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死亡人数推算

随着莫雷尔、罗杰·凯斯门特及其同盟者有关中部非洲大屠杀的报告引起了欧洲各国的注意，报纸和杂志开始刊登被烧毁的村庄、被砍掉手的尸体的照片，传教士证人开始叙说整个刚果地区人口剧减的情况。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文字或照片时，不禁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利奥波德统治下的刚果到底有多少人被杀害？这里，我们不妨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首先，这种历史事件没有一个明确的范围，就像我们问纳粹在1933年到1945年之间害死多少犹太人一样。从1885年开始，属于利奥波德国王一个人的刚果自由邦正式存在了23年，但是，在这一阶段之初，很多刚果人已经因为非自然因素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国王掠夺体系的一些重要元素在这一体系正式结束之后又延续了很多年。导致刚果最严重流血事件的橡胶热虽然开始于利奥波德统治之下的19世纪90年代中期，但在独裁政权结束之后又延续了好几年。

另外，虽然刚果的杀戮事件已经达到大屠杀规模，但严格地说，它不属于种族灭绝式的屠杀。刚果政府没有蓄意从地球表面抹掉某个民族。相反，和那些在他们之前掠夺非洲达数个世纪的奴隶贩子一样，利奥波德的人也在寻找劳工。即使在寻找和使用劳工过程中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对于他们来说也属于次要事件。没有政府官员会保存那些他们认为是如同非洲人生命一般无关紧要的事情的统计数字。因此，今天要估算当年的受害者数量，需要做大量的历史调查工作。

对于这种规模的人口下降，死亡总数往往是四个密切相关的因素中一个或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四个因素是：（1）杀戮；（2）饥饿、疲惫、日晒雨淋；（3）疾病；（4）出生率的直线下降。在最严峻时期，也就是漫长的橡胶热期间，人口的急剧减少缘于四个因素的共同影响。

（1）杀戮。虽然直接的杀戮不是利奥波德治下的刚果人口剧减的主要原因，但杀戮方面的记录是最确切的。如果一个村子或地区没有交够规定的橡胶配额，或对抗橡胶收集制度，公安军或橡胶公司的“哨兵”往往会杀掉在这个村子里能够找到的所有人。当然，那些目击证人碰巧看到一堆骷髅或一堆被砍下的手，或者躲过各种审查幸存下来的报道，只代表所有屠杀事件中的一小部分，就像是大火中飞溅出的一些火星，即使在这些分散的火星中，也有一些火星亮得耀眼。

·1896年，德国报纸《科隆日报》（Kölnische Zeitung ）发表了一则来自“一位德高望重的比利时人”的消息：仅仅一天之内，就有1308个被砍下的人手被交到臭名昭著的地区长官利昂·费夫兹那里。这家报纸两次提起这件事，而刚果政府没有出面质疑。 [1] 有关那天事情的其他几份报道，包括来自新教传教士和天主教传教士的消息，指出的被砍下的手的数字更高。 [2] 在后来的某个场合，费夫兹承认，从尸体上砍下手的做法确实存在，他只是断然否认曾经下令砍掉活人的手。 [3]

·1899年，一位名叫西蒙·罗伊（Simon Roi）的政府官员，也许不知道与他聊天的是美国传教士，因而吹嘘他指挥的杀人队。这位名叫埃尔斯沃思·法里斯（Ellsworth Faris）的传教士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次谈话：“每次那位下士出去找橡胶时，都要来我这里领子弹。他必须把剩下的子弹交回来。每用掉一颗子弹，必须拿回一只右手来！……有关这一命令的执行情况，（罗伊）告诉我说，在6个月里，他们，也就是政府，在蒙博约河（Momboyo River）河畔上用掉了6000发子弹，这意味着有超过6000人被杀或被砍掉右手，因为经常听人说，当兵的经常用枪托把孩子打死。” [4]

·围剿布贾人起义的政府军总共杀掉了1300多名布贾人。有关这件事的报道出现在1900年的多家比利时报纸上。其中的一家报纸还是刚果政府资助的。在这10年里，刚果地区爆发了数十次反对橡胶收集制度的起义。准确估算镇压这些起义导致的死亡人数是不可能的，但有时候，一个简单的统计数字可以传递出骇人的信息，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把子弹“浪费”在除了人之外的其他目标上，对士兵的惩罚是相当严厉的。在莫雷尔从A.B.I.R.公司拿到的大量信息量丰富的文件中有一份登记簿显示，1903年，仅A.B.I.R.领地上35个橡胶收集点中一个收集点，就总共分发出去159支枪和40435发子弹。 [5]

有记录的屠杀数量很多。说这个地区尸横遍野，有时候这并不夸张。瑞典传教士E.V.舍布卢姆（E.V Sjöblom）写道，在一条河流汇入通巴湖的地方，“我看到……湖面上漂着一些右手被砍掉的尸体。在我回来之后，那位军官告诉我那些人因为什么事被杀掉。都是因为橡胶……在横穿那条小河的时候，我看到水中的树枝上悬挂着好几具尸体。当我从眼前的这可怕的一幕扭过头去的时候，和我们同行的一个当地下士说：‘哦，这不算什么，几天前，我打仗回来，给白人长官交回160只手，把尸体都扔进了河里。’” [6] 记录这些大屠杀的人不仅有传教士和游客。很多公安军军官在日记里记录经历过的死亡和破坏时言语直白得令人难以置信。

·在通巴湖附近的比克鲁村，公安军的一个瑞典籍军官克努特·斯文松（Knut Svensson）可能就是他的瑞典同胞霍布鲁姆看到的那些被砍掉右手的尸体的始作俑者。斯文松在日记中说，在1894～1895年实施严厉的橡胶收集办法的四个半月里，死亡人数达到527人。 [7] （根据当今这一地区的口头传说，斯文松经常借签订协议或征募脚夫的理由，将那些不服从橡胶收集办法的村寨的所有村民召集在一起，然后直接开枪射杀。） [8]

·军官查尔斯·勒迈尔日记中轻描淡写的口气让人不寒而栗：“1891年3月28日……烧掉了博康加村（Bokanga）……1891年4月4日，在博乐波村（Bolébo）停留……他们想只带着梭镖和枪和我们见面，我们烧掉了他们的村子。杀死了一个村民……1891年4月12日：袭击了伊肯果地区（Ikengo）的村寨……杀死了伊兹马金都村（Etchimanjindou）大首领伊凯莱（Ekélé），尸体扔到了河里……1891年4月14日：围剿不愿意来基站的罗利瓦人（Loliva）。天气糟透了。我们冒着暴风雨作战。这里的村寨很多，没法把他们都杀光。大约杀死了15个黑人……1891年6月14日：早上5点，派桑给巴尔人梅楚迪（Metchoudi）带着大约40个人……烧掉了尼克拉村（Nkolé）……这次行动很成功，一切都烧为平地……1891年9月4日：早上4点，准备袭击伊皮克（Ipéko）村……把整个村子都烧掉了，把橡胶树也砍掉了……1892年7月13日：再次袭击萨拉金（Sarrazijn）中尉7月7日袭击过的博姆波波（Bompopo）地区的村寨；杀死了20个村民，抓回了13个女人和孩子。” [9]

·公安军军官刘易斯·勒克莱克（Louis Leclercq）的日记上赫然记着：“1895年6月21日……上午10：20到达亚姆比斯（Yambisi）。村民都跑光了……我们派几股士兵去周围搜索；几个钟头后，他们带回11颗人头，抓回来9个人。晚上乘坐独木舟搜索的人也带回来几颗人头。1895年6月22日：早上，他们给我们抓回来3个人，傍晚时又抓回来3个，带回3颗人头。一个鲍曼村（Baumaneh）的村民在森林里跑来跑去，呼喊着寻找妻子或孩子。因为距离我们营地太近了，哨兵给了他一枪。他们把他的人头弄了下来。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绝望、恐怖的表情……我们烧掉了那个村子。” [10]

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勒迈尔和勒克莱克的日记，还有其他人的日记，用的都是这种语气。

任何形式的抗拒，甚至是投机取巧，也会招来杀身之祸。莫雷尔曝光了地区长官尤勒斯·雅克 [11] （Jules Jacques） [12] 获知一些村民是割断藤蔓（这样会弄死它们），而不是按照要求在藤蔓上割开一个小口来收取橡胶汁液之后，发给下属一封电报：“基站负责人：很显然，这些（伊农戈，Inongo）人中没有一个好人。他们肯定砍断了不少橡胶藤蔓……我们必须好好教训他们，要他们绝对服从，否则……格杀勿论……告诉那些村民，他们胆敢再砍死一棵藤蔓，我就让他们一个人也活不了。” [13]

当康拉德在书中描写库尔茨先生潦草地写下那句臭名昭著的“消灭所有野蛮人！”时，他并不是完全在虚构。 [14]

（2）饥饿、疲惫、日晒雨淋。一有风吹草动，成千上万村民就会竞相逃出村子。为了报复，士兵会牵走他们的家畜，焚毁他们的窝棚和庄稼，拿走他们的所有粮食。这种做法甚至在橡胶热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当时利奥波德的士兵主要是为了搜寻象牙、脚夫和给养。一位瑞典中尉这样描述1885年在刚果大激流地区的一场突袭：“我们快要接近那个村子的时候，村里乱成一团。那些村民被吓坏了。我看到，他们带上所有能拿的东西后，没命地逃往密林深处……在离开村子之前，我们牵走了大群的羊、鸡、鸭……然后放弃了那个村子，去了找个午休的好地方。” [15]

村民在逃生时，有时候会舍弃小孩子，因为害怕他们的哭声会暴露藏身处。因此，很多小孩子被活活饿死。一些村民比较幸运，他们住在边境地区，可以越境逃离刚果。法国殖民地总督估计，到1900年，大约有3万名难民越境逃到了法国领地。 [16] 还有一些难民逃到了英国领地，虽然很多人在穿越刚果与英属北罗德西亚边界的卢阿普拉河（Luapula River）时溺水而亡。然而，大多数除了躲进既不能挡风遮雨，也很难找到东西可吃的雨林深处或沼泽深处之外无处可逃。美国雇佣军人埃德加·卡尼修斯（Edgar Canisius）看到他们“焦土政策”下的难民“生活得就像是森林里的野兽，靠吃草根、蚂蚁和其他昆虫度日”。 [17] 1899年，威廉·谢泼德的一位长老会教友写道：“听说政府官员要来，所有村民都逃进那片森林。今晚正值雨季，我敢肯定，在以罗波村（Luebo）为圆心半径75英里的区域，往少了说，至少躲藏着4万人，男人、女人、儿童、病人都睡在没有任何遮挡的森林里。” [18]

大约同时，一个名叫尤尔特·S.格罗根（Ewart S.Grogan）的年轻的英国探险家穿越非洲，经过刚果东北部一隅一个方圆3000平方英里的“人口极少，墙倒屋塌”地方时，眼前的一切让他感到惊讶万分：“每个村寨都被烧为平地，在我逃离这个国家时，我看到了很多骷髅，到处是骷髅。他们姿势各异——清晰地显示出他们当时面对的各种恐怖情景！” [19]

那些没有逃入森林的村民一样饱受饥饿之苦，因为如果靠近橡胶收集点，他们就要将大量的橡胶、木薯、鱼、肉上缴给那些士兵。例如，A.B.I.R.领地上的奔巴村（Bumba）虽然只有100户村民，但每月除了5头猪或50只鸡之外，还要上缴15千克白薯或类似蔬菜。 [20] 另外，虽然身强力壮的男人都在森林里拼命忙于割取橡胶，但这些村寨还是要为那些当兵的提供所有食物。没有劳动力开垦新的土地，对于在贫瘠的雨林土壤上耕种影响巨大，以至于妇女们不得不继续耕种已经耗尽肥力的田地。庄稼产量逐步下降。今天，在当地人的记忆里，被A.B.I.R.占领的那段时间被叫作lonkali，也就是饥荒岁月。

包括女人、儿童、老人的无数人，被押作人质后死亡。士兵将他们关进黄土之上的围栏里。他们往往身戴镣铐，能吃到的东西很少或根本没有，只等村里的亲人用规定数量的橡胶赎他们出去——而这种等待可能要持续好几个星期。1899年，在某个栅栏里，每天死在一个围栏里的人质为3～10人。 [21]

（3）疾病。和美洲印第安人的剧减一样，死于疾病的刚果人要比死于枪弹的多很多。前往刚果内陆的欧洲人和非裔阿拉伯奴隶贩子也带去了很多先前闻所未闻的疾病。当地人没有时间产生针对这些疾病的免疫能力，比如，疟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例子。新带来的疾病和先前的疾病都迅速蔓延，因为现在数量庞大的刚果人经常长途奔波：大量男性被征作长途扛运货物的脚夫，或者被征到蒸汽船上干活（一艘大型蒸汽船需要20～60个砍柴工），或者被强征入公安军当兵。最令人恐怖的致命疾病是天花和昏睡症，虽然相较而言没那么剧烈的肺病和肠道传染病也导致很多人死亡。

多个世纪以来，天花一直是非洲很多沿海地区的常见疾病，但帝国时代人口的大流动将这种疾病传播到了广大内陆地区，让一个又一个村寨尸横遍野。一位库巴国王——就是那位欢迎威廉·谢泼德入境国王的继任者——就死于这种疾病。天花让人们恐慌不已。非洲人称之为“来自上天的疾病”或“上天降下的疾病”，因为这种疾病的致病原因完全不同于他们所熟悉的其他疾病。一位旅游者在刚果一个人烟稀少的城镇里，看到一条15英尺长的大蟒蛇在吞噬一个死于天花的村民，在另一个城镇里，他看到一只只秃鹫因为吃得太饱而飞不起来。 [22]

昏睡病也在河流上游的内陆地区肆虐。据估计，仅1901年一年就有50万刚果人死于这种病。 [23] 这种疾病的传播最初源于粉色条纹的采采蝇的叮咬。这种苍蝇大小如同马蝇，飞动时发出一种独特的尖利之声。人染上昏睡病之后，很容易传染给他人。这种病会引起发烧，淋巴结肿大，极嗜吃肉，怕冷，最后整天昏睡无力，这种病因此得名。

面对有关人口剧减无可辩驳的证据，给利奥波德辩护的那些人，一直将原因归咎于昏睡病。 [24] 没错，昏睡病和其他疾病确实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刚果政权易手之后，不过情况比较复杂，因为疾病很少单独起作用。在那些营养不良、饱受精神创伤的群体中，传染病十有八九会显著推高死亡率，迅速夺去无数人的生命：纳粹和苏联无须动用毒气和行刑队就可以让集中营里的囚犯成批死亡。当今，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20世纪的饥荒和铁丝网，流行病学家完全弄清了这里面的具体原因。即使在刚果，即使不是专业医生也能看出，那些表面上死于疾病的人并不完全是因疾病而亡的。1905年，斯坦利瀑布地区的地方治安官查尔斯·格雷邦·德·圣日耳曼（Charles Gréban de Saint-Germain）写道：“疾病对疲惫人群的杀伤力是显著的。我认为，我们必须将这一地区昏睡病患者的不断增加归咎于这一原因。疾病，加上脚夫的长距离流动、食品的缺乏，让这个国家的人口大幅减少。刚果没有地方比卡松戈（Kasongo）到卡巴姆贝（Kabambare）那条路上的情况更为凄惨。那些村子基本上十室九空，很多窝棚成了废墟，不管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一个个都瘦弱不堪，毫无活力，病恹恹，张开四肢有气无力地躺在那里。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吃的。” [25]

（4）出生率的直线下降。这也不奇怪，男人们长年累月在森林里割取橡胶，一次就要走好几个星期，女人被扣作人质，总是处于半饥饿状态，因此出生率骤降。一位在橡胶主产区马伊恩东贝湖（Lake Mai Ndombe）布道多年的天主教传教士注意到了这种情况。 [26] 1910年，他刚到那里的时候，惊奇地发现当地几乎根本没有7～14岁的孩子，而其他年龄段的孩子很多。这个年龄段正好指向1896～1903年——正是这个地区的橡胶热处于高潮的时候。附近地区有一个目击者罗杰·卡斯玛特，他当时正在调查途中。他估计，当地人口下降了60%。他写道：“在很多地方，幸存的村民现在才开始回到被毁坏或抛弃的村子……出生率的降低导致了人口的减少……女性不愿意生孩子，会想办法不让自己怀孕。她们给出的理由是，万一‘战争’爆发，‘挺着大肚子’或带着婴儿就跑不快，躲不开那些士兵。” [27] 刚果人口减少的部分原因是，后来因为橡胶热而惶惶不可终日、夫妻离散的家庭根本没有孩子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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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恐怖的橡胶收购制度结束之后，刚果才有了全境范围的人口普查。但是，20世纪70年代曾在先前的一个橡胶产区工作过的瑞典人类学家丹尼尔·范格洛维恩（Daniel Vangroenweghe）发现了有说服力的人口统计学证据，可以证明成批男性作为橡胶奴隶被累死或在惩罚性袭击中被军队打死——并且，他还从整个政权内部的统计数字中发现了相关证据。别的理由无法解释早在第一次全面人口普查开始的很久之前通过在这块殖民地逐村数人数获得的结果——所有村子里的成年女性的人数远远多于成年男性。

例如，在1907年的伊农戈，儿童是309人，成年女性是402人，然而成年男性数量只有275人。（这就是那个几十年前，一位地区长官下令“要他们绝对服从，否则……格杀勿论”的那个城镇）。1908年，附近的伊博克（Iboko）儿童数量是322人，成年女性数量是543人，而成年男性只有262人。大量其他村寨的统计数字也反映出同样的情况。 [28] 检视这些数字就像是检视奥斯维辛集中营焚尸房的残留物。你无法从中获得准确的死亡数字，只会闻到大屠杀留下的浓烈臭气。

在利奥波德统治时期，以上四种原因到底让刚果人口减少了多少？就像历史学家当年估算14世纪死于黑死病的人数，相对于绝对数字，调查者对死亡比例更有把握。毕竟，他们手中没有人口普查数据。有意思的是，当时在刚果当地的亲历者估算出来的人口减少的数字与当今采用科学方法估算出来的某些数字一致。

1919年，据一个官方的比利时政府委员会估计，从斯坦利开始为利奥波德的刚果国打基础那时开始算，后来的刚果人口“减少了一半”。 [29] 查尔斯·C.利布雷希特少校（Charles C.Liebrechts）在刚果政府存续的大多数时间里一直担任政府的最高行政官员。1920年，查尔斯也得出了这个结果。当今最权威的判断出自简·范西纳（Jan Vansina）。范西纳是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历史学和人类学荣誉退休教授，也许也是研究有关刚果盆地居民最出色的、在世的人种学者。他的推算基于“当地众多的消息渠道：注意到到教堂做礼拜的教徒数量减少的传教士、口述历史、家谱，等等”。 [30] 他得出的结果也一样：在1880～1920年，刚果人口“至少减少了一半”。 [31]

人口总数是多少？直到20世纪20年代，刚果才进行了全境范围内的人口普查。1924年，人们初步估计当时的人口数字为1000万，这一数字被后来的统计结果所证实。 [32] 这意味着，根据这些估算结果，在利奥波德统治时期，以及他的统治刚结束的那段时间里，这一地区的人口减少了大约1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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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毁村庄、让人质挨饿、让惊恐不已的难民死在沼泽里、下令“格杀勿论”——即使完全从金钱角度来看，难道这就是商业运作的高效方式吗？成批地杀掉很多人固然可以以儆效尤，逼着活着的人卖力地割取橡胶，可是这样做的同时不是会大幅减少劳动人口吗？肯定会。1924年，比利时有关部门的首脑们下令进行人口普查，因为他们非常担心劳动力短缺。那年，全国殖民委员会（National Colonial Congress）的常务委员会不无担忧地说：“我们有朝一日将面临本土人口锐减或消失的风险，到时候可能发现我们面对的是某种意义上的荒漠。” [33]

那么，为什么这些杀戮会持续那么长时间？这种不理性也存在于其他很多大规模屠杀者的心中。例如，在苏联，将政敌枪决或关进监狱这种做法帮助斯大林获得了绝对权力，但是消除了政敌之后，他又处决了数百万人，另外还有数百万人死于古拉格位置偏远的集中营。大量工程师被抓走导致工厂停产，大量铁路工人的死亡导致一些火车没法开动，很多上校和将军被枪决导致红军在1941年德军入侵时几乎没有高级军官，差一点被德军消灭。

刚果的情况和苏联一样，大屠杀有一种内在动力。权力具有诱惑力，而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任何一种权力比能够夺取他人生命的权力更大。大屠杀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来，它就成为一种类似打猎的运动。刚果编年史中记载了很多像勒内·德·贝尔蒙提埃（René de Permentier）这样的例子。贝尔蒙提埃是19世纪90年代后期赤道地区的一名军官。非洲人管他叫Bajunu（法语bas genoux的谐音，跪下的意思），因为他总是命人跪在他面前。他命人把他在博卡托拉（Bokatola）的房子周围的灌木和树木都砍光，为的是他可以站在门廊下将路过的村民当活靶子打。如果让他在女人质打扫过的院子里发现一片落叶，他会命人杀掉12个女人质。如果他发现森林里的一条小路没有维护好，就会命人杀掉附近村庄的一个孩子。 [34]

克莱门特·布拉瑟尔（Clément Brasseur）、利昂·瑟克尔（Léon Cerckel）这两位公安军军官曾经命人将一个人头朝下倒挂在棕榈树枝上，然后在他下面点着一堆火，将他活活烧死。 [35] 两个传教士发现，在一个基站里，士兵杀人质的办法是，将树脂浇在他们的头上，然后放火将他们点着。 [36] 这种事情不胜枚举。

越南战争最为出色的记者米歇尔·赫尔（Michael Herr）记下了他遇到的一个同样疯狂的美国士兵说出的话：“我们毁掉篱笆，烧掉他们酿造的酒，毁掉所有水井，杀掉村子里所有鸡、猪和牛。我的意思是，要是不让我们朝这些人开枪，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37] 另一个美国人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想要用电影表现越战中的嗜杀欲时，你猜他拍摄的《现代启示录》中的情节来自何处？来自约瑟夫·康拉德，因为他记录了一个世纪前在刚果亲眼所见的太多的冷血杀戮。

[1] Marchal，Jules. L’État Libre du Congo：Paradis Perdu. L’Histoire du Congo 1876-1900 ，vol.1.Borgloon，Belgium：Éditions Paula Bellings，1996，p. 339.

[2] Marchal，Jules. L’État Libre du Congo：Paradis Perdu. L’Histoire du Congo 1876-1900 ，vol.1.Borgloon，Belgium：Éditions Paula Bellings，1996，p. 339.

[3] Lagergren，David. Mission and State in the Congo：A Stud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the Congo Independent State Authorit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Equator District，1885-1903 . Uppsala，Sweden：Gleerup，1970，p. 297.

[4] 该陈述引自Casement的报告，由Morel转述，并引用于Lagergren，David. Mission and State in the Congo：A Stud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the Congo Independent State Authorit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Equator District，1885-1903 . Uppsala，Sweden：Gleerup，1970，p. 288，和Marchal，Jules. E.D.Morel contre Léopold Ⅱ：L’Histoire. du Congo 1900-1910 ，vol.1.Paris：Éditions L’Harmattan，1996，pp. 197-198。

[5] West African Mail ，17 Feb. 1905，p. 111.

[6] Speech by Sjöblom in London，12 May 1897，quoted in Morel，E.D. Red Rubber：The Story of the Rubber Slave Trade Which Flourished on the Congo for Twenty Years，1890-1910 . New and revised edition. Manchester：National Labour Press，1919，p. 43.

[7] Lagergren，David. Mission and State in the Congo：A Stud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the Congo Independent State Authorit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Equator District，1885-1903 . Uppsala，Sweden：Gleerup，1970，p. 121.

[8] Vangroenweghe，Daniel. Du Sang sur les Lianes. Brussels：Didier Hatier，1986，p. 59.

[9] Lemaire，Charles. “Charles Lemaire à l’Equateur：Son journal inédit.1891-1895.” Ed. Daniel Vangroenweghe. In Annales Aequatoria 7（1986），pp. 18，20，23，30，36，48.

[10] Leclercq，Louis. “Les carnets de campagne de Louis Leclercq. Étude de mentalité d’un colonial beige.” Ed. Pierre Salmon. In Revue de l’Université de Bruxelles Nouvelle Série 3（February-April 1970），pp. 244-445.

[11] 雅克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立功，今天，比利时迪克斯梅德市的主广场上还有他的塑像。

[12] Marchal，Jules. L’État Libre du Congo：Paradis Perdu. L’Histoire du Congo 1876-1900 ，vol.1.Borgloon，Belgium：Éditions Paula Bellings，1996，p. 362。

[13] West African Mail ，16 Mar. 1906，p. 1219.

[14] Conrad，Joseph. Heart of Darkness：An Authoritative Text；Backgrounds and Sources；Criticism. Ed. Robert Kimbrough. Norton Critical Edition，3d ed. New York：W.W.Norton & Co，1988，p. 51.

[15] P. Möller，Tre Ar i Kongo （Stockholm：P A. Norstedt，1887），pp. 234-235，quoted in Kivilu，Sabakinu. “La région de Matadi dans les années 1880.” In Le Centenaire de l’État Indépendant du Congo：Recueil d’études . Brussels：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Outre-Mer，1988，p. 338.

[16] Morel，E.D. Red Rubber：The Story of the Rubber Slave Trade Which Flourished on the Congo for Twenty Years，1890-1910 . New and revised edition. Manchester：National Labour Press，1919，p. 63.

[17] Canisius，Edgar. A Campaign Amongst Cannibals. London：R.A.Everett & Co.，1903.（Published in one volume with Captain Guy Burrows，The Curse of Central Africa ，under the latter title），p. 170.

[18] William Morrison，letter from Luebo，15 Oct. 1899，in The Missionary ，Feb. 1900，p. 67.

[19] From Cape to Cairo：the First Traverse of Africa from South to North （London：Hurst and Blackett，1900），quoted in Morel，E.D. Red Rubber：The Story of the Rubber Slave Trade Which Flourished on the Congo for Twenty Years，1890-1910 . New and revised edition. Manchester：National Labour Press，1919，p. 58.

[20] Nelson，Samuel H. Colonialism in the Congo Basin 1880-1940 . Athens，Ohio：Ohio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4，p. 100.

[21] Harms，Robert. “The World ABIR Made：The Maringa-Lopori Basin，1885-1903.” African Economic History 22（1983），p. 134.

[22] McLynn，Frank. Hearts of Darkness：The European Exploration of Africa . New York：Carroll & Graf，1992，p. 245.

[23] McLynn，Frank. Hearts of Darkness：The European Exploration of Africa . New York：Carroll & Graf，1992，p. 238.

[24] 相关的现代例子，见Jean Stengers，Morel，E.D. E.D.Morel’s History of the Congo Reform Movement . Eds. William Roger Louis and Jean Stenger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8，p. 255。

[25] Marchal，Jules. E.D.Morel contre Léopold Ⅱ：L’Histoire du Congo 1900-1910 ，vol.2.Paris：Éditions L’Harmattan，1996，p. 49.

[26] Vangroenweghe，Daniel. Du Sang sur les Lianes. Brussels：Didier Hatier，1986，p. 233.

[27] Casement，Roger. “The Congo Report.” In Singleton-Gates，Peter，and Maurice Girodias. The Black Diaries：An Account of Roger Casement’s Life and Times with a Collection of his Diaries and Public Writings. New York：Grove Press，1959，below，p. 140.

[28] Vangroenweghe，Daniel. Du Sang sur les Lianes. Brussels：Didier Hatier，1986，pp. 233，237.

[29] L. Guebels，Relation complète des travaux de la Commission Permanente pour la Protection des Indigènes （Elisabethville：1954），pp. 196-197.

[30] Interview，Sept. 1995.

[31] Jan Vansina，introduction to Vangroenweghe，Daniel. Du Sang sur les Lianes. Brussels：Didier Hatier，1986，p. 10.

[32] La Question sociale au Congo：Rapport au comité du congrès colonial national （Brussels：Goemaere，1924），p. 7.

[33] La Question sociale au Congo：Rapport au comité du congrès colonial national （Brussels：Goemaere，1924），p. 101.

[34] Vangroenweghe，Daniel. Du Sang sur les Lianes. Brussels：Didier Hatier，1986，p. 60.

[35] Marchal，Jules. E.D.Morel contre Léopold Ⅱ：L’Histoire du Congo 1900-1910 ，vol.2.Paris：Éditions L’Harmattan，1996，p. 26.

[36] Vangroenweghe，Daniel. Du Sang sur les Lianes. Brussels：Didier Hatier，1986，p. 115.

[37] Michael Herr，Dispatches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77），p.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