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往事回顾

到目前为止，距离本书第一次出版已近10年。开始策划撰写这本书时，我惊讶地发现没有任何人对这一题材感兴趣。在看过本书详细内容梗概的10家纽约出版社中，有9家不愿出版。其中一家出版社说，这个故事作为一篇文章发表在杂志上可能更好。其他出版社不是说关于非洲历史的书没有市场，就是干脆说美国人不关心那么久远，而且发生在一个没有几个人能在地图上找到的地方的事情。很幸运，第10家出版社，也就是霍顿米夫林出版社（Houghton Mifflin），相信读者能够看出利奥波德治下的刚果与当今社会的联系。英国的麦克米伦出版社（Macmillan）也持这种观点。到目前为止，本书已印刷大约50万册。这本书还催生了几部电影［最知名的是皮帕·斯科特（Pippa Scott）执导的纪录片《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数个有关刚果历史的英文和法文网站，一首说唱歌曲，一个先锋派外百老汇戏剧，加利福尼亚艺术家罗恩·加里格斯（Ron Garrigues）创作的一个不同寻常的雕塑作品——包括象牙、橡胶、枪支零件、用过的子弹壳、白骨、刚果人的雕刻作品、利奥波德曾亲自颁发的勋章在内的一个琳琅满目的组合。

本书讲述的这个故事仍在延续着。在利奥波德生前喜欢去的比利时奥斯坦德度假区，一个利奥波德骑在马背上的高大铜像很早就矗立在那里，居高临下地俯视前方。利奥波德铜像周围是几个矮小的、心怀感激的非洲人和当地渔夫的雕像。2004年的一个晚上，几个无政府主义者将一个非洲人雕像的手锯掉了——他们在一份匿名传真里说，这样可以更好地表现利奥波德对刚果的真实影响。对于一个一度以为自己的书根本出版不了的作家来说，这不啻一个有趣的经历。

我有时候会感到奇怪，为什么那些出版社不看好这本书。其中的原因可能和我们绝大多数人从小到大形成的看法有关——他们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值得一写的暴政只有法西斯主义等。在不知不觉中，我们觉得在心理上距离遭受斯大林、希特勒迫害的牺牲者更近一些，因为他们都是欧洲人。我们会有意识地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算是历史上的某些新鲜题材，因为它们导致数百万人死亡，并且有一套审查所有不同政见者的理论体系。我们忘记了曾经有上千万非洲人死在殖民统治下。殖民行为也可能具有极权特征——毕竟，在极权方面还有什么能超过强制劳动制度？殖民地的言论审查非常严格：比利时治下的刚果非洲人在当地媒体呼吁自由的机会并不比斯大林治下苏联的不同政见者多。殖民行为也有一套复杂的理论为自己辩护。这套理论出现在从吉卜林的诗歌到斯坦利的讲话、长篇发言和有关非洲人头盖骨形状、黑人如何懒惰、欧洲文明如何非凡出众等方面书籍中。像利奥波德手下的官员那样，将被强迫进行劳动的人说成是“自由人”，如同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上“劳动让你自由”（Arbeit Macht Frei）几个字一样，是一种非常扭曲的说辞。法西斯主义、欧洲殖民主义都宣称自己有权力完全控制民众的生活。在所有这几种情况里，在相关制度正式终结之后，其影响还要存在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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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很多刚果人深受殖民政权的影响，但我没有想到这本书的问世会让我全面、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后代。我接到了那个臭名昭著的利昂·罗姆的美国曾孙打来的电话。莫雷尔的孙女——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奶奶，也就是莫雷尔的寡妻带大的——给我写来一封长信。我还发现了一批离开故国，隐居于美国的刚果人。几乎不管我在哪里演讲，都会有几个人滞留在会场，等到围在我身边的人散尽之后，他们就会走上前和我说话。通过他们中的一些人，我将这本书的法文版送给了一些刚果的学校和图书馆。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书店里，我见到来自多个人种的一群人，他们似乎对威廉·谢泼德了如指掌。通过交流得知，他们是附近一个长老会教堂的会众，而该教会属于当年谢泼德所属教会的姐妹会。我还和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浸信会教徒一起，赞扬最早也是最勇敢地批评利奥波德的传教士E.V.霍布鲁姆的生平。一次，我在纽约城做演讲时，一个上了年纪的白人女性走上前来，上身探过签名的桌子，带着浓重的口音，铿锵有力地说：“我在刚果生活多年，你说的都是真的！”在我想要说什么时，她已经不见了。一天，我回到家里，在电话应答机上听到一个非洲人的声音：“我想和你谈一谈。我爷爷给比利时人做脚夫时，被活活累死。”

最有趣的事情是，在比利时看到人们对这本书的反应。这本书在比利时发行了两个版本：一个是法文版，另一个是荷兰文版。当时，我去了安特卫普，历史学家朱尔斯·马沙尔和我找到了100年前莫雷尔记录运抵这里的刚果象牙、橡胶等货物数量，惊讶地意识到他看到的是奴隶劳动的产品时，在这个城市的码头上站立的位置。遗憾的是，马沙尔已罹患癌症去世，不过在他去世之前，他的一些长期被否定的研究成果获得了承认。

不管是在安特卫普还是在布鲁塞尔，听众都很友好。他们关心人权，都对他们对于自己国家在非洲的血腥历史一无所知而感到歉意。报纸上的评论也都持肯定态度。慢慢地，开始出现了连锁反应。

这些声音来自当年生活在刚果的一部分比利时人。1960年，在那片殖民地独立之际，所有生活在那里的比利时人感到自己的世界仿佛崩塌了，不得不匆忙离开刚果。他们建立了大约20多个比利时“老殖民地居民”团体，比如总部设在卢卢阿布尔的“欧洲人军事训练中心退役军校生兄弟会”（Fraternal Society of Former Cadets of the Center for Military Training of Europeans）。在这些团体联合会的网站上，有一篇连声怒骂这本书的长文：“耸人听闻的……事实、推断和想象……的拼凑。” [1] 另一篇抨击这本书是“捕风捉影、胡说八道”的文章开篇处以悲恸的口吻对已去世的利奥波德说了一番话：“您以为自己艰辛忙碌一生之后，最终可以安眠于九泉，可是您想错了。” [2] 一个狭隘的老殖民地团体在一篇内部通讯里说：“地狱之犬又被放出来攻击伟大的国王了。” [3]

英国《卫报》发表了一篇冗长的文章，说“一本新问世的书在一个开始被殖民遗产纠缠的国家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4] 该文章引用了研究非洲的思想保守的比利时学者吉恩·斯滕格（Jean Stengers）批评这本书的话：“在两到三年之内，人们就会将它忘掉。”比利时首相明显想终结这场争论：“在情感上，真的已经没有什么密切的联系了……那已经成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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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不会就此消失。2001年，在南非德班举行的一个有关种族歧视的联合国会议上，一位记者注意到很多参会代表读过这本书。 [5] 其中一位代表问比利时外交部部长路易斯·米歇尔（Louis Michel），他的国家是否会对利奥波德的“反人类罪”负责。同一年，米歇尔给比利时驻世界各地的外交使团发了一份秘密备忘录，告诉他们该怎样回答《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黑暗的心》这两本书的读者提出的棘手问题。（他的指示：预先的公关活动是没有用的；将话题转移到比利时将如何为当今非洲的和平所做的努力上。）

另外一些事件也推动比利时将这段殖民历史放在其日程表上。这本书出版后的那一年，比利时作家鲁多·德·维特（Ludo De Witte）出版了《暗杀卢蒙巴》（The Assassination of Lumumba ）一书，披露了比利时政府合谋杀害刚果第一个民选总理的大量资料。第二年，拉乌尔·佩克（Raoul Peck）执导的一部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卢蒙巴短暂的一生和最后英勇牺牲的结局。2001年，比利时议会组织的一项调查确认了德·维特很多材料的真实性。比利时政府发布了一份正式的道歉书，而当初一再催促暗杀卢蒙巴的美国政府却从来没有道歉。

所有这一切给前文描述的那个公共场所——中部非洲王室博物馆——提出了一些棘手的问题。该博物馆面临三方面相互冲突的压力：一是来自曾经在刚果殖民地生活的一部分人组成的游说团体，决心继续歌颂比利时统治刚果的那个时代；二是来自很多比利时人，其中包括该博物馆的年轻职员，他们应该与时俱进，进行重大调整；三是来自政府官员，他们担心国家形象受损。有传言说，王室也向博物馆施加了压力。1999年，该博物馆的一位主管承认，他们正在对展品进行一些可能的调整，“但肯定不是因为一个美国人写的某本影响很差的书”。 [6] 两年后，政府任命了一位新馆长。在一连串的报纸采访之后，他承诺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整。

2005年，该博物馆大张旗鼓地布置了一大批临时展品。这次展出的主题为“刚果印象：殖民时代”（Memory of the Congo：The Colonial Era）。同时，还出版一本配有大量插图的同名画册。临时展品和画册都是装作承认某件事却不付诸行动的典型表现。例如，在博物馆展出的数百幅照片中，有来自莫雷尔幻灯片中4张反映刚果暴行的众所知周的照片，但这4张照片的尺寸做得很小，而10多张其他照片——反映的几乎都是无关紧要的主题，比如刚果的音乐家——却做得和真人一般大。还有一张照片表现的是利奥波德于1904～1905年派出的那个调查委员会开庭审讯的情景。该照片的文字说明充满赞誉之词：“中部非洲历史上的一个创举。”然而，关于那位国王破坏该调查委员会发布调查结果的狡诈伎俩，他们却讳莫如深。博物馆出版的那本画册中有一张半页大小的利昂·罗姆上尉的个人照片，却只字不提他收集非洲人人头、在前院放置绞架，以及他被康拉德用作残暴成性的库尔茨先生原型的事情。该展出和画册公正地赞扬威廉·谢泼德是一位业余人类学者的先驱者，但丝毫没有提及本书介绍的，他曾经被政府告上法庭的事情。该画册收录了30多篇学术文章，事无巨细地介绍了从利奥波德维尔的公交车系统到刚果国家公园。然而，没有一篇文章（博物馆里也没有一件展品）介绍刚果殖民地经济形成的基础——强制劳动制度。那本画册和展品文字中的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人质”一词。这一切，让我无法对王室博物馆将来会全面地介绍刚果历史感到乐观。 [7] 不过，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殖民行为很少得到全面的介绍。在美国，你在哪里能看到如实反映美国在菲律宾和拉丁美洲的帝国冒险行为的博物馆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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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之后再回顾这本书，让我想到了这本书的一些不完美之处。我最纠结的地方是，将本书中的非洲人个体描绘成一个个成熟的演员太难了。历史学家经常面临这样的困境，因为来自殖民者、有钱有权者的书面记录的数量，往往比来自被殖民者、穷人、无权无势者多很多。我们对利奥波德的性格和日常生活了解那么多，而对当时那些土生土长的刚果统治者的性格和日常生活了解那么少，对于那些因收割橡胶而死的村民了解得就更少了，我经常感到这很不公平。还有，关于斯坦利的记录那么多，却很少有人了解那些与他的职业最接近的非洲同行，即当斯坦利最初替利奥波德开辟刚果殖民地之前，已经在带领脚夫向内地贩运货物的海岸商人。在反对利奥波德政权的那些人中，我们了解莫雷尔、凯斯门特、谢泼德等欧洲人或非洲人的整个生平，但对于奋勇抗争，发动起义或兵变，最终牺牲的冈多鲁、穆鲁姆·尼阿马的生平几乎一无所知。这让这段历史略显片面，因为这会无意识地降低刚果人在这段历史中的重要性。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苦苦思索这个问题，但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虽然可以找到有关刚果各民族较为详细的人类学研究结果，但有关那个时代的非洲人个体的传记作品少得可怜。与人物密切相关的历史只能主要取材于利奥波德国王，以及他在美国和欧洲的支持者、反对者的经历。如果要深入揭示那段时期相关非洲个人的生平，只能靠虚构，就像是小说家齐诺瓦·阿切比（Chinua Achebe）在介绍非洲其他殖民地的做法，或者是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在描述美洲奴隶的生活经历时的做法。

现在，一系列记录着利奥波德时代的非洲声音以一种当年我写这本书时不存在的形式存在了。本书第10章最后部分引述的内容来自20世纪50年代，对半个世纪前刚果残暴统治下的几十名非洲幸存者的一篇采访。一个名叫埃德蒙·博勒特（Edmond Boelaert）的比利时传教士组织了这些采访交流，然后与另一位传教士古斯塔夫·许尔斯特（Gustaaf Hulstaert）、刚果同事查尔斯·隆卡玛（Charles Lonkama）共同完成了采访内容的翻译工作。这三位传教士差不多也属于反殖民主义者，经常与天主教当局产生矛盾。在刚果姆班达卡（Mbandaka）附近一个布道所内运作的中部赤道研究中心（Centre Aequatoria）及其比利时支持者现在将这份长达大约200页的法语版采访文本的全文放到了互联网上。虽然，可惜的是，所有采访文本在篇幅上都太短，无法为我们提供有关这些个体详细的生平介绍，但是罕见地提供了来自非洲人的第一手证词。

为了写作《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之后的一本书，我一直在思想上紧紧跟随1787～1833年在英国反奴隶制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福音派新教教徒。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我在这本书中低估了福音派在呼吁英国公众推动刚果改革中的重要性。凯文·格兰特（Kevin Grant）最近的研究之作《野蛮行为的开化：英国和非洲的新奴隶制（1884～1926）》（A Civilised Savagery：Britain and the New Slaveries in Africa，1884-1926 ）强化了这一感觉。格兰特认为，几乎所有有关莫雷尔的作品，包括我这本书，都低估了浸信会传教士在披露刚果暴政方面的贡献。早在莫雷尔建立刚果改革联合会的两个月之前，浸信会传教士就已经开始将苏格兰的大批听众吸引到用“神灯”放映的幻灯片前。他还发现了一些令人意外的材料：一心一意投身于呼吁刚果改革的莫雷尔曾在无意中粉饰了葡属非洲殖民地上，为他的朋友兼资助人——巧克力生产企业老板威廉·吉百利——生产可可豆的强制劳工的悲惨处境。相较而言，格兰特对莫雷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介绍让读者对他的勇气深为折服。他不但在先前的传教士盟友被爱国狂热冲昏头脑，可耻地弃他而去之际，因为反战观点深受牢狱折磨，而且在战争期间和之后积极呼喊非洲人有权拥有自己的土地的过程中，几乎也是孤军作战。

“这本书第一次出版将近10年后，市面上出现了蒂姆·吉尔（Tim Jeal）的《斯坦利：非洲最伟大的探险家的传奇人生》（Stanley：The Impossible Life of Africa’s Greatest Explorer ）。这本书取材于新发现的大量资料。我根据吉尔的发现做了一些调整，但数量可能没有那位探险家期望的那么多。对于这个复杂的，饱受苦痛折磨，在身后留下大量有关自己情感和经历的、相互矛盾的叙述的人物，读者可以见仁见智。”

由于那些目光敏锐的读者寄来的信件，我得以在这本新版的《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中纠正了一些拼写错误和先前印刷中存在的瑕疵，但是，有一个地方不需要做任何调整，这个地方就是第15章中有关死亡数字的叙述。这一巨大伤亡数字一直是那些为利奥波德辩护的人最不愿面对的。没有准确的人口普查数据，对死亡人数的认定只能是估计。但是，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那些研究了最多原始资料之后得出的死亡数字都很高。除了我在书中提到的调查和研究，我还可以举出很多。 [8] 比如，一位名叫伊西多尔·纳达维尔·伊·兹姆（Isidore Ndaywel è Nziem）的刚果学者在他于《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面世的同年出版的《刚果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u Congo ）一书中，认为死亡数字大约为1300万，比我估计的结果要高。 [9] 有些为利奥波德辩护的比利时人指出，中部非洲其他国家的殖民地也有灾难性的死亡数字，美洲印第安人的死亡数字甚至更高。虽然这两点都是事实，但它不能否认或原谅利奥波德治下人口的急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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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首次出版正值长期独裁者蒙博托下台不久。在他掌权期间，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公共服务已经瘫痪。如同利奥波德控制下的刚果政府，他的政府完全沦为独裁者及其亲信中饱私囊的工具。在医疗、预期寿命、上学和收入方面，蒙博托的统治结束之际，刚果民众的境遇要比1960年，其80年殖民统治结束之际更加恶劣。士兵靠设路障收取过路费糊口。将军们靠变卖喷气式战斗机牟利。在东京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时期，刚果驻日本大使卖掉了大使馆，将钱款放入自己的腰包。 [10] 可以说，任何一个新政权都要优于蒙博托的这一政权。

1997年，蒙博托统治结束之际，很多人希望长期遭受其残暴统治的刚果民众从此能够从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中获得一些收益，但事实让他们失望了。来自这个名不副实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消息让国际社会感觉如此恐怖，以至于人们会迫不及待地将报纸的那一版翻过去，或者将电视换一个频道：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军人集体强奸女性、暴徒洗劫学校和医院、10岁大的士兵挥舞着手中的AK-47。蒙博托倒台后的数年内，刚果陷入了极其复杂的内战纷争。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部署着附近7个国家的军队，还有当地军阀残暴的自卫队（ruthless militias）以及来自其他国家将这片无法无天的广阔地域当作避难所的反政府武装，比如应当为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负责的胡图族民兵。卢旺达政府军追击这些民兵进入刚果境内，对他们进行了以血还血的大屠杀，仅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他们大肆攫取了刚果境内价值超过2.5亿美元的自然资源。这些五花八门武装力量，再加上刚果名义上的政府和几个反对派，经常根据利益的需要时而结盟，时而分裂。

跨国公司也在从中渔利。现在，保护他们利益的不再是过去的公安军，而是和不同国家的军队和不同的刚果派系签订的秘密协议。过去，象牙和橡胶推动了对利润的搜刮，现在，这些公司在热火朝天地攫取刚果的钻石、黄金、木材、铜、钴、钶钽。钶钽被广泛用于电脑芯片和手机上。每盎司钶钽的价格有时候接近黄金的价格。在这里，他们为了财富，而不是意识形态而战。最激烈的冲突常常因为上述产品相对价格的起落而变换交火地点。

这些争斗导致了大量的死亡。虽然确切数字无从得知，估计的数字众说纷纭，但直接和间接死亡的人数很可能超过100万。其中，士兵的死亡人数很少。大多数是普通的男性、女性和孩子，他们或死于双方交火的流弹，或者倒霉地踩上了地雷，或者被迫离家逃进森林或一到雨季就变成一片泽国的拥挤的难民营。和利奥波德时期一样，这些饱受痛苦、恐惧、饥饿折磨的群体中一部分人不得不逃生，被疾病夺取生命的人数远远超过死于其他原因的人数。虽然有阶段性的休战和权力分享协议，但死亡率高居不下的情况仍可能继续下去。

叛乱的民兵、刚果的非洲邻国，以及很多它们的公司盟友并不希望这个国家结束这种割据状态。相较于法律制度健全、严格纳税，可以让所有刚果民众真正享受到其自然资源的利润的运营环境来说，他们更喜欢这种现金交易环境。公共财政无法支付薪金时，军队就会大肆开矿、走私，自己解决资金问题。因为学校和工作机会很少，所以他们可以很容易雇到童工。非洲流通着数百万轻型武器，人们从集市或从拿不到薪水的警察那里都可以买到枪支，所以这里人人都有枪。

可悲的是，没有一个像莫雷尔领导的刚果改革联合会那样强大的外部团体帮助他们奔走呼吁，他们也不清楚最有效的援助手段是什么。不过，仍旧有一些办法可以尝试。其中的一个办法是不再轻率地向非洲提供大量武器。仅20世纪90年代，美国就向这一地区投入了价值2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和对刚果军队的训练，参加刚果内战的7支军队中的6支接受了这样的训练。

一支人数较多，火力强大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也可能产生巨大效果。但我们不能幻想这样一支部队就可以解决中央政府瘫痪这一巨大问题。对这个国家的国际干涉就像派保安去巡视正在发生劫案的银行，保安很可能参与抢劫或控制银行管理权，要么是走私钻石，要么是出兵国家要求其开矿公司给予特殊好处。然而，其他方案更糟糕。强大的干预部队最终可以挽救生命，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最后，欧洲和北美取消针对非洲各国的补贴和贸易壁垒，减少南半球的这些农民出口粮食的难度，是消除国际经济竞争中不利于穷国之处的一个重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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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撰写这本书的一个初衷是，证明欧洲殖民主义对塑造当今这个世界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想到美国和欧洲通过支持如蒙博托之流的贪婪非洲独裁者来保护本国投资，我不得不提及现代的殖民主义。最后，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点。虽然利奥波德及其继任者使用了瞒天过海的伎俩，但将当今非洲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殖民主义也是错误的。民族之间的殖民与被殖民、征服与被征服占据了人类历史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从爱尔兰到韩国，曾经被残酷殖民的那些国家都设法建立了公正、繁荣、民主的社会体系。

非洲大多数国家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其原因远不仅是殖民的影响。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女性的社会地位极低，以及与此相伴的所有针对女性的暴力、压制和偏见。另一个原因是文化上对蒙博托这种独裁者根深蒂固的容忍，甚至是英雄般地崇拜。而对于这种独裁者来说，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他们自己以及亲信、部族发财的途径。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这个地方长期“原生”的奴隶制度仍然深深地、灾难性地嵌入了非洲的社会结构。这些障碍也存在于其他地区。对女性的歧视阻碍了很多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的进步。从巴尔干国家到阿富汗的很多国家，在权欲熏心的政客煽动民族沙文主义的情况下，很难建立一个独立的单一民族国家。非洲不是唯一受奴隶制影响的国家：契诃夫（Chekhov）认识到农奴制对俄国的影响之后，呼吁俄国人必须将自己的奴隶思维一点一点地挤出去。现在的俄罗斯长期面临的困境也说明了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即使不存在被殖民的问题，一个成熟的、真正民主的公民社会的诞生也往往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西欧从神圣罗马帝国和大大小小的公爵领地、公侯领地、袖珍王国发展成为当今众多独立国家经历了多少个世纪的血腥战争，其中包括伤亡惨重的30年战争，其无法无天的各种乱象和形形色色的国外掠夺者会让人们想到当今的刚果。非洲再也经不起几个世纪的等待。这条路不会平坦，而刚果将走得尤为艰难。

2005年9月

[1] Union Royale Belge pour les Pays d’Outre-Mer.

[2] Congorudi ，Oct. 2001.

[3] Bulletin du Cercle Royal Naumurois des Anciens d’Afrique ，no. 4，1998.

[4] 13 May 1999.

[5] Colette Braeckman，Les Nouveaux Prédateurs：Politique des puissances en Afrique centrale （Paris：Fayard，2003），p. 35.

[6] Guardian ，13 May 1999.

[7] 关于2005年展会对刚果历史上残暴殖民统治的规避和否认的更多细节，参见拙作“In the Heart of Darkness，”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6 Oct. 2005。

[8] 例如，R. P Van Wing，Études Bakongo：Histoire et Sociologie （Brussels：Goemaere，1920），p. 115；or Léon de St. Moulin，“What is Known of the Demographic History of Zaire Since 1885？” in Bruce Fetter，ed.，Demography from Scanty Evidence：Central Africa in the Colonial Era （Boulder：Lynne Rienner，1990），p. 303。

[9] Isidore Ndaywel è Nziem，Histoire générale du Congo：De l’héritage ancien à la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Paris：Duculot，1998），p. 344. 从Ndaywel è Nziem教授那里获知，针对那本书新版本的研究工作让他将这一估计人数降低到1000万。不过，即使这样，也意味着一半人口的减少。

[10] 有关它和更多内容见Michela Wrong，In the Footsteps of Mr. Kurtz：Living on the Brink of Disaster in Mobutu’s Congo （New York：Harper Collins，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