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0 章 相反的选择

    台湾民主化

    土地改革完成后，台湾在蒋介石领导下进入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时期。1965年，台湾设立了高雄加工出口区，贸易首次出超，经济增长率高达9%。从这一年开始，美国停止了对台经济援助。“尽管1965年以前蒋介石一直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但其数量很少，与台湾爆炸性的经济增长相比作用微不足道。”[1] 中共长期宣传国民党经济发展是因为有美国援助和国民党运到台湾大量黄金。其实，美国援助与运台黄金对台湾经济的作用主要是心理上的。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保护私有产权和私营经济，使经济内在的活力得以发挥而已。蒋介石无悬念地当选中华民国第四任总统，有国民党独裁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领导台湾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人均收入年年大幅增加，赢得了民众的支持。

    1972年，蒋经国接任行政院长，开启了“经国之治”时代。他在第一次施政报告中指出：“国家建设是永无止境的奋斗历程，在往上看、向前进，以求获得更大发展的同时，又需扎得深、站得稳，才能无畏任何冲突与考验”，“把国家建设的基础奠立在磐石之上，使这基础更为稳固，各级行政首长今后不要多在电视上报纸上出现，而要深入民间，深入问题，在问题上求得彻底的个别的解决”。[2] 沿续赣南时廉政作风，他主持修订了“贪污治罪条例”，要求各级党政首脑辞去所有的兼职，专心政务，以身作则杜绝贪污受贿。他改变蒋介石的反攻复国方针，减少军费开支，转以发展台湾经济建设为基本政策，主持制定了南北高速公路、西部纵贯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台中港、苏澳港、中正国际机场（桃园国际机场）、高雄造船厂（中国造船公司）、高雄钢铁厂（中国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厂、金山核能发电厂等“十大建设计划”。务实的蒋经国特意将“十大建设计划”改称“十项建设计划”。这一字的改动与毛泽东、邓小平好大喜功，推动吹牛的风格形成了鲜明对照。

    1977年，政府再推出总投资近3000亿台币的“十二项建设计划”，其中包括：环岛铁路网、3条东西横贯公路、延长高速公路至屏东、中钢二期工程、核电两厂、国民住宅长期计划（平均每年2.5万户）、改善农田排水系统、西岸海堤工程、每县市的文化中心（包括图书馆、博物馆、音乐厅）等。1970年代末，十项基础建设项目相继完成，其中高速公路的建成使南北运输从八小时减为四小时；西部铁路电气化改造后使台北至高雄的行车时间减半，线路容量增加三成，运输能力倍增。台湾舆论普遍认为，如此庞大的投资项目和众多的工程发包中没有出现重大的贪污舞弊，蒋经国的廉政奏效。十项建设和十二项建设对降低失业率，带动经济发展和周边工业明显。其中效果最好的是石化工业，带动了轻油裂解厂、化学纤维业、塑料工业的迅速发展，但两个港口没有达到经济效益目标，连年亏损。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台湾民众的民主诉求日益高涨。1977年底，在台湾地方选举中，桃园县中坜镇独立候选人许信良向一党独裁发起了挑战。他曾在1972年获得国民党竞选省议员提名，后因反对国民党的政策，点名批评议员而被国民党省党部给予党纪处分及取消议员提名。许反对国民党操纵选举，宣布以无党籍身份竞选议员，以公开抨击国民党造势，赢得了青年选民的支持。国民党当局发动各级选举机关压制许信良，非国民党人士则成立了“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许的支持者抗议国民党籍监选主任舞弊，与国民党的竞选队伍发生冲突，在投票日放火焚烧了中坜镇警察局，酿成了中坜事件。随后地方选举的结果为，国民党外人士在24个县市长中占了4个，77席省议员中占了21席。独立竞选人许信良以77万最高票当选省议员，随后宣布退出国民党，成功挑战了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作家江南评论说：“中坜事件肇因于提名制度有偏差，党工干部只图私利，私而害公，选举过程中，利用各种严苛的条文法规和非法手段压制党外候选人，所以闯下大祸。国民党在沉痛教训之余，不得不采取措施，挽回颓势，因而，奠定未来比较公平选战的基础。”在许信良挑战独裁之时，蒋经国放弃蒋介石将反对派人士投入监狱或放逐岛外的作法，鼓励青年人问政议政，推动召开国是座谈会，让各界人士畅所欲言，准备结束独裁。

    1979年，行政院新闻局宣布解除杂志登记禁令。与大陆民主墙运动同时，台湾国民党外的精英人士以发行《美丽岛》杂志为掩护开始组党。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在高雄举行了纪念“世界人权日”的两万人集会和游行，要求国民党当局“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组织民众冲击军警管制线，造成近200人受伤的流血冲突，是为“美丽岛事件”（高雄事件）。冲突中，政府方面受伤183人，其中重伤47人，示威者方面受伤40余人，显示示威组织者有意暴力挑战当局党禁。事件中，蒋经国命令警察保持克制，在冲突后的对峙中再命令军警主动撤退，指示“依法办事，以法制暴，以理制惑，以德化怨”，开放对审判采访，给予被告充分的答辩时间。公开大审中，党外人士聘请了强大的律师团，律师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陈文茜（律师团助理）通过为《美丽岛》辩护走上了政治舞台。蒋经国指示按“法律事件”处理，缩小制裁范围的政策，不将审判引向戡乱和颠覆罪名。经过审判，军事法庭以“为中共统战”和“台独叛乱”罪名，将数十组织暴力袭击的骨干判刑（几年后，蒋经国批准将他们特赦）将《美丽岛》杂志及其在各地的分支机构查封。

    “美丽岛事件”是台湾党外势力向国民党当局展开的一场有组织挑战。反对派的挑战行动得到了中共的暗中支持。中共通过在日本创办“独立台湾会”的史明资助了反对派，通过《美丽岛》社长许信良在美国洛杉矶办事处资助了美丽岛周刊25万美元。[3] 在邓小平镇压民主墙运动的同时，蒋经国顺应世界进步潮流，拒绝国民党内强硬派以暴制暴的建议。他说，“权柄，很容易去用它。难的是，什么时候不去用它。三十八年的‘戒严令’是国民党的恶名与黑包袱，一定要想法解除与开放，否则永不安宁。” 他不仅要防止流血事件升级和恐怖主义抬头，更决心放弃一党独裁。因为，他在苏联了解斯大林时代的极权、残酷与血腥，深知独裁体制必将被人民抛弃。他对秘书马英九说：“解禁应该越来越宽，不能换汤不换药。我知道自己是独裁者，但我会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制度”。

    在台湾走向民主的过程中，中共在谋求两岸统一。中共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抛弃了 “解放台湾”口号，在1979年元旦结束了持续二十多年的对大、小金门的炮击，同时发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实现“三通”，开放探亲旅游，实现台湾回归。国民党方面通过行政院长孙运璇发表声明回应中共说：“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同中国共产党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过去的经验已使我们有了足够教训，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共产党人。台湾回归祖国须在全中国人民的自由意志受到尊重之时。在中国大陆的人民摆脱共产主义时，我们才会坐下来同任何人谈判。”1979年底，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对中共“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政策”。他指出：“共产主义已彻底失败”，“四个现代化是中共的谎言与妄想，中共的和谈是统战阴谋，我们绝不与共党谈判，绝不与共党妥协，任何情况绝不改变我们的立场”。[4]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代表中共向国民党提出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行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叶九条），内容要点为：“为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入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国家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当局与各界代表人士可“参与国家管理”；两岸“互通音讯、亲人团聚，增进了解”；欢迎各界人士到大陆投资、定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5] 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向国民党喊话说：“邀请蒋经国先生、谢东闵先生、孙运璇先生、蒋彦士先生、高魁元先生、蒋纬国先生、林洋港先生，邀请宋美龄女士、严家淦先生、张群先生、何应钦先生、陈立夫先生、黄杰先生、张学良先生，以及其他各位先生……亲自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中共向蒋经国声称，不仅一再修葺中山陵，而且将奉化茔墓修复一新，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家属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同时隐瞒了发动文革破坏、焚烧了蒋母之墓，蒋介石原配夫人毛氏墓及墓庐——慈庵、蒋父及蒋弟之墓，屠杀了迫害了数百万国民党政府人员及家属的罪恶。1982年1月，邓小平把中共关于两岸和平统一的构想概括为“一国两制”，其要点为：一个中国；中央政府在北京；两制并存；台湾高度自治；统一后为特别行政区，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有一定的外事权；有军队，大陆不派军队也不派行政人员驻台；和平谈判：以和平谈判方式实现国家统一。7月，中共发表了以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廖承志名义致蒋经国的信，引用以当年张治中致台湾故旧公开信中“寥廓海天，不归何待”之句和鲁迅的“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诗句，要求“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6] 8月，宋美龄代表国民党以复信廖承志回复中共说：“‘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在所谓‘文化大革命’斗臭、斗垮时期，闻世侄亦被列入斗争对象，虎口余生，亦云不幸之大幸，世侄或正以此认为聊可自慰。日本读卖新闻数年前报导，中共中央下令对全国二十九省市进行归纳，总结出一‘正式’统计数字，由１９６６年开始，到１９７６年十年之内，被迫害而死者有2000万人，殃及６亿人。……《北京日报》亦曾报导，北京市政府人员在‘文革’中就有12000人被杀，共党高层人物，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均以充军及饥饿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对大量干部自相残杀，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将作何想法？……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斯，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太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由于宋美龄的信中谴责了暴政，中共将这封公开复信向国人隐瞒。

    1984年，俞国华就任行政院长，提出了顺应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国际化、自由化和制度化的“经济革新”“三化方针”。在大陆经济改革之时，台湾经济改革的步伐更大。“三化方针”的主旨是解除管制，推动经济全面自由化。其中“国际化”要求将台湾经济纳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放宽外国公司在台投资限制，解除进口管制，大幅降低关税、允许设立境外金融中心，推动新台币国际化，使台湾成为亚太地区的运输、金融、信息的中心；“自由化”要求尊重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使市场调节机制在经济活动中起主导作用，取消银行利率的管制、大幅放宽外汇管制、开放民间设立银行，以及推动公营事业民营化，推动对外贸易、金融、产业经营更加自由；“制度化”要求完善法律和规章，以保障经济的开放、自由和有序运行。

    在国民党实行放松对经济管制的“经济革新”过程中，接连发生的“江南命案”和“十信弊案”暴露出政治体制问题。江南（刘宜良）是蒋经国的老部下，1967年被派往美国任驻外记者，多次采访蒋经国的政敌吴国桢，搜集大量资料，写出了题为《蒋经国》的博士论文，后来再改写成《蒋经国传》。由于该书揭露了一些蒋氏父子的劣迹，国民党政府要求江南改稿。江南拒绝改稿，打算出版《吴国桢传》和《龙云传》，并与中共关系密切，经常出入中共驻旧金山领事馆，接受了中共对《蒋经国传》一书预订五万本的资助。台湾情报特工部门不能容忍，通过“竹联邦”派出杀手，在旧金山将江南暗杀。“江南命案”震动了海内外，岛内各界强烈要求查明真相，美国政界与媒体对台湾特务与黑道联手在美行刺表示愤怒。虽然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承认自己策划了刺案，与蒋经国、蒋孝武无关，但很多人相信蒋经国之子蒋孝武与这桩命案有牵连。在海内外的压力下，蒋经国下令法办汪希苓，将蒋孝武外放到新加坡，实际放弃了传子计划。江南事件之后，台湾又发生了“十信事件”。“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十信）是台湾最大的信用合作社。拥有十信的蔡氏家族建立起了庞大的政商关系网，聘请退休军警政界高官进入家族企业任职，依靠政商关系发展家族企业。“十信”理事会主席蔡辰洲当选立法委员后控制了“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以20%的高利率从民间大量吸收资金，利用资金大举收购兼并亏损企业，高利贷越滚越大，终于无力支付高息，只好利用职权挪用“十信”的资金，导致“十信”周转不灵。1984年底，“十信”舞弊消息传出，存户挤提请愿，蔡氏家族的国泰塑胶集团瓦解，留下150亿的巨额债务，事件引发工厂企业的倒闭潮，导致全岛经济萧条。

    “江南命案”与“十信弊案”两事件使岛内外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岛内实行民主政治的呼声升级。舆论指出，接连发生的“江南命案”和“十信弊案”和黑幕与制度有关，要解决腐败与黑幕问题必须实施政治体制改革。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主席和总统后推出一系列政治革新举措，采取“一步一步来”的渐进方式向民主与法制过渡，使台湾走出“白色恐怖”时代。“十信案件”暴露了台湾官、商勾结的黑幕，使蒋经国痛感反腐失败。对于岛内外的民主诉求和舆论的政治体制改革呼吁，他表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7] 改革政治体制必然触动国民党内的既得利益者，引起保守派的反对。蒋经国警告党内保守派说，不从根本上治理腐败，“党员都会流失，人民会抛弃党”。他以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一任总统的方式表达了主动结束蒋家王朝，向民主政治过渡的决心。1986年2月，菲律宾马科斯政权被推翻，长期实行军事戒严的国民党当局极受震撼。身体日见衰弱的蒋经国决定，加速推行政治革新，在有生之年亲手结束专制制度。3月底，他在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幕词中提出“向历史交代”口号，提出“本土化”政策以打破大陆籍人士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充实中央民意机构，推动地方自治法制化，革新党务，开放大陆探亲等一系列实现民主宪政的长期目标。会后，蒋经国指定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等人组成“革新小组”，部署实施上述革新政策。蒋经国革新运动在国民党内遇到强大阻力。不少国民党大老反对放弃独裁，以集体跑到慈湖哭老蒋的方式反对革新。

    在国民党外，本土精英则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独裁，开放党禁。5月19日，台籍精英为首的党外势力组织了大规模“反戒严，争人权”示威游行，要求国民党立实行民主宪政。不过，党外势力也在顺应进步潮流，放弃“高雄事件”中那样的暴力行动，将示威命名为“绿色行动”，将游行称为“自由散步”，组织示威者戴白口罩以示“骂不还口”。蒋经国命令警方对示威保持克制。由于朝野双方理智妥协，示威和平进行，未引发冲突。9月28日，国民党外的精英们在台北圆山饭店召开会议决定，不再坐等国民党允许，立即成立民主进步党。对于民进党的“抢滩”成立，国民党内的强硬派拟出名单，要求蒋经国批准逮捕反对派领袖。蒋经国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抓人解决不了问题”，同时决断：顺应潮流，立即开放党禁，接受反对党的诞生，加速制定解除戒严法。“国策顾问”沈昌焕提醒蒋经国：“这样做，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失去政权。”蒋经国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10月15日，国民党宣布废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代之以国家安全法。新安全法允许拥有党章和党纲、支持宪法和国家统一的新政党登记注册，承认新党通过选举合法竞争政治权力。“解严”标志台湾结束国民党一党独裁，进入了政治多元的时代。民主化闸门打开后，台湾立即出现了办报和成立政党的热潮，涌现出数十政党和数百刊物。由于对国民党统治的长期积怨，新党纷纷将抨击矛头指向国民党，令长期习惯于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官员们愤怒与恐慌。蒋经国微笑面对街头示威民众当面打出的“老贼下台”标语，告诫国民党人说，今后要在台湾争取民众的支持，就必须以民主的方式展现它比对手更合民意，就需要“同舟共济，推诚相与；以忠恕致祥和，以理性化偏激。在结束一党独裁的同时，蒋经国大力推动结束大陆籍官员垄断台湾政治权力的局面，加速推行官员本土化政策。1987年，台籍人士出任了五院中两院的院长，行政院八部中五部的部长；新《国家安全法》开始施行，实施了三十八年的戒严正式解除，居民赴大陆探亲开放；民进党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公布了党章党纲草案，在12月的国大选举中赢得了19％的选票、在立法院选举中赢得了22％的选票。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蒋经国超越个人、家族和一党的私利，用手中的权力推动民主化，领导了一场不流血的，真正的革命，实践了“向历史交代”的承诺，同时也赢得了反对党的尊敬。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当天，台湾鲜花销售一空，民众自发街头列队致哀。在蒋经国致丧期间，民进党停止一切抗议活动以向这位结束一党独裁的伟大政治家致敬。中外舆论一致赞誉蒋经国领导台湾由落后的农业地区发展为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使人民生活的显著改善，是亚洲自由国家的杰出领袖，台湾舆论盛赞其两大政绩为：恢弘民主宪政和创造经济奇迹。出任行政院长后，蒋经国推行减免田赋、保障收作价格等等措施，因此受到台湾农民的爱戴。由于在苏联受了十二年的托派教育，他的施政带有社会主义色彩。他主持建立了台湾的医院、养老院、就业辅导、就学优惠等社会福利系统，其中，照顾退役的老兵的“荣民”体系成为日后广受赞扬的台湾全民健保系统的雏形。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国际陷入停滞膨胀之际，他宣布了“十大建设”计划，领导台湾领先全球经济复苏。在蒋介石主政时代，台湾人均收入从1951年的136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364美元。蒋介石逝世后，蒋经国领导台湾完成了两次重大转变：先是从劳力密集产业转向重化工业为主，后是从重化工业转向高科技产业发展。在他主政的十六年间，台湾经济以10％的年平均增长率高速增长，三倍于为同期工业国家年均增长率，经济增长和出口增长均居亚洲“四小龙”之首，台湾人均收从364美元增加到1989年的7518美元。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台湾的贫富差距没有扩大，失业率控制在2%左右的低水平，基尼系数低于0.3，贫富差距全球最小。

    蒋经国关注民生，致力改善民生不遗余力。蒋经国每天看柴米油盐糖及面粉物价，知道他从1950年代初带领退伍士兵筑路起，足迹踏遍全台湾320个乡镇。他走访民间之前他的司机和随从都不知道他打算去哪里视察，自然也就无从事先通报基层准备。走访中，他与民众合影，到当地的普通小馆吃午饭或买盒饭吃，他因此在民间交了不少朋友。有时他还带着家人到电影院赶场，和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他对吃喝穿住不讲究，永远愿意与民众握手，与民同乐，低调、朴素。1980年永安矿难时，他挨家挨户慰问，到煤矿参观，接受矿上保卫人员搜身。蒋经国清廉与忘我。他离任赣县县长时说：“我在县长任内，未曾为我私人取用分文，动用粒粟，本人因私事而花之电信费用，皆应在本人薪饷下扣除，不得在公费项下开支”。他任行政院长后第一次主持行政院会就通过公务员十项革新，制定《贪污治罪条例》，规范公务员的行为。这在当时的官场被抨击为不近人情。他改变了用人唯亲的传统，也改变了蒋介石时代以党领政的作法，大力任用专业官僚掌管财政，主管工程，任用台湾本省籍精英，为日后的本土化奠定了基础。 就任总统后，他禁止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和树碑建像。由于蒋经国的清廉无私，他主政时的台湾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这为他赢得了崇高的威望。蒋经国宽容。在1970年访美期间，他要求与刺杀未遂的刺客见面，建议美国释放刺客。1986年民进党成立时，情治部门呈上抓人名单，蒋经国否决了抓捕计划，并告诫：“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民主要求妥协与宽容。蒋经国是中国政治家中最能容忍异见者之一。因此，他能领导台湾结束专制制度，和平、理性地过渡到民主制度。作家江南曾评论说：“经国掌舵，经济上可打满分，殆无疑问。于民主宪政的推行、人权的保障、言论自由的开放，则差强人意，某些方面，勉强及格，其他方面欲进又退，出现开倒车的现象。”然而，江南没能看到，蒋经国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向历史交待”，实施了政治革新，主动结束国民党独裁。他不担心放开党禁报禁之后会导致天下大乱，也不担心国民党丢掉政权。在他看来，当官为民，民众自然会拥护。不得民众拥护，下台理所当然，并不需要痛心疾首。他廉洁，不怕下台后被人民清算，他领导国民党主动向多党政治过渡，不介意作在野党，因而也不怕国民党在民主后被人民清算。华盛顿邮报评论蒋经国领导实施的政治革新说：中华民国“过去一年政治改革的成就超过了以往四十年的成就。”《蒋经国传》作者漆高儒评价蒋经国说：“他是一个勤劳的人，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他和百姓群众很接近，他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蒋经国惟其是一个勤劳简朴的人，才可以缔造台湾经济奇迹的成果；惟其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才有台人对他的感念与肯定；惟其和百姓群众很接近，所以他的施政作为才能贴近民意；也惟其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他解除党禁、报禁，继之又解除戒严，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实现了民主在台湾的和平着陆。”

    蒋经国逝世后，国民党继续推动民主化，于1988年抛弃以一党垄断政治权力为主旨的“国父思想”和“五权体制”，推出了《第一届资深中央民意代表自愿退职条例》，终结了大多数资深代表卧病的“万年国代”；于1991年制订了“宪法增修条文”，废止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于1992年湾废止了“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于1994年举行了省长及台北、高雄市长直选；于1996年举行了总统直选；于1997年修宪终止实行了几十年的“动员戡乱时期”，废止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冻结了台湾省长、省议会选举；于1998年公布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成立了《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对“白色恐怖”中死难者、交付感化（训）教育者和财产被没收者家属发放了补偿金。至此，台湾完成了从一党独裁向多党民主制度的转型，蒋经国开启的政治体制改革获得成功，国民党通过真诚平反行动实现了社会和解，台湾完成了舆论称赞的“宁静革命”。

    蒋经国逝世后的二十多年间，台湾每年有百万民众前往大溪凭吊，表达对这位政治家的怀念。台湾《天下》杂志的民调显示，蒋经国依然被民众视为“最美的政治人物”。马英九写道：“我们可以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8]“ 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9] 国民党在民主化之后没有被人民抛弃，蒋经国为民、亲民累积的政治遗产无疑是重要原因。在二十一世纪蒋经国成为海峡两岸为民众公认的历史伟人，被赞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政治家。

    共产各国改弦易辙

    1989年，几个重要事件对共产体制下的东欧各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一，苏共领袖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不再武力干涉东欧人民的选择；其二，波兰的团结工会顶住了苏共的压力，在政治舞台上走向胜利；其三，中国的民主运动。东欧各国原本有自由民主传统，共产主义制度是罗斯福、邱吉尔与斯大林密谋划分欧洲的结果，是斯大林武力强加给东欧各国的。以武力建立的统治必须靠武力维持，戈尔巴乔夫不再出兵干预东欧的承诺使东欧各国的共产主义制度顿时失去了支撑，三大事件极大地鼓舞了东欧各国人民恢复自由民主制度的勇气。在波兰，天主教徒和反共人士组成团结工会非暴力反抗共产主义制度的斗争已经持续多年，并在人民的支持下走向胜利，迫使波兰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通过了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决议，在共产阵营中率先宣布结束一党专制。1989年春，波兰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民主党、教会、各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和团结工会在华沙举行政治协商的圆桌会议，决定建立三权分立的两院议会民主制，宣布“波兰独立团结工会”合法化。6月4日，波兰举行了四十多年来首次议会民主选举。以团结工会为核心的民主派赢得了胜利，在参议院100个自由选举席位中赢得92个，而执政的波共在参议院连一席也未赢得。选举后，波兰抛弃共产制度，改国名为波兰共和国。1990年，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当选波兰总统。在匈牙利，以卡达尔为首的共党改革派顺应人民变革的要求，率先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开始了政治革新和经济自由化的进程。1989年，匈共为1956年人民起义领袖纳吉平反，为纳吉等人举行了数十万民众参加的隆重重新安葬仪式，为苏军在镇压中杀害的民众建立了纪念碑，与反对党开始和平协商，共同举行了政治妥协的“三方圆桌会议”，讨论应付经济与社会危机，起草了民主制的新宪法，开放了通往西欧的边界，允许人民投奔西方国家。随后，匈共更名为社会党，与人民一起抛弃了共产主义。11月26日，匈牙利全民公决投票决定，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改行总统制和多党制议会民主的政治体制。新政府宣布，将共产党组织清除出政府机构，清查共产党（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财产，解散匈共的“工人卫队”，宣布从此禁止政府机构中存在任何政党组织。1990年春，经过两轮国会民主选举，匈牙利民主论坛赢得了近半国会席位并组阁，匈牙利和平地告别了独裁体制。在捷克斯洛伐克，当局也于1989年9月开放了通往西欧的边界。11月，十几万民众在首都布拉格持续举行了非暴力游行请愿，要求结束共产制度。捷共顺应民意，与各党派举行了民主选举。“公民论坛”赢得了选举胜利，领导七七宪章运动公民论坛领袖哈维尔（Vaclav Havel）当选总统，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领袖杜布切克当选联邦议会主席，捷克斯洛伐克四十多年的共产党专制时代结束。国际社会将捷克斯洛伐克的和平体制变革称为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在东德，各大城市民众在1989年10月同时举行了要求民主化的教堂和平守夜活动。守夜活动迅速发展成示威浪潮。担任德共领袖近二十年的昂纳克在全国各地的请愿浪潮中宣布辞职，克伦茨接任德共领袖。11月9日，德共效仿匈共、捷共，宣布取消进入西柏林的边界管制。被围墙隔绝了几十年的东德民众捣毁柏林墙，登上勃兰登堡大门，潮水般地涌入了西柏林。柏林墙的轰然倒塌标志四十多年铁幕和欧洲共产主义制度的终结。随后，东德共产党领导层宣布集体辞职，西德总理科尔根据联邦德国的《基本法》提出了两德统一“十点计划”。12月，东德国人民议院修改了宪法，十六个党派的圆桌会议决定举行大选。1990年3月18日，东德举行了四十多年来首次议院民主选举，主张德国统一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标志东德人民抛弃共产主义制度。8月，东西德签署了统一协定，10月，德国重新统一。在保加利亚， 保共在人民请愿和东欧其它国家巨变的压力下于1989年11月宣布放弃一党专制、大赦政治犯、实行自由选举，掌握最高权力四十多年的保共领袖日夫科夫宣布辞职，保共与反对党举行了圆桌会议。1990年6月，保加利亚举行了全国大选，终结了共产党独裁的时代。在南斯拉夫，各民族趁东欧剧变谋求独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相继宣布独立，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解体，各共和国走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道路，导致了随后的巴尔干地区的流血、骚乱、内战和种族灭绝。

    在罗马尼亚，1965年以来一直垄断最高权力总统齐奥塞斯库(Ceausescu) 坚持独裁，强硬镇压民主运动。在中共军队镇压六四运动时，齐奥塞斯库发表了中共极为需要的支持声明，让中共元老们感到了共产主义阵营撑下去的希望。1989年11月，罗马尼亚共产党在欧洲民主化浪潮中召开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中共相濡以沫，派政治局常委乔石率领的代表团参加了大会。齐奥塞斯库在大会上声言坚持共产党独裁，在会议期间会见了乔石，收到了乔转达江泽民、邓小平、杨尚昆、李鹏、李先念的问候及“祝愿罗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绩前进并取得更大成就”的口信。大会闭幕后，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致电齐奥塞斯库，“热烈祝贺他再次当选罗共总书记。”几天后，罗共仿效中共，下令开枪镇压蒂米什瓦拉市的抗议民众，激起了罗全国的示威请愿浪潮。这时，中共一面在国内控制传媒，封锁东欧共产国家巨变和罗共开枪镇压的消息，一方面在联合国安理会中行使否决权，否决了联大对罗马尼亚当局镇压示威的谴责议案。面对罗共抗拒变革，拒绝对话，坚持武力镇压政策，罗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在西方国家和包括苏联在内的几乎所有东欧共产国家的声明支持和西方国家物资援助下，于推翻了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圣诞夜，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救国阵线迅速组成的军事法庭以“对抗罗马尼亚人民的罪行”处决并没收全部财产。齐氏夫妇被执行枪决的镜头，以及其生前的豪华宫殿和财富通过电视传遍了世界。中共众高层一同收看了处决纪录片，大家一片沉寂。有人说：“不镇压反动分子，我们就会落得这个下场。”邓小平说：“如果我们不改革，不好好为人民服务，我们的下场也会这样的。”[10] 罗马尼亚临时政府成立后，西方国家和巨变中的东欧各国迅速承认了罗马尼亚临时政府，苏共领袖戈尔巴乔夫声明支持罗马尼亚人民的选择，就连被中共称为“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也迅速承认了新政府，表示尊重罗马尼亚人民的意愿。中共控制传媒继续封锁东欧和罗马尼亚巨变的消息，《人民日报》成为世界上最迟报导齐奥塞斯库被处死消息的报纸。1991年12月，罗马尼亚举行全民公投批准了新宪法，罗马尼亚转型为民主制度。

    在共产革命发源地苏联，深刻的社会变革早已开始。进入1980年代，垂死的苏共最高领袖接二连三死在任上，苏共内外一致感到了变革的迫切。1985年，戈尔巴乔夫在制度危机中接任苏共总书记。他在儿时就领教了共产政权的残暴，父辈在1933年大饥荒中饿死，祖父在“大清洗”中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外祖父被判长期监禁。他清楚共产政权带来的专制暴力、经济落后、民不聊生，党员都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新闻宣传谎话连篇。在1986年的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公开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改革方针，要求在思想上多元化，在政治上放弃专制，建立多党制和议会政治，在经济上承认私有制，要求军队非党化、国家化。根据“公开化”方针，苏共废除了长达七十年的媒体审查制度。舆论自由化后，一大批揭露斯大林罪恶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历史著作解禁，众多苏共长期隐瞒的历史事实被披露。例如，苏共对境内的波兰人、芬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伏尔加德意志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远东中国人、朝鲜人等少数民族实行了残酷的种族清洗、屠杀和迁移，摧残其它民族语言文化；农业集体化时期对“富农”阶级的流放和屠杀；对党员、知识分子、军人的“大清洗”屠杀；斯大林与希特勒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策划瓜分波兰，共同挑起了二战、在二战期间制造了屠杀波兰军官的卡廷森林事件、苏英划分东欧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苏联长期采取军国主义政策，军费开支所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并非官方宣称的16%，而高达是40%，军事工业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是6%，而是20%。250亿科研经费中有近200亿用于了军事研制等等。[11] 言论自由引发了苏联历史上可比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想解放运动，苏联社会的政治禁锢由此被打破。在推动“法治化”方面，戈尔巴乔夫下令释放政治犯，为百万政治迫害受害者平反，其中包括被斯大林处决的反对派领袖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等人，批准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露斯大林罪恶的“秘密报告”公开发表，为勃列日涅夫时期被剥夺了苏联国籍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活动分子恢复国籍，解除了对著名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的流放。在推动“民主化”方面，戈尔巴乔夫要求遵循公正审判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民主原则。

    1988年底，苏共宣布于次年春举行人民代表选举。以往，人民代表的选举全由苏共事先决定候选人。在开始推行改革时，戈尔巴乔夫大力提拔人才，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第一书记叶利钦提拔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上任烧了“三把火”，一是主张取消苏共的特权；二是揭露官场腐败；三是冲击官僚体制，大批撤换老干部。叶氏这三把火轰动了全国，让民众拍手称快，官员胆战心惊，为自己树立起了改革斗士形象。1987年10月，叶利钦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即席发言，抨击戈尔巴乔夫须对改革滞后负责。他的发言不仅挑战了党领袖的权威，也挑战了党的规则，引来中央委员的围攻。在主张被拒后，叶利钦提出辞去党职。他挑战苏共操控选举的规则，宣布以个人名义竞选人民代表。根据当时的选举制度，部长没有权利当选人民代表。叶利钦毅然辞去部长职专注竞选，与选民见面，参加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出席电视辩论会，抨击苏共制度，宣传自己的改革纲领，展示自己廉洁为民的一面。1989年春，苏联电视和无线电直播了首次举行的部分人民代表差额直选和电视辩论等新事物。众多非共产党人士当选人民代表，而苏共一些领导人落选。叶利钦击败苏共内定的候选人，以90%的高票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

    1989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全苏大学生会议上宣布，苏联将实行多党制。1990年1月，叶利钦推动形成了苏共党内的“民主纲领派”。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废除了宪法第六条关于“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等规定，从而废除了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戈尔巴乔夫在会上说，宪法的这一修改……开创了我们社会民主发展的新阶段。从现在起，苏共将同其它政治组织平等行动，参加选举，用民主手段争取组成联盟和共和国政府以及地方政权机关的权力。

    戈尔巴乔夫原本试图通过体制改革挽救苏共的统治。但是，随着公开化和军队非党化政策推进，共产主义制度赖以维系的基石——暴力、谎言和隐瞒迅速瓦解，一系列政治改革举措瓦解了共产制度的基础，共产体制走向崩溃。在7月的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叶利钦代表“民主纲领派”提出放弃马列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目标，改苏共为社会党，取消军队、政治部门和国家机关中的基层党组织等深刻变革的主张。在主张被大会拒绝后，叶利钦当场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在随后竞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演说中，叶利钦申明反共立场，要求苏共交出权力，让企业摆脱共产党的控制，拥有真正的自主权，要求在农村废除公有制。经过三轮角逐，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当选后，他开始在莫斯科剥夺共产党的权力，提出解散苏联的主张。1991年6月，叶利钦当选俄罗斯首任总统，随后签署了“非党化”总统令，取缔共产党在俄罗斯联邦的政府机关和企业中的活动。戈尔巴乔夫顺应变革，主动放弃特权，同意参加叶倡议召开的“圆桌会议”。

    苏共党内的传统派对戈尔巴乔夫的妥协政策强烈不满，于1991年8月19日发动了政变，命令武装部队接管国家政权，同时软禁了在度假中的戈尔巴乔夫，力图挽救苏共和苏联的旧体制。这时，人心所向决定了历史走向。政变集团在发动政变前派去逮捕或就地处决叶利钦及“民主派”的十几位主要成员的克格勃精锐“阿尔法”分队拒绝执行逮捕令及关闭机场，切断莫斯科对外通讯等命令。叶利钦得知政变，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应对行动：准备了致俄罗斯公民的呼吁书，驱车前往议会大厦（白宫），爬上了—辆包围白宫的坦克，宣读呼吁书；举行记者招待会呼吁举行总罢工；组织支持者劝说包围白宫的军人倒戈；电话与西方各国领导人联系，寻求支持。军队将领不支持政变，被调入莫斯科的军队在民众的说服之下倒戈，调转了坦克炮口。随着政变失败，苏联共产制度也走到尽头，民众对苏共统治的不满爆发，人们高喊“打倒苏共”、“审判苏共”，要求“取缔苏共”的发言得到全场掌声支持。民众推倒了矗立在克格勃门前几十年的“肃反委员会”创始人捷尔任斯基的雕像，情形与德国民众拆除柏林墙一样。8月下旬，哈萨克、吉尔吉斯、摩尔多瓦、立陶宛、拉脱维亚五个加盟共和国宣布共产党非法。随后，各地不断出现要求解散共产党的示威游行，全苏掀起推倒马克思、列宁塑像和革命纪念碑的热潮。11月，叶利钦发布总统令，将苏联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权力、财产和机构划归俄罗期联邦所有，由俄罗斯中央银行接管苏联的国家银行对外经济事务银行，剥夺了苏共的财政来源，限令约八十个联邦中央部委解散，禁止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活动，取缔俄罗斯境内的克格勃、内务部以及军事机构中的政治机构，停止《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等共产党报刊的出版，将苏联中央电视台收归俄罗斯所有，[12] 解除全苏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塔斯社和苏联新闻社领导人的职务，查封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扯下楼顶上的苏共党旗，拆除了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纪念碑。

    12月17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应人民强烈的反共要求，同时发表了历史性声明。叶的声明说：“经过俄罗斯七十多年的试验，马列主义被证明是一套荒谬绝伦、祸害人类的邪说，从理论到实践都彻底失败。前苏共暴君斯大林为奴化全人类，自己做共皇，以饿死俄罗斯人民的血汗钱召集世界各国的流氓、恶棍、文痞、政客组织共产党，为推行这个极权暴力恐怖的社会制度给不少国家造成内战、饥荒、极大的罪恶和灾难。在世界任何角落，只要出现共产党就遍地烧杀，掠夺，暴乱，篡国夺权，血流成河。为此我们在克里姆林宫真诚地向全世界受害人民和国家赔礼道歉。我现在郑重宣布：

    （一）俄罗斯境内的共产党非法并要受到法律制裁；

    （二）一切参与政变暴乱的共产党徒须到指定机关自首登记等候处理；

    （三）没收苏联共产党全部财产为俄罗斯国家所有”。

    戈尔巴乔夫的声明说，苏共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在政变中未能站出来谴责和抵制政变，应自动解散，他本人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接着，共产党员占多数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开了紧急会议，以283票赞成、29票反对和52票弃权通过决议：停止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责成内务部各机构保证苏共物资财产和档案的完好无损，责成各银行停止苏共的所有货币基金业务。根据这一决议，苏共的机构被关闭，所占建筑物被查封，银行账户全部被冻结。12月21日，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首脑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告苏联解体。圣诞夜，叶利钦从戈尔巴乔夫手中接过了苏联的最后一项权力——核按钮控制权，克里姆林宫旗杆上的镰刀锤子旗降下，三色俄罗斯联邦国旗升起，存在了七十多年的苏联走入了历史，苏联共产党的统治结束。

    受到东欧人民推翻共产政权的震动，蒙古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开始了放弃独裁，顺应进步潮流的进程。蒙古的独立和共产政权是苏共操纵的产物。苏俄操纵蒙古宣布独立，建立了苏俄模式的一党独裁政府。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民主化”、“法治化”改革方针鼓舞了蒙共内的改革派。1988年12月，蒙共第十九届五中全会决定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实行党政分开，选举改革派领袖巴特蒙赫为新任党中央书记和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新领袖巴特蒙赫认为改革政治首先应该从承认党的错误着手，召开党中央非常会议和大人民呼拉尔非常会议，解除了在位长达三十年的前领导人泽登巴尔的职务，谴责前领导人乔巴山和泽登巴尔追随苏联的政策，谴责他们压制、打击持不同政见者，流放驱逐异己，带给蒙古饥荒和恐怖。会后，蒙共改革派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蒙古人民革命党实行政治改革和放松管制政策后，反对党立即涌现出来。民主党、联合党和民族进步党以及社会党等主要反对党一致要求改行西方民主制度。1989年底，在东欧巨变影响下，蒙古的反对派结成联盟，掀起了民主运动。1990年初，蒙古反对派联盟在首都乌兰巴托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绝食运动，要求废除共产制度。顺应进步潮流，巴特蒙赫在蒙共十九届八中全会上宣布辞去国家元首职务，建议蒙共政治局和书记处集体辞职，建议蒙共放弃宪法中关于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作用的条款，主动放弃权力垄断。党中央委员会经过几天的辩论决定，接受反对派联盟的全部要求。4月，蒙共再召开了十九届九中全会，提出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法制国家”，在民主的基础上与其他党派平等竞选。

    为在选举中获胜，蒙共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组，更换了80％的中央委员，为几十年间的政治迫害受害者平反，对前总书记泽登巴尔的亲信进行审查，将其中一部分人开除出党，同时大力精简机构，撤掉了中央八个部和一个处，精简了国家机关十一个部委局，宣布提高职工工资和退休金以及改善日用品供应的一系列举措。蒙共的真改革赢得了民众的拥护，在1990年7月的国会选举中战胜了成立时间不长，缺乏执政经验的反对派联盟，赢得了大人民呼拉尔中85％的席位和小呼拉尔62％的席位。大选获胜后，蒙共与主要的反对党民族复兴进步党组成了多党制的联合政府，在全国推行民主化和经济改革。然而，蒙古人民不愿再接受共产制度，反对派组织要求彻底抛弃共产主义，真正迈向民主化。不久，蒙古举行了总统直选，反对派代表，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彭萨勒玛·奥其尔巴特当选为蒙古历史上第一位总统。1996年蒙古反对党上台执政，蒙古平稳过渡到了多党民主政治体制。

    越南是受共产革命祸害最深的国家之一。苏共和中共以越南为演兵场几十年，使整个越南长期遭受战火蹂躏。越共被中越边境战争长期拖累，被迫在边境地区长期布署二十万大军以应付中国的军事威胁，无法在1980年代初像中国一样推行改革开放。1986年，越南政治强人黎笋去世，越共改革派主导开始了“革新”。越共提出的改革与中共的改革完全不同。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拒绝任何的体制改革，拒绝对执政党权力的约束。越共拒绝邓小平式制造腐败的假改革，决定顺应世界潮流，同时推进经济与政治体制革新，接受宪法约束，规定政府官员不能做国会代表，抛弃共产党指定国会代表的橱窗作法。中共的改革否定司法独立，设立了政法委、中纪委等凌驾法律之上，破坏法制的机关，创造出了不走司法途径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非法拘禁，剥夺公民沉默权和自聘律师权的“双规”办法，黑箱办案，越共的革新则申明恢复司法独立，宣布共党组织不能干预司法。

    在东欧巨变后，越南向着民主制度快速变革。1992年4月，越南八届国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越南的第四部宪法。其中强调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行人民代表制度。与中国由中共组织部门任命人大代表的情况不同，越南从1993年起开始举行国会代表全国差额直选，要求候选人须提前六十天在新闻媒体上公示简历及财产情况，须安排至少一周时间与选民直接对话，申明民众可检举不合资格的候选人。经过三轮无记名投票，越南选出了反映民意的国会代表。在九届五中全会上，越共开始实行质询制度。每位中央委员都可以对包括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在内的其他委员提出质询，也可以对政治局、书记处、中检委集体提出质询。2000年，越共实行了土地改革。胡志明时代，越共追随中共，打着改革旗号霸占私有土地，杀害地主。在新世纪，越共推行了逐步恢复土地私有的新土改，抛弃集体所有制，明确“农户二十年使用权”，期间农民可以出租、抵押和买卖土地，也可以申请土地“农转非”，即出让土地，与政府分享土地出让收益。2002年开始，越南国会享有了直接质询越共中央政治局的权力。2006年，越共中央公开了包含放弃一党专政内容的政治报告草案，请媒体和人民自由提意见。同年，反对党出现，越南民主党宣布了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反对一党独裁促还政于民等项宗旨。2007年，越南五千万登记选民从857名候选人中直接选出500位国会代表，越南开始从“共产党大于法”向民主社会转型，司法独立逐步确立。2010年，越南制定了“阳光法”，规定官员必须财产公布。对于越南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进步，中共控制新闻媒体不予报导。2013年，越南决定修改“九二宪法”，删除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文，增加保障人权、公民权、生命权、隐私权、私有权、福利权、民族权等宪政条款，决定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名改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彻底抛弃共产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开放党禁、报禁，恢复曾经在南越实行了二十年民主制度。曾经接受中共领导的越共走出了与中共完全不同的真改革之路。有人总结越共改革成功的原因为：越共中没有邓小平那样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强人。

    俄罗斯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伊万·亚历山大维奇·伊林早在1930年代就曾指出：共产主义反人性，鼓吹仇恨、互相斗争，互相残害，互相揭发；共产主义反社会，强制剥夺勤勉人的财产，让不劳而获的地痞流氓窃取享用；共产主义不会带来公平，共产主义理论鼓吹的平均和公平只是蛊惑口号。所有的人从出生时就不是均等的，是有区别的，以暴力去追求平均反而破坏平均和公平；共产主义不会解放人类，只是带来强迫、剥夺人的权利和自由。因此，共产主义是荒诞的，恐怖的。[13]在共产主义肆虐百年后，欧洲人认识到了共产主义的罪恶及其与对人类社会的破坏性，认识到了在独裁、禁锢思想、钳制言论、封锁媒体、进行全民洗脑等方面，所有的共产极权国家不会有例外。结束共产制度后，东欧各国家都做了几件事：清算共产党罪恶，清理共产政权的秘密档案，清算共产党暴力夺来的党产，和重写二十世纪历史。

    在捷克，民选新政府组织了一系列共产极权受害者纪念活动，揭露共产主义罪恶，追究原捷共最高领导人胡萨克、雅克什当年支持苏军入侵的罪恶。1991年，捷克议会通过了《除垢法》，决定对前共产党迫害者，包括共产党的线民，进行法律追究。捷克《今日新闻》刊出的《二十世纪的故事》文章写道：建立政权后，捷克共产党施实了土地改革法，宣布另一项法律成立合作社。人们知道苏联集体化的可怕后果。农民不想入合作社。于是，捷共推行了恐怖的反富农运动，宣布富农有罪，没收了他们的庄园和财产，然后富农家庭扫地出门。1989年以后，虽然许多家庭收回了自己的庄园，但是集体农庄已经弄得破烂不堪，变成了屋顶坍塌的废墟。非营利性组织Post Bellum以追究共产党的刑事责任为宗旨，致力于搜集整理“见证人回忆记录”。捷克专制制度研究所把前秘密警察的档案的复印件都放在互联网上公开，供人查阅。每年11月18 日，捷克民众自发都举行纪念活动，庆祝终结共产制度。2007年5月1日，数千人参加了在布拉格莱特纳公园举行的“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专制”集会。捷克总理米瑞克•托普兰内科在集会上说：必须要让我们的孩子们了解共产主义的暴行，这样他们才能确保在未来不再重蹈共产悲剧而让民主常在。2009 年3月，欧洲议会在布鲁塞尔总部举行了“欧洲良知和共产极权罪行听证会”。会上，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在致辞中表示，必需反思共产主义罪行，并将这些罪行告知下一代。2010年，经捷克最高宪法院裁决，捷克政府通过的对共产极权下反共受害者国家赔偿和表彰的提案成为法律。

    在格鲁吉亚，议会全票通过以“清除共产主义污垢”为主要内容的《自由宪章》成为法律。《自由宪章》将共产党等同纳粹，禁止在格鲁吉亚公开传播纳粹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禁止前共产党官员、共青团员、前共产党秘密警察担任政府部长、司局长、法官、高等院校的校长、副校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领导人等一系列公共职务，限制这些人在军队和警察部门中工作。它这项法律谴责共产主义破坏人权、具有自然恐怖的各种形式、进行单个和大规模的屠杀和毁灭、死亡集中营、饥饿和流放、酷刑和奴隶劳动、迫害种族和宗教基础、限制良心、言白、表达及其他自由的，规定必须清除公共场合的镰刀锤子、红星等共产党标志，必须全部更改带有共产党特色的地名、街道名称。法律的起草人、“强大的格鲁吉亚” 党领袖托尔特拉泽说：“《自由宪章》法根本不会限制公民自由，也不会给民众带来不便。正相反，这项法律可更好地保护格鲁吉亚的独立和公民的安全，能更好保证格鲁吉亚走民主道路。只有担心过去的罪恶被揭露出来的人才会反对这项法律。”议会中的“格鲁吉亚融入欧洲委员会”领导人托尔恰什维利指出：“前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以及曾经为苏联安全部门服务过的人士必须主动说明自己过去的历史，或是通过有关部门的调查公开他们的历史，以让公众知道他们过去的身份。”格鲁吉亚总统、以及议会中各个党派将分别派出代表参加清除共产主义污垢委员会，参与监督《自由宪章》法的实施。

    在乌克兰，“颜色革命”不顺利，围绕是否推倒列宁像已经争论了二十多年。2008年，乌克兰宪法法院裁决，共产主义者使用的饰有铁锤和镰刀的红旗违法，禁止在正式场合出现。乌克兰全国各地同时举行了纪念1000多万大饥荒死难者的活动。但是，乌克兰各地主要广场上仍然矗立着列宁像。乌克兰共产党人在列宁像下搭设帐篷过夜巡逻，誓言要保卫列宁雕像。乌克兰2013年底，乌克兰民众举行了反政府“百万大游行”，推倒了位于基辅市中心的列宁塑像。一名基辅市民说：“我真是太高兴了，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们等了太长的时间。”乌克兰自由党声明说，列宁像象征着苏联占领和对乌克兰的殖民奴役。乌克兰不可能带着这样的标志拥抱欧洲文明。推倒列宁塑像是个重要的象征性举动，它意味着乌克兰告别共产党极权专制，告别过去苏联遗产。” 随后乌克兰人民自发推倒城市和乡村遗留的列宁雕像。基辅纪念碑组织领导人科卢茨克说：“我们为什么要让这些人的塑像竖立在那里，不能让我们的后代看着这些刽子手。”自由党的一名国会议员说：“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都经历了清算共产党统治历史的过程，乌克兰也应该走这条道路，不推倒列宁像，不解放心中的枷锁，乌克兰就不会成为一个文明法制国家。列宁的支持者们制造了乌克兰大饥荒和民族灭绝。他们制造的政治迫害给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带来了太多的苦难。他期望伴随着列宁像的推倒，苏联遗留下的思想也会从乌克兰人的头脑中被清除掉。乌克兰文化部长基里连科表示，从1917年至1991年统治乌克兰的共产党极权专制政权，将被认为是犯罪制度。这个政权在统治期间实施国家恐怖主义，给乌克兰带来了巨大灾难。”2014年7月，乌克兰议会通过了解散共产党议会党团的决议， 2015年4月，乌克兰议会通过发第2558号法案法案，在乌克兰全面禁止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制度，禁止在公共场合使用任何与之有关的标识，包括国歌、国徽、旗帜、纪念品，还有城市、农村、街道名称等，禁止引用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违法者将面临最高五年的有期徒刑。法案在总统波罗申科签署后将正式生效。法案起草者之一利亚申科说：“我认为这是国会的历史性决定，早在乌克兰独立时就应该做这样的决定。”法案另一位起草者卢森科表示：“那些以列宁、斯大林、蔡特金命名的街道都要重新更名，不允许对集权统治头目进行宣传。”

    在匈牙利，紧临布达佩斯Andrassy大街的匈牙利苏式政治安全局总部旧址现在被改为“恐怖屋博物馆”。在博物馆大楼顶层上突出的边沿两侧，有两个漏空的倒写大字悬挂在上，如有折射的阳光，就可在墙上清晰地看出TERROR(恐怖)的字样。字中央有两个标记(箭十字和五角星) 象征给匈牙利人带来恐怖的匈牙利纳粹分子和共产党。走进恐怖屋，两块并排的玻璃纪念碑上刻着象征法西斯和共产党箭十字和五角星，分别用匈牙利文写道“纪念箭十字和共产党的死难者”，碑前摆列着花圈和点亮的蜡烛。深受匈牙利人民的流亡摄政皇霍尔蒂在回忆录“匈牙利的一生”中提到，获悉1956年匈牙利革命失败的消息他深感痛惜，留下遗嘱希望叶落归根，但必须等到最后一个苏联士兵离开匈牙利的国土。1993年匈牙利重获自由，霍尔蒂的遗体被运回匈牙利安息在他的故乡，Kenderes。美国驻布达佩斯外交官罗斯福（Nicholas Roosevelt, 1893-1982）在 “匈牙利的一生”序言中写道：“霍尔蒂以极大真诚严峻地预测，共产主义的威胁不仅是对匈牙利而且是对整个西方文明。历史证明了霍尔蒂忧虑的合理性，希特勒曾给匈牙利带来一场灾难，但1945年后苏联的共产统治却摧毁了匈牙利民族的灵魂。”霍尔蒂的担忧在东方同样应验，日本侵略也给中国带来了一场灾难，然而共产统治同样摧毁了中华民族的灵魂。“恐怖屋”博物馆的第一层陈列一辆苏联坦克，一侧的墙壁上贴满了被共产党无辜夺取了生命的受难者。整个场面相当昏暗，仅有微弱的灯光照明似乎是象征着地狱般的那个时代。博物馆的主题有三个：纳粹和共产党统治的手段和方式，以及当时百姓的反抗和苦难。恐怖屋底层直通三层的一堵墙上贴满了死于共产党政权的死难者的照片，让这些亡灵感到欣慰，后人没有忘却他们。在不远之处的墙上却挂满了另一类有名有姓的的“标准像”，他们是一批曾占满无辜者鲜血的国安部官员。一楼的展厅之一： 一群沾满人民鲜血的秘密警察。在底层的尽头有一部电梯可进入阴森森的地下审讯室，即地牢。参观者大都在一个秘密的行刑室前停住了脚步，背景还传来事先的录音，是一位当时的清洁工描述行刑时的情景。二楼的一个展览厅主题是苏联西伯利亚强制劳动营，建营地点都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极为恶劣的地方。地毯上绘制着一张大型地图，其中标记了匈牙利人被奴役和死亡的营地。四周的图片和屏幕展示了惨烈情景，厅中央的锥形橱窗陈列着受害者的遗物等。恐怖屋的一个展厅展示了许多洗脑宣传画以及电影等素材，把共产党头目称为“斯大林最好的学生”，“我们的父亲”和“我们智慧的领袖”，全国上下，家家户户挂满党魁的照片，形容老百姓“安居乐业和欣欣向荣的生活”，还有些巨幅宣传画，其中独裁者科拉西亲密地与热爱他的民众在一起。

    在俄罗斯，独立后的新政府决定把1974年莫尔多维亚和彼尔姆劳改营政治犯开始绝食抗议迫害，并点燃蜡烛悼念遇难者的10月30日定为苏联政治迫害遇难者日。此后每年的这一天，成千上万的政治迫害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在索洛维茨石头旁集会、献花，纪念共产革命的死难者。俄罗斯政府在莫斯科市中心建立了国立古拉格博物馆，莫斯科市长特令将市中心的两层楼房提供给博物馆使用。博物馆副馆长罗曼诺夫说，博物馆的任务就是揭露共产主义罪恶，向民众介绍斯大林大清洗和政治迫害，讲述古拉格劳改营的黑暗历史。俄罗斯政府还推出了揭露苏共迫害的旅游线路。其中包括著名的古拉格集中营、前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的总部。克格勃总部大楼地下室曾是秘密监狱。仅在1937年就有2500多人被关押在这里，活着出来的只有24个人。而且这里的牢房编号不连续，为的是不让被关押者猜到自己在楼中的所在位置。“大清洗”时，莫斯科市最高军事法庭大楼里流水作业，每十几分钟就宣判一个人死刑。已知在被这里被判死的人数超过了4万。另据秘密警察档案，仅在1937年到1938年一年中，斯大林本人就签署了对681,692人的处决。在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市，政府将原人民委员会和托木斯克秘密警察的总部大楼改建而成秘密警察监狱博物馆，以揭露了共产主义的血腥与残暴。博物馆入口处的牌匾。上面写着：永恒纪念1917年之后在托木斯克土地上几十年反人民恐怖中的受害者。十月革命后，这里关押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遭到共产党政权流放的人士。在“大清洗”中，院落被当作刑场，许多人被处决后就地掩埋。被捕人士被临时关押在这里等待提审，他们的命运在当时仅有两种，或是被处决，或是被送到古拉格集中营。秘密警察监狱博物馆负责人的哈涅维奇说：斯大林时代，有50万人被驱逐到托木斯克，其中一半的人因为疾病、严寒和饥饿而死去。莫斯科中央当时还想把更多的人流放到这里，但当地政府已无力接收，因此只好作罢。博物馆的展品中有秘密警察使用过的脚镣和手铐，手枪子弹等。博物馆分成好几个展厅。一个展厅专门介绍了当年的牢房。根据幸存者的回忆，狭窄没有通风的牢房在政治迫害最高潮时曾一度关押过20人到40人，人们几乎没有坐的地方。另一个展厅分成三面展墙。一面墙介绍了当年被处决人士的简历、照片。这些人中有红军将领，也有来自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学者、教授，同时也有沙皇时代的贵族。通常是丈夫被处决，妻子和小孩随后变成人民的敌人被关入集中营。博物馆工作人员玛丽娜说：“在那个年代，党为你选择你要读的书，党为你指定你想唱的歌，党甚至为你寻找配偶，所以普通人其实没有任何私生活可言。展品中还有一批1930年代的秘密警察文件的复印件。其中有莫斯科总部下达的在苏联每个地区应处决和投入劳改营的人数。各地秘密警察必须完成指标，否则会被处罚。各地区为了超额完成任务指标，甚至展开了杀人竞赛。托木斯克的秘密警察请示莫斯科中央要求提高处决人数的门槛。一份斯大林签字的复印件内容是命令把处决人数提高到6600人。苏共政权当年还专门组织了消灭富农的运动，把富农当作一个阶级从整体上消灭掉。因此把富农分成了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的人被处决，把他们称作是反革命。第二个等级的人把他们流放到远离家乡的古拉格集中营。第三个等级的人是把他们发配到所在地区的其他城市或是农村。当年颁布的一些命令更要求人们之间彼此告密。比如夫妻之间必须相互监视，并报告对方的反革命行为，否则将面临5到10年的集中营生活。”博物馆建立以来，这里相继树立起了当年卡尔梅克人、拉脱维亚人、波兰人、爱沙尼亚人等民族受害者的纪念碑。如今，纪念共产革命死难者的纪念馆遍布俄罗斯各地。在列宁下令组建集中营，大举屠杀俄罗斯人的事实被揭秘后，长期被谎言蒙蔽的俄罗斯人将苏共广为宣传的“学习，学习，再学习”列宁语录改“杀人，杀人，再杀人”。俄罗斯史学界教授联合组建了电子图书馆，提供苏维埃恐怖真相的图片、文件供人们查阅。人们这才知道，俄罗斯的思想家们在几十年前就已批判列宁。诺贝尔奖得主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说：“列宁是一个带有梅毒大脑的疯子”；作家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撰文披露：“列宁曾经写信给捷尔任斯基建议逮捕三十到四十个教授，以恢复秩序。列宁无情的指示枪毙隐藏种子粮的农民。他丝毫没有想，没有种子将来农民怎么生存。由于列宁下达的命令，在伏尔加河一带引起大饥荒，没有出路的农民，只好互相吞噬……”[14]

    在波兰，议会在宪法条文规定：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波兰都是非法组织，议会还颁布了一项要求清算波兰共产党的法案。议会颁布的“波兰清算前共党同谋者”法案增补条例规定，议员、政府人员、律师、学校领导、大学讲师、记者、经济界领导人必须公开他们与前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关系，交代清楚他们或曾作过秘密警察、特工、线人等不光彩的历史。，议会通过法案大幅度削减前秘密警察，以及当年参预镇压异议人士和反对派的共产党官员退休金，还立法下令地方当局必须把所有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街道、广场等建筑和地名改名。

    清理共产政权的秘密档案方面，德国的工作具有代表性。1950年，德共效法苏共建立了以本国人民为敌人的国家安全部（斯塔西，Stasi），至1989年，该部已是九万人的庞大机关。柏林墙被推倒后，国家安全部开始销毁四十年来迫害人民秘密档案。1989年12月初，一位女医生发现国安部办公楼冒出黑烟，意识到该部正在销毁档案，于是叫上四个女友冲进了秘密警察办公楼要求接管档案。被国安部拒绝后，她们叫来检察人员、警察和上千民众共同制止国安部销毁档案。消息传开，成千上万的柏林市民来到国安部大楼帮助抢救残存秘密档案及碎片。1990年10月，德国成立了受内政部领导的特别托管处，负责接收、保管抢救出来16000袋档案碎片，3900万张档案卡片和巨量的文件。1991年，德国议会通过了《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档案法》，详细规定了对这批档案的处理办法，规定民众有权利查看与自己相关的秘密警察档案。1995年，德国启动了对该批档案的修复计划，雇人根据纸张颜色、笔迹、墨水进行分类整理，拼接碎片，经过数年努力修复了90万页文件。如此巨大的工程只修复了东德国安部全部秘密档案量的3%。2000年底，德国议会决议启用计算机辅助档案修复，德国政府委托柏林弗朗霍夫研究院（Frauenhofer Institute）开发高速扫描技术。至2003年，该研究院宣布将在五年内把六亿张档案碎片拼接在一起。迄今，170万德国人，相当于东德人口的10%，提交了查看档案的申请。很多人曾经担心，受害者们查看了自己的档案，发现了告密者，可能会对那些参与迫害的线人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引发新的流血事件。后来的事实证明，民众面对真相的态度比政治家所担心的理性得多。不少年轻人通过查看档案了解了历史及前辈的经历。国安部遗留下来的文件档案规模浩大。仅存放文字窃听记录的档案柜排列起来就有11公里长。对所有档案的登记整理工作在德国统一后二十多年后都没有完成。学者、记者和私人在自己的调查过程中不断会发掘出一些骇人听闻的事实。例如在去年，有人在查阅中发现，国安部关押的犯人曾为瑞典家具公司宜家（IKEA）充当强制劳工，还有的犯人被秘密用于药物试验。[15] 国安部档案管理局专员罗兰特·扬（Roland Jahn）介绍说，国安部的监控网络范围不局限于东德国，国安人员在西德也从事监视活动，他本人在被取消国籍离开东德后还曾受到国安机关的监视。年轻一代会向自己的父母提出率真的问题：“你们为什么与他们同流合污？为什么顺从这个体制？为什么这个独裁制度能维持那么长时间？”作为曾经的东德国家安全部门受害者，他希望自己负责的工作不局限于东德秘密警察的档案。他想知道，无数为国家安全部工作的“非正式工作人员”（IM，不公开的线人）“为什么会自愿为国安部效力？”

    利用互相告密制造精神恐怖不是某个共产国家特有的情况，而是共产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共产党维护统治不可或缺的手段。最早的共产国家营造了最早的告密社会。1930年代初，斯大林推行农业集体化，农民拒绝交出粮食，拒绝加入集体农庄。苏维埃一面派征粮队搜农民藏匿的粮食，一面鼓励人民互相告密，还树立了一人少年密英雄——十二岁的小学生帕夫利克·莫洛佐夫。为鼓励告密，苏联组织作家、诗人和画家为这位少年树碑立传，写诗作画，将少年的画像印上邮票、明信片、甚至火柴盒上，以少年的名字命数街道、学校、图书馆、集体农庄、轮船和飞机。苏联解体后，帕夫利克事迹的真相被揭露出来。他的父亲因家庭矛盾出走和另一女人生活，母亲想用惩罚手段吓唬父亲回心转意，叫帕利夫克去告发。少年向政治保安局告发父亲特罗菲姆是“人民的敌人”，结果，苏维埃不仅杀害了这位父亲，还杀了少年的祖父、祖母和舅舅。为把告密的少年宣传成英雄，苏维埃将帕夫里克和他的弟弟也一起杀害。[16] 前苏联克格勃副主席菲•博布科夫写道：“在克格勃里，虚构内部和外部的敌人蔚然成风。一些同事就被人构陷为勾结英美势力的叛徒，同事们不敢为被陷害者说话，撇清和自己的关系，甚至还落井下石。一位副部长虚构了有人颠覆苏共的密谋。根据他的告密，二十多人被关押。经审讯，这二十多人居然都供认不讳。结果，告密的副部长被这二十多人公指认为同伙，同样被处决。在共产体制下，说你反动，那就别指望洗脱。面对大量的民族问题，苏共就希望克格勃虚拟出反动事件，反动的组织，以便有借实施镇压。为了满足党魁的喜好，克格勃会制造出反动组织，鼓励互相告密，加剧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猜疑。人们在警告、威胁、危险和恐惧下被迫保持沉默、隐蔽真实的想法，甚至主动去告密。在互相陷害的恐怖中，精神病患暴增。，劳改营管理总局增加了五所精神病院。患者可能是真的精神病人，也可能是被戴上了精神病患者帽子的正常人。1988年，苏共创造的‘政治精神病学’走到了尽头。内务部把十六所监狱精神病院移交给卫生部，约80万人被匆忙摘掉了精神病患者的帽子。”[17]

    捷克公布的前共产政权秘密警察线民名单中包括知名政治人物，作家诗人，大学教授，神职人员，异议人士。根据分批公布的名单，数万前共产党线民从政府、军队、警察、司法、国营电视和电台的高级职位被撤换，其中一万多人被判五年内不得担任公职。很多告密者提出上诉，强调当年做线民是被迫的。他们的上诉多被驳回。因为秘密警察的档案显示，三分之一的线民候选者坚守道德底线，拒绝充当告密者。东德秘密警察档案记录的告密有：作家妻子定期向秘密警察报告丈夫的言谈行踪；授课老师密报学生思想动态；医生按安全部指令给异议人士开损害神经的药物；一些民运名人，例如著名异议诗人、民运领袖的安德森（Sascha Anderson），是效力共产党的特工。推倒柏林墙的领导人之一维拉.沃伦伯格在东德共产政权垮台后当选国会议员，推动国会通过了公开原东德共产党秘密档案的法案。她发现自己的案卷中包括多达60个线民的黑报告。一份提供她私生活细节的报告让她明白，那个化名的线民是她的丈夫努得。丈夫先是以“两个孩子的名义”发誓，那种下流事不是他干的，但最后，丈夫还是承认了告密行为。结果，维拉与努得离婚，努得没脸见人，搬到乡下隐居。媒体在报导这个案例时说，每天，德国的报纸都登载出这样一些骇人听闻的秘密，许多昨日的异议人士、民运领袖曾充当告密者，连东德的第一位非共产党总理德迈西亚都干过出卖同志的勾当。这些人不得不灰溜溜地辞去民选的职位。波共秘密警察档案也曝光出很多民运名人曾是共产党的线民，其中包括“团结工会”地方领导人、民运领袖朱兹克治科（Marian Jurzczyk）、“自由欧洲电台”（RFE）波兰语部主任纳科德（Z. Nakder）、“团结工会运动”对外发言人涅雅碧妥斯卡小姐（M. Niezabitowska）、华沙大主教维尔格斯（Stanislaw Wielgus）等三十多位神父。当报纸披露大主教与前波兰秘密警察合作长达二十年时，维尔格斯拒不承认。直到媒体披露他与秘密警察主管会见五十多次，接受秘密警察训练，签署的告密的文件等细节他才在晋升新职的特别弥撒仪式上含泪宣布辞去刚刚获得的圣职。在俄国，几乎整个东正教团，包括最高大主教在内，都曾经充当克格勃的线人、告密者。东正教最高大主教在克格勃中的代号是颇富诗意的“画眉鸟”。大量告密行的暴光为让东欧各国人民难以接受。人们发现，自己当年私下的牢骚话、与亲友的谈话被告了密，很多告密是亲近的同事、朋友、亲人所为。很多人因无法面对这样卑鄙的事实而自杀。这样的告密事件被拍成了电影，并有这类电影获了奖。例如，波兰纪录片《三位好友》，记载了共产时代的真实故事∶瓦兹坦，皮雅斯和梅勒斯卡是同窗好友。梅勒斯卡身兼密探，把好友的言行上报秘密警察。皮雅斯怀疑梅勒斯卡是告密者。秘密警察为避免失去有价值的密探，暗杀了皮雅斯。告密和基于告密的迫害是共产制度特有的罪恶。1991年，俄罗斯拆除了树立在莫斯科的“告密英雄”帕夫利克的铜像。这一举动标志，政府鼓励告密时代结束。不过，前特工出身的普京掌权后，俄国停止了像捷克、东德、波兰等前共产国家那样，清查共党线民和特工，俄国东正教会和俄罗斯政府联手，停止公开克格勃档案的进程。显然，告密在专制的现政权之下在继续，专制政权仍然需要线民。

    清理共产政权暴力夺得的党产方面，德国的工作同样具有代表性。柏林围墙倒塌后，东德议会通过法案，成立“政党与大型组织财产审查独立委员会”（Unabhängigen Kommission zur Überprüfung des Vermögens der Parteien und Massenorganisationen , UKPV）负责处理德共暴力剥夺人民取得的党产。两德统一后，该委员会与托管局(Treuhandanstalt)经过十几年的工作，将德共党财产，包括东德所有的党国企业，数万家企业、工厂、餐厅、药局、旅馆、戏院，电力、水利、交通系统，房地产以及现金等百亿马克的资产清理整顿后私有化，将所得的款项交给国库，还财富与民。“政党与大型组织财产审查独立委员会”不仅追踪德国境内的党产，也追踪到匈牙利、列支敦士登、卢森堡、瑞士等国的德共党产。

    告别共产制度后，东欧各国进行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重新编写历史教科书。共产制度需要谎言，必然篡改历史，将历史书变成宣传品。在清除史书谎言方面，俄罗斯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一书具有代表性。告别共产制度后，俄国各界一致认为现有的历史教科书不再适合呼吁更换新教材。2009年，普京总统办公室策划，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四十多位专家参与编写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出版，引起了轰动，一年内再版数次。祖波夫介绍说，参与编写的专家们一致认为，向社会说明从尼古拉二世即位到2007年这一个多世纪俄国社会全貌，是正直历史学家的责任。这段历史极具悲剧性，研究这段历史让人撕心裂肺，所以许多人宁愿佯装不知。然而如果后人不能与先辈产生共鸣，那么先辈的痛苦经历就毫无意义了。

    《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告诉人们下列事实：列宁是德国代理人，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主张俄国失败；“十月革命”是德国资助的“政变”。书中引用德国外交部的档案，详细叙述俄国十月的来龙去脉：德皇威廉从俄国内部找到列宁为代理人，利用资助列宁组成别动队从俄国内部推翻沙皇；列宁在德皇和德国总参谋部资助下开展革命活动，在瑞士提出政变计划，随后被德国特种兵护送回到彼得格勒实施政变；德国拨出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资助俄国革命者；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对于罗曼诺夫皇族斩尽杀绝；杀害尼古拉二世皇族案仅仅是苏俄全国范围内红色恐怖的开始。全俄各地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在1918年至1922年间杀害了200多万人（由于官方文件多经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仅仅可能是实际数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该书告诉人们下列历史事实：传统的俄国社会教诲人们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布尔什维克要彻底砸烂祖辈父辈创造的“旧世界”；传统的俄国社会教诲人们“热爱祖国”，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人们都讲不要向他人谋不义之财，布尔什维克说要彻底消灭私有制，鼓励抢掠；人们普遍认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取消资产阶级道德，主张甚至实行“共妻”；布尔什维克否定“行善”、“和为贵”、“积德”等维护社会和谐的信条，鼓吹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共产党在革命后立即展开血腥屠杀；1920-1930年代的“全盘农业集体化”是“第二个农奴法”。苏共对两百万富农或以反革命罪名枪决，或流放至边远地区。苏共中央1930年1月30日的记录显示，仅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二十万富农被剥夺财产，六十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十五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苏共推行集体农庄制度，其农民家产全部充公，许多农民屠宰牲口，被充公的牲口由于无人照管而死亡。直到苏联解体，苏俄的牲畜总数也没有恢复到革命前的水平；农民反抗集体化的事件不断发生，苏共镇压的规模也不断升级。国家安全部门在1930年内就逮捕了十八万人，枪决了两万人；共产革命不断制造饥荒，列宁在1920年代初制造了大饥荒，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带来更大规模的大饥荒；饥荒中，西方世界人道援助的粮食被当局享用，完全没有发给饥民，斯大林仍然坚持出口粮食发展军工；苏共将俄国精英大规模驱逐出境或杀戮，对人民实行愚民政策，不许人民与国外亲友联系，不许阅读外国报刊，使民众与外部世界隔绝；苏共以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广泛地用来命名街道、工厂、城市、山峰等等；苏共实行恐怖统治，造成人人自危局面，迫使人们拥护党的统治。苏共培植了一批效忠的知识分子，通过他们贯彻意图。高尔基就是这样恐怖之下知识分子堕落的典型。苏共在1930年代推出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革命经典作品”了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

    该书作者之一潘佐夫指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不仅仅是希特勒，还有斯大林。事实已经清楚了，斯大林明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接受他提出的损害波兰等国利益的条件，也还是让伏罗希洛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这样的建议。实际上是斯大林需要战争。他一是要通过战争占领一些国家并扩大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势力范围，二是要通过战争向欧洲输出共产革命。出于上述需要，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挑起大战的条约。苏德条约说明了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有许多共同点。”该书主编祖波夫指出：“那些在1937年杀害本国人民的人，对待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是一样的残酷，这话无论对于希特勒，还是对于斯大林，都一样适用。”基于这样的看法，该书摒弃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说法，改用“苏联——纳粹战争”说法。

    世纪之交，戈尔巴乔夫在安卡拉研讨会上说：“当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 在二十一世纪，世界人民都感谢推倒柏林墙的主要贡献者里根和戈尔巴乔夫。2011年3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Dmitri Medvedev）在戈尔巴乔夫八十岁生日时向他颁发了像征俄罗斯最高荣誉的“圣安德烈勋章”，表彰他在担任前苏联领袖时的贡献。俄罗斯民间发起了“感谢戈尔巴乔夫”运动，感谢他结束了苏联共产制度。戈尔巴乔夫表示，他曾信仰过共产主义，但苏联的实践证明共产主义完全失败。共产主义制度限制人权、剥夺言论自由，必然走向灭亡，因为人们不会永远忍气吞声。他在苏联解体二十周年时接受英国《卫报》独家访谈时表示，他最遗憾的是没有早点离开共产党。

    2014年，俄罗斯颁行了新版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教材告诉学生们：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为了在战争中取胜，对俄国也采用了收买叛徒、间谍等非军事的战争手段，扶植列宁推翻俄国合法政府。列宁在德国豢养之下发动政变，窃取政权后与德国签订布雷斯特合约，割地百万平方公里、赔款六十亿马克以回报德国的扶植。随后，他几年的统治时期将俄国变成了人间地狱。

    在罗马尼亚，新政府展开了对共产政权迫害数十万人罪责的追究。2015年，罗马尼亚以反人类罪判处89岁的共产主义时代的监狱指挥官Alexandru Visinescu二十年徒刑。一位受害者的儿女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道义上的胜利，尽管很长时间过去了，他仍然应该受到惩罚。” [18] 与绝大多数共产革命者一样，Alexandru Visinescu没有悔意，声称自己只是奉命行事。在拉脱维亚，纪录片《苏维埃故事》是清算革命罪恶的一部代表性作品。作品展示了这样的事实：苏共将乌克兰大多数农民被划为富农，强迫迁徙到西伯利亚等地，在饥荒中疯狂搜刮粮食出口德国（在饥荒中的1932年创下了出口粮食到欧洲的历史记录），在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制造饥荒，蓄意实施种族灭绝，造成七百万人饿死；苏联与纳粹德国勾结，共同发动了二战。影片不仅列举苏联所犯下的罪行，还将其思想根源与纳粹思想进行了对比，揭露了它们的共同点：将人类划分等级，认为指定等级不应生存于这个世界之上。只不过纳粹注重的是种族，他们将雅利安民族作为优良种族，将犹太等民族视为应清除的劣等民族，而苏联鼓吹阶级斗争，要求以暴力从肉体上消灭苏共指定的阶级。影片还将纳粹与苏联很多行为，宣传画、阅兵式、屠杀等等对比，证明它们从宣传口号到行事方式如出一辙。

    2014年11月，东欧各国领袖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举行仪式，庆祝终结共产政权二十五周年。斯洛伐克总统安德烈‧基斯卡在讲话中指出：“二十五年前的11月17日，我们在获得自由了。那场‘天鹅绒革命’告诉人们，自由和正义是不可战胜的。11月17日在提醒着我们，人民追求的自由、真理、希望、尊严、公正和正义价值多么有力量。” 纪念仪式上播放了“天鹅绒革命”和1988年的“蜡烛示威”的纪录片，随后，各国首脑们共同点燃了蜡烛，把它们摆放到纪念碑前，进行烛光悼念。[19]

    邓小平指定两代接班人

    1989年7月，邓小平领导武力镇压请愿学生之后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作出一系列承诺以向国人的反对贪污腐败和一党专制内作出回应姿态。该决定声称：一、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惩治腐败、解决分配不公；二、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做起，实行回避政策，他们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从事流通领域的经营活动；不得在流通领域公司任职、兼职，凡有任职、兼职的必须于一九八九年九月一日前退出，另行安排工作。领导同志不得利用职权为亲友经商提供任何方便条件；三、取消对领导同志食品的特供；四、严格按规定配车，禁止进口小轿车；五、严格禁止请客送礼。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不准用公款宴请内客；到下级单位和基层，吃饭一律为工作餐；六、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七、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必须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凡依法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

    10月，邓小平在东欧巨变的浪潮中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宣布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指定由江泽民接任中央军委主席，指定胡锦涛为隔代接班人，指定杨尚昆和刘华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以维持元老控制军权，自己继续垂帘听政。邓小平选接班人的条件是笃信马列，坚持一党专制，敢于武力镇压反对派。江泽民以铁腕整肃《世界经济导报》通过了测试，团派领袖胡锦涛通过镇压拉萨暴动中的表现赢得了邓小平的信任。1980年，新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率团考察了西藏。考察中，他被西藏的贫困、落后所震撼，向藏人承认，中共的极左路线严重破坏了少数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给藏族人民带来了许多苦难，表示要改变中共对西藏的强硬控制的政策，推行怀柔政策，提出了“免税、放开、走人”的政策，即豁免西藏的农牧税、放开经济管制、逐步调走进藏的汉族干部。胡耀邦对西藏的怀柔政策受到流亡的达赖喇嘛的欢迎，也使藏人被压制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长期以来，藏人不满中共长期以来消灭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政策，不满西藏千座寺庙拆的只剩下几座，不满喇嘛被批斗，强迫还俗，连他们的宗教领袖班禅喇嘛都被关了多年监狱。当中共放弃高压政策时，藏人喊出了要求汉人离开西藏的口号。中共高层内，一些元老指责胡耀邦的怀柔民族政策损害了中央集权和汉族利益，助长了分裂活动，搞乱了西藏和新疆。随着胡耀邦下台，怀柔民族政策被改了回来。重新实行的高压政策使藏人心中积累的不满和愤怒爆发。1987至1989年，藏民要求独立的请愿不断，最终发展成了暴动。1989年3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中央电视台同时播出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的拉萨戒严令，宣布自1989年3月8日零时起在拉萨实行西藏有史以来的首次戒严。随后，中共西藏自治区第一书记胡锦涛指挥了镇压。他头戴钢盔到拉萨街头视察的镜头让邓小平感到满意。

    胡锦涛之外，邓小平还曾考虑以王兆国为接班人选。1980年，邓小平在湖北二汽听汇报时，得知二汽车箱分厂副厂长兼党委书记王兆国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曾抵制批邓后召见了王兆国，随后提拔王为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兼中央团校校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进入中央领导层以后，王兆国根据邓小平的“纠正不正之风”的系列言论，履行中央机关端正党风领导小组负责人职责，采取了部分限制中央领导特权和高干女子以权经商的举措，提出取消中央领导人生活“特供”。王的改革尝试刚刚开始立即引起元老们的不满。因应元老们的呼声，邓小平将王剔除出了接班人考虑名单，贬去了福建任副书记。邓选接班人的标准显示，中共坚决拒绝体制改革。

    邓小平代表着最后一代相信共产主义信条的共产党人。他看到了共产主义阵营的覆灭，但拒绝承认共产主义的罪恶，拒绝顺应世界进步潮流，要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他的退休标志二十世纪中国暴力革命时代的结束。他的退休布局达到了预期。他指定的两代接班人拒绝体制变革，守护一党独裁体制，成功地为共产主义续命二十多年。由于邓小平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一党独裁，中共在六四开枪后作出的一系列清理整顿官商公司、惩治腐败、解决分配不公、制止高干配偶、子女经商、取消对特权阶层特供、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等等承诺完全成为对国人的欺骗之词，中共官员的贪污、受贿、攫取国民财富的规模成百倍地增长。坚持专制独裁的“党的基本路线”带给中共权贵惊人的利益，同时带给中国和世界空前的灾难。中共党史专家尹振环评价说：“邓小平是中国到目前无法实现宪政的一个重要阻碍力量，是与毛泽东一样的皇权主义者。邓小平曾在1979年6月16日表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核心说’也是他专制思想的核心。邓小平素以改革形象示人，但他从未触及集权的政治体制，他一手炮制的‘六四事件’给中国政治和精神自由等带来了倒退。经改政不改的危机早已潜伏，目前中国官僚资本垄断，贫富分化、资源耗竭等即是危机的体现。党史专家何方评价：‘毛泽东是一个皇权主义者，是一代暴君；邓小平是第二代。他又与毛泽东有很大的不同，在他的后半生推行改革开放功不可没，但他还是一代暴君，还局限于中共的皇权专制中。他禀承了毛泽东的那一套东西。’”[21]

    中共全面腐败

    1989年11月，中共在东欧巨变的背景下召开了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其中要求采取两大举措：一是实施紧缩财政信贷，以继续控制“洋跃进”以来的通货膨胀；二是大规模整肃官倒公司以平息民怨。紧缩财政带来了经济萧条，全国个体户注册商户和私营企业大幅减少，留下企业间互相拖欠的巨额“三角债”。在整肃“官倒”公司方面，中共只能作一些撤销官办公司的表面功夫。因为，官倒、腐败的背后是不受制约的党权，中共坚持党权不受约束，对官倒、腐败等党权产物当然不可能真正触动。六四民主运动的两个主要诉求限制特权和反腐败。民主运动被镇压后，真正能限制特权与腐败的反对党和独立媒体不能出现，于是 “官倒”、腐败迅猛泛滥。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推动经济市场化之名掀起了“下海热潮”、“圈地运动”和房地产热潮。在权力寻租的格局中，有权力背景的个人和公司无需真正投资，甚至无需预付定金，即凭权力背景即可以通过行政审批拿到计划价的物资、进出口指标、外汇额度和最赚钱的“红线图”（建设用地规划定点界限图），即地皮，转手即可获得数倍，甚至十数倍的暴利，同一块土地被转几道手普遍发生。在权力寻租的格局中，红色家族为主体的“官倒”们通过权力交换，攫取了行政审批价和市场价之间数千亿元的地价差、汇价差、双轨物价差，掠夺了比1980年代官倒更大规模的国民财富，迅速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变身为新一代的官僚资产阶级和红色家族财阀。东亚的日本、韩国、台湾都存在财阀模式，但日本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韩国三星、现代、LG为代表的东亚财阀在自身成长的同时帮助实现了民富和公民社会成长，是社会进步因素。而在中国，红色权贵财阀帮助维护一党独裁，是阻碍社会进步，造成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反进步力量。

    在中共的独裁体制下，领袖的地位不取决于民意，而取决于军权。江泽民被元老们选中上台，但在党内军中均缺乏权力基础。应对这种局面，他上台后后采取了几项办法巩固权力地位。其一是纵容军队经商。军队经商不是江泽民开启，而是邓小平时代的产物。掌握最高权力的同时，邓小平发动了“洋跃进运动”，造成整个1980年代国家财政亏空。政府无钱应付开支，国防预算只够约70%的军队开支。于是，邓小平决定让军队经商，号称“以军养军”，主持中央军委两次下达了允许军队经商的文件（1986年5月；1989年3月）。杨尚昆、王震等元老为军队企业题词，积极支持军队经商，军队腐败从此泛滥。江泽民当上军委主席后继续放纵军队经商。在他纵容下，军办公司爆炸性增长。这些公司利用特权为所欲为，不受监管，逃税，走私，经营黄赌毒，无恶不作。军队经商的腐败规模超乎想象。例如，南京军区一名上尉成立了一家“宜兴中国人民长城公司”，以优厚的分赃条件，从银行贷得巨款，贪污了三个亿；军委办公室主任董良驹拥有建于全国名胜之地的九幢豪华别墅和十五辆豪华轿车；广州军区司令员以军办公司名义买了六幢花园别墅，四辆豪华轿车；广州军区七名军级干部搬家装修，仅卫生间设备就花了120万美元；海军副司令王守业贪污了1.6亿元。军头们手中有了钱，又不受监管，骄奢淫逸，为所欲为，黄色产业泛滥。各级军队机关的俱乐部、招待所、疗养院、渡假村遍地开花，成为高级将领寻欢作乐的场所。其中，有些特级场所设施极尽奢华，配备医务所，急救直升机。例如，总参三部属下就有15间娱乐场，编制外招聘了数百“六陪”女郎，更发生了女青年被奸污后自杀的事件。军队文工团从来就有高层“后宫”之称。前海军司令员王守业被调查后，其媒体就报导出他至少有五个情妇，且分别来自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北京军区文公团，几乎遍布全国军队的文工团。

    比黄色产业更大的军队祸害是武装走私。军队动用军用车、军舰、军用专列，出动士兵保护走私。仅1998年上半年军队开枪、开炮打死海关缉私人员及公安武警、司法人员450人，打伤2200多人。1998年7月26日，为四艘来自北欧的走私油轮保驾护航的北海舰队四艘炮舰、两艘猎潜艇与公安部和全国海关总署调集的十二艘缉私炮艇在黄海炮战，造成八十七人伤亡。中共将此罪恶作为机密隐瞒。朱镕基在一次“反走私”会议讲话中提到，统战部走私汽车一万辆，与政协党组合伙分赃23亿元，军队走私每年5000至8000亿，以逃税为货款的三分之一计，约两亿走私收入的八成以上进了军中各级将领私人腰包。军中走私货物中包括毒品。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戈莱日表示，在中国东部五个省内有些非法毒品制造厂由身兼二职的中国军队人员经营，仅向菲律宾贩卖冰毒量每年就近12亿美元之巨。[22] 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在西山军委、军纪委生活会讲话中承认：“1994年以来，军队所办经济实体的资本及收入80％以上被高、中级干部挪走私分，每年军费中有50％以上是花在高、中级干部吃喝、出国旅游、修建豪华住宅、购买豪华轿车上。”1998年军费加超支共1311亿，50％是655.5亿，加上从军中经济体挪走的共计贪污公款1863.5亿，也就是说军中干部1998年挥霍了相当于当年940亿军费预算两倍的国民财富。

    眼看军队烂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不得不于1998年秋下令停止军队经商，将军队产业转交地方，撤销军队、武警、公安经办的经济实体。号令一出，军队将领立即掀起了武斗，私分，转移，卷逃的狂潮，军队、武警为分钱、分赃频繁爆发武斗，动用枪炮甚至装甲车开战。例如，广东军区副政委和南海舰队副政委各领部下在酒吧间瓜分财产，席间斗殴，广东军区后勤部唐处长和海军湛江基地政治部肖主任丧命；十三军副军长崔国栋向西昌军分区后勤部宋副部长索要2000万元，被宋枪杀，惊动总参谋长傅全有、总政治部副主任王瑞林和军内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周子玉急飞西昌处理善后；华东军区属下安徽省军区，合肥市警备区和安徽省武警总队，三方合伙经商，安徽军区首长移交前先私吞了大部分款项，结果三方在省军区礼堂混战，仅军官就伤亡三十多人；兰州军区与甘肃省军区合营经商，移交前双方开火，伤亡72人，打死军官12人；遵义驻军与贵州省军区为争夺260万元展开枪战，伤亡90余人，打死官兵52人；辽宁锦西驻军与二炮部队合营经商，移交前二炮全员出动，将驻军大楼包围70多个小时，沈阳军区司令员，二炮司令员乘直升飞机奔赴现场说和；沈阳警备区、三十九军一一六师、辽宁省武警三家为瓜分1.2亿元利润开火，死伤40多人；因经商瓜分不均，山西大同西坪二十八军军部被炸，死亡军人63人；在位于河南南阳空军飞机储存中心，军人因经商所得赃款分配不均而引爆机库，炸毁飞机81架，军人伤亡90名，直接军事损失11亿。1999年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紧急通知：“坚决制止争夺经济体资金、财产的流血事件发生”，总参、总政、总后、总装备部发出命令：“坚决查办争夺、摊分、转移经济体资金、财产的违法、犯法行为”，国务院、中央军委再发紧急通知：“立即停止争夺经济资金、财产活动，依法严惩动用武器、争夺经济体资金财产的肇事者。”在中共中央向军队连下三道“金牌”的一个月中，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省军区之间及内部为私吞走私费用，发生了大小数百场激烈枪战及数百起杀人灭口、携巨款潜逃等恶性事件，巨额资产在转交过程中被军队将领们瓜分。军事检察机关立案了数千贪污、挪用、携公款外逃等大案，数十名高级将领挟巨款逃亡海外。经过如此疯狂的火拼、私吞、卷逃，约两万家军队所属企业中只有不到五千家向地方交接。因为军队层层腐败，追究对谁都没有好处，军队企业资财基本上是一本煳涂帐，交接事宜涉不了了之。张万年在全国军队、武警、政法机关移交企业清理、处理工作会议上明知故问说：“现在，在名义上、表面上、形式上，军队所经营的经济停办了，在办理移交，脱钩了，但是数千亿元的资金没有了，这笔大账到那里去了？”

    纵容军队腐败之外，江泽民巩固权力地位的另一办法通过加官晋爵。从1993年至2004年，他送出上将军衔、警衔79个，其它将军衔近千个。后来人们知道，江的加官晋爵与卖官鬻爵区别不大。当时军中有“百万雄师”说法，后来又有了团长百万的说法。江时代军队的基本整体糜烂，中央军委、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大军区的高层基本都有严重的腐败问题。

    地方的腐败与军队腐败的程度与规模不相上下。1990年代的多起重大贪污案，如“远华案”、“周正毅案”、“刘金宝案”、“上海招沽案”等都涉及天文数字的贪污受贿、侵吞公款。这些重大案件几乎都涉及中共政治局委员、常委家族。江泽民主政十多年间，庞大的利益集团网络形成。从“远华案”可以看出，政府、海关、公安、金融、税务等部门形成了腐败一条龙。

    地方和军队的腐败主要围绕最有油水的资产——土地。1980年初，深圳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家房地产公司，并以政府的名义收取“土地使用费”，深圳政府推动全国人大立法加以追认后，土地被房地产大肆占用。“六四”运动被镇压之后，圈地运动更是大行其道，耕地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流失。1993年，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土地私有化展开激烈争论。当时主管农业的中共副总理田纪云意识到农业面临的严峻形式，提出讨论会议上原本没有的土地议题。他批评说，执政党的会议如果不以国计民生为头等大事，政权迟早会出现危机。在中共党内改革派万里、乔石、李瑞环的支持下，会议临时改变了议题。当时有数名省级领导人赞成“在农村逐步落实已承包土地归己所有”的方案，田纪云在会议上提了两条建议，第一、向农民宣布他们各自承包的土地从此在法律上归私人所有，农民则向国家缴纳土地税；第二、尚未分配承包的荒地、山岭、滩涂等，可宣布收归为三级国有（国家、省、县），今后的开发者须依法向政府购买或订立承包合同。支持田纪云的万里宣布在农民中搞的一个调查，农民说：共产党曾许诺穷人可以得到土地，土改的时候我们倒是分了土地，但一个合作化又都收回去了，号称是集体所有。可现在，又要把土地卖给我们，这土地原来就是我们的，凭什么要卖给我们？最终，江泽民拍板走所谓的“土地公有制”道路，将田纪云土地私有化的提议搁置。此后，本来产权模糊的土地制度蜕变为了土地官有制，政府疯狂场地，疯狂吞噬国民财富。

    江泽民之后，胡锦涛继续执行邓小平定下的“党的基本路线”，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拒绝对党权的任何约束，纵容腐败，使规模继续扩大。2008年，政府推出了“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大凡政府操刀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各类形象工程，其腐败寻租成本一般都在20%以上。如果这个估计成立，则政府主导的四万亿投资项目和各级政府以及银行配套的三十多万亿投资中有超过六万亿通过不同渠道，流入了大大小小的贪官以及各类代理人的私囊之中。2011年，网络曝光广东烟草汕尾市公司总经理、汕尾市烟草专卖局长陈文铸的业务招待费一个月高达200多万元；中国石化广东石油分公司利用行政招待费购买150多万元高档酒。2012年上市公司年报统计显示，央企的招待费数额极其巨大。其中，中国人寿业务招待费高达到14亿元，中国铁建8.4亿元，中国交建、中国水电、葛洲坝、中国北车、中国重工、中煤能源、中国化学等9家上市公司的业务招待费过亿。可以肯定，有据可查的上市公司挥霍只是国企腐败的冰山一角。

    现代民主国家杜绝腐败的一大利器是独立的新闻媒体。民主国家的新闻可以掀起“扒粪运动”，即挖掘政要的各种丑闻，包括腐败与各种有违公德之举，信息的真实性则由记者与媒体自行负责。在一党独裁体制下，独立新闻媒体被取缔，“扒粪”运动无法发生。没有反对党和独立媒体监督，党、政府、国企的挥霍、腐败只能越来越严重。没有相应政治制度改革制约的“改革开放”不断刷新着腐败记录。例如，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在军产房的开发和转让中收受了巨额回扣。他染指的二环黄金地段周边军队地产达数十块，仅在上海卖一块军产地就能收受一亿多。军产房和小产权房一样，是指在军队使用的土地上开发建设所有权归军队所有的房屋。军产房价格要比同类的商品房低三分之一左右，过户时手续简单，交税少。军用土地是划拨土地，没有成本，在城市占据黄金位置，是开发商垂涎的肥肉。谷部长利用军用土地转给开发商的寻租机会轻易聚敛财富200多亿。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是制度造成腐败的典型。刚进北京时，他家中连空调都没有，生活水平跟普通的老百姓没有多大的区别。随着军队大规模经商，原本廉洁的徐腐败规模百亿计。贪腐数百亿的谷俊山贿赂徐不会是小数目。据海外报导，徐在香港多家银行存款百亿，家中查出现金十数亿。英国《金融时报》报导中提到，调查人员在查抄徐才厚家时，发现巨额现金和价值不菲的宝石。现金都被整体地摆放在箱子里，每个箱子都有向徐才厚行贿买官者的名字。其中一些箱子内装有的人民币达数百万，从未被拆封过。搜查人员用了一周时间才清查统计完徐宅中发现的现金和宝石，查出的现金就超出一吨重，徐宅内各种古玩字画、金银珠宝多不胜数，赃款赃物装了12辆卡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敛得财产包括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豪宅数百套，大批黄金、白银、金币、现金、名家字画，据外媒报导，加上存款、证券、债券，其家族总资产近千亿元。

    高层的腐败规模惊人，“小官巨腐”的规模同样惊人。例如，河北省纪检监察机关披露，河北省发改委前主任刘学库，省委前常务副秘书长梁树林，河北省人大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委员会前副主任委员张连德，大名县委前书记边飞等县处级以上干部238人被查出贪污腐败，其中市车管所数十人受贿数千万元，有交警支队长受贿超千万元，有市人社局干部监管不力致医保基金被骗取近2000万元，有的县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总额近千万元，有村干部利用协助征地受贿百万元，大名县委原书记边飞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职务晋升调整、项目协调审批、工程承揽建设等方面谋取了亿元利益，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其家中搜出逾亿元现金，37公斤黄金，68套房产手续；广州“处级贪官”张新华贪腐金额近4亿元，同时被查出的广东贪腐官员有七八十人，可想官员贪腐的规模之大。中共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是当今中共官员的一位代表。他是子女已加入澳大利亚国籍，家族已将巨额国家财产卷到国外典型“裸官”，在2008年全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上曾介绍反腐倡廉的“茂名经验”，声言狠抓党风廉政建设，要做到“四亲自”：亲自部署重要工作，亲自过问重大问题，亲自调重点环节，亲自督办重要案件。然而，他受贿十多亿，在接受调查期间他还供出了同伙100多名贪污官员。在被判死缓后坦言：“要说我是贪官，说明共产党官场都是贪官！你们凭什么专整我？你们有本事，真让我交代，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甚至三个月三年，我能把茂名官场翻个底朝天！”“你们以为我是贪官，关键，谁不是贪官，你们能说出一个我这个级别的不是贪官的吗？全中国，我这级别的，有一个不是贪官的吗？共产党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吗？共产党不就是贪官查贪官，腐败分子反腐败吗？难道这个还要我告诉你们？”“查办我的人，难道你们就清白吗？你们谁敢说自己是清白的，看看你们的穿戴，看看你们抽的烟，戴的表，哪个不是十万八万的，哪位一年抽烟不得几十万，你们的工资够你们一年抽烟的吗？”“像我这样的级别的，谁不能供出百八十个人来，这个，太平常了，大家都是贪官，你们为什么抓我，要抓一起抓，从村长开始，一直抓到“中国长”，谁比谁更清白吗？”“谁他妈的说自己不是腐败分子，叫他站出来，公布公布财产。我不信，谁不会吹牛逼，说的好听，为国家奉献几十年，不谋私利。好哇，既然这样说，你先公布财产吧，带头。行不？”“都腐败，没有一个是干净的。心里知道都算了。你不讲我，我不讲你；你要讲我，我必讲你；你讲死我，我讲死你。这就是现在的官场。这就是新三讲教育。”

    在“党和政府”中千万元贪官，亿元贪官，十亿贪官、百亿贪官、千亿贪官遍布全国的情况下，中共的反腐只能是服务权力斗争的选择性反腐，对于高层巨大规模的贪污腐败秘密审理，也禁止媒体详细报导，以维护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在共产阵营覆灭，世界各国走向民主的二十年间，中共最高层的红色家族基本都变身为百亿家族，垄断着国民经济关键行业。例如，邓小平家族掌控有色金属、军火行业，江泽民家族掌控着电信行业，李鹏家族掌控着电力行业等等。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学院共同完成的《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显示，131万中国县团级以上官员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80%，其中沿海各省官员及配偶拥有财产平均在800万至2500万之间。蒋经国顺应世界进步潮流，主动放弃权力垄断，真正实行社会主义。在他去世时，台湾基尼系数低于0.3，贫富差距全球最小之列。邓小平拒绝接受对权力的约束，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口号之下让权力者家族暴富起来，让中共元老的后代及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子女成了中国新富豪的主体。如果将特权阶层的蔽收入、灰色收入、非法收入以及寻租收入考虑进去，今日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7，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第 61 章 共产革命遗害

    “党和政府”吞噬国民财富

    中共的党员队伍与中国的官员队伍大致重合，规模都在向亿级迈进（中共十六大时党员有6 000多万党员，其中4 000多万是各级官员）。供养如此规模的“党和政府”，国民收入被吃光花净仍远远不够。“党各政府”吞噬国民财富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党和政府”爆炸性扩张

    生物学家达尔文指出：“所有生物都有高速增加的倾向，以致于如不毁灭它们，一对生物的后代就会很快地充满地球。……在同一地方势必进行斗争的生物之间存在着互相抑制的关系。”[1] 自然界的平衡建立在物种互相制约之上。没有肉食动物的制约，草食动物会迅速繁殖，将草吃光，将草原变成沙漠。人类社会也必须建立在互相制约的基础上，古代传统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包括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接受虚拟的天或神意的制约，现代社会接受宗教信仰的精神制约和宪法制约。康德说两样力量使他敬畏，一是头顶上星空，二是内心中的道德法则。这内外的敬畏与中国历代天意、民间敬畏相通。中外相通的敬畏就是自我和外在制约。制约是宪政、共和、民主的精髓。所谓宪政、共和、民主，说到底是制约所有政党、个人不得为所欲为。共产主义学说鼓吹斗争、摧毁，包括摧毁道德体系。共产党在精神上和行为上不接受任何制约。毛泽东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无所畏惧等思想都代表着共产党不受制约的观念。权力不受制约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不受制约的“党和政府”如同没有肉食动物制约的草食动物一样，疯狂扩张，吞噬一切资源，迅速占满每个角落。

    革命前后的官民比例变化揭示出了革命党扩张之疯狂。中国历代官府规模很小，官吏维持在一至三万人，[2] 政府最基层是县级，县衙之下无官府，一个县的官员编制数人而已，广大乡村由乡绅自治。1908年末，作为筹备立宪的基础工作，清政府颁布了《调整户口章程》，进行了全国人口普查。1910年，清政府公布普查结果为全国人口3.2亿，全国行政官员2万多人。[3] 而到了共产党治下的新中国，从中央到每一个县，每一街道都有了共产党党委，人大，政协、政府、政协纪检委等所谓五套班子，外加政府办公室、改革委、经委、民族宗教事务局、司法局、人事局、劳动局、规划局、建设局、粮食局、计生委、县审计局、广播电视局、新闻出版局、体育局、法制办公室、信访局、政府研究室、老龄委、行政服务中心、招商局、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保密局、党校、综合行政执法局、老干部局、贸促会、文联、爱委会、工商联、对外友协、政府招待办、投资促进局、拆迁办，民委等数不清的党属机构。官方宣称的党政机关公务员只是狭义的概念。财政供养的人还包括所谓事业单位中的准公务员、不列入预算自己收费供养的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国有企业中公务员性质的官员、中共认定的“八个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全国60多万个村委会、8万多个居委会等的非编制管理人员参照事业单位管理，也由财政供养。[4] 从中央到乡镇，全国正式和临时机构中吃财政饭的人数极为惊人，一个县的“吃皇粮”官员人数可比革命前清末全国在编官员人数。经费自理的事业单位人员和没有编制，人员总数以千万计，虽不获财政拨款，但靠政府赋予收费权和执法权利用收费罚款自肥，吃变相的财政饭。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队伍已经如此之庞大，地方政府还要大量的聘请“临时工”。例如，广东的治安巡防员或辅警就数以万计，天津爆炸事件的伤亡暴露出，有不少不属于消防系统的“编外消防队”。一份给朱镕基《给总理的上书》说“负担如泰山，干部如蝗虫”，前总理朱镕基承认：“如此臃肿的机构和数量庞大的行政人员，把国家的钱都吃光了”。事实上，地方政府财政基本都是想办法“创收”来供养官员的“吃饭财政”。前中组部长张全景承认：“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在两会上指出：“因为没有编制法，给买官卖官留下了无限的空间。过去一个县委，百把人以上就是大县委。现在我到乡镇去看，一个乡镇有三四百名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经过百年革命，中国的财政供养的官员数在2005年超过了7000万人，[5] 按国家统计局《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就业人口7.67亿人计算，中国十位纳税人要供养一位官员，供养人数比全世界其它国家的总和还多出许多。

    革命前的满清和革命后的北洋政府时代，官民比例是正常的，政府中没有党的机关，因此规模很小。国民政府时政府规模大扩张，因为苏俄输入的党国体制，有了政治部、宣传部等党机关混在政府中吃官饭。但这时有在野党监督，参政会、国民代表大会都明确提出政党不得在政府中设立机关，军队须国家化，政党须退出军队和政府机关。新中国政府规模如此庞大的主要原因是庞大的共产党机关混在政府中享受纳税人供养，政府、军队中一半的机构和费用开支是服务一党私利的秘密开支。例如，各级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广播电影电视部是强制国人接受中共政策的宣传，为国人洗脑的机关；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统战部、政法委，机关党组，人大、政协党组、纪检组，数千所党员带高薪就读，实际是腐败温床的党校、党史研究机关，马列主义研究机关、编译机关，专门服务特权阶层的“特供”机关和“离退老干”机关等等都与服务社会无关，而是中共控制社会的机关，全是吞噬国民财富的黑洞。军队中的中共机关更多，政治部、宣传部，遍布军中的文工团、歌舞团都是纯粹服务一党。这些吞噬国民财富的党机关是寄生性质的一个注脚。民主国家的军队国家化，不允许在军中宣传一党，当然也就不存在上述机构。只要有党在野，反对党定然不会容许用纳税人的钱供养某一党的机关，更不可能允许财政供养如此众多，如此庞大的一党机关。

    中共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了“精兵减政”口号。建国后，所有高层都有过精减机构的指示。经过中共六、七十年的精减，官员从几十万“减”到了七、八千万。2013年3月，新一届政府总理李克强承诺削减政府开支说：“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这三条中央政府将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李的这些话没有新意。从延安到北京，历届领导人，历届总理都说过类似的话。七十年的情况证明，在没有反对党制约的情况下，“党和政府”不可能控制自己的扩张步伐，只能如同没有天敌制约的动物、植物一样，泛滥成灾。如今，中国的高层政治日趋寡头化，县乡级政治日趋家族化、黑社会化，痞子化。[6] 不废止一党独裁，不确立多党民主政治，政府规模和开支只能继续泛滥。

    二、财政收入主要供养“党和政府”

    中国官员享受着众多隐性福利和养老体制双轨制的好处：个人不用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能够轻易以权力谋取福利。因为官员收入大幅高于社会平均水平，青年们对公务员职位趋之若鹜，报考公务员人数年年创新高，几千人争夺一个职位。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由看不见的税收和各种行政收费构成，而五百多项政府性基金中只有四十几项被纳入预算管理，有名目可查，其他的行政收费去向不明。合理的估计是，这些钱被政府挥霍掉了，或者说被用于养官了。国务院早在1988年就尝试拟定有关国家行政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草案。1994年，全国人大将《财产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但二十多年过去，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依旧难产。其原因百姓都清楚，那就是官员们的秘密收入和拥有财产的规模大到惊人地步，披露出来将引发社会动荡。

    2013年“两会”上，有代表抨击全国的职务消费占到全部财政支出的四成，挤占了其它费用。代表所言的其它费用其实就是社会救济，养老、医疗保险及教育等政府应该提供给百姓的公共服务。实际的情况是，政府养官已经把财政收入花光，没有钱提供公共服务，可怜的公共服务主要面对少数“体制内”人员，广大民众需要费高价去购买公共服务，有关“事业单位”再垄断这些公共服务，乘机宰割的民众。在没有一党独裁的国家，社会的平衡调整机制有效，能缓和各方的利益冲突。例如在日本，由于经济不景气，百姓生活水平降低，社会各界呼吁国家公务员削减薪酬以使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公平。因应各界呼吁，日本政府在2012年8月内阁会议上决定，从2013年开始削减国家公务员近15%的退休金，以缩小“官民收入差”，缓和社会矛盾。[7] 但在一党独裁的中国，没有一种对“党和政府”的约束机制，利益冲突日益严重。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联合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承认，贫富差距在扩大，已经逼近社会容忍线。事实可能比蓝皮书承认的更严重。1980年代初我国基尼系数为0.28，如今高至0.7，达到了动乱级别。

    复旦经济学教授韦森指出，中国人收入的一半用来缴税供养政府。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巩胜利则表示，政府不会明目张胆的向老百姓要钱，但它会以电费、水费、清理费、去污费等为借口索取。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人均GDP低于785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宏观税负的平均值一般为13%；人均GDP786至3125美元的国家为中下等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一般为19%；人均GDP3126至9655美元的国家为中上等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一般为22%；人均GDP超过9656美元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一般为29%。中国为中上等收入国家，企业税负却高达42%。[8] 以燃油为例，政府垄断经营，油价的一半是政府强收的税，且油价中包含的税相对国际油价跟涨不跟跌。2013年，中国公共财政收入达到13万亿元，人均宏观税负接近万元，是世界第一重税国，且税收每年增速近10%，超过GDP和国民收入增长。中国政府不光收税，还收取几乎与税收相当的各种费。收费与税收构成中国企业的“宏观税负”。如果算上企业负担的政府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形形色色的腐败贿赂支出，实际税负接近50%。

    1980年代，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在50%以上，随着政府规模爆炸性增长，这一比例越来越低，到如今已下降到30%左右，比搞军备竞赛时前苏联的居民消费率还低。消费率低的原因是，居民要承担税费繁多，工薪收入要交个人所得税，买东西要交增值税、消费税，买进口商品要交关税、车辆购置税，买奢侈品要交消费税、烟草税，买要交房产税，契税、印花税等等。中国汽车，IPAD，化妆品等商品的价格是美国1.5至3倍，商品价差原因是中国商品所含的税负全球最高，是美国的4倍多，是日本的近4倍，是欧盟各国的2倍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2006年数据计算，倘若国家征税的总量均为1000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响不论，那么，作为价格构成要素之一、直接嵌入各种商品售价之中的税收总额分别为：中国700元，美国168元，日本186元，欧盟15国300元”。中国现行19个税种中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的，仅有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两部，其它17个税种的征税依据是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制定的条例或暂行条例，且大多为“隐形税”。除了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少数税种，国内税种以间接税为主，绝大多数税具有转嫁性，最终多会让“消费者买单”。

    民主制度下的政府遵循亚当•斯密提出的税收公平原则，即税负与收入成正比。在新加坡，占人口总数20%的富人贡献了90%的所得税。在香港，大部分税收来自高收入人士，中低收入的居民只需缴纳很少，甚至不用缴税。以2008至2009年度为例，该年度香港纳税人数只有130万，还不到全港700万人口的1/3。年收入50万以上的约28万人缴纳了薪俸税总额的87%。就税收结构而言，中国普通民众承担着世界上最重的税负。中国以间接税为主，其特点是税负转嫁性，税收的最终负担者是每一个消费者，工薪阶层的消费多，承担的间接税就多，即穷人承担着主要税负。2009年12月，《福布斯》杂志发布的2009年全球税务痛苦指数显示，中国国民的税务负担全球第二（仅次于法国）。对此报告，中国官方以欧美一些国家税率更高为依据称报告错误。中国官方说法存在致命缺陷，不可采信。首先，国外政府收入中非常大的一部分是社会保障缴费。这种缴费在一些国家也被叫做税收，如美国称之为“工资税”（Payroll Tax），但实际上它和财政性的税收（所得税、销售税等）有本质区别，它是专款专用的。例如在美国，工资税一律进入全国统一的社保基金帐户，政府不但严格禁止挪用社保基金，而且这笔基金也不能用于营利性投资，只能用于购买国债等方式进行保值。其支出方式也是固定的。政府对这部分资金完全没有自由支配权，因此严格意义上它不是政府的收入，而是一种严格“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缴费——返还”，是一种转移支付。它不增加政府可支配的财富，不是一种负担性的税收。因此，比较各国税负轻重时须把社保收支撇开。以美国为例，2002年美国全国政府总收入为29807亿美元，联邦政府收入18607亿美元，其中社会保障缴费（个人、公司）高达7503亿美元。如果社保缴费剔除，美国全国税收与GDP的比例立刻大幅下降。在发达国家中，社保收支在政府收支中占较高比例，在帐面上增加了政府开支占GDP的比例，这恰恰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其次，民主国家政府收入中包含国有资产经营收入，而中国国有资产的权益利得不列为政府的收入。如果将中国垄断国企的利润考虑进去，政府的财力占GDP的比例将上升到惊人的程度。第三，衡量税负高低要看税收的钱怎么用。在民主国家，与高税负相应的是国民高福利。政府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例，挪威为71%，瑞典为69%，丹麦为72%，芬兰为68%，法国为71%，意大利为62%，荷兰为62%。在这些国家，民众交税多受益也多。在社会主义的瑞典，工人要交所得税31%，经理们要交60-70%，但人们享受五花八门的福利，如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瑞典首相的年薪与一般工人相比，纳税后为2：1，首相住在居民区，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无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瑞典前首相费尔丁出身农民，任职时还抽时间回家务农。在丹麦，公立学校免学费，学生享受政府补助，上网免费，打印学费，书本、铅笔，饮料免费。在新西兰，政府在1898年就建立了保障老年人生活的养老金制度，工薪族无须缴纳任何款项，年满65岁即可领取养老金，还可享受各种补贴和免费教育。在印度，全体国民享有免费医疗，国家建有覆盖全国的医疗网络，政府医院对所有病人敞开大门，从挂号、手术到药品各项服务一律免费。当然，看病不花钱导致医院财政紧张，好药缺货，医院脏乱差，迫使有钱人到设备先进、干净整洁但收费昂贵的1300多家私立医院就医成。在仅次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全球第二轻税负行政区香港，政府向来奉行简单低税制，中低收入居民纳税很少，薪俸税（个税）标准税率为15%，免征额为一年10.8万港元，同时还有很多减免税项目。通常，缴纳薪俸税的港人不仅享有子女免税额和父母免税额，个人进修、慈善捐款、支付父母或祖父母入住敬老院的费用等也可获得减免税待遇。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香港也普遍为中产家庭大幅减税；有的中产家庭甚至完全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在中国，民众人不能因交税而享受更好的福利，没有可能获得任何退税，失业者既不能获得退税，也不能获取实质性的失业救济，农民和低收入者基本没有医疗保障，社会福利向富人倾斜，农民和低收入者基本无缘享受。对企业和个人来说，交税只是负担。经济学家王福重指出：“中国的税负不是一般的高，而是超高。在《福布斯》的排行榜上，中国排在税收痛苦指数第二。财政部、税务总局说这是错的，计算不准确。我说也是错的，中国肯定是第一。把中国税负算起来，加上国企、央企和银行赚的钱，那就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我估计达到50%，甚至更多，因为还有多如牛毛的收费。收费也是税，你也不能抗拒，中国政府部门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是不收费的。中国的流转税非常多，比如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税有18种，税太多了，特别是商品税多。”[9] 的确，增值税、消费税等大多数税收的“隐蔽性”，降低了纳税人消费时的痛感。如果没有隐蔽，中国纳税主体——工薪阶层的痛苦指数实际更高。而在中国，民众“高税负”“低福利”甚至“无福利”，国家财政支出大部分用于了供养共产党和政府，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不足收入的三成。据财政部综合司的报告，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费1985年为170亿，占财政支出9%，2000年为2768亿，占比17%，2003年4691亿，占19%，行政成本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多数地方政府，尤其基层政府，行政管理费及工资支出占到了当地财政收入的八、九成。政府收税用于养官尚且不够，哪里有钱用于民生支出。百姓交税当然没有回报，当然痛苦。

    与美国比较，最能看清中国“党和政府”的自利性质。美国的县政府机构主要是法律和服务机构。通常有：郡委会（Board of Supervisors）、巡回法院办事员（Clerk of Circuit Court）、郡行政管理办公室、郡律师办公室、郡税务长办公室（Commissioner of Revenue）、社区发展办（Community Development）、综合服务办公室（Comprehensive Services）、消防部（Fire & Rescue）、寄养部（Foster Care）、人力部（Human Resources）、IT、公共设施部（Public Works）、娱乐部（Recreation）、警察局（Sheriff）、社会服务部（Social Services）、 出纳部（Treasurer）、选举登记处（Voter Registrar）等等，一个县政府通常只一座小楼而已。美国没有像中国这样的事业单位，政府雇员包括了教师、环境卫生人员、灌区管理人员、公共图书馆管理人员、公园管理人员、公共安全人员如警察、消防人员、证券管理人员、公共交通人员、公共服务人员，其总数只有几百万人。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也占到国内生产总值近半，政府的开支主要用于为纳税人提供安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救济等公共服务，政府雇员的“人头费”支出和日常管理费支出比例很低，政府3万多亿的财政支出中医保和社保占了三分之一。

    而在中国，“党和政府”的“人头费”支出和日常管理费用支出所占比例奇高，政府开支的大部分用于保证官员和体制内人员享受特殊的教育、医疗、文体育、养老保障等公共服务，而用于全民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救济等公共服务的开支少得可怜，且占财政开支的比重越来越低。以教育经费为例，中共有钱发动战争，有钱对外援助，但对教育的投入少之又少。毛泽东统治时代是祸害摧残教育的时代。这一时代结束时，国民经济崩溃，教育经费聊胜于无。邓小平统治时代，一个“洋跃进”运动搞到整个1980年代的经济危机，同样刻薄教育。1989年，中国政府开始搞高等教育收费。1999年，当局在高校全面推行“教育产业化”，结果是此后十几年间，中国大学学费涨了两百多倍。其中，中央戏剧学院学费每年近14万。英国的独立组织“教育政策研究所”公布的“全球高等教育排行榜”中，日本以每人每年教育总支出8930英镑，约合11万人民币的总额高居榜首。新西兰和英国则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位。中国大学人均年教育总支出超过万元人民币。但是，如果按人均收入比例计，中国学费世界最贵，是日本的三倍。社科院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公共教育投入过低，致使现在供养一个大学生，城镇居民需要四年多的家庭纯收入，农民家庭需要十四年的家庭纯收入。“教育产业化”让大批农村高中生被迫放弃考大学，考生录取后农民家庭因交不起学费而自杀的事件多有发生。例如2003年，陕西省榆林县53岁的农民景统仕因支付不起女儿每年万元的大学学杂费自杀；2004年，福建农民林冰心因付不起儿子大学学费自杀；同年，辽阳农民孙守军由于交不起儿子大学学费自杀；同年，单亲母亲刘淑杰因交不起女儿学费自杀。志愿到湖南益阳市南县三仙湖镇咸虹学校爱心支教的李学仲老师披露落后地区学校的惨状写道：“我不能说有多惨，这个地方不允许说啊。四 、五岁，六、七岁的孩子五点钟多就起来到几十里路以外去上课，没有公路，学生上学途中摔伤是常事。学校十几年没有维修了，门窗应该都是坏的，晚上无老师居住，没有打印机，复印机、电脑坏了，学校无法打印或复印一份文件，老师同时兼职炊事员、门卫、卫生员等。学校许多应有的活动几乎没有。冬天供暖是最大的问题，有人想送电取暖器，但电费付不起。由于工资低，没津贴，教师难以养家糊口，年轻教师不愿来，教师老龄化严重，学生流失严重。老校长身患癌症不能进食，不能说话…… 一个女教师一只耳朵听不见了，没有时间治疗……她马上退休了还一个人包教一年级各科。百姓极度贫困。对深夜家访的教师往往送些南瓜子、玉米棒或两个红薯致谢，教师不接纳还不行，否则他们会泪水涟涟，认为教师嫌弃礼轻。对深夜在沱江边上挨家挨户家访教师来说回校途中只能疲惫不堪的地领着一袋红薯、玉米棒一步一停走在泥水路上。近来本地财政短缺，每个老师都被扣了工资，生活难以维系。”农村教育的惨状是“党和政府”吞噬国民收入的最好注脚。

    再以医药为例，中国对药品征收重税，把最沉重的财务负担加给健康状况最差的人群。世界卫生组织（WHO）要求：政府应该对影响人民健康的物品征税，而不是对有益健康的药品征税，建议各国对基本药物少征或不征税，收增值税。多数国家遵循了这一原则，对药品免征或少征增值税。欧洲制药工业协会联合会（EFPIA）2014年公布数据显示多数欧洲国家对药品实行免征或者少征收增值税。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相反，中国对药品不减免征税，按照17%满额征收药品增值税，对大多数进口药品普遍征收5%－8%的关税。官僚和体制内人员享受公费医疗，药价虚高对他们没有影响，而贫困人群则因药价高昂，放弃治疗的情况普遍。中国的公共卫生开支与国内生产总值(GDP) 之比仅为3%，世界垫底。三十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削减医院的补贴，鼓励公立医院开高价药来“以药养医”。

    自1994年中共分税制改革，即重新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后，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年均增长18%。与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占主体收入来源的情况相比，中国则完全相反，七成以上税收来自间接税，即隐藏在商品、服务价格里的关税、消费税、增值税等税收。例如在中国购买进口化妆品会包括50%的关税、30%的消费税及17%的增值税。世界各国一般对药品免征或少征增值税，但在中国，药品统一按照税率最高档征收17%的增值税，进口药品还要加收3-6%的关税。这种通过隐藏在价格里转嫁给消费者的方法，使消费者不知道承担着比工资税高出数十倍的税收负担。税收之外，中共还征收各种政府性基金，光是列入财政部预算范围的各项政府性基金收入就高达1.4万亿。

    世界银行发布报告指出，2008年中国劳动者平均税率为45%，高于很多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澳大利亚、美国的平均税率近一倍，建议中国大幅降低劳动者税率，比如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率，降低居民收入中用于社保的缴费，包括住房公积金、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等。遗憾的是，世界银行的减税建议没有意义。全球第一规模的“党各政府”需要天文数字的民财供养，每年10%速度递增的税收尚且不够，谈何减税。由于政治原因，世界银行不能建议中国党政分离，缩减政府规模。谁都知道，如果不能缩减“党和政府”的规模，不能限制“党和政府”的花费，降低税收只能是空话。

    三、国民收入不够“党和政府”挥霍

    享受高收入和高福利只是“党和政府”吞噬国民收入的一小部分。“党和政府”吞噬财富的大头是腐败和挥霍。权力带来腐败，不受监管的权力带来难以置信的腐败。中国没有对中共党权的制约机制，各级官员的腐败贪污，吞噬国民财富的规模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收入分配课题组近年对全国各地5344户城镇家庭的调查结果显示，全社会的灰色收入在扩大，最高的阶层灰色收入也最多，灰色收入高达6万多亿元，约占GDP的12%。调查结论是，灰色收入扩大与大规模政府投资有关。在公权力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大规模介入资源配置，是公共资金流失、腐败泛滥的重要原因。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一直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有学者提出了三个3000亿的说法，即公款出国3000亿、公款招待3000亿和公务用车3000亿元，认为中国的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远超过其它国家，长期高居世界第一。经济学家马光远提出：“如果2013年一季度消费的回落是因为打击公款吃喝所致，那这个数字将十分惊人：一季度消费品零售总额55,000多亿，增幅回落2.4个百分点就是1,300多亿，全年则为5,000多亿。而这只是挥霍和浪费的公款消费，并非全部。假定这个比例是50%，则公款吃喝保守估计超万亿。接近全部教育经费的一半。”上述那万亿只是冰山一角。各级政府食堂如犹如五星级酒店是公开的秘密，精美大餐，菜式丰富，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应有尽有，象征性收费任吃，很多机关实行一元就餐制，一些政府食堂每周提供菜品共计一百二十种，其中“莲籽红枣银耳汤”等甜点只需一元钱。特权阶层手中一元钱可以放大成一百元的价值，“公仆”百姓生活两重天。 小官腐败在“党和政府”的腐败中只是小意思。据香港《动向》杂志露：中央委员以上离休高干每年公款开销千亿元，江泽民、李鹏等11位最高级离休干部享受至高无上的特权待遇，包括各地行宫、专机、专列、高级轿车、专家医疗组等等，每年耗费公款十亿元，平均每人近亿元。离、退休的省部级干部，包括中共豢养“八个民主党派”领袖，每年花费千万元计。

    政府主导的国企是腐败的温床，其腐败规模同样惊人。例如，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等高管在2010年对山西金业实施的百亿并购案高价收购劣质资产，致使百亿国资流失。举报者披露，被举报人曾出价2000万封口费。再如，在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垄断下，国人用着世界上最贵的油。在民主国家，国有企业利润计入政府财政收入，在党国体制下，国有名不符实，国企通过垄断获取的暴利去向成谜，黑幕重重。2013年，新一届政府反腐清查中石油集团，被查官员数百，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千亿计。

    新一届领导层声言查处国企腐败。但是，“党和政府”的腐败。自己查处自己不会真的下手。在没有反对党的情况下，官员财务公开，财产申报，政府公开财政预算等等都不可能真正实施。在纠察官风的制度设置上，新中国无法与封建王朝相提并论。秦汉时已有监察制度。史官记录皇帝言行，所谓‘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史官记载皇帝的起居注，连皇帝本人也不得翻看，当然更不能篡改。历代监察官职名称不同，如秦为御史，隋唐为监察御史，明清两朝专设监察御史，但都有责任就朝政发表意见，而且可以“风闻奏事”，对所奏风闻真实性不负责任。而在新中国，中共不设言官，严格控制网络言论，制度性的建言途径堵塞，民众没有言论自由与批评权利。中共权贵的资产规模让人想起了中共五十多年的“国民党四大家族巨贪”宣传。随着众多事实披露与档案解密，“国民党四大家族巨贪”宣传不攻自破。国民党“四大家族”巨额贪污的宣传是假的，而“新四大家族”、“八大家族”富可敌国是真的。江、曾、胡、温、徐、周、戴等等，随便一个家财都百亿计，涉足众多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和垄断企业。这些最知名家族之外，巨富的红色家族和新兴权贵家族数不胜数。如果在两党制之下，百分之一上述规模的以权谋财已经足以导致执政党的更替了。但在一党专制下，没有真正的问责与追究，贪腐规模只能越来越大。

    腐败之外，政府的败家与浪费规模惊人。正常的经济体系中，私人的，民间的经济活动为主，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很小比重。随着社会主义思潮和左派政党壮大，政府活动在经济体系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在美国，自从“罗斯福新政”以来，政府规模和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即使如此，美国GDP中投资只占15%，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是70%。[10] 在中国，情况完全不同。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取缔私营经济，政府完全主导了经济体系。这种局面带来的结果是“大跃进”、“三线建设”、长期备战，对外援助，将国民财富糟蹋个精光，经济全面危机。在在邓小平时代，“洋跃进”造成浪费就与“大跃进”相当，留下了持续整个1980年代的经济危机。在邓小平之后，新一届“党和政府”追求GDP，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浪费同样惊人。改革开放后，中共请回了私营经济，使经济局面比毛泽东时代有所好转。但在党国体制之下，“党和政府”必然主导经济，GDP中私人消费只占35%，政府主导的投资占了40%以上。“党和政府”主导的投资实际上是吞噬国民财富的灾难。领导人拍板胡乱，浪费、挥霍国民财富的案例不胜枚举。政府扶植国企，主导的投资造成乱投资，效率低下，重复建设，产能过剩，亏损和贪污腐败严重。政府主导的全国24个工业行业中有22个行业产能过剩，留下了GDP1.5倍规模的巨额烂账。以建钢铁厂为例，各地重复建设了钢铁厂上千家。该淘汰的落后产能无法淘汰，行业整体亏损。以建机场为例，政府新建成的机场90%亏损。以建水库为例，水电部建大水库，超级大坝上瘾，忽悠邓小平拍板三峡建坝，向全国百姓摊派筹款承诺三峡工程将在完工发电后全部偿还建设资金。大坝建成后，三峡集团赖账，不仅不向百姓还钱，换个名目，以“重大水利工程基金”之名继续征收“电捐”，同时成立“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筹资，收购了三峡工程的发电资产，将三峡集团的国有资产私有化，一大部分被利益集团成员吞噬，留下了数千亿元后续资金投入的黑洞。以建铁路为例，铁道部以解决春运难为由，胡乱上马高铁项目，声称要把国内民航的旅客拉进火车。与建坝成瘾的水电部一样，铁道部也热衷于上大项目，以便捞“油水”。结果，“高铁大跃进”留下数万亿的烂账还不上，政府再被“钓鱼”，面对大批高铁项目陷入两难：若不追加后续投资，谁也无法承担铁路工程烂尾的责任；继续追加投资，建成亏损和维护成本将与三峡大坝一样，是资金投入的无底洞。以举办盛会为例，北京奥运会是“低收入国家”举办最昂贵运动会的典范，耗资三千多亿人民币，约420亿美元，是雅典奥运会的四倍多，是悉尼奥运会的五倍多，投资规模超过了百年奥运会投资的总和。举办深圳大运会，亏损128亿。运动会后，建成的场馆多成废墟，天文数字的国民财富被政府挥霍。古今中外，官办买卖一定伴随贪污、浪费、中饱私囊。各地城市争着申办国际盛会，如同前朝大臣争相主持皇家工程。由于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不受制约，世界无数花费巨额金钱的国际盛会都办到了中国。这些举办决策和花销数额没有经过国会批准预算、决算的程序，没有征得百姓同意，决策与执行过程没有监督，黑幕重重。

    政府干预经济，主导投资必然留下巨额烂账。改革开放以来，四大国有银行充当了第二财政，受命帮助国企解困，结果近半贷款成为坏账，实际将银行少得可怜的资本金都亏光了。1999年，政府组建了四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将工、农、中、建四大行1.4万亿不良资产分别“剥离”给了华融、信达、东方和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财政部作为唯一股东向四大管理公司注资，担保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央行获得再贷款。政府将“四大行”为首的大批银行粉饰财务状况后上市圈钱，补充资本金，利用股民的钱掩盖自己主导投资的巨额烂账，帮助银行脱困。2008年，政府推出了“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银行根据国家发改委批文放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以巨额贷款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复建设，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一大批不能产生还存贷回报的“僵尸企业”，为了“维稳”，各地地方政府不允许淘汰过剩产能，将本该破产企业的无价值资产抵押给银行，命银行货款给这些企业发工资。结果，政府刺激经济举措给银行带来了近十万亿元的烂账。为不让货款正式成为坏账，银行只能向地方政府提供新贷款，帮助地方政府借新账还旧账，大家协力隐瞒“有毒资产”。AMC接收银行不良资产其实是数字游戏。十几年后，AMC手中的烂账数额更大了。企业核销坏账靠利润，财政核销无非靠财政收入加通货膨胀。不受制约政府必将不停地制造烂账，不停地玩剥离银行坏账给资产管理公司的数字游戏，让四大银行延期债券偿还期，央行再贷款停息挂账，中央财政继续给AMC制造的政策性亏损做担保，动用外汇储备向银行注资，相当于直接向市场多投基础货币，以通货膨胀方式搜刮国民，将政府造成的损失转嫁到了民众头上，让民众来填补银行亏空，合全民每人为银行坏账负担近千元。以通货膨胀方式搜刮国民之外，政府还在筹划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上市圈钱，各地政府也在筹组本地的资产管理公司，还是要用股民的钱掩盖烂账，为再举新债铺路。例如，江苏无锡，浙江温州，四川成都等城市都在筹组建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准备复制中央剥离四大行不良资产的套路。将银行的巨额坏账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只是隐藏坏账的游戏。中央和地方都将这种游戏越玩越大，政府欠债和银行隐性坏账越玩越多。

    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黄育川(Yukon Huang)指出：“2013年上半年，中国信贷同比增长20%，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7.6%的GDP增长数字。这表明，地方政府正在靠借新债来还旧债和支付利息，而没有把资金用于投资和生产。地方官员往往借此为当地、甚至他们个人谋利。”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史剑道说：“按照中国的法律，地方政府不能借贷，不能发现债券融资，不允许有预算赤字。但地方政府利用法律的漏洞，通过设立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工具’借贷。因为这类贷款被认为是主权债务，所以地方政府很容易通过融资平台得到贷款。”两位专家提出的是同样的问题，即中国目前没有制约政府违法运作的机制。在目前的制度下，“党和政府”造成巨大损失不受追究，不受惩罚，损失由全国老百姓承担。

    腐败、乱投资之外，“党和政府”吞噬国民财富的另一黑洞是共产党的秘密开支。党国体制下，国库就是党库，国有资产就是党产，中共用钱不受制约，数额保密。毛泽东曾为输出革命和争共运领袖将国库挥霍一空。邓小平时代，发动战争和对外援助的开支虽然减少，但花费数额仍然巨大，一场儿戏的对越战争的花费已是天文数字。邓小平时代之后，中共从国库拿钱的秘密开支没有减少，项目多如牛毛。例如，长期无偿援助朝鲜，援助柬埔寨换取柬政府保守中共主持红色高棉的秘密，介入南联盟种族冲突，以中国驻南使馆为南联盟军的信号中转站，操控新型雷达系统击落美国“夜鹰”隐形战机（北约多次警告无果后对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轰炸作为报复），[11] 秘密提供武器给塔利班，[12] 数千亿的“维稳”费用，数百亿的网络封锁（金盾工程）费用，为打压台湾而收买有意与台湾建交的南美国家，向非洲提供着最庞大的奖学金计划，资助宣传党功绩的文艺节目，遍地兴建宣传党的纪念堂，纪念碑，革命家墓园（其中，中共为前领袖华国锋兴建的皇陵就占地十公倾，耗资上亿元），遍地的党文工团，遍地的党史研究机构，马列研究机关，党校等等。中国的国防费用中有很大比例是中共的党开支，例如总政治部的开支完全是党开支。对于党的秘密开支，中国的百姓没有机会质询，人大、政协也无胆询问。可以肯定，若有反对党和独立媒体存在，这样的开支必受制约，若有执政党轮替，这样的开支将被禁止并彻查。目前，只有中共和北朝鲜劳动党等极少党国保持着以国库为党库，任党挥霍而人民不得过问的制度。至今，全国各级中共党务系统每年花费数额仍是中共的“国家秘密”，谁想查询就可能去坐牢。

    四、服务特权阶层的医疗体系

    早在延安时代，中共就确立了主要服务高层的医疗“特供”制度，将延安稀缺的医药资源集中于服务中共高层。建国后，中共将医疗特供制度高度完善，实行官本位的按级别“供给”，共实行医疗保障的双轨制。1952年颁布实施的《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规定，公职人员实行公费医疗制度。1980年代初，在“洋跃进”带来的严重经济危机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财政“分灶吃饭”后同时压缩公共卫生开支，将本来已经少得可怜的医疗保障支出大幅削减。卫生部在没有财政拨款的情况下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让医院自己去赚钱。1985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启动了“医疗制度改革”，其内容是政府推卸医疗保障责任，对医院“只给政策不给钱”，让医院去“搞活”、“创收”。政府让医院去赚钱的医疗改革动因原是“洋跃进”后的财政危机。但财政危机缓解后，政府没有加大医疗开支的比重，没有叫停让医院去赚钱的“医改”政策，反而继续推卸提供医疗服务的责任，声称让医疗体系“产业化”。于是，国家财政收入中医疗保障投入的比重越来越少，医疗机构的公益性丧失，成为赚病人钱的谋利机构。

    中国菲薄的医疗福利开支80%花在了850万高级党政干部群体身上，十几亿普通民众只共享20%的医疗资源。据2005年前的统计数据，党政干部的医疗开支每年超过500亿元。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各地医疗条件最好的是专门服务高层的号码医院，在所有大城市最好的医院中均设有专门服务高干的VIP病房，其费用在每天千元左右。数量庞大的党政干部、特权阶层享受着豪华病房、过度治疗和各种各样的休假式治疗。在“体制内”，“无病住院、小病大治、一人公费全家医疗”等浪费医疗资源的情况普遍。而高层更是浪费医疗资源的大户。一党独裁体制下的中国领导人是世界上最长寿的群体，“忠诚共产主义战士”们的讣闻多在九十岁以上，百岁寿星比例也极大高于百姓。这个群体享受特供食品和特权医疗，其中一些人靠换血延长着寿命。《解放军报》曾发表了一篇名为“用优质医疗资源服务老干部”的新闻报道，称北京军区总医院改进离退休干部医疗保健服务，派出调查组深入到驻京干休所，征询老干部对保健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专题研究改进老干部医疗保障问题，改老干部上门就诊为主动送医上门，为老干部开设家庭病房，成立了家庭病房科，配备专用车辆和药品器械，让老干部足不出户在家“住院”，挑选业务技术精的医护人员上门查房和治疗，为每个老干部家安装了急救报警系统。 [13] 2006年之后，医疗卫生主管部门的统计年鉴中不再出现“公费医疗”项目，党政人员医疗花费被隐含在“政府其他行政事业费用”里，具体数目公众无从知晓。不过人们知道，

    与高层浪费医疗资源相对照的是，“体制外”的民众“看病难、看病贵”，一个人大病使家庭陷入赤贫。城市普通民众能享受到的医疗资源已经很少，广大农村则基本没有医疗保障，农民的医疗条件就只能以触目惊心来形容。改革开放中，农村合作医疗系统迅速崩溃，农民丧失基本医疗保障，因病致贫、无钱看病，“小病不治，大病等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显示，中国23%的老人(424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城镇老年人口贫困率约10%，农村老人贫困率约30%。与此相关，全世界每年百万自杀事件中的三成发生在中国，中国的自杀事件80%发生在农村，农村自杀者中九成是贫困老人，没有医疗保障和养老金是他们走上绝路的主要原因。众多农村老人悄悄准备了自杀的农药，因为他们不想因自己的病让全家陷入绝境。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目调查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发现，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触目惊心，得到最多的回答是：“我们这里就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

    本来，医院由国家财政拨款，服务对象是纳税人，不需要盈利和回收成本，维持收支平衡就可以了。但商业化的医疗体系利用半垄断地位，自定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的工资水平，收取回扣、收红包，将医药价抬到畸高。官办的各种“人民”名义的医院一面享受政府拨款，一面以医赚钱，日进斗金。非盈利机构商业化的背后黑幕重重。例如，2010年有1180万人无偿献血3935吨。但患者用血不是无偿的。“郭美美炫富”事件及红十字会年收入40亿，血站员工年薪25万被曝光后，人们不愿再捐款、捐血，政府只好强令部队士兵捐血。对于医院“以药养医”谋利自肥的状况，专家钟南山指出，只要不解决国家对医药卫生的投入问题，很难实现医药分家。应该让这些基层医院能够具有公益性，或者基层医生也能像乡村教师一样，工资由政府来给。不触及体制的专家建议没有意义。疯狂扩张的政府养自己尚且不够钱，不可能恢复医院的公益性质，只能让医院继续逐利。

    与中国向特权阶层倾斜的医疗体系相对照，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医疗体系公平服务全民。在中国周边，台湾、香港、印度的医疗保障公平、透明，覆盖全民，政府对医疗保障高投入。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191个成员国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进行量化评估得出结果，中国排名倒数第四，被列为政府卫生支出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2012年，政府税收高达10万多亿，医保只有区区2000多亿，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仅为5%，远远低于西方国家和其它金砖国家。《华人生活网》报道，华人移民老人在美国享受着良好福利，让很多华人老人感觉“就像生活在天堂般”。报道称，刘奶奶来美国已经10几年了，当初只是来美国帮女儿带孩子，没想到自己就真的留了下来，而且是由美国政府来养老，住在新泽西中部的老人公寓。一室一厅的房子，宽敞明亮，完全由政府资助。电费通过申请也可获得补贴，每个月还有200来美元的食品券。她说：“我现在还不是公民，如果是公民的话每个月还有700至800美元的生活费呢。”很多从没在美国工作和交过税的中国老人，却能享受美国政府的福利，安享晚年。象刘奶奶这样因为子女而移民到美国的老年人发现自己意外的幸运。因为在美国子女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这些在美国拿到绿卡或者成为公民的中国老人在美国又没有收入，他们开始享受了赤贫老人的福利。来自东北的张先生生用政府Medicaid在纽约的医院做了两次免费的心脏搭桥手术，决心留在美国养老。一位在美多年和刘奶奶住在同一个老人公寓的李先生说，“以前只听说美国是儿童的天堂，中产阶级的战场，老人的地狱根本不对，这里是老人的天堂。”

    五、劫贫济富的社保体系

    社保始于十九世纪末。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失业人数增加，贫富差距扩大，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德国首相俾斯麦颁布的《疾病保险法》标志社保制度的诞生。1935年，美国罗斯福政府推行社会主义制度，颁布了《社会保障法》，在疾病保险之外增加了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二战后，首次大选获胜的英国工党提出建设福利国家，也推出了全面社会保障计划。在社会主义风靡全球之时，民主国家纷纷效仿美英，推出类似计划，向穷人承诺慷慨的社会福利计划成为各国左派政党拉选票的主要卖点。到二十世纪末，社保体系的不可持续性充分暴露。由于左派政党向穷人承诺了没有资金来源的高福利，各国社保体系纷纷走向破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ton Friedman）指出，社保体系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庞氏骗局”（Ponzi Scheme）。后者的玩法是，以新投资人（下家）的钱来向老投资者（上家）支付短期回报。在能够找到更多下家加入的情况下，系统能维持运行，并营造投资赚钱的假象。当没有更多下家加入时，系统崩溃。社保养老基金的运行情况证明了弗氏的论断。美国预测其养老基金到2021年将收不抵支，到2033年将用光所有余额；韩国预测其养老基金到2033年将收不抵支，到2046年将用光所有余额。 [14]在各国社保体系崩溃之前，它所带来的危机已经显现。正如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指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罪魁祸首。1997年，在世界各国社保体系走向崩溃之时，中国政府出于帮助国有企业减负脱困的目的，宣布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全国城镇职工社保养老金制度。与欧美国家的社保体系一样，中国的社保养老金也具有庞氏骗局性质和不可持续的性质。不同的是，欧美国家的社保劫富济贫，而中国的社保体系劫贫济富。

    中国社保体系特点之一：劫体制外之贫，济体制内之富。中国社保体系将民众划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大群体区别对待。“体制内”的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国企干部不缴纳养老保险费，没有个人账户积累，却要与缴费有积累的体制外群体一样，来发放养老金，造成养老基金巨大缺口没有人来买单。而且，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替代率远高于缴费群体。据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教授褚福灵估算，公务员的养老金替代率总体维持在92%-107%水平。而“体制外”的城镇企业职工实行由企业和职工本人按一定标准缴纳的“缴费型”统筹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和个人按工资比例共同缴纳养老保险费社会统筹部分，计入职工养老金个人账户，退休后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4%。这种设计的要点是不缴费的“体制内”群体享受高额养老金待遇；缴费的“体制外”人群基本自存养老金；政府财政基本不作资金投入，只是挪用缴费者账户中的钱供养不缴费的富裕阶层，造成两亿多穷困缴费者的个人账户成了没有钱的“空账户”，对民众欠下了数千亿的巨额债务。据估算，一个只拿北京市平均工资的职工，其在职期间的单位与个人社保总缴费超过100万元。[15] 这让更多人相信“交社保不如存钱养老”。如果有一款保险产品，要缴保费三十年，保费年年上涨，身故不退保费，不给保额，不能退保，不能贷款，不给合同，这样保险产品不会有人买。但社保基金就是这样的保险产品，以政府半强制的手段推销给了国人。

    社保体系设置很多门槛，迫使需要流动，需要异地转保者的农民工、工商户放弃权益，以便将企业为农民工缴纳的保费没收。面对这样劫贫济富的社保体系，农民工、工商户只好无奈地退保、断缴费，不参保来抵制不公平体系，同时使自己面对老无所养的凄凉晚景。目前，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覆盖率低，近七亿的城镇人口中参保人数仅有两亿多，农村新农保的覆盖面更低，仅一亿多农民参保。农民不积极参保有其道理。因为针对农民的所谓新型社会养老保险每人每月养老金标准甚至低至55元，连心理安慰性质都谈不上。

    由于人口红利消失，交钱下家越来越少，用钱的上家却越来越多，中国的社保体系比其它国家的社保更速地走向崩溃，中国养老基金的“收不抵支”和“用光余额”两个时点已经来临，危机将比其它国家严重得多。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2014年职工养老保险累计结余额为3.18万亿，而全国个人账户的“空账”额超过3.5万亿。即使把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积累的所有资金用于填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仍然会有较大空额。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珍解释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状况：“这就好比说一个人口袋里有10元钱，可他还有一张11元的欠条在别人口袋里。”这就是说，全国养老保险基金已经破产，现在正在交养老保险的职工未来退休领取养老金时将无钱可领。

    根据1997年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测算数据，政府对于企业社保历史欠账高达十几万亿元，换算成今天的金额应近百万亿元。[16] 对历史的欠账，社保收支的黑洞，中国政府不是从制度改革方面想办法，而是打缴费群体的主意，将社保缴费基数年年上调，迫使缴费者不断增加缴费额，同时准备推迟退休年龄。必须缴纳各项保险的中低收入者抱怨社保“年年涨价”，扣除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项后，工资缩水了四分之一。记者在北京市某企业员工的社保缴费记录单上看到，2012年下半年，企业按该员工月缴费为工资额1869元的20%，月缴费373.9元，经社保缴费基数上调，企业为其缴纳的养老保险金额从原有的373.9元/月攀升至963.2元/月。社保缴费高费率使缴费员工收入缩水，中小企业经工营困难，超过50%以上的企业认为社保费用缴纳负担沉重。[17] 我国企业与员工养老保险加起来所占工资基数比例高达到30%，是美国12.4%养老保险缴费率的2.4倍。然而，高费率并不能带来更好的养老待遇。声称以“多缴多得，少缴少得”为准则的社保制度其实是“多缴少得，不缴多得”。公务员和体制内事业单位人员无需缴纳养老金等社保，只收不支，年平均工资增长15%~20%之间，退休后的养老金待遇数倍于缴费群体。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指出：“低收入者缴费率更高，因为最低缴费基数是社会平均工资的60%，如果你收入低于60%，你的缴费率就高于法定缴费率”。

    中国社保的另一特点二：劫底层之贫，济高层之富，越是高层，养老金替代率越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等离任国家领导人离休后基本敞口花销，没有限额，开支惊人，人均年开支数千万元；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遗孀）级人均年开销近千万元，待遇包括：购房补贴，配专职司机兼警卫，配医护，一年数次带家属国内休养（飞机头等仓或商务舱，火车软卧，配轿车旅游，机场需配合起飞时间，酒店高级套房，餐饮实报实销），医疗特供全免费等等；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人均年开销百万元计，待遇包括：配备专职司机兼警卫、配专职工作人员，配医护人员，一年数次带家属国内旅游休养（飞机头等或商务舱，火车软卧，辆轿车或小型旅游车，四星级或五星级酒店及餐饮实报实销）。这数百高层领导人离休后的开支金额是中共的机密，估计每年数百亿。他们享受的待遇延及他们的子孙。离退休副省、付部级干部待遇比中央、省部级稍低，但人数庞大，开支同样惊人。全国省部级干部退休高层人数数千，副省部级数万，他们中相当部分长期住在风景名胜区，退休官员总开支每年数以亿计。中共中央曾有计划减少退离休官员福利待遇，遭到退离休官员群体激烈反对而无法推行。上述公开福利之外，离退休官员们还有看不见的福利就更惊人。在北京，西郊巨山农场是中办国办官员的蔬果供应基地，蔬果种植时要求不施农药，不用化肥，从生产到采摘的每个步骤，都有严谨甚至苛刻的监管要求。领导人饮用水都是由专车从玉泉山取来的山泉，水源地不仅有严格的管制，而且泉水亦经过层层过滤、化验，并添加有益身体的各种矿物质。官员享受特权医疗，有家庭医生，定期进行医疗检查，生病可以到最好的医院，请技术最好的医生、服用最好的药物。退休省级以上官员住院花费数百万比比皆是。高官们退休生活丰富多彩，娱乐设施周全。以视察、调研为名的公费旅游耗资巨大，出书、出回忆录公费销售是一大变相腐败。仅中共离休干部的巨大公费开支一项已经能够拆穿革命造福人民宣传了。

    政府打算以推迟退休的办法应对社保危机是世界各国应对社保崩溃的必然之举。既然社保骗局不可持续，那么让缴费者多缴几年费，少领几年养老金的推迟退休办法无疑最能推迟崩溃。其它国家社保劫富济贫，推迟退休可说是丧失诚信的违约之举，中国社保劫贫济富，推迟退休就不仅是违约，更带有抢劫性质。难怪有缴费者抨击，理论上，政府可以不断推迟退休年龄，推迟到八、九十岁即可用社保基金只收不支的办法将窟窿补上，可那要以社会动荡为代价。面对如此不公平的社保体系，越来越多的工薪者无奈地选择断缴社保。人社部的数据显示，断缴社保者已达数千万，已经有两三成的工薪者选择断缴社保费。

    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是年轻人三倍以上，是外国老年人自杀率的四倍多。在湖北京山县，超过30%的老年人死亡是自杀方式。我国目前农民养老实行所谓新农保政策，60岁以上农民每人每月70元的基础养老金只能勉强不至于饿死。国家虽有低保政策，但低保额低至每人每月百元，且发放率很低，多为村干部送人情。（刘燕舞：《农民自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8月版）联合国给出的最不发达国家的最低贫困线是每天生活费1.25美元，合人民币每月300元，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7000美元，号称小康，公务员养老金动辄万元，但贫困农村老人每天养老金不足1美元。他们大都有在城里当农民工的经历，他们被榨干血汗后老无所养。可以说，农村老人大规模自杀了断，其生存权不仅是自己剥夺的，也是是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及“党和政府”剥夺的。

    社保基金原本就入不敷出地运行，其资源还在不断流失。根据审计署的数据，从2010年到2013年，社保基金损失175亿元，主要来自三部分：利率损失、自营指数化投资损失与信托等损失。据《华夏时报》报道，2011年3月底，社保基金与4家银行达成固定利率存款协议，在央行加息后社保基金存款协议仍维持原商定利率；抽查社保基金15个使用信托贷款的项目，就有6个项目的用款单位未按指定用途使用信托资金，涉及金额14.20亿元。社保基金如果是监管者，就必须采用委托投资的方式，由社保基金监督投资者，由审计署监督社保基金，董事会、监事会、投资机构的关系才能理顺。而各地的社保基金是地方政府篮子里的菜，全国社保基金逐渐舍弃了全球选秀、由有能力的投资机构进行投资的方式，自营投资越来越多。社保基金坚持自营也即直接投资，而非被市场证明有效的委托投资，由社保基金人员下场充当运动员，公私不分，自营流失，使本已巨大的基金窟窿更大。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5》显示，全国只有八个省份当年社保基金结余为正数，其它省份都出现了亏空，即社保基金被各省政府挪用，用于弥补财政亏空、购建固定资产、弥补经费等等。中国社科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二十多省市政府约挪用了800亿养老金。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魏杰建议，现在国有企业资本预算，没拿什么钱给社保基金。这样社保就只能靠居民、企业，等于减少了居民收入，政府应以国企分红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以降低居民和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白重恩直言：“中国社保缴费全球最高，对于工资远低于公务员的普通民众是劫贫济富”，建议社保“双轨制并轨”，让公务员也参加缴费，一来实现公平、公正，二来帮助填补社保基金的亏空。还有专家建议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及部分土地出让金收划拨社保体系。上述建议第一难以实施，第二不能挽救养老多体系的崩溃。财政部内部人士直言，从国有资本经济的收益来看，目前即使把央企所有红利收入全部用于社保支出，也不一定能彻底解决社保基金的缺口问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指出：“在现有制度下即使可以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体制改革，也是治标不治本，原因就在于政府有太多动力和机会将自身的福利最大化。”

    学者们关于社保的建议与世界银行关于税收的建议一样，没有意义。财政问题、社保基金缺口问题，根源是政府疯狂扩张规模。事实上，“党和政府”及利益集团吞噬了国民财富，将财政收入，包括国民养老的钱花光了。回避这一问题的社保探讨没有意义。税收，土地出让金和国企利润加起来都不够供养“党和政府”，怎么可能有余钱补贴社保呢。在“党和政府”的规模和花费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政府对民众养老金的欠账只能越积越大，成为未来债务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定时炸弹。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很穷，但城市百姓享有政府提供的低水平医疗、教育、养老等保障，消费率在60%以上。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国家钱多了，但政府本身吞噬本应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保障的财政收入还不够，还要靠卖地生存，推高地价、房价，老百姓缺乏保障，在教育、医疗、住房这 “新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不敢消费，居民消费率大幅降低到了33%左右。政府存在的理由在于为社会大众提供安全、秩序及社会福利等公共产品，提供平等、自由的生存环境。世界各国公认，政府征税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要运用民众的钱向民众提供免费道路，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基本养老，公共卫生等社会福利。现在，世界多数国家建立起了以“穷人优先” 为基本原则，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福利制度。在迪拜，人民不用交税，甚至不用交连电话费，享受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结婚后可分到免费住房。在法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三分之一，全民享有医疗保险，看一次医生只须交1欧元的挂号费，其余费用由社保机构划拨医保账户，失业者和低收入家庭享受每月数百欧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全民享受免费教育，学生可获每个学期数十至数千欧元的助学金，一些城市的低收入者还享受免费公交服务，个别城市全民享受免费公交服务，或提供免费自行车。在美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五分这一，失业者享受失业金、救济金，国民享受免费大学前的教育，政府设立了专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救助（Medicaid）系统，为买不起医疗保险的低收入家庭提供医疗保障，医院医疗卡片上有这样一句话：“无论你是什么种族，也无论你有没有钱，更无论你是什么身份，你都有权在这里得到治疗”。在英国，社会福利开支约为GDP的四分之一，全民享受免费医疗和免费大学前的教育，90%的大学生享受政府津贴。在德国，社会福利开支约占GDP的三成，社会福利几乎包办了一切，穷人靠社会福利生活得很舒服。在加拿大，全民享受免费医疗服务，住院流浪汉的隔壁病房可能是一位部长。在日本，社会福利开支约占GDP的五分之一，医疗保险覆盖全民，医院不得盈利。在非洲，不少国家也实现了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在拉美，社会福利覆盖所有穷人。在俄罗斯，医疗、教育全民免费，社会福利开支占政府财政预算约七成。在瑞典、挪威、丹麦等北欧国家，社会福利更好，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接近GDP四成。

    而在中国，财政开支主要用于供养政府自已和不可告人的秘密用途，“党和政府”推卸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服务少之又少，实行医疗、教育产业化，让医院、学校自己去赚钱，造成医院发病人财为生，学校发学生财，卖文凭为生，学校普遍负债累累，重收费不重教育。经过三十多年的所谓改革开放，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成为世界上极少数没有面向全民的社会福利的国家，国人在教育乱收费，医疗乱收费，高昂房价重压之下没有保障感，毛时代的制度性缺陷没有削弱，反而在加强。如今，“党和政府”及其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占有了绝大部分国民收入，成为新的“大资产阶级”。它们蔑视法律，不断加强对舆论和司法的影响，抗拒政治民主化潮流，通过各种手段维护既得利益。北大社科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家庭收入两极分化严重，2012年收入最低的5%的家庭户均收入只有1000元，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收入最高的5%家庭的收入占所有家庭总收入的23.4%，是收入最低5%家庭的234倍。中国公布的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承认，中国贫富差距已逼近社会容忍线。

    “土地财政”

    建国之初，中共通过强迫农民加入人民公社无偿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民只恢复了人身自由和经营权，却没能收回土地所有权。在农村推行土地承包到户以后，中共宣布二十年不变，随后又宣布三十年不变，出台政策规定土地承包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人口变动不再重分，新的集体成员不再拥有土地承包权。这样的政策规定似乎是说土地一次性归家庭私人占有。但农民清楚，承包期无论怎么延长，土地仍然不是自己的，政府随时可能出台新政策，如同当年允许包产到户后很快又禁止一样，取消承包。于是，农民在所承包土地上采取掠夺性经营，不计环境破坏恶果，如同当年合作化时疯狂毁林砍树一样。

    1982年，修改后的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这时集体不存在，宪法规定的所谓土地集体所有实际含义是土地官有，即土地成了政府通过农村基层干部控制的党产。通过推行合作化再废除合作化，中共获取了天文数字的经济利益，是为有史以来最大宗的革命收获。虽然土地承包给了农民，土地出让的权力仍控制在政府手中。各级政府垄断农地，低补偿价征收农民土地，高价买給开发商。1989年5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管理的通知》，规定凡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出让收入必须上交财政，中央财政收取40%，地方财政收取60%。以公有制为名的土地出让制度实际是中共对土地的“统购统销”政策，即政府垄断的强买强卖。虽然宪法规定，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没有规定集体不可以卖地，但当局利用强权规定农民集体不得自行出卖土地，土地只能卖给政府，由政府独家征地，再挂牌出让。这样的“土地统购统销”政策让农民怨声载道。

    1993年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田纪云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宪法关於土地方面的规定造成了农民短期行为和政府控制土地获利等诸多社会弊端，建议向农民宣佈他们各自承包的土地从此在法律上归私人所有。他的建议遭到“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的指责，被政治局否决。根据政治局的决定，财政部公布了《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收入征收管理的暂行办法》，把出让土地使用权所得称为“土地出让金”，调整中央与地方分享土地出让金比例为，中央财政收取5%，地方财政收取95%。此后二十年间，全国数十万亩农用地转为了城乡建设用地（农转非）。政府征地带有强制性。政府既是征地的买家，又是补偿标准的制定者，为自身利益尽量压低补偿标准，转手高价卖出。专家估计，农村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红利中，农民得到的补偿金额仅占5%～10%，村官们以集体名义分享到了25%～30%，“党和政府”霸占了大头，攫取了60%～70%土地增值红利。因此这样的土地公有制不仅实质是“土地官有制”，更被一些学者抨击为“官员抢劫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政府规模疯狂扩张，官员收入暴增，财政收入供养政府远远不够，土地出让金成了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土地收益造就了全世界最大规模、最昂贵的“党和政府”，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腐败。各地政府为应付暴增的开支疯狂地赚取土地开发收入，推高地价，房价，快速吞噬土地资源。200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土地政策改革课题组”对九省(市)“土地财政”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显示“土地第二财政”超过正常财政，成为“党和政府”的主要财源。如今，房地产绑架着中国经济四十多个产业，如果房价不涨，房子卖不动，各级政府的地就卖不动，银行贷款还不了，同时房产商也资金链会断裂，还不上银行贷款，债务危机和金融风暴就会降临。如果没有了卖地收入，政府财政立即爆发危机。于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齐心，出政策让地价、房价一直涨。官员们都知道地卖差不多了，房子建得多到够几十亿人住了，泡沫爆破是迟早，但大家只关心自己任内的政绩，只管继续推高房价，走一步说一步，不管将来后果。

    地方政府不光赚取土地出让金，还赚取开发税费，向房地产买卖双方收税。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2009年向人大、政协会议提交的报告显示，从开发商拿地到商品房销售，各级政府共收取土地出让金、拆迁管理费，营业税、印花税、城建税、企业所得税等七大类共37项税费。这些税费构成了商品房销售额的50%至70%。地产商会轮值主席任志强表示，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这份报告中，对房价构成的分析，并没有将政府收取的各种税费完全计算在内，如规费、证费、市政基础设施费等。同时，也未计算上下游产业中的税费，如施工单位上缴的各种税费、建筑材料生产与购买环节的税费、设备生产与交易中的税费等等。若将这些政府的所得考虑在内，政府从房价中分得的份额超过七成。37项税费之外，房地产企业还需要花费巨额费用向20至30个政府部门公关，缴纳20多种收费。这些开支构成了政府的腐败收入。北京的一位房地产经理人抱怨说，他曾经为一个项目前后跑了40多个政府机构，盖40多个公章，每个环节都要花钱公关。老百姓的买房钱，被政府拿走了七成以上，是高房价的根本原因。2012年，全部2469家A股上市公司实现净利润19544亿元，与上年相比整体净利润零增长，而当期实际缴税22233亿元，比上年增加17%，部分上市公司的税收支出数十倍，甚至百倍于公司的净利润。房地产上市公司年报显示，2007至2013几年中，139家房企缴税额高达6430亿元，而同期的净利润仅为6265亿。总体而言，企业的税负增速大于利润增速，经济发展的好处全被政府吞噬。朱镕基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承认：“房地产的钱都收给了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这不得了。这个钱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价抬得那么高。” 国务院曾要求将土地出让收支纳入地方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即国土部门收钱后交财政部门纳入地方国库，设立专账（即登记簿）核算土地出让金收支。但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账本不能对外公开。因此，财政部收支预算中，只有土地出让金总数而没有详细支出流向。政府的收支不受监管，“土地财政”从数年前的千亿元级滚到了如今的3万亿元级，完全黑箱运作，民众和各界没有知情权，更无监督权。

    宪法中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是虚假表述，土地实际由政府所有，通过村干部控制。随着城市化进程，土地市场价值暴增，政府通过村官控制土地，不断攫取着土地利益，村官则中饱私囊。为了土地利益，政府有必要操纵村官选举，通过村官办差，压低对农民的征地补偿。农民对剥夺自己权益的所谓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不满日益强烈，抗争事件不断发生。以下三个案例最能说明“土地官员所有制”的腐败。案例一，温州市永嘉县新桥村十名村官瓜分了316套安置房贪污了18亿；[18] 案例二，2011年9月，广东汕尾陆丰有1.2万人的乌坎村爆发了村民维护土地利益，驱逐村官，打出“打倒贪官”、“反对独裁”、“还我人权”、“还我耕地”等标语游行示威的事件。村民将村官赶走后组织自治，再为反抗当局军警镇压组织起了自卫队，在村庄四周设置路障、挖断村道，以石磈砖头、木棍铁通等阻击警车入村，多次爆发警民流血冲突，五名领头村民被捕，其中一名被殴致死；案例三，2013年，深圳龙岗区南联村前村委会主任被曝多年非法变卖村集体土地，违法承接商业开发光拥有数十座豪宅、厂房以及大厦等，总资产超过20亿元。三个案例都代表着官民围绕土地的利益冲突。这一冲突其实也是“三农问题”、“征地冲突”、“小产权问题”的根本原因。而所有上述问题都是中共剥夺私有土地，宣布所谓土地集体公有造成了革命灾难。

    孟子在两千年前就指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指出了拥有恒产是维持秩序和善良的必要条件。共产党剥夺了国人的恒产，也就摧毁了国人的恒心，使国人道德沦丧，只顾眼前利益，作一锤子买卖，不管环境影响，不管子孙后代，竭泽而渔。现代政治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私有制是法治、自由、民主、共和、宪政的基本条件。没有私有制就不可能有法治、自由、民主、共和、宪政。法治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需要以产权界定权利。私有产权是市场的前提，是价格的前提，是成本核算，效率与利润的前提。共产党宣传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而实际上其推行的公有制才是万恶之源。这印证了孟子所言失去私产会使社会丧失秩序，人们丧失善良的道理。经济学家哈耶克指出：“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权控制我们。”[19] 经济学家巴泽尔（Yoram Barzel）证明，任何有价值的资源都不可能真正公有。经济学中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表明，市场的真谛不是价格，而是产权。由此可知，国有资产不可能保值增值，必然流失，国有企业必然是官有企业，国有土地、集体土地必然是官有土地，公有制本质上是官有制，其结果是经济学家描述的“公地悲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实行土地私有化。

    乌坎村民抗争持续三个月后，广东当局在村民顽强抗争及海内外舆论压力下妥协，以处理腐败村官方式平息事件，同意乌坎村实行民主自治，一人一票选出新的村委会。但是，新选出的村委会无法治村，原因还在于土地利益。一旦土地由全体村民共有，则由此产生的转让，交易、定价，出卖等矛盾复杂到无法解决，越是民主越难以达成共识，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也解决不了。农民维权的目的虽未完全达到，但维权行动迫使地方政府不断提高征地和拆迁补偿标准，同时也导致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增速迅速降低，威胁到了“土地财政”的存续。

    经济学家陈志武指出：对于农民来说，最主要的财富第一是土地，第二是劳动力资本，前者的价值可能高于后者。当土地使用权不能进入市场流转，也不能做金融抵押或其他资本化交易的时候，农民不管在农村还是城里，都没有必要的创业资本，少了很多经济选择，沦为低收入的农民工。土地私有并可以交易、资本化是任何一个社会最核心的经济自由之一，也是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基础。只要土地不能私有化、农民的土地不能流转或者抵押金融化，中国经济难以朝消费驱动型发展。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办法是让土地真正私有化。在目前土地承包的基础上，1950年代从农民手里集体化得来的土地还给他们，发给各农户相应承包土地的产权证。

    革命之前，中国本来就有合理的，符合国情、民情的土地私有的制度，革命党废除了合理制度，带来了暴政。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只废除了革命暴政中的一小部分，而保留了革命暴政的绝大部分。中共宣称土地公有，而拒绝权力公有，坚持权力一党私有，实际将全国土地充作了党产。政府的“土地财政”是“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骗局性质的最好证明，也是公有制是罪恶之源的最好说明。

    债务危机

    正当的经济发展模式是，GDP增长与全社会的消费，即内需同步增长。但在专制体制下，“党和政府”主导投资达到疯狂程度。各级政府官员不满足于收取土地出让金，以手中控制的土地和未来土地收益和税收作担保疯狂举债，胡乱投资以获得任期政绩和经济利益，而不考虑将来的债务归还和项目的后果。开建的新城区和基础设施项目通常不能产生还贷回报，政府只能靠借新债还旧债。国有银行须为政府的政策服务，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资金，结果导致不问需求的大量建房。

    各级政府不计后果开建大项目的情况具有普遍性，例如内蒙古政府计划的“鄂尔多斯康巴什政治、金融中心”，重新建一座城市的“呼和浩特清水河”，边境经济合作区“巴彦淖尔”，区域性国际物流中心“二连洗浩特”；河南政府开工的“郑东新区”、“鹤壁新城”、“信阳新区”；江苏政府的“常州名市”、“镇江丹徒代化城”；辽宁政府的营口新城；湖北政府的十堰新城、云南政府的呈贡新城等等。这些政府主导建设的新城大都成了几乎无人居住，夜晚漆黑一片的“鬼城”。在湖北十堰，政府在老城区的东、西两面大规模造城，削平山头，“向山要地”6万多亩，造了“东部新城”40平方公里，“向山要地”9万亩造“西部新城”46平方公里，相当于再造了一个十堰城。十堰市山地整理的平均成本大约为每亩22万元，照此推算，十堰市“向山要地”15万亩的土地整理成本就达到300亿元左右。如果加上居民拆迁安置、市政配套设施建设等，十堰市建造东部新城以及西部新城的成本将超过千亿元。按十堰市的年财政总收入几十亿元计，市政府预支了未来十几的财政收入。在陕西延安，市政府制定了“中疏外扩、上山建城”的发展战略，计划“削山、填沟、造地、建城”，十年再造一个两倍于目前城区的新城，比十堰政府预支了更长年限的未来财政收入。在鄂尔多斯，地方政府疯狂投资，欠下债务千亿计。市政府和各区政府为发工资，不断向辖区内的的万正投资集团、神华集团、乌兰集团、呼能集团伊泰集团伸手借款亿元，十亿，甚至数十亿款，逼得企业纷纷准备搬迁。地方债务危机的背后是政府规模的扩张。例如，伊金霍洛旗核定科级职位300，实际科级干部上千。[20] 在唐山，市政府主导的投资数千亿元的曹妃甸国际生态城和曹妃甸工业区“烂尾”，区内是一大堆“僵尸项目”、“僵尸企业”。这两项无效益投资的每日千万元利息将唐山市政府拖向破产。[21] 在昆明，市政府有昆明轨道交通有限公司、昆明交通投资有限公司、昆明市公共租赁住房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昆明产业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等48家融资平台公司，以未来卖地收入担保，通过这些融资平台向银行融资数千亿元建地铁，建了呈贡新区，透支了未来十几年的财政收入。由于政府投资的新区等项目不能产生回报，昆明政府技术破产。在严重依赖煤炭行业的资源型城市大同，煤炭资源大部分控制在国企、央企手中，市财政可动用的资源很少。市政府向银行大规模举债开工了建新城、古城复兴、美术馆、博物馆、大剧院、图书馆、会展中心、体育中心、文化广场、高铁站、客运站等一大批项目，投资规模超过千亿元，结果连借款利息都还不上，拖欠无数工程承包商的工程款。为还债，市政府计划将国有资产变现或抵押融资，准备抵押的国有资产包括100多家国有企业，3万多亩的储备土地、一些融资平台公司持有的物业资产以及云冈石窟等旅游景区。但是，准备变卖的国有企业并不值账面的资产值，准备用于抵押的名胜古迹也不能顺利出手，市政府同样陷入破产。在武汉，市政府提出对标北京、上海、广州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世界城市”等宏伟目标，推出了投资总额8000亿元的“城建攻坚五年计划”，然后再不断加码，开工建设的工地上万个，创造了5000多个建设工地同时开工的世界奇观，也赢得了“满城挖”称号。政府投资颠狂中的建设项目多是在没有落实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先开工的。财政部湖北专员办的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30日，武汉债务余额为两千多亿元，每年须还本付息三百多亿元，每天需偿债一亿元，政府并没有可持续的财源偿还债务，同样技术破产。在天津，政府同样利用融资平台疯狂借贷，投资2000亿人民币兴建“中国新曼哈顿”，声称将成为“世界上最大金融区”。而实际情况是，许多工程停工，建起的摩天大楼、宾馆同样如同鬼城，政府负债累累，收入下降。政府无力偿债务并未影响主导政府投资的市委书记张高丽升任政治局常委。

    政府主导的投资导致资源错置，大量信贷资源被无效益企业占用。“土地财政”造成地产市场疯狂和银行放贷爆增。为追求政绩，地方领导人不停地折腾，拆了建、建了拆，拆了再建。为了获得GDP政绩和油水，官方们不惜浪费大量经济资源和建设经费，不惜破坏环境、牺牲可持续发展条件，只管铺大摊子。政府的负债造城的运动催生了一大批官商勾结的富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政府以鼓励银行放贷刺激经济。此后，通过大量举债来维持经济增长成了中国常态。过度的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迅速减弱，造成的通货膨胀却压制了居民的消费，使经济逆向调整，结构更趋畸型。

    经济学家许小年指出，目前中国需求、消费不足的原因在于国民收入分配有利于政府和企业，居民收入比重下降。过去十几年，国进民退，国民收入的分配，不是有利于居民，而是有利于政府。政府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从1996年的12%上升到了2011年的32%，还没有包括其他的预算外收入，如果包括，则还要高。他建议进行市场化行业重组，收购与兼并，消除过剩产能；减税以避免企业停工、倒闭；国企撤出竞争性行业等结构性调整措施；打破行政垄断，取消审批制；不仅在二次分配上采取措施，还须在一次分配上实施改革。[22] 经济学家茅于轼在2012年全国十大税收新闻评选座谈会上指出：目前我国还不是完全依法纳税，而是计划纳税。从分配来看，从1998年到2011年13年中，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从69%降到57%，降了12个百分点。经济学家吴敬琏分析，“鬼城”源于政府饮鸩止渴，以巨额投资支撑高速增长，特别是2008年“四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的后果。他建议改变政府投资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把做经济的职责完全交给企业、民众，而政府则转为服务型，走民富路线，拉动内需，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经济学家们局限于经济说不到问题的根本。问题的根本是一党专制。在废除一党专制之前，“市场化行业重组以消除过剩产能，减税，国企撤出竞争性行业”等等均无从实施，政府疯狂投资、举债，“财富向政府集中”只能愈演愈烈。

    国家审计署2013年6月公布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18个省会和直辖市，有17个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比例高达95%，而2012年6000亿的土地出让净收入连支付地方债的年利息都不够，政府已经资不抵债，只能借新债偿还旧债。2012年，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占到GDP近半，超出均衡水平10—20个百分点。2013年，发改委声还要投资四十万亿拉动城镇化建设。政府没有说明怎样筹措这四十万亿，估计政府只能靠滥发钞票来维持投资。里昂证券的报告指出，2012年中国新增债务比2011年增长了一倍，债务增速为GDP增速的三倍。中国GDP增长靠债务支撑，GDP高速增长预支了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国民收入。国际公认债务占GDP比例超过60%为危机警戒线，而中国五级政府债务规模对GDP比例已高达300%，远远超过了破产希腊的170%比例。“在人均收入6400美元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维持如此之高的债务水平”。[23] 应对债务危机，大多数地方政府以土地收入为“救命稻草”。国土部门公务员变身土地推销员，被分派指标去找买家，政府想尽办法提高土地出让起拍价。[24] 土地资源毕竟有限，同时城市规划进程也不允许无节制地开发各类土地，政府赖以生存土地收入必然趋向枯竭。当城镇和县政府都在发债集资时，债务危机已经临近。中国债市发行者基本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购买者主要是国有银行。国际资本感到了中国银行业的风险，在不断抛售中国国有银行的股份。中共国务院参事夏斌认为，当前的中国已经存在金融危机现象，一些地方融资平台早就资不抵债，坏账没有暴露是因为政府增发货币在掩盖着。

    中国的金融业垄断经营，国有银行奉命支持低效益的国营企业，而使充满经济活力的中小企业、尤其私营企业融资无门。于是，正式银行系统外提供信贷的“影子银行”兴起，提供着近一半的信贷，助长着通货膨胀与房地产泡沫。美国惠誉评级机构指出，中国的银行系统通过发放贷款维持着投资热潮，影子银行系统在迅速膨胀。公司和地方政府都从不受监控的黑市上借高利贷。经济学家谢国忠指出，“影子银行”的总规模与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同样巨大，也在20万亿元以上。“影子银行”以没有担保的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从储户吸收的存款，贷给以土地作押的各级地方政府，帮助政府借新账还旧账。金融业事实上已是最大的地主，越来越多的银行储户的资金通过理财产品流向不在监管范围内的影子银行。由于地方政府的投资大多没有效益，大建“鬼城”，无力还债，债务风险在不断累积。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指出：“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借债的时候都没有，或者很少考虑如何偿还。中国地方政府之所以成为这样一种债务人，和中国的财政体制有直接关系。”他建议尽快改变财税体制。作为政府任命的官员，高院长不可能指出问题的全部。政府成为不考虑还债借债人主要不是因为财政体制，而是因为政治制度。独裁体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制约、问责与追究，官员们自然什么坏事都敢做。没有在野党监督，没有执政党更替，财税体制问题永远解决不了，政府的胡作非为只能越来越疯狂。

    伴随疯狂投资、举债，政府的货币发行量失控。中国1990年的货币总量为1.53万亿，截至2015年底为137万亿元，增长了90倍，同期美国货币量只增加了一倍。判断金融危机是否在形成的一个方法是看债务对GDP的比例是否在增长。如果金融机构把钱借给了应该借的人，借出去一元钱创造了超过一元钱的产值，债务对GDP之比下降。反之，借出去一元钱创造了低于一元钱的产值，金融机构把钱都给了不该给的人，债务对GDP比例上升，债务危机风险加大。美国法律规定货币发行量不得超过GDP的70%。2008年中国GDP为31万亿元，年底贷款余额为32万亿，债务对GDP之比102%。在应对债务方面，中国政府陷入两难的困境：采取严厉措施限制银行贷款会引发债务危机，不采取措施，放任银行信贷膨胀可以延缓危机，但使风险会累积得更大。由于中国没有地方自治，地方官员全为中央任命，各城市发生的问题一律由中央担保。这一方面使中国地方政府欠再多的债也不会出现美国底特律那样的城市破产，但另一方面也使整体风险将累积到恐怖地步。如今，这一比例逼近300%，政府滥发钞票，制造通胀，将债务负担转嫁给了全民。银监会发布的银行坏账率是1.5%，但国外金融分析师一致认为，中国真实坏账率可能数倍于官方数据，巨大差异原因在于中国银行业会将地方政府债务、国企债务这些为政治原因的贷款债务挂在账上，不作坏账处理，以保持帐面盈利。很多地方政府迫使银行为破产国国企贷款发工资，银行都挂在账上。

    中国的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正在步日本泡沫破裂的后尘。在经济高增长期，日本土地等资产价格暴涨，银行发放贷款通常要求企业拿土地做抵押，而企业也以大肆购地作为扩张前提。从1970年代开始，日本的土地投机开始疯狂，企业争相将资金从制造技术领域转投到土地，社会弥漫着投资土地必涨的预期，连那些只掌握零星土地的人也抵押借款以购置更多土地。银行为追求高回报而接受被高估的土地等资产的担保增加放贷。在“地价升值——担保品升值——贷款增加”的循环中，信贷规模迅速扩张。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土地、证券等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大量的银行贷款成为不良债权，银行等金融机构因此积累了巨额的不良资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银行又不得不新增大量不良贷款。大量不良债权长期得不到处理，使日本陷入长期通缩。[25] 野村公布的数据表明，19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时，日本的信贷资金总额占GDP比率约为40%，中国的信贷扩张速度远超过当年的日本，信贷资金总额占GDP比率已经接近300%。据审计署的抽查，36个地方政府中，截至2012年末，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债率超过100%，最高达189%，如果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者达220%。

    发达民主各国的债务GDP之比也在增加，但西方各国的在野党都在制约执政党举债。例如美国共和党反对民主党政府疯狂举债而迫使联邦政府关门。而中国没有反对党，“党和政府”不受制约，政府举债疯狂世界之最，累积的债务风险也世界之最。美国南卡大学教授谢田在接受采访时说：“有办法防止和控制地方政府债务，比方把地方投资平台、一些城建公司都关掉，明令禁止不能再借贷，严格的要求他们按规章办事，借钱还款。但这样很可能意味着地方政府破产。实际上中国连政府破产的法律都没有，这个债权里面涉及到那些影子银行、地下银行、国有银行，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利益体系都在其中，这很可能就会导致很多金融机构、地方银行破产，老百姓会去挤兑，这会引发更大的危机，带来的金融风暴或是雪崩。通货膨胀已经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再印钞票的话也是自杀行为，不印钞票让它破产也是自杀行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原委员、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最近在一场学术论坛上指出：‘目前中国金融体系最危险的、最值得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债，地方政府的偿债意愿和偿债能力值得怀疑。地方政府有没有还债的意愿，有没有还债的能力，我表示怀疑。’他披露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秘密。实际上这些地方政府官员只管自己升官发财，不管自己背后洪水滔天，大笔借债，大笔投资，大笔基建，从中赚了大财之后，自己拍拍屁股走人，把问题留给下一任，或者留给中央政府。如果中国两千个地方政府都这么做，中国危机之巨大可想而知。政府通过几万亿的投入刺激经济，导致产的过剩，通货膨胀上升和房地产的泡沫。而从中赚到钱的人是中共的权贵阶层，而他们这些人把赚到的钱，有很多已经转成美元、欧元、日元，转到海外了，换句话说中国所谓改革开放的成果，已经被这些权贵给拿走了。”经济评论员巩胜利指出，党政运行成本比所有的国家高出了二分之一；中国国有企业的垄断，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这样的垄断性企业超过一百二十家，等于把国有的利益全吃了，中国经济的成本没有办法降下来；党政机关的盘剥、国企的垄断使得一般企业和老百姓连生存都困难，怎么可能实现以居民消费拉动的经济成长？政府收费超过税收的百分之四十，税和费加在一起，企业基本上就难以生存。事实上，中共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看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已经没有出路，都在加速了把国家和百姓的钱卷往国外。美国华盛顿智库“全球金融诚信”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1年间，中国有约4万亿美元的资金外逃。这一数额超过了当时的外汇储备。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调查记者同盟”（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简称ICIJ）2014年1月发表的调查报告披露，前任、现任中共领导人的家人或亲属们在“避税天堂”英属处女岛（British Virgin Islands）开设的离岸公司藏有巨额离岸资产。中共领导人家族争相离岸转藏财富的消息披露后，中国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要求各网站，微博、微信对有“太子党离岸避税”的内容的网民立即封号。[26]

    环境灾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行了土地承包制度。由于人们丧失了土地的所有权，只有限期的使用权，于是大家都力图在最短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榨取自然环境。由于政府主导经济，中国资源极大浪费，能源利用效率世界最低。1978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5.7亿吨标准煤，2012年为36亿吨标准煤，增长了5倍多。目前，我国的单位GDP能耗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为美国的2.9倍、为日本的4.5倍，我国单位GDP的水耗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中国用掉了世界上35%的化肥和20%的农药；六十多年的共产统治给中国的自然环境破坏后果中的大部分是不可逆转的，灾难后果包括：

    森林浩劫：覆盖率从1950年的近30%下降到10%以下，不足世界平均之半（芬兰67%，日66%，韩64%，挪威60%，瑞典54%，加44%，德30%，美33%，法20%，印度23%）。毁灭天然森林的同时，中国几十年来大量发展人工纯林。杨树已经南下江南，接近了南岭。整个大西北、华北平原，甚至江南一些地区，也以杨树为主。高密度、单一树种的人工纯林对国土生态贻害无穷；

    水土流失与沙漠化：1949年代全国水土流失面积116万方公里，如今超过400万平方公里，国土总面积的四成水土流失。全国每年流失100亿吨沃土，相当1千万亩耕地30厘米耕作层土壤（自然形成1厘米耕作层土壤需1—400年，形成可耕作层规模需3000—12000年）。1949年全国沙漠、沙化土地66.7万方公里，如今超过300万平方公里。卫星地图可以证明，中国大地是地球翠绿陆地中的一大片黄土裸露的区域。占国土面积四成的草原90%出现退化，且以每年2000多万亩的速度在扩大。也就是说，国土的三成多已经沙漠化，另三成正在沙漠化；

    江河湖海消亡：从1985年起，黄河几乎年年断流，流域干旱日渐严重，流域年入河泥沙16亿吨，其中含有氮、磷、钾3种元素总量约4000万吨，超出了2003年全国化肥需求量3990万吨。流域废污水排放量超过40亿吨，中下游支流水质常年为劣五类，近2亿人受害。长江正在步黄河的后尘，走向断流与干涸。“长江源区生态环境地质调查项目”负责人辛元红说：“1969年时，黄河源还有冰川（固体水库），但2000年时，整个流域已找不到冰川影子。而黄河源区固体水库消失的生态灾难正在长江源区重演，并已达到怵目惊心的地步。”与黄河一样，长江流域废污水排放量年数百亿吨，水系生态正在迅速崩溃。全国七大水系中，五类和劣五类水质超过三分之一，七大河中有一半的水资源已不能用。1949年以来，全国湖泊减少了1000多个，湖泊蓄水量减少500多亿方，其中淡水量减少了400亿方。渤海已成死海，严重污染的海水倒灌；

    环境污染：全国约10%耕地受重金属污染，其中镉、砷污染比例分别占受污染耕地的40%。据《现代和谐论》一书介绍，国土的三分之一被酸雨覆盖，70％的江河湖泊受到污染，90％流经城市的河流严重污染，三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水，四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发布的报告称，中国大陆的癌症发病率已居世界首位。中国各地出现越来越多的癌症村。如果包括非官方数据，中国“癌症村”多达459个；

    水资源告急：全国水资源量大幅下降，人均水资源减少到世界人均水资源的四分之一；全国城市大幅度超采地下水地面大幅沉降，地下水位迅速下降，地表水资源留不住，水源地迅速干涸，中国河流已消失了近三万条，近200个沿海城市地下水超采造成海水污水倒灌。以北京为例，地下水水位严重下降和大规模地面沉降，最大沉降达700至800毫米，并且全市浅层地下水全部受到污染，大多不能作为饮用水的直接供水水源。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副院长张作辰指出，我国地面沉降灾害最严重的地区是长江三角洲、华北平原和汾渭盆地。其中，华北平原区地面沉降量超过200毫米的范围，达到6.4万平方公里，占整个华北地区近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指出：“如果继续像现在这样唯GDP至上，三十年后，古老而美丽的华北平原将消失。乾隆年间，北京地区遍布沼泽、湖泊，如今北京湿地面积仅占3%。小麦是华北平原的主要农产品，但是现在连灌溉小麦都得超采地下水。“如果不超采，麦子就没法活下去。但是这么超采下去，又能采几年呢？越采越深，采到一定程度就没有水了，没有水以后，华北平原就将慢慢沙化，变成一个不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干枯的不只北京，不只是华北，全国657座城市中，有400多座城市严重缺水。地方政府都在盯着左邻右舍的GDP数字，你追我赶，造成钢铁过剩，水利过剩，造船过剩，太阳能过剩，风电过剩，几乎所有的产能都过剩，很多工业开发区都会因为产能过剩而关掉。”他建议把华北平原十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土地拿出来种植植被，来治理华北平原的土地沙化。[27] 在各级政府靠卖地发工资、还债还不够的情况下，杨主任的建议当然不可能实施。过量抽取地下水，向地下排污水，都如同蜻蜓吃自己的尾巴一样的反人类罪恶。

    水利环保生态学专家王维洛博士指出：“最近报道的中国癌症人口的增长很惊人，受到水污染的癌症村其实是人祸造成的。中国每天癌症病人增长8000人，一年三百万人。癌症病人的分布和污染工业的分布的是一致的。其次就是农业污染，土壤污染，化肥的使用，灭虫剂的使用等等。中国的水污染是人为的，是人祸。中国政府在治水上面不如前人，无论是地表水还是地下水，超过90%是被污染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的，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有穷的国家，有富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水如此污染。中共所欠下的环境污染债务无法偿还。治理中国水污染，三十万亿还不够。打个比方说，胡锦涛家乡的城河治理改造，原来是五类水，大概现在是达到四类水、三类水，花了将近四亿人民币。如果把环境方面欠的债用数据体现出来，中国也许就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

    湿地消亡：1950年全国湿地面积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如今60%萎缩、消亡，其中河北省五十年来湿地消失了90%，陕西关中几十年来消失上万个“涝池”，全国红树林由25万公顷减少到15万公顷。

    中华民族在六十年间的生存空间减少至五分之一，已退无可退。全球化研究中心和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联合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指出，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中国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一千万元人民币的人群中近60%考虑投资移民。人大常委会审议出入境管理法草案时披露：已移居外而保留中国居民身份证，享有国内福利和退休金的中国公民估计有800万人。上述事实显示，有能力者都在想办法离开环境日益恶化的中国。然而，离开中国未必能逃避环境灾难。2005年，世界各国经长期努力终于共同签署了旨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然而不久，中国宣布新建562座电厂，其造成温室气体将是《京都议定书》所减少排放目标量的五倍。中国的计划实际宣布各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努力作废。专制中国无视“产能过剩”的环境灾难后果一意孤行，建造了足够全世界新增人口总量居住的住房，造就了遍布全国的“鬼城”，排放着比美国加欧盟总和还多的二氧化碳量，成为全球气候异常、海平面上升背后的最大的灾难因素。生态灾难虽有人类扩张摧残环境的因素，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证明，中国的环境灾难主要是专制与公有制造成的，是革命的祸害。

    道德沦丧

    二十世纪的革命带给中国的一大灾难是道德沦丧。首先是中共道德沦丧。东欧巨变后，共产阵营灭亡，共产革命时代结束，绝大多数共产党自行消亡，中共成了共产党、共产制度和共产学说的最后代表。这时的中共已是富人党，以中共元老子女为代表的“红色家族”掌握中国经济命脉，财富总值千亿美元计，在西方国家为子女和私产安排了后路，大多数成员拥有外国居留权、永久居留权甚至外国公民身分。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以共党员为主体，约三分之二私营企业家有党政背景，约五分之一的企业家曾是党政领导，多数企业家获中共任命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官方办各种协会会员。[28] 商人为了生意加入共产党，不是因为信仰，而是为了获得官商勾结的好处。学生们加入共产党也与信仰无关，因为共产党控制垄断着公务员职位，很多职位以共产党员身分为录取、升迁的条件之一，大学生为了职位，待遇，为了分享现行政治体制的好处而入党，于是大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数量不断膨胀。美国学者林培瑞（Perry Link）评论说：“中国从大学生到富翁都为了自己，或为了赚钱而要求加入共产党。奇怪的是，他们还保留‘为人民服务’，‘共产主义’等理想主义的空话。”

    二十一世纪的中共党员们不相信党的宗旨是必然的，而且这不是坏事。马克思主义，即共产主义学说的主要诉求是消灭私有制，暴力剥夺富人的财产与生命，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经过所谓改革开放，中共党员们成为富有阶层，党政军高层已经变身为中共宣传语汇中的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变身为共产革命宣传中的革命对象。作为最富有的阶层，“消灭私有制”、剥夺富人的话他们说不出口了。新一代中共领导层对世界潮流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中的多数人将子女安排到了西方世界，“暴力摧毁旧世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共产学说信条他们也说不出口了。这时的各级党代会，人大、政协已经成了富人俱乐部。中共为了私产安全，推出了《物权法》，宣布私产不容侵犯。如果继续喊消灭、剥夺的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口号，那革命的对象应该是共产党自己了。新一代中共领袖们自己也经历了毛时代的残酷阶级斗争，有些人还是整肃运动的受害者。苏维埃时代的“打土豪分田地”口号，他们喊不出口了，毛时代的阶级斗争口号他们喊不出口了。他们清楚共产革命的血腥和灾难性，清楚共产学说的空想和荒谬性质。老一代共产党人的口号他们都喊不出口了。共产党员们一面获取利益，一面称自己“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一面攫取着财富，一面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一面安排家人子女移民西方，为自己准备好外国护照，一面声称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2013年，访华的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与中国网民进行了在线交流。有中国大陆网民问俄罗斯官员财产申报问题，俄总理介绍说，俄罗斯通过了一个很重要的关于公务员公开申报财产法律，要求公务员申报他的开支，收入和开支要平衡，如果不相符就有问题。公务员没有权利在外国拥有资产，包括股份，而且他要关闭在外国银行的账户，因为这些官员要制定国家经济政策，所以一定要跟自己的经济一起分担风险。作为俄罗斯国家领导人，梅德韦杰夫带头公布了个人的财产。然而，外界期望的中共新领导层通过强制官员公示财产制度迟迟不能推出。原因很简单：中共高层、人大、政协成员们大都拥有难以公布的惊人财富。花费和财富惊人的共产党人在精神上必然道德沦丧。据《南华早报》报导，一位中纪委官员约谈一批广东省官员后披露，他所约谈的每个官员都拥有惊人财产。这位纪委官员发出党内警告称，披露官员财产会引发民愤，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根据维基解密透露，中国政府官员在瑞士银行UBS有5000多个个人账户，九成中共中央委员亲属移民海外，其中持双重国籍者逾800万。中国社科院《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显示，4000多名贪官外逃，外逃资金平均每年约100亿美元。

    知道错了改弦易辙，放弃错误的宗旨，对犯下罪恶认罪，道歉，谢罪，是一个人、一个党的基本道德。新一代共产党人非常清楚党的罪恶，但他们不能谢罪，甚至不能道歉。因为，他们清楚自己的党是从罪恶中一路走来的。如果讲谢罪，那杀人夺财的 “打土豪、分田地”应当谢罪、镇压反革命应当谢罪、就剥夺私有财产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谢罪，反右运动应当谢罪，制大饥荒谢罪应当谢罪，大搞“阶级斗争”应当谢罪，文革应当谢罪，那谢罪就没个完，统治面临垮台。作为新一代 “土豪”、新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群体，共产党人不能谢罪，也不能放弃共产革命宗旨，只能自欺欺人地坚称自己代表无产阶级，称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坚持“消灭私有制”的共产口号。他们明明知道所推行的是资本主义，却称自己的资本主义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们花费着出卖全国土地的钱财，却坚称土地是公有的。他们声称要依法行事，鼓吹社会和谐，却拒绝放弃暴力消灭私有制、暴力剥夺私有财产的共产信条，在开大会时继续唱“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英特纳雄耐尔（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在反文明、反进步和反人类的共产信条已被全世界唾弃的时代，中共致力于“维稳”、守成，维护中共和毛泽东的形象，维护毛泽东留给他们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这种党员不相信党的宗旨，把入党、在党当作找个好职位的敲门砖，当作升官发财跳板，全体党员说一套作一套的情况显示，共产党主义已经穷途末路，共产党人已经成为最虚伪和道德最为沦丧的群体。

    在认错与改正错误方面，国民党比中共强了许多。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光复会也曾诉诸暴力，拒绝改良，国民党也曾一党独裁。但国民党人有反省的素质，会道歉，会悔过，会放弃被证明是错误和灾难性的信条，会追随进步潮流，能够主动融入进步潮流。国民党不需要改党名。宋教仁缔造国民党时取“服务国民”之意，名称本来就没有暴力、剥夺之意。国民党人对下野不那么恐惧。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张学良等国民党人都曾下野。国民政府在成立后就公布了实现宪政的时间表，一直有作在野党的准备。谁都知道，靠收党费与“党员月捐”根本养不了庞大的党机关。党众大都是为了利益来投。自广州国民政府时代起，国民党开始在政府财政中开支党务经费。南京国民政府继续这一作法，规定国民党代行国民大会职权，享受政府财政拨款，实行“以国养党”。抗战后期，民主宪政运动高涨，国民党作出了实施宪政、还政于民的承诺，开始筹划“以党养党、党费自筹”。为下台作准备，国民党早早建立了党库。1945年5月，国民党六全第十六次会议根据以前党费自给失败的经验，决定创办党营事业、党营企业以养党，通过了由陈果夫主导的《关于筹措党费之决议案》。其中规定：运用党费基金创办各种事业，以巩固党的经济基础，以期党费自给。从此，国民党开始办党营企业赚钱养党。在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的经营之下，党营企业迅速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例如，恒大公司1948年收益高达8000亿元。[29] 1950年代，台湾国民党政府规定垄断性行业的公司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官股，国民党党营事业携手水泥业的辜振甫、信托业的辜濂松、纺织业的徐有庠、塑料业的王永庆等民间财团，投资石化、水泥等行业实现了党产迅速增值。1971年6月，国民党成立了第一家控股公司——中央投资公司，以民营企业的身份参与设立石化中游工厂。在“十项建设”中，国民党党营事业通过投资石化等建设项目进一步扩张，[30] 使台湾在私人资本与国营、省营与县市营的公有企业之外，存在着既非公营，也非私营的庞大国民党党营企业。在一党专制体制下，国民党党营事业不可避免地存在“无偿占用”、“廉价租用”、“低价买进”、“政府预算补贴党营事业”、“党政合资办具有特许、独占、垄断性质的企业”、侵占国库、权力寻租和腐败等等劣迹。尽管如此，国民党通过早早停止从国库拿钱，切实地为放弃一党专制，向多党制过渡作着准备。在伟人蒋经国带领下，国民党放弃独裁，融入宪政，随时准备作在野党。随着反对党的出现，国库拿钱养党不再可能。

    与国民党不同，共产党要求永远当权，声言要“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代表富人的共产党不可能再号召暴力剥夺富人了，但却坚持意味暴力剥夺富人财产的共产党之名。在二十一世纪，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利益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员人数正向亿级迈进。庞大共产党不受制约，不断扩张规模，寄生于国库，吞噬国民财富，要求永远执政，不容反对党出现，决心将一党独裁坚持到永远。共产革命最蛊惑人心的口号是扫除剥削压迫，造福穷人。在二十一世纪谁都清楚，革命并未扫除剥削压迫，也未造福穷人，只是换了共产党人当富人，国人的贫富差距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了。如果说穷人的日子比革命前好了，那不是因为革命，而是拜了科技进步之赐。在没有发生暴力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穷人生活的改善更大。中共建国前三十年打社会主义改造旗号将百姓私产充公，变成所谓全民公产，后三十年又以改革开放的名义把全民公产化为私有，让红色家族变身巨富，这就是共产革命。

    革命还导致全民精神堕落。中共在新中国前三十年间实施愚民洗脑，以及各种血腥政治运动摧毁绝国人的传统道德根基，将国人变成仇恨狂，斗争狂，摧毁了国人的道德心，同情心，爱心。改革开放三十间，中共为维护统治需要，推动极端自利和享乐主义。如今，官场功利，学校功利，医院功利，甚至清静的寺庙也不能幸免。在官场，官员们只关心自己的升迁，不关心政府债务，不关心环境代价。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是“裸官”，家人财产早已转移国外，获取了外国居留权，准备捞完最后一把移民，哪怕离开后洪水滔天。在学校，教授、学生急功近利，以权力金钱衡量成功与否。耶鲁大学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上撰文指出：“中国的大学以为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标志大学成功。知名大学通过政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自己跻身世界百强。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忙着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引以为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中科院腐败堕落，社科院腐败堕落，北大清华腐败堕落，知识精英们钻入钱眼，名校热办“总裁班”、“精英班”、“领导干部班”，收天价学费贩卖“硕士”、“博士”、“MBA”、“EMBA”头衔，教授变身老板，忙于要项目、接受赞助，男生不堪压榨自杀者有之，女生陪睡拿学位者有之。在医院，医生挖取病人钱财，以度医疗赚钱是公开的秘密。此外，黑心食品，黑心产品无处不在，防不胜防。在英国慈善援助基金会（Charities Aid Foundation）公布的“世界奉献指数”（World Giving Index）排名榜上，中国人长期名列最后（台湾名列第35名），是世界上最自私，最无善心的群体。经过六十年的共产统治，中国人物欲横流，纸醉金迷，只崇拜权力、金钱，与革命前相比，人民丧失了太多的善良、淳朴、信仰，和人情礼仪。

    结语

    北京大学《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最富有的1%家庭占有了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富，底层25%的家庭仅拥有社会财富总量的1%，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极为严重。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0%最高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和20%最低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之比值是10.7。这一比值在美国是8.4，在印度是4.9，在俄罗斯是4.5，在日本是3.4。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条是暴力推翻现存社会制度，暴力剥夺富人，将富人的财富共产。上述报告说明，经过八十多年的革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成了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和最不公平的国家，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社会容忍警戒线。中共在夺取政权前以“打倒土豪劣绅”，“让穷人翻身”等口号及谴责“四大家族”相号召。然而革命带来的是什么呢？不是公平，不是进步，而是权力家族鲸吞国民财富集中的盛筵。空前的不公平显示，共产革命与两千年来打江山，坐天下，富荫子孙的游民造反并无区别，革命历程不过是革命党杀害富人，剥夺富人，然后自己做富人的历程，“为人民谋幸福”，“代表无产阶级”等等动员口号其实是掩盖暴力抢劫他人财产的幌子。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高增长奇迹受惠于人口红利、出口红利与成本红利。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快速进入人口倒金字塔结构的老龄化社会，随着“廉价用工”的时代走入历史，依赖“血汗工厂”的成本红利也逐渐消失。在几项红利消失的同时，中共拒绝体制变革，“党和政府”滥用权力，疯狂扩张规模，滥发货币，疯狂借债，恶意透支未来财富，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在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下没有可能作到二次分配调节贫富，没有可能保障社会公平。没有执政党轮换、新闻自由，独立的司法，腐败无从制约，没有公平竞争的真正市场经济，没有民选机制，没有民选议会，“党和政府”吞噬国民财富等等问题无从解决，贪官外逃，富豪移民海外只能愈演愈烈，看来制度问题只能以危机爆发、社会动荡的方式解决了。

    1930年代，胡适提出应有反对党和独立媒体监督执政党。他指出：“今日党治的腐败，大半是由于没有合法的政敌的监督。树立一个或多个竞争的政党正是改良国民党自身的最好办法”，[31] “民主政治与清廉政治是有密切关联的。”[32] 1950年代，他继续呼吁建立反对党说：“今天大家觉得一党当政的时间太久了，没有一个制裁的力量，流弊甚多，应该有一个别的党派出来。我在多年前曾公开说过，希望中国国民党能学土耳其凯末尔的榜样，党内分化为两个党，[33] “期望在台湾能够出现一个反对党。”[34] 1960年，《自由中国》杂志负责人雷震等人身体力行，筹组反对党，结果被逮捕入狱。如今，雷震纪念馆和雷震研究中心在台湾政治大学落成，马英九总统代表国民党政府向雷震家属及所有曾为自由民主奋斗的人士鞠躬，表达歉意与敬意，并宣布中华民国政府面对历史没有任何的禁区，对于过往白色恐怖的历史会诚实面对、诚实认错、诚实道歉、诚实改错。

    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有句名言：“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中国在清末已经接近了驯服统治者的目标，清廷准备好放弃皇权，在《钦定宪法大纲》序言中明白表示：“夫宪法者，国家之根本法也，为君民所共守，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当率循，不容逾越。”军机大臣奕劻明言：“宪法一立，全国之人，皆受治于法，无有差别”。不幸的是，外强输入了革命，清廷的立宪时间表作废，中国离驯服统治者的目标越来越远，人民在驯服统治者方面越来越无能。所幸，在今日台湾，民众驯服了统治者，权力者被关进了笼子，在在野党和民众的强力制约下，执政党再也不能为所欲为，再也不能以国库为党库来供养党众和党机关，而且还必须准备下台。历史潮流不可抗拒，驯服统治者的目标在大陆也将实现，用民主先驱殷海光的话说是“大江东流挡不住”。

    二十世纪初，康有为在考察欧美后指出：“夫革命非一国之吉祥善事也。就使革命而获成矣，为李自成之入燕京矣，为黄巢之破长安矣，且为刘、项之入关中矣。”他提出：暴力革命不能给中国带来自由，不利于国家进步，中国应走渐进改良的立宪之路。他的主张被革命党人斥为反动。然而他警告的“法倡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那样的灾难不幸在二十世纪中国上演，中国同样“大乱八十年”，不过不是“流血数百万”，而是流血亿万。世纪之交，将中国带上共产革命之路的俄国为中国树立了忏悔革命罪恶的榜样。1998年7月17日，俄罗斯政府在圣彼得堡为末代沙皇一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八十周年的这一天，苏俄秘密警察奉列宁之命在叶卡捷林堡将沙皇一家满门抄斩，然后斧剁锯拉，毁容碎尸[35]，抛入废弃矿井。总统叶利钦在葬礼上宣读了对世纪革命的忏悔书。他说：“亲爱的公民们：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杀害俄罗斯帝国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家族的事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对此极端残酷的罪行，我们长期以来保持沉默，现在必须说出真相。叶卡捷林堡的屠是我们历史上耻辱的一页。现在我们以安葬牺牲者的方式，为前人的罪恶忏悔，也为我们所有的人忏悔。我们再不能为这样的罪恶辩护，再不能因政治目的为暴行开脱，再不能自我欺骗。处决罗曼诺夫皇族的事件，造成了俄国社会的分裂，后果留到了今天。安葬叶卡捷林堡牺牲者的遗骸是正义的审判，是民族团结的象征，也是为很多人共同参与的暴行赎罪。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为民族的历史承担责任，这是我作为总统和个人今天必须在这里的原因。我在被残酷杀害的牺牲者的灵前鞠躬致敬。这是我们的历史机会，我们需要不分种族、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忏悔。……对俄罗斯来说，二十世纪是一个血腥的世纪，俄国失去了和谐。在二十一世纪前夜，我们必须为后代着想，悼念死于暴行和仇恨的无辜牺牲者，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对中国来说，二十世纪同样是一个血腥的世纪，中国失去了和谐。2008年5月19日，全国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同时鸣响以纪念汶川地震中死难的数万同胞。这样的举国纪念可以说是尊重生命的进步，也可以说不是。因为，被二十世纪革命害死的亿万同胞从未被纪念过。天安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从名称、寓意、碑文，到周围浮雕内容都是一党之私，正如人民共和国是党国，人民军队是党军一样，人民英雄是指中共认定的英雄，实际是指革命党自己。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遍布全国的革命纪念馆、纪念碑都不纪念革命暴政下抗争的死难者，都不纪念革命灾难的死难者，建立的目的是革命党人颂扬自己。但愿有一天，人民英雄纪念碑更名，全国的汽笛同时为亿万革命死难者鸣响，忏悔二十世纪革命罪恶的播音也在中国响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