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有意识的遗忘

对于造访苏联的游客来说，一个极为怪异的经历是参观莫斯科高尔基大街革命博物馆宽敞的展厅。在那里，你可以看到数百幅戴着皮帽子置身于堆满雪的路障后面的革命者的照片和油画、无数的步枪、机枪、旗帜、大量其他遗物和文件，但是看不到关于死在处决室、人为的饥荒、古拉格监狱里的大约2000万苏联公民的任何痕迹。

现在，莫斯科的那个博物馆的变化是当初的创设者无法想象的。然而，欧洲另一边的一个博物馆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参观那个博物馆，需要乘坐44路有轨电车，穿过布鲁塞尔近郊绿树成荫、风景怡人的索尼娅森林（Forêt de Soignes），前往特尔菲伦镇的古代公爵领地。18世纪，后来成为猎人保护神的圣休伯特（Saint Hubert）曾经住在这里，并在周围的树林中追捕猎物。今天，中部非洲王室博物馆（Royal Museum for Central Africa）矗立在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命人修建的气势磅礴的路易十五风格的王宫里，俯视着一个花园。在某些特别的日子里，会有数百位游客来到这里，包括利用课余时间来参观的学生和乘坐空调巴士前来的老年人。

这个博物馆的展厅陈列的非洲历史和文化展品是全世界最多的。看完全部展品需要一整天。展品从斯坦利的帽子到利奥波德的拐杖，从奴隶的手铐脚镣到足以乘坐100人的大型独木舟。其中一个展厅陈列的全部是武器和军装，为的是庆祝19世纪90年代的“反奴隶制战争”的胜利——当然，反对的是“阿拉伯”奴隶贩子。一块饰板上列着“长眠于非洲”的几十个公安军军官的名字。另一个展厅陈列着填充的动物标本：大象、黑猩猩、大猩猩。一台电视机在不间断地播放一段黑白视频，向人们展示蓬德人（Pende）戴着面具的舞蹈、朝堂上的库巴国王、恩通巴人（Ntomba）的葬礼——一个完全由奇异服装和各式鼓诠释的非洲。在其他位置的玻璃橱里陈列着各种各样有关刚果文化的物品：梭镖、箭、烟斗、面具、碗、篮子、桨、令牌、捕鱼笼、乐器。

一个临时的展品向人们展示了刚果河流域地势较低地区的一种奇异的雕塑：这是几个3英尺高的木制雕像。雕像的胸部和颈部布满了数百个钉子，以及很小的类似剃须刀的刀片。这几个雕像就像是怒气冲冲、备受折磨的侏儒。每个钉子和刀片都象征着一句要求申冤雪恨的誓言或请求。但是，至于刚果出现过什么严重的不公正行为，这里没有任何说明。在这一博物馆的任何一个展厅里，都看不到为什么数百万刚果人会非自然死亡的最细微的线索。 [1]

在布鲁塞尔的其他任何地方，你都看不到有关这些人死亡的线索。作为刚果部分政府机构所在地和最有实力的刚果公司总部所在地，布雷德里大街仍旧经过王宫的后门。不过，约瑟夫·康拉德当年面试的地方已经被一个政府税务所占据。在王宫的另一边是利奥波德的巨大雕像。他骑在马背上，冷冷地望着远处高速路上的高架桥通道。然而，刚果的血腥杀戮、对土地的掠夺、砍手行为、破碎的家庭、孩子失去父母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眼前那些建筑之所以存在的原因。那装饰华丽的、有众多圆柱的王宫本身也是用来自刚果的利润装修成眼前这般富丽堂皇的。另一个更加宏伟的位置——带有穹顶的拉肯庄园也是如此。拉肯庄园是王室成员生活的地方，那里有一系列美不胜收、玻璃面积超过6公顷的温室。每年春季，这些温室都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向公众开放。参观过程中，数千参观者要经过一个装饰着茶花、杜鹃花的利奥波德半身像。拉肯庄园里还矗立着一座5层高的日本塔。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建筑。利奥波德在巴黎的世界博览会上看到这一建筑后喜欢不已，就用从刚果赚来的钱买了下来。这个城市最高的建筑是用从刚果获得的利润建造的最为气派、最为奢华的50周年纪念拱门（Cinquantenaire arch），它的旁边点缀着不少英雄雕像，像是巴黎凯旋门（Arc de Triomphe）和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加上侧翼建筑的臃肿结合。拱门所用的巨石和混凝土主体让人想到康拉德在《黑暗的心》中对那个没有指明具体国家的欧洲国家首都的描述——“阴森森的城市”。 [2] 然而，对于数百万用血汗为这一切埋单，死后被送入无名墓穴的非洲村民，这里没有东西给予纪念。

布鲁塞尔不是一个特例。柏林也没有关于被屠杀的赫雷罗人的任何博物馆或纪念碑。巴黎和里斯本也看不到任何让人们知道曾经让法国和葡萄牙非洲殖民地减少了一半人口的，恐怖的橡胶收集政策的信息。美国南部有数百个内战纪念碑和保存完好的种植园园主宅邸，可以证明奴隶制存在的展品却少之又少。然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分歧与冲突层出不穷、贫富差距日渐扩大、各种暴力事件令人费解——与其说是被那些我们所庆祝的神话事件所塑造的，倒不如说是被那些我们竭力去忘却的痛苦事件所塑造的。利奥波德统治刚果时期是历史上众多被人有意识地遗忘掉的时期中的一个。

刚果提供了一个用政治手段推动人们忘却的突出示例。利奥波德和在他之后的比利时殖民官员绞尽脑汁“抹去”历史档案中那些可以证明殖民罪恶的证据。1908年8月的一天，就在刚果被正式移交给比利时政府后不久，国王的一个年轻的军事助手古斯塔夫·施廷格汉伯尔（Gustave Stinglhamber）走出王宫，去刚果国政府办公楼见一个朋友。仲夏时节的天气尤其热，两个人来到敞开着的窗户前说话。谈话间隙，施廷格汉伯尔下意识地坐在暖气片上，接着马上跳了下来——暖气片太烫。两人叫来了看门人，问他怎么回事。他的回答是：“对不起，他们在焚烧刚果国的档案。”锅炉烧了8天，大部分刚果国档案化成了布鲁塞尔上空的灰烬和烟尘。“我把刚果交给了他们，”利奥波德曾经对施廷格汉伯尔说，“但是，他们没有权利知道我在那里做了什么。” [3]

在布鲁塞尔的锅炉呼呼作响之际，王宫向刚果下达命令，要求他们毁掉保存在那里的档案。国王在刚果问题上的长期幕僚马克西米利安·施特劳赫（Maximilien Strauch）上校后来说：“那些因为档案被毁掉而想要站出来揭露那段残暴历史的人，因为更高层面上的考虑，被政府用各种方式禁言。” [4] 很少有极权政权如此迫切地毁掉历史档案。在希特勒和斯大林后来在追求其“高尚事业”的过程中，在身后留下的文件，在某种程度上要多很多。

同样的有意识的忘却也发生在那些曾经供职于那个政权的某些人的头脑中。对他们来说，忘记自己曾经参与大屠杀不是一件被动的事情，而是主动去做的事情。在阅读早期征服美洲的一些白人征服者的回忆录时，我们有时候能看到正在出现的忘却行为。在这种时刻，他们不是将暴力行为从记忆中抹掉，而是将它们完全颠倒过来，怪异地将自己施暴者的身份变成了受虐者。例如，1896～1901年在刚果开赛地区管理一个橡胶收集点的拉乌尔·德·普雷摩里尔在回忆里记叙的某个时刻。他这样描述他如何处理一场兵变的所谓“元凶”。

我让两个哨兵把他拖到收集点前面的空地上，将他的两个手腕绑在一起。哨兵让他靠着一根柱子站在那里，双手高举过头顶。他们将他牢牢地绑在这根柱子上部的横木上。我让他们勒紧绳子，直到他只有脚尖能够接触地面……我不再理会那个可怜虫。一整个晚上他一直吊在那里。他时而求饶，时而昏厥。整整一晚上，他那忠诚的妻子一直在想办法减少他的痛苦。她给他找来水和吃的，给他揉搓酸痛的双腿……最后，天亮之后，我的手下把绑绳割断，他整个人扑通一声摔在地上，不省人事。“把他弄走”，我呵斥道……他活下来没有，我不知道……现在，在梦里，我经常感觉自己很可怜，50来个黑皮肤的妖怪围着我……跳舞。我经常在睡梦中惊醒，醒来后发现自己一身冷汗。有时候我觉得，我才是在那个晚上之后的这么多年里吃苦头最多的人。 [5]

“有时候我觉得，我才是……吃苦头最多的人”……纵观历史，凡手上沾有鲜血的人都这样自圆其说。然而，当比利时成为战争的受害者而不是征服者的时候，这种对利奥波德治下刚果的杀戮行为的忘却又被意外地强化了。1914年8月，德国入侵比利时，杀死了5000多名比利时公民，放火烧掉了数千幢建筑，其中包括知名的鲁汶大学图书馆。

在接下来的4年里，先是英国，后来还有美国政府运用“领土狭小但勇敢无畏”的比利时遭受的苦难这样的说法来煽动战火尚未波及的那些国家的民众情绪。报刊文章、漫画、海报和爱国演讲不仅谴责实际发生的暴行，还走得更远。他们报道说，德国军人将比利时婴儿呈十字形钉死在房门上。协约国的媒体还报道了一个引人注目但无意让人想起刚果改革运动频繁曝光的一类事情。他们说，德国士兵经常砍掉比利时儿童的手和脚。一个被放逐的比利时作家甚至以这件事为主题写了一首诗 [6] 。 [7]

比利时儿童被德国兵砍掉手脚的骇人消息不胫而走，一个富有的美国人积极设法收养这些残疾的比利时儿童，可是，即使他承诺帮忙找到这些孩子会得到重金酬谢，也没有找到一个孩子。最后，人们发现，德国兵钉死比利时孩子、砍掉儿童手脚的说法是空穴来风。 [8] 虽然如此，不管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协约国民众都不愿意听到这样的提醒：砍人手的事情发生在非洲，是比利时国王手下的人干的。就这样，有关利奥波德统治刚果的真实历史，以及反对利奥波德刚果政权的刚果改革运动，就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忘却速度之快、程度之深，甚至超过了非洲殖民过程中发生的其他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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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塞尔以东，乘火车一小时就能到达宁静的霍普廷根村（Hoepertingen）。朱尔斯·马沙尔（Jules Marchal）和妻子居住在一个简朴、宽敞的老房子里，旁边有一个小樱桃园。 [9] 每年，他们都有几个星期挎着篮子，站在梯子上采摘樱桃，然后通过当地农民合作社卖出去。马沙尔出生在这里，73岁的他是一个典型的城镇老人：嘴里镶着一颗金牙、身穿吊带裤、脸庞红润和蔼、一头白发。白色的胡须让他有点像晚年的探险家斯坦利。不过，两人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

马沙尔退休前是一名外交官。20世纪70年代早期，他是比利时驻西部非洲三个国家的大使。这三个国家是加纳、利比里亚、塞拉利昂。一天，他注意到利比里亚的一份报纸报道里顺带提道，利奥波德国王治下的刚果曾死了1000万人。

“我很吃惊，”马沙尔说，“我给布鲁塞尔的外交部部长写了一封信。我说：‘我要给编辑写信纠正那个报道，因为这是对我们国家无端的诽谤，但是我不了解那段历史。您能否派人寄给我一些这方面的资料？’”

“我等了很久，可是一直没有回音。这就引起了我的好奇。”

马沙尔是一个细心、认真、做事很有条理的人，就是看书喜欢看原版，喜欢刨根问底，喜欢从原始文件而不是他人的概要中了解历史的那种人。好奇心被点燃之后，他阅读了大量关于早期刚果的历史，后来觉得，考虑到利奥波德烧毁档案文件的时间长达一个星期，所以寻找有关刚果历史的官方文件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某些重要文件逃过了1908年的锅炉。这些文件中间就有1904～1905年非洲村民向调查委员会提供的、一直没有公布于众的证词。利用身份上的便利，马沙尔查到这种重要文件存放在比利时外交部，也就是他供职的机构的档案馆里。他希望能翻阅这些文件。

接下来，马沙尔前往担任非洲的另一个职位，“但刚果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感觉到一种腐臭的味道。我得知，1900年到1910年间，国际媒体曾掀起过一场大规模的抗议风潮。那时刚果有数百万人死亡，但我们比利时人一无所知。因此，当我于1975年到布鲁塞尔外交部上班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部里的档案馆，请求查看当年调查委员会的那些证词”。

不可能。对方这样回答道。那些证词文件上面打着一个“禁止研究者翻阅”（Ne pas à communiquer aux chercheurs）的戳记。马沙尔辩解说，距离调查委员会提交那份报告已经过了70年，再说，自己是大使级别的工作人员。可是不管用。对方就是不让他看那些文件。

“外交部档案馆有规定。对比利时声誉有消极影响的材料不能给研究人员看。可是那段时间的所有资料都对比利时声誉有消极影响！因此，他们干脆什么也不让看。”现在，执着于这个主题的马沙尔距离退休还有15年。他仍旧供职于外交部，只不过回到非洲担任大使，另外还在布鲁塞尔做过一些文书工作。1989年退休之后，他把全部时间都投入了自己的这个项目。40年的公务员经历让他培养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能力：准确知道政府档案中某些隐秘资料的存放地点，于是他前往欧洲和美国，探访存放那一阶段历史材料的所有档案馆。他发现，最有价值的资料往往存在于年轻基层殖民地军官的信件中。 [10] 在到达刚果前，他们对未来满怀憧憬，到刚果后却惊讶地发现，非洲的实际情况和他们在欧洲听到的美好宣传安全是两回事。他研究了非洲传教团体和曾经在非洲开展业务的公司的档案。他还远赴爱尔兰，查阅凯斯门特的文件，去往凯斯门特最后在执行那个让他丢掉性命的使命时登陆的海滩。

马沙尔在担任比利时外交官期间，曾用化名德拉苏（Delathuy，他祖母的娘家姓）写文章。“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不过，她已经从家谱中被删掉了，因为她在结婚之前生了一个孩子。家里没有人提及她的名字。这成了一个忌讳的话题。就像数百万人被屠杀的那段历史一样。”马沙尔用他的母语荷兰语写利奥波德治下的刚果历史。后来，他在荷兰语版本的基础上做了修订，并将它译为法语。虽然他的书在比利时基本上无人理睬，但这些书绝对是有关这一主题的专业之作，它记叙的权威性和翔实程度是任何语言都无法超越的。如果当初没有看到利比里亚报纸上的那篇文章，他可能根本不会动笔写这本书。

马沙尔介绍这本书时，就好像是着了魔似的。他的话语一声高过一声，还使劲做手势。他将书和文件从书架上抽出来，将手伸进抽屉里找照片。他用照片记录了莫雷尔在伦敦生活过的每个住处。“比利时人认为莫雷尔是一个背信弃义、品质恶劣的人。我要为他恢复名誉。”

让马沙尔不满的是，他代表国家出任大使这么多年，却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更让他恼火的是，他居然没有权力查阅自己所在部门的档案。一次，一位高级主管对他说：“你可以看这些档案，但有一个条件：不把你看到的任何东西写出来。”马沙尔拒绝了这一“交易”。在他反复纠缠了外交部官员长达8年后，他终于获准查看当年政府调查委员会的那些证词。他出版了一本那些证词的注解版的书。

还有一个原因让马沙尔在了解情况之后感到难过。早在他40岁出头进入外交部之前，他曾经在刚果工作了将近20年。当时的刚果正处于比利时殖民地的最后几年和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最初几年。一开始，他是殖民政权地区总督的年轻助理。几年后，第一次得知世纪之交的那段历史之后，马沙尔和妻子保拉（Paula）仔细梳理了脑海中的记忆，看看是否存在可以从新的角度来理解的任何线索、任何人说过的话。

“在1948年到达刚果之后，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前往刚果各地，给二战期间协助政府收集橡胶的村寨首领颁发奖章。你知道，那时候政府让所有人都到森林里，去割取野生橡胶。我得把奖章颁发给大约100个首领。当地的一个下士和六七个士兵陪我到各个村子里。那个下士曾经对我说：‘这次的橡胶，没事。可是第一次，很可怕。’”直到30年之后，我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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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非洲，殖民者编写学校课本，再加上广泛的出版禁令和新闻审查，这样，书面上的忘却行为得以实现。在刚果，利奥波德死亡之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比利时统治时期，非洲人的课本高度赞扬了利奥波德和他的贡献。例如，1959年针对想要成为公安军军士（NCO）的年轻刚果士兵下发的学习材料就说，那段历史“展示了比利时人怎样英勇地开辟了这一广阔的领土”。在打击“阿拉伯”奴隶主的过程中，“三年里付出了巨大牺牲，通过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努力，他们出色地完成了那个世纪最为人道的事业，解放了非洲的这片土地上人口锐减、深受掠夺的各个民族”。 [11] 对于那些批评者，该课本没有指出他们的姓名：“一些心怀不满的外国人对我们大肆污蔑的过程中发出的非难之词……最终不攻自破。” [12]

当然，这种以官方命令的方式实施的忘却行为不可能深入贯彻到村寨。那里仍然流传着那些年残酷掠夺橡胶的恐怖故事。但即使是这一集体记忆，也比我们期望的更为贫乏。一些执着的人类学家曾经帮助搜集和保存这些记忆 [13] ——往往就是当地人关于所谓“白人战争”（la guerre du Blanc）时期［用刚果语说就是“大失败”（“lokeli” [14] ）时期］某个残暴至极的人的零星传说。结合凯斯门特和传教士这样的目击者提供的信息来看，这些传说中的坏蛋就是地区长官、橡胶公司的代理人或与外来征服者勾结的当地首领。那段恐怖时期甚至影响了当地的语言。在刚果语中，“让某人去割橡胶”成了一个习语，意思是“施行暴政”。 [15]

相比较而言，非洲偏僻地区有关橡胶掠夺时代的集体记忆相对较少，因为这种口述传说记叙的一般是帝王逸事、朝代变迁、战争胜利，而那些幸存下来的朝代往往靠着与殖民地统治者相勾结才得以存活。简·范西纳在他撰写的库巴人历史中这样说：“有关这些朝代的口述传说中看不到有关这些事件（指的是利奥波德时代的橡胶奴隶制）的记录。那些受益于那种制度的统治者不会让它进入官方记忆。” [16] 现在，在很多刚果人生活的城市里，迅速的城市化过程本身带来了巨大的变动。例如，100年前还是一个小村寨的金沙萨现在已经是一个有大约700万人口，不断扩大、混乱嘈杂的大都市。这种变化破坏了口头传说代代相传的纽带。传统文化被弱化，与这些传统文化一起消失的是对最初破坏这些文化的那些暴力事件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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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波德死了几十年后，刚果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传说：那位国王根本没有死，而是来到了他之前的这块殖民地。 [17] 他已经变身成为天主教主教让-费利克斯·德·昂普蒂纳（Jean-Félix de Hemptinne）——一个长期对刚果政治实施重大影响的专横的贵族。（这个说法明显是因为德·昂普蒂纳的大白胡子和高大身材很像利奥波德。）有人说，德·昂普蒂纳是利奥波德转世或者是这位国王的私生子。在他的任期内，每逢关键时刻，他都站在幕后，在一个臭名昭著的流血事件中指使警察向罢工的矿工开枪；在另一个事件中要求法官对被指控的犯人判以重刑。

不过，利奥波德无须转世就可以留下他的印记。过去的历史对非洲产生了重大影响：数十年的殖民行为、大西洋两岸和阿拉伯世界数百年的奴隶贸易，还有经常被人们忽视的，在这之前当地就存在了不知多少个世纪的奴隶交易。在殖民时代，欧洲给非洲留下的重要遗产不是实践于英格兰、法国和比利时等国的民主政治，而是威权统治和赤裸裸的掠夺。在整个大洲范围内，在走出过去阴影的过程中，恐怕没有一个国家像刚果那样艰难。

当独立最终降临在刚果时，这个国家的情况非常糟糕。像在非洲殖民的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20世纪50年代席卷这个大洲的自治呼声让比利时惊讶不已，1959年在利奥波德维尔，自治运动点燃的大规模示威遭到了公安军的血腥镇压。那时候，利奥波德的继任者已经认识到，虽然独立很可能要到来，不过还需要几十年。他们开始为刚果独立培养一些非洲人才，可是直到独立呼声日渐高涨，1960年刚果最终独立之际，整个刚果境内的非洲人大学毕业生不到30人。没有刚果籍的军官、工程师、农学家、物理学家。殖民地的公共事务管理在刚果自治方面的进展微乎其微：在公务员系统的大约5000个岗位中，只有3个岗位由非洲人担任。 [18]

比利时博杜安（Baudouin）国王抵达利奥波德维尔，以恩赐的态度正式准予刚果自由。他居然说：“先生们，现在请拿出让我们放心的方案来。” [19] 本地人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当即愤怒地发表演讲，予以回击，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就在一个月之前举行的刚果选举中，卢蒙巴被选为联合政府总理。这是这个国家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范围的民主选举。如果从实质上，而不是从形式上说，这是这个国家40多年来的第一次民主大选。卢蒙巴认为，非洲要想彻底从殖民时代中走出来，政治独立是不够的。这个大洲还必须从经济上摆脱欧洲的殖民控制。这番讲话立即让一些西方国家警觉起来。当时，比利时、英国、美国的很多企业在蕴藏着丰富铜、钴、钻石、黄金、锡、锰、锌的刚果投入了巨额资金。卢蒙巴是一个天才的演说家，他演讲的内容迅速流传到国界之外。他思维敏捷，是一个极具领袖魅力的人物。一些西方国家害怕其他殖民地国家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另外，他是一个无法被收买的人。看到无法获得西方国家的支持，卢蒙巴转而求助于苏联。因为被美国和欧洲资本深恶痛绝，所以作为刚果领导人的他时日无多了。距离他在刚果第一次民主选举中被选为总理不到两个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秘密行动小组，其中包括中央情报局（CIA）主管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批准了暗杀卢蒙巴的计划。 [20] 当时担任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负责人的理查德·比塞尔（Richard Bissell）后来说：“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对卢蒙巴的看法和我及其他很多人一样：他是一条疯狗……他希望有人解决那个问题。” [21] 据一个参会官员回忆说，在一个重要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清楚地对中央情报局负责人杜勒斯说：“必须干掉卢蒙巴。” [22]

他们考虑了解决“那个问题”的诸多方案，其中包括下毒（毒药已经送达中央情报局驻利奥波德维尔办事处）、高杀伤力步枪、职业杀手。但是，事实证明，因为无法与卢蒙巴近距离接触，所以这些方案都派不上用场。于是，中央情报局和当时仍在刚果军队和警察中供职的比利时人大力扶植刚果政府中反对卢蒙巴的派别，他们相信对方会替他们做好这件事。后来，这位总理被反对派组成的政府逮捕，遭受严刑拷打之后，于1961年1月被秘密枪决于伊丽莎白维尔（Elizabethville）。其间，在比利时政府的秘密督促下，一个比利时飞行员驾驶一架飞机，将他带到伊丽莎白维尔。在那里，一个比利时军官指挥行刑队枪杀了卢蒙巴。两个比利时人将他的尸体切成碎块后浸入酸液之中，为的是不让这位烈士留下坟墓。我们无从知道，如果卢蒙巴活下来的话，他是否会履行那些让众多非洲人看到希望的誓言，但是美国和比利时不允许他有这样的机会。 [23]

在刚果各方力量中，策划杀害卢蒙巴的关键人物是一个叫约瑟夫·德西雷·蒙博托（Joseph Désiré Mobutu）的年轻人。当时他在刚果军队中担任参谋长，在殖民时代曾担任公安军的军士。西方国家早就开始注意蒙博托，认为他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最大利益。在策划杀害卢蒙巴期间，他收受了中央情报局当地代表和西方军事参赞带去的大笔现金。 [24] 1963年，他戴着墨镜、身穿饰有金黄色穗带的将军服，携带佩剑前往白宫与肯尼迪总统会晤。肯尼迪送他一架飞机供他个人使用，并派了一个美国空军的机组人员听他差遣。1965年，在美国的怂恿下，蒙博托发动政变，成为这个国家的独裁者。他在这个国家实施了持续30多年的独裁统治。

美国军事顾问帮助蒙博托挫败了试图推翻他的多次军事活动。 [25] 一些政敌被他严刑折磨之后杀掉，另一些政敌被他拉拢入统治圈，还有一些政敌被他流放异地。在他统治刚果的30多年里，美国先后给他10多亿美元的平民和军事援助资金。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给予的援助更多。巨额投资让美国及其盟国得到了一个可靠的反共政权，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法国军事行动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军事中转集结站，然而蒙博托没有给这个国家做出任何贡献，除了在1971年，他将国家名称改为扎伊尔。

国有媒体开始给蒙博托赋予各种头衔：导师、国父、舵手、大救星。在美国和欧洲的默许下，这个国家的财富流进了这位大救星和外国矿业公司的腰包里。蒙博托对西方金主的忠诚让他成为颇受华盛顿欢迎的来访者。在那里，他适时地脱下了军装，换上了便服，手持一个有雕刻的乌木拐杖，戴上一顶看上去独具非洲风格但其实来自巴黎一家高档帽子店的豹皮帽子。唐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曾经多次在白宫接待他，称赞他是一个“明智、友善的人”。 [26] 乔治·H.W.布什（George H.W Bush）在欢迎辞中说他是“我们最重要的朋友”。他还说：“在我担任总统期间，邀请蒙博托总统作为第一位非洲首脑正式访问美国，我深感荣幸。” [27]

蒙博托和他的亲信大肆侵吞国家财政收入，以至于扎伊尔政府无法正常运转。1993年，当财政上入不敷出，他无法给军队和政府公务员支付薪水时，他大量印制和使用另一种货币。因为零售商不收这种货币，结果导致了士兵暴动，他们抢劫了店铺、政府大楼和私人住宅。数百人在这场暴动中被杀。一连几年，垃圾堆积成山，无人清理。虽然个别外国航班仍在这个国家降落，但飞机不在那里过夜，保险公司不对这种事情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政府对学校和医院的资金支持几乎缩减到了零。美国大使馆建议其工作人员遇到警察设置路障查车时，不要打开车门锁或摇下车窗：他们应该隔着车窗玻璃出示证件，以免钱包被偷。

在蒙博托于1997年被推翻之前，他掌权的32年让他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的财富最多时达到约40亿美元。 [28] 他将相当一部分时间花在游艇上、金沙萨（先前的利奥波德维尔）旁边的刚果河上。他重新命名了多个湖泊，其中的一个湖是蒙博托塞科湖（Lake Mobutu Sese Seko）。他在法国、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瑞士等地购买了富丽堂皇的宅邸。他根本不区分使用的是国家财产还是个人财产。在一年的时间里，他32次动用国家的喷气式飞机，将5000只长毛羊运到他在戈巴多莱（Gbadolite）的牧场 [29] ；当他的游艇在1987年维修时，他直接征用了当时仍在河运网上航行的，为数不多的几艘客船中最为舒适的一艘。他提出要求，并如愿获得了几乎所有在这个国家开展业务的大型公司的一部分股权。

将当今非洲的所有困难都归因于欧洲的帝国扩张政策，是对问题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处理。不过，我们还是拿蒙博托为例。除了肤色，他和100年前统治那片土地的那位君主没什么不同：都是独裁统治，都从这片土地上攫取了巨额财富，都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湖泊，都拥有游艇，都侵吞国家财产，都在当地私人公司里拥有大量股权。和利奥波德一样，蒙博托将一些金矿和一个橡胶种植园据为己有。蒙博托需要时就印钱的习惯和利奥波德印发刚果债券的做法如出一辙。

14世纪的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说：“被征服者总想模仿征服者的主要特征——着装、手段，以及他所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和习惯。” [30] 蒙博托在法国里维埃拉的罗克布吕纳-卡普马丹（Roquebrune-Cap-Martin）豪华的戴尔玛尔别墅（Villa del Mare）带有室内、室外游泳池，镶金的浴室，直升机停机坪，距离先前利奥波德在海边的费拉角地产相隔仅几十英里，从一个海角可以看到另一个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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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给100年前那场不辞劳苦，奋力为刚果争取公平正义的运动写一个墓志铭的话，该写些什么呢？

刚果改革运动的两个成就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首先，通过莫雷尔、罗杰·凯斯门特，以及同样勇敢却在知名度上略为逊色的乔治·华盛顿·威廉姆斯、威廉·谢泼德、赫齐卡亚·安德鲁·尚恩的努力，这场运动为这段时期的历史档案提供了大量资料。虽然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利奥波德和他的追随者一直在拼命地销毁，用神化利奥波德的方式来贬低、歪曲这些资料，但这些资料仍然存在。这些关于真相的记录至关重要，否则，那个大洲上的历史将会充满沉默。

其次，这场运动的另一个重要成就在于：它让这场运动的支持者从此一直延续着一种传统，一种看世界的方式，一种能够因为其他人遭受的痛苦而心生义愤的能力，而不论遭受痛苦的人是属于另一个肤色、另一个国家，还是身处这个星球的另一端。

当那些呼吁刚果改革的志士们在英国、美国各地数百场大型集会上演讲时，往往要向听众放映幻灯片：被砍掉手的成人和儿童、被强制要求劳动的脚夫、被毁坏的村庄。“播放幻灯片的刚果暴行讲座，”当年的广告这样说，“60张取材于刚离开刚果自由邦巴林伽的哈里斯夫人拍摄的照片的一流幻灯片。讲述生动，文字稿由J.H.哈里斯和E.D.莫雷尔校订。”当时的那些幻灯片都是黑白两色的，大小约3平方英寸，专门为当时所谓“神灯”（majic lantern）放映机设计。目前，这些幻灯片仍然可以被找到。它们被装在两个表面积满灰尘的木头匣子里，存放在伦敦南部一座低租金建筑一楼的储物架上。这座楼是国际反奴隶制组织（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的总部。该组织的前身是反奴隶制协会、反奴隶暨原住民保护协会、英国和海外反奴隶制协会（British and Foreign Anti-Slavery Society）。与莫雷尔合作完成刚果改革运动之后，约翰·哈里斯夫妇投入多年时间管理这一协会。该协会自1839年起一直持续至今，是全世界历史最为悠久的人权组织。今天，在那个堆满幻灯片盒子的房间里，一些二十几岁的年轻男女迈着轻快的步子进进出出，忙着搬运海报、录像带、成捆的小册子。这些材料用于揭露和抨击孟加拉国、尼泊尔、马来西亚使用童工，中东歧视女性的家庭奴隶制，巴西的债务奴役制，泰国的儿童卖淫现象，非洲切割女性生殖器的旧俗，英格兰以极低价格雇用移民人口做家仆的做法。

当今依然活跃于伦敦办事处的这种传统在过去200年里得到了发展和拓宽。当今，我们不大谈论带有“家长式慷慨”味道的人道主义，而更多地谈论人权。人们认为，人生中的基本自由权不是好心人施予的礼物，而是——如同凯斯门特在受审时说的——所有人生来就应该被赋予的权利。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出现了国际特赦组织、无国界医生救援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这样的组织。国际特赦组织认为，仅仅因为某人的观点不同就将他或她扔进监狱是一种犯罪，无论这种事情是发生在土耳其，还是阿根廷。无国界医生救援队认为，生病的儿童有权得到医疗救助，而不管其身在卢旺达、洪都拉斯，还是纽约州的南布朗克斯（South Bronx）。

在表现最出色的时候，刚果改革运动不仅推动塑造和强化这套理念，还有所超越。当今的人权组织着手解决的一般是既成事实——被判入狱的男子、被奴役的女性、没有药品的儿童，而莫雷尔还谈到了其中的根本原因：最重要的是，强征非洲土地和劳动力让利奥波德的掠夺制度成为可能。这种激进主义，从这个词最积极和最深入的意义上说，是那些呼吁刚果改革的主要人物之所以充满热情，是导致莫雷尔和凯斯门特为刚果的正义奔走呼号之后，被投入本顿维尔监狱的深层原因。

囊括这些理念的更为广泛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以及大革命之前。它汲取了那些为了自由克服重重困难，不懈抗争的仁人志士的榜样作用。他们领导的抗争活动包括从美洲的奴隶起义，到长达半个世纪，让纳尔逊·曼德拉最终掌握南非政权的抵制活动。在世界舞台上的10年里，刚果改革运动是这一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再没有任何一个传统比这一传统更令人尊敬。在100多年前的刚果论战期间，囊括政治、社会和经济各方面在内的全面人权概念对于地球上大多数国家的现有秩序来说，还是一个深层次的威胁。现在，情况也是如此。

[1] 1998年本书出版时，情况依然如此。至于那之后的变化，参见本书第402～404页。

[2] Conrad，Joseph. Heart of Darkness：An Authoritative Text；Backgrounds and Sources；Criticism. Ed. Robert Kimbrough. Norton Critical Edition，3d ed. New York：W.W.Norton & Co，1988，p. 27.

[3] Stinglhamber，Gustave，and Paul Dresse. Léopold Ⅱ au Travail. Brussels：Éditions du Sablon，1945，pp. 52-53.

[4] Strauch to Wauters，1911，quoted in Stanley，Henry M. Unpublished Letters. Ed. Albert Maurice. London：W. & R.Chambers，1955，p. xi.

[5] De Premorel，Raoul. Kassai：The Story of Raoul de Premorel，African Trader . Ed. Reginald Ray Stuart. Stockton，CA：Pacific Center for Western Historical Studies，1975，p. 97.

[6] 这首诗的结尾是：

他们（比利时人）发现一颗子弹，

准确地将某个德国佬击毙在路边时，

在他的口袋深处往往能发现，

除了金戒指或弄皱了的绸缎之外，

还有被残忍地砍下来的孩子的两条腿。

[7] Émile Verhaeren. “La Belgique sanglante，” quoted in Read，James Morgan. Atrocity Propaganda 1914-1919.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1，p. 35.

[8] Read，James Morgan. Atrocity Propaganda 1914-1919.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1，pp. 78-96.

[9] Interviewed September 1995.

[10] 例如Lefranc（pp. 120-121）或Gréban de Saint-Germain（p. 231）。

[11] État Major de la Force Publique，L’Afrique et le Congo jusqu’à la création de l’État Indépendant du Congo （Leopoldville：1 June 1959），pp. 10-11，quoted in Stengers，Jean. “Belgian Historiography since 1945.” In Reappraisals in Overseas History ，ed. P.C.Emmer and H.L.Wesseling. The Hague：Leiden University Press，1979，p. 165.

[12] État Major de la Force Publique，L’Etat Indépendant du Congo（1885-1908） （Leopoldville：1 Oct. 1959），p. 145，quoted in Stengers，Jean. “Belgian Historiography since 1945.” In Reappraisals in Overseas History ，ed. P.C.Emmer and H.L.Wesseling. The Hague：Leiden University Press，1979，p. 165.

[1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位比利时传教士Edmond Boelaert和Gustaaf Hulstaert神父的先锋作品。另见Vangroenweghe，Daniel. Du Sang sur les Lianes. Brussels：Didier Hatier，1986和Anstey，Roger. “The Congo Rubber Atrocities—A Case Study.”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Ⅳ，no.1（1971）：pp.59-76。

[14] Nelson，Samuel H. Colonialism in the Congo Basin 1880-1940 . Athens，Ohio：Ohio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4，p. 104.

[15] Vangroenweghe，Daniel. Du Sang sur les Lianes. Brussels：Didier Hatier，1986，p. 234.

[16] Vansina，Jan. The Children of Woot：A History of the Kuba Peoples.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8，p. 230.

[17] Fabian，Johannes. Remembering the Present：Painting and Popular History in Zaire .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pp. 27-28，55，60，261.

[18] Stengers，Jean. Congo Mythes et Réalités：100 Ans d’Histoire. Paris：Éditions Duculot，1989，p. 271.

[19] Breman，Jan. “The Civilization of Racism：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Development Policies.” In above volume，p. 145.

[20] Kelly，Sean. America’s Tyrant：The CIA and Mobutu of Zaire . Washington，D.C.：American University Press，1993，pp. 57-60. Kelly的叙述很严谨，她的资料来源于采访和一些现成的材料，尤其是来自美国参议院于1975年11月20日发表的一份地标性报告。参议院Frank Church给该报告添加的标题为“Alleged Assassination Plots Involving Foreign Leaders：An Interim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21] John Ranelagh，The Agency：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CIA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6），p. 342，quoted in Kelly，Sean. America’s Tyrant：The CIA and Mobutu of Zaire . Washington，D.C.：American University Press，1993，p. 59.

[22] Robert H. Johnson，quoted in the Washington Post ，8 August 2000.

[23] Ludo De Witte，The Assassination of Lumumba （New York：Verso，2001）.

[24] Young，Crawford. “The Northern Republics 1960-1980.” In Birmingham and Martin，above，p. 325；Kelly，Sean. America’s Tyrant：The CIA and Mobutu of Zaire . Washington，D.C.：American University Press，1993，pp. 52，170.

[25] Kelly，Sean. America’s Tyrant：The CIA and Mobutu of Zaire . Washington，D.C.：American University Press，1993，p. 178.

[26] Winternitz，Helen. East along the Equator：A Journey up the Congo and into Zaire. New York：Atlantic Monthly Press，1987，p. 270.

[27] George Bush，on 29 June 1989，quoted in Kelly，Sean. America’s Tyrant：The CIA and Mobutu of Zaire . Washington，D.C.：American University Press，1993，p. 1.

[28] The Guardian ，13 May 1997.

[29] Blaine Harden，Africa：Dispatches from a Fragile Continent （New York：Norton，1990），p. 38.

[30] Pascal Bruckner，The Tears of the White Man：Compassion as Contempt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6），p. 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