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踵而来的危机

妖术正在向北蔓延。在这一过程中，一系列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妖术并不局限于乡村社会，而可能牵涉到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8 月初，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报弘历，妖术已经越过山东侵入他的省份，而这也是京畿所在的省份。

一个防范妖术的案件

如我们在第五章所看到的，有各种方法可用来防止妖术的危害，如咒语、护身符和其他礼仪上的手段。自 6 月份叫魂谣言从江南传播开来后，在长江沿岸到处可以听到这样一首咒人的歌谣：

石匠石和尚，

你叫你自当。

先叫和尚死，

后叫石匠亡。

早早归家去，

自己顶桥梁。

这样的歌谣对神经过敏的官僚的耐心是一种考验，他们害怕这种防范妖术的符咒会煽起对妖术的更大恐慌。督抚们警告州县僚属，谁让这些谣言反复流传就将弹劾谁。但是小民百姓并不会理会这些而轻易放弃自我保护。不久，更为警觉的防范手段在京畿附近流传开来。

四十岁的农夫孟士会住在位于南直隶与山东交界的景州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庄。在暑热的 7 月 18 日晚上，他睡在自家茅屋的后房，而他的妻子则与孩子们睡在前屋，前门敞开着以图凉快。孟对官府说，天快亮的时候，“我身上发颤，就昏迷了。我女人叫我不醒，忽见我的辫子没了四五寸。”被惊醒的孟妻听说过，把割剩的辫子都剃净并洗一下头，就能躲过灾难（6 月下旬关于割辫妖术的谣言已从山东传到了直隶。山东民间传说要防止妖术伤害，就要把全部辫子剪掉，然后用艾草、稻秸、金银花和大蒜洗头）。因此她叫来理发匠把昏迷的丈夫的头剃了并洗了头。直到中午时分孟农夫才渐渐醒来。不久，人们又发现另外两个同样的案子，一个是二十九岁以卖饼为生的夏葛白，另一个是十五岁的邻县男孩王然。

妖术的警报迅速通过各村的流言网络传到了县城，张知县把被害者召到县衙门讯问。最后他的发现上奏到了承德行宫，警觉的弘历命令将这些受害者立刻送北京交军机处审问。然后他们将被释放，因为把这些无知乡愚同剃发出家的和尚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那些不肖的和尚更容易串通罪犯。当时弘历和大学士傅恒正在承德消夏，京城的事务由军机大臣刘统勋和刘纶负责。他们检查了受害者，没有发现行为可疑的证据（除了辫子被剪掉外），于是建议将他们释放。

但是弘历并不满意。虽然这些乡愚为防范妖术伤害而剪掉辫子不能算违反剃发令，但这些案子十分可疑，因为张知县按总督的指示亲自陪送被害者进京，而不是由手下人护送。他是否受命如此办理以便在路上教供，以掩盖他自己的疏忽、或更为严重的过错？最好还是把这些受害者由刑部官员护送带到承德来。

于是，孟农夫和其他人被护送到承德行宫作证。大约是清洗过一番后，他们跪在大学士傅恒面前。傅恒是弘历的妻舅，他将亲自审问他们如何丢掉了辫子。弘历的这位忠心而能干的仆人是一位杰出将领的曾孙，也是一位最为康熙皇帝信赖的大臣的孙子。傅恒在 1749 年率军征服了金川，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朝中的地位。但他与弘历的密切个人关系是建立在一种更为有力的感情基础之上的，那就是弘历对死去才一年的傅恒的妹妹、他的第一位皇后的记忆。当叫魂案发生时，傅恒还不到五十岁，但在军机大臣任上已二十多年了，弘历关于妖术案的大多数上谕和廷寄都是由他起草的。

跪在傅恒面前的三个人正好处在中国社会阶梯的另一端。他们三人都坚持原供：那男孩王然，是在街上行走的时候被人割去辫子的；夏葛白的辫子则是睡在母亲家的外屋时被割的；但是孟的案子仍有疑点，目为他是睡在里屋，割辫犯进入里屋怎会不被发觉呢？孟坚持说，他妻子睡得很熟，所以什么也没听见。他对傅恒抗辩道，他妻子“若果知道，哪有当时不叫喊，直至天亮后才叫我呢？”至于弘历怀疑张知州教供一事，孟和夏都坚持说，在来北京的路上，“一路吃饭都是张太爷的，张太爷并不同我们说别的话。”

傅恒认为孟等三人的话大致可信。王然系幼童无知，孟士会和夏葛白都是乡愚村民。虽然他们暂时剪掉了残留的发辫，但现已长出，仍旧留辫，其中似无暗通匪党情事，应照刘统勋所奏将他们送回原籍。弘历在傅恒的奏折上简单地批道“知道了”，表明他同意所奏但保留他对案子的看法。这意味着三个自行割辫者虽可释放，但大臣们却要对他们负责。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将要决定的是这个案子是以平民百姓为对象的妖术案还是剃发案。前者是清律中相当严重的罪行，后者则是谋反。

与此同时，弘历不断接到北京来的警急报告，说妖术犯已潜入北京并有割辫和剪衣案情发生。虽然还没有罪犯被捕获，但他们活动的证据却源源而来，每天都有新的受害者。许多人受害严重，当场晕倒瘫痪在地；其余则失去知觉直到辫子被割。有的人甚至整条辫子被偷割，还有的则像孟士会那样自己割掉剩下的辫子以避祸。不论是受害人还是旁观者谁也没看到妖人。在最近这些案子中有两个涉及到妇女：一个车夫的妻子突然被人迷倒并被割去衣襟。另一个是兵丁的妹妹，她晚上和母亲睡在一起时被人剪去头发，扔在后院。虽然“不甚昏迷”，但她抱怨说她“但觉心中发恋，情形尤为可异”。为了保护自己，许多住家都在门上和墙上贴上了防妖术的符咒。紧张的民众又因有关“怪虫”的谣言变得更为惊恐。据说这种怪虫来自邻省山西，能咬人致命。许多公共场所都张贴了匿名人所画的这种虫子的图像。北京市民们还传阅着预言饥荒、瘟疫和鬼怪横行的传单。

弘历的第一个反应是如果罪犯能在北京出入无忌，那么由托恩多掌管的北京巡防卫兵就是饭桶。他写道，北京人烟稠密，入夜以后街道都有栅栏设防。如果这些恶徒能自由出入，迷人割辫，那卫兵和栅栏有什么用？不仅如此，他的私人情报告诉他许多受害者都是在易于受害的情况下被剪去发辫的，如在偏僻的小巷面壁解手时。如果北京的卫兵确在履行职责，这些罪犯怎可能逃脱呢？托恩多的职位相当于提督，他到底在做什么？应付这些情况的最好办法是在提升戒备的同时加强克制。街道的巡查要加强，同时民众的情绪要安抚。地方当局对谣言应处之漠然，不要去讯问受害者，甚至不必要求每个剪辫事件都报告官府。门上贴符咒虽属愚蠢，但不必管它。弘历提醒道，如常言所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至于怪虫的谣言则是另一回事。这显然是恶徒所为，目的在于乘妖术恐惧之危。保安力量应追查缉捕那些印发图像传单的人。

同时，北京的军机大臣奏报承德向弘历保证，由于加强了戒备，北京的剪辫案已渐减少。弘历批示：“此非潜踪所可完事也。今热河亦渐有之，大家不可不上紧严缉。”此时，妖术正悄悄越过长城，进入满人的家园。

河南的执法

鉴于京畿周围的事态发展，也许还因为据报湖北发生民众大恐慌而感到震惊，弘历在热河行宫的辅臣建议在地处要冲的河南做一次大规模搜捕。弘历表示首肯并让军机处发谕旨给河南巡抚阿思哈。这个善于逢迎又庸碌无能的旗人立刻行动起来。他奏报说，确实，关于妖术的谣言早在 7 月中就传到了河南。他曾经口头命令省按察使让各州县保持警惕。几天以后，有三个人在黄河北岸、安阳古都附近的彰德府城被剪了辫子。他们当时并没有觉得什么，只是事后发现辫子被剪。虽然人们相信被害人会丧命（三人都说他们感到头晕发抖），但他们后来都没事。据说用朱砂、雄黄、鸡血（朱砂鸡血的颜色都是象征好运的红色，在丧葬时可以用来抵御秽气）来清洗割剩的头发就可以避害。阿思哈的手下不知这种说法“起自何处”，也没有逮到任何罪犯。

不久，在邻近的汤阴县，一个申某在路上碰到一个和尚问路。回家后发现自己的辫子被剪。因为这和尚是他碰到的唯一陌生人，自然是最大的嫌疑犯。一群村民在县役带领下抓到了罪犯。他们发现他的扁担尖上挂着十余条用头发编成的辫子，每根有六七寸长。申某的发辫不在其中。巡抚阿思哈怕案犯逃脱，命令将他解到开封省庭，亲自对他进行了刑讯。

和尚的法号叫海印，俗姓任，家住黄河下游五百里处的徐州城西门附近。他十五岁在当地上兴寺剃度出家，拜性元和尚为师。师父死后，他成了游方和尚。他否认割辫和从事其他邪术。那些挂在扁担上的头发是他前些年收集来的。在反复审讯中他坚守自己的口供，说如果那些头发真是偷来的，他怎么会把它们挂在扁担上呢。阿思哈报告说这个和尚十分狡猾。在扁担头上挂短绳并不奇怪，但这个和尚为何要用头发做短绳呢？罪犯只是一味咕哝：“并非偷剪。”

和尚日复一日地受审，但始终咬定不认。阿思哈非常怀疑，他写到：“此等奸徒偷剪发辫，应有首谋主使之人。必须严加刑讯，方得根底。”但是，这和尚历经审讯，已是形容委顿。“若急用刑夹，恐或致毙，反至无可根究。”（朱批：是）阿思哈让地方官继续在各州县仔细搜查，并将察看情形，再继续刑讯案犯。他还奏报道，河南的割辫案仅限于彰德和开封地区，民间的恐慌已平息下来。“臣缘正犯未经就获，即所获之僧，亦未经确供，是以尚未具奏。”

弘历发回一封紧急旨谕说，碰到这种情况用刑只会坏事。“此等奸徒，类多诡谲，虽踪迹显然而事发到官，每每茹刑狡抵，希图毙于夹杖，转无从得其底细。”而各地“奸匪鬼蜮伎俩大略相同”。因此，阿思哈应继续审问，但“不可徒事刑求”。同时，应“不拘僧道人众”继续搜捕妖党疑犯。

在重刑之下，海印挺不住了，他的故事混乱起来。缉查人员发现徐州既无上兴寺，亦无任姓居民在西门附近居住。海印现在改口说他是河南永城县人，但阿思哈奏报道，他仍“狡赖”，不肯说出所居住的寺庙。然而他顽固地坚持自己无罪，只是说“于我担头查有辫绳，就是我该死了”。这样的抵赖无非是为了“庇伊伙党”。阿思哈说审问本应继续，但是“该犯适患时气病症，兼有疮发，饮食亦减，难以审讯。现饬选医加谨调治，容俟痊日再行严究”。此外他已命令所属各地方官加紧搜查嫌犯。“但得续有弋获，与该犯互质，究其根底似当较易，现在尚无缉获。近日亦无被剪发辫之人。”（朱批：“京师此风未熄，而热河亦有之，岂汝省独无耶？足见汝不实力严缉，大不是矣。”）

仅仅在直隶一省，官府便接获了十七起剪辫案的报告，抓住了三个嫌疑僧道。阿思哈说剪辫案在河南已经匿迹显然不可能。弘历回答说：“此语不实。”这是弘历的帝王手段，暗示除了官僚系统以外，他还有自己的其它情报来源。在这样的淫威下，阿思哈不得不想方设法从海印口中榨出东西来，尽管这个狡猾的和尚并不合作。虽然海印一味抵赖，但证据很明白地摆在那里。可麻烦的是他的病情日甚一日。医药已不起作用，海印躺在那里奄奄待毙。

阿思哈小心翼翼地奏报道：“此等害民奸匪人人痛恨。……若听其庾毙狱中，既无以彰国法而快人心，且愚民无知间有讹言。”惊恐愤怒的民众会把海印的失踪看作是官府的失控，或对妖术漠然置之。所以，“宜显戮以释众疑。兼使奸徒咸知鬼蜮伎俩终难悻逃。”阿思哈因而“不揣冒昧，……恭请王命，将该犯押赴市曹正法，悬首示众”。

这样不仅海印解脱了痛苦，阿思哈也得以摆脱困境。让一个囚犯瘐死狱中只是行政上的小小过失（对巡抚来说只是一点罚款而已）。但是，让海印这样的重要案犯死掉而没有获得他的口供，则意味着主管官员的无能或隐瞒真情（比如，人们会怀疑案犯可能供出了一个大阴谋，但地方官员们长期以来一直被蒙在鼓里）。阿思哈的建议是以巡抚所拥有的迅速处决罪犯的权力为依据的——虽然这种权力通常只用于谋反叛乱。在这个案件上，把一个奄奄待毙的和尚拉到市曹斩首示众是一种强有力的信息，表明了国家镇压妖术的决心，虽然罪犯并没有口供认罪。但是，这并不是弘历想得到的结果（朱批：“更不成事矣！”）。

河南的斩获如此之少，这使得弘历不能不怀疑阿思哈的属下有另外一层隐情：他们一定对巡抚有所隐瞒，为的是绕开麻烦或逃避对他们自己早先疏忽的处罚。处决海印后，阿思哈显示出了热忱，报告了省内发现的十六起割辫案件。（朱批：“果不出朕所料。”）三个形迹可疑的和尚被逮捕，但未发现任何可信的犯罪证据。全省的搜捕使民众确信了官府的决心，现在客店和寺庙都拒绝游方和尚入宿。阿思哈奏报皇上道，即便如此严厉的措施仍未收到效果，这是因为这些罪犯都是妖人，“行踪诡秘，出没不常，必有隐身邪术，故能肆行其恶，使人人莫得其踪。”（朱批：“此何言耶？有此理乎？汝存此心，无怪属员缉拿不力且欺汝！”）。

阿思哈谦卑地回奏说：“诚如圣谕，其中自有阴谋不逞之犯。”（朱批：“无用废物！”）阿思哈说：“臣至愚。”（朱批：“竟是至愚。”）阿思哈接着说省科举考试时（考官）例用蓝笔，但他带着墨笔以“备缮折奏”，随时报告妖术案情。（朱批：“有何关系！”）不管怎样，弘历十分生气，在这种紧急情况下，阿恩哈应该让布政使代理考试事宜。阿思哈“平日尚属实心办事之人，不意其亦染外省模棱恶习”。至此，清剿在皇帝和官僚之间已变得如此敏感，以至于官员的无能本身也成了目标。

阴谋的升级

整个 8 月，弘历在承德避暑山庄收到了一大堆关于妖术的互相矛盾的消息。案情从南方蔓延到北方，又从北方发展到西方，案犯行动之迅速远远超出了各省督抚们的反应。虽然抓获了无数嫌犯，但弘历知道他们都是来自社会边缘和底层的和尚和乞丐，为隐匿的妖党首领所雇佣。到 9 月初，弘历已经确信，妖术威胁并不仅仅限于地方社会，很可能也是冲着王朝本身而来。由于大臣们的建议，他宽赦了农夫孟士会等人。但是，民众可能会因此认为被割辫后可以连根剪去辫子以避妖祸。那么，接下来会是什么呢？

9 月 7 日，弘历给七省督抚发出了一道上谕，终于将剪辫妖术与剃发联系起来。他指出，迄今为止所有抓获的罪犯显然都是一个更大阴谋的工具。一方面，阴谋家们雇募乞丐和流浪汉为他们偷辫子，而不告诉他们这辫子作何用。关于叫魂和造桥的信念固然属于“荒唐不经”，这本身就应受到严厉的追究。但是有谁能说剪掉整条辫子以避祸的谣言不是妖人奸党制造出来，以便让人们在惊恐之余剪掉辫子，象征性地和满清王朝作对呢？妖人们自然知道，男子“留辫一事系本朝制度，剃去发辫即非满洲臣仆”。然而，此等不轨之徒大抵不在北省而在南方，“其人非系奸僧即读书失志之徒”，其罪恶亦甚于割辫匪徒“不啻什倍”。虽然江浙地区为此案发端之始，但湖广“人心狡险，素尚左道邪术”，尤恐逆犯潜匿其间。该数省督抚务必将逆犯搜寻出来。

不过，搜捕妖人的方法与通过士兵和巡卒追缉割辫匪犯不同。搜捕妖人当严密查访，不露主角，以免奸逆闻风避匿，更难搜寻根线。弘历用他在讨论要事时才喜欢用的语句结束了他的瑜旨：“勉之，慎之。”这样迫切的言词在仅仅讨论妖术问题时不曾出现过。行省官僚中无人怀疑清剿正在升温，而清剿的底蕴也发生了变化：它所涉及的不再仅仅是妖术，而是谋反。

救世的追求

与此同时，在直隶省荒原通往蒙古的路上，民众也受到了妖术恐慌的影响。我们无法知道这种恐慌是产生于对妖术的恐惧，或是受惑于剪辫的反满暗示，或是出自于对朝廷控制明显减弱的担心。但是一些人已经急急忙忙地在为世界末日做准备了。他们属于民间佛教的一支，叫做无为教，也叫做收元教，这个名称与相信世界末日将临的千福年信仰有关。这个教派的始祖据说是罗清（活动于 1509 ~ 1522 年）。该教一直为官府所禁，但现在被一个名叫孙嘉谋的人复活了。这一教派应归入“诵经派”，他们吃斋守戒，通过早期教派领袖传下的宝卷寻求拯救。

在北京西北两百里处的保安州（今涿鹿县），一个邪教信徒供称孙嘉谋“造作逆词”，意欲重兴邪教。省按察使亲自前往调查。弘历立刻警觉起来，发密旨命将所有案犯绕过省法庭，直接解往承德审讯。

整个法律机器迅速地转动起来。一个星期后，承德的军机大臣们向皇帝报告了他们对保安邪教徒审判的结果。邪教主崔有法宣称，他从明代的普明那里继承了五个字（普福养显德），作为教徒取名次序。孙嘉谋于 1750 年入教，法名显富。崔有法于 1753 年被保安州拿获，在具结改过后被释放。但在暗中继续奉行邪教，并称有普光老母告知他人间祸福。他并假造“金丹蜜酒”当药出售。近年来，他的门徒孙嘉谋编造字帖，写入“逆词”，计划在教徒中散发。在刑讯中，孙供出这些逆词有两段：“前半段是说崔有法种种骗钱的事”（可能是以禳灾为名向人敛钱），后半段是普明所传下来的“九莲赞”。阴历七月间，崔有法听说外面有剪辫之事，就劝众人禳解以消灾。伴随政朝换代而起的暴力意味着混乱和百姓的灾难，也是邪教复兴教派和吸收教徒的机会。当教徒在保安城散发字帖时被官府差役抓获，接着官府又抓获了替崔有法敛钱和收藏经卷的人。

审判官建议以“大逆罪”对案犯从严惩处：崔有法和孙嘉谋凌迟处死，他们的主要门徒或者斩首，或者杖责流放；鉴于该州民众为邪教所惑，“几于牢不可破”，应将崔孙等传首示众，以昭炯戒。在第九章中我们会看到十五年前对崔有法从轻发落的官员也受到了惩处。

弘历对保安邪教的无情打击是他 9 月 7 日谕旨所得结论的自然延续。在他看来，叫魂妖党故意挑起剃发所包含的意象问题，意在谋反。从逻辑上来说，邪教对割辫党的反应正是割辫妖党所期望的。不管叫魂妖党的策略是什么，事实上保安的邪教徒很有可能是把割辫的威胁看作是末世来临的征兆。民众对改朝换代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然灾害的恐惧正好被崔有法和他的教派所利用。大恐慌的因素猖獗肆虐——至少对身处承德的朝廷来说是如此。蔓延到京城和各省的妖术已使朝廷为之震动。

• 《朱批奏折》，第 865 卷第 1 号，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定长）。

• 关于孟士会一案参见《朱批奏折》，第 859 卷第 1 号，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二十日；《朱批奏折》，第 851 卷第 1 号，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四日（方观承）；《上谕档》，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录副奏折·法律·其他》，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刘统勋和刘纶）；《清实录》，第 813 卷第 15 页，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二、二十三日（刘纶等撰）；《上谕档》，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傅恒）。

• 《清实录》，第 813 卷第 15 页，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 《朱批奏折》和《上谕档》，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十二日。

• 海默尔：《清代名人录》，第 252 页。

• 《上谕档》，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

• 《朱批奏折》，第 858 卷，第 1 号，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刘统勋等）。

• 《清实录》，第 815 卷第 5~6 页，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十八日；《朱批奏折》（《史料旬刊》，第 187~188 页），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托恩多）。

• 《清实录》，第 815 卷第 5~6、7~9 页，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十八至十九日。

• 《朱批奏折》，第 858 卷第 2 号，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刘统勋等）。

• 《上谕档》，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八日；《清实录》，第 814 卷第 17 页。

• 阿思哈（约 1710~1776 年）的仕途经历可以告诉我们满洲贵族是如何让他们的平庸之才得到行省高位的，尽管他们的无能众所周知。阿思哈出自上三旗（此三旗直接依附于皇室，君主对他们寄托了特别的信任）。1726 年，可能在十八九岁时，他在北京一个专为旗人子弟开设的官学学习，并直接从内阁得到一个中书职位。在京城官场低级职位上见习以后，1745 年他被派往甘肃任布政使。四年以后，他升任江西巡抚的高位，据说他在任上的一些改善军事训练的琐细建议赢得了皇上的欢心。第二年他调任山西巡抚，在那里他强迫受灾地区的富户缴纳“赈济”款给地方官府，从而毁了自己的前程。山西地方士绅的公愤显然影响了弘历，他非常愤怒，指出阿思哈的做法是“卑鄙错谬”的，“不胜巡抚任”。他被撤职，改任吏部员外郎。到 1755 年，他以布政使衔派往准噶尔军前经理粮运。一年之内，他以军功受荐，在 1757 年再次成为江西巡抚，回到了十一年前开始担任此职的地方。三年后，军机处的调查确定他受贿和勒索，判他绞刑，但是弘历很快给他减刑，让他以三品顶戴去乌鲁木齐赎罪。两年后他再次升到巡抚的职位，先在广东、然后在河南任职，即我们现在看到的他的职位。后来，弘历认为阿思哈的一个奏章愚蠢可笑，终于认定他缺乏旗人的勇气、诚恳和纯正、并不能指望他会有所改变。于是，他被贬往伊犁赎罪。四年以后，他被召回北京在军机处幕僚任职，并很快改任都察。1775 年他被派去协助镇压王伦起义，因胆怯而受到谴责，再次受辱，但被允保留职位。同年，弘历赐予他在宫中骑马的特权（这一荣誉通常只赐予年高而杰出的京城官员）。1776 年他代理吏部尚书，旋改任漕运总督。同年底去世，谥“庄恪”。参见《清史稿》，第 337 卷 11050 页；《清史类纂》，第 22 卷第 43 页。

• 关于河南的大恐慌和海印的故事，参见《朱批奏折》，第 861 卷第 1~3、6 页，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十三日；《清实录》，第 815 卷第 14 页，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

• 《清实录》，第 815 卷第 14 页，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

• 《朱批奏折》，第 861 卷第 2 号，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阿思哈）。

• 《朱批奏折》，第 861 卷第 3 号，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一日（阿思哈）。

• 《朱批奏折》，第 861 卷第 6 号，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十一日；《清实录》，第 816 卷第 20~22 页，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九日。如果我们对照阿思哈的实际任职记录的话，弘历在评价中认其为一尽责的官员只是一种官场套话，参阅第 192 页注①。

• 富尼汉承认关于剃掉全部辫子以预防妖术伤害的信仰在山东很普遍。《朱批奏折》，第 860 卷第 7 号，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二日。

• 《清实录》，第 815 卷第 53 页。这封廷寄在《上谕档》中日期为七月二十七日，但在《清实录》中则为七月二十五日。

• 韩书瑞：《山东叛乱：1774 年的王伦起义》（Shantung Rebellion: The Wang Lun Uprising of 1774），耶鲁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8 页；欧大年（Daniel Overmyer）：《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Folk Buddhist Religion: Dissenting Sects in Late Traditional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113~114 页。

• 《上谕档》，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九日。这是一份给军机处的机密的宫中旨令，廷寄则发给直隶官员。保安属宣化府，故文件中有时说邪教发生在宣化。

• “祸福”是清律中用语，指的是对重大政治事件做非法预言。《大清律例》，第 16 卷第 11 页。关于普明和他的千福年信仰传统，参见谢克（Richael Shek）：《没有造反的千福年：华北的皇天道》，载《近代中国》，第 8 卷第 3 期（1982 年），第 305~336 页。

• 《上谕档》，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