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首先要感谢伦敦的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伦敦的反奴隶制国际组织、特尔菲伦镇的中部非洲王室博物馆（Musée Royal de l’Afrique Centrale）、布鲁塞尔军事博物馆（Musée Royal de l’Armée et d’Histoire Militaire）、斯德哥尔摩瑞典传道协会（Svenska Missionsförbundet）、纽约州罗切斯特市美国浸信会历史协会（American Baptist Historical Society）、佛罗里达州桑福德市的桑福德博物馆（Sanford Museum）、位于北卡罗来纳州蒙特利尔市的长老会历史资料部（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他们热情地向我提供了我所需要的资料、照片等。感谢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的伊妮德·希尔德科特（Enid Schildkrout）。感谢弗吉尼亚州汉普顿大学（Hampton University）的档案管理员，是他们允许我查阅了威廉·谢泼德的论文。感谢伊贝·西格博格（Ebba Segerberg）帮我翻译瑞典文。感谢戴维·雷蒙德（David Raymond）、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提了一些有关参考文献的宝贵建议。

写作这本书让我深入了解了图书馆在保存那些强大利益集团想要人们忘记，或是人们自己想要忘记的历史记录时扮演的重要角色。每次从图书馆借到书，我都心存感激，有一次，我发现我是自从1937年以来第一个借阅这本书的人。还有——这种事情我遇到过两次——几十年来从图书馆查寻一本书时，发现书页一直没有切开。感谢我做研究时当地很多热心的图书管理员：西北大学、耶鲁大学、贝茨学院（Bates College）等学校的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New York Public Library）、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图书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图书馆和格林图书馆。特别要感谢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多伊（Doe）图书馆、莫菲特（Moffitt）图书馆、班克罗夫特（Bancroft）图书馆。我的大多数研究工作完成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那些思想陈腐的政客、主张减税的狂热分子开始大幅减少美国公共图书馆和州立大学图书馆预算之前，伯克利分校收藏的丰富史料就是一份份无可辩驳的证据，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世纪之前曾经发生的事情。

在我写作这本书的整个过程中，虽然我的妻子阿莉（Arlie）也在撰写一本大部头作品，但她时刻在与我探讨、交流这本书的内容，这本书仿佛成了我们生活的中心。在本书手稿完成之后请她过目时，她已经对这段刚果历史中的人物耳熟能详，就好像他们是我们的好朋友一样。另一件幸事是，很多现实生活中的朋友看过这部手稿之后，从他们作为作家、记者、历史学家的经验出发，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朋友是：艾伊·奎·阿尔马（Ayi Kwei Armah）、哈里特·巴洛（Harriet Barlow）、玛丽·费尔斯蒂娜（Mary Felstiner）、劳里·弗林（Laurie Flynn）、戴维·霍赫希尔德（David Hochschild）、帕特里夏·拉巴姆（Patricia Labalme）、保罗·索尔曼（Paul Solman）、艾伦·维里斯（Allen Wheelis）、弗朗西斯·威尔森（Francis Wilson）、布莱基（Blaikie）、梦迪（Monty）、罗伯特·沃斯（Robert F. Worth）。关于本书的批评性反馈和其他支持，还要感谢我的代理人丹尼斯·香农（Denise Shannon）、乔治斯·博哈特（Georges Borchardt），以及我之前的编辑，即霍顿米夫林出版社的唐·西弗里安（Dawn Seferian）。

本书的每一页几乎都从汤姆·英格尔哈特（Tom Engelhardt）深入的编辑建议中获益。在注重写作手法的美国作家中，汤姆是一个秘密武器。在目前健在的人中，很少有人在对句子、段落，以及整本书的批评性反馈、梳理和润色方面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水平。如果有针对编辑工作的奥斯卡奖，汤姆早应获此殊荣。

作为研究这一段悲惨历史的后来者，我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了这方面知识远胜于我的几位专家学者的热情帮助。丹尼尔·范格恩阅读了本书手稿，并与我分享了一些文件。我要特别感谢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两位最出色的学者，他们是人类学者简·范西纳和历史学家朱尔斯·马沙尔。两位都不厌其烦地回应了我多次询问信息的电话和信件，两人都一丝不苟地阅读了我的手稿，马沙尔阅读了我修改的两份手稿，帮我纠正了无数错误。如果后来我的复述偶然导致了个别错误，或者我在极个别之处与两人观点有些微偏差，这些错误和偏差也与他们二人没有任何关系。我衷心地感谢他们的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