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失业率”假说与货币学派的就业对策

第一节

“自然失业率”假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上升到正统地位的凯恩斯就业理论和被奉为资本主义国家制定就业政策的依据的菲利普斯曲线交替关系，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就已受到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质疑。以M. 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弗里德曼不同意J. 凯恩斯关于就业水平和决定就业的因素的分析，也不同意菲利普斯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交替关系的表述。弗里德曼和货币学派有自己的就业理论，这一就业理论从属于他们的货币理论。由于他们的货币理论就是他们关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理论，而就业量的确定又取决于国民经济的均衡状态及其变化，所以货币学派的就业理论与他们的货币理论实际上是统一的。

弗里德曼和货币学派的就业理论，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自然失业率”假说。它仍然是一种宏观经济学的就业理论或总量的就业理论，因为它所考察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般就业水平或总就业量，而不涉及就业本身的结构问题。

下面，首先分析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概念。

一、“自然失业率”的含义

前面曾经指出，凯恩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由于人们心理活动而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失业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即在“自愿失业”“摩擦性失业”之外，还存在着“非自愿失业”。简单地说，“非自愿失业”是指工人愿意接受现行货币工资水平或现行工作条件，但却得不到受雇的机会。

“非自愿失业”概念的提出，曾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凯恩斯在就业理论中的新创造。因为根据这一概念，不仅认定经济学中所要讨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失业问题主要是“非自愿失业”问题，而且还认定，只要能设法消除“非自愿失业”现象，资本主义社会也就实现了“充分就业”。所以凯恩斯的就业对策是一种旨在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自愿失业”的对策。

作为凯恩斯就业理论的对立面，弗里德曼的就业理论中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如凯恩斯所说的那种“非自愿失业”？弗里德曼的回答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如果承认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因有效需求不足而引起的“非自愿失业”，那就无异于承认只有通过刺激需求才能消除这种“非自愿失业”，而如果承认刺激需求的做法对于消除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非自愿失业”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手段，那就无异于承认凯恩斯及其追随者们提出的一系列国家干预措施是正确和灵验的。这就同货币主义的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理论相违了。因此，根据弗里德曼的看法，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的，并不是凯恩斯所说的“非自愿失业”，而是同所谓“自然失业率”有关的失业。

弗里德曼在提出“自然失业率”概念时曾提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K. 维克赛尔的“自然利息率”概念对“自然失业率”概念的提出有启发性。

维克赛尔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两种利息率，即货币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货币利息率又称市场利息率，它是指金融市场上的借贷利息率，它随资本的供给和需求的变动而跳跃式地升降。自然利息率又称正常利息率或均衡利息率，它是指资本供给和对资本的需求相一致情况下的利息率，它既不会使一般物价水平趋于上升，也不会使一般物价水平趋于下降。维克赛尔指出，如果货币利息率高于自然利息率，资本主义经济将会出现储蓄大于投资的情况，从而引起经济的收缩；反之，如果货币利息率低于自然利息率，资本主义将会出现储蓄小于投资的情况，从而引起经济的扩张。维克赛尔正是利用两种利息率之间的不一致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波动，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收缩和扩张的原因。

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的作用》，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0页。

弗里德曼接受了维克赛尔关于自然利息率的概念，并进而用相类似的论述方式表述了“自然失业率”概念。弗里德曼认为，正如维克赛尔把利息率区分为市场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以及“金融当局只有借助通货膨胀才能使市场率低于自然率，它只有借助通货收缩才能使市场率高于自然率” 一样，在就业方面，也同样存在着“市场失业率”和“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所说的“市场失业率”是指市场上实际存在的失业率，而“自然失业率”则是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劳工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与实际工资率结构相适应的某种均衡失业水平”，这种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也就是“自然失业率”。

弗里德曼认为，在资本主义竞争的条件下，实际工资率是有伸缩性的，它随失业人数的多少而有所变化，“较低的失业水平是劳动力需求过量的迹象，它将迫使实际工资率上涨，失业水平较高则表示劳动力供给过量，它将迫使实际工资率下跌”。但是，不管失业人数如何变动，实际工资率如何变动，一切与实际工资率结构不相适应的人员仍将被排斥在就业之外。这就是说，“自然失业率”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始终存在的。在已有的“自然失业率”水平上，只要资本积累继续进行，那么尽管实际工资率会上升，“自然失业率”并不会因此而消失。

弗里德曼所提出的“自然失业率”概念在他的整个经济理论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因为它涉及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总的看法，以及对失业率变动原因的看法。

二、“自然失业率”的变动原因

弗里德曼：《通货膨胀和失业》，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2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2页。

弗里德曼解释道：“自然失业率”本身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量，它也不是不能改变的。只要发挥市场竞争因素的作用，提供充分的市场信息，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等等，就有可能把“自然失业率”降低；反之，如果阻碍市场竞争因素发挥作用，市场信息不充分，劳动力缺乏流动性，等等，“自然失业率”就可能上升。弗里德曼就此写道：“‘自然失业率’是我引进的、与维克赛尔的‘自然利息率’对应的一个术语，它不是一个常数，而是取决于和货币因素相对立的‘实际’因素——如劳工市场的有效性，竞争和垄断的程度，阻碍或促进人们变换其工作岗位，等等。” 弗里德曼在这里只承认“实际”因素对“自然失业率”的变动起作用，而不承认货币因素对“自然失业率”的变动起作用，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正如在下面将会谈到的，关于“自然失业率”变动原因的分析与关于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密切有关。

弗里德曼以美国的情况为例来说明“自然失业率”变动的原因。他认为，在一个社会中，“自然失业率”在一般情况下是相对稳定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它不会发生变化。60年代以来，美国的“自然失业率”正在上升，主要有以下两个因素：

第一，在美国的劳动力结构中，妇女、青少年和半就业的工人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他们不断地进入劳工市场，又不断地离开劳工市场，他们比较频繁地变换工作，结果就使得美国的平均失业率有上升的趋势。

弗里德曼：《通货膨胀和失业》，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2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3页。

第二，由于存在着失业保险和其他形式的对失业的救济，所以失业的人员不急于寻找工作，他们宁肯等待，挑选工作岗位。 很明显，从弗里德曼关于美国的“自然失业率”上升趋势的原因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弗里德曼在论述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失业问题时尽管使用了“自然失业率”概念，但他所说的“自然失业率”与凯恩斯以前的传统西方经济学所谈论的“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并没有多少区别。因为从上述第一个原因的分析来看，这种类型的失业是与“摩擦性失业”相同的，从上述第二个原因的分析来看，这种类型的失业又是与“自愿失业”一致的。所以弗里德曼关于美国“自然失业率”上升趋势的原因的分析，进一步说明在弗里德曼的经济理论中不存在凯恩斯所说的那种“非自愿失业”。

弗里德曼指出，人们通常有一种不正确的看法，即根据所登记的人数多少来判断一切，如果失业水平高，就证明社会没有充分有效地使用资源；反之，则证明资源已得到了充分有效的利用。其实，失业水平低也可能表明资源的利用是缺乏效率的。按照弗里德曼的看法，“自然失业率”的高低并不一定反映经济的增长状况和经济的活跃程度。比如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是僵化的、缺乏流动性的，社会可能给每一个社会成员安排一个固定的工作，这样一来，这种欠活跃的经济中的“自然失业率”将是低下的；反之，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是灵活的、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成员有较大的可能改变自己的工作，社会的“自然失业率”就会高一些。因此，弗里德曼认为不能把“自然失业率”的高或低同经济效率的低或高直接联系起来，并由此得出“自然失业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率低，或者“自然失业率”低意味着经济效率高的论断。

三、弗里德曼关于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关系的分析

弗里德曼从“自然失业率”假设出发，对资本主义经济中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弗里德曼：《通货膨胀和失业》，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2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9页。

弗里德曼认为，目前流行于西方经济学界的所谓通货膨胀与失业彼此替代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的说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没有根据的。弗里德曼指出，菲利普斯曲线关系的最基本的错误在于把名义工资率同实际工资率混为一谈，在于断定劳动数量的供给依赖名义工资率的变化而变化，实际上，劳动供给量是随实际工资率而变动的。弗里德曼写道：“与就业有关的不是按美元或英镑或瑞典克朗计算的工资，而是实际工资——即能够购买多少商品和劳务的工资。” 这就是说，工人究竟愿意向市场提供多少劳动量，不是看他能得到多少货币工资，而是看他所得到的工资能买到多少商品。然而在菲利普斯曲线中，却把失业率同货币工资增长率直接联系起来，说明二者存在着稳定的负相关关系，同时又把货币工资增长率换成通货膨胀率，使失业率同通货膨胀率直接联系起来，说明二者之间也存在着稳定的负相关关系。弗里德曼认为，不幸的是，这种理论上根本错误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却成了奉行凯恩斯主义的西方各国政府的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

弗里德曼以简易的菲利普斯曲线来说明失业水平和工资变化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负相关——高失业水平伴随着下跌的工资，低失业水平伴随着上升的工资。（图1）

图1

图1把失业率直接和价格变动联系起来，省略了工资这个中间环节。弗里德曼写道：政策制定者可以选择一个低失业目标，如图中的U_L。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接受通货膨胀率A。在这里，仍然有一个怎样选择某种经济调节措施，以便选定的措施所产生的名义总需求水平能使失业保持在U_L的问题。政策制定者也可以挑选一个低通货膨胀率，甚至以通货紧缩作为政策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不得不使自己甘心于较高的失业率。图中U_O表示通货膨胀率为零的失业水平，而U_H则代表通货紧缩条件下的失业水平。

弗里德曼：《通货膨胀和失业》，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2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9页。

弗里德曼接着指出，根据经验资料估算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并不令人满意。相应于特定失业水平的通货膨胀率，没有保持固定不变。当政府在设法促进“充分就业”的时候，通货膨胀率呈现上升的趋势。在较早时期曾经与低失业水平联系在一起的通货膨胀率，与高失业水平一起出现。

同上，第121页。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弗里德曼做了如下的解释：当政府采取措施降低失业率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工人们将会发现物价上升和实际工资下降，这时他们便要求提高货币工资率，而一旦工人们的要求得到满足，货币工资率提高了，雇主也就感到没有增雇工人的吸引力了，失业率就返回到原来的状态。弗里德曼写道：“假定名义总需求和价格的较高的增长率继续下去，看法将按现实调整。当他们这样行事的时候，最初的效果将消失，然后有一个时候，即当工人和雇主都发现他们自己被不适当的合同卡住的时候，甚至会走上与最初效果相反的方向。最后，就业将回到原来的水平，即恢复到原来假设的未预料到的名义总需求加速扩大以前的水平。” 因此，从较长时期来考察，通货膨胀并不能增加就业，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没有交替关系，失业率在长期内所处的水平就是“自然失业率”水平。（图2）

图2，可以从E点出发。假定通货膨胀率（不管由于什么原因）从A移向B，并停在那里。最初，失业将沿着由预期通货膨胀率A所规定的曲线移动，直到失业减少到F点的U_L。随着人们调整其对通货膨胀的预期，短期曲线会向上移动，最后达到由预期通货膨胀率B所规定的曲线。同时失业将逐渐从F移向G。U_N反映自然失业率水平。

图1

从图2看，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内是一条垂直线。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含义是：不管通货膨胀率有多高，失业率将保持不变。弗里德曼把这称作西方经济学界对菲利普斯曲线关系的理解的第二阶段。

但弗里德曼认为，西方经济学界对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正在进入第三阶段，这就是通货膨胀和失业相互促进的阶段。较高的通货膨胀所伴随的，不是较低的失业率，而是较高的失业率。从图形上看，菲利普斯曲线既不是斜率为负的即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也不是斜率为无穷大的垂直线，而是斜率为正的，即向右上方延伸的曲线。

弗里德曼：《通货膨胀和失业》，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2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6页。

弗里德曼以西方七国1956—1975年间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为例，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 （表1）

表1 西方七国1956—1975年间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五年平均数）（DP=每年价格变化率，百分比；U=失业，占劳动力百分比）

根据表1的五年平均数，在头两个五年（1956—1960，1961—1965）内，这七个国家中，有五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水平朝相反方向移动——符合简单的菲利普斯曲线；在第二和第三个五年（1961—1965，1966—1970）内，只有四个国家如此；而在最后两个五年（1966—1970，1971—1975）内，只有一个国家（意大利）如此。

弗里德曼：《通货膨胀和失业》，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2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6页。

图3中标出的七个国家的平均数，明确表示从斜率为负数的简单菲利普斯曲线转变为斜率为正数的菲利普斯曲线。两条曲线在头两个五年中朝相反方向移动；此后就朝同一方向移动了。

图3 1956—1975，按5年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七国未加权的平均数

实线=通货膨胀率；虚线=失业率。

同上，第124—125页。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的作用》，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11—131页。

弗里德曼认为，70年代经验资料所表明的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反映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关系不仅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密切，而且正是由于政治因素的作用，才使得高通货膨胀率同高失业率并存。弗里德曼就此写道：“我觉得有必要在分析中把经济的经验资料和政治发展的相互依存包括进去。至少不应该把某些政治现象当作自变量——经济计量学行话的外生变量——而应看作是由经济事件决定的内生变量。” 在弗里德曼看来，只要把经济活动同政治活动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那么通过对斜率为正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的分析，可以更清楚地说明国家干预对于应付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失业问题的不必要性和有害性。所以弗里德曼的就业对策实际上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让市场本身来解决失业问题，国家不必多加干涉，尤其不应当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刺激需求的做法。

第二节

货币学派的就业对策

一、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目标的失业率同“自然失业率”的关系

前面已经提到，弗里德曼之所以仿照维克赛尔那样在经济学中引进“自然失业率”概念，是打算把实物因素同货币因素区分开来，以便考察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情况下的失业水平。

同维克赛尔对利息率的分析方法一样，弗里德曼也着手分析市场失业率同“自然失业率”二者之间的不一致问题。他指出，按照资本主义国家历来采用的需求管理措施，政府的心目中是有一个作为政策目标的失业率的。政府力图把市场失业率保持在这个作为目标的失业率之下。如果市场失业率高于作为目标的失业率，它将采取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来降低市场失业率。而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的实行，都与货币供应量的多少以及物价增长率有关，因此，政府认为可以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或物价的变动来降低市场失业率。这就是依据菲利普斯曲线关系调节经济的做法。

但被政府定为政策目标的失业率是否就是客观上存在着的“自然失业率”呢？弗里德曼认为并不一定如此。由于政策制定者的意图和对形势的估计不一，目标失业率和“自然失业率”可能不一样，于是社会上就有三种失业率：市场失业率、“自然失业率”、作为政策目标的失业率。弗里德曼分析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举例道：

假定作为政策目标的失业率被定为3%，“自然失业率”高于3%，市场失业率也高于3%。

这时，为了降低市场失业率，金融当局便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息率，以刺激需求。由于需求的增加，市场失业率降到了“自然失业率”之下。但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这时的市场失业率下降所依赖的是工人们对物价上涨而引起的实际工资率下降的不敏感，等到工人们发现实际工资的下降而要求按照物价上涨的幅度来提高名义工资率，并且使名义工资率增长之后，雇主就不会增雇工人，市场失业率就会返回到原来的水平。问题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提出的按照物价上涨的幅度来提高名义工资率的要求能够实现呢？为什么雇主会答应工人们提高名义工资率的要求呢？这是因为：“自然失业率”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的失业率，如果市场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这表明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已经过度，所以，一旦市场失业率下降到“自然失业率”之下，而工人提出增加名义工资率的话，他们的这一要求是能够得到实现的。

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的作用》，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3页。

弗里德曼在做了上述说明之后，很自然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实际工资的提高将使失业的下降颠倒过来，转向回升，而趋于恢复到它原先的水平。为了使失业率保持在3%这一既定目标，金融当局还不得不更多地提高货币增长率。和利息率的情况一样，只有借助通货膨胀才能使‘市场’率保持在‘自然’率以下。” 这就是说，假定政府把低于“自然失业率”的某种失业率作为政策目标，那么它必须不断地进行通货膨胀，才能做到这一点。

反过来说，假定资本主义国家把高于“自然失业率”作为政策目标，那么情况刚好相反，因为政府这时必须实行通货收缩政策，使需求减少，因为对劳动力需求的不足才会引起市场失业率高于“自然失业率”。不仅如此，政府实行的通货收缩政策还不能够停顿，而应当持续地，甚至加速地进行下去，否则，通货收缩政策一停顿，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着总需求的增加而增加，就会使市场失业率降下来，这样也就无法使作为政策目标的失业率高于“自然失业率”了。

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的作用》，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3页。

当然，从理论上说，最好是能够把与“自然失业率”一致的失业率作为政策目标。在弗里德曼看来，这是合乎理想的，因为这时既不需要实行通货膨胀，也不需要实行通货收缩。但困难之处恰恰在于：一方面，政府无法判明究竟什么样的失业率是“自然失业率”；另一方面，“自然失业率”本身又时时刻刻在变化，当政府刚把作为政策目标的失业率规定为“自然失业率”水平时，但“自然失业率”本身的变化又会使得政策目标马上偏离“自然失业率”水平，这正如维克赛尔理论体系中的“自然利息率”是不容易被准确地估计出来，而且难以维持不变一样。弗里德曼终于得出这样的论断：“货币增长的实际进程将似一场漫无目标的散步，被那些造成市场率暂时偏离自然率的各种力量冲过来又冲过去。”

弗里德曼正是根据上述“自然失业率”、市场失业率、作为政策目标的失业率之间复杂关系，论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应当如何对待就业（或失业）的问题。

二、通过市场自发调节作用以增加就业的主张

严格说来，弗里德曼主要是说明政府对待就业（或失业）的应有的态度，很难说弗里德曼提出了有关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就业问题的对策。弗里德曼有关“自然失业率”的假说和对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措施的批评，只不过反映了弗里德曼对于西方各国政府依据菲利普斯曲线关系来调整市场失业率的做法的不满。弗里德曼主张抛弃这种只可能加剧通货膨胀而不可能真正降低失业率的政策，但他本人并没有提出可以作为凯恩斯主义就业政策的替代物。

前面已经指出，弗里德曼的就业理论是从属于他的货币理论的，而他的货币理论也就是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理论。因此，如果要问弗里德曼本人究竟主张采取什么办法来缓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就业问题，那么必须先了解弗里德曼关于政府作用的看法，以及他的稳定资本主义经济的总的设想和建议所采取的措施。

弗里德曼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正如在一场竞赛中一样，要求双方成员遵守竞赛规则和接受裁判员对规则的解释和执行。社会需要一个裁判员。这就是政府的基本作用。政府提供人们能够改变规则的手段，调解人们之间对于规则的理解方面的分歧，迫使人们遵守这些规则。在社会中，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不论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但它是行不通的。个人的自由可能相互冲突。当冲突存在时，必须限制一个人的自由以便保存另一个人的自由。因此，弗里德曼认为政府的作用在于如何解决个人的自由之间的冲突。根据这一思想，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在解决就业问题方面的作用实际上是有限的，即政府不需要，也不应当去具体安排社会的就业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留给社会自行解决。

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的作用》，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8页。

在经济活动中，弗里德曼总的设想是：减少国家干预，发挥市场自发调节作用。他所建议采取的措施主要是：稳定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在他看来，要维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稳定，金融当局应当按照大约等于经济的实际增长率来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保持稳定。这就是弗里德曼的所谓“单一规则”。他认为，如果依靠“单一规则”使资本主义经济保持稳定，那么整个经济也就会正常地运行，就业问题将在这个正常的经济环境中逐步得到解决，最终使高于或低于“自然失业率”的市场失业率接近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也就是接近于均衡的失业率水平。弗里德曼指出：社会的失业率同利息率一样，都是政府或金融当局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假定政府一定要把失业率作为政策目标，强求实现它，其结果必定是经济的更加不稳定。他写道：“第一个要求是货币金融当局应当把它所能控制的数量作为指导自己行为的准则，而不应把它不能控制的数量作为指导自己行为的准则。如果金融当局一如既往，把利息率或失业率作为政策的直接目标，那就会像一架空间飞行器把方位定在错误的星球上一样，不管它的导航装置多么灵敏和多么高级，这架空间飞行器总得走上歧途。”

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的作用》，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6页。

在弗里德曼看来，在正常的经济环境中，“自然失业率”本身不是不可能降低的，但“自然失业率”的降低并非由于国家采取的干预行动的结果，而是由于市场调节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的结果。在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条件下，工人的流动性将增大，市场将会广泛提供有关职业空位和劳动力供给的信息，这都是有利于降低“自然失业率”的。不仅如此，由于物价保持稳定，雇主和工人之间关于工资率的谈判的进行也会顺利得多。工人不会由于估计到未来物价的上升而有意识地预先提高货币工资率，雇主也不会由于对未来物价上升幅度和经济前景的难以预料而不断改变自己的产量和雇工数量，这些也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就业问题的缓和。弗里德曼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仍是完善的，它能使市场调节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只要稳定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有可能使经济活动正常地进行，就业问题也就不像国家干预条件下那样尖锐了。弗里德曼就此写道：“一旦生产者和消费者，资本家和雇工能够在确信未来价格的平均水平按已知方式表现（最好是高度稳定）的条件下进行活动，我们的经济体系就会运转得最好。在任何可想象的制度安排下，确定地说在目前美国现行制度安排下，价格和工资的可变性是有限的。我们需要保存这点可变性以保证商品的相对价格和工资能适应于嗜好和技术的动态变化而作相应的调整。” 这表明，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就业问题方面的政策思想主要是：政府不必去关心失业率本身的变动，而只需要着手为经济的正常活动提供一个良好的条件，包括保留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实现货币供应量的稳定的增长，维持物价的稳定，这样，就业问题将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

三、对工资率的态度

弗里德曼根据有关“自然失业率”的假定，对工资率和就业保障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夫妇：《自由选择：个人声明》，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9页。

他不同意由政府来颁布最低工资的法令。他认为，颁布这些法令形式上是帮助低收入者，实际上却损害了低收入者的利益。这是因为，要求颁布最低工资法令的压力来自工会，其用意是主张提高最低工资，使工会会员免受竞争的危害。然而这样一来，促成雇主们歧视技术水平较低的人。例如，一些缺乏技能的青少年的劳务每小时仅值2美元，他们也许渴望以这种工资干活，以便由此学到较多技能，以后再得到较好的工作。如果每小时最低工资为2.9美元，雇主就不愿意以此代价来雇用这些青少年。因此，在弗里德曼看来，战后美国青少年失业率的增加主要是最低工资法令造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最低工资是每小时40美分。此后最低工资急剧上升，1950年升至75美分，1956年上升到1美元。50年代初期，全体工人的失业率大约为4%，青少年的失业率为10%，白人和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大致相等。在最低工资率急剧提高之后，白人和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扶摇直上，在白人和黑人青少年失业率之间出现了差距。70年代末，白人青少年的失业率在15%—20%之间，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在35%—45%之间。弗里德曼写道：“在所有法令中，最低工资法令是最歧视黑人的一项法令。政府先是开办中小学，其中许多青年人，特别是黑人青年，所受的教育很差，以致他们未掌握必要的技能从事工资较高的工作。随后政府再一次惩罚了他们，阻止他们为了得到在职训练而为低工资干活。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帮助穷人的名义下进行的。”

弗里德曼用供求规律进一步说明制定较高工资率对就业问题的影响。他指出：供求规律表明，某种东西的价格愈高，愿意购买它的人就愈少；假使某种劳动较为昂贵，这种劳动提供的工作机会就会减少。比如说，假使木匠活较为昂贵，则建造的房屋减少，并且所造的这些房屋会采用木匠活不多的建筑材料和方法。提高航空公司驾驶员的工资，乘飞机旅行将变得更贵，乘飞机的人将会减少，因此对于航空公司驾驶员来说，就业机会也会少一些。所以说，要使更多的人就业，就不能采取提高工资率的办法。那么，能不能用减少利润的办法来提高工资呢？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按照他的解释，道理在于美国的全部国民收入目前约有80%用于支付工资、薪金和小额优惠，余额的一半以上用于支付租金和贷款的利息。公司利润总额不到国民收入的10%。这还是纳税前的利润。纳税以后，公司利润大约是国民收入的6%。即使全部利润都投放进去，也几乎不可能使所有的人都领取高工资。而且，这不啻于杀鸡取蛋，因为利润为投资提供了刺激，投资为工资的提高创造前提，如果减少利润，哪里会有高工资呢？

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夫妇：《自由选择：个人声明》，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7页。

在工资率和就业问题上，弗里德曼把主要责任归咎于工会组织。他认为工会是一种阻碍就业扩大的垄断力量。他强调当前美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是：工会在政府协助下，用实行高工资率的办法缩减就业机会。而工会本身所采用的办法之一，则是“采取暴力行动或以暴力相威胁：宣称如果雇主雇用非工会会员，或付给工会会员的工资率低于工会指定的工资率，将毁坏雇主的财产或者殴打他们；宣称如果工人同意为较低的工资干活，就揍他们或破坏他们的财产。这就是工会在进行工资调解和谈判时，为什么经常伴随有暴力行为的原因”。

总之，弗里德曼认为应当设法减少工会对工资率的干预，并且认为政府不必干预工资率。他指出，工资率应当由劳工市场的供求双方自由去议定，这样才能把“自然失业率”尽可能地降低。对工资率的外在力量的任何干预，包括政府的干预、工会的干预或雇主联合会的插手过问，都妨碍雇主和工人之间的自由谈判，从而妨碍他们签订有利于降低“自然失业率”的工资协议。

如果社会上失业的人多了，那又该怎么办呢？弗里德曼强调说，“自然失业率”不等于零，而且，即使它可能降低，也不一定会降到零，这样，当市场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一致的时候，社会上总有一部分人被排除在工作岗位之外。政府部门也没有必要使这些人统统就业。在他看来，要使这些人就业，政府是力所不及的。如果一定要使他们就业，经济将变得不稳定，失业的人反而会更多。另一方面，社会上保留一部分失业者，对于经济效率的提高未尝没有好处。一个没有失业者的社会，工人对雇主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工人对工资率可能提出过分的要求，这对于经济效率都是不利的。再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失业率也不可能真正降低到零。因为，去失业登记所登记的人数多少与失业率本身的大小有关，如果社会上已经有许多人失业，失业率已经很高了，那么到失业登记所来登记的人数（如家庭妇女等）将会减少；反之，如果社会上失业率很低，原来的登记者都找到了工作，那么这将吸引更多的人（如家庭妇女等）前来登记，所以登记的失业人数是很难下降为零的。

第三节

评货币学派的就业理论

一、“自然失业率”假说的错误

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是反科学的。根据这一概念，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将存在着一批无论如何也很难被经济所吸收的失业者，而这些失业者之所以得不到就业机会，并非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责任，而是因为他们或者是在技术上和工作能力上不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或者是由于他们自己或他们的代表（工会领导人）提出了不能被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雇主所接受的工资率和雇佣条件。因此，“自然失业率”假说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推却了责任。

不仅如此，在弗里德曼看来，如果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与“自然失业率”水平相一致的市场失业率，那么这将是合理的，因为市场失业率同“自然失业率”一致，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处于均衡的就业水平了。所以说，在这种就业水平条件下仍然存在的失业者，只不过是些“多余的人”，因为社会不可能为他们安排就业的岗位。弗里德曼的这种说法反映了他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立场，它否认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1页。同上，第698页。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 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的失业率，绝对不是什么“自然失业率”，而是相对于资本价值增殖的需要而形成的失业率。失业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实际情况，马克思曾经写道：“如果明天把劳动普遍限制在合理的程度，并且把工人阶级的各个阶层再按年龄和性别进行适当安排，那么，要依照现有的规模继续进行国民生产，目前的工人人口是绝对不够的。” 这就清楚地说明，弗里德曼所说的那种“自然失业率”或者均衡的失业率，是根本不存在的。

戴维·莱德勒：《一个英国人的评论——“需求管理”的终结：如何减少七十年代的失业》，载《失业还是通货膨胀》，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8页。

再做进一步的考察，不难发现，弗里德曼所提出的“自然失业率”概念之所以不科学，因为它本身是无法计算出来的。货币学派在英国的重要代表人物D. 莱德勒在评论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时，曾经指出：“自然失业率”是需要计量的，因为只要知道了“自然失业率”的水平，才能对失业的现实状况做出解释，然而在英国，“自然失业率”极难估计。他写道：“根据曼彻斯特大学的初步研究成果，英国的自然失业率也许略低于2%。” 但他承认，由于“自然失业率”估算的困难，所以曼彻斯特大学的上述估计“肯定有很大误差”。他接着指出：“如果政府确定的失业率目标低于自然失业率，那么要维持政府确定的这一比率，就必须不断扩大总需求，从而使通货膨胀率不断加速。只有自然失业率能使通货膨胀率保持稳定或消除通货膨胀。如果我们不知道自然失业率，那么，我们将无法知道政府确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否可以实现。”

总之，既然“自然失业率”难以计算出来，那么又如何能够判断出实际的市场失业率究竟是在“自然失业率”之下，还是在它之上呢？又如何能够用“自然失业率”来说明社会上究竟有多少人失业才达到了劳工市场的均衡状态呢？

二、弗里德曼的就业对策的实质

如上所述，弗里德曼不主张由资产阶级政府采取经济调节措施来减少失业人口，他的就业对策实际上就是：要求政府不必干预，听任市场经济自发调节，让失业人口自行消长。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利于广大失业者的。我们知道，20世纪40年代中期，美国、英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奉行凯恩斯主义，通过了所谓“充分就业”的立法。尽管这是资产阶级政府企图以此缓和阶级斗争的策略，尽管这些立法被以后的事实证明是难以实现的，但不管怎样，从工人的角度来看，由于这些立法表明资产阶级政府承认自己有责任使失业者得到工作，所以这毕竟是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一个成果，没有30年代以来工人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政府是不会通过这些有关就业的立法的。然而弗里德曼却认为资产阶级政府不必再承担这种责任，主张让失业人口随市场本身的扩张和收缩而自行消长，这实际上是主张返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状态去。难道这不是对早已通过的就业法（尽管它是难以实现的）的公开的否定吗？

再看，按照弗里德曼的设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只要稳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似乎就可以使物价保持稳定，从而可以使市场失业率在经济正常运行的条件下自行下降，甚至还有可能使“自然失业率”在市场充分发挥调节作用的条件下逐渐降低，这样，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就业问题就会缓和下来。弗里德曼的这些设想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前面已经指出，失业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存在的条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可能解决失业问题。至于稳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措施，不仅难以做到，而且即使实现了，也很难使物价保持稳定，很难使资本主义经济正常运行，因为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与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巨额的财政赤字、庞大的国债总额、垄断资本集团对物价的操纵、国际通货膨胀的影响，等等，都促使物价上涨。即使按照弗里德曼所设想的“单一规则”去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仍然处在激烈动荡的困境中，而失业问题的越来越严重最终仍然会迫使资产阶级政府去寻找“单一规则”以外的对策。

此外，还应当指出，弗里德曼在有关就业问题的分析中，曾对工会的作用做了严重的歪曲。按照他的观点，工会制定保障工人最低工资的法令，以及关于减少利润和增加工资的要求，都是不利于扩大就业的。姑且不谈工会能否起到垄断劳工市场的作用，但单纯就最低工资率和改变利润和工资之间的比例关系这一点而论，弗里德曼的论点是没有根据的。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把最低工资法令的制定看成是工人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而进行斗争的结果，把减少垄断利润看成是工人和广大人民的正当要求，那么工会提出的这些要求本身无可非议。难道把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失业现象的原因不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而归咎工人们的正当要求吗？显然，弗里德曼是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解。他的论点是违背事实的。

三、如何看待货币学派对凯恩斯主义就业理论和就业政策的批评？

我们认为，不仅有必要指出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的就业理论和就业对策的错误和辩护性，而且还需要指出货币学派对凯恩斯主义就业理论和就业政策的批评，无非反映了两个资产阶级经济学派之间的争论。货币学派和凯恩斯主义一样，都割裂了资本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失业现象的联系，都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只不过前者认为市场经济本身能起到这种作用，后者则认为非通过政府的调节措施不可。货币学派和凯恩斯主义之争代表着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和国家干预主义思潮的分歧。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货币学派在对凯恩斯主义就业理论和就业政策的批评中，一定程度上也揭露了战后长时期内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国家干预政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其中包括：由于刺激需求而引起的通货膨胀的加剧，由于依靠通货膨胀来应付失业而造成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并发症，由于实行某些“福利”措施而导致的经济效率下降，以及由于实行某些“福利”措施而促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就业问题复杂化，使得一些失业者不急于寻找工作或不愿意从事某些行业的工作，等等。这也就是货币学派所批评的：以刺激需求的办法来实现充分就业，有弊无利；采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货币政策，或者无法使失业率降下来，或者代价过大而“得不偿失”。货币学派指出了凯恩斯主义的就业理论和就业政策的不可行性。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我们认为，货币学派对于凯恩斯主义的批评对于分析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引自厉以宁、吴世泰合著的《西方就业理论的演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