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在游艇俱乐部的旗帜下
虽然他的海外实力日渐上升,但是在国内,利奥波德的家庭生活却每况愈下。他越来越频繁地从各种情妇的床上寻求慰藉。其中的一个女人很快被比利时公众戏称为“刚果王后”。1885年4月,柏林的外交胜利仅过去6个星期时,一个英国法庭指控在“控制英国少女往来欧洲大陆伦敦委员会”(London Committee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Continental Traffic in English Girls)的督促下,调查了伦敦的一家高档“风化场所”之后,提到了这位国王的名字。 [1] 上述场所先前的一位仆人做证说,利奥波德每月支付800英镑,要求该场所给他源源不断地提供年轻女性,其中一部分女性的年龄为10~15岁,必须保证都是处女。一家巴黎报纸披露了一些流言,说是利奥波德曾经悄悄乘坐私人游艇前往英格兰,给那位鸨母付给了一大笔钱,要对方保证不许任何人提起他的名字。更有可能的是,这个案子结案速度出奇地快据说是因为威尔士亲王也是这个地方的常客。这位英国内政大臣给法庭派去一位特别观察员。很显然,这是在委婉地向所有相关各方透露一个信息:说得越少越好。那个鸨母认罪之后,只是缴纳了一笔金额少得出奇的罚款了事。
长女路易丝(Louise)17岁时,利奥波德将她嫁给了年龄比她大很多的一位奥匈帝国亲王。全城的庆祝活动结束之后,这对新人在拉肯庄园的新婚之夜让路易丝痛苦不堪,以至于她穿着睡袍逃入庄园的花园里,被一个仆人找了出来之后,她的母亲斥责了她,并要求她恪守为人妻的责任。若干年后,她债台高筑,并和一个骑兵军官发生了婚外情。这位军官与她丈夫决斗之后,奥地利当局将他投入监狱,要路易丝做出选择:要么回到丈夫身边,要么进入疯人院。她选择了疯人院。利奥波德从此再不和她说话。因为害怕再发生什么丢人的事情,利奥波德命人对她严加看管。后来,那位骑兵军官出狱,戏剧性地将路易丝从重重看管中救了出去,结果之后没多久他就死了。在抑郁的余生里,路易丝像他父亲着迷于购买殖民地一样着迷于购买新衣服。她不仅花光了属于她的那份王室财产,还欠下巨额债务。后来,债主们忍无可忍,想办法扣留和拍卖了她的一部分衣物:68张面纱、90顶帽子、27件晚礼服、21件丝绸或天鹅绒斗篷、58把雨伞和遮阳伞。 [2]
对于二女儿斯蒂芬妮(Stephanie),他也没有做得更好。在她仅仅16岁的时候,他就将她许配给一脸黑色胡子的奥匈帝国王储鲁道夫(Rudolph),为的是将来她可以成为奥匈帝国的王后。利奥波德尤其嫉妒哈布斯堡王室,因为,和他不一样,他们可以不受议会、政府的妨碍。然而,鲁道夫第一次前往布鲁塞尔相亲时,竟然带着情妇同行。后来的情况证明,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
让这位国王从家庭不幸中解脱出来的主要慰藉是他新获得的殖民地。据路易丝回忆,刚果是“当时我听到的唯一话题”。 [3] 相较于家里的事情,刚果的事情更为顺利。正当利奥波德发现了获取新领土的天赐政治良机时,他也看到了加紧控制这块土地的技术良机。他准备开发这一广阔的殖民地时,发现自己可以运用很多先前的帝国缔造者不曾掌握的工具。这些工具至关重要,因为有了这些工具,这位国王利用几千名白人就可以控制大约2000万名非洲人。
首先是武器。刚果人手上最先进的武器不过是原始的前膛枪,这种枪在性能上和乔治·华盛顿的军队当年使用的枪相差无几。但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欧洲人就开始使用后膛装弹的来复枪。这种枪在美国内战中显示出了极大的杀伤力,射程和射击精确度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而且,它不再使用无法在雨中派上用场的散火药(loose gunpowder),而使用可以迅速填装的带有黄铜色弹壳的防水子弹。
很快,又出现了更具决定性的进步——连发步枪。这种枪可以连续射击12发或更多发子弹,中途无须再次装弹。不久又出现了机枪。诗人西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在一首诗中写道:
不管风云变化,利器在手
马克沁重机枪,他们没有。 [4]
帮助欧洲人在柏林会议之后的20年里几乎占领了热带非洲全部土地的另一个工具是医学知识。19世纪中叶的探险家将疟疾归咎于从吸入“沼泽气体”到月光下露天睡觉的各种因素,但是不管疟疾的诱因是什么,他们发现奎宁是一种有效的抗疟药。在20世纪之初,人们对疟疾和血尿症有了深入的认识,研究人员还控制了黄热病和其他疾病,欧洲人在非洲热带地区奇高的死亡率开始下降。
最后,由于刚果地形特殊,有一种工具对于利奥波德,比对于拓展海外殖民地的其他人更为重要——我们在前文提到过这种工具的运用——这就是蒸汽船。刚果流域的非洲人称之为“水上的房子”,或者根据它发出的声音,称之为“kutu-kutu”。在整个19世纪,蒸汽船成了一个殖民工具,它运载过印度恒河上的英国人、西伯利亚鄂毕河和额尔齐斯河上的俄国人。刚果的蒸汽船分为桨轮位于侧面的和位于尾部的两种,都有遮挡赤道太阳的遮篷。蒸汽船往往又细又长,因为吃水线与船体底部之间的距离很短,所以它能够越过主河道以及支流上的沙洲。有时候遮篷下面还要挂上一个金属网,为船长和舵手遮挡对面飞来的箭。
当时,在公海上,蒸汽船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取代了帆船,它让从欧洲到非洲沿岸各地的航行更快、更准时。这些蒸汽船将利奥波德的另外一大批代理人送到了非洲。到1889年年底,在刚果工作的白人达430人,其中包括商人、士兵、传教士,以及这位国王派往非洲管理这个处于雏形阶段国家的行政人员。 [5] 比利时人的比例不到一半,因为利奥波德的国民对国王新获得的这一殖民地不怎么感兴趣。值得注意的是,利奥波德派往刚果的所有代理人几乎都是从比利时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军队中请了长假的军官。
有了人手和工具之后,利奥波德开始建设从这块殖民地中攫取利益所需要的基础设施。组建一个简单的刚果运输系统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土地中蕴藏的宝藏——不管将来这里能发现什么宝藏——都无法运到海边,除非靠肩挑背扛。1887年,一队测绘员出发,准备绕过那个众人皆知的220英里长的大激流,设计一条铁路线。很多人殒命于蚊子、炎热、高烧、高山、深谷。三年之后,工人们才开始铺设铁轨。
这一工作开始之后,刚果的行政班子也分别在比利时和刚果两方面组建起来。亨利·谢尔顿·桑福德设法给自己在布鲁塞尔谋了一个刚果最高级行政主管的差事。他在信中满怀希望地跟妻子说:“这正是我喜欢的工作,做善事既能得到名誉和金钱,而且还有成就感……我要……提交一个工作方案,努力工作。” [6] 他的希望落空了,因为利奥波德觉得,就桑福德在华盛顿举办豪华宴会的能力,让他做一个行政管理人员有些屈才,他也不具备国王需要的那种冷酷。于是,国王准许他在刚果收购象牙和其他产品,并答应在脚夫、施工、蒸汽船运输方面提供帮助(后来他没有完全兑现这一诺言)。但是,桑福德探险队(Sanford Exploring Expedition)——这是当时的委婉称呼——很快遭遇了与桑福德其他生意相同的命运。 [7] 和平常一样,他在比利时打理刚果的所有事务。当时,不断攀升的债务让他不得不卖掉他收藏的一些艺术品,并搬到了一个小庄园里去住。同时,他委派的刚果业务负责人耽于饮酒,蒸汽船的锅炉被弃置路边,任由它们生锈。
论经商才能,利奥波德要远远胜过桑福德,但是,他发现自己也开始面临资金压力。他继承了一笔可观的财产,但是19世纪80年代晚期,探险家、蒸汽船、雇佣兵、武器装备,以及刚果的其他支出几乎耗尽了他继承来的所有财产。但是,所有这些开销不能停下来——甚至还要增加——如果他想从这块土地上赚到利润的话。接下来的资金从哪里来?向比利时政府开口借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这个国家的宪法要求,如果利奥波德要当另一个国家的君主,必须征得议会的同意。而要征得议会的同意,他必须承诺绝不将比利时的国库资金用于刚果。他已经向议会的立法委员做了保证,他自己有足够的开发那片土地的资金,虽然这不是真的。 [8]
从1885年到1890年,这位国王将相当一部分时间用在了寻找资金上。有一段时间,他可以向银行家贷款,但后来,即使是他的主要债主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不再借钱给他。这期间他寄出的数百封信显示出他对资金的极度焦虑。他瘦了很多,还失眠。大臣们看到他头发变白,精神恍惚。之前,他的胃口之大是出了名的(他经常在吃完很多饭菜之后还会点一道主菜,有一次,在巴黎的一家饭馆,他一个人吃了两整只烤野鸡)。但是,为了争取公众的同情和资金,他放出消息,说自己将午饭减少了一道主菜。一天,玛丽-亨丽埃特惊呼:“利奥波德,你那个刚果会毁了我们。” [9]
国王通过出售债券筹集了一些钱,但是和他想要的数目相去甚远。他写信给教皇,请求天主教会购买一些刚果债券,以鼓励他传播上帝的福音。至于铁路和一些其他项目,他虽然能够吸引私人投资者,但条件是将他在肯定能够带来丰厚回报的事业中的投资份额降低。最后,他决定,解决这一财务危机的唯一方案是大额借款。考虑到他已经债台高筑,借到大额款项最可能的渠道就是比利时议会。利奥波德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立法委员会忘记他先前的承诺,因此在向议会张口之前,他需要等待。在他等待过程中,他再一次打磨着自己作为慈善家和人道主义者的声誉。
这时候,欧洲人仍然愤怒于盘踞在桑给巴尔和非洲东海岸的“阿拉伯”奴隶贩子。可以说,那些奴隶贩子在跨越东部和中部非洲相当大的地区一个很宽的长条形地域内的活动,确实引起了当地人的极大恐惧,他们仍在将奴隶卖往印度洋和波斯湾的整个东北沿岸。但是,欧洲人对这件事的道德判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夹杂了对非洲殖民地的渴望。更为“便利”的是,那些奴隶贩子大多数是穆斯林,这让欧洲人感觉自己的目标更加高尚。利奥波德因为资助这个殖民地上的传教士而备受赞扬。他对奴隶贸易的猛烈批评又让人们敬重有加,他因此被选为原住民保护协会(Aborigines Protection Society)的名誉会长。该协会是英国一个口碑很好的人权保护机构。 [10]
让这位国王极为满意的是,布鲁塞尔被选为西方大国反对奴隶制大会的举办地。这个会议从1889年11月开始,断断续续地开了8个月。这位“博爱”的国王热情地招待了各国代表。在他们开会的比利时外交部会议厅里陈列着一个用树杈做成的用于控制奴隶的轭。“简直吃不消,”英国的高级代表向英国外交部汇报说,“那么多宴会、招待会、舞会,没完没了。” [11] 出于外交原因,土耳其也不得不参加反奴隶制大会,虽然奴隶制在土耳其是合法的。当会上有人发言谴责伊斯兰后宫的女眷推动了奴隶贸易时,土耳其代表哈哈大笑。
对于那些外交官来说,这次会议不啻一个长期派对。会议室正好俯视一条时尚的市区大街。一位官员回忆到冯·克芬许勒伯爵(Cownt von Kevenhuller)时说,那位奥匈帝国的代表“一看到下面的马路上有女人的帽子,就立刻站起来,一溜烟地跑到窗户前,好像脚下有弹簧似的。他每次都会引发大家的一片欢腾。最后,人们担心他错过这种开心的事情,从铺有绿色绒面的会议桌旁的这一边到那一边的人都会高声提醒他,又有一个漂亮妞过来了”。 [12]
反奴隶制大会给利奥波德帮了忙,与会代表们对着下面马路上走过的女性挤眉弄眼半天之后,回过头来就批准了这位国王提交的打击奴隶贩子的方案——这些方案与那些他打算在刚果实施的耗资巨大的基础运输设施建设方案,具有显著的相似性。国王列举了建设军事据点、公路、铁路、蒸汽船的必要性,因为这些设施可以帮助军队追击奴隶贩子。他豪爽地表示新成立的刚果国将致力于实现这一崇高目标,接下来,作为回报,他请求大会授权他征收进口税,以便为打击奴隶制筹集资金。这些国家最终同意了他的要求,实际上等于偏袒利奥波德,修改了柏林协定,不再承诺自由贸易。
这让作为美国代表出席反奴隶制大会的亨利·谢尔顿·桑福德吃惊不小。6年前,他在承诺自由贸易的协议上的亲笔签名,换来了美国对利奥波德的刚果国的承认。现在,利奥波德突然要求征收关税。他对利奥波德的满腔敬仰被彻底击碎了,他感觉那位国王欺骗了他。 [13] 在痛风和失眠的折磨下,他栗色的胡须现已发白,脸上显现出衰老的迹象和财务上的忧虑,这些让桑福德与6年前那个戴着大圆礼帽、容光焕发的外交官判若两人。他去世于会议结束之后的一年。去世时,他对利奥波德失望至极,他本人也负债累累。桑福德在刚果的投资颗粒无收,他在那里留下的唯一痕迹是那艘6吨重的“桑福德将军号”蒸汽船。
会议期间,利奥波德邀请斯坦利前往比利时待一个星期。斯坦利对与会代表发表演讲,利奥波德给他授予了刚果国大十字勋章,安排了欢迎宴会和盛大的戏剧表演,并请他下榻王宫里平时专门为到访的王室成员准备的金碧辉煌的房间。投桃报李,斯坦利在一次演讲里热情赞扬了东道主:
君王的伟大体现在哪里?如果是领土的面积,那么俄国皇帝当属第一。如果是军事建制的庞大和实力,那么[德国的]威廉二世无与伦比。但是,如果说,君王的伟大主要在他用看护羊群的善念引导他的子民体现出来的智慧和仁德,那么天下最伟大的君主非你们的君主莫属。 [14]
利奥波德使用斯坦利就像是现代美国总统在各地拉选票时要带上一位电影明星一样。让斯坦利造访布鲁塞尔是他纪念自己继位25周年而进行的计划周密的公关活动的一部分。利奥波德还为2500位比利时上层人士,在拉肯庄园里举办了一次派对。他向那些位高权重的与会者展示了城堡里新建的设计有玻璃圆顶的巨大温室。温室中琳琅满目的异国花草和树木是当时世界上品种和数量最多的个人植物收藏。即使是成员一直不愿意给国王的非洲项目投资的布鲁塞尔股票交易所,现在也为利奥波德举行了一个大型招待会。他们用非洲梭镖、一个史上极不寻常的插花作品——茂密的枝叶中“长出”400只象牙——来装饰交易大厅。
利奥波德的公关活动的目标只有一个——钱。在这一努力接近高潮时,他与内阁一位重要成员达成协议,这位内阁成员隐约开始意识到,国王的非洲殖民地有朝一日可能很有价值。利奥波德郑重保证,如果议会如数借给他钱,他将来会在遗嘱中将刚果赠给比利时。这时候——这位慷慨大方的国王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反奴隶制斗士,知名探险家斯坦利在高度赞扬他,忠诚于他的国民又经常宴请他——他才向议会提出2500万法郎(相当于当今1.25亿美元)的借款请求,以支持他当时在刚果从事的人道主义工作。他得到了这笔贷款,而且是无息贷款。
也许,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他漫不经心地将治下的一个国家作为遗产赠给另一个国家的那份古怪文件,更为明显地表现出利奥波德令人目瞪口呆的傲慢。
我,利奥波德,比利时国王,刚果自由邦的最高统治者,希望我挚爱的祖国能够获得我多年不辞劳苦、孜孜不倦努力下的非洲结出的果实……我宣布,这些财产将在我死后赠送和转交给比利时,还有我拥有的对刚果自由邦的所有王权。 [15]
这里有一个小伏笔。国王在向公众公开这份遗嘱时,在落款处将日期提前,这样,这笔遗赠看上去就像是慷慨的捐赠行为,而不是某个财务交易的一部分。
*
对于莫顿·斯坦利来说,在他1890年于布鲁塞尔受到热烈接待之前的5年里,日子过得并不惬意。从柏林会议在1885年结束那一刻起,利奥波德就一直在想,该让斯坦利做点什么。为了不让这位探险家去给英国效力,利奥波德一直在给他发薪水,让他当自己的顾问。但是,国王眼下需要的不是探险家,而是测绘员、采矿工程师、铁路施工人员、蒸汽船船长、士兵和行政人员。几年前,利奥波德曾答应斯坦利,让他担任未来刚果的总督(director general)。但是,后来,为了让法国承认他对刚果的所有权(法国讨厌斯坦利,因为他抢在德·布拉扎之前考察了刚果河流域,还诋毁后者),利奥波德暗地里答应他们不再将斯坦利派往刚果工作。在公共关系以外的任何事务上,沉不住气的斯坦利对于国王没有任何用处。一位比利时首相曾经说,利奥波德“对待人就像对待柠檬,榨干之后就扔掉了”。 [16]
斯坦利猜到利奥波德可能背着他和法国达成了秘密协议,生性敏感的他再次感到异常痛苦。非洲探险的装备早已打包就绪,可是他一直没有接到任何任务。他不需要受雇于利奥波德而得到的薪水,因为他靠演讲和出书赚的钱要比这多得多。虽然如此,他仍然对这位国王保持着满腔的忠诚,虽然斯坦利在1886年的一封信中抱怨利奥波德让他继续等待的说辞:“我们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需要你,但是亲爱的斯坦利先生,我们会提前告诉你,好让你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 [17]
一如往常,斯坦利在憧憬前往非洲考察之前,都要考虑结婚问题,虽然他自己也绝望地承认:“事实是,我无法和女人交流。” [18]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进行着另一场羞涩、笨拙的求爱。这次,对方是伦敦上流社会的一个画家,名字叫多萝西·坦南特(Dorothy Tennant)。她画希腊神话中的小仙女、伦敦街头的孩子,也给斯坦利画像。两人看起来很般配,因为她和男人相处时也局促不安,举止生硬,和斯坦利面对女人一样。即使到了34岁,她还和母亲在同一个卧室里睡觉,每篇日记的抬头都是她那早已去世的父亲。斯坦利向坦南特吐露了他被艾丽丝·帕克抛弃的不幸往事,然后向她求婚。但是,她拒绝了他。他觉得多萝西·坦南特之所以拒绝他,是因为她看不上他的阶层出身。“那个女人的煽情让我上了当,”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还有她没完没了的恭维,写着‘勿忘我’的小饰物、喷了香水的情意绵绵的纸条。” [19]
在斯坦利因为这段经历而痛苦的时候,利奥波德的野心继续膨胀。他对殖民地的欲望更加强烈,现在的他梦想着占有尼罗河流域。“我亲爱的大臣,”他在写给极力让他打消这种念头的比利时首相的一封信中说,“你认为当法老的荣耀一文不值吗?”他坚持道,和它相比,刚果“不算什么”。但是,关于尼罗河流域,他激动地说:“它就像是我的羽饰,我绝不放弃!” [20] 1886年,机会来了。利用这个机会,他可以同时实现三个目的,即推进他的尼罗河梦想,给斯坦利找到活儿干,以及巩固对刚果的控制。
虽然位于尼罗河上游的苏丹处于英国和埃及的共同控制之下,但是因为苏丹幅员辽阔,所以这种控制并不严密。19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反叛的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组织(Mahdist,“马赫迪”)的成员发动叛乱,杀死了英国总督(governor general),击退了派来镇压他们的英国军队。英格兰朝野震动,但是,因为当时其他很多地区的殖民地战争已经让英国应付不暇,所以它不再派大军来镇压。不久,叛军向南部推进。在那里,抵挡他们的是苏丹最南部省份的总督。对利奥波德最为便利的是,这个省份与刚果接壤。
这位名曰艾敏帕夏(Emin Pasha)的南方总督向欧洲各国求援。他的一封信被刊登在《泰晤士报》上,很多人倡议派一个私人远征队前去解围。《泰晤士报》说:“帕夏已被野蛮、敌意的部落包围,切断了文明世界进入和提供救援物资的通道……解救帕夏是仁义和勇敢之举。” [21] 再加上反对伊斯兰教热潮的推波助澜,这一计划获得了大批支持者。马赫迪的领导者要求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亲赴苏丹,向他们投降,并皈依伊斯兰教。此举更加激怒了英国民众。
现在,英国人不仅看到了国人中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坏人,还看到了艾敏,一个白人英雄。虽然拥有“帕夏”这个头衔(另外,emin的含义是“忠诚的人”),陷入包围的这个人是一个体型偏瘦的、个子不高的德国犹太人,原名叫爱德华·施尼策尔(Eduard Schnitzer)。在照片中,艾敏有一张明显的欧洲人脸庞,再加上浓密的胡子、红色的菲斯帽(fez) [22] ,他看上去像是参加共济会会议的眼睛近视的代表。这位帕夏学过医,还是一个出色的语言学家和古怪的人。在忙于政府工作之余,他给人看病,抵御马赫迪叛军,还不辞辛苦地为大英博物馆搜集了很多动植物样品,收集和制作了各种鸟类的标本。
远征救援计划有眉目之后,各种捐赠源源不断地涌进来。福特南·梅森食品店(Fortnum and Mason)捐赠了很多箱美味食品;发明家海勒姆·马克沁(Hiram Maxim)捐赠了他发明的最新式的机枪;艾敏还收到了一种新式军礼服。还有谁比亨利·莫顿·斯坦利更合适带领一支远征军救援艾敏帕夏?这位探险家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他尤其喜欢马克沁机枪。他在发明人的住处试用过这种机枪。他非常满意,这种枪真的像广告里说的那样,一分钟可以射出600发子弹。 [23]
当斯坦利向利奥波德辞掉顾问工作,专心带领远征队时,后者同意了,但是他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前往艾敏那里时,他不能走那条更近、更方便的道路,即途经非洲东部海岸,穿过德国、英国所占的丘陵地带,而必须经过利奥波德控制下的刚果。这就意味着他必须穿过伊图里雨林区。第二,斯坦利找到艾敏帕夏之后,必须请求艾敏继续担任后者所处省区的总督——但是,那个省要被纳入刚果国管辖范围。
利奥波德此举的目的是让这支远征队顺便帮助他考察(也许还能顺便扩大)刚果领土中那片未知的角落。他希望借助别人的资金来完成这件事。为这一考察活动提供资金的有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对艾敏私藏了价值6万英镑象牙的诸多传闻感兴趣的英国商人、认为斯坦利远征的新闻报道会提升报纸销量的报业巨头。这位探险家在1887年年初动身的时候,机智地满足了所有出资人的要求。一位在刚果河大激流下游位置偶遇斯坦利一行的欧洲人惊讶地看到这样一幕: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旗手——应《纽约先驱报》老板小詹姆斯·戈登·贝内特的要求——扛着纽约游艇俱乐部(New York Yacht Club)的旗子。
斯坦利照例写出的两卷本总共2000页的畅销书,后来成为随后众多有关艾敏帕夏的远征救援行动书籍中的一本。(在招募远征队军官时,斯坦利要他们每个人都签了一份协议,保证在他的“官方”记叙出版之前,其他人不得撰写和出版关于这一远征救援经历的书。)但是,除了媒体和出版行业从中受益之外,对于参与这一远征的所有人来说,这一远征几乎都是一场灾难。那个纽约游艇俱乐部可能是个唯一的例外,至少他们的旗子被举着穿过了那个大洲。
斯坦利照旧动辄暴跳如雷。他4次辞退贴身仆人,又4次将他们请回来。他和白人军官吵得面红耳赤——其中的几个军官详细描述了斯坦利的种种无聊和乏味。“鸡毛蒜皮的小事,”其中的一位军官写道,“就会让他勃然大怒。” [24] 让亨利·桑福德在刚果的生意雪上加霜的是,斯坦利征用桑福德还没有完全建造好的蒸汽船当作驳船来运送部队,数月之后归还的时候那条船已经被严重损坏。更重要的是,斯坦利犯了战略性的错误:他将士兵、脚夫以及随军流动的平民(总共800多人)分为两队,他自己带领人数较少的、前进速度较快的一支队伍,为的是救出艾敏帕夏,完成这一戏剧性的、能够成为头条的救援任务。
和往常一样,斯坦利胡乱挑选自己的部下。他委托管理后面那支队伍的军官是埃德蒙·巴特洛特(Edmund Barttelot)少校,后者很快失去了理智。他将斯坦利个人用的行李放到河中,让它顺流而下。他还派了一名军官去执行一个奇怪的任务:跋涉3000英里,耗时三个月前往最近的一个电报局,为的是给伦敦发一封没有什么意义的电报。接下来,巴特洛特觉得自己被人下了毒,看谁都像是叛徒。他命人将一名部下抽了300鞭子(后来的情况证明,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用带铁尖头的手杖戳非洲人,命人将几十个非洲人戴上镣铐,还咬了一个村妇。要不是一个非洲人开枪打死了他,他还要继续胡作非为下去。
在这同时,斯坦利走在先头队伍的最前面,努力在那片雨林区跋涉。他命人绞死了一名逃兵,下了大量的鞭笞令。其中一些鞭笞令由他自己亲自执行。给养供应上的严重失误意味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脚夫和士兵们处于极度饥饿状态。对于那些不幸地居住在这一远征队前进道路上的当地人来说,这一远征队就像是侵略军,因为他们时常绑架妇女和儿童当人质,向当地酋长勒索食物。斯坦利手下的一名军官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今天吃完了最后一根香蕉……当地人既不跟我们交换东西,更不会送东西给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能再抓一些当地女人来。” [25] 另一名军官回忆说,当他们感觉可能要受到袭击时,“斯坦利就会下命令,纵火烧掉好几个村子”。 [26] 另一名军官用若无其事的口气描述屠杀,仿佛他们是在围猎:
最有意思的是,趴在草丛中,悄悄地观察当地人劳作。几个女人……将晒干的香蕉捣碎,做成香蕉粉。我们看到,男人在搭建房舍,或做其他活计。男孩、女孩跑来跑去,唱着歌……我开始了这场游戏,开枪打穿了一个男子的胸膛。他像一块石头一样扑倒在地……随后,一阵弹雨降临了那个村庄。 [27]
远征队的一个成员将一个非洲人的头割下来,塞入一个放盐的盒子里,派人送往伦敦,请皮卡迪利大街上的标本制作师填充后做成标本。 [28]
在斯坦利先头部队的389个人中,超过半数的人死于挥舞砍刀穿越伊图里雨林区的路上。有时候,他们一天只能前进400码。食物耗尽之后,他们就烤蚂蚁吃。他们爬过巨大的树根,不得不顶着热带的瓢泼大雨在泥泞的地面上搭帐篷(有一次,一场大雨一刻不停地下了17个小时)。很多人逃跑,有的人在丛林中迷路、被淹死,不少人死于破伤风、痢疾、坏疽性溃疡。还有人死于流矢或布有有毒尖桩的陷阱——那些森林居民被这些全副武装、横冲直撞的饥饿的陌生人吓坏了,他们拿起武器进行反抗。
历尽千辛万苦见到艾敏的时候,斯坦利和剩下的人已经饥肠辘辘、精疲力竭。因为大多数给养在距离他们数百英里的后卫部队和那个发疯的指挥官那里,除了一些弹药、崇拜者的信件、几瓶香槟、几套新军装(后来发现,这些军装的尺寸太大了)之外,探险家能给对方接济的东西少得可怜。实际上是斯坦利开口请对方提供一些给养。据斯坦利回忆说,那位帕夏见到他们的时候,“身穿一套干净雪白的斜纹粗棉布衣服,熨烫得很整齐,非常合身”,脸上“没有一丝……病态或焦虑;倒是有点养尊处优、气定神闲的架势”。 [29] 仍热衷于为大英博物馆收集标本的艾敏,委婉地将拒绝了利奥波德要他将治下的那个省并入新成立的刚果国的建议。让蓬头垢面的远征救援队最为尴尬的是,艾敏的求救信发出于数年之前,叛军的威胁早已缓解,现在的他并不那么急需救援。
斯坦利非常害怕艾敏不和他一起回国。那位帕夏在日记里写道:“对于他来说,一切都取决于他是否能带着我一起回去,因为只有那样……他的这次远征才算是十全十美的……如果不能带我走,他就不想活了!” [30] 斯坦利最后还是说服这位不情愿的帕夏跟他一起回欧洲,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一路滥杀的远征救援队的大队人马到来之后,再度激起了马赫迪的大规模反抗。因此斯坦利、艾敏以及随行的人们,开始向非洲东海岸进发。跋涉好几个月之后,他们在位于今天坦桑尼亚的一个小型德军驻地那里看到了大海。
一个德军炮兵排齐鸣礼炮,向他们致敬。德军军官在军人餐厅里宴请他们两个人。海军乐队为他们演奏乐曲;斯坦利、艾敏和德国少校先后发言。“酒水是上等的,都是精挑细选并加了冰的”, [31] 斯坦利写道。后来,高度近视的艾敏在宴会桌周围走来走去,推开二楼的一个窗户一脚踏了出去,他以为窗户外面是一个走廊。他坠到楼下的马路上,摔得不省人事。他在当地的德国医院里待了两个月。斯坦利没法如愿将他带回欧洲。最让斯坦利尴尬的是,艾敏帕夏出院之后,既没有给劳师远征救援他的英国效力,也没有给利奥波德效力,而是投靠了德国。
1890年,在斯坦利回国的几个月之后,英格兰爆发了一场争论,焦点是他带领的远征队损失了一半以上的人,以及该远征队在他的命令下实施的种种暴行。一家周报这样讽刺他:
非洲的骄阳,
令人无精打采,
嗜血的马克沁机枪,
欢叫得多么畅快! [32]
远征救援队确实残暴。但是,谴责它的人们不知道的是,与当时刚刚在非洲中部开始的杀戮相比,这根本微不足道。
[1] Pall Mall Gazette ,10 Apr. 1885,p. 9;and 11 Apr. 1885,p. 3.
[2] New York Times ,5 June 1917 and 15 June 1917.
[3] Louise of Belgium,Princess. My Own Affairs. London:Cassell and Co.,1921,p. 32.
[4] Hilaire Belloc,The Modern Traveller (1898).
[5] 人口统计实施于1889年12月31日,记载于Le Mouvement Géographique ,1890年3月23日。
[6] Henry Sanford to Gertrude Sanford,30 Aug. 1884,quoted in Fry,Joseph A. Henry S.Sanford:Diplomacy and Business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 Reno: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1982,p. 150.
[7] Fry,Joseph A. Henry S.Sanford:Diplomacy and Business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 Reno: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1982,pp. 157-163;White.
[8] Van der Smissen,Édouard,ed. Léopold Ⅱ et Beernaert:d’après leur correspondance inédite de 1884 à 1894. Brussels:Goemaere,1920,vol. 1,p. 127.
[9] Stinglhamber,Gustave,and Paul Dresse. Léopold Ⅱ au Travail. Brussels:Éditions du Sablon,1945,p. 142.
[10] Lagergren,David. Mission and State in the Congo:A Stud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the Congo Independent State Authorit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Equator District,1885-1903 . Uppsala,Sweden:Gleerup,1970,p. 198 fn.
[11] Kirk to Wylde,24 Apr. 1890,quoted in Miers,Suzanne. “The Brussels Conference of 1889-1890:The Place of the Slave Trade in the Policies of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In Gifford and Louis 1,above,p. 102.
[12] Liebrechts,Charles. Congo:Suite à mes souvenirs d’Afrique . Brussels:Office de Publicité,1920,pp. 29-30.
[13] Meyer,Lysle E. “Henry S.Sanford and the Congo:a Reassessment.”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Ⅳ,no.1(1971),p. 37;Fry,Joseph A. Henry S.Sanford:Diplomacy and Business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 Reno: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1982,p. 168.
[14] Emerson,Barbara. Leopold Ⅱ of the Belgians:King of Colonialism. 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79,p. 149.
[15] Mutamba-Makombo. L’histoire du Zaire par les Textes:Tome 2—1885-1955 . Kinshasa:EDIDEPS,1987,p. 32.
[16] August Beernaert in Jean Stengers,Belgique et Congo:L’élaboration de la charte coloniale (Brussels:La Renaissance du Livre,1963),p. 98,quoted in Emerson,Barbara. Leopold Ⅱ of the Belgians:King of Colonialism. 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79,p. 64.
[17] Stanley to Mackinnon,23 Sept. 1886,quoted in Bierman,John. Dark Safari:The Life behind the Legend of Henry Morton Stanley. New York:Alfred A.Knopf,1990,p. 256.
[18] Hall,Richard. Stanley:An Adventurer Explored . London:Collins,1974,p. 274.
[19] Stanley to Mackinnon,23 Sept. 1886,quoted in Bierman,John. Dark Safari:The Life behind the Legend of Henry Morton Stanley. New York:Alfred A.Knopf,1990,p. 256.
[20] Stengers,Jean. “The Congo Free State and the Belgian Congo before 1914.” In Gann and Duignan 1,above,vol.1,p. 287.
[21] The Times ,14 Jan. 1887,quoted in Emerson,Barbara. Leopold Ⅱ of the Belgians:King of Colonialism. 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79,p. 157.
[22] 伊斯兰国家男性戴的一种平顶无边的毯帽。——译者注
[23] Globe ,19 Jan. 1887,quoted in McLynn,Frank. Stanley:Sorcerer’s Apprentice . London:Constable,1991,p. 146.
[24] The Diary of A. J. Mounteney Jephson ,ed. Dorothy Middlet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p. 228(26 Feb. 1888),quoted in Bierman,John. Dark Safari:The Life behind the Legend of Henry Morton Stanley. New York:Alfred A.Knopf,1990,p. 289.
[25] James S. Jameson,The Story of the Rear Column of the Emin Pasha Relief Expedition ,ed. Mrs. J. A. Jameson(London:R. H. Porter,1890),p. 92(21 July 1887),quoted in Bierman,John. Dark Safari:The Life behind the Legend of Henry Morton Stanley. New York:Alfred A.Knopf,1990,p. 297.
[26] The Diary of A. J. Mounteney Jephson ,ed. Dorothy Middlet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p. 203(10 Dec. 1887),quoted in Bierman,John. Dark Safari:The Life behind the Legend of Henry Morton Stanley. New York:Alfred A.Knopf,1990,p. 286.
[27] Stairs’s journal,28 Sept. 1887,quoted in Bierman,John. Dark Safari:The Life behind the Legend of Henry Morton Stanley. New York:Alfred A.Knopf,1990,p. 281.
[28] Bierman,John. Dark Safari:The Life behind the Legend of Henry Morton Stanley. New York:Alfred A.Knopf,1990,p. 298.
[29] Stanley,Henry M. In Darkest Africa;or,The Quest,Rescue and Retreat of Emin,Governor of Equatoria. 2 vols.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890,vol. 1,p. 396.
[30] Die Tagebüchen von Dr Emin Pascha ,ed. Franz Stuhlmann(Hamburg:G. Westerman,1916-1927),vol. 4,p. 202,14 Jan. 1889,quoted in McLynn,Frank. Stanley:Sorcerer’s Apprentice . London:Constable,1991,pp. 262-263.
[31] Stanley,Henry M. In Darkest Africa;or,The Quest,Rescue and Retreat of Emin,Governor of Equatoria. 2 vols.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890,vol. 2,p. 458.
[32] Funny Folks ,quoted in Bierman,John. Dark Safari:The Life behind the Legend of Henry Morton Stanley. New York:Alfred A.Knopf,1990,p. 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