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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4 “条约必须承认我们提出的所有条件”
1878年6月10日，一艘蒸汽船载着亨利·莫顿·斯坦利穿过英吉利海峡，他踏上第一次会见比利时国王的路途。我们不知道，在王宫的办公室等待那位探险家期间，利奥波德在做什么，毕竟一连数月的耐心等待就要开花结果了。不过，如果说这位精通地理学的国王可能又在端详地图的话，这种推测不是没有道理。
这时候端详地图，他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当时的形势：只有在非洲，利奥波德才有希望实现占领一块殖民地，尤其是比比利时大很多的一块殖民地的梦想。美洲已经没有未被占领的地区了。马克西米利安和卡洛塔在墨西哥的悲剧提醒人们，执意去控制那个独立国家，将是什么下场。亚洲也没有空白区域了：俄罗斯帝国已将领土一路延伸到了太平洋，法国占据了印度支那，荷兰占据了东印度群岛。南亚其他大部分地区，从亚丁到新加坡，都是英帝国控制的区域。现在，只剩下了非洲。
之前，斯坦利循着刚果河深入内陆大约1500英里。虽然如此，很明显，他没有看到整个刚果河，因为他第一次见到刚果河时，是在距离下游很远的上游，他看到的河面已经将近1英里宽。对这条河的全面考察在多年之后才完成，但是如饥似渴地翻阅了大量报纸文章之后，利奥波德大致了解了这位探险家有了哪些发现。
后来，这些数字被人们所知晓。刚果河上游流域面积为130万平方英里，超过印度国土的面积。水力发电潜力大约是全世界的六分之一。对于一位19世纪的帝国缔造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这条大河和它的扇形支流网络构成了大约7000英里长的航运网络，世界范围内能与之比肩的内陆运输网络极其少见。如果将蒸汽船拆解后，通过陆路运输绕过那些湍急的激流，进入这一水运网，就很容易从码头附近生长迅速的雨林中找到烧锅炉所需的木材。大多数适航河段都经过植物生长迅速的雨林区。雨林区的面积占了整个流域的一半。
当时，关于那些生活在刚果流域的人，欧洲人仍然知之甚少。在与他们作战的间隙，斯坦利也曾经想要了解他们，主要是为了从他们那里获得给养，用小装饰品、布匹与他们换取食物。虽然如此，关于这个地区的居民，他获得了两个重大发现。第一个发现是在军事方面，他们不构成威胁：在30多次交火中，他们的梭镖、弓箭、破旧的滑膛枪根本无法对抗后膛装弹的新式施耐德来复枪。第二个发现是，沿着刚果河这个至关重要的运输动脉，没有一个力量非常强大的国家需要被征服。进一步考察这条大河的几条支流之后，他们发现了几个领土面积很大的王国，但是一连几个世纪从非洲东西海岸两个方向进行的奴隶劫掠让这些国家元气大伤。刚果河流域的大多数民族人口很少。后来一轮的考察很快发现，这里生活的200多个民族讲着400多种语言或方言。潜在的反抗力量如此零碎，征服相对来说很容易。
1878年的那一天，利奥波德坐在那里，等待着与斯坦利的期盼已久的会见，那时利奥波德已经43岁。他早已不是年轻时那个拘谨局促的年轻人，他早已学会了怎样圆滑得体地扮演国王的角色。虽然37岁的斯坦利比这位国王低一头，对自己蹩脚的法语没有信心，但是他也已经声名鹊起。虽然不争气的他从海军当逃兵也仅仅是13年前的事情，不过现在他已是一位畅销书作家，人们眼中最伟大的在世的探险家。他严肃的、留着卷须的面孔出现在各地的杂志上。他戴着一顶他发明的“斯坦利帽”。这个帽子很高，顶部周围有一排通风孔，眼部上方有帽檐，帽子后面有一块布垂下来，可以为耳朵和脖子遮阳。在我们看来，这帽子就像是法国的外籍军团（French Foreign Legion）所戴的帽子与旅店或剧院看门人所戴帽子的结合——这在某种程度上集中诠释了斯坦利的个性：一方面他是一个具有超强体力和磐石般信心的优秀人物，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出身劳动阶层的内心敏感的私生子，迫切地想要获得权力阶层的赏识。
第一次会面过程中，利奥波德一口流利的英语让斯坦利马上放松下来。那年6月，在王宫里第一次见到对方的两个人各自代表了一个后来很常见的阶层。带领地面部队夺取非洲大片土地的指挥官——带领士兵进入未开发的荒野，命令部下动用来复枪和机枪，手持测绘设备，勇敢面对疟疾、痢疾和伤寒的白人——往往像斯坦利那样，出身底层或中低层家庭。对于他们来说，非洲是一个帮助他们向财富和社会上层移动的机会。但是，那些从“瓜分非洲”中获得最多财富的人，比如利奥波德，往往是那些出身富裕的人。
虽然利奥波德在游艇上和王宫里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但是在这两个人中间，他相对来说城府更深。他早已摸清了斯坦利的想法、吃苦耐劳的巨大能力、对没完没了的赞誉之词的渴望，知道他急需赞助人。当时斯坦利仍在因为英国对刚果没有兴趣而难过不已，遇到一个仰慕他的成就，想让他继续从事老本行的君主，他自然喜出望外。
那次会面之后，在1878年剩下的时间里，斯坦利在欧洲各地宣传推广《穿越黑暗大陆》一书。他与巴黎新建立的“斯坦利书友会”成员见面，接受各地授予的荣誉。利奥波德不时向他传递消息，派使者与他联系，为的是始终牢牢地控制他。在当年年底之前，两个人达成协议，斯坦利再次前往刚果，这一次他为这位国王效力。协议有效期为5年。如果人在欧洲，斯坦利每年的报酬为25000法郎。如果人在非洲，他每年的报酬为5万法郎（大约为今天的25万美元）。 [1] 当然，利奥波德还负责出资组建考察过程中负责保护他的远征队。
他们商定，斯坦利首先在刚果河河口附近建立一个基地，然后修建一条绕过大激流，穿越崎岖不平的水晶山的大路——后来一条重要铁路的前身。脚夫可以利用这条路来搬运好几艘拆解的蒸汽船，随后斯坦利将这些船重新组装起来，向刚果河的上游航行，在长度超过1000英里的刚果河主要适航河段上建立一系列贸易站。事后，他可以写一本有关这段经历的书——但是根据协议，利奥波德有权修改这本书。
在利奥波德希望在刚果找到的所有值钱的东西里，他最向往的东西是象牙。欧洲和美洲商人已经开始在桑给巴尔市场上疯狂地收购非洲象牙。因为容易雕刻成型，象牙成为当今的塑料在19世纪的稀缺和昂贵的版本，同时还因为它是“外国货”而更受追捧——而这种追捧随着人们对非洲探险家日益崇拜而与日俱增。象牙可以做成刀柄、台球、梳子、扇子、餐巾环、钢琴和风琴的琴键、棋子、十字架、鼻烟盒、胸针、小雕像。与象牙最初的用途略有关联的是，将其加工成假牙。虽然象牙要从非洲内陆的大象猎场长途贩运，但是这个链条上的所有经销商都有利可图，因为像毒品和贵金属一样，它价值高，占用空间小。一头普通的非洲象象牙重达数百磅，可以制作数百个琴键或几千个假牙。相较于印度象牙，象牙贩子更青睐非洲象牙，非洲赤道地区（包括刚果流域）的象牙是最大的。斯坦利发现非洲的象牙非常之多，有的人家竟用象牙做门柱。
眼下，对于利奥波德来说，这些财富至少是数年之后的事情，因为斯坦利首先要把路修好。他提交给那位国王的预算事无巨细地列出了所有需要的东西：小船、建造木制房屋需要的所有材料、绳子、工具、非洲脚夫、欧洲监工（European supervisors）。这些欧洲监工中有两个英国小伙子——这符合斯坦利选用没有经验的下属的一贯传统——从来没有跨出过英国国门。雇用生手，他可以日后抱怨他们的笨拙：“每次探险，我都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称得上是我的同伴，除了利文斯通……一个久经沙场的人怎样能指望一个见过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流鼻血的人理解他呢？” [2]
精明的斯坦利要求利奥波德预支款项，因为虽然双方签订了大量协议，但他一直搞不清他的雇主到底是谁：是那位国王自己，还是那位国王建立的当前正在走下坡路的国际非洲协会，还是刚建立不久的那个叫作“上刚果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for Studies of the Upper Congo）的神神秘秘的组织。表面上，这个委员会的股东是几个荷兰商人和英国商人、一个比利时银行家，但是，那个比利时银行家实际上是利奥波德的代理人，掌握着相当大比例的股份。国王忠实的追随者马克西米利安·施特劳赫（Maximilien Strauch）上校是委员会的会长。
虽然他和斯坦利的计划雄心勃勃，但是利奥波德下定决心，一定不能让人们看出这些计划除了做慈善之外有其他任何目的。斯坦利与欧洲下属签订的协议不许他们泄露有关他们工作真实目的的任何信息。 [3] 利奥波德向一个记者打包票：“我们的目的就是科学考察。” [4] 如果有人继续追问，他会指给对方看委员会章程的一个条款，上面明确禁止委员会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另外，当时比利时国内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对于一个小国家来说，开辟海外殖民地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情。利奥波德想避开这种思潮的干扰。同时，他还要尽量避免竞争对手注意到非洲这块诱人的蛋糕，尤其是当时已经开始显现出兴趣的法国。
1879年2月，斯坦利化名“M.亨利”（M. Henri）悄悄登上一艘蒸汽船，再次远赴非洲。在他身后的欧洲，一件事情正在发生。一家荷兰公司破产了。据说，这家公司的老板逃到了纽约，打算在那里做出租马车的车夫。这家公司是上刚果研究委员会的核心股东。利奥波德并不在意这家公司的破产和那位股东的去向。他利用这家荷兰公司的破产所引起的震动，向该委员会的其他股东提出收购其全部股份的要求。几位股东感恩戴德地答应了。这个委员会在那年年底之前就在法律意义上解散了。但是，这个委员会仍旧发挥着烟幕弹的作用。利奥波德依然经常提起这个委员会，好像它还在正常运作，好像这个委员会的那些股东——而不是他一个人——仍在为斯坦利提供资金、拿主意。斯坦利本人也直到该委员会解散一年多之后才知道它早已不存在了。
为了进一步混淆视听，给非洲的各项活动找一个可以服务于政治实体的名字，这位一流的导演成立了一个新的幌子组织——国际刚果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 Congo）。成立这个组织是为了让人们混淆其与主要成员为王储和探险家，当时已奄奄一息的“慈善性质的”国际非洲协会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小心，不要让人们一眼看出这个国际刚果协会和国际非洲协会是两个不同的组织，”利奥波德嘱咐一个助手，“公众弄不清楚这一点。” [5] 为了进一步把公众搞糊涂，新成立的国际刚果协会，和已经解散的上刚果研究委员会一样，都使用了国际非洲协会的旗子。上刚果研究协会曾经在该协会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会议上大张旗鼓地使用过国际非洲协会的旗子。那面旗子在蓝色背景下有一颗金色的星星，象征众所知周的黑暗非洲中闪耀的希望之光。
甚至在与斯坦利达成协议之前，利奥波德就已经开始从桌子的另一边向他事先看好的那块非洲蛋糕伸出了手——资助了一个从非洲东海岸出发考察刚果河流域的活动。另外还有三次这样的考察，但都是虎头蛇尾。其中的一次考察动用了四头印度大象来驮行李和辎重。他们给每头大象都起了一个独特的外国名字，分别是桑德格鲁德（Sundergrund）、纳得卜克思（Naderbux）、索散嘉里（Sosankalli）、布玛拉（Pulmalla）。后来他们发现，需要50个壮劳力手持斧子和砍刀走在前面，将树木和树枝砍倒之后，驮着行李和辎重的大象才能通过 [6] 。 [7] 这些大象因为各种各样的疾病轰然倒地死亡之前的经历一度成为新闻记者大书特书的素材。了解那些大象所有痛苦经历的那些欧洲读者根本不知道，真正的故事正在非洲海岸的另一侧展开。在那里，斯坦利正在秘密地修着绕过刚果河激流的道路。
人们几乎察觉不到的是，“刚果”开始成为一个不仅指一条河，还指一片广袤地域的名字。当公众最终开始关注这片正在形成的殖民地时，这位国王的魔术表演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他和手下的“舞台布景师”完全根据台下的观众决定拉起哪出戏的幕布。亨利·谢尔顿·桑福德是利奥波德成立的这一协会董事会成员中国际非洲协会的化身。他让这一协会听起来就像是旅行者援助协会（Travelers Aid）。1879年，桑福德前往纽约打理亏损的投资时在纽约发表演讲，说利奥波德的目标是“建立一系列贸易站，既可以为游客提供住宿，也可以用于科学考察，既可以用来交流信息，也可以为过路人提供帮助……最终，借助教化作用，切断奴隶买卖通道”。 [8] 利奥波德以“一名比利时记者”的名义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坚称，新建立的国际刚果协会类似于“红十字会”。该协会的崇高目标是“为进步事业做出持久、无私的贡献”。 [9] 面向尚武的德国人，利奥波德适时地更换了“布景”，将他派往刚果河的人比作十字军远征队伍中的骑士。几乎所有人都被蒙蔽了。以资助传教士闻名的英国女男爵伯德特-库茨为他的人道行为捐助了5万法郎。一位美国作家说，利奥波德的出色方案“足以让美国人永远相信拥有国王的好处”。 [10]
同时，利奥波德派人告诉斯坦利，他要求后者为在刚果组建一个“自由黑人共和国联邦”做一些基础工作。 [11] 管理黑人部落的总统平时将居住在欧洲，在比利时国王的指导下行使总统权力。这一障眼法类似于联邦制，可能会赢得美国人的好感。另外，对于欧洲人，这位国王大谈城市自治。“不来梅、吕贝克、汉堡很久以来就是自治城市，”利奥波德的一个助手写道，“为什么刚果的一些城市不能自治呢？” [12] 但是，这些幕后策划者知道，在两种情况下，自治只是一个幕布一合上就会被拆掉的道具。利奥波德的一个下属在信中直言不讳地告诉斯坦利：“不可能给黑人一点点政治权力，否则太荒唐了。白人，也就是基站的负责人，将掌握所有权力。” [13] 斯坦利先是不同意，后来还是默许了。
*
斯坦利在刚果为利奥波德效力了5年。这位探险家先前用在打仗上的精力现在用在了征服刚果禁地上。他手下的工匠凿出了一条绕过激流的崎岖小径，而不是大路。有的地方可以利用现成的小路，有的地方则需要砍掉灌木丛和森林，填平沟壑，在山谷中架木桥，然后将50多吨的给养和设备沿着小路拉上去。拉车用的马、牛等牲畜无法在刚果的气候和疾病环境中生存，因此给养主要靠脚夫顶在头上进行搬运。
经过两年时间的修路和搬运工作，人们在激流上游组装好了两艘小型蒸汽船。两艘蒸汽船在轰鸣声中逆流而上，将人们运往沿岸，去建立更多基站。这些基地的命名明确地反映出殖民地的主人是谁。在大激流的上游，在能够听到震耳欲聋的水流声的地方，有一个基地修建了拥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堡垒和一个菜园。这个基地的名字叫“利奥波德维尔”。不远处是高耸的利奥波德山。不久，地图上又标出了“利奥波德二世湖”、“利奥波德河”。后来抵达的一条蒸汽船——刚果河上最有名的船长曾经短暂地驾驶过它——被命名为“比利时国王号”（Roi des Belges）。
斯坦利监督人们干活时非常严厉。“最好的惩罚是用镣铐，”他在寄往布鲁塞尔的一封信中说，“因为如果不让他们受点伤，破点相，受点折磨，他们就会带来耻辱和不舒服。” [14] （当然，白人是不用戴镣铐的，只有黑人戴。）疾病和其他危险比斯坦利的暴怒更加致命。仅在第一年里，他手下就有6个欧洲人和22个非洲人死了，其中1个人被鳄鱼吃掉了。
第一次，我们终于能够看到别人眼中在非洲的斯坦利是什么样的。一个名叫保罗·内弗（Paul Nève）的蒸汽船工程师病了，他在寄回国的信中写道：
斯坦利先生在我患病的这些天精心“照料”了我……就像一位铁匠精心修复一件至关重要的、因为粗暴使用而损坏的工具一样的“照料”……他愤怒地咬着牙，在砧板上一次又一次地敲打，盘算着是不得不将它扔掉，还是可以像以前那样继续让它派上用场。 [15]
几个星期后，内弗死了。
斯坦利本人可能并不介意自己被比作铁匠。“我遇到的每个表情热忱的原住民……”他写道，“我都很看重他们……就像农民看重自己身体强健的孩子；将来我可以招募他们当士兵和劳工。” [16] 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对手下人的催逼非常严厉，给他干活的当地人称他为“Bula Matadi”或“Bula Matari”（Break Stones，打碎石头），而斯坦利自己更倾向于“Breaker of Rocks”（意为碎石者）这一更为自负的翻译。 [17] 他说，这是那些敬畏他的非洲人对他的尊称，因为他教会他们怎样用大锤，并且，他们看到了在修建穿过水晶山的小路时他怎样将巨大的山石炸碎。
在斯坦利有关手下劳工的描述里，他对非洲人嗤之以鼻，说他们天生懒惰；他也看不起白人，说他们“意志薄弱”。他倡导“努力上进的信条”，宣称“家在欧洲而心在非洲的中间人是他最需要的人……这些人是对做生意感兴趣的传教士，他们来刚果河流域最适合不过了。这里有太多的闲人”。 [18] 当他将赚钱本能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谈性色变关联起来时，他的语言就会变得无比兴奋。让“无衣遮体、遍体文身”的非洲人不再“赤身裸体且毫不羞耻”，让他们穿上欧洲样式的衣服，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 [19]
我看到了非洲的光明未来，如果靠着奇迹般的好运气，能说服非洲内陆数百万黑人扔掉身上草做的衣服，穿上……二手的真正的衣服……这里的旧衣服市场该有多大啊！欧洲战斗英雄、俱乐部待从、现代法老仆人的制服，以及律师、商人或一个叫罗斯柴尔德的人穿的大衣，还有和我合作的那些出版商穿的严肃装扮，刚果的酋长们可能喜欢穿。 [20]
在斯坦利不停地徒步往返于崎岖、潮湿的乡间，检查监督工程进度的过程中，他一直很注意自己的仪表，每天修剪胡子，并且将胡须染黑。在这一次非洲羁留的时间里，以及所有在非洲的时间里，他结实矮壮的身体让他从将很多欧洲人送入坟墓的各种疾病中幸存。好几次，高烧让他神志不清，有两次差一点送了命。他写道，有一次患疟疾，体重减到了100磅，身体虚弱得没有力气说话，抬不起胳膊。他在帐篷里躺了两个星期，以为自己不行了，于是将戴着他发明的那种遮阳帽的欧洲军官和非洲劳工叫到病床前，向他们做最后的嘱托，并且——（据他后来说）最后一次表达忠心：“告诉国王……很遗憾，我没有最终完成他委托的任务。” [21]
后来，他的病好了。几个月之后，他再次病倒。他被送到刚果河的下游，在利奥波德维尔被抬上岸的时候一直昏迷不醒。1882年，他勉强能走路之后启程回欧洲养病。他乘坐了一辆速度很慢的葡萄牙蒸汽船。他严词斥责船上的工作人员，竟然让“没有教养”的二等舱乘客跑到一等舱的甲板上，他们在那里“吐痰、抽烟，在那里用最社会主义的方式伸展着四肢”。更为糟糕的是，三等舱的“女人，还有十来个半裸的白人孩子”也上了甲板。 [22]
轮船到达欧洲之后，他终于从这种怠慢中解脱了出来。医生警告斯坦利，要是再去刚果，他可能就会没命，但利奥波德坚持要他去，说是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国王不仅想将这块殖民地弄到手，还想将这位探险家远远地打发到一个闭塞的地方去，因为斯坦利经常在公共场合口无遮拦，念念不忘希望英国控制刚果。利奥波德充分施展了王室的魅力。“斯坦利先生，”他说，“现在是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绝对不会弃我不顾吧？” [23] 当时，疾病的复发让斯坦利很痛苦。在治病的同时，斯坦利订购了大量新设备和补给品。仅仅间隔两个月之后，斯坦利再次回到刚果。
眼看这块肥肉就要到手了，利奥波德想要获得尽可能多的刚果土地，而且他现在就想弄到手。这些年来，他给斯坦利的指示和信函始终离不开他对土地的渴望。
利用一个安全的机会，用我蹩脚的英语和你说几句……你一定要尽量多买土地……能买多少就买多少。你要尽快让从刚果河河口到斯坦利瀑布之间的所有酋长一个接一个地接受……宗主统治，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如果我获知你要立即执行这些命令，我就会派人给你送去更多人手和物资。也许还有中国苦力。 [24]
虽然利奥波德竭力打消英国驻布鲁塞尔公使的疑虑，说他在非洲的项目“没有任何商业性质，没有从事贸易活动”， [25] 但是利奥波德事先已经通过信函告诉斯坦利：“我非常希望你将刚果的所有象牙都买下来。告诉施特劳赫上校，换取这些象牙需要些什么货物，以及需要什么时候运到。我还建议在你修建的道路的某些地段设置障碍，收取过路费。这是很合理的事情，符合所有国家的惯例。” [26]
利奥波德和斯坦利知道，一些其他国家的欧洲人在刚果河流域出没。他们最担忧的是法国探险家兼海军军官皮埃尔·萨沃尔尼安·德·布拉扎（Pierre Savorgnan de Brazza）伯爵。德·布拉扎从刚果河北部的海滩上岸之后，向非洲内陆进发。一天，当斯坦利在忙着修建绕过激流的道路时，他惊讶地发现那位谦和而威严的法国人头戴白色遮阳帽，身穿蓝色海军服出现在他的帐篷前。在斯坦利池塘，一件让他更为震惊的事情在等着他。在那里，他发现德·布拉扎与一位酋长签订了一份协议，对方将沿北部海岸线的一片土地割让给了法国。德·布拉扎在那里设了一个哨所，派一位中士负责指挥。他们在那里插上了法国国旗。
斯坦利是一个容不下任何竞争对手的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和德·布拉扎之间的公开争吵不断。斯坦利指责那位法国探险家的协议是靠耍手段签订的，而竞争对手则指责斯坦利到非洲是来打仗的，根本不是非洲人的朋友。巴黎媒体纷纷报道对德·布拉扎的指责。当利奥波德与斯坦利秘密策划怎样以计取胜时，这位国王却背着斯坦利，邀请德·布拉扎前往布鲁塞尔，并授予他利奥波德勋章，在说服他为自己效力时，被对方拒绝了。
斯坦利和德·布拉扎的你来我往引起了其他方面的兴趣。孱弱的葡萄牙重申了它一度放弃的先前对刚果河河口周围土地的所有权。英国担心法国插手刚果，因此转而支持葡萄牙。利奥波德感觉自己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压力之下，斯坦利对手下的催逼更加紧迫。他对那些酗酒或者任由河边基站周围野草生长的白人大发脾气。“这些人现在给我添的麻烦比那些非洲部落加在一起惹的麻烦还要多。我宁愿给人擦一辈子鞋，也不愿意给一群根本……算不上男人的家伙当保姆。” [27] 虽然在美国内战中效力于战争双方的简短经历不甚光彩，但是斯坦利内心深处仍是一个军人。他喜欢条理和纪律，是一个虽然让人害怕但效率很高的指挥者。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招募了一支强大的私人军队，配备了1000支速射来复枪、12门克虏伯大炮、4挺机枪。在他雇来的赞兹巴里士兵中流传着一句斯瓦希里语谚语：“Bunduki sultani ya bara bara（枪支是内陆的苏丹）。”
同时，利奥波德还雇了一位牛津大学的学者特拉弗斯·特威斯（Travers Twiss）爵士，就私人公司像主权国家那样与当地酋长缔约的权利问题征求专业的法律意见。斯坦利受命带着他全副武装的队伍沿刚果河上下游走就是在做缔约这件事。“条约越短越好，”利奥波德吩咐道，“用一两个条款将所有权利都拿到手。” [28]
斯坦利和他手下的军官们就是这样做的。据斯坦利说，任务完成之后，蓝色金星旗开始飘扬在450个刚果酋长的村寨和领地上空。虽然条约文字表述各不相同，但是很多条约授予了国王贸易垄断权。如果有欧洲人或美国人质疑他们的行为，斯坦利就会说，他是让非洲打开自由贸易的大门。更为重要的是，那些酋长在协议里将土地转让给利奥波德，几乎什么也得不到。据斯坦利的记载，在靠近大瀑布的以桑吉拉（Isangila）地区，他用“很多漂亮的衣服、男仆制服、装饰有金色穗带的制服，以及各种销路不错的货物……还有两瓶杜松子酒，就买到了建一个基站所需要的土地”。 [29] 非洲的征服者和北美西部的征服者一样，发现酒精和机枪一样好使。
“条约”或“协议”是一个委婉的说法。很多酋长根本不知道自己签的是什么。他们之中以前见过纸上文字的人很少，他们只是按照对方的要求在一份份写满深奥法律术语的外语文件上画上一个“×”。当时，两个部落之间签订友好条约的做法很常见，但是他们想不到一纸条约就会将土地割让给大洋另一边的某个人。那些酋长，如Ngombi和Mafela的酋长知道他们在1884年4月1日答应了什么吗？“除了手中作为礼物奉上的一块布料外，每月送给每个签约的酋长一块布料”的代价是，保证“完全出于自愿……无论是自己，还是继承人、接任者都保证永远……将所有土地的主权，以及所有最高权力、管理权让渡给上述协会……并在上述协会需要时，随时在这些领土的任何地方向上述协会提供体力劳动或非体力劳动，工程、修葺和探险工作……该地区的所有陆路和水路，在这些路上的收费权利，以及所有狩猎、捕捞、采矿、森林使用权完全归属上述协会所有”。 [30]
体力劳动和非体力劳动。斯坦利的一块块布不仅换来了土地，还换来了人力。这一交易比当初印第安人割让曼哈顿的交易更不公平。
*
究竟这片土地上存在的社会是什么样的，才能在其大多数居民浑然不知的时候，让斯坦利已经开始忙碌于给比利时国王圈地？这片土地上存在哪些社会群体呢？这个问题无法简单地作答，因为刚果河流域辽阔，如果我们将刚果河流域的地图放在欧洲地图上做一个比较的话，刚果河流域相当于从苏黎世到莫斯科，再到土耳其中部，其面积和密西西比河东部的美国领土相仿。虽然大多数地区属于热带雨林和热带稀树草原，但也有不少覆盖着积雪和冰川的火山和山脉，有的山脉顶峰高度超过阿尔卑斯山。
生活在这片辽阔土地上的群体与这片土地上的地形地貌一样丰富多彩。其中有体制成熟、政府机构完备的庞大王国的公民，也有伊图里（Ituri）雨林中的俾格米人（Pygmies）。后者以人数很少的群体为单位生活在一起，没有首领，也没有正式的管理结构。那些庞大的王国，首都在大城市，国土大都是热带稀树大草原，人们长途出行很方便。而在热带雨林，人行进其中，必须不停地挥刀从生长迅速的浓密丛林中砍出一条路来。这里的村寨一般都非常小。森林居民有时处于半流动状态：如果一群俾格米人杀死了一头大象，那么，在一两个星期里，大象倒下的这个地方就成为一个临时的吃喝场所，因为将整个村子搬到这里要比将死象搬到村子里容易。
虽然一些刚果民族的人性格极好（如俾格米人），但是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作性本善的典范，你就错了。很多民族还实行奴隶制，有的民族在进行某些仪式时还有吃人的习惯。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他们也可能向其他家族或民族发动战争。在这个地方的传统战事中，士兵有时候用砍下的头颅或手的数量证明自己杀死了多少敌人。在这里，战争的残酷性和其他地方相比毫不逊色。 [31] 在刚果河流域非常靠北的地区——这种做法在某些地方仍有残留——一些女性在传统成人仪式上要被强迫切除阴蒂，这种具有当地文化特点的成人礼非常残忍。
和很多其他地方的原住民一样，刚果流域的居民已经学会了平衡生活与环境的关系。一些族群也在进行类似的生育控制，例如，夫妇在男人长期外出打猎期间，或者在女性哺乳时期，就放弃性生活。他们发现草木或树皮中的一些物质可以用来引产或具有避孕作用。所有这些人口控制措施，与远隔重洋的另一片广袤的热带雨林亚马孙盆地的人们使用的避孕措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关于刚果人传统社会，最突出的地方是他们那些不同寻常的艺术品：篮子、垫子、陶器、铜器、铁器，尤其是木雕。欧洲人在踏上非洲大陆20年之后才真正注意到这些艺术品。这一发现后来对布拉克（Braque）、马蒂斯（Matisse）、毕加索影响极大——毕加索后来将非洲艺术品放在画室里，直到去世。立体主义对于欧洲人是一个陌生的东西，因为它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非洲某些艺术品启发后产生的。启发他们的那些作品中，一些来自彭德族（Pende）和松耶族（Songye）的人之手。这两个民族生活在刚果河重要支流开赛河（Kasai River）流域。
我们很容易看出，让毕加索及其同行在1907年的巴黎展会上第一次看到时就对它着迷不已的这种艺术的独特、精妙之处。在这些中部非洲的雕塑中，人身体的一些部位被放大，一些部位被缩小：眼部突出，双颊深陷，口部消失，四肢细长，眼眶几乎扩展到整个脸部。在这之前，欧洲传统的现实主义者没有注意到人的五官和四肢还可以用这种新颖的方法和比例来诠释。
这种艺术起源于多个方面，一个重要方面是相较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他们对今生与来世、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界限有更为模糊的认识。例如，刚果河流域的波利阿人（Bolia）是怎样遴选国王的：先由长老委员会选；接着由先人选，看先人会托梦给谁；最后一步，由野兽来选，即将入围的候选人放在雨林里的某个地方，如果夜间听到野兽吼叫，就表示野兽认可这个人做君主。 [32] 也许就是这种今生与来世、人与兽界限的不稳定，为中部非洲的艺术家提供了一种欧洲同行尚未发现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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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6月，斯坦利完成了利奥波德委托的事情，他将一捆签好的协定藏在行李中，乘船回到欧洲。他对雇主的贪婪略有微词。他抱怨说：“这位国王的喉咙咽不下一条鲱鱼，却贪婪得要吞下100万平方英里。” [33] 但是，让国王的这一野心得以实现的正是斯坦利自己。
当斯坦利在英格兰安顿下来，准备照例写1000来页的考察经历时，他发现这时候的欧洲已经觉醒，它意识到了非洲的重要性。对非洲的瓜分开始了。德·布拉扎与当地酋长在斯坦利池塘签订的条约很快为法国在刚果河西北岸获得了一块殖民地。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也想在非洲建立殖民地。英国人，作为在这一大洲立足最稳的局外人，开始对竞争对手产生了担忧。
利奥波德确信无疑的是，以上这些更大的势力没有一个会主动承认斯坦利一个人圈出的殖民地，但是，外交上的承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先例。只要有一个大国承认了另一国家的存在，其他国家就会效仿。利奥波德决定，如果没有一个欧洲大国愿意迈出这至关重要的一步，他就去其他地方重新物色殖民地。在他所在的大洲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这位国王不动声色地施展手段，用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快速在欧洲发起了迂回进攻。
[1] Marchal，Jules. L’État Libre du Congo：Paradis Perdu. L’Histoire du Congo 1876-1900 ，vol.1.Borgloon，Belgium：Éditions Paula Bellings，1996，p. 49.
[2] Stanley，Henry M. The Autobiography of Sir Henry Morton Stanley. Ed. Dorothy Stanley.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09，p. 351.
[3] Marchal，Jules. L’État Libre du Congo：Paradis Perdu. L’Histoire du Congo 1876-1900 ，vol.1.Borgloon，Belgium：Éditions Paula Bellings，1996，p. 49.
[4] “The Whitehall Review and the King of the Belgians，” in The Whitehall Review ，2 Aug. 1879，p. 269. Quoted in Stengers，Jean. “King Leopold and Anglo-French Rivalry，1882-1884.” In Gifford and Louis 2，above，p. 122.
[5] Leopold to Strauch，8 Jan. 1884，quoted in Stanley，Henry M. Unpublished Letters. Ed. Albert Maurice. London：W. & R.Chambers，1955，pp. 20-21.
[6] 甚至，将大象赶上岸的过程也几乎是一场灾难。运送印度大象的船用吊绳将大象吊过船舷之后，大象没有顺从地游向海岸，而是拼命爬回甲板。当从大船上放下的小船要将水中的大象拉往岸边时，大象开始将小船拖向大海。
[7] Anstey，Roger. Britain and the Congo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2，p. 75.
[8] Speech of 6 Mar. 1879，reprinted in Bontinck，François. Aux Origines de l’État Indépendant du Congo. Documents tirés d’Archives Américaines . P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é Lovanium de Léopoldville. Louvain，Belgium：Éditions Nauwelaerts，1966，p. 74.
[9] Stengers，Jean. “King Leopold and Anglo-French Rivalry，1882-1884.” In Gifford and Louis 2，above，p. 144.
[10] William T. Hornaday，Free Rum on the Congo （Chicago：Women’s Temperance Publication Association，1887），pp. 44-45，quoted in Stengers，Jean. “King Leopold’s Imperialism.” In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mperialism ，eds. Roger Owen and Bob Sutcliffe. London：Longman，1972，p. 260.
[11] Col. Maximilien Strauch，quoted in Bierman，John. Dark Safari：The Life behind the Legend of Henry Morton Stanley. New York：Alfred A.Knopf，1990，p. 225.
[12] Eugène Beyens to Léon Lambert，3 Nov. 1882，quoted in Stengers，Jean. “King Leopold and Anglo-French Rivalry，1882-1884.” In Gifford and Louis 2，above，p. 142.
[13] Strauch to Stanley，undated，Stanley，Henry M. Unpublished Letters. Ed. Albert Maurice. London：W. & R.Chambers，1955，pp. 22-23.
[14] Stanley to Strauch，12 June 1881，Stanley，Henry M. Unpublished Letters. Ed. Albert Maurice. London：W. & R.Chambers，1955，p. 49.
[15] Stanley，Henry M. Unpublished Letters. Ed. Albert Maurice. London：W. & R.Chambers，1955，p. 44.
[16] Stanley，Henry M. The Congo and the Founding of Its Free State：A Story of Work and Exploration. 2 vols.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885，vol. 2，pp. 93-94.
[17] Stanley，Henry M. The Congo and the Founding of Its Free State：A Story of Work and Exploration. 2 vols.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885，vol. 1，pp. 147-148，p. 237.修正版本见Marchal，Jules. L’État Libre du Congo：Paradis Perdu. L’Histoire du Congo 1876-1900 ，vol.1.Borgloon，Belgium：Éditions Paula Bellings，1996，p. 52。
[18] Stanley，Henry M. The Congo and the Founding of Its Free State：A Story of Work and Exploration. 2 vols.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885，vol. 2，pp. 376-377.
[19] Stanley，Henry M. The Congo and the Founding of Its Free State：A Story of Work and Exploration. 2 vols.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885，vol. 2，p. 100.
[20] Stanley，Henry M. The Congo and the Founding of Its Free State：A Story of Work and Exploration. 2 vols.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885，vol. 1，pp. 130-131.
[21] Pakenham，Thomas. The Scramble for Africa：The White Man’s Conquest of the Dark Continent from 1876 to 1912. New York：Random House，1991，p. 150.
[22] Stanley，Henry M. The Congo and the Founding of Its Free State：A Story of Work and Exploration. 2 vols.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885，vol. 1，p. 459.
[23] Frank Hird，H. M. Stanley：The Authorized Life （London：S. Paul & Co.，1935），p. 186，quoted in Bierman，John. Dark Safari：The Life behind the Legend of Henry Morton Stanley. New York：Alfred A.Knopf，1990，p. 235.
[24] Leopold to Stanley，31 Dec. 1881，quoted in Emerson，Barbara. Leopold Ⅱ of the Belgians：King of Colonialism. 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79，p. 96.
[25] FO 84/1802，15 Nov. 1882，quoted in Stengers，Jean. “King Leopold and Anglo-French Rivalry，1882-1884.” In Gifford and Louis 2，above，p. 133.
[26] Leopold to Stanley ，31 Dec . 1881，quoted in Emerson，Barbara. Leopold Ⅱ of the Belgians：King of Colonialism. 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79，p. 96.
[27] Stanley，Henry M. The Congo and the Founding of Its Free State：A Story of Work and Exploration. 2 vols.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885，vol. 1，p. 466.
[28] Leopold to Strauch，16 Oct. 1882，reprinted in Stanley，Henry M. Unpublished Letters. Ed. Albert Maurice. London：W. & R.Chambers，1955，p. 161.
[29] Stanley，Henry M. The Congo and the Founding of Its Free State：A Story of Work and Exploration. 2 vols.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885，vol. 1，p. 185.
[30] Stanley，Henry M. The Congo and the Founding of Its Free State：A Story of Work and Exploration. 2 vols.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885，vol. 2，pp. 196-197.斯坦利的自传作者蒂姆·吉尔坚持认为，斯坦利与酋长们签订的协议没有那么不公平。外交档案和经过利奥波德编辑的斯坦利书中的协议是被利奥波德修改和替换过的版本。真实情况无从得知，因为也许是根据这位国王的命令，斯坦利与酋长们签订的条约原版都已经不在了。
[31] Vellut，Jean-Luc. “La Violence Armée dans l’État Indépendant du Congo. Cultures et Développement 16，nos.3-4（1984），p. 701；Vansina，Jan. The Children of Woot：A History of the Kuba Peoples.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8，p. 144，p. 343.
[32] Vansina，Jan. Kingdoms of the Savanna.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6，p. 100.
[33] Stanley to Sanford，4 Mar. 1885，reprinted in Bontinck，François. Aux Origines de l’État Indépendant du Congo. Documents tirés d’Archives Américaines . P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é Lovanium de Léopoldville. Louvain，Belgium：Éditions Nauwelaerts，1966，p. 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