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胜利真的到来了吗？

无论在非洲还是欧洲，利奥波德的死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很多比利时人长出了一口气。他们终于可以摆脱他们的国王做的那些让他们感到很丢脸的事请：年龄差距极大的老少恋、与女儿的长期不和、赤裸裸的贪欲。但是，人们很快发现，利奥波德的鬼魂不会那么轻易地消失。这位死时在欧洲富可敌国的国王曾设法将这些财富都带走。在一定程度上，他做到了。

人们发现，他在死前不久曾经秘密下令在德国建立一个基金会，他借此向德国转移了价值2500万法郎的绘画作品、银器、水晶、珠宝、家具等，还有价值2000万法郎的债券。该基金会的章程规定，它的一些收入将用于再投资，其他收入的支配要“根据创始人的指示”花在他喜欢的宏伟、显眼的项目上：宫殿、纪念碑、公共建筑。他担心将来目光短浅的比利时政府不愿意将钱花在这些地方，同时，他还想方设法始终不让这些财富落入路易丝、斯蒂芬妮、克莱门蒂娜手中。“国王只有两个心愿，”一位前任内阁大臣在利奥波德最后的几年里这样说，“死去时是一个亿万富翁；不让女儿们继承他的财产。” [1]

这个注册于德国的基金会不是他隐藏财富的唯一之处。人们后来发现，他的心腹助手奥古斯汀·戈菲内男爵为国王在布鲁塞尔购买的58处房产，属于另一家鲜为人知的公司。第三家影子实体是位于里维埃拉的住宅和花园房地产公司（Residential and Garden Real Estate Corporation），它是利奥波德在里维埃拉林林总总各种房产的所有者。其中的一些别墅被特别标明用作未来比利时国王的永久度假场所；其他房产是一个大型疗养中心的一部分， [2] 配备有公园、花园、健身设施、乡间别墅，专门给刚果工作归来的白人主管提供免费度假场所。另外，这些不为人知的房地产公司还握有利奥波德价值超过2500万法郎的刚果债券。 [3]

比利时政府理清这位已故国王的财产摊子的工作耗费了好多年，因为涉及这些财产的诸多实体注册地在比利时、法国、德国三个国家，理清各种头绪的过程完全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打乱。那个疗养中心被永远地搁置了。虽然，利奥波德曾经满腔热情规划的气派的世界殖民学校（World School of Colonialism）壮观的地基已经在布鲁塞尔城外打好，但不得不中途停工。萨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后来买下了这位国王在里维埃拉众多别墅中的一处。还有一个别墅周围的空地被改造成了动物园，目前，那个动物园的黑猩猩表演很出名。

直到1923年，也就是利奥波德死后第14年，利奥波德最后一大堆盘根错节、让人头痛的遗产终于被弄清楚了。调查人员发现，他占有的一部分财富实际上应该属于他那已经发了疯，但身体仍然硬朗的妹妹卡洛塔。利奥波德作为卡洛塔的法律监护人，大肆侵吞了他垂涎的一些财产，非法地用一些刚果债券置换了这些财产。 [4]

这位曾经的墨西哥皇后比她的哥哥活得久很多。每次面见来访者，都要在一个有20把或20把以上的椅子摆成一行的屋子里进行。进入房间之后，卡洛塔郑重地与想象中的坐在每个椅子上的客人打招呼之后才与来访者说话。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将大量时间花费在换衣服和做头发上。据说，有一天，当她突然注意到镜子中的自己已经不再年轻貌美时，她命人将庄园里的所有镜子打碎。在丈夫被枪决45年之后的一个派对上，她困惑地大声说：“马克西米利安怎么不在家？”她是比利时为数很少的没有察觉到一战期间祖国曾被德国占领4年之久的人之一。她死于1927年，享年86岁，至死都一直在念叨想象中的帝国和朝代。 [5]

即使在今天，研究人员也无法完全确定利奥波德那些没什么价值的东西分别是用哪个暗藏的“钱袋子”里的资金支付的，也没法明确回答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这位国王生前到底从刚果赚取了多少利润？ [6]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比利时学者尤勒斯·马夏尔（Jules Marchal）这位有关那一时期历史的权威历史学家，做了一个“保守”的估算，不包括一些很少的或难以追踪来源的收入，这个数字大约为当时的2.2亿法郎，约为今天的11亿美元。 [7]

利奥波德身后纠缠不清、盘根错节的财产引发了不少法律纠纷，其中的一场诉讼是公主斯蒂芬妮和路易丝提出的。她们宣称，鉴于那个秘密的基金会和那些鲜为人知的公司属于他父亲所有，那么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她们所有。然而，比利时政府最终获得了那些资金的大部分。

没有一个律师提出，那些钱应该归还给刚果人。

*

刚果改革联合会于1913年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标志着，19世纪早中期的废除黑奴运动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范围抵制和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之间最为重要、持续时间最长的正义运动落下帷幕。虽然刚果改革运动是一个英雄主义壮举，但它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它是否带来了什么长久的好处？

很多年来，人们给出的回答一般是肯定的。凯斯门特和利奥波德派出的调查委员会将他们的调查结果公布之后，引发了一些地区新一轮暴力反抗，引起虽然是暂时性的，却是明显的橡胶收集配额的减少。刚果被移交给比利时后，暴力事件的显著减少很可能也要归因于莫雷尔及其盟友。证明将刚果从利奥波德手中夺走之重要的间接证据甚至来自亚历山大·德尔科米纳（Alexandre Delcommune）。德尔科米纳长期在刚果经商并担任刚果总督，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橡胶大王。（当年雇约瑟夫·康拉德当蒸汽船船长的公司就是德尔科米纳的公司。）德尔科米纳曾经写道，如果利奥波德在刚果的统治再延续10年的话，“再也找不到一棵橡胶藤蔓，或许也找不到一个本地人了”。 [8]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那些呼吁刚果改革的人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假如事实如此，这正好可以让这段历史显得极有意义，因为辉煌的运动理应有一个辉煌的结局。莫雷尔的精心组织，证人乔治·华盛顿·威廉姆斯、威廉·谢泼德、罗杰·凯斯门特的正义行为，安德鲁·尚恩的死和起义领袖那苏、穆鲁姆·尼阿马、冈多鲁的牺牲都意义非凡。然而，事实可能会让人失望。

有关残暴对待割取橡胶的刚果村民的报道在1908年比利时政府接手刚果后确实显著下降。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有关村寨被烧毁、女人和孩子被押为人质的消息确实减少了很多，而且，政府和特许公司命令不许砍手。但是，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不是在改革呼吁者的推动下出现了一个宽容、温和的政权，而是其他的几个因素。其中的一个因素是从野生橡胶到人工种植橡胶的逐渐过渡。另一个因素是出现了一种强迫人们干活但很少招来传教士和人道主义者抗议的新办法——征税。

从利奥波德手中接管刚果的比利时总督看到，他们需要开辟种植园来进行橡胶的人工种植，因为如果所有橡胶都从野生藤蔓上割取的话，不顾一切完成配额的非洲人会将这些藤蔓全部砍死，这个国家的某些地区已经出现了藤蔓难觅的现象。看看本书前一页亚历山大·德尔科米纳说过的话。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他担心野生橡胶和刚果人会全部消失。

征收沉重的人头税迫使人们到种植园去工作或采集棉花、棕榈油或其他产品。同时，这种方法也能有效地继续收集到一些野生橡胶。直到20世纪20年代，白人还从被迫缴税的刚果村民手里收购野生橡胶。

强制劳动这一被莫雷尔称为“制度”或“体制”之核心的东西仍然存在，并广泛运用于各种劳动上。强制劳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得尤其残酷。1916年，一支规模庞大的公安军部队入侵德属东非，也就是今天的坦桑尼亚。和其他协约国一样，比利时意欲在战后分赃时拿到德国的一部分非洲蛋糕。不计其数的非洲人被征作士兵或搬运工。根据殖民地官员的统计，1916年，东部刚果的某个地方，83518名成年男子在那一年做搬运工作，提供了300多万个人工日。其中1359人被累死或死于疾病。 [9] 饥荒肆虐。一位天主教传教士记叙说：“一个家庭的父亲上了前线，母亲为士兵磨面，孩子运送军粮。” [10]

战后几年，铜、黄金、锡的开采量开始上升。和先前一样，利润流出了这片土地。那时，用chicotte管理矿井是合法的。记录显示，在上韦莱河（Uele River）河畔的莫托（Moto），仅1920年上半年，矿工一共被打了26579鞭子。 [11] 这个数字相当于平均每个全日制工作的非洲工人被打了8鞭子。矿井寻找强制劳力的方法与利奥波德时期寻找橡胶收割工的方法没什么两样。据历史学家戴维·诺思拉普（David Northrup）记载：“矿上派出的招工人员带着士兵或矿警，找到每个村寨的首领，送上礼物，要求他必须给自己找到多少人（这个数字往往是实际所需人数的两倍，因为一半的人一有机会就会逃掉）。首领就会把村里与他过节最深或者他最忌惮的人，或者最难管束的人叫到一起，用一根长绳子将他们的脖子拴在一起，派人将他们送到矿井设在当地的办事处。然后，这些人在那里被换上铁链，转到地区总部……每招募到一个人，首领会得到10法郎的报酬。” [12] 如果某个劳工逃走，这个劳工的一个家属就会被抓去坐牢——这一点与过去的人质扣押制度略有不同。

和非洲其他地方一样，这些矿井的安全条件极差：在加丹加的铜矿矿井和精炼厂，1911～1918年有5000工人死亡。当1921～1931年动用强制劳动进行大肆吹嘘的马塔迪—利奥波德维尔铁路宽轨改造并增加了一些里程时，死于这个项目的工人超过了19世纪90年代铺设窄轨铁路的死亡人数。 [13]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所有被这些工程和其他新项目征用的刚果人来说，大萧条倒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救命的喘息机会。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刚果法律规定的强制劳动天数上限增加到每人每年120天。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枚原子弹中80%的铀来自重兵把守的刚果欣科洛布韦（Shinkolobwe）铀矿。 [14] 盟军还需要数量空前的橡胶，用于生产数以10万计的军用卡车、吉普车和战机的轮胎。刚果新建的人工橡胶种植园提供了一部分原料，不过，非洲村民也被迫再次走入雨林，寻找野生藤蔓，有时候一走就是好几个星期。 [15]

*

虽然没有终结强制劳动，刚果改革的呼吁者极为成功地让那片土地成为全球关注焦点的时间长达约10年。纵观历史，公众的义愤很少能够如此长时间地倾注到一个那样遥远的地方。这就引出了有关这一运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是刚果，而不是其他地方？

古代英国的一部法律规定，目睹有人行凶或发现尸体而不“大声疾呼”是犯罪行为。可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到处是尸体的世界，只有一部分尸体引起了“大声疾呼”。没错，因为刚果人口减少了大约1000万，因此刚果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是欧洲瓜分非洲过程中最为残暴的部分。但是，如果只是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看作由各国殖民地边界勾勒出的，由一块块方格组成的棋盘，你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你用另一种方式来划定边界——比如将非洲盛产野生橡胶的所有赤道雨林区圈在一起——那么，就会遗憾地看出，刚果的情况，并不比周围殖民地的情况更糟：要知道，利奥波德拥有的橡胶产区面积要比周围殖民地的大很多。在他开始统治的10年内，类似的用于榨取橡胶的强制劳动制度开始出现在刚果河西部和北部的法属殖民地、葡属安哥拉，以及附近的德属喀麦隆。对于喀麦隆境内的特许公司来说，“他们公开承认，让他们获得灵感的‘样本’”，一位历史学家说，“是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刚果自由邦的项目，丰厚的利润分红让股票经纪圈羡慕不已。” [16]

在法属非洲赤道地区，这个地区的历史记载最为详细，橡胶植物的面积远远小于利奥波德控制的地区，但对村民的压榨同样残酷。 [17] 几乎所有有价值的土地都被分配给特许公司。强制劳动、扣押人质、铁链拴奴隶、脚夫挨饿、烧毁村庄、准军事的公司“哨兵”、chicotte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数千名穿过刚果河逃离利奥波德残暴政权的难民后来又从法属殖民地逃回刚果。据估计，盛产橡胶的法属赤道地区人口减少比例和利奥波德治下的刚果一样，也是大约50%。 [18] 而且，和利奥波德治下的殖民地一样，法属殖民地和德属喀麦隆村民为反抗橡胶掠夺制度进行了长期且声势浩大的反抗，给殖民者带来了沉重打击。 [19] 法国学者凯瑟琳·科克里-维德罗维什（Catherine Coquery-Vidrovitch）公布了一张揭露法属殖民地残暴行为的表格。这张表格显示，1904～1907年，在一个名叫桑朗加（Salanga）的法属刚果基站，每月橡胶产量的增减几乎完全与公司“哨兵”子弹消耗量的增减一致——在“高产”的月份里，每月消耗子弹将近400发。 [20]

在此期间，法国媒体曝出了一件丑闻。两个白人受审，因为他们在法属刚果实施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杀人事件。为了纪念巴士底日（Bastille Day），一个白人将一根雷管插入一个黑人人质的直肠后，将其引爆。1905年，事情发生之后，法国政府效仿利奥波德，向那里派出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设法平息这件事。法国政府召回已经退休的著名探险家德·布拉扎（de Brazza），让他领导这次调查。政府希望他不会透露他本人为法国开辟的（首都布拉扎维尔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一殖民地的任何尴尬之事。

然而，既定计划出了岔子。德·布拉扎上路之后政府发出的临时整改命令（比如，取下强制劳动力身上的铁链），在德·布拉扎到达目的地之后还没有到达内地。他看到的情况让他大为震惊，他开始动笔撰写一份极为不满并大加批判的报告，然而，让法国政府长出一口气的是，他死在了回国的路上。政府给他举行了盛大的国葬，负责管理殖民地的部长亲自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Père Lachaise）布拉扎的墓前朗读了辞藻华丽的悼词：“布拉扎没有死……他的热情永存……他是作为法兰西荣耀的永久的正义和人道传统……的典范。” [21] “永久的正义和人道传统”让德·布拉扎起草的那份报告无法公之于众。这位部长在议会的默许下，迅速压下了这份报告，一直没有对外公布。利润丰厚的特许公司的制度虽略有变动，但毫发未损。20世纪20年代，新建的一条穿越法国殖民地，绕过刚果河大激流的铁路造成了大约2万名强制劳动力的死亡，这一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利奥波德在附近初建和后来改造那段铁路时的劳工死亡人数。 [22]

（有关法属刚果的这段历史，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有人通过其他人或傀儡公司的名义，成为法属殖民地5家特许公司的重要股东，并且是其中3家公司的控股股东。猜猜这个人是谁？ [23] 正是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比利时政府委派的调查人员在调查利奥波德死后留下的错综复杂的财产时，发现了这一点。因为担心法国政府发现他们的刚果领地在某种程度上属于隔壁的国王后心生不悦，他们多年一直对这件事守口如瓶，直到20世纪20年代，比利时才将这些股权出手。此外，利奥波德还握有德属喀麦隆数家特许公司的大量股权。）

如果用被杀害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来分析屠杀情况，你就会觉得，人们呼吁改革的焦点只针对利奥波德治下的刚果就显得更加不符合逻辑。根据百分比标准，德属西南非洲（今天的纳米比亚）赫雷罗人（Herero）的情况更为糟糕。那里的杀戮没有用任何慈善说辞作掩饰。那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屠杀，而且在动手之前，他们居然会在事先通知。

大量土地被德国人占去之后，赫雷罗人于1904年发动起义。德国派了一支配备精良武器的军队前往镇压。这支军队的指挥官陆军中将洛塔尔·冯·特罗塔（Lothar von Trotha）下达了一条格杀勿论的命令（Vernichtungsbefehl）： [24]

在德国境内的所有赫雷罗人，不管是否携带枪支，不管是否有牛，一经看见，悉数射杀……

命令签署人：德皇陛下的大将军冯·特罗塔（Von Trotha）。

因为担心有任何表述不清楚的地方，后面又补充了一句：“不接受男性俘虏。”

据估计，1903年生活在这一地区的赫雷罗人大约有8万人，到1906年，只剩下2万名没有土地的难民。其他人不是被驱赶到沙漠里被渴死（德国人给水塘里投了毒）、被射杀，就是——为了节省子弹——用刺刀刺死或用枪托打死。

冯·特罗塔的格杀勿论令引起了德国本土的一些反对，但国际上回应者寥寥，虽然当时呼吁刚果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莫雷尔和其他呼吁刚果改革的人极少关注德属非洲殖民地的情况，以至于5年之后，作为莫雷尔两位主要资金支持者之一的商人约翰·霍尔特竟然问：“听说德国人屠杀赫雷罗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是不是真的？……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事。” [25]

大约就在德国人屠杀赫雷罗人的时候，世界各国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美国人在菲律宾进行的残酷的反游击战。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军队拷打俘虏、烧毁村庄，打死了大约2万名反叛者。超过20万菲律宾人死于与战争有关的饥饿或疾病。英国军队执行了和冯·特罗塔一样残酷的格杀勿论令，屠杀澳洲土著也没有受到国际上的指责。当然，不管在欧洲，还是在美国，都没有出现声势浩大的反对屠杀美洲印第安人的抗议活动。

除了被害者本人，其他地方发生的大屠杀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人注意到，而为什么英格兰和美国会出现针对刚果的大规模的抗议风潮？同理心政治（politics of empathy）是解释不通的。英美两国民众专注于刚果的一个原因肯定是，批评刚果不会有危险。抗议刚果问题不涉及英美两国的错误行为，也不会产生因为挑战类似法国、德国这样的强国而带来的外交、贸易和军事上的不良后果。莫雷尔在德国问题上存在某种盲区，不过，虽然在集中全部火力对付利奥波德，但同时，目光犀利的他一再强烈批评法国政府在其赤道地区的非洲殖民地照搬利奥波德的制度，为掠夺橡胶草菅人命的程度仅次于利奥波德。可是，他的英国追随者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渐临近，觉得法国可能成为英国最主要的盟国，因而丝毫没有响应莫雷尔。

发生在刚果的事情确实属于大范围的大屠杀，但一个悲哀的事实是，那些为利奥波德实施这些屠杀的人并不比在非洲工作或打仗的其他很多欧洲人更加凶狠嗜杀。康拉德说得再恰当不过：“所有欧洲人都参与了塑造库尔茨。” [26]

在利奥波德死后的几年里，刚果剧本里的其他演员陆续走下了舞台。1910年，威廉·谢泼德永远地回到了美国。在开赛公司诽谤诉讼中被判无罪不久后，他被迫辞去传教士职务，因为有人看到他与非洲女人有婚外情。教会让他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考察期之后，就恢复了他的美国牧师职务。教会对他的婚外情丑闻一直守口如瓶。 [27] 20年非洲生活期间的数十次发烧影响了他的健康。他余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Louisville）度过。他在那里担任恩典长老会（Grace Presbyterian Church）牧师，妻子露西在主日学校里教课，并担任唱诗班的领唱。

即使在南部长老教会，谢泼德仍然坚持就非洲问题进行广泛的写作和演讲。这意味着，他的听众只能是被实施了种族隔离的会众。他的两个冤家对头——布克·T.华盛顿、杜波依斯先后邀请谢泼德和他们同台演讲，谢泼德都答应了。 [28] 但是，他虽然在黑人圈里深受爱戴，曾经是第一个面见库巴国王的外国人，曾经是白宫的座上客，但他回到美国南部后，仍然是一个二等公民。数年之后，谢泼德故乡弗吉尼亚州韦恩斯伯勒市（Waynesboro）的一个白人妇女在说起谢泼德时说：“这个黑鬼还不错。他从非洲回来之后，还没忘了自己的身份，拜访我们时总是走后门。” [29] 1927年，谢泼德逝世于路易维尔，享年62岁。1000多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在这个国家的另一端，律师亨利·科瓦尔斯基肥硕的身体加速了他的死亡。1914年，有人发现他死在他在旧金山皇宫酒店（Palace Hotel）房间的地板上。在比利时，收集人头的事情过去多年之后，利昂·罗姆于1924年倒在他开赛公司的办公室里死去了。在作品《黑暗的心》中入木三分地揭露了罗姆及其追求财富本质的约瑟夫·康拉德，在同一年死于英格兰。刚果论战中唯一活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公众人物是传教士、改革呼吁者兼摄影师的艾丽丝·哈里斯（Alice Harris）。她死于1970年，享年100岁。

这一段刚果历史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死得却没有这么安详。

1913年，罗杰·凯斯门特爵士从英国领事部门退休，终于投身于他期盼已久的事业中：为祖国争取自由。回到爱尔兰之后，他推动建立了民兵武装爱尔兰志愿军，并在全国各地的公众集会上演讲。他的一位同僚这样描绘1914年身在都柏林的凯斯门特：“一个人站在窗帘前面向外张望，那个人正是罗杰·凯斯门特……孤傲地表现出明显的沮丧，好像心中装着全世界的悲伤。他侧对着我。他英俊的脸庞和高雅的轮廓在窗帘的格子图案和灰色天空的衬托下格外明显。他的身高给人一种不寻常的威严感，黑色的头发和胡子比平时长了不少。他的左腿猛地向前迈出一步，露出靴子上的一个大洞——他经常接济别人，弄得自己入不敷出。” [30]

“每个爱尔兰人都很清楚，”凯斯门特写道，“英国人唯一尊重的规则是枪杆子。” [31] 于是，他动身到大西洋彼岸，打算向爱尔兰裔美国人筹集从黑市购买枪支的资金。可是，他到达美国没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英国政府说，关于爱尔兰自治的所有谈判都必须推迟。对于这一态度，凯斯门特回复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他郑重地说，爱尔兰人绝不“为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战争流血、牺牲荣誉、投入人力……除了为爱尔兰，爱尔兰人不为任何国家、任何事业流血……我们死后要埋在祖国的那片草地中，爱尔兰民族将从那里站起，焕发新的生机”。 [32]

他刮掉胡子，使用假护照，从纽约动身前往德国。他们几个主张用武装斗争争取爱尔兰独立的爱国者希望德国能够宣布，如果德国赢得这一战争，爱尔兰就可以独立。作为回报，德国可以将当时关押在德国的爱尔兰战俘组织起来，武装并训练一个愿意为自由而战的爱尔兰旅与英国作战。凯斯门特想，如果这支爱尔兰旅无法赴爱尔兰作战，它也可以和埃及人并肩作战——埃及也是一个渴望摆脱英国统治的殖民地国家。他在日记中写道，他的计划是“将爱尔兰的绿色旗帜与穆罕默德的绿色旗帜联合在一起……将协约国赶到大海里去”。 [33]

爱尔兰战俘根本不认同凯斯门特的想法。他们是职业军人，很多人的前辈就曾在他们服役的那支英国部队中服役。在大约2200个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战俘中，只有不到60人加入了爱尔兰旅。德国给他们配备了衣领上饰有竖琴和三叶草（爱尔兰国花）的德国军装。凯斯门特有时和这支部队一起练习走正步，但因为人数几乎还没有一个排的人数多，因此，这支部队从未上过战场。

德国人对凯斯门特的反殖民思想非常反感，想要让他离开德国，而他正好渴望回到爱尔兰，和他那些地下党同志并肩战斗。1916年4月21日，在距离爱尔兰西部海岸不远处，一艘德国潜艇的船长将凯斯门特、他的两个同伴，以及他们的给养放在一艘小船上。最后，当他问他是否还需要什么衣物，凯斯门特回答说：“只剩下裹尸布了。” [34]

在某种程度上，凯斯门特一生一直在等待这一回归故土、慷慨就义的时刻。“那天早晨（大约凌晨3点钟）踏上爱尔兰土地的时候（小船被巨浪打翻，我们游到一个不知名的海滩上）……心头涌起一阵兴奋，我再次露出笑容……身边是大片的报春花和野生紫罗兰，云雀在空中唱歌，我终于又回到了爱尔兰。” [35]

几个钟头之后，他被抓住了。他满脑袋想的都是报春花和云雀，可是口袋里还装着一张从柏林到德国潜艇港口威廉港（Wilhelmshaven）的火车票存根，以及一个日记本。据说日记本上用密文记录道：“4月12日：坐维利的游艇离开威洛。” [36] 除了其他东西之外，警察还发现了他们在登陆地的海滩上埋下的三把毛瑟手枪、一些弹药、双筒望远镜、地图、一本《欧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The Rubaiyat of Omar Khayyám ）。

两天后，凯斯门特被指控犯有叛国罪。他是几百年来这个国家第一个被指控犯这种罪的爵士。他被单独关押在伦敦塔，不得与他人接触。政府很快就开始审讯他。他戴着手铐，跟着看守往返于监牢和法庭。和几乎所有与凯斯门特一起呼吁刚果改革的朋友一样，阿瑟·柯南·道尔对他的行为也很不以为然，但他还是资助了700英镑，让他请律师。阿瑟和其他很多知名作家在请愿书上签名，请求免他一死。但是，1890年与凯斯门特在马塔迪同住一屋的室友约瑟夫·康拉德拒绝签名。他坚定地热爱他的移居国，就像凯斯门特坚定地反对这个国家一样。

人们从世界各地寄来资金，发来电报，希望帮助他度过这一关。美国的黑人联谊会（Negro Fellowship League）向乔治五世国王上书，请求从宽处理：“我们非常感谢他在非洲担任英国领事期间揭露事实真相，改变了刚果原住民的处境。如果没有他，外部世界根本不知道那里的野蛮暴行。” [37] 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给凯斯门特起草了一份发言稿，供他法庭上为自己辩解，但凯斯门特没有接受并使用了自己的发言稿。

“自治是我们的权利，”他在法庭上庄严地说，“如同生命权，如同感知阳光、嗅闻花香的权利一样，就像爱我们同类的权利一样，它不需要别人赐予，别人也不能将他们夺走……如果离开异邦去自己的国土生活，如果思考自己的事情、唱自己的歌曲、收获自己的劳动果实都需要眼巴巴地征得他人同意的话……那么相较于驯服地屈从认命，揭竿而起就是一件勇敢、理智、现实的事情。” [38] 凯斯门特对自由的追求适用于所有民族，而不仅是他自己的民族。具备这一特质的爱国者很少。他对众人说，争取爱尔兰等欧洲国家的自由与争取埃及、刚果等非洲国家的自由，二者存在一些共同的东西。这在他的那个时代是很少见的，或者说是独一无二的。他的这一演讲很快进入反殖民主义编年史，对一位年轻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后来他带领他的国家获得了独立。这个人名叫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据他说：“那番话说出了受他国主宰的国家的真实感受。” [39]

被认定有罪之后，凯斯门特被转到伦敦的本顿维尔监狱。这是一座建于1842年的庞大的、戒备森严的建筑，专门关押单独囚禁的囚犯，保密要求极严。伦敦警察厅在凯斯门特先前在伦敦的住处发现了他写的一些日记。有关部门立刻对其中记叙同性恋经过的内容拍了照，并广为散发：给英国国王、伦敦各俱乐部里有影响的公民、议会成员。他们邀请记者参观，还将一套照片送往华盛顿。英国政府想将凯斯门特搞臭，让所有上层人物打消给他说情的念头。这些日记最终断送了他活命的机会。

一次，一个因为呼吁和平、反对战争而被关押的囚犯瞥见他透过本顿维尔监狱囚室的窗户仰望外面傍晚的天空。他看上去“出奇的平静……似乎已经身处另外一个世界；表情里看不出一丝焦虑或恐惧”。 [40] 1916年8月3日早晨，监狱看守将他的双手绑在背后。“他大步走向绞架，”他身边的那位牧师后来说，“有一种王子般的尊严，身高比我们所有人高出一大截。” [41] 负责绞刑的那个刽子手说他是“经我手处死的苦命人中最勇敢的一个”。 [42] 在距离被绞死不到一个星期时，在牢房里写的最后一批信的一封中，凯斯门特回忆了他的一生：“我犯过一些严重的错误，搞砸了很多事情，很多事情没做好——不过……我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关于刚果的。” [43]

*

和朋友凯斯门特一样，有关刚果的长期斗争也彻底改变了莫雷尔。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里，他进行的是一生所有战斗中最为英勇、最为孤独的战斗。在这期间，没有一个贵族和主教给他任何鼓励和声援。

在刚果改革运动最后的几年里，莫雷尔看到，法国和伦敦之间的友好条约处处阻挠他。根据条约中的很多秘密条款，英法两国让一切问题都让位于着手准备即将到来的欧洲战争。1914年8月初，他难得和女儿在法国迪耶普的海边度假。街头到处是被动员起来的预备役士兵，父女两人匆匆挤上一艘坐满人的船穿越英吉利海峡回到英国。就这样，战争的阴云让他的度假计划早早结束。伦敦街头上的人群呼喊着支持战争的口号，莫雷尔和朋友国会议员查尔斯·特里维廉（Charles Trevelyan）穿过空荡荡的下议院大厅，心里有一种强烈的不祥预感。

当时，公开向欧洲对立的双方力陈战争是愚蠢行为的人屈指可数，而莫雷尔就是其中之一。他大声疾呼：通过一系列背着公众和国会的秘密条约，英格兰已经卷入了一场不必要的大灾难。他说自己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如果英格兰受到攻击，他会挺身而出。不过，英格兰没有受到攻击。有人要求他辞去自由党国会候选人的职务（Parliamentary candidate for the Liberal Party）。莫雷尔将为数不多的饱受批评的观点相同的人们团结在一起，成立了民主监督联盟（Union of Democratic Control，UDC）。该联盟迅速成为英格兰独树一帜的反战声音。民主监督联盟的积极分子发现，他们的信件被伦敦警察厅私拆，电话被监听。暴徒经常骚扰他们的会场，撕坏旗子，投掷臭气弹，殴打发言人和听众。不久，伦敦没有人敢给他们出租会议场地。各地先前的崇拜者纷纷弃莫雷尔而去。当先前的一个记者朋友，现在穿上了军装，屈尊俯就地在大街上向他打招呼时，莫雷尔竟然感动得落泪，说：“没想到现在还有人愿意和我说话。” [44]

和在先前的刚果改革运动中一样，莫雷尔是民主监督联盟的主导人物。“我感觉他这人心中似乎有一座火山，”一位同事写道，“他的内心一直安静地燃烧着一把火。” [45] 他的妻子玛丽一如既往地全心支持他，并加入了这个组织的决策委员会（organization’s council）。他在英格兰各地建立了民主监督联盟的分支机构，并编辑了该机构的月度报纸，除了照例撰写大量文章和小册子之外，还写了两本书。不过，现在，工作比先前困难很多，因为现在的英格兰被对战争的狂热所左右。战时审查人员禁止他发表某些文章，他的邮箱里经常充斥着满是仇恨言辞的信件。警察搜查了民主监督联盟的办公室和莫雷尔的家，拿走了他书房里的文件和信件。 [46] 他顶着这些压力发表的作品中有一本《秘密外交这10年》（Ten Years of Secret Diplomacy ）。关于这本书，历史学家泰勒（A.J.P.Taylor）说：“后来所有关于‘战争起源’的研究都源自（这本书）……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历史学家都……效仿他的方法……莫雷尔不仅改变了研究方法，他还改变了看问题的视角。” [47]

今天，因为我们非常清楚不过，导致850万人死亡、2100万人受伤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是一场没有必要的、本可以避免的悲剧，所以很容易忘记，当时有勇气指出这一点的人是多么少。随着战争的继续，他面临的舆论压力日渐严峻。愤怒声讨英国反战运动的《每日见闻报》（Daily Sketch ）指出：“当你和反战的人辩论，质疑他们提出的事实的时候，他们动辄提到一个权威人物——莫雷尔……粉碎这一阴谋，就必须抓住这个主谋。” [48] 他的办公室始终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 ）一篇文章的标题是：“莫雷尔是何许人也？他的亲德组织背后的金主是谁？” [49] 《旗帜晚报》（Evening Standard ）称他是“这个国家的德国间谍”。 [50]

在承受这些攻击的时候，莫雷尔得知了凯斯门特被捕的消息。莫雷尔在UDC的同事提醒他，他们自己已经困难重重，劝他不要再支持他的那位朋友——凯斯门特和他们不一样，他已经在用实际行动与德国合作了。因此，虽然莫雷尔心里十分痛苦，但他没有在凯斯门特最后的几个月里去监狱看他。凯斯门特和先前一样宽容大度，派人告诉莫雷尔他理解后者的处境。一位朋友见到凯斯门特的朋友写信给莫雷尔说：“他跟我说，你接受同事的建议是正确之举，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51]

在整个战争期间，当所有人都在反对他的时候，莫雷尔像当年相当数量的英国当权者支持他呼吁刚果改革时一样，始终坚持他的观点。他呼吁展开和平谈判，结束秘密条约。他相当有预见性地反对战争结束后迫使德国接受严苛的和平条款。因为沙俄也在协约国一边，所以他认为，这场战争是民主与独裁之战的说法是可笑的。他呼吁各国裁军，要求在没有原住民投票同意之前，不得转让殖民地土地，要求建立一个所有国家都参加的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1914～1918年的战争改变了我的一切……”另一个大胆挑战大国沙文主义热潮的人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写道：“我损失了很多朋友，结识了很多新朋友。我认识了几个深为仰慕的朋友，我觉得莫雷尔应该是第一个……面临政治宣传和审查带来的无数障碍时表现出旺盛的精力和极强的个人能力，他竭尽所能，让英国民众了解政府将众多小伙子送往屠宰场的真正目的。他受到的来自政客、新闻媒体的攻击之多超过了任何一个反对那场战争的人……虽然如此，他从未退缩。” [52] 罗素这样评价莫雷尔：“据我所知，在追求和揭示政治真相方面，没有一个人具有他这种英雄般的执着与坚持。” [53]

英国政府的档案显示，很多部门的高级官员早就在讨论怎样最稳妥地将莫雷尔“一劳永逸地关进监狱”（引用外交部一位官员的话）， [54] 不给他在接受审判时有面对大批听众讲话的机会，否则，他又要用他那极强的雄辩术和掌握的信息鼓动听众。1917年，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不起眼的法律条文，借口他违反了将反战作品寄往国外这一含糊的法律将他逮捕。保释要求被驳回。他很快被判6个月的艰苦劳役。

莫雷尔描述了1917年审判现场怪异的一幕：“在这种乏味枯燥的审判场所，出现了戏剧化的一幕：当我的律师陈述案情时，一个人从我身后的某个地方走上前去，径直交给控方律师一张纸条。对方展开那张纸条，看完之后点了点头，于是，先前的那个人回到了他的座位上。可是，那人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我认出了他……他曾经作为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特派代表，在我前往美国呼吁刚果改革时公开反对我。” [55] 当时距利奥波德死去已有8年，莫雷尔那次前往美国也是5年之前的事情了。五六个拿了利奥波德的钱的游说人仍然和他处处作对。他没有说出现在法庭上的那个神秘人物到底是谁，不过，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利奥波德在坟墓里调兵遣将。

法警将莫雷尔送入一年前处决罗杰·凯斯门特的本顿维尔监狱。隔壁囚室的那个人因为偷了三瓶威士忌被关到这里，而另一边的那个人则是因为强奸了一个孩子。监狱只允许他每个月给妻子写一封信。在一封给妻子的信里，他说：“这是过去20年里，我们第一次在两人不在一起时没有每天给对方写信。” [56]

在监狱里，他整天待在一个到处是尘土的屋子里缝邮包，或者用绳子编织海军士兵用的吊床和垫子。他始终不说一句话：囚犯干活时不许说话。每天下午4点到第二天上午8点，他被关在自己的囚室里。晚餐也是一个人在囚室里吃，一般是“用一个马口铁容器盛着的一片面包，容器底部大约有半品脱的凉粥。那个容器在当天早些时候可能盛放过熏青鱼，上面还残存着痕迹。还有一品脱热可可饮料。人们俨然将可可看作传说中诸神享用的琼浆玉液，尤其是天冷的时候”。 [57] 每个夜晚都有一两次听到咔嗒的声音，那是看守在打开每个囚室门上的窥视孔察看里面的囚犯。在夜里，“阴冷囚室里面十分阴冷——仿佛是世界上最冷的地方。没有什么地方比那里更冷”。 [58]

犯人们定期被召集到监狱的小教堂里。他们坐在那里，同样不许说话，看守在台上盯着他们，监狱负责人向他们宣布军队在莫雷尔曾经反对的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有时候，他要将大块的黄麻纤维——他估计重量大约有100磅——搬到监狱的工厂里。这让他自嘲地想起五六年前在非洲时，搬运工替他扛着行李，艰难地穿过尼日利亚乡村的情景。“往事历历在目，眼前的经历是一位很好的老师，也能让人体会到很多东西。毕竟，人活一辈子，两种角色都要扮演一下。” [59] 一个因为盗窃被关进来的囚犯感觉莫雷尔不是一般人物，称呼他“先生”。

1918年年初，莫雷尔出狱两个月之后，波特兰·罗素（不久后他也被捕入狱）在写给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的信中说：“昨天，他出狱后我第一次见到他。6个月的牢狱生活对他影响巨大。他的头发全白了（以前几乎看不到一丝白发）——他刚出来的时候，完全垮了，不管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很大程度是因为营养不良。” [60]

莫雷尔恢复了往日的演讲和写作习惯，不过他先前结实的身体现在十分单薄。出狱后不久，他后来人生中多次发作的心脏病第一次发作了。不过，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之前饱受诟病的观点终于被证明是正确的。协约国成员之间确实存在秘密条约。而且，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提出的14点和平方案中的很多内容很像是抄袭了莫雷尔之前撰写的一个小册子。民主监督联盟在战争期间获得的支持一部分来自工会会员，并且——让莫雷尔惊讶的是，因为他先前供职的那家航运公司的主管从来没认为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现在被工党奉为英雄。1922年，作为工党候选人竞争一个下议院席位时，他酣畅淋漓地挫败了在战争期间将他送入监狱的一位前任内阁大臣——一位名叫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国会议员。

事实证明，莫雷尔深受苏格兰邓迪市（Dundee）选民的爱戴。1923年，他们再次选他为国会议员，第二年他第三次当选。当他要前往伦敦任职时，2万人前往火车站送行。 [61] 在国会里，他迅速成为工党里外交政策方面最出色、最受尊重的声音。当1924年年初，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成为英国第一任工党首相时，很多人认为他会任命莫雷尔为外交大臣，但他没有这样做。对于一个不稳固的联合政府来说，莫雷尔是一个极为独立的道德捍卫者和改革者——也许会成为他的潜在对手。麦克唐纳后来自己担任了外交大臣。作为一种安慰，他提名莫雷尔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英国候选人。

虽然莫雷尔年仅51岁，但牢狱生活、战争时期的迫害、没有获得内阁职务的失望、长达几十年的超负荷工作开始显现出对他的健康的破坏性影响。在下议院开会时，他不得不每隔一会儿就到议会大厦外面的露天平台上伸开四肢躺一会儿。他和妻子经常开车去德文郡他妻子娘家那里休养。1924年11月12日，他和她的妹妹在树林中散步。莫雷尔说他感觉有点累，就坐了下来，靠着一棵树歇了一会儿。他再也没有站起来。

邓迪、伦敦和纽约民众举行了大规模的悼念活动。法国作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说：“时间将证明，莫雷尔超越了那个时代。” [62]

[1] Robert E. Park，“A King in Business：Leopold II of Belgium，Autocrat of the Congo and International Broker，” reprinted in Stanford M. Lyman，Militarism，Imperialism，and Racial Accomodation：An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Early Writings of Robert E. Park （Fayetteville：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1992），p. 214.

[2] Stinglhamber，Gustave，and Paul Dresse. Léopold Ⅱ au Travail. Brussels：Éditions du Sablon，1945，p. 131.

[3] Marchal，Jules. E.D.Morel contre Léopold Ⅱ：L’Histoire du Congo 1900-1910 ，vol.2.Paris：Éditions L’Harmattan，1996，p. 432.

[4] Stengers，Jean. Combien le Congo a-t-il coûté à la Belgique？ Brussels：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Coloniales，1957，pp. 172，275.

[5] Hyde，H.Montgomery. Mexican Empire：The History of Maximilian and Carlota of Mexico . London：Macmillan，1946，pp. 321-324；Ridley，Jasper. Maximilian and Juárez. New York：Ticknor & Fields，1992，p. 290；Smith，Gene. Maximilian and Cariota：A Tale of Romance and Tragedy. New York：William Morrow & Company，1973，p. 290；Foussemagne，H.de Reinach. Charlotte de Belgique：Impératrice du Mexique . Paris：Plon-Nourrit et Cie.，1925，p. 378. 但是，过去60年里大多数有关卡洛塔生平的报道都来自二手或三手资料，因为比利时王室让她远离了公众视线。

[6] Stengers，Jean. Combien le Congo a-t-il coûté à la Belgique？ Brussels：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Coloniales，1957是对于利奥波德财政情况最详尽的研究资料，但即使在该书中依然会发现一些无法解答的问题。

[7] 马沙尔的一个压缩版本的计算过程如下（在1997年7月30日一封给作者的信中，回答了有关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刚果获得的，却被利奥波德挪用的贷款：1.1亿法郎［Jean Stengers “La dette publique de l’État Indépendant du Congo（1879-1908）］，” in La dette publique aux XVIIIe et XIXe siècles：son développement sur le plan local，régional et national （Brussels：Crédit Communal de Belgique，1980），p. 309。

·在橡胶热达到顶峰的1898～1908年，主要来自刚果政府控制的土地的账外橡胶利润，也包括刚果从大型特许公司（开赛公司、安特卫普刚果贸易公司）获得的利润分成，金额大约为1.1亿法郎。

这一评估值不包括先期收获的橡胶利润和多家小型特许公司上缴刚果政府的利润分成。

[8] Alexandre Delcommune，L’Avenir du Congo Belge Menacé （1919），quoted in Michel Massoz，Le Congo de Leopold II（1878-1908） ，（Liège：Soledi，1989），p. 576.

[9] Northrup，David. Beyond the Bend in the River：African Labor in Eastern Zaire，1865-1940. Athens，Ohio：Ohio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1988，p. 109.

[10] Quoted in Northrup，David. Beyond the Bend in the River：African Labor in Eastern Zaire，1865-1940. Athens，Ohio：Ohio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1988，p. 107.

[11] Northrup，David. Beyond the Bend in the River：African Labor in Eastern Zaire，1865-1940. Athens，Ohio：Ohio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1988，p. 161.

[12] Northrup，David. Beyond the Bend in the River：African Labor in Eastern Zaire，1865-1940. Athens，Ohio：Ohio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1988，p. 99.

[13] Jules Marchal，编写中。

[14] Cornevin，Robert. Histoire du Zaïre：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4th edition. Paris：Académie des Sciences d’Outre-Mer，1989，pp. 286-288.

[15] Anstey，Roger. King Leopold’s Legacy：The Congo Under Belgian Rule 1908—1960 .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pp. 144-152.

[16] Suret-Canale，Jean. French Colonialism in Tropical Africa 1900-1945. New York：Pica Press，1971，p. 21.

[17] Suret-Canale，Jean. French Colonialism in Tropical Africa 1900-1945. New York：Pica Press，1971，pp. 20-28；West，Richard. Congo. 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72，pp. 165-181；Coquéry-Vidrovitch，Catherine. Le Congo au temps des grandes compagnies concessionnaires 1898-1930 . Paris：Mouton，1972，pp. 171-197.

[18] Vansina，Jan. Paths in the Rainforest.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0，p. 239.

[19] Vansina，Jan. Paths in the Rainforest.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0，p. 242.

[20] Coquéry-Vidrovitch，Catherine. Le Congo au temps des grandes compagnies concessionnaires 1898-1930 . Paris：Mouton，1972，p. 181.

[21] Étienne Clémentel，quoted in Pakenham，Thomas. The Scramble for Africa：The White Man’s Conquest of the Dark Continent from 1876 to 1912. New York：Random House，1991，p. 639.

[22] Coquéry-Vidrovitch，Catherine. Le Congo au temps des grandes compagnies concessionnaires 1898-1930 . Paris：Mouton，1972，p. 195.

[23] Stengers，Jean. Combien le Congo a-t-il coûté à la Belgique？ Brussels：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Coloniales，1957，pp. 278-279，Marchal，Jules. E.D.Morel contre Léopold Ⅱ：L’Histoire. du Congo 1900-1910 ，vol.1.Paris：Éditions L’Harmattan，1996，p. 45.

[24] Swan，Jon. “The Final Solution in South West Africa.” MHQ：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3，no.4（1991），p. 51；Pakenham，Thomas. The Scramble for Africa：The White Man’s Conquest of the Dark Continent from 1876 to 1912. New York：Random House，1991，p. 611.

[25] Holt to Morel，5 Oct. 1909，quoted in Louis，William Roger.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s Lost Colonies 1914-1919 .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7，p. 34.

[26] Conrad，Joseph. Heart of Darkness：An Authoritative Text；Backgrounds and Sources；Criticism. Ed. Robert Kimbrough. Norton Critical Edition，3d ed. New York：W.W.Norton & Co，1988，p. 50.

[27] Benedetto，Robert，ed. Presbyterian Reformers in Central Africa：A Documentary Account of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Congo Mission and the Human Rights Struggle in the Congo，1890-1918. Leiden：E.J.Brill，1996，pp. 30，423-425.

[28] Roth，Donald Franklin. “Grace Not Race ”：Southern Negro Church Leaders，Black Identity，and Missions to West Africa，1863-1919. Ph.D.thesis.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1975，p. 283.

[29] Phipps，William E. The Sheppards and Lapsley：Pioneer Presbyterians in the Congo. Louisville，KY：Presbyterian Church（USA），1991，preface.

[30] Darrell Figgis，Recollections of the Irish War （New York：Doubleday，Doran & Co.，1927）p. 11，quoted in Reid，B.L. The Lives of Roger Casement.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p. 190.

[31] Casement to Morten，1 May 1914，quoted in Sawyer，Roger. Casement：The Flawed Hero.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4，p. 114.

[32] Roger Casement in the Irish Independent ，5 Oct. 1914，quoted in Singleton-Gates，Peter，and Maurice Girodias. The Black Diaries：An Account of Roger Casement’s Life and Times with a Collection of his Diaries and Public Writings. New York：Grove Press，1959，pp. 357-358.

[33] Casement on 28 Sept. 1915，quoted in Reid，B.L. The Lives of Roger Casement.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p. 309.

[34] Basil Thompson（Casement在苏格兰场的审讯者），Queer People （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922），p. 87。

[35] Casement to his sister Nina，15 July 1916，quoted in Reid，B.L. The Lives of Roger Casement.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p. 351.

[36] Inglis，Brian. Roger Casement . 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973，p. 313.

[37] Inglis，Brian. Roger Casement . 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973，p. 364.

[38] Reprinted in Singleton-Gates，Peter，and Maurice Girodias. The Black Diaries：An Account of Roger Casement’s Life and Times with a Collection of his Diaries and Public Writings. New York：Grove Press，1959，p. 498.

[39] Inglis，Brian. Roger Casement . 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973，p. 346.

[40] A. Fenner Brockway，quoted in Inglis，Brian. Roger Casement . 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973，p. 368.

[41] Father Thomas Carey，writing on 5 Aug. 1916，quoted in Reid，B.L. The Lives of Roger Casement.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p. 448.

[42] Ellis（行刑者）in The Catholic Bulletin ，Aug. 1928，quoted in Reid，B.L. The Lives of Roger Casement.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p. 448。

[43] Casement to Morten，28 July 1916，quoted in Reid，B.L. The Lives of Roger Casement.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pp. 436.

[44] Adams，W.S. Edwardian Portraits. London：Secker & Warburg，1957p. 212.

[45] Swanwick，H.M. Builders of Peace：Being Ten Years’History of the Union of Democratic Control. London：Swarthmore Press，1924，p. 187.

[46] Swartz，Marvin. The Union of Democratic Control in British Politics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Clarendon Press，1971，p. 105；Swanwick，H.M. Builders of Peace：Being Ten Years’History of the Union of Democratic Control. London：Swarthmore Press，1924，p. 98.

[47] Taylor，A.J.P. The Trouble Makers：Dissent over Foreign Policy 1792-1939. London：Hamish Hamilton，1957，p. 120.

[48] Daily Sketch ，1 Dec. 1915，quoted in Cline，Catherine Ann. E.D.Morel 1873-1924：The Strategies of Protest. Belfast：Blackstaff Press，1980，p. 103，and Swartz，Marvin. The Union of Democratic Control in British Politics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Clarendon Press，1971，p. 111.

[49] Daily Express ，4 Apr. 1915，quoted in Cline，Catherine Ann. E.D.Morel 1873-1924：The Strategies of Protest. Belfast：Blackstaff Press，1980，p. 110.

[50] Evening Standard ，7 July 1917，quoted in Adams，W.S. Edwardian Portraits. London：Secker & Warburg，1957p. 210.

[51] Alice Green to Morel，quoted in McColl，pp. 273-274.

[52] 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vol. 2（Boston：Little，Brown，1968），pp. 36-37.

[53] Bertrand Russell，Freedom versus Organization，1814-1914 （New York，1962），p. 402，quoted in Swartz，Marvin. The Union of Democratic Control in British Politics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Clarendon Press，1971，p. 50.

[54] Minute by M. N. Kearney，10 Oct. 1916，FO 371/2828/202398，PRO，quoted by Cline，Catherine Ann. E.D.Morel 1873-1924：The Strategies of Protest. Belfast：Blackstaff Press，1980，p. 111.

[55] The Persecution of E. D. Morel：The Story of his Trial and Imprisonment .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ir D. M. Stevenson and a prefatory note by Thomas Johnston（Glasgow：Reformers’ Bookstall，1918），p. 11.

[56] Adams，W.S. Edwardian Portraits. London：Secker & Warburg，1957p. 180.

[57] Morel，E.D. “At Pentonville：September，1917-January，1918.” In Thoughts on the War：The Peace—and Prison ，ed. Robert Smillie. London：1920，p. 60.

[58] Morel，E.D. “At Pentonville：September，1917-January，1918.” In Thoughts on the War：The Peace—and Prison ，ed. Robert Smillie. London：1920，p. 62.

[59] Morel，E.D. “At Pentonville：September，1917-January，1918.” In Thoughts on the War：The Peace—and Prison ，ed. Robert Smillie. London：1920，p. 66.

[60] Russell to Murray，27 Mar. 1918，in 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vol. 2（Boston：Little，Brown，1968），p. 108.

[61] “E. D. Morel” by E.Seymour Cocks，in Foreign Affairs：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vol. VI no. 6，Dec. 1924，p. 118.

[62] Morel Papers E 1，7，quoted in Marchal，Jules. E.D.Morel contre Léopold Ⅱ：L’Histoire. du Congo 1900-1910 ，vol.1.Paris：Éditions L’Harmattan，1996，p.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