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秘密杀人团伙

有一次，当利奥波德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在柏林观看一场游行表演时，利奥波德感慨王室权力的衰微，对威廉二世说：“除了金钱之外，我们这些国王真的一无所有了！” [1] 虽然不久之后，橡胶给利奥波德带来了超乎想象的利润，但是刚果已经完全无法满足他的胃口了。他憧憬建立一个能将刚果河、尼罗河这两条具有传奇色彩的非洲大河囊括在内的帝国，他想修建一条长长的铁路，将这两条大河连起来。19世纪90年代初，他派了几个远征队从刚果出发，沿东北方向朝着尼罗河流域进发。其中一个远征队要求占有古代加扎勒河地区的铜矿（Bahr-el-Ghazal），他们小心翼翼地说，自己将以个人名义替利奥波德占有这个铜矿，同时，刚果政府会为这一铜矿提供军事保护。

最后，法国人阻止了这位国王前往尼罗河的进一步行动，不过他已经开始梦想在其他地方寻找殖民地。“我要让人口为600万的、狭小的比利时成为一个庞大帝国的首都，”他说，“荷兰、西班牙、葡萄牙都处于衰退期，他们有朝一日会出售手里的殖民地。” [2] 他向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打听是否可以租用乌干达。

利奥波德很快着手用当时流行的人道主义情怀来修饰他的帝国计划。1896年，他向另一个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Lord Salisbury）提出建立一支由刚果国军官指挥的苏丹部队，专门用以“侵略和占领亚美尼亚，以阻止正在向欧洲腹地推进的（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的）大屠杀”。 [3] （维多利亚女王认为她的这位堂弟患了妄想症。）克里特岛爆发危机之后，他提议让刚果军队前往恢复秩序。美国赢得美西战争之后，他提议可以找一家公司将西班牙剩余的殖民地租下来，如大西洋的加那利群岛、南太平洋的加罗林群岛。他建议，这家公司可以注册在一个“中立”国家，如刚果自由邦。

这些梦想都没有妨碍利奥波德管理他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他尽可能地不让外人知晓刚果利润的不断增加，以免有人要求他偿还比利时政府的大笔借款。刚果政府百般拖延之后，最后公布了一份预算报告。在这份报告里，政府将利润数字大大地缩小了。 [4]

控制属于自己的国家的一个优势是，你可以发行债券。债券最终给利奥波德带来的收入几乎和橡胶不相上下。总共算起来，这位国王发行了价值超过1亿法郎的债券，相当于今天的5亿美元。 [5] 他卖掉了一部分债券，一部分送给了亲朋好友，一部分留作自己的投资资产，还有一部分代替现金支付比利时的公共建设项目。因为这些债券的期限是99年，所以利奥波德很清楚，支付这些债券的本金是其他人的事情了。按理说，这些债券募集来的资金应该用于刚果的建设，但是真正用在这方面的资金少得可怜。

利奥波德更倾向于将这些钱，还有来自刚果的橡胶利润花在欧洲。对于这样一个精明并有野心的人来说，他在品位方面显著缺乏想象力。他将新获得的巨额资金投入了与其说让他留名青史，不如说让他留名旅游手册的地方。一系列的纪念碑、宫殿的副楼、博物馆、展览馆在比利时各地拔地而起。在他最喜欢的海边度假地奥斯坦德市，利奥波德耗资数百万法郎修建滨海小道、数个公园，给他经常光顾的赛马场修建了一个精心设计了角度的顶层看台（剪彩那天动用了8.5万株天竺葵作装饰）。他还用橡胶获得的利润在Raversijde的一个名为Klemskerke的王室度假屋附近修建了一个高尔夫球场，并对拉肯庄园进行无休止的修葺和扩建。利奥波德大张旗鼓地正式将这些建筑中相当一部分作为王室礼物（Royal Gift）捐赠给了国家，不过，他和先前一样继续住在城堡和王宫里。他将财产以王室礼物的名义赠送给国家的真实用意是让国家来支付这些财产的维护费用，同时不让3个女儿获得这些财产，因为根据比利时法律，他的女儿有权继承他的个人财产。

1895年，利奥波德年届60岁，随着年龄的增加，他患上了忧郁症。助手如果在他面前咳嗽，就可能被勒令好几天不许出现在他面前。因为总是担心感冒，所以雨天外出或者在海里游泳时，他要给胡子套上一个防水袋。他要求王宫里的桌布每天都要用沸水煮一遍，为的是杀死病菌。 [6]

如果不外出，他大都待在拉肯。他每天早早起来之后，冲一个凉水澡，修剪大胡子，然后享受仆人的按摩，阅读早上送来的邮件，吃一份量很大的早餐——6个煮熟的鸡蛋、一摞烤面包片、一大罐橘子果酱。之后，他在喜欢的花园和温室里走上大半天，往往一边走一边看信件，一边口述回复。秘书们不得不学着一边走路一边做记录。午餐持续时间为雷打不动的半小时。吃饭过程中，国王会阅读报纸和信件，有时候还在信件旁边的空白处写上批示。他的笔迹潦草得几乎无法辨认，工作人员不得不每天花好几个小时焦急地辨认他到底写的是什么。吃饭时，其他家庭成员都不许说话。

下午，司机开车送他到布鲁塞尔市中心区的王宫去会见政府官员和来访者，下午回到拉肯吃晚餐。一天中他情绪最好的时候是伦敦《泰晤士报》送到的时候。每天下午，当奥斯坦德-巴塞尔的快速列车经过拉肯这个挂有皇家盾徽的私人火车站时，车上就会扔下一份精心包裹的当天早上的报纸。一个仆人用熨斗将这份报纸熨一遍——也是为了杀菌——供国王晚上在床上看。（后来《泰晤士报》加入了批评他的媒体队伍，于是利奥波德愤怒地对外宣布不再订阅这份报纸。不过，他秘密地打发贴身仆人每天前往布鲁塞尔火车站去给他买一份。）

也许利奥波德之所以喜欢看《泰晤士报》，是因为它不是写给小国的报纸，而是针对强国的报纸。无论如何，他对殖民地的贪欲仍在向世界各个角落延伸。1897年，他开始将刚果的利润投向中国铁路，后来大赚了一笔。他觉得这个国家就像是先前的“巨大的非洲蛋糕”，是一场不容错过的盛宴，他像先前那样随时准备坐到餐桌前。他在谈及希望能够铺设的那条铁路时说：“这是中国的脊柱。如果他们把这条路线交给我，我还可以从骨架上弄下一些肉来。” [7] 他竭力促成了一笔交易——让中国劳工去刚果，让刚果士兵去中国——这样，他就可以让他的军队将一条腿跨进中国的大门，就像是当今西方强国在远东的运作一样。他以刚果独立邦的名义在中国买下几块土地。当利奥波德派遣一个刚果国代表团——当然，所有代表都是比利时人——前往中国谈判时，中国的总督李鸿章故作惊讶地说：“我以为非洲人都是黑皮肤，不是这样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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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果，橡胶热给地区的主要建筑项目增加了一份紧迫感。这个项目就是从马塔迪绕过大激流到斯坦利瀑布的窄轨铁路。这个项目需要的工人曾经多达6万人。虽然这条铁路仅有241英里长，轨道宽度略微超过美国标准轨道宽度的一半，但气候、疾病、地形等问题让它成为历史上最为艰巨的铁路工程项目。最初的3年时间仅仅修了14英里长的一段。这一艰巨路段的测绘员先前描述这段路为“一堆堆巨石的堆叠，有些地方就像是巨人将巨石从上面一块块扔下来堆砌成的”。 [9] 这条路需要架99座铁桥，加在一起的长度超过12英里。 [10]

建筑工人来自英国和法国的西部非洲殖民地，中国香港、澳门以及英属西印度群岛。利奥波德仍旧对让中国工人来刚果干活念念不忘。“需要投入多少成本？” [11] 他在写给一个幕僚的信中说，“如果在刚果建立5个大型中国村，一个在北部，一个在东北部，一个在东部，一个南部，最后一个在马塔迪和利奥波德维尔之间。派2000个中国人在边界地区工作，需要投入多少成本？”后来，建5个中国村的想法烟消云散了，但利奥波德的梦想让1892年远赴刚果修建铁路的540个中国人中的很多人命丧他乡。其中300人死在工地上或逃入丛林的过程中。后者中的大多数人后来一直杳无音信，虽然后来有人在500英里之外的内陆地区看到过他们中的几个人。他们一直朝着日出的方向走，想走到非洲东海岸，然后从那里乘船回家。 [12]

在招募加勒比海巴巴多斯岛的几百名劳工时，他们被明确告知不是去刚果。1892年9月，当船在博马系好缆绳之后，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在刚果，于是愤而反抗。士兵开了枪，当场打死两个人，很多人受伤。剩下的人当天就被送往位于马塔迪的铺设中的铁路的起点，被要求干活。

这条铁路在工程上的成就一般，在人性上却是一个大灾难。很多人死于意外事故、痢疾、天花、脚气、疟疾，这一切又因为恶劣的饮食、200名铁路保安队员的无情鞭打而雪上加霜。火车头出轨；装满炸药的运货车厢爆炸后将工人炸成碎片——白人和黑人都有。有时候，人们找不到遮风挡雨的睡觉处，倔强不从的劳工还要带着铁链子干活。欧洲工头和工程师可以单方面中止协议回国，他们中确实不断有人这样做。然而，黑人和亚洲工人不可以。早上军号响起的时候，一群群愤怒的劳工就会将昨天夜里死掉的工友的尸体放在欧洲监工的面前。

非洲其他地方也使用过这一比喻：铁路沿线的当地人说，每根枕木的铺设都牺牲了一个非洲人的生命，每根电话线杆子的竖立都牺牲了一个欧洲人的生命。 [13] 甚至在粉饰过的官方数字中，为修建这条铁路而丧命的都有132个白人和1800个非白人。然而，有人估计，在条件最为艰苦的前两年，非白人的死亡人数每年都接近1800人。铁路线两侧一片片墓地随处可见。 [14] 工人频繁地想办法逃跑。来自塞拉利昂的300个劳工挥舞着锤子、铁锹、镐占领了马塔迪港，想要从码头征用一只船送他们回家。挥舞着棍棒的警卫——这些警卫是从桑给巴尔招募来的——逼着他们回到工地。 [15] 另外一些人继续罢工或逃往附近的葡萄牙人的领地。

1898年，铁路工程动工8年后，第一辆又短又粗的蒸汽机车，上面插着旗子，拉着两节车厢沿着狭窄的轨道，从马塔迪一路驶向斯坦利瀑布。一个装饰着鲜花的大帐篷等候在终点处。政府官员、军人、铁路主管和一位主教出席了庆祝会，用香槟遥祝利奥波德身体健康。各界要人共同举行了最后一节铁轨的铺轨仪式。一门大炮鸣放21响致敬。斯坦利池塘上停泊的所有蒸汽船拉响了汽笛。官员们在过去的商队路线上竖起了一个纪念碑——一个人头上顶着一个很大的箱子，另外两个人累倒在他身边。碑上的题字是：“铁路让他们不用再做脚夫。”（THE RAILWAY FREED THEM FROM PORTERAGE）最先是谁让他们做脚夫的，碑文只字未提。

虽然急转弯和陡坡让从起点到终点的行驶时间拉长到两天，但这条铁路极大地增加了这个国家的国力和财富。刚果在世纪之交每年产生的1100多万磅橡胶现在可以通过斯坦利池塘的蒸汽船码头直接运抵海边，而无须脚夫顶在头上跋涉3个星期。 [16] 走相反方向的火车车厢能运载的蒸汽船零件可以运送比脚夫能够搬运的大很多的蒸汽船零件。利奥波德维尔迅速成为中部非洲最为繁忙的河港，成为最大载重可达500吨的众多蒸汽船的聚集地。一艘名叫“巴黎小镇号”（Ville de Paris）的60吨侧桨轮蒸汽船最初是塞纳河（Seine）上的一艘游船，也被弄到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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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府雇员或者是为铁路这种项目招募的劳工，利奥波德对去刚果的外国人都心存戒备。然而，他也没法将他们中的一群人拒之门外，这群人就是包括威廉·谢泼德及其教友在内的几百名新教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几乎都来自英国、美国、瑞典这些利奥波德想要讨好的国家。他们来刚果本是为了积极传播基督教，抵制一夫多妻制，为非洲人灌输维多利亚时代的罪恶感 [17] 。 [18] 然而，没过多久，橡胶收集方面的恐怖行为让这些传教士很难找到可以穿衣服的身体和等待拯救的灵魂。村民们一看到从地平线处驶来的蒸汽船冒出的黑烟，就立刻惊恐万分地躲进丛林。非洲村民一再追问一位英国传教士：“你跟我们说的那个救世主，能让我们不用去割取橡胶吗？” [19] 结果，这些传教士只能扮演一个他们根本没考虑过的角色——战争观察员。谢泼德绝不是唯一的证人。1894年，一位瑞典传教士记录了刚果人传唱的一首满怀绝望的歌：

我们不愿再生活在暴虐中，

我们不能容忍妻儿被人抢走，

落入白皮肤的野蛮人之手，

我们要决战……

虽然那是死路一条，但我们不怕死。

我们不怕死。 [20]

因为这些传教士的存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利奥波德开始应对分散的批评，如谢泼德的文章，它批评的主题是砍手和屠杀非洲村民。但是，这些批评者引起的关注很少，因为他们不像国王那样擅长公关。后者运用他强大的王室魅力来摆平这些批评。

起初，他鼓励海外传道会的主管与他直接交流，他还亲自督促一位法国牧师这样做，“而不是诉诸媒体，那样往往会让大家都不愉快（toujours désagréable）”。 [21] 接着，他老练地又是许诺又是威胁。在结交他们领导者的同时，他还通过各种方式提醒在刚果传教的传道会，刚果政府可以向他们征税或禁止他们设立新的布道所。谢泼德所在的美国南方长老会传道会在申请建立新布道所需要的土地时费尽周折。

瑞典的浸信会传教士E.V.霍布鲁姆（E.V Sjöblom）也许是19世纪90年代后期对利奥波德批评最为强烈的人。他逢人就讲，并于1896年在瑞典媒体上发表详细文章，抨击了刚果实施的恐怖行为。其他国家的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第二年，在伦敦的一个大会上，霍布鲁姆揭露了非洲公安军怎样根据交上来的右手数量对士兵进行奖励。“（一个）代理人告诉我，他在一个军事驻地亲眼看到一位政府官员根据士兵交来的右手数量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量的铜棒（当地使用的通货）。一个士兵告诉我……‘行政长官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拿来足够多的右手，他就可以缩短我们的服役时间。我已经交上去不少右手了，我希望我的服役时间能很快结束。’” [22] 政府官员威胁身在刚果的霍布鲁姆，并迅速在比利时和英国的媒体上进行反击。

另一个反对利奥波德的知识渊博的人是福克斯·伯恩（H. R. Fox Bourne）。他是原住民保护协会（Aborigines Protection Society）的秘书。这个协会自从10年前推选利奥波德为其名誉会长之后变得明智了很多。据说国王曾亲自造访伦敦《泰晤士报》报社，劝说对方不要刊登福克斯·伯恩的文章。 [23]

但是，在公开场合，利奥波德采取的是最为积极的策略，他表示对发生在他的领地的恶劣行为非常震惊。对于大多数指责，他都能毫发无损轻松过关，因为那些指责针对的是对非洲人犯下的暴行。但是，1895年，他在欧洲遭遇了他的第一个真正的麻烦，正如一位英国记者说的那样，一个异常残暴的刚果政府官员“胆敢杀害英国人”。 [24]

被杀害的那个人实际上是爱尔兰人：查尔斯·斯托克斯（Charles Stokes）是一个性格开朗、爱炫耀的商人。他“入乡随俗”，娶了一个非洲女人做妻子。斯托克斯的象牙生意与利奥波德想要在东部非洲实施的象牙贸易垄断产生了冲突。还有人指责他向非裔阿拉伯人出售武器。公安军派了一个远征队前往刚果东部边境找他，找到他之后将他就地绞死。伦敦媒体对此大加指责。德国也掀起了一场抗议浪潮，因为斯托克斯在非洲的办公地点在非洲东部的德国殖民地，而按理说，刚果邦对德国商人应该是开放的。平息这场抗议的努力失败之后，刚果政府只得公开认错，向英、德两国政府提供巨额赔偿。但是，事情还没有完。一家德国报纸郑重地说，如果刚果如此轻率地就将一个白人处死，可想而知它是怎样对待非洲原住民的。欧洲媒体开始更加关注有关刚果暴行的消息。

利奥波德必须采取行动了。1896年，他组建了原住民保护委员会（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Natives）。这个委员会由6个知名的刚果传教士组成。其中3个是比利时天主教教徒，另外3个是其他国家的新教教徒。在欧洲，尤其是在最让利奥波德头疼会受其批评的英国，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委员会的建立是一件好事情。《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 ）说：“如果利奥波德国王真的认真面对事情的真相，就不失为一件完全值得被赞扬的事情。” [25]

很少有人注意到下列几个方面：上述委员会成员的传教地点都不在曝出暴力事件的橡胶主产区；这些委员零散地分散在1000多英里长的广大地域里；国王没有为他们开会提供任何资金支持；一位英国委员曾经建议他的教友不要公布任何有关暴行的消息；还有一位委员曾经受利奥波德的委托勘测过刚果与安哥拉之间的边界；如果发现暴力行为，委员会除了“通知”刚果政府有关部门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权力。

该委员会只开过两次会，而且，因为路途遥远和费用问题，每次开会只有三位委员能到会。但是，对于利奥波德来说，此举是一个公关上的重大成功，他在1897年夏先后出访英国、德国和瑞典，巩固这一成果。在接下来的10年里，布尔战争（Boer War）分散了英国人的注意力，欧洲媒体对利奥波德的批评几乎完全消失。虽然零星地有人发出批评之声，但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注意。

如果当时的欧洲也进行支持率调查的话，利奥波德在19世纪最后几年的支持率，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都达到了最高。在比利时，殖民沙文主义开始不时地出现在这个时期的诗文里：

海滩上，英明君主的声音在召唤他们过来，

士兵们，气定神闲，无畏恶劣气候，

一心要打破非洲人身上的镣铐，击败残暴的阿拉伯人。 [26]

然而，那位君主的声音是在推动他们“前去”，而不是呼唤他们“过来”，因为虽然刚果是他一生中最上心的地方，但利奥波德从来没有去过那里。

他为什么这样做？在利奥波德的心中，刚果没有饥饿的脚夫、被强奸的人质、因为艰辛劳作而憔悴不堪的橡胶收割工，而是他梦想中的帝国，那里有巨大的树木、奇异的动物，当地村民对他的英明统治感恩戴德。他没有去那里，而是将刚果——他心中的那个刚果，也就是他想象中的戏剧作品——搬到了他在欧洲的生活中。他用非洲的桃花心木做他私人车厢卧室的镶板，将非洲的动物放入比利时动物园，给拉肯众多的巨大温室增加了一个“刚果温室”（当今仍然种着很多棕榈树），温室上面是四个玻璃圆顶和一个八角形圆顶，圆顶上面固定着属于他个人的那个国家的金星徽章。

利奥波德从想象中的那个宁静、风景如画、酷似舞台布景的刚果搬到比利时的还有刚果的人。1897年，世界博览会在布鲁塞尔召开时，人们谈论最多的展品位于布鲁塞尔郊区的特尔菲伦镇（Tervuren）。 [27] 100多万人前去参观有关刚果的成果展示活动。展品包括被斯坦利推崇备至的用以推进文明的伟大工具（斯坦利曾先后两次参观这次博览会）——马克沁机枪，以及各种各样的亚麻挂毯，这些挂毯描绘的是“野蛮与文明”、“物神崇拜与基督教”、“一夫多妻与家庭生活”、“奴隶制与自由”等主题。然而，最不寻常的戏剧性场景还是一个由人构成的场景：从刚果运来的267个黑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 [28] 。

在嘹亮的乐曲声中，这些非洲人乘坐的火车抵达了布鲁塞尔北站，然后他们步行走过市中心，乘坐前往特拉沃镇的有轨电车。他们被安顿在特拉沃镇一个公园中专门为他们建造的几个村子里：一个村子在河边，一个村子在树林里，一个村子是“开化”村。两个俾格米人出来向大家完成了这场展示。前两个村子里“未开化”的非洲人使用的是从刚果带来的工具、鼓和锅。他们跳舞，在一个池塘里划独木舟。白天里，他们生活在上面高挑着茅草屋顶的、“货真价实的”竹制非洲窝棚里。不过，想要见识一下传说中袒胸露乳的非洲人的男游客失望而归，因为展览机构让他们在展会上穿上了睡袍。一个当地杂志评论说，毕竟穿衣服是“开化的第一个迹象”。 [30]

玛丽-亨丽埃特王后罕见地表现出对丈夫的刚果项目的兴趣。她在随从的陪同下前去观看刚果人，利奥波德的梦想一下子变得具体起来了。当利奥波德得知一些非洲人吃了公众抛来的糖块得了消化不良之后，就命人挂起一块类似“不许给动物投食”的牌子，牌子上写着“黑人由管理委员会喂食”。

当地媒体为了引起读者的兴趣，发动大家猜测“未开化的”非洲人是否危险。一个记者走到一群非洲人中间。“在人群中间，坐在一根圆木上的是他们的首领。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样子神圣而不可侵犯。首先听到有一个人在唱歌，然后大家一起唱起副歌。人们拍手、用木棒敲击金属物体伴奏。同时，他们弯着腰随着节奏左右摇动身体。独唱和合唱唱的是什么？伟大的战士（公安军上尉休伯特）洛泰尔（Lothaire）的英勇事迹。” [31] 一切顺利。

“开化”村里有90个公安军士兵。一些士兵组建了一个军乐队。士兵列队行进，乐队则给他们伴奏。在欧洲之行快要结束之际，他们作为客人出席了一场宴会。一个黑人中士站起来，提议向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敬酒。当这些非洲人登上回家的航程之后，一家报纸兴奋异常地说：“比利时的灵魂伴随着他们，就像朱庇特的盾保护着他们一样。但愿我们永远是全世界人性的表率！”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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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那艘船将非洲村民送回家乡后又装载了一船橡胶回到了欧洲，因为这时候刚果的贵重物产开始定期被送到欧洲。每隔几个星期，就有一艘安装有电灯和冰箱的新式蒸汽船抵达安特卫普码头，船上满载橡胶、象牙和其他产品。这些船只属于埃尔德·登普斯特公司（Elder Dempster）的子公司。埃尔德·登普斯特公司是利物浦的一家船运公司，因为签署了运送所有往来于欧洲与刚果之间货物的协议，所以该公司的蒸汽船长期以来都停靠在非洲西海岸边。对那些对刚果邦感兴趣的人来说，欧洲没有什么工作能比在埃尔德·登普斯特公司工作更具优势。这就像是在1942年或1943年，那些想知道犹太人遭遇的人，到纳粹铁路系统的总部去工作一样。

埃尔德·登普斯特公司需要有人频繁前往比利时，去监督刚果货船的进出港。这家公司将这项任务交给公司里一个精明能干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埃德蒙·迪恩·莫雷尔。莫雷尔当时二十五六岁，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精通两种语言。他的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法国基层公务员。父亲早逝后，没有给妻子和年幼的儿子留下任何积蓄。在英国和法国度过了贫困的童年生活之后，15岁的莫雷尔选择退学，去巴黎打工赚钱来养活患病的母亲。数年之后，他进入位于利物浦的埃尔德·登普斯特公司做职员。

刚开始时，普通职员微薄的薪水无法养活母亲和自己，于是，年轻的莫雷尔兼职教人法语，每小时可以挣到2先令6便士。后来，他又找到一个更让他满意的兼职——给《船运电讯报》（Shipping Telegraph ）、《利物浦商业日报》（Liverpool Journal of Commerce ）等商业报刊投稿。他的文章体现出一个商人的视角：热情称赞棉花产量、运输吨数的增加，从不质疑社会上流行的观点，有的文章还赞扬了利奥波德的非洲政权。“刚果的未来一片光明，”莫雷尔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并且……高瞻远瞩的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给他的祖国争取到的广袤土地有朝一日将为（比利时人的）事业提供一个难得的用武之地。” [33]

在这种热情的驱动下，19世纪90年代后期，莫雷尔开始作为他的公司与刚果政府官员的联络人，经常穿越英吉利海峡。下面是他描述后来他每个月都会看到一两次的情景：

安特卫普的码头上，一艘蒸汽船停靠在旁边。大教堂的尖塔里传来悠扬的钟声，有人唱起《布拉班人之歌》（Brabançonne ）——比利时的国歌。码头和蒸汽船的甲板上是一群推推挤挤、成分混杂的人。军装，女人摆动的裙角。船上的军官来来去去。舱口被上了栓。蒸汽徐徐上升。亲朋好友将准备前往刚果的人围在中间。即使是外行也怀疑即将出发的男子是否适合在热带的非洲生活并从事管理工作。他们大多数是年轻人，多是家境不好、身材矮小、面色苍白、游手好闲的人。有的人哭得身子发抖，有的人则激动得站立不稳。很多人戴着硕大的热带毛毡（帽子），肩上挎着枪，他们神气活现，因为这是他们人生第一次拥有这两样东西。人群中到处能看到年长的古铜色面孔的人——很显然是经历过这一切的过来人。这些人的面孔让人根本无法直视。吓人的伤疤、残忍下流的眼神。面孔让人看一眼之后就让人厌恶地发抖，下意识地扭过脸去。 [34]

作为埃尔德·登普斯特公司驻比利时代表，莫雷尔不仅要照看码头的业务，还要与利奥波德的刚果高级行政官员打交道。后来他回忆道，这些官员中级别最高的主管的办公室里发生的一件插曲如何引起了他的怀疑：

从这间办公室窗户可以俯视布鲁塞尔王宫的背面。屋里光线不好，地毯很厚，窗帘很厚，到处是让人压抑的影子。房间中央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人。他瘦骨嶙峋，肩膀狭窄，后背略驼，发际线靠后，鼻子又高又尖，一对大耳朵长在头上很靠后的地方，下巴突出，目光很冷。脸上严肃而冷漠，没有任何生气，面无表情，颧骨高耸，双颊干瘪：这是当时刚果自由邦“国务卿”的脸。突然的变故让这位国务卿的脸面最近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脸上的肌肉在不自觉地抽动着……面对我们的像是另外一个人的脸。平时架子十足的官员做派像面具一样脱落无存，就像是内壁涂有润滑粉末的手套从手上脱落一样。他身体前倾，急切地、结结巴巴地埋怨有关最后一艘出港货物的秘密消息怎么会泄露给媒体……他说的是报纸上的一段文字。那段文字看上去根本无伤大雅。只是一份船上主要货物的清单。不过，这份清单详细列出了几箱实心弹（来复枪子弹）、几箱来复枪、火帽枪（percussion-cap gun，军用步枪）……问题就在这儿。这是保密工作的疏忽。发言人严厉指责这种不慎重是多么罪大恶极，他站了起来，憔悴的脸颊气得通红，声音颤抖着……干瘦细长的手指在空中挥舞。他听不进去任何解释，不许别人插嘴。他一次又一次地愤怒地在“保密工作”几个字上加重语气。他的手势力度很大……最年轻的在场者离开那间办公室时一直在思考：为什么需要数量如此巨大的军事物资……为什么运出的东西要保密？刚才提到的那个“不慎重”为什么会让刚果政府如此不安？ [35]

在安特卫普的码头边，莫雷尔看到了埃尔德·登普斯特公司船上的货物。然而，他很快发现，他认真为雇主收集的数字与刚果独立邦向公众公布的统计数字并不相符。研究过这两组数字之后，他发现了一场精心掩盖的骗局。三个发现让他震惊不已。

第一个发现是，虽然走漏这一消息让国务卿坐立不安，但是针对刚果的武器输出不是偶尔为之，而是一种常态：“在过去的几年里，接受客户委托从事刚果贸易的埃尔德·登普斯特公司定期为刚果政府或各种各样的比利时‘贸易’公司运送数量庞大的实心子弹和数千支来复枪和火帽枪……他们用这些武器做什么？” [36]

莫雷尔的第二个发现是，有人轻松地从中拿走了一笔可观的利润，数额相当于当今的几千万美元。“通过埃尔德·登普斯特公司从刚果运到比利时的橡胶和象牙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刚果政府公布的利润……这笔下落不明的利润进了谁的腰包？” [37]

第三个发现赫然来自面前的码头。他看到，船上装卸的货物和埃尔德·登普斯特公司的记录完全一致。他又发现，最不对劲的地方是：“在刚果进口的所有货物中，大约80%的货物和商业贸易目的几乎毫无关联。同时，刚果出口的橡胶和象牙数量越来越多，相较于刚果的进口数字，刚果人似乎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即使有，也是寥寥无几。那么，那些橡胶和象牙是怎么收购上来的？肯定不是通过商业交易，因为没有输入的东西来支付输出的货物。” [38]

莫雷尔是对的。现在，我们知道，每年通过埃尔德·登普斯特公司的船只运到欧洲的橡胶、象牙和其他物产价值大约是欧洲运给非洲人的货物的5倍。 [39] 莫雷尔知道，针对这些橡胶和象牙，欧洲不可能向刚果的非洲人支付金钱——因为他知道非洲人不被许可使用金钱——也不可能通过其他渠道用货物来抵偿，因为埃尔德·登普斯特公司拥有这条航线的货运垄断权。很显然，刚果人根本没有收到任何报酬。

若干年后，E.D.莫雷尔与创作了福尔摩斯的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成了好朋友。年轻的莫雷尔做出了比福尔摩斯的任何推断都更加意义深远的推断。从他在安特卫普的观察，经过研究他所供职的那家利物浦公司的港口记录，他断定，在数千英里外的另一个大洲存在奴隶制。

“这些数字很能说明问题……恶劣、持续的强制劳动完全可以解释这种闻所未闻的高利润……刚果政府是强制劳动的直接受益人；强制劳动是国王身边的亲信策划的……这些发现一步步推测出来的结论让我感到眩晕和震惊。撞见一个杀人犯已经算够糟糕了，而我撞见的是一个秘密杀人团伙，他们的头领居然是国王。” [40]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船运公司职员这一醍醐灌顶般的发现，让利奥波德二世有了他最难应付的对手。

[1] Bauer，Ludwig. Leopold the Unloved：King of the Belgians and of Wealth. Boston：Little，Brown，and Company，1935，p. 169.

[2] Conversation of 30 Aug. 1892 in Auguste Roeykens，Le baron Léon de Béthune au service de Léopold II （Brussels：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Outre-Mer，1964），p. 56，quoted in Stengers，Jean. “The Congo Free State and the Belgian Congo before 1914.” In Gann and Duignan 1，above，vol.1，p. 286.

[3] Emerson，Barbara. Leopold Ⅱ of the Belgians：King of Colonialism. 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79，pp. 193-194.

[4] Marchal，Jules. L’État Libre du Congo：Paradis Perdu. L’Histoire du Congo 1876-1900 ，vol.1.Borgloon，Belgium：Éditions Paula Bellings，1996，p. 353.

[5] Vangroenweghe，Daniel. Du Sang sur les Lianes. Brussels：Didier Hatier，1986，p. 87.

[6] 有关亲历者的描述，参见Stinglhamber，Gustave，and Paul Dresse. Léopold Ⅱ au Travail. Brussels：Éditions du Sablon，1945，especially pp. 38-50，and Carton de Wiart，especially pp. 44 and 123-130。

[7] Stinglhamber，Gustave，and Paul Dresse. Léopold Ⅱ au Travail. Brussels：Éditions du Sablon，1945，p. 88.

[8] Emerson，Barbara. Leopold Ⅱ of the Belgians：King of Colonialism. 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79，p. 221.

[9] C. Vauthier，“Le chemin de fer du Congo de Matadi à Léopoidville. Les environs de Matadi et le massif de Palabala，” i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Géographique d’Anvers 13（1887？），pp. 377-378，quoted in Kivilu，Sabakinu. “La région de Matadi dans les années 1880.” In Le Centenaire de l’État Indépendant du Congo：Recueil d’études . Brussels：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Outre-Mer，1988，p. 324.

[10] Cornet，René J. La Bataille du Rail. Brussels：Éditions L.Cuypers，1958，p. 376.

[11] Leopold to Thys，31 May 1888，quoted in Cornet，René J. La Bataille du Rail. Brussels：Éditions L.Cuypers，1958，p. 236.

[12] Cornet，René J. La Bataille du Rail. Brussels：Éditions L.Cuypers，1958，p. 236.

[13] ，Sigbert. Culture Confrontation in the Lower Congo：From the Old Congo Kingdom to the Congo Independent Stat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wedish Missionaries in the 1880s and 1890s . Falköping，Sweden：Gummessons，1970，p. 204

[14] Marchal，Jules. E.D.Morel contre Léopold Ⅱ：L’Histoire. du Congo 1900-1910 ，vol.1.Paris：Éditions L’Harmattan，1996，pp. 143，153.

[15] Cornet，René J. La Bataille du Rail. Brussels：Éditions L.Cuypers，1958，p. 209.

[16] Gann，L.H.，and Peter Duignan. The Rulers of Belgian Africa 1884-1914 .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 123.

[17] 一位造访刚果河流域乌波多市的政府高级官员在日记中用惊讶的语气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一位英国传教士要他下达一道命令，“要求所有村民必须穿衣服（！？）”。

[18] 脚注：Emile Wangermée，journal，31 Jan. 1899，quoted in Lagergren，David. Mission and State in the Congo：A Stud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the Congo Independent State Authorit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Equator District，1885-1903 . Uppsala，Sweden：Gleerup，1970，p. 294 fn。

[19] Regions Beyond ，April 1897，quoted in Slade，Ruth. English-Speaking Missions in the Congo Independent State（1878-1908）. Brussels：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Coloniales，1959，p. 251.

[20] ，Sigbert. Culture Confrontation in the Lower Congo：From the Old Congo Kingdom to the Congo Independent Stat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wedish Missionaries in the 1880s and 1890s . Falköping，Sweden：Gummessons，1970，pp. 259-260.

[21] J. De Witte，Monseigneur Augouard （Paris：Émile-Paui Frères，1924），p. 71，quoted in Slade，Ruth. English-Speaking Missions in the Congo Independent State（1878-1908）. Brussels：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Coloniales，1959，p. 255.

[22] Morel，E.D. Red Rubber：The Story of the Rubber Slave Trade Which Flourished on the Congo for Twenty Years，1890-1910 . New and revised edition. Manchester：National Labour Press，1919，pp. 43-44.

[23] Fox Bourne to Morel，21 Nov. 1903，quoted in Louis，William Roger. “Roger Casement and the Congo.”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Ⅴ，no.1（1964），p. 99 fn.

[24] Lionel Decle in the Pall Mall Gazette ，11 June 1896，quoted in Louis，William Roger. “The Stokes Affair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nti-Congo Campaign，1895-1896.” Revue Bei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43（1965），p. 575.

[25] 21 Sept. 1896，quoted in Lagergren，David. Mission and State in the Congo：A Stud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the Congo Independent State Authorit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Equator District，1885-1903 . Uppsala，Sweden：Gleerup，1970，p. 197 fn.

[26] Louis Graide，“Les Belges au Congo，” in F. AlexisM. Soldats et Missionnaires au Congo de 1891 à 1894 （Lille：Desclée，de Brouwer & Cie.，1896）.

[27] 关于刚果人在特尔菲伦镇的情况，参见Marchal，Jules. L’État Libre du Congo：Paradis Perdu. L’Histoire du Congo 1876-1900 ，vol.2.Borgloon，Belgium：Éditions Paula Bellings，1996，pp. 78-80，Gérard，Jo. Le Pharaon des Beiges：Léopold Ⅱ . Brussels：Éditions J.M.Collet，1984，p. 181，Debrunner，Hans Werner. Presence and Prestige：Africans in Europe. A History of Africans in Europe before 1918. Basel：Basler Afrika Bibliographien，1979，pp. 340-342，Le Mouvement Géographique ，27 June 1897 and 18 July 1897，and La Belgique Coloniale ，4 July 1897 and 5 Sept. 1897。

[28] 在世纪之交，这不是非洲人第一次被当作展品在世界博览会或者在其他地方展出。最耸人听闻的是一个来自刚果的名叫奥托·本伽（Ota Benga）的俾格米人被展出的事情。1906年9月，他被关在纽约布朗克斯区动物园里的猴子馆里展出。一只猩猩和他关在一起。游客们认真查看他的牙齿，因为有报纸文章曾经暗示，为了吃人肉方便，他的牙被磨过了。为了强化这一印象，动物管理员给他周围放了几块骨头。有人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首诗，说的就是奥托·本伽被带到美国的事情：

远离黑暗的故国，

来到自由的国度，

为了科学的利益，

以及广大全人类。 [29]

展览的组织者是放弃传教、开办了多个商业项目的前长老会传教士。后来，一个黑人牧师团将奥托·本伽从动物园解救了出来。走出动物园后，他一直生活在美国，10年后他自杀了。

[29] 该诗由 M. E. Buhler 发表在 New York Times of Sept. 19，1906。本段及其他剪报重印于 Ota Benga：The Pygmy in the Zoo ，by Phillips Verner Bradford and Harvey Blume（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2）。

[30] La Belgique Coloniale ，4 July 1897，p. 314.

[31] La Belgique Coloniale ，4 July 1897.

[32] Bruxelles-Exposition ，n.d.，quoted in La Belgique Coloniale ，5 Sept. 1897，p. 423.

[33] “The Belgians in Africa，” 22 Feb. 1894.（在Morel Papers的微缩胶卷中，该期刊的名称不详。）

[34] Morel，E.D. E.D.Morel’s History of the Congo Reform Movement . Eds. William Roger Louis and Jean Stenger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8，p. 27.

[35] Morel，E.D. E.D.Morel’s History of the Congo Reform Movement . Eds. William Roger Louis and Jean Stenger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8，pp. 28-29.

[36] Morel，E.D. E.D.Morel’s History of the Congo Reform Movement . Eds. William Roger Louis and Jean Stenger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8，p. 36.

[37] Morel，E.D. E.D.Morel’s History of the Congo Reform Movement . Eds. William Roger Louis and Jean Stenger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8，pp. 39-40.

[38] Morel，E.D. E.D.Morel’s History of the Congo Reform Movement . Eds. William Roger Louis and Jean Stenger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8，p. 36.

[39] Gann，L.H.，and Peter Duignan.（eds.）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 5 vol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p. 149.

[40] Morel，E.D. E.D.Morel’s History of the Congo Reform Movement . Eds. William Roger Louis and Jean Stenger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8，pp. 4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