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国王陷入困境

12 大卫和歌利亚的较量

莫雷尔发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大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对利奥波德如何攫取刚果物产的了解少得出奇。很少有从刚果回来的欧洲人在公众场合谈论自己曾经参与的杀戮活动。除了大约10年之前的乔治·华盛顿·威廉姆斯，后来去刚果的记者往往效仿斯坦利，歌颂国王对刚果的治理。（例如，1898年铁路建成剪彩时，26个前去采访的记者对那条铁路大为赞扬。）外国传教士虽然目睹了那么多暴行，但没有媒体的敏感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力。而英国人道主义机构对利奥波德的批评往往不被公众重视，因为在公众眼中，这些机构是类似废除黑奴运动这种人权抗议活动的历史遗迹，它动辄就因为世界上某个不知名角落发生的某件事情而忧心忡忡。

莫雷尔要改变这一切。到当时为止，反对利奥波德的人都无法从设在欧洲的刚果政府那里获得相关情况和数据，而莫雷尔可以利用他在埃尔德·登普斯特公司工作的便利条件搜集信息。到现在，除了早逝的威廉姆斯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具有莫雷尔即将表现出来的品质：向公众宣传自己观点的高超能力。

获得了上述重大发现之后，莫雷尔不愿意继续保持沉默。首先，他与上司对质。他的上司是埃尔德·登普斯特航运公司的老板艾尔弗雷德·琼斯（Alfred Jones）爵士。同时，琼斯是利物浦商会的会长，并兼任刚果政府驻利物浦的名誉领事。“他不是那种非常平易近人的人。他不喜欢别人跟他提让他不快的事情……第二天，他去了布鲁塞尔。回来时一句话不说，至少对我是这样的。我还注意到他的举止言谈中有一种明显的冷淡……他告诉我他见到了国王，国王承诺要进行一些改革，还说比利时人正在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假以时日，他们肯定能把非洲的事情处理好。” [1]

现在，莫雷尔的雇主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如果莫雷尔将掌握的信息公布于众，激怒了利奥波德的话，公司就会丢掉利润很高的刚果运输合同。现在，公司不知道怎样应对这位自命不凡的下级雇员。这位雇员自称他发现了有关公司最佳客户的某件可怕的事情——更糟的是，他要求公司采取相关措施。

在比利时，莫雷尔发现，骤然间“气氛变了，人们用各种微妙方式暗示我，我的存在是不受欢迎的”。 [2] 他在利物浦的埃尔德·登普斯特公司总部处处受人冷遇；接下来，公司设法让他不要说话，先是给他增加了薪水，将他提拔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工作。发现这个办法没有奏效后，琼斯提出每年给他200英镑，让他做一个每天只需上班一小时的顾问。这是要委婉地收买他。莫雷尔再次拒绝了。1901年，他辞掉了工作，将全部时间投入写作中，“决心尽全力揭露和去除那些我当时认为被合法化的可耻的事情……还有那些无法想象的残暴行为，让他们为大规模地草菅人命负责”。 [3]

莫雷尔知道自己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我已经推船下水，”他写道，“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4] 那时候，他28岁。

很快，莫雷尔笔下抨击利奥波德的文章有如泉涌。开始时，他去给一家专门报道非洲新闻的英国报社工作，但该报社的编辑对他关于刚果文章的内容多有限制。因此，1903年，运用多个渠道筹集到的资金——其中包括约翰·霍尔特（John Holt）提供的资金，霍尔特是一个利物浦商人，以诚实正直闻名，在某种意义上是莫雷尔的良师益友——他开始自办出版物。《西非邮报》（West African Mail ）作为“一份有插图的周刊，其宗旨是满足读者迅速增加的对非洲西部和中部问题的关注”，成了一个莫雷尔的言论无须接受其他人审查的论坛。

*

莫雷尔个性鲜明：浓密的八字胡和高大健硕的躯干散发着力量，黑色的眼睛充满了怒火。在他余生里从他笔尖源源不断流出的数百万单词，一行行文字笔迹清晰，所有单词都向前倾斜，传递出一种紧迫感，仿佛要马不停蹄地奔往目的地。

在某种意义上，和与刚果的故事有关的其他人相比，我们很难深入理解莫雷尔这个人。例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斯坦利小时候在救济院的痛苦生活形成了他性格中残忍的一面，以及他要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些印记的动力。激励莫雷尔热情地追求公平正义的起因却没有那么明显。他的青少年时代在商业领域度过，而没有投身于催生了世纪之交众多社会改革者的社会主义运动。年轻时代，他没有积极参加任何政党或社会事业。虽然家族里有一些前辈是贵格会教徒，但是他在若干年后才发现这件事，因为没有发现他孩童时期受过贵格会熏陶的记录。从表面上看，他不是英国国教的虔诚教徒，但在内心里，和贵格会先人中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这个很有天分的煽动者一样，他对任何正规宗教都没有什么用处。抨击利奥波德这件旷日持久的事情没有让他获得任何好处，而且还导致他把埃尔德·登普斯特公司的一个很有前景的工作丢了。他的母亲患病，他还有妻子，不久后还要有孩子需要养活。在各方面，他都不大可能成为一场道德讨伐运动的领导者。他出色的驾驭愤怒的能力（capacity for indignation）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就像有人生下来就有很强的音乐天分。分析了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的情况之后，他写道：“让我熟视无睹……与我的本性不符。” [5]

这种郁积的愤怒让莫雷尔很快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专注于深入调查的新闻记者。下决心要查清楚刚果的运作情况，并将之公布于众之后，他就这个主题推出了数量庞大，虽然个别地方有些重复的作品体系：三本完整的书、两本写了一部分的书、总计几百篇的向几乎所有重要英国报纸投的稿件、数百封写给编辑的信件、数十本关于时事或政治见解的小册子（他在连续6个月的时间里写出了6本，其中1本用法文写成）。这一切都是在编辑《西非邮报》并亲自给这份周刊写了很多文章的同时完成的。除了署有他名字的文章，很多署名“非洲人”（Africanus）或“观察者”（An Observer）的专栏文章看上去也是出自这位编辑之手。不久，莫雷尔开始给这份周刊编辑发行一份月度增刊，专门揭露刚果的不公正现象。虽然工作繁忙，但工作间隙他还培养了一项个人爱好——收集各种蛾子。

莫雷尔的写作将对愤怒的驾驭与一丝不苟的准确结合起来。书中的每个细节都来自深入的调查研究，所有证据都是像律师准备案情摘要那样不辞劳苦地搜集而来的。多年来，他的崇拜者和敌人都试图从他的文章里找到事实方面的错误，但很少如愿。甚至在今天，在所有介绍利奥波德治下刚果橡胶收集方法的文章中，如果查寻相关统计数字和引文的出处，你会发现，很多都是最初由莫雷尔发表的作品。

虽然他很快成为整个英国抨击刚果暴政最为激烈的声音，但不是唯一的声音。英国议会里的一些议员，尤其是那个时代口才最好的人权倡导者查尔斯·迪尔克（Charles Dilke）爵士也大声疾呼。另外，还有一些人道主义团体，如反奴隶制协会、原住民保护协会，也积极宣讲基督教的人道主义。虽然对于现代人来说，这些说教有一些家长制的味道，但在当时，这些协会敢于积极谴责任何地方发生的暴行，无论这些暴行发生在英国殖民地，还是其他地方。莫雷尔与他们的不同之处不仅仅是旺盛的精力，而且他还坚定地认为，刚果问题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事件，整个国家都建立在有预谋、有计划的奴隶劳动的基础上。莫雷尔在文章中说，那些人道主义者强调的是“行为的残暴属性，而我从一开始就想证明，在一定前提下（利奥波德将那片土地及其所有物产据为己有）……那些事情就必定会发生”。 [6]

对莫雷尔影响很大的一个人是作家玛丽·金斯利（Mary Kingsley）。她死于1900年。在临死前，她与莫里尔成了朋友。金斯利在1897年出版的《西非见闻》（Travels in West Africa ）是一本活泼有趣的经典游记，是第一批出自欧洲人之笔，将非洲人看作人类的作品。她不把他们看作是要开化的“野蛮人”，而将他们看作生活在一个各阶层关系融洽的社会里的人，只是这个社会被一些不了解非洲生活的殖民者和传教士给撕裂了。

在莫雷尔看来，利奥波德颁布的那条“闲置土地”归国家所有的法令，彻底破坏了非洲传统的土地和土地产品集体所有制。他从金斯利那里得知，非洲大多数土地传统上归村庄、家族或部落共同所有。如果土地不种庄稼的话，它就是一个公共猎场，或者是大家寻找盖房用的木材、打造工具或武器用的铁矿石或其他材料的地方。

偷盗，再加上抢占土地，让非洲人没有可以用来交换的东西。这尤其让强烈推崇自由贸易的莫雷尔不满。和金斯利一样，他也坚信只有自由贸易才能以人道的方式让非洲进入现代社会。对于莫雷尔这样一个煽动者，他的一个观点“保守”得有些让人感到意外：他认为，对于利物浦商人有利的事情对于非洲也有利。他的这一看法可以被理解，因为他在利物浦的好几个商人朋友是贵格会教徒。他们非常重视职业道德，对莫雷尔提供了慷慨的资助。

现在，莫雷尔投入全部精力写书、发表演讲、写文章，写有关刚果时事和政治观点的小册子。他没法亲自前往刚果，因为利奥波德一般不允许“不友好”的记者进入刚果。不过，这没有难倒他。莫雷尔让大家知道他对刚果政府最了解，是最敢对刚果政府发表批评的人后，熟悉刚果内幕的人想要将手里的秘密文件泄露出去的话，就会联系他。他发表的文章越多，泄露的有关刚果政府的内幕消息也就越多。他不断获得内部消息的本事让利奥波德及其幕僚气恼不已。当这位国王在世界博览会、温室、博物馆里展示那个粉饰版的刚果时，人们开始从《西非邮报》的版面中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刚果。

比如，当利奥波德的发言人“义正词严”地否认绑架妇女，并逼迫她们的丈夫割取橡胶时，莫雷尔立刻复印了A.B.I.R.特许公司每个代理人必须填写的那张法文的“1903年__月在押村民一览表”。一张表格从上到下需要填写的是有关人质的内容：“名字”、“村寨”、“被捕原因”、“起始日期”、“结束日期”、“观察记录”。 [7] 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村民为什么“在押”。他还复印了一份来自A.B.I.R.管理层，指导代理人怎样“给人质提供日常所需和饮食”的命令。 [8]

在刚果，对政府不满意的政府雇员和公司员工很难直接写信给莫雷尔，因为博马设有一个“cabinet noir”，也就是审查部门，专门负责审查来往信函。但是，这些政府和公司雇员回国时，他们会随身携带相关文件。数年来，莫雷尔获得秘密资料的一个渠道是雷蒙德·德·格雷兹（Raymond De Grez）。这是一个曾获得奖章的公安军老兵，多次在作战中受伤。他源源不断秘密地从布鲁塞尔的一个职位上给莫雷尔提供内部资料。 [9] 供职于刚果一家大型公司（就是雇约瑟夫当蒸汽船船长的那家公司）比利时总部的一个人派人将该公司多位刚果代理人写给公司的一大堆信件转交给莫雷尔。 [10] 如果有梦想破灭的刚果老兵回国后接受了报社采访，不管是在比利时、德国，还是瑞典、意大利，莫雷尔的联系人都会将采访报道剪下来寄给莫雷尔，然后他再想办法将其中的关键信息透露给英国媒体。有一次，他甚至奚落刚果政府，将从某人手上买到的所有刚果政府秘密备忘录、信件，以及其他秘密文件的原版文件逐一列在一张长长的列表上，公开发表出来。 [11]

他的攻势鼓舞了比利时那些反对利奥波德的人，尤其是议会中的社会主义者。比利时议会辩论中一出现有关利奥波德的消极消息，莫雷尔立刻转载，让数量多很多的英国读者知道。例如，他转载的一个信息量很大的消息是利奥波德给刚果邦基层官员的一条秘密命令，这条命令规定了给公安军征兵的奖励措施：“征到一个健康、健壮、适合服兵役，且身高超过1米55厘米的人，奖励90法郎；征到一个身高不低于1米35厘米的年轻人，奖励65法郎；征到一个男孩，奖励15法郎。男孩身高不得低于1米20厘米，且身体必须能够忍受长途行军……这些奖金只有将人交到地区总部时才发放。” [12] 针对刚果官员，刚果的代理总督郑重地在这一纸命令上加上了一句提醒：“不得以任何理由将本文件带离文件室。关于这份通知，如果有必要，可通过口头方式向下属解释。” [13] 莫雷尔乐不可支地将这一提醒也一同发表了。

从比利时议会辩论中使用的其他材料中，莫雷尔引用了一封公安军中尉爱德华·蒂尔肯斯（Edouard Tilkens）写给司令官的信：“我预测要发生一场大起义。我先前提醒过阁下，少校……原因总是一样的。村民累坏了……搬运、橡胶收割、提供牲畜……连续3个月，我一直在打仗，只休息了10天……我抓了152个人。两年来，我一直在这个国家打仗，身边总带着四五十个阿尔宾尼（配备阿尔宾尼后膛装弹步枪的士兵）。但我不敢说，我彻底降服了他们……他们不怕死……我有什么办法？” [14]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渠道当然是英国、美国、瑞典的传教士。刚果政府的审查员没法阅读他们的信件，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蒸汽船，可以请教友将信随身捎回欧洲。多年来，这些传教士虽然目睹chicotte鞭刑、公安军的突袭和焚毁村寨，以及橡胶奴隶制其他方面的恶行，但一直束手无策。现在突然有一个人不但乐于公布他们的证据，还愿意将这些证据转交英国议会。莫雷尔一次又一次地请求他们提供更多信息。他们欣然从命。同时，他们还开始向他提供后来成为莫雷尔强大武器的东西——照片，即变成了废墟的村庄、被砍下的手、失去手脚的孩子的照片。

莫雷尔公布的最骇人听闻的叙述中，有一部分就是传教士提供的。一个美国传教士这样描述刚果政府士兵砍下一个村民的手：“因为可怜的心脏跳动有力，鲜血从砍断的动脉处喷射出去足足有4英尺远。” [15] 一个英国浸信会教徒描述刚果政府官员惩罚偷橡胶的村民：“他让人把他们绑在烈日下的桩子上，绑了一天一夜……一丝不挂，一天水米不沾。他们痛苦得舌头都伸了出来。” [16]

有时候，传教士派人将死去村民的名字告诉莫雷尔，而这种信息，他也照样发表，就像是公布战争中的战死者名单一样。当然，这些人的名字从来没有出现在其他报刊中：

1.Bokangu……酋长……死在枪托下

2.Mangundwa……“……”

3.Ekunja……“……”

……

21.Ekumba……男……被枪杀

22.Monjangu……“……”

23.Gili……女……”

24.Akaba……男孩……” [17]

莫雷尔还揭穿了利奥波德和助手们编造的一连串骗局，有的事情大，有的事情小。什么都没有逃过他的眼睛。例如，国王千方百计地讨好休·吉尔津·里德（Hugh Gilzean Reid）。里德是一个知名的英国浸信会教徒，也是一家报纸的老板和国会前任议员。利奥波德多次邀请吉尔津·里德前往王宫做客，并授予他利奥波德勋章，后来又封他为王冠勋章高级骑士。作为回报，吉尔津·里德于1903年带领浸信会宣教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的一个代表团前往布鲁塞尔。在那里，在与国王、其他比利时名流共进晚餐过程中，该宣教会向利奥波德呈递了一份“致谢词”，说希望“刚果人民能够永远享受公正的统治”。 [18] 莫雷尔很快在报纸上指出，吉尔津·里德在将这一致谢词转给伦敦《晨邮报》（Morning Post ）时，擅自将宣教会对国王说的话改为希望“刚果邦各族民众越来越多地享受到您开明治理的好处。”

*

很快，莫雷尔的批评引来了王宫的回应。一天晚上，在伦敦，阿尔弗雷德·琼斯爵士，也就是莫雷尔的前老板，邀请莫雷尔参加宴会。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至少可以说很紧张，但是用餐过程中，大家始终都面带笑容。据后来莫雷尔写道，“席间的各种酒档次极高，数量丰盛”。 [19] 饭后，琼斯和其他客人退席，只剩莫雷尔和一个叫阿尔茨（Aerts）的从外地来的安特卫普航运主管。后者明确告诉莫雷尔，他是利奥波德派来的代表。

他多次劝说莫雷尔，告诉他国王的用意是好的，改革很快就会进行。用莫雷尔的话说，最后一次劝说无效之后，他的口气就变了（省略号同原文）：

那些刚果村民跟我有什么关系？忙于这个不现实的理想有什么用？我还年轻。我还有孩子——是吧？我这样做很危险。接着，又巧妙地，非常巧妙地暗示，我的永久利益会得到更好的满足，前提是……“贿赂？”啊！天哪！不是，绝对不会这么粗俗，这么自贬身份。然而，话里话外都是这些内容。一切都会安排得让所有人都很有面子。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谈话，一直持续到很晚。“这么说，什么也改变不了你的决心？”“恐怕是这样的。”虽然最后分手时两人都面带笑容，但我感觉对方心里有点恼火。而我，倒是觉得畅快淋漓。 [20]

在莫雷尔的报纸上发表的目击者对利奥波德政权的批评中，有一个美国人写的好几篇文章。这位美国人在1903年的一本书中提供的详细证词让人们非常震惊。在最近一次前往刚果出差的过程中，埃德加·卡尼修斯名义上是安特卫普刚果贸易公司的业务代理人（该公司是在刚果从事橡胶业务的一家大型特许公司），但实际上，他是一个与游击队作战的指挥官。34岁的卡尼修斯于1900年年初抵达刚果西北部边境附近的基站时，公司在那里经营橡胶收集已有数年之久，藤蔓已经很罕见了。他写道，布贾人“已经完全沦为公司的奴隶，因为割取橡胶占用了他们的全部时间，那些可怜的人不得不向周围走好远去寻找可以割取橡胶汁液的巨大藤蔓。给他们布置任务的人甚至不给解决饭食，他们的报酬仅仅是一些少得荒唐的商品或几段铜丝（mitakos）……村民们不住地哀叹能割取到橡胶的藤蔓太少了，可怜巴巴地恳求去做除了割取橡胶之外的其他工作”。 [21]

布贾人起来造反，杀死了30个士兵，政府派多路围剿部队前往镇压。卡尼修斯和另外2名白人带领着一支队伍，他们的手下是50个黑人士兵和30个脚夫。行军途中，他们走进一个被逃命的布贾人遗弃，一切可用之物统统被烧光了的村子。“我们的队伍经过一个又一个村子……我们事先派一队人手持火把，将村民的所有茅屋都烧掉……我们一路走，一道道黑烟在丛林上空升起，连续很多英里，仿佛在向四方的村民宣告，文明马上就要到来。” [22]

脚夫负责搬运士兵的给养。“我们……穿过……一片片本地人清理出来的林间空地。数百棵大树的树干横倒在我们面前的小路上。我们只好爬过这些树干，这些小路似乎要将我们带到不远处的每个很高的蚁丘顶上。搬运东西的脚夫尤其辛苦，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被用铁链子将他们脖子上的项圈拴在一起……扁担的两头挂着箱子。一个人摔倒，往往将拴在一起的其他所有人都带倒。很多可怜的脚夫被这种负重远行折磨得筋疲力尽，只有砸在身上的枪托才能让他们继续走下去。有的人胳膊被扁担磨破，疼痛难忍。扁担一挨肩膀，就疼得几乎叫出来。” [23]

卡尼修斯从内陆深处的驻地出发，前往丛林里搜捕叛军士兵。一旦抓到，就把他们往死里整：“强迫每个人都挑很重的东西，是先前两个人挑的重量……直到他们由于饥饿和天花死在途中。” [24]

随着战斗变得越来越激烈，军队开始杀俘虏。有一次他们一口气杀了30个人。那场战斗结束的时候，“我们经历了6次艰苦的行军，杀了超过900个非洲人，其中有男人、女人和孩子”。 [25] 促使他们这样做、杀死这些人的原因是有可能让“每月的橡胶产量足足增加20吨”。 [26]

*

1903年，经过数年的艰苦工作，莫雷尔和他在议会、人道主义团体中的同盟者终于让“刚果问题”引起了英国公众前所未有的关注。5月，经过激烈辩论之后，众议院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刚果本土“民众应该受到人道的管理”。 [27] 这项决议还抗议利奥波德没有兑现他关于自由贸易的承诺。在这个过程中，莫雷尔做了一个精明的游说者应做的事情。在幕后，他不断向发言支持这项决议的议员提供相关资料。在未来有关刚果的很多议会辩论中，他一直都在这样做。

这让利奥波德惊慌不已。英国是当时的超级大国和在非洲实力最强的殖民大国。如果英国用它全部的影响力处处为难刚果政府的话，利奥波德的利润就岌岌可危了。莫雷尔这样的新闻记者能促成这一局面吗？莫雷尔能在媒体上发动大规模的舆论攻势，促成议会决议，但说服不情愿的英国政府对一个友好的外国君主施压，显然是另外一回事。利奥波德和身边的幕僚很清楚这其中的区别：比利时报纸的编辑对长期担任英国首相的索尔兹伯里勋爵做了一针见血的评价，说他“对黑人的命运并不怎么关心，一点儿也不比对亚美尼亚人和匈牙利人命运的关心多。” [28]

虽然利奥波德的残暴统治已经被揭露得淋漓尽致，但是它仍旧岿然不动。这时候，利奥波德和莫雷尔陷入了僵局。两人都不知道，这一僵局很快就会被一个人打破。就在英国议会那场辩论结束那天，这个人登上了一艘蒸汽船，沿着刚果河逆流而上。

[1] Morel，E.D. E.D.Morel’s History of the Congo Reform Movement . Eds. William Roger Louis and Jean Stenger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8，pp. 47-48.

[2] Morel，E.D. E.D.Morel’s History of the Congo Reform Movement . Eds. William Roger Louis and Jean Stenger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8，p. 48.

[3] Morel，E.D. E.D.Morel’s History of the Congo Reform Movement . Eds. William Roger Louis and Jean Stenger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8，p. 5.

[4] Morel，E.D. E.D.Morel’s History of the Congo Reform Movement . Eds. William Roger Louis and Jean Stenger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8，p. 49.

[5] Morel，E.D. E.D.Morel’s History of the Congo Reform Movement . Eds. William Roger Louis and Jean Stenger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8，p. 30.

[6] Morel，E.D. Red Rubber：The Story of the Rubber Slave Trade Which Flourished on the Congo for Twenty Years，1890-1910 . New and revised edition. Manchester：National Labour Press，1919，p. 8 fn.

[7] West African Mail ，13 Jan. 1905，p. 996.

[8] Special Congo Supplement to the West African Mail ，Jan. 1905.

[9] A. and J. Stengers，“Rapport sur une mission dans les archives anglaises，” in Bulletin de la Commission Royale d’Histoire ，vol. CXXIV（1959），pp. ciii-civ.

[10] Morel，E.D. King Leopold’s Rule in Africa . 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04，p. 31.

[11] Official Organ ，Sept.—Nov. 1908.

[12] Morel，E.D. Red Rubber：The Story of the Rubber Slave Trade Which Flourished on the Congo for Twenty Years，1890-1910 . New and revised edition. Manchester：National Labour Press，1919，p. 24.

[13] Morel，E.D. Red Rubber：The Story of the Rubber Slave Trade Which Flourished on the Congo for Twenty Years，1890-1910 . New and revised edition. Manchester：National Labour Press，1919，p. 25.

[14] Morel，E.D. Red Rubber：The Story of the Rubber Slave Trade Which Flourished on the Congo for Twenty Years，1890-1910 . New and revised edition. Manchester：National Labour Press，1919，p. 56.

[15] Morel，E.D. Red Rubber：The Story of the Rubber Slave Trade Which Flourished on the Congo for Twenty Years，1890-1910 . New and revised edition. Manchester：National Labour Press，1919，p. 47.

[16] Morel，E.D. Red Rubber：The Story of the Rubber Slave Trade Which Flourished on the Congo for Twenty Years，1890-1910 . New and revised edition. Manchester：National Labour Press，1919，p. 57.

[17] Official Organ ，Jan. 1906，p. 15.

[18] Morel，E.D. E.D.Morel’s History of the Congo Reform Movement . Eds. William Roger Louis and Jean Stenger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8，p. 115.

[19] Morel，E.D. E.D.Morel’s History of the Congo Reform Movement . Eds. William Roger Louis and Jean Stenger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8，p. 128.

[20] Morel，E.D. E.D.Morel’s History of the Congo Reform Movement . Eds. William Roger Louis and Jean Stenger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8，p. 129.

[21] Canisius，Edgar. A Campaign Amongst Cannibals. London：R.A.Everett & Co.，1903.（Published in one volume with Captain Guy Burrows，The Curse of Central Africa ，under the latter title），pp. 75-80.

[22] Canisius，Edgar. A Campaign Amongst Cannibals. London：R.A.Everett & Co.，1903.（Published in one volume with Captain Guy Burrows，The Curse of Central Africa ，under the latter title），p. 99.

[23] Canisius，Edgar. A Campaign Amongst Cannibals. London：R.A.Everett & Co.，1903.（Published in one volume with Captain Guy Burrows，The Curse of Central Africa ，under the latter title），pp. 92-93.

[24] Canisius，Edgar. A Campaign Amongst Cannibals. London：R.A.Everett & Co.，1903.（Published in one volume with Captain Guy Burrows，The Curse of Central Africa ，under the latter title），p. 113.

[25] Canisius，Edgar. A Campaign Amongst Cannibals. London：R.A.Everett & Co.，1903.（Published in one volume with Captain Guy Burrows，The Curse of Central Africa ，under the latter title），p. 142.

[26] Canisius，Edgar. A Campaign Amongst Cannibals. London：R.A.Everett & Co.，1903.（Published in one volume with Captain Guy Burrows，The Curse of Central Africa ，under the latter title），p. 142.

[27] Resolution of 20 May 1903，quoted in Cline，Catherine Ann. E.D.Morel 1873-1924：The Strategies of Protest. Belfast：Blackstaff Press，1980，p. 37.

[28] Georges Lorand，in La Réforme ，14 Sept. 1896，quoted in Lagergren，David. Mission and State in the Congo：A Stud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the Congo Independent State Authorit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Equator District，1885-1903 . Uppsala，Sweden：Gleerup，1970，p. 199 f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