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汉化带来的腐化

既勇敢又富有生气，既诚实又不吝豪华，这就是满族上层人士宣称自己作为征服者而具有的美德，也是经精心加工后征服者在被征服者心目中应有的形象。这些品质不仅在作战中是致胜的因素，而且也适用于统治这个被败亡的明朝搞得一团糟的大帝国。然而，为了要统治这个大帝国，满人却又不能不借用汉人的制度并获得汉人的协助，这就又从一开始便使得上面这种似乎无懈可击的说法产生了漏洞。

在满人还没有越过长城之时，满人贵族的内部斗争便促使满清朝廷采纳汉人施政及中央集权的种种措施。在那以后，为了赋予征服者的政权以一种上承天命的合法性，使其以天命继承者的身份出现，满清朝廷需要对官化的儒家意识形态予以推广——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合法性统治的基础在于德行而非种族特性。但与此同时，它又必须保持满族本身的特质。征服者没有与被征服者同处，也没有被腐化，这一点必须保持下去。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征服者又怎能将一种异质文化与他们自己的文化嫁接在一起呢？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满人还必须“进入到”汉人的世界中去（更不必说享受其中的乐趣了），那么，我们对十八世纪满人所面临的问题便开始有所了解了。对于弘历来说，谋反与汉化是互有关联的危险。然而，汉化的危险更为隐蔽，因而也可能会使他产生更大的焦虑。对于满族上层人士来说，乾隆时期（1736~1796）是一个痛苦的转折时期，他们面临的汉化威胁比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但却还没有明显到无论做什么都已无法使之改变的地步了。

八旗精英

当弘历在位在时间上达到中点时，他在一个统治全国的少数种族集团中高踞于权力的顶端。但这个集团本身并非铁板一块。在一小批上层精英与大批穷困群众之间，已经出现了分裂。那个于 1644 年征服了中国的军事群体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除了满人以外，还有在满人入关前便已降服他们并加入八旗组织的居住关外的汉人，以及同满人结盟的蒙古部落。在这个拥有三十四万七千名男子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的群体中，满人本身只占大约百分之十六。到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这一群体中体格强健的男人的数目几乎增加了一倍，而满人则大约占其中的百分之二十三。在帝国的总人口中，这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少数（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到十八世纪中叶可能仍少于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虽然他们中有数千人担任着收入丰厚的文武官职，但大多数人则陷于“贫穷、负债与失业”的境地。那些专门留给他们的土地，此刻大部分已落到了汉人土地经营者的控制之下，旗人自己则几乎全部居住在位于都市的兵营里，而在那里，那些禁止他们与周围汉人通婚的法令正日益失去效用。在军事技能不断衰退的同时，征服者上层人士的文化特征尤其是他们的满语能力——也日益退化。对于普通旗人来说，他们既缺乏一种建立在坚实经济基础之上的自我尊严，又没有军事威胁而带来的促人清醒的挑战，几乎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用来支撑自己作为征服民族的骄傲了。然而，对于弘历来说，弘扬满族的骄傲却是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他显然知道，要保持自己对于官僚体制的影响力——更不必说要保持自身政权对于被征服的汉人的控制了——就必须以满人能够继续维护自身的种族特征为前提。在这个满人正在被汉化的时代，弘历成了满族语言和价值观念的积极倡导者，尽管如此，同时他也是中国文化的热烈拥护者。

要同时完成这两项任务，看上去似乎毫无希望。但是，这却是任何一个统治王朝——不管是由本族人或外来人所建立的——都必须要做到的。领导统治一个国家同官僚们日常管理一个国家是不同的。正是这一点，将征服者与成千上万管理国家的文职官僚区分了开来。要作为一个统治者集团生存下去，征服者必须保持自己先前的活力和与众不同之处。然而，为了将文职官僚带入征服者的阵营，同一征服者又必须以儒家文化合法分享者的面目出现。要将排他性与汉化完全孤立区分开来是不可想像的。这就是弘历作为满族首领，同时也作为大一统中华帝国皇帝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对他来说，如何将这两个角色合为一体是一件头等大事。他统治下的政治史正是从这里开始发生的。

文化的传播

弘历在表达自己对于满人素质退化的恐惧时，一般来说，会讲到他们正在失去些什么（如武功、文化资源及个人品质，等等）；但同时，他在讲到这些时也会表露出对腐化堕落的汉人上层分子的蔑视，并担心满人会向他们看齐。旗人应当在勇气、俭朴、坚毅等方面成为具有超高水准的典范，而这种水准应是任何汉人（甚至包括那些其先辈早在满人征服中国前就已开始为其服役的汉军旗人）所难以想象的。然而，一个接一个的事例却向弘历表明，那些旧日的美德正在渐渐褪色。

一个出身显赫的满人武弁通过与兵部书役的小心勾搭，向那些颇有野心的旗人出售官位。弘历把他当作一个例子问道：“我满洲中，岂有此臣仆？”而更令他感到厌恶的是，满人中竟有人会刻意寻求这种舒适的职位：

朕前令八旗人员，简用外任，原以为伊等克受满洲淳朴素风，共知自爱。且人材弓马，均有可观，足为外省绿营表率，并非仅为伊等疏通进用之途。

弘历强调，再不能对于满人中的无赖之徒表现出特别的仁慈了。在本朝初年那个伟大的时代，道德水准要高得多，这样的人似乎还值得改造。但随着满人人口数目的增加，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渐染恶习，浮靡嚣薄，殊失国初浑厚之风”。这些人“希图安便”，已经“几与汉人无异”。

一个甚至更令人震惊的案子，发生在一位临时服役于绿营的旗人身上。这个旗人未能平息一场地方叛乱，又不愿面对制裁，便悬梁自尽了。皇帝为之大怒。他宣布，录用满族人于绿营，是因为他们骑射精进，也因为需要依靠他们“整顿绿营庸劣之习”。这个自杀的人，“身系满洲世仆”，他本来应该带兵平息地方上的叛乱，即使因此殉职亦在所不惜：

即偶因拒捕致伤，虽非阵亡可比，朕亦必念其因公身殒，格外加恩。似此畏惧自缢，究属一死。……满洲世仆内，又岂应有此庸劣之人乎？此风甚陋。着通行晓谕各省绿旗满洲官员，嗣后凡一切事务，惟勇往奋勉，以蕲复满洲旧习，痛戒懦弱怯惧之风。

在弘历看来，满人的堕落从他们的语言能力上颇为不祥地表现出来。除了朝中使用双语的规定外（据此，一定等级文件均需由译馆译成满文），一个更为广泛的假设前提是，旗人对于自身语言传统的掌握应当如同对于骑射功夫一样娴熟。满语是大清朝在中亚地区权力的象征。如果边防卫所的满人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就会受到穆斯林旧民与廓尔喀部落的嘲笑。可是，不论是在内地还是在边防卫所，满人的语言水准正在急遽下降。地方上的一位八旗总兵就曾为所在行省用满文写就的文件中充满文法与用辞的混乱而发出哀叹。虽然满文是“旗人根本”，但他们的写作中却是“错中添错”。这种腐化甚至也在满人家园内部扩散开来。有一次，弘历发怒道，在满洲任职的官员本来主要是应以满文来撰写奏折的，但他们却只是使用汉文。“如所奏之事太繁，清字不能尽意，必须汉文者，亦应兼缮清文。”弘历因而指责这些满人“竟染汉人习气，有失满洲旧风”。在他看来，虽然目前满文也许还不能完全满足政府治国的全部需要，但它却是测试满人文化完整性的一把尺子。

弘历很自然地将自己推出来作为一个榜样。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纠正某一翻译上的错误，或直接用满语向某一候选官员提问。对于有关军事事务的满文诏谕的汉文译文，弘历极为挑剔。准噶尔之役编年史的编撰者在处理译文时过于自由发挥，使满文原文“意义尽失”，便受到了弘历的严厉申斥。在这个问题上，弘历对于忠实于满文原文的强调，当然不是为了卖弄学问，而更是将之当作驱邪护身的一种法宝。

除了只有驱邪护身的力量外，在敏感的国家事务，尤其是军事事务上，满语还可作为机密语言使用。1767 年，弘历派遣为自己所信任的皇族成员福灵安（弘历的连襟福恒的长子）就远征缅甸之役停滞不前之事进行调查。福灵安送回的奏折系用满文写成，揭露了此役统帅杨应琚和李时升的奏报全系“虚捏”。杨、李两人后来均被逮捕处死。在这里颇为重要的是，在一个以汉人统帅为调查目标的案子中，使用满文为一个本来就相当机密的通讯体系又加上了一层保密因素。

江南问题

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这便是满人对于江南的看法，而叫魂危机正是由江南而起的。在这个“鱼米之乡”，繁荣兴旺的农业与勃勃发展的商业造就了优雅的气质和学术成就。北京大部分的粮食供应，是经由大运河从江南运来的。因此，几百年来，帝国的统治者们便发现，他们需要不断地同江南上层人士争夺那里多余的粮食。同样令北京统治者感到头痛的，是如何才能建立起对于江南踞傲不逊的上层学界的政治控制。江南的学界精英所期期以求的并不仅仅是在科举考试中占有一席之地或获得高官厚禄。如果有什么人能让一个满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鲁的外乡人，那就是江南文人。面对这个久已存在的江南问题，在处理这种爱恨交织的关系时，弘历以自己的方法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凡在满族人眼里最具汉人特征的东西均以江南文化为中心：这里的文化最奢侈，最学究气，也最讲究艺术品味，但从满人古板严谨的观点来看，这里的文化也最腐败。正是因为江南文化有着种种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它才对满人的价值观念——那种弘历喜欢想象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威胁。如果满人在中国文化面前失去自我的话，那么，正是江南文化对他们造成了最大的损害。

皇帝本人既为江南所吸引，又为江南所排斥。在访问江南后，弘历将江南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移植到满人在承德的夏都，予以尊祟。但除了精巧与优雅外，江南也意味着堕落与汉化。江南颓废的文化正在葬送到那里就任的优秀官员们，不管他们本是旗人还是汉人。长江下游的社会既奢侈又腐化，如同糖果腐蚀牙齿一般腐蚀着人们的美德。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刘墉（这当然是北方的一个好家族）在刚刚担任了一任江南学使后，于 1762 年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份措辞严峻的奏折。他对江南已经商业化的富绅在力量与影响上超出了政府控制能力的情况作了描述。“生监中滋事妄为者，府县官多所瞻顾，不加创艾。”官吏们“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吏”，结果使枉法的人得到开释，而官府则对极端的行为熟视无睹。由于地方上层人士势力强大，府县官吏为明哲保身，学会了对麻烦睁一眼闭一眼的精妙技巧。弘历批示道：刘墉“所奏实切中该省吏治恶习”。江南士民风尚本来便“浮靡喜事”，再加官吏姑息放纵，“遂致渐染日深”，达到了“牢不可破”的地步。

弘历接着写道：“近年封疆懈弛，直省中惟江南为甚，此固非刘墉一人之私言也。”两江总督尹继善和江苏巡抚陈宏谋便是不好的样板。这两人在这一地区任职时间最长（尹继善六年，陈宏谋四年），但两人均以“无事为福”为信条。两人都有丰富的行政经验，但“上和下睦”已成为他们为官的习惯。再加“其下属又大半往年旧属”，他们已惯于为之文过饰非。上司对下属的监督极为松散，以至于那些贪官污吏敢于串通一气，“有意延搁公事”。尹、陈两人对这种混乱局面的形成难逃其咎。如果像他们这样的高官能身为表率，其下属又怎敢为非作歹？他们必须对“怠玩相沿如刘墉所奏”的官吏“据实参处”。如果他们只是以此来对付自己的政敌，则“更难逃朕洞察”。

江南的堕落甚至侵蚀了诸如尹继善这样的满族中坚分子，更不必说像陈宏谋这样的汉族资深官僚了。江南的乌烟瘴气渗入了各个层次，从省级大员到县级官员，无不为之波及。为使官员们避免受到地方影响而设计的回避制度，也难以抵制在道德风气败坏的长江下游地区长期为官而受到的侵蚀。如果说，江南文化对满人来说是一个陷阱，那么，素质本来就差一些的汉族官吏（甚至是最优秀的汉族官吏）就更容易受到感染了。放纵、任人唯亲、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小心翼翼以及优柔寡断，等等，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官员们在与皇帝的通讯中战战兢兢、谎话连篇。这就是对满清政权的完美健全构成了威胁的江南陋习。当我们对 1768 年官员们在皇帝反妖术运动的巨大压力下的所作所为进行考察时，就会对这些陋习有更多的了解。

弘历在江南问题上的恐惧，又将满人被汉化的问题与他作为皇帝的一个更常见的忧虑——行政机构效率下降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到弘历统治中期，从他的言论中似乎透出了一种直接的预感：被汉化的满人与腐败的汉人官吏正在携手使大清帝国走上王朝没落的下坡路。叫魂危机为弘历同这种焦虑对抗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机会与环境。弘历可以用极为轻蔑的语言为那些威胁到或背叛了满人文化特性的人打上记号，以此来廓清并捍卫这种文化特性。他也可以揭露江南那些行为丑陋、倒行逆施的精英——亦即南方的妖党术士，通过对他们的镇压来去除江南的堕落腐败。但就在这个当口，妖术之风却正要越出它在江南的发源地，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出来。

• 这些数字来自具有权威性的资料，亦即清廷的内部文件。安双成：《顺康雍三朝八旗丁额浅析》，载《历史档案》，第 10 卷第 2 期（1983 年），第 100~103 页。

• 韩书瑞和罗斯基：《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第 141 页。

• 在北京的旗人中，蒙古语也渐渐不被使用—— 1765 年，弘历愤怒地发现，国子监的“蒙古教习”居然不能说蒙古语。《清实录》，第 737 卷第 18 页，乾隆三十年五月二十八日。

• 韩书瑞和罗斯基：《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第 18 页。

• 《清实录》，第 664 卷第 3、9 页（1762 年）。本案的主犯后被削去户籍，发配伊犁为奴。

• 《清实录》，第 685 卷第 1 页（1763 年）。弘历甚至还因皇族成员在北京与人酒后斗殴的“卑鄙”行为而感到“有沾宗室”。《清实录》，第 694 卷第 16 页（1763 年）。

• 《清实录》，第 736 卷第 3 页（1765 年）。

• 《清实录》，第 695 卷第 5 页（1763 年）。

• 《清实录》，第 734 卷第 5 页（1765 年）。

• 弘历讲到，他曾对杨应琚寄予极大的信任，但却从他奏折中的种种“不合之处”发现了问题。他担心的是，杨应琚因有疾在身而受到下属欺瞒。弘历因而派遣福灵安及一名御医，同往前方探查杨的身体状况。“降旨福灵安，就近亲赴军营，将彼处实在情形，查明具奏。”福灵安的调查显示，缅人确实蒙骗了杨应琚，并乘机侵入大清境内；而李时升的战报则完全是虚构的。弘历在自己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后，又加上了颇富色彩的一笔，以贬低福灵安所从事的侦查活动的重要性。杨的欺罔之言之败露，“实由天意昭彰”。先前并没有人对杨的行为提出指摘，而福灵安又故意等到回京后才当面作出报告，“朕复传旨询问，伊始将所知彼处实情，一一入告。此皆仰赖上苍默佑，启迪朕衷，得以先凡烛其情伪，不致于贻误，并非因福灵安此奏折”。福灵安的奏折原系用满文写成，此刻又“俱着译发，并谕中外知之”。《清实录》第 781 卷 18 页，乾隆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 关于清初江南问题的讨论，参见魏斐德：《中国帝制晚期地方控制的演变》，载魏斐德和格兰特编：《中国帝制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 9~13 页。

• 弘历喜欢向江南官员们指出，在进入江南这个高度腐化的环境“以前”，他们还都是有良知的官员。甚至连两江总督高晋这样深受信任的老臣，也受到过“实属昏愦糊涂”的苛责。《清实录》，第 751 卷第 6 页（1766 年）。

• 《清实录》，第 670 卷第 5 页（1762 年）。

• 仍然存在的一个令人难以解释的问题是，弘历对于汉文化的“真实”看法究竟是什么？他是一个热衷于中国艺术的鉴赏家，是汉文诗词的多产作家（不管这些诗词是他本人的作品或是他人的代笔），是浙江式亭台楼阁的模仿修建者，也是博大精深的中国学术的庇护人。难道对江南的腐化咬牙切齿到这种地步的，就是这同一个弘历吗？也许，可以简单地将这一切归咎于他的虚伪。但我认为，真正的答案并不在此。弘历的身份是双重的：他既以中国的礼仪方式担当着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君主，同时又是一个少数民族征服者集团的首领。这里可以使人联想到，当一个美国总统候选人进入白宫后，他便立即会发现，自己必须越出那个使他竞选成功的派别的利益，而以“全体人民的总统”的面目出现。而他的言辞变得越来越超脱的时候，他的形象也就越来越显得常规化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弘历“实际上”是某种人，却假装以另一种人的形象出现？或者说，由于担任皇帝这一角色心理上的需要，他的两种身份已混合到一起，并已经被吸收为他的自我意识的一部分了呢？当然，因应形势的需要，他仍可以从策略考虑出发由使用一种语言转而使用另一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