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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8 没有《十诫》的地方
利奥波德将新成立的刚果国的首都定在港口城市博马，它就在距离大西洋不远的刚果河岸边。就是在这里，斯坦利1877年最终完成了他横穿非洲大陆的艰辛壮举。在19世纪90年代初，博马港完成建设时还有了一辆窄轨火车——一台蒸汽机牵引着几节车厢——往来于繁忙的码头、贸易公司的仓库和凉爽的高原之间。这里矗立着政府办公楼、在政府机构里上班的欧洲人的住宅。博马还有一个钢铁结构的天主教堂、一个为欧洲人设立的医院、一个邮局、一个向任何刚刚抵达这里的重要人物鸣炮致敬的军事基地、一个两层的旅店。75名白人官员每天三次，分别是早上6：00、中午11：45、下午6：30，乘坐火车从山上下来，穿过橡胶种植园，前往旅店的餐厅用餐。唯一不在这里吃饭的白人是总督。他在他气势恢宏的，有圆形屋顶、法式落地窗和门廊的维多利亚式官邸里用餐。每年，这里都要通过一些活动，如阅兵仪式、射击大赛、天主教黑人儿童唱诗班音乐会，来庆祝国王的生日。 [1]
虽然有气势不凡的官邸，有身穿蓝色制服、头戴红色菲斯帽的卫兵保护，刚果总督拥有的权力远不及英国、法国或德国的殖民地总督。与其他非洲殖民地相比，刚果更多地由欧洲直接管理。刚果自由邦的真正总部不在博马，而是在布鲁塞尔的办公套间里，一个套间在王宫内，其他套间不是在隔壁就是在马路对面。刚果的所有高级和中级行政人员都由国王亲自任命和提拔。最上层是由三四个比利时人组成的微型内阁。他们在比利时办公，直接向利奥波德汇报工作。
利奥波德对这块辽阔土地的独裁统治与他在国内越来越小的权力形成鲜明对比。在他晚年时，有一次他在书房与几个内阁大臣谈话。他的外甥艾伯特王子，也就是法定的王位继承人打开了窗户，一阵风将桌子上的几页文件吹落在地。利奥波德让艾伯特将文件捡起来。这时，一位大臣急忙要替艾伯特去捡文件。国王对这位大臣说：“让他捡，将来宪政制度下的国王必须学会弯腰。” [2] 但是，在刚果，利奥波德根本不必弯腰。他的权力是无限的。
在最底层，国王对这块殖民地的统治由遍布这片广阔土地的行政区和河边基站的白人来执行。有的人连续几个月看不到蒸汽船的到来。在偏僻的内陆，一些规定的执行很不到位。不过，至少根据书面规定，即使是级别最低的基站负责人每天也会分配到一瓶红酒和大量的英国酸果酱、丹麦黄油、罐装午餐肉、汤、调味品、肥鹅肝酱，以及斯特拉斯堡市（Strasbourg）菲舍尔饭店（Fischer’s）的其他肉酱。 [3]
针对这些行政人员，利奥波德设计了数量庞大的奖章。这些奖章的级别可以反映出帝国统治等级的迅速增加。例如，非洲之星勋章有6个等级，从大十字级（grands-croix）到高级骑士勋章（commandeurs）再到低级的普通勋章（médaillés）。利奥波德设计的用以“表彰和感谢为王室效力”的王室雄狮勋章也分为6个等级。针对与利奥波德政权合作的非洲酋长，他也设计了专门的勋章——根据“效力”的程度颁发铜、银或金质勋章。勋章的一面是利奥波德的侧面像，另一面是刚果国的盾徽和文字“LOYALTY AND DEVOTION”（忠诚和奉献）。
利奥波德的刚果政府里的白人官员一般都是单身汉，很多人在非洲本地纳了一个或多个小妾。但是，在世纪之交，一些官员开始带妻子过去。一些不带妻子过去的人求助于一家“有进取心”的英国婚姻介绍机构，从欧洲“邮购”新娘。 [4]
19世纪90年代拍摄于偏远的刚果驻地的照片，基本都属于同一个类型。从长长的影子判断，很可能是黄昏时分。照片中的两三个白人男子身着西服打着领带，戴着大帽檐的遮阳帽，这种帽子很像是白色的伦敦警察帽。他们坐在柳条椅上，脚边有一条狗，他们的背后是一顶帐篷或茅草顶的房子。他们面露笑容。他们身后是没有笑容的非洲仆人，手里是某个标志着他们地位的东西：一个托盘、一条搭在胳膊上的毛巾、一个准备斟酒的酒瓶。餐桌上放着酒杯或茶杯，象征着家里的舒适惬意。白人男性总是一袭白衣。
*
支撑这些场景的是布鲁塞尔王室颁布的诸多法令。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法令发布于1885年刚果国正式宣布成立的那一天。那份法令宣布，所有“闲置土地”都是国家财产。该法令没有说明造成土地闲置的原因。当然，看上去闲置的土地往往是人们将庄稼种在别的地方，而专门让田地休耕的，尤其是在热带，因为那里的降雨会冲走土地里的肥料。
一切可以快速收获的东西都是利奥波德攫取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他将闲置土地和非闲置土地都看作自己的财产。他有权获得每一块土地产出的东西。不管是在荒野游荡的大象的象牙，还是可以供给士兵的村民种的蔬菜，统统都是他的。
但是，他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攫取这片土地上的所有财富。于是，他又颁布了一连串法令，将刚果划分为几个面积广大的地区。这些地区里的“闲置土地”以特许使用的方式，长期出租给一些私人公司使用。这些特许公司的股东大多数——但不是全部——是比利时人；并且，这些公司的联合董事会中有很多人是刚果的高级官员。但是，在每个公司中，国家——实质上就是利奥波德本人——往往拥有50%的股份。在建立这种架构的过程中，利奥波德就像是今天的风险投资者。他实际上是让别人给他的运作方案投资，而他则获得一半的投资收益。如果算上公司上缴国家的各种税费，他的收益要超过一半。
但是，与市场上的风险投资者不同的是，国王除了投入资金之外，还部署军队和政府官员。他动用军队和政府官员将不同意让他分得一杯羹的大多数企业排斥在这片土地之外。那家为威廉姆斯游历非洲提供蒸汽船的荷兰公司发现，象牙生意面临来自刚果国官员的激烈竞争。那些官员经常拦截他们的蒸汽船，有一次还动用了枪炮。根据该公司的历史事件可知，有一次，“政府宣布某一地区进入戒严状态，商人不得进入该地区。等到戒严状态解除之后，那里的所有象牙都不见了”。 [5]
这个时候，这位国王仍然说，赚钱是他最后才会考虑的事情。“我感谢你昨天针对刚果国的敌人散布的谣言、针对有关保密能力和趋利的指责说了公道话，”他在1891年的一次议会辩论之后写给首相的一封信中说，“刚果国绝对不是商业机构。如果它在某些地区收集象牙，那只是为了减少政府赤字。” [6]
而且他还说，即使是让非洲人帮忙收集象牙，那也——他居然好意思这么说——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将这些愚昧无知的人从懒惰中解救出来。有关非洲人多么懒惰的言论在欧洲列强瓜分非洲土地的过程中一直不绝于耳，就像先前被用来充当对美洲的征服的辩解之词一样。利奥波德曾对一位美国记者说：“对于有几千年食人历史的人种，有必要动用各种手段改变他们的懒惰习性，让他们意识到工作的圣洁之处。” [7]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利奥波德认为最“圣洁”的事情就是获取能够找到的所有象牙。刚果国官员和非洲下属（African auxiliaries）在乡野进行大搜索，他们把象牙洗劫一空，射杀大象，用极低的价格从村民手中收购象牙，或者干脆没收充公。刚果各民族捕猎大象已有数个世纪，但是现在，除了利奥波德的代理人之外，他们不能将象牙卖给或送给任何人。一个严格设计的象牙收集方法为后来的很多事情埋下了伏笔。这个方法就是国王在1890年强制推行的佣金结构。根据这一方法，收购象牙的代理人可从象牙的市场价值中获得一定比例的利润——不过这一比例是浮动的。如果象牙的收购价是每千克8法郎，代理人获得的利润是比这个价格高很多的欧洲市场价格的6%。佣金是逐级增加的，如果象牙的收购价格是每千克4法郎，那么代理人的利润就提高至10%。 [8] 这样，代理人就有强大的动力——如果必要的话，动用枪——强迫非洲人接受极低的价格。
这些比利时法郎几乎一个子儿都没进入刚果猎象者的腰包。他们只是得到了数量很少的诸如布料、珠子这类东西，或者是国家法令颁布的主要货币——铜棒。对于非洲人，现金交易是不允许的，因为现金的自由流通会削弱当地实质上的指令性经济模式。
这种指令首先是征集劳动力。起初，国家最需要脚夫。和斯坦利一样，官员如果要离开刚果河航运系统进入荒野地带——去收集象牙、建立新的贸易站、镇压叛乱——就需要大量的脚夫搬运从机枪子弹到红酒、肉酱的所有东西。这数万名脚夫一般会得到薪水，虽然这份薪水有时只是让他们能够继续走路所需要的食物，但是大多数脚夫是被征入军队服役的士兵。孩子甚至也被招来干活：有人看见一些7～9岁的孩子每人扛着重达22磅的东西。 [9]
“一队可怜的家伙，脖子上拴着链子，扛着我的大小箱子向码头走去”，一个刚果官员在他的回忆录里淡然地说。 [10] 在行程的下一站，他需要更多的脚夫在陆路上搬运东西：“那里有大约100来个脚夫，在挥舞着鞭子走来走去的监工面前浑身发抖，战战兢兢。每个身材健壮、后背宽阔的脚夫，像木乃伊一样骨瘦如柴，皮肤都磨破了……结了很厚的痂，上面是化脓的伤口……没有关系，他们完全能把这活儿干好。”
在航运水道被激流隔断的地方最需要脚夫，尤其是在铁路建好之前，港口城市马塔迪和斯坦利池塘之间那段需要步行三个星期的道路。这条路是供应品送往内陆，内陆的象牙和其他值钱物品运往海边的必经之路。将拆开的蒸汽船运往刚果河上游河段是所有工作中最耗费体力的活儿：一艘蒸汽船需要3000名脚夫。 [11] 下面是比利时参议员埃德蒙·皮卡德（Edmond Picard）描述1896年他在大激流附近的路上看到的一队脚夫：
我一路上见到的脚夫越来越多……身体黝黑，表情痛苦，身上只有腰部一块脏得可怕的布遮体，头发卷曲，没有帽子，扛着重物——箱子、包裹、象牙……大桶。大多数人面带病容，身上的重荷，再加上劳累和饥饿——每顿饭是一把稻米和一些发臭的鱼干——让他们一个个无精打采；他们好可怜，就像是支撑房梁的人肉柱子，用猴子般的细腿扛着牛马的重担。他们形容憔悴，因为要全力让自己保持平衡，加上过度疲惫产生的恍惚感，他们大睁着的眼睛呆滞而无神。这样来回往返的脚夫有数千人……拥有全副武装的军队的国家可以命令他们做事，作为他们先前主人的酋长可以将他们送给别人，可以侵吞他们的薪水。这些脚夫弯曲着双腿向前小跑着。他们肚子前倾，抬起一只胳膊扶着肩上扛着的重物，另一只手倚靠在一个很长的拐杖上，身上满是尘土和汗水。他们就像昆虫一样，一队队散布于高山、峡谷间的小路上，做着传说中西西弗斯（Sisyphus）做的艰苦劳役。他们不是因为长途奔波劳累倒毙路上，就是在回到家里之后，因工作过度累死在村子里。 [12]
被迫长途搬运重物的脚夫死亡率尤其高。1891年，地区长官保罗·勒玛里内尔（Paul Lemarinel）招募了300名脚夫，强迫他们步行扛运物资到600英里之外的地方去修建新哨所，这300名脚夫一个也没有回来。 [13]
*
虔诚的天主教教徒和君主制的拥护者斯坦尼斯拉斯·勒弗朗（Stanislas Lefranc）是一位比利时的检察官。他曾经在刚果做地方治安官。一天清晨，住在利奥波德维尔的他听到很多孩子在拼命哭叫。
于是，勒弗朗开始寻找这些叫声的来源。他发现“大约30个小孩子，有几个只有七八岁大，所有人排成一队等着受罚。他们惊恐万分地看着他们的同伴被人鞭打。因为身上的剧痛，被打的人大多数吓得要命……不住地乱踢，监工只得命人按住他们手脚将他们提起来，让他们身体悬空……每个孩子身上挨了25鞭子”。 [14] 后来，勒弗朗得知，这些孩子之所以挨打，是因为前一天晚上有几个孩子在一个白人男子面前大声笑。那位白人命人将城里所有做仆人的男孩每人抽50鞭子。剩下的部分定在第二天早晨的6点钟执行。勒弗朗设法让它中止了，但他也被告知不能再进行这种抗议，因为抗议会扰乱纪律。
勒弗朗看到的是利奥波德治下的刚果使用的最重要的一种工具，在当地人的眼里，它和蒸汽船、来复枪一样，很快就和白人的统治密切联系起来。这种工具被称为“chicotte”——用太阳下晾干的生河马皮裁剪出的边缘锋利的硬皮，做成的形状如螺旋拔塞器的鞭子。Chicotte一般用来抽打“犯人”裸露的臀部。这种鞭子抽下去，会留下永久性伤疤。抽25下就会让人失去知觉，100下或100下以上——这种惩罚并不罕见——往往会置人于死地。
勒弗朗后来又目睹了很多chicotte鞭刑。虽然他在比利时出版的小册子和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里描述了chicotte鞭刑，但是没有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
该打谁，由基站的负责人说了算……即将被打的人浑身颤抖，脸色苍白地趴在地上……他的两个搭档，有时候是四个，按住他的手脚，褪去他的内裤……每一鞭子抽下去，被打的人皮肤上就会产生一道红色的鞭痕。不管被按得多牢，被打者都会大口吸冷气，身体剧烈扭动……刚开始，被打的人还会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叫声，但很快就会变成无力的呻吟……更为可恶的是，我亲眼看见在被打的人站起来之后，有的军官还命令喘着粗气的他们敬一个标准的军礼。 [15]
勒弗朗披露光天化日之下的恐怖事件，结果只是让人们觉得他是一个怪人，或者在故意捣乱。他“对由于工作关系本应该知道的事情表现出一种令人惊讶的无知。一个二流的代理人”， [16] 代理州长在一份个人评价中写道。为了不让他再抱怨，勒弗朗写道，官员们下令将那个基站的行刑地点换到了一个地方，而不是在他住处的旁边。
除了勒弗朗，为这个政权工作的欧洲人很少留下目睹这种官方认可的恐怖行为之后感到震惊的记录。造访这片土地的白人有军官、蒸汽船船长、国有公司或特许公司的主管，他们大都不假思索地认可了chicotte的使用，就像是半个世纪之后，几十万身穿军装的人接受了上级交代的任务，去纳粹的集中营中工作一样。“坏人什么时候都有，”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在回忆他当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经历时说，“但是这种人数量很少，无法造成真正的危险。更为危险的是……国家公务人员（functionaries）开始相信并不带任何问题地执行命令。” [17]
是什么让刚果的国家公务人员开心地目睹chicotte的挥舞，并且，如我们亲眼所见，还用其他方式折磨和杀害非洲人？第一，当然是人种。对于欧洲人来说，非洲人是劣等人种：懒惰，未开化，比动物高级不了多少。实际上，给他们分配的最常见的活儿就是将他们当动物，像牛马一样使用。在任何恐怖政权中，国家公务人员首先不能将受害者看作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种观念正好提供了这样的基础。
第二，刚果的恐怖统治受到了政府的认可。对于一个白人来说，反对就意味着挑战为你提供饭碗的制度。你身边的所有人都参与其中。与这一制度同流合污，你就能拿到薪水，获得晋升，得到勋章。因此，看到布鲁塞尔、巴黎、斯德哥尔摩街头有人用chicotte打人会感到无比震惊的人会认为发生在不同背景下的相同行为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可以从半个世纪之后的另一个背景中听到这种思维的回声：“说实话，”佛朗兹·斯坦格尔（Franz Stangl）在谈到他担任索比堡（Sobibor）、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纳粹死亡集中营的指挥官期间发生的大屠杀时说，“人们确实会慢慢习惯。” [18]
在这样的体制里，经常帮助政府公务人员“慢慢习惯”的是一点点象征性的距离。这种距离无关乎受害者，而指的是主管官员和实施这一恐怖做法之具体行为之间的距离。二战之后受审的纳粹战犯经常引用这种距离为自己辩护。例如，约翰·保罗·克雷默（Johann Paul Kremer）医生。克雷默是党卫军里的一名内科医生，他喜欢在新鲜的人体组织上做病理学研究。他这样为自己辩解：
病人被放在解剖台上时仍然活着。我走近解剖台，问了那人和我医学研究有关的几个具体问题……我了解了想要了解的情况之后，勤务兵过去在他心脏的位置打了一针，他就死了……我本人从来没有注射过那致命的一针。 [19]
“我本人从来没有注射过那致命的一针。”虽然刚果的一些白人很喜欢用chicotte，但是大多数人让自己和那个可怕的对象保持类似的象征性距离。“起先，我……感觉自己应该为吩咐人处罚那些其行为似乎应当受此惩罚的人负责任，”曾经给开赛河流域的一家公司工作的拉乌尔·德·普雷摩里尔（Raoul de Premorel）回忆说，“但是很快……我发现，吩咐他们按照我的意思行刑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看起来最好的办法是让每个非洲监工（capita）给他自己的同胞行刑。” [20]
因此，大多数的chicotte鞭刑是一些非洲人在另一些非洲人的身上执行的。这对征服者来说，具有另外一层意义。这种做法可以从被征服者中产生一个工头阶层，就像是纳粹集中营里的“犯人头目”（kapo）和苏联古拉格里的“模范囚犯”（predurki）。就像让人产生恐惧感是征服的一部分，强迫某些人实施让绝大多数人产生恐惧感的行为也是征服的一部分 [21] 。 [22]
最后，当恐惧成为官方认可的、不容置疑的工具时，充分使用这一工具就和男子气概联系在一起，就像是战场上从容镇定的士兵就是好士兵一样。这就是“慢慢习惯”的极致。举个例子，一个叫乔治斯·布里克斯（Georges Bricusse）的基站负责人在日记里描述了1895年一个偷了一支来复枪的男人在他的命令下被绞死的情景：
绞架放好了。绳子系得太高。他们将那个黑人抬起来，将套索绕在他的脖子上。绳子扭曲了一会儿，然后砰的一声断了。那个人在地上扭动。一颗子弹从脖子后面打入，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这一次我一点感觉也没有！想起第一次看到用chicotte实施鞭刑的时候，我吓得脸色发白。非洲毕竟还是有一些用处。我现在可以像走入一场婚礼一样走入一片大火中。 [23]
*
利奥波德在幅员辽阔的刚果部署的控制框架具有很强的军事性质。毕竟，没有军队，你就无法强迫人们离开村子和家人，一连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去背扛65磅重的东西。国王对于在非洲调动他自己的军队乐此不疲，因为在比利时，他一直和立法委员相持不下。后者不像他那么热衷于修建坚固的堡垒，增加军费支出以及大规模征兵。
自从1879～1884年派斯坦利去非洲圈地以来，利奥波德就已经开始在非洲使用雇佣军。1888年，他将非洲雇佣军改编成“公安军”（Force Publique），这是一支专门为这一新国家组建的军队。在接下来的12年里，这支军队扩大到拥有19000名军官和士兵的规模，成为中部非洲实力最强大的军队。 [24] 19世纪90年代，它消耗了这个国家一半以上的预算。 [25] 这支军队兼有围剿游击队、充当占领军、担任公司保安部队的职责，它平时以小股守备部队的形式存在——一般由一两个白人军官带领几十个黑人士兵驻守在河岸上。最初的几个军事据点迅速在1900年成长到183个，到1908年时已有313个。
公安军忙得不可开交。国王的很多“子民”属于不服输的好战民族。十几个少数民族组织了大规模的起义，反对利奥波德的统治。 [26] 亚卡人（Yaka）在1906年被镇压之前，抗击白人超过10年。乔克韦人（Chokwe）的起义坚持了20年，沉重打击了利奥波德的军队。博阿人（Boa）和布贾人（Budja）动员了5000多人在雨林深处进行了一次游击战。就像是70年后美国人将绥靖（pacification）一词用于越南战争一样，公安军的围剿活动被官方称为侦察绥靖（reconnaissances pacifique）。
欧洲人抵达之前的非洲到处是战争和冲突，一如欧洲本土。即使是在利奥波德统治期间，刚果的暴力活动也不局限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因为在这之前，很多刚果民族之间就有战事，所以公安军往往可以与一个民族结盟来打败另一个，第一个民族迟早会发现自己也被征服了。当发现兵力在广袤的土地上过于分散时，利奥波德的指挥官就会灵活地运用这种结盟方式。尽管如此，还是先进的武器最终确保了战争的胜利——并留下一段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
但是，即使是从以上资料里，我们也可以一瞥那些起义军的果敢。在非常靠南的加丹加地区（Katanga），桑加族（Sanga）的武士们在酋长穆鲁姆·尼阿马（Mulume Niama）的率领下奋起抗击。 [27] 虽然政府军拥有大炮，但他的部队进行了激烈的抵抗，杀死1名军官，打伤3个士兵。后来，他们躲进一个名叫“Tshamakele”的白垩质山洞。公安军的司令官命令部下在山洞的3个出口处点火，想把他们熏出来。一个星期之后，他派人去劝穆鲁姆·尼阿马投降。但是，这位酋长和部下拒绝投降。公安军再次点着了洞口的火，围了山洞3个月。他们后来进去后发现了178具尸体。因为害怕留下烈士墓的痕迹，公安军士兵引发了山体滑坡，将Tshamakele山洞和穆鲁姆·尼阿马及其部下的遗体掩埋得看不出任何痕迹。
另一场起义发生在刚果河大激流下游的商业要道沿线。一个臭名昭著的政府代理人，即一个名叫尤金·隆美尔（Eugène Rommel）的比利时人，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基站，为政府招募从马塔迪到斯坦利池塘之间三个礼拜的崎岖道路的脚夫。19世纪90年代中期，政府在这条路线上需要5万名脚夫。 [28] 不像是自己雇佣脚夫并和其议定薪水的新教传教士和一些个体商贩，刚果政府——根据利奥波德的相关命令——使用强迫劳动（forced labor）。隆美尔将他的工作站命名为“Baka Baka”，意思是“抓人，抓人”。
一个名叫那苏（Nzansu）的当地酋长领导了一场起义。1893年12月5日，他们伏击和杀死了隆美尔，并将他的工作站一把火烧为平地。起义军还放火烧了镇公所，抢劫了附近的两个镇公所，并杀死了这两个镇公所的两个白人官员，打伤了几个白人。但是，他们放过了穆金班谷（Mukimbungu）——这条路上的一名瑞典传教士。那苏甚至将这条路上被遗弃的一些给养送给他，还将部下从布道所缴获的一些东西还给了他。一位名叫卡尔·西奥多·安德森（Karl Teodor Andersson）的牧师在写给瑞典其他教友的信中说：
如果国内教区的朋友看了信里或报纸上有关这些地区动乱的消息而担心我们是否安全的话，那么，我在这里报个平安……叛军的领袖，即卡西（Kasi）的那苏酋长告诉我们，他不会伤害我们中的任何人，因为我们的所有表现都证明我们是黑人的朋友。但是，对于政府的人，他发誓不放过他们。任何人了解这里情况的人都不会对此感到意外。 [29]
这一起义对政府的震动尤其大，因为它完全阻断了通往斯坦利池塘的那条至关重要的运输路线。为了平息这次起义，政府调派了一支由15名白人军官和200名黑人士兵组成的部队。另外一位瑞典传教士C.N.博利森（C. N. Börrisson）几周之后给家里写信说：“起义军没有逃跑……而是集结在领头人的村子里。他们在那里拼死苦战，虽然其他人的村子都已化为灰烬。” [30]
博利森继续坚决替那些我们无法听到声音的起义军说话：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实际上，政府才是引起这些起义的真正原因。奇怪的是，那些自诩文明人的人以为他们可以任意处置他们的同类——虽然对方的肤色和他们不一样——［那些官员中］名声最差的绝对是已故的隆美尔。 [31] 人不应该说死去的人的坏话，但是我还是要简单地说一些小事情，证明这场冲突是有原因的……当村里的人拒绝给他搬运［给养］，不愿意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卖给他东西时，他就把村里的女人囚禁起来……他不顾廉耻地跑到我们布道所来，绑架教会学校的女学生，用非常下流的方式对待她们。一个星期日的早晨，安德森修士和我去邻村解救被他手下的士兵拘禁起来的三个可怜的女人。他将她们关起来，是因为其中的一个女人向他讨要之前隆美尔从她手里拿去的一个石头水罐……
先前被他拘禁的那些女人怎么样了？一部分被救了出来……她们的丈夫用尽办法，竭尽所能，终于让他们最亲爱的人回到他们身边。其他人被迫到田野中劳作，还被迫做娼妓……我们这里最受大家尊重的几个人……泪流满面，万分焦急地告诉我们，他们看到700多个女人被链子拴在一起，被带［到海边的蒸汽船上去了］。“还有，”他们说，“对他们来说，砍掉我们的头，就像是砍掉了一只鸡的头……”
现在，还有人对这种不满的最终爆发感到惊讶吗？那苏，也就是这场起义的领导者，杀死［隆美尔］的那个人，只是想做刚果的奥格尔布雷希特（Engelbrekt）和民众眼中的古斯塔夫·瓦萨（Gustaf Wasa）。他的追随者对他很忠诚，就像当年的瑞典人对他们的领袖一般。
这位传道士将那苏与15～16世纪瑞典的两位保卫国家、抵抗外敌的英雄相比较。两个瑞典人都是贵族，他们率领农民起义军反抗残暴的外国国王。瓦萨成功了，他后来被选为瑞典的国王。那苏没有那么幸运，他带领他的武士们坚持与国王的公安军作战达8个月之久。虽然敌人几次对他们实施了焦土政策，但他们与公安军之间的零星战斗又持续了5年。关于那苏最后的命运，似乎没有确切的记录。
公安军所有正式获得军衔的军官和一些中士是白人，他们中大多数是比利时人，但也有一些人来自其他国家。他们自己的部队往往十分乐于给他们提供在别处获得几年作战经验的机会。普通士兵都是黑人。在最初的几年里，来自桑给巴尔和英国西部非洲殖民地的雇佣兵迅速超过了招募的刚果本地士兵，后者大多数是义务兵。即使是那些自愿应征入伍的人也经常造反。为什么会有人自愿入伍，其原因正如一个士兵向一个欧洲游客说的，他与其“和被围捕的在一起，不如和猎人在一起”。 [32] 薪水低，伙食差，经常因为最微小的过错遭受chicotte毒打，很多人想了各种办法逃跑。最初，军官不得不将大量时间花在抓逃兵上。后来，为了防止士兵开小差，政府开始将新兵送到距离家乡非常远的地方去服役。7年兵役结束之后，可能要走几百到1000英里，才能回到家乡。有时候，即使7年期满士兵也未必被允许回家。
士兵的不满很容易发展成为兵变——有的规模大，有的规模小。第一次大规模兵变爆发在中南部热带稀树大草原的卢卢阿布尔（Luluabourg）军事基地，时间是1895年。这一军事基地的最高指挥官马蒂厄·佩尔泽（Mathieu Pelzer）是一个因欺侮部下而出了名的人。他经常对部下拳脚相加，动辄命人用chicotte对犯错的士兵狠抽125鞭子。他发现他的非洲小老婆偷汉子之后，命人打死了她。 [33] 一次，佩尔泽下令惩罚一个士兵，但是行刑的人刚刚举起chicotte，一个名叫冈多鲁（Kandolo） [34] 的中士走上前去，从他手里夺下了鞭子。 [35] 不久，针对佩尔泽的兵变爆发时，首领是一群愤怒的没有军衔的黑人军官，冈多鲁是他们的首领。
士兵们向佩尔泽的住所进攻。佩尔泽负伤逃入荒原。叛军找到并杀死了他。叛军在冈多鲁的带领下，身穿白衣，骑着公牛，进攻公安军的其他驻地。一路上，他们从黑人士兵中争取了很多支持者，杀死了好几个欧洲军官。在大半年里，叛军控制了开赛的大部分地区。在荒原中，他们化整为零，多次成功躲过和打败了前来围剿的全副武装的政府军。一年后，公安军军官担忧地估计仍然有400～500个叛军士兵在逃，担心他们会召集新成员，与当地酋长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政府。镇压这场兵变让公安军损失了数百名黑人士兵和脚夫，15名白人军官和军士，其中一个人是美国人林赛·伯克（Lindsay Burke）中尉。这是一个26岁的奥尔良人，来非洲还不到一年。1897年年初，他和27名士兵中了埋伏，全部被杀。虽然冈多鲁在战斗中受了致命伤，但两名在兵变中起到作用的部下，雅姆巴-雅姆巴（Yamba-Yamba）和金普吉（Kimpuki）带领队伍继续打游击，直到他们战死于1908年，也就是发动兵变后的第13年。 [36]
1897年，在这个国家的另一端，也就是这个国家的东北部，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兵变。参加兵变的有3000名士兵和同样数量的脚夫和后勤人员。按照利奥波德的要求，这些人要长途跋涉前往尼罗河的源头。在森林、沼泽里艰难跋涉了好几个月之后，人们终于受不了了。这场兵变持续了3年，一队又一队忠于政府的公安军被派到刚果东部边界一连串湖泊周围绵延大约600英里的森林和热带稀树大草原里去围剿叛军。在红白色旗帜下，来自各民族的叛军联手作战。他们纪律严明，通过伏击敌人来补充武器和弹药。同情他们的酋长帮助他们，包括用传讯鼓为他们通风报信。即使公安军的官方历史记载也承认：“那些叛军展现的勇气可以用在一个更好的事情上。” [37]
兵变开始的两年后，叛军集结了2500人的队伍，进攻一个重兵把守的防御阵地。在这次战斗中，一个编制为300人的忠于政府的公安军雇佣军分遣队被消灭得只剩下3个人。叛军一直坚持战斗到1900年。那一年，2000名叛军穿过刚果边界，进入德国在非洲的领地，也就是今天的卢旺达和布隆迪。在那里，他们放下武器，换取在那里落脚的权利。
在利奥波德治下的刚果，旷日持久的兵变是历史上我们可以亲眼看见兵变者后方情况的唯一案例。1897年，叛军抓住了法国的奥古斯塔·阿赫特（Auguste Achte）神父。后者不小心走入了他们的手中，他以为他看到的“巨大的军营”肯定是公安军远征军的军营。最后发现自己周围是大约2000名叛军，叛军首领身上饰有金色穗带的军装和手枪都是缴获来的之后，阿赫特吓坏了，认为这下必死无疑。开始时确实有一些叛军士兵打过他，还对他说发誓要消灭所有白人。但是，他们的头领说服了他们，要区别对待那些可恶的为刚果国政府做事的白人和其他白人。阿赫特说，这群叛军的首领穆拉姆巴（Mulamba）告诉阿赫特他们不会杀他，因为“我没有来复枪，我传播的是神的话语，我照顾过生病的本地乡民，（至关重要的是）我从来没有打过黑人”。在认真盘问当时听过这位神父布道的十来个年轻的非洲人之后，叛军得出了这一结论。
让阿赫特神父感到意外的是，叛军最后还杀了一只羊慰劳他，为他泡了一杯咖啡，还送他一根象牙作礼物，以此来对他们没收了神父的货物做出一点补偿，“这样，你回到欧洲后就不会说我们偷过你的东西”。几天后，他被放了。叛军告诉他，他们打死了比利时军官，因为那些军官对待他们就像对待动物一样，而且，他们已经好几个月没领到薪水了，而且不管是普通士兵还是长官，都会因为最微小的过错被鞭打或绞死。他们说道，因为人们不愿意在星期天加班，一个白人军官一天就射杀了60名士兵。另一个军官“亲手往别人被chicotte鞭打之后血淋淋的伤口上撒盐和辣椒，还让人将基站里生了病的士兵扔到卢阿拉巴河里去”。 [38]
“3年来，我心中淤积了对比利时人的仇恨，我一直在忍着，”穆拉姆巴对阿赫特说，“当我和起义的弟兄们面对面看到达尼（弗朗西斯·达尼男爵，那个地区的公安军指挥官）时，我兴奋得发抖：报仇雪恨的时候到了。”其他叛军告诉阿赫特，他们已经选择穆拉姆巴当他们的国王，并推选另外两个人做他的副手，他们要建立摆脱白人统治的自由的国家。这次起义和公安军士兵的其他反抗不仅仅是因为不满而进行的兵变，他们是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震动了中部和南部非洲的反殖民游击战的先驱。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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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奥波德大张旗鼓地颁布了禁止奴隶贸易的法令之际，到过刚果的所有游客中，除了乔治·华盛顿·威廉姆斯之外，没有人说出这一很明显的情况：不仅是那些脚夫，甚至连公安军的士兵，实质上都是奴隶。另外，在这一国王亲自批准的系统之内，白人代理人可以根据他们交给公安军的男子的数量获得奖金。有时候，代理人从与他们合作的酋长那里获得用铁链拴在一起的男子。［根据一个地区长官做的记录，在1892年的某次交易中，两个邦加塔（Bongata）的酋长送来的6个十几岁的孩子，价格是每人25法郎。］ [40] 刚果国官员如果能够“降低招募费用”，就会获得一笔额外的奖金——这几乎是不加掩饰地怂恿他们通过直接绑架而不是用钱购买的方式，为政府节省资金。 [41]
但是，即使是基层的军官，也往往用委婉的话来装饰奴隶制度。“两艘船……刚刚运来了伦斯（Lens）中尉和从恩格瓦拉（Engwettra）带来的用铁链拴着的25名志愿者；2个人在途中试图逃跑时淹死了”，一个名叫路易斯·鲁索（Louis Rousseau）的军官在1892年10月的月度报告里写道。 [42] 同一年，一位忧心忡忡的高级军官写道，事实上，即使在到达公安军驻地之前，这些“志愿者”的死亡比例就会达到大约四分之三。他提出了很多解决这一“损耗”的方案，其中包括提升运输速度，用分量轻的铁链取代粗重的铁链。 [43] 从这一时期的官方文件里经常能看到刚果官员订购铁链的内容。一位军官提到了一队队新兵走过丛林溪流上的独木桥的问题：“那些自由人（libérés）被脖子上的链子拴在一起，过桥时，如果一个人掉下去，会把整队人带下去。所有人很快就被水冲得没了踪影。” [44]
白人军官为了获得“志愿”的士兵和脚夫而与村寨首领讨价还价，同时，也和为东部沿海非裔阿拉伯奴隶贩子提供奴隶的人有来往。在桑给巴尔，最有势力的奴隶主是相貌英俊，长着络腮胡子，身体硕壮的本·穆罕默德·莫杰比（bin Muhammed el Murjebi），人们一般称其为蒂普·蒂珀（Tippu Tip）。这一绰号据说是来自奴隶贩子的主要工具（滑膛枪）的声音。
蒂普·蒂珀是一个精明的、很有办法的人，他靠贩卖象牙和奴隶发了大财。自从斯坦利发现了刚果河上游的运输路线之后，蒂珀的这两种业务发展迅猛。 [45] 利奥波德知道，靠着他的势力和管理才干，蒂普·蒂珀几乎已经成为东部刚果事实上的统治者。1887年，国王请他担任刚果国东部省份的总督（省会设在斯坦利瀑布一带），蒂普·蒂珀接受了这一请求，任命一些亲戚在他手下担任要职。刚开始的时候，利奥波德的军队过于分散，无法顾及这一地区，所以这一安排对双方都有好处（国王还出钱为蒂普·蒂珀的几千名奴隶赎身，但是这些“被解放”的奴隶和其他很多人很快发现，他们获得自由的一个条件是，他们必须在公安军中服役7年）。虽然利奥波德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竭力照顾所有人的利益，但是人们心中的这位反对奴隶制的斗士与非洲最有名的奴隶贩子大做生意，使得欧洲第一次出现了对这位国王的议论之声。
最后，两人分道扬镳。刚果东部的一些白人官员野心勃勃，未经布鲁塞尔上司的同意，就多次对这一地区的非裔阿拉伯人用兵并打败了对方，这些战斗最后被说成是打击可恶的“阿拉伯”奴隶贩子的正义战争。 [46] 鼓吹殖民英雄主义的文学作品将这场战争拔高到这一时期官方历史的核心位置，在比利时，至今还可以听到这方面的回声。然而，在那些年里，刚果国军队以血腥的手段镇压了此起彼伏的非洲人起义，其中包括与他们级别相同的战友的叛乱。另外，这场名不副实的打击奴隶贩子的战争一结束，利奥波德就安排指挥这场战争的很多人继续回去当政府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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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被刚果的白人征服者抓住和奴役的话，会是什么样子？从一个罕见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个非洲人如何描述那种遭遇。记录这一经历的是一个会讲斯瓦希里语的美国人，名字叫埃德加·卡尼修斯（Edgar Canisius），他来刚果担任政府代理人。卡尼修斯发现自己竟然被“一个非常有头脑的，名叫伊兰加（Ilanga）的女子”讲述的经历给打动了。他后来认识了当初抓她的军官和士兵之后，确定她说的都是真的。她描述的事情发生在刚果国的东部，靠近尼扬圭（Nyangwe），就是斯坦利第一次看到他后来才知道是刚果河的那条大河时所在的镇子。这里，我们摘录了卡尼修斯记录的有关伊兰加的经历：
我们的村寨叫瓦尼恩度（Waniendo），取自我们酋长的名字尼恩度（Niendo）……这是一个很大的村子，旁边有一条小溪，周围是大片的木薯（mohago）、玉米（muhindu）和其他庄稼。因为我们都在地里辛苦耕作，所以从来不缺吃的……我们国家也从来没有打过仗，除了刀以外，男人们也没有其他武器……
那天，我们在忙着锄地，因为当时是雨季，野草长得很快。这时候，一个送信的人来到村子里，说是一大队人马上就要来了，他们戴着红色的帽子，穿着蓝布衣服，扛着枪和大刀。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很多白人，为首的是Kibalanga［一个名叫奥斯卡·米肖（Oscar Michaux）的军官的非洲名字，该军官曾获得利奥波德亲自赠予的佩剑］、尼恩度立即将所有族长召集到他家里，用鼓声召集所有村民回村。大家在一起商议了很长时间，最后决定安静地回到地里，将地里的花生、大蕉、木薯弄回来，呈给即将到来的黑人士兵，并且为白人预备羊和家禽。于是，女人们带着篮子下了地，回来时将装满的篮子放在路边……尼恩度以为，奉上这么多粮食，就可以让这些不速之客离开，不会伤害我们。而事实证明……
白人和他们带领的黑人士兵离开之后，我们回到地里继续干活，希望他们不要再回来。但是，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又回来了。和上一次一样，我们给他们奉上了大堆的粮食。但是这一次，Kibalanga没有径直离开，而是在我们村子附近扎下营地。他们的士兵跑来偷走了我们的家禽、羊，拔走了我们的木薯。只要他们不伤害我们，这都没有关系。第二天上午，太阳爬上山头之后，一大队士兵闯进村子里，我们都躲进屋子里坐下来。我们坐下没有多长时间，就听见他们冲进房子里大喊大叫，还用枪威胁尼恩度。三四个当兵的冲进我们家，一把抓住我，还有我的丈夫乌勒加（Oleka）、我的妹妹卡廷加（Katinga）。他们把我们拖到路上，又给我们的脖子套上绳子，把我们拴在一起，为的是不让我们逃跑。我们都在哭泣，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自己即将被作为奴隶带走。当兵的用从枪上取下来的铁棍打我们，强迫我们去往Kibalanga的营房。Kibalanga命人将抓来的女人单独拴在一起，每根绳子上拴10个，男人也是如此。等到人们到齐之后——后来我们看到很多从其他村子带来的人，再加上瓦尼恩度的很多人——那些当兵的拿来一些装着粮食的篮子让我们背上，有的篮子里放的是熏制好的人肉……
上路之后，队伍行走速度非常快。我的妹妹卡廷加怀里抱着婴儿，所以没有被强迫背篮子，但是我丈夫乌勒加被强迫替他们扛一只羊。我们一直走到下午，来到一个溪流边宿营。在那里，我们非常开心能喝口水，因为我们都渴坏了。我们一点东西都没有吃，因为那些当兵的没有给我们任何吃的东西……第二天，我们继续走路，到了中午宿营的时候，我们拿到了一些玉米和大蕉，这些东西是从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找来的，那个村子里的人都跑光了。每天都是这种走法。到了第五天，当兵的将我妹妹怀中的婴儿抢了过去，把它扔在草丛中等死，然后强迫她背负从附近没有人的村子里找到的几个煮饭的罐子。到了第六天，因为缺少吃的，再加上马不停蹄地赶路，睡在潮湿的草地上，我们一个个都很虚弱。我丈夫一直扛着那只羊走在我们后面，这时候累得站不起来，于是就坐在路边，不想再走了。不管当兵的怎么打他，他就是不动。然后一个当兵的用枪托猛击他的后脑，他倒在地上。一个士兵去抓羊，另外两三个士兵用枪头上的长刀猛刺我丈夫。我看见血喷射出来，然后再也没有看到他，因为我们越过了那个山脊，再也看不见他了。很多年轻男人都是这样被杀的。很多婴儿被扔到草丛里，任其死掉……赶了10天路之后，我们来到那片巨大的水域……然后被押上独木船，前往对面的白人城镇尼扬圭。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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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孩子也没有逃脱利奥波德政权的严苛管理。 [48] “我认为我们必须设立三个儿童聚居区（children’s colonies），”这位国王在1890年4月27日写道，“一个聚居区设在赤道附近的上刚果地区，主要以军事训练为主，同时派牧师进行宗教教育和职业教育。一个聚居区位于利奥波德维尔，由神职人员管理，安排一个士兵负责军事训练。另一个设在博马，类似利奥……设立这些聚居区的目的首先是为我们培养士兵。因此，我们要建三个大兵营，地点分别在博马、利奥、赤道附近……每个兵营能容纳1500个儿童和管理人员。” [49] 总督负责执行利奥波德的命令，他在6周后要求辖区内的地区长官“从现在开始，尽可能多地网罗男童”给这三个聚居区。 [50]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主教传教士建立了很多儿童聚居区。不同于刚果的新教传教士，天主教传教士大多数来自比利时，并积极支持这位国王和他的政权，而新教传教士主要是外国人，利奥波德无法控制他们。［比利时的一个宗教团体——斯格脱神父（Scheut fathers）甚至用一个大型特许公司的董事的名字来命名一个布道所。］利奥波德为这里的天主教教徒提供了大笔资金，有时候用国家财政资金将牧师派到需要强化国王影响的地方，仿佛他在调遣手下的士兵。
这些传教士送进来的孩子理论上说，应该是“孤儿”。但是在大多数没有经过外界破坏的当地社会，家族成员多，家族内部之间关系非常密切，欧洲人观念中的孤儿并不存在。说那些孩子是孤儿，往往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亲都被公安军杀害了。每逢公安军进行全国范围的血腥战争之后，当兵的往往能找到大批幸存者，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孩子，都被送到天主教传教士那里。
德沃（Devos）先生给我们带来了5个犯人。他们的脖子被绳子拴着，为我们挖黏土制砖。此外还有来自艾比姆博（Ibembo）的25个劳工，他们负责收集木材（据1899年一位天主教牧师提交给上级的报告）……在上一次从布塔（Buta）送来的那批孩子之后，又来了25个孩子……我们经常给一些很小的孩子洗礼，以防他们死掉……7月1日，我们庆祝了刚果自由邦国庆节。8点钟，我们带领所有孩子，面对着升起的国旗，站在峭壁上开凿出的山路的最下面的一个台阶上，欢迎德沃司令官和他的士兵。返回布道所的路上，孩子们列队走在前面，士兵们跟在后面……做弥撒时……在举行圣体礼时，军号吹出的是“举枪致敬”的调子。 [51]
这些儿童聚居区通常就是用chicotte和铁链管理的。这里的暴动很多。如果经历绑架、长途运输、学校生活之后还能活下来，那么政府资助的儿童聚居区的男性毕业生就会按照利奥波德先前的要求，参军入伍。这些政府资助的聚居区是利奥波德治下的刚果唯一针对非洲人的政府资助学校。
被塞入政府兴办和天主教兴办的儿童聚居区里的受创伤且营养不良的儿童中，疾病肆虐，死亡率很高，往往超过50%。 [52] 数千名儿童死于前往聚居区的路上。1892～1893年，一批被强迫前往博马的政府兴办的儿童聚居区的108个男孩，最后到达目的地的只有62个。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又有8个死在聚居区里。 [53] 一个天主教女童聚居区的女负责人在1895年写给一名刚果高级官员的信中说：“几个很小的小女孩来的时候病得很厉害……虽然我们善良的修女无法挽救她们，不过，他们可以幸福地接受圣洗；他们现在是天堂里的小天使，正在给我们英明的国王祈祷。”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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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小天使祈祷，但这位英明国王在国内面临着更多的麻烦。一件事是，希望看到女儿斯蒂芬妮当上奥匈帝国皇后的想法彻底破灭。她的丈夫，皇储鲁道夫后来变成了一个酒鬼和吸食吗啡的瘾君子。1889年，有人发现他和情妇死在一个猎场小屋里，明显是一同自杀而亡——虽然坊间多年传言说他死于政治仇家之手。不管他的死因如何，斯蒂芬妮是不可能当皇后了。利奥波德火速赶往维也纳，他抵达维也纳之后，比利时内阁给他发去了一份吊唁电。这位国王那段时间正在筹集开发刚果的资金。他的回复是：“感谢你们对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这一噩耗给予安慰。我们了解各位部长的感受，在上帝降下可怕考验之际，我们可以依靠他们的同情之心。请尽力帮助范·诺伊斯（Van Neuss）先生（刚果国财务官）向市场多出售一些股票，这是让我最感欣慰的事情。再次感谢大家。” [55]
丈夫死了之后，斯蒂芬妮后来嫁给了一个匈牙利的伯爵。利奥波德认为他的血统不够尊贵。这位国王经常用“那个牧羊人”指代他的那位女婿。 [56] 和对待她的姐姐路易丝一样，利奥波德再也不理斯蒂芬妮了。
除了不听话的女儿让他心烦之外，国王命人将自己疯了的妹妹卡洛塔关在布鲁塞尔郊外的庄园里——这时的她还觉得自己是墨西哥皇后。她的结婚礼服、已经凋谢的花、一个带有羽毛的墨西哥玩偶仍挂在墙上。据说，她成天对着一个真人大小、穿着黄袍的玩偶说话。有关她幻觉的谣言为欧洲各地通俗小报的编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据说，有一次她的庄园着火了，卡洛塔靠着护墙，对着大火大叫道：“不许这样！不许这样！” [57]
但是，家庭问题一点也没有影响利奥波德的精力，就好像他早已认定他生活的这一方面不会如意，于是他找到了其他寄托，尤其是作为刚果兼任君主（King-Sovereign）的这一职责。19世纪90年代，当他环顾四周时，发现先前毫无兴致的比利时人也开始像他一样渴望征服与荣耀。因为当时深受有关黑人印象的影响，这些想法甚至慢慢发展成写给校园里男生的故事。其中的一个故事美化了一个年轻的比利时中尉如何为了帝国事业而在镇压1897年的兵变中牺牲：
形势万分危急。一切似乎已经无法挽回。但是，勇敢的德·勒·考特（De Le Court）毅然主动担任起了指挥官的角色。
他和两个比利时军官以及他们排的其他剩余兵力，让冲上来追击他们连队的黑皮肤贼兵无法前进一步……凶恶的黑色脑袋从各个隐蔽处露出来，愤怒地紧咬白色的牙齿……
他倒下了……他知道死亡的最后时刻已经来临……脸上浮现出笑容、无畏、庄严，他想到了国王，想到了他的旗帜……最后望了一眼号叫着冲上来的黑皮肤的恶魔……
就这样，正值青春年华的查尔斯·德·勒·考特牺牲在杀敌的前线。 [58]
让很多欧洲小伙子沮丧的是，欧洲那些年没有战争供他们大显身手。对于想要打仗，尤其是和武器装备很差的敌人打仗的年轻人来说，刚果是一个理想的地方。对于白人，刚果还是一个发横财、掌大权的地方。作为地区长官，你可能会管理跟整个荷兰或比利时一样大的地区。如果当基站负责人，可能距离下一个白人官员驻地有100英里远，你可以就劳作、象牙或其他任何事由征任何税，用任意方式惩罚任何人。万一失手，如果有惩罚的话，也只是敷衍了事。1890年，大激流附近曼尼扬加（Manyanga）的基站负责人，将两个贴身仆人打死了，只被罚了500法郎。 [59] 重要的是，要让象牙源源不断地流入比利时。你送回去的象牙越多，你赚得越多。“刚果万岁！再没有这样的好事了！”一个年轻军官1894年在一封家信中这样说，“我们有很大的自由权，可以自己拿主意，让自己见世面。在这里，你很自由，不用伺候人……在这里，一个人身兼多职，战士、外交官、商人，什么都要做！为什么不做呢？” [60] 对于这样的人，就像是出身卑微的斯坦利一样，刚果提供了一个大幅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有的人在欧洲的小城镇里一辈子只能做一个银行职员或管道工，来这里的话，可以做军阀、象牙商人、高级猎人，可以拥有三妻四妾。
例如，利昂·罗姆（Léon Rom）出生于一个偏僻的比利时小镇蒙斯（Mons）。 [61] 虽然16岁就应征入伍，但因为学历不够，他一直没能当上军官。退伍后他给一家关税经纪事务所记账，但很快厌烦了那份差事。1886年，他来到刚果碰运气，当时他25岁。当时，整个刚果地区仅有几百个白人，他进步很快。罗姆很快担任了马塔迪的地区长官。在那个位置上，他主持了刚果国的第一个白人市政婚礼。接下来，他还当了几天法官。那么少的白人要管理地域辽阔的殖民地，所以市政职能和军事职能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罗姆很快被派去给公安军训练黑人士兵。薪酬也是不错的，提升到上尉之后，他的薪水比国内比利时陆军上校还要高出50%。
罗姆获得了不少勋章，他还从一场与“阿拉伯人”作战的小插曲中获得了一些赞扬。他大胆地进入敌人据守的堡垒去商谈投降的条件。有人这样叙述当时的情况：“罗姆二话不说，立即主动要求前往……他什么武器也没带，身边只有一个翻译。在约好的见面地点后，大队阿拉伯人马埋伏在防御工事后面，准备随时向他们开枪。对方的谈判人，手里捧着苏丹的《古兰经》作为通行证，请他进碉堡内商谈。两个小时的谈判之后，罗姆离开了敌人的碉堡，举着一面表示对方愿意投降的阿拉伯旗子。” [62] 罗姆自己的描述更富戏剧性：之所以能够说服那些狡猾的阿拉伯人，是因为他的“态度起了决定性作用”，当时身边的那位翻译吓得浑身发抖，说道：“长官，他们会杀了你的！” [63] 当初接受对方投降是不是有风险，我们不知道。但是，在公安军里当官的一个很大的好处是，距离他们最近的记者往往在几千英里之外，因此你和身边的朋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编造你的英雄壮举。
罗姆社会地位的上升不仅仅体现在军衔上，还体现在其对学问的装饰上。每次回到欧洲，他都要带回很多蝴蝶的标本，于是他被选为比利时昆虫学会的会员。 [64] 这种荣誉，再加上他的佩剑和饰有刚果国金星的军帽，与当年小城镇里的记账人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在那些被人津津乐道的白人小伙子到非洲后财富、名誉双丰收的故事背后，往往隐藏着其他东西：这暗示着你可以将资产阶级道德准则留在欧洲。（我们可以看到，利昂·罗姆的情况就是这样。）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世界上的所有殖民地都可以提供一个摆脱现实的好去处。吉卜林（Kipling）这样写道：
送我去往苏伊士以东，
那冰与火交融的远方，
挣脱了《十诫》的束缚，
让我燃起心中的渴望。 [65]
在刚果，人们比大多数殖民地更不遵守《十诫》。比利时狭小逼仄，刚果领土辽阔，非洲赤道地区的白人死亡率仍旧出了名地高。（官方竭力隐瞒这些数字，但1895年前，非洲有足足三分之一的白人政府代理人死在那里；另外还有部分政府代理人回国后死于疾病的延后影响。 [66] ）因此，为了给疟疾丛生的刚果庞大的河边基站网络找到足够的管理人手，利奥波德除了招募利昂·罗姆这样的比利时人，还不得不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招募白人男性，用诸如象牙业务高佣金等能暴富的激励措施来吸引他们。当时很多来刚果工作的人很像是加入法国外籍军团的雇佣兵，或是在当年淘金热潮下涌向南非和克朗代克（Klondike）的人。对于欧洲人来说，刚果既有打仗的机会，也有发财的机会，是淘金热和外籍军团的结合。
利奥波德派出的第一批代理人包括一些经历过沧海桑田，逃避婚姻、破产和有酗酒问题的人。一支流行歌曲唱出了当时人们的心情。在回忆录中，一位官员描述了刚到刚果，住在一家破烂的海港旅店里时，怎样被旅店的酒吧里那些醉酒的代理人没完没了地唱同一首歌吵得彻夜难眠。这首歌的第一段如下：
他们对家人歇斯底里，
他们债台高筑，做无益的蠢事，
在一个晴朗夜里厌烦了他们的女人，
他们远走高飞，满心忧伤，前往刚果…… [67]
同时，在刚果的非洲人唱的是完全不同的歌曲。一位传教士翻译了这首歌：
啊，母亲，我们多么不幸……
但是，太阳会杀死白人，
但是，月亮会杀死白人，
但是，巫师会杀死白人，
但是，猛虎会杀死白人，
但是，鳄鱼会杀死白人，
但是，大象会杀死白人，
但是，河水会杀死白人。 [68]
[1] 关于18世纪90年代的博马，大量相关文章参见La Belgique Coloniale ，esp. 18 Dec. 1897，p. 607，and 28 Aug. 1898，p. 411。
[2] Aronson，Theo. Defiant Dynasty：The Coburgs of Belgium. New York：Bobbs-Merrill，1968，pp. 141-142.
[3] Gann，L.H.，and Peter Duignan. The Rulers of Belgian Africa 1884-1914 .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 106.
[4] Leclercq，Louis. “Les carnets de campagne de Louis Leclercq. Étude de mentalité d’un colonial beige.” Ed. Pierre Salmon. In Revue de l’Université de Bruxelles Nouvelle Série 3（February-April 1970），pp. 284-285.
[5] Obdeijn，Herman. “The New Africa Trading Company and the Struggle for Import Duties in the Congo Free State 1886-1894.” African Economic History 12（1983），p. 202.
[6] Leopold to Beernaert，19 June 1891，reprinted in Van der Smissen，Édouard，ed. Léopold Ⅱ et Beernaert：d’après leur correspondance inédite de 1884 à 1894. Brussels：Goemaere，1920，vol. 2，p. 212.
[7] Interview by Publishers’ Press，in the New York American ，11 Dec. 1906.
[8] Marchal，Jules. L’État Libre du Congo：Paradis Perdu. L’Histoire du Congo 1876-1900 ，vol.1.Borgloon，Belgium：Éditions Paula Bellings，1996，p. 212.
[9] Constant De Deken，Deux Ans au Congo （Antwerp：Clément Thibaut，1902），p. 72 fn.，cited in Samarin，William J. The Black Man’s Burden：African Colonial Labor on the Congo and Ubangi Rivers，1880-1900. 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89，p. 118.
[10] Courouble，Léopold. En Plein Soleil：Les Maisons du Juge—Le Voyage à Bankana . Brussels：La Renaissance du Livre，1930，pp. 77，83.
[11] Samarin，William J. The Black Man’s Burden：African Colonial Labor on the Congo and Ubangi Rivers，1880-1900. 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89，p. 120.
[12] Picard，Edmond. En Congolie. Brussels：Paul Lacomblez，1896，pp. 96-97.
[13] Marchal，Jules. L’État Libre du Congo：Paradis Perdu. L’Histoire du Congo 1876-1900 ，vol.1.Borgloon，Belgium：Éditions Paula Bellings，1996，p. 202.
[14] Marchal，Jules. E.D.Morel contre Léopold Ⅱ：L’Histoire du Congo 1900-1910 ，vol.2.Paris：Éditions L’Harmattan，1996，p. 317.
[15] Marchal，Jules. E.D.Morel contre Léopold Ⅱ：L’Histoire du Congo 1900-1910 ，vol.2.Paris：Éditions L’Harmattan，1996，pp. 325-326. Lefranc的记录最先载于比利时报纸L’Express de Liège ，1908年6月1日，重印于Congo Reform Association发布的一本小册子。
[16] Marchal，Jules. E.D.Morel contre Léopold Ⅱ：L’Histoire du Congo 1900-1910 ，vol.2.Paris：Éditions L’Harmattan，1996，p. 318.
[17] Quoted as epigraph in Katz，Fred E. Ordinary People and Extraordinary Evil：A Report on the Beguilings of Evil .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
[18] Sereny，Gitta. Into That Darkness：From Mercy Killing to Mass Murder. New York：McGraw Hill，1974，p. 200.
[19] KL Auschwitz Seen by the SS：Hoess，Broad，Kremer ，ed. Jadwiga Bezwinska and Danuta Czech（Oswiecimiu，Poland：Panstwowe Museum，1978），quoted in Katz，Fred E. Ordinary People and Extraordinary Evil：A Report on the Beguilings of Evil .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pp. 54-55.
[20] De Premorel，Raoul. Kassai：The Story of Raoul de Premorel，African Trader . Ed. Reginald Ray Stuart. Stockton，CA：Pacific Center for Western Historical Studies，1975，p. 63.
[21] 如果部下靠不住，这些征服者有时候会采取某些预防措施。1900年，在18名参加兵变的黑人士兵被处决的时候，一位摄影师记录下了这一幕：兵变士兵被绑在一排柱子上，一个由黑人士兵组成的行刑队一起开枪行刑。如果行刑队士兵一旦有所犹豫，博马的所有白人就会成一长列站立在相对于上述两队士兵的一个恰到好处的角度上，每个戴着遮阳帽的白人男子手里都紧握着一支步枪。
[22] 朱尔斯·马沙尔发现了这张照片。该照片最初被莫雷尔使用过。当时他还没有成为《西非邮报》的编辑。Marchal，Jules. L’État Libre du Congo：Paradis Perdu. L’Histoire du Congo 1876-1900 ，vol.2.Borgloon，Belgium：Éditions Paula Bellings，1996，p. 116；Marchal，Jules. E.D.Morel contre Léopold Ⅱ：L’Histoire. du Congo 1900-1910 ，vol.1.Paris：Éditions L’Harmattan，1996，p. 39.
[23] Bricusse，Georges. Les carnets de campagne de Georges Bricusse（6 février 1894-18 juillet 1896） . Ed. Pierre Salmon. Brussels：Édition CEMUBAC，1966，p. 85.
[24] Gann，L.H.，and Peter Duignan. The Rulers of Belgian Africa 1884-1914 .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 79.
[25] Marchal，Jules. L’État Libre du Congo：Paradis Perdu. L’Histoire du Congo 1876-1900 ，vol.1.Borgloon，Belgium：Éditions Paula Bellings，1996，p. 354.
[26] Isaacman和Vansina是最佳的总结者。
[27] Marchal，Jules. E.D.Morel contre Léopold Ⅱ：L’Histoire du Congo 1900-1910 ，vol.2.Paris：Éditions L’Harmattan，1996，pp. 27-28；Flamant，pp. 182-183.
[28] Marchal，Jules. L’État Libre du Congo：Paradis Perdu. L’Histoire du Congo 1876-1900 ，vol.1.Borgloon，Belgium：Éditions Paula Bellings，1996，p. 323.
[29] Karl Teodor Andersson，28 Dec. 1893，Missionsforbundet 1894，p. 83.
[30] C. N. Börrisson，2 Feb. 1894，Missionsförbundet 1894，pp. 132-134.
[31] ，Sigbert. Culture Confrontation in the Lower Congo：From the Old Congo Kingdom to the Congo Independent Stat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wedish Missionaries in the 1880s and 1890s . Falköping，Sweden：Gummessons，1970，pp. 259-260；Marchal，Jules. L’État Libre du Congo：Paradis Perdu. L’Histoire du Congo 1876-1900 ，vol.1.Borgloon，Belgium：Éditions Paula Bellings，1996，pp. 320-321.
[32] Casement，Roger. “The Congo Report.” In Singleton-Gates，Peter，and Maurice Girodias. The Black Diaries：An Account of Roger Casement’s Life and Times with a Collection of his Diaries and Public Writings. New York：Grove Press，1959，below，p. 166.
[33] Marchal，Jules. L’État Libre du Congo：Paradis Perdu. L’Histoire du Congo 1876-1900 ，vol.1.Borgloon，Belgium：Éditions Paula Bellings，1996，p. 373.
[34] 研究人员容易搞错的是，在这一时期的刚果历史中有三个名叫“冈多鲁”的男子。另一个冈多鲁是另一场暴动的领袖，那次暴动发生在刚果东北部，时间是1897年。
[35] Van Zandijcke，A. Pages d’Histoire du Kasayi. Namur，Belgium：Collection Lavigerie，1953，p. 182.
[36] De Boeck，Guy. Baoni：Les Révoltes de la Force Publique sous Léopold Ⅱ，Congo 1895-1908 . Brussels：Les Éditions EPO，1987，pp. 104，125. 该起义的详细版本另见Flament，F.，et al. La Force Publique de sa naissance à 1914：Participation des militaires à l’histoire des premières années du Congo . Brussels：Institut Royal Colonial Beige，1952.和Van Zandijcke，A. Pages d’Histoire du Kasayi. Namur，Belgium：Collection Lavigerie，1953，总结版本见Marchal，Jules. L’État Libre du Congo：Paradis Perdu. L’Histoire du Congo 1876-1900 ，vol.1.Borgloon，Belgium：Éditions Paula Bellings，1996，pp. 372-376。
[37] Flament，F.，et al. La Force Publique de sa naissance à 1914：Participation des militaires à l’histoire des premières années du Congo . Brussels：Institut Royal Colonial Beige，1952，p. 417.关于该起义的最佳叙述见De Boeck，Guy. Baoni：Les Révoltes de la Force Publique sous Léopold Ⅱ，Congo 1895-1908 . Brussels：Les Éditions EPO，1987.
[38] De Boeck，Guy. Baoni：Les Révoltes de la Force Publique sous Léopold Ⅱ，Congo 1895-1908 . Brussels：Les Éditions EPO，1987，pp. 224-228.这份证词的早期版本均是删节版，De Boeck拯救了这份证词。
[39] 德·博尔科的全书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40] Vangroenweghe，Daniel. Du Sang sur les Lianes. Brussels：Didier Hatier，1986，p. 43.
[41] Marchal，Jules. L’État Libre du Congo：Paradis Perdu. L’Histoire du Congo 1876-1900 ，vol.1.Borgloon，Belgium：Éditions Paula Bellings，1996，p. 216.
[42] Marchal，Jules. L’État Libre du Congo：Paradis Perdu. L’Histoire du Congo 1876-1900 ，vol.1.Borgloon，Belgium：Éditions Paula Bellings，1996，p. 224
[43] Marchal，Jules. L’État Libre du Congo：Paradis Perdu. L’Histoire du Congo 1876-1900 ，vol.1.Borgloon，Belgium：Éditions Paula Bellings，1996，p. 227.
[44] Marchal，Jules. L’État Libre du Congo：Paradis Perdu. L’Histoire du Congo 1876-1900 ，vol.1.Borgloon，Belgium：Éditions Paula Bellings，1996，p. 231.
[45] 蒂普·蒂珀为斯坦利提供过脚夫，精明的斯坦利没有细问那些脚夫为什么有时候被用铁链子拴着。在斯坦利其中的两次探险过程中，蒂普·蒂珀和他的随从跟着走了一段路。这位探险家没有成功救援艾敏帕夏（Emin Pasha）招致欧洲众多批评声音，其中一个原因是在探险过程中，斯坦利专横地征用了一艘传教士的蒸汽船向刚果河上游运送军人。皈依上帝的传教士惊骇地看到，那艘船上的远征队成员中赫然包括蒂普·蒂珀，以及后者的35个老婆和小妾。
[46] Marchal，Jules. L’État Libre du Congo：Paradis Perdu. L’Histoire du Congo 1876-1900 ，vol.1.Borgloon，Belgium：Éditions Paula Bellings，1996，chapter 14.
[47] Canisius，Edgar. A Campaign Amongst Cannibals. London：R.A.Everett & Co.，1903.（Published in one volume with Captain Guy Burrows，The Curse of Central Africa ，under the latter title），pp. 250-256.
[48] 关于天主教传教士角色的最佳叙述见Marchal，Jules. L’État Libre du Congo：Paradis Perdu. L’Histoire du Congo 1876-1900 ，vol.2.Borgloon，Belgium：Éditions Paula Bellings，1996，part V。
[49] Leopold to Van Eetvelde，27 Apr. 1890，quoted in Marchal，Jules. L’État Libre du Congo：Paradis Perdu. L’Histoire du Congo 1876-1900 ，vol.2.Borgloon，Belgium：Éditions Paula Bellings，1996，p. 209.
[50] Governor general’s circular，4 June 1890，quoted in Marchal，Jules. L’État Libre du Congo：Paradis Perdu. L’Histoire du Congo 1876-1900 ，vol.2.Borgloon，Belgium：Éditions Paula Bellings，1996，p. 177.
[51] Het H. Misoffer. Tijdschrift van de Norbertijner Missiën 1899，p. 226，quoted in Marchal，Jules. L’État Libre du Congo：Paradis Perdu. L’Histoire du Congo 1876-1900 ，vol.2.Borgloon，Belgium：Éditions Paula Bellings，1996，p. 298.
[52] Marchal，Jules. L’État Libre du Congo：Paradis Perdu. L’Histoire du Congo 1876-1900 ，vol.2.Borgloon，Belgium：Éditions Paula Bellings，1996，pp. 181-182.
[53] Marchal，Jules. L’État Libre du Congo：Paradis Perdu. L’Histoire du Congo 1876-1900 ，vol.2.Borgloon，Belgium：Éditions Paula Bellings，1996，p. 179.
[54] Marchal，Jules. L’État Libre du Congo：Paradis Perdu. L’Histoire du Congo 1876-1900 ，vol.2.Borgloon，Belgium：Éditions Paula Bellings，1996，p. 221.
[55] Bauer，Ludwig. Leopold the Unloved：King of the Belgians and of Wealth. Boston：Little，Brown，and Company，1935，p. 216.
[56] Daye，Pierre. Léopold Ⅱ. Paris：Arthème Fayard et Cie.，1934，p. 399.
[57] O’Connor，Richard. The Cactus Throne：The Tragedy of Maximilian and Carlotta. New York：G.P.Putnam’s Sons，1971，p. 346.
[58] Gann，L.H.，and Peter Duignan. The Rulers of Belgian Africa 1884-1914 .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p. 62-63.
[59] Lagergren，David. Mission and State in the Congo：A Stud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the Congo Independent State Authorit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Equator District，1885-1903 . Uppsala，Sweden：Gleerup，1970，p. 195.
[60] Slade，Ruth. King Leopold’s Congo：A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Race Relations in the Congo Independent State.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 116.
[61] 主要来源（或多或少理想化的）是Biographie coloniale belge ，vol. 2，cols. 822-826；Janssens，Édouard，and Albert Cateaux. Les Beiges au Congo . 3 vols. Antwerp：J.van Hille-De Backer，1907-1912，vol. 1，pp. 125-132 and voi. 2，pp. 197-200；Lejeune-Choquet，Adolphe. Histoire militaire du Congo：explorations，expéditions，opérations de guerre，combats etfaits militaires . Brussels：Maison d’Édition Alfred Castaigne，1906，pp. 114-126；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des Vétérans coloniaux ，June 1946，pp. 3-5；Sidney Langford Hinde，The Fall of the Congo Arabs（New York：Negro Universities Press，1969；reprint of 1897 edition），pp. 232，235，244-245；and Rom’s own unpublished Notes. Mes Services au Congo de 1886 à 1908 。前三者和Arnold是许多其他在刚果的欧洲工作人员的职业细节的有用指导材料。
[62] Janssens，Édouard，and Albert Cateaux. Les Beiges au Congo . 3 vols.Antwerp：J.van Hille-De Backer，1907-1912，voi. 2，pp. 199-200.
[63] Lejeune-Choquet，Adolphe. Histoire militaire du Congo：explorations，expéditions，opérations de guerre，combats etfaits militaires . Brussels：Maison d’Édition Alfred Castaigne，1906，pp. 123-124.
[64] Albert Chapaux，Le Congo （Brussels：Charles Rozez，1894），p. 470.
[65] From “Mandalay” in Barrack Room Ballads （London：Methuen，1892）.
[66] Marchal，Jules. L’État Libre du Congo：Paradis Perdu. L’Histoire du Congo 1876-1900 ，vol.1.Borgloon，Belgium：Éditions Paula Bellings，1996，p. 210.相似数据见Gann，L.H.，and Peter Duignan. The Rulers of Belgian Africa 1884-1914 .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 68，二者几乎一致，仅供军事人员查阅，于1906年之前。
[67] Picard，Edmond. En Congolie. Brussels：Paul Lacomblez，1896，pp. 145-146.
[68] L. Dieu，Dans la brousse congolaise （Liège：Maréchai，1946），pp. 59-60，quoted in Slade，Ruth. King Leopold’s Congo：A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Race Relations in the Congo Independent State.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 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