28] 他提名连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江青、叶群进入了政治局。
从文革前到文革中，周恩来抓住一切机会以音乐、舞蹈、歌曲等形式向毛泽东表达效忠，是崇毛运动与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推手。有红卫兵回忆说：有一次，我们跟随周总理到一所大学，当他健步登上主席台时，全场响起一阵阵的欢呼声，革命师生高呼：“向周总理致敬!”周总理说；“同志们，首先让我们一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来指挥。”他带头起歌，挥动着手臂，有力地打着拍子，和全场一起高唱；[29] 他抱起一个幼儿园的儿童亲了亲，问孩子们会不会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孩子们雀跃着回答会唱。周恩来就打起拍子，亲自指挥他们唱起歌来；[30] 在出访归来的飞机上，他提议唱《东方红》，对机组人员讲：“你们飞行要靠毛泽东思想导航，全国各行各业都要靠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个人要靠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31]
周恩来表面慈善内心冷酷。1954年，台湾国民党保密局香港情报站获悉周恩来将赴印尼参加亚非会议 (万隆会议，ASIAN-AFRICAN CONFERENCE)，策划在代表团将乘的班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周事先得到了暗杀计划情报，临时改乘其它飞机，但命代表团其他成员按原计划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让八名中国代表团成人员作替死鬼以使自己更安全。 [32]文革中，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专案组及地方各级专案组，整肃了两百多万干部，签署了几乎全部的中央文革小组指导全国文革的文件，作出了无数迫害批示。文革迫害面如此之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周恩来授权红卫兵、造反派组织自己成立专案组实施迫害。[33] 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均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提出，由他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决定的。周恩来每隔半个月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由每个专案组依次汇报工作。[34] 中央专案组报告给毛泽东的材料是经过剪辑和精心选编的，周恩来非常清楚这些材料的诬陷性质。他对下面专案组如何搜集证据和如何审讯知之甚详，因为每天专案组都把他们如何搜集证据等做成《动态情况反映》简报报给他。[35] 他明知大量供词和证据系严刑逼供得来而据以整人。他在刘少奇专案材料上批示：“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大汉奸……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甚至在有关文件中批示：“此人该杀”。[36] 文革史专家王年一教授评论说：送给毛泽东看的只有证明刘少奇有罪的，而证明刘少奇没有罪的人证和物证却没有送给毛泽东看。为什么没送呢？周恩来不知道吗？如果周恩来知道有反证材料而不送，那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周恩来相信刘少奇真犯了这些罪。另一种可能是，他不相信，但是他觉得毛泽东或是江青要栽赃刘少奇，他必须照毛泽东或是江青的意图做。[37] 以同样的整肃方式，周恩来主持将上千党政军高层官员逮捕、定罪。在他而言，材料是否真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揣摩毛泽东的旨意办事。例如，他签署了贺龙逮捕令，并“写了数百字的批语，……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一句好话”，[38] 称贺“历史上搞叛变、现行中搞政变”，同时称许光达为“反革命政变的黑干将”。[39] “九一三事件”后，他又主持了中共中央“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专案组”，[40] 再以同样方式逮捕、清洗了上千高层成员。周恩来操办了对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迫害，批示“同意”将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判处死刑，批准逮捕他的养女孙维世，批准杀害了《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下令逮捕跟随他几十年的卫士长成元功。文革后，中共中央“四人帮专案组”在搜集罪证时发现，中央一级文革冤案的逮捕令基本都是周恩来签署的。
从延安整风到去世，周恩来始终对毛泽东诚惶诚恐，不用说发出去的电报，就连一些重要宴会的邀请名单和菜谱，周恩来都不敢做主，要送呈“请主席批示”，待毛泽东画圈或修改后才算数。[41] 毛泽东请周坐沙发，周却搬过凳子，恭敬的坐在毛的身边，[42] 毛泽东上天安门，周恩来每次都要提前检查毛用的桌椅，等候毛。“周总理始终紧挨在主席身边半侧着身子；举起一只手臂，像是为毛主席开路，又像是准备随时去搀扶……”[43] 红卫兵领袖聂元梓在晚年接受访谈时说：“毛泽东从沙发上起来，他赶紧去搀扶。有这个必要吗？不是有下面的人吗？你超过了你的身份了嘛。毛泽东看什么图，周恩来跪在地上给毛泽东讲解。说明他还有奴才的本质。”[44] 周恩来伺候江青也如同奴才。黄永胜披露：“有一次开政治局会议，有重要议题要研究，还没有开始，江青就闹：‘总理，你要帮我解决一个严重的问题，不然要出大事情！’周恩来问：‘江青同志你有什么严重的事情？’江青说：‘我房间里那个马桶现在天冷不敢用，太凉，一上厕所就感冒，一感冒我就不能去见主席，怕传染主席，我也很快要闹大病。这个问题还不严重啊？’周恩来说这怎么办？开完会我派人去看一看？江青不干，说总理你对我没有革命感情，阶级敌人恨不得我快点死！周恩来没办法，会也不开了，带着我们几个到江青那里去，对着江青那个马桶，用手这样托著下巴，这样看看，那样看看，也想不出办法来。想来想去，最后说，江青同志，这样好不好，我们没有一种技术可以把这个马桶的垫圈加热，但可以用保暖的东西把垫圈包起来，外面再用软和的布料包起它来，就可以临时解决了。江青一看也确实没别的办法，就同意了。周恩来又马上叫中央办公厅派人来做好它。”[45] 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周恩来提名江青为中共政治局常委。毛泽东虽未同意，但也心领了周恩来的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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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长期宣传周恩来勤政爱民，生活节俭，而隐瞒了周恩来的真实一面。在国难民困，前线将士饥寒交迫的1938年，时任汉口市长的吴国桢与南开中学同窗周恩来在汉口相遇。吴在家宴请周恩来，花费十六元。周恩来回请吴，叫了当时汉口最好的酒席，另上好酒。同席的南开校友，外交部秘书段观海不禁问周：如此破费，你的薪金是多少？当周答五元薪水时，在场人都惊奇怎么能付得起如此昂贵酒席。周笑着说：“这顿饭钱由组织出，是组织允许我可以用这笔钱请你们的。”段指周恩来身穿的缎子狐皮袍问：“难道这也是组织供给你的？”周答：“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共享一切，我什么也不占有，组织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段大笑说：“这样我也要作共产党员了。”[46] 在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中，周恩来宴请在北京开会的夏衍、谢晋、于洋等一批文艺界人士，一杯接一杯，几桌人喝下了好几瓶茅台酒。从饥荒到文革，周恩来批示消费的茅台酒以吨计。在国民经济崩溃，人民极度困苦的1970年，汪东兴与广州政军大员在白云山为毛泽东、周恩来开建行宫（705工程），耗用钢材万吨，木材两万立方米，水泥3万吨，总开支以亿计。据经办广州行宫的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回忆，周入住行宫后很高兴。中共当局在1970年还为周在老使馆区的一处别墅装修过。只不过这些事情在中共不允许人们提起，所以不为人所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回忆披露，一次他半夜去找周恩来，结果发现一个女服务员正在为周恩来剪指甲，周当时还拥有漂亮的专列。张闻天遗孀刘英回忆说，当年张闻天从事外交工作时曾对陈毅抱怨，说周恩来兼外交部部长时，经常到吃中午饭了才起床。那些每天排队等周批文件的分工秘书对周的这种作风有意见的不是一个人几个人。曾有秘书跟张闻天发牢骚说：“我忙得要死，一个钟头还没轮到我，他（指周恩来）不批我又不能走，我们得等他起床，吃饭。”张闻天反对大吃大喝，要求宴请要简单，这就同周恩来有矛盾。周恩来要讲气派，吃得好，吃鱼翅海参，每次宴会都要上茅台。[47]
个人吃喝事小，祸国殃民事大。文革中的国人不知道，周恩来在二十多年的总理任上，与毛泽东黑箱作业，将千亿民脂民膏赠送给了亚非拉数百国家、政党和野心家个人，他主持对外援助的口头禅是：“我们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1959年，在各地饥荒扩大之时，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郑州会议决定主持颁布了《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禁止农民逃荒，实际是要求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在各地农村饿殍遍地的大饥荒中，他多次下令加紧征购粮食以出口换黄金，继续大规模无偿外援助，继续向非洲国家运送数以万吨计的大米、小麦；1961年底，当时的中共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搞了各地饥荒情况调查，将饿死了几千万人的报告上报周恩来，周看过报告后下令马上销毁，并在几天过亲自追问是否已经销毁了这一报告。他主持的中国政府几十年不建设城市基础设施，不建民宅，对外援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逐年提高，将国人的血汗钱抛洒国外，用于策动暴动，挑起战争，输出军火包括毒气，仅援助越共的200亿美元，援助柬共的几十亿元已经使印度支那血流成河了。到他病重时，中国对外无偿援助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超过7%。当他在任上去世时，城乡人民生活极为贫困，很多地方的农民穷得没有裤子穿。北洋政府和民国历届政府和地方统治者几乎全体热心教育，关心民生。而中共宣传的“人民的好总理”帮助毛泽东制造了不间断地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的灾难，尽量压低教育经费，尽量不建民用设施，长期坚持将国人血汗钱赠送给外国人，古今中外，这样的总理找不到第二位。
弥留之际，周恩来让人读毛泽东的诗，脸上露出了最后一次微笑，轻轻地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48] 作为毛泽东曾经的上级，周恩来应不会对毛真心崇拜。如果说，从延安整风到病重周恩来有必要作崇毛表演以维护自己的地位的话，那么他在遗嘱不留骨灰后已没有必要再作表演了。人们无法理解，周何以在弥留之际还作崇毛表演。也许，因为厚黑功夫深入骨髓，他已经欲罢不能了。
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没有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毛病入膏肓不假，但没有出席周的追悼会不是因为健康原因，因为他在几天之前还接见了尼克松女儿夫妇。在老百姓自发地展开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时，毛泽东指示：“不要用死人压活人”。在三星期后的除夕夜，中南海游泳池院子中传出了鞭炮声，弄得中南海警卫人员极为紧张。京城的居民听到了鞭炮声，人们流传：毛泽东破例放了鞭炮是在庆祝周恩来先走了一步。几个月后，身体健康的朱德突然去世，被怀疑也与毛泽东让对手“先走一步”的心思有关。革命家之间就是如此。冷酷是革命家、革命领袖的必须具备的素质。
当年清明节前，北京上百万人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以献花圈悼念周恩来的方式表达对毛泽东统治的不满。广场上出现矛头指向江青，张春桥等人诗词，其中著名的诗句有：“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酒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另有人贴出了矛头直指毛泽东的“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标语。4月4日夜，当局派出警察把花圈收走，愤怒的民众烧毁了汽车和房屋。当局调工人民兵清场，拘捕了数百不肯离去的民众。毛泽东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指邓小平为事件的幕后黑手，在两天后宣布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邓小平立即上书毛泽东，表示对决定“完全拥护，对主席能允许他继续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是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最后的心灵对话。毛泽东知道老百姓对文革不满随时爆发，文革和他的统治已走到了尽头。虽然他曾说“我什么都不怕，上帝已经在呼唤我了”，表示对身后的任何灾难都无所谓，但还是为防止身后被清算作了精心安排，以保留邓的党籍的方式为邓安排了东山再起之路。毛的考虑是，如果江青为首的文革亲信及几位顾命大臣不能成功接掌大局时由邓出来掌权。他依然视邓小平为亲信，相信邓不会像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那样清算自己。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最后判断正确。
唐山大地震
7月28日3时42分，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7.8级强烈地震，整个唐山市被夷为平地。关于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官方公布为24万，民间说法是五六十万。不管哪一数字，唐山地震创下了世界震灾伤亡人数的最高记录。就地震的强度、裂度、震源深度而言，唐山地震不列百年十大强震。从震区人口密度上讲，日本的关西、关东地区都比唐山地区人口更稠密，但“关西大地震”的伤亡人数却比唐山地震少得多。在智利第二大城市康塞普西翁发生的8.8级特强地震，是历史记录中的第五强震，死亡仅711人。唐山大地震是天灾，但巨大的死亡人数背后是人祸。
首先，这时中国的民房主要为旧房危房，民房遇震全部倒塌是唐山地震伤亡人数巨大的主要原因。建筑物质量差为地震伤亡的主要原因是各国专家的共识。整个毛泽东时代，世界经济处于快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各国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蒸蒸日上，民房建设如火如荼。但在中国，毛泽东将民财尽量用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向亚非拉各国输出革命、“三线建设”，陷中国人民于长期贫困。由于国家垄断民生资源，百姓不可能建住房，除国家机关，大型国企有一些新建筑外，国人都清末民国留下的砖瓦房、土坯房、旧窑洞、茅草屋内，与同期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为民生大力投入资金建安居工程形成天渊之别。
其次，政府在灾害发生后没有采取有效的救灾措施。毛时代的政府一贯在灾难后喊“自力更生”口号，见死不救。几年前云南通海大地震后，政府就以“自力更生”口号为借口见死不救，使灾民在无粮，无水，无药，无衣的寒冬中大批死亡，政府的所谓救灾举措不过是派军队埋死人。1975年的“七五八洪水”中，洪水淹死十万人，而洪水后因政府见死不救，在无粮，无水，无药，无处安身的绝境中死亡的灾民人数高达十四万人。唐山震灾后的情况一样。地震发生后，各国先于中国报导了地震的新闻，纷纷向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联合会秘书长瓦尔德海姆（K. J. WALDHEIM）表示联合国将动员成员国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英国外交大臣克罗斯兰在下院宣布英国愿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和医药物资；日本外相宫泽在内阁会议上报告：“对于中国大地震，我国将采取迅速发出救灾物资的方针”，指示孝川大使向中国政府转达：药品、衣物、帐篷等物品已准备就绪。忙于权力斗争的中共政治局决定拒绝国际援助，宣称：“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精神克服困难。” 最有抗震和救援经验的日本有一套应急系统，备有灾后最需要的药物，衣物，帐篷等物资，但被中国拒绝。建国以来，中共发动连绵不断的整肃运动，不关心民生，推卸备灾、救灾责任，不设救灾应急系统，不制定救灾预案。因此，政治局派军队救灾的决定只具象征意义。少量军队赤手空拳来到灾区，只作些用手扒的象征性救援姿态。唐山离天津大沽港只有几十公里，但救援的重型机械在十天之后才运到达灾区，救灾最需要的药物，衣物，帐篷等物资基本没有。在地震后最关键的数日中，灾民没有得到救援。当重型机械到达灾区时，被困废墟中灾民因受伤、饥渴、高温差不多死光了。由于三伏盛夏，大量尸体无人清理，瘟疫来袭，造成更多的死亡。
人祸不仅表现在见死不救方面，还表现在封锁消息方面。建国以来，媒体被彻底党化，所有新闻须经中共宣传部门批准才能播发。早在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在给各地新闻机关的“关于救灾应即转入成绩与经验方面报导的指示”中就要求：“各地对救灾工作的报导，现应即转入救灾成绩与经验方面，一般不要再着重报导灾情”，此后，中共控制的新闻传媒形成了“灾难不是新闻，宣传党领导战胜灾害才是新闻”、只报喜不报忧，封锁灾情，特别将死伤人数保密的传统。
1970年的云南通海大地震和1975年的“七五八洪水”的灾难后，当局都是封锁消息，掩盖灾难，见死不救。唐山地震灾难后，当局仍是按照传统先是向国内外封锁消息。然而，地震瞒不住，各国主动申请救援的电报让中共中央明白，封锁地震消息已无意义，于是批准新华社向世界宣布发生了地震。中国的第一篇报导是人民日报的《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一文。这篇报导从标题到内容充分体现了中共对人民生命财产的漠视。文中用一句“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将灾情一笔带过，将震灾的具体情况，人民死伤情况向国内外隐瞒，完全没有救灾举措和援助呼吁。直到三年之后，新一届中共领导人才批准报导灾情，是为新闻学中“迟到新闻”的典型。而领导人批准的报道还不是全部事实。因为，党化传媒的报导须经宣传部审查，审查意味删除部分真相，所以报导永远值得怀疑。
唐山地震还暴露出文革国人的道德沦丧。地震后，幸存者为了生存开始在废墟中捡拾维持生命的物品。随着越来越多物资被发现，捡拾迅速发展成了趁灾抢劫的狂潮。众多的幸存者不是去救被困者，而是到商店、仓库的废墟挖掘财物，从死尸手上摘走手表和其它值钱的东西。灾区周边的村民闻讯赶着马车，带着工具奔向唐山灾区，不是来救援，而是来哄抢物资，直到公安部门奉命开枪才被制止。唐山灾后抢劫潮显示出毛泽东时代的国人被长期阶级斗争教育得残忍而自私。清末民国时，中国北方两次发生“大鼠疫”，整个灾难过程中社会秩序井然。可以说，“唐山大地震”若发生在袁世凯督直时代，趁灾抢劫事件断然不会发生。
毛泽东逝世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永久供奉毛泽东遗体，致电有保存胡志明遗体经验的越共专家来京协助遗体保存。11日，华国锋护送毛泽东遗体到305医院作防腐处理。12日，政治局作出在天安门广场修建纪念堂供奉毛泽东遗体的决定。18日，中共在北京为毛泽东举行了追悼大会。当时中共中央的三位副主席是：华国锋、王洪文和叶剑英。由谁致悼词等于是宣布谁是权力继承人。经叶剑英提议，政治局决定由王洪文主持追悼会，华国锋致悼词。与孙中山去世时的蒋介石、汪精卫一样，华国锋以推动崇拜运动来证明自己的传人地位，背弃毛泽东1956年率151位中央领导人签署身后火化、不建坟墓承诺书，主持中共中央作出供奉毛泽东遗体的决定，下令成立了以吴阶平、林钧才等医学专家为首的防腐处理小组。这时，列宁遗体腐烂，躯干被火化，以人造躯干和蜡制鼻子、耳朵填充等情况已经不是秘密。华决定使毛泽东的遗体面临列宁遗体一样的腐烂，肢解，替换，逐步真假参半，最后以假乱真的过程。根据华国锋的供奉毛遗体决定，中共中央成立了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主任的“保护毛主席遗体领导小组办公室”，所考虑的陵墓方案有：中南海、北海、昆明湖的“水上日出”方案，瀛台岛方案，香山、景山、玉泉山的“山顶红星” 等方案。[57] 中共从中选定了最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方案，决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供奉毛泽东遗体。9月20日，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护送毛泽东遗体到毛家湾，专家们在地下手术室开始对毛泽东遗体进行保存处理。10月，华主持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在天安门广场供奉毛遗体。中共在皇城中轴线上的天安门广场建陵墓的决定大悖于中国的传统，破坏了皇城的布局与都城的风水，使中国进入了极少数干尸崇拜的专制落后国家之列，为日后处理皇城中心的陵墓留下了难题。为一党之私、一己之私，华国锋以强迫人民继续崇拜暴君的方式报达毛泽东的提拔之恩。在操办供奉遗体和建纪念堂过程中，他下令选用昂贵的氦气和江苏东海县“甲天下”的水晶，指示“不惜一切代价”、“一切为此让路”。1976年底，华国锋主持在天安门广场开工建陵。中共中央发出号召，不是号召援助寒冬中无居的唐山地震灾民，而是要求全国人民和各行各业优先向毛泽东纪念堂工程提供人财物。这种置无助灾民于不顾，将建纪念堂作为第一要务的行径与大饥荒中的毛泽东与中共大员们置灾民于不顾建行宫的行径一脉相承。声称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共其实党的利益凌驾一切，而中共党的利益总是害民的。不是吗？建国之初，毛泽东拒绝了保留北京旧城另建新都的建议，就是因为要住皇庭。从建国到去世，毛泽东作出的几乎所有决定都是祸国殃民的，而全体高层都全体拥护了毛的决定。新一届中共领导层作出最损害国家人民的决定并不奇怪，专制体制必然延续毛泽东统治的作法。
毛泽东的一生祸国殃民。他发动连绵的整肃运动，迫害人民，摧残教育，迫害知识分子，摧残文化传统，破坏文物古迹和自然环境，对国家，人民和整个世界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他是造反领袖和一代帝王。了解了历史上造反领袖和帝王才能了解毛泽东。造反领袖们的共同特点是嗜杀。唐太宗李世民残暴异常，灭门杀害亲兄弟，经他追求霸业的隋唐之战，全国人口从隋时的4000多万，减至贞观初年的不到1000万；[49] 黄巢率军围困陈州时大军断粮，下令以吃人来解决军粮；[50] 李自成、张献忠造反，杀得全国人口减少了约三分之二，其中四川被张杀得百里无人，清廷后来只好推动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洪秀全在广东老家教书时曾作《百正歌》，在歌中指黄巢、李闯为邪恶，劝人去恶从善。然而他的太平军与黄巢、闯、献一样残暴，在所到之处烧杀抢掠，逼迫无家可归的百姓入伙，他的太平天国造成中国人口减少了四成。毛泽东比历史上的造反领袖更加嗜杀。从土地革命到井冈山，他为杀人叫好，亲自指挥杀人，仅几年就使井冈山地区人口大幅减少。苏区肃反中，他指挥杀人数万。国共战争中，他实施了围城战术，仅在长春就饿死了数十万平民。建国后，他的批示、讲话中充斥杀人令，他发动的历次运动杀人百万计。
帝王们的共同特点是生活在永远的霸业梦和失去权力地位的恐惧中。武帝晚年生活在被夺权的猜疑中，杀太子、害皇孙、逼皇后，自灭三族，将长安城变成了恐怖世界；朱元璋登基后陷入恐惧，不断制造大规模屠杀，把跟随的造反 “淮西帮”功臣几乎杀光；[51] 明成祖朱棣同样因恐惧而嗜杀，发明了“灭十族”杀法，并且与其父一样下令将所恨的人碎尸喂狗；[52] 明洪秀全登基后始终生活在丢失宝座的恐惧之中，血洗了天京。与历史上的帝王一样，毛泽东也生活在霸业梦想和失去权力地位的恐惧中。为了霸业梦，他不停地发动战争。为维护权力地位，他不停地发动整肃运动。他以战争和整肃运动为生活方式，以此驱逐失去权力地位的恐惧。他的私人医生回忆道：我多年前便意识到毛似乎有被迫害妄想症，他那时怀疑游泳池被下了毒，现在看来毛的情形是更严重了。毛以为他在南昌生病是因为招待所被下了毒。在我看来所谓的毒是政治──高层共党领导之间的明争暗斗。[53]
毛泽东还是共产革命领袖。了解其他共产革命领袖才能了解毛泽东。马克思在毕业论文中六次用了“毁灭”一词，以至于同学给他起了“毁灭”的外号。他在诗中透露：“梦想成为恐怖之王，毁灭整个世界”。他垂涎家族的遗产。当他在伯父病重时写道：“如果那条狗死了，就对我无碍了。”恩格斯回复道：“祝贺你，你继承遗产的障碍得病了，我希望他现在就大难临头”。[54] 夺取政权之前，列宁以筹措党经费为名，领导布尔什维克抢劫银行，订立了几条“党员守则”，规定凡参加行劫的同志不得过问所得款项的数额及用途，使他自己得以大肆挥霍这些赃款。沙皇秘密警察派遣线人渗入各革命组织，两名沙皇特工人员是阿齐夫及马连诺斯基依靠贿赂列宁而被接纳为同志。列宁在革命成功之后将马连诺斯基灭口。[55] 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列宁实施了俄国空前的大屠杀和私人财产剥夺，造成了空前的大饥荒。斯大林在屠杀方面超越列宁，将列宁时代政治局成员和1930年代苏共中央委员和苏军将领几乎杀光。他的女儿（SVETLANA ALLILUYEVA）在回忆录写道：“可怕的魔鬼已经占有了父亲的身体，使他认为善良、宽恕、仁爱比最大的罪行还要坏。”斯大林的妻舅兼亲密同志 KAGANOVITCH在日记中写道：“我开始明白斯大林是如何把自己捧上神坛的了。他没有丝毫人性。他告诉我：‘当我要向某人道别时，我想象此人四肢着地，然后他变得非常恶心。有时我会觉得有点喜欢某个应该被清除的人，你猜我会怎么做？我会想象这人正在拉屎、发出恶臭、放屁、呕吐——然后我就不会再对此人感到内疚。他越快停止在地球上发臭越好。于是，我会发自内心地处理掉此人。’”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德热拉斯（MILOVAN DJILAS）在其《新阶级》一书中写道：“斯大林魔鬼般的权力和能量是这样形成的，他把共产主义运动及其中的每一个人带入一种混乱和麻木的状态，以此建立和维持他的恐怖统治”。革命家切· 格瓦拉（CHE GUEVARA）一样嗜杀。他曾写道：“仇恨是斗争的要素 ——毫无怜悯的恨，能让一个革命者超越人类自然极限，让他变成一台高效、毁灭性、冷酷、老谋深算、冰冷的杀戮机器——要以这样的仇恨来对待敌人。”在古巴共产党的镇反运动中，他主持实施了大量抽取“反革命分子”的血液用于出口，将不少人抽血致死。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得承认，爸爸，我真的喜欢杀戮。” [56] 也许正是由于上述相似，格瓦拉获得毛泽东巨额外汇赔款作不断革命的经费。毛泽东的学生波尔布特喜欢欣赏临刑者濒死的恐怖表情。在统治柬埔寨的三年中，他领导柬共害死了全国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人民，他下令处决前留下死刑犯照片，选最为恐怖照片造册供其欣赏（罪恶馆解说员说：“应该感谢他的恶癖，留下了如此丰富的罪证）。为了补脑，波尔布特向某国（据说是中国）定制了钻脑机，取人脑滋补。红色高棉将被处决者绑在椅子上，用高速旋转的钻头从其后脑缓缓钻入，留下了受害者极度恐惧的照片供波尔布特欣赏。波魔喜欢的一张照片是一个怀抱婴儿女教师，在即将被取脑浆时表情平静，但脸颊上流下的大颗泪珠）。红色高棉国歌唱道：“红色，红色的血，洒遍了柬埔寨祖国的城市与平原，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血，这是革命的男女战斗员的血，这血以巨大的愤怒和坚决的战斗要求而喷出……”。诺贝尔文学奖及普希金将得主伊凡·布宁（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У́НИН）评价列宁说：“一个野人，从一出生时就是道德上的白痴，这就是列宁。他带给世界恐惧，摧残伟大的国家，屠杀了数百万人民。”这一评价也适用于革命领袖群体。从秦始皇、闯、献到毛泽东，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到波尔布特，帝王和领袖们的共同特点是崇尚暴力，血腥，夺人财产与生命，没有道德底线，心中只有自己霸业梦，只有自己权力地位，而没有爱。由于过于执着地追求永远的权力地位，他们会陷入妄想和被害恐惧，多数精神异常。
2010年7月，俄罗斯议员弗拉吉米尔.梅金斯基在杜马表示：“我们往往会认为在红场列宁墓内看到的就是列宁的全部尸体，请不要被错觉欺骗，那里只存放着10%的列宁尸体。继续保存列宁的尸体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从预算支出的观点来看，存放这种人工制造的艺术品是不道德的，对列宁的家人来说也是一种伤害。俄罗斯政府必需尽快埋葬列宁的尸体。” 将列宁遗体从红场迁出最强烈的反对声音仍然来自北京。当年，中共强烈反对将斯大林遗体迁出红场，赫鲁晓夫回应说可以把斯大林的遗体送到北京。如今，不少俄罗斯人再建议将列宁遗体送到北京去。2012年，俄罗斯的一些政治派别成立了有关下葬列宁的特别委员会。列宁遗体将迁出红场。在中国，毛泽东遗体经过三十多年的陈列也被局部替换，日益丧失尊严，迁出天安门广场也只是时间问题。
华国锋推动继续崇毛的另一举措是改国歌。1949年，新政治协商会议在决定国歌时发生了争议。有代表提出，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之句不宜用作国歌，建议用聂耳曲调，另填新词。文革开始后，国歌词作者田汉获罪，国歌歌词被非正式废止。华国锋上台后，决定改国歌，主导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通过新国歌词为：“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 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随后，华再主导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他的新国歌。
从清末以来的国歌变迁，可以看出革命带来的倒退。宣统三年，傅侗、严复执笔的国歌为：“巩金瓯，承天畴，民物欣凫藻。喜同胞，清时幸遭，真熙皞，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国歌为：“东亚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国荣光，锦秀山河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这时，革命党尚未站稳脚跟，还不敢在国歌中加入一党私货，孙中山采取机会主义策略，从“驱除鞑虏”悄悄转变为“五色荣光”；1915年，袁世凯政府宣布国歌为：“中华雄踞天地间，廊八埏，华胄从来昆化巅。江湖浩荡山锦连，勋华捐开尧天，亿万年”。清末民国的国歌歌词堂堂正正，没有党化内容。比较而言，袁世凯制定的《中华雄踞天地间》国歌最能体现民族精神。1937年，国民党决议以党歌作为国歌，开篇即贩卖三民主义，倒退到以党代国，完全不给非国民党人士与思想留下空间，强迫全民接受其党义。国民党的国歌虽体现一党之私、一党独裁，但还不敢在国歌中加入个人崇拜。然而华国锋主持制定的国歌不仅党化，更将国歌与毛泽东的名字绑定，强迫国人唱国歌的同时颂扬毛泽东。由于新国歌歌词过于荒唐，经历文革灾难的国人对此一致反感，无人会主动歌唱。随着华国锋不久后失势，这首“华记国歌”被中共官方与民间一致抛弃。在二十一世纪，国人回顾中国国歌变迁时不免为“华记国歌”感到难为情。
文革结束
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与江青为首的文革派间展开了“毛泽东临终嘱托”之争，也即继承人之争。毛泽东没有正式指定继承人，也未留下正式遗嘱。华国锋提出的继位依据是写着“照过去方针办”、“不要着急，慢慢来”、“你办事，我放心”的三张字条，而江青、张春桥称毛泽东临终给他们留下了“按既定方针办”口头嘱托，双方各执一词。江青为首的文革派控制着政治局和宣传工具，发表了《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和《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等“两报一刊”社论，声称毛泽东曾有一个临终遗嘱给了他们，暗示华国锋“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应当说，双方说法均无道理可言。因为字条也好，口头嘱托也好，一无证明人，二无签名、三无录音和现场照片，四内容不明确，“过去方针”、“既定方针”均不知所云。
江青等人控制政治局多数和宣传工具不具决定意义，革命党从来以枪来决定权力归属。早在一年前的“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时，叶剑英为首的军队将领就开始商量兵变，最后大家一致认为直接推翻毛泽东不利于中共的统治，决定等毛泽东撒手而去后再下手整肃后党和顾命大臣。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立即与代表军队和元老的叶剑英、汪东兴秘密策划政变。10月6日，三人召集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等高层成员举行了密谋会议，通过了叶剑英的提议：由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并继续兼任国务院总理。会后，汪东兴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逮捕了江青为首的文革派成员。10月7日，华国锋召集余下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开会，宣布“四人帮伪造毛泽东的临终嘱咐、阴谋篡党夺权”，已被逮捕。剩余的部分政治局委员作出了拥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政治局决议，使华国锋成为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等党政军最高职位于一身的最高领袖。随后，新一届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布了“粉碎四人帮”消息。消息传出，举国欢腾，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军区举行庆祝活动，当局在北京组织了百万人的 “粉碎四人帮”庆祝游行。
由于没有民主选举，革命党权力交接的过程通常是政变的过程。国民党、苏共、中共党内都曾围绕领袖遗嘱展开争斗，权力交接迷雾重重。列宁去世后，斯大林联手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组成的三人小组控制了苏共中央，决定不公开列宁遗嘱，他在《悼列宁》讲话中说：“我们向您宣誓，我们一定光荣地执行你的遗嘱”，暗示他是列宁的遗嘱执行人和接班人。三十多年后，苏共中央在揭露斯大林罪行时披露说，列宁遗嘱中要求党大会将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上调开，另任他人。而俄罗斯史学家尤·阿·布拉诺夫在其《被篡改的列宁遗嘱》一书中指出：“列宁病入膏肓时，列宁和托洛茨基互相隐瞒列宁最后的文件。斯大林以篡改列宁遗嘱的手段赢得了在这场斗争的胜利。斯大林篡改的手法高明，托洛茨基始终未能完全了解列宁实际上留下了什么样的遗嘱。不仅如此，列宁当初到底口授了什么内容，至今仍然是个谜。……1964年，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邀请所有健在的十三大代表举行了一次特殊的会议。会议请求他们回忆列宁遗嘱以及在党代会上宣读遗嘱的情形。这次会议的记录表明，健在的代表们全都不讲真话，要么称记不清楚了，要么是按照官方在《苏共历史》中所讲的那样来陈述当时的事件。”孙中山去世时，国民党内曾发生遗嘱真伪的风波。虽然国民党以全会决议的方式压制了反对派的质疑，但反对派所指责的苏俄顾问控制一切的局面确是事实。国民党缺乏领袖接替的正规程序，继任人产生不透明，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的明争暗斗多年，他们竞争领袖地位一靠武力，二是展开吹捧、神化孙中山的竞赛。
政变成功后，华国锋宣布毛泽东从9月初开始处于半昏迷状态，没有留遗言，只写给他一个“你办事，我放心”的纸条。江青在后来受审时说：“主席那天晚上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这不是全部，后面至少还有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 多年后，姚文元在他的《回顾与反思》一文中说：“关于毛泽东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事实上并不存在，是虚构出来的”， “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三个人三种说法，情况与孙中山、列宁遗嘱一样迷雾重重。既然中共承认毛泽东不是皇帝，毛应无权决定继位者，因此临终嘱托之争既无所谓是非、法理。在权力斗争中，中共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变动基本都是政变结果。毛泽东清除刘少奇出党是政变手段，召开政治局、中央委员会时都排除一批人，加入一批自己亲信，作出清洗决议；整肃林彪时，毛泽东再次将政治局推倒重来，还是政变。毛泽东之后，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也是将政治局推倒重来，仍是政变。反复的政变说明，暴力革命党的权力交接只能是暴力争斗。
1977年7月，中共在北京举行了十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关于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8月，中共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大。华国锋在会议的政治报告中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称颂毛泽东英明伟大，宣称“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史上的伟大创举载入史册，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被中共称为“完全必要和非常及时”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将中国变成了人间地狱。作家秦牧写道：“这真是空前的浩劫，几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公开进行！”宣布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共为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将十年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和造成的国民财产损失数字保密。不过，从一些高层的内部讲话中可以估计出文革祸害的规模。李先念在1977年12月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说，文革十年造成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元；叶剑英在1978年12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文革十年整了一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元。
十年文革从头到尾打着革命的旗号，向每个人不断重复革命一词。文革运动并未歪曲革命的意义。暴力革命本来就是残酷迫害，共产革命是所有暴力革命中破坏最惨烈者。毛泽东是共产革命领袖中迫害欲望最强者，文革又是他祸害中国的代表作。它是有史以来教育、科学、文化领域中的最大劫难。毛泽东固然是发动文革的罪魁祸首，但全民参与的性质说明了中国暴民土壤，党化毒素之深厚。创造出千刀万剐酷刑的中华文化本身就没有自由、平等、博爱，再加上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的长期教唆，国人的爱心、同情心泯灭，迫害欲望在文革中大爆发，留下了互相迫害最残酷、最恶毒的记录。
共产革命者们在文革中大都经历了迫害人和被迫害的轮回、报应。革命者们对自己遭受的迫害刻骨铭心，但对迫害别人则感到理所当然。文革过去五十年后，人们从受迫害的老干部、红卫兵、造反派们的回忆文章中基本看不到对参与迫害他人的忏悔，证明革命党人不会罪已、拒绝忏悔的品质传染了全民。世纪之初，清廷多次降诏罪已，承认错误，承认罪责，反省革新。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从统治者到全民都丧失“罪已”意识，回避灾难与罪责，是为革命带来倒退的又一证明。
随着文革结束，毛泽东时代走入了历史。这一时代给国家和人民留下了太多的苦难，不堪回首。在这一时代，中共害死人数超乎想象。毛的统治是苏俄向中国输出革命的产物，不妨从苏俄说起。从1876年到1905年，沙皇政府在三十年间共处死了486人，从1905年到1908年，由于革命，沙皇与革命者在四年间互杀2200人。列夫•托尔斯泰闻此死难数字后感到难以接受，伤心落泪。然而后来的革命死难非托翁能够想象。在列宁统治时代，苏共害死人近千万，在斯大林时代，苏共害死民众近５000万。然而，革命会不断挑战人们的想象力，中共在毛泽东统治时代害死民众超过了8000万。[57]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成了战争机器。在世界各国崇尚和平，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毛泽东先后挑起了朝鲜战争、台海危机（两次）、中印战、越南战争。他在莫斯科发表的“核战争中国死三亿人还有三亿人”话不是随便说说，他真的准备让中国承受核打击。在他统治下，中国的国民经济围绕着他的世界大战、核战争的臆想运行，数千亿资金被用于输出革命、挑起战争、研制核武器、备战、“三线建设”、军工项目战略迁移，“深挖洞”，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长久的遗害。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空前专制。历史上，国人信仰自由，迁徙自由，耕种自由，收获自由，存粮备荒自由，进城务工营商自由，购置田产自由，艺术家创作自由，演出自由。清末以来，国人的自由空前扩大，享有结社自由，组党自由，办报自由，宣传思想自由。而到了毛泽东时代，国人的上述自由，连同财产生命权一起丧失。在这一时代，中国没有真正传媒，只有党的宣传工具，国际新闻一律由新华社按国内政治需要取舍发通稿，再由各报转载，统一口径，对国外形势报忧不报喜，对国内形势报喜不报忧，断绝普通民众对国内外新闻的知情权，只允许高通过各种文件简报内参了解国内外实情。在这一时代，中共对社会的控制基本达到了中华苏维埃国和陕甘宁边区的最严密程度，是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专制的社会。古代社会，政权不下乡，只到县一级，而在毛泽东时代，中共通过政权网络监视、管制到每一个人。在毛泽东时代，中共不仅管制每一个人的行止，还通过政治学习，思想汇报，控制着全体国人的思想，通过个人秘密档案决定着每一个人的命运。在这一时代，中共不间断地发动整肃运动，实施了空前残酷的精神折磨。在这一时代，统治者逼迫人们检讨，自污，交出私人信件，逼迫人们互相揭发，互相告密，互相陷害，营造了亲友，父母子女间互相陷害的恐怖环境，造成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又一次的自杀潮。在这一时代，全民不敢表达真实的思想，毛泽东自己写信用黑话，林彪在日记中也大量使用暗语，众多思想先驱因在私信、日记中表达想法而被中共杀害。中共在这一时代实施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恶意陷害：号召“大鸣大放”，“向共产党提意见”，暗中布置“聚而歼之”，陷害了数百万响应号召者；鼓励吹牛，“放高产卫星”，然后吹出来的倍增产量数字搜刮粮食，造成饥荒；中共中央发动了“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要求基层搜出农民藏匿的粮食，造成饥荒后，中央高层以执行政策的基层干部为替罪羊，发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四光运动”，实施整肃，迫害人百万计，造成自杀潮；号召党政军当权派造反，然后以“反党乱军”、“打砸抢分子”、、“五一六分子”、“四人帮爪牙”、“三种人”罪名整肃迫害了数百万造反派；同时下达“向军队当权派造反”、“军队支左”、“坚决禁止冲击军队”等互相矛盾的指示，使数十万造反派成了军队镇压的牺牲品；先鼓动造反派武斗，再号召“大联合”，使百万造反派成了全国武斗牺牲品。在不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中，上千万人落入陷井。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以“无产阶级专政”名义，是对国人残酷迫害，实施阶级镇压，留下了空前残暴血腥的记录：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杀害旧政府时代军政人员、反抗土改的农民百万计；发动“土改运动”，剥夺地主土地，杀害地主乡绅百万计；发动肃清反革命运动，迫害旧政府军政人员，反抗暴政者百万计；发动“三反五反运动”及“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实施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敲诈勒索，剥夺了工商业者天文数字的财产，逼得数十万工商业者自杀；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将全体农民变成了农奴，将农村的粮食搜刮殆尽用于出口发展军备，造成空前规模的饥荒，造成4500万农民饿死；在饥荒后发动发动了“四清”、文革运动，害死国人千万计。在这一时代，中共制造了庞大的贱民群体，以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叛徒、特务、走资派罪名，将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子女打入另册，对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实施迫害数十年，造成其中数以百万受害者含冤离世。在连绵不断的运动中，中共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迫害记录，最恶毒的精神和肉体刑罚。
在毛泽东时代，政治空前黑暗。在制造上述灾难的一次次会议上，中共高层一次次全票通过灾难性的决议。除了彭德怀写过一封一半吹捧，一半批评的私信之外，中共高层全体助纣为虐。在“引蛇出洞”设计陷害，“土炉子炼钢”、“高产卫星”等谎言面前，中共全体高层，各界精英共同维护“皇帝的新衣”，全体道德沦丧，全国丑恶横行。在饿死几千万人的情况下，制造灾难的毛泽东不受追究，没有敢于提出批评，没有人敢于问责。在饥荒刚刚结束，部分地区仍在饿死的背景下，中共全党掀起了新一轮崇拜毛泽东的热潮，使毛泽东能够立即制造中印边界战争、越南战争、“三线建设”、“大讲阶级斗争”、“四清运动”等新灾难，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添砖加瓦。在这一时代，中共在国人极度困苦中长期无偿对外抛洒金钱。没有人敢于质疑“对外援助”，人大、政协、“八个民主党派”完全沦为花瓶，毛泽东得以为所欲为，为自己的世界领袖梦将千亿计的国人钱财赠送给外国的政府、政党或野心家个人。在大饥荒中，他禁止开仓放赈救灾，同时增加对外援助，下令到非洲建铁路，为朝鲜建地铁，为阿尔巴尼亚建电视台，下令批判电影，戏剧，批判孔子，宋江，国人则追随毛泽东任何荒唐指令，全无抗争。
在毛泽东时代，人民空前困苦。在世界各国快速发展，日本、台湾的经济总量增长、国民收增长在7——10倍之时，中国基本没有住宅建设，没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一时代结束时，农村破败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贵州省安顺地区，许多姑娘没有裤子穿；万里上任安徽时发现，很多地方农民穷到门、窗、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一个20多户人家的生产队，4户没有门，3户没水缸，5户没有桌子，队长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个饭碗，筷子全是树枝、秸秆；[60] 武安县的乡民靠卖血度日；甘肃省榆中县上庄公社，所有生产队年人均口粮都不足一百斤，家产在30元以下的有188户；在15元以下的41户，农户除一张破席，一团烂棉花和锅碗筷外一无所有。[61]
毛泽东时代是世界教育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中共在学校搞“反右倾运动”，逼得小学生自杀事件，鼓动学生批斗老师，打老师，杀害老师，捣毁教室，停办大学，取消考试，反复整肃知识分子，逼知识分子检讨，登报自污，请罪，将学生、教师赶到农村去劳动改造。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鼓吹阶级斗争，要求人民互相斗争，将一部分人排除出人民之外，鼓动阶级仇恨。文艺作品，学生教材中充满仇恨，迫害，仇杀的教唆，培养出了一代迫害狂，人们的良知，独立思想，同情心与爱心泯灭，家庭内的互相迫害大量发生，发生了地震、洪水灾难中的见死不救和趁灾抢劫狂潮，发生了母亲唆使儿子杀害被斗丈夫的事件。[62]
在毛泽东时代，恶毒、暴力的语言大行其道，“害人虫”、“小爬虫”、“砸烂狗头”、“阶级敌人”、“黑五类”、“臭老九”、“牛鬼蛇神”等毛式污辱语言，红卫兵战歌中“滚他妈的蛋”等骂人语言，“作一颗螺丝钉”、“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等剥夺人权的语言，“巨大成就”、“伟大胜利”、“就是好！就是好”等强词夺理的语言等等，反映这一时代的精神恐怖。毛时代的语言与强调效忠领袖、热爱祖国，“犹太害虫”为代表的的纳粹语言和强调“举国一致”、“万众一心”、“誓死捍卫天皇陛下”的日本法西斯语言高度相似，三者都否定独立思想，否定自由，使用极端语式。而相比德、日法西斯的语言，毛时代的语言更加粗鄙野蛮，更加残暴。
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哈耶克指出：“集权体制会导致最坏者当政。……独裁者掌握和控制人民思想，或者说将人民的思想‘国有化’”。[63] 正如哈耶克所指出，集权体制，共产革命党导致了毛泽东这样的最坏者当政，把革命灾难扩大到了极致。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N. BELLAH）指出：“中国要建立起全社会真正的自由，连接起中国传统的道德架构，必须首先打破暴君毛泽东的魔咒。这将是一个挑战，因为中国还没有走出毛时代，他的画像仍然挂在那儿。我想中国必须面对这个事实，毛是一个魔鬼，人类史上最坏的人之一。”[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