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法庭上没有亲疏之分

提交给调查委员会的那些原始的、未经任何改动的证词，让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残暴统治最终大白于天下。他不能再辩解说这些信息是他的冤家对头收集的，因为这些调查人员是他自己委派的。他也不能说那些材料是捏造的，因为有时候，多个证人陈述的是同一件暴行。他也不能说这些证人都是懒惰的不满分子，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去见调查人员本身就要冒生命危险。A.B.I.R.公司的主管拉乌尔·范·卡尔肯（Raoul Van Calcken）发现村民利隆格（Lilongo）、伊弗米（Ifomi）要去找调查委员会，就命人把他们抓起来。“他让哨兵将我们绑在两棵树上，背对树干，双脚离地，”利隆格告诉一个英国传教士，“我们双臂向上伸得笔直……看看我浑身的伤疤。就这样我们被吊了几天几夜……一直没吃没喝。有时候下着大雨，有时候太阳当头……我们不停地哭，直到眼泪流干——那就是死亡的疼痛感。我们被吊着的时候，三个哨兵和那个白人用大棍子抽打我们的裆部、脖子和其他部位，直到把我们打晕过去。” [1] 伊弗米死了，范·卡尔肯命人把尸体扔到河里。利隆格幸存下来，到调查委员会那里作证后被他弟弟抬回家去了。

利隆格和其他证人提供的证词被记录在表格里，表格的顶端是该调查委员会的全称（“奉比利时国王暨刚果君主之令，于1904年7月23日成立之调查委员会”），以及三位委员的姓名和头衔。接下来是填写记录员、证人（证人需要宣誓一切据实陈述，毫无欺瞒）、翻译姓名的空格。下面就是证人陈述的内容。

来自姆邦戈（M’Bongo）的证人扬戈·坤达（Ilange Kunda）说：“我认识马鲁·马鲁［非洲语谐音‘快点，快点’的意思，公安军中尉查尔斯·马萨德（Charles Massard）的非洲名字］。他很残忍，逼我们给他找橡胶。一天，我亲眼看到他杀了一个名叫邦奇扬瓦（Bongiyanwa）的村民，就因为交上去的50篮橡胶里，有一个篮子装得不够满。马鲁·马鲁命令士兵楚帕（Tshumpa）抓住（邦奇扬瓦），把他绑在一棵橡树上。用了三条绳索，一条绑在膝盖处，第二条绑在肚子处，第三条深深地勒进他的胳膊。马鲁·马鲁腰带上系着子弹袋。他拿过来复枪，站在约20米处开了枪，一枪打死了邦奇扬瓦……我看见了伤口。那个不幸的人惨叫一声，就倒地死了。” [2]

来自波克特（Bokote）的证人穆普提拉（M’Putila）说：“看，我的右臂被砍掉了……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些士兵跟我们村子打仗，因为橡胶……我在逃跑的时候，一颗子弹擦伤了我的脖子，留下的伤疤你们现在也能看到。我摔倒在地上，假装已经死了。一个当兵的走过来，用刀子割下我的右手后，带着它走了。我看到他那里有很多割下来的右手……那一天，我的父母也被害了。我知道，他们的右手也肯定被割走了。” [3]

证人伊库库（Ekuku）是博伊艾卡（Boiéka）的大首领：“我和荣基（Jungi）很熟。他是两个月前被鞭子打死的。我亲眼看着他挨打，看着他被打死。距离那个白人的门廊有大约三四米远，就是我给你们指的那个地方，在那两个仙人掌之间。他们让他伸开四肢趴在地上。白人埃科托伦格·莫勒（Ekotolongo Molle）摁住他的头，尼科伊·阿布莱（Nkoi Ablay）站在他的两脚旁边，用藤条打他。打断了三根藤条。最后，尼科伊踢了荣基好几脚，让他站起来。看到他一动不动，伊科特（Ekate）对那个白人说：‘这个人死了。你打死了他……’那个白人说：‘我才不在乎呢。法官跟我都是白人。’……第二天，荣基被埋了……荣基虽然上了岁数，但身体一直不错。” [4]

来自马姆珀肯的证人明格（Mingo）说：“我在马姆珀肯帮人做砖时，有两次，哨兵奴库苏·罗姆伯托（Nkusu Lomboto）和伊托克瓦（Itokwa）为了惩罚我，把我的裙子撩起来，把黏土塞进我的阴道里，我疼得厉害。白人利克瓦玛［Likwama，一个名叫亨利·斯佩里尔（Henri Spelier）的公司代理人］看到我阴道里有黏土，只说了一句‘要是给我干活时死了，他们会把你扔进河里’。” [5]

这种陈述一篇接着一篇，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悲惨的经历，共有数百个。现在，全世界终于可以听到来自刚果的东西——刚果人直接发出的声音。在整个欧洲瓜分非洲期间，再很少有人像这样收集第一手的有关刚果暴行的证词。任何阅读这些材料的人都会产生毛骨悚然的感觉。

然而，没有人阅读这些材料。

虽然这份调查报告做出了批评性的结论，但报告没有直接引述非洲证人的任何一句话。调查委员会的这份报告表述得很笼统。受害人的经历也没有单独刊出，没有人获准阅读这些证词。这些材料被存放在布鲁塞尔国家档案馆的非开放区域里。直到20世纪80年代，公众才可以随意阅读和复印这些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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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用手腕左右这一调查报告的发布时，利奥波德已经70岁了。在年龄增长的同时，他好像总是停不下来。他尽可能地不待在布鲁塞尔，即使待在布鲁塞尔时，他也表现出对比利时东西的厌恶——他吃的肉都要从巴黎买来。他喜欢待在国外。他在法国给卡罗琳买了一个庄园，经常和她待在那个庄园里。他喜欢去巴黎。他曾经请所有法国内阁成员去巴黎吃饭。每年冬天，他都要登上私人火车车厢，坐在饰有黄金浮雕的绿色皮椅上前往法国南部的里维埃拉。当被大雪围困的比利时人郁闷不已，信使频繁出入布鲁塞尔之际，他一连好几个月生活和工作在时髦的、长长的、可以用蒸汽或船帆做动力的“埃博塔号”游艇上。

在里维埃拉度过的那些冬季里，利奥波德安排卡罗琳住在海边一个叫雪松别墅（Villa des Cèdres）的豪华宅邸里。“每天晚上，”她写道，“一艘蒸汽船会将国王送到……一个通过地下通道与我的别墅相连的码头上。说到这里，我忍不住说，国王出奇地喜欢所有……具备神秘特点的东西。任何人都可以把房子卖给他，只要这房子的一侧有一个废弃的采石场或者房子里有一个不容易发现的楼梯。” [6]

即使他让自己勉强待在他那狭小逼仄的国家里，利奥波德也不停穿梭于拉肯城堡、奥斯坦德海滩的王室度假小屋和另外两个庄园之间。一批批的工匠常年在修葺这些建筑，增建新的房屋、附属建筑、门面。在拉肯，工匠们安装了一个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升降机和一个向公众开放的耗费百万法郎的“中国亭式建筑”（奇怪的是，里面有一个法国餐馆）。这是他打算模仿世界各地建筑风格而建造的一系列建筑中的第一个建筑。除了他住的房子，利奥波德在建筑工程上没完没了的瞎折腾还延伸到目之所及的其他建筑。例如，“为了给奥斯坦德的中心位置统一装饰上漂亮的外立面”， [7] 他向一个邻居提出，给对方25000法郎，要给对方的房子装饰上利奥波德喜欢的设计师——法国的查尔斯·吉罗（Charles Girault）设计的外立面。那位邻居婉拒之后，房子被没收了。

国王经常去巴黎去拜访吉罗。他坐在那位建筑设计师工作室的桌子旁边，认真地翻看一摞摞的设计图。他还喜欢去施工现场。1908年的一天，他对贴身秘书吩咐道：“让工程建设部部长星期三9∶00来一趟王宫。我要和他去吉利斯公园（Gilles Park），必须9∶30到那儿。然后，11∶00要到达50周年纪念拱门（Cinquantenaire）。大约12∶30，在王宫吃完午餐，2∶00要到达拉肯庄园。走上格林大街（Green Avenue）对面的运河桥。3∶00要去参观范·普雷特大街（Van Praet Avenue）和日本塔（Japanese Tower）。4∶00，我们要到梅西路（Meysse road）和海西路（Heysel road）。” [8] 当他要求工匠在布鲁塞尔王宫附近建造某个建筑时，他命人用木材在王宫里搭建了一个高台，从那里，他可以看到工程的进展情况。

对于来访者，这位君主会拐弯抹角，想方设法夸大自己的实力。法国外交部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Théophile Delcassé）发现利奥波德“唯一的缺点是，他掩饰不住自己的‘聪明’：人们提心吊胆，担心中了他的招”。 [9] 南非钻石大王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在非洲的势力和影响可以与利奥波德相提并论的另一个白人——曾经开玩笑说，他婉拒了请他到王宫赴宴的邀请，因为“跟利奥波德吃一顿饭，一个省就没了”。 [10]

在拉肯，仆人们经常看到身躯高大，留着大胡子，长着大鼻子，谢了顶的国王，身穿一身陆军中将军装，拄着拐杖，在温室里的棕榈树和其他热带植物之间，或在拉肯大公园的小路上一走就是几个钟头。现在的他比以前更加古怪。有时候，他蹬着一辆他称之为“坐骑”（mon animal）的大三轮车去和卡罗琳约会。他依旧害怕细菌，坚信每天喝大量热水对身体有好处，于是，仆人手里随时准备着一个装着热水的玻璃瓶。宫廷礼仪还是一如既往地一丝不苟。即使是平时，利奥波德讲话也是那样节奏缓慢、字斟句酌，正如约瑟夫·康拉德和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在那本几乎不怎么掩饰主人公原型的小说《继承人》（The Inheritors ）中所说的：“不管什么场合，他说话都像是在回答别人向他敬酒时说的健康祝词。” [11] 利奥波德还开始用第三人称来指代自己：“给他拿点热水来！”“把他的医生叫来！”“把拐杖拿给他！” [12]

说到命令，他真正想下达的命令是：“不许夺走他的刚果！”因为莫雷尔掀起的抗议运动和他自己委派的调查委员会提交的调查报告，四面八方的压力越来越大，人们一致要求他交出他认为属于他私产的那个国家。让利奥波德交出对刚果的控制权之后，刚果由谁来管理？人们只认真考虑过一个方案：让刚果成为比利时的殖民地。即使是莫雷尔，也苦于找不到政治上可行的其他方案，只得勉强支持所谓的“比利时方案”。如果这一方案落实后，再辅以正确的改革——莫雷尔坚持呼吁这样做——他相信，生活在接受公众监督，有法律法规约束的比利时殖民地，而不是事事保密的王室庄园里，刚果人的权利可以得到更好的保障。当时呼吁刚果改革的人们很少有人想到除了“比利时方案”之外的其他方案。这一事实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会觉得很奇怪，但不要忘记，在那个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除了在刚果雨林深处被围剿的个别反叛者之外，几乎没有人想到非洲独立和自治。1890年，乔治·华盛顿·威廉姆斯就曾经呼吁刚果的治理体制应该是“本土的而不是欧洲的，国际的而不是民族的”。 [13] 然而，直到30年之后，欧洲、非洲或美洲那些反对殖民主义最为坚决的知识分子才提出类似口号。 [14]

对于利奥波德来说，科瓦尔斯基丑闻在国际上产生的恶劣影响是一个转折点： [15] 他原想在临终时故作慷慨地将刚果遗赠给比利时，现在看来得提前移交了。他运用自己从困境中渔利的高超技巧，开始四处活动。他决定，如果那些所谓社会改革人士强迫他放弃这块他钟爱的殖民地，他绝不会白白交给对方。他可以卖给对方。比利时作为买方，必须出一个很高的价钱。

很奇怪，利奥波德让那些比利时政府官员拿他没有办法。刚果改革运动的呼声已经高涨到让比利时的国际声誉岌岌可危的地步。英国民众中蕴藏的义愤可以在政府之外独立发挥力量：例如，在这个时候，一些英国人道主义者呼吁抵制葡萄牙产品，因为葡萄牙也在非洲使用强制劳动。另外，如果比利时不尽快接管刚果，一些其他强国就会接管：法国和德国早就垂涎国王巨大的橡胶利润，一直在盯着刚果的某些地区。罗斯福总统就曾暗示，他有意和英国召集一个讨论刚果命运的国际会议。英美两国驻比利时公使三次一同会晤比利时外交大臣，催促比利时强行接管刚果。 [16] 然而，和利奥波德的权力在国内受到严格限制一样，比利时政府虽然忧心忡忡，但它没有权力要求作为刚果统治者的利奥波德交出刚果。最后一点，国王手里握着关键牌，他自己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那么，他能让政府为这块殖民地出多少钱呢？谈判从1906年年末开始，但很快陷入了困境，因为政府看不到刚果国一直秘而不宣的财务数字。如果你要购买一个企业，你肯定想要看看它的资产负债表。这时候，利奥波德在温暖的费拉角过冬，政府打发外交部秘书长利昂·范·德尔·埃尔斯特（Léon van der Elst）男爵去见他。国王在游艇上接待了男爵，热情招待他住了好几天，并带他参观了自己众多海边别墅的花园。可是，当男爵开口提到财务数据时，利奥波德回答说，刚果国“除了其创建者之外，对其他人没有任何义务……任何人都无权索要相关的财务账目”。 [17] 等到后来稽核员看到一些财务数字时，终于真相大白：利奥波德当初之所以那么固执，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比利时政府当初借给他的2500万法郎，再加上几年后他再次借的将近700万法郎，全都不知去向。安特卫普的一家报纸暗示，那些钱花在了卡罗琳身上。面对追问，国王不住地怨这个怨那个；再继续追问，他就索性岔开了话题。

谈判在1907年持续了一年，1908年年初继续进行。对那些坚持找他谈判的官员，利奥波德使性子，发脾气，指责他们和想要从他手里夺走刚果的那些人是一伙的。 [18] 和他的和颜悦色一样，他的恼怒发火也是经过精心盘算的。在给自己争取到的这段时间里，他一面悄悄运筹帷幄，尽一切可能隐瞒他那些从刚果获得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项财富，另一面对外宣称自己根本没有那些财产。“我是刚果的统治者，但是这个国家经济的繁荣对我个人的财富没有一点影响，就像是美国的繁荣并不会增加罗斯福总统的资财一样，”他对一个美国记者说，“我没有给刚果企业投资一分钱；作为刚果的管理者，我没有任何薪水。” [19]

最后，国王暗示，他准备让步了。他提出了一个价格。后来，他让了一些，但没让多少。1908年3月，双方达成交易。为了得到刚果，比利时政府先是同意承担1100万法郎的债务，这些债务的相当一部分是债券，多年来被利奥波德慷慨地送给像卡罗琳那样他宠爱的人。他通过手腕让比利时政府承担的一些债务其实是利奥波德欠比利时政府的债——他之前一直没有归还的将近3200万法郎的借款。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比利时政府还同意支付455万法郎，完成国王钟爱的某些建筑项目的收尾工作。这笔钱中足有三分之一用于当时正在拉肯进行的一些大型改造项目上。拉肯别墅当时已经是欧洲最为豪华的王室宅邸了。在改造工程最紧张的时候，工地上有700个石匠、150匹马、7台蒸汽起重机在忙碌，为的是按照利奥波德的宏伟蓝图建造一个世界会议中心。

最后，除此之外，利奥波德还要以分期付款的形式，获得5000万法郎，用以“对他在刚果上的巨大牺牲表示感谢”。 [20] 这笔资金不由比利时纳税人来承担，而是从刚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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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1月，博马庄严的交接仪式标志着刚果所有权的正式变更，一系列不同寻常的、令人紧张的事件正在偏远的内陆展开。这件事开始于利奥波德统治时期，一直延续到比利时接管这块殖民地之后，它让呼吁改革的人们意识到，管理制度的改变并不像他们之前想象的那样理想。这一事件的中心人物是美国黑人传教士威廉·谢泼德。

谢泼德那篇发表于10年前，讲述发现有人用火熏烤84只右手一事的文章成为被引用最多的刚果暴力书面证据之一。“他亲眼看见的事情，”一个学者写道，“被几乎所有呼吁刚果改革的人所引述，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 [21] 这些年来，谢泼德结识了一个坚定的同盟者——威廉·莫里森（William Morrison）。 [22] 莫里森是一位白人牧师，从1897年开始，他一直在南方长老会的布道所工作。莫里森是一位殖民政权的无畏反对者，同时，他也是莫雷尔的朋友，是积极呼吁美、英、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所有教友起来抗议的领导者。他曾给博马的政府官员写了一大堆抗议信，发表了一封致利奥波德的公开信，并在途经伦敦时发表了一次很有影响力的演讲。在美国，他率领一些长老会成员就刚果问题面见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因此，刚果政权像仇恨谢泼德一样仇恨莫里森。

在所有身在刚果的美国传教士里，谢泼德、莫里森是最敢说话的人。他们的抗议活动早已让利奥波德恼火不已。他命人将他们两人发表在传教士杂志上的敌对文章找出来。利奥波德及其助手当年仔细看过的一些杂志幸存了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王宫里的助手在杂志里密密麻麻地做了大量标记。利奥波德拿他的真正对手莫雷尔没办法，因为后者在英格兰，但他频繁地恫吓那些给莫雷尔提供资料的人：1906年，他颁布命令，要求对造谣诽谤刚果官员的人进行罚款或判处5年刑期。一位向莫雷尔提供情报的英国浸信会传教士很快被告上法庭。法庭宣告罪名成立，他被判处罚款1000法郎，并承担诉讼费用。不像谢泼德、莫里森那样坚定，他选择离开了那个国家。 [23] 这些数量很少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看到，现在将刚果的情况讲出去风险很大，不管是在非洲还是在其他地方，有关当局都在盯着他们。他们不知道的是，比利时驻华盛顿公使蒙彻尔就在弗吉尼亚，他倾听了谢泼德众多登上报纸头条的谴责刚果暴行演讲中的一场演讲。谢泼德以口才极具鼓动性闻名。在他回国探亲期间，前去听他演讲的听众挤满了教堂和会议厅。 [24]

随着利奥波德结束刚果统治的时间日益临近，开赛公司（Compagnie du Kasai）想方设法在橡胶热结束之前将当地所有的橡胶都弄到手。该公司是长老会牧师活动的那一地区的新一代特许公司，这些公司是那里实质上的政府，权力很大。橡胶开采略晚于其他地方的开赛河流域在这之前已经成为刚果利润最高的橡胶产地。这时候，一个人突然再次出现，以开赛公司考察负责人（inspector general）的身份在那里考察了好几个月，不过他目前的身份已经今非昔比，猜猜这个人是谁？利昂·罗姆，就是先前收集过人头的那个人。当时，公安军军官退伍后摇身一变成为刚果某个公司的主管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在开赛地区，一贯老实巴交的库巴人发动起义，反抗恐怖的橡胶收集制度。和在非洲南部其他地方失败的类似起义一样，它是在一些自称有神物护身，可以将白人的子弹变成水的长者的激励下发动的。起义军烧毁了几个贸易站和一个布道所。子弹后来没有变成水，大约180名起义军被打死。 [25] 威廉·谢泼德在美国长老会为国内支持者创办的年度通讯杂志《开赛先驱杂志》（Kassai Herald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揭露刚果政府给库巴造成的巨大破坏。开篇处，他集中笔墨，用白人传教士从未使用过的笔触，高度评价了库巴人的历史：

自远古以来，这些身强体健的男女族人一直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他们种植大片的玉米、豌豆、烟草、马铃薯，诱捕大象以取用象牙，猎捕豹子以取用豹皮。他们一直爱戴自己的国王和政府。王国的每个城镇都有长官掌管地方事务。这个勤劳智慧的民族，当时大约有40万人口，进入了他们部族历史的一个新篇章。就在几年前，途经他们国家的游客发现他们居住的房子非常宽敞，每个大房子有1～4间屋子，夫妻与儿女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这是非洲经济最发达、最具智慧的一个部族……

然而，在过去的3年里，这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农田里长满了野草和树苗，他们的国王已沦为奴隶，房子大都是建了一半的单间房，而且很多都被废弃了。城镇的街道因为没有人打扫而失去了往日的干净。孩子们饿得直哭。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原因很简单。一些获得特许权的贸易公司派全副武装的哨兵来到这里，强迫男女村民夜以继日在森林里割取橡胶，提供的报酬却少得可怜，根本不够他们糊口。大多数村寨的村民没有时间去听福音故事或回答有关拯救灵魂的问题。 [26]

谢泼德的文章发表于1908年1月，也就是利昂·罗姆结束6个月的开赛之行回到比利时的那个月。很快，罗姆开赛公司的同事开始威胁、恫吓，要求撤回文章，但莫里森和谢泼德不为所动。莫里森给该公司的主管写了一些措辞严厉的信件，逐条列举了他们犯下的其他罪状，这让他们更加恼火。这两位传教士在法律上势单力孤，毕竟他们是在刚果发表的文章。身在英格兰的莫雷尔转载了谢泼德的文章，以及一些刚果传教士寄给他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群被强制干活的劳工，脖子上套着的一根绳索将他们拴在一起。

因为这家公司不停地抱怨谢泼德的文章如何歪曲事实，于是英国驻刚果的副领事威尔弗雷德·塞西杰（Wilfred Thesiger）花了3个月去开赛河流域考察了一番，准备写一份有关当地情况的考察报告。这家公司的主管非常紧张，一路派人密切注意塞西杰的行踪，因为4年前罗杰·凯门斯特的那份报告掀起的国际抗议浪潮仍然让他们记忆犹新。让公司主管们惊慌和沮丧的是，塞西杰长时间待在美国长老会的布道所里，出门考察时乘坐的是他们的“拉普斯利号”蒸汽船。谢泼德熟悉当地语言，又了解那个地区，自然而然地当起了塞西杰的向导，带着他走访了31个库巴村寨。他们离开之后，一个心存疑惧的基站负责人拷问与他们两个人说过话的村民，之后，不无忧虑地向上级报告说：“谢泼德指着副领事对村民说：‘你眼前的这个人，回到欧洲后，可以把你说的情况反映给政府官员，因为他权力很大。’在库巴村寨里，（塞西杰）……问了所有谢泼德要他问的问题。” [27] 很快，塞西杰向英国议会提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责难报告，揭露了开赛居民饱受饥饿和暴虐折磨的事实。该报告的一个章节描述了库巴居民被逼为橡胶奴隶，房子破败不堪的景象，与谢泼德文章描述的情况吻合。报告一经公布，开赛公司股价大幅下跌。公司和刚果官员气急败坏，迁怒于谢泼德。

该公司无法因为长老会传教士帮助塞西杰而通过法律手段惩罚他们，但可以借他们刊登谢泼德1908年的那篇文章而起诉他们。1909年2月，该公司以发表诽谤性文字起诉文章作者谢泼德、出版人莫里森，要求对方支付8万法郎的赔偿金。 [28] 两人坚持他们的观点，决定如果法官判决他们有罪，如莫里森在家信中说的那样，“他们就会宁愿蹲监狱也不交赔偿金”。 [29] 在国外，支持者组织集会声援他们。“被告席上的莫里森，”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爵士写道，“比纽约港巴托尔德的自由女神像更为庄严。”（他没有提及黑人被告谢泼德。） [30] 华盛顿内阁会议讨论了这件事。美国驻布鲁塞尔公使照会比利时政府，美国将以“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关切” [31] 跟踪这一审判，暗示美国是否承认比利时政府对刚果的所有权可能取决于这次审判的结果。

这一审判在利奥波德维尔进行，它位于距离长老会布道所大约600英里的开赛河和刚果河下游。一张照片拍下了审判之前的莫里森和谢泼德。两人站在几棵棕榈树下，每人身边都有十来个准备为他们作证的库巴人。这些库巴人腰以上的身体都裸露着。莫里森，那位白人，在大胡子之下是一幅听天由命的样子，好像准备面临圣徒般人生中的又一次磨难——上天堂之后他会因此得到奖赏。他戴着黑色帽子，穿着黑色西服，脚上是一双磨损得很厉害的鞋。谢泼德，那位黑人，身穿白西服，头戴白帽，鞋擦得锃亮。他昂首挺胸，比身边的其他所有人都高出一个头，似乎极其享受那个时刻。他的神态表现出对库巴人的某种自豪和认同，好像他们是他的亲戚，只是岁数比他小。

审判的开庭日已经确定，但传教士们认为这里有文章，因为开庭日期正好处于开赛河的旱季。后来，因为载着两位被告及其库巴族证人的那艘蒸汽船遇到了低水位，船长拒绝再往前走，于是法庭重新安排了开庭日期。

莫雷尔给他的朋友兼同盟者——社会党领导人埃米尔·范德维尔德（Emile Vandervelde）发电报，请他给两位传教士推荐一个“诚实可靠的年轻比利时律师”。 [32] 范德维尔德是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他自己就是一位律师。让大家意外的是，他自告奋勇接手了这个案子，要免费替两位传教士辩护。后来，开庭时间再次延期，为的是让范德维尔德能够动身前往刚果。在他准备离开比利时时，有人批评他大老远去非洲替两个“外国人”辩护。也许言外之意是，两个外国人中有一个是黑人。

范德维尔德回答说：“法庭上没有亲疏之分。” [33]

初到刚果，这位一向反对教会干预政治，担任着“第二国际”（Second International）主席，并熟知或认识当时所有知名左翼人物的范德维尔德发现自己居然住在布道所里，在斯坦利湖上航行时乘坐的是该布道所悬挂着美国国旗的蒸汽船。他饶有兴致地看着传教士怎样在给人洗礼时将人完全浸在水中，看他们怎样为两位牧师祈祷一个有利的判决结果。 [34]

最后，审判开始了，审判在利奥波德维尔的一个砖木结构的审判室进行。根据某条法律规定，法庭取消了对莫里森的指控，仅对谢泼德进行审理。在这个位于两国边界，到处是芒果树、棕榈树、猴面包树、被强迫劳动的人、军营，还有一个供欧洲人周日练习射击的靶场的偏远地区，这场审判绝对是这个小镇上最令人瞩目的事情。大约30个长老会传教士进入审判室声援谢泼德。他们和谢泼德的其他支持者坐在审判室的一侧，另一侧坐的是天主教传教士、刚果官员、开赛公司的支持者。不属于这两方，无法进入审判室的旁观者通过敞开的门和窗户观察审判情况。开赛公司的主管穿着白西装，戴着白色遮阳帽；谢泼德身穿深色西服，胸前口袋里装着一条手帕，显得整洁利落。

法官敲击一个小铃铛，宣布庭审开始。首先，开赛公司的律师发言。范德维尔德的辩护发言充分利用了这一不寻常的法庭。他对法官说，谢泼德“不再是英国人或美国人，而是开赛流域的人……他揭露身边村民生活情况的动机完全出于人道主义”。 [35] 范德维尔德“做的辩护非常精彩”，莫里森后来说，“他口才卓绝，逻辑严密，讽刺辛辣，不仅热切呼吁公正对待传教士，尤其还要求公正对待本地村民。他的发言深深吸引听众达两个多小时”。 [36] 被告谢泼德也被感动了。“这场审判当时已成为全国上下谈论的话题”，他写道，听众“被深深地触动了，不停地掏手帕擦眼泪”。据谢泼德说，甚至那些天主教牧师，原本是刚果坚定的同盟者，也流下了眼泪。其中一位牧师还在范德维尔德发言结束之后，走上前为他喝彩。“据说，人们之前从来没有在刚果听过这么精彩的演讲。” [37]

这一审判让谢泼德在国内获得了一些关注。在大标题《身在刚果的美国黑人英雄》（“AMERICAN NEGRO HERO OF CONGO”）、《第一个让世界知道刚果暴力的人》（“FIRST TO INFORM WORLD OF CONGO ABUSES”）下，《波士顿先驱报》（Boston Herald ）写道：“谢泼德博士不但敢于直面国王，还敢对抗他们。为了完成为故土同胞效力这一使命，这一奴隶的后代……敢于对抗利奥波德的滔天权势。” [38]

最后的辩论结束之后，法官宣布，他将在两个星期之后做出判决。最终，左右判决结果的是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范德维尔德的口才和传教士的祈祷。美国总领事和副领事的现场旁听就是一个明显的提醒：如果谢泼德被判有罪，比利时将会面临什么后果。同时，那位法官也明白，如果他判决谢泼德对那家公司的指责属实的话，他以后在刚果的职业生涯就会大受影响。他小心翼翼地两边都不得罪，巧妙地利用了这一事实：谢泼德那篇文章没有明确说出公司名称（虽然开赛公司那个地方再没有另外一家类似公司），他批评的只是“特许权公司全副武装的哨兵”。有鉴于此，法官宣布，很有可能，“被告谢泼德并非存心抨击上述公司……文章没有提及开赛公司，并且，他指的肯定不是开赛公司”。 [39] 实际上，谢泼德被判无罪，开赛公司也没有过错，不过，该公司需承担诉讼费用。

远在开赛河上游，两位传教士的妻子知道他们的丈夫宁愿去坐牢，也不愿支付赔偿金。如果在从利奥波德维尔返回的蒸汽船上看不到他们两个，那么他们多半就进了监牢。当两人在布道所焦急地等待时，这一黑一白两个美国人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在美国难以想象的温暖、信任和友谊。“莫里森夫人和我几乎屏住呼吸，焦急地等待各自伴侣的归来”，露西·甘特写道，“拉普斯利号”冒着蒸汽驶来时，数百名基督徒唱起圣歌，高兴地挥手，激动地欢呼。那是一个让人欢呼雀跃的时刻——一个感恩的时刻。 [40]

*

在欧洲，利奥波德没有什么可感恩的。1909年12月，在谢泼德审判结束后不到两个月，这位74岁的国王病得很重，原因是“肠道阻塞”，这可能是癌症的委婉说法。因为拉肯城堡里和往常一样堆满了没完没了的施工改造所需要的成捆的建筑图纸，国王只能待在大温室之间的一个附属建筑“棕榈阁”（Palm Pavilion）里。卡罗琳和他们的两个儿子火速赶来，利奥波德的私人教士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婚礼。因为与教会之间的矛盾已经了结，国王现在可以请牧师给他举行临终仪式。虽然如此，每次有访客来，病床边的卡罗琳必须立刻起身回避。

被利奥波德冷落的两个女儿——路易丝、斯蒂芬妮这时候来到布鲁塞尔，希望能和父亲和解，希望国王在遗嘱里给予关照。他们的父亲执拗到了最后，拒绝了她们的请求。曾是国王的好几个刚果公司名义股东的御医朱尔斯·赛利尔（Jules Thiriar）下令给国王实施手术，但手术并不成功。这时，议会刚刚通过了利奥波德提出的一条有关实施义务兵役制的法案。当国王从手术的麻醉药中清醒过来之后，他用颤抖的手在这项法案上签了字。第二天，他的精神似乎恢复了很多，要人拿报纸给他，还吩咐为离开里维埃拉做准备。几个钟头之后，他死了。在国王身边忙碌的众多官员中，有一个官员将哭泣的卡罗琳带离他的床前。

根据卡罗琳的叙述，在那个鲜为人知的婚礼之后，利奥波德召见了奥古斯汀·戈菲内（Auguste Goffinet）——一对大腹便便，留着大胡子，略微有点斜视的双胞胎兄弟中的一个，30多年来，他一直是利奥波德最贴心的助手——郑重地对他说：“我把我的遗孀交给你。在我死后，她在比利时滞留的几天里，你要保护她。” [41] 国王很可能说过类似的话，因为他知道，三个女儿和比利时民众痛恨卡罗琳——如果他们得知，他在最后的日子里，除了先前给她的大约600万法郎，又以刚果债券的形式将一大笔钱留给了她，他们就会更恨她。

路易丝公主的律师追踪到了那笔债券，因此，当卡罗琳回到她在比利时的别墅时，她发现大门上挂了锁，门口有卫兵守护，窗户也被用木板钉上了。利奥波德送给她的法国城堡也是这种情况。不过，在国王的几位心腹（有人看到他们在国王临终前的几个小时里将国王桌子上的文件收拾走）的帮助下，卡罗琳得以带着国王留给她的相当一部分资财远走巴黎。

没过一年，她改嫁了——丈夫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卸任的法国军官杜里奥，她的前任男友和皮条客。如果她将自己的一部分财富交给他的话，这笔生意肯定是古往今来所有皮条生意中成就最为出色的杰作之一。在卡罗琳和利奥波德两个儿子中，一个在父亲死后几年后就死了，另一个靠着从刚果橡胶奴隶的劳动中攫取的财富度过了漫长、平静的一生，最后死于1984年。在利奥波德的后裔中，最有趣的也许是他的外孙女伊丽莎白——斯蒂芬妮和奥匈帝国皇储鲁道夫的独生女。她嫁给了一个社会党政治家，以“红色大公夫人”的称呼闻名世界。

利奥波德的死讯传开后，比利时民众中几乎没有人感到悲痛。人们更喜欢他的侄子，也是他的继位者——艾伯特一世。他言行谦逊、平易近人，并且——对于一位欧洲君主来说极为难得——和妻子非常恩爱。对于比利时外面的世界来说，提到利奥波德，人们想到的往往是被砍掉的右手，而不是那些纪念碑和众多建筑。美国诗人维切尔·林赛（Vachel Lindsay）这样批评他：

听一听利奥波德的鬼魂如何号叫，

因为砍掉太多人手要在地狱受火烧。

众妖魔又笑又喊，

剁掉他的双手，永久待在地狱里吧。 [42]

然而，如何看待利奥波德及其生平的争论才刚刚开始。

*

在这一争论的早期阶段，罗杰·凯斯门特这一重要人物再次经历了他人生的某些转折。他的报告公布之后，多家报社采访他，伦敦文学界盛情宴请他，英国国王颁发奖章给他，比利时国王抨击他，莫雷尔和刚果改革运动支持他，利奥波德自己委派的调查委员会充满自豪地为他澄清。

不过，凯斯门特得设法糊口。1906年，他再次担任一个遥远地方的英国领事。这次是在巴西的桑托斯（Santos）。领事馆是咖啡仓库的一个石灰水刷白了墙壁的空房间。上班时，他要穿着一身郑重场合穿的军礼服（白色手套、衣领和袖口装饰有金黄色穗带、一把剑、带有帽章的帽子），可是每天的工作一点都不风光。凯斯门特后来愤怒地总结他的整个领事生涯说：“我在桑托斯的前任有一个和天花板一样高的铁丝网，为的是防止……愤懑的英国公民向他扔东西……在德拉戈亚湾（Delagoa Bay）（莫桑比克），我雇不起秘书或助手。两年来，我们只能坐在办公室里，为所有人敞开大门。我洗瓶子，什么事都做……我认识的不少女人进来，要我替她们支付出租车费。还有人要我判决他们离婚，没有如愿后就破口大骂。一个女人走进我在德拉戈亚湾的办公室里后，昏倒在沙发上，一直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 [43]

在将醉酒的水手保释出狱、行使其他领事职责之余，凯斯门特比以前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有关他祖国的事情中来。在回国探亲期间，他找到了独立运动的成员，为的是振兴他所说的盖尔语这一“动听的、令人自豪的语言” [44] 以及爱尔兰文化的根。他参观了独立运动在克拉根利（Cloghaneely）创办的语言学校。参观那所学校期间，有人给他照了一张相，他两个胳膊交叉放在腹部，好像压抑着内心的焦虑，他高大的身躯和那些穿着长长的维多利亚时代样式的燕尾服和马甲、表情严肃的盖尔文化联盟（Gaelic League）成员靠在一起，显得格格不入。

“在那些人迹罕至的刚果森林里，我认识了利奥波德，”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也认识了我自己，这个不可救药的爱尔兰人。” [45] 他在写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我想，就是因为我是爱尔兰人，才能如此深刻地认识到刚果实施的整个恶劣图谋。” [46] 他逐渐意识到，爱尔兰和刚果一样，也是殖民地，而且在爱尔兰，核心问题也是殖民地征服者占有土地的方式。“我意识到，我正在从另一个也曾遭受蹂躏的人种的角度来分析刚果的这场悲剧。” [47]

一点没错，不过，“也曾遭受蹂躏的人种”只是爱尔兰吗？在不惑之年热衷于同性恋，凯斯门特的成年岁月里的每一天肯定都有被蹂躏的感觉。公开倡导这种事情合法化太危险了，但接受和支持爱尔兰爱国主义思想是可以的，因此凯斯门特以他独特的热情投入其中。虽然他根本没有彻底掌握这种语言，但他有时候使用自己的盖尔语名字“Ruari MacAsmund”，并尝试用盖尔语写信。在他去巴西上任的路上，他的行李中装着很多有关爱尔兰的书籍。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记住，我的地址是：桑托斯大不列颠及爱尔兰领事馆，而不是英国领事馆！” [48] 他专门找人印了写有这一抬头的信纸来强调这一点。他在从巴西写给国内的信中说：“经常给我寄送有关刚果和爱尔兰的新闻——其他都不重要。” [49]

一次，在回国途中，他乘坐的船停泊在里约热内卢。“凯斯门特走上岸，在他回到船上吃午饭之前，我们交流过一次，”那位英国副领事后来回忆说，“在送我们前往大船的途中，那几个混蛋巴西船工突然倚在船桨上——这是他们的惯用伎俩——张口要提高价格。可是，那个时候，凯斯门特已经在情绪激动地径直发表起一场有关爱尔兰自治的长篇大论来，谁也插不上话。过了一会，那些船工喊着要他停下来，但根本无济于事。最后，他们悻悻地放弃了涨价要求，继续往前划，而凯斯门特依旧热情激昂说着爱尔兰的事情。” [50]

他一如既往地慷慨（他多年接济一个不成才的弟弟），经常入不敷出，凯斯门特后来不知怎么想办法从薪水里挤出85法郎，“资助1907年的爱尔兰事业”。他开始逐渐从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角度来看待世界。他的信中开始充斥着效力于世界上最大殖民国家给他带来的不安，他温和地责备他的朋友莫雷尔，批评他不应该认为英格兰在道义上高于其他殖民国家：“我讨厌你们英国政府……我亲爱的斗牛犬，你是为数很少的身上没有那种国民特性的人——这是我喜欢你的地方。当我想到英国人对爱尔兰做的事情，我几乎流下泪来。我想我还得给它效力——而不能和它硬碰硬……我不同意你的这个观点：英国和美国是两个伟大的人道主义国家……（它们）最看重的是物质利益，成为人道主义国家，那至少是一个世纪之后的事情。” [51]

莫雷尔建议凯斯门特不要过早地辞掉领事职务，因为那样会损失退休金福利。他理解凯斯门特的郁闷，但他也很清楚，这些郁闷一部分来自他个人，而不是工作。“有时候，别人不知道怎么帮助你，”他曾经写信给凯斯门特，“你有一股傲气，这是最初我欣赏你的地方，另外，恕我直言，有时候，别人不大容易明白具体怎么做才能如你的愿。” [52]

莫雷尔担心凯斯门特的将来，凯斯门特也一样担心莫雷尔的将来。凯斯门特清楚地知道，莫雷尔将全部精力倾注到了刚果改革事业上，无力给自己准备养老钱。在伦敦休假时，凯斯门特开始为这件事筹集资金。他自己拿出了50英镑。“现在，我希望，”他写信给作为贵格会教徒的巧克力制造商威廉·吉百利，“筹集1万～1.5万英镑，用这笔钱……接济他的妻子和孩子，那么经常让他心烦意乱、忧虑恐惧的事情就可以得到彻底解决。他就可以将所有潜力释放出来，为非洲争取更多利益，做更多的工作，或者像他这样勇敢无畏的人用于他们所需要的其他地方。” [53] 之后，凯斯门特给刚果改革运动的其他支持者写了大量信件，并亲自上门游说。他没有实现最初的目标，不过，他成功地募集到了几千英镑。他——莫雷尔更是如此——开始掌握了对于政治运动来说至关重要的一项能力——筹集资金。

凯斯门特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机会，让他可以重启之前名噪一时的刚果调查之旅。这一次是去地球上的另一个地方。有消息辗转传到伦敦，说是在偏僻的亚马孙流域普图马约（Putumayo）地区，秘鲁的亚马孙橡胶公司（Amazon Rubber Company）的主管残暴对待印第安人。英国人道主义者、工会、教会团体纷纷要求政府采取行动。这家公司的注册地在伦敦，一些被虐待的工人中也有英国公民，还有从巴巴多斯招募的劳工。外交部派凯斯门特前往调查。

对于凯斯门特来说，普图马约是另一个刚果：拥挤的蒸汽船上令人疲惫不堪的漫长旅途，热带雨林里成群的蚊子，欧洲各国对野生橡胶的无尽贪欲驱动的奴隶劳动制度下的枪杀、镣铐、砍头、砍手、绑架。凯斯门特称了称印第安人上交的橡胶数量，试着把装着橡胶的篮子提起来。他测量了犯人受类似chicotte的貘皮做的鞭子抽打时禁锢双脚用的脚枷。

凯斯门特知道，在提交给外交部的报告里，所有内容必须准确无误，证据充分。不过，这一时期他的其他文字材料却表现出对被压迫者的一种浪漫的理想化。他感觉爱尔兰人是“白皮肤的印第安人”；极为贫困的高威（Galway）是“爱尔兰的普图马约”。 [54] 在一篇杂志文章里，他认为，普图马约的印第安人在人品上优于支配他们的白人老爷；印第安人“在性情、习惯、对印加和前印加行为准则的永久怀念上，很像是社会主义者”。 [55] （一些被印加人残酷镇压的人数较少的民族可能对印加人的印象没有那么好。）

虽然深受自己版本的“高贵的野蛮人”看法的影响，凯斯门特还是完成了任务。和在刚果时一样，他不满足于只是完成外交部交给他的任务，他还给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写了大量的信件，他积极筹集资金，他给那些同情殖民地民众的议会成员寄了数页供他们询问普图马约公司主管的问题。在工作期间，他接到一个让他惊诧不已的消息：在外交部的推荐下，他将被赋予爵士爵位。他在极度焦虑中度过了好几天，不知道是否该拒绝这一爵位，正如他向一个朋友说的那样，他感觉“在爱尔兰没有内忧外患，前景无虞之前，任何一个爱尔兰人都没有权利接受任何荣誉”。 [56] 最后，他虽然口头上接受了，但到了举行颁发仪式（要求他跪在国王面前）那天，他称病未去。

在普图马约和在刚果一样，凯斯门特一直忙于工作，几乎无暇想其他事情。然而，在长途往返南美的航船上，他的日记中记满了幽会记录。在船上：“船长的侍从，一个19岁的印第安小伙子，大脸盘。” [57] 在巴西的帕拉（Pará）：“什么时候能见到若昂（Joao），我的老朋友！我要早一点起床……去墓地。瞧！若昂来了，他兴奋得脸红到头发根。” [58] 凯斯门特似乎越来越大意了。再次经过帕拉时：“晚上8点吃饭。去墓地，遇到了弗兰德（Friend）……一个警察从栅栏后经过……不过，他只是笑了笑……10美元。” [59] 虽然没有被发现，但定时炸弹的引信仍在燃烧。

*

利奥波德国王去世的一年后，在1910年的一个夜晚，去看以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故事为原型的一场戏的伦敦戏迷们，注意到观众中有一行三人：留着独特大胡子的著名记者莫雷尔，在普图马约被晒得黝黑、留着黑胡子的约瑟夫·凯斯门特爵士，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创作者阿瑟·柯南·道尔，阿瑟是东道主。

柯南·道尔是莫雷尔为刚果改革事业新招募的最重要的成员。莫雷尔热切地欢迎他的加入，因为莫雷尔目前的工作因为比利时政府接手刚果和第二年利奥波德的去世而变得更加困难。莫雷尔遭受了一个正义运动可能遭受的最严峻的挫折：他的对手不存在了。人们很容易认为，一个坏的制度是一个坏人的过错。虽然莫雷尔从来没有这样认为，但他担心他的支持者会这样认为。对于呼吁刚果改革的人们来说，将利奥波德妖魔化是一把“双刃剑”。现在那位国王不在了，这场运动很可能停滞不前，因此，柯南·道尔颇具影响力的支持来得正是时候。

1909年，这位小说家和莫雷尔一起向大批听众发表演讲。在爱丁堡，听讲观众达2800人；在普利茅斯，听讲观众达3000人；在利物浦，听讲观众达5000人。他还为莫雷尔新出版的书作序，并根据莫雷尔搜集的大量资料撰写了一本书，书名为《刚果的罪恶》（The Crime of the Congo ）。该书第一次出版就销售了25000册，并很快被翻译成好几种语言。这位后来者表现出了高度的热情，他是欧洲为数很少的对刚果罪恶的谴责的严厉程度超过莫雷尔的人之一。他称对刚果的掠夺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罪行”。 [60]

莫雷尔认为比利时政府接手刚果只是“部分胜利”。 [61] 他知道，利奥波德先前建立的制度不会迅速消失，因为它能带来太多的利润。那些曾经为利奥波德担任地区长官和基站负责人的人现在只是换了一个领取薪水的地方而已。公安军甚至连名字都没有换。新任比利时驻刚果公使是曾使用强迫劳工修筑东部刚果铁路的一个公司的前任主管。批准了新的殖民地预算（该预算提高了非洲人的“实物税”）的那个比利时参议院委员会的负责人——莫雷尔指出——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橡胶特许公司（A.B.I.R.公司）的股东。只要橡胶存在超额利润，白人就会借助枪炮和chicotte，强迫黑人割取橡胶。在莫雷尔的指导下，柯南·道尔在写给众多报社编辑的一份信中说：“只要有关刚果改革的报告中出现‘必须强迫村民工作’这样的话，改革就一点也不彻底。” [62]

莫雷尔现在将全部精力投入游说英国外交部上，希望他们要求比利时政府废除有关强制殖民地民众劳动和没收其田地产出的“制度”。刚果改革联合会幻灯片最后的一张照片是一艘英国军舰——莫雷尔呼吁将这艘军舰部署到博马，封锁刚果河。外交大臣格雷伯爵（Earl Grey）拒绝了，他将施加给比利时的压力限制在暂不承认比利时对刚果的所有权上。莫雷尔立即投入空前紧张的组织工作中，很快出版了一本书，之后以丝毫不减的热情推出了一系列小册子、文章和多期刚果改革联合会期刊。他组织了一个规模盛大的刚果抗议集会，参加者连最高层的包厢也挤满了，20位主教和140名议会成员到场表示支持。

刚果似乎也在变化。新任比利时国王艾伯特一世——实际上，他在登上王位前夕造访过刚果，亲眼看见了被砍去右手的村民——明确表示强制劳动是一种令人不齿的事情，并着手推动重大改革。（可惜的是，他后来丧失了这种年轻人的理想主义。）莫雷尔很兴奋，但这一消息很难让追随者继续保持高涨的热情。1910年，美国的刚果改革联合分会已经销声匿迹。“美国人……”莫雷尔在一封写给数百位通讯员中的一位的信中说，“没有恒心。” [63]

莫雷尔想尽各种办法让追随者们专注于土地所有权问题，这个问题比利奥波德个人的恶行重要得多，但受到的关注少得多。他长期认为“罪恶之根本（仍然）不会被触及……直到刚果人再次成为土地及土地收获物的主人”。 [64]

虽然莫雷尔从来没有这么想，但是，他有关非洲土地权利的明确主张还是被很多人（尤其是外交部的人）视为不仅对比利时，而且对英国在非洲经营方式的某种威胁。“非洲人的问题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外交大臣在写给克罗默（Cromer）勋爵的信中说，“我们不会在自己的殖民地上说，所有土地和土地上的收获物都属于本地人。” [65] 在刚果土地属于刚果的非洲人这一看法上，莫雷尔确实比和他合作的几乎所有人都更为彻底。作为正义斗士的莫雷尔，内心在与作为爱国者的莫雷尔纠结着——最近加入的名人盟友柯南·道尔曾经担任男童帝国联盟（Boys’ Empire League）的主席。在莫雷尔这一时期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迹象：对刚果问题的深切关心改变了他，让他的思维更加深入。1909年，和身边居功自傲、自我标榜的氛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写下了一篇犀利的警示文字，说英国新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立法机构完全由白人组成的南非联邦（Union of South Africa）这一事实“不仅对于南非，而且对于整个黑人非洲的整体命运都会产生深远影响”。 [66] 他的这一见解领先了他的时代几十年。

不过，对于莫雷尔来说，形势也不是一片黯淡。1909年秋天，比利时负责管理殖民地的大臣宣布进行重大改革，用三年多时间逐步推行。莫雷尔提出强烈抗议，认为这一过渡期太长了。然而，在这段时间里，来自刚果传教士的信件让人看到了希望。类似的令人振奋的消息来自英国领事的实地考察。有关残暴对待橡胶收集人的报道越来越稀少。1912年，艾丽丝和约翰·哈里斯——现在担任着新合并的反奴隶暨原住民保护协会（Anti-Slavery and Aborigines Protection Society）的负责人——从刚果实地考察回来后说：“情况有了很大改观。” [67]

莫雷尔现在在两个赛场上和时间赛跑：反对英国承认刚果是比利时的殖民地（英国最终于1913年承认）；极力挽回支持者衰退的热情。即使是凯斯门特也感觉“海盗据点已经几乎被荡平”， [68] 督促莫雷尔宣布这场运动到此结束。虽然在一些私下的信件中提出了一些疑虑，但莫雷尔还是决定宣布这场运动胜利结束。“我不想粉饰现状。刚果的伤口需要几代人才能愈合。但是……暴行已经消失……刚果的收入已不再依靠武力或奴隶劳动。橡胶税已经取消。非洲人可以自由地收获自己种植的作物……负责任的政府取代了不负责任的专制政权。” [69] 不过，他也承认，一个重要问题尚未解决，那就是非洲人的土地所有权问题。

1913年6月16日，刚果改革联合会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地点在英国王宫酒店（Westminster Palace Hotel）。众多对呼吁刚果改革起到了举足轻重作用的英国支持者最后一次汇聚一堂：约翰·哈里斯、艾丽丝·哈里斯、坎特伯雷大主教、探险家、传教士、编辑、国会议员、罗杰·凯斯门特爵士、威廉·吉百利、约翰·霍尔特、埃米尔·范德维尔德、皮埃尔·米尔。会上有人高声朗读了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寄来的表示支持的信件或电报。当莫雷尔建立的这一组织在长达近10年里搅浑了数个国家的政治之水后正式宣告落幕之时，莫雷尔仅仅39岁。

在会上，很多德高望重的人对他高度赞扬。莫雷尔一直不大喜欢被人过多瞩目，不过轮到他发言时，他向一些人表示了最诚挚的感谢：“我在听大家发言时，头脑中出现了一幅画面。在画面中，一艘小蒸汽船劈开波浪，沿刚果河逆流而上，这事就发生在10年前的这个月。甲板上站着一个大家都认识的人，一个具有伟大心灵的人……他就是罗杰·凯斯门特。” [70] 这次会议标志着20世纪第一个声势浩大的人权运动的结束。“我们为正义而战，” [71] 莫雷尔对参会的所有杰出人士说，“正义不会被践踏，也不容被践踏。”

[1] Regions Beyond ，Jan.-Feb. 1906，p. 46；also Official Organ ，Jan. 1906，p. 5.

[2] Procès-Verbaux ，2 Nov. 1904.

[3] Procès-Verbaux ，21 Nov. 1904.

[4] Procès-Verbaux ，5 Jan. 1905.

[5] Procès-Verbaux ，2 Jan. 1905.

[6] De Vaughan，Baroness，with Paul Faure. A Commoner Married a King . New York：Ives Washburn，1937，pp. 99-100.

[7] Leopold to Goffinet，23 Jan. 1906，quoted in Ranieri，Liane. Léopold Ⅱ Urbaniste. Brussels：Hayez，1973，p. 247.

[8] de Wiart，Baron E. Léopold Ⅱ：Souvenirs des dernières années 1901-1909 . Brussels：Les Ouvres Goemaere，1944，p. 177.

[9] Ascherson，Neal. The King Incorporated：Leopold Ⅱ in the Age of Trusts. 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63，p. 219.

[10] Stinglhamber，Gustave，and Paul Dresse. Léopold Ⅱ au Travail. Brussels：Éditions du Sablon，1945，p. 59.

[11] Conrad，Joseph，and Ford M.Hueffer [Ford Madox Ford]. The Inheritors. Garden City，NY：Doubleday，Page & Company，1914，p. 120

[12] Bauer，Ludwig. Leopold the Unloved：King of the Belgians and of Wealth. Boston：Little，Brown，and Company，1935，p. 163，De Lichtervelde，Comte Louis. Léopold of the Belgians. New York：Century Co.，1929，p. 323.

[13] Williams，George Washington. A Report on the Congo-State and Country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printed in Franklin，above，p. 279.

[14] 即使到1919年，当美洲黑人、加勒比海和非洲领导人参加的第二次泛非主义大会在W.E.B.杜波依斯领导下会晤于巴黎之际，也没有倡导非洲殖民地全面独立。Pan-Africanism ，eds. Robert Chrisman and Nathan Hare（New York：Bobbs-Merrill，1974），p. 302.

[15] Stengers，Jean. Congo Mythes et Réalités：100 Ans d’Histoire. Paris：Éditions Duculot，1989，p. 176.

[16] Cookey，S.J.S. Britain and the Congo Question：1885-1913 . London：Longmans，Green & Co.，1968，p. 210.

[17] Baron Léon Van der Elst，“Souvenirs sur Léopold II，” in Revue Générale ，1923，quoted in Emerson，Barbara. Leopold Ⅱ of the Belgians：King of Colonialism. 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79，p. 259.

[18] de Wiart，Baron E. Léopold Ⅱ：Souvenirs des dernières années 1901-1909 . Brussels：Les Ouvres Goemaere，1944，p. 188.

[19] Interview with Publishers’ Press，in the New York American ，11 Dec. 1906.

[20] Marchal，Jules. E.D.Morel contre Léopold Ⅱ：L’Histoire du Congo 1900-1910 ，vol.2.Paris：Éditions L’Harmattan，1996，p. 349.

[21] Normandy，Elizabeth L. Black Americans and U.S.Policy Toward Africa：Two Case Studies from the pre-World War Ⅱ Period. Ph.D.thesis.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1987，p. 300.

[22] Marchal，Jules. E.D.Morel contre Léopold Ⅱ：L’Histoire. du Congo 1900-1910 ，vol.1.Paris：Éditions L’Harmattan，1996，pp. 75-91；Shaloff，Stanley. Reform in Leopold’s Congo. Richmond，VA：John Knox Press，1970，pp. 84-94；and Vinson，Rev.T.C. William McCutchan Morrison：Twenty Years in Central Africa. Richmond，VA：Presbyterian Committee of Publication，1921.Morrison的大量书信重印于Benedetto，Robert，ed. Presbyterian Reformers in Central Africa：A Documentary Account of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Congo Mission and the Human Rights Struggle in the Congo，1890-1918. Leiden：E.J.Brill，1996.

[23] Slade，Ruth. English-Speaking Missions in the Congo Independent State（1878-1908）. Brussels：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Coloniales，1959，p. 317.

[24] Phipps，William E. The Sheppards and Lapsley：Pioneer Presbyterians in the Congo. Louisville，KY：Presbyterian Church（USA），1991，pp. 95-96.

[25] Marchal，Jules. E.D.Morel contre Léopold Ⅱ：L’Histoire du Congo 1900-1910 ，vol.2.Paris：Éditions L’Harmattan，1996，p. 225.

[26] From “From the Bakuba Country，” by W H. Sheppard，The Kassai Herald ，1 Jan. 1908，pp. 12-13. Sheppard Papers.

[27] Kocher to the State Prosecutor，31 July 1908，quoted in Martens，p. 398.

[28] American Consul General Handley 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21 Sept. 1909. Sheppard Papers.

[29] Morrison to Chester，9 Aug. 1909，reprinted in Benedetto，Robert，ed. Presbyterian Reformers in Central Africa：A Documentary Account of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Congo Mission and the Human Rights Struggle in the Congo，1890-1918. Leiden：E.J.Brill，1996，p. 383.

[30] Conan Doyle，Sir Arthur. The Crime of the Congo . New York：Doubleday，Page & Company，1909，p. iv.

[31] State Dept. to H. L. Wilson，2 July 1909，quoted in Shaloff，Stanley. Reform in Leopold’s Congo. Richmond，VA：John Knox Press，1970，p. 119.

[32] Morel to Vandervelde，July 1909，quoted in Slade，Ruth. English-Speaking Missions in the Congo Independent State（1878-1908）. Brussels：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Coloniales，1959，p. 371 fn.

[33] Vinson，Rev.T.C. William McCutchan Morrison：Twenty Years in Central Africa. Richmond，VA：Presbyterian Committee of Publication，1921，p. 99.

[34] Vandervelde，Émile. Souvenirs d’un Miliant Socialiste. Paris：Les Éditions Denoël，1939，pp. 90-91.

[35] Official Organ ，No. 5，Jan. 1910，p. 465.

[36] Morrison to Conan Doyle，n.d.，reprinted in Official Organ ，no. 5，Jan. 1910.

[37] William Sheppard，“The Days Preceding the Trial，” in the Christian Observer ，10 Nov. 1909.

[38] Phipps，William E. The Sheppards and Lapsley：Pioneer Presbyterians in the Congo. Louisville，KY：Presbyterian Church（USA），1991，p. 106.

[39] Shaloff，Stanley. Reform in Leopold’s Congo. Richmond，VA：John Knox Press，1970，p. 125.

[40] Phipps，William E. The Sheppards and Lapsley：Pioneer Presbyterians in the Congo. Louisville，KY：Presbyterian Church（USA），1991，p. 106.

[41] De Vaughan，Baroness，with Paul Faure. A Commoner Married a King . New York：Ives Washburn，1937，p. 201.

[42] Vachel Lindsay，“The Congo，” in The Congo and Other Poems （New York：Macmillan，1916）.

[43] Casement in 1913 ［？］，Singleton-Gates，Peter，and Maurice Girodias. The Black Diaries：An Account of Roger Casement’s Life and Times with a Collection of his Diaries and Public Writings. New York：Grove Press，1959，p. 317.

[44] Casement to Gertrude Bannister，March 1904，quoted in Inglis，Brian. Roger Casement . 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973，p. 113.

[45] Casement to Alice Green，Spring 1907，quoted in Inglis，Brian. Roger Casement . 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973，p. 152.

[46] Casement to Cadbury，7 July 1905，quoted in Porter，Bernard. Critics of Empire：British Radical Attitudes to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95-1914. 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68，p. 267.

[47] Casement to Alice Green，quoted in Inglis，Brian. Roger Casement . 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973，p. 125.

[48] Casement to Alice Green，21 Sept. 1906，quoted in Reid，B.L. The Lives of Roger Casement.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p. 78.

[49] Casement to Parry，9 Oct. 1906，quoted in Reid，B.L. The Lives of Roger Casement.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pp. 80-81.

[50] Interview with Sir Gerald Campbell in MacColl，p. 73 fn.

[51] Quoted in Adams，W.S. Edwardian Portraits. London：Secker & Warburg，1957p. 203.

[52] Morel to Casement，12 June 1913，quoted in Reid，B.L. The Lives of Roger Casement.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p. 173.

[53] Casement to Cadbury，4 July 1910，quoted in Reid，B.L. The Lives of Roger Casement.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p. 97.

[54] 一封来自Charles Roberts的信中Casement的评论，1913年6月6日，quoted in Reid，B.L. The Lives of Roger Casement.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p. 172。

[55] Casement，“The Putumayo Indians” in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September 1912，quoted in Inglis，Brian. Roger Casement . 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973，p. 206.

[56] Casement to Alice Green，21 June 1911，quoted in Reid，B.L. The Lives of Roger Casement.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p. 137.

[57] Casement，Roger. “The 1910 Diary.” In Singleton-Gates，Peter，and Maurice Girodias. The Black Diaries：An Account of Roger Casement’s Life and Times with a Collection of his Diaries and Public Writings. New York：Grove Press，1959，below，p. 289（20 Nov. 1910）.

[58] Casement，Roger. “The 1910 Diary.” In Singleton-Gates，Peter，and Maurice Girodias. The Black Diaries：An Account of Roger Casement’s Life and Times with a Collection of his Diaries and Public Writings. New York：Grove Press，1959，below，p. 221（9 Aug. 1910）.

[59] Casement’s diary for 16 Aug. 1911，quoted in Inglis，Brian. Roger Casement . 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973，p. 194.

[60] Conan Doyle to the Times ，18 Aug. 1909，reprinted in Conan Doyle 2，p. 138.

[61] Morel to Weeks，9 Nov. 1908，quoted in Cline，Catherine Ann. E.D.Morel 1873-1924：The Strategies of Protest. Belfast：Blackstaff Press，1980，p. 64.

[62] Conan Doyle to the Daily Express ，13 Apr. 1910，reprinted in Conan Doyle 2，p. 152.

[63] Morel to Claparède，23 Mar. 1910，quoted in Morel，E.D. E.D.Morel’s History of the Congo Reform Movement . Eds. William Roger Louis and Jean Stenger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8，p. 202.

[64] Morel in the Morning Post ，4 June 1907，quoted in Louis，William Roger. “The Triumph of the Congo Reform Movement，1905-1908.” In Boston University Papers on Africa ，vol.Ⅱ.Ed. Jeffrey Butler. Boston：Boston University Press，1966，p. 280.

[65] Grey to Cromer，13 Mar. 1908，quoted in Morel，E.D. E.D.Morel’s History of the Congo Reform Movement . Eds. William Roger Louis and Jean Stenger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8，p. 199 fn.

[66] African Mail ，27 Aug. 1909，p. 463.

[67] Official Organ ，no. 10，August 1912，p. 799.

[68] Casement to Morel，13 June 1912，quoted in Louis，William Roger. “Roger Casement and the Congo.”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Ⅴ，no.1（1964），p. 119.

[69] Morel’s speech to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 R. A.，25 Apr. 1913，in Official Organ ，July 1913，pp. 986-987.

[70] Supplement to the African Mail ，27 June 1913，p. 12.

[71] Supplement to the African Mail ，27 June 1913，p.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