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新闻记者是不会给你打收条的”

当刚果改革运动进入高潮时，名字与那片殖民地联系最为密切的一位英国人淡出了历史舞台。被选入议会之后，亨利·莫顿·斯坦利爵士发现在议会工作是一件很没意思的事情。他喜欢在巡回演讲时讲述的那些令人兴奋的探险故事不能代替众议院温文尔雅的辩论。斯坦利缺少议会工作所需要的某种东西——幽默感。没过多久，他辞职了。

那些年与疟疾、痢疾等热带病搏斗的经历现在开始给他的身体带来麻烦。这个年仅60岁，个子出奇的小，留着很短的白发和胡子，虽然饱经风霜但面色红润的人的行动变得前所未有地缓慢。他密切地关注着布尔战争的消息，严厉谴责那些胆敢挑战英国统治的叛军。他自怨自艾，称自己“将生命都献给了祖国和非洲”，他断断续续地撰写自己的自传。 [1] 虽然他写作一直很快，而且写了不少东西，但这本书一直没有写完，可能是担心被人发现有关青少年时期有太多内容相互矛盾。他、妻子多萝西、一个养子的时间主要在他在伦敦的家和位于萨里（Surrey）的一个模仿都铎式建筑风格的乡间宅邸里度过。他用当年自己出名的地方来命名庄园里的池塘、小溪、松树林：斯坦利池塘、刚果河、伊图里森林。

据说，斯坦利对刚果成了一个巨大的“恐怖室”很不满意，但他次数有限的公开讲话都在为利奥波德辩护。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众多医生走马灯似的竞相给这位名人病人献上的最新治疗方法让他的身体雪上加霜：注射士的宁、氨水、乙醚、电脉冲。1904年5月10日夜，斯坦利听到大本钟报时的声音，咕哝着说：“真奇怪！怎么是这个时间！奇怪！” [2] 这是他生前最后说的话。

斯坦利是那个时代最受人们追捧的英国人之一。如果从价值上来说，他生前表现出的对利奥波德的忠诚远远超过了利奥波德能够用金钱买到的任何广告。现在，斯坦利去世了，凯斯门特的报告发表了，莫雷尔的抨击愈加猛烈，利奥波德需要组织新的反击攻势。而这一反击的征兆出现在一个让人想不到的地方。

进入20世纪第一个10年后，乘坐豪华火车出行成了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国际卧铺车公司（Compagnie Internationale des Wagons-Lits）舒适的卧铺车厢将欧洲的主要城市联系在一起。对于有钱人来说，登上通宵行驶的特别快车意味着月台上机车嘶嘶冒出的大团蒸汽、替他们扛着行李箱的搬运工、卧铺车厢服务员帮助他们将车上的折叠床铺好。到了那个10年的中间几年，出行的社会精英可以在这一基础上享受一点另外的服务——可以在卧铺车厢的桌子上看到一本月刊，所有栏目均用英、法、德三种语言并排印刷。杂志名为《真实刚果》（The Truth about the Congo ）。用这种方式将产品广告免费赠送给没有其他选择的富有的欧洲受众是多少广告商求之不得的事情。国际卧铺车公司的一个重要股东就是利奥波德二世。国王开始反击了。

在莫雷尔的大力推动下，现在对利奥波德的抨击来自四面八方。在那个10年里，刚果改革联合会的分支或附属机构在德国、法国、挪威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瑞典的8名议会成员在一份声明上签名，支持CRA。在莫雷尔众多的支持者中，有来自显赫波兰贵族家庭的鲍里斯·切特维尔滕斯基王子（Prince Boris Czetwertynski）、著名小说家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获得诺贝尔奖的挪威作家比昂斯腾·比昂松（Björnstjerne Björnson）。一位目击者写道，在瑞士举行的一次刚果暴行抗议集会上，当展示艾丽丝·哈里斯拍的被砍掉手脚儿童的照片时，在场的男人们面色苍白，女人们眼噙热泪。 [3] 在澳大利亚的一次公共集会上，一位发言人严厉批评刚果政府；在新西兰，人们就这一主题举行了多次集会；在意大利，一位发言人声嘶力竭地抨击利奥波德，惹得刚果驻热那亚领事乔瓦尼·伊莱亚（Giovanni Elia）要跟他决斗（两个人都受了轻伤，领事鼻子受伤，他的对手手臂受伤。 [4] ）莫雷尔和支持者就像是在进行跨国合作，因此，利奥波德也要进行跨国反击。

比利时非强国地位意味着，利奥波德必须依靠欺诈手段，重中之重是发挥他操纵媒体的专长。在发动反击的过程中，国王表现出和他的死敌莫雷尔一样出色的运用大众媒体的高超能力。他交给一位助手一个秘密任务，要他去英属非洲殖民地，搜寻类似凯斯门特在刚果看到的各种虐待行为。 [5] 他设法让《真实刚果》上经常刊出一些有关“英属印度的鸦片” [6] 的文章和来自英帝国各地的负面消息：南部非洲毒打劳工事件、尼日利亚的人祭、塞拉利昂和澳大利亚的虐待事件。接着，利奥波德要求他的朋友艾尔弗雷德·琼斯投桃报李，帮他抑制英国民众的批评声，否则就会中止利润丰厚的刚果运输合同。

琼斯立刻着手安排这件事。他拿出3000英镑，派两个人动身，千里迢迢前往刚果。一个是他的朋友威廉·芒特莫斯（William Mountmorres）子爵。这个年轻人先前的工作得益于琼斯间接的帮助。为了感谢琼斯，芒特莫斯于1906年出版了一本赞扬刚果的书：“目睹官员们……对待工作热情高涨的态度令人震惊。”虽然芒特莫斯也承认政府官员的行为存在一些过火的地方，但是他发现刚果大多数地区的“政府工作非常人性化”。 [7] 芒特莫斯的书让人们想到比阿特丽丝·韦布（Beatrice Webb）和西德尼·韦布（Sidney Webb）访问新成立的苏联后那篇笔调出了名的轻松的游记。和韦布夫妇一样，芒特莫斯认为刚果认真遵守了所有成文的法律法规。他强调，只有经过正式调查之后才可以用chicotte，在调查过程中，被告有权请证人作证，并且只许打臀部。“除了惯盗之外，任何情况下鞭都不得超过20下。虽然有时候罪犯被判决抽50下，但这种情况下，这种体罚要分多天进行，一天不得超过20下。” [8] （在实践中，这和苏联一样，这一政策的严格执行是在禁止死刑之初的事情。）

琼斯资助前往刚果调查的另一个人是玛丽·弗伦奇·谢尔顿（Mary French Sheldon）。她是一个出版商和旅行作家。到达刚果后，她乘坐和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特许公司提供的蒸汽船进行调查（这是当年凯斯门特竭力避免的事情）。刚果的官员们使尽浑身解数带她游览刚果新鲜、有趣的地方。凡是她所去的地方，人质都要提前释放，因此她看不到一个被关押的人质。据一位传教士说，政府代理人甚至拆掉了刚果河边的一个“旧监狱，弄平了那块土地，看不出一点蛛丝马迹，只是因为她要来了”。 [9] 只有一次，出了很大的岔子。一个基站负责人把接到的命令给搞混了，他将谢尔顿夫人错当成他之前被告知要接待的来自利物浦热带医学学院（Liverpool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的一位重要来客。他召集了一批伤残和周边病情最为严重的村民到一片空地上集合，让她查看病情。 [10] 不过没有关系，谢尔顿夫人与一位蒸汽船船长坠入爱河，度过了一段浪漫时光。在回国路上，利奥波德接见了她。琼斯帮她将那些热情赞颂刚果的文章发表在了报纸上。1905年，她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文章说：“我在伦敦街头看到的暴力事件要比刚果看到的多很多。” [11] 回国之后，她在伦敦萨沃伊酒店（Savoy Hotel）向500名听众做了演讲，并用幻灯片向人们展示了她在刚果拍的照片。利奥波德支付了这场活动的费用。 [12] 此后，国王每月向她支付150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7500美元）薪酬，请她帮忙游说议会议员。

在用这种方式公开反击英国批评者的同时，利奥波德还设法拉拢他们。他往往通过中间人来操作，为的是掩盖自己的踪迹。一位巴黎的律师找到刚果改革联合会董事会的一位董事，向他提出并保证，如果CRA能够为刚果起草一份改革方案和预算书，国王陛下会很愿意看的。莫雷尔斥责对方此举“卑鄙无耻”。 [13] 利奥波德在英国浸信会的朋友休·吉尔津·里德爵士也向原住民保护协会提出了类似的暗示，同样也被断然拒绝了。

不过，国王确实巧妙地报复了一个对手，即一位名叫皮埃尔·米勒（Pierre Mille）的很有影响力的法国记者。皮埃尔是莫雷尔的同盟，曾多次写文章严厉批评国王。一天，国王的一位大臣报告国王，米勒正瞒着亲友们带着一位女性在布鲁塞尔游逛，而那位女性不是他的妻子。利奥波德派人打听到了他们的下榻处，送给他们一张请柬，邀请他们参观拉肯庄园的大温室。米勒和他那位女性朋友接受了邀请。参观温室的过程中，两人异常兴奋，利奥波德以为这下把这位重要的批评者拉拢过来了。可是，没过多久，米勒照旧批评。于是，国王让驻巴黎的比利时使馆打听米勒家的地址。利奥波德命人给那个地址送去一大束花，还有一张印着王室盾形徽章的卡片，卡片上写着一行字：“献给皮埃尔·米勒夫妇，纪念他们的拉肯之行。” [14]

利奥波德的公关活动由一批精干人员组织实施。1904年9月，他召集一批顶级顾问，制定方案，成立了一个新闻局。为了不引起公众注意，新闻局总部设在一些无关痛痒的“掩护组织”里：位于德国的非洲利益保护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terests in Africa）、位于比利时的比较立法局（Bureau of Comparative Legislation）、在很多国家开展工作的比利时海外利益保护联合会（Federation for the Defense of Belgian Interests Abroad）。 [15]

在一两年之内，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新出版的支持利奥波德的书籍。新闻局秘密资助了好几家比利时报纸和一家杂志。这家杂志位于爱丁堡，名为《新非洲——刚果自由邦真相》（New Africa—The Truth on the Congo Free State ）。利奥波德仿照莫雷尔，找人撰写了20多本阐述时事或政治见解的小册子。为他负责英国宣传工作的迪米特里厄斯·C.布尔杰（Demetrius C.Boulger）（利奥波德每月预付给他1250英镑的活动经费，另外还有奖金）写了一本名为《刚果邦不是一个奴隶制国家》的辩解色彩过于明显的小册子 [16] 。 [17] 另一本名为《关于刚果的争议：说一说刚果改革联合会义务秘书莫雷尔先生使用的那些存在争议的方法》（A Complete Congo Controversy，illustrating the controversial methods of Mr.Morel，Hon.Sec.Congo Reform Association ）。小册子的作者是詹姆斯·哈里森（James Harrison）中校，据说该作者是“具有绝对独立之思想的乡绅、户外运动爱好者、旅行者、伦敦社交和政治圈子里的知名人士”。哈里森作为刚果专家的主要原因是，他曾在刚果长途跋涉猎杀过大动物。在那次长途打猎的过程中，他发现“当地人喜气洋洋，心满意足”。 [18]

然而，新闻局的主要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新闻局的代理人暗中给欧洲各地的编辑、记者塞钱。1907年，伦敦《泰晤士报》和德国《科隆日报》的通讯员都从中渔利。维也纳一家重要报纸的两名编辑收到的金额相当于今天的7万英镑。在意大利，前文提出决斗的那位领事伊莱亚给这两家报纸塞了不少钱，通过其他渠道发表了一些歌颂文章，找人撰写了一本支持利奥波德的小册子和书，至少打点了一个立法委员。 [19] 《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 ）不但没有接受他的贿赂，还针对此事进行了调查。 [20]

新闻局将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向德国——当时的德国在非洲的势力相当大。这个国家让他们很是头疼，因为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很讨厌利奥波德。有一次，他称利奥波德是“撒旦与财富之神 [21] 的合体” [22] 。新闻局照例在德国也安排了一系列支持利奥波德的演讲，分发了一些小册子，不过，这仅仅是开始。路德维希·冯·斯托伊布（Ludwig von Steub）这位担任比利时驻慕尼黑荣誉领事的银行家在德国充当了利奥波德的“推销员”的角色。在柏林，《国家报》（National-Zeitung ）在1903年猛烈抨击“布鲁塞尔王宫里的无良商人”， [23] 但冯·斯托伊布得知这家报纸面临着财务窘境，于是采取了相应措施。1905年，该报纸的观点开始“骑墙”：“对于德国人来说，肯定不容易在涉及很多利益的问题上给出明确的看法，尤其是涉及英国橡胶商人的利益。” [24] 那年晚些时候，该报纸后来专门投入一个版面的篇幅热情赞扬繁荣昌盛的刚果政府，说是一小撮外国商人和传教士散布一些“荒诞传闻”和“挑拨仇恨的不实消息”，无耻地中伤刚果政府。 [25] 1906年，该报纸干脆开始刊登利奥波德颁布的法令。1907年，该报编辑获得了国王颁发的奖章。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另外一些德国报纸的立场也发生了类似的不可思议的转变。例如，《慕尼黑大众报》（Münchener Allgemeine Zeitung ）曾一度坚定地反对利奥波德的统治，突然开始刊登来自“最权威人士”、“刚果人士”或“专业人士”的支持利奥波德治下刚果的新闻。这家报纸驻布鲁塞尔的通讯员没有接受贿赂，发回很多严厉批评刚果政府的报道，其中的一篇长文显然没有经过总编审查就发表在报纸上。在接下来一期报纸上，开篇处的编者按说：“对刚果情况显然更为了解的另一位权威人士与上一期看法相左，给本报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26]

贿赂的去向一般很难调查，不过因为一连串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得以知道利奥波德德国贿赂事件的一些内幕。贿赂行为的曝光让新闻局的影响力大打折扣。1908年，利奥波德叫停了德国的媒体贿赂方案。但是，身在慕尼黑的可怜的冯·斯托伊布没有领会其中的含义，或者不甘心立刻将这份有意思的工作停下来，还照旧支付贿金——可是后来因为无法报销而气恼不已。于是，他开始用谄媚、抱怨的信件连番轰炸布鲁塞尔的官员。而这些信件后来居然逃过了被销毁的命运，50多年后被人从档案中发现。在这些信件中，冯·斯托伊布向级别很高的官员一五一十地描述了他的工作。“所有殖民专家都认为，德国政府（对刚果）的好感主要是由于我的多方奔走，” [27] 他在写给比利时外交部部长的信中说，“在重要时刻放弃这面旗帜，将阵地拱手让给敌人，对我来说和犯罪无异……1月1日和4月1日，我照例将所有该支付的款项都支付了，现希望至少能把我支出的款项报销。” [28] 后来，空前绝望的他列出了他“给媒体喉舌支付的款项”， [29] 解释了他为什么没有提交证明这些支出的收据：“向我布置任务时，”M.里波茨（M.Liebrechts）（刚果国负责内陆地区的秘书长）曾告诉我，“记者和作家是不会给你打收条的，就不要张口要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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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王想方设法去压制，四面八方的批评声还是如潮水般涌来。正当刚果改革运动在英格兰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莫雷尔将目标锁定为美国。这个国家——莫雷尔曾告诉所有志同道合的美国人——在终结利奥波德血腥统治方面应承担特殊的责任，因为它是第一个承认刚果的国家。

1904年9月，在一些曾经谴责利奥波德统治的美国赴刚果传教士的邀请下，莫雷尔横渡大西洋前往美国。在纽约上岸不久，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在白宫接待了他。接下来，莫雷尔在波士顿发表了有关人权的演讲，鼓励同盟者组建刚果改革联合会的美国分会。该分会的第一位负责人是G.斯坦利·霍尔（G.Stanley Hall）博士。霍尔是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的校长，他被当代人所铭记的事情是后来邀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前往美国讲学。几位牧师、斯坦福大学校长戴维·斯塔尔·乔丹（David Starr Jordan），以及布克·T.华盛顿（Booker T.Washington）、马克·吐温很快被任命为美国分会的副会长。 [31] 布克·华盛顿带领一个黑人浸信会代表团前往白宫，督促罗斯福总统给利奥波德施压，并游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莫雷尔的鼓动下，马克·吐温也开始在一些大城市的公共集会上发表有关刚果的演讲。“华盛顿博士这个人不可小觑”， [32] 利奥波德在美国的一个代理人在给国王的信中说。利奥波德先许诺为布克·华盛顿提供免费前往刚果的旅行机会，没有奏效后又提供了往返比利时的全额免费旅行，但仍然没有让华盛顿不参与这件事。 [33]

马克·吐温在纽约见到莫雷尔之后，为对方深深打动，三次前往首都进行游说活动。布克·华盛顿在写到马克·吐温时说：“从来没有任何事情像得知刚果自由邦残酷对待村民那样让他如此激动……”华盛顿还说：“我好几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都在忙有关推进刚果自由邦改革的事情，在这方面他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34] 马克·吐温与罗斯福共进午餐——莫雷尔迅速刊发了这一消息——并会见了国务卿，之后写信给莫雷尔，说美国的刚果改革事业是一项“巨大的事业……（它）需要美国钢铁公司这样的企业参与”。 [35] 1905年，马克·吐温写了一个小册子，名为《利奥波德国王的独白》（King Leopold’s Soliloquy ）。这是一个虚构的个人长篇独白。这本书多次印刷，作者将这本书的所有版税都捐给了刚果改革联合会。 [36] 该独白相当一部分篇幅讲的是利奥波德的媒体公关活动。“在这20年来，为了让两个半球的媒体不大肆声张，我花费数百万，可这种泄密事件还是时有发生”，马克·吐温笔下的这位国王气急败坏地说。 [37] 让他恼火不已的是“无法收买的柯达相机……这是我一辈子遇到的唯一无法被收买的目击者”。 [38] 在马克·吐温的小册子里，利奥波德指名道姓地指责威廉·谢泼德，谴责这位黑人是“爱管闲事的传教士间谍”。 [39] 虽然这本小册子的文笔是非常粗线条的，根本算不上是马克·吐温的最佳作品，但这本《利奥波德国王的独白》让王室宣传机器迅速推出了一本匿名作者的长达47页的小册子，名为《回复马克·吐温》（An Answer to Mark Twain ）。

就像在英国采用的办法一样，莫雷尔娴熟地针对不同的美国支持者群体提供了不同的信息。他的大多数支持者是像马克·吐温这样的进步知识分子，不过，为促进正义事业，他也愿意与狼共舞。他巧妙地利用了参议员约翰·泰勒·摩根，就是那位20年前促使美国承认刚果的前南方军队将领。这时，摩根仍在大力鼓吹将黑人送回非洲，让南方成为白人的天下。他希望尽快杜绝刚果的虐待事件，否则，怎么能说服美国黑人去非洲呢？他告诉莫雷尔，他希望看到1000万美国黑人被“安置”到刚果。 [40] 在莫雷尔的督促下，摩根不断在参议院提起刚果暴行。

随莫雷尔一同前往美国的英国浸信会资深传教士约翰·哈里斯、艾丽丝·哈里斯夫妇在49个城市举行的200多次公共集会上发表演讲。 [41] 在芝加哥的一次集会上，一个出身于奴隶家庭的老年妇女要将生平所有积蓄捐给刚果改革事业，而改革联合会只接受了1美元。 [42] 随后主张刚果改革的其他积极分子也进行了巡回演讲。约翰·哈里斯在华盛顿激动地向莫雷尔汇报说：“数千封电报、请愿书、个人来信涌入……只要再来一点压力，总统……就会采取行动。” [43]

国务卿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发现自己成了所有压力的承担者，后来以气恼的口气回忆说：“那些强烈反对与任何国家建立‘纠缠不清的盟约’的人疯狂地要求我们一年做100件人道主义方面的事情……新教和很多善良的女性狂热地要求我们阻止刚果的暴行……人们不断对国务院施压，要求采取行动。” [44] 签名请愿的人包括马萨诸塞州州长、英联邦参议院所有成员、一批耶鲁大学的教授、官员、大学校长、神学院系主任、主教、报社编辑。全国基督教女性禁酒联合会（National 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通过了一项有关刚果的决议。

虽然莫雷尔在欧洲各地都不乏慷慨激昂的支持者，但刚果改革事业只在美国形成了英格兰那样的大规模正义运动。看到这场运动向一个新的大洲蔓延，利奥波德惊慌失措，急忙采取行动。1904年，当莫雷尔在波士顿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讲时，现场至少有国王的6个发言人要求获得同等的发言时间。第二年，很有影响力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访问巴黎时，国王立即派特使请他到布鲁塞尔共进午餐。“他一口气说出了6个日子供我挑选，我实在无法推辞”，洛奇在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说。利奥波德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洛奇说他是“一个头脑精明，精力旺盛的商业奇才——兼具（铁路大亨）吉姆·希尔（Jim Hill）和哈里曼（Harriman）的特点，既是一个优秀的组织者、鼓动者，也是一个精明的投机者。他认识和了解他需要认识和了解的所有人”。 [45]

基于他对“所有人”的深入了解，利奥波德将目标锁定了一个影响力更大的参议员，即罗得岛州参议员尼尔森·W.奥尔德里奇（Nelson W.Aldrich）。奥尔德里奇是一位千万富翁，也是小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Jr.）的岳父J.皮尔庞特·摩根（J.Pierpont Morgan）的牌友，担任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对美国政府决策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罗斯福曾经对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说：“我只是一个总统，而他却认识很多总统。” [46]

利奥波德极力讨好奥尔德里奇和其他可以影响政府决策的美国人，答应他们将掠夺来的利润分给他们一份。他为奥尔德里奇、古根海姆基金会、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小约翰·D.洛克菲勒、金融家汤姆斯·瑞安（Thomas Ryan）（瑞安是国务卿鲁特的密友兼先前的法律委托人）提供了大量在刚果经营业务的土地特许权。一封寄给国王的顾问函解释了利奥波德的策略：“刚果从东到西专门给美国资本开辟出一长条土地。如果必要的话，卡住现有特许权人的脖子，逼他们与美国人共享他们先前独占的那些特权。这样，就可以让美国在刚果拥有既得利益，一旦美国在刚果拥有了既得利益，英国的煽动者和比利时的社会主义者无论怎么喊叫，就都无济于事了。” [47] 另外，利奥波德还向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赠送了3000多件手工艺品，因为他知道J.P.摩根是该博物馆的董事。

在参议员奥尔德里奇这里，利奥波德的慷慨赠予起了效果。国务院经常面临刚果改革联合会的压力，刚果改革联合会要求他们任命一位美国总领事，像罗杰·凯斯门特那样赴刚果调查。为了摆脱刚果改革联合会的纠缠，国务卿鲁特提名了一位刚果改革联合会推荐的总领事人选，但当奥尔德里奇明确表示要在参议院反对这一选择的时候，鲁特就撤回了这一提名。

利奥波德还在关注美国重要的少数族裔选民群体时，扮演了一个受伤害的天主教教徒角色。他在罗马的代表成功说服了梵蒂冈，让对方觉得这位信仰天主教的国王正在遭受一帮刁滑的新教传教士造谣中伤。一封封拉丁文电报 [48] 从罗马教廷发出，穿过大西洋，发往教皇指定的为利奥波德抛头露面的天主教人士（Catholic point-man），即巴尔的摩的枢机主教詹姆斯·吉本斯（James Cardinal Gibbons）——参议员奥尔德里奇的另一个牌友。枢机主教吉本斯认为，刚果改革运动的始作俑者只是“一小撮对现状不满的人……不满的原因主要是一些当地人口中的传闻证据”。 [50] 他力挺利奥波德，后者授予他一枚王冠大十字勋章。

利奥波德在美国拥有一批影响力很强的游说人。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艾尔弗雷德·尼林克斯（Alfred Nerincx）教授推动出版了一份有关刚果的英文杂志，并在集会上发表演讲，还大力推动某些高雅杂志发表赞扬刚果的文章。弗雷德里克·斯塔尔（Frederick Starr）是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一位行为古怪的人类学家，笃信“原始人”是劣等民族。他获得了利奥波德颁发的不计其数的勋章中的一枚，以及为期整整一年的完全免费的刚果游。他投桃报李，在《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 ）上发表了标题为《真实的刚果自由邦》的一系列赞扬利奥波德的文章，后来这些文章结集出版，重印多次 [51] 。 [52] 一家药品专利公司的法律代理人亨利·韦林顿·瓦克（Henry Wellington Wack）出版了一本很厚的书之后，这本书很快就出现在数千座美国图书馆中。布鲁塞尔给瓦克的指示是：“不要让人看出来你在给自由邦做事，要让人觉得你只是一个中立的时事评论人。” [53]

不过，利奥波德的另一个美国代理人并不那么可靠。在游说美国政要的过程中，这位国王犯了一个罕见的灾难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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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任何被告上法院的富有的加利福尼亚人都很可能找旧金山的亨利·I.科瓦尔斯基（Henry I.Kowalsky）上校做他们的辩护律师。科瓦尔斯基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自信、外向、爱炫耀。作为一名出庭律师，他经常打法律的擦边球。他滔滔不绝、高谈阔论的口才让他认识了不少名人，一些人还成为他的朋友。据说，因为嗜好佳肴美酒，善讲故事，挥金如土，他的酒店账单费用之高是出了名的。这个极爱交际的科瓦尔斯基不同凡响的个性和法庭辩护能力给他带来了大量客户：有的是拳击手和黑道人物，有的是某些已过世的有钱人不为人知的亲戚。如果让他知道一个可以质疑的遗嘱，他就有办法找到死者先前不为人知的亲属，或者曾经和他长期同居形成事实婚姻的妻子，然后狠赚一笔律师费。和那个时代的很多上校一样，科瓦尔斯基从未在军队里待过一天，但他让欧洲人觉得他是货真价实的上校。

不同凡响的不仅仅是科瓦尔斯基的性格，他还是一个有名的业余厨师，他吃掉了大量自己和其他人做出的美食。“要是和他比，”一位记者后来评论入主白宫的身体发福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说，“塔夫脱总统就是叠罗汉杂技里站在最上面的那个人 [54] 。” [55] 科瓦尔斯基脖子上的赘肉总是如瀑布般垂在衣领上，说话时声音中经常带着嘶嘶的呼吸声。在某年的圣诞节，当一家旧金山报纸询问一些当地名流他们最喜欢的圣诞节大餐的做法时，科瓦尔斯基风趣地说了一个“烤颚骨”。

他还患有突发性睡眠症，这种病会让他突然进入短暂的睡眠状态。一位记者评论说：“长期生活在旧金山的人很少有人没有看到过科瓦尔斯基在大街上、酒店大厅的椅子上、法庭上、剧院包厢里呼呼大睡的情景。” [56] 实际上，他对这种疾病的控制能力比他承认的要强。一位报道一个案件庭审过程的记者注意到：“他不早不晚，经常在庭审的关键时刻及时醒来，打断对方的提问，针锋相对地提出专业的反对意见。”

“这种不早不晚突然醒来的行为，”那篇报道说，“严重损坏了格雷厄姆法官（Judge Graham）法庭的椅子。当一个重达300磅（保守地说）的人猛然惊醒时，再结实的椅子也会受不了……几次之后，就会出现一声不祥的嘎吱声，紧接着就是椅子开裂和散架的声音。法警麦吉尼迪（McGenity）喃喃地说：‘又坐坏一个。’那位上校不理会那个散架的椅子，又拉过来一把结实的椅子。” [57] 在那场审判结束之际，科瓦尔斯基戏剧性地赠送给法庭一把他特别定做的椅子——椅子用坚硬的橡木做成，用铁螺栓固定在一起，椅子腿用铁支架加固。

科瓦尔斯基在一场火药味很重的官司中与有名的枪战能手怀亚特·厄普（Wyatt Earp）狭路相逢。性子暴烈的厄普说要一枪打死科瓦尔斯基。两人在旧金山的一家酒吧扭打在一起。厄普将科瓦尔斯基推进一间里屋后，拔出左轮手枪，告诉那位律师准备去见上帝吧。科瓦尔斯基满脸赘肉的脑袋突然耷拉在胸前，打起瞌睡来。厄普大步走了出去，边走边说：“你正要打死他，他居然睡着了，对于这样的人，你有什么办法！” [58]

科瓦尔斯基能准确看出找到高利润客户的路径。当比利时王位名正言顺的继承人艾伯特亲王前往加利福尼亚时，他就看到了一个这样的路径。虽然艾伯特当时隐瞒了身份，但科瓦尔斯基还是认出了他，并对他处处照顾。1904年，艾伯特投桃报李邀请他访问比利时。在比利时，他受邀登上了停泊在奥斯坦德的王室游艇，并被引荐给了利奥波德。

见到科瓦尔斯基之后，国王得知这个美国人是共和党中的积极分子，后来还活跃于美国政要中间，他将自己标榜为一个非凡的游说大师，能够让那些想给国王陛下找麻烦的讨厌的改革者知难而退。当时莫雷尔正在大力发动美国公众，时间紧迫，因此国王委托科瓦尔斯基，向他面授机宜，提供了大笔资金，让他在华尔街租一间豪华的办公室。当科瓦尔斯基准备搬到纽约之际，他那些旧金山的朋友——法官、商人、一位海军上将、几个巴不得他离开这座城市的律师——为他举办了一场告别宴会，这场宴会无疑给他已经吓人的身躯又增加了几磅。“我不想一字不改地念出给我准备的祝酒词，”旧金山市市长说，“和我们要送别的客人一样，这个‘体量’太大了。” [59] 另一个人发言说，幸好利奥波德没有把科瓦尔斯基直接派到刚果去，不然“非洲的食人族就能尝到一点珍馐美味了”。 [60]

科瓦尔斯基回应大家的祝酒词说：“我离开大家，只是因为我听到了人道和文明向我发出的召唤。” [61] 这份召唤还包括每年10万英镑的活动经费（相当于今天的50万美元）。就任新职位之后，科瓦尔斯基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接见。他送给罗斯福一幅镶着银框的利奥波德的照片，一个有关刚果的相簿，还有一份建议书，建议后者不要被那些心怀嫉妒的传教士和利物浦商人蒙蔽。

有一个人对这一切感到十分惊诧。他就是比利时驻美国公使卢多维克·蒙彻尔（Ludovic Moncheur）。他之前曾写过一篇热情赞扬刚果的文章《刚果自由邦现状》（Conditions in the Congo Free State ），发表在很有影响力的《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 ）杂志上。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利奥波德的美国公关活动的领导者。科瓦尔斯基的突然出现让他吃惊不小，因为从这人的神态来看，他明显就是一个恶棍律师。就在旧金山的科瓦尔斯基欢送宴会上，蒙彻尔惊讶地得知，这位律师曾经当庭与债主进行过一场拳斗。于是，蒙彻尔和他的助手给布鲁塞尔发了一连串十万火急的电报。

在比利时王宫里，没有人敢公开反对国王新近看好的人，不过蒙彻尔最后确实收到了来自刚果事务部门高级主管的一封密码电报：“我了解了你提供的有关科瓦尔斯基的信息。你认为目前的形势允许我们撤销他的使命吗？——我们是进退两难。让他去非洲或中国做事是不是会好一些？” [62]

“派他去刚果与其说没有用，不如说更糟，”蒙彻尔的一个助手回复说，“除非能指望他去了之后不再回来。” [63] 后来，蒙彻尔有关科瓦尔斯基的警告一语成谶：“如果他认为某件丢人的事情是我引起的，就会不依不饶，弄出丑闻来。” [64]

刚果政府官员小心翼翼地邀请科瓦尔斯基前往布鲁塞尔。等他到了布鲁塞尔之后，他们要求他前往尼日利亚，执行一项紧急任务。一开始，科瓦尔斯基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甚至给自己买了一顶遮阳帽和一支猎杀大象的枪，但他后来婉拒了这个差事，可能猜出来他们此举是要将他边缘化。因为他知道得太多，利奥波德身边那些忧心忡忡的助手不敢解除聘用协议，只好又做了一番有关如何游说美国要人的指示之后，将他派回美国。这些指示掩饰不住他们内心的不放心：“科瓦尔斯基上校的使命是让参议员和众议员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阻止不利于我们的决议。”但是，“除非绝对必要，不得造访白宫……在得到比利时公使的建议之前，不得在公共场合发表讲话”。 [65]

现在，科瓦尔斯基被排斥到核心圈子之外了。被利奥波德聘用一年之后，国王终止了聘用协议。虽然这位律师不断写信轰炸（所有信件开篇都是“亲爱的陛下……”），大谈他为刚果事业做的工作，谴责利奥波德委托的其他美国游说人（他说其中第一个人是“毫无个性、百无一用、忘恩负义的小人”，而且还经常捣乱 [66] ），为自己索要天价报酬。“这可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夜以继日地忙碌……为了这件事，我四处考察，奔波几千英里。”他一再谄媚奉承，希望国王续约：“我承认，我对您已经产生了跟我挚爱的已故父亲一样的感情。”利奥波德给科瓦尔斯基的活动经费增加了一个可观的数目——12.5万法郎，条件是他安静地离开，同时，利奥波德还暗示，将来可能还需要他帮忙。 [67]

然而，即使这样，这位被一脚踢开的科瓦尔斯基还是做了蒙彻尔及其比利时大使馆的同事最担心的事情。1906年12月10日，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旗下《纽约美国人》（New York American ）的读者翻开报纸，就会在头版赫然看到曝光的美国人受雇就刚果问题游说美国政界要人的内幕。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利奥波德国王试图影响我国国会行为曝光……比利时利奥波德国王和他与华盛顿代理人之间的协议全文》。虽然科瓦尔斯基一再气愤地坚持说，有人打劫了他的办公室，但是，很显然，他将比利时与他有关刚果的所有来往信件都卖给了赫斯特。

连续一个星期，赫斯特长篇累牍地报道这件事，将其中的新闻价值挖掘到极致。《纽约美国人》在版面的显著位置刊发了数万字的内容和几十幅照片。对于利奥波德来说，再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灾难了，因为，为了配合这一独家新闻突出展现国王的罪恶行径，《纽约美国人》还翻印了莫雷尔的那些被砍下的右手的照片，不遗余力地宣传刚果改革联合会提出的所有暴行指控：“无耻的暴行……拷打妇女和儿童……” [68] “美国对刚果暴行表示惊讶”。 [69]

除了科瓦尔斯基的薪水和封口费，这些文章还披露，利奥波德承诺，“如果美国政府不发表任何不利于刚果的声明，并且，如果国会在下一次会议结束之前不通过不利于刚果的决议”， [70] 这位国王将再支付价值10万法郎的刚果债券。科瓦尔斯基在写给国王的一封信上大言不惭地说，他向一名他没有提及名字的记者贿赂了1000美元，这位记者是“总统的好朋友”，通过这位记者的帮忙，“我们得以成千上万次地宣传我们的事业”。科瓦尔斯基还吹嘘说，他还成功阻止了《芒西杂志》（Munsey’s Magazine ）的一篇曝光文章，他的办法是去找“那位编辑，他是我的好朋友，他销毁了那篇文章，以一篇对国王陛下非常有利的文章代之”。 [71]

所有揭露文章中，最吸引读者的猛料是，科瓦尔斯基曾经用利奥波德提供的钱贿赂汤姆斯·G.加勒特（Thomas G.Garrett）——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让他阻挠有关刚果抗议决议的通过。科瓦尔斯基在信中大言不惭地对国王说，加勒特一直“站在委员会办公室门口，将那些难缠的，不停吼叫的传教士、牧师、宗教狂热分子，以及利物浦那家联合会的几个代理人挡在门外。我一直坚守岗位，直到国会会议结束，我才松了一口气”。 [72] 《纽约美国人》在头版刊出了一幅照片：在美国参议院专用信纸上，一封加勒特写给科瓦尔斯基的手写信，要求对方支付承诺的部分款项。

加勒特立刻被解职了。这件事情见报几个小时之后，马萨诸塞州（该州是美国刚果改革联合会总部所在地）参议员洛奇提出了一项呼吁国际社会对刚果丑闻进行调查的决议。虽然蒙彻尔娴熟的游说能力和参议员奥尔德里奇的暗中活动大大弱化了这份决议，让它最终没有被通过，但是这一事件极大地改变了华盛顿的政治气候。国务卿鲁特改变立场，开始对利奥波德施压，要求他结束对刚果的统治。科瓦尔斯基事件的曝光——莫雷尔欣喜不已，立刻转载新闻，不但在英格兰转载新闻，还通过法语小册子向比利时读者宣传——对利奥波德构成了重大挫折。形势开始对国王不利起来。

*

大约就在解聘科瓦尔斯基的同时，利奥波德开始在一条完全不同的战线上展开行动。他想起先前那个做幌子的原住民保护调查委员会一下子让批评者无话可说，他决定再组建一个委员会。新建的调查委员会将前往刚果，进行实地调查，洗清自己的污名。

他给这一新组建的调查委员会任命了三位法官：第一位是比利时人，第二位是瑞士人，第三位是意大利人。 [73] 然而，这个调查委员会并非表面上的那么中立。意大利法官贾科莫·尼斯科（Giacomo Nisco）男爵并不在意大利当法官，而是在刚果担任首席法官。他在审理臭名昭著的查尔斯·考顿案件的过程中，减少了罪犯的刑期，理由是一定数量的“武力”和“恐怖行为”是难免的。另外，这三个法官中，没有一个人懂非洲语言，甚至他们的英语也没有好到可以和强烈批评刚果政府的英美传教士直接交流的程度。该调查委员会需要审讯嫌疑人，听证人陈述，最后提交一份调查报告。国王坚信，在前往刚果的漫长路途中，那位上了年纪的非洲通尼斯科男爵会“开导”两位同事，让他们认识到非洲村民需要严加管束。

调查委员会花费好几个月，先后共听取了370个人宣誓作证。该调查委员会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开庭，不管是在橡胶收集站的门廊下，还是在“大伯爵夫人斯蒂芬妮号”蒸汽船（以利奥波德不再理会的一个女儿的名字命名）的甲板上。每次开庭，阵势都不小：法官身穿猩红色或黑色法官袍，旁边有翻译、记录员、身背上了刺刀的步枪的卫兵。一个接一个人的证人提供了骇人听闻的证言。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博利马村（Bolima）首领伦土鲁（Lontulu）。他被chicotte毒打之后，被押为人质，后来被迫戴着铁链干活。轮到他作证时，他将110根小嫩枝放在调查委员会的审判桌上。每根小嫩枝代表一个因为寻找橡胶而被杀死的本村村民。他将这些嫩枝分为四堆：部落贵族、成年男性、成年女性、孩子。他一根一根地说出了嫩枝代表的死者的名字。

有关这些证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布鲁塞尔，但利奥波德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证言会对调查委员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后来，1905年3月，从刚果首都博马意外传来了不祥信号，情况可能不妙。有人向刚果的代理总督保罗·科斯特曼斯（Paul Costermans）——对于那种体制中身处高位的人来说，他就算是一个正直的人了——透露了调查委员会发现的情况。让身边助手惊慌不已的是，科斯特曼斯突然陷入了极度抑郁。大约两个星期之后，科斯特曼斯写了一些告别信，用剃须刀割断了自己的喉管。

对于利奥波德来说，另一个不祥征兆是这个消息：三个法官中的一位法官，在听取一连串证人讲述受虐经历时，情绪失控哭泣起来。 [74] 现在，国王清楚地看到，这一调查起到了相反的效果：让他惊慌的是，原本是一个做样子的调查现在弄得没法收拾，成为一场真正的调查。手里没有官方版本的证人证词，莫雷尔迅速将他那些传教士朋友和非洲教民提供给调查委员会的信息编辑成小册子出版，并给每位比利时议员寄送了一份。

回到欧洲，调查委员会成员经过深入交流之后，写出了一份150页的报告。虽然报告中使用了平淡的官僚语言，利奥波德还是明显看出，它几乎重复了凯斯门特和莫雷尔每一项严厉的指责。他怒不可遏。1905年秋，他再也无法继续推迟发表全欧洲人都在翘首等待的那份调查报告了。各国政要和记者纷纷猜测那份报告里写了些什么。然而，利奥波德还有一个办法，也许是他从政以来最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伎俩。

这位国王具有现代公关意识，深谙这一点：对于一个政治事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这件事的实质，而是公众如何看待这件事。如果你能左右人们对这件事的认知，你就能左右这件事。他还清楚地知道，记者在赶稿件时害怕去细读冗长的官方文件——如果这份材料是用外文写的，情况更是如此。1905年11月3日，就在预定公布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的前一天，英格兰的各大报社收到了一份文件。随文件一同寄出的附信中说，这份文件“全面而真实地概括了那份报告”。 [75] 寄出这份及时而宝贵的摘要的机构是“西部非洲教友协会”（West African Missionary Association）。这名称听上去很可靠。毕竟，传教士是一直在批评刚果政府的群体之一。最省事的是，这份摘要是英文的。 [76]

人们喜出望外，几乎所有英国报纸都刊登了这份摘要，以为自己能够抢先一天公布那个星期的重大新闻。美联社（The Associated Press）记者将这份摘要发到美国，美国各大报纸也纷纷转载。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当报社记者和编辑通读了那份法文写成的报告之后，他们才意识到，先前的所谓摘要和这份报告大相径庭。摘要一再隐去了报告中的重要内容，并把这些内容改得面目全非。例如，调查报告说：“我们讨论了脚夫劳动的灾难性后果，并发现某些重要橡胶收集站周围地区的过度劳役确实起到了减少乡村人口的作用。”而摘要说：“在等待铁路修筑期间，为了避免（脚夫劳动的）不良后果，调查委员会建议使用水运。”

后来，记者们开始追问，那个“西部非洲教友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77] 他们循着线索找到了伦敦一个律师的办公室，但是那位律师拒绝透露客户的地址。一两天之后，他的态度有所缓和，他指给人们街道对面的一个一间屋子的办公室。那间办公室门上挂着刚漆好的协会标牌。办公室里只有一个看门人。那位律师找出那个协会的董事会成员名单，但其中记者能够联系到的几位董事从未出席过一次该协会的会议。进一步的调查表明，那份“摘要”是由一个比利时牧师带到英格兰的，而那位牧师供职的教堂最近得到了利奥波德的一大笔捐款。在发布那份有影响的摘要之前，没有人听说那个西部非洲教友协会，之后同样再也没有人听说。

[1] McLynn，Frank. Stanley：Sorcerer’s Apprentice . London：Constable，1991，p. 405.

[2] Stanley，Henry M. The Autobiography of Sir Henry Morton Stanley. Ed. Dorothy Stanley.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09，p. 515.

[3] Daniel Bersot in the foreword to Sous la Chicotte （Geneva：A. Jullien，1909）.

[4] Liane Ranieri，Les Relations entre l’État Indépendant du Congo et l’Italie （Brussels：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Outre-Mer，1959），p. 195.

[5] Marchal，Jules. E.D.Morel contre Léopold Ⅱ：L’Histoire du Congo 1900-1910 ，vol.2.Paris：Éditions L’Harmattan，1996，p. 12.

[6] in La Vérité sur le Congo ，Jan. 1905，p. 8.

[7] Mountmorres，Viscount William Geoffrey Bouchard de Montmorency. The Congo Independent State：A Report on a Voyage of Enquiry . London：Williams and Norgate，1906，pp. 99-100，159.

[8] Mountmorres，Viscount William Geoffrey Bouchard de Montmorency. The Congo Independent State：A Report on a Voyage of Enquiry . London：Williams and Norgate，1906，pp. 105-106.

[9] John Weeks to Morel，7 Nov. 1904，in the West African Mail ，10 Mar. 1905，p. 1186.

[10] Marchal，Jules. E.D.Morel contre Léopold Ⅱ：L’Histoire. du Congo 1900-1910 ，vol.1.Paris：Éditions L’Harmattan，1996，p. 304.

[11] Times ，3 Feb. 1905，quoted in Bontinck，François. Aux Origines de l’État Indépendant du Congo. Documents tirés d’Archives Américaines . P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é Lovanium de Léopoldville. Louvain，Belgium：Éditions Nauwelaerts，1966，p. 456.

[12] Marchal，Jules. E.D.Morel contre Léopold Ⅱ：L’Histoire. du Congo 1900-1910 ，vol.1.Paris：Éditions L’Harmattan，1996，p. 316.

[13] Morel to Fox，18 Oct. 1905，quoted in Cookey，S.J.S. Britain and the Congo Question：1885-1913 . London：Longmans，Green & Co.，1968，p. 143.

[14] Stinglhamber，Gustave，and Paul Dresse. Léopold Ⅱ au Travail. Brussels：Éditions du Sablon，1945，pp. 334-335.

[15] Willequet，Jacques. Le Congo Belge et la Weltpolitik（1894-1914）. Brussel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Bruxelles，1962，pp. 109-113.

[16] 除了其他说辞，他还用刚果村民生性懒惰的理由为利奥波德的残暴制度辩解：“想出一个不用压力或强迫就可以让黑人干活的法子不是人的智力所能做到的事情。”

[17] 脚注：Demetrius C. Boulger，The Congo State is NOT a Slave State：A Reply to Mr. E. D. Morel’s Pamphlet Entitled “The Congo Slave State ”（London：Sampson Low，Marston，1903），p. 3。

[18] Interview with Harrison in the Journal of Commerce ，23 June 1904.

[19] Marchal，Jules. E.D.Morel contre Léopold Ⅱ：L’Histoire du Congo 1900-1910 ，vol.2.Paris：Éditions L’Harmattan，1996，pp. 12-21.

[20] Official Organ ，#1，1909，p. 64.

[21] 在西方文化里，人们一般认为财富之神是邪恶或不道德的。——译者注

[22] Willequet，Jacques. Le Congo Belge et la Weltpolitik（1894-1914）. Brussel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Bruxelles，1962，该信的复本见第36页及后页。

[23] National-Zeitung ，22 May 1903，quoted in Wllequet，p. 150.

[24] National-Zeitung ，4 Mar. 1905，quoted in Willequet，Jacques. Le Congo Belge et la Weltpolitik（1894-1914）. Brussel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Bruxelles，1962，pp. 150-151.

[25] National-Zeitung ，30 May 1905，quoted in Willequet，Jacques. Le Congo Belge et la Weltpolitik（1894-1914）. Brussel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Bruxelles，1962，p. 152.

[26] Münchener Allgemeine Zeitung ，1 Mar. 1906，quoted in Willequet，Jacques. Le Congo Belge et la Weltpolitik（1894-1914）. Brussel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Bruxelles，1962，pp. 159 160.

[27] Von Steub to Davignon，21 May 1909，quoted in Willequet，Jacques. Le Congo Belge et la Weltpolitik（1894-1914）. Brussel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Bruxelles，1962，p. 114 fn.

[28] Von Steub to Davignon，21 May 1909，quoted in Willequet，Jacques. Le Congo Belge et la Weltpolitik（1894-1914）. Brussel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Bruxelles，1962，p. 128.

[29] Von Steub to Davignon，14 Sept. 1909，quoted in Willequet，Jacques. Le Congo Belge et la Weltpolitik（1894-1914）. Brussel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Bruxelles，1962，p. 130.

[30] Von Steub to Denyn，8 Oct. 1909，quoted in Willequet，Jacques. Le Congo Belge et la Weltpolitik（1894-1914）. Brussel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Bruxelles，1962，p. 130.

[31] Hawkins，Hunt. “Mark Twain’s Involvement with the Congo Reform Movement：‘A Fury of Generous Indignation’.” 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 （June 1978）：pp.147-175.

[32] Kowalsky to Leopold，undated，in New York American ，11 Dec. 1906.

[33] Harlan，Louis R. Booker T.Washington：The Wizard of Tuskegee 1901-1915 .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p. 270-271；Harlan，Louis R. Booker T.Washington in Perspective：Essays of Louis R.Harlan ，ed. Raymond W.Smock. 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88，pp. 75-77.

[34] Booker T. Washington in “Tributes to Mark Twain，” North American Review 191，no. 655（June 1910），p. 829，quoted in Shelley Fisher Fishkin，Was Huck Black？：Mark Twain and African-American Voice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 106.

[35] Twain to Morel，c. 12 Jan. 1906，reprinted in Wuliger，Robert. “Mark Twain on King Leopold’s Soliloquy.” American Literature （May 1953），p. 236.

[36] Maxwell Geismar，Mark Twain：An American Prophet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0），p. 222.

[37] Twain，Mark. King Leopold’s Soliloquy：A Defence of His Congo Rule. Ed. E.D.Morel. London：T.Fisher Unwin，1907，p. 1.

[38] Twain，Mark. King Leopold’s Soliloquy：A Defence of His Congo Rule. Ed. E.D.Morel. London：T.Fisher Unwin，1907，p. 66.

[39] Twain，Mark. King Leopold’s Soliloquy：A Defence of His Congo Rule. Ed. E.D.Morel. London：T.Fisher Unwin，1907，p. 36.

[40] Morgan to Morel，6 Oct. 1904，quoted in Baylen，Joseph O. “Senator John Tyler Morgan，E.D.Morel，and the Congo Reform Association.” The Alabama Review （April 1962），p. 129.

[41] Congo News Letter ，April 1906 and April 1907.

[42] Official Organ ，April 1906，p. 10.

[43] Harris to Morel，14 Feb. 1906，quoted in Cookey，S.J.S. Britain and the Congo Question：1885-1913 . London：Longmans，Green & Co.，1968，p. 174.

[44] Philip C. Jessup，Elihu Root，1905-1937 ，vol. 2（New York：Dodd，Mead，1938），pp. 61-62，quoted in Shaloff，Stanley. Reform in Leopold’s Congo. Richmond，VA：John Knox Press，1970，p. 90.

[45] Lodge to Roosevelt，6 July 1905，quoted in Sternstein，Jerome L. “King Leopold Ⅱ，Senator Nelson W.Aldrich，and the Strange Beginnings of American Economic Penetration of the Congo.”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Ⅱ，no.2（1969），p. 192.

[46] The Autobiography of Lincoln Steffens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31），p. 506，quoted in Sternstein，Jerome L. “King Leopold Ⅱ，Senator Nelson W.Aldrich，and the Strange Beginnings of American Economic Penetration of the Congo.”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Ⅱ，no.2（1969），p. 193.

[47] Wack to Leopold，n.d.，quoted in the New York American ，13 Dec. 1906.

[48] “她很清楚，罗马教皇最终会弄清楚所有事情，以及被人们批评的那些事情。他们指使一些传教士、英国新教徒反对比利时政府……” [49]

[49] Cardinal Gotti to Gibbons，24 Nov. 1904，quoted in Slade，Ruth. English-Speaking Missions in the Congo Independent State（1878-1908）. Brussels：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Coloniales，1959，p. 31 on。

[50] Gibbons to Morel，21 Oct. 1904，quoted in Morel，E.D. E.D.Morel’s History of the Congo Reform Movement . Eds. William Roger Louis and Jean Stenger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8，p. 183.

[51] 例如，这是斯塔尔关于chicotte的说法：“很多次……我看到一个刚被抽打过的人，他若无其事地笑着和同伴一起玩闹。”

[52] Starr，Frederick. The Truth About the Congo：The Chicago Tribune Articles. Chicago：Forbes & Co.，1907，p. 91.

[53] New York American ，12 Dec. 1906.

[54] 往往是杂技团里个头最小、体重最轻的演员。——译者注

[55] San Francisco Call ，15 Jan. 1911.

[56] San Francisco Examiner ，29 Nov. 1914.

[57] San Francisco Call ，15 Jan. 1911.

[58] San Francisco Bulletin ，18 Nov. 1914.

[59] Mayor E. E. Schmits，Speeches Made ，p. 10.

[60] A. Reuf，Speeches Made ，p. 26.

[61] Speeches Made ，p. 40.

[62] De Cuvelier to Moncheur，4 Feb. 1905，quoted in Marchal，Jules. E.D.Morel contre Léopold Ⅱ：L’Histoire du Congo 1900-1910 ，vol.2.Paris：Éditions L’Harmattan，1996，p. 270.

[63] Nerincx to de Cuvelier，11 Feb. 1905，quoted in Marchal，Jules. E.D.Morel contre Léopold Ⅱ：L’Histoire du Congo 1900-1910 ，vol.2.Paris：Éditions L’Harmattan，1996，p. 270.

[64] Moncheur to de Cuvelier，19 Feb. 1905，quoted in Marchal，Jules. E.D.Morel contre Léopold Ⅱ：L’Histoire du Congo 1900-1910 ，vol.2.Paris：Éditions L’Harmattan，1996，p. 271.

[65] New York American ，10 Dec. 1906.

[66] Kowalsky to Leopold，n.d.，reprinted in NewYork American ，11 Dec. 1906.

[67] Marchal，Jules. E.D.Morel contre Léopold Ⅱ：L’Histoire du Congo 1900-1910 ，vol.2.Paris：Éditions L’Harmattan，1996，p. 272.

[68] New York American ，10 Dec. 1906.

[69] New York American ，11 Dec. 1906.

[70] New York American ，10 Dec. 1906.

[71] Kowalsky to Leopold，n.d.，in New York American ，11 Dec. 1906.

[72] Kowalsky to Leopold，n.d.，in New York American ，11 Dec. 1906.

[73] Congo Reform Association；Vangroenweghe；Marchal，Jules. E.D.Morel contre Léopold Ⅱ：L’Histoire du Congo 1900-1910 ，vol.2.Paris：Éditions L’Harmattan，1996，pp. 111-122；Cookey，S.J.S. Britain and the Congo Question：1885-1913 . London：Longmans，Green & Co.，1968，pp. 132-151.

[74] Conan Doyle，p. 75；Morel in Penny Pictorial ，Oct. 1907，article 4 in series.

[75] Daily Chronicle ，7 Nov. 1905.

[76] Daily Chronicle ，7 Nov. 1905.

[77] Daily Chronicle ，7，11，14，and 15 Nov. 1905；Daily News ，15 Nov. 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