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的研究

20世纪前半期，西方经济学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就业问题很少注意。在有关印度、拉丁美洲国家、非洲国家的经济问题的一些著作中，就业问题通常是被放在农业问题和人口问题的讨论中附带论述的。西方经济学家在专门讨论就业问题时，无论从纯理论研究方面看还是从历史和统计研究方面看，他们主要分析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状况，解释这些国家中失业存在的原因，提出解决工业城市中失业问题的对策。只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以及新独立的国家的工业化过程的进行，发展中国家的就业问题才成为西方经济学家所重视的课题之一。

本章准备从三个方面来评述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的学说，即先评述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中关于就业的分析，接着评述M. 多德曼的劳动力转移和就业理论，最后评述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统筹解决的对策。

第一节

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中的就业分析

一、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

在西方经济学界，W. 刘易斯于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曾受到高度重视，它被认为是最早系统地提出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由农村转向城市的模式的代表性的作品。

根据刘易斯的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的：一是传统部门，一是现代部门。在传统部门中，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农业，还有简单的、零星的商业和服务业，这里的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很低，甚至是零或负数，这里存在着大量“隐蔽失业”。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劳动力参加传统部门的劳动。非熟练劳动的价格是只能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只要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超过对劳动的需求，劳动的供给就是无限的。现代部门包括采用比较先进技术的工矿业、建筑业、近代化的商业和服务业，还有大规模的农业。它的从业人数较少，但劳动生产率却比传统部门高得多。

从生产方式上看，传统部门经济是前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部门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部门使用资本和劳动创造利润；传统部门的产品只是为了满足自身消费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创造利润，它也形成不了利润。如果现代部门资本积累增加，就能吸收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但由于传统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人均收入水平很低，这一水平决定了现代部门工资的下限。换言之，传统部门中大量“隐蔽失业”的存在使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基本上保持不变。在这里，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的有利条件是：它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来自传统部门的充裕的廉价劳动力；但它发展的不利条件则是国内储蓄来源有限，从而资本积累率很低。这是因为，在刘易斯看来，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资本家的剩余资本如何使用。在两部门中，只有资本主义部门是增长的动态部门，工业增长的动力来自资本积累，资本来自利润的再投资，利润又来自对剩余劳动的有效利用。如果国内储蓄来源有限，资本积累率低，那么现代部门就无力吸收全部剩余劳动，经济发展必将受到阻碍。

因此，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式，要使资本积累加速，必须使国民收入中利润或储蓄的份额在经济发展初期迅速提高。其具体方式，一是保证利润再投资，二是增加货币供给量，这样，就可以在传统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条件下，即在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基本不变的条件下，实现总产量的扩大和就业量的增加。当然，在刘易斯看来，从全国水平看，平均工资仍然是提高的，因为现代部门支付的工资总要高于传统部门，否则也就吸引不了劳动力由传统部门转入现代部门了。但由于传统部门过于庞大，所以整个工资水平的上升始终是缓慢的。

此外，刘易斯还注意到，如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自然灾害和社会变革，或者由于农产品价格上升，工业贸易条件恶化，从而引起工资水平上升，利润率下降，最终将会迫使资本积累率降低，使经济发展速度放慢，于是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移也就不得不停顿下来。刘易斯指出，D. 李嘉图关于土地收益递减导致粮食价格上涨、地租和工资增加，造成积累停滞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为此，在经济发展中，要避免工业贸易条件恶化，防止利润减少，甚至可以用增加农业税或提高工业品价格的办法，把农业中的额外收入转化为工业的资本积累。

二、评刘易斯关于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的分析

刘易斯关于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的分析是他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的就业问题以农业（传统部门）中存在大量“隐蔽失业”为特征，但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农业中的过剩劳动力将不断地被吸收到工业（现代部门）中去；而随着过剩劳动力的被吸收，发展中国家的劳动供给曲线将逐渐趋于正常，即由水平线变为有正斜率的曲线，工农业最终将趋于均衡发展，农村和城市的工资水平都将提高，就业量也将继续扩大。很明显，他的这一研究是建立在对西方国家早期工业化过程的研究之上的，他把早期工业化过程作为自己理论的经验依据。

应当指出，刘易斯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问题的分析，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特点，他的论点是过于简单的。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积累和增长理论，以及与此有关的就业理论，都以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的存在作为前提。而在战后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因此不可能照搬古典的经济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实际上是消极的部门，它主要向工业输送劳动力和农产品，其现代部门（工业）则以国外较落后的国家作为重要市场。这种情况对于战后的发展中国家是不适用的。如果后者仍以牺牲国内农业的方式来发展工业，那么不仅就业问题难以解决，而且工业也无法真正得到发展。这一点已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所证明。

三、费-拉尼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

费景汉，拉尼斯：《一种经济发展理论》，载《美国经济评论》，1961年9月。

1961年，费景汉和G. 拉尼斯在《一种经济发展理论》一文中提出了以刘易斯古典假设为基础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 1964年，他们写成《劳动过剩经济的发展》一书，对刘易斯的经济发展理论进行补充和发展。他们认为，在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的关系中，不能只强调工业的重要性一面，而忽略农业的重要性，也不能只注意到工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忽略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可能性。但由于他们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是在刘易斯论述的基础上建立的，所以在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中把他们的模式同刘易斯的模式合称为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式。

费景汉和拉尼斯指出，二元经济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业中有大量过剩劳动力，工业部门吸收过剩劳动力。由于劳动边际生产率是零或接近于零，工业部门得到无限劳动供给。

第二阶段，工业吸收的劳动力达到一定数量，农产品开始出现短缺，工业贸易条件恶化，工资开始上升，于是工业吸收过剩劳动力的进程变慢。

第三阶段，在工业继续吸收农业中过剩劳动力的同时，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在提高，农业的剩余劳动可以满足工业部门的需要，而且农业中的商品化过程也在加快。等到农业剩余劳动被吸收完毕，二元经济将不再存在。

同刘易斯一样，费景汉和拉尼斯也是把资本积累放在突出位置上的。他们同样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要使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使工业中的就业量增加，条件在于工业获得的利润不被消费掉，而被用于再投资，并且要保持实际工资率不变，这样，工业在获得利润后才愿意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这样，问题就很清楚了。发展中国家的就业问题实质上仍然是一个资本积累问题。费景汉、拉尼斯与刘易斯不同的是，刘易斯担心农业生产率提高会影响资本积累。费景汉和拉尼斯则认为，资本积累是工业利润和农业剩余劳动二者共同决定的。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增加农业剩余劳动可以保证经济顺利发展，保证两部门均衡发展。

四、评费-拉尼斯关于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的分析

就发展中国家的就业问题的分析而言，费景汉和拉尼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一种可以用来分析发展中国家工农业均衡发展和就业前景的方法，并且比刘易斯的分析要全面一些，但它仍然受到了一些怀疑。异议主要在于：这种分析未能就发展中国家的自由竞争市场机制是否存在这一问题进一步做出分析。

要知道，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增长过程必定会偏离这些理想状态。即使通过政府干预，但只要市场机制不完善，仍难以完成趋向于均衡发展的调节过程。何况，上述分析是以劳动力数量为既定，城市中不存在失业，以及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未被吸收完毕之前城市工资水平不变为前提的，如果考虑到人口的增长，考虑到城市中同样存在失业，以及考虑到由于其他因素而导致的城市工资水平的上升，那么社会的就业压力将更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均衡发展就更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费景汉和拉尼斯也看到这种艰巨性，因此他们一再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指望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之间的发展速度，实现两个部门的均衡发展，同时提出在某些场合采取实物管制或直接配给方式，对保证资源的分配和经济的均衡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节

多德罗的劳动力转移和就业理论

一、多德罗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就业问题的分析

多德罗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就业问题进行了研究，并针对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等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中的弱点进行分析，提出了自己的劳动力转迁和就业理论。他的看法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者看来，是有特点的。

迈克尔·P. 多德罗：《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问题》，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8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67页。迈克尔·P. 多德罗：《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问题》，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8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66页。

多德罗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经常发生的，甚至是不间断的。它之所以发生，既由于城市收入对农村的吸引力以及农村本身的贫穷和劳动力过剩，也由于农村劳动力有可能在城市中找到比较满意的工作。概括地说：“由乡村迁往城市的决定与两个主要变量有关：（1）城乡实际收入的差异；（2）获得城市工作的可能性。” 但多德罗指出，以往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者在考察这个问题时，往往把实际情况简单化了。这是因为，从历史上看，确实存在着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劳动力的这一转移同经济发展的进程是不可分的，但是以往的研究者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转移时，“总是把它看作一种一个阶段的现象，即一个工人从低生产力的乡村直接转移到高生产力的城市工业工作。至于典型的没有技能的乡村移民是不是真能找到较高工资的固定的城市工作，这个问题就很少有人过问。普遍的和长期的城市失业和就业不充分的实际情况，证明这种迁移过程并不像想得这样简单”。 因此，要对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进行符合实际的分析，就必须考察由农村迁移来的人口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在城市中找到工作。

同上，第167页。

多德罗认为：“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迁移更加真实的图画应该是把迁移看作两个阶段的现象。第一阶段是没有技术的乡村工人移居城市并开始在所谓‘城市传统’部门中担任一定时期的工作。第二个阶段是终于获得一个较为固定的现代部门的工作。” 只有按两个阶段进行分析，才能就发展中国家的就业问题得出较正确的结论。

迈克尔·P. 多德罗：《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问题》，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8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67页。

同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不同的是，多德罗强调收入预期因素在劳动力迁移中的作用。城乡收入之间存在着差异，这固然是吸引农村人口前来的因素之一，但这种差异不能仅限于现实的差异，更重要的是预期的收入差异以及与迁移代价的比较。正如多德罗所指出的，“这里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平均起来一个迁移者必须等候‘多长’时间才能真正获得一种职业。即使现行的实际工资高于预期的乡村收入，但是，要想在比如说一两年内获得一种现代部门的职业，其‘可能性’很小。这一事实肯定会影响未来的迁移者关于是否离开农村的抉择。实际上，他必须在承担城市中一定时期失业或打零工的可能性和风险同有利的城市工资差别二者之间权衡轻重”。 比如说，一个农村来的劳动力，如果只有很少的可能性在城市里找到工作，那么即使城市的收入比农村的收入高出一倍，那么他未必认为迁入城市是合理的经济行为。

多德罗从城乡收入差异的预期和城市中寻找到工作的概率出发，对发展中国家的就业行为做了如下的概述：

他指出：假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开始时，几乎全部人口住在农村，工业化开始后，城市失业人数较少，因此由农村迁入城市后获得就业的概率较大，并且城市预期实际收入比农村要高，那么城市对农村人口转移就有足够的吸引力。于是，在一段时间内，城市劳动力增长速度会超过城市中职位创造的速度。

但城市中劳动力数量的较快增长给以后的就业状况带来了不利影响，即下一时期农村人口到城市里寻求工作的概率下降了。假定城乡实际收入差异的比率不变，假定城市职位创造速度不变，那么，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较低的概率就会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速度放慢下来，使城市劳动力增长率放慢下来。最后，城市的失业率将稳定在某一个水平之上。

应当指出，多德罗的这种分析要比刘易斯等人的分析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他不像刘易斯对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就业问题持有那样乐观的态度，他对发展中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的艰巨程度的认识甚至超过了费景汉和拉尼斯。尽管多德罗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不变的假设和城市职位创造速度的假设都可以重新加以考虑，但无论如何，他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城市中失业人口存在和农村过剩劳动力存在的长期性。

二、多德罗关于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的政策建议

多德罗接着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的政策建议。对于某些发展中国家推行的加速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发展规划，他是采取支持态度的。他认为，可以通过发展农村的工业来充分利用农村的资源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减少城市的向心力。他的理论依据是：在城乡预期实际收入差异存在并有可能增大的情况下，如果不设法减少这种收入差异，那么农村的过剩劳动力会日益涌入城市，而他们在城市中又不易找到工作，结果，农村的“隐蔽失业”必将转化为城市的非隐蔽失业，并由此带来整个经济的混乱，阻碍经济的发展。

迈克尔·P. 多德罗：《发国中国家的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问题》，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8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77页。同上，第176页。

为此，多德罗写道：“不将有限资金分配给城市低成本住房工程，从而有效地提高城市实际收入并因而导致住房问题更严重，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将这些资金用来改进乡村生活条件，则情况就会更好些。事实上，将‘城市光明’带给乡村的纯利益，会大大超过因增加城市生活条件的吸引力而引诱农民流入城市所产生的纯利益。” 他还描绘了不改善农村生活而可能导致的前景，即大量农村劳动力挤进城市中日益拥挤的贫民窟，加入城市的失业大军，而农村则缺乏青壮年，农业生产陷入困境。也就是说，“假如许可城乡实际收入之间的缺口进一步扩大，那么，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城市失业率的可能性看来的确很小”。 这的确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多德罗认为，调整发展中国家政府投资的结构，对于解决这些国家的就业问题是有重要作用的。除了适当抑制提高城市生活设施的投资而外，政府投资还可以从两方面来扭转城乡收入差异的格局。一是为工业的分散提供有利条件，二是增加农业地区的建设投资，以保证国内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平衡。

第三节

对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统筹解决的对策

目前，实际上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制定就业政策时有较大影响的，不是某一个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某种经济发展模式或某种就业理论，而是综合了多种不同的就业分析（总量分析和各种劳工市场的结构分析）以及有关的政策建议的结果。对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的统筹解决的对策，就是由此逐渐形成的。

下面，从失业原因的综合分析、一揽子就业政策以及就业政策中的两种基本倾向这样三个方面加以概述。

一、关于发展中国家失业原因的综合分析

发展经济学研究者普遍承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其非熟练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低廉，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发展需要大量非熟练劳动力的工业被认为是有利的。这也是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就业人数的有利条件。但只要工业发展起来了，发展中国家的失业就不再仅仅是隐蔽失业，而是隐蔽失业（主要在农村中）和非隐蔽失业（主要在城市中）的并存。

在发展中国家，非隐蔽失业的产生有各种原因。其中，最经常出现的是由于城市中劳动力增长率过快（包括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和由农村迁入城市的劳动力的增长）而导致的就业职位的不足。这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又是低工资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即低工资固然可能使新建的工业部门容纳较多的就业者，但低工资却同低劳动生产率联系在一起。低劳动生产率妨碍经济的发展，实际上也就妨碍了城市就业职位的增加。

此外，在发展中国家，季节性的失业和结构性的失业也是经常存在的。在建筑、收摘水果、旅游服务等行业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随季节而变化，从而使就业带有季节性。这种失业无法避免。而劳动力的缺乏流动性（包括因社会因素造成的流动性缺乏和心理因素造成的对工人流动的阻碍），使得某个地区的某一类职业的工人找不到工作，而在另外一些地区却又缺乏这种相同类型的工人。

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者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失业原因进行分析时，十分重视国际贸易因素对国内失业的影响。这是因为，不少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形成的各种原因，成为依靠少数初级产品出口来维持国内经济和就业的国家。如果因世界市场的情况的变化而引起出口量的下降，那就会导致国内的失业人数的较大增加。产生这种情况的一个因素是：那些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初级产品的国家的收入下降，而它们对发展中国家某些出口商品的需求具有较高的需求的收入弹性，于是导致发展中国家出口额的下降。虽然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某些初级产品是由农业提供的，出口量下降后，在直接引起农业中的收入下降的同时，农业中的就业状况表面上没有什么变化（农业中的失业一直是隐蔽失业），但农业收入下降不仅必然会引起城市中的经济衰退和城市失业率上升，而且还可能导致一些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到城市中去寻找工作，从而加剧了城市中的失业问题。

以上有关发展中国家失业原因的分析中，还不包括由于人口增长率过快而引起的就业困难。但几乎所有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者都注意到这一点。他们认为，只要人口增长率过快的问题未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压力是难以消除的。

二、关于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的一揽子政策

由于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失业是多种因素所造成的，因此，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者看来，就不能不采取一揽子的就业政策来缓和失业现象。特别是不同原因所引起的失业往往交织在一起，对现实经济生活中某一具体失业现象，难以判断失业的性质，或者说，难以判断哪一种原因是主要的，哪一种原因是次要的。比如说，某一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存在着非熟练工人的失业，很难判断这是不是主要由季节性的原因造成的，还是因工人本身缺乏技术和职业流动适应性造成的，或者是由于出口不振所造成的。只能认为，所有这些因素都在起作用，各种就业措施在缓和失业现象时都有一定的效果。这些失业很大程度上是各种因素交叉地起作用的结果。

在一揽子解决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的政策中，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即增加财政支出，提高社会总需求，刺激生产，扩大就业的主张，仍有影响。尽管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者已经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凯恩斯主义的刺激需求的政策未必适用，但在失业现象较为严重，而其他政策措施又不易很快取得成效时，作为稳定社会秩序的措施，增加财政支出以减少失业人数的措施不是不可以采用的。应当注意的主要是：为了减少失业人数而采取的增加财政支出措施不能被当作经常性措施，而只能被当作临时的、应急的措施，否则不仅会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增加通货膨胀压力，而且会妨碍劳动力供求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不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不利于消除职位空缺与劳动力过剩并存现象，也不利于改善劳动力质量，使其符合空缺岗位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

大卫·摩拉维茨：《评述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就业含义》，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8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64页。同上。

就产业部门的发展与就业之间的关系而言，发展经济学研究者日益重视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各个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协调对于解决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的重要意义。以往曾经流行过一种看法，即以为只要制造业发展了，发展中国家农村中的过剩劳动力就有了去向，现在这种看法已被认为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正如D. 摩拉维茨所指出的，在解决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时，既不能过于强调制造业的作用，也不能轻视这种作用。他写道：“不能期望单靠制造业的增长就能解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就业问题，如果人口继续25年增加一倍的话，那就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它能够作为一揽子发展措施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当随后实行一种逐步扩大需求的政策时，它可以帮助缓和支付平衡问题。” 摩拉维茨还指出：发展中国家就业的增加可能主要在建筑业和服务业方面，如果制造业的产量没有适当增长，建筑业和服务业就不能发展，就业人数实际上也难以增加。

发展经济学研究者认为提高劳动力的职业流动性的措施对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就业问题同样有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有必要认识到这样一点，即劳动力职业流动性的提高是与劳工市场机制的完善结合在一起的。除非在必不可少的场合，一般情况下，政府应当取消职业选择的封闭性，鼓励劳工市场上的自由进出，保护劳工市场上的竞争。此外，增加劳动力职业流动性的措施还有：政府为增加工人的就业能力而设立就业训练中心，为失业者提供技术训练课程；政府帮助工人得到就业的信息，帮助学生为适应经济和技术需要而选择专业；政府对工人及其家庭的迁移进行帮助等。

在解决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的一揽子政策中，还包括适当的技术政策的制定。一种目前基本上已被学术界所接受的思想是，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十分先进的技术对于扩大就业是没有好处的。K. 马斯顿在《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进步技术》一文中指出：“多余的工人可能不会被新的工厂所吸收，因为工厂在使用机器代替人力，而且生产率的差异又如此之大。某些消费者可能会因降价而获取一些好处，但可能被整个社会平均实际收入的下降所抵消。这种现象会出现于下述情况之下：

（1）新的替代产品所用进口材料和零件的比例大于旧产品；

基思·马斯顿：《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进步技术》，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8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0—181页。

（2）因为剩余资本冻结于专业化设备，同时失业劳动者缺乏教育背景或者新职业所要求的社会机动性，所以，不能轻易地转移各种资源用以满足其他产品更高的货币需求。”

因此，发展中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的产品之一将是本国失业的增加。只有引进适合本国国情的技术（即使它们不很先进），才能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增加本国的就业人数。

基思·马斯顿：《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进步技术》，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8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7页。同上，第188页。

马斯顿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即为了更好地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就业问题，“在资本稀罕、劳动失业或就业不足的国家里（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里），重点应该放在使资本生产率而不是劳动生产率最大化。在生产一定产品有数种方式可供选择的场合，应该（在其他因素不变时）选择那种用一定资本费用可以达到最高产量的方式”。 他的这一思想的理论依据，可以用这样一句通俗的语句来表示，这就是：“最经济地使用你最稀罕的配料（资本），你就能制造出最大的‘蛋糕’供人民分享。” 根据这种观点，既然发展中国家最缺乏的是资本要素，那么在建立新工业时，与其耗资很多去建立合成纤维工业，不如选择轧棉工业和精纺工业，这将是更合理地利用现有资源的途径，也是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的途径。

大卫·摩拉维茨：《评述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就业含义》，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8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64页。

总之，发展经济学研究者从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出发，越来越强调统筹解决就业问题的必要性。对于各种与就业有关的政策措施，应当注意它们之间的相互约束性，在实施时要力求使它们彼此配合，要防止由于单纯强调某一政策措施而带来的不利后果。关于这一点，摩拉维茨的下述看法是有道理的。他写道：“单独改变一种政策表面上有好处，实际上使总就业的状况恶化，这是非常可能的。例如，在过去10年中，只刺激现代工业部门而不消除要素价格的异变，使许多国家的工业就业只有很少或没有增加，甚至绝对下降。成长起来的现代企业都不像它们所取代的传统企业那样劳动密集。实行出口津贴有助于纠正关税制度带来的对进口替代有利的偏差，但是如果不对要素价格的异变进行调节，则其最后结果便是这个国家只增加非劳动密集型物品的出口，对就业和增长都没有好处。” 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的就业问题必须统筹解决。

三、发展中国家就业对策研究中的两种基本倾向

正如西方经济学界在讨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对策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个基本倾向一样，发展经济学研究者关于发展中国家就业对策的研究中，也大体上可以分为这样两个基本倾向。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者认为，要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就业问题，建立和完善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是增加产量和扩大就业的基础；而主张国家干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者则认为，要增加产量和扩大就业，政府的经济计划和经济调节是主要的。

大卫·摩拉维茨：《评述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就业的含义》，载《现代经济学论文选》，第8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61—163页。

摩拉维茨曾把发展战略的研究分为三个学派，即“价格-刺激学派”“经济计划学派”“激进改良学派”。 “价格-刺激学派”属于经济自由主义倾向。“经济计划学派”和“激进改良学派”则属于国家干预主义倾向，它们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限于用经济措施来促进经济发展，后者则认为必须进行“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才能扩大就业。

同上，第162页。同上。大卫·摩拉维茨：《评述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就业的含义》，载《现代经济学论文选》，第8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62页。

在摩拉维茨看来，“价格-刺激学派”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环境理想化了。他写道：“认为‘使价格正确’将解决就业问题这种说法，包含一个假定，就是市场完美无缺。也就是说，每个生产者都能按现行价格想卖多少就卖多少，并按现行工资想雇用多少熟练工人就能雇多少。” 这样的假定被认为是脱离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的。他接着指出：“还有，‘价格-刺激学派’所暗含的假设是既假定现期价格（加上一个完美市场的假设）足以供人做出关于未来的决定，又假定私人生产者能够轻易得到关于未来的需求、供给和价格的精确的信息。” 这同样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假设。因此，摩拉维茨得出了如下的论断：“由于上面的假定没有一个可能是正确的，私人生产者不可能有做出合乎逻辑的基本的投资决定所必需的信息，这样，政府干预便是可以供人参考的了。”

同上，第163页。

但国家干预主义是否一定比经济自由主义更好呢？摩拉维茨并不这样看。对于价格-刺激、经济计划还是激进的政治-经济改革三者的选择，他认为：必须根据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条件才能决定。他认为：“对于小的半工业化国家来说，收入分配不过于不平等，也没有过量的管理和工程才能的储蓄，只要使要素、产品和外汇价格较为合适，大概就足以使对劳动的吸收大大增加。没有足够人力资本存量的最不发达的小国，或许需要政府进行一些干预。在少数人为自己谋利的社会里，除了革命可能别无他法。” 这种看法比较符合实际。

（引自厉以宁、吴世泰合著的《西方就业理论的演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