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市场地区结构的分析

第一节

劳工市场地区结构分析与劳工市场的其他结构分析的关系

一、劳工市场的地区结构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劳工市场的地区结构分析是指从区域结构的角度对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进行分析。例如，一国的劳工市场可以按照国内各个不同的地区划分为若干个地方性劳工市场。在每一个地方劳工市场里，由于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的不相适应，可能产生失业与职位空缺并存的现象，而从全国范围来看，由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地区差异，也可能产生某些地区劳动力供给过多，另一些地区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因此，劳工市场的地区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就业问题，是凯恩斯的总量就业理论所不可能解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界的就业问题研究中，关于地区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不适应问题以及全国劳动力的地区分布问题成为经济学家重视的问题之一。

劳工市场的地区结构分析本身是一种多层次的研究。这是因为，就全国范围而言，可以把劳工市场划分为若干个大区市场，而每个大区市场，又是由若干个中等区域所组成的，每一个中等区域还可以划分为若干个小区。区域的划分可以分为若干层次，相应地，关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适应问题的区域性研究也可以分为若干层次。

对劳工市场进行地区结构分析的目的在于说明地区劳动力供求不相适应的原因，提出缓和这个矛盾的对策。一个基本的对策就是劳动力的区际流动。但劳动力的区际流动并不是易于实现的，究竟能不能把劳动力供给过多的区域的劳动力转移到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区域去就业，要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因素，等等。这样，有关劳工市场的地区结构分析问题和劳动力区际流动问题必然涉及经济学领域以外的问题，并且，劳工市场的地区结构分析方法同劳工市场的其他结构分析方法有一些交叉的、重叠的关系。

二、劳工市场的地区结构与部门结构的关系

前面在谈到劳工市场的部门结构时已经指出，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书籍中，从部门结构来考察，可以把全国的各个部门划分为扩张中的部门和停滞或衰退中的部门。扩张中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而停滞或衰退中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甚至停止增长或下降，从而这些部门可能发生收缩，失业人数将增加。

但一国经济的部门结构和地区结构往往是有联系的。这取决于一国的生产力布局的历史和现状。历史上曾经成为经济发达地区的某些区域，可能是以当时在经济生活中有着重要地位的某种产业部门为主的，但后来，随着这种产业部门的相对重要性的下降，甚至其绝对产值的下降，该区域可能变为经济衰退地区。反之，若干年前仍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某些区域，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而成为新兴的产业部门的集中地，从而变为经济迅速增长的地区。这些情况显然会影响到地区的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所以说，劳工市场的地区结构分析同劳工市场的部门结构分析有时是结合在一起的。要解决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供求不相适应，实际上也意味着要解决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供求不相适应。

三、劳工市场的地区结构与技术结构的关系

劳工市场的技术结构是指按工种和技术水平的不同而把劳工市场划分为若干组成部分。就技术水平来说，至少可以把劳动力分为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两大类型。由于不同技术水平的劳动力之间存在着不可替代性或替代性很小，因此从劳工市场的技术结构来分析，失业与职位空缺并存的现象难以避免。

劳工市场的地区结构也同劳工市场的技术结构有关。这是因为，由于经济和文化发展程度不同，有的地区的经济较发达，教育较发达，从而熟练劳动力的人数较多，熟练劳动力在劳动力总数中所占的比重较大，而另一些地区则因经济不发达和教育不发达，熟练劳动力人数较少，熟练劳动力在劳动力总数中所占比重较小。这样，在前一类地区，有可能出现非熟练劳动力不足和熟练劳动力供给较充足的情况，在后一类地区，则有可能出现熟练劳动力不足和非熟练劳动力过剩的情况，劳动力地区之间的协调问题往往也就是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调配问题。

四、劳工市场的地区结构与所有制结构的关系

前面已经提到，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劳工市场的所有制结构是指按雇用劳动力的企业单位的所有制形式来划分劳工市场的。例如，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公司所雇用的工人属于一种类型的劳工市场，而小企业所雇用的工人和独立的小生产者属于另一种类型的劳工市场。这两类劳工市场中的劳动力的受雇佣条件和劳动报酬是不一样的。

这种划分劳工市场的方法与按地区划分劳工市场的方法也在某种程度上有交叉、重叠之处。这是因为，首先，从城市和乡村的划分来说，乡村的劳工市场几乎完全属于小企业类型的或独立的小生产者（小农场主）类型的劳工市场，在这里就业的，主要是农业工人、非熟练工人、半熟练工人，而这些劳动者多半是不参加工会组织的。再以城市来说，还可以区分为大城市和工业中心的劳工市场以及小城市和非工业中心的劳工市场，后一类劳工市场的情况与乡村的劳工市场比较相似，而在前一类劳工市场中，尽管还存在着一些不参加工会的非熟练工人、半熟练工人，但受大公司雇用的并属于强大的工会组织的工人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

五、劳工市场的地区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与劳工市场的地区结构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劳工市场的社会结构，这两种结构分析方法实际上经常结合在一起。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在一个地区，特别是在某一个城市中生活的劳动者，往往把到另一个地区，特别是到乡村地区去就业看成是从事“坏职业”。职业的“好”和“坏”在这里是同地区的差别相关的。可以这样认为，在人们的心目中，不仅职业有“社会等级”的划分，地区也有类似于“等级”的排列次序。正因为客观上存在着这种次序排列的相吻合性，所以区际劳动力的流动比通常所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第二，在地区的“等级”差别的次序与职业的“等级”差别的次序不一致的情况下，当不同“等级”的地区之间发生劳动力的流动时，劳动者会考虑这种迁移将使自己的职业变得“较好些”还是变得“较坏些”的问题。比如说，从一个被认为是“较差的”地区转移到一个“较好的”地区去就业时，职业却可能从“较好的”下降为“较差的”；或者，从一个被认为是“较好的”地区转移到一个“较差的”地区去就业时，职业也有可能从“较差的”上升为“较好的”。在这些情况下，劳工市场的地区结构分析（不同地区的劳工市场分析）同劳工市场的社会结构分析（头等劳工市场和次等劳工市场的分析）都是不可缺少的。劳动者究竟是选择“更好一些的”职业还是选择“更好一些的”地区，既要根据其他条件来决定，也要根据地区经济状况和职业本身的变动趋势来决定。

以上两方面的情形都说明，脱离了劳工市场社会结构分析的劳工市场地区结构分析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第二节

劳工市场地区结构分析和区域性就业对策

一、国内人力总迁徙的原因

由于劳工市场地区结构不协调而引起的失业问题，可以通过改善劳工市场的地区结构状况和实行区域性就业对策来逐步解决。为了使区域性就业对策的制定和实行有理论上的依据，必须对国内人力迁徙问题进行研究。

关于国内人力迁徙的研究，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大体上有总迁徙和净迁徙两种分析方法。

总迁徙（gross migration）——指人力从迁出地到迁入地的流动总数。

净迁徙（net migration）——指两个地点相互迁徙的结果所造成的净人力流动数。

例如，有i、j两地，从i迁往j的总迁徙为GM_ij，从j迁往i的总迁徙为GM_ji，以NM_ij表示i、j两地的净迁徙。则：

那么，究竟有哪些因素决定总迁徙？据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分析，主要因素如下。

（一）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的距离

这是根据“重力原理”而得出的有关人力迁徙的论断，即假定迁徙与迁出地、迁入地居民人数的多少直接有关，并且与两地之间的距离成反比。据M. 格林伍德发表于1975年6月《经济学文献杂志》上的《有关美国国内迁徙的研究情况概述》一文所归纳的，距离作为决定迁徙的因素，不仅涉及运输成本问题，而且还涉及“心理成本”（psychic costs）、信息问题。这就是说，两地距离越远，“心理成本”越大；距离越远，能获得的信息越少，不确定性则越大。另外，据W. 瓦迪斯基的研究（《论机会成本与迁徙分析》，载《区域科学年刊》，1974年2月；《可供选择的机会和州际迁徙》，载《经济统计评论》，1974年5月），与距离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还有机会成本因素，即距离越远，机会成本也越大。

（二）收入

这是假定迁徙者在面临几个可供选择的迁入地点时，总是选择预期未来净收益最大的一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最早是由T. 舒尔茨在《人力资本的投资》（载《美国经济评论》，1961年3月）和G. 贝克尔在《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分析》（载《政治经济学杂志》，1962年10月增刊）中提出的。在《政治经济学杂志》1962年10月增刊上，L. 斯杰斯塔德遵循舒尔茨和贝克尔的分析方法，发表了《人力迁徙的成本和收益》一文，用贴现率来折算人力迁徙后预期未来收益的现期价值和人力迁徙成本的现期价值，以求得预期未来净收益的现期价值。他的看法是，首先，人力迁徙的预期未来净收益必须大于零，然后，迁徙者将选择能使预期未来净收益为最大值的迁徙地点。

7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又有若干新的研究成果。例如，E. 密勒在1973年1月发表于《南方经济学杂志》上的《经济状况影响迁出吗？》一文中，不同意以往一些研究者过多地考虑迁入地点的经济状况（即考虑预期未来收益问题），而把迁出地点的经济状况当作一种不重要的因素来对待。他认为，一个地区的就业率的变化对于人力的迁出有显著作用。同时，有些地区的迁入率虽然很高，但迁出率也是很高的，迁入和迁出可能相互影响，影响人力迁入的因素也可能影响人力迁出。70年代美国的某些城市关于人力迁徙的经验统计材料证实了这一结论，例如有的城市，一方面黑人大批迁入，另一方面白人又大批迁出。此外，根据格林伍德的概述，70年代以来在有关收入因素对人力迁徙的作用的研究中，非总量分析（总量分解）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他援引了S. 麦斯特斯在《从南部迁往北部城市的黑人比已经住在北部城市中的黑人境况较差吗？》（载《人力资源杂志》，1972年秋季号）、小尼米（A. W. Niemi，Jr. ）在《受过教育的黑人从南部迁出的受益》（载《南方经济学杂志》，1973年10月）中的研究成果，得出这样的看法，在人力迁徙问题上，总量分析显然不够用，有必要像麦斯特斯、小尼米等人那样对不同类型的迁徙者进行分组研究，才能进一步弄清楚有关人力迁徙的许多问题。

（三）“心理成本”

1962年，斯杰斯塔德在分析人力迁徙成本时曾指出，所谓“心理成本”并不是实际支出的费用，而只不过是迁徙者的一种主观的心理感受，所以对“心理成本”的直接衡量是很困难的。1973年，A. 施瓦茨在《试论距离对迁徙的影响》（载《政治经济学杂志》，1973年9—10月）一文中提出了一种替代直接衡量“心理成本”的方法。他指出，“心理成本”是指迁徙者离开本乡本土、亲戚朋友之后能感觉到的一种苦闷，可以把它换算成由迁入地点返回原来的地方探亲访友的次数和交通费用，并且由于随着年龄的增大，返回的次数将会增加，所以“心理成本”也随着年龄增大而增加。另一些研究论著，如格林伍德在所著《美国劳动力地区流动的决定因素分析》（载《经济统计评论》，1969年5月）和R. 费布里坎特在所著《一个预期迁徙模型》（载《区域科学杂志》，1970年4月）中所分析的，指出在研究人力迁徙时既要考察“心理成本”，也要考察“心理收益”，即迁徙到有亲戚朋友居住的地方时的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四）信息

伦肖：《迁徙在劳工市场调整中的作用》，1970年，麻省理工学院；格林伍德：《有关美国国内迁徙的研究情况概述》，载《经济学文献杂志》，1975年6月，第405—406页。

这是指迁徙者总是希望迁徙到自己比较熟悉的地方去，不愿迁徙到自己不熟悉或一无所知的地方去。根据费布里坎特、格林伍德以及V. 伦肖等人 的研究，目前的迁徙作为以前的迁徙的函数的假定是可以成立的，因为目前迁徙的信息来源于以前的迁徙，已经迁到某一地区的亲戚朋友会把信息传递给准备迁往该地的人。

（五）个人特点

这主要指迁徙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种族等而言。以年龄来说，迁徙与劳动者年龄是成反比的，因为年龄越大，预期的未来工作年限越短，从迁徙可能得到的总收益（未来各年收入之和）也越少。加之，年龄越大，家庭联系和职业保障等因素也变得越重要。关于这一点，L. 加莱威在1969年所写的《年龄与劳工流动形式》（载《南方经济学杂志》，1969年10月）中已经作了验证。

再以受教育程度来说，由于受过较多教育的人能有较多的就业信息和较多的就职机会，因此他们迁徙的可能性较大。另一方面，受过较多教育的人可能不像受较少教育的人那样重视与家族的联系，对外地的情况有所了解，因此不那么留恋本土。关于这一点，施瓦茨在1973年所著《试论距离对迁徙的影响》一文中也做了分析。

最后，以种族情况来说，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里，决定白人和黑人迁徙的因素是不一样的。1970年，J. 帕斯基和J. 凯恩在《下南部的迁徙、就业和种族》（载《南方经济学杂志》，1970年1月）一文中，以及1971年，格林伍德和P. 戈尔姆莱在《白人和非白人州际迁徙的比较》（载《人口学》，1971年2月）中，都曾指出就业率变动对白人和黑人迁徙的影响不同。这是因为黑人主要从事低收入的职业，他们缺少技术，失业对他们说来是普通的事，他们迁徙后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所以就业率变动对他们迁徙的影响不大。而白人的情况则与此相反，就业率变动对白人迁徙的影响要大得多。

二、国内人力净迁徙的原因

以上所提到的是影响总迁徙的基本因素。下面再看有关净迁徙的原因的研究。尽管总迁徙和净迁徙的理论含义不一样，但理论基础则被认为是相似的。格林伍德对此做了这样的表述：

假定从某一地区（i）向其他一个地区（j）的总迁徙为GM_ij，从其他一个地区（j）向某一地区（i）的总迁徙为GM_ji，假定i和j（或j和i）之间的总迁徙是i和j之间的距离D_ij和其他一些变量X_j的函数。X_j可能是收入、人口、失业率等。那么：

GM_ij＝β₀＋β₀D_ij＋β₂X_j （1）

GM_ji＝β'₀＋β'1D_ij＋β'₂X_j （2）

这样，i和j之间的净迁徙（NM_ij）将是：

NM_ij＝GM_ij－GM_ji

＝（β₀－β'₀）＋（β₁－β'₁）D_ij＋（β₂－β'₂）X_j （3）

由此可见，决定净迁徙的因素是由决定总迁徙的同样一些因素构成的。

失业情况作为影响净迁徙的一个变量，研究者对此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传统的看法，即把失业水平作为失业情况的标志，另一种看法则用“预期的失业”或“未来失业情况”来代替失业水平。C. 布朗科就是采取后一种方法来研究净迁徙的。他的主要著作在60年代中期发表，如《预期失业和州际人口流动》（载《经济统计评论》，1964年5月）、《预期失业和州际人口流动：答辩》（载《经济统计评论》，1965年11月）。I. 劳雷、W. 马泽克等人后来遵循布朗科的研究方式来研究有关净迁徙的决定因素问题。

格林伍德认为，在研究总迁徙和净迁徙的原因时，研究者们往往忽略了一些与失业率有关的问题。例如，在一定的地区内，失业人数毕竟只占居民中的少数，这一因素对于迁徙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仍是不明确的。失业率的变动只反映一部分居民对迁徙的看法，而不能说明那些并不受到失业威胁的居民迁徙的原因。相形之下，收入水平的变动和收入的差异对居民的迁徙的影响要大得多。但这里所要注意的是，收入的差异不是狭义地仅指货币工资率的差异而言，而是指实际收入的差异，其中包括各地区生活费用的差异以及生活环境的差异。

三、地区结构性的就业问题和人力计划化

在分析了国内人力迁徙的原因之后，可以进一步探讨区域性就业对策问题。如上所述，在一些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看来，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就业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一种结构性的就业问题，其中包括地区结构性的就业问题，因此，对劳工市场进行地区结构分析的主要目的在于如何设法解决国内各个地区之间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的适应问题，以及如何以一个地区的过剩的劳动力来补充另一个地区的劳动力不足。

但也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由于劳工市场地区结构分析与劳工市场的其他各种结构分析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地区结构性就业问题在不同的程度上分别是部门结构性的、技术结构性的、所有制结构性的和社会结构性的就业问题，所以要缓和某一地区的劳动力过剩现象或缓和另一地区的劳动力不足现象，都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区域就业政策，它们是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种政策，尽可能把劳动力的区际流动、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转移和劳动者对职业的选择问题结合在一起予以解决。

从资本主义国家当前实行的“经济计划”来看，它们的地区的发展计划中包括了人力计划这一重要的内容。人力计划不仅旨在保证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劳动力（包括熟练劳动力），减少失业人数，而且也旨在提高本地区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改善本地区劳动者的生活状况。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通过人力计划的制定和实行，将有可能使地区结构性的就业问题得到解决。

在着手解决地区结构性就业问题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使全国的计划与区域的计划协调。以人力计划工作来说，全国的计划是从人力资源现状、人力资源变动的趋势、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以及对于人才的需求情况来考虑的，而区域的计划则以区域的人力资源现状、区域人力资源变动趋势、区域经济和发展的目标以及对于人力的需求情况为出发点。二者之间能否适应，关键仍在于如何在区域之间进行劳动力的调剂，使全国的总目标和地区的子目标得以协调。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现实环境中，劳动力既不是完全流动的生产要素，又不是完全不流动的生产要素。劳动力流动有可能受到各种阻碍，同时，在劳动力有可能流动的条件下，这种流动可能是自发的流动，也有可能是指导性的、组织性的流动。所以说，要使区域的人力计划同全国的人力计划相适应，并且使得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同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相一致，在区域就业政策中，以下三方面的措施被认为是可能有效的。这些措施是：①以工厂的迁移代替劳动力的迁移；②减少和消除劳动力区际流动的障碍；③以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吸引劳动力流入。此外，政府还应当采取措施限制劳动力的区际盲目流动，并应尽可能通过各种经济调节措施增加地区内部对劳动力的供给量或需求量，使地区内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相适应。

（一）以工厂的迁移代替劳动力的迁移

科林·克拉克：《工业区位和经济潜力》，载《劳埃德银行评论》，1966年10月。

由于劳动者离开本地区到外地区去就业时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所以劳动力的迁移通常被认为是比较困难的。为此，有些西方经济学家建议用工厂的迁移来代替劳动力的迁移。英国经济学家C. 克拉克就曾提出过这种主张。 按照他的想法，首先应当解决的是国内工业布局的不合理性。比如说，在某些并不适宜发展工业的地区，工厂过于集中，而另一些有较好的发展工业的条件的地区则缺少工厂，因此，要做到国内工业的合理布局，与其迁移劳动力，不如迁移工厂，而随着工厂的迁移，劳动力也就分布于被认为适宜的地区去了。这就是说，他认为首先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工厂迁移，然后再依靠迁移后的工厂来吸引劳动力，做到地区的劳动力的合理配置。他所提出的具体措施中，包括建议采取征收工资税和发放工资补贴等做法。所谓工资税，是指向某些地区的工厂主征收的一种按工资总额缴纳的税金；所谓工资补贴，是指向某些地区的工厂主发放的一种按工资总额支付的补贴。如果在人口密集的老工业区建厂，工厂主就应缴纳工资税；如果在人口稀疏的新地区建厂，工厂主就可以得到工资补贴。这样就可以鼓励工厂迁往新地区，既有助于调整国内的工业布局，又可以促进劳动力在本地区之间的均匀分布。他的这些建议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以往曾经采取过对新建工厂实行投资优惠政策（如减免投资利润税，给予较优惠的信贷利率等）的做法的。

（二）减少和消除劳动力区际流动的障碍

根据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分析，劳动力区际流动的障碍是不利于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合理配置的有力因素。这些障碍大致上可以分为经济方面的障碍、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障碍。

经济方面的障碍主要指迁移费用较高和迁移后就业的收入较低。这实际上是劳动力迁移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因为劳动者在考虑究竟迁移还是不迁移时，必然会把迁移前的净收益同迁移后的预期未来净收益进行对比，并且，在他面临几个可供选择的迁入地点时，总是选择预期未来净收益最大的地点。实际迁移费用是劳动力迁移成本的主要项目。为了减少劳动力区际流动的障碍，应当由政府设法降低劳动力区际流动所必需的迁移费用，特别是降低由劳动者本人负担的实际迁移费用。同时，只要劳动者迁移前的收益不等于零，那就应当设法提高劳动者迁移后所从事的同等工作的收益，使之超过迁移前的收益。

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障碍主要指劳动者迁移后，由于离开原来居住的地点，同亲人分居，同朋友分离，同原来熟悉的环境告别，在一个不熟悉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等等，会产生一种苦闷。如上所述，这种苦闷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被称为“心理成本”。一般说来，劳动者迁移到距离原来居住的地方越远的地方去，“心理成本”越大；劳动者年龄越大，迁移的“心理成本”也越大。劳动者的迁移成本中，除了包括实际迁移费用而外，还包括迁移的“心理成本”在内。劳动者究竟是否愿意迁出原来居住的地区，必须把预期的未来收益同由实际迁移费用和“心理成本”之和组成的迁移成本相比较，才能作出判断。也就是说，只有在预期未来净收益大于零时，劳动者才有可能迁移，国内就业问题也才有可能通过劳动力的区际流动而缓和。

劳动者在进行区际迁移时，自己是考虑到这种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障碍的。比如说，劳动者多半是迁往有亲戚、朋友、熟人、同学、同乡的地方去，因为在迁入那样的环境时，“心理成本”可以减少些。并且，迁移也可能是分阶段进行的，他们通常迁入离原来的地区不太远的地区，这不仅为了减少实际迁移费用，而且也是为了不至于在社会和心理方面进入隔阂更大的陌生的环境。如果那里的就业条件合适，他们可能不再迁移了；如果还不合适，再向较远处迁移。迁移正是这样由近及远、分阶段实现的，这也是为了不使“心理成本”一下子就突然增大。那么，政府在这些方面能够起什么作用呢？政府可以通过哪些措施减少和消除劳动者迁移时所遇到的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障碍呢？据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看法，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降低劳动者迁移的“心理成本”，例如为劳动者的迁移提供充分的信息，使劳动者增加对所要迁入地区的了解；在新工业区和准备吸收劳动力的地区提供社会、文化和生活服务设施，以减少迁移者思乡的苦闷，满足他们在社会、文化生活方面的需要；给予迁移者以探亲的实际便利。

前面还提到过，根据施瓦茨的看法，劳动者区际流动中的“心理成本”是可以数量化的，即把它折算为迁移者返回原来居住地区的探亲费用等。由于“心理成本”被折算为货币价值，这样就可以进一步估算出劳动者的迁移成本以及迁移后的净收益，从而为政府设法减少和消除劳动者迁移的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障碍制定有关的对策。

（三）以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吸引劳动力流入

这方面所要采取的措施有时同减少和消除劳动力区际流动的障碍不可分。例如，在新工业区和准备建设的地区发展社会、文化和生活服务设施，既可以减少和消除劳动力区际的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障碍，同时也是吸引劳动力流入新地区的重要条件。又如，由新地区负责解决迁移费用和安置费用，也能达到同一目的，即促使劳动者由不愿意迁移转变为愿意迁移。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吸引劳动者迁入新地区的条件，这主要是指在劳动力水平流动（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转移）时一并实现劳动力的垂直流动（例如使他们由“坏职业”改变为“好职业”，由“社会等级”较低的职业改变为“社会等级”较高的职业，给予职务上的提升的便利，等等）。根据劳工市场社会结构分析，人们对职业的“社会等级”的选择有时比收入多少的选择更为重要，因此，要吸引劳动力迁入新地区，就不能仅仅着眼于提高同一种职务的收入量，而应当在职业的改变和职务的提升方面提供较好的机会。

四、国内人力迁徙后果的分析

假定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减少和消除了劳动力区际流域的障碍，或者，某些地区采取措施，以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吸引劳动力流入，那么就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国内人力迁徙的后果问题。关于这些后果，可以从三方面分析。

（一）关于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

这主要涉及人力迁徙是否增加效率的问题。早在1959年，小斯雷克（H. S. Shryock，Jr. ）在《美国国内迁徙的效率》中就曾研究过迁徙结果引起的效率变化。他认为，如果迁出和迁入的人数恰好相抵消（假定迁出者与迁入者的职业与技术特征相同），那么这种迁徙不增加也不减少效率。如果迁出和迁入的人数相抵后有一差额，这才表明迁徙引起效率的变化。但贝克尔认为这个结论是不恰当的。按照贝克尔的看法，关于人力迁徙后的效率变化，不能只从一般的职业和技术特征来考察，还应当考察工人在某一特定的工作岗位上所受到的特殊训练。由于这种特殊训练的结果，工人留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所提供的劳动生产率是比较高的，如果他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对于企业来说是个损失。企业即使招收了一个与离去者有同等学历的工人来代替他，除非再给予特定的训练，否则效率会降低。这样，企业为了不让一个已经熟悉本职工作的工人离开工厂，宁肯多付给他一些工资，而那些有机会离开企业的工人则考虑到留在原企业能比在别处干同样工作得到较高的工资，从而不愿迁徙。

这种情况还表明，如果工厂迁徙到新地区去，尽管工厂能够在新地方雇用到足够数量的工人，但工厂往往愿意花钱把原来雇用的工人及其家属一起迁徙到新地区去，因为这样做能维持原来的劳动生产率。

这种情况同样表明，在某一个企业工作的连续工龄对工人和企业双方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企业愿意使用连续工龄长的工人，工人愿意自己的连续工龄增加，从而得到额外的津贴。1974年，J. 希克斯在所著《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中也曾强调这一点。他指出：在正规的就业情况下，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关系应当有某种持久性，以便提高效率；雇主不会因市场上存在失业而降低这些与自己保持长久关系的工人的工资。

（二）人力培养费用的负担

在传统的研究论著中，通常做出这样的假定，即假定劳动力是“同质”的或具有同一教育水平的，从而人力的迁出会使得劳动力供给减少和工资上升，人力的迁入会使得劳动力供给增加和工资下降。但近年来，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深入，关于劳动力“同质”的假定已被认为是不适当的。对不同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迁徙的研究如今越来越受到重视。

1974年，J. 罗曼斯在《迁徙的利益与负担》（载《南方经济史杂志》，1974年1月）一文中，专就人力迁徙中的“人才流失”（brain drain）问题进行分析。他指出，受教育程度与人力迁徙有关，受较多教育的人外迁的可能性大。他认为，关于这个问题，应从两个不同角度来分析。如果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人才的流动改进了全球的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如果从迁出地区的角度来看，“人才流失”显然是不利的，因为熟练的劳动力减少了。但即使如此，对于迁出地区的留下未走的劳动者（其中包括许多非熟练劳动者）而言，人才外流能使他们得到好处，因为他们的竞争者减少了，受到的压力减轻了。罗曼斯接着指出，要进一步了解“人才流失”的后果，还应当考虑这些外流的人力的受教育费用究竟由谁负担的问题。假定当初受教育的费用是由本人负担的，那么这些人外流后，他们可以靠增加的收入来弥补自己对教育的投资。假定他们受教育的费用是由地方政府负担的，即由地方税收开支的，那么人才的外流将会使地方财政受到损失，因为地方财政替他们承担了受教育的费用，却不能从他们日后取得的较多个人收入中征收到税金（这些人在学业结束后迁徙到别处去了）。因此，从地方当局的角度来看，它是不希望人才外流的。

（三）人力迁徙对公共服务事业和公用设施的增长的影响

格林伍德：《有关美国国内迁徙的研究情况概述》，载《经济学文献杂志》，1975年6月，第418页。

格林伍德在1975年所写的《有关美国国内迁徙的研究情况概述》中曾指出，不管是迁入某一地区还是从某一地区迁出，都可能影响对该地区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以及影响该地区用来维持这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收入。迁徙对地方公共部门的影响的大小不仅依存于所发生的迁徙数量，而且也依存于迁徙者的各种特征。例如，迁入某一地区的既有高收入家庭，又有低收入家庭。从地方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高收入家庭的迁入要比低收入家庭的迁入提供较多的税收。但这两类家庭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是有差别的。低收入家庭迁入后，要求有较多的福利、保健设施，而高收入家庭迁入后，要求有更多的教育设施以及社会治安方面的措施。除了上述这些直接影响而外，人力迁徙也可能对地方公共服务事业产生间接的影响，因为人力迁徙会对那些未迁徙的居民的收入变动发生作用。

五、限制劳动力的区际盲目流动

从国内人力迁徙后果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劳动力的盲目流动会给地区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适应增添不少新的问题。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就业问题进行分析时，曾强调要采取措施限制劳动力的区际盲目流动，其中包括限制由农村游离出来的劳动力涌入某一地区。即使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盲目流动，也成为经济学家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采用某些手段来限制这种现象也被认为是必要的。

为了限制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盲目流动，可以在雇佣条件、工资、税收等方面采取措施。例如，禁止一个地区的公私部门和企业雇用不符合迁移和居住条件的人员就业，在工资和税收方面对不符合迁移和居住条件的就业者以及雇用这些就业者的私人企业实行某种特殊的或附加的规定。但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要真正限制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盲目流动是很困难的，因为劳动者在迁入自己所乐意迁入的地区后，有很大的可能性不遵照政府的规定而自谋职业，而私人企业、特别是小企业也愿意雇佣工资要求很低的迁入者，结果，仍然不能防止劳动力在本地区之间的盲目流动。

在劳动力区际流动过程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即一个地区的劳动者迁入量固然很大，但迁出量也很大，迁入和迁出相抵后，净迁入数可能是零。但只要这种迁入和迁出是具有盲目流动性质的，它们仍然会给地区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危害性。那么，为什么会发生一方面大量迁入，另一方面又大量迁出的现象呢？一种可能性是：前一时期迁入者在居住一段时期之后，由于找不到合适的职业，于是又迁走了，但新迁入者由于不了解地区的就业信息，仍然大量迁入。针对这种情况，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应当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增加地区就业信息的供给，以防止劳动者的盲目流入。另一种可能性是：迁入者和迁出者尽管在数量上是相等的，但劳动力的技术结构不同，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的“社会等级”不同，或者他们所从事工作的产业部门不同。比如说，迁出者是熟练劳动力、技术工人、专业人员，而迁入者则是非熟练劳动力。或者，迁出者是该地区原来从事“社会等级”较低的职业的就业者，他们希望到其他地区去寻求“社会等级”较高的职业，而迁入者则宁愿从事任何一种职业，不管该种职业的“社会等级”如何，只要有一个职业就行。或者，一个地区的经济发生比较剧烈的变动，有些产业部门处于停滞、衰退之中，于是这些部门中有一些劳动者迁出该地区，而又有一些部门则处于兴旺、发展之中，于是外来的迁入者填补了这些部门的职位空缺或准备填补它们的职位空缺。针对上述这些情况，政府就应当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例如调节地区的经济，改变地区内各种职业的收入差异和其他经济、社会条件，等等。

总之，限制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盲目流动被认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有待于对地区经济的全面研究和多方面调节才有可能逐步得到解决。

六、增加地区内部的劳动力供给量或需求量

从劳动力区际流动的角度来考察，要保持地区经济增长与全国经济增长的协调，就应当通过上述各种措施使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流动符合经济均衡增长的要求，也就是说，应当使劳动力过剩地区的多余劳动力补充劳动力稀缺地区的劳动力不足。但在规划区际劳动力的同时，还应当从地区内部进行劳动力的供给量或需求量的调节，这些方面的调节被认为有助于把劳动力区际流动的人数减少到尽可能小的数量，从而达到合理利用现有资源和减少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资源损失的重要措施。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看来，如果能从地区内部调节劳动力的供给量或需求量，使每一个地区的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趋于均衡或接近均衡，减少劳动力区际流动的人数，特别是减少长距离劳动力迁移的人数，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节约资源：

第一，节约劳动力迁移费用，包括为迁移劳动力而需要消耗的交通运输方面的资源；

第二，节约为安置迁入的劳动者而需要消耗的资源，包括城市建设、民用建筑、公用事业和生活服务方面的投资和其他有关的资源；

第三，减少劳动力迁移后的效率损失，这里主要包括两方面的效率损失，一是劳动者迁移后由于工作环境的更换而可能引起的效率降低，二是劳动者迁移后由于同亲人分离等心理上的原因而可能引起的效率降低。

因此，地区内部劳动力供给量和需求量的调节被认为是必要的。但劳动力供给量首先涉及人口增长率，这是一个需长期调节的问题，所以通常在考察劳动力供给问题时，可以假定人口增长率为既定的，甚至假定劳动力供给量为既定的。在进行就业问题的总量分析时，往往采取这样的假定。而在进行劳工市场结构分析时，仍然可以假定劳动力供给量是可以进行调节的。例如在劳动力不足时，增加地区内劳动力供给量主要包括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利用家用电器设备来代替家庭主妇的劳动，或者依靠家庭生活服务业的发展来代替家庭主妇的劳动，从而使更多的家庭主妇加入就业者的行列；二是利用更多的或较先进的技术设备来代替劳动力，从而在总产量不变的前提下减少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劳动力数额，以便节约劳动力，满足地区内对劳动力的需要。就地区的、局部的范围来说，这两项措施都可以较快地收到效果。此外，在假定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存在着可替代性，并且熟练劳动力与资本之比小于非熟练劳动力与资本之比的条件下，通过教育和在职训练等措施，可以使非熟练劳动力变为熟练劳动力，从而增加地区内的劳动力资源的供给量。

对劳动力的需求量进行调节主要依靠增加地区内的投资。此外，还可以在投资数额为既定的前提下，以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来增加地区内的劳动力需求量。

总之，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看来，如果每一个地区都能够在调节本地区的劳动力供给量和需求量方面采取适当的措施，那么将有利于地区结构性就业问题的解决。

第三节

劳工市场地区结构分析的评价

一、劳工市场地区结构分析方法是一种有用的分析方法

考虑到就业问题的复杂性和总量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所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所提出的劳工市场地区结构分析方法是有用的。它可以作为总量分析的一种补充，也可以同有关劳工市场的其他各种结构分析方法结合运用，从不同的角度说明地区失业的原因和劳动力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的原因，并根据分析的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因此，不能对于地区结构分析方法采取否定的态度。

在地区结构分析中，运用地区内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和地区间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来考察地区的就业以及地区的就业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被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证明为有用的。在制定人才规划时，可以考虑这样一些方法。

二、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劳工市场地区结构分析的局限性

但是，也应当注意到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劳工市场地区结构分析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于它通常是在脱离了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与生产力的矛盾的条件下进行的。正如脱离了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量分析不可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一样，脱离了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地区分析也不可能说明地区经济的运行以及地区经济同整个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

以地区就业量的分析来说，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这个问题首先是同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所引起的对劳动力的需求的相对狭小是造成失业的根本原因，但劳工市场地区结构分析却回避了这一点。这样，尽管通过这种分析可以说明地区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不适应，并且可以说明某一局部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着劳动力过剩或劳动力不足的部分原因，但它不可能被用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就业问题的性质。

最可以说明劳工市场地区结构分析的局限性的，是这样一种实际情况，即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一般是少数地区劳动力不足，而多数地区劳动力过剩，因此劳动力的供过于求是普遍现象。甚至在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对地区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分析结果表明，每一个地区都存在劳动力的过剩。这就绝不是运用劳工市场地区结构分析方法所能说明的了。要解释为什么每一个地区都是劳动力供过于求或为什么多数地区劳动力供过于求，就必须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来进行分析，而不可能把地区结构分析方法当作主要的分析方法。

三、评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区域性就业对策

如前所述，为了缓和或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失业问题，一些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区域性就业对策。这些对策是有一定效果的。无论是从促进区际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的措施来看，还是从协调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的措施来看，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区域性就业对策在就业理论方面也有可供参考之处。对这一点，我们不必予以否认。

然而总的说来，这些对策即使付诸实施，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失业问题，更不必说消除失业问题了。下面，可以针对他们提出的有关对策分别进行剖析。

先看地区投入产出分析和区域人力计划化。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区域性就业对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地区投入产出分析是有用的；作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种设计，区域人力计划化也是有用的。但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在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规律起作用的条件下，即使对地区的生产量、就业量、资源供给量进行了较精确的计算，即使根据有关的数据对区域的中长期劳动力供给和需求趋势进行分析并编制了人力计划，但客观经济的变动是不依据计划编制者的意志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央当局或地方当局都无法保证使它们制定的计划指标得以实现。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有部门所能容纳的劳动力数额毕竟是有限的，私营部门究竟能容纳多少劳动力，要根据私营企业的盈利情况、市场价格和销售量变动的预测、居民购买力变动的预测以及生产技术水平的变化等因素而定。何况，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有部门，它们也是必须根据本部门的实际状况来容纳劳动力的。这一切都说明了区域人力计划化的制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就业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一回事。

劳斯贝：《使区位政策发挥作用》，载《劳埃德银行评论》，1967年1月。

再看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工厂的迁移代替劳动力迁移的政策主张。从表面上看，理由似乎是充足的，因为工厂的迁移可以在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调整国内的工业的布局。但如果进一步分析，这种理由就难以成立了。例如，B. 劳斯贝在评论科林·克拉克提出的工厂迁移方案时就曾指出，这种主张如果付之实行，很可能更不利于缓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就业问题，这是因为：在资本设备与劳动可以互相替代的情况下，如果政府为了在某些地区限制工厂的建立而采取征收工资税的办法，即向某些地区的工厂主征收一种按工资总额一定比例缴纳的税金，那么只可能导致这些工厂采用先进的设备，以减少雇工人数，降低工资总额，以便少缴纳工资税，结果，失业人数反而会增多。 劳斯贝对克拉克的政策建议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这反映了资本主义私营工厂主只从自己的实际盈利额来考虑雇工多少的问题，而不考虑如何有利于全国性的失业问题的缓和。加之，即使按照科林·克拉克所建议的去做，有关工厂迁移的实际工作要比纯理论的探讨复杂得多。如果工厂迁移中遇到了实际困难，这将促使工厂主取消迁移的打算，宁肯放弃政府为鼓励在新地区建厂而发给工厂主的工资补贴。

就劳动力的区际流动而言，无论是政府采取措施来促进劳动力的区际流动，还是采取措施来限制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盲目流动，都不可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就业问题。道理是很清楚的，正如前面所述。就全国范围而言，劳动力过剩的地区多于劳动力不足的地区，劳动力的总的供给量大于对劳动力的总的需求量。在这种供求失衡的条件下，政府采取的有关劳动力区际流动的措施只可能收到局部的效果，即只能让一些掌握劳工市场信息的、劳动适应能力比较强的失业者在区际流动中找到工作。那些被资本主义企业认为“不合格”的失业者，无论怎样流动，仍难以就业。这再一次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就业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决定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地区之间劳动力供求比例失调的问题。

最后，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调节地区劳动力供给量和需求量的措施，例如调节地区的投资总额，根据地区劳动力供求状况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或资本密集型行业，等等，涉及地区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并且都同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关。这些措施能否在解决地区就业问题方面取得效果，要依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经济情况而定。而且为了缓和地区就业问题的每一项措施的实行又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扩大就业与维持物价稳定之间的矛盾，扩大就业与提高经济效率、加强商品出口竞争能力、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之间的矛盾。这些情况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央当局或地方当局所不能不考虑的。

正如20世纪60至70年代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域计划、人力计划的实施结果所表明，区域性就业对策实际上取得的成效是不大的，地区失业率高的地区在资本主义计划化实行过程中能够真正解决就业难题的例子，屈指可数。大多数地区在60年代初以失业率高著称，在70年代末仍然是高失业率的地区。

（引自厉以宁、吴世泰合著的《西方就业理论的演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