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采取总量分析方法，以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称作宏观经济学。这有别于采取个量分析方法，以单个经济单位、单个市场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微观经济学。

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来看，以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可称为早期宏观经济学阶段，或古典宏观经济学阶段。第二阶段，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30年代，即从早期宏观经济学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产生这一段时期。第三阶段，以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出版作为起点，到20世纪60年代。这是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时期。第四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后，是现代宏观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演变的时期。

一、早期宏观经济学阶段

哈里·兰德雷斯在《经济理论史》（1976年版，第434页）中认为最早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是重商主义者。这种看法不恰当，因为重商主义者只停留在现象的观察上，未能做出深刻的理论概括。

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期，即W. 配第进行著述的时期。

配第在17世纪60年代所著的《赋税论》中，就已对人口、财产和劳动收入同一国财政收支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考察。他在70年代所著的《政治算术》中，不仅分析了国民财富的构成及其增长的原因，而且还对不同国家的国民财富的差异做了比较。从理论上说，配第的研究课题是属于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范围之内的。从经济统计方法上看，配第还对英国国民收入进行了第一次估算，他把劳动收入与财产收入、租金收入之和作为国民收入，并用国民消费之和来表示国民收入的去向。尽管这种估算由于漏去了国民储蓄而存在严重的不足，但它仍然可以被看成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对总量分析方法的最早的运用。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更广泛的领域内探讨了国民财富的形成和增长问题。尤其是在该书第二篇《论资财的性质及其积累和用途》和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中，亚当·斯密既分析了整个社会的总资财、全体国民的资财的积累和增殖，又分析了个人收入之和与国民纳税能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后者同政府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关系。在有关国民财富的研究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国民实际财富的大小并不取决于其总收入的大小，而取决于其纯收入的大小。亚当·斯密所进行的这些总量分析，受到了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重视。

D. 李嘉图也考察了国民财富增长问题（《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二十章）、总收入与纯收入问题（同前，第二十六章）。对于货币流通量变动与物价水平变动之间关系的论述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李嘉图作为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界通货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认为缺少无限兑现条件的银行券的过度发行会造成银行券贬值，从而引起物价上涨和英镑汇价下跌。这个问题正是宏观经济学所要考察的重要课题之一。

在法国，P. 布阿吉尔贝尔从税收和物价水平的角度对国民经济进行了探讨。他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所著的《法兰西的详情》《谷物论》《论财富、货币和租税的性质》等著作中，指出国民消费支出的不足与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之间存在着依存关系，并认为一国收入的增长与消费的增加成正比例，而与金银铸币数量的增加没有直接联系。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1954年版，第218页）中认为理查·康替龙是早期宏观经济分析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他认为宏观经济学说发展的线索是：配第—康替龙—魁奈。

W. 魁奈在《经济表》中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分析，是古典式的总量分析的典型例子。 他把整个社会成员划分为三个阶级，即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不生产阶级，采取固定价格，考察“年预付”（流动资本）、“原预付”（固定资本）、“纯产品”（剩余价值）三个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这实际上是对一定时期内社会商品流通总量和货币流通总量、对社会总产品和总收入，以及对社会生产两大部门（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交换关系做了宏观静态的分析。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有人把魁奈称作凯恩斯式宏观经济学的先驱。

魁奈之后，A. 杜尔哥也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的收入及其与总收入变动之间的关系。杜尔哥还对社会总资本及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变动、一国总财富的计算、利息率水平对国民储蓄和投资（尤其是对土地的投资）的作用进行了考察。这些都应当看作是杜尔哥在考察整个国民经济活动方面的成就。

总之，在古典学派和重农学派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很早就已经把整个国民经济活动当作研究对象了，并且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很早就已经运用了总量概念，采取了全社会加总数和平均数的研究方法来进行分析。尽管如此，我们仍认为有必要指出，早期的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与19世纪晚期以后的各种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在理论上和方法上有着一些重要区别：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1954年版，第997页）中就曾经指出，魁奈和李嘉图的宏观经济分析是与微观经济分析“结合”的：魁奈用微观理论来补充他的宏观理论；李嘉图则从微观理论推导出有关的经济总量的活动。

第一，在古典学派和重农学派那里，宏观经济研究和微观经济研究的划分是不明确的，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当时还谈不上有什么分工。配第、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不仅研究了国民收入、国民财富、货币流通总量等问题，而且也研究了微观经济学领域内的价值和分配问题，即使是魁奈，也对微观经济学领域内的“纯产品”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探讨。

第二，古典经济学家虽对某些经济总量进行了分析，但与以后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所进行的总量分析仍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即后者是建立在边际增量分析基础上的。19世纪70年代起，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边际概念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运用边际概念来分析总量及其增量的变动，几乎是以后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者们的共同特点。

第三，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假定个量为已知条件。个别价值的确定是当作既定前提被接受下来的。19世纪70年代以后，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依据的庸俗价值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后来的宏观经济学也就把边际效用价值论作为自己的微观经济学基础或分析的出发点。这与古典经济学家们对整个国民经济活动进行分析时基本上坚持劳动价值论的情况是不同的。

第四，与此有联系的是，19世纪晚期以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是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庸俗均衡理论的发展不可分的。无论是局部均衡分析还是一般均衡分析，都运用了力学中的均衡概念，即认为市场上各种经济力量起作用的结果，将会形成某种均衡状态。后来的宏观经济学从假设的均衡条件出发，探讨总量均衡的形成与条件，或分析从一次总量均衡到另一次总量均衡的变动原因，或考察从均衡到失衡，再从失衡到均衡的连续变动的过程。因此，19世纪末期A. 马歇尔和L. 瓦尔拉关于均衡的分析也就成为此后宏观经济学发展的理论前提之一。

由此可见，古典经济学家对国民经济活动的考察和对国民收入、国民财富等经济总量的分析，虽然对以后宏观经济学的产生有一定的影响，但对以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有着直接影响的，则是19世纪末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边际增量分析方法，以及庸俗经济学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和均衡理论（包括局部均衡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

二、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30年代的宏观经济学

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经济计量学的发展及其被应用于经济周期的研究，宏观经济学方法上有显著的变化，即它的数学化。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1954年版，第1162—1163页）中，特别推崇荷兰经济学家J. 丁伯根的著作。这种方法与密契尔的统计归纳方法是很不相同的。

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的过渡，为了适应资产阶级解释频繁的经济危机产生原因的需要，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对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研究，当时主要集中于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解释上。在他们的著作中，出现了许多种对经济周期的解释，也就是说，形成了许多种宏观经济学说。其中，对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有较大影响的是这样几种宏观经济理论：瑞典经济学家的动态均衡理论；J.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英国和美国经济学家的货币数量理论等。此外，还应当提到美国经济学家W. 密契尔等人对国民收入和经济周期的研究。

（一）瑞典经济学家的动态均衡理论

在这里，还应当加上瑞典经济学家E. 伦德堡。熊彼特认为，尽管伦德堡所著《经济扩展理论研究》一书出版于1937年，即比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晚一年，但它显然不是受凯恩斯的影响，而是继承了瑞典经济学的传统思想而写成的。参看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1954年版，第1173—1174页。

瑞典经济学家G. 缪尔达尔和E. 林达尔等人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采取总量分析方法考察了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的运动。他们的宏观经济理论的特色是把总量分析与动态过程分析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宏观动态均衡理论。 瑞典经济学家这一理论的基础是奥国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和洛桑学派的一般均衡理论。缪尔达尔和林达尔学说的先驱者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瑞典经济学家K. 维克赛尔。他们对维克赛尔理论做了进一步发展。

维克赛尔用货币利息率（指市场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指投资与储蓄均衡所要求的利息率，即同新创造的资本的预期收益相适应的利息率）的一致与否来说明均衡状态的达到与破坏。缪尔达尔在评论维克赛尔的均衡条件时，认为不能把静态作为分析的起点，因为这样的均衡分析忽略了从这一均衡到另一均衡的时间因素。缪尔达尔提出要把时点和时期分开，即在任何一定时点上的均衡是暂时的，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的移动则是长期的、不间断的，如对经济总量，其中包括储蓄、投资经济学家的货币数量理论等。

“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这个术语就是弗里希提出的。

此外，30年代初，挪威经济学家R. 弗里希也同瑞典经济学家一起发展了宏观动态均衡理论。 所以宏观动态均衡理论可以看成是北欧经济思想的特征。

（二）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

克雷门斯，多迪：《熊彼特体系》，1986年版，纽约，第99页；普列斯顿：《公司和社会：模式的探讨》，载《经济学文献杂志》，1975年6月，第438页。

在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原籍奥地利的美国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学说是单独的一支。从理论渊源上说，熊彼特的学说的基础同样是奥国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和洛桑学派的一般均衡理论。熊彼特也认为静态均衡分析是有缺陷的，应代之以动态均衡分析。但熊彼特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受到新历史学派的多元历史观的影响，他把自己的宏观动态理论同制度—历史分析结合起来，大大加强了其中的社会学因素。在理论的表述方面，他的学说的核心部分是创新学说。他运用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创新）这一概念来解释经济周期的波动和社会的经济发展。而在熊彼特学说中，创新又同创新者（即企业家）概念不可分割，企业家是指有眼光、有能力，敢于冒风险以实现创新的人，他们除了受追求最大限度利润这一动机支配外，还受到一种文化的、精神的力量（“事业心”“荣誉感”“成功的欲望”等）的支配。这样，熊彼特学说往往被看成是属于“经济社会学”范畴的研究，他本人有时也被列入“制度主义者”的行列。

但熊彼特的宏观经济理论仍然是属于“正统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范围，因为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能够自行调节，恢复均衡。他指出：创新就是使资本主义经济从均衡走向失衡，又从失衡恢复均衡的力量。

在熊彼特看来，由创新引起的模仿，使经济走向繁荣，一旦盈利机会消失，经济便走向衰退。繁荣和衰退的交替构成经济周期，这是周期中两个基本阶段。由过度投资、失误、投机引起的破坏，使得在衰退之后又出现一个病态的失衡阶段——萧条，为了医治病态而有必要出现一个调整阶段——复苏，这是周期中两个非基本的阶段。四个阶段的循环周而复始，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在这个经济运动过程中前进。这就是熊彼特宏观经济理论的要点。

（三）英国和美国一些经济学家的货币数量理论

宏观经济学发展的另一支是20世纪初期英美两国庸俗经济学家关于货币流通数量与物价水平相互关系的研究。在英国，代表人物是马歇尔和A. 庇古。J. 凯恩斯在1930年前关于货币理论的著作（1923年的《货币改革论》和1930年的《货币论》）继承的是马歇尔和庇古的传统。在美国，主要代表人物是I. 费雪。

费雪的主要著作《货币的购买力》出版于1911年。他提出了一个交易方程式，即MV＝PQ。其中，M代表流通中的货币数量，V代表货币流通速度，P代表物价水平，Q代表以实物计量的商品和劳务总量，PQ表示以货币计量的国民生产总值，把MV＝PQ公式变形为M＝PQ/V，那就更清楚地看出所要考察的有关经济总量变动的依存关系了。假定V不变，货币数量的增加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成正比；假定V和Q都不变，那么货币数量的增减将引起物价水平同比例地升降。

庇古1917年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货币的价值》一文，马歇尔在1922年出版了《货币信用与商业》一书。他们关于货币流通数量的表述反映于剑桥方程式中，即MP＝KR。其中，M代表货币流通量，P代表以实物单位表示的货币价格（即商品价格的倒数），R代表总资源，K代表公众决定以货币形式持有的资源占总资源的比例。假定K和R都不变，把MP＝KR公式变形为M＝KR/P，那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有关经济总量变动之间的关系。由于P在这里是商品价格的倒数，所以货币数量直接影响物价水平：货币数量与P成反比例变化，与物价水平成正比例变化。

1930年以前，凯恩斯正是从剑桥方程式出发，提出自己的货币理论的。他在《货币论》中表述的基本交换方程式是：

其中，P代表消费品价格水平，O为产量，E为单位时间内的货币收入，R为消费者购买的物品数量，W₁为平均每个单位生产量的收入，I'为新投资的生产成本，S为储蓄。根据这些公式，I'-S的数值具有关键意义，这是因为：在E/O或W₁不变的情况下，P与R成反比例变化，与I'-S成正比例变化；假定R不变，那么决定P的基本变量就是I'-S。

从有关货币问题的这些论述来看，无论是费雪、马歇尔、庇古还是1930年前的凯恩斯，都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美国经济学家对国民收入及其变动的研究

在国民收入研究领域内，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首先是美国经济学家密契尔及其助手们。密契尔在20世纪初对经济周期波动进行了分析，他对于国民收入及其变动的研究就是与对经济周期的分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密契尔是一个制度主义者，但在对经济周期的分析中，他并不像其他某些制度主义者那样去建立一个解释资本主义演变进程的理论体系，而主要是在方法上强调经验统计的重要性，力求根据统计结果归纳出自己的论点，以反对“正统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逻辑推理方法。就总量分析这一点而言，他强调时间数列的重要性，着重动态的研究，既反对静态分析，也反对均衡概念。这是密契尔学说的特色。

在密契尔看来，变化中的利润水平对经济周期波动有决定性的影响，经济繁荣中包含着萧条的因素，萧条中又包括着繁荣的因素。但这种论断是从国民收入等总量指标的经验统计中得出的，所以密契尔与当时其他研究经济周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区别在于：密契尔并不把微观经济学的某些假定或论点作为已知的前提，他的宏观经济学研究是纯粹宏观的或经验的，是没有微观经济学基础的。

密契尔及其助手们对国民收入资料的统计工作本身虽然还不等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但它不仅与密契尔的经济周期学说的形成有关（这一学说是属于宏观经济学范畴的），而且与3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关。

三、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是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的标志。现代宏观经济学与20世纪30年代前的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显著的不同点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国民收入的变动及其与就业、经济周期波动、通货膨胀等的关系，因此它又被称作收入分析；不仅如此，它通过收入分析所得出的论断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动调节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并且在通常情况下出现的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而20世纪最初30年的宏观经济学，则或者只限于对货币数量和利息率水平的分析，而不涉及国民收入水平的决定问题；或者维持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谐的传统观点，把经济周期中阶段的更替看成是经济中自发力量调整的结果。对于30年代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往的那些宏观经济学既然被认为不可能提供一套有助于使资产阶级政府摆脱困境的对策，于是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为代表的现代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便应运而生。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研究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之间的均衡关系。尽管马歇尔在市场均衡问题上考察的是单个商品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之间的关系，从而进行的是个量分析，但他关于均衡价格的庸俗经济学概念仍被凯恩斯继承了下来。凯恩斯依据这种对均衡关系的解释，表述了由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量来决定总就业量的论点。但在理论上，凯恩斯对于庸俗经济学传统却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即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这些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在通常情况下总需求价格是小于总供给价格的，而市场机制却没有力量使总需求价格大到与总供给价格相等的地步，这样就出现了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亦即出现了萧条和大规模失业现象。凯恩斯从自己的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机制无法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论断，推导出必须依靠国家干预才能使资本主义经济恢复稳定的政策性结论。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只是为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在20世纪30年代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条件下，凯恩斯作为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和谋士，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消除大规模失业的问题。因此他认为进行短期的、比较静态的总量分析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了。他考察的是小于充分就业时的情况。由于小于充分就业，供给是过剩的，资源是闲置的，如果通过刺激投资和消费，提高总需求，增加就业，那么闲置的资源就将得到利用。从小于充分就业到充分就业的过程中，在他看来不会发生供给不足的问题。所以他在分析时假定供给不变，假定社会上有足够的资源可以满足扩大了的投资和消费的需要。

琼·罗宾逊等人为此推崇波兰的卡莱茨基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作品，认为就在凯恩斯进行短期比较静态总量分析的同时，卡莱茨基也循着同一条途径进行国民收入变动与物价、就业等总量变动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但卡莱茨基的方法却是动态的宏观经济学方法。例如卡莱茨基所著《宏观动态的经济周期理论》（载《经济计量学》杂志，1935年7月）一文就是他采取动态方法而进行类似于凯恩斯的研究的一个例证。

在凯恩斯的某些追随者看来，这样一种短期的、比较静态的总量分析显然是不够的。 从20世纪30年代末起，他们主要从三个不同方面补充和发展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

（一）投资函数理论的发展；各种经济增长模型的出现

为把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发展为长期动态分析，凯恩斯的追随者从“收入等于消费加投资之和”这一基本公式出发，考察了投资与收入的关系。这一投资函数理论的发展，被认为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最重要“成就”。A. 汉森和P. 萨缪尔森等人对乘数和加速系数交织作用的分析，又被认为是投资函数理论早期发展中的最重要“贡献”。凯恩斯本人分析了乘数的作用，即一定量的投资变动，给国民收入带来的影响，要比投资量实际变动本身大得多。凯恩斯的追随者分析了加速系数的作用，即一定量的收入变动将会反作用于投资，使投资随着收入变动的比率而发生变动。而乘数和加速系数的交织作用，则指一定量的投资变动将引起收入的变动，而收入变动的比率又引起投资的变动，据说这样就可以根据已知的国民收入数字计算出下一期的国民收入了。

经济增长论是投资函数理论的进一步引申。凯恩斯关于国民收入既等于消费与投资之和，又等于消费与储蓄之和的论点，实际上成为凯恩斯主义者提出的各种经济增长模型的理论依据。收入（产量）增长率、储蓄在收入中的比率、资本与产量的比率，成为三个基本的经济变量。R. 哈罗德和E. 多马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其中心论点就是，收入（产量）增长率等于储蓄在收入中所占比率除以资本与产量的比率，或乘以产量与资本的比率。换言之，要使每一期的经济都保持均衡增长，就应当按照储蓄增量在收入增量中所占比率同产量与资本的比率二者所确定的经济增长率，计划安排投资的数量。T. 斯旺、R. 索洛、J. 米德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在根据上述三个基本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来说明经济增长率方面，与哈罗德和多马的理论并没有原则性的区别。不同的是，它假定资本和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可以互相替换，并能按可变的比例结合，它还假定在任何时候，资本和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都得到充分利用。这样，在哈罗德和多马看来，充分就业均衡增长的条件的满足是偶然的，而在斯旺、索洛、米德看来，可以通过调整资本与产量的比率来满足充分就业均衡增长条件的要求，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前景是乐观的，均衡增长是可以指望的。

（二）消费函数理论的发展

凯恩斯在分析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在论述消费函数问题时，认为消费支出与收入之间保持稳定的函数关系，消费将随收入水平上升而增加，但不如收入增加得那样多。凯恩斯的追随者们认为，要使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趋于“完善”，一方面要把消费同个人可支配收入（即个人纳税后收入）联系起来考察，而不能像凯恩斯那样把消费同国民收入联系起来考察，另一方面必须把收入概念扩展到未来的持久收入（预期收入）和相对收入，而不能像凯恩斯那样局限于绝对收入。消费函数理论的这种发展，被认为有助于通过对消费、储蓄和收入的经验统计资料的分析和研究，对消费活动和市场前景进行预测，然后根据预测结果进行调节。尽管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同凯恩斯一样，抹杀消费的阶级性，否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及其作用，但他们对消费函数和市场预测理论的这种发展，仍被认为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发展之一。

在凯恩斯以后的消费函数理论中，影响最大的是J. 杜生贝的相对收入假定和M. 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定。在杜生贝的假定中，消费支出由于受到过去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影响，消费支出的变化往往落后于收入，并且个人消费支出还要受到周围的人的消费支出的影响，因此收入分配方面的相对地位也将影响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在弗里德曼的假定中，消费分为“一时消费”和“持久消费”，收入也分为“一时收入”和“持久收入”。“一时收入”和“一时消费”之间、“一时收入”和“持久收入”之间、“一时消费”与“持久消费”之间都不存在稳定的比例，只有“持久收入”和“持久消费”之间才存在着一定的比率，而这个比率又依赖利息率、消费者总财产等因素而变动。这样，把预期的持久性收入估计在内，消费支出在一定时期将大于现期收入。这些论点都被看成是市场前景预测的重要理论依据。

（三）从封闭经济模型发展为开放经济模型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宏观经济模型是一个假想的封闭经济模型。一国对外经济关系被撇开了。这种封闭经济模型在现实的资本主义世界是不存在的。凯恩斯为了从理论上说明增加一定量投资就可以增加就业量，所以选择了较简单的封闭经济模型着手分析。在凯恩斯的追随者们看来，这种分析显然是不够的。于是F. 马柯洛普、J. 罗宾逊等人力图把凯恩斯的模型扩展为开放经济模型。

马柯洛普提出，把乘数原理运用于一国的对外贸易将表明，出口越多，国民收入增加越多，而且国民收入的增加将因乘数的作用而比原来的净增加大得多；反之，进口越多，越不利于国民收入的增加（即引起国民收入减少），而由于乘数的作用，国民收入的减少也要比原来的净减少大得多。罗宾逊得出类似的结论，即认为贸易顺差有利于增加国内就业，贸易逆差则有着相反的后果，乘数的作用使就业的增减都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动。

在有关资本输出和输入问题上，马柯洛普认为，那种认为资本输出会妨碍国内投资，从而妨碍国民收入的论断是没有根据的，因在一国储蓄倾向较高而国内投资机会又不足时，资本输出并无不利影响，而一旦资本输出带动出口，将引起国民收入增加，引起就业量扩大。

凯恩斯的追随者们的这些论点，完全符合各国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需要。它们自然而然地成为资产阶级政府制定对外经济政策的依据。

四、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演变

以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标志的现代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产生后，20世纪30年代以前出现的各种宏观经济理论并未销声匿迹。它们在长时期内仍与凯恩斯经济学平行地发展着，但与凯恩斯经济学相比，它们的影响要小得多。凯恩斯经济学成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新正统派，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大约保持了20年的极盛时期。60年代后期起，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通货膨胀、失业、资源供给紧张、收入分配失调等多种并发症，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被认为不足以解释如此错综复杂的“病情”，更被认为无法提供足以应付如此困难的经济情况的对策，于是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内至少发生了四个方面的重要变化，即非凯恩斯派宏观经济学的“复兴”；凯恩斯派宏观经济理论加强了对供给的分析和规范经济学的色彩；凯恩斯派宏观经济学和非凯恩斯派宏观经济学在某些方面互相渗透和影响；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结合”问题受到了重视。

（一）非凯恩斯派宏观经济学的“复兴”

除了前面已提到过的几种非凯恩斯派宏观经济学外，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1954年版，第1174页）中还特地提到了德国经济学家卡尔·弗尔的研究。弗尔所著《货币创造与经济危机过程》一书（1937年版）的论点是独立研究出来的，它在德国和丹麦有影响。

在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产生和发展起来后，非凯恩斯派宏观经济学虽然仍旧发展着，但其影响小得多，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四五十年代尤其如此。 这种情况在60年代后，特别是70年代以后有很大变化。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货币数量理论的“复兴”——以现代货币数量理论为基础的货币主义逐渐成为凯恩斯经济学的有力挑战者。

货币主义的学说源于费雪的货币数量论和芝加哥大学经济自由主义传统。按照费雪的货币数量论，在货币流通速度和商品、劳务生产总量不变的条件下，物价水平随货币流通量的增减而成同比例的升降，因此当局只要通过对货币数量的控制，就可以控制物价水平，防止通货膨胀。按照芝加哥传统观点，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是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稳定的保证，国家的调节（包括对货币量的调节和对商业银行信贷活动的调节）只是在承认和保证市场机制起主要作用的前提下的辅助手段。货币主义最重要人物弗里德曼正是依据费雪和芝加哥大学传统观点，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对货币数量理论做了新的论述。根据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理论，货币是唯一重要的因素，货币数量的变动既影响物价水平，也影响商品和劳务的生产量或国民收入的变动；至于通货膨胀，不仅被看成是纯粹货币现象，而且被认为是国家干预破坏市场机制作用的后果。货币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提出有计划地稳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即按照国民收入增长率有比例地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政策主张。

货币主义作为一种非凯恩斯派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它的政策主张比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要简单得多。它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属于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因此，货币主义的发展及其对凯恩斯主义的挑战，表明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抬头，表明国家干预主义思潮的影响范围的缩小。

除货币主义而外，瑞典经济学家的宏观经济学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也开始“复兴”。新一代的瑞典经济学家中的重要代表是A. 林德白克。他和其他北欧经济学家一起，在总量分析的基础上对国民经济进行结构分析，对依靠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其对策提出了既不同于凯恩斯主义，又不同于货币主义的解释。林德白克还根据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对国有化、福利国家、市场经济三者结合的“混合经济模型”进行了考察。这是当前非凯恩斯派宏观经济学的又一个动向。

60年代以后非凯恩斯派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也包括了长周期理论的“复兴”。熊彼特用创新活动作为解释的周期理论近年来受到较大的注意。这一点与石油价格上涨、能源供给紧张、电子工业新技术被广泛推广密切有关。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用长周期（包括熊彼特所阐释的N. 康德拉季耶夫的55年长周期，以及S. 库兹涅茨提出的20年长周期）才能说明战后的经济波动，才能预测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变化。

（二）凯恩斯派宏观经济理论对供给问题和规范经济学问题的强调

凯恩斯本人的宏观经济分析只限于短期分析，他假定总供给是不变的。在凯恩斯的追随者把凯恩斯理论动态化、长期化时，不仅从总需求方面对凯恩斯的理论做了补充，而且还分析了总供给的变化。例如，哈罗德和多马都谈到了投资在创造需求的同时，也扩大了生产能力，所以本期均衡时的投资为下期造成了新增添的生产能力是否得到利用的问题。斯旺、索洛、米德在提出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型时，一方面考虑当资本边际产品是正数，平均每个工人所装备的资本数量增加时，平均每个工人的产量也会增加；另一方面考虑在技术进步条件下，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资本积累率，而且取决于劳动力增长率、资本和劳动对产量增长的相对作用的权数，取决于技术变动的速度。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世界能源供给和原料供给问题日益突出，宏观经济分析中的供给分析的重要性也日益得到承认。L. 克莱因等人所进行的资源供给和价格波动的长期分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克莱因根据世界石油产量及其供给价格变化、世界煤炭产量及其供给价格变化等因素，研究对一个燃料进口国就业、贸易差额和其他各种商品价格的影响，并由此探讨可能引起的对燃料出口国的反作用。这种研究反映了宏观经济学的新的发展趋势。

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除第二十四章《略论“通论”可以引起的社会哲学》采用规范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即讨论“应该是什么”之类的价值判断问题）之外，全书主要部分采取实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即说明“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在凯恩斯的追随者中，很明显地分为两类：一类凯恩斯主义者在进行总量分析时，只着重实证经济学的分析与说明，而把价值判断问题撇在一边。哈罗德和多马、斯旺和索洛等人对经济增长的研究，都不讨论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另一类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凯恩斯理论的要点正是在第二十四章中，据说凯恩斯在那里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和食利者阶级最终消失的趋势。N. 卡尔多、罗宾逊等人循着这样一个方向来研究经济增长，得出了经济增长率越大，国民收入中作为工资收入归于工人的份额越小的论断，从而认为高投资率、高增长率在社会学意义上并不值得向往。他们的结论带有浓厚规范经济学的色彩。

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中的规范经济学色彩进一步加强。不仅后一类凯恩斯主义者是这样，甚至前一类凯恩斯主义者也是这样。例如J. 托宾就提出了建立宏观福利经济学的任务，主张探讨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的福利含义；索洛从资源供给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的价值判断；A. 奥肯表示不能只实行调节总需求的经济政策，还要研究这些经济政策的运用究竟在何种程度上符合经济学中的一定的伦理标准。这些虽然还只是初步的分析和设想，但加强对规范经济学问题的研究看来已成为凯恩斯主义者的一致的趋向。

（三）凯恩斯派宏观经济学和非凯恩斯派宏观经济学的互相渗透

20世纪60年代起，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之间的论战越来越激烈。尽管两派都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都采取总量分析，但由于各自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主张不同，因此它们之间的分歧是不容忽视的。经过较长时期的争论，尤其是在经过1973年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的反危机措施破产之后，凯恩斯派的一些经济学家逐渐察觉到货币主义有某些可供汲取的东西。货币主义的一些经济学家也有类似的认识。这就为双方在某些问题上的接近和互相渗透创造了前提。而在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瑞典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之间，虽然不像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之间发生过那样激烈的争论，但理论和政策主张仍有差异。近年来，在面临着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多种并发症的情况下，为了寻找“医治”某些病症的“有效”处方，它们之间也互相影响和吸收。在一部分经济学家中，对下述四个问题大体上形成了比较接近的看法。

一是关于货币因素的重要性。货币主义一直强调这样一点。瑞典学派虽然不以货币数量理论为理论基础，但它也是从来重视货币和利息率的作用的。凯恩斯派强调收入因素的重要性，而认为“货币也重要”。但目前，部分凯恩斯主义者提高了对货币作用的评价，并加强了对货币政策的效应的认识。

桑托梅洛，希特尔：《通货膨胀和失业交替文献述评》，载《经济学文献杂志》，1978年6月，第515，518页。

二是关于对失业问题顽固性的理解。按照凯恩斯学说的解释，小于充分就业是需求不足的后果，只要提高收入水平，失业问题并不是不能解决的。瑞典学派的看法与此接近。但货币主义却认为经济中存在着自然失业率，即存在一个不易被化掉的失业的“硬核”，从而断言提高收入水平的效果有限。目前，包括凯恩斯主义者和瑞典经济学家在内的许多人都承认现阶段资本主义社会中失业问题是顽固的、不易解决的，传统的就业政策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结构性失业”论几乎被他们一致同意。于是人力政策被提到重要的位置上。

三是关于国家长期规划的作用。货币主义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反对国家调节；凯恩斯主义一向着重于需求管理，亦即着重于短期的调节措施；瑞典学派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认为中央计划调节是有用的，主张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配合。近年来，包括一部分货币主义者在内，普遍重视国家长期规划的作用，认为在资源供给紧张、失业问题难以解决、而通货膨胀又在持续的情形下，如果没有国家通过长期规划来调节，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有局限性的。

四是关于浮动汇率问题。浮动汇率制的运用实际上就是充分发挥外汇市场上的自发调节作用。这原来是货币主义的主张。凯恩斯主义者中许多人是一向主张维持固定汇率制度的。经过1973年经济危机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汇率问题上的看法逐渐接近，目前，已有较多的人（包括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浮动汇率制或介于浮动汇率制与固定汇率制之间的某种比较自由的汇率制是可行的。

当然，在这些问题上的彼此接近还不等于说各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整个理论和政策主张上的分歧已经消失。凯恩斯主义所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和货币主义所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界限仍然是清楚可见的，二者之间的论战仍将继续下去。

（四）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问题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中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停停走走、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失调等多种病症并发，单纯的宏观经济理论被认为解释不了多种病症并发的原因，也提供不出有效的对策。于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结合”的问题被提到显著的地位。

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都是宏观经济理论。它们把微观经济理论所探讨和得出的某些“原理”当作既定的前提加以接受。例如价值形成问题、收入分配的依据问题等，并不包括在它们的理论之中。

由于凯恩斯经济学中缺少自己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因此这被认为是凯恩斯经济学的不足。萨缪尔森早就提出了新古典综合论，即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理论作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的补充。在这里，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和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成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但卡尔多、罗宾逊认为，这样一来，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就被置于错误的基础上了，它也就不可能正确解释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所以失调了。卡尔多、罗宾逊提出，要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中去寻找宏观经济学的基础，要承认价值本身有客观的、物质的基础，承认分配问题不能脱离特定历史条件和所有权因素来考察。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何在？是以新古典派对价值和分配的解释，以均衡理论为基础呢，还是以李嘉图对价值和分配的解释，以历史和制度的理论为基础？这个问题涉及凯恩斯主义中两大分支——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剑桥学派——之争。看来这个争论在80年代仍将继续进行。

赫尔姆特·弗里奇：《通货膨胀理论，1963—1975年：“第二代”概述》，载《经济学文献杂志》，1997年12月，第1296页。

货币主义者也提出了货币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经济学基础问题。这是所谓第二代通货膨胀研究者对弗里德曼等人的学说的补充和发展。 这里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们的预期的形成与市场信息之间的关系，而市场信息的获得不仅需要代价（成本），而且难以充分。因此，只分析宏观经济学领域中的货币流通总量和利息率水平，不分析微观经济学领域中的人们对工资和价格变动的预期、市场信息的传递方式，在第二代通货膨胀研究者看来，那是显然不够的。

在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结合”的问题上，J. 希克斯循着一条“独立的”道路行进。他既不同于凯恩斯主义者，又不同于货币主义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在《价值与资本》一书中就着手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结合”的最初尝试。他从市场交换和生产的一般均衡得出了资本累积的增加与减少的规律现象，再从资本累积的增加与减少推论经济周期周而复始的原因。在他的理论中，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是“一致的”，两者都是庸俗经济学的货色。70年代，他仍然根据自己的解释，以两种价格体系（弹性价格和固定价格）的并存来说明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发的原因，并由此指出凯恩斯主义因缺少两种价格的概念而陷于困难境地。

总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目前正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结合”的问题，他们指望通过这种研究，就可以为宏观经济学找到新的出路。这当然是不可能做到的。

（引自《江汉论坛》198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