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市场社会结构的分析

第一节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劳工市场社会结构与就业问题的分析

一、劳工市场社会结构的含义

在谈到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劳工市场的制度结构时，已经涉及劳工市场的二元性问题了。劳工市场的社会结构分析方法与劳工市场的制度结构分析方法有一些相似之处，它也是以劳工市场的二元性的存在为前提的。但就其含义而言，劳工市场的社会结构要比J. 加尔布雷思关于“计划体系”中的劳工市场和“市场体系”中的劳工市场这种二元结构更广泛些。劳工市场的社会结构不限于从雇佣工人的单位的所有制形式上来进行考察，也从职业本身的社会地位或就业人员本人对职业的社会评价来进行考察。这样，劳工市场社会结构问题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学问题、伦理学问题，而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所谓劳工市场的社会结构，是指劳工市场可以按职业的“社会等级”来划分。它至少可以分为两大市场，这就是“好职业”的劳工市场和“坏职业”的劳工市场，前者又称头等市场（the primary market）或劳工市场上层，后者又称次等市场（the secondary market）或劳工市场下层。

萨恰罗波洛斯，A. 马林：《学校教育和收入分配》，载《经济统计评论》，1976年8月；萨恰罗波洛斯：《劳工市场二元性与收入分配：英国的实例》，载W. 克雷尔，A. 索洛克斯编：《个人收入分配文集》，阿姆斯特丹，1978年版；萨恰罗波洛斯，R. 莱雅德：《人力资本与收入：英国的资料与评论》，载《经济研究评论》，1979年版。

根据G. 萨恰罗波洛斯为劳工市场所下的定义：

头等市场的特征在于：这里的职业通常被称为“好职业”，在这些工作岗位上，基本工资较高，额外的津贴和福利较多，工作条件较好，技术要求较高，在职深造和学习的机会较多，被提拔的可能性较大，等等。

次等市场的特征在于：这里的职业通常被称为“坏职业”，在这些工作岗位上，基本工资较低，额外的津贴和福利较差，技术要求较低，在职深造和学习机会较少，被提拔的可能性较小，等等。

因此，在头等市场中就业的人，更受到社会的尊重，他们被看成是“有出息的”；在次等市场中就业的人，一般被人们轻视，他们被看成是“没出息的”，他们自己也往往因此感到自卑、苦恼、不安心。虽然劳工市场按社会等级的分类通常并不是正式的划分，而是存在于社会上的一种习惯的、心理的划分，但由于它已经“深入人心”，所以也被看成是一种正式的划分了。

劳工市场从其职业的“社会等级”来划分，至少可以分为上述两大类，但这只是十分粗略的划分。其实在每一类劳工市场之中，又可以细分为若干市场，即有的职业被认为“最好”，有的职业被认为“次好”，有的职业被认为“最坏”，有的职业被认为“次坏”。由于社会习惯的看法，社会上的职业可以分为许许多多“等级”，每一个较高“等级”的职业都显得比那些较低“等级”的职业优越些，从而更能吸引就业者。

二、劳工市场社会结构同所有制结构、技术结构之间的关系

按职业的“社会等级”来划分的劳工市场社会结构同劳工市场所有制结构、部门结构、技术结构的划分标准是不一样的，但这些结构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一般说来，大企业中的工作岗位与小企业中的工作岗位相比，前者属于头等劳工市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后者属于次等劳工市场的可能性更大些；扩展中的部门中的工作岗位与停滞、衰退中的部门中的工作岗位相比，前者对就业者更有吸引力，后者的吸引力就较差；头等劳工市场中的工作岗位，更适合于专业人员和技术熟练工人担任，次等劳工市场中的工作岗位对于就业者的专业和技术的要求就低一些。从这些方面来看，劳工市场的社会结构的划分同劳工市场的所有制结构、部门结构和技术结构划分之间存在着某些程度的一致性。比如说，在头等市场中工作的不包括非熟练工人，而在次等市场中工作的主要是非熟练工人，等等。

但由于劳工市场社会结构分析是按职业的社会等级来进行的，即使在同一种所有制的企业中（例如在隶属于垄断资本的大公司中）或在同一个部门中（例如在汽车工业部门中），人们对不同的职位仍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某一种职务（比如从事办公室工作）被认为是较好的，另一种职务（比如从事体力劳动）则被认为是较差的。在同一个企业，甚至在同一个车间，职业好坏或职业的“社会等级”高下的区分依然存在。即使具有同样的文化教育程度，比如说工作者都是中学毕业生，但由于他们本人对于职业的“社会等级”有一定的看法，所以他们宁肯从事“比较体面的”工作而不愿从事被认为“不体面”的工作。

由此可见，劳工市场社会结构分析的适用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好职业”还是“坏职业”的区分以及由此形成的职业评价，渗透到任何一个企业和任何一个部门的任何一个具体工作岗位上。每一个就业人员都与此有关。这个问题被认为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就业问题。根据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看法，如果忽略了对劳工市场的社会结构的分析，那么当前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许多失业问题是难以得到解释的。

三、“后工业社会”中的“自愿失业”

根据西方经济学著作中关于“自愿失业”的传统定义，“自愿失业”的人是指那些不愿意接受现行货币工资率和现行工作条件，从而不去就业的人。但在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的环境中，也就是在所谓“后工业社会”中，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自愿失业”问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密切地同劳工市场社会结构问题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实行了失业救济制度和某种社会保障制度，因此失业者宁肯坐领失业救济金和享受某种福利待遇，而不愿到被认为是“坏职业”的工作岗位中去就业。这就是说，除非有“好职业”可以从事，否则他们就“自愿失业”。

第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家庭平均收入上升的条件下，就业的经济方面的刺激作用减弱了，就业的社会学方面的要求增大了，因此，一些人不愿从事“坏职业”，这样也就产生了“自愿失业”。

这些情况表明，“后工业社会”中的“自愿失业”与西方经济学著作中关于“自愿失业”的传统定义有所不同。“后工业社会”中的“自愿失业”在更大程度上是指那些不愿意接受被认为“职业等级”较低的工作岗位从而不去就业的人。

“后工业社会”中的“自愿失业”的存在给经济造成了一些严重的结果。一方面，社会上的失业人数不容易减少。这是因为，经济越是繁荣，家庭平均收入水平越高，那么就业的经济方面的刺激作用就减弱，不愿从事“坏职业”的人就越多，这样，即使在经济高度繁荣时期，社会中仍然会有一批“自愿的”失业者。至于在经济衰退和家庭平均收入下降时期，尽管“自愿的”失业者会有所减少，但由于这个时期的经济是收缩的，所以社会的失业率仍然很高。这样，政府为了救济失业者而支付的费用将因为失业人数的不易减少而不可能下降，从而加重了财政的负担。另一方面，不少工作尽管从职业的“社会等级”来看是较低的，是被人们认为“不体面的”，但这些工作却为社会所必需。由于人们有时宁肯失业而不乐意到这些工作岗位去工作，于是外国移民工人纷纷填补了这些职位空缺，“坏职业”对他们来说并不缺乏吸引力，因为外国移民工人是为了赚取工资而前来寻找工作的，这样，“好职业”和“坏职业”的并存很自然地转化为本国居民“自愿失业”与外国移民工人就业并存。然而外国移民工人所取得的工资收入是要汇出国境的，结果，外国移民工人来到本国就业必然导致本国国际收支状况的恶化。

四、由次等劳工市场向头等劳工市场转移的困难

头等劳工市场和次等劳工市场的存在不仅引起了“后工业社会”中的“自愿失业”问题和吸引外国移民工人前来就业问题，而且就国内的劳工市场本身而言，这种情况也造成了劳动力转移的实际困难。这是因为，按照总量就业理论的分析，劳动力被看成是一个整体，不存在劳动力在不同市场之间的转移问题，而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就业理论，即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传统就业理论，劳动力作为一种经济资源是可以自由地在市场之间流动的。然而从劳工市场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考察，劳动力的这种跨市场的转移却遇到了困难。

头等劳工市场和次等劳工市场各自包括的职业是不同的。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看来，属于头等劳工市场的职业有：政府官员、工商业管理人员、各种专业人员、脑力劳动者、领班等；属于次等劳工市场的职业有：工商业中的下层职员、体力劳动的工人、农业工人等。从全体就业者的职业分布来看，属于头等劳工市场的职位所占的比例是较小的，而且收入越多或越被认为是“体面的”职位的数目也越少；属于次等劳工市场的职位在全部职位中所占比例是较大的，而且收入越少或越被认为是“不体面的”职位的数目也越多。社会上，从被人们认为是“最不体面的”职位到被认为是“最体面的”职位之间存在着若干“职业等级”，整个“职业等级”的排列如同一个社会流动的上升阶梯一样。处于两个极端中间的任何一级，都被看成是一个中间环节或过渡环节，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从全体就业者的职业分布来看，这些职位的排列却像一个金字塔，即“最体面的”职位是塔尖，“最不体面的”职位是塔的底层。上层职位的数目的有限性本身构成了从次等劳工市场向头等劳工市场转移的一个障碍。

除了上层职位数目有限而外，从次等劳工市场向头等劳工市场转移的另一个重大的障碍是上层职位所固有的排他性或非开放性。这种排他性或非开放性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通常存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种族上的限制。如果存在着公开的种族歧视，那么从次等劳工市场向头等劳工市场转移的困难以及受到种族歧视的人难以获得上层职位，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即使在不存在公开的种族歧视的社会中，由于习惯上的原因和其他方面的原因，上层职位也不是对一切种族的就业者都开放的。这样，对于某个种族的就业者来说，他们往往只能在次等劳工市场中寻找工作，而难以进入头等劳工市场。

第二，性别上的限制。这种限制通常是比较隐蔽的，但它确实存在。上层职位中的某些职位通常由男性就业者担任。因此，妇女就业者主要是在次等劳工市场的职业中。

第三，技术、知识和能力方面的限制。这种限制是同一定职位对一定技术、知识和能力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的。要获得头等劳工市场中的职位，必须具备一定的技术、知识和能力。有些劳动者缺少这些技术、知识和能力，从而只可能在次等劳工市场中就业，无法进入头等劳工市场去从事被认为“体面的”职业。

除此以外，年龄虽然不是一个限制，但由于年龄有时与技术、知识和能力有联系，因此在头等劳工市场中从事“好职业”的劳动者的平均年龄是较高的，而在次等劳工市场中从事“坏职业”的劳动者的平均年龄则是较低的。

因此，一般说来，在头等劳工市场工作岗位上就业的、从事“好职业”的，主要是白人，特别是成年男性劳动者；在次等劳工市场工作岗位上就业的、从事“坏职业”的，主要是有色人种，特别是妇女、青少年劳动者。

劳工市场划分为头等劳工市场和次等劳工市场，看来不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而是长时期内会一直存在的现象。次等劳工市场中的劳动者并不是不想转移到头等劳工市场去就业，他们也并不是绝对没有转移的可能性，但由于上述这些障碍和限制的存在，转移是不容易的。

五、劳动力跨市场流动困难的影响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看来，从次等劳工市场向头等劳工市场转移的困难，给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增添了一些新的问题。概括起来，它引起了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从次等劳工市场向头等劳工市场转移的困难增加了“自愿失业”的人数。这是因为，次等劳工市场中的职业本来就已经被人们看成是一种“坏职业”或“不体面的”职业了，但如果向头等劳工市场的转移是较容易的，那么这将有助于缓和因职业的选择而产生的“自愿失业”问题，一些人本来有可能把在次等劳工市场中的就业看成是一种过渡性、临时性的安排；然而实际生活中从次等劳工市场向头等劳工市场转移的困难，则使得这些人终于放弃了这种过渡性就业的打算。

第二，由于从次等劳工市场难以转移到头等劳工市场中去，因此目前已经在次等劳工市场中就业的人员会对自己的就业前景失去信心，从而影响他们的工作和学习的积极性。这对于提高次等劳工市场的劳动生产率和改善次等劳工市场的收入水平、福利状况和工作状况都是不利的。长此下去，次等劳工市场同头等劳工市场在这些方面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于是又会进一步扩大劳动者对次等劳工市场中的职业的反感，进一步增加社会上“自愿失业”的人数。

第三，由于从次等劳工市场难以转移到头等劳工市场中去，结果形成了次等劳工市场中的劳动者同头等劳工市场中的劳动者之间日益加深的对立情绪，从而对社会的稳定是不利的。从劳工市场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不同劳工市场中的劳动者之间的对立情绪不容易消除，他们之间的隔阂要大于不同部门的劳动者之间的隔阂，甚至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的劳动者之间的隔阂。

正因为当前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由于“好职业”“坏职业”的差异而造成的上述种种就业问题，所以研究劳工市场社会结构的西方经济学家相继提出了自己的就业对策。

第二节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后工业社会”中“自愿失业”的对策

一、职业评价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既然“后工业社会”中的失业问题中包括了如上所述的“自愿失业”问题在内，并且这种“自愿失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人们对职业的好坏差异的评价与职业的选择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采取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所一直采用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财政政策和宏观货币政策都不会有成效。要减少“后工业社会”中的“自愿失业”，对职业的评价问题被提到重要的位置上。

A. 罗宾逊指出，这是一个涉及人们对各种不同的职业如何排列优劣次序和确定高低等级的问题，而个人对各种职业的高低等级的判断又涉及价值标准。这就是说，如果一种职业被人们认为是“不体面的”“低下的”，另一种职业被人们认为是“体面的”“上等的”，那么在这种职业评价没有改变以前，很难使人们乐意从事“不体面的”“低下的”职业而放弃对“体面的”“上等的”职业的追求。

克雷尔，索洛克斯编：《个人收入分配文集》，阿姆斯特丹，1978年版，第443页。

但奥斯汀·罗宾逊接着说：问题在于迄今为止，由于人们对各种职业的了解程度非常不够，对不同的职业的偏爱程度也各有不同，所以他们究竟如何看待各种职业，以及究竟如何判断人们对某种职业的满意程度，还很难做出确定的回答，这是一个有赖于社会学继续探讨的问题。

正因为这一问题涉及对职业的评价，因此在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看来，提高次等劳工市场中的职业的劳动报酬和增加津贴数额在解决“自愿失业”方面能够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用经济的办法（如提高劳动报酬和增加津贴数额）不能起作用，但如果职业评价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即使某些被认为“不体面的”工作岗位能吸引本国的失业者去就业，那也只能是暂时性的，因为一旦就业者认为劳动报酬的增加不足以弥补自己在低等级的工作岗位上就业而使自己遭到的社会学方面的损失时，他们仍有可能“自愿失业”。

二、增加“好职业”的途径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看来，既然“自愿失业”的存在是与人们往往不愿从事“坏职业”，愿意从事“好职业”的愿望有关的，而在社会上现有的各种职业中，“坏职业”始终占据多数，“好职业”毕竟只是少数，因此，要缓和由于对职业的挑剔而形成的“自愿失业”问题，政府应当设法增加社会上“好职业”的数额。

萨恰罗波洛斯对增加“好职业”的问题做了分析。他指出，“好职业”可以通过下述两条途径来增加：

第一，各种专业人员的工作被认为是“好职业”，而社会上对各种专业人员的需要量不是不变的。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社会上对专业人员的需要量将增大，这方面的职位空缺将会增多，所以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促进“好职业”增加的前提。

第二，“好职业”与“坏职业”的重要区别在于：“好职业”与“坏职业”相比，有较高的基本工资收入，有较多的额外津贴与福利，有较大的深造机会和被提拔的机会，有较好的工作条件。“坏职业”之所以被人们认为是“坏职业”，在某种程度上与它们在这些方面不如“好职业”有关。因此，要增加社会上的“好职业”的数额，需要消除“好职业”与“坏职业”之间的这些差异，改善“坏职业”的状况，使“坏职业”在这些方面逐渐接近于“好职业”。

萨恰罗波洛斯认为，在这里需要强调的一个问题是：在社会的职位总数中，“好职业”的职位数与“坏职业”的职位数占职位总数的比例不是固定不变的。“好职业”的职位数所占的比例可以增加，“坏职业”的职位数所占的比例可以下降。以专业人员为例，由于专业人员的绝对数可以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增加，以及由于专业人员的职位数在社会的职位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也可以增加，所以，一个工人可以升为专业人员（即由从事“坏职业”变为从事“好职业”），但这并不要求社会上同时必须有另一个专业人员下降为工人（即由从事“好职业”变为从事“坏职业”）。萨恰罗波洛斯指出，正是由于这一点，所以社会上“好职业”的职位数增加和人们由“坏职业”向“好职业”的变动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困难。

三、促进人们从次等劳工市场向头等劳工市场的转移

为了促进人们从次等劳工市场向头等劳工市场转移，萨恰罗波洛斯认为，除了有必要增加社会上“好职业”的数额而外，还应当消除由于种种原因而造成的某些“好职业”的排他性。比如说，“好职业”的职位应当是向社会上一切有能力的人开放的，不应当存在种族、性别等方面的限制，这样就可以让那些愿意从事“好职业”而又有能力从事的人转入到这些职业岗位上来。

然而就劳动者本人而言，他们要转变职业，还必须具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萨恰罗波洛斯指出，有些劳动者并没有足以胜任“好职业”的知识和技能，因此即使在“好职业”有空缺时，他们仍然只可能在次等劳工市场中找到“坏职业”，无法进入头等劳工市场获得“好职业”。不仅如此，还应当了解到：虽然受教育可以使人们获得知识和技能，但如果家长在次等劳工市场中工作，那么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就比较小，从而进入头等劳工市场的机会也比较小。为此，从制定对策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实行义务教育制和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因为这样一种政策能够鼓励低收入家庭把自己的子女送入学校，鼓励他们延长自己的子女受教育的年限，为日后转入头等劳工市场创造条件。

除了学校教育外，萨恰罗波洛斯也把在职训练看成是有利于劳动者从次等劳工市场向头等劳工市场转移的途径，因为在职训练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技能水平，使他们能在“好职业”有空缺时适应那里的工作。

萨恰罗波洛斯把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子女在教育受益方面的后果进行了比较。根据他的看法，“好职业”向来是为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开放的，不管怎样，高收入家庭的子女比较容易得到从事“好职业”的机会；但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则不然，他们本来是很少有可能进入头等劳工市场从事“好职业”的，多受教育为他们开辟一条可以通过竞争从事“好职业”的机会，因此，普及教育、发展教育对于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意义要比对于高收入家庭子女的意义更加重要。另一方面，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向来是可以得到“好职业”的，所以他们从事“好职业”这一事实不会给他们的家庭增添更多的好处，而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则不然，他们一旦通过受教育而获得了“好职业”，这将使他们本人的前途和他们的家庭的社会地位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也就说明教育对于低收入家庭在就业方面的重要性。

此外，萨恰罗波洛斯还把职工本人经验的积累看成是有助于从次等劳工市场向头等劳工市场转移的途径之一。他指出，一个劳动者在实际工作岗位上是可以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的，而工作能力的提高有可能使他改变职业和职位。比如说，一个属于次等劳工市场的工人，可以在工作岗位上，由不熟练的工人逐步成为熟练工人，并有可能成为领班或职员，这样他就进入了头等劳工市场。虽然一个工人成为领班或职员后，仍然处于头等劳工市场的低级职业范围内，然而对他本人和对他的家庭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了。萨恰罗波洛斯说，工人是愿意走这条道路的，因为在工作岗位上提高个人工作能力同在职训练一样，不需要像进正规学校那样地放弃收入。

四、修改外籍工人入境条例，改善劳工市场结构

乔治·约翰逊：《人力训练计划纯影响分析中的劳工市场替代效应》，载《劳动经济学研究》，1979年第3期；《在不加速通货膨胀条件下降低失业率的就业政策的潜在影响》（与A. 布莱克摩尔合作），载《美国经济评论》，1979年5月；《劳工市场干预理论》，载《经济学报》，1980年8月。

1979年以来，G. 约翰逊对改善劳工市场结构进行了研究，他试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劳工市场结构存在各种不完全性的条件下，发达国家的政府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劳工市场政策来应付失业。

他指出，劳工市场结构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工资结构方面的问题。由于这种问题的存在，以致某些种类的劳工供给与需求无法相互适应。二是失业津贴方面的问题。由于这种问题的存在，使得一些人有时不工作也能有收入。假定采取取消最低工资法，对工会施加压力，或废除收入转移计划（即取消福利措施），当然是可以应付劳工市场结构不完全性的问题的，但无论从政治上说还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政府对劳工市场的这种直接干预方式是不妥的。乔治·约翰逊声称，他所要研究的就是在劳工市场结构不完全性的既定前提下，能否采取间接干预的方式使劳工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在这些间接干预方式中，修改外籍工人入境条例是可行的措施之一。

修改发达国家对待移民工人的政策，主要是指对低工资国家来的非熟练工人加强入境限制。如果这一政策行之有效，将有助于缓和发达国家国内的就业和收入再分配问题。乔治·约翰逊指出，当前在发达国家，入境的外籍工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例如：

在英国，大多数外籍工人是常住的居民，他们得到充分的公民权利，包括同等享受收入转移计划（福利措施）的权利。因此，入境的外籍工人人数的增加意味着国内非熟练工人供给的增加，前者与后者是没有差别的。

在美国，情况与此不同，外籍工人是临时性的工人或者是来“作客”的劳动者。美国有不少来自墨西哥的入境工人，他们是来短期工作的，如果他们未能找到工作，他们不可能享受到福利待遇。与此相似的是瑞士境内的意大利籍工人，他们的工作也是短期性的，只有找到了工作，才有福利方面的收入。

上述这两种情况对于劳工市场上非熟练工人的供给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在后一种情况下，收入转移计划或对失业者的补助不影响外籍工人的供给；在前一种情况下，外籍工人将根据自己可能得到的失业补助金的多少与就业后的工资收入的大小来决定劳动的供给量。此外，像法国、西德和西欧其他一些高工资的国家，则介于上述两种情况之间，在这些国家，可以给予非熟练的外籍工人以有限的常住权和与此相应的某种程度的福利待遇。

这对于劳工市场的供给变化有什么影响？如果外籍工人在失业时也能得到失业补助或福利津贴，那么他们对入境国国内失业者的影响较小，但对于入境国的财政支出和入境国的纳税人的影响较大。反之，如果外籍工人在失业时得不到失业补助或福利津贴，那么他们就会竭力设法去寻找工资报酬更低的工作，这对入境国国内失业者的影响较大，但对于入境国的财政支出和入境国的纳税人的影响较小。这一点可以用入境的外籍工人的劳动供给弹性大小来说明。

但入境国的财政支出和入境国的纳税人的负担并不仅仅与入境的外籍工人是否享受收入转移计划的利益有关，而且还与入境外籍工人对总收入增长的贡献大小有关。如果增加了的入境外籍工人的供给能使总产量增长，使总收入提高，那么这就多多少少抵销了给予入境外籍工人的福利津贴所造成的损失。所以对入境国纳税人来说，他们究竟因外籍工人入境而受益还是受损失，要根据各国具体情况而定。这是在制定有关移民入境的政策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问题当然不限于此。移民入境不是局限于某一时期的现象。正在申请入境或正在迁入境内的外籍工人、过去入境的外籍工人、今后可能入境的外籍工人之间是彼此影响的。每增加一个入境的外籍工人，都会影响已经入境的外籍工人的就业和收入状况，而且还会继续吸引新的外籍工人前来。这样，从较长时期来考察，外籍非熟练工人与入境国国内非熟练工人在就业和收入方面的矛盾就会突出，国内非熟练工人的失业率会提高，纯收入会减少。这样，不管入境的外籍工人是否享受收入转移计划的好处，由于入境国国内低收入者和失业者是享受收入转移计划的好处的，外籍工人入境人数越来越多，也势必影响入境国的财政支出，使入境国纳税人的负担加重。乔治·约翰逊认为，在制定有关移民入境的政策时同样需要考虑这样一类问题。

五、增加非熟练工人就业机会的长期政策

从劳工市场社会结构分析的角度来看，要改善非熟练劳工市场的状况，增加非熟练工人的就业机会，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各种措施而外，还需要制定一项长期的就业政策。

在1980年8月《经济学报》上刊载了R. 杰克曼和R. 莱雅德的《长期劳工市场政策的效率问题》一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

他们认为，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是假定工资是灵活的，另一是假定存在着工资刚性，即假定工资是不灵活的。

（一）工资灵活条件下的情况

杰克曼，莱雅德：《长期劳工市场政策的效率问题》，载《经济学报》，1980年8月，第332页。按照福利经济学的定义，效率的变化乃是纳税人和各种类型的工人的福利变化的总和。参看杰克曼和莱雅德：《长期劳工市场政策的效率问题》，载《经济学报》，1980年8月，第334页。

在工资具有灵活性的条件下，假定不存在对失业者的补助，劳工的供给依存于净工资收入的大小，企业对劳工的需求依存于企业的规模收益的大小。企业的规模收益表现于：一个企业为了实现最大利润，将雇用适当数目的工人，以便使劳工成本与每一类工人的边际产品相等。现在，假使由政府给予非熟练工人的雇主以一定的津贴，同时由政府向雇用熟练工人的雇主征收一定的税金，并且这种津贴总额与这种税收总额恰好相等。那么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显然，这些政策将增加非熟练工人的供给和减少熟练工人的供给。 如果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相对工资不变，那么非熟练工人供给的增加意味着非熟练工人得到的工资总额的增加，熟练工人供给的减少意味着熟练工人得到的工资总额的减少。假定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供给弹性大于熟练工人的工资供给弹性，非熟练工人增加和熟练工人减少的结果将不会使效率降低，甚至还会使效率增加，同时又不至于增加财政负担。 这就是有效的长期劳工市场政策的措施之一。

在工资具有灵活性的条件下，另一种有效的长期劳工市场政策的措施就是政府部门增加对非熟练工人的雇用。这是因为：

熟练工人供给＝政府部门的熟练工人供给＋私人部门的熟练工人供给

非熟练工人供给＝政府部门的非熟练工人供给＋私人部门的非熟练工人供给

假定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产品（劳务）是一个常数，这种公共产品是由政府部门的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提供的，那么政府部门稍许增加自己所雇用的非熟练工人人数，也就是稍许减少自己对熟练工人的雇用，这样就会造成私人部门中非熟练工人的相对的不足，结果将引起私人部门中非熟练工人工资的增加。这时，假定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供给弹性大于熟练工人的工资供给弹性，并且假定政府的总劳动支出不变，那么政府部门增加雇用非熟练工人和减少雇用熟练工人并不会使效率降低，因为如上所述，效率变化是纳税人和各种类型的工人的福利变化的总和。

在工资具有灵活性的条件下，职工培训也是有效的长期劳工市场政策的措施之一。它的特点在于：它之所以提高非熟练工人的相对工资，并不像前两项措施那样采取扩大对非熟练工人的需求的办法，而是采取减少非熟练工人的供给的办法，因为通过职工培训，非熟练工人中有一部分人转入熟练工人一类。结果，非熟练工人供给的减少使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增加，熟练工人供给的增加使熟练工人的工资下降。假定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供给弹性大于熟练工人的工资供给弹性，那么实行职工培训的措施可以使效率不变甚至增加，也就是使非熟练工人的福利、熟练工人的福利、纳税人的福利三者之和不变甚至增加，因此，进行职工培训对社会是有利的。

以上分析的是工资具有灵活性条件下的情况。现在再考察工资不灵活条件下的情况。

（二）工资不灵活条件下的情况

杰克曼，莱雅德：《长期劳工市场政策的效率问题》，载《经济学报》，1980年8月，第338页。

杰克曼和莱雅德指出，在西欧各国，由于工会力量比较强大，所以那里的工资刚性问题要比美国严重些。 这样，就有必要进而探讨在不灵活的工资条件下的长期劳工市场政策的有效性。

假定这时采取给雇用非熟练工人的雇主以一定的津贴（旨在鼓励雇主多雇非熟练工人），向雇用熟练工人的雇主征收一定的税金（旨在筹集发放上述津贴的资金）的政策，并假定给雇主的上述津贴总额与向雇主征收的上述税金总额恰好相等，那么这时社会得到的好处经常会大于工资具有灵活性条件下实行类似政策所带来的好处。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在工资非灵活时，尽管雇主减少了对熟练工人的雇用，但熟练工人的工资不会下降，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率之比也不会变更；所以增加了对非熟练工人的雇用只会使非熟练工人受益，而不会像在工资具有灵活性时那样，非熟练工人的受益将被熟练工人遭受的损失所抵消。

在工资具有非灵活性时，采取政府部门扩大雇用非熟练工人的措施或者采取对非熟练工人进行培训的措施，也会收到比在工资具有灵活性时更好的效果。道理是与分析实行雇佣津贴措施（即给予雇用非熟练工人的雇主以一定的津贴，同时向雇用熟练工人的雇主征收一定的税金）时所提出的论据一样。要知道，在工资具有非灵活性的条件下，即使对熟练工人的相对需求有所减少（扩大政府部门对非熟练工人的雇用将产生这种结果），或者熟练工人的供给有所增加（实行职工培训将带来这种结果），由于工资刚性的作用，熟练工人的工资不会下降，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率之比也不会发生变化。

杰克曼和莱雅德还认为，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上述这种劳工市场政策究竟应当实行到何种程度？他们指出，如果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相对工资是固定的，那么这种劳工市场政策要一直实行到消灭了非熟练工人的过度供给之时为止。如果工资是灵活的，那么可以继续实行这种政策，因为这对于收入的再分配状况将起着改善的作用。

第三节

评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劳工市场社会结构分析方法

一、劳工市场社会结构分析方法的意义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工市场区分为头等劳工市场和次等劳工市场，把职业区分为“好职业”和“坏职业”的分类方法，以及从劳动者对职业的社会等级的看法来论述当前资本主义国家“自愿失业”的原因等观点，不是没有学术价值的。这种分析方法和由此得出的有关论点，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资本主义现实经济中存在的就业问题的复杂性，它们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当前资本主义就业问题的一种参考，特别是由于这种分析方法和由此得出的有关论点从一个侧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实际存在的种族歧视、男尊女卑和阶级偏见及其对于就业问题的影响，这一点更是西方经济学中其他一些用于分析资本主义就业问题的方法（如总量分析方法、部门结构方法，等等）所不如的。

正是考虑到这些，所以应该承认劳工市场社会结构方法的有用性。甚至还可以认为，劳工市场社会结构方法所揭露的某些问题，同样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包括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在这些国家中，由于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同样把社会上的职业分为三六九等，某些职业被认为是“低人一等的”，人们不愿意从事它们，另一些职业被认为是“高尚的”，它们被某些家庭所独占，并且成为社会上许多就业者追求的对象。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定要搬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所使用的头等劳工市场和次等劳工市场的概念，而是说，人们对职业的“好”“坏”的看法无疑将对人们对职业的选择发生影响。

二、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劳工市场社会结构分析方法的缺陷

劳工市场社会结构分析方法尽管有一定的参考性，但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那里，它们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些缺陷是：

第一，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在分析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就业问题时所采用的劳工市场社会结构分析方法仍然只是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而没有对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中失业的原因从实质上进行分析。如果按照这种解释来看，那就忽略了这样一点，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是造成失业的根本原因，只有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着手分析，才能真正说明为什么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会产生经常性的失业人口。

第二，即使采用劳工市场的社会结构分析方法，即把职业分为“好职业”与“坏职业”，这至多只是一种辅助的分析方法，因为它只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失业的原因做了补充的说明。并且，这种分析方法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失业原因的说明必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状况的变动而有所不同。比如说，在经济繁荣阶段，人们可以出现挑选职业的情况，这时，社会上将有一部分人因为挑选职业而宁肯不去就业，但是在经济萧条阶段，利用人们对职业的挑选作为失业的原因的解释是难以说明问题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只要能找到一个“职业”就很满足了，他们未必会像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那样，对职业的“社会等级”有过分的要求。

克雷尔，索洛克斯编：《个人收入分配文集》，阿姆斯特丹，1978年版，第441—442页。同上，第443页。

此外，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在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工市场区分为头等劳工市场和次等劳工市场时，往往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就是：一种职业的“社会等级”的高低与收入多少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即不能简单地得出职业的“社会等级”较高，收入必定较多的论断，而是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较细致的分析。关于这一点，荷兰海牙社会研究所的H. 汤玛斯认为，无论是过去的劳工市场二元性研究还是萨恰罗波洛斯在这方面的探讨，都没有真正阐明不同职业中的就业问题，因为这些研究都把劳工市场的结构和行为看得过分简单。汤玛斯认为最好以“职位竞争理论”（theory of job competition）或“筛选假定”（screening hypothesis）为基础进行分析。在他看来，社会上的职位与工资总是呈现这样一种图形：好的职位数很少，中等的职位数较多，坏的职位数最多，在这下面还有根据经济周期状况而存在的一大批失业者。因此，劳工市场应是多元的或多层结构的。他认为，对这一问题如果要进行更为有效的研究的话，那就应当着重分析造成劳工市场划分层次的原因，并弄清楚是否存在使劳工市场分层与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活动之间保持一致性的结构。 西德的W. 克雷尔在评论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劳工市场社会结构分析时也指出，从目前西德的情况来看，头等劳工市场和次等劳工市场的划分并不符合西德的实际，因为在西德从事比较令人不愉快的职业的工人所得到的各种津贴是较多的。

由此可见，究竟如何分析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职业的“好”与“坏”，如何评价人们对职业好坏的看法，还有待于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三、评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自愿失业”的对策

为了解决所谓“后工业社会”中的“自愿失业”问题，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对策。但这些对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就业问题而言，都是很难收效的。

以重新讨论职业的“社会等级”和转变人们对职业的某些偏见来说，不能说这种主张毫无道理，但问题是：在资本主义那样的社会中，要改变人们历来所形成的对某些职业的看法，特别是扭转人们对体力劳动的偏见，岂是空泛的讨论所能做到的？如果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这些偏见不消除，重新讨论职业排列的先后次序，又有什么意义呢？

再以通过义务教育来促使人们获得“好职业”这一点来说，这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设想。要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连大学毕业，甚至连取得更高的学位都不免有失业的可能，依靠普及义务教育难道就能解决失业问题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教育，当然可以提高受教育者的文化技术水平，但要使受教育者就业，则是另一个问题；而要使每一个就业者都能找到自己满意的职业，则又是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即使能够提高受教育者的文化技术水平，但却不能保证受教育者就业，更不能保证受过教育的就业者都能够得到自己所满意的职业。如果把这几个问题简单地混为一谈，把教育视作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就业问题的基本途径，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引自厉以宁、吴世泰合著的《西方就业理论的演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