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走入火中

    1 “我绝不半途而废”

    1841年1月28日,塔基远征失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后,一个后来出色地完成了塔基没有完成事业的人降生在了威尔士登比郡的一个集镇上。在圣希拉里教堂的出生登记册上,有人给他登记的名字是“约翰·罗兰兹,私生子”(John Rowlands,Bastard)——后面的那个词给他整个人生打下了很深的印记,他拼命地用毕生时间让自己忘掉这种耻辱感。 [1] 年轻约翰是女佣贝奇·帕里(Betsy Parry)生下的五个私生子中的第一个。他的父亲可能是死于震颤性谵妄的醉鬼约翰·罗兰兹(John Rowlands),也可能是杰出的已婚律师詹姆斯·沃恩·霍恩(James Vaughan Horne),也可能是贝奇在伦敦的男朋友——她先前在伦敦打过工。

    生下孩子之后,贝奇在耻辱中离开了登比郡。离开之前,她将孩子交给了孩子的两个舅舅和姥爷。这位姥爷一贯认为,如果男孩子不听话,就必须“结结实实地揍一顿”。 [2] 约翰5岁时,姥爷去世了。姥爷去世之后,两个舅舅立刻将他送到当地一个家庭寄养,每周支付半个克朗,算是摆脱了这个累赘。后来,那家人要求增加报酬时,两个舅舅拒绝了。一天,那个寄养家庭对小约翰说,他们的儿子迪克要带他去另一个村子去找他的“玛丽阿姨”:

    那条路那么长,好像永远走不到头……最后,我们来到一座很大的石砌建筑前,迪克将我从他的肩膀上放下来。他将手探进高高的铁门,拉响了里面的铃铛。这时候,我听到很远的屋里传来很响的丁零当啷的声音。一个表情阴郁的陌生人出现在门口。他不顾我的挣扎,抓住我的手把我拉了进去。迪克用好听的话抚慰我的恐惧,说他只是带我去找玛丽阿姨。大门在他面前关上了。随着铁门关上的回声,我第一次体会到凄凉孤寂的难受感。 [3]

    现在,6岁大的罗兰兹住进了圣阿萨夫联合贫民习艺所(St. Asaph Union Workhouse,下文简称圣阿萨夫习艺所)。

    有关圣阿萨夫习艺所的记录充斥着很多维多利亚时代的委婉说法。当地一家报纸指责这家习艺所的老板总是醉醺醺的,经常对女雇员“过于随便”。1847年,也就是约翰·罗兰兹进来的时候,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了这家习艺所。调查结果说,这家习艺所的男性成年人“从事着所有令人不齿的行为”,他们让一大一小两个孩子睡一张床,导致他们早早就开始“懂得和实践他们不应该做的事情”。 [4] 在接下来的一生里,约翰·罗兰兹惧怕与一切和性有关的亲昵行为。

    不管约翰在习艺所的宿舍里遭遇或看到了什么,他在习艺所的教室里收获良多。由于他成绩优异,当地主教奖励了他一本《圣经》。他对地理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还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本事:任何人的笔迹,只要他研究几分钟,就能模仿得惟妙惟肖。他自己写出来的字十分优雅。他稚拙的签名漂亮时髦,笔体向前倾斜,字母垂直的一笔显著高于或低于基线。他似乎要借助一手好字让自己走出耻辱的过去,改写自己的人生脚本,让自己从贫困走向优雅。

    当时他已经12岁了,一天晚上,管理员(supervisor)“在晚餐时间找到我,当时所有学员正坐在一起吃饭。他指着一个长着椭圆形的脸,脑后盘着一大卷深色头发的高个女子,问我是否认识她”。

    “不认识,先生。”我回答。

    “怎么,你不认识自己的母亲?”

    “我吃了一惊,感觉脸颊烫得厉害。我腼腆地瞥了她一眼,看到她正用一种冷淡和挑剔的目光审视我。我原本觉得会对她产生一股强烈的亲昵感,但她脸上冷冰冰的表情让我的心扉怦然关上了。” [5]

    让他更为震惊的是这样的一个事实:他的母亲又给圣阿萨夫习艺所送来了她的两个私生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几个星期之后,她离开了这个习艺所。对于约翰来说,这是一连串的被遗弃中最后的一次。

    15岁时,约翰离开了圣阿萨夫习艺所,先后借住在几个亲戚家。这些亲戚对于收留一个救济院出来的表亲感到极为不适。17岁那年,他住在利物浦的一个舅舅家里,在肉店里打工,帮老板送货。他非常害怕将来再次被亲戚赶出去。一天,他去给停靠在码头边的“温德米尔号”(Windermere)美国商船送肉。船长看中了这个个子虽小但身体看上去很结实的年轻人,问他:“想不想来这条船上当海员?” [6]

    1859年2月,经过7个星期的航行之后,“温德米尔号”到达新奥尔良(New Orleans)。在那里,这位当海员没多久的年轻人弃船逃跑了。那个城市的各种味道让他深深地着迷:柏油、盐水、生咖啡、朗姆酒、糖浆。他在大街上游荡,寻找活干。在一个仓库的门廊里,他看到一个头戴高礼帽的中年男人。事后他才知道,对方是一个棉花商人。小约翰走上前,问道:“您这里要人吗,先生?” [7]

    约翰唯一的介绍信——那本上面有主教题字作为奖品的《圣经》——让这位棉花商人对他顿生好感,于是他就留下了这位十几岁的威尔士年轻人。不久之后,现在居住在“新世界”的年轻的约翰·罗兰兹给自己改了一个名字。这件事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1860年,新奥尔良人口普查时,他登记的名字是“J. Rolling”(J.罗林)。当时认识他的一个女士记得他的名字叫“John Rollins”(约翰·罗林斯)。她说,约翰·罗林斯“头脑活络,喜欢吹牛、说大话、讲故事”。 [8] 然而,没过几年,他开始使用雇他干活的那位商人的姓和名。同时,他开始试着使用中间名,他用过“Morley”(莫利)、“Morelake”(莫雷克)、“Moreland”(莫兰),最后固定用“Morton”(莫顿)。就这样,进入圣阿萨夫习艺所时名叫“约翰·罗兰兹”(John Rowlands)的男孩后来成为闻名世界的“亨利·莫顿·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

    斯坦利不仅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而且他接下来一直在给自己创造一个不同的传记。这个后来成为最有名的探险家,以准确观察非洲野生动物和地形闻名的人,在记叙自己早期生活方面,却是善于搅浑水的世界级大师。例如,在自传里,他添油加醋地讲述了离开那家威尔士习艺所的经过:他带领一整个班的孩子反抗那个曾经恶毒地折磨过整个高年级的残暴的管理员詹姆斯·弗朗西斯(James Francis)之后,翻过花园围墙逃跑。“我惊异于自己的鲁莽行为,高声喊道:‘不会再这样了。’这话刚说出口,我就被人抓着外衣领口扔了出去,莫名其妙地摔倒在长凳上。那混蛋气急败坏,对着我的肚子拳打脚踢,直到我仰面摔倒,大口喘气。我再次被从地上抓起,扔向长椅。猛烈的撞击差点将我的脊柱折断。” [9] 斯坦利当时正值15岁,力气很大,身体健康,当过矿工,在矿难中失去一只手的弗朗西斯没法轻易打伤他。据其他学员后来回忆说,当时没有任何反叛行为,更不要说是斯坦利带头的反叛。据他们回忆,弗朗西斯是一个很温和的人,斯坦利深受老师宠爱,经常得到老师的优待和鼓励,弗朗西斯不在的时候还让斯坦利代为管理。习艺所的记录显示,斯坦利离开的时候不是逃走的,而是要去学校去上学,就住在了舅舅家。

    同样奇怪的是斯坦利讲述的他在新奥尔良的情况。他说他住在那位好心的棉花商人亨利·斯坦利和他那位如圣徒般善良、身体虚弱的妻子家里。后来,这个城市流行黄热病,她身染疾病,死在她那张挂着白色平纹细布床帘的床上。然而,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睁开温和的眼睛,对斯坦利说,‘好好努力。上帝保佑你’”! [10]

    不久后,那位因妻子去世而悲痛不已的人拥抱着这位年轻的租客兼员工,对他说:“以后,你随我姓。” [11] 斯坦利说,接下来,他和那个被他称为“父亲”的人一起度过了两年田园诗般的公务旅游时光。他们乘船在密西西比河上往返,在甲板上漫步,为对方大声朗读并探讨《圣经》。但是,不幸的是,1861年,这位慷慨的养父追随他挚爱的妻子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斯坦利说:“当挚爱的人冰冷的双手被叠放在胸前,长眠不起的时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一股钻心的痛苦。我注视着那具尸体,不停地追问自己:‘我的举止是不是像我希望的那样完美?’‘我的表现是不是不够好?’‘我是不是对他还不够尊重?’” [12]

    这是一个伤感凄婉的故事,不过资料显示,斯坦利夫妇直到17年之后,也就是1878年才去世。虽然他们确实收养了两个孩子,但这两个孩子都是女孩。根据该城市的人名地址名录和人口统计文件,年轻的斯坦利并没有住在斯坦利夫妇家里,而是先后住在一些寄宿公寓里。并且,这位作为商人的斯坦利与他的雇员进行了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永远与后者断绝了关系。之后,他不许别人在他面前提到那个年轻人的名字。

    很显然,斯坦利关于自己年轻时期的理想化描写受到了与他同时代的查理·狄更斯的影响,他们都热衷于描写临终时的场景、品行如圣徒般的女性、富有的赞助人。另外,这些描写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了他情绪的影响:小时候的生活经历给他蒙上了很深的耻辱感,他必须要编造一个能够呈现给世人的自己。他不仅在自传中编造故事,他还在日记中编造了一个戏剧性的海难和其他子虚乌有的冒险。有时候,他非洲之行的某个事件与他寄回国内的日记、信件、报纸文章,以及他在每次出行之后写的书,存在明显的出入。这些出入让心理历史学家大饱眼福。

    斯坦利描述或编造的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插曲发生在他到达新奥尔良后不久。当时,他与一个在船上做零工的来自利物浦的小伙子迪克·希顿(Dick Heaton)在寄宿公寓里睡同一张床。“他腼腆得很,如果烛光亮着,他就不上床睡觉,而且……即使上床,也只是躺在床的边缘位置,和我保持着很远的距离。我早上醒来,总是看到他和衣而卧。”一天,斯坦利醒来后,看着睡在一边的迪克·希顿,“惊奇地发现他胸前凸起原先我以为是两个肿瘤的东西……我坐起来……我叫出来……‘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迪克,你是女的’”。承认自己叫艾丽丝之后,那天晚上迪克没有回来。“我再也没有看见她,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我一直希望命运女神会明智地关照她,就像她将两个年轻而单纯的小青年分开一样,因为如果两人待在一起的话,年轻人没有节制的感性会让我们干出蠢事来。” [13]

    像他描写的带有狄更斯风格的临终病榻前的情景一样,这里也有传奇故事的影子——女扮男装去当兵或者女孩从家里跑出来去当海员。不管是真是假,这个插曲透露出来的情感信息与先前的描述是一致的:斯坦利害怕和女人亲近。

    美国内战开始后,斯坦利参加了南方邦联军队。1862年4月,他所在的阿肯色州志愿团与北方军队在田纳西州的夏洛(Shiloh)交了火。在战斗打响后的第二天,他被6个北方军队的士兵包围,随后被送到芝加哥城外一个拥挤的、斑疹伤寒肆虐的战俘营。他发现,离开那个糟糕透顶的地方的唯一出路是参加北方军队。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立刻付诸实施,结果因为染上了痢疾,不得不因为疾病而退伍。他又设法回到船上当海员,在辛苦地多次往返大西洋两岸之后,他于1864年参加了北方海军。他那一手好字让他得到了“明尼苏达号”护卫舰上的一个文书职位。这艘战舰炮轰了南方军队在北卡罗来纳的一个要塞之后,斯坦利成为为数很少的以内战双方的视角见证过战争的人。

    1865年年初,“明尼苏达号”战舰回到港口之后,不安分的斯坦利开了小差。现在,他移动的速度更快了,似乎他对限制行动自由、有规章制度的地方,如习艺所、商船和军队失去了耐心。他先去了圣路易斯,给当地一家报社做自由撰稿人,给报社发回了一系列矫揉造作、辞藻华丽的报道。这些报道发自非常遥远的西部——丹佛、盐湖城、旧金山。在文章中,他透露出对西部边界城镇“花天酒地”、“罪恶的旋涡”的不满。 [14]

    为了寻找刺激,他去了一趟土耳其,之后又回到美国西部,从此他的新闻记者职业开始起飞。在1867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他报道了印第安战争(Indian Wars),不仅向圣路易斯发送报道,还向东海岸的报社发送报道。虽然南部平原地区印第安人与入侵其土地的白人长期的殊死斗争几乎已经结束,虽然斯坦利所在的远征队很少与印第安人发生冲突,虽然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是在进行和平谈判,但是报社的编辑们还是要斯坦利提供有关激烈战斗的报道。他发给他们的报道是:“印第安战争这回真的要开始了……坚守先前诺言,不改嗜血本性和对白人的满腔仇恨,不忘先辈遗训的印第安人已经踏上征途了。” [15]

    这些报道引起了小詹姆士·戈登·贝内特(James Gordon Bennett,Jr.)的注意。贝内特是派头十足,作风强硬的《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 )出版商。他委托斯坦利报道一场不同寻常的小规模战斗来提升报纸销量——英国政府组织的针对阿比西尼亚国王的远征活动。在前往战区途中,在苏伊士停留的时候,斯坦利贿赂了电报局的首席电报员,当众多前线通讯员竞相往国内发报道时,让那位电报员第一个发送他的报道。他的这一举动颇具先见之明,他关于英国如何打赢这场重要战斗的生动介绍是整个世界最早看到的有关这件事情的报道。一个非常巧合的事情是,就在电报员发送了斯坦利的稿件之后,穿越地中海的电报电缆就发生了故障。愤怒的竞争对手的稿件,甚至英国军方的官方报道,也要经轮船送到欧洲。1868年6月,在开罗的一个旅馆里,他品味着他的这一杰作和接到的一个好消息——他被《纽约先驱报》聘为永久外派通讯员。这一年,他年仅27岁。

    *

    现在,生活在伦敦的斯坦利听到了身边有关不久之后所谓“瓜分非洲”的最早的声音。在自信地迈入工业时代,满怀铁路和远洋蒸汽船带来的力量感的欧洲,涌现出一批新英雄人物:非洲探险家。当然,对于那些在非洲生活了上千年的本地人来说,“这里没有什么可发现的,我们一直都在这儿”(引自一个后来成为政治家的非洲人)。 [16] 但是,对于19世纪的欧洲人来说,大加赞扬探险家“发现”了某个新的海角是想要将非洲收入囊中的前奏。

    在史无前例地紧密依靠电报、巡回演讲、广泛发行的日报进行信息传播的欧洲,非洲探险家跻身第一批国际名人行列,他们和当今的冠军运动员、电影明星一样,声誉超越了国界。英国人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约翰·斯皮克(John Speke)从非洲的东海岸大胆地进入非洲内陆,发现了世界上最长的淡水湖坦噶尼喀湖(Lake Tanganyika)和非洲最大的水域维多利亚湖(Lake Victoria),这一探险活动最后以两人公开大吵一架收尾——名人的这种事情总是为公众所津津乐道。法国人保罗·贝隆尼·杜·沙益鲁(Paul Belloni Du Chaillu)从非洲的西海岸带回了一些大猩猩的皮和骨骼,在演讲中告诉那些充满好奇的听众,那些体格硕壮的长毛动物如何将女人掳入密林深处的巢穴中去干那让人无法启齿的事情。 [17]

    欧洲人如此兴奋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是希望非洲能够成为工业革命原材料的重要供应地,就像是先前为殖民地种植园经济寻找原材料——奴隶——推动欧洲与非洲最初的商业交易一样。探矿者于1867年在南非发现了钻石,又在大约20年后发现了金矿,这种希望就更加强烈了。但是欧洲人喜欢将自己与层次更高的动机联系在一起。尤其是英国人,他们热切地坚持要把“文明”和基督教传播给非洲人。他们对这个大陆未知的内陆充满好奇,认为反对奴隶制义不容辞。当然,在反奴隶制这一高尚的道德层次上,英国人的资格是可疑的,因为英国长期主宰着奴隶贸易,直到1838年,英帝国才正式废除了奴隶制。不过,英国人很快就将这一切抛到了脑后,就像他们忘记了奴隶制的终结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英属西印度群岛大规模奴隶起义的推动下,以及英国军队的残酷镇压越来越难以奏效的情况下实现的。在他们看来,世界大多数地区奴隶制的结束是出于一个原因:英国人的好心肠。1872年,在建造艾伯特纪念亭(Albert Memorial)时,其中的一个雕像是一个年轻黑人,除了胯部有树叶遮羞之外,全身赤裸。纪念亭的介绍手册说那位黑人是“未开化种族的代表”,他在倾听一位欧洲女性的教诲。“脚上打破的铁镣象征的是大不列颠在奴隶解放事业中起到的作用。” [18]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60年代反对奴隶制的热潮并非指向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这两个国家允许其殖民地存在奴隶制,也不指向巴西,虽然这个国家有数百万奴隶。相反,人们将义正词严的指责倾倒在一个遥远、弱小、“安全”的非白人目标上:所谓来自东方想要劫掠非洲的阿拉伯奴隶贩子。在桑给巴尔(Zanzibar)的奴隶市场上,奴隶贩子将掳来的“人货”卖给桑给巴尔岛上种植园的阿拉伯老板,以及来自波斯、马达加斯加、阿拉伯半岛诸多苏丹领地和公国的买主。对于欧洲人来说,这是一个表达其不满的理想靶子:一个奴役另一个“不开化”人种的“不开化”人种。

    阿拉伯人这个称呼是不准确的,非裔阿拉伯人更为准确。虽然被他们绑架的奴隶最终被卖到了阿拉伯世界,但是非洲大陆上的奴隶贩子主要是来自当今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地区的讲斯瓦希里语的非洲人。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接受了阿拉伯装束和伊斯兰教,但只有少数人具有部分阿拉伯血统。虽然如此,从爱丁堡到罗马,充满义愤之词的书籍、演讲、讲道纷纷讨伐罪恶的“阿拉伯”奴隶贩子,而且言外之意是,整个非洲都可能成为其他人而不是欧洲人的殖民地。欧洲人对非洲的所有热情——反对奴隶制、寻找原材料、传播基督福音、纯粹的好奇心——都体现在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一个人身上。作为一名医生、探矿者、传教士、探险家,甚至一度作为英国领事,他从19世纪40年代初期开始在非洲各地游走了30年。他探寻尼罗河的发源地,谴责奴隶制,发现了维多利亚瀑布,寻找矿物,宣讲福音。因为是第一个穿越整个非洲大陆的白人 [19] ,他成了英国举国崇敬的英雄。

    1866年,利文斯通踏上了另一个长途探险征程——寻找奴隶贩子、潜在的基督徒、尼罗河,以及其他任何可能需要发现的东西。几年过去了,他音信全无。在人们开始担心他命运的时候,《纽约先驱报》出版商小詹姆士·戈登·贝内特看到了一个天赐良机。1869年——斯坦利的故事里是这样说的——斯坦利接到了他的老板贝内特发来的一份紧急电报:“来巴黎,有要事。”记者斯坦利,用当时已经成为其公众印象一部分的自命不凡的笔触写道“就像是竞技场上的角斗士……只要有丝毫的退缩、丝毫的畏惧,就算是完了。角斗士要面对意欲刺向其胸膛的锋利刀剑——外派记者要面对可能要让他陷入绝境的任务”。他火速赶往巴黎的巴黎大酒店(Grand Hotel),去见他的老板。在那里,双方兴奋地交流了有关利文斯通的事情,贝内特的一句话让双方的谈话达到了高潮:“我的意思是,你必须去找他,你打听到他在哪里,就去哪里找他,去打听有关他的任何消息,也许……也许这位老人已经穷困潦倒,如果他提出要求的话,你可以倾囊相助……一切你看着办——务必找到利文斯通!” [20]

    这一插曲为斯坦利的第一本书《我如何找到了利文斯通》(How I Found Livingstone )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序言。这让贝内特(他将这本书献给贝内特)看上去是这一伟大探险活动颇有远见的发起人。然而,两人之间的类似谈话很可能是子虚乌有。斯坦利的日记中写有与贝内特这次见面日期的几页被撕掉了。实际上,直到一年多之后,斯坦利才开始着手寻找利文斯通。

    不管多么不靠谱,斯坦利有关贝内特戏剧性地将他召到巴黎的叙述还是让这本书销量大增。这正是斯坦利看重的地方。他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探险家的声誉。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他极擅夸张的天赋让他成为“后来所有职业旅行作家的鼻祖”。 [21] 他的文章、书籍、巡回演讲给他带来的财富超过了同时代,甚至下一个世纪的任何一个旅行作家。斯坦利在非洲迈出每一步之前,都想好了回国之后怎样向人们讲述这段经历。他用20世纪的典型方式,精心雕琢着自己的声誉。

    在寻找利文斯通的过程中,为了不给潜在的竞争对手留下线索,他在前往非洲途中小心翼翼地放出风声,说他打算考察鲁菲吉河(Rufiji River)。他首先前往桑给巴尔,雇用搬运给养的脚夫。在那里,他给家乡登比郡的一位叫凯蒂·高夫-罗伯茨(Katie Gough-Roberts)的年轻女性写了一连串的信。虽然两人之间的情书往来持续的时间不长,书信内容拘谨、生硬,而且经常因为斯坦利外出执行新闻调查任务而中断,但他还是向她敞开了心扉,承认了他是私生子这一让他痛苦的秘密。斯坦利打算完成寻找利文斯通的任务,回国之后就和她结婚。

    最后,1871年春,他带着一条名叫奥马尔(Omar)的狗,还有脚夫、士兵、翻译、厨子、扛着美国国旗的向导、两位英国水手——总共大约190人,这是当时规模最为庞大的非洲探险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斯坦利一行从非洲东海岸向内陆挺进,寻找利文斯通。当时,利文斯通已经在所有欧洲人的视线中消失了5年了。“不管他在哪里,”斯坦利在纽约报纸上说,“我绝不半途而废。如果他还活着,大家就能听到他讲述所有经历;如果他已经死了,我会把他的尸骨带回来。” [22] 斯坦利一行艰难跋涉了8个多月,终于找到了那位探险家,并且对他说了那句众所知周的话——至少斯坦利是这么说的——“恕我冒昧,您是利文斯通医生吗?”斯坦利发回的一系列报道,再加上贝内特意识到他的报纸发表了19世纪极有人情味的一篇轰动性报道,让这一漫长的寻找活动成了一个传奇。因为斯坦利是有关这一搜寻活动唯一的信息来源(两个同伴都死于长途跋涉途中,没人去采访活下来的脚夫),这一传奇始终显得有英雄色彩。按照斯坦利的记述,他们经过长达数月的艰苦跋涉,遭遇了可怕的沼泽地、邪恶的阿拉伯奴隶贩子、神秘的致命疾病、鳄鱼的猛烈攻击,最终他成功了,找到了举止温和的利文斯通医生。

    斯坦利在文章里给利文斯通戴上了光环,因为他是这位年轻人苦苦寻找,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找到了的德高望重的长者。根据斯坦利的说法,这位人生经历丰富的贤哲和这位勇敢的年轻英雄在一起考察的几个月里迅速成了忘年交(他们在坦噶尼喀湖北端的湖面上荡舟,寻找尼罗河河水流入该湖的地方,但是,让他们失望的是,他们只发现了另一条河流入该湖的入口)。这位老者将他的人生智慧传授给了这位年轻人,之后,他们伤心告别,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此后,利文斯通一直待在非洲,不久后就去世了。这对斯坦利来说不失为一件好事,因为他可以回国后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或编造一系列与事实大相径庭的情节。斯坦利狡黠地给自己的经历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古怪的厨师、异国的苏丹、忠诚的仆人,同时,他在某些地方运用高度概括性的语言让读者感觉到他在陌生世界的轻松惬意:“阿拉伯人一点没变”;“巴尼亚人是天生的生意人”(The Banyan is a born trader);“我非常看不起混血儿”。 [23]

    利文斯通性格温和,带有某些家长制作风,他游历四处,身边没有大批全副武装的随从保护。斯坦利的情况大不相同,斯坦利是一个严苛而冷酷的监工。他在途中写道:“那些黑人给我惹了很多麻烦。他们不知道感恩,不好好表现。” [24] 虽然这些文字经过多次修改之后,语气平和了很多,但是仍能看出他动辄大发脾气,暴跳如雷。他驱赶着众人不停歇地爬山,过沼泽。“当泥浆和湿气让那些喜欢偷懒的人精疲力竭的时候,一个打狗的鞭子就会抽在他们后背上,他们就会立刻打起精神来,有时候精神得不得了。” [25] 斯坦利从美国海军开小差也就是五六年前的事情,可现在的他却得意扬扬地说他怎样“狠狠抽打那些不可救药的逃兵,再给他们戴上镣铐”。 [26] 探险队经过村庄,村民还以为又有一个押送和贩卖奴隶的队伍从那里经过。

    和很多在他之后前往非洲探险的白人一样,斯坦利将非洲看作一个实际上很空旷的地方,他用了“人口稀少”一词。“这个山谷对殖民者来说是一个多好的落脚处啊!看啊,那么宽阔,能容下很多人口。想象一下,在那片罗望子树顶着深绿色树冠的地方,矗立着教堂的尖顶。如果那些荆棘丛和橡胶树那里是20幢或40幢漂亮的农舍,该有多好!” [27] 还有:“盎格鲁-撒克逊人中当初出了很多……前往美洲传教的清教徒。到美国遍布他们后代的时候,谁敢说,非洲……不会成为他们的下一个安生之地?” [28]

    对于他和关注他的人来说,斯坦利的未来和非洲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他一回到欧洲,法国媒体将他找到利文斯通与汉尼拔、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山相比较。更有意思的是,因为斯坦利自称,他会开枪射杀探险路上任何阻碍他的人,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将军在巴黎与这位探险家共进早餐,并将斯坦利的探险之行与自己率军赶往海边途中的焦土政策相提并论。 [29]

    相比较而言,英国人对他的敌意更深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派远征队寻找利文斯通的动作过于迟缓,在斯坦利正要登上回国的轮船凯旋之际,他们与斯坦利狭路相逢。感到很不舒服的皇家地理协会的主管们发表了一系列声明。从这些声明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让他们愤怒的是,找到他们本国人的人既不是一个正经的探险家,也不是一个正经的英国人,而是一个靠给美国低级小报写文章糊口的“耍笔杆子的”。另外,一些英国人还注意到,只要斯坦利一激动起来,他的美国口音就变成了威尔士口音。有关其威尔士身世和私生子身份的谣言让斯坦利烦恼不已,因为供职于一家主张奉行强硬外交政策、反英国的纽约报社,他一直坚称自己出生于美国,并从小在美国长大。(他有时暗示自己是纽约人,有时暗示自己是圣路易斯人。他找到利文斯通后,马克·吐温曾写信给这位“密苏里老乡”表示祝贺。) [30]

    斯坦利尝到了被拒绝的味道,尤其是被英国上流社会拒绝的味道,很快他又发现自己被未婚妻拒绝了。在外出期间,他发现凯蒂·高夫-罗伯茨嫁给了一个名叫“布拉德肖”(Brad-shaw)的建筑设计师。斯坦利迫切地想收回先前寄给她的那些信件,尤其是有关他出身的那封信。他写信向对方索要那些信件的时候,她拒绝了。她要他亲自去取。一次,他在曼彻斯特演讲的时候,她和她的丈夫坐在听众席上。演讲结束后,她前往他下榻的地方,请管家传话给他,说那封信在她手上。斯坦利打发管家去门口将信取给他。她再次拒绝了,说只将信交给斯坦利本人。他不愿意去门口取信,最后她带着那封信走了。他受伤的自尊心就像是在流血的伤口。没过多久,他再次前往非洲寻找慰藉。


    [1] 关于约翰·罗兰兹/亨利·莫顿·斯坦利,我很大程度上采用了约翰·比尔曼、弗兰克·麦克林(John Bierman and Frank Mclynn)著的斯坦利传记。一些最新的信息出现于蒂姆·吉尔(Tim Jeal)的《斯坦利:非洲最伟大的探险家的传奇人生》(Stanley:The Impossible Life of Africa’s Greatest Explorer ,2007)。吉尔运用先前尚未公开的档案,针对揭穿斯坦利真面目的人,积极为斯坦利辩护,虽然他的辩护并不完全有说服力。

    [2] Stanley,Henry M. The Autobiography of Sir Henry Morton Stanley. Ed. Dorothy Stanley.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09,p. 8.

    [3] Stanley,Henry M. The Autobiography of Sir Henry Morton Stanley. Ed. Dorothy Stanley.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09,p. 10.

    [4] Bierman,John. Dark Safari:The Life behind the Legend of Henry Morton Stanley. New York:Alfred A.Knopf,1990,p. 8.

    [5] Stanley,Henry M. The Autobiography of Sir Henry Morton Stanley. Ed. Dorothy Stanley.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09,p. 29.

    [6] Stanley,Henry M. The Autobiography of Sir Henry Morton Stanley. Ed. Dorothy Stanley.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09,p. 67.

    [7] Stanley,Henry M. The Autobiography of Sir Henry Morton Stanley. Ed. Dorothy Stanley.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09,p. 87.

    [8] New Orleans Daily States ,16 Apr. 1891,quoted in Bierman,John. Dark Safari:The Life behind the Legend of Henry Morton Stanley. New York:Alfred A.Knopf,1990,p. 29.

    [9] Stanley,Henry M. The Autobiography of Sir Henry Morton Stanley. Ed. Dorothy Stanley.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09,p. 33.

    [10] Stanley,Henry M. The Autobiography of Sir Henry Morton Stanley. Ed. Dorothy Stanley.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09,p. 113.

    [11] Stanley,Henry M. The Autobiography of Sir Henry Morton Stanley. Ed. Dorothy Stanley.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09,p. 121.

    [12] Stanley未完成自传的草稿,quoted in McLynn,Frank. Stanley:The Making of an African Explorer . London:Constable,1989,pp.37-38。

    [13] Stanley,Henry M. The Autobiography of Sir Henry Morton Stanley. Ed. Dorothy Stanley.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09,pp. 107-111.

    [14] Bierman,John. Dark Safari:The Life behind the Legend of Henry Morton Stanley. New York:Alfred A.Knopf,1990,p. 48.

    [15] Newspaper dispatch of 25 May 1867,quoted in Bierman,John. Dark Safari:The Life behind the Legend of Henry Morton Stanley. New York:Alfred A.Knopf,1990,p. 47.

    [16] 据称该言论来自Dr. Hastings Banda of Malawi,quoted in McLynn,Frank. Hearts of Darkness:The European Exploration of Africa . New York:Carroll & Graf,1992,p. ix。

    [17] West,Richard. Congo. 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72,pp. 22-23.

    [18] Honour,Hugh. The Image of the Black in Western Art ,vol.Ⅳ,part 1.Cambridge:Menil Founda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 264.

    [19] 可惜的是,在欧洲文明的“倡导者”中,第一次有记录的穿越非洲中部是斯坦利穿越非洲半个世纪前的事情。那两个人是黑白混血的奴隶贩子佩德罗·巴普蒂斯塔(Pedro Baptista)、安纳斯塔西奥·何塞(Anastasio José),而且,他们走了一个来回。关于这一点,斯坦利和几乎所有其他白人探险家都不知晓。

    [20] Stanley,Henry M. How Ⅰ Found Livingstone:Travels,Adventures and Discoveries in Central Africa,Including Four Months’Residence with Dr.Livingstone. London:Sampson Low,Marston,Low,and Searle,1872,pp. xvi-xvii.

    [21] George Martelli,Leopold to Lumumba:A History of the Belgian Congo 1877-1960 (London:Chapman & Hall,1962),p. 10.

    [22] Stanley’s Despatches to the New York Herald 1871-1872,1874-1877 ,ed. Norman R. Bennett(Boston:Boston University Press,1970),p. 23,quoted in Bierman,John. Dark Safari:The Life behind the Legend of Henry Morton Stanley. New York:Alfred A.Knopf,1990,p. 101.

    [23] Stanley,Henry M. How Ⅰ Found Livingstone:Travels,Adventures and Discoveries in Central Africa,Including Four Months’Residence with Dr.Livingstone. London:Sampson Low,Marston,Low,and Searle,1872,p. 6.

    [24] Slade,Ruth. King Leopold’s Congo:A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Race Relations in the Congo Independent State.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 23.

    [25] Bierman,John. Dark Safari:The Life behind the Legend of Henry Morton Stanley. New York:Alfred A.Knopf,1990,p. 97.

    [26] Stanley,Henry M. How Ⅰ Found Livingstone:Travels,Adventures and Discoveries in Central Africa,Including Four Months’Residence with Dr.Livingstone. London:Sampson Low,Marston,Low,and Searle,1872,p. 318.

    [27] Stanley’s Despatches to the New York Herald ,p. 76,quoted in Bierman,John. Dark Safari:The Life behind the Legend of Henry Morton Stanley. New York:Alfred A.Knopf,1990,p. 109.

    [28] Stanley,Henry M. How Ⅰ Found Livingstone:Travels,Adventures and Discoveries in Central Africa,Including Four Months’Residence with Dr.Livingstone. London:Sampson Low,Marston,Low,and Searle,1872,pp. 112-113.

    [29] McLynn,Frank. Stanley:The Making of an African Explorer . London:Constable,1989,p. 204.

    [30] Hall,Richard. Stanley:An Adventurer Explored . London:Collins,1974,p. 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