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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科学与人性总是有或多或少的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归到人性。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

确实，不论是科技的换代，还是媒介的延伸，归根到底都会引起人和社会的变迁。

科技革命让一个新的数字世界成型并不断拓展边界。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同程度地涉入了这个新的数字世界中，但它对不同年代的人却有着不同的影响。

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每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将会影响一代人。在中国过去的50年中具有巨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有：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1979年^[1]的改革开放、1990年的下海经商等。因此本书将中国社会的人群粗略地分为66前、66后、79后和90后。

如果把从1979年到现在出生的一代人称为“数字土著”，那么在1966~1978年出生的人可以被称为“数字移民”，而1966年前出生的人则成了不折不扣的“数字难民”——他们对互联网和数字世界最陌生。当然，这个区分是对整个代际而言的，个体则是千变万化的。

正如纪录片《互联网时代》第6集《迁徙》所描述的那样：“不管是世界还是中国，人类生活的大迁移已经开始，这是从传统社会向互联网数字化时代全面的迁徙，这是一个时代性的课题和不可阻止的人类命运。不论你是不是网民，无论你远离互联网还是沉浸其中，你的身影都在这场伟大的迁徙洪流中。”

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将会看到“数字土著”们在社会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笔者就是一个“数字移民”，在外企工作了十几年，深受外企文化影响，来到腾讯公司工作之后常常拿两种不同的公司文化进行对比。刚加入腾讯公司的时候，有很多事情非常不理解，如，感觉公司内部天天都在评奖和发奖，有双月一评的，也有一季度一评的，还有半年一评的；然后是各事业群的奖项，有月度的、季度的；最后是部门的即时激励奖，就是随时都可能发奖……奖项评完之后，还要大肆宣传，每天不收到几封颁奖的邮件，你都会怀疑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不明就里的我还犯过嘀咕：明明就是工作职责内的事，有些甚至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还要不厌其烦地奖励，真是多余！还要不要工作了？

三年后我终于理解了，腾讯公司比我更懂年轻人。因为对于现在的年轻一代而言，公司需要用高频率的表扬去满足他们的即时需求，从而不断地激励他们努力工作。

类似的不理解之处还有很多。因为“数字土著”在数字世界中已经建立了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而笔者作为一个“数字移民”，肯定需要时间去读懂他们。

接下来我们就试着去了解这些“数字土著”的特性。

[1]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正式开始实施则是1979年，这里采用1979年作为时间节点是为了与下文的66前、66后、79后、90后这一人群分类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