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流泪的树

1890年7月12日，伦敦的雨下个不停，但是聚集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外面的人群根本不理会头顶上的倾盆大雨。数千人在光滑的人行道上挤来挤去，急于一瞥走出马车、在两行警察隔离出来的通道中鱼贯进入大教堂的那些显要人物：前任首相格莱斯顿（Gladstone）、下议院的发言人、大法官、各路公爵和亲王，还有珠光宝气的女性和戴着勋章的将军。大教堂里挤满了达官贵人，有的还站在过道里。

最后，一辆马车停了下来，众人等待的那个人从车里挪了出来，他一身病态，面色苍白，拄着一个拐杖。亨利·莫顿·斯坦利要做一件对他来说比非洲探险更有挑战性的事情。他要结婚了。

新娘多萝西·坦南特（Dorothy Tennant）就是那个性格古怪，曾经拒绝过斯坦利的上流社会肖像画画家。当那位探险家艰难跋涉于丛林中，寻找艾敏帕夏时，坦南特改变了主意。斯坦利一回到英格兰，她就开始给他寄去激情澎湃的信。“假如有一片没有开垦过的荒地，假如有一天这块土地被耕耘后种上了小麦。假如这块土地会说话的话，它会说：‘我从来没有产过小麦，我不会产小麦，我永远不要产小麦。’但是，一直有麦子藏在它的深处……我的爱就像永不熄灭的火焰，开始的时候它就是一颗你看不到光亮的小火星，现在它熊熊燃烧，如祭坛的火焰。” [1]

现在，他们真的走到了祭坛前。消息传出之后，坦南特的画作价格飞涨，来自世界各地的祝贺纷至沓来。维多利亚女王送给坦南特一个镶嵌着34颗钻石的盒式挂链。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将一部新发明的电话机送给他们。利奥波德从布鲁塞尔派代表阿尔什伯爵（Count d’Aarche）来当伴郎。

就在新婚那天，胃炎让斯坦利痛苦不堪，这是一种胃黏膜炎症。虽然他之前犯过这种病，但这一次的复发可能不是偶然的。他虽然能够蹒跚走过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侧廊，但是婚礼仪式间隙，他不得不在扶手椅上坐一会儿。婚礼结束之后，有人将他扶上他们夫妇二人坐的马车。在骑警的护送下，马车从嚷嚷着、相互推挤着、几乎堵塞了道路的人群中走过。在婚宴期间，斯坦利在一个单独的、光线暗淡的房间里躺着，忍受着疾病的折磨。这场病一直持续到蜜月时期。

斯坦利一生一直处于渴望女性接受又害怕亲昵行为的纠结中。这种害怕非常强烈，对斯坦利研究最为透彻的传记作者弗兰克·麦克林（Frank McLynn）认为，斯坦利可能从来没有和妻子行过房。证据大多是间接的。多萝西·坦南特没有生下一男半女。而且，虽然她给斯坦利写了那么多热情奔放的信，但她自己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关于这对夫妻的瑞士蜜月之旅，斯坦利做了一个最煞风景的决定——坚持带上年轻的男助理。最后，斯坦利在蜜月期写下的日记有好几段被墨水涂抹了，很显然是他妻子在他去世之后做的。但是，一篇日记的末尾仍然清晰可辨：“我认为，为了追求这些快乐而娶妻让我感觉像一只笼子里的猴子，不是一件可取的事情。” [2] 麦克林推测，斯坦利对女人的恐惧如此强烈：“妻子要他满足她时，斯坦利几乎就会崩溃，他会说性爱是野兽的行为。” [3]

不管这种推测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另一位传记作者就认为是错误的），斯坦利痛苦的自我压抑让我们想到，这些帮助欧洲国家占领非洲的冒险家们往往不是那种大胆自信、大大咧咧、不惧苦难的传奇人物形象，而是一个个烦躁不安、抑郁寡欢、急功近利的人，急于摆脱过去或自己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帝国扩张的经济方面的解释——寻找原材料、劳动力、市场——都能站得住脚，但推动他们的还有心理方面的刺激因素。

斯坦利结婚标志着他探险生涯的结束，现在的他一心想保持出名。终于进入了上层社会之后，他开始夸张地模仿上层社会的行为习惯。他前往世界各地游历，到处发表演讲和餐后演说，接受荣誉学位，为铁路工程开幕典礼剪彩，接受记者采访。他严厉抨击怠工行为、社会主义、不道德行为、“普遍平庸”（general mediocrity） [4] 、工会、爱尔兰民族主义、8小时工作制、女记者、美国旅店服务员（不专业、没有规矩、没教养）。 [5] 他获得了骑士爵位，被选入议会。他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地演讲时，再次全程带着年轻男助理随行。他的妻子陪着她母亲。在这种双重保护下，斯坦利以王室的派头在这个大洲四处游览，他包了一节私人火车车厢，车厢里摆放了一个大钢琴。那节车厢后来被命名为“亨利·M.斯坦利”。

*

斯坦利蹒跚地走过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仅两年之后，另一个人也在刚果探险方面完成了一项了不起的壮举。和斯坦利不同，他广受人们尊重，没有动用暴力。但是威廉·谢泼德（William Sheppard）很少出现在探险史册中，因为他不符合传统的白人非洲探险家形象，首先，他不是白人。 [6]

荒谬的是，谢泼德这位美国黑人不顾一切前往刚果，在一定程度上是鼓吹种族优越论的亚拉巴马州白人参议员约翰·泰勒·摩根（John Tyler Morgan）的功劳。摩根曾经促使美国承认利奥波德的刚果，希望美国黑人移居刚果。摩根和支持这一想法的其他议员早就考虑过将黑人送回非洲，第一步就是派美国的一些黑人传教士前往那个大洲。摩根希望他们能成为之后数百万美国黑人效仿的排头兵，后者去得越快越好。早在1865年——那一年南方的白人已经失去将黑人继续留在那里做奴隶的希望——南方的基督教长老会大会经过投票，同意“从这个大洲的非洲裔中招募一些传教士，让他们在祖先的家乡传播上帝的恩典福音”。 [7]

在内战刚结束几年后，这些计划才开始见效。首先，对奴隶制热情完全不同于北方基督教长老会的南方长老会中的黑人成员寥寥无几（这也无须惊讶）。虽然如此，坚持将黑人送回非洲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如摩根），与一些非裔美国人在利益上存在某些共同之处。虽然很少有非裔美国人想永久地回到非洲，但是乔治·华盛顿·威廉姆斯并非当时唯一想回非洲生活的人。威廉·谢泼德也有同样的想法，也许同样是出于一个没有说出口的原因：这可能是一个逃离令人屈辱的种族隔离藩篱的办法。

谢泼德1865年出生于弗吉尼亚州，后来毕业于这个州的汉普顿大学（Hampton Institute）。这是为数很少的一所面向南方黑人的高等教育机构。在亚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Tuscaloosa）的有色人种神学院（Colored Theological Seminary）深造之后，他在蒙哥马利郡和亚特兰大市的长老会当牧师。在那里，他获得了精力充沛、满腔热情和不畏危险的声誉。有一次，他跳进水中救了一个快要淹死的人；还有一次，他冲进一个燃着熊熊大火的房子，一口气跑上三段台阶，救出一个女子，而他本人在救人过程中被烧伤。 [8] 19世纪80年代后期，谢泼德开始向南方长老会提出申请，请求后者派他去非洲传教。

长老会让谢泼德等了两年：在给他找到一个白人上司之前，长老会的决策者不让他单独去非洲。最后，在做参议员的摩根的鼓励下，一个胸怀抱负的白人传教士出现了。他就是塞缪尔·拉普斯利（Samuel Lapsley）牧师。他比谢泼德小一岁，是摩根先前的法律合作伙伴的儿子。虽然一个是奴隶的后代，一个是奴隶主的后代，但是两个年轻人很合得来，准备一同动身前往刚果。这期间，在摩根和亨利·谢尔顿·桑福德的引荐下，拉普斯利在华盛顿拜见了总统本杰明·哈里森，在布鲁塞尔见到了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因为谢泼德是黑人，所以他被排除在觐见名单之外。桑福德坚持拉普斯利去王宫会见利奥波德时戴一顶丝绸帽子。和其他人一样，拉普斯利也被国王的话所迷惑。 [9]

1890年5月，谢泼德和拉普斯利到达刚果。他们在马塔迪城外的一个布道所里停留了好几个星期。在两个人为接下来绕过刚果河下游的大激流物色脚夫、准备给养的过程中，另一个人在这个山坡小城的大街上做着同样的事情。这个人就是约瑟夫·康拉德。在这两个美国人出发的11天之后，康拉德和他的商队开始沿着小路前往斯坦利池塘。

在斯坦利池塘和刚果河上游与几个有经验的传教士进行一番探讨之后，拉普斯利、谢泼德决定在很远的开赛河上游建立南部长老会的第一个布道所。谢泼德进入丛林，花好几个星期招募了一些非洲帮手。拉普斯利待在利奥波德维尔的美国传教士布道所里。在那里，他再次遇到了康拉德。［这位小说家不仅忍受了疟疾和痢疾，还忍受了一些人的传道。拉普斯利在家信中写道，康拉德“在院子另一端的屋子里养病。我坐在屋里……从果树和棕榈树这边望过去，正好可以透过他的窗户看到他的屋里。他是一个绅士。他很有绅士风度。我希望他桌子上的那本英文版《圣约》（Testament ）可以帮助我说服他皈依基督教。”］ [10]

准备工作就绪之后，两个年轻的传教士向开赛河上游行进。从这几个月里拉普斯利寄回国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对谢泼德的崇敬，想让在美国本土的白人为黑人如此发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巴特克人（Bateke）认为，没有人像Mundéle Ndom（意思是白人中的黑人，或是黑人中的白人，指的是谢泼德 [11] ）那样……聪颖、平和，他是真正风度不凡，性格有很多优点的男人。感谢上帝让谢泼德来到这里。” [12] 他说谢泼德是一个“天生的买卖人……买东西的事情我一般让他去做”。 [13] 他用赞赏的口气说到谢泼德的吃苦耐劳和打猎技巧，说到后者怎样应对几乎要将他们帐篷吹跑的暴风雨，说他怎样寻着锚链潜到水下15英尺深处解开被卡住的锚。有一次，谢泼德射杀了一头河马，跳进水里往河马身上系绳子时，险些遭到一只也在觊觎那头河马的鳄鱼的袭击。虽然按道理说，这位黑人是这一传教使命中地位较低的人，但是读拉普斯利的信，人们就会想起詹姆斯·巴里（James Barrie）的剧本《可敬的克莱顿》（The Admirable Crichton ）。在那个剧本里，一个坐满英国上流人士的游艇在一个岛屿附近触礁沉没，机警老练的管家成了他们的指挥者。

威廉·谢泼德是刚果的第一个黑人传教士。我们从他接下来20年里写的书、信件和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以及在休假期间于汉普顿和其他地方做的演讲中可以得知，他与几乎所有在他之前去过非洲的美国人和欧洲人截然不同。没错，他是一个传播基督福音的人，在非洲生活的20年期间，他一直是这样一个人。虽然，他偶尔也会发表一些习惯性的对“未开化的极度黑暗”、 [14] “野蛮，一丝不挂，崇拜偶像，满脑子迷信和罪恶念头的野人”的不屑的言论。但他的口气完全不一样。“过去，我一直想在非洲生活，”谢泼德在给美国的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当时，我觉得我肯定会很快乐，现在我确实很快乐。” [15] 他急切地想了解开赛河沿岸的新环境：“我们马上开始学习他们的语言。我们指着不认识的东西，将他们告诉我们的名称记下来。” [16] 他还养了几只宠物鹦鹉和一只小黑猴子，他开玩笑地给那只猴子起名叫蒂普·蒂珀，就是那个非裔阿拉伯奴隶贩子的名字。他的声音更加坚定，更加自信，他有某种回到了家的感觉。虽然这种感觉也许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风险太大，他不敢细想。“我的同胞” [17] 和“在我的祖先的国家” [18] 在一起让他觉得很开心。

1892年年初，因为传教的事情，拉普斯利需要去这个国家的首都博马一趟，谢泼德需要单独在开赛待几个月。到了约定的日子，谢泼德兴高采烈地去河边的蒸汽船那里接拉普斯利，结果，让他大为震惊的是，有人捎给他一封另一个传教士的信。

尊敬的谢泼德教友：

不得不告诉您一个令人震惊和悲伤的消息：您的朋友兼同僚，S.N.拉普斯利牧师因在海边染上了黄疸血尿热（bilious hematuric fever），于3月26日去世。 [19]

美国南方的长老会尴尬地发现他们派到刚果布道团的实际负责人是一个黑人，于是又派了几个白人教友前往刚果。在这些白人教友抵达时，谢泼德已经在这里有了好几年的工作经验，已经（据一位比利时商人说）“和那些巴库巴人（Bakuba）混得很熟，在那里的所有欧洲人中，只有他会说当地的语言”。 [20]

谢泼德在不断进步。他喜欢打猎，人们还倾慕他那具有领袖魅力的口才和力量。他喜欢骑自行车，得意扬扬地说他骑的是中部非洲的第一辆自行车。他对生活的热爱让他深受众人爱戴，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一件事情可以说明他的受欢迎程度：他在婚姻中出轨，和一个村妇交好，后者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一罪过居然没有终结他在教会的职业生涯。 [21] 那个男孩叫沙比特（Shapit，当地人也用它称呼自己的爸爸），后来负责操作布道所的印刷机。

和其他那些总是一脸忧郁的传教士不同，照片里的谢泼德看上去很享受，他不是摆着姿势和被他猎杀的动物在一起，就是得意扬扬地展示个头硕大的死蛇或拨弄班卓琴。在一张照片里，身材高大魁梧的他站在一群手持梭镖和盾牌的黑人武士中间，他本人手里拿着一个梭镖。在另一张照片里，他手里拿着一支来复枪开心地笑着，一排手持弓箭的人站在他身边。照相时，他经常摆出一种很独特的姿势。他头戴白色遮阳帽，身穿白衬衫，系着白领带，穿着白色亚麻外衣，甚至还穿着白鞋。他挺着胸，双手自信地叉在腰间。在一群非洲人中间，他的笑容亲切而自信，几乎只有他才有这样的笑容。他那神态，就像是一个足球教练在炫耀一支打赢了比赛的球队。

谢泼德传道的地方和库巴人（Kuba）的定居地相邻。库巴人是非洲人中最出色的艺术家，他们制作面具、雕塑、纺织品，雕刻精美的工具。谢泼德收集的库巴艺术品——相当一部分最终保存于他那位于弗吉尼亚州的母校——是第一套由外来人收集的、数量丰富的库巴艺术品。他做了一些有关库巴人和开赛河地区其他民族的人种学方面的记录，并记录了这些地区的远古神话、宗教仪式、庄稼收成。虽然他直言不讳地承认，一些习俗——如说杀人献祭、将女人当作女巫杀掉——让他深恶痛绝，但是他的文字显示出，他在对非洲风俗感到好奇的同时也心存理解和尊重，这与某些人（如斯坦利）尖刻、草率的判断截然不同。谢泼德尤其钦佩库巴人，他们“让人感觉又回到了文明社会……也许他们的文明来自埃及——也许埃及文明来自库巴人！” [22] 看到一个库巴人在正式仪式上用来喝棕榈酒的碗时，谢泼德大为惊奇——碗上刻着一张人脸，五官像极了古代埃及艺术品上人脸的五官。“这杯子是桃花心木的，”谢泼德写道，“杯子上的那张人脸似乎可以证明他们的一个传统看法，即很多很多年之前，他们的祖先从一个遥远的地方迁徙至此。” [23]

因为地处偏僻的刚果内陆，所以库巴王国没有受到来自东西两岸的奴隶贩子的侵扰。库巴人非常重视这种与世隔绝的状况，想尽办法不让外面的人进来。他们的定居地位于欧洲各国承认的利奥波德领地的边界之内，但是在这片殖民地的初建阶段，利奥波德对偏远地区的统治权还仅仅停留在纸上。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比利时商人曾经设法进入库巴王国，但多次无功而返，他们送给国王的礼物被退了回去。

谢泼德做了大多数人类学家只能在梦中做到的事情。1892年，谢泼德成为外面世界里第一个进入伊夫卡镇（Ifuca）的人。 [24] 库巴国王考特·阿木比维基二世（Kot aMbweeky Ⅱ）的王宫就坐落在这里。国王一再申明，谁胆敢帮助外人进入城里，就砍掉谁的脑袋，因此没有人敢给谢泼德指路。他和一小群非洲人花了3个月才找到通往库巴王国首都的道路。最后，他们暗中循着一个象牙商队的足迹找到那里。谢泼德仍然穿着一身白，包括白色帆布鞋，和“先前的”（他之后沮丧地写道）白色亚麻外套。

国王怒不可遏，命人将谢泼德和跟随他的人，以及帮助过他们的所有人送到法庭，让法庭判处他们杀头的刑罚。后来，他发现这位闯入者也长着黑皮肤，会说一些库巴语。法院的长老们认为，从这些迹象上看，他是一个转世的神灵。随后，他们宣称他们知道他是谁了：鲍珀·梅克比（Bope Mekabe），一个驾崩了的国王。 [25] 谢泼德后来说，关于那位圣明的国王生前的事情，他一点也说不上来，然而那些长老认定他就是先前的国王转世 [26] 。 [27]

这次造访是谢泼德一生中的亮点之一，它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信息，因为库巴拥有中部非洲最为完备的政治制度。 [28] 谢泼德在库巴王宫待了4个月，他看到的一切都让他充满兴趣，他详细记录了从朝廷礼仪到王室警察处理偷盗和其他犯罪行为的程序。每次觐见国王时，仆人要在谢泼德面前铺上豹子皮，让他踩着豹子皮走到国王面前。对方坐在象牙宝座上，戴着饰有珠子和羽毛的王冠。

“我喜欢上了库巴人……”他写道，“他们是我在非洲见过的相貌最好的民族，他们气宇不凡，举止优雅，勤劳勇敢，诚实守信，总是面带诚恳的笑容，而且热情好客。他们拥有赤道非洲地区最渊博的纺织、刺绣、木刻、冶炼方面的知识。” [29] 谢泼德参加了一次该王国各城镇酋长和首领的年度大会。在会上，每个酋长和首领依次汇报所在地域的出生人数、死亡人数、收成情况以及其他事件，之后表演了仪式性的舞蹈。他后来写了一本关于非洲经历的书，书名为《刚果的长老会先驱们》（Presbyterian Pioneers in Congo ），但是书中浓墨重彩地介绍了那些显然不属于长老会的库巴人。 [30] 他亲自深入观察了最后一批没有受到欧洲人影响的伟大非洲王国中的一个。谢泼德说，库巴人有关他们民族的创世神话说：“他们民族的第一批先人，包括男人和女人，是由天上垂下的一根绳子放下来的。他们下来后，解开身上的绳子，绳子又被收回天上去了。” [31]

第一次造访库巴之后，谢泼德休假回到美国。在途中，他受邀在伦敦埃克塞特大厅（Exeter Hall）做演讲。因为他去过库巴王国，并发现了一个欧洲人知之甚少的湖泊，因此他被选入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长老会传教士。该协会还将他发现的那个湖命名为“谢泼德湖”。在华盛顿，谢泼德向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总统赠送了一张库巴人做的竹席。在后来的一次造访中，他送给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一个烟斗和一个棕榈纤维的床罩。在国内期间，谢泼德发表了无数次演讲，有时是在大学里，有时是在教堂里。他热情洋溢地赞美非洲，为长老会招募了一批黑人传教士。其中的一个人是露西·甘特（Lucy Gantt）。她是一位老师，也是一位很有天分的歌手，谢泼德在神学院上学的时候就认识她。后来，他们结婚了。为了筹建后来的几个布道所，又有一批长老会成员来到非洲，但最高负责人一直是白人。在美国出版的南方长老会（Southern Presbyterian）海外传道会官方名册中，谢泼德和其他新招募的成员名字的后面往往标有“（colored）”（有色人种）或“（c.）”。但是，在非洲，他没有感觉自己被当作二等公民：他以当时库巴国王的一个儿子的名字“马克萨马林格”（Maxamalinge）作为自己的一个儿子的名字。

无须惊讶的是，库巴人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很满意。虽然他们对谢泼德很友好，但他们对基督教没什么兴趣。谢泼德主持的布道所从他们中间吸收的新教徒寥寥无几。但是，谢泼德因为他关于非洲的新发现在国内名声大噪，所以长老会担心，如果关闭他的布道所派他到别处的话，会在公众之中产生负面影响。

整个开赛地区和刚果其他地区一样，最终都屈服于刚果邦的武力征服。在谢泼德历史性的造访的8年之后，利奥波德的军队最终开到那里，洗劫了库巴王国的首都。

*

利奥波德的军队进攻库巴首都，和刚果地区的其他事件一样，都是由万里之外的一个发现触发的。就在威廉·谢泼德第一次登船前往非洲的几年前，一位长着威严的大胡子的兽医在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家里摆弄他儿子的三轮自行车。约翰·邓洛普（John Dunlop）绞尽脑汁想解决一个困扰骑车人多年的问题：如果不用弹簧，怎样才能让自行车骑起来不那么颠簸？最后，邓洛普想出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实用的解决办法——使用可以充气的橡胶轮胎。1890年，邓洛普公司开始制造轮胎——从此引发了一股骑自行车热潮，并催生了一个新的产业，在时间上恰到好处地推动了汽车的出现。

自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西印度群岛发现橡胶之后，欧洲人就对橡胶有所了解。在18世纪第一个10年后期，一位英国科学家看到它能擦掉铅笔画出的痕迹之后，就给它起了这个英文名 [32] 。1823年，这位名叫查尔斯·麦金托什（Charles Macintosh）的苏格兰人让自己的名字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他发明了一种工业化生产防水布的方法，取代了美国印第安人长期手工将橡胶涂抹在布料上制作防水布的做法。16年后，美国发明家查尔斯·古德伊尔（Charles Goodyear）无意中将硫黄洒到了炉子上滚热的橡胶里。他发现这样产生的混合物遇冷后不会变硬，加热后不会产生臭味，不会发黏。这帮助那些生产橡胶靴和雨衣的人们解决了困扰他们的重大问题。但是，直到19世纪90年代早期，也就是邓洛普给儿子的三轮车轮子上安装了充气轮胎的5年之后，世界范围的橡胶热才真正开始。所有工业国家对橡胶产品的需求量大增，不仅包括橡胶轮胎，还包括粗细不同的橡胶软管、密封垫等类似产品，还有当时迅速遍布全球的电报线、电话线以及电源线的绝缘层。一时之间，工厂无法获得足够的橡胶原料，在整个19世纪90年代，这种原料价格飞涨。橡胶热对全世界都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但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生活在赤道雨林地区的那些人。在那里，野生的橡胶藤蔓植物覆盖了利奥波德国王治下刚果将近一半的领土。这些植物可以沿着树木，弯曲攀缘到树上很高的地方。

对于利奥波德来说，这股橡胶热简直是天赐之福。刚果投资让他债台高筑，危机四伏，但是现在他看到，将来的回报绝对超乎他的想象。虽然人们对象牙的热情犹在，但到了19世纪90年代后期，作为来自刚果的主要收入的野生橡胶远远超过了象牙带来的收入。这一下，他胜券在握，热切地向从刚果回来的政府官员没完没了地询问橡胶的收成。他如饥似渴地审阅从那块领土不断发来的电报和报告，在空白处做批示后，交给助手付诸行动。他这一时期写的信件里充斥着大量的数字：来自世界市场的商品价格、贷款利率、运往刚果的来复枪的数量、运往欧洲的橡胶吨数、他要用新获得的利润在布鲁塞尔筹建的凯旋门（triumphal arch）的具体尺寸。 [33] 阅读这一时期国王的往来信函就像是阅读公司CEO的函件，好像公司刚开发出一种高利润新产品，要抢在竞争对手的生产线开始运转之前大赚一笔。

利奥波德担心的竞争是来自人工种植橡胶的竞争。这种橡胶不是藤蔓植物，而是一种树。不过，橡胶树需要精心照料，而且需要生长多年才能割取汁液。国王气急败坏地要求将刚果野生橡胶的产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他知道，一旦拉丁美洲和亚洲种植园的橡胶树成熟之后，价格就会下降。这种情况肯定会发生，但到那时，刚果已经享受野生橡胶热潮将近20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可以不断寻找新的橡胶来源。

和提供象牙的人一样，那些向刚果国和私人公司供应橡胶的人也会根据提供的橡胶数量获得相应报酬。1903年，某个“高产”的代理人获得的佣金是他年薪的8倍。 [34] 不过，更多的利润直接流入了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流入首都的利润主要去了布雷德里大街（Bréderode）的两侧。这条街道的一侧是王宫的后墙，另一侧是刚果国政府部门办公大楼和一些刚果公司的总部。

虽然利奥波德私人控制的刚果政府可以拿到那些特许公司利润的一半，但是这位国王通过刚果政府直接攫取这块土地上的物产获得的利润要比这多很多。但是，因为那些特许公司在管理上并非事事保密，所以，我们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更准确的统计数字。例如，1897年，其中一个名为“英国-比利时印度橡胶和探险公司”（Anglo-Belgian India Rubber and Exploration Company，简称A.B.I.R.）的特许公司，在刚果以每千克1.35法郎的价格收购橡胶后，装船运到安特卫普的公司总部，在那里，售价有时候能达到每千克10法郎，利润率超过了700%。1898年，A.B.I.R.的股票价格涨到了6年前的7倍。 [35] 1890～1904年，刚果橡胶的利润增加了96%以上。 [36] 到世纪之交，刚果绝对是非洲最赚钱的殖民地。从刚果获得的利润之所以这么高，除了运输成本较低之外，还因为割取野生的橡胶没有种植成本，没有肥料成本，无须在昂贵的设备上投资。需要的只有劳力。

去哪里找这样的劳力？对于刚果的统治者来说，这是一个问题。他们没法像强迫脚夫那样，将人们聚拢起来，用铁链子把他们拴在一起，然后监工手持chicotte，盯着他们干活。要割取野生橡胶，人们必须在雨林里分散干活，而且经常需要爬树。

橡胶是一种凝结的树液。橡胶在法语中叫“caoutchouc”，它来源于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词语，意思是“流泪的树”。在刚果，这种“流泪的树”属于一种吸水性很强，能够生长得很长的胶藤属藤蔓植物。它地面上的根部直径最大为1英尺，缠绕在树上的藤蔓可以向上生长到100英尺或更高的地方。在那个高度上，它可以接受阳光的照射。在充足的阳光下，藤蔓会分叉，并在周围其他五六棵树高处的树枝上缠绕数百英尺。要想割取橡胶，必须用刀割开藤蔓的皮，将一个木桶或陶罐挂在割口的下面去接缓慢滴下的黏稠的乳状汁液。你可以只在藤蔓上割一个小口，也可以——虽然政府禁止但人们在广泛应用——将它彻底割断，这样虽然可以弄出更多橡胶，但是会把这个藤蔓弄死。一旦村寨附近的橡胶汁液被取尽之后，人们就不得不往森林深处走。很快，大多数收割工不得不走一两天才能找到没有被割取过的藤蔓。当近地面的藤蔓汁液被割取完之后，人们就不得不爬到树上去割取汁液。“我们……在路上看到一个人。他……在割取一些藤蔓上的汁液时，从树上掉下来摔断了腰”，一位传教士这样写道。 [37] 另外，热带地区司空见惯的瓢泼大雨经常将橡胶藤蔓生长的大片雨林变成泽国。

廉价的小装饰品或铜丝根本不足以让人每次一连好几天待在洪水浸泡的森林里，做那么艰苦并且让身体极其痛苦的工作。一个橡胶收割工必须将糖浆似的橡胶汁液晾干，好让它凝固，而做到这一点的唯一办法往往是将这种物质涂抹在他的胳膊、大腿和前胸上。“最初的几次，将凝固的橡胶从长着体毛的身上揭去，会十分痛苦，”1892年，公安军军官刘易斯·查尔廷（Louis Chaltin）在日记中写道，“非洲人不喜欢割取橡胶，必须逼着他们做。” [38]

怎么逼他们做？某些消息和谣言慢慢传到了欧洲。“例如，有人告诉我乌班吉（河）上游是怎么做的，”一位英国副领事在1899年的报告中说，“军官（们）的办法是……划独木舟到村寨里，村寨的居民肯定闻风而逃，然后士兵上岸，开始抢劫，他们把所有的鸡、米、面等都拿到屋子外面，然后，他们开始追击村民，只需将他们的女人抓住就行。把这些女人押作人质，让该地区的酋长交纳规定数量的橡胶。交来橡胶之后，家里的男人为每个女人再交两只羊就可以将自己的妻女领走。这位军官将这种办法用在一个村子又一个村子上，直到收到数量足够的橡胶。” [39]

被押作人质的有时候是女人，有时候是孩子，有时候是老人或酋长。橡胶产区的政府或公司的每个基站都用栅栏关着很多人质。男性村民如果敢抵制割取橡胶的命令，他的妻子很可能会没命，因为栅栏里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生活条件非常恶劣。“上次突袭恩格瓦拉（Engwettra）时抓回来的那些女人真是让我伤脑筋，”公安军军官乔治斯·布里克斯（Georges Bricusse）1895年11月22日在日记中写道，“每个士兵都想要一个。负责看守她们的哨兵把最漂亮的女人身上的铁链子打开并强奸了她们。” [40]

当然，利奥波德从来没有宣布挟持人质是官方政策。如果后人就此指控政府，当局会愤怒地予以驳斥。但是在远离人们视线的乡村，他们根本无须装模作样。有关怎样挟持人质的说明居然出现在半官方的指导手册里。《刚果游客和居民手册》（Manuel du Voyageur et du Résident au Congo ）透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信息。政府给每个代理人和镇公所都发了一本。这个五卷本的指导手册的内容囊括了从怎样让仆人听话到鸣礼炮的正确方法的所有事项。挟持人质也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在非洲，挟持人质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如果村民躲起来的话，他们不会离开村子很远，肯定要去村子周围的菜园里找吃的。只要盯紧这些菜园子，用不了多久，你肯定能抓住他们……如果你觉得抓到的人已经不少了，就可以从他们中间找一个岁数大一些的人，最好是一个老太太。送她一件礼物，打发她到酋长那里，去和酋长沟通。村子的酋长也希望村民能被放回来，于是往往会派代表来谈判。 [41]

历史很少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为那些实施恐怖统治的人提供的如此详细的指导方法。有关如何挟持人质的建议出现在一本叫作《实用问题解答》的操作手册里。这本手册出自一个由约15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之手。其中的一个成员——在斯坦利瀑布担任基站负责人时曾经收集过黑人人头，任期结束后投入两年时间撰写这本书——就是利昂·罗姆。

*

挟持人质让刚果有别于其他大多数的强制劳动政权。但是，在其他方面，刚果与它们大同小异。和几十年之后的苏联古拉格一样（另一种采集原材料的奴隶劳动制度），刚果采用的也是配额制。在西伯利亚，配额指的是砍下的木材的立方米数，或者人质每天开采的金矿石的吨数，而在刚果，配额指的是橡胶的千克数。以A.B.I.R.为例，这个占有一片富饶土地的特许公司正好位于刚果河巨大的半圆形转弯的下游。这里给每个村寨确定的标准配额是每个成年男性每两周上缴3～4千克晾干的橡胶——这实际上意味着这些人要在两周内将全部工作时间投入这项任务。 [42] 其他地方的配额更高，并且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位于遥远的刚果北方的蒙加拉河（Mongala River）流域被控制在一家名为安特卫普刚果贸易公司（Société Anversoise du Commerce au Congo）的特许公司手里。这家公司的一位主管估计，要完成配额，橡胶收割工必须每月在森林里忙碌24天。晚上，他们要钻进自己编的粗糙的笼子里睡觉，以防止豹子袭击，虽然这种保护措施不是常常有效。 [43]

为了够到藤蔓高处的部分，不顾一切要弄到藤蔓中每一滴橡胶的人往往会把整条藤蔓都扯下来，将它砍成几段，把里面的橡胶都挤出来。 [44] 虽然刚果政府颁布了严格的法令，禁止用这种方式使藤蔓死亡，但政府同时也用chicotte鞭打那些没有如数上交橡胶的村民。两者相较，还是chicotte的威力更大。有人看到村民为了完成橡胶配额，甚至将藤蔓的根挖出来。

整个体系都是军事化的。公安军的游击队遍布各地，经常为与他们签订协议的公司提供火力支持。另外，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保安队，他们委婉地称之为“哨兵”。和几乎其他所有方面一样，各个公司在军事方面的运作好像是政府职能的延伸。在抓人质或者镇压暴动的村寨时，公司哨兵往往和公安军士兵协同作战。

橡胶藤蔓生长的所有地方，人口流动都被严格控制起来。一般来说，要是去另一个村寨走亲访友，必须从政府代理人或公司代理人那里申领一个许可。在有的地区，你必须佩带一个上面写有数字的金属盘，用一根绳子挂在脖子上，这样公司代理人就可以跟踪了解你是否完成了配额。数量可观的非洲人被征入这一劳工大军：1906年，单是A.B.I.R.的劳工名册里就登记了4.7万名橡胶收割工，这仅占整个刚果国橡胶生产劳动力很小的一部分。 [45]

河边的路上到处是一队队疲惫不堪的村民，头顶上的筐里装着一大团的灰色橡胶。他们有时候需要走20英里或更长的路去欧洲代理人的宅邸附近集合。欧洲代理人坐在阳台下面，给人们交来的每筐橡胶称重。在某个收集点，一个传教士数了一下，顶着筐来的有400人。 [46] 橡胶汁液交上来之后，要将它做成粗糙的厚板（rough slab），每个厚板和小型手提箱大小相同，然后将它们放在太阳下晾干。橡胶板晾干后，就被装上由蒸汽船拖着的驳船顺流而下。这是前往欧洲的漫长旅程的第一段。

政府和公司一般会以一块布、几颗珠子、几小勺盐，或一把刀的形式向收割橡胶的村民支付报酬。这些东西的价值接近于零，只是刀子是收割更多橡胶的重要工具。至少有一次，一位逼着村民割取橡胶的酋长得到的报酬是几个人。1901年，斯坦利瀑布附近两个白人官员之间的法律纠纷给我们留下了以下庭审记录。接受法官询问的证人是利亚姆巴（Liamba），他是一个名叫马林达（Malinda）的村子的酋长：

问：M.霍迪奥克斯（M. Hottiaux）［一位公司官员］是不是给过你活着的女人和孩子？

答：是的，他给过我6个女人和2个男人。

问：为什么？

答：作为我带到基站的橡胶的报酬。他告诉我，我可以吃掉他们，或杀掉他们，或让他们给我当奴隶——随便我怎么处置。 [47]

*

开赛河附近的雨林富含橡胶，谢泼德和其他美国长老会教友发现自己置身于大灾难的现场。开赛河也是反抗利奥波德的统治最为激烈的地方之一。 [48] 一个武装首领带领手下士兵，集结政府军队，在谢泼德传道的那个地区大肆搜捕和镇压反抗者，抢掠和烧毁了十几个村庄。潮水般的难民拼命拥向谢泼德的布道所避难。

1899年，在上司的命令下，谢泼德冒着危险硬着头皮前往未开发地区，调查这场骚乱的起因。在那里，他发现了血迹斑斑的地面，被破坏的村寨以及大量死尸。空气中充斥着浓重的腐肉臭味。在进入镇压者营地的当天，他就看到他们用火熏烤着大量东西。那位首领“把我们领到一堆用木棍架起来的木柴旁边，木柴下面燃着小火。在小火上熏烤着的是很多的右手。我数了数，一共是81个”。 [49] 那位首领告诉谢泼德：“看！这就是我们的证据。我们一般必须把我们杀掉的那些人的右手砍下来，为的是让政府知道我们杀了多少人。” [50] 他骄傲地给谢泼德看了他们砍下右手的那些尸体。熏烤可以让这些手在炎热、潮湿的气候里得到长期保存，因为这位首领在几天或几周之后才能给有关官员展示这些手，并受到对他的杀戮的奖赏。

谢泼德撞见了利奥波德的橡胶收集系统最残忍的方面之一。和劫持人质一样，砍掉手掌也是一项经过仔细考虑之后出台的政策。甚至一些高级官员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在刚果的那段时间里，我是赤道地区的第一任地区长官，”查尔斯·勒迈尔（Charles Lemaire）退休后回忆说，“橡胶供应一出现问题，我就给政府写信，‘要想在这个地区收集橡胶……必须用砍掉手、割下鼻子和耳朵的手段’。” [51]

如果村子不臣服于橡胶统治，政府或公司的部队或者他们的同盟部队有时会开进村子，屠杀全村，让附近村子的人获得这个消息。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欧洲军官也不放心。针对发给士兵的每一发子弹，他们都让对方提供证据，让后者证明这些子弹都用在了杀人上，而没有“浪费”在打猎，或更糟糕的是，被攒下来用在将来的兵变上。这方面的证据一般是从尸体上砍下的右手——有时候，右手不是从死尸上砍下来的。“有时候”，一位军官对一个传教士说，士兵“将子弹用在猎杀动物上，然后从活人身上砍下手来”。 [52] 在一些连队里，甚至专门有人负责“保管砍下来的右手”，这个人的职责就是熏烤这些手。 [53]

谢泼德不是第一个见识刚果砍手暴行的外国人，也不是最后一个，然而，只有他给传教士杂志撰写的有关这一可怕发现的文章获得了广泛转载和引用，不但欧洲人转载和引用它，美洲人也转载和引用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他，海外读者开始将刚果与砍手暴行联系在一起。在谢泼德惊人发现的6年之后，社会党领导人埃米尔·范德维尔德（Émile Vandervelde）在比利时议会抨击利奥波德用从刚果获得的利润建造耗资巨大的公共建筑时说：“纪念性拱门有朝一日会被人称作‘砍手拱门’。” [54] 威廉·谢泼德的直言不讳终于惹恼了刚果当局。一名叫范德维尔德的律师未来会在刚果法庭上给谢泼德辩护。不过，这是后话了。

有关橡胶收集的恐怖行为传遍整个雨林地区之后，给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永远无法愈合的创伤。一位在半个世纪之后记录了口述历史的天主教神父在记录中提到了一个叫茨瓦姆比（Tswambe）的人。这个人让斯坦利池塘北部沿河岸300英里的人们感到极其恐惧，他是一个极其被痛恨的政府官员。他的名字叫利昂·费夫兹（Léon Fiévez）。

所有黑人都把这个人看作“赤道地区的魔鬼”……士兵在战场上打死的所有人的尸体，都要砍掉右手。他要亲自清点每个士兵砍下的右手的数目，士兵们必须用筐把砍下的手送到他面前……不给他割取橡胶的村子的人就会被杀光。当时我还年轻，我看到（费夫兹）手下那个叫莫利里（Molili）的负责看守博耶卡村（Boyeka）的士兵拿来一张大网，将10个抓来的村民套在网里之后，给大网系上几块大石头，让大网滚进河里……橡胶给人们带来了这些苦难，这就是我们不愿意再听到人们说起这个东西的原因。那些当兵的逼着年轻人杀死或强奸自己的母亲和姐妹。 [55]

一位在1894年经过费夫兹的驻地的公安军军官引述了费夫兹本人的话。费夫兹描述了如果周围村民不按要求给他的部队提供鱼和木薯的话，他会怎么办：“我就向他们宣战。一个例子就足够：砍掉100个人的头，从此这个驻地就吃喝不愁。我的目标是终极人道主义。我虽然杀了100个人……但饶了500个人的命。” [56]

如果说砍掉手和头也算是“人道主义”原则的话，那么费夫兹这样的虐待狂可以无所顾忌了。姆比玛（M’Bima）基站的负责人用左轮手枪给村民的耳垂打洞； [57] 在开赛河沿岸工作的代理人拉乌尔·德·普雷摩里尔喜欢给他怀疑装病的人喝大剂量的蓖麻油。 [58] 要是代理人阿尔伯里克·迪迭戈（Albéric Detiége）发现村民为了完成橡胶配额的重量要求，铤而走险给橡胶里掺泥土或卵石的话，他就让他们吃掉那些橡胶。 [59] 得知两个脚夫没有在营地制定的公共厕所如厕，地区长官让·韦尔杜森（Jean Verdussen）就命令那两个人脸上抹上粪便，在士兵们面前走正步。 [60]

随着有关白人手下的士兵、他们砍下一筐筐人手的新闻在刚果地区传开，与先前白人认为黑人吃人的传言正好相反，非洲人越来越相信另一个传言：他们在白人的屋里看到的牛肉罐头里的并不是标签上显示的动物的肉，那里面装的都是剁碎的人手。 [61]

[1] Tennant to Stanley，6 May 1890 and 9 May 1890，quoted in McLynn，Frank. Stanley：Sorcerer’s Apprentice . London：Constable，1991，pp. 328-329.

[2] Stanley’s journal，9 Sept. 1890，quoted in McLynn，Frank. Stanley：Sorcerer’s Apprentice . London：Constable，1991，p. 334.

[3] McLynn，Frank. Stanley：Sorcerer’s Apprentice . London：Constable，1991，p. 334.

[4] McLynn，Frank. Stanley：Sorcerer’s Apprentice . London：Constable，1991，p. 376.

[5] Stanley to Mackinnon，25 Dec. 1890，quoted in McLynn，Frank. Stanley：Sorcerer’s Apprentice . London：Constable，1991，p. 337.

[6] 关于William Sheppard，最全面的研究者是Phipps。另参见Schall，Shaloff，Roth，Walter Williams，Sheppard，大量关于Sheppard或由其编写的文章见Southern Workman 。

[7] Shaloff，Stanley. Reform in Leopold’s Congo. Richmond，VA：John Knox Press，1970，p. 15.

[8] The Missionary ，vol. xxvi，no. 6，pp. 219-220.

[9] Lapsley，Samuel.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Norvell Lapsley：Missionary to the Congo Valley，West Africa 1866-1892 . Richmond，VA：Whittet & Shepperson，1893.（Citations are to the full edition of 242 pages，not the abridged edition.），p. 44.

[10] Lapsley to his “Aunt Elsie，” in Lapsley，Samuel.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Norvell Lapsley：Missionary to the Congo Valley，West Africa 1866-1892 . Richmond，VA：Whittet & Shepperson，1893.（Citations are to the full edition of 242 pages，not the abridged edition.），p. 83. A misprint in Lapsley erroneously dates this letter 1891.

[11] Lapsley to “Aunt Elsie，” Lapsley，Samuel.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Norvell Lapsley：Missionary to the Congo Valley，West Africa 1866-1892 . Richmond，VA：Whittet & Shepperson，1893.（Citations are to the full edition of 242 pages，not the abridged edition.），p. 83.

[12] Lapsley to his mother，22 Dec. 1890，Lapsley，Samuel.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Norvell Lapsley：Missionary to the Congo Valley，West Africa 1866-1892 . Richmond，VA：Whittet & Shepperson，1893.（Citations are to the full edition of 242 pages，not the abridged edition.），p. 94.

[13] Lapsley，Samuel.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Norvell Lapsley：Missionary to the Congo Valley，West Africa 1866-1892 . Richmond，VA：Whittet & Shepperson，1893.（Citations are to the full edition of 242 pages，not the abridged edition.），p. 108.

[14] William Sheppard in the Southern Workman 44（1915），pp. 166，169，quoted in Schall，Larryetta M. “William H.Sheppard：Fighter for African Rights.” In Stony the Road：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Hampton Institute ，ed. Keith L.Schall. 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1977，pp. 114-115.

[15] Sheppard to Dr. S. H. Henkel，5 Jan. 1892，quoted in Shaloff，Stanley. Reform in Leopold’s Congo. Richmond，VA：John Knox Press，1970，p. 29.

[16] Sheppard，“Yesterday，To-day and To-morrow in Africa，” in Southern Workman ，Aug. 1910，p. 445.

[17] Williams，Walter L. “William Henry Sheppard，Afro-American Missionary in the Congo，1890-1910.” In Black Americans and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in Africa ，ed. Sylvia M.Jacobs.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82，p. 138.

[18] letter from Sheppard to The Missionary ，Sept. 1890，quoted in Williams，Walter L. “William Henry Sheppard，Afro-American Missionary in the Congo，1890-1910.” In Black Americans and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in Africa ，ed. Sylvia M.Jacobs.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82，p. 138.

[19] S. C. Gordon to Sheppard，quoted in Shaloff，Stanley. Reform in Leopold’s Congo. Richmond，VA：John Knox Press，1970，p. 30.

[20] Ernest Stache to the Board of World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7 Aug. 1892，quoted in Shaloff，Stanley. Reform in Leopold’s Congo. Richmond，VA：John Knox Press，1970，p. 32.

[21] Phipps，William E. The Sheppards and Lapsley：Pioneer Presbyterians in the Congo. Louisville，KY：Presbyterian Church（USA），1991，p. 118；Benedetto，Robert，ed. Presbyterian Reformers in Central Africa：A Documentary Account of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Congo Mission and the Human Rights Struggle in the Congo，1890-1918. Leiden：E.J.Brill，1996，pp. 30，423-425.

[22] Sheppard in the Southern Workman ，Dec. 1893，pp. 184-187，quoted in Williams，Walter L. “William Henry Sheppard，Afro-American Missionary in the Congo，1890-1910.” In Black Americans and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in Africa ，ed. Sylvia M.Jacobs.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82，p. 143.

[23] Sheppard，“African Handicrafts and Superstitions，” Southern Workman ，Sept. 1921，pp. 403-404.

[24] Vansina，Jan. The Children of Woot：A History of the Kuba Peoples.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8，p. 3.

[25] 谢泼德经常这么说，比如，当他于1893年11月14日在汉普顿演讲时（reprinted in the Southern Workman ，April 1895，“Into the Heart of Africa，” p. 65）：“你是鲍珀·梅克比，你在家父之前统治这个国家，你已经驾崩。”虽然好几次（Southern Workman ，April 1905，p. 218，and Sept. 1921，p. 403），他被认为是当时在位国王的一个已经逝去的儿子。

[26] 知名人类学家简·范西纳（Jan Vansina）持有不同看法：因为“鲍珀·梅克比”这一名字不属于库巴王室族系，所以他认为，库巴人其实知道谢泼德是谁，他们只是借奉承谢泼德来从他口中套出其他欧洲人进入这个王国的计划。

[27] Shaloff，Stanley. Reform in Leopold’s Congo. Richmond，VA：John Knox Press，1970，p. 45。

[28] Vansina，Jan. The Children of Woot：A History of the Kuba Peoples.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8。对库巴人的研究绝对称得上专业。不过，为了避免混淆，在引述谢泼德的话语或在其他地方，我一般采用谢泼德拼写的非洲人名。

[29] Sheppard，William H. Presbyterian Pioneers in Congo. Richmond，VA：Presbyterian Committee of Publication，1916，p. 137.

[30] 这本书再版时，书名改为《刚果的先驱们》（Pioneers in Congo ）。

[31] Sheppard，William H. Presbyterian Pioneers in Congo. Richmond，VA：Presbyterian Committee of Publication，1916，p. 119.

[32] 擦、蹭的英文动词是“rub”，橡胶的英文名为“rubber”，字面意义为“用以擦或蹭的东西”。——译者注

[33] Liebrechts，Charles. Congo：Suite à mes souvenirs d’Afrique . Brussels：Office de Publicité，1920，pp. 37-38.

[34] Harms，Robert. “The World ABIR Made：The Maringa-Lopori Basin，1885-1903.” African Economic History 22（1983），p. 132.

[35] Harms，Robert. “The World ABIR Made：The Maringa-Lopori Basin，1885-1903.” African Economic History 22（1983），pp. 130-131.

[36] Nelson，Samuel H. Colonialism in the Congo Basin 1880-1940 . Athens，Ohio：Ohio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4，p. 82.

[37] Official Organ ，Sept. 1907，p. 10.

[38] Louis Chaltin，journal，16 July 1892，quoted in Northrup，David. Beyond the Bend in the River：African Labor in Eastern Zaire，1865-1940. Athens，Ohio：Ohio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1988，p. 51.

[39] Pulteney to FO，15 Sept. 1899，FO 10/731，no. 5，quoted in Cookey，S.J.S. Britain and the Congo Question：1885-1913 . London：Longmans，Green & Co.，1968，pp. 50-51 fn.

[40] Bricusse，Georges. Les carnets de campagne de Georges Bricusse（6 février 1894-18 juillet 1896） . Ed. Pierre Salmon. Brussels：Édition CEMUBAC，1966，p. 81.

[41] Donny，Albert，et al. Manuel du voyageur et du résident au Congo . 5 vols.Brussels：Hayez，1897-1901，vol. 1，pp. 139-140.

[42] Harms，Robert. “The World ABIR Made：The Maringa-Lopori Basin，1885-1903.” African Economic History 22（1983），p. 132.

[43] Daniel Vangroenweghe “Le Red Rubber de l’Anversoise，1899-1900，Documents inédits” in Annales Aequatoria 6（1985），p. 57.

[44] Harms，Robert. “The End of Red Rubber：A Reassessment.”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ⅩⅥ，no.1（1975），p. 81.

[45] Harms，Robert. “The End of Red Rubber：A Reassessment.”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ⅩⅥ，no.1（1975），p. 79.

[46] Harms，Robert. “The World ABIR Made：The Maringa-Lopori Basin，1885-1903.” African Economic History 22（1983），p. 134.

[47] Canisius，Edgar. A Campaign Amongst Cannibals. London：R.A.Everett & Co.，1903.（Published in one volume with Captain Guy Burrows，The Curse of Central Africa ，under the latter title），p. 267.

[48] Marchal，Jules. E.D.Morel contre Léopold Ⅱ：L’Histoire du Congo 1900-1910 ，vol.2.Paris：Éditions L’Harmattan，1996，pp. 106-107.

[49] Sheppard diary，14 Sept. 1899，Sheppard Papers.

[50] Sheppard in The Missionary ，Feb. 1900，p. 61.

[51] Charles Lemaire，Belgique et Congo （Gand：A. Vandeweghe，1908），p. 64，quoted in Vangroenweghe，Daniel. Du Sang sur les Lianes. Brussels：Didier Hatier，1986，p. 46.

[52] Ellsworth E. Faris，journal，23 Aug. 1899，quoted in Morel，E.D. E.D.Morel’s History of the Congo Reform Movement . Eds. William Roger Louis and Jean Stenger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8，p. 248.

[53] Vangroenweghe，Daniel. Du Sang sur les Lianes. Brussels：Didier Hatier，1986，p. 234.

[54] Parliamentary debate of 28 Feb. 1905，quoted in Vangroenweghe，Daniel. Du Sang sur les Lianes. Brussels：Didier Hatier，1986，p. 288.

[55] ，E. “Ntange.” Aequatoria ⅩⅤ，no.2：pp.58-62；and no.3：pp.96-100. Coquilhatville，Belgian Congo：1952，pp. 58-59.

[56] Bricusse，Georges. Les carnets de campagne de Georges Bricusse（6 février 1894-18 juillet 1896） . Ed. Pierre Salmon. Brussels：Édition CEMUBAC，1966，p. 56.（11 June 1894）.

[57] Guy Burrows，The Curse of Central Africa （London：R. A. Everett & Co.，1903），pp. xviii-xix.

[58] De Premorel，Raoul. Kassai：The Story of Raoul de Premorel，African Trader . Ed. Reginald Ray Stuart. Stockton，CA：Pacific Center for Western Historical Studies，1975，p. 64.

[59] Marchal，Jules. E.D.Morel contre Léopold Ⅱ：L’Histoire du Congo 1900-1910 ，vol.2.Paris：Éditions L’Harmattan，1996，p. 85.

[60] Marchal，Jules. L’État Libre du Congo：Paradis Perdu. L’Histoire du Congo 1876-1900 ，vol.1.Borgloon，Belgium：Éditions Paula Bellings，1996，p. 391.

[61] Bremen 1，pp. 119-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