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曝光他的行为

现在，莫雷尔通过刚果改革联合会组织的这场正义行动给比利时、英国和美国等国政府造成了巨大压力。一个没有资财、头衔、官职的人让数个强大国家的政府焦头烂额，这在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莫雷尔知道，像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这样的官员“只有被踢着才会行动，一旦不被踢着了，他就什么也不做。” [1] 莫雷尔将他一生中的10多年光阴都用在这种“踢他”上。

除了管理刚果改革联合会，莫雷尔还坚持从每个工作日抽出一部分时间（有时要持续16～18个钟头）来编辑《西非邮报》。“人们好像没有完全意识到——除了这些事情之外——我还要出一份周刊，”他在写给一位积极参加这场运动的同仁的信中说，“另外，还要出一份作为刚果改革联合会喉舌的月报。这份报纸有时候版面很大，足够一个普通人忙碌一个月的。只是因为我的工作效率非常高，所以我一个人能够应付得过来所有事情。” [2]

莫雷尔能应付过来所有事情，另一个原因是他有一个贤惠的妻子帮助他料理家务。实际上，他是本书中为数很少的婚姻幸福的男人之一。玛丽·理查森·莫雷尔（Mary Richardson Morel）给他养育了5个孩子，在各方面支持丈夫的事业。她对凯斯门特尤其有好感，同意后者的观点，也认为她的丈夫应该组建一个专门从事刚果事务的组织。和那个年代的很多夫妇一样，我们不清楚莫雷尔有多少值得纪念的成就中有她的功劳。“我总是把她看作你的一部分，”他的长期支持者和知己约翰·霍尔特在写给莫雷尔的信中说，“你们两个人成就了刚果改革事业中的莫雷尔。” [3]

莫雷尔当然也有缺点。他有时候很倔强；很少承认错误；不时在他的报纸上刊登一幅自己的照片、对自己写的书的热情评论、对他的工作表示感谢的决议；转载其他报纸采访他的文章。当他因为刚果改革事务要到国外出差时，他就会刊登一个“祝愿莫雷尔先生旅途‘顺利’”的社论文章。 [4] 有时候，他会故意与他感觉受公众关注太多的同事发生分歧——虽然对于他非常尊重的凯斯门特，他很少这样。和很多工作效率极高的人一样，他也经常陷入消沉沮丧和自怨自怜。“我的家庭生活已经被压缩得不成样子……就个人来说，我已经精疲力竭了”，他在1906年写给马克·吐温的一封信中写道。他说，虽然如此，他还要继续将刚果的工作做下去，因为“那里的那些可怜人除了我们之外没有别人可以指望。并且，他们有生存的权利”。 [5]

他的政治观点也有局限之处。他的一些观点也是那个时代大多数欧洲人共有的，比如：他相信自由贸易具有神奇的作用；认为非洲男人的性欲比欧洲男人更强烈，可能伤害欧洲女人。另外一些他特有的观点更多地植根于他要阻止利奥波德国王在刚果实施暴行的执着和热情。在莫雷尔的笔下，白人到来之前的刚果非洲人是卢梭笔下那种理想化的“高贵的野蛮人”：在描绘传统的非洲社会时，他主要描写平和、温柔的一面，而忽视残忍的方面——例如，从敌人尸体上砍下手这一在公安军手上成为一种恶习的事情，很早之前就存在。 [6]

更重要的是，利奥波德的残暴行为惹得莫雷尔怒火万丈，以致他忘了虽然没有牺牲那么多人命，但自己的国家也在使用强迫劳动，而且是在大范围地使用，地点也是在非洲殖民地，尤其是在非洲东部和南部。他感觉，只要政府管理公平、公正，殖民行为本质上并没有什么错。他认为，英国在西部非洲的殖民地就是这样的。英国的西部非洲殖民地肯定不存在橡胶收集方面的恐怖行为，也没有大量抢占所谓的“闲置土地”。在呼吁结束刚果残暴统治这场运动的后期阶段，他甚至抽时间去了一趟尼日利亚，写了一篇总体上是在赞扬英国统治的那个地方的书。

不管他有什么问题，在大力呼吁结束刚果非正义行为这场运动中，莫雷尔具有一种始终不渝、感染力很强的是非感。他是一个一流的演说家，经常不带稿子向数千人演讲。仅在1907～1909年，他在英国各地的大型集会上发表了大约50次演讲。“有时候，”他写道，“在这些时候，我会怒不可遏……当某件糟糕到不能再糟糕的事情强烈地触动了我或者如果有利奥波德的人在场，我不得不中断一会儿……当我将一个观点阐述得酣畅淋漓，或者讲台上的我心头涌上一种莫名的感觉时，（我就能体验到那种痛快的感觉）。我感觉面前数量庞大的听众都在我的手心里。” [7]

莫雷尔认为他发起的这场运动符合英国历史上高尚的人道主义运动传统，比如土耳其1876年屠杀保加利亚人、18世纪90年代屠杀亚美尼亚人所引发的正义的抗议浪潮。毕竟，他将自己看作反奴隶制运动道德理念上的继承人。他开始写作言辞激烈的《血腥的橡胶：公元1906年盛行于刚果的橡胶奴隶贸易》（Red Rubber：The Story of the Rubber Slave Trade Flourishing on the Congo in the Year of Grace 1906 ）一书。书中引用美国伟大废奴主义者的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一首短诗做这本书的内容简介：

我们亮出奴隶解放的旗帜……

我不含糊其辞，

我不寻找借口，

我不会后退一步：

我要人们听到我的声音，

后代将证明我是对的。

莫雷尔继承的英国激进主义传统植根于非国教——新教，而不是英国国教——以及克拉珀姆（Clapham）教派。克拉珀姆教派属于倡导人道主义的福音派，反对奴隶制的领导者威廉·威尔伯福斯就属于这个教派。19世纪早期，这些人道主义者将他们的热情倾注到改善各种受压迫群体（囚犯、工厂工人、童工、精神病人）的生存条件上。但是，他们的政治观点不同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会会员信奉的自下而上的政治观点。他们倾向于相对富有的阶层推崇的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当他们将注意力投向海外时，他们就开始积极推动废除奴隶贸易，派传教士前往海外教化世界偏远地区的“原住民”。（没错，它确实是非国教教会，尤其是浸信会，后者给刚果派去了不少英国传教士。）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莫雷尔那些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政治鼻祖坚信改善世界各地受压迫、被奴役的人们有助于发展经济。19世纪30年代，一个议会调查委员会宣布，善待殖民地民众可以“改善大不列颠的公民利益和商业利益……”“野蛮人是危险的邻居和带不来利润的顾客。如果他们一直是我们殖民地的劣等居民的话，他们就会成为这个国家的负担。” [8]

这些人道主义者从来不觉得自己的观点与帝国项目存在什么冲突——只要它是英国帝国主义的项目。“在道义上，解放运动将英国人提升到一个特殊的层次……”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orris）在他写的英帝国历史书中总结道，“如果动员各界可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那么，将英国的道义权威传播向全球各地——用以解决奴隶制的罪恶、无知和异教信仰，向见识浅薄的人讲述蒸汽、自由贸易和天启教的好处，建立一个更加高尚的道义帝国，而不是糟糕的拿破仑帝国，有什么做不到的？‘福音式帝国主义’的奇妙之处就来自这里。” [9]

这种传统让身在其中的莫雷尔如鱼得水。这种传统完美地契合了他的组织才能。虽然他和那些巨商大贾、政府官员、社会名流没有同窗之谊，但他有办法让他们觉得支持他的刚果事业会让他们脸上增光。月复一月，刚果改革联合会旗下的期刊会在头版刊登一位支持莫雷尔事业的名人的肖像。这些名人包括伯爵、市长、国会议员、留着大胡子的退休的殖民地总督。联合会在利物浦成立之后，莫雷尔就要求该协会的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一定要在有一位支持他们的下议院议员坐镇的情况下召开。之后，刚果改革联合会的几乎每次重要会议都至少请一位大主教上台讲话。莫雷尔发现，得到教会和政府的明确“祝福”之后，有影响的英国人很少会拒绝他的恳求，或者不愿意让自己与刚果改革事业联系起来。

实际上，他政治观点上的一个局限之处居然是他作为一个组织者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如果他认为——这一点，今天的我们可以推测得出——利奥波德对刚果的烧杀抢掠在某种程度上是殖民主义的自然结果，外族统治没有什么不好，那么，人们就会认为他的观点太过偏激，而不会支持他，英国国内也没有人会格外关注他。好在他不这么看。他发自内心地认为利奥波德的统治体系是一种独特的罪恶统治，因此，英国的统治集团应该支持他的正义活动，而无须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

虽然存在一些难以理解的地方，但莫雷尔只是处于人道主义传统的边缘。虽然他不愿意公开承认这一点，但他的观点具有很强的颠覆性。他不是将发生在刚果的残暴行为看作如同童工或死刑那样可以通过法律禁止的具体问题，而是将其看作一个复杂的根深蒂固的所谓“体制”（强制劳动加上欧洲人大规模占领非洲土地）的一部分。与主张改善被压迫群体生存条件的人道主义相比，这种视角非常接近马克思主义，虽然莫雷尔一生中可能从来没有读过马克思理论的一个字。他后来人生的很多戏剧性变化就缘于这两种视角之间无休无止的角力。

*

“作为抗议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没有人能够与莫雷尔的能力相提并论，”历史学家A.J.P.泰勒（A.J.P.Taylor）写道，“他清楚地知道怎样寻找富有的同情者，怎样在获得他们资助的同时还不改变（运动的）民主性质。百万富翁和工厂工人都愿意接受他的领导。” [10] 在这些百万富翁中有一些贵格会信徒，比如生活简朴的巧克力工厂老板威廉·吉百利（William Cadbury）。来自这些支持者的资助维持着《西非邮报》的生存。是这份周刊，而不是刚果改革联合会支付着莫雷尔的薪水。荒谬的是，埃尔德·登普斯特航运公司的艾尔弗雷德·琼斯爵士也给这份周刊投资了一点钱，很可能是希望“软化”这位前任雇员的态度。然而，他的希望落空了。莫雷尔毫不留情地抨击琼斯，揭露他充当利奥波德的主要英国同盟者的种种劣行。当琼斯看到没有对自己产生任何有利影响后，就不再在莫雷尔的周刊上登广告了。

莫雷尔清楚地知道怎样向不同的受众传递不同的信息。他告诫英国工商业界人士，利奥波德的垄断做法，加上法国的效仿，已经将他们排斥在刚果贸易之外。对于基督教神职人员，他大谈基督徒的责任，并引用了刚果传教士发回的介绍那里严峻形势的报告。对于广大英国民众，以及他们在议会中的代表，他唤起了广泛存在于人们内心的观点：英国尤其有责任向全世界推广高尚、文明的行为习惯。

关于刚果抗议活动的一个令人更为意外的事情是，除了短暂的外出演讲之外，莫雷尔大都是在书房里运筹帷幄的。刚果改革联合会一共存在了9年。在前面的一半时间里，莫雷尔甚至没有在英国居住。直到1908年12月，他将联合会总部确定在利物浦。从那里和他在附近哈沃登的家里，莫雷尔写了大量的信件。例如，在1906年的前6个月里，他就写了3700封信。更重要的是，他创作了数量惊人的有关刚果的书籍、小册子、报纸文章，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人们纷纷给他写信。他认真对比多个新闻报道，核实文章的准确性，仔细研究比利时的报纸和文件，经常与欧洲和非洲的政府官员、记者、商人通信。1908年，他收到的有关刚果的来信大约有2万封。这些信件很大程度上成为他撰写书籍或文章的基础。

虽然他鄙视有组织的宗教，但他在书籍和文章中采用的分明是传播福音的口气。在他眼中，利奥波德及其支持者，比如“比利时和安特卫普那些吹捧刚果的无良媒体” [11] 就是魔鬼的化身；刚果政府是“一个残害当地民众的糟糕、邪恶的体系”。 [12] 莫雷尔的言论完全契合当时的社会心态，因为他也具有这种心态：对于当时看不到任何世界级战争的社会充满乐观和信心，坚信人类有能力迅速消除阻止人类进步的所有障碍。“我们的祖先结束了海上的奴隶贸易，”他在《利奥波德国王在非洲的统治》（King Leopold’s Rule in Africa ）一书中宣布，“我们将根除存在于刚果内陆的现代奴隶贸易。” [13]

他要满怀热情地掀起一场超越派系政治和宗教分歧的刚果改革运动。在针对重大事件的集会上，受邀上台讲话的往往有三大政党的国会代表、英国国教和其他教会的神职人员，以及社会上层人物、市长和其他社会要人。他了解该怎样为活动造势：在举行针对刚果的区域性抗议集会的前一天下午要邀请市长、当地各界要人在市政厅开会，晚上市长往往要受邀上台讲话。在1905年年底之前，60多场大型集会通过了谴责利奥波德恢复非洲奴隶贸易法案，呼吁“英王陛下的政府召集基督教国家开会……共同制定和执行关于在刚果地区建立一个好的政府的决议”。 [14] 在利物浦，与会者坐满了听众席上将近3000个座位之外，还挤满了相邻的两个大厅。在类似的大型集会上，“可耻！可耻！”的呼声响遍了英格兰和苏格兰。

莫雷尔能够出色地运用当时所有的媒体形式，他尤其擅长使用照片。几乎每场针对刚果的抗议集会最重要的部分都是放映幻灯片。里面有大约60张利奥波德统治下刚果村民的照片。其中五六张照片展示的是被砍掉手的村民以及被砍下来的手。最后，通过集会和媒体，这些照片进入了数百万人的视线，成为任何宣传机构都无法反驳的证据。

幻灯片中还有各种图表，估算了利奥波德从刚果榨取的利润。幻灯片中甚至还有诗歌，虽然艺术性差一点，但激情弥补了这一不足：

推动利奥波德的不是正义的事业、宗教信仰，

也不是血统不纯导致的愚蠢。

他目光冷酷，纵犬狂撕乱咬，

只是为了让他的保险箱装满黄金。

时光啊，让香料涂尸使其不朽吧！世人啊，不要忘记他的恶行。

让我们呼喊他的名字，曝光他的行为。 [15]

曝光利奥波德的行为意味着莫雷尔必须将新闻业的同行动员起来。英国所有知名杂志和报纸的编辑他几乎都认识。他经常给其中的很多杂志或报社写稿，其中包括最有影响力的《泰晤士报》。当编辑们需要派一位记者前往比利时或刚果时，莫雷尔总能给他们推荐一个合适的人选。他后来乐不可支地声称，他策划“搞垮”了一个《泰晤士报》驻比利时的通讯员，因为莫雷尔觉得该通讯员和利奥波德走得太近。 [16] 他还经常给同情刚果抗议活动的比利时报社提供信息。当美国著名记者理查德·哈丁·戴维斯（Richard Harding Davis）被《矿工》（Collier’s ）杂志派往非洲时，莫雷尔就向他提供了有关刚果的最新信息。这些信息在戴维斯后来的文章里派上了用场。

在凯斯门特工作报告强有力的支持下，莫雷尔掀起的跨国抗议浪潮登上了全世界的报纸版面。从1902年开始的10年里，莫雷尔在文件夹里精心收集了4194份呼吁刚果改革的文章剪报。 [17] 他关注的不仅仅是报纸：一位作者在他1906年出版的男孩探险小说《桑巴：非洲橡胶奴隶的故事》（Samba：A Story of the Rubber Slaves of the Congo ）的前言中感谢刚果改革联合会“在百忙之中阅读这部小说的手稿，并订正书中的史实谬误，还提出了最宝贵的建议和批评”。 [18]

莫雷尔说自己是一个“刚果迷”。1906年，他在给支持他的贵格会信徒威廉·吉百利的信中写道：

本周刚出版了一本书……（《血腥的橡胶》）

格拉斯哥。市长召集了一次市政会议。也许我应该前往。我着手在当地组建一个刚果改革联合会的分支机构……在格拉斯哥有没有有影响力的朋友可以写信求助的？

法国。法国的刚果改革联合会……将于这个月组建……

热情高涨。索要小册子的信件纷至沓来……每天有12～20封来信索要小册子、相关资料的信件，等等。 [19]

和之前的废奴主义者一样，莫雷尔知道，每个全国性组织都必须在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因此刚果改革联合会在整个英格兰和苏格兰都建立了“分支机构”。这些机构组织当地成员为总部筹集资金，给议会代表写信，不断投书当地报纸呼吁改革。一个由女会员组成的分支机构在刚果改革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中拥有两位代表。通过这些方式，莫雷尔不断给英国政府施压。他和支持者坚信：只要英国政府行动起来，就可以迫使利奥波德改变管理刚果的方式，或者完全将刚果从他的控制中解放出来。

莫雷尔知道，最有说服力的发言人是那些拥有一手资料的人。从1906年开始，从刚果回国的浸信会传教士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牧师和妻子艾丽丝·西利·哈里斯（Alice Seeley Harris）——她带回来的照片莫雷尔几乎都用过——开始将他们的全部时间投入联合会中。哈里斯夫妇和莫雷尔一样对联合会的工作充满热情。在夫妇俩为联合会工作的头两年里，他们单独或一同在600多次公开集会上发表演讲。有一次面对众多听众在威尔士演讲时，一位女士被她感动不已，当场将自己的首饰交给艾丽丝·哈里斯，要她将它们卖掉用作这场运动的经费。 [20] 哈里斯夫妇向众多参会者展示了chicotte和镣铐。他们在英格兰各地，带领教堂会众唱一首有关“刚果礼拜天”的圣歌。他向惊讶不已的听众讲述了他们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后来约翰·哈里斯将这一经历付诸文字。

40个憔悴瘦弱的非洲村民子弟……站成一排，每人手里提着一小筐橡胶。带来的橡胶一筐筐地过秤、接收，可是……4个筐里的橡胶没有达到要求的重量。命令简单而粗暴——很快，4个身材高大的“刽子手”把第一个犯错的孩子扔在光秃秃的地上，并分别按住其手脚，第五个大汉走上前来，手握一长条干河马皮互相缠绕做成的鞭子。鞭子不停地一口气抽下来，河马皮褶皱而锋利的边缘深深地切进那孩子后背、肩膀、臀部的皮肉里，鲜血从10多个伤口处喷出来。被打的孩子在刽子手手下徒劳地扭动身体，结果鞭子的边缘又切入身体的其他部位——在被打的4个孩子中的1个，鞭子打中了身体最敏感的地方。“每人100鞭子”之后，4具气息奄奄、血肉模糊的躯体在橡胶收集点泛着微光的沙地上颤抖。

这件重大事件之后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一天，人们刚吃完早餐，一位非洲父亲冲上我们土坯房前阳台下的台阶，将他小女儿被人砍下的手和脚放在地上——他的女儿当时不超过5岁。 [21]

*

当莫雷尔的刚果改革运动在欧洲如火如荼之际，十万火急的电报从布鲁塞尔发到刚果首都博马，又从博马转发到最偏僻的基站。在先前哈里斯夫妇工作的英国布道所一带，刚果政府任命了一个副检察官。总督在给他的信中说：

任命你到巴林伽（Baringa）主持工作的主要原因是让你定期向政府报告巴林伽地区有关传教士煽动行为的所有重要动向……你可能需要找几个黑人做帮手，让他们去当地村寨里收集有用的信息，尤其是那些传教士出门旅行的时间。

我授权你雇5个帮手做这件事。我已经吩咐赤道地区的地区长官为你提供必要的资金。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使用这些资金，可以用它来雇黑人帮工……也可以给村里的某些人买礼物，让他们随时向你报告……

毫无疑问，这件事务必万分小心。 [22]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博马的检察官写信给巴林伽地区的副检察官，让他探听即将召开的新教传教士会议将通过哪些方案。一个星期之后，检察官给他的那位副手寄去了莫雷尔在7个月里出版的每一期《西非邮报》，并告诉他，新周刊一到首都就会给他寄去。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政府指出传教士抨击政府文章的不准确之处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借此指出他们攻击政府的动机不纯。务必详细地检查……每一期，之后给我发一份有关这些不准确之处的报告…… [23]

对利奥波德的抨击之声越来越多，刚果政府逐步加大了对莫雷尔刚果盟友的监视力度。在这些人中，赫齐卡亚·安德鲁·尚恩（Hezekiah Andrew Shanu）面临的危险最大。 [24]

英国在利奥波德之前很早就在非洲建立了殖民地。利奥波德在建立刚果殖民地之初，曾经求助于英属非洲殖民地，从那里招募有经验的劳工、士兵和其他人员。尚恩出生于今天的尼日利亚，并在那里上学。毕业后他成为一名教师。1884年，他开始效力于利奥波德政权。他的一个任务就是在他的家乡为公安军招募士兵。后来，他成为总督在博马的一名雇员，在担任法语与英语的翻译之后，他就让妻子、妻弟从拉各斯（Lagos）来刚果居住。1893年，他从政府部门辞职，自己经商创业。第二年，他前往比利时，在那里订购了一架钢琴和一艘蒸汽船。他将儿子送入比利时的学校。在所有拥有殖民地的国家里，有很多人愿意看到来自被征服地区的人们表达他们的感谢。尚恩做有关刚果的演讲，感谢比利时为刚果做的事情时，受到了比利时人的热烈欢迎。一家报纸用赞扬的口气说，尚恩的“法语无可挑剔”； [25] 另一家报纸用居高临下的口气说，认为他是“一个黑人人种可造就的完美典型”。 [26] 尚恩的相貌令人肃然起敬，他在公众场合总是穿着浆洗过的白色衬衫，并在外套的翻领上佩戴着有刚果勋章的勋带。

在访问了英国、法国和德国之后，尚恩回到了刚果。在这个欧洲人为了他们自己获利建立的殖民地国家里，他通过一系列精明的举动，让自己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在博马，他开了一家备货充足、销售罐头食品和其他欧洲产品的商店；另外，他还开了一个裁缝铺和一个洗衣店，在博马和铁路的终点站马塔迪经营着几处小出租公寓。他喜欢照相，并将他拍的一些照片发表在比利时的《刚果画刊》（Le Congo Illustré ）上。一个英国副领事租他房子住时，对他赞赏不已，该领事休假回国时，向外交部推荐让尚恩顶替他的职位。尚恩还获得了前任雇主的高度尊重。1900年，当公安军的一支队伍发动兵变时，政府官员满怀感激地接受了他的帮助，阻止叛乱向在城里干活的西非人蔓延。他甚至还主动要求拿起武器与叛军作战。一位刚果高级官员在信中写道，“在这种动荡的时刻，尚恩先生表现出了对政府的绝对忠诚”。 [27]

这个时候，尚恩完全投身于统治者的阵营，但是，某件事——我们不知道具体是一件什么事情——导致了他立场的改变，他转向了利奥波德敌人的阵营。对于一个生活在刚果首都的黑人，这是他迈出的危险的一步。据说，他转变立场的一个信号是，为罗杰·凯斯门特提供有关西非劳工在刚果遭受虐待的信息，而凯斯门特则告诉尚恩，莫雷尔正在欧洲掀起一场有关刚果的正义运动。当1903年凯斯门特在刚果内陆做调查的时候，尚恩寄给莫雷尔一张支票，请莫雷尔寄送一些他写的东西的复件。得知在敌人的首都有一个非洲盟友，莫雷尔立即给他回了信，将当期的一份报纸，连同一本书和几本小册子一起寄给了他。“我不知道你对刚果这些问题的看法，”他写道，“不过，如果你的看法与我的看法一致，可否经常给我提供信息。” [28] 几个星期之后，莫雷尔再次写信给尚恩，为了不引起博马邮件审查部门的注意，他建议尚恩将信件寄往自己住在德文郡（Devon）的岳父那里。不久，尚恩就获得了一些需要寄给莫雷尔的重要资料。

当欧洲开始出现抗议利奥波德的活动时，刚果政府会定期大张旗鼓地起诉一些对非洲人施暴的低级别白人官员。偶尔，这些人会被判入狱服刑，虽然大多数人实际服刑时间远远不到当初被判处的期限。不过，案件的审讯可能给专制政府带来风险，因为这可能会让一些非常不利于刚果政府的文件进入公共档案。和古往今来暴政统治下无足轻重的替罪羊一样，刚果这些被起诉残酷屠杀当地人的被告往往会说，他们是在执行命令——并往往能提供能够证明这一说法的证人和文件。因此，政府会对审讯材料严格保密，可以一连数年不走漏任何风声。莫雷尔知道，对于打赢刚果改革这场战役，这些审讯材料中蕴含的证据将是一个弹药库，于是他请尚恩设法弄到一些。

1904年年初，一个后来曝出大量内幕消息的案件进入高潮。主要被告人，即一个名叫查尔斯·考顿（Charles Caudron）的橡胶公司代理人滥杀无辜，被指控犯下多项严重罪行，其中包括杀害了至少122名非洲人。一方面，政府审判他是为了表示他们重视人权，另一方面，他们也有其他考虑。考顿得罪了当地的公安军指挥官，后者认为那个地区只有他自己有权力组织军事行动。那位被告在当地的恐怖做法弄得人人自危，严重影响了这一高利润地区的橡胶产量。

案件的审讯泄露出大量纵容扣押人质的政府命令。另外，上诉法院因为“事出有因”而缩短了考顿的刑期。法院援引了老套的“当地人懒惰”这一主题，说“当时（考顿）面临极大困难，要完成任务就必须依靠当地那些对任何劳动都极为抵触的群体：他们不认可任何规则，只能实施暴力；不听从任何劝告，只能采取恐怖行为。” [29]

尚恩弄到了有关这个案件的一些审讯文件，秘密地寄给莫雷尔。后者收到后立即公布于众，声称这是“刚果政府遭受的最具杀伤力的一击”。 [30] 虽然这有些夸张，但是这些材料的杀伤力确实不小。让刚果政府最为尴尬的是这些文件中来自刚果政府官员自己口中的那些话。这篇报道引起了英国外交部的注意，一份官方报道做了转载。 [31]

然而，尚恩对反刚果运动的下一个贡献却以悲剧结束。他帮助莫雷尔与一位刚果官员牵线搭桥。这位刚果官员是博马的警察局局长。他自称有情报要送给或卖给呼吁刚果改革的机构。但是，这个人出卖了他们。他在比利时媒体上大肆攻击莫雷尔，说尚恩是他的同谋。莫雷尔认为尚恩是一个“没有任何声誉瑕疵，具有巨大勇气”的人。 [32] 他担心尚恩的生命安全，督促驻博马的英国领事尽一切可能保护尚恩。他派人询问尚恩需要什么帮助，焦急地多方打听有关他的消息。终于有了尚恩的消息时，却不是好消息。因为尚恩是英国公民，刚果当局担心引起国际纠纷，所以没有逮捕他。但是，他们不停地骚扰他，甚至撤回了为了表彰他对刚果的贡献而授予他的勋章。后来，他们要求所有政府雇员不得光顾他的生意。这让他的生意一落千丈。1905年7月，赫齐卡亚·安德鲁·尚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

世纪之交，凯旋门附近的爱丽舍宫酒店是巴黎最奢华的去处。一天，一个年轻女子引起了一位客人的注意。那位年轻女子也住在这个酒店。和她过去的其他细节一样，她的名字一直是个谜：有人说她叫卡罗琳，有人说她叫布兰奇或德拉克鲁斯，还有人说她叫拉克鲁斯。虽然只有十几岁，但卡罗琳当时是卸任的法国军官安东尼-埃马纽埃尔·迪里厄（Antoine-Emmanuel Durrieux）的情妇。他曾经试图靠赌马来维系两人的生活开销。据说，赌运不佳的时候，迪里厄还给卡罗琳拉客。他们租住的爱丽舍宫酒店的房间是操持这种生意的好地方，但他们还是经常入不敷出。摆脱这一窘境的方案意外地送上门来：一个女子找到酒店的卡罗琳，对她说：“夫人，一位先生注意到了你，他派我来找你。他地位显赫，不过，因为他地位显赫，所以不便透露他的名字。” [33]

他们商定第二天见面。根据真实性不完全可靠的卡罗琳的回忆录，那天，迪里厄莫名其妙地戴上高礼帽和灰色珍珠手套，脖子上挂上双筒望远镜，去了赛马场。（很可能，他完全清楚事情原委，事先拿到了一笔钱。）第二天，卡罗琳找到了拜伦勋爵街附近的一座建筑，走进一个很僻静的房间。后来，那位显赫人物到了，他身边有两个助手。两个助手在卡罗琳两侧坐下之后就开始问她问题。“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谈话：问的都是一些相当平常的问题，两个人轮流问，一个人问完一个问题之后，另一个人问下一个……这种问法让我不得不先把头转向右边，然后再转向左边。我不停地回答他们的问题，根本无法认真思考。后来得知，他们的目的只是让那位一直不说话的显赫人物细细欣赏我的侧脸。” [34] 他仔细打量了新发现的宝贝之后，笑容在大胡子后面绽开，他说他很满意。他邀请卡罗琳和他一起去奥地利。第二天，一大笔钱送到卡罗琳住处，另外还有好几个空箱子，供卡罗琳存放她挑选的新衣服。她的这位追求者很清楚如何打动她的芳心，因为这世界上她最喜欢做的事情莫过于买衣服。卡罗琳当时16岁，而利奥波德二世65岁。

当时王室藏不住秘密，现在也是如此。大臣们交头接耳，仆人们窃窃私语，这种有伤风化的丑事不胫而走，很快成了欧洲媒体大肆报道的花边新闻。利奥波德喜欢幼女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拜倒在一个16岁妓女的石榴裙下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一新欢在年龄上完全可以做他的孙女了。利奥波德混乱的家庭生活和性取向对于我们这里讲述的这一段刚果历史绝非可有可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者让他在比利时损失的声望 [35] 可能比他在非洲犯下的任何残暴事件让他损失的声望更多。 [36] 这还意味着，当他成为国际抗议运动的抨击对象时，没有多少人帮他说话。

在莫雷尔的鼓动下，这位国王的个人缺陷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媒体的批评对象。先前的大胡子现在已经变白，成为卡通画家难得的漫画素材。身材高大、身披斗篷的他出现在欧洲报纸的版面上：他的胡子滴着血，手抓着刚果村民干瘪的头颅，眼睛贪婪地望着芭蕾舞伴舞队的女演员；他坐在一个装饰着刺刀的非洲人的头颅旁吃东西；沙皇尼古拉二世抱怨说自己的皮鞭威力不大，披着虎皮的堂弟利奥波德建议他用chicotte；被利奥波德抛弃的女儿恳求父亲将卡罗琳不穿的衣服送给她；利奥波德和土耳其苏丹喝着酒，谈笑风生地对比屠杀刚果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成果”。

国王与那位新欢私通几年之后，他那位长期生活在痛苦中，喜欢马匹和音乐的妻子死了。从此，国王与卡罗琳的关系公开化了。他将她安顿在一个气派的宅邸里，也就是与拉肯庄园一路之隔的范德波特别墅（Villa Vanderborght）。他专门派人建了一座横跨那条马路的过街天桥，这样他可以随时悄悄地走到马路对面去。

他对卡罗琳这么不放心，显然是有原因的：他曾经在布鲁塞尔的别墅里撞见迪里厄，就是被他强行赶出局的她的那位前任情人。当时，卡罗琳竭力辩解，说他是她的哥哥。据说，两人后来还一起出现在其他的场合。一家报纸爆料说，卡罗琳和迪里厄在她的所有住处都安装了电铃，利奥波德一出现，仆人就会给他们通风报信。

搬到布鲁塞尔之后，卡罗琳仍旧经常前往巴黎，光顾裁缝店和制帽店。（她曾经吹嘘，在这段时间里，她仅在Callot’s一家店里就买了300万法郎的衣服。）当她向国王抱怨返回布鲁塞尔的特别快车发车太早、影响她购物时，利奥波德没敢让她在巴黎过夜，而是给铁路负责人打招呼，从此那辆火车推迟一小时发车。 [37]

卡罗琳很快知道了怎样利用利奥波德的怪癖，比如他过分担心自己健康的疑心病。“有一天，我想给自己一些自由支配的时间时，我通过打喷嚏如愿以偿。好多次，为了让国王不接触那些让他着迷的女人，我就说她们感冒了。” [38]

利奥波德走在哪里都把卡罗琳带在身边。表面上，她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但是身旁前呼后拥的仆人让她很难做到这一点。让人们震惊的是，1901年，他居然带着她赴伦敦参加表姐维多利亚女王的葬礼。同时，国王也没有完全失去对其他年轻女人的兴趣——不管是在布鲁塞尔、巴黎，还是在其他地方，他都经常派男仆或其他中间人替他物色符合他详细的相貌要求的年轻女子——不过，他对卡罗琳的感情一直没有改变。他们两个人似乎是高调宣扬，而不是掩饰他们之间年龄的差异：她称呼他为“老头子”（Très Vieux），而他则称呼她为“小美人”（Très Belle）。对于像利奥波德这样喜新厌旧的人，对这个十几岁的妓女的爱可以说是忠贞不渝了。

不过，让他在比利时民众中声望尽失的不仅仅是与卡罗琳的私通。随着时间的推移，比利时民众逐渐明白，他们的国家根本没有从刚果获得任何财务利益：从刚果中获得的大量利润直接成了卡罗琳的衣服和别墅，以及国王规模空前的建筑项目。因为利奥波德不喜欢艺术、文学、戏剧——出了名的不喜欢音乐——于是他将大笔资金挥霍到了建筑工程上，规模越大越好。

多年来，这位国王一直以入不敷出为借口不肯偿还贷款，但是当一座座凯旋门、博物馆、纪念碑矗立在全国各地的时候，他再也无法继续伪装下去了。让本国民众更为不满的是，人们发现这位国王把大笔新赚取的财富挥霍到了国外。他很快成为法国里维埃拉 [39] 最大的业主之一。他在那里给他15吨重的“艾伯塔号”（Alberta）游艇建了一个码头，他请尼斯（Nice）的设计师设计了一系列豪华别墅。他的不动产还包括费拉角（Cap Ferrat）风景如画的最南端的大部分地区。当时，那是全球最为昂贵的滨海地产之一，现在仍然如此。

利奥波德送给那位年轻的情妇很多的城堡和别墅。她怀孕之后，他和法国政府平摊费用，在她的费拉角别墅旁边修建了一条马路，为的是减少马车的颠簸。她生下儿子之后，她的儿子被册封为特弗伦公爵（Duke of Tervuren），而她则被册封为沃恩女男爵（Baroness de Vaughan）。国王用自己的游艇带着她在地中海游玩，但是比利时民众仍然厌恶她。有一次，她的马车在布鲁塞尔街头被人投掷石块。在欧洲人的眼中，这位国王的工作和私生活完全搅在了一起。卡罗琳的第二个儿子在出生时有一只手先天畸形。《笨拙》（Punch ）杂志有一幅漫画：利奥波德抱着那个新生儿，周围是被砍掉手的刚果人的尸体。漫画的标题是：上天的报应。

成了众矢之的后利奥波德是怎么想的？当然，他很恼火，一次在写给助手的信中说：“我绝不会让血和泥污弄脏自己。” [40] 不过，他总是一种恼火或自怜的口气，从来没有羞耻或愧疚的感觉。一次，他在一份德国报纸上看到了自己的一幅漫画，漫画上的他正在用剑砍掉非洲人的手。他气呼呼地对一个军事幕僚说：“砍手——那是没脑子！我宁愿砍掉他们其他任何部位，也不会砍掉他们的手。那些才是我在非洲最需要的东西！” [41] 难怪有一次，当国王诙谐地向众人介绍首相奥古斯特·贝尔纳特（Auguste Beernaert）时说，后者是“这个国家最愤世嫉俗的人”，对方不动声色地幽默了一回，说他不敢僭越国王陛下。 [42]

[1] Morel to Guthrie，25 Feb. 1910，quoted in Morel，E.D. E.D.Morel’s History of the Congo Reform Movement . Eds. William Roger Louis and Jean Stenger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8，p. 195 fn.

[2] Morel to Brabner，14 Sept. 1908，quoted in Morel，E.D. E.D.Morel’s History of the Congo Reform Movement . Eds. William Roger Louis and Jean Stenger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8，p. 211.

[3] Holt to Morel，quoted in Adams，W.S. Edwardian Portraits. London：Secker & Warburg，1957p. 179.

[4] West African Mail ，23 Sept. 1904，p. 601.

[5] Morel to Mark Twain，quoted in Hawkins，Hunt. “Mark Twain’s Involvement with the Congo Reform Movement：‘A Fury of Generous Indignation’.” 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 （June 1978），p. 167.

[6] Vansina，Jan. The Children of Woot：A History of the Kuba Peoples.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8，pp. 144，343；Vellut，Jean-Luc. “La Violence Armée dans l’État Indépendant du Congo. Cultures et Développement 16，nos.3-4（1984），p. 701.

[7] Morel to Holt，1910，quoted in Morel，E.D. E.D.Morel’s History of the Congo Reform Movement . Eds. William Roger Louis and Jean Stenger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8，p. 217.

[8] Furley，Oliver. “The Humanitarian Impact.” In Britain Pre-eminent：Studies of British World Influ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d. C.J.Bartlett. London：Macmillan，1969，pp. 141-142.

[9] James Morris，Heaven’s Command：An Imperial Progress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3），p. 39.

[10] Taylor，A.J.P. The Trouble Makers：Dissent over Foreign Policy 1792-1939. London：Hamish Hamilton，1957，p. 133.

[11] Morel，E.D. King Leopold’s Rule in Africa . 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04，p. 261.

[12] Morel，E.D. King Leopold’s Rule in Africa . 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04，p. x.

[13] Morel，E.D. King Leopold’s Rule in Africa . 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04，p. xvii.

[14] Cookey，S.J.S. Britain and the Congo Question：1885-1913 . London：Longmans，Green & Co.，1968，p. 149.

[15] William Watson，“Leopold of Belgium，”见于Congo Reform Association的幻灯片。这首诗也见于West African Mail ，1906年9月21日，p. 608，另一个略有不同的版本见于Watson’s New Poems （Lane），African Mail ，1909年11月26日，p. 80。

[16] Note to himself，14 June 1907，quoted by Cline，Catherine Ann. E.D.Morel 1873-1924：The Strategies of Protest. Belfast：Blackstaff Press，1980，p. 58.

[17] 大量不完全数字见Inventaire des microfilms des Papiers Morel，series A，B，E，F，G，H，I，se rapportant à l’histoire du Congo et conservés à la British Library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cience，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Brussels：Fonds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1961）。

[18] A Story of the Rubber Slaves of the Congo ，by Herbert Strang（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906），p. vi.

[19] Morel to Cadbury，Oct. 1906，quoted in Cline，Catherine Ann. E.D.Morel 1873-1924：The Strategies of Protest. Belfast：Blackstaff Press，1980，p. 54.

[20] West African Mail ，24 Aug. 1906，p. 520.

[21] John Harris，unpublished autobiographical ms.，quoted in Louis，William Roger. “Sir John Harris and‘Colonial Trusteeship.’” Bulletin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Outre Mer 3（1968），p. 833.

[22] Wahis to Charles Smets，26 Jan. 1906，De Ryck Collection.

[23] Weber to Naur，16 Aug. 1906，De Ryck Collection.

[24] 除非特别指出，否则有关尚恩的资料都来自Marchal，Jules. E.D.Morel contre Léopold Ⅱ：L’Histoire. du Congo 1900-1910 ，vol.1.Paris：Éditions L’Harmattan，1996，pp. 142，167-168，191，231，296-302，330-332，其中的一部分细节来自Lemaire，Charles. Au Congo：Comment les noirs travaillent. Brussels：Imprimerie Scientifique Ch.Bulens，1895，pp. 42-44，以及Biographie Coloniale Belge ，Vol. 4，cols. 838-839。

[25] Le Mouvement Géographique ，30 Sept. 1894，p. 85.

[26] La Chronique Coloniale et Financière ，11 Dec. 1904，p. 1.

[27] 司法局局长Albrecht Gohr的备忘录，1900年7月27日，quoted in Marchal，Jules. E.D.Morel contre Léopold Ⅱ：L’Histoire. du Congo 1900-1910 ，vol.1.Paris：Éditions L’Harmattan，1996，p. 297。

[28] Morel to Shanu，4 Sept. 1903，quoted in Morel，E.D. E.D.Morel’s History of the Congo Reform Movement . Eds. William Roger Louis and Jean Stenger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8.，p. 157.

[29] Marchal，Jules. E.D.Morel contre Léopold Ⅱ：L’Histoire. du Congo 1900-1910 ，vol.1.Paris：Éditions L’Harmattan，1996，p. 231.

[30] Morel，E.D. King Leopold’s Rule in Africa . 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04，p. 135.

[31] Morel，E.D. King Leopold’s Rule in Africa . 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04，pp. 135-153.

[32] Morel，E.D. E.D.Morel’s History of the Congo Reform Movement . Eds. William Roger Louis and Jean Stenger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8，p. 156.

[33] De Vaughan，Baroness，with Paul Faure. A Commoner Married a King . New York：Ives Washburn，1937，p. 48.

[34] De Vaughan，Baroness，with Paul Faure. A Commoner Married a King . New York：Ives Washburn，1937，p. 51.

[35] 他也没有在其他地方赢得朋友：在他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回国之后，德皇威廉二世崇尚禁欲的妻子奥古斯塔（Augusta）派皇室的教士给利奥波德下榻的宫室驱鬼。

[36] 脚注：Stinglhamber，Gustave，and Paul Dresse. Léopold Ⅱ au Travail. Brussels：Éditions du Sablon，1945，p. 306。

[37] De Vaughan，Baroness，with Paul Faure. A Commoner Married a King . New York：Ives Washburn，1937，p. 123.

[38] De Vaughan，Baroness，with Paul Faure. A Commoner Married a King . New York：Ives Washburn，1937，p. 67.

[39] Riviera，位于法国东南部、摩纳哥及意大利西北部的地中海沿岸地区，以景色优美、气候宜人驰名，有许多度假胜地。——译者注

[40] Leopold to Liebrechts，31 Jan. 1899，quoted in Marchal，Jules. L’État Libre du Congo：Paradis Perdu. L’Histoire du Congo 1876-1900 ，vol.2.Borgloon，Belgium：Éditions Paula Bellings，1996，p. 96.

[41] Stinglhamber，Gustave，and Paul Dresse. Léopold Ⅱ au Travail. Brussels：Éditions du Sablon，1945，p. 136.

[42] Ascherson，Neal. The King Incorporated：Leopold Ⅱ in the Age of Trusts. 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63，p. 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