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真实和幻影

为了探讨弘历的思路，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样一个事实：1768 年后，叫魂恐慌又于 1810 年和 1876 年至少两次出现，但这两次朝廷都未大做文章，发动全国性的清剿。1810 年时在位的是弘历的儿子颙琰（即嘉庆皇帝），他不愿对剪辫妖术的谣言神经过敏。他写道：同样的怪异在 1768 年发生过，他的父皇曾命令对之“严加清剿”，但这些怪异却渐渐自行销声匿迹了。因此颙琰明确禁止地方当局“株连根究”（以免像 1768 年和后来镇压 1813 年八卦教叛乱时那样强迫嫌犯招供同伙，造成广泛株连）。相反，地方当局应进行秘密调查并秘密奏报，以免“衙门胥吏滥及无辜”，扰乱地方（如 1796 年白莲教大起义爆发时的情况那样）。结果，这一事件无疾而终。

1876 年的事件发生时，光绪皇帝年幼，其时慈禧太后摄政，日渐权倾朝野，清政权正面临着内乱外患。其中特别令人头痛的是基督教民和地方民众之间的社会冲突，有时并会酿成暴力事件。这些因素构成了那年春天起源于南京并蔓延波及长江沿岸数省的剪辫恐慌的大背景，地方当局奏报说，某些被捕嫌犯承认他们是民间教派或秘密社团的成员。他们的“邪术”包括把人的发辫粘在木人或纸人上，然后施行法术把它们变成活人，使之成为主人的打手。有人还相信发辫是被术士们遣派的侏儒割去的。两江总督沈葆桢则相信这些术士来自白莲教派。那些罪行得到“确证”的案犯被处斩首（这是自太平天国起义以来行省权力大为扩张的一个方面），以便“安定人心”。像往常一样，地方当局面临的难题是要在清剿妖术（其风险是法律的滥用）和任其消声匿迹（其风险是引用民间的愤怒）之间找到一条中庸之道。

民众的情绪被传教士的活动煽动起来。许多人相信天主教士和中国教民积极卷入了妖术活动，民间的反妖术活动于是带上了反洋教的倾向。根据沈葆桢的报告，由于某些术士和歹徒皈依基督以逃避清剿，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在当时的情况下，朝廷所要竭力避免的是反洋教暴乱，因为这会引起列强的干涉，当局于是警告民众不要“捕风捉影”。来自京城的指令要官员们不得听任事态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防止暴民作乱。

在这两次事件中，朝廷每次都出于很充分的理由而没有像 1768 年的弘历那样对妖术大事清剿。但除了有不事清剿的理由以外，这些后来的统治者显然也缺乏站得住脚的理由从事清剿。我们现在不得不回过头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何种看法或何种形势，导致了弘历对妖术作出这样的回应？

弘历对异端的两次最严厉清剿都发生在清政府军事行动受挫，他因此对其军队的表现深为不满的当口，这大概并不是偶然的。1751 至 1752 年的危机——包括伪稿案和对马朝柱的疯狂搜捕——恰好发生在镇压川西金川土著的漫长军事行动之后。在这场战役中，清军对金川土著的损失如此惨重、进剿如此不利，以至于弘历以贻误战机为由处决了清军的两名最高将领。而当 1768 年的危机发生时，征伐缅甸之役正毫无指望地被困在瘴疬肆虐的热带丛林里，弘历则以无能和谎报军情为由撤换了他的战地指挥官。当清军陷于困境时，难道弘历不会将震怒和沮丧发泄到国内事务中来吗？

然而，虽然这种沮丧可能会给弘历对妖术的清剿加温，但清剿的实际进程却有着自己的逻辑。弘历的忧惧亦真亦幻。真实的部分在于，他难以打破官僚体制自我满足、常规裹足的积习。君主要维护巩固自身利益，就必须不断诉诸于专制和无常的权力，而提出政治罪指控则是使用这种权力的最佳机会。幻影的部分（但谁能说幻影非真呢？）则在于，他对于无法为他所见的势力心存恐惧。妖术当然就是这样的一种势力，但还有来自谋反和汉化的双重威胁。即便像弘历这样一位已经汉化的满洲君主，也无法将谋反与种族因素区分开来，而当一个案子牵涉到辫子的象征意象时，便足以成为使他疑虑爆发的导火索。与谋反危险相伴随的是汉化问题，这一威胁虽然并不急迫，但却更为险恶。弘历的反应是文化的（推崇满族语言和历史，通过发动全国范围的文字狱来清除反满意识），同时也是政治的（清除已成为汉族官僚体系特征的种种“恶习”）。

江南是问题的关键。危险来自富庶文明的长江三角洲，并正沿着运河两岸向北蔓延。在弘历看来，南方是汉族官僚文化的罪恶渊薮：腐败顽固，朋党比奸，懦弱虚伪。强健的旗人可能会陷入江南的魔咒；弘历会用最严厉的语言斥责受到江南文化蛊惑的满洲官员。现在，某种罪恶又从江南向外蔓延，那就是官场中的腐败习气和社会上的妖术阴影。人们可能会提出异议，认为弘历“真正相信”的不是第一种、而是第二种危险。确实，弘历在公开场合是妖术的嘲笑者，说妖术是荒诞不经的迷信。但是，他在许多奏稿上的批示又显示，他对妖术的细节与目的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究竟是否“相信”妖术的存在？最好还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对他来说，术士的妖术比之汉文化的蛊惑是否就更不可信？术士们窃取人们的灵魂，腐败的汉文化则窃取满洲的品德，哪一种危险对他更为真实呢？

• 《上谕档》，嘉庆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 沈葆桢：《沈文忠公政书》（1880 年版），文海出版社（台北）1967 年重印本，第 6 卷第 67 页；《清实录》，光绪朝第 34 卷第 2 页，光绪二年六月一日；《清实录》，光绪朝第 38 卷第 17 页，光绪二年八月十四日；《清实录》，光绪朝第 39 卷第 10 页，光绪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教务教案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1967 年版，第 3 编第 3 卷，第 627 页。关于这一事件的讨论，参见德–格鲁特：《中国的宗教体系》，第 5 卷第 489~490 页。按照官方的观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邪术”是和武装匪徒的叛乱活动有关的，所以对“邪术”的清剿也是镇压叛乱的一部分。教民并未受到镇压，不仅是因为对外的条约保护了他们的信仰自由，而且也因为列强（特别是法国）正在寻找接口派遣炮舰来保护教民。

• 关于这两次战役，参见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故宫博物院（台北）1982 年版，第 4、6 章。我们已知道弘历在接到钦差福灵安的报告后是如何对待缅甸之役的指挥官的（参阅本书第三章）。

• 例如，弘历在彰宝一份奏报中提到关于某些罪犯割人发辫时在旁朱批道：“如何？”《朱批奏折》第 853 卷第 5 号，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十八日。那些含有同样暗示的文件似乎表明，他对妖术有一种病态的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