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6 章 中越边境战争

    1964年，毛泽东挑起了越战。战争持续几年后，越共感到武力战胜美国无望，与美国展开了停战谈判。毛泽东不准越共和谈，要求继续战争，中共报刊大量刊文，指责越共和谈是“跟随苏联修正主义向美国妥协投降”，要求越共既“反美帝”又反“苏修”。越共不想使自己的国家成为毛泽东的战争游戏场，拒绝毛的指示，派代表团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四方谈判。毛泽东不愿见到越美双方走向和谈，以断绝援助施压迫越共继续战争。中苏珍宝岛战斗后，毛泽东在苏联的军事压力下改变长期的反美立场，联美制苏，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越共对中共要求越南对美无限期开战自己却联美谈建交强烈不满，认为中共是在出卖越南。1972年3月，越共人民军对美军发动的“复活节攻势”，结果在美军轰炸之下遭受了十万军队的损失。越共感到，相比继续战争的巨大损失，从中共获得的援助物资不再那么重要，决定不理会中共的阻挠，和谈结束战争。1973年1月，北越、南越、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美国在巴黎签署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四方巴黎和平协约），结束了越战。

    以越共上级自居的毛泽东对越共自主决定结束战争忍无可忍，决定从两方面“教训”越共：一是打一场西沙海战向越共示威；二是扶植柬共打击越共。1974年1月，中共中央组成了由叶剑英、邓小平总负责，王洪文、张春桥、陈锡联、苏振华为成员的“西沙对越作战六人领导小组”，于19日发动了西沙海战，击沉了南越“怒涛”号军舰，从南越占领下夺回了珊瑚、甘泉、金银三岛。南越无法同时应付越共和中共，向联合国提交议案要求安理会介入西沙群岛争端。中国运用否决权否决了南越的提案。美国采取“不干涉政策”，拒绝了南越寻求美国第七舰队援助的要求。海战期间，中共在国内展开了维护领土主权的宣传高潮，使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其实，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从成立之日起就没有民族主义立场和领土主权观念，曾支持苏俄分离蒙古，支持苏联吞并中东铁路区域，在中苏战争中宣言“武装保卫苏联”。建国后，毛泽东、周恩来在中苏、中印、中缅、中巴、中朝、中越边境都曾秘密赠送领土。所以说，毛泽东发动西沙海战与领土主权无关，其动机一是要向越共示威，暗示要收回越战中秘密赠送越共的小岛；二是在越战结束后制造另一战争，以满足自己的战争的精神需求。

    在扶植红色高棉方面毛泽东早就着手了。1955年，他指示越共选派越共和柬共人员到中国受训。随后直接插手原本依附越共的柬埔寨劳动党（柬共）。1965年，毛泽东任命在华受训中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波尔布特为柬共最高领袖，开始向柬共提供军火金钱援助。在毛泽东的扶植下，柬共于1968年 1月正式建立了“柬埔寨革命军”，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战。越共结束越战后，毛泽东加大扶植柬共的力度，以柬共为牵制、打击越共的工具。美军撤出后，印度支那各国的民主政府无力抗拒共产主义的扩张。1975年，越共对南越政权发动了春禄战役和胡志明战役，攻占了南越首都西贡，推翻了南越政权，武力统一了越南，柬共军队攻占了金边，宣布建立“红色高棉”政权。执行毛泽东“教训越共”的指示，柬共在攻占金边十几天后，即侵入越南的富国岛( Phú Quốc )与寿初岛( Thổ Chu )、巴竹 ( Ba Chúc ) 等地屠杀越南民众。越南方面知道红色高棉受中共操纵，决定联苏制中，与苏共发表了《越苏宣言》，同时大规模驱逐华侨。

    毛泽东去世后，新一届中共领导层继续奉行扶植柬共对付越共的政策。1977年9月，波尔布特应中共邀请率红色高棉党政代表团访华。中共为波尔布特安排了与金日成一样的最高规格接待。《人民日报》以头版整版报导称：“十多万群众怀着战友相逢的喜悦心情，聚集在机场、天安门广场和迎宾馆前，载歌载舞，向英雄的柬埔寨人民的友好使者表示中国人民的敬意和友情。在机场，男女民兵持枪列队向波尔布特致敬，其他人挥动花束、彩带，有节奏地高呼。贵宾车队驶近天安门广场时，波尔布特由华国锋陪同，换乘敞篷汽车，接受人们的夹道欢迎。”[1] 随后，中共中央安排波尔布特到山西参观了大寨公社，然后派央政治局委员陈永贵回访了柬埔寨。

    1978年初，中共中央再派邓颖超率全国人大代表团回访柬埔寨。邓在柬发表讲话说：“中国人民要象小学生那样虚心向柬埔寨人民学习。”[2] 波尔布特回应说：“我是毛主席的小学生”。在邓颖超访柬当月，邓小平在出访新、马、泰三国时发表了一系列谈话抨击苏联和越南为大霸和小霸，警告越共不要在柬埔寨玩火。在与李光耀会谈中，邓小平威胁越共说：“越南可能大举进攻柬埔寨。中国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这一步走多远。在柬埔寨问题上，中国的处理方法不会因为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而受影响。即使越南要求苏联联手威胁中国，中国也不会被吓倒，更何况苏联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招惹中国。苏联最终会发现，支持越南是个不胜负荷的负担。”在新一届中共领导层的支持下，红色高棉在1977年至1978年间再数次入侵越南安江省、知尊县屠杀越南平民，其中将百春（BA CHUC）镇的三千多居民几乎杀光。

    对于中共的威胁，越共决定联苏对抗中共。1978年中，越共加入了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支持前红色高棉师长韩桑林率柬埔寨流亡者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11月，越共总书记黎笋率党政代表团访苏，与苏共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的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第五条规定，“一旦双方中之一方成为进攻或进攻威胁的目标，缔约双方将立即进行协商以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全”，针对中国的用意明显。通过该条约，苏联取得了使用金兰湾、岘港等海空军基地的权利，越南则获得苏联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与苏联签定军事条约后，越共在应流亡越南的前民柬反对派的请求下，于12月出兵攻入柬埔寨。柬共的残暴统治早已天怒人怨，痛恨红色高棉政权的柬埔寨百姓道欢迎越军来推翻红色高棉政权，或以竹、纸等材料制成五角星悬挂于家门口，以示欢迎越军前来解救他们出苦海。在柬人支持下，越军势如破竹，中共百亿金钱武器扶持建立的红色高棉政权迅速土崩瓦解，波尔布特和中共驻柬大使孙刚率红色高棉残部逃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按毛泽东传授坚持游击战争，在柬埔寨的稻田、公路和丛林中大量埋设地雷，以屠杀平民的方式“坚持武装斗争”。中国驻红色高棉的使馆人员后来披露，他们与红色高棉一起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在雨中睡觉，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四十七天”，[3] 间接透露出中共大使馆在幕后操纵红色高棉的事实。

    越共出兵推翻红色高棉政权让中共忍无可忍。掌握了中共最高领导权的邓小平决定发动对越战争以报复越共推翻红色高棉政权。1979年1月，邓小平在访美，寻求美国支持他对越开战。他在美国发表谈话说，“小孩不听话，要打几下他的屁股”，“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一边，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奴役，为了国际和平和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坚决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随后，他在东京向田中角荣透露说：“对侵略者不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正在考虑，为了惩罚，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越南同苏联签定的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却了大规模武装入侵，并正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越南起的作用会比古巴更坏，我们把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对于邓小平连续的威胁言论，越共回应说：“企图给我们教训的人，应该记取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教训。” [4]

    2月16日，中共以在《人民日报》发表《是可忍，孰不可忍》社论的方式非正式地对越共宣战。2月17日清晨，当黎笋、范文同等人在金边等候签订越柬友好合作条约之时，中共九个兵团（另有十多个兵团后备）在坦克部队的掩护下分两路侵入越南：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指挥一路从云南入越；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指挥另一路从广西入越。中国发动战争后，国际社会一致谴责中国侵略越南。中共沿用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的舆论控制和欺骗宣传手段，将国际社会谴责的消息对国人封锁，对国人宣传越南要侵占中国的领土、领海，中国是为保卫领土主权而进行“自卫反击战”。

    这时，越军的十八万主力在柬埔寨，五万在老挝，只有六个步兵团在中越边境线防守。中共军虽以数十万大军突然进攻，但由于指挥员年迈，对现代战争无知，结果被久经沙场的越南地方部队重创。中共军发现，越军使用中国援助的武器，用中国援助的成袋大米作掩体对中国军队作战。越南军民的顽强抵抗超乎邓小平的预料，中共军队沿用落后的人海战术，依仗人数优势冲击越南阵地，付出惨重代价，原来预计一周内攻下的谅山等五个越南省会城市直到开战三周后才攻下。

    谅山到河内为平川，无险可守。从军事上讲，攻占谅山没有理由止步，而应一鼓作气攻占河内、海防等中心城市。历史上越南曾多次反抗中国，都在中国军队攻陷谅山后宣布臣服。但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越共与苏共签定了军事同盟意义的互助协定，不惧中共的军事压力，要求苏联履行协定义务。苏联不容中国将越南纳入其势力范围，作出了强烈反映，在中苏边境上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调动。2月19日，苏联的军事顾问团飞抵河内，苏联《真理报》猛烈抨击中国侵略说：“中国把战火和死亡猛烈地倾泻到越南城乡，找了一条不伦不类的借口，难道越南帮助柬埔寨人民推翻波尔布特可恶政权，有什么不对吗？北京有什么权利惩罚这个、宽容那个？”紧接着，苏联军舰进入了中国南海示威，苏TU-95侦察机在越南沿海和南沙群岛海域上空飞行和监察中国海军的行动，同时向越南提供从卫星收集的中方军事情报。

    邓小平见到美国向中共提供的苏军调动的卫星图片后感到后果严重。尽管中共向苏共申明对越作战只是边界反击战，绝无占领越南之意，苏共还是以不惜一战的态度警告中共不许再向越南纵深推进。此时的邓小平与向下令印度进攻，向珍宝岛进攻，想教训苏联的毛泽东一样，被苏军导弹所教训。其实，邓小平早就知道苏军厉害，下令只出动步兵而不出动空军，以向苏联表示无意图河内，并准备打一打就跑。恐惧之中，邓小平赶紧通过中国驻苏使馆向苏联传达示弱信息说中国只进行一场惩罚战争而已，暗示将见好就收。苏共在军事上教训中共轻而易举，但知道美国不允许他对中国动武，于是决定成全邓小平的儿戏战争，由外长葛罗米科向邓传话：在越南不要走得太远，命在越苏军顾问保持克制，决定也不动用空军介入中越之战。

    中共入侵后，越共相信，有越苏间的军事同盟条约，料中共不敢进军河内，只以边境的地方部队和民兵抵抗中共军，以精锐部队布防守于谅山至河内一线不参战，同时发布全国总动员令，声称将越南人民军兵力从65万至扩充100多万。越共的动员令并非真正扩军，只佯作决定姿态。因为苏共已向越共交底，中共军打一打自己就会跑。这时的中共军着实不是善战越军的对手，仅仅越方地方部队和民兵已经让中共军伤亡巨大。3月5日，在攻占谅山的两天后，邓小平下令撤军。根据苏共的交底，越军放弃反攻追杀，“教训”战争儿戏般地结束。

    撤军过程中，中共军根据邓小平“不要俘虏、不给‘越修’留下一草一木”的指示，从作战部队变成了爆破工兵，对所到之处的建筑物，基础设施，桥梁，实施了毁灭性破坏，放水淹没媒矿，特别将中国援建的矿业加工厂、拖拉机厂、汽车修理厂、陶瓷器厂、小型炼钢厂、行政办公楼，包括学校、医院和民宅建筑等等彻底摧毁。越战中，美国与中共开战禁止美空军机对中越边境地区轰炸。得免于越战战火的中越边境地区此次被中共夷为了平地，破坏之惨烈远远超过了美军对南越的多年狂轰。黎笋视察时被中共破坏的惨烈程度震惊得说不出话。中共撤军后，中越双方均宣布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双方交换了战俘。按照共产主义阵营的传统，双方都没有公布伤亡数字。中共从来视军队和民工的伤亡数字为机密，将在朝鲜战争中巨大的伤亡数字长期保密，此次也不例外。外界估计，中国军队伤亡为十多万人。

    战争结束后，邓小平下令将民主墙运动的代表人物魏京生判以重刑。当局公布魏的主要罪名为向外国人提供了关于中越战争的军事情报。这让国人想到了宪法中规定的宣战决定权问题。世纪之初，清廷在《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中承认宣战、媾和须经国会批准或追认。中华民国历次宪草、宪法，包括《共同纲领》和中共的宪法均规定宣战由参议院、国会、全国人大决定。但是，中共发动战争、加入战争从未经过代行最高权力的政协或人大批准，在毛泽东时代由毛个人随意决定，在毛去世后，又由邓小平个人随意决定。

    邓小平不愧是毛泽东学生和亲信，二人发动的“教训”战争极为相似：1962年，毛泽东发动“教训”印度的战争，结果被苏联教训，赔了士兵生命、国家金钱之外，还奉送了西藏最富饶的九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毛泽东发动“教训”苏共的珍宝岛战斗，结果被苏联教训，恐惧得连召开九大都高度保密，开完会立即南下避险；邓小平发动“教训”越共的战争，也被苏共教訓。二人都是在国家灾难中，在老百姓极为困苦，财政极为困难之时发动战争，同样是在军事胜利之时突然下令撤军，同样是放弃战果后再奉送领土，同样枉赔士兵性命与国家巨额金钱。二人发动战争与列宁、斯大林一样，都当权后迫不及待地输出革命，且二人发动“教训”战争都有权力斗争的考虑：毛泽东在被迫“退居二线”发动越战，以调兵遣将的办法夺回主导权；邓小平发动越战，同样以调兵遣将的办法全面接管军权。在发动教训战争的荒唐程度上，邓的教训越南战争超过了毛的教训印度战争。印度是不结盟运动领袖，未与苏、美结盟，毛泽东发动战争或许是没有想到苏共会作出强硬反应。而越南与苏联结了盟，“教训”越南必须准备与苏联导弹摊牌。如果说邓准备好与苏联导弹摊牌而下令开战，则他是在蓄意挑起核战。他战前访美是想从美国那里得到对他教训越南开战的支持。但可以肯定，美国没有打算发动核战，没有支持他侵略越南，更不会支持中国吞并越南。美国的支持不过是在开战后向他提供一些卫星图片，以及向苏联表明美国不同意苏联动武。如果邓没有准备与苏联摊牌，则他与毛泽东一样，是在拿士兵生命，国家的安全，国家的金钱，以及国人的身家性命在开玩笑。当年毛泽东发动越战时，是邓小平到越南向越共传达了两百亿元无偿援助的口信。邓应当很清楚，这两百亿战争经费，意味着数百万军民生命和国人紧缺的口粮。那时他不介意百万死难，现在也不会介意。他应当清楚，教训二字背后是多少生命的代价。他教训结盟越共的战争决策与清廷对各国宣战，与毛泽东下令珍宝岛动武“冲喜”一样荒唐。如果有人大批准开战的程序，人大代表势必会问邓小平准备打到哪里，不知邓小平如何回答。他肯定不能说要打到河内，那无异是说准备对苏开战，准备核战；他也不能说打过边境就往回跑。人大代表虽是中共任命，但也可能有胆大者会问，打这样的仗又何苦呢。古今中外，挑起战争无非是要攻城掠地，征服藩属，获得对方割地赔款、称臣纳贡。像这样打了就跑，再赔些领土的所谓教训战争好像只有只有毛邓师生发动过。二人的几次“教训”战争不仅是拿士兵生命，人民财产开玩笑，更是玩危险的核战游戏，让全国百姓冒核战风险。

    中共的《人民日报》非正式对越战争宣战的社论中宣称，开战是为维护领土主权。军队侵入越南后，中国外交部照会越南驻华大使馆抗议“越南侵犯中国领土，驱逐、迫害华侨，制造流血事件”，新华社发布中国政府声明宣布：“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还击，对越开战的理由是自卫和报复越南迫害华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为保护华侨而在本土之外发动战争的记录，中共更没有为保护华侨开战的动机。中国抗日战争中，斯大林把远东的三十多万华侨、华商、华工流放到北极圈内去服苦役，害死华人至少十万，[5] 中共不仅沉默，更在建国后禁止谈论这些事实。指使红色高棉大屠杀时，中共将华侨向中国政府求救的信件扣压在驻金边大使馆，或干脆提供给柬共，听任求救的华侨被杀害。这些行径说明中共出兵与保护华侨与领土无关。事实上，中共每次打出的民族主义旗号都是欺骗国人说法。从越南撤军后，邓小平在內部讲话中解释战争目的说：“中国完成了战争目标。这场自卫反击战是在时间和规模上一场有限制的惩罚战，只为教训一下瘋狂的‘东方古巴’，同时也是为了支持柬埔寨反抗越南的侵略。”这透露出了中共不能说出兵理由，那就是挽救残暴的红色高棉政权，是要迫使越军从柬埔寨撤出，让红色高棉政权复辟，重新统治柬埔寨。

    就一党之私而言，中共发动这场侵越战争有其理由。因为中共向越共提供援助几十年，落得越共背弃中共，还推翻中共扶植的红色高棉，所以中共要教训越南。但对中国人民来说，这场战争完全不义，祸国殃民。因为，援越几十年、扶植红色高棉是毛泽东争当世界革命领袖的个人嗜好，是他背着国人的秘密行动，是祸国殃民之举。中国人民并未同意援越、援柬，当然也不会同意对越开战。中越边境战争如同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一样，是国人生命财产的浩劫，是无谓的牺牲，是对越南的侵略战争。毛泽东发动越战，已经带给越南数百万的战争死难，邓小平发动另一次侵越战争，带给中国和越南另一场灾难，带来数以十万计的死难。

    中共撤军后，中越战事并未结束。发动“八二三”台海炮战后，毛泽东下不了台，以长期炮击维护颜面。邓小平不愧是毛的学生，匆忙撤军后下不了台，以在边境维持长期小规模战争维护颜面。这样的小战争苏联懒得理，不会再被教训，算是邓小平继续“教训”了越共。1981年5、6月间，中共在法卡山再对越开战，占领了法卡山。1984年4月，中越在云南省中越边境再次打了一场著名的“老山收复战”。此后，中越边境战如同台湾炮击一样，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中国各大军区轮流派兵参战，中越边境成了中国军队的实战练兵场。十年间，中共投入巨大人力物力维持对越南边境的军事压力。毛泽东持续对金门、马祖炮战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大笑料，邓小平在中越边境持续十年小打小闹是另一笑料。1989年，越南在东欧发生巨变的国际形势下从柬埔寨撤军。与十年前中国军队实施大破坏撤军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柬埔寨人民自发举行了盛大的欢送活动，感谢越军推翻红色高棉政权。柬埔寨人欢迎、欢送越军的盛大场面证明了人心的向背，证明了中共扶植红色高棉和发动入侵越南战争的不义，也证明所谓对越自卫反击战说法的欺骗性。

    苏联解体后，越共失去靠山。在1991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越共中央决议放弃与中共对抗。在共产主义政权屈指可数形势下，中、越两共需要抱团取暖，决定握手言和，恢复正常关系。于是，两国举行了边界谈判，两共恢复互称同志，领导人会见恢复了拥抱，中越边界恢复了和平，两共相约忘记旧怨，在文献、历史书、教科书中不提那场持续了多年的边境战争，要求本国人民淡忘那场战争。中共友谊关城楼展览馆中重新布置宣传中越“同志加兄弟”的文字与图片，完全不提1979年及其后多年的边境战争，也不提在那场边境战争中献身的十几万将士。在凭祥，曾经埋葬无数阵亡将士的万人山已经被推平成了开发区。埋着无数中越将士遗骨的老山及麻栗坡一带已成为旅游和边境贸易点，昔日的军事设施，大多成为游览景观。相比中共，越共要求人民淡忘那场战争难度更大。因为，越南人民对中共军队对越南北方的大破坏刻骨铭心，仇恨难消。

    边境战争期间，一首《血染的风采》唱遍了全国。歌词是：“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今天，这场中越两国都刻意不提的战争在很多人心中是血染的悲哀。多次到中越战争前线采访的刘亚洲说：“老山、者阴山作战的时候，部队官兵不仅面临生死考验，还都有生活负担。尤其是基层干部，家庭都很困难。当时我去看十四军的一个指导员，他已经牺牲了。他妻子见了我，跟我讲，作战前这个指导员是有欠债的，临开赴前线时，发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结果七扣八扣，工资袋在拿到手的时候，里面只剩下五分钱了。最后她拿出这个袋子给我看，就五分钱。有些战士家里很贫穷，他们的遗书真是字字血、声声泪。不少烈士遗书说：如果我要死了，请公社给我家一头牛；如果我死了，请把我的军装脱下来送到我家乡去，我的兄弟都穿不起衣服。”

    中印战争后，毛泽东、周恩来在确定边界时秘密向印度赠送了领土。新一届中共领导层同样作法。1999年，中越两国签订的《中越陆地边界条约》，中共将千万士兵献身夺得的老山、法卡山等广大占领区悉数划归了越南。由于越南迅速进军柬埔寨，红色高棉来不及销毁罪证，越共掌握了大量中共在柬人员指挥大屠杀的证据。中共以在边界谈判中向赠送领土的方式，以换取越共帮助隐瞒真相。例如，坐落于北部湾中心的白龙尾岛（夜莺岛，浮水洲岛），原属广东省，越战中被中共借给越共作为后勤基地。边界谈判时，中共不提该岛的归还，实际将岛送给了越南。一系列事实证明，中共对越开战时宣传的维护领土主权之说是谎言。而且，中共从未为了领土主权对外开战过。苏共召集成立中共时就申明，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宣布共产党人没有祖国。因此，中共打民族主义牌时只是利用民意而已。

    中共侵越战争的真正目的是挽救红色高棉政权。因为苏联的强烈反应，中共的挽救计划失败。红色高棉被推翻后，红色高棉灾难在继续。波尔布特率残部逃入山区，根据毛泽东的理论坚持游击战，将柬埔寨变成世界上埋设地雷最多的国家。1980至1990年代，柬埔寨平民被红色高棉的地雷大量杀伤。时至今日，尽管有政府和国际援助组织排雷，每个月仍有数十人受到红色高棉地雷的伤害，迄今已有四万多柬埔寨平民因为地雷而丧失或截肢。

    今天，在柬埔寨各地的红色高棉屠杀纪念馆中，在各地佛塔下、仓库中，那些大堆的头颅骨、那些钻头颅活取人脑的机器诉说着革命的罪恶。在“波尔布特罪恶馆”，导游介绍，在这个前中学的操场下挖出了九千具尸体，现在下面仍有一万多具尸体尚未开挖。2008年，联合国支持成立的柬埔寨特别法庭逮捕了红色高棉的五名前领导人：第二号人物农谢（NUON CHEA）、前国家元首乔森潘（KHIEU SAMPHAN）、前外相英萨利（IENG SARY）及其妻子前社会部长英蒂迪（IENG THIRITH）和金边21集中营的监狱长康克（DUCH、杜赫），开始了迟到三十年的审判，起诉“红色高棉”犯下的战争罪、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红色高棉领导人们无一例外地否认有罪。红色高棉的第二号人物农谢对美联社记者说：“我没有参与杀害人民的行为。……我当时是人大委员长，与政府的行动毫无关系。”红色高棉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乔森潘在自传《柬埔寨当代史与我的处境》中写道：“我认为这本书能够向人们说明，我并没有参与红色高棉领导人屠杀我们同胞的暴行。”波尔布特的连襟、红色高棉的第三号人物英萨利对记者说：“我知道自己极有可能被审红庭传召，但我没有犯错。我是斯文人，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我甚至救了不少人的性命。”革命党人的逻辑就是这样：推行暴政者没有亲手杀人，亲手杀人者是执行命令，谁也不用对滔天罪行负责。这样的辩解道出了共产革命的一个定律：革命家们永远不会认罪，革命使他们丧失了忏悔的本能。

    对前红色高棉的审判因中共的暗中阻挠不断被拖延。中共希望被告们自然死亡，审判流产。因为，除了那个残暴的监狱长外，受审的红色高棉领导人都是文革中国纪录片中的贵宾。柬埔寨首相洪森指出：“中国文革的思想根源是毛泽东思想，波尔布特的思想根源于毛的思想，毛的思想在柬埔寨得到实践，证明是失败的”。[6] 洪森等柬埔寨领导人不公开抨击中共带给柬埔寨灾难另有原因。中共通过外交与金钱两手，换取了柬埔寨当局同意帮助掩盖中共幕后指挥红色高棉“大疏散”、大屠杀的真相，换取柬埔寨关闭大屠杀纪念馆——“罪恶馆”。

    2009年1月7日，柬埔寨执政党人民党在金边举行了主题为《战胜大屠杀》的数万人集会，纪念越南军队攻陷柬埔寨首都金边，结束红高棉统治三十周年。柬埔寨将1月7日定为大屠杀终结日(VICTORV OVER THE GENOCIDE DAY)和全国法定假日，以哀悼两百多万被红色高棉杀害的同胞。柬埔寨首相洪森出席了这场盛会。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谢辛( CHEA SIM )致词说：这个纪念日的意义重大，它标志着柬埔寨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结束。柬埔寨人民感谢越南把他们屠杀中解救出来，感谢越南志愿军为推翻红棉政权所作出了重大牺牲。[7] 2009年2月17日，柬埔寨特别法庭选择在中共发动入侵越南战争三十周年的日子公审了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这一日期安排实际揭示出从中共扶植红色高棉，到越柬战争，再到中越边境战争的来龙去脉。

    第 57 章 坚持专制的“改革”

    经济特区

    从1951年深港边界被封锁后，广东民众因中共的暴政多次掀起大规模地逃往香港的“逃港潮”。1957年，中共背弃退社自由的承诺，武力镇压要求退社的农民，造成了第一次逃港潮。1962年，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为缓解饥荒下令放开边境，让大陆饥民自由赴港，三十万饥民逃港。港英当局出动军警抓捕遣送，香港市民对沿街乞讨的大陆饥民慷慨施舍，组织救济送衣送粮。1972年，文革中生活极为困苦的广东农民掀起了第三次逃港潮。1979年5月，广东民众中风传香港要大赦滞港难民给予永久居民身份，来自惠阳、东莞、宝安的百万农民、渔民涌向深港边境，冒死囚海逃港，形成了第四次“百万人逃港潮”。

    三十年来，广东公安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人民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和偷渡出境（三偷）。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对逃港采取严惩政策，穷苦村民不顾当局派公安、民兵沿岸昼夜巡逻，或泅海偷渡，或趁大雨、台风陆路逃港。广东人用象棋术语称水路偷渡为“督卒”，意为“有去无回”。当时宝安流传的民谣说：“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宝安县公安局《1971年终汇报提纲》中写道：“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由于青壮劳力大批逃港，大片农田抛荒。”中共当局视逃港为“叛国投敌”，命边防军屠杀逃港者。四次“逃港潮”的百多万逃亡者中，成功逃到香港者是少数，更多的偷渡者人被枪杀在了海滩、山间，或葬身大海。在逃港潮时期，深圳活跃着数百“拉尸佬”。19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一位“拉尸佬”说，他最多一天埋葬了50具尸体，领到了750元。[1]

    1970年代，深圳农民人均年收入不足百多元，不到香港新界村民的百分之一。巨大生活水平差距让广东农民宁愿冒死一搏。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说：“文革后，汕头满目凄凉，比我们小时候还穷”。[2] 此言反映出了毛泽东祸害人民之深重。广东人民被活不下去了，只好冒险逃亡。文革过后，广东干部与香港知名人士及媒体接触日益增多。根据港商的建议，吴南生向中共广东省委建议，广东先行一步，划出一个地方，开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或搞个自由港，吸引外商来投资办企业，带动经济发展。他向省委书记习仲勋表示决心说：“假如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要杀头就杀我！”[3] 习支持吴的建议，决定请中央授权广东在汕头、深圳、珠海进行试验，将想法先报告给了粤籍元老叶剑英。叶与吴一样了解粤港民众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和港商北上投资的愿望，向中央建议让广东在改革中先走一步，发挥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实行“三来一补”，吸引港商北上办厂。正在应付经济危机的邓小平敏锐地感到，广东当局的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建议有助于应付经济危机。在叶剑英陪同下，他来深圳视察，发指示说：“就叫特区嘛，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41号文件），正式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经济特区，在区内允许实行资本主义，实行财政和外汇收入定额包干，享受中央政府在税收、金融、土地和劳动工资等方面的优惠的政策，实行物资、商业的市场化，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享有较大的自主权。8月，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经济特区正式成立，开启了沿海城市的改革开放。1981年11月，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的决议》，授权两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给予了特区享经济立法权。

    建立经济特区是中共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也被称为是邓小平时代最成功的决策。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广东、福建在经济特区的带动下率先富裕起来，邓小平视察时所说的“现在他们逃过去，将这里经济发展了，他们会回来的”成为现实，众多当年成功逃港者回乡投资、定居了。应当指出，中共改革开放的善政不过是将“三大社会主义改造”暴政部分废除而已。在革命之前，人民一直享有经营自由。经营自由是清末推动、民国实行的地方自治制度的一部分。中共的“社会主义改造”剥夺了这一自由，扼杀了经济的生机。特区二十多年快速发展中，中共中央对特区并未给予物质援助，只是给了特区一些特殊的“政策待遇”，就带来广东、福建的快速经济发展，使人均经济实力迅速接近或超过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些特殊政策并非是中共善政，而是共产革命前私营经济本身的活力。中共“社会主义改造”的暴政扼杀了这一活力，使国人陷入长达三十年的饥荒、贫困。改革开放将枷锁部分解除，贫困的广东、福建立即焕发了生机，迅猛发展。这一事实说明，若无苏俄输入的共产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让陈炯明、陈济棠领导的广东地方建设继续，粤、闽早就经济腾飞了，不会有毛泽东时代的负增长和绝对贫困化，也不会有四次“大逃港潮”。广东官员提出推动经济发展的建议要准备被“杀头”，可见暴政之恐怖。

    在建立经济特区后，中共没有就当年大规模屠杀逃港者谢罪。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施工中，一次就挖出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骨，可以想象葬身大海偷渡者的数理多极为巨大。中共广东当局高调特区成立二十周年、三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完全不提，更未纪念数以百万计的逃港死难者。2011年8月13日，德国各地举行了纪念“柏林墙”修建五十周年的活动。德国联邦议会大厦降半旗，柏林所有教堂钟声齐鸣，地铁停止运行一分钟，德国总统伍尔夫、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柏林市长沃维莱特与民众共同向当年的试图翻越“柏林墙”的死难者致哀。德国国家电视台直播了纪念活动。在纪念仪式上，人们宣读了一些“柏林墙”死难者的生平事迹。德国总统伍尔夫在仪式上指出，当年1900万前东德居民被一个专制制度隔绝在这座“耻辱墙”的后面，千千万万的人无法自行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1989年柏林墙倒塌是历史的必然，证明自由是不可摧毁的，任何墙都不能长久抵挡人民的自由愿望。德国当局为中国当局，为广东当局、深圳当局树立了榜样。相信有一天，深圳也会为百万逃港死难者举行同样的纪念仪式，相信将来在死难最多的边界区会有他们的纪念碑。

    民主墙运动

    文革结束后，全国经济萧条，失业严重，国人的不满情绪强烈。1978年春，北京西单十字路口的矮墙上开始出现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呼唤民主的大字报，引起青年的广泛关注。来此看大字报、小字报的人越来越多，影响迅速扩大，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抨击专制制度，要求民主和言论、出版自由为主题的民间论坛，“西单民主墙”的名字传遍了全国，成了民主运动的象征。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正在向华国锋夺取中共最高权力，不仅需要军队的拥戴，也需要民意的支持。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等外宾时，他多次对“民主墙运动”予以肯定，强调要尊重人民利用大字报表达自己不满的权利。受到邓小平支持言论的鼓舞，民主墙骨干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民主讨论会”和游行，在民主墙前张贴、散发自己印刷的刊物，文革受迫害者们纷纷贴大字报申诉冤情，有人在大字报中直指邓小平须就“反右运动”认错，有人开始在“民主墙”旁发表抨击时政的演说。

    不久，一批民间团体和民办刊物涌现出来。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魏京生创办的《探索》，王军涛、陈子明创办的《北京之春》，徐文立、刘青等人创办的《四五论坛》，贵州青年黄翔等人创办的《启蒙》，周眉英、北岛、芒克等人创办的《今天》，任畹町创办的《中国人权同盟》，胡平、姜洪创办的《沃土》，王希哲主持的《责任》。外地影响较大的刊物有：青岛的《海浪花》，上海的《海燕》、《民主之声》，武汉的《钟声》，广州的《人民之声》、《人民之路》等等。在民间团体和刊物明确提出政治制度改革的诉求后，已经取得最高领导权的邓小平转而否定“民主墙运动”。1979年初，他发表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称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四项基本原则”，暗示这些原则不容反对，将以暴力镇压反对者。针对邓的讲话，任畹町等人在民主墙贴出了《中国人权宣言》，抨击“四项基本原则”拒绝普世价值”，魏京生在民主墙贴出了题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大字报，提出要警惕新独裁者，抨击“四项基本原则”的本质是专制和一党独裁。邓小平下令逮捕了魏京生、任畹町、付月华、张温和、刘清等“民主墙运动”的骨干。为营造依法行事的新形象，他指示人大加快推出刑法，要求依新法审判魏京生。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宣布废除清末以来的一切旧法，经历民国时代的国人普遍呼吁制定新法。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法治委员会因应呼吁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大纲推出的同时，中共发动了镇反运动，土改运动，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展开了随意的大规模屠杀。《刑法大纲》与要求滥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无法兼容，屠杀的恐怖中法治委员会主动搁置了《刑法大纲》。1952年，中共颁布了配合“三反”、“五反”运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和《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两条例与《惩治反革命条例》一样，都强调中共可以不经法律审判剥夺人民财产生命，与刑法大纲完全冲突，致刑法草拟无法继续，已拟的刑法草案被搁置。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有意在宪法出台时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初稿）。但是，毛泽东又发表了一系列“肃清反革命”的指示，推出刑法不仅没有可能能，还可能被扣上反革命帽子。于是，刑法草案征集意见步骤停止。肃反运动还没结束，毛泽东又发动了反右运动，全国人大被实际废除，刑法草案征集意见及进入立法程序无从谈起。随后，中共的迫害运动一个接一个，一切新法均无法出台，法律空白时代持续了三十年。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人大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三十年间三十三易其稿的《刑法》。表面上，《刑法》结束了除一部婚姻法外无法的时代，实际新颁布的刑法仍不是严格意义的法律，因为其中保留了无从界定，完全随意的“反革命”罪，仍然宣布中共有权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镇压反对派和反对声音，革命党随意镇压和杀人的时代仍未结束。

    在讨论《刑法》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胡耀邦对逮捕民主墙运动领袖表示反对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成为人们心中的烈士。” 10月1日，民主墙运动骨干组织了大游行，抗议当局逮捕民主运动人士。当局镇压了游行，逮捕了更多的民主墙运动骨干。11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拒绝了人民的民主呼声，通过了邓小平决定的“取缔西单墙”，禁止民间刊物的决议。根据决议，《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沃土》、《今天》等民间刊物被取缔，争取民主人权，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夭折。

    随后，法院根据新出台的《刑法》审理了魏京生案，以诽谤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反革命煽动和向外国人提供军事情报等罪名判魏京生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后审理的第一案，魏京生案是全国人大和中国司法耻辱的一页。该案从抓捕，审判到量刑完全由邓小平决定，所定三项罪名均是随意罪名，是为一党专制之下不可能有真正法治的一个证明。

    反对取缔西单民主墙和逮捕魏京生的胡耀邦在十年后的临终谈话回顾民主墙运动说：“西单民主墙就是在邓小平的怂恿下搞起来的，目的就是搞臭华国锋后自己上台。没想到，邓小平上台后便把民主墙封掉了，把魏京生也抓进了大牢。”[4]

    竞选人民代表热潮

    民选在中国早在世纪之初就已蔚然成风。1905年，袁世凯在直隶试办地方自治，开始推动民选。1906年，天津官、绅、商、学界成立了自治促成会，仿照日本自治法规，推出了中国首部地方自治法规——《试办天津县地方自治章程》。1907年，天津举行了中国首次议员投票选举。1908年，清政府颁布了《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开启了中国走向民主的进程。1909年，各省选出咨议局议员，1910年，中央资政院开议。此后，外强引入的革命不断摧残中国走向民选、民主的进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全面推行党国体制，从根本上摧毁了民选的条件。

    1979年7月，五届人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决议将各级革命委员会改回各级政府，通过了各级人大和政府的《组织法》及《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会代表选举法》。《选举法》规定，县级政权实行直接选举，“各党派、团体和选民可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选举法的公布激发了全国大学生参选、竞选人民代表的热情。富于社会经验的七七届、七八届大学生在“民主墙”运动的鼓舞下发起了摆脱中共党组织控制，自荐竞选人民代表的运动，涌现出了上海师院学生徐政宇，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徐邦泰，湖南师院学生梁恒、陶森，北京大学学生王军涛、胡平、房志远、夏申，上海青年工人傅申奇等一批独立竞选者。竞选者们在竞选政纲中和各大学举行公开答辩中不约而同地抨击一党集权，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竞选人徐邦泰通过《大学生》杂志向大学生发出了500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三分之二的大学生不信仰共产主义，过半数以上的人认为特权是当前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竞选中，他在校刊上先后发表了《社会主义报刊民主与新闻法》及《制定新闻法并非空想》等文章，呼吁新闻自由。1980年5月，徐邦泰在县、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竞选成功，当选为上海市宝山县人民代表，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民选人民代表。在胡耀邦的支持下，《中国青年报》报道了徐的当选。独立竞选成功的消息进一步推动了学生竞选热潮。各地高校的竞选人开始联系，相互声援，形成了全国性的竞选运动。

    各大城市高校竞选活动让中共领导人感到局面失控，有高层领导人出面表态否定学生的竞选活动，各地中共党委纷纷下令禁止共产党员学生参加竞选，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1980年10月，湖南师院校方运用行政权力以指定候选人取代了公开声称不信仰马列主义的学生竞选人梁恒，引发了学生的抗议行动。数千学生游行、示威、请愿、罢课，部分学生还展开了绝食抗议。请愿要求被校方拒绝后，学生们组成了赴京请愿团，要求罢免学校选举领导小组组长。湖南学潮中，徐邦泰与另一位新当选的上海宝山县人大代表孙德炜向全国人大发出意见书，要求人大责成有关部门调查真相、“依法惩处任何破坏直接选举的人”。对徐邦泰的举动，中共复旦大学党委以“自由化分子”罪名开除了徐的党籍，并成立专案组对徐展开审查。

    11月，北京的人大代表选举开始，北大被单独划分为独立选区。竞选答辩会、演讲会、谈话会在北大每日可见，有竞选人还发起成立组织。由于参选人数太多，竞选者们自发举行了候选人预选。以陈子明为首的几位“西单民主墙运动”骨干贴出了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竞选宣言》大字报，少数中共党员学生不顾内部禁令参加了竞选。按照《选举法》的规定，候选人必須获得全体选民半数以上选票才能当选，这种规定是依据当局内定候选人，所有人遵从中共决定参加投票的设计制定的。根据这样的《选举法》，没有当局的认可，独立竞选者实际上没有当选的可能。几个月前上海的徐邦泰当选只是竞选运动初期当局没有反对情况下的偶然个案。

    在竞选学生与当局对立的危机中，新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指示中央办公厅抽调十名干部到北京大学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他否定了教育部指责学生竞选活动的报告，指示禁止各级党政当局打击学生竞选。胡的宽容政策使学生的竞选活动迅速升级成了反对中共垄断政治权力的另一场“民主墙运动”。邓小平不容一党独裁受到挑战，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否定人民代表竞选运动，同时也否定胡耀邦的宽容政策。邓小平的强硬表态后，各高校当局强硬压制学生竞选活动。随着“民主墙运动”骨干被大批逮捕，竞选的学生们认识到，在独裁体制下没有竞选空间，纷纷抛弃竞选，独立竞选人民代表运动夭折。不久，中共发动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竞选运动中的风云人物被以“自由化”、“向党夺权”的罪名受到整肃、“内部控制”及在毕业分配时被“穿小鞋”。

    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修改了《选举法》，删去了1979年《选举法》中“任何选民或者代表，有三人以上附议，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各党派、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等条文，恢复了中共指定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局面，实际禁止 了独立人士竞选。选举法还规定，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量是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八倍。这一选举权不平等的规定并不重要。因为，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人大代表全是中共组织部门任命的。人大代表既不代表村民，也不代表市民，只是中共的干部。曾以普通公民身份自荐竞选潜江市人大代表的姚立法评价《选举法》修正案说：“现在新的选举法仍然是个恶法，全文只有七千多字，语义模糊，缺乏可操作性，所有的关键环节都没有如何操作的细节，如正式代表候选人的确定、投票程序、计票程序等等，这样的选举法在实际中不能使用。湖北省选举细则，全文只有六千多字，含糊其辞，令人不明不白。美国怀俄明州的选举法有十三万字。……另外，新选举法没有如何救济选举权的条款。当选民的权利被侵害时，没有法律保护。法学上有个常识：没有救济的权利就是没有权利。中国的选举法缺少救济的条款，所以它是恶法。在法律上，清末、民国的选举比现时中国先进，可行；那时有选举法庭，可以进行选举诉讼。国民党政府的选举法有明明白白的关于救济的规定，规定了选民有二十一项民主权利，这些权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选举法中没有一项得到保障。正因为如此，地方官员才敢于肆无忌惮地操纵选举。”

    2004年10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另一《选举法》修正案。该案允许在农村基层以协商酝酿方式产生人大代表候选人。然而，在党国体制不变的情况下，民选没有空间，选举法没有意义，允许直接选举只是对党国体制影响不大的村委会主任一级，对镇政府一级都不允许直接选举。即使在村一级，没有中共的认可，独立人士参选、竞选也只能与1980年那次竞选同样结果。

    八二宪法

    新中国的人大代表不是民选产生，而是中共任命的。人大通过的一切都是中共预先决定好的，八二宪法即是中共决定的产物。1981年7月，邓小平让彭真主持宪法修改时就确定了四点：第一，要把四个坚持写进宪法；第二，规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第三，规定民主集中制；第四，规定民族区域自治。彭真执笔起草了序言。[5] 修改宪法期间，学者曹思源写信给全国人大，建议中国成立宪法委员会，彭真委员长决定不予采纳。中共有一套控制人大的办法。具体包括：人大开会前，先召人大中的中共党员开会“统一思想”，由中央政治局派人作报告，部署人大会议基调，将重大议程和事项在党内会议先议决；各地的中共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退下来的中共书记转任人大主任、副主任；在人大会议期间，在各人大代表团设临时党委，指示代表的言行以控制人大；全国人大办公厅强调：“鉴于我们实行党管干部的原则，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罢免或撤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时，要同党委商量，以便取得一致意见，……对中央确定的人事安排‘大格局’，党员代表或委员应服从和执行党的决议，投赞成票”；[6]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派出工作人员住到各省市代表团的住地，全程参加代表们的所有活动，每晚向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提交关于当日人大代表公开或私下言行的报告，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连夜将这些报告汇总编印，在次日晨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等。在这样的控制之下，人大代表在人大会议上的发言实际受到严密的监控，提出未经中共允许的批评、反对意见将遭谴责直至被取消人大代表的资格。这种处分早有先例，如马寅初因在人大一届四次会议提出应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提案而被罢免了人大常委和代表的资格。在如此的严密控制之下，人大开会成为举手走过场。

    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第四次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八二宪法）。这次修改都是邓小平的决定，删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一些鼓吹个人崇拜的条文，加入了“四项基本原则”。修改后宪法仍然充斥不适合写入大法的党化语汇，例如“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中国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等条文，“工人阶级”、“工农联盟”、“人民民主专政”等等。修改后的大法中有外国人的名字，更像是中共的党文件而不像是国家大法。

    八二宪法中存在众多自相矛盾之处。例如，它一方面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具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另一方面又规定共产党党权高于一切，规定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暗示中共有权以“反党”，“反革命”，“右派”等罪名镇压反对派，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条文失去意义。再如，他一方面规定不能保障人民的生命权，另一方面保留了“反革命”罪，使人民生命财产失去保障。这些自相矛盾之处体现着一党专制与宪政之间的根本冲突。

    “八二宪法”对中国人的最大影响是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从法律上完成了中共对人民土地财产权的无偿剥夺。新中国的历史就是当局无偿剥夺人民私有财产的历史。中共在建国之初曾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或单独的《土地所有权证》，紧接着就以土改名义无偿剥夺了地主的土地和房产；1954年，中共在第一部宪法宣布保护国民合法私有房产和土地，然而同时又以合作化名义剥夺了全体农民的土地产权。1956年，中共以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的名义剥夺了工商业主的工商业产权，1958年，中共在“大跃进”运动中剥夺了大多数业主的私有房产产权，以政府强权迫使房主、地主们迫交出了权证。这种霸占虽然得逞，但在法律上没有完成。经过多次整肃运动，多数1950年代被暴力剥夺土地和房产的业主在文革后已经离世。文革后，幸存的城市房产、地产的业主们因心存恐惧，担心文革迫害重演而不敢向政府提出归还私有财产或补偿的要求。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村的集体不复存在，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只是拒绝将土地产权归还给农民的霸王条款。通过修改宪法，中共宣布全国土地无偿国有，从而不用办理任何过户手续地完成了对私有土地的霸占。中共任命的五届人大代表们不敢为失去私产的业主们作主，举手通过了八二宪法关于城市土地的条款。他们中的多数记得，张春桥在文革中年起草的宪法还曾规定城镇居民自有房地产归私人所有。随着当年城乡业主的离世，业主的后代们再也难以讨回他们私产。此后三十年，政府规模爆炸性增长，所挥霍的财源主要是霸占得来的城乡地产。中共“土地财政”的背后是城乡土地所有者的浩劫。帮助剥夺私有地产的宪法条文揭示出革命的实质——霸占他人财产。

    对于经历四次修改的八二宪法，中外宪法学者批评它内容多是空洞的政治教条，而不是内容明确、语言规范法律条文。例如，它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而“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公理，是个富于争议的说法。宪法没有给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定义，中共也不可能给出“社会主义”的定义。毛泽东所谓的社会主义要求消灭一切私营经济，剥夺一切私有财产，由他个人控制全社会的一切财产资源，发展军备与核武器，服务他的世界领袖梦；刘少奇在建国之初主张的社会主义要求遵守建国之初与各党派、各界的约定，允许私有制和私营经济存在几十年，要求照顾民生，发展军备量力而行，随后刘又放弃了自己的社会主义，转而支持完全不同的毛社会主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与毛、刘又不一样，要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即市场经济，政治上社会主义，即共产党党权至上，不受监督制约，要让红色家族利用权力将国有资产，国民财富私有化。三位领袖的社会主义都不一样。中共在宪法中规定要捍卫社会主义制度，但不能说清楚要捍卫哪一种社会主义。

    八二宪法中的专政说与宪政根本冲突。世界上只有中国和朝鲜的宪法中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条文，两者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宪法。中共史家称，八二宪法中的“四项基本原则”不是邓小平取缔“民主墙运动”时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后者之一条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前者中之一条是“人民民主专政”。史家的这种说法是在玩弄词句，不是在讲道理。“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都是党化语言，并无明确含义，听凭中共解释。按照中共说法，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八二宪法出台后的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结构，财产所有制度和财富分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共高层家族成了最富有的阶层，成了中共长期以来号召剥夺的“老财”、“土豪”、成了事实上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中共仍称自己代表无产阶级。可见，党化语言只是服务一党利益的随意表述。宪法规定捍卫一个变来变去，无法定义的制度，难怪学者们对它多有批评，国人也很少人把它当回事。法律学者们呼吁按照现代国家民主共和原则从根本上修宪，但是，独裁体制不改这一要求不可能实现。

    中共史家说，八二宪法是一部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宪法。的确，八二宪法代表着文革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与晚清的“洋务运动”改革相似。两场改革都强调开放，都由官方引进外资，允许合资，允许民办，提倡官督商办，公私合营，大规模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两场改革运动都是只准经济体制改革，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坚持政治权力垄断。洋务运动中，慈禧强调：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改革开放中，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强调中共的独裁地位不能变。两场改革运动中，企业均以官办官营为主，效率低下，贪污腐败严重。在经济方面，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成就超越了洋务运动，但在制度革新方面，邓小平的改革远不如洋务运动。后者在政治制度革新方面也成就巨大，催生了独立的新闻媒体，独立的教育，政府承认私人的土地产权，允许民间结社，而前者坚持党化传媒，党化教育，以国有名义剥夺私人土地产权为官有，坚持党国体制，以国库作为党库等等。两者间的差异证明了百年革命带来的不是进步而是倒退。

    马克思理论与宪政、宪法根本冲突。共产党要求永远执政、领导一切，所推出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宪法根本反宪政，无宪法之实。八二宪法公布的三十年后，中共仍拒绝宪政，称其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不适合中国。了解宪政、宪法的真谛才能了解中共何以不能与宪政兼容。宪政的真谛是以宪法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言论出版、结社组党等等权利，约束政府和执政党不得做坏事。中共拒绝制约，当然不容宪政口号。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宪法规定司法独立，不仅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且有保障公民上述自由的具体条款，以防止宪法中的公民自由条款落空。而中共制定的宪法相反，否定司法独立，没有保障公民自由的具体条款。在万里接任人大委员长后，宪政学者曹思源再提成立宪法委员会的建议。万里回复说，如果宪法委员会发现中宣部违宪就没法办，难以采纳你的建议。可见，有党国体制下不可能就有真正的宪法。在八二宪法颁布的次年，邓小平发动了违背宪法的“严打运动”，人大和宪法沦为附庸。

    2012年12月，中共举行了纪念八二宪法施行三十年大会，新一届领导人习近平在会上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此言没有意义。因为，八二宪法申明“四项基本原则”，规定了中共领导一切，有法律特权，间接规定了中共怎么做都可以，不存在超越宪法的问题。

    红色梯队

    随着平反文革冤假错案，大批老干部复出，要求坐回原来级别的官位，中共中央只得以增加副职等办法来解决官多位少问题，例如将国务院的副总理增至十三人之多。1982年1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讲话，批评组织机构臃肿，“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要求老干部们“对党作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让出官位，支持机构改革。3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

    邓小平让复出老干部主动退休的要求难以实施，中共元老们都认为像毛泽东、周恩来那样死在任上才是正常的，拒绝退休让位。元老们恋栈不仅因为“打江山、坐江山”思想，还因为待遇和利益，在中共待遇与官位挂钩的官本位制度之下，退休意味着特权和待遇的重大损失。另外，邓小平提“干部年轻化”要求也其他元老不服。因为邓自己也是元老，也不年轻，也是要求复出拒绝退休，也拒绝交出权力，他无法说服拥他上台的众元老们退休。同样情况与想法的陈云说：“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 他向邓献计：“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继承这个江山也应该是我们的后代，每家至少提拔一个子女。”经过一系列密谋，元老们达成了一个“权力赎买”的共识，即以利益交换元老们让出官位，答应安排元老子女们政商要职，为避免引起抗议，决定每家提拔一位子女作所谓接班人，即提拔为高干，安排其他元老子女任职重要商界职位，即下海经商。根据这一共识，中共中央成立了两个机构，其一是中央顾问委员会（中顾委），让退休的元老们在这一安置机构中保留权力、待遇与地位，称“这样让老同志们把自己的椅子移到这个地方比较容易说服”。中共在随后出台的新党章中规定中顾委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委员会会议，副主任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中顾委安排还有一个未明言的潜规则，那就是中顾委名义上受中央委员会领导，任中央委员会的助手和参谋，实际上握有最后决定权，对新一届中央垂帘听政；其二是负责安排元老子女的机构——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

    1982年9月，中共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总书记胡耀邦在会上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政治报告，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宣布，不再设主席、副主席，总书记是党的最高领导人。由于党章规定，党的最高领导人兼任军委主席执掌最高军权。身为政治局常委的邓小平主持修改了党章，将其中“中央军委主席由中共中央主席担任”的规定改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为自己执掌军权和实际最高权力作好了安排。

    中共十二大对外只宣布了机构改革，干部年轻化、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等项安排，而将最重要的决定——权力赎买，安排元老子女上位的利益交换密谋对国人和党员们严格保密。遵从元老们的决定，新任总书记胡耀邦操办成立了中央和省级的顾问委员会以安置退休元老们，保留他们的特权和利益，同时领导青年干部局操办安排元老的子女进入“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准备上位接班。胡耀邦引用孔子“祁黄羊推荐人才，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之语，在内部宣布元老们可以推荐自己的子女或亲属优先进入“第二梯队”、“第三梯队”，中央级元老的子女可优先提升至部、省级。随后，中共中央成立了宋任穷为组长的省市机构改革领导小组，以承诺安排元老子女进入“梯队”换取元老们同意退休。中组部确定的“第二梯队”成员以延安保育院、抗日军政大学附属中学及延安自然科学院补习班成长，曾被送到苏联培养的的红二代为主。从1983年开始，中组部将元老们批准的“第二梯队”成员逐步提拔到了中央；副部长兼青年干部局局长李锐操办，将元老子女登记造册，再提出了1068位重点提拔的“第三梯队”名单，报中顾委元老们批准。中顾委当然会立即“批准”子女群体进入“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在“确保红色江山不变色”说法掩护下，中共中央将安排女子的自谋利益之举对国人保密。中组部先安排“第三梯队”们去基层体验数月，然后快速提拔他们进入中央和省部级，时称火箭式、直升飞机式提升。

    中共十二大后不久，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人谈话提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事实证明，中共是通过安排高层子女让红色权贵先富起来。中组部为元老子女们安排的另一出路是作官商。这时的官商利用政治权力攫取国民财富是公开的秘密。中共的“利益赎买”换取元老退休的运作颇似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让众将“多积金宝，广置良田美宅，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以放任腐败换取众将交出兵权。在十二大后的几年中，中共成立了众多部级和副部级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由中组部操办，安排大批元老子女去主持官商公司。官商公司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信、康华、保利等公司等部级、副部级公司。官商拥有特权，被民间称为“官倒”。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权力意味金钱，特权意味巨额财富，“梯队”成员们率先进入了以权力垄断，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产业、房地产行业，通过权力和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获得物资调配权、进出口指标、铁路车皮计划、地皮，迅速暴富。原本，中共中央提拔子女限于中央元老。但执行中，各级“党和政府”层层效仿，实际是当权者子女全部提拔，形成了中央梯队之外的庞大地方梯队。

    红色梯队”政策影响深远，标志中共从暴力革命党向利益集团转变。通过“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安排，中共元老们家族迅速成为有人作官，有人经商，同时享有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豪门，中共由此奠定了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利益格局。在二十一世纪，“红色梯队”们成了政商两界的主宰。在政界，“红色梯队”们掌控了各级党政军要职；在商界，“红色家族”构成了中国富豪的主体，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私有化了巨额的国有资产。红色家族致富的共同路径是，在中共十二大后因获得体制内执掌官办企业的机会而崛起，然后通过改制及私有化，成为股份制企业的实际拥有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会见大平正芳首相时声称，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不会扩大，更不会出现资本家。后来的事实证明，邓的保证是谎言。他所谓的改革造成贫富差距空前扩大，红色家族基本转变为了大资产阶级，不到0.5%的家庭拥有全国个人财富的60%以上”，[7] 中共“红色家族”后代们盘根错节，形成了庞大的权益集团。[8] “先富起来”的红色家族首先要感谢毛泽东将民间私有财产剥夺为党产；其次要感谢邓小平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使他们得以不受制约地利用特权攫取国民财富。另外，他们还要感谢胡耀邦、李锐等人操办“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安排他们上位。

    虽然改革开放使人民生活比起水深火热的毛泽东时代有极大改善，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意味少数权力者对国民财富的掠夺。公平的私有制须辅以议会制，新闻自由，选举制，三权分立，多党制等等以约束权力滥用、权力寻租。而邓小平请回的私有制，同时拒绝相应的约束权力的制度，实行半计划，半市场的“双轨制”，经济市场化，政治一党专制，新闻审查制，人事一党任命制，为以权谋私，将国民财富据为私有大开方便之门。英国思想家洛克在三百年前就精辟地指出：“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意思是财产公有将带来掠夺，权力私有将带来专权和党天下。邓氏的改革开放是财产公有而权力私有，让红色家族利用权力将天文数字的国民财富转移成了家族私有财产，“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邓小平颂歌歌词）。邓小平一面要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面拒绝对权力的制约的设计实质是自谋，是让权力家族鲸吞国民财富。

    “清除精神污染”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就任总书记后，胡耀邦不仅推动经济改革，也锐意推动政治制度的相应变革。胡的作法引致中共高层意见的分歧。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把作家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搬上银幕，拍成了电影《太阳与人》。影片描写一对为躲避战祸侨居海外的画家夫妇在中共建国时满怀激情回国效力，但其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尽迫害。中共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胡乔木抨击《苦恋》，以及整个文艺界存在着严重政治错误，表态拒绝胡耀邦推动的思想领域中的变革。1981年4月，《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称 “《苦恋》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由此在全国掀起了文革中批判运动一样的批判白桦和《苦恋》运动。9月，胡耀邦作出批示，要求停止批判电影《苦恋》。年底，邓小平发话同意了胡耀邦指示，同时又以“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许挑战表态封杀了政治思想领域变革。按照中共批判运动的规矩，对《苦恋》的批判浪潮以《解放军报》和《文艺报》刊登出白桦的检讨信宣告结束。

    1983年1月，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长篇报告，要求：“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胡耀邦推动改革的报告引起保守派的不满。在随后的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联席会议上，陈云，胡乔木、邓力群、姚依林、宋平等人指责胡违背了中共领导一切的基本原则。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胡乔木、邓力群在文艺和理论界发动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清污）。中宣部长邓力群与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贺敬之分别主持了中央党校和文化领域的“清污”运动。在文艺界，中共将《人啊，人》、《春天的童话》、《在同一地平线上》、《晚霞消失的时候》、歌曲《乡恋》等一批作品被批判为“思想不健康”的“精神污染”作品。当年，中央电视台首次举办“春晚”。保守派要求禁止春晚播出歌曲《乡恋》，而改革派坚持对歌曲不应有文革式的管制。结果，改革派借全国观众一致点唱而推动《乡恋》成功播出。其实，这首歌曲是当时是难得的健康歌曲，中共指其“不健康”、“精神污染”只是因为它只歌唱了人的情感而没有歌颂共产党，违背了毛泽东制定的文艺必须歌颂共产党的原则。不歌颂共产党的作品就“不健康”，描写人的真实情感之作就是“精神污染”，“春晚”曲目也须中共高层批准，显示中国仍未走出毛泽东时代的黑暗。

    3月，周扬在中央党校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年座谈会上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主题报告，在其中呼吁 “思想解放”。报告再引起了胡乔木的不满。胡发表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长文，批判周的报告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向邓小平、陈云控告周及刊登周文的《人民日报》。邓小平支持了胡乔木的指控，指示要整肃《人民日报》高层。结果，《人民日报》总编秦川被警告，副总编王若水被撤职。随后，中共将“清污”运动被推向了全国，将批判范围扩大到文化以外的人民生活方方面面。如同当年义和团的仇洋一样，当局将众多外来的事物指为污染，批判、禁演一大批歌曲、电影、电视片，西方风格的服饰批评为“奇装异服”，干涉人们烫发、穿高跟鞋和男女跳集体舞，北京共青团甚至组织青年到大街干涉青年情侣们的亲密举动，禁止所谓“勾肩搭背”，干涉养花、养鸟，甚至砸碎人体雕塑。运动中，有些工厂门口站岗，阻止留长发、穿“奇装异服”者入内。保守派将“清污”运动扩大到农村，打击农村改革，批判农民谋求发家致富、搞长途贩运，抨击深圳、珠海等四个特区等“资本主义泛滥”，指责经济特区为“租界”。与右派，反革命，反党等罪名一样，精神污染也是无从界定的随意整人罪名。人们担心反右运动、文革运动重演，全国一时回到了红卫兵运动时的黑暗与恐怖。

    11月，胡耀邦访日归来，联手赵紫阳、万里向邓小平举报“清污运动出现扩大化”，影响到了经济改革。邓小平不容胡耀邦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但需要推进经济改革帮助应付经济危机，于是表态要制止“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有了邓的表态，胡耀邦召集宣传部门开会，批评各地“清污运动搞得走了样，有人用封建主义的眼光看待现代文明，要把我们的社会拉回到几千年前去，要防止左的思想和封建思想的抬头”。根据胡耀邦的意见，《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的一文，反对把烫发、穿时装、跳集体舞视为“精神污染”。12月，胡耀邦发出指示说：“清除精神污染不要再提了”，迫使“清污”运动不了了之。

    “清污”运动显示中共统治之专制与革命之倒退，显示“反自由化”和“清污运动”中的中国与非革命样板戏不准唱的文革中国一样黑暗。一个党甚至要将管制范围扩大到人民穿衣，跳舞，唱歌，这在历朝历代是不可想象的。胡耀邦虽然暂时压制了清污运动，但不久还是被保守派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扳倒。

    十二届三中全会与经济改革

    中共允许在农村实行承包制后，农业开始复苏。中共十二大后，中共在城市的经济改革起步。随着农村和城市经济改革举措的推出，全国经济在特区经济起飞的带动下开始走出“洋跃进”后的经济危机。当时的老百姓不可能知道邓小平发动“洋跃进”造成经济危机的情况，学生们在1984年国庆三十五周年的游行中自发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显示出了国人对经济改革的赞同。

    国庆后，中共在北京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推进城市经济改革。会后，中共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举措。其中包括：

    城市厂长（经理）负责制：这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中共的基本原则是共产党的领导一切，因此中共无法清楚回答是厂长、经理领导党委书记还是相反。经济体制改革要求，让一些内行、年轻的厂长经理上台。但是，企业国有，干部由上级组织部门任命，年轻内行的厂长、经理们并不能真正负责，还是要接受党委书记的领导。况且，厂长、经理们与党委书记一样，首先要对上级负责，其次才考虑企业的利益。这种情况说明，国营企业中厂长（经理）负责制在一党独裁的体制下不可能真正实施。

    利改税：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的推行办法》，将大中型国营企业上缴利润改为按企业利润的55％向国家交纳企业所得税，税后利润归企业支配；国营小型企业按超额累进税的办法向国家纳税。中共试图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通过利改税创造一个大致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共不清楚，市场和价格的前提是私有产权。在所谓公有制之下，市场和价格形成机制失灵，成本、收益等难以核算，无法判定效率与盈利。在企业产品并不是由市场，而是由政府定价的情况下，企业之间盈利差别不能说明经营效率，企业利润水平只能说是政府决定的结果。在这样的局面下，利改税并不能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反而使国营企业的税赋增加，利润水平连年下降。

    恢复股市：中共建国后即取缔了股市。经过几十年的禁锢，人们对股票极为陌生，股票发行备受冷遇。十二届三中全会当年，深圳经济特区率先发行股票。首先发行的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结果，深圳当局采取行政手段命干部带头买股票。某局分到1万元认购任务，只有局长带头买了1,000股，其余股票无人认购而被退回（后来被迫买股票的党政干部因此发了财）。1985年，上海股市在被取缔三十多年后重开。具有商业眼光的上海市民忘却二十年前上海工商业者的惨痛经历，排队买股票。刚刚恢复的股市规模狭小，成交低迷。1986-1989年，上海股市四年成交额不足亿元，深圳股市1988年的交易额不足千万元。

    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决定设立四个经济特区后，中共中央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1984年11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这些开放城市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及海南岛一起，推动了中国迅速对外开放。

    与农村允许承包等改革举措一样，中共放宽城市经济管制的改革举措不值得老百姓感恩戴德。因为，共产革命前，企业本来就是经理负责，企业本来就是纳税经营，本来就没有国营企业垄断局面，没有上缴利润体制，股市本来就正常运转，城市港口本来就对外开放，是共产革命给经济活动套上了枷锁，取缔了大部分的经营活动自由，才有了党委在企业中专权，才有了一个党有权取缔或决定重开股市的灾难，也有了所有经营活动均须经中共批准，服务中共利益的灾难，才使市民与农民一样陷入长期贫困。在放松管制时，中共没有就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扼杀企业、股市，剥夺业主私产向国人道歉，反而将大力宣传自己造福民众。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发展速度世界瞩目，但是经济改革的背后是政治体制相关的种种禁锢没有根本的改变。2013年，新总理李克强力推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运营。与此前高调宣传相反，自贸区挂牌仪式格外低调。李克强不但未出挂牌仪式，在次日的国庆招待会致辞时也只字不提上海自贸区。如此低调是因为，中共内部为自贸区设立了重重限制。例如，《人民日报》称政府不允许开设“政治租界”，官方发布了近两百项对外资经营活动限制的清单，列出了金融、房地产、娱乐及媒体等诸多行业的外资参与限制，以及新闻机构、新闻网站、图书、报纸、期刊出版、网络视听节目、网吧、网游运营服务、博彩业，以及公共管理、社会保障、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等外商禁入行业，这使自贸区失去意义。应当指出，不开放垄断行业的背后是红色家族不允许触动他们的利益。四个经济特区也好，十四个开放城市也好，三十年的发展证明，一党垄断权力的体制下，不可能有开放自由的贸易环境。

    村民组织法试行

    1980年，人民公社解体，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政社合一组织不复存在。农民包田到户，各干各的，多数农村的党政基层组织瘫痪，中共对农村和农民的控制力衰落，乡村的公益、公共服务衰落，乱摊派和乱收费的泛滥，治安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要求回复民国时已在乡村试行的乡约治村。广西宜山县和罗城县农民率先自发组织了村民委员会来维护治安，调节纠纷，管理公共设施。不久，村民委员会在各地农村迅速普及，遍布乡村。至1985年初，全国农村出现了约百万个村委会。在中共领导一切的体制下，村委会成员不可能由村民选举，而只能由上级乡镇政府任命。这样的村民委员会背离了村民自治的初衷，成为拿村民的钱，对上一级中共党委负责的干部，不同的是不可能再像人民公社时代那样管制农民了。

    1988年6月1日，全国人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村民组织法》）开始试行。令农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试就试行了十多年，正式组织法迟迟出不了台。十年间，少数村干部包办村委会成员提名，压制、阻挠村民自由民主选举，上级乡镇政府内定村委会成员，操控选举，随意否定村民的选举结果，甚至根本不经选举，延续上级任命的旧制。政府对村委会的操控必然引起村民的不满。很多地方村民以不承认上级任命村委的方式抗争。在政府指定人选未能主导村委会的情况下，中共支持村党支部，形成村委会之外的另一领导中心。村民选出的村委会权势不敌上级撑腰的村党支部，于是，很多地方出现动员村民选村中共支部书记为村委会主任，或全村村民选举中共村支书，选出后再由党员会认可村民选出的支书的怪事。

    正式《村民组织法》无法出台的原因在于，村民自治与“党领导一切”的“基本原则”根本冲突。虽然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推动将村民自治的组织形式写入了1982年宪法，但中共的“四项基本原则”也赫然在宪法之中，中共不容垄断政治权力的格局有所能变，村民自治就没有生存空间。这一冲突不是始于人民公社解体，而是始于1920年代。历史上，中国虽无乡村自治的说法，但政府规模很小，县级以下无官府，广大农村由乡绅领导，形成原始的自治。清末新政中，清廷推动地方自治，要求省自治有县自治的基础，县自治有乡村自治的基础，要求村民选出有文化、有产业、有责任心和公益心的乡绅领导乡村。1920年代初，中国联省自治运动成为全国各地、各界的共识。中国由村民自治而地方自治的联邦制选择被苏俄武装的国民党、共产党所扼杀，代之以党国体制。自从有了党国体制，民治不再可能，宪法中的村民自治无从实施。

    2011年，广东海陆丰乌坎村村民的抗争出人意外。村民们驱逐了该村共产党支部，自行选出了村民理事会作为自治组织，在一个村推翻了共产党的统治。这一事件虽然只是局部和暂时的现象，但它让人们相信，村民自治会在二十一世纪取代党治。

    第 58 章 三峡建坝

    “两把梯子”

    建国伊始，刚刚成立的水利部门开始鼓吹在三峡建坝。这时，国家经历长期战乱，政府又派军入朝鲜参战，经济陷入严重危机，三峡建坝之议显然痴人说梦，在高层中得不到支持。于是，水利部门转而鼓吹先建三峡大坝的准备工程。1953年2月，毛泽东乘“长江”舰从武汉到南京，陪同的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人林一山在船上向毛进言说：修三峡工程好比上天，上天要有梯子，应先在丹江口、葛洲坝搞两把梯子。毛泽东随口说了一声好。有了这一好字，水利部门迅速提出了丹江口查勘报告，不是提交给专家机构论证，而是直报外行的毛泽东。毛看不明白，又不懂得重大工程方案应先交专家论证的道理，随口再说了声好。有了毛的两声好，三峡建坝的第一把“梯子”——丹江口水利工程就算决定了。

    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威胁到武汉等长江中游城市，林一山加紧向毛泽东游说三峡建坝，声称建一个蓄水位达海拔235米（意味淹没整个重庆），防洪库容超过1000亿立方米的超级大水库，将千年一遇的长江洪水量统统装进去以一举根除长江水患。这一方案在国力、技术，成本效益、泥沙淤积等方面堪称可笑，但却代表了水电部门的主流思想。水电部门要求多建水库，建大水库，要把洪水堵住，用成千上万个水库来解决防洪问题，而对维护堤防、河道疏浚，湖区分洪等低投入、高效益的日常工作兴趣却不大，背后是好大喜功追求政绩思想和部门利益考虑。因为建大水库可以掌握花不完的钱。水电部副部长李锐反对三峡建坝。他指出：“长江中下游原有大量湖泊洼地，是千百年来防止水患的蓄洪区域。但是这些符合自然规律的湖泊被大面积围垦，使原有二万多平方公里的通江湖泊减少了一半，蓄洪能力减半，破坏了生态平衡。最近地方上提出要退田还湖，不仅可以改农为渔，提高经济效益，改善生态环境，还可以恢复其泄洪作用，是适于自然条件的良好防洪措施。两万平方公里的湖泊面积，利用一米深水蓄洪，即有200 亿立方米的容积，即相当于三峡工程170 米洪水水位的防洪库容”。李的几句话道明了长江水患的由来。自古以来，长江因有中下游的云梦泽、洞庭湖、江汉湖群、鄱阳湖、太湖等众多湖泊调蓄，不存在水患。湖泊、蓄洪区接纳汛期的江河水是大自然的巧妙安排。自从明代张居正塞九穴十三口，占了云梦泽，长江开始有了水患，只因有洞庭湖调蓄，水患并不严重。清代，人向江河争地加剧，侵占分洪低地湖区，长江水患加剧。

    超级大水库装千亿方汛期洪水的计划虽然幼稚可笑，但合毛泽东的口味。毛相信“人定胜天”，认可了该计划，指示国务院总理周恩督办。周下令封杀李锐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文章，批准水电部立即邀请苏联水利专家参与，开始了三峡工程的勘探、设计。1958年，中共中央在南宁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水电部门提交的三峡建坝报告，国家计委负责人李富春、薄一波提出国力不足，反对三峡建坝。会后，周恩来带队考察了三峡。随后的成都会议上，张爱萍从国防角度提出反对三峡建坝意见说：“头上顶着一盆水，打翻了不得了”。接受军方的意见，毛泽东决定搁置三峡建坝。李锐后来回忆说：“成都会议共通过了三十几个有关“大跃进”、总路线的决定和文件。三十五年过去了，现在回头来看，所有这些决定和文件如过眼烟云，早被世人忘却，惟独关于三峡的这个搁置决定经得起历史的考验。”[1]

    1959年，丹江口大坝工程在全国饥荒中启动。工程先开工，再设计，投资款在工程开工不久就用完了。水电部门要求国务院追加投资。周恩来问完成后续工程或工程下马分别需要多少投资，林答所需投资一样多。周恩来无法承担已经投入资金完全损失的责任，只好东拼西凑追加工程投资。不久，追加投资款又用完了，已经投入的资金翻倍。周再向林同样的问题，林同样答复。周再同样应对，动用本可救济千万灾民的巨额金钱再追加投资。1966年，在大坝工程开工七年后，国务院才正式批准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确定初期规模为：坝顶高程162米，水电站装机总容量为90万千瓦。

    1970年，中共中央根据备战需要，决定从德国、日本引进一米七轧机生产坦克用特殊钢板。该设备电量及起动电流极大，当时的华中电网难以承受。水电部趁机以解决武钢一米七轧机的用电需求为由，向毛泽东提出建葛洲坝，声称为三峡建坝准备“第二把梯子”。水电部门提出的葛洲坝工程实际是服务三峡水库的反调节配套工程。外行人不知建这“两把梯子”的奥妙，只有水电部清楚，先建它们是要造成三峡大坝非建不可，否则谁也无法承担“两把梯子”巨大浪费责任的局面。在水电部报出来声称“三年就可建成，为造坦克发电”的《葛洲坝工程说明书》上，毛泽东批示：“赞成修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水电部门将毛泽东这句荒唐话当开工许可证到处悬挂，以“圣旨”压制反对声音。如此，一个对国计民生影响重大，耗资数十亿的大工程在没有规划设计文件，没有比较方案，没有经济效益分析，未经任何论证的情况，被水电部以几页《工程说明书》糊弄毛泽东、周恩来获得“圣旨”的办法上马了。水电部精心地选择在1970年的毛泽东生辰日举行了葛洲坝工程的开工典礼。与十一年前丹江口工程一样，葛洲坝工程也是先开工后设计，“边施工、边设计”，随时修改，质量事故不断。工程摊子已经铺开，事故再多、再大也只能继续。负责打理“两把梯子”的周恩来亲自去葛洲坝工地视察后决定停工两年，重新设计。1973年，丹江口初期工程勉强完工，花费了毛、周最初同意投资额的四倍，建设了一个比当初上报能力小很多的病库险坝，留下了一大堆没有解决的移民安置和补偿问题。这时，周恩来与水电部门联手，将工程吹嘘为除害兴利，“五利俱全”的枢纽工程（十年后大坝上游的安康县城被洪水淹没，淹死民众数以万计）。1974年，葛洲坝工程复工。这时，毛、周都已来日无多，无力也无心再理会“梯子”之事了。与丹江口工程被“钓鱼”一样，政府在葛洲坝工程进程中也被水电部牵着鼻子走，被迫一再追加投资。

    先上马后论证

    重新掌权后，邓小平雄心万丈，要求众多大项目一齐上马。水电部和湖北省乘机向邓重提三峡建坝，报上了1958年制定的正常蓄水位海拔200米，195米和190米等三个方案。水电部门积极推动建三峡大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已经成了“建坝部”，养了几十万专门建坝的工程队伍，必须在葛洲坝完工后让工程队伍有坝建。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好大喜功。毛不喜欢讨论具体事宜，更懒得操刀办事，凡事只画圈同意，作个批示，然后交周恩来去打理，邓则不同，热衷于上马巨型项目，且喜欢亲自谈项目。在亲自拍板引进了二十二个巨型项目后，邓决定对水电部的三峡建坝计划作一番亲自考察。

    1980年7月，邓小平回乡省亲，回程时在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四川省省长鲁大东（当时四川省坚决反对三峡建坝工程）、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魏廷铮等人的陪同下从重庆乘船考察三峡。船上，邓小平听取了魏廷铮关于三峡工程研究的经过、工程规划设计、施工方案、设备制造、资金筹集等问题的汇报。魏廷铮只向邓小平介绍了建坝的好处，避谈大坝加重上游洪水灾害、泥沙淤积等负面问题，声称泥沙淤积可以解决，强调已经建了准备工程葛洲坝。与毛泽东一样，外行的邓小平立即表态说：“葛洲坝工程建设过程中取得的经验，一定要很好地应用到三峡工程中来。”船到武汉之后，邓把胡耀邦、赵紫阳、宋平、姚依林等高层召到东湖宾馆一起听取了水电部门关于三峡建坝的汇报。水电部介绍方案说，正常蓄水位将为海拔150米，需要移民50万，投资几百亿等等。听完汇报，邓小平拍板决定，在三峡建大坝。当年，毛泽东被水电部几句话，几项纸糊弄就作了荒唐指示建了“两把梯子”。如今，邓小平同样，乘船调查了一趟，然后就将一个影响深远，专家们长期争论的巨大工程拍板了。

    1982年，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重申建坝决定说：“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急于上大项目的水电部门再以“圣旨”为开工许可证，开始了三峡建坝的各项准备工程与采购。这时，世界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巨型高坝水库对社会对环境的长远危害而放弃建坝，水利发电设备和技术已经成了不值钱的淘汰物资。邓小平不了解这些情况，了解情况的水电部门将这些实情隐瞒，引进了7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等大批国外淘汰的水电技术与设备。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三峡建坝报告，成立了由李鹏为组长的三峡工程领导小组，三峡建坝工程正式启动。1985年初，邓小平在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合同签字仪式上听取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李鹏汇报三峡工程情况后再次就专业问题乱表态说：“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进行。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看来电有希望，翻两番就有希望”。针对李鹏提出的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行政手段解决移民安置的计划，邓小平表态说：“现在的移民方针对头了。可以考虑把四川分成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一个以成都为中心。”[2] 独裁体制下，领袖既无相关专业知识，又不愿意听取批评意见，自以为可以决定一切，藐视自然规律，手下人投其所好，谎言蛊惑，关系国计民生百年大计的巨型工程在蛊惑中被荒唐决定。当年，英国前首相希思在来访时当面向邓小平介绍了西方放弃建坝的情况，劝邓放弃三峡建坝计划。邓答：“已经定了，不能改了。”

    得知三峡工程已经开工，政协代表们发出了反对声音。经历毛泽东时代的长期废弃，人大、政协在邓小平主政后得以复会。政协委员们清楚自己不能行使监督职能，也不能就政策提出批评，但又不甘完全处于摆设地位，不甘成为中共营造大治局面的花瓶。三峡工程为他们送上了出声的机会。他们知道，就一项工程发出反对声音不至于背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罪名。以周培源、李锐为首的一批政协委员在1985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激烈抨击三峡工程不经可行性论证和人大批准程序即悄然开工，要求停止工程，启动论证。长期没有真实新闻可报新闻媒体人也不甘只作党喉舌，将政协发出反对声音的题材报导为“大闹政协事件”。部分政协委员们不满足于在会上质疑，还在会后采取行动制止一个关系国家前途的巨型工程草率上马。前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成员孙越崎率团考察三峡后上书中共中央，陈述三峡工程的七大问题，要求推迟三峡建坝；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上书中共中央谓由不诚实的人主持三峡工程论证，我们不放心；原中国银行副行长乔培新抨击三峡工程是“钓鱼工程”，所公布的预算只是投资规模的四分之一；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林华从全国生产力布局出发置疑三峡工程的效益；侯学煜教授指三峡工程将带来生态灾难；水利部工程师陆钦侃指出，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十分有限。反对三峡建坝的声音不只来自政协。在民主墙运动后，社会各界要求进行政治改革诉求持续。一大批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文艺工作者、作家、退居二线中共领导人、学生、工人、农民和一般的市民也纷纷抨击独裁的三峡建坝决策。

    政协委员们的反对声音虽不能阻止水电部建三峡大坝施工的步伐，但中共中央也不能对政协的反对声音置之不理。1986年，赵紫阳视察三峡后向邓小平汇报说：“看了三峡后认为有三个问题：技术、经济、政治。技术经济问题都可以解决，难办的是政治问题。一些反对的同志，并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有的主要是对共产党有意见。如果将来人大审议时，有三分之一弃权或反对，就成了政治问题。”与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视反对声音为反对共产党，也从来不接受反对意见。他在５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只要技术和经济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应该上。” 他不想一人承担三峡建坝决策的责任，指示找一批专家进行论证。198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第15号文件，宣布对三峡建坝进行可行性论证。

    当年三门峡建坝，毛泽东拍板在先，周恩来召集一批专家论证在后。在肃反恐怖中，谁都知道反对毛泽东拍板的事意味什么。除了不计个人得失的黄万里和一位技术员反对外，全体专家附和高层已然的决定。此时，在邓小平已拍板，建坝大军已在施工的背景下，从水电部到政协，大家都清楚可行性论证只是应付反对声音的走过场，论证必须背书中共中央的决定。水电部采取了一系列操控论证的办法：邀请支持三峡建坝的412位专家参加论证，象征性地包括了几位持反对意见的专家，但将李锐、黄万里等反对三峡建坝的代表人物排除在外；由水电部副部长、总工程师主持论证领导小组，指定水电部所属各司、局、院的负责人担任十几个专题小组的负责人，由论证小组专家兼任国务院论证审查委员会专家，例如，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的负责人陆佑楣是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主要撰写人，同时兼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审查委员会主任，负责审查可行性报告（陆后来又兼任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的总经理，导致他在后来三峡工程出现问题时不敢指出问题，尽量掩盖问题，用“三峡工程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这样的话来搪塞）[3] ；不提供备选方案，只论证水电部所提方案；不容许公开辩论，只允许公布肯定方案的论证意见；只允许专题小组论证各自专业题目，不允许就三峡工程整体发表意见，使三峡工程该不该建、蓄水位多高等重大问题没有机会公开讨论；要求专家签字对本专题的论证结果负责等等。通过上述安排，水电部掩盖最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三峡建坝在清淤、防洪、发电的几项目标之间无法兼顾。例如，泥沙组要求汛期开闸放水，冲走淤积泥沙；而防洪组要求汛期蓄水防洪，两组意见冲突。

    关于三峡工程船闸的单向通过能力的论证，魏廷铮当初向邓小平汇报说，三峡工程的船闸的单向通过能力为每年5000万吨。论证中，专家们发现最大的单向通过能力仅为每年3500万吨。为使论证结果达到已报邓小平的5000万吨指标，论证专家编造了“航运以万吨船队为主”的谎言。实际上，长江每年有多半时间是不可能通行万吨船队的。在生态环境论证中，以马世骏院士为组长，方子云为副组长，侯学煜院士为顾问的生态环境组得出了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弊大于利”的结论。为了避免与国务院既定三峡上马的决定相冲突，生态环境组在“弊大于利”的结论后面加上“许多弊病是可以通过人为的措施加以限制的”后缀。侯学煜教授不同意这一似是而非的表述，拒绝在报告上签字。

    1988年，葛洲坝勉强宣布初步建成。这时，无人问责水电部当初承诺的三年建成，为一米七轧机提供电力的承诺。当然，在党国体制下根本不存在问责。况且，所谓备战本来就是服务毛泽东臆想的说法，并无哪个国家要侵略中国，备战只是浪费百姓活命钱，生产不出坦克钢板等只会减少浪费。但是，参加三峡论证的专家们心里清楚，葛洲坝水利工程问题成堆：它违背了河流开发的“先上游，后下游”的一般规则，所宣传的航运、防洪、发电三大利不可兼得，顾此必然失彼；作为径流式水电站，葛洲坝安装19台12.5万千瓦和2台17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电站总装机容量为272万千瓦。然而，为保航运必须限制发电。结果，这一号称最大的水电站实际发电量仅77万千瓦，只是装机容量的零头；葛洲坝船闸常因淤沙而发生事故，致长江航运经常停航；就经济效益而言，葛洲坝的单位千瓦发电量投资数倍于长江支流上的小水电站，而这个得不偿失的大型水电站工程挤占了其它水电站的建设资金等等。论证专家们都清楚毛泽东、周恩来建葛洲坝决策的荒唐，但没有人敢于在论证中明言。因为，论证会是水电部门的地盘，中共中央已经批准了水电部的三峡建坝计划。在中国专家论证三峡建坝之时，各国同行已经形成建大坝会造成巨大生态灾难的一致看法。中国政府封锁国际水利界的定论，主导论证组去得出相反结论。虽然多数专家知道知道各国同行的共识，了解各国大坝靠政府补贴生存的事实，了解各国都在放弃建巨坝计划的事实，但他们选择了顺从政府意志。在水电部主导下，三峡工程论证组得出结论为：技术方面可行、经济方面合理，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

    人大批准

    1989年7月，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选定三峡作为上任后首次视察之地，在视察中高调表态支持三峡建坝。江支持建坝是因为，他需要以支持峡建坝决策换取邓小平的信任和总理李鹏的支持。回京后，江泽民探病李鹏，再向李当面表态支持三峡工程。作为回报，李表态支持“江核心”。1992年１月，李鹏主持国务院第９５次常务会议批准了三峡工程。2月，江泽民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出了三峡建坝决定。3月，国务院将三峡建坝计划交人大通过。将三峡工程这样一个复杂的提案交数千全国人大代表表决的作法受到广泛质疑。质疑的要点是：人大代表多非专业人士，让这些并不了解与三峡工程相关的复杂的技术、经济、生态、社会等问题的众多代表们来表决并不合适；国务院提交议案中的可行与不可行理由严重不对称；官方对人大代表施加影响力等等。由于当局封锁消息，审议三峡方案的人大代表们不了解专家在论证中提出的反对意见。外界质疑官方对人大代表施加影响力是事实。为避免出现人大背离中共中央意图的情况，中共中央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召集“两会”中的共产党员开会。江泽民在会上作动员报告说，党中央和他本人都对三峡工程投了赞成票，要求党员代表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人大召开后，总理李鹏再作了动员支持三峡工程的报告，并主持了人大审批三峡工程的会议。（两人的重要报告始终未被公开，也未被收入在十多年后编辑出版的各自选集）两位最高层领导人为一个工程的决策到人大作动员报告，说明了人大会议确实在中共操纵之下。

    4月7日，人大对三峡工程的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结果1767票赞成， 177票反对， 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机器，争论了半个世纪的三峡建坝议案以三分之二多数获得通过。表决中，赞成的比例恰为人大中中共党员代表的比例。其实，国务院、水电部组织论证、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江泽民主持政治局常委会作决定、国务院向人大《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人大投票表决等等步骤全是走过场，邓小平在1980年视察后就已经拍板，工程早在1982前已经启动，水电部门早已巨资进口了外国已淘汰的技术、设备。如此巨大的工程在开工几年后是不可逆转的。开工后的专家论证、报国务院批准、报人大审议，人大投票表决等等只是为了应付反对声音虚假程序。1994年12月14日，李鹏总理在三峡工程开工十多年后主持了专为应付外界的三峡开工典礼，宣称建坝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1997年11月8日，三峡工程举行了大江截流仪式，江泽民、李鹏出席率众高层出席。

    遗祸无穷

    2006年5月20日，180米高的三峡大坝封顶，没有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中央电视台也没进行转播。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人不约而同地与前领导人的决策划清界线。因为这时，建坝的灾难后果开始浮现。这些灾难包括：

    1、淤积问题无法解决

    游说三峡建坝时，水电部官员告诉邓小平说可以通过放水冲刷的办法解决水库泥沙淤积问题。二十年前论证黄河三门峡水库时，黄万里教授就指出水库会因无法解决泥沙淤积问题而被淤废。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的警告应验，三门峡水库被淤废。在三峡建坝论证时，被排除在专家论证组外的黄教授再次指出，在黄河、长江这样泥沙量的江河上建坝，泥沙淤积问题无法解决，三峡建坝将复制三门峡水库的灾难，且灾难规模更大到难以想象。黄教授的意见并非创见，而是国际专业领域中的定论。这也是各国放弃建坝的原因之一。三峡论证中，专家们没有拿出有效解决泥沙淤积的办法。水电部门无法解释三门峡水库为什么淤废，只得重复“排浑蓄清”谎言，声称随着长江上游植树造林、水土保持工作的进展，江水的泥沙含量也将缓慢下降以骗取人大批准。但水库蓄水后，黄万里警告的泥沙淤积问题立即应验，而且比警告的更严重，随着大量的移民，附近植被和生态会被加速破坏，长江的泥沙量上升，每年有数亿立方米的泥沙淤在水库中无法排出，朝天门及江北嘴一带的长江北岸出现了一道巨大的沙坝，由嘉陵江与长江的合流处直伸入朝天门一带的江心。至 2010年，滥泥湾的淤积高度已超过50米，长江上游最大码头寸滩港开始被淤，[4] 照此速度，三峡水库淤废将不是很遥远的事。

    水电部门无法解决泥沙淤积问题，但有办法掩盖问题。办法是在上游金沙江和嘉陵江上再建多座大坝拦截进入三峡水库的泥沙，将淤积的问题引向上游，引向将来。水电部这样做一举两得，既可以掩盖三峡水库的淤积问题，又可以不停地建坝，一直建到长江源头，反正泥沙淤到长江源头是遥远的事，与现任政府和水电部门无关。2007年，水电部门为掩盖三峡工程防洪库容微小，淤积问题解决不了等致命失误而在三峡上游“虎跳峡”开工的高坝在云南地方当局的抵制之下停工，已经投入的巨额前期投资成为国家财政的巨大损失。黄万里教授早就预计到水电部门会采取遗害子孙的办法。他指出，建坝泥沙淤积问题的显现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届领导人或可忽略，但将来问题会非常严重，那时的三峡大坝的难题会比三门峡水库存废之争严重百倍。

    2、水库没有防洪作用

    长江历史上最大的洪水流量为1600亿立方米。林一山当年提出的1000亿立方米库容的方案虽不切实际，但确是根据长江洪水量计算出来的。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中，水库正常蓄水位为海拔175米，海拔145米的限制水位与海拔175米之间的防洪库容为221．5亿立方米，不及当初林一山忽悠毛泽东防洪库容的四分之一。水利专家王维洛博士道出三峡水库库容真相说：水库的总库容由活动库容和死库容组成，而活动库容又由兴利库容和防洪库容组成。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三峡水库的活动库容221.5亿立方米，死库容171.5亿立方米。死库容的作用是抬高水位以利于发电，以及作为泥沙淤积的场所。按照兴利库与防洪库容不重复计算的国际标准，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仅为56.5亿立方米。水电部门按不同时间段计算防洪库容和兴利库容，同样一立方米库容，汛期是防洪库容，到枯水期时则成了兴利库容，经过重复计算，将全部的221.5亿立方米活动库容算作了防洪库容，属严重误导。另外，三峡工程的建设导致102亿立方米自然河流蓄洪能力消失。这样一来，三峡水库实际没有防洪作用。

    另外，三峡工程设计中还有更致命的水位落差估计错误。按照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三峡水库从大坝到600多公里外库尾的水位落差估计仅为0.4米，即600公里间几乎没有落差。水库建成蓄水后，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发现，大坝到库尾间的水位落差是35米。这意味着，汛期水库蓄水至海拔175米时，上游重庆将会被淹没，如果要保重庆只能降低蓄水高度，水库汛期不能按设计能力蓄水，防洪能力报废。2002 年初，当局在三峡库区最初划定的水库淹没线以上盖了新房，以“就地安置”巴东县官渡口、沿渡河等镇的移民。但因水位落差估计错误，新建的移民城镇在淹没线以下，新房不能住，移民被迫再次迁移。2009年8月6日，三峡大坝坝址的三斗坪水位海拔148米，而重庆水位超过海拔183米，两地水位差38米。当天，重庆晚报刊登了题为《长江水已淹没朝天门码头》和《江水漫进渝中区储奇门滨江公园》的两张照片。这还不算高，2009年8月初汛期，三峡坝前水位海拔147米，而重庆江面水位为海拔188米，水位差高达41米，朝天门、磁器口被淹，岸边高数米的景观灯灯杆已被淹没。三峡工程设计中的水位估计错误是世界水利史、科技史上最大的丑闻。对此丑闻，官场上的应对是互相推诿。三峡工程的首席专家、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审查组总负责人张光斗向国务院三峡工程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披露设计错误说：“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了，没有那么大。这个研究是清华作的，钱副主席知道后，把长江水利委员会找来问，他们也承认了。这也可以解决，无非把水位降到135米，影响几天航运。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不行的……”。郭树言将有关文件呈送主管副总理吴邦国，吴往上推，批示“请熔基同志阅”，朱将文件转给了总理李鹏及三峡公司总经理陆佑楣，重大设计事故就此没了下文。2005年，在三峡大坝即将完工时，张光斗院士再次致信郭树说：“或许你知道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比我们对外宣称的要低，清华大学曾做过一份调查研究，政协副主席钱正英看过后曾以此质疑长江资源委员会，该委员会承认清华大学的这份报告没错。我们只能以降低蓄洪量到135公尺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这会影响长江江面的正常航行。但记住，我们永远、绝不能让大众知道这点。”张院士在内部报告中承认，三峡大坝工程的防洪能力比对外宣称的要低，防洪与发电无法兼顾，发电也达不到吹嘘的能力，要保发电就要影响长江航运。他书面向国务院报告的用意是“立此存照”，强调错误是大家一起犯的，不想一个人背黑锅。他提醒，由于错误过于严重，“千万不能让中国的老百姓知道”。郭树言将问题报告给国务院，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将报告转给了人大委员长李鹏。国务院当然不能责怪张光斗教授，因为，国务院自己是三峡工程上马的推动者，是所有失误的责任人。国务院清楚，错误严重到必须隐瞒，如果让全国百姓知道他们在电费中多年交钱，建成的大坝在汛期不能按设计蓄水，大坝顶端号称起防洪蓄洪作用三十米大坝是废物，那将引发政治震荡。于是，国务院将致命失误作为国家机密封锁。专家王维洛评论中国政府的应对道：一个大坝工程最基本数据出错，工程的所有论证，包括工程的防洪效益﹑发电效益的计算结果必然全错。一个对国民生计有重大影响的工程出现如此严重的技术错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会毫不犹豫地阻止工程继续。但在中国，因是最高权力者拍板决策，政府必须掩盖错误。

    3、防洪、发电、航运目标均达不到

    常识告诉人们，水库发电须枯水季节蓄水，汛期放水；水库防洪须汛前放水，汛期蓄水。由于洪峰何时到来，洪峰水量有多大非人类所能预知，水库的防洪效益与发电效益互相冲突，无法兼顾。当年论证中，著名的“长江通”陆钦侃就曾指出三峡水库的防洪能力被夸大，因此拒绝在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上签字。三峡大坝封顶后，新华社称“三峡大坝固若金汤，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2006年6月1日）；一年后，新华社改口称“三峡大坝今年可以满足千年一遇洪水的防洪度汛标准”（新华社2007年5月7日宜昌电）；2010年汛期，中央电视在7月20日的专题节目中说，“三峡蓄洪能力有限，长江流域湖泊分洪量急剧下降，今年抗洪勿把希望全寄托在三峡大坝上”，当年长江洪峰到来时，三峡水库没有蓄水至正常水位，重庆已经遭受了严重的洪灾，三峡水库末端的重庆朝天门码头的水位超过海拔188米，重庆一些市区的水位更是超过海拔190米，若三峡水库按防洪库容蓄水，重庆将全部被淹没。如果不想让重庆被淹，三峡水库在汛期水位须限制在海拔１４５米以下，即汛期不能蓄洪。于是，水电部门汛期反而大量泄洪，使下游武汉受到洪水重威胁。民众谴责，三峡大坝防洪功能的夸大宣传让全国许多天然泄洪区、蓄洪区都被各地政府用于了房地产开发，现在在十年一遇洪峰面前就紧急泄洪，使长江两岸百姓比没有三峡大坝时更危险，谴责三峡工程是骗民工程。

    关于发电效益，1950年代，推动三门峡建坝的水电官员们声称，三门峡大坝将提供全国电力需求的三分之一，但大坝建成后不久，三门峡水库被泥沙淤废，既不能发电、又不能防洪。1980年代，推动三峡建坝的水利官员们声称三峡大坝将提供全国电力供应的十分之一。实际上，三峡水水电站装机容量仅为全国总装机容量的2％，且这一装机容量也不代表它的真正发电能力。因为上述水力坡度的致命错误，三峡水库不能在汛期蓄水至正常水位，而只能在枯水季节蓄水。这就造成下游枯水、停航的严重问题。2010年10月，三峡水库在枯水季节首次蓄水至175米设计蓄水位以证明其能达到设计蓄水位，结果造成了洞庭湖、鄱阳湖、赣江水位剧降，赣江水位逼近历史最低水位，湘江株洲站创下历史最低水位，长沙市陷入水荒，长江航运陷入瘫痪。此后，长江流域干旱问题日渐严峻，中游地区与长江相连的两大淡水湖洞庭湖、鄱阳湖，以及另一大湖泊洪河年年干旱见底。这说明，三峡水库只能在枯水季节蓄水发电，其发电效益须以下游干旱和长江航运瘫痪为代价。张光斗教授在内部文件中提出额外兴建火力发电厂，以弥补三峡水库在夏天发电减少，实际是要求以火电来掩盖三峡发电效益谎言。与三门峡水库一样，三峡水库只能以上游洪涝，下游干旱的大代价换取发电的小效益。三门峡水库经过多年淤积才进入无利而大害阶段，其微小发电量的最大作用只是延缓大坝被炸掉。三峡水库也将如此。一旦三峡水库进入无利大害阶段，其害比三门峡不知要大多少倍，将是全国，全民族的灾难。

    航运是三峡建坝时宣传的三大效益之一。水电部门报批时宣称大坝高水位后万吨船队两、三个小时过闸，从上海直达重庆，年单向通过5000万吨。工程宣布建成后，升船机根本没有建成，江轮过船闸等须几天，货船只好卸货从陆地用车“翻坝”再装船。全国人大代表王鸿举在人大会上投诉说：“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港口，重庆市的交通运输高度依赖长江黄金水道，三峡大坝建设时预计到2030年通闸量达到1亿吨，但是2011年通闸量就达到1.1亿吨，再加上每年蓄水、放水和维修，不少货物不得不翻坝通过。建坝以前货物不需要翻坝，修了大坝货物翻坝费理应由建设单位承担。而实际建设单位却反过来向航运企业收费，而且收费奇贵。翻坝公路是三峡总公司修的，收费比高速路贵得多，五公里的路程各种费用就要好几百元，对航运企业是个巨大的负担。管理闸坝的是交通部下属的一个单位，谁先过谁后过、谁过闸谁翻坝过他们说了算，滋生腐败，已经抓了8个人了。”船闸碍航，大坝造成下游低水位更加碍航。三峡水库蓄水使长江下游的荆州、宜昌河段水位过低，船只搁浅，建坝时宣称的航运之利实际没有。

    关于三峡建坝的航运目标，有一个案例让人哭笑不得。三峡大坝开工的同时，当时跨径和规模最大的混凝土拱桥——万州长江大桥也开工了，三年后建成。设，造价3亿的万州长江大桥建成。由于万州长江公路大桥的设计依据三峡工程设计者提供的错误水力坡度数据，致大桥在三峡水库按正常蓄水海拔175米蓄水时净空高不足，大船无法通过。理论上，为保长江航运就需要拆除投资3亿建成的万州长江大桥。可是，三峡水库蓄水至175米只能瞬间达到以应付验收摆摆样子，实际不能蓄水到那一高度，另外三峡船闸达不到设计能力，万吨轮不可能直达重庆，于是理论上应当拆除的万州长江大桥不用拆了，可以照用不误。

    4、移民总数超十倍

    在三峡建坝之前，全世界建坝工程移民的最高记录是15万。在论证三峡工程时，侯学煜博士就指出，对全国水库考察的结果证明，没有一个水库妥善解决了移民问题，大多数水库的移民在二、三十年后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小型水库造成十万人无家可归，中、大型的水库的问题当然更大。水电部门知道，如果不隐瞒移民数，三峡工程是无法获得人大批准的，于是先压低移民人数，等到三峡工程建成、三峡水库蓄水后，再让真实的移民人数逐步浮出水面。这时，再多的移民数政府也要买单。水电部门游说邓小平批准建坝时称移民50万，到报人大批准时，三峡工程确定移民数为113万，人大批准三峡工程后，湖北、四川两省上报国务院的移民数已达150万人。为安置三峡移民，国务院将重庆升格为直辖市，包括了万州、涪陵和黔江等地区，目的是让大重庆市帮助解决移民问题。大重庆解决不了移民问题，国务院动用行政手段，强令全国的二十一省市支援三峡库区，将三峡建坝的移民成本分摊到全国，掩盖真实的移民成本。三峡大坝建成时，实际移民数超过了180万人。但这只是移民灾难的开始。移民安置的后续费用是个无底洞。当初采取“就地后靠”方式的百万移民带来成堆的问题。其一，移民上山开垦，严重破坏三峡脆弱的生态环境，破坏森林植被，造成水土流失等环保灾难，加剧了水库的淤积；其二，“就地后靠”安置的移民区难以形成经济圈，无以为生。于是，重庆市规划再向库区外移民400万。按当地一位领导估算，创造一个就业岗位需要投资30万元人民币，按此，再移400万，移民费用将超过万亿元。财政总收入预计只有500多亿元的重庆市要求中央政府支付移民费用。中央的办法是将三峡后续的移民费用分摊到全国人民头上，让全国人民补贴三峡大坝工程。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金鉴明建议，从保护水源，生态环境等方面考虑，未来10年内必须再移民500万。 [5] 两难的情况是，若不移民，三峡地区环境不堪重负，而大量移民会因天文数字的移民经费而无法实施。实际上，三峡库区已陷入了“就地后靠——开垦加剧滑坡——财政支付搬迁——再就地后靠”的恶性循环，政府面临对三峡库区输血式的生态建设资金投入的无底洞。

    三峡工程移民数是当初水利部“忽悠”邓小平数字的十几倍至数十倍。水电部门当初低估移民数是推动工程上马的手段。三峡建坝工程造价的将近一半是移民费用。为了获得人大批准，水电部门压低工程预算最有效办法是压低移民数字。如此看来，推动三峡建坝的水电部门将坝前和库尾间水位差估计接近为零完全可能是故意为之。

    5、工程造价超支数十倍

    三峡建坝工程是典型的“钓鱼工程”与投资“黑洞工程”。所谓“钓鱼工程”就是，论证时低估投资，等论证通过，工程开工呈不可逆转之势时再要求追加投资，且追加额不再经原批准论证机构审批。水利部门鼓动的丹江口工程是“钓鱼工程”实际投资是鼓动时的四、五倍。三峡工程是更大的“钓鱼工程”。水电部门报全国人大审议“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静态投资总额为570亿元。然而，三峡工程的投资额是一笔糊涂账。因为，众多费用不计入工程造价。比如国务院提倡的对口支援，一个省支援一个县，全国各省市的无偿对口支援承担了三峡工程造价，无数大企业，如云南玉溪烟厂，浙江的娃哈哈集团为支援某县承担了三峡工程的巨额开支；在三峡工程建设之前，重庆市没有洪水问题，不建任何防洪设施。三峡工程开工后，重庆市政府须投巨资采取防洪措施；三峡工程淹没400多所学校，涉及学生近25万、教职工近2万，学校的搬迁重建不由三峡开发总公司承担，而由地方财政另作教育投入；三峡水库淹没约1400家企业，造成20多万职工失去工作，国家为这些下岗职工发放的“低保生活费”不计入三峡工程成本；中央和重庆等地方财政支出约600亿元用于治理三峡库区水污染；这些投入远远不够，三峡水质恶化加剧，库区已停止以三峡水库为饮用水源，按照三峡工程设计审查总负责人张光斗向中央政府的建议，治理重庆库区的水污染问题，需要3000亿元人民币，国家还须投入数百亿元用于因三峡工程导致的地质灾害专项治理；三峡建坝的后续欠账不仅在重庆和库区，还有“清水下洩”，冲刷下游堤坝，造成荆江大堤崩岸和下游地方政府的巨额支出等等。

    三峡工程一半以上的资金来自向全国征收的特别税——“三峡工程建设基金”，随电费向全国老百姓摊派。三峡工程以这一建设基金筹资与银行贷款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用支付利息，也不用三峡工程总公司偿还。三峡工程开始发电后，三峡工程建设基金继续征收，电价也持续上涨，实际是三峡工程总公司无偿从全国百姓手中收钱，不设限额，任由追加，敞口花钱，没有真正的成本核算。2009年，三峡工程全部完工，“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征收期截止，全国百姓在为三峡工程缴费近十七年后没有等到承诺的“电费下降”，三峡工程公司没有偿还建设资金，没有偿还老百姓所缴纳的三峡基金，国务院换了个名目，以“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继续在电费中收费，让全国老百姓继续掏钱填补三峡工程的无底洞。与此同时，三峡工程的所有水轮发电机和全部发电利润被私有化，归了各级水电官员持股的一个股份公司。水电官员和三峡工程的主要技术人员享受着股份公司的分红，全国人民则须继续为后三峡工程买单。长江水电集团在解释时发电量下降原因时承认，三峡工程发电机组的寿命只有四、五十年，暗示三、四十年后中国老百姓还得再投资重建三峡工程发电机组。2013年，中央第九巡视组发现，三峡集团公司用人腐败、工程建设招标专案暗箱操作，领导人员亲友插手工程建设，工程建设项目分包；领导层违规占有多套住房等诸多腐败问题。政府项目必有腐败，没有制约的“党和政府”权力都是牟利机器，三峡建坝工程只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例。

    为应付三峡工程带来的各种灾难，政府需要投入的各项后续资金实际是个巨大的无底洞。例如，政府计划投入数百亿元用于治理库区的水污染，但库水污染问题绝非区区几百亿元可以解决。重庆市政府和人大代表提出的三峡工程移民收尾的资金缺口就高达5000亿元，若包括全国的各种支援总额，治理滑坡、水质污染等后续费用，三峡工程的开支将超过两万亿元。而且，两万亿不是顶，政府必须为三峡工程没完没了地支付后续资金。三峡后续问题和资金投入无底洞将是中华民族未来几百年的痛。

    6、生态、环保、地质灾难黑洞

    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在地质条件不稳定的三峡库区外围山区安置移民，即所谓的“就地后靠”，是灾难性的。三峡工程向论证将地表坡度 30度以下视为可以垦殖的耕地，违反了《水土保持法》》第 14 条“禁止在 25 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的规定，实际是在破坏三峡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长久以来，长江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排污渠，三峡上游两岸城镇有大量的污水和生活垃圾未经处理直接排入长江。在三峡水库蓄水前，这些污染被激流带走。大坝建成蓄水后，库区将成最大的污水池，漂浮水面的垃圾动辄数万平米，迫使水库周边的城镇另辟水源。农业部长江流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2013长江上游联合科考报告》承认，长江生态系统已经崩溃。1968年至1977年的10年间，长江鲥鱼年平均产量为49万公斤。如今，苏东坡、何景明、郑板桥、谢塘等诗人赞美的“水中西施”、“南国绝色佳人”长江鲥鱼已基本灭绝。原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局长翁立达指出，长江生物种群和数量减少，除受水域环境污染、过度捕捞等因素影响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流域无序的水电开发。葛洲坝水利枢纽是长江鱼类灭绝的开始，三峡工程是长江鱼类的灭顶之灾。鱼类的灾难在继续，中国水利部门正在长江上游和上游主要支流不断建坝，在金沙江、岷江、雅砻江、乌江、嘉陵江规划、开建了密密麻麻的水电站，将长江上游变成了层层“梯田”的水库群。不仅鲥鱼，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的中华鲟、白鲟、达氏鲟、扬子鳄、江豚、胭脂鱼、淞江鲈，以及长江中的“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鳙鱼都在走向灭绝。

    三峡水库建成蓄水后，在三峡论证时众多环境保护专家警告的可怕后果几乎全部应验。坝区出现地裂，滑坡加剧，上游的重庆出现百年不遇的大旱，长江中下游连年出现地震、大旱、高温、水灾。三峡集团不能告诉国人的是，三峡水库的设计蓄水高度海拔145米至175米只能瞬间达到。因为，当水库蓄水高度超过150米时，水库周边的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明显增加，诱发地震的可能性倍增。2003年以来，重庆市奉节县发生地震14次，最大震级2.9级。至2010年为了治理这些灾害已花费120亿元人民币。不过，地质灾难并非花钱就可以消除的。三峡及大三峡地区，本身是地质版块活动剧烈的地方，有多条断裂带贯穿库区。三峡水库蓄水后，齐岳山东北已经断裂，出现一条宽几十米，深千余米的超级大峡谷，超级强震的危险已经远超过三峡上马论证时的“6.5级地震”。

    综上所述，三峡工程并无什么防洪、发电、航运的综合效益，其真正的效益只有发电这一块，每年200多亿元的发电收入完全抵不上蓄水带来下游干旱和碍航的经济损失。上述六项灾难后果足以证明，三峡工程是中华民族的重大灾难。这一灾难是三门峡建坝悲剧的重演。1950年代开始建设的黄河三门峡大坝导致上游洪水频发，给陕西、给40万移民带来了不尽的灾难，如今已成为一场带来无穷尽环境和社会的灾难。前陕西省委书记安启元指出：“这个大坝是个愚蠢的错误，它给生活在黄河附近的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那些灾难远远超过大坝在某一时期可能带来的好处。”专家们早就警告三门峡建坝的灾难将会在三峡工程后重演，其泥沙淤积、污染、洪水及地质等灾难的程度更将大到难以想象。黄万里教授指出，人为破坏江河规律的原因造成的洪水灾害是不能用建坝来解决的。三峡水库没有防洪功能，只有转移洪水灾害的功能。水库把自然的江河变成一节一节的死水，河流的自然属性消失，最后变成了人工河，使自然环境被严重破坏。他警告，三峡建坝后，大量泥沙将会淤积在重庆港区，把重庆港变成死港，嘉陵江口将会再现三门峡水库的“拦门沙”，从而壅高嘉陵江洪水水位，增加重庆市的洪灾威胁，最终三峡水库也将像三门峡水库一样被淤废而难逃被炸毁的命运。

    在三峡灾难浮现时，国人怀念坚持科学良心的黄万里教授。1957年，黄万里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孤身反对黄河三门峡建坝，痛陈不可在“造床质为泥沙”的黄河筑坝；建坝只会是将黄河下游的水患搬到上游，并造成移民灾难。他为此痛陈付出了二十二年右派劳改的代价。长期蒙冤没有让他学会随波逐流。1984年，他向中共中央陈述三峡不可建坝，抨击高层在没有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情况下决策建坝。198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为应付政协对三峡建坝的反对声音决定由水电部组织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水电部邀请因积极支持三门峡建坝而获毛泽东提拔的张光斗为特别顾问，将黄万里教授排除在专家论证组之外。在国务院将三峡工程议案报人大批准，三峡建坝已成定局的情况下，黄万里以“共和国公民、由国家培养的、从事了六十年的水利工作者”的名义分别致信江泽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家监察部，陈述三峡高坝永不可建的理由，警告在长江三峡建高坝是祸国殃民的工程，蓄水后卵石将淤塞重庆，加剧四川水患，酿成移民灾难。上书不获理睬，他再致信中纪委、监察部，举报国务院在长江三峡高坝修建问题上，置本检举人的劝阻、说理于不顾，违背宪法中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的规定；举报三峡认证组负责人张光斗在黄河与长江问题上的谎言惑众，并继续致信中共中央，呼吁绝不能兴建三峡大坝这样祸国殃民的工程，否则大坝难逃被炸掉的命运。在三门峡、三峡论证时根据政治风向举手、签名者都得到了名利。在三峡可行论书上签字的二十多位专家后来都成了院士，其中张光斗等人更成了双院士，拒绝签字的陆钦侃、陈昌笃等专家都没有成为院士。临终，黄万里嘱咐家人：“我们受之于民的太多了，要竭尽自己的知能报效国家。我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屡屡上书中央，先后六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三十分钟的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当年三门峡还让公开辩论七天，现在没有人和我辩论，杂志上也不刊登我的不同意见，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他遗嘱家人将投书中央的信件副本在他身后发表。他的最后遗言是“三峡，三峡工程千万不能上！”

    作家郑义指出：长江原本有洞庭湖、鄱阳湖等一系列湖泊调节，洪水下来了，湖泊自然分洪，不使干流出现太大的洪峰；而进入湖泊的洪水又会慢慢地进入长江干流，使长江保持比较稳定的水位。这样生态是平衡的，无论是航行、还是灌溉，都有保证。但拦腰建起了一个巨大无比的三峡水坝后，湖泊原有的吞吐规律就被废掉了。农民懂得“一草二灌三乔木”的治理策略，即要想恢复植被，只要实行封山，第一年会长出草，第二年会长出灌木，第三年会长出乔木。封山育林才是保持水土，脱贫致富的正路。基层官员们其实都懂“治水必先治山”。科学家们当然更懂得治水的关键。中科院综考委在对小流域治理进行大量考察后，得出结论：几十平方公里以下的小流域，每平方公里投资３万元，即可做到“水不出沟”或“清水缓流”。以黄河中游水土流失最烈地区１０～１１万平方公里计，除维持已有的农、林、水的投资外，国家投资不过３０～３３亿元，就可根本改变面貌，投资仅为小浪底工程的三分之一。不治山，水土流失依旧，小浪底不过是抵挡一阵而已，修十几年，淤十几年，最后如三门峡，成为泥库。而且，这还不仅仅是个投资效益的问题。全国八万多座水库，其控水能力总和不过才是全国土壤、森林蓄水能力二十八分之一。换句话说，就是造林比造库的作用大得多。在森林急速减少的情形下，不管怎样大建水库也无济于事，这是一个无须高智商就能明白的道理。然而，水电部门出于利益考虑，大建其坝，假公以济私，哪怕洪水滔天。[7] 大自然保护协会(NATURE CONSERVANCY)前董事长大卫·哈里森指出：“三峡水库对生态系统的巨大影响，这在事先环境评估时完全预料了。政府在三峡工程论证阶段完全知道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却孤注一掷，选择了上马。”加拿大环境保护组织国际探索(PROBE INTERNATIONAL)总干事亚当斯 (PATRICIA ADAMS)女士说：三峡水库代价过高，根本算不上发展模式，连过去的模式都算不上，因为水电站、大型水电站项目从来都在经济上站不住脚，执意修建是因为受益的人不付出代价，付出代价的人不受益。中国推广不经济、代价大于福祉的电站项目，让中国人民和水坝附近的民众付出代价，这是中国的不良记录。鼓动兴建电站者宣传水电是绿色能源，而实际上，水库发电的生态代价使它不是绿色能源。

    水利专家王维洛博士指出：水电部门建坝成瘾在国外也不少见。当年，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为自身既得利益建坝成瘾，四处收买勾结地方官员，不惜破坏生态环境。一个大型工程如果受到政府的过多干预，演变成一个公共机构，它就有可能成为一部分与该机构有利益关系的政治家的工具，而这个机构本身也转化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样，它就不会再遵循创建时的宗旨，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在活动；不是在造福当地，而是浪费公款，留下后患。三峡大坝同样给贪污腐败提供一个天堂。移民费用700亿，按人头算每人4万多，但是你要去问移民，他们一般每人只得到五千到八千元，三峡工程移民的资金到哪去了，这将永远是个秘密。关于三峡大坝，更加严重的问题还在后面。三峡工程至今也没有公布水位库容图，而水位库容图是每个水库大坝工程的最基本技术图。为什么三峡工程不敢公布水位库容图呢？如果公布这张图上述一系列致命的错误露馅了。长江三峡河段原来处于泥沙冲淤平衡的状态。建设三峡大坝之后，累积淤积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大坝上游各地的水位、特别是重庆的水位会越来越高。只有重庆水位的抬高，才能使三峡水库从目前的淤积状态向未来的冲淤平衡转变。这个转变的代价是，更多的淹没，更多居民的迁移。这个过程不是十年就会结束的，起码是一百年。在三峡水库到达泥沙冲淤平衡之前，三峡工程的移民人数会不停地增长，三峡工程移民工作也就无法收尾。随着三峡水库上游水位的抬高，地质灾害问题将更加严重。三峡库区可以居住、可以耕种的土地更少，人地矛盾会更加严重。随着水库运行时间的增加，波浪对库岸侵蚀的负面影响就会显示出来，库岸的垮塌将越发严重。同样，水库水污染的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三峡工程移民收尾工作的资金缺口会越来越大，三峡工程移民工作在今后几十年内都无法完成。因此，三峡工程或成为世界最大的烂尾工程。当年对于三门峡工程，毛泽东曾说“不行就把它炸掉”。三门峡工程面临立斩或凌迟抉择。目前三峡水库中的泥沙淤积量约为19亿吨，长江的水流量尚有能力将这些泥沙带入大海；随着时间的延长，三峡水库中泥沙淤积量将累积增加，长江水无法将那么多泥沙带入大海，而是堵塞中下游河道，迫使河流改道，想拆也不行了。黄万里是反对三门峡建坝、三峡建坝第一人，他的预言已全部兑现。我来替他补充一句话，人不拆、天来拆。总会有一次大洪水冲破下游堤防，造成无比惨烈的长江大改道。著名水利专家金永堂补充说：“现在三峡出现的问题比我们那个时候估计的还要严重。很快重庆就进不了轮船了。王维洛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如果再晚点拆的话，已经形成的问题将更严重，比如重庆港淤掉了再拆也没用了。”

    历史上，长江上游森林茂密，水土流失少；中下游湖泊众多，蓄水能力大；加上河床宽、河漫滩广、自然河堤低，因而拥有很强的自然平衡力。雨季来临时，洪水漫过自然河堤，在平原上形成浅而宽的积水区，带给两岸农田肥沃的土壤。自从人们在河漫滩上筑堤、在湖区围垸，便使河流的这一自然平衡过程中断了。近几十年来政府又不断发起“向湖夺粮”运动，使长江赖以调蓄水量的几大湖泊倍遭蚕食，从而加重了中下游的洪患。万亩森林的蓄水能力则相当于一个蓄水量为一百万立方米的水库。如果在长江上游植树造林，便可以增加二百至三百亿立方米的蓄水能力，这相当于整个三峡水库的库容量，并且可以减少上游的泥石流。不幸的是，新中国带给全国森林三次（大炼钢铁，农业学大，土地承包）大砍伐，长江流域的森林近千万亩的消失，泥石流遍地发生。《森林法》、《环境保护法》以及《水土保持条例》禁止在坡度超过二十五度的山地上开垦农田，三峡工程公然践踏上述法律，鼓励移民与山争地，在库区修梯田，继续毁林开荒数十万亩。

    新中国的水利史是水电部门毫无节制地建水库的历史。水电部门狂建了8.5万座水库，数量越过了其它国家水库的总和，其背后是利益冲动。历朝历代，朝廷建大工程，都是近半工程款落入私囊。皇家内务府永远希望皇上大兴土木，有大工程就有油水，包工有回扣，买材料有回扣，到地方上办差有孝敬。与内务府一样，水电部是新中国政府部门中最早、最大的利益集团，它对维护堤防，维护分洪区，水土保持等治本举措不感兴趣，只想以“钓鱼”手法游说领导人拍板上大型工程，先低报预算骗取批准，抢先动工，造成既成事实，一个工程未了，马上筹备下一个工程，为专职的水利施工队伍安排生计。事实上，其下属的施工队伍从丹江口建到葛洲坝，再到三峡，一辈子不愁没活干。水利部名为水利，实际对全国的“病、险”水库，对众多垮坝崩堤灾害，对1970年代全国每年水库崩塌几百座造成的水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80年船游考察到瞿塘峡时，邓小平曾指着两岸重山峻岭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里筑坝的地形很好，为什么三峡水库的坝址不选在这里而选在下游。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魏廷琤解释说：三峡工程泄洪流量很大，水电站厂房很长，还要布置通航船闸，而瞿塘峡进口处窄，因此要选在下游宽处。这里，水电部门在蒙骗外行的邓小平。对于这一问题，黄万里教授指出，三峡工程违反了应在峡谷处建坝，应在河道陡坡上端建坝，应在淹没和移民少处建坝等基本原则。如果一定要建坝也应在长江上游建坝。那样投资少、移民少、见效快、条件优于三峡的大型水电站选址。例如，金沙江上的溪洛渡、大渡河上的瀑布沟、嘉陵江上的合川等，水电系统早就完成了在这些地方的勘查设计。在长江上游的这些地方修建多处水电站，同样可以形成象三峡电站那样规模的发电能力，但所需投资却少得多，麻烦和风险也小得多。黄教授没有明言的是，建坝选址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利益问题，小项目没有油水。建越大的大坝，涉及移民越多才越有油水。在论证时，不少专家建议以建设几个小水坝代替三峡超级大坝，以求投资少，移民少，风险小，比如在上游金沙江、大渡河峡谷建坝。水电部门对这些道理比谁都清楚。肉食动物捕猎后会先吃好肉，大肉，肥肉，在有大肉时不会去啃骨头。水电部也一样，选在宽处建超级大坝是大肉，有大肉就不屑吃偏僻处建小水电站的碎肉，更不想去啃维护堤防的骨头。

    新中国的水利建设史还是最高领导人好大喜功，荒唐题词、指示、拍板，造孽国家人民的历史。外行不是错，但他外行又偏要拍板关乎中华民族未来的巨型工程就是罪过了。当三峡建坝一系列灾难后果浮现的时候人们才知道，邓小平船游一趟就拍板建超级巨坝造孽之深重。历史将证明，这一罪过对国家和民族的损害超过他的“洋跃进”和毛泽东的“大跃进”。中共领导人不会认错，不会道歉，但会逃避罪责。邓小平自1980年以来大量的推动三峡工程上马的重要讲话被排除出了邓文选；江泽民就任总书记后在视察三峡时高调支持三峡建坝的讲话和召集“两会”中的共产党员开会时要求党员代表支持三峡建坝的讲话被排除出了江文选；李鹏在全国人大期间所作的动员支持三峡工程的报告也被排除出了李文选。李鹏在日记中称三峡决策是江泽民所主导。他写道：“江泽民同志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第一次出京考察的地方就是三峡坝址。1989年以后，所有关于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江泽民同志主持制定的，他对三峡工程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1998年朱镕基总理任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以来，对三峡二期工程及移民工作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6] 中共领导人们的上述举动显示，他们非常清楚三峡建坝后果之严重。

    第 59 章 从学潮到六四

    八六学潮与胡耀邦下台

    复出之后，邓小平大力鼓吹体制改革，指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提出方案。1980年，他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受他的报告鼓舞，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就政治体制改革展开了热烈讨论，报刊跟进刊出有关政治改革问题的文章和学术研讨发言。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在征求各界政改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这一被外界被称为“庚申改革方案”的改革建议要点为：“党和国家民主化”；修改宪法、保障人大权威，人大分成两院；贯彻民族自治政策，保障民族自治权；加强民主和法制，不允许任何人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使每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公民权利真正受法律保护；司法独立，中共党委不得干涉司法，法院作出判决无需送中共政法委审查；党政分开，共产党不得干涉政府日常事务，不得包办代替各种经济、文化组织、群众团体、舆论机构的事务；允许独立的农会代表农民的利益；允许和鼓励独立的新闻报导和评论；改革企、事业单位的中共党委领导制度；基层政权及基层社会生活实现直接民主，使每个公民都能实际参与决定公共事务；取消中共政治局，在全国党代表大会下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共同对全国党代表大会负责；中共的权力受宪法和法律制约，共产党违犯宪法、法律，人民有权反对等等。政改方案的核心是打破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限制党权，抛弃苏俄引入的党国体制。“庚申改革方案”拟就不久，邓小平又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禁止对共产党独裁权力有任何触动，不仅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之门，还制定改革方案本身也成了反党活动，面临被镇压的风险。1982年，胡耀邦就任中共总书记。他要求逐步放弃一党独裁，走向民主和法治，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他不同意邓小平这样在改革问题上出尔反尔，不同意邓掩盖毛泽东的罪责、在平反冤案、“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问题上与邓多有冲突。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随着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只准经济体制改革，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灾难后果显现。改革开放前，物资的调拨和价格全部由政府掌控，不存在物资市场，也不存在计划外、体制外的交易。国务院宣布引入市场机制以促进向市场经济过渡之后，企业可以对自销部分的工业生产资料自由定价，价格“双轨制”形成。在双轨制下，同一种产品，计划内是国家统一定的平价，计划外是市场价。两种价格间的巨大价差成为权力寻租的空间。拥有权力的官员通过关系人倒买倒卖获取价差，拥有权力背景的各种贸易公司纷纷涌现。这些被称为“官倒”的权力背景公司从最初倒卖电器、钢材、煤炭、石油、铝锭、粮食等物资发展到批文、指标、利差（市场贷款均衡利率与银行贷款利率之差）、倒汇差（市场均衡汇率与官方汇率之差）。由于权力不受制约，经济改革成了特权阶层鲸吞国民财富的盛宴。

    “官倒”公司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邓小平之子邓朴方任董事长的中国康华有限公司（小康华公司）。该公司获计委拨付500万美元外汇额度，获经贸部予出口经营权，获税务总局予免税待遇，依靠特权、政治背景和政府特批的优惠从事进出口贸易，轻而易举地攫取了巨额财富。随后，康华公司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前石油部副部长、前冶金部长唐克任董事长，前煤炭部长高扬文任副董事长，前北京副市长韩伯平任总经理部级公司（大康华）。大康华成立后凭借国务院给予的特权，各级官员和退休官僚的业务关系和经济上的优惠待遇，倒卖外汇和重要生産资料，利用价格双轨制赚取全民的财富，迅速发展成为拥有58个子公司，113个三级子公司的庞大“官倒”集团。有了康华的榜样，中央及各地党政军机关成立了数十万个官倒公司，类似康华一样的以高干子弟为骨干，有着官方背景，利用利用价格双轨制和特批的进出口权发财的官倒公司遍布全国。

    老百姓对高层子女的利用权力“官倒”行径无比痛恨，民间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对此呼声，邓小平上继续鼓吹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又以“四项基本原则”说法封杀政治体制改革的空间，暗中支持“红色梯队”和“官倒”们“先富起来”。胡耀邦看到，只有开放搞活的经济改革而没有限制权力滥用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局面，是为权力者利用权力鲸吞国民财富大开方便之门。作为中共党内最清廉，最痛恨贪污腐败者，他直指拒绝体制变革的“改革开放”导致腐败丛生、贫富悬殊、以权谋私，声言要以“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地抓，坚持到底。抓这件事情不能讨好，不能怕得罪人。共产党人绝不可鱼肉人民”。为平息腐败带来的民怨，他要求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并举，限制以权力谋利。当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之子胡石英涉嫌经济犯罪，侦破工作因无法进入首长驻地取证受阻时，胡耀邦批示：各级领导机关理应协助公安人员依法办案。据此批示，中央办公厅趁胡乔木外出开会安排公安人员入宅搜查，搜出装满两麻袋的巨额人民币现金和美元。这在当时是普通百姓难以想象的巨额财富。[1] 胡的坚决反腐不仅将胡石英送进了监狱。

    1985年，胡耀邦在共青团中央机关传的内部讲话中指出，改革和民主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为什么自称代表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波兰共产党，却受到工人群众的反对？这对中共具有怎样的借鉴意义？倘若完全由执政党包办工会之类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又不能反映民意，在中国也可能发生团结工会。”胡耀邦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讲话鼓舞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争取民主自由的热情，同时让保守派元老们忍无可忍。1986年春，胡耀邦推动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千干部反腐大会，他的反腐涉及胡立教之子、胡乔木之子、叶飞之女。当反腐进行到这一步时，胡声言的“坚持到底”、“不能怕得罪人”坚持不下去了。一方面，反腐越反越多，涉及特权阶层子女反之不尽，另一方面，腐败的后台越来越硬，他无力继续。这时，胡为难，中共众高层也为难。李先念警告子女说，他胡耀邦这个人六亲不认不，你们要是不小心落到他手上，我也没有办法。高层元老们都胡耀邦对限制特权，堵塞子女财路强烈不满，纷纷向邓小平状告胡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是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

    应对元老们抵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局面，胡耀邦决心打破元老们垂帘听政，开始在各种场合强调要废除高层的终身制，要求元老们退休，并几次婉转地要求邓小平履行承诺，带头退休。倡议废除最高领导层终身制邓小平树立体制改革形象的一大卖点。对于胡耀邦委婉的要求，邓小平不情愿地作出姿态，在1985年8月北戴河作寿时表示在两年后的中共十三大上全退。邓小平表态后，胡耀邦在9月的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推动新老交替，正式提出“已经过八十岁的老同志更应该往下退了”。元老们对胡耀邦一再敦促交权让位强烈不满，开始暗中串联，密谋“倒胡”。

    1986年5月，邓小平约胡耀邦到家中商量中共十三大的人事安排。胡耀邦说：“我已年过七十了，十三大一定退下来。”邓小平说：“我、陈云、先念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当总书记，而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2] 胡听后当了真。6月，邓小平政治局常委会上再提政治体制改革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会遇到人的障碍。党和政府关系的基本原则就在于党政分开”。受邓讲话鼓舞，胡耀邦主持成立了亲自挂帅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任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和彭冲等人为成员，下设“党政分开”、“党内民主与党的组织”、“权力下放与机构改革”、“干部和人事制度改革”、“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原则”等七个专题小组，开始设计政改方案。在当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要求老同志退休，让三十五到五十岁的年轻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暗示七十岁以上者全部退出政治局。胡耀邦劝元老们说：“我们要顺从潮流，顺从民心……党中央领导要不要年轻化，已不再是口头上讨论的问题，而是必须马上着手实行了。如果说过去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含糊，不太明确，容易使大家产生误会的话，那么今天我就十分具体和坦白的讲，我赞成小平同志带头退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带头。只要小平同志退，别的老同志的工作好做。我的总书记任期满了，也下来，充分给年轻同志让路。”对胡的要求，万里、习仲勋、杨得志、聂荣臻、倪志福、乌兰夫等人表示支持，胡乔木、王震、杨尚昆、彭真、廖承志等元老以“党和国家需要德高望重的老一代革命家来领导”的说法拒绝胡的要求。会议在两派意见针锋相对中陷入僵局。众人都在等待邓小平一锤定音。令胡耀邦吃惊的是，邓小平变卦，以沉默否定了自己先前的表态，也否定了胡的提议。“默否”是毛泽东惯用的办法。在真实意思不便摆上台面时，毛泽东总是以沉默，不作答复来否决不合心意的提议。邓小平的沉默让密谋“倒胡”的元老们顿时有了底气。胡耀邦这时才清楚，原来邓小平一再表示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言论只是针别人，实际完全没有退休交权的打算，更不容忍别人敦促他退休。会议不欢而散后，“倒胡”的主要推动者王震对支持胡耀邦的万里等人发难说：“你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权威，承认不承认小平是我们党的最高权威。”万里回复：“王老啊，你不要激动。要小平同志掌舵，我没有意见。我只是想纠正一下，我们要树立权威，不是个人，而是集体。民主才是我们的最高权威。”邓小平说：“耀邦偏要我下，要树自己”。万里说：“耀邦不是那种人。”王震则促邓小平去胡说：“谁让你下台，你就让他下台。”邓小平与王震同样心思，宣布行动计划说：“那些想让我下台的人矛头针对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我们必须坚持，即使流血也值得。”[3] 会后，邓小平开始布署党内政变，指派薄一波撇开胡耀邦另起炉灶，组成七人班子负责拟定十三大的人事安排，暗中在高层成员中征询对撤胡耀邦总书记职的意见，实际是要求高层们对罢免胡耀邦表态。如同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泽东要求高层人人表态时一样，高层成员们非常清楚手握军权的邓将扳倒空有最高领袖之名的胡，纷纷表态支持“倒胡”。征询意见的同时，薄一波搜集了一堆胡的“自由化”言论，为向胡发难作准备。

    9月，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围绕着是否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提法写入决议（《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胡耀邦与保守派发生了冲突。胡要求删除这两个体现一党专制并违反宪法的提法，陆定一、万里等人支持胡的主张，彭真、杨尚昆、余秋里、薄一波、邓力群等人针锋相对，坚持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写入决议。名义领袖胡耀邦没有决断权，双方须再次听候邓小平拍板决断。邓小平决定，删去“清除精神污染”，保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表态说：“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党内高层们见胡耀邦的主张屡被否决，知道他的地位不保，纷纷转向，不再支持胡。因为，胡耀邦反对以权谋利，要求七十岁以上的高层退休，仅这两条已经将高层的人得罪光了。10月30日，邓小平和李先念按约来到陈云家中，三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秘密谈话。陈云警卫员赵天元后来回忆说：“我刚走到值班室，电铃响了，我又赶紧转回，打开办公室门，看到李主席已起身往门口走，见我进来，三位老人都高声说：‘烟，拿烟。’我赶忙向邓小平的秘书张宝忠要烟……邓小平在80分钟内抽完了6支香烟。”三位老人中只有邓小平一人抽烟。医生早要求邓小平尽量不要抽烟。可陈云、李先念如此急迫为邓找烟，可见谈话内容必定涉及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次密谈的内容是决定罢免名义党领袖胡耀邦。

    中共元老们在酝酿“倒胡”时，青年学生们在酝酿民主运动。民主墙运动被镇压后，青年们对独裁体制，对权力阶层大肆侵吞国民财富的不满日益强烈。1986年春，菲律宾“人民力量运动”把腐败的马科斯总统赶下了台。菲律宾人民的行动鼓舞了东亚各国人民反对专制与腐败的勇气，各国学生纷纷举行示威。9月，台湾民众决心结束一党专制，挑战国民党的党禁专制，成立了反对党。蒋经国顺应进步潮流，主动结束一党专制，解除了党禁。国外的学生运动和台湾民众组党、办报和大选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国内，中国的学生也开始呼吁“人民的力量”，要求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正在这时，中国科技大学不经民选程序指定了选区三个人民代表候选人，学生的不满爆发。1986年12 月，科大学生走上合肥街头请愿，喊出了“争民主，要自由”的口号，武汉、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等大城市的学生立即响应，掀起了要求民主、自由的示威请愿运动，学潮迅速蔓延全国。

    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们认为学潮是胡耀邦几年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12月27日，邓小平召集政治老人们在家中密谋，决定罢免胡耀邦。12月30日，胡耀邦准备召开应对学潮的政治局常委会。当通知邓小平开会时，邓命胡耀邦不得召开常委会，到他指定的地方听指示。胡耀邦只得率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及教育部长何东昌等人去听训话。邓小平斥责胡耀邦制止学潮不力，称“学生闹事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没有得到遏制不是一两年的事，而是好几年的事了。你难道没有责任？”胡答：“我保留意见。”邓训斥：“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马上站出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仅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4] 邓不仅要求用专政手段，而且声言制止学生闹事要不怕流血。[5] 斥胡之外，邓小平还点名说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这些人早就应该开除出党，他们的很多言论没有得到批判，狂妄得很，这些人早就不够共产党员的资格了。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狷狂，传说是因为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6] 邓此言已经明确传达了罢胡的意思。追随邓小平，元老们对胡耀邦展开了围攻。薄一波说：“你胡耀邦整天到处乱跑，全国两千多个县，你都快跑遍了，你是党的主席、副主席、总书记中能跑的最高纪录。这不叫指导工作，而是游山玩水，哗众取宠。”杨尚昆说：“胡耀邦，你如果想要亡党亡国的话，你就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结成联盟吧。”[7] 会后，赵紫阳劝胡耀邦：“还是马上找小平同志谈一谈，向他承认错误。检讨一下自己工作中的失误，争取主动为好”。胡：“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我检讨什么？”赵：“你还是尽快向小平同志认个错，越快越好，过几天就晚了！”接受赵的劝说，胡耀邦来到了邓小平家认错。邓小平罢胡之意已决，不听认错，大讲胡耀邦上任后的成绩。当胡谈到分歧时，邓摆手说：“那是工作的正常范围，我们没有必要再纠缠了。”胡明白，邓不接受认错，于是向邓口头提出辞职。邓答复说：“我打算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有什么问题，大家好好沟通一下思想嘛。”这时，胡耀邦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错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完全是为了共产党的江山，自己已经宣布在不久后十三大从总书记位子上退下来，已经与世无争，不会有什么问题。他还不知道，元老们已经商量好要罢免他了。

    邓小平怒斥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是因为，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三个当年的“右派分子”联署，向全国四十位著名的“右派分子”发出邀请信，倡议在反右运动三十周年时在北京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黄万里、徐铸成、袁翰青、钟惦裴、曾彦修、刘尊棋、白桦、陈学昭、邵燕祥、曾肯成、孙章禄、陈修良等人热情回信，响应倡议，费孝通和钱伟长两人收到邀请信后没有回应。二人在多年的右派经历中悟出只有紧跟共产党才有出路，不敢再有招惹共产党的举动。费孝通以不回复倡议表达他与平反反右诉求划清界线，钱伟长则把邀请信通过民盟中央密送给了中共中央，并附言说：“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但与他们是不同的。”邓小平见到邀请信大怒。作为当年的主持人，他视反右运动为政治生命，绝对不容否定反右运动，要把写邀请信的三人开除出党。在召见胡耀邦等人训话时，他错把写信的许良英记为了王若望，下令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位开除出党，同时表扬钱、费两位，同时决定重用二人。

    作为共产制度的组成部分和必然产物，鼓励告密的作法来自苏俄。苏俄在中国建立苏维埃国的同时，将通过鼓励告密维护极权社会的作法引入了中国。在苏区肃反中，无数红军、干部死于了告密。在延安，整风运动的迫害手段之一就是鼓动互相揭发，告密。革命家们，革命文艺家们，“民主党派”们的革命经历中或多或少都曾经互相告密。反右运动开始，告密与出卖成了潮流。多年后揭发出来的例子有：翻译家冯亦代奉命搜集章伯的言论向当局级密报；[8] 画家黄苗子在文革中告密，使文艺家聂绀弩进了监狱。[9] 这只是揭露出来的几例，更多的告密隐藏在档案中，或随着档案销毁永远不为人知。钱伟长之告密与当年舒芜、冯亦代不同。他的处境没有那么凶险。他可能只此一次，但他一下就告到了中共最高领导人那里。反右运动中冯亦代告密，得到的好处并不多，只是后来比别人早摘了右派帽子，而钱伟长、一告即获封全国政协副主席，表态与其他右派划清界线的费孝通则获封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二人一步跃入国家领导人之列。钱、费与方励之、刘宾雁等人荣辱两重天显示，一党专制之下的知识分子的荣辱完全取决于是否跟随权力者，人大、政协官位完全是权力者的囊中物，邓小平一句话可予可夺。

    1987年元旦，北京的大学生举行了要求自由民主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公安部门根据邓小平谈话中“谁敢到天安门广场，来一个抓一个”的说法，在天安门广场逮捕了一批的学生。当晚，邓小平打电话给彭真说：“学潮之所以闹得这么凶，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如此猖獗，这主要是耀邦失误所造成的。通过近一段的观察，我觉得让他继续当总书记是非常不合适的。趁我们这些老人还健在，我们有责任把党的重任交付给最可靠的人。彭真同志，现正到了你讲话的关键时刻了。你赶快到我家里来一下。”当夜，邓小平、陈云将两个月前陈云家中密谋的罢胡决定向其彭真、王震、薄一波等其他元老通报，众元老形成了一致意见——罢免胡耀邦。[10] 元老们知道，这样的罢免不合程序，也难以向全党交待，决定用几年前迫使华国锋自己辞职的办法，迫使胡自己辞职。在元老们秘密聚会时，北京的学生冒大雪连夜再到天安门广场示威，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已准备辞职的胡耀邦作了最后的指示，命公安部门放人。当晚，公安部门根据胡的指示释放了被捕学生，使事态和平解决。

    1月2日，胡耀邦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题为《向小平同志交心》的信，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请辞总书记职。1月4日，邓小平在家中召集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王震、彭真等人再次密谋，指定薄一波、赵紫阳、杨尚昆、万里、胡启立组成“五人小组”，由薄一波负责，以召开“生活会”的方式解决胡耀邦问题。这里，邓小平照搬了毛泽东整肃高岗时的手法。当年，毛泽东部署好整肃高岗后自己退居幕后，让刘少奇出面主持整肃高岗的会议，不给高岗当面申辩的机会，以免自己的阴谋诡计，欺骗言论、出尔反尔被高当面拆穿。此时，邓小平同样套路，部署好罢胡后自己和最初密谋的陈云、李先念退居幕后，让薄一波主持会议整肃胡耀邦，不给胡当面申辩的机会，以免自己的阴谋诡计和欺骗言论被胡当面拆穿。离开邓家后，薄主持发出了措辞含糊的开会通知，通知胡耀邦到中南海参加元老们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但不提会议的规格、议题，同时布署了邓力群、胡乔木、姚依林、余秋里、黄火青等人在生活会上作倒胡发言。

    1月10日，薄一波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了名为“民主生活会”，实为延安整风式和文革式的批斗会，由预先安排好的人对胡 “扣帽子、打棍子、揭老底”。余秋里开头炮，批胡半小时；邓力群讲了整整半天，给胡耀邦列举了六大罪状；姚依林从经济角度批胡“不懂经济，又不好好学习陈云经济思想”，批胡“搞高指标、高速度、高消费，给下面制造压力，造成经济混乱”；王震直接威胁说：“你胡耀邦要是不愿意和我们走的话，你就不必呆在这里了”；宋任穷：“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胡耀邦对待邓小平的态度。”[11] 众高层将胡耀邦约束特权举措指为的主要“罪状”，抨击胡“搞得党内高层人人自危，极大地破坏了党内安定团结的局面”。薄一波批胡长达半日，要求胡耀邦检讨严重错误。几年前，薄一波因“六十一人叛徒案”向胡求助，胡耀邦冒着政治风险主持平反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帮助薄等复出。但此时，薄看清邓小平的罢胡意图后对胡批斗毫不留情。更让胡伤心还有多年老友王鹤寿的反戈一击。王与胡耀邦、陶铸在延安时关系亲密，人称“桃园三结义”。此时，王也看清了形势，表态忠于元老，接受元老们的特殊任务，在第一天会后到胡耀邦家里“摸态度”。在第二天“生活会”上，王鹤寿将胡私下诉说委屈的“心里话”在会议上揭发出来，批胡“目无中央，邓小平、陈云说了要开除方励之、王若望，陈云说了要处理福建假药案，胡耀邦都顶着不办。我去看他时，他还说没想到要把他搞倒搞臭，很伤心。这说明胡耀邦态度不端正。”

    薄一波、王鹤寿等众高层的批斗、揭发虽不尽人情，但符合革命党的规则与传统。革命党内的生存法则就是要与倒台者划清界线，落井下石。众高层都在苏区肃反中参与整肃战友，在延安整风中参与整肃同志，都曾参与整肃高饶，整肃彭、黄、张、周，都曾在文革发动时参与整肃彭、罗、陆、杨，整肃朱德，都曾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参与整肃刘少奇，在九一三事件后参与整肃林彪，后来参与反击右倾翻案风整邓小平，大家都是在不讲情面地整肃同志中生存过来的。那些拒绝参与整肃者，仗义执言者，辩论是非曲直者，揭露阴谋诡计者早就从高层中消失了。大家早已习惯了唯领袖意旨是从。以赵紫阳、万里为首的原胡耀邦支持者以加入批胡的行动向元老们表态效忠。赵紫阳尖锐批胡说：“耀邦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现在老人还在，你就这样。将来气候变了，你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得好，就很难说了。刘宾雁、王若望这些人那么狂妄，你胡耀邦为什么对这些人这么宽容，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另有一种可能，是你要在国内、国外维持开明的形象。反正党的格局已经定了，小平同志今年八十三了，现在如果你还不能自由行动的话，将来你是可以自由行动的。他们将来有你这个靠山，不要紧。即使你现在还不能完全保护他们，他们寄希望于你。到那时我只有辞职了”。[12] 赵以这番表态发言赢得了邓、陈等元老的信任。

    在众人表态加入批胡后，薄一波、彭真按照元老们的事先部署发难，要求胡耀邦辞职，王震跟进表示支持说：“薄一波、彭真代表了我们大多数的意见。”唯一反对声音来自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习仲勋。习接到通知来开会，对会议规模，议题一无所知。在批斗胡的会上沉默。在众人逼迫胡耀邦下台时，习仲勋打破沉默，开口质问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逼宫吗？这样的会为什么事先不告知？党的生活会不能讨论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违反党的原则。”胡耀邦打住习的发言说：“仲勋同志，我已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 1月15日，胡耀邦在生活会上宣读了题为《我的表态》的检讨书。随后，会议作出决议：接受胡的辞职，总书记职务由赵紫阳接任。走出会场时，胡耀邦支持不住，坐在过道台阶上痛哭失声。没有人前来安慰，众高层们须划清界线，以行动表态站在党的立场上。

    1月16日，薄一波宣布“民主生活会”结束，在幕后指挥倒胡的的邓小平来到前台，出面主持会议，宣布会议转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进行。这一幕是当年毛泽东将庐山将“神仙会”变成批斗会，在幕后指挥整肃彭德怀的毛泽东在整彭后宣布会议转为扩大的中央全会的再现。邓小平宣布退休元老恢复表决权说：“今天的会，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会议就是通过《公报》，其他事都不谈，到会的顾问委员可以举手。”整肃胡耀邦的过程中，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操纵会议的作法，将大批不具资格的亲信扩大进会议。例如，他指定既不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是中央委员的薄一波主持“生活会”，宣布不是政治局成员的顾问委员有表决权。对于元老们这另一次的党内政变安排，没有人提出质疑。这不光是因为军权在握的邓小平、王震多次声言必要时准备流血，让大家不敢提出异议，还因为众高层对这种非程序的安排已经习以为常。毛泽东召集开会从来都是非程序的，从来没有召开过合乎党章规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总是随意塞入不具资格的亲信或剔除应当与会的成员。毛泽东甚至多次发动党内政变，干脆将政治局、中央委员会推倒重来。众高层在毛泽东时代没有提出过异议，对邓小平的非程序作法也自然适应。

    会上，陈云代表元老发表了长篇讲话，指责胡耀邦工作没做好，到下面乱跑，一个星期就能跑二十二个县，没有把精力用在研究的主要问题上，没有定期召开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选拔干部只选自己圈子里的人等等，要求解除胡的总书记职。然后，全体与会者，包括已退出政治局的中顾委元老们，举手通过了元老们的决定：解除胡耀邦总书记职务，由赵紫阳接任代理总书记。1月19日，中共中央印发了3号文件，列举解除胡耀邦职务的理由为：（1）他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导致学潮的发生；（2）没有充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批左，不批右；（3）在经济工作中鼓励经济过快增长和消费，造成经济失控；（4）在政治工作中经常违反程序；（5）在外事活动中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例如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6）经常不遵守党的决议，未经中央授权就讲话。文件强调元老将继续“垂帘听政”说：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等老干部只要身体健康，今后仍会继续为其他干部提供指导。

    政治局会后，中央电视台奉命向全国播发了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同意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公报》。紧接着，在美国的千名留学生和学者联名发表了《致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开信》，指出：“胡耀邦为思想解放运动，平反冤假错案，开拓改革局面，以及在思想文化领域创造宽松气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去职将极大地损伤全国人民进行改革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使我们感到震惊和不安。我们认为，近来事态的发展，是与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国策背道而驰的，并使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等权利受到严重侵犯，发展下去会断送我国的经济、政治改革。我们强烈期望党和政府坚持改革，反对倒退，坚持民主法治，反对以言治罪。出于对祖国的责任感，我们认为不能不向中央和国务院表达我们的心声。”

    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共中央4号文件），宣布将在党内开展“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宣布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将提倡自由、民主的方励之、和发表批评共产党言论的刘宾雁和王若望开除出党，将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管惟炎、副校长方励之撤职。同日，赵紫阳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向中共高层成员“打招呼会”说：“党中央早在一九八四年就觉察胡耀邦不行，想要去掉他，但是，考虑到十二大召开不久，过早解决这个问题对于稳定大局有影响，所以预备在十三大解决，显得更加自然些，这次学生闹事，胡耀邦看到自己造成的恶果，痛哭流涕的提出辞职，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认为现在这种情况下再让胡耀邦解决这些问题已经不适当了，于是，就必须提早的让他下来。”[13]

    中共中央改革办公室智囊的吴稼祥记录当时代表性的时政议论写道：“胡耀邦下台后，出现了‘太子党的春天’。政治局扩大会议刚结束，薄一波、陈云立即打电话，要求给他们的子女、秘书和警卫分房子，提级升官，也许这种后果正是老人们要搞倒胡耀邦的真正目的之一，胡耀邦是太子党发迹的障碍；政治局扩大会议为什么让中顾委副主任做报告，他只是列席者，为什么让十七个顾委的老人参加，是不是顾委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了；有学生说，让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什么？坚持社会主义？是坚持公有制吗？可我们看到的是全民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体，东德不如西德，北朝鲜不如南朝鲜，苏联不如美国，大陆不如台湾，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党这三十多年干了些什么，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死了那么多人，我们看到党的领导干部几乎无官不贪。”[15] 悉尼晨锋报驻北京记者约翰·加内特（JOHN GARNAUT）写道：“中共领导人家族的子女都有庞大的商业利益。胡耀邦曾为限制中共领导人子女的特权而战。他的子女告诉我，胡耀邦试图限制太子党们的腐败是他1987年被罢黜的因素之一。”[16] 曾在赵紫阳领导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的严家祺写道：“1986年学潮的严重性被夸大。学潮是一种自发的社会现象，反映的是社会情绪，当权者只要表现出解决的意愿并着手解决，一般学潮就可以平息，但邓小平却看作是要造反”。

    经历“生活会”批斗和罢免的打击，胡耀邦的健康在去职后迅速崩溃。他向来探望杨尚昆等人表示后悔对曾经帮助邓小平采用卑鄙手段搞倒华国锋，[14] 并向夫人交待死后不进八宝山，葬“共青城”，以此表示与中共高层决裂，但仍忠于共产党。他去世后，参与罢免他的众高层都没有在回忆录中披露那次“生活会”的真相。虽然其中不少人去了胡耀邦墓地致敬，但为维护党的形象、邓小平的形象，和自己的形象，众高层都避谈举手罢免胡耀邦的旧事。习仲勋为他没与党保持一致付出了代价，在“生活会”后被打入冷宫，据说搞到精神失常。

    赵、邓分歧

    根据邓小平关于十三大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的提议，新任总书记赵紫阳指示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收集政改意见。奉赵之命，政改办召集了三十多次座谈会，请党政军、经济、文化、外交、新闻和省市各方面领导人与专家发表政改意见。座谈会的意见与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前后各界的政改意见大同小异。有少数人像1957年“大鸣大放”时一样，响应号召真提出中共权力过大，呼吁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有人提天赋人权，质疑共产党独裁，质疑中共的经费来源，提出中共的财政应与国家财政分开，裁撤军队中的政治部门和各级党委，有人提出改变“以党代政”的办法是中共受宪法、法律约束，打破权力垄断。多数人清楚，在“四项基本原则”之剑高悬之下，限制共产党权力之议随时被扣上反对共产党的帽子，于是只提些牢骚意见，如“北京火柴涨价一分也要请示中央政治局”、“1957年前中央部级以上官员有两成是非中共人士，现在全国只有18位非中共的副省市干部”等等。对于收集到的政改意见，赵紫阳指示：“我们党的领导太绝对化，每个党委书记就是绝对权威，一个单位一个太上皇”。他强调不能搞党办企业、公司。但是，他也不能就限制党权表态，也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他领导下，政改办屏蔽掉大部分触及党权的政改意见，拟出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其主要内容包括，实行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实行民主政治的一些制度、加强法制建设等等。虽然政改办尽量在政改与“四项基本原则”之间玩平衡，只提出象征性的政改设，但元老对象征性的政改也不能容忍，指责改革是拿党来开刀。邓小平将赵叫到家中，申明“不可搞西方式的三权分立，不准搞西方式的民主”，“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这时，邓小平一手举“四项基本原则”之剑，一手举政治体制改革之旗。邓不叫停政改的原因是，赵紫阳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实施他几年来的号召，他不想自我否定。

    在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上，赵紫阳继续推动政改说：党政分开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关键。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领导体制改革。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政治体制改革都无从展开。在社会主义各国，党政分开是个大的潮流。这项改革，非搞不可，或迟或早，总得进行。这里，赵紫阳虽然讲得坚决，声言非搞不可，但他所言的已经不再是政改，而是在谈改变“党政不分”的工作方法问题。这样的提法邓小平能够接受。邓小平不容触动党权，但容许谈工作方法。如此，中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原则同意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决定将这一设想的基本内容写入十三大报告中。这里，“四项基本原则”与政改之间的根本冲突被暂时以“原则同意”的辞令隐藏起来。共产党人推动政改必然失败。社会各界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有道理，但共产党人提政改就没有道理了。因为，共产党的宗旨，统治的性质决定它不可能实施政治体制改革。共产党人不可能放弃一党专制的体制，不可能放弃暴力剥夺的信条，不可能接受对党权的限制。由于共产党的性质与体制改革格格不入，共产党所谓政改是只可说，不可作的事，一作立即违反基本原则。因此，胡耀邦、赵紫阳推动政改注定失败。

    1987年10月，中共在北京举行了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总书记赵紫阳向大会作了《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工作报告，在其中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回应社会各界要求政改的强烈呼声，赵紫阳在报告重提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企图在“四项基本原则”框架下作些维护共产党政权的渐进改革，企图逐步向法治、开放和民主的政治体制过渡，其中包括允许反对党的存在，以及逐步实行党的财政和国家财政分开。这时的赵紫阳与十二大时的胡耀邦一样，误以为邓小平真愿意实行治体制改革。其实，邓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指权力下放、精简机构、提高效率等工作方法问题，而绝对不容触动“中共领导一切”的独裁局面。他的政治体制改革号召与他当年的“大鸣大放”号召一样，带有放线钓鱼，引蛇出洞的意思。正如他提倡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一样，可以说，但不可当真实行。胡耀邦真的要求他退休立即遭到罢免。邓小平同时举着政治体制改革和“四项基本原则”两面旗帜，任何政改均难逃反对共产党领导的罪名，让前台的总书记怎么做都错。赵紫阳推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在中共十三大上获得“原则”通过后并不能实施，只能束之高阁。共产制度必须靠暴力维持，反对党和反对声音存在可能瓦解党的统治。邓小平非常清楚，胡耀邦、赵紫阳，以及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正在动摇共产制度的根基，要维护共产党的统治，只能将党权垄断到底。

    胡耀邦、赵紫阳希望通过限制滥用特权，平息民怨，以维护中共统治的安稳，而邓小平拒绝约束权力，致高层子女们利用特权掠夺国民财富愈演愈烈。1987年9月，深圳特区率先实行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拍卖出第一块土地。由于存在土地使用权批地价与市场价之间的巨大地价差，政府的土地批文成为最赚钱的倒卖对象，只要拿到批文，转手即可获得数十万，上百万元批文转让费。特权官商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物资价差，银行利差，汇率差，纷纷转向攫炒地，土地批文几乎全部落入了官商特权者之手。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胡和立计算，1987年，全国商品双轨价差在1300亿元以上，利差约为200亿元，汇差约为500亿元，三项价差在2000亿元以上，1988年，三项价差约3600亿元。通过以权力谋取上述三价差，以及利用进口许可证、土地批文谋取价差，利用特权谋取免税、免地租等，特权阶层将万亿国民财富，近半的国民收入私有化。对于红色家族利用“双轨制”“先富起来”的事实，邓小平不愿承认。这从他对方励之的指控可以看出。方多年后回忆道：“1987年初我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三代表之一，遭到当局整肃。之后，当局对我的所有活动，包括国内外的学术活动，一直有紧密监视。1988年8月我去澳大利亚参加第五届MARCEL GROSSMANN广义相对论会议。学术活动外，中国留学生还邀我介绍国内的情况。有的学生特别问起北大的小字报。我如实介绍说，有小字报提到，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国外银行有账号，有存款。我还没有离开澳大利亚，北京的朋友就紧急传话来：邓小平已知道了我在澳大利亚说的话了，他要诉诸法律，起诉我诽谤。”[17] 方励之所言的国外账户、存款是事实。众多高层子女在没有政治改革制约的特权经济改革中成亿万富豪，其中包括邓小平的家族成员。这些特权者存款往往是老百姓难以想象的数额。

    邓小平推动经济市场化，但又拒绝接受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多党政治制约执政党，拒绝新闻自由监督腐败，拒绝司法独立遏制腐败，帮助红色家族子女利用特权迅速完成了资本积累。在官倒们“先富起来”的同时，物价飞涨，财政收支严重恶化。1988年，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光大集团、中国工商开发总公司和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等五间最著名官倒公司的特权经营内幕被曝光，引发了全国反官倒的声浪。赵紫阳不得不宣布对“流通领域”的公司进行清理整顿和审计，以平息民怨。正在这时，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批评中华文明缺陷的系列政论片《河殇》。该片的六集分别为：《寻梦》、《命运》、《灵光》、《新纪元》、《忧患》和《蔚蓝色》。它从反思中华传统文明，批判以“长城”、“龙”代表的“黄土文明”和以长江、黄河为代表的内河文明之专制、封闭、落后，赞颂西方的“蓝色海洋文明”和民主制度，呼吁进行体制变改革。《河殇》表达的蓝色之路追求并非首创，基本是复述了百余年前日本明治维新思想家们“脱亚入欧”的思想。节目在电视上播出之后受到青年学生的广泛欢迎，唤起了知识份子的危机意识和对民主自由的渴望，引发了关于中国未来的出路与发展的热烈讨论。青年们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对中共政权违反宪法，扼杀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以言治罪的不满，呼吁中共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元老们对《河殇》表达的蓝色之路追求强烈不满，指示宣部驳回了电视台根据观众要求重播的申请。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赵紫阳肯定了《河殇》，支持上海等地方电视台冲破中宣部的禁令重播了该片，使其影响进一步扩大。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王震等元老大骂赵紫阳，促邓小平“罢赵”。邓小平对赵紫阳推进改革忍无可忍，又开始与李先念等人密谋“罢赵”。[18]

    随着不久后赵紫阳下台，中共将《河殇》批判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禁止传播。围绕这一电视片之争其实是顺应还是拒绝世界进步潮流之争。西方文明之进步和东方文明之专制、停滞与落后是不争的事实。若无西方文明的侵入，中国的停滞完全可能再延续两千年，精英之士们仍可能集中精力于八股科举，中国仍可能停留在大刀长矛和油灯时代。日本人虚心地接受了伤自尊的“脱亚入欧”思想，选择走蓝色之路，迅速进步富强。二十世纪初，中国人也选择了蓝色之路，但由于外强干预，中国走上了红色之路。二十一世纪，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另一系列政论片《大国崛起》。它与《河殇》一样，表达了对西方文明进程的推崇，只是得出不同结论，不是追求自由民主，而是声称选择与本国相适应的发展模式。这种表述是当年张之洞“中体西用”的翻版，实际都拒绝蓝色之路，坚持东方专制之路。所不同的是，张坚持儒家思想的“黄色”专制，而《大国崛起》坚持共产主义的红色专制。

    “价格闯关”

    建国以来，中共压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产品价格，通过“剪刀差”搜刮农民，为工业化积累资金。进入1980年代，政府为应付“洋跃进” 滥发货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随着物价上涨，政府维持低物价的补贴负担日益沉重。中共高层对是否应当继续压低农产品价格出现了分歧，以当年制定“统购统销”政策的陈云为首的保守派主张继续以政府财政补贴维持农产品低价、低工资、高就业的计划经济体系，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认为，政府将很大部分的财政收入用于物价补贴既违反经济规律，也难以为继，应尽快取消物价补贴，同时以主动涨价和提高工资的办法进行价格、工资改革。

    1988年初，赵紫阳决定尽快放开物价管制，指示由国务院拟定价格、工资改革方案，报中央政治局审议。5月，声称从领导职位上退下来的邓小平向外宾披露放开物价说：中国有条件冒全面改革物价工资的风险，已决定要“闯价格关”、争取三、五年内理顺价格。邓小平的“闯价格关”谈话经报刊报导，使本来已经严重的通货膨胀发展为全国性的抢购风潮，物价连月大幅度上涨，7月涨幅接近20％。物价大幅度上涨带来了社会动荡和人民强烈不满。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赵紫阳被邓小平的提前披露谈话搞得极为被动，不得不按照邓小平定下的调子“闯关”，在北戴河政治局会议上主持通过了姚依林主持制定的《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决定放开对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管制。消息传出，全国城市居民恐慌抢购商品，不管需求地抢购火柴、肥皂、毛巾、金饰、皮夹克、羊毛毯、电风扇、缝纫机、洗衣机、录音机、成捆卫生纸等任何商品，至不少商店商品被全部买光。不少人家抢购了多少年都消费不了的毛巾、洗衣皂，甚至上百斤的食盐。抢购物资之外，民众纷纷挤兑未到期的定期存款。应对失控的局面，中共中央不得不于9月放弃“价格闯关”，宣布控制物价，实行“治理整顿”。党内保守派趁机指责赵紫阳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试图将改革逆转，重返计划经济轨道。

    民主运动

    中共宣布放弃“价格闯关”没能立即结束恐慌和物价上涨。持续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猖獗的“官倒”使人民的不满爆发，民间要求惩治“官倒”，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也随之高涨。1989年1月，方励之、苏绍智、王若水、包尊信等百余知名学者在北京发起了“新启蒙沙龙”，介绍东欧改革情况，呼吁政治体制改政。方励之致函邓小平，呼吁“值建国四十周年和‘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在全国实行大赦，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北岛、吴祖光、冰心、胡绩伟等百余位北京各界知名人士分别致函全国人大和中共中央，响应方励之的公开信，全国文化科教学术各界知识人士群起响应，以不同形式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要求政治民主化，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特别是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呼吁制止腐败和“官倒”。

    2月，方励之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在人权的标准上存在双重标准吗》一文，抨击中共对苏联和东欧的人权事件表示关注，而回避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他多年后解释说：我当时之所以提出人权问题，是因1988年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布四十周年。194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参加了宣言的起草，中华民国也接受了这一宣言。共产党中国在1970年代恢复联合国的席位。按惯例，对前朝的所有公约和承诺自然接受，除非公开发表声明说某项公约不接受。但中国没有发表任何声明。所以在我提出人权问题的时候，中国早已是接受《世界人权宣言》的国家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当时并不非常超前。但是中国自1949年到1980年代末，人权这个词在中国的政治词汇里是没有的，或者说，是不准提这个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提人权又是危险的。在1980年代，中国没有人敢提人权这两个字，没有任何发言或文章中用人权这个词。在人权问题上，必须落实到每一个人，只要在一个人的问题上不符合人权标准，那就是违背。有人当时提出要求共产党能够贯彻它自己的宪法，而共产党的宪法里就有言论自由这样的人权内容。

    4月15日，胡耀邦心肌梗塞逝世。消息传出，北京的大学生立即贴出了悼念胡耀邦的挽联和要求体制改革的大字报，北京各高校学生与民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悼念胡耀邦的活动。17日，北大等高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致全国人大常委员会的《请愿书》提出了公正评价胡耀邦，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为运动中蒙冤者平反，公布中共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财产状况，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取消北京人大限制游行的法规，以及党政机关报报导此次悼念活动等项要求。紧接着，全国各地学生普遍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请愿诉求。4月19日，北大学生在三角地举行了“民主沙龙”会议，宣布废除官方任命成员的北大学生会，成立“北大团结学生会筹委会”，公布了十一条基本纲领，提出了“释放魏京生”等项要求，散发了《告北京高校书》，倡议由各高校成立真正代表学生的民主团体，选出代表成立“北京高校民主请愿活动协调会”，统一领导北京各高校的民主活动。4月20日，谢选骏、远志明等北京学者发表了《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声援学生运动，促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

    4月25日，邓小平在家中听取了李鹏和杨尚昆关于学潮情况的汇报，指学生运动是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声称运动背后有后台，声言制止学潮“必须是快刀斩乱麻”、“不要怕被人骂，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19] 次日，《人民日报》按照邓小平说法表了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四二六社论），称学生运动“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场动乱。”这篇社论与1987年1月6日的《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社论一样，所传达都是邓小平武力镇压学生的计划。邓所言的“快刀斩乱麻”不只是虚张声势，而真的开始了军队调动。[20]

    广播、电视播出四二六社论后，全国各大城市的大学生普遍举行了游行示威，抗议当局的武力镇压威胁，要求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惩办腐败和“官倒”。4月28日，北京高校学生成立了大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决定各高校不单独与政府对话，由“高自联”代表学生与政府对话，预定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再举行大规模示威，准备成立“全国学联筹委会”，统一行动。5月1日，“北京高自联”在北大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重申反腐败，惩处官倒，查处康华公司，解除报禁，要求由全国政协出面，组成专家论证小组，分析通货膨胀的原因等项要求，并开始筹备全国高校总罢课。

    在上海，最受学术界和青年学生欢迎的《世界经济导报》举办了悼念胡耀邦座谈会，并将座谈会内容整理成长篇报导发表。半官方的《世界经济导报》以“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为改革开放服务”为宗旨，从最初的单纯报导世界经济，扩大为兼顾中国改革热点问题，大胆批评一党极权，坚持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引起中共元老们的强烈不满。在北京学生请愿运动中，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下令取缔《世界经济导报》，《上海青年报》等新闻单位，取缔了上海知识界人士举行的声援《世界经济导报》的请愿行动。导报被取缔后，声援《世界经济导报》成为各地请愿的一项重要诉求，其中北京的记者代表向全国记者协会递交了有千余名记者编辑签名的抗议《世界经济导报》被查封的请愿书。

    在全国学生游行请愿浪潮中，赵紫阳出访朝鲜归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反对强硬压制学生示威，批评江泽民和上海市委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把事情搞糟了”，对学潮火上加油。他要求改变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尽可能回应学生的民主化要求，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大会时提出政治改革举措等应对举措。李鹏代表元老们的意见，反对赵的主张，认为学生示威运动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部分学生公开反对邓小平等领导人非法。会议形成了僵局。在上海受到邓小平等元老派支持的江泽民召开了上海市委扩大会议，拒绝了赵紫阳的指示，继续整肃了《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江的强硬整肃之举赢得了元老们进一步的信任。

    5月3日，赵紫阳在演讲中作出了与《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不同的表态，肯定学生要求改革之举为爱国行动，表明推动改革的决心。赵的表态得到全国示威学生的拥护。5月4日，赵紫阳在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演讲中指出学生批评政府缺点并等于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表示相信示威不会成为动乱。同日，北京学生举行了纪念五四运动的游行。随后，全国各个主要城市的大学响应北京大学生的号召，成立本省市的“高自联”，并开始罢课。

    5月13日，北京学生“高自联”在各高校贴出了《绝食宣言》。其中说：学生绝食请愿目的是反对腐败，反对政府拖延和学生对话，要求政府为学生运动正名，要求与即将来访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对话。各高校参加绝食的学生队伍头扎白布条聚到天安门广场开始了绝食请愿。政治学者严家其、苏绍智、包尊信等人在北大贴出了《我们不再沉默》的大字报，号召知识分子参加大游行声援绝食的学生。5月15日，绝食学生成立了由北大女生柴玲任总指挥的“天安门广场绝食指挥部”，领导绝食请愿，三万多名首都知识界人士走上街头声援学生，全国各个省会城市的高校学生开始绝食声援北京学生。5月16日，包遵信、季羡林、巴金、 李泽厚、范曾、李陀、冯至、刘心武等千余著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了《知识分子五一六宣言》，声言“历史证明， 镇压学生运动绝无好下场”，“必须承认民主产生的学生组织的合法性”，呼吁“富于爱国传统和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意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挺身而出，推进民主进程，为建设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的现代国家而奋斗。”

    在学生绝食运动中，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来访。由于天安门广场被绝食学生占据，中共中央只得改在机场举行迎接戈尔巴乔夫的仪式。5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广播讲话说：“当前，中苏高级会晤已经开始，这是举世瞩目的大事。会晤成功符合中苏俩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希望同学们以大局为重，不要做有损国家尊严和利益的事情”。对此，绝食学生领袖王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的爱国行动与戈尔巴乔夫访华是个巧合，但我们欢迎他这个改革家。如果他上我们这里来，我们就要求他从人道主义出发，劝劝中国政府，不要让学生做出更大的牺牲”。

    调兵与罢赵

    中共元老们对赵紫阳上台以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支持《河殇》播映，支持《世界经济导报》鼓吹政改等等决策策早已不满。赵紫阳发表讲话否定邓小平关于学运运动是反党动乱的定性后，邓小平、陈云、彭真、邓颖超等元老再度密谋罢免赵紫阳。邓小平重申有人要推翻共产党的观点说：“事态继续在恶化，已经扩大到各阶层，有不少党员、干部参与，党内高层也有人唱反调。这是一场政治斗争，是要共产党下台，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不能作出妥协。要有准备，动乱会在一些大、中城市蔓延开，要设法阻止。政治局要有个统一认识，有个决定，不能再等了。” 众元老表态拥护罢赵及调兵镇压后，邓小平发出中央军委主席调兵命令。他担心朱可夫帮助赫鲁晓夫反夺权的情况重演，担心政治局、中央全会和人大常委会开会时局面失控，决定调二十万大军进京后再召开政治局会议，使会议“开得更有把握。” 5月8日至12日，邓小平在武汉召见了各军区、集团军的司令员、军长、政委，要求军队高级将就采取镇压行动表态。众军头表态效忠党。13日，邓小平向陈云、杨尚昆、李先念、王震、薄一波、宋任穷等十五位党政军元老通报在武汉会见军方领导人的情况时说：“军队的立场是绝对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指挥的。其他人连一个师、一个团，甚至一个警卫中队都调动不起，我是很放心的。”5月15日，陈云、李先念、王震、杨尚昆、薄一波、宋任穷、邓颖超、余秋里、谷牧、胡乔木、陈钖联等四十多位元老或打电话，或登门拜访，向邓小平表态支持镇压行动。邓小平答复；待苏联戈尔巴乔夫访华返苏后，准备实施军事管制、恢复秩序，已下令从沈阳军区、济南军区调动部队进京。

    获悉军队正在开赴北京，赵紫阳对作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而对军队调动一无所知不满，对未经政治局常委会批准的军队调动更不同意。5月16日，他召开了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表示反对调动军队对付学生，提出因应绝食学生的要求，改变“动乱”的定性。李鹏等多数常委拥护元老意见，主导会议否决了赵的提议，决定武力制止“动乱”。当晚，赵紫阳在特意要求电视直播的与戈尔巴乔夫的会晤中说：邓小平虽然已经退，但是根据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由他作决定。[21] 他通过电视告诉国人和全世界自己对处理危机没有决定权，决定权在邓小平手上。赵紫阳披露机密是出于无奈。因为，邓小平既要拥有最后决定权，又不想暴露这一安排，要求总书记赵紫阳承担拒绝与学生对话和调兵对付学生的责任。赵所披露中共高层机密其实是公开的秘密，国人和世界都知道中共老人垂帘听政的架构，知道赵紫阳与胡耀邦一样，只是名义领袖，军委主席都是才是中共的老大。5月17日，严家祺、包遵信等人发表《宣言》说：“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天安门广场上的绝食的学生们打出了“不要中国特色的摄政王！”、“要廉政，不要垂帘听政！”的横幅，北京各界百万人自发走上街头，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表达对独裁政治的不满。

    当天，邓小平在家中召集中顾委 “八老” （彭真、陈云、李先念、杨尚昆、王震、薄一波、邓颖超）开会，认定学生示威为动乱，宣布决定调军队进京实施戒严。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赵紫阳于当晚按元老要求在中南海召开了有“八老”代表杨尚昆与薄一波列席的政治局常委会。会上，赵紫阳表示情势没有严重到除戒严之外别无选择，指出戒严不利于解决问题，反会使问题恶化。李鹏、姚依林表示坚持支持邓小平已经作出的实施戒严决定，会议没有必要再讨论是否应该实施戒严，而是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实施戒严。赵紫阳表示反对在北京实施戒严，申明大部份示威者都是爱国而且支持共产党。胡启立明确表示反对在北京实施戒严。乔石称对于实施戒严很难表达赞同或反对。常委中两人反对戒严，两人支持，一人不作表态，会议决定将表决结果报请邓小平定夺。不过乔石在多年后对“5·17常委会投票”说法澄清说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常委会。调兵戒严的事是邓小平召集元老们在家里开会定下来后通知政治局常委们，常委们连表达意见的机会都没有，无形中已被夺权。这时，摆在赵紫阳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接受元老们的决定；二是以中共最高领袖的身分发表电视讲话，将与元老们的分歧公之于众，让国人和军队作出选择，争取改变历史的进程。他没有像当年赫鲁晓夫那样选择改变历史，而是选择了接受党的发落。常委结束时，他提出自己的职责必须在当天结束，要求辞职。会后，他嘱秘书鲍彤拟了辞职信。

    5月18日，元老们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会上，杨尚昆传达了邓小平调军队镇压请愿的决定，赵紫阳表示对邓小平的决定难以理解，胡启立提议以政治局名义请邓小平到会作指示，暗示不赞同邓的决定，芮杏文、阎明复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见，其余与会者支持邓的决定。会议中，赵紫阳捎信给邓小平说：学生绝食的关键要求是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承认是爱国的运动。我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做出这个让步。邓拒绝了赵的意见。下午，邓小平到会，在讲话中称学生请愿是“一场有组织、蓄意制造的政治动乱，已发展到反革命性质的暴乱。……赵紫阳在事件中采取机会主义，又公开了党内分歧，站到支援动乱的立场上，使事态蔓延，建议暂停赵的党职，至下次中央全会作出解决。”随后，赵紫阳步胡耀邦的后尘，自己提出了辞呈，接受元老们的罢免。当晚，在赵紫阳缺席情况下，四位政治局常委联同“八老”一起，作出了在北京实施戒严的政治局常委会决议，邓小平下达中央军委主席令，调动野战军配合坦克实施镇压学生和市民的请愿运动。晚十时，首批军队第二十六集团军第七十七师到达京郊待命。

    19日凌晨，赵紫阳不顾李鹏反对，率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等人到天安门广场劝学生停止绝食，以减少伤亡。他告诉学生关于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含泪说：“同学们，我们来迟了。你们还年轻，要好好地活着。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间接透露自己将下台。绝食学生们为他的讲话鼓掌，争相与他握手。接受赵紫阳的劝告，学生绝食指挥部于当晚决定停止绝食，开始说服学生们离场。当天，赵紫阳求见邓小平，并提出请假休息。邓小平通过办公室主任王瑞林答复拒绝会见，“请假休息，随意，不勉强。”赵紫阳看望绝食学生的那一晚成为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此后，他在软禁中渡过了余生。

    关于邓小平罢免赵紫阳，二十多年后出版的《李鹏日记》披露，元老们以江代赵的密谋不是始于1989年，而是始于赵1987年上台后不久。由于赵上台后步胡耀邦后尘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触怒元老，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元老连续几年在上海过年，讨论接替赵紫阳的人选问题，陈、李多次向邓小平推荐江泽民。邓小平决定罢赵，但对接替人选没有下“最后决心”。在江泽民铁腕整肃《世界经济导报》后，邓小平作出了以江代赵的决定。关于对赵紫阳的处置，《李鹏日记》披露：“5月31日，邓小平说：赵紫阳不能留在政治局，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彭真、王震、宋任穷一致同意，但对赵紫阳能否保留中委，仍有不同看法；6月18日，李先念和薄一波提出对赵要一抹到底。”

    戒严与镇压

    5月19日晚，李鹏代表中共中央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宣布北京地区从5月20日零时起实施戒严（戒严至1990年1月10日才解除）。其实，邓小平在戒严令前早已调北京军区、二十四军、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八军、六十三军、六十五军，沈阳军区的三十九军、四十军，济南军区的五十四军、六十七军等数十万大军开来北京地区。戒严命令发布后，张爱萍等八位上将联名向《人民日报》送交了反对戒严的声明，其中声明说，“人民解放军军队属于人民，不能实施镇压、不能对人民开炮引起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恶化，军队绝不可进军北京”。邓小平命令《人民日报》“绝对不准发表”八上将声明。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拒绝执行进京戒严的军令，被立即免职交军事法庭论处，后被关进了监狱。

    5月20日，北京军区第二十七军、三十八军先遣部队装甲车开进北京。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高自联、绝食团联合发表声明“呼吁北京市民抵制军队进城。如果军队进城，我们首都工人将同全市人民一道保护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绝食八天的几千名学生。我们将以天安门广场为战场，用我们的身体保护大学生及其他绝食者。我们将以我们的血再建一道巴黎公社墙”。支持绝食学生的数十万北京市民在通往城区的路口上设置路障，拦截军车进城，使军队进城受阻。这期间，有军车被烧毁，军人被打死，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出现十万人的游行示威和“打倒李鹏！打倒邓小平！还我紫阳！”的标语。奉命进城的军队中有百余名将校反对戒严，1400余士兵弃械逃亡（这千余官兵在事件后被军法严处）。[22]

    同日，邓小平家中再召集陈云、李先念、王震、彭真、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等人密谋。会上，王震大骂赵紫阳为反革命，李先念称赵是第二个司令部，邓小平拍板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职，称以后经过必要的手续再对外公布这一决定。元老们讨论了出访加拿大的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两天前发表的同情学生的谈话。由于当时有五十七名人大常委要求开会讨论李鹏宣布北京戒严是否合法的问题。元老们感到，如果万里回京主持人大会议，形势极可能不受控制，于是决定由江泽民接任总书记职，但在接任前须用行动再作一次表态。商讨后，邓小平电令万里紧急中断访问，飞返上海听候处理，召江泽民到京布置任务。5月21日，陈云主持了“八老”参加的中顾委常委会议，宣布撤消赵紫阳总书记职务，责承江泽民采取措施务使归来的万里表态支持中央的戒严和罢赵决定，暗示万不表态服从则软禁上海。这时，请愿者们都期望万里回国能改变中共中央对学生运动的强硬立场，希望人大常委会能讨论和重新审定国务院决定首都部份地区戒严令。北京的学生还准备于万里返国时举行欢迎活动。5月23日，数十万北京市民、学生举行了戒严令后最大规模示威游行，三名湖南青年（浏阳教师余志坚，编辑喻东岳和司机鲁德成）在天安门城楼上贴出“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可以休矣”的大标语，然后用颜料涂污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三青年后被逮捕判了重刑）。

    5月25日，万里抵达上海，江泽民到机场迎接，向万宣读了邓的指令（一说向万递交了邓的亲笔信），要求万对元老们的决定表态，随后将万里软禁在上海。与赵紫阳一样，万里不同意“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请愿作“动乱”定性，不同意派军队镇压请愿，但没有选择改变历史，考虑一番后表态服从党的决定。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三位党国名义最高领袖在重大关头不约而同地选择服从党，显示党性对革命党人的巨大魔力。他们没有坚持自己的主张，没有设法让人民和军队作出选择，其原因一是由于元老手中军权的震慑；二是他们不能不替自己的儿女们着想；三是作为党的人，党性已经根深蒂固。平定太平天国后，曾国藩有可能对朝廷说不，改变历史，但儒家教育让他万难承受叛臣之名。同样，胡、赵、万有可能对垂帘听政的老人说不，改变历史，但党性教育让他们万难承受反党、叛党之名。

    元老们对万里的表态和江泽民执行重要任务的表现感到满意。5月26日，邓小平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中顾委联合会议，宣布了以江泽民取代赵紫阳的决定。5月27日，杨尚昆向政治局传达了元老们罢免赵紫阳、胡启立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同日，万里支持戒严和罢免赵紫阳的声明见报。声明让学生们明白了抗争的失败。学生领袖继续说服学生撤出广场，部分学生反对妥协，坚持在天安门广场抗争。5月28日，中纪委通知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被党开除一切职务的决定，随后将他押送到秦城监狱关押。逮捕鲍是邓小平的决定。多年后发表的李鹏日记披露：“小平同志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警告我们：‘戒严一事，在公布以前要绝对保密，以便军队顺利进入北京。……你们常委办公室里有奸细。我倒要看看，这次是谁走漏消息’；‘在前头闹的勇敢分子，不是核心人物，真正的核心是那些摇羽毛扇的。要让这些核心的人，在戒严时期露出头来。赵紫阳周围的人还要搞名堂，这很危险。鲍彤先隔离起来，切断他的对外联系。’陈云同志插话：‘该隔离的，不只鲍彤一个，搞内外勾结的还有若干人，要立即采取措施，打乱学生的指挥系统。’”

    5月30日，示威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树立起了中央美术学院师生创作的“民主女神”雕像，并发表了《民主女神宣言》，其中说“民主女神，一切专制压迫下的渴望。民主女神，已是广场大学生和亿万人民民主的象征。”从5月19至6月3日，天安门广场变成了遍地帐篷的绝食露营区，成为全球日夜关注的新闻焦点，戒严部队受阻于北京百万民众的拦截，难于进城实施戒严。为镇压学生运动，中共调兵规模超过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和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调动了七大军区的十几个陆军集团军，空降兵军，炮兵师，坦克师，解放军的三大总部一齐参与，兰州军区、武汉军区、广州军区的部队处于待命状态。中央军委成立了由军委委员刘华清任总指挥，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长迟浩田和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担任副总指挥的戒严指挥部，统一指挥各路大军。为了加强保密，参加戒严部队一律用临时代号（这导致许多官兵在途中无法找到自己的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展开之前，戒严指挥部在西长安街军事博物馆成立设立了前进指挥部，在人民大会堂设立了清场指挥部。

    6月3日晚，邓小平向戒严军队下达了武力攻入市中心，到天安门广场清场的命令。4日凌晨，在当局警告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离开后，军队以坦克开路强行入城，沿途向路边群众及建筑开枪扫射，造成平民、学生的重大死伤。请愿学生、民众在军队开枪镇压之下屈服四散，为时一个多月的民主运动在军队武力镇压之下夭折。6月4日当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6月5日，在解放军坦克列队入城途中，示威者王维林只身阻挡行进中的坦克，不屈不挠。这一段电视转播震撼了全世界，成为二十世纪最具震撼力的影像之一。

    为时两天的军队镇压过后，北京医院里到处是市民和学生的尸体。时任解放军301医院外科主任的蒋永彦医生后来披露，他诊治的一名男子枪眼很小，却打碎了心脏，中弹者中有的肝脏被打碎，有肠道内留有碎弹片，证明军队使用了国际公法禁止的开花弹。[23] 关于镇压造成死伤，中国官方说数百，学生绝食指挥部负责人柴玲在后来的英文声明中披露大约3000，香港《壹周刊》报导估计40,000人，其中10,454人死难。

    开枪镇压过程中，部分将士抗命，拒绝镇压民众。6月4日，第二十八军奉戒严指挥部命令开进北京。官兵们被开枪镇压后西长安街上的血腥场景震惊。老百姓将血衣展示给官兵们看，要求军队保护人民。许多士兵气愤扯下领章、帽徽，把枪枝扔进护城河。靠近木樨地立交桥有七，八十辆军车，官兵全都下了车，弃车而不顾，倾听民众述说，听任民众焚烧装甲车和军用卡车不予制止，致上百军车、装甲车和通讯电台车被烧毁。戒严部队指挥部派直升机飞到木樨地上空，用高音喇叭向停滞不前的第二十八军喊话，谓“军委首长有令，受阻坚决反击”。第二十八军没有执行实际的开枪命令，成为唯一成建制没有抵达军委指定位置的部队。六四事件后，该军受到大规模的整肃。由于何燕然等集团军领导层集体承担责任，无人推卸，中央军委决定低调整肃。不想背镇压人民恶名的不仅是二十八军。北京市政府及中央各部门曾组织群众去慰问在北京担任戒严任务的部队。据参加慰问的人讲，不管是哪个部队，在与慰问者交谈时，都一再声明他们没有向群众开枪。二十七军以军党委的名义给河北省委、省政府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转告河北省人民，二十七军去北京执行任务没有向民众开一枪。二十七军此举将了同省的三十八军一军。三十八军向中央军委投诉二十七军的作法。没想到，中央军委并不包揽责任，回复说这件事以后不要再提了。那些在进京时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和立功授奖的军人们风光一时，很快“平暴”事迹变成了精神负担。许多执行过戒严任务的官兵在复员转业前要求从档案中拿掉“平暴事迹”，担心到了地方工作会受到歧视。2004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亚佐夫元帅授勋，表彰他在1991年“八一九”政变中坚持不向民众开枪，相信何燕然等人也会在将来获得表彰。

    6月9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戒严部队军以上将领，在讲话中称：极少数人先是搞动乱，后来进一步发展到的反革命暴乱。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中，人民解放军、武警警和公安干警表现了很高的觉悟，经受了考验。6月下旬，中共在北京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举手通过中顾委元老们的几项决定：撤销赵紫阳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等职务，对赵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撤销胡启立、閰明复、芮杏文等几位高层的职务，任命江泽民为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据说，江泽民没有在陈云主持的中顾委常委会宣布任命后就职。他以胡耀邦、赵紫阳上台不久即被罢免为前车之鉴，坚持要求经过中央全会正式选举后才就职。陪同赵紫阳到天安门看望绝食学生的温家宝因向元老们递交了长篇揭发赵紫阳的材料而获留用。

    会上，李鹏作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指赵紫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全会公报重申邓小平的意见说：“两个月来的学潮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暴乱，其目的是要推翻中共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六四”开枪镇压后，中共在全国展开了抓捕和清洗，学生、工人、知识分子请愿运动的领袖人物被抓捕、判刑或通辑，中共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解散，会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停刊。至此，邓小平首倡，胡耀邦、赵紫阳推动，国人追求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血腥镇压和大搜捕中划上了句号。有人评论“六四”镇压说：“枪声一响，变偷为抢，天安门的坦克为贪腐开了路，权贵掠夺国民财富再无制约。”三十多年前的反右运动中，毛泽东部署“引蛇出洞”计划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他在《走向反面》一文中提出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邓小平在《如何领导当前整风运动反右斗争》的报告中要求在工矿和农村基层“放长线钓大鱼”。三十年后，邓小平倡议体制改革于前，下令武力镇压于后，实施了另一次的“引蛇出洞”，“聚而歼之”。

    从清末到民国，没有一位统治者想过以武力镇压学生请愿，更没有一位统治者调军队镇压学生请愿。清末是空前绝后的宽松自由时期。绅商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组织全国性的请愿运动，不仅上京到中央各部门递交请愿书，更直往摄政王府请愿，不理会王府警卫劝归，日夜守候，非要向摄政王当面递交请愿书。汪精卫行刺摄政王被捕后，清廷不杀，不刑，派亲王到狱中探视，好言相劝放弃革命与恐怖，为国家效力。袁世凯为首的历届北洋政府均视学生请愿，报纸抨击为平常之事。袁世凯爱国爱民，积极推动立宪共和，治下除爱国运动请愿外没有出现过对暴政的请愿。段祺瑞政府卫兵遇袭后与暴徒枪战造成学生死伤，段闻讯赶到现场，长跪谢罪，发誓从此食素，并信守了誓言。翻开清末、民国以来的报纸，其中骂朝廷，骂皇帝，骂政府，骂袁世凯、骂蒋介石的文字俯拾皆是，没有哪一位统治者动不动就扬言要让学生流血。1945年，中共发动“第二条战线作战”，在昆明组织学生请愿，刻意挑战政府管治底线，制造了炸死学生事件，国民政府将云南军政大员撤职回复学生请愿。在大陆学生民主运动之前，台湾的反对派策划了“美丽岛事件”，以暴力挑战国民党政府的管治，蒋经国下令克制，拒绝以暴易暴，决心走向民主。然而，在世界民主化潮流中，邓小平杀气腾腾，完全拒绝与请愿者对话，一而再，再而三地声言要用专政手段，要不怕流血（后来，中共出版《邓小平文选》时删去了原中办文件中“不怕流血”之句），调动几十万大军镇压请愿学生，邓所言的流血无非是要让学生流血。如此对待学生的统治者，世界史上绝无仅有。

    六四运动中，美国方面对中国当局暗中支持。“西方世界要求联合制裁中国时，美国总统布什几次私下向中国传递口信，表明他重视中美关系，目前对中国的制裁，是在美国国会和社会的压力下采取的行动，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谅解。1989年6月21日，布什总统致密函给邓小平，要求派特使秘密访华。第二天，小平同志就复信布什总统，同意在双方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欢迎美国总统特使访华，并愿亲自同他进行真诚坦率的交谈。布什总统接到回信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作为总统特使于7月1日秘密访华，随行人员只有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和一名秘书。有了布什总统的支持暗示，邓小平在会见斯考克罗夫特之前对陪同的总理李鹏和外长钱其琛说：“制裁措施我们不在意，吓不倒我们。不要说七国制裁我们，七十国也没有用。”[24]

    当时有“中国的萨哈罗夫”之称，在中国知识分子最具影响力的方励之教授被指为六四运动的后台面临被捕。他没有选择在国内抗争，而是走进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当年11月，基辛格访华时与邓小平谈交换条件，中方提出了停止对华经济制裁和美国邀请江泽民访美两要求。对第一个条件，美方表示不能接受。最后由日本出面提出恢复对华贷款。中美达成了妥协后，北京宣布驱逐方励之，华盛顿解除了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在方励之夫妇离开北京后，七大工业国在日本召开会议，决议恢复对中国的贷款。[25]

    港人拒绝专制

    中共开枪镇压学生运动后，香港民主派领袖司徒华、李柱铭宣布退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司徒华同时宣布组建支援中国民主运动的“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港支联）。从此，司、李等香港民主派人士被中共当局拒发“回乡证”，长期禁入大陆。港支联以筹得的巨款展开了营救被全国通辑的学生民主运动领袖和民主人士的“黄雀行动”，在各界（包括黑社会）的帮助下成功营救被通缉的学生领袖柴玲、吾尔开希、封从德、李录，民运领袖陈一咨等等七、八百位民运人士经香港送去了西方国家。司徒华在多年后的回忆录中披露说：黄雀行动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内地和香港人都对民运同情和支持，另外对内地的贪官则有钱能使鬼推磨，例如支联会为救吾尔开希花费六十万现金。

    令国人没有想到的是，香港人“平反六四”运动持续二十多年。司徒华坚持每年6月4日在维多利亚广场率港人燃烛呼吁“平反六四”，直到2011年逝世。他没能看到“平反六四”，但港人没有放弃诉求，依然坚持每年6月4日在维园举行要求平反六四的烛光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