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本书的写作自始至终得到了中国同事的帮助。中国人民大学的韦庆远和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鞠德源在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的客人在剑桥访问期间，以及我在北京从事研究工作时，引导我接触了许多历史资料。他们的友情和勇气对我的研究与写作是一种激励。戴逸、王恩治和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其他同事为我提供了热情的接待和知识上的指导。我对中国档案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尤其是北京的严运生和徐艺圃以及台北的张彼得和庄吉发——尤为感激。中国已经将保存清代文献的伟大宝库向所有国家的研究者开放，这必须被视为现代学术研究发展中的伟大事件之一。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理解这对于我们认识人类生活会产生何等重大的意义。

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为我于 1984 年在中国从事档案研究提供了资助。我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同事们以及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亦给了我很多帮助。其中，我的研究助手 Elaine Mossman 对我的帮助特别大。 Prasenjit Duara，李明哲，林满红，Susan Naquin，Evelyn S. Rawski，Nathan Sivin，James L. Watson 认真地阅读了本书书稿，对这些朋友的慷慨相助，我的感谢是难以用言辞表达的。 Beatrice S. Bartlett 曾在费正清中心工作两年，其间，她与我分享了关于清代通信系统的广泛知识。还有许多人帮助我解决了一系列特殊问题，他们是：Daniel Bell, Peter GoLdman, R. Kent Guy, Aurthur Kleinman, Patrick Tai（他极富技巧地帮助我建立了资料库系统），Pei-yi Wu，Judith Zeitlin。如果没有 Chiang Yung-chen、韩明、Kam Tak Sing（本书的满人姓名表是他编制的）、罗丽达、Beata Tikor、Diana Wang、Yang Jeou-yi 等给予的协助，本项目是难以完成的。本书地图由 Pat McDowell 绘制，索引则由 Olive Holmes 编制，我谨在此致谢。哈佛大学出版社的 Elizabeth Gretz 从事编辑工作时从来便既有见地，又对作者极富同情心。所有这些朋友使我得以免犯很多错误，但如果书中仍存在错误的话，当然应由我负责。我的妻子 Mary L. SmiLh 以批判性的眼光阅读了书稿，并给我以极大的鼓励。本书是献给她的——尽管这与她的贡献相比是太微不足道了。

孔飞力

199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